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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杰青天分“夭折”对科技发展至关重要: 热度 20 After50 2018-8-4 05:14; 不让杰青天分“夭折”对科技发展至关重要这两天一年一度的国家杰青人才又公布了，我非常佩服他们和祝贺他们，同时也思考了一下另一个问题。中国经过近几十年实施正规教育和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及广泛国际交流，现在已经是人才辈出，一代胜过一代，其中杰出甚至天才级的青年人才也不少，当然这与人口基数巨大也密切相关。我这里谈的杰青远不是指那些能戴上国家级帽子的青年人才，因为中国实际的杰青人才要比能戴上国家级帽子的多得多。然而，杰青与杰出成果并不能划等号，现在的杰青的确出类拔萃，优秀中的极优，但获得杰青资助和称号的更多的是表现出他（她）是很不一般的潜力股，还需要在以后多年的更大努力中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非凡。可是，我们的一些制度、文化环境和社会崇尚，却没有让他们去继续发挥他们的特长和天分，而是在诱导或逼迫他们夭折学术生涯，去“改行”当“领军人才”或是“领导”等。说到这许多人就不理解了，为什么当领军人才和领导，学术生涯就“夭折”了？当领军人才和领导是被逼迫的？回答这个问题仅拿一个原因来说事就够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目前科技评价的“比大”“比多”机制造成的。其实，戴有杰青帽子的人才他们是有很大压力的，在评上之前许多人已经竭尽全力了，评上之后其实压力有增无减，由于“比大”“比多”，许多杰青人才不得不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因为一个人或一个课题组即使再有能耐再勤奋努力，发表论文数量、获得经费数量、得奖数量等等再多，也比不过一个系和一个学院很多人的工作之和。而为了做大做多，在目前的机制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走上行政领导岗位，当系主任、院长、处长、校长等，同时又是“领军人才”，而且，在大多数普通人的眼里，院长校长就是比纯教授牛逼、成功、威风。当有了一定的行政支配权以后，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包括上层社会关系、实验室、项目、经费、研究生、团队等等，而当有了一个很庞大的团队以后，这些杰出人才其实就慢慢的变成了科研的组织者或科研总经理（说好听是领军人才，说不好听是包工头），虽然他们的能量、权利、组织能力方面是比原来大多了，但是他们的科研技战术水平却逐渐变得平庸了甚至无能了。显然，当了“领军人才”之后，这些杰出人才就很少直接做具体层面的研究工作，也很难发现研究过程的细微新现象和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这时他们已经脱离了发挥他们科研天分的机会。相反，如果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比大比多的规则下，他们可能会累死或是走向平凡，因为在科研道路上，真正能取得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大多数是难以获得成功的，而我们的机制是小成果可以凑成大成果，只要足够的多，还有就是科研成果的发明者是可以转让的，因而许多杰出人才在具体科研发明发现上就逐渐走向了平庸，走向了“拼多多”。对于我这样一个绝对普通的人，也有深刻的体会。由于办专业需要在过去曾经有过上十年兼了个“生产队小干部”，在那段时间里，自己最大的长进可能是更加“懂事”了，所谓懂事大家是清楚的，比如各种人际关系、组织关系、项目运作、甚至一些潜规则什么的，但对科研的具体业务的确难以深入下去和难以有自己的发现和创新。比如，指导研究生对他们查阅的文献是否系统到位、设计的实验有没有什么具体缺陷、实验次数和精度是否可靠、实验过程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很难知道，而这些过程恰恰是可以发现新问题和找到新切入点的；还有，学生的论文写作引用的文献、公式、理论是否出自一次文献等，更是很少去检查考证。对学生的指导更多的是停留在粗犷或原则方法层面的，具体细节都靠学生自己，也没有充分挖掘出研究生的才能；学生发表论文挂你个名字在后面，有时真感觉不妥。而近几年由于退出了兼职打杂的工作，尽管年纪也老了，但自己真的感觉科研工作的成效和水平还有了显著的提升，自己能和学生一起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发现问题，自己能具体查阅国际文献寻找蛛丝马迹，自己能及时与学生批改论文，偶尔也能自己执笔撰写文章。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所在研究领域的国际发展动态和憧憬新的学科分支方向等，并能与学生为发表一篇得意的论文和出版一部新著作而同乐和同自豪。其实，历史已经证明，革命性或是颠覆性的成果或发明发现都是极少数杰出科学家亲自做出来的，而不是靠组织一个巨大的团队来完成的，因为科学发明发现不是像盖高楼、架桥梁、铺公路等搞大工程建设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研究院许多做出了杰出成就（包括获得诺奖的科学家），他们做出成就获奖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呆在实验室或办公室亲自做一线一流的科研。由此看来，真正让我们的杰青人才出杰出成果，很重要的是一条是要营造一个能让杰出人才一直能够坚持在一线的科研岗位上，让他们能安心做自己的科研，这种环境包括去掉“比大”“比多”的评价制度、没有过大的竞争压力、具有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比较充裕的科研资源等。尽管“学而优则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曾起过激励知识分子积极努力的作用，也创造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知识型政治家，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科学家的身份，至少不是一线科学家，至多算是科研教练。“学而优则仕”其实是使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杰出人才队伍走向桎楛和凋谢。“学而优则仕”造成本来就难得的杰出人才的天分得不到发挥或是说不务正业，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杰青人才一开始就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因为“学而优则仕”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它对未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继续发生影响；另外，也不排除一部分杰出人才由于兴趣转向或是不愿意吃做学术的苦而转向别的行当。对于中国的著名高校，未来一流大学的建设可能不再是投大钱引人才购设备建大楼等的事了，一流大学更深层次甚至是瓶颈的问题，是软环境的建设问题，特别是文化层面的建设，而大学一流文化建设又需要有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机制体制的支持，从这一点上说，软环境的建设远比硬条件难得多，它是大学本身所不能完全解决得了的事。总的来说，中国人均杰出人才本来就少，而不少杰出人才的天分又中途“夭折”，这是造成中国原创性、突破性的科技成果仍然偏少的重要原因。当中国的高校有了一种让杰出人才都能崇尚和坚持一辈子当科研一线“球员”的环境之时，中国的大学也许就是一流了。哈哈，写到这好像有点狗拿耗子和庸人自扰的感觉啊，到此打住，赶快做自己的正经事。; 个人分类: 科研杂文|18641 次阅读|27 个评论

学科真的能够建设吗？: 热度 18 After50 2018-7-21 06:12; 学科真的能够建设吗？吴超/20180720 这两天刚完成一篇有关安全学科体系的约稿，不禁联想起写篇谈学科建设方面的博文。 “学科建设”一词已经是中国高校多年的流行语和口头禅。但多年来，人们很少问这样一个问题：学科是建出来的吗？学科真的能靠建吗？在讨论上述问题时，先科普一下“学科”两字的内涵。百度一下，“学科一般是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它既是学术分类的名称，又是教学科目设置的基础。它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二是在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三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的人员队伍和设施。” 先不争论上述定义的科学性与对错，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谈“学科”应该是已经存在的了。对于存在的学科进行建设，最直接最快捷最土豪最容易的办法是大把大把的投钱，花大钱引进现有学科的人才，花大钱买世界最贵最先进的设备，花大钱建造大楼大平台，花大钱宣传买名声（包括花钱赚吆喝、花钱做国际交流等），花大钱支持申请专利、发表论文、申请奖励，等等。回顾这些年中国所有高校的学科建设，几乎都是千篇一律一个模式。学科可以建吗？如果一个高校有足够的经费想建一个与世界其他高校类似的新学科或是把自己已有的学科“做大做强，提升排名”，则学科完全是可以建的，建设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上面所述。在学科是可以“建”出来的指导思想下，我们的许多科技领导们，必然是通过将各种渠道获得的经费，对已经存在的学科花大钱投入建设，但这本身就意味着缺乏创新，这种学科建设只能是起到扩大、提升、更新、改善等作用，至多是使现有学科更上一层楼，了不起的是达到人多势众、帽子多且冠冕堂皇、平台大而设备值钱、场地宽敞且楼房高耸，使外人感到震撼甚至吓倒而已。可这些都不是革命性的、原创性的、从无到有的东西。特别是一些财大气粗的高校，看到世界有了一个看好的新领域诞生，马上就花大钱搭建平台和引进人才跟上，可这本身已经失去“首创”了，即已经不是最新的了。当然，之后大大小小的创新也会有很多，但大都是跟风和追随，了不起是达到超越，但祖宗或基因还是别人家的。由此可以看出，能建的学科必定不是很原创的，全新学科是不可能靠建出来的。其实，我们的很多科技领导也不是不渴望“首创”，可是“首创”的东西是事先看不到的，而现在的评价制度和支持体系是很难支持“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为了支持革命性、原创性新学科诞生，学科是不可以建的。从这一点上说，“学科建设”至少是用词不妥，应该是“新学科创建”，可还不存在的学科让人去建设也是不妥的。由上类推，学科评估和排名、学科专业目录和分类标准体系等，都不利于新学科的创新，因为评估和排名只能是针对已有的学科，在评估和排名的压力下，单位和领导就会把人力物力财力侧重于放在已有的学科的发展，而忽视了新学科的培育。从这一点上说，学科专业目录和分类标准实际上也是阻碍学科革命性创新的枷锁，但为什么学界又非常热衷于研究和重视学科专业分类目录呢？因为在中国有了学科专业目录才能名正言顺，才能得到国家的大把经费支持，学科专业才能生存下去。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现有的学科建设方式不利于新学科的诞生、不利于原创性学科的发展。这也解释了我们多年的学科建设的确把学科做起来，有些学科也做大做强了，但做出来的学科大都不是原创的学科。而在国外一流大学中，校长院长系主任和教授们很少天天高喊学科建设的。联系到自己过去十几年的研究，课题组在开展安全科学新分支的创建中，基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由于创建的学科是大交叉新分支，没有对口的途径或学科目录可套，而申请项目更是放在那些不可比的学科中和送给那些没有共同鉴赏基础的专家中去评议，自然就处于很尴尬的局面。因为学校、政府机构的钱是支持已有学科的，是给已有学科做建设的。同样，非已有学科专业外的研究成果的认同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的情况下，只能靠创新者自己的力量去苦苦探索，只能靠创新者敏锐的预见力和坚信自己的探索有意义和能够实现而奋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这种科研环境是否公平？回答显然是负面的。这种人只有当撞上大运时，才能够取得成功。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已有的学科投入越大，就是对新学科创新越不利。就像有些奖励制度一样，不设奖励的最终效果还会好得多。当然，如何支持颠覆性新学科的创新的确是一个难题，不做深入调查研究是不可能做到的，靠现有的专家评议也不是可行的。过去已有一些有识之士明说了，“创新是被专家投票投没的”，但在现有的机制体制和文化环境中，这也是不可能避免的，或者说是客观造成的。在近年高校的“双一流”建设热潮中，本来个人期望着有一些改进，但就目前的情况，还没有看到新的希望。许多人在比较国内外一流大学的情况时，都会谈到大学科研文化的问题，甚至社会文化背景的问题。尽管个人也有一些体会，但这里不想多说，以免误以为我是“梅西粉”，因为我不是球迷，我也不“媚西”。但谈点梦想和期盼还是可以的。我希望：研究型的大学最好不要引进那些仅仅是为了谋生就业的人，只是为了就业挣钱谋生的人也要主动不在这些高校中求职。高校的教师一定是能自觉劳动的人群。在这些大学中，员工们都是各有所长，身怀绝技。有的是教学名嘴，有的是教育名师，有的是某一领域的理论专家，有的是某一专业技术的高手。大家都有自己说出来就眼睛发亮的和自我陶醉的东西。在这些大学中，没有什么大棒指挥，没有类似“三大奖”、 CNS 和重大需求等的导向。在这些大学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信和自豪，每个人都有一点世界首创的小保留和小天地。在这些大学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人们彼此之间既有竞争，又不是争斗，既有激励，又可以互相学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自我实现。。。。。。。高校百花齐放的氛围才是孕育新学科的土壤，才是“双一流”大学的诱人景象，而探求颠覆性新学科的建设途径，也许就是营造上述的氛围，这也许就是我心目中的学科建设。相信来自高校的网友都浏览过欧美大学的网站，大多数网站介绍教职工的网页上的大头照，他们不管美丑一般都是选有笑容的，而中国大学网站介绍教职工网页的大头照，大都是一脸严肃，科学网上的网友自己贴的大头照有笑容的也不多。其实，教职工有无笑容这一简单的表面现象，不仅可以表征出他们的精神状态，还可以反映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学校的文化氛围、工作压力和人际关系等。不说别的，有笑容的老师学生一定更加喜欢他们，不是吗？老师的笑容也是招生广告啊！以下照片是前两天浏览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MKO 过程安全中心的教职工介绍网页拷屏的，特以此为证。网址： MKO Process Safety Center http://psc.tamu.edu/people/staff-directory; 个人分类: 科研杂文|15335 次阅读|17 个评论

中国高校怪象种种: 热度 86 chenjcc 2014-1-2 09:17; 大家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下，很多东西司空见惯，没有觉得有什么怪的。宛如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有些东西时不时被我扑捉到它怪，或许是因为我水土不服，或过于敏感。尽管稀奇古怪的事五花八门，但很多只是跟国外比较起来才显得怪。下面举的例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大学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术报告会变得日益频繁，比研究小组的组会（seminar）还要多。特别是到了圣诞节，更是一场接一场，几乎天天有，有时一天好几场，好不热闹。即使不入流的三流大学，也是如此。有的学院年底的报告数超过我一辈子听的报告数。请来的报告人是清一色的黄面孔，给人感觉黄面孔已经主宰了全球学术界，终于有种站起来了的自豪感。报告前，要张贴很多海报。制作海报的纸很有讲究，0.5米宽油光闪闪重厚的宣纸。用很大篇幅着重介绍报告人的头衔和丰功伟绩，要占据整个海报版面一大半，那气场跟电影明星有的一拼。至于报告内容只字未提，神秘得无可奉告。在德国，我看到的情景截然相反。他们的报告广告纸只有A4大小，对报告内容做了详细介绍，对头衔倒不怎么宣传，就一个称谓而已。不仅如此，广告下方还特意提醒听众必须必备什么样的基础知识才能前往。让我不明白的是，中国有些三流大学很多学生连基础知识都没搞懂，而且整个学校一点学术氛围都没有，你让他们听那些深奥莫测的、甚至专业方向都不对口的、高精尖的东西，能听懂吗？从海报上不难看出，中国高校请的都是些“成功人士”，感兴趣的不是科学进展，而是那些“成功人士”的“成功之术”或“经验之谈”，希望拷贝人家的人生。外国则不一样，被邀请的很多都是“失败人士”，我就曾作为一位“失败人士”被邀请到剑桥大学做过一个学术报告。我在前往剑桥大学前，对方教授怕我的报告不够精彩，不仅特意帮我改了内容摘要，而且还要我添加未曾发表过的研究成果。可见，外国大学感兴趣的是你的科学贡献，而不是那些功名利禄。在中国，辅导员的权力常常比导师权力还要大。导师的话可以不听，但辅导员的话绝对不能不听。有一次我们研究小组有组会，有个学生要请假，其理由是辅导员要求他们必须参加学院组织的学术报告会。最终TA并没有得到我的同意，TA却毅然决然地按照辅导员的要求，参加了学院报告会。在国外，没有那么多婆婆妈妈，不需要多重管理，仅导师一人管理研究生足矣。大论文与小论文，哪个重要？所谓大论文是指那厚厚一本的毕业论文，小论文是被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在中国，我身边的学生认为前者重要。在国外，则相反，至少理工科是这样。我在国外时，大论文花的时间很少，一两个星期搞定，而小论文有的要花几个月。我的指导老师只改小论文，不改大论文。小论文因为要与公众见面，万一有点闪失，脸面就丢大了。中国学生不这认为。他们认为小论文没人看，而大论文至少答辩老师要看。所以，没有研究生让我改小论文，大论文却个个要我改。大论文花的时间少则３周，多则数月，远远超过小论文的时间。一般博士毕业都有论文数要求。那是论文数多好，还是少好呢？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少好呀！我们博士生的答案出乎意料。国外论文数由指导老师自行确定，但没有SCI概念。国内由学院统一制定，强调SCI。我们学院曾经规定7篇SCI。我嫌它太多，建议把它降下来，而我的博士生觉得SCI数多挺好，少反而不好。真让人匪夷所思。我在国外时，指导老师要我们至少写两篇论文才能毕业。我身边的中国留学生都嫌篇数太多，我是公开地向指导老师讨价还价。都是中国人，怎么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差距就这么大呢？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国外导师有质量要求，国内导师没质量要求，只有数量要求。数量多可以可以滥竽充数，趁机浑水摸鱼，所以国内博士生宁愿要篇数，也不要质量认定。他们不怕SCI，就怕你要求TA 的成果必须发表到小同行认可的最权威的会议或杂志上。顾名思义，研究生就是做研究的。但是国内不看重，而是看重上课，因为无论硕士还是博士，都需要上多门专业课和政治课，有的甚至一学期高达10门左右。特别是研一，你要找研究生做实验是件很困难的事，学生们总会以课多为由把它推脱掉。国外“硕士”、“博士”称谓后面不会叫“研究生”，即没有“研究”二字，反而更看重做研究，学生们几乎每天都要到实验室做实验，没有寒暑假，因为人家一学期最多两门课，博士不但没政治课，连专业课都没有。国内既然要求他们上那么多门课，无异于本科生，为什么不称他们为高级本科，或者课程硕士/博士呢？中国博士答辩资格评议表栏目特多，A4纸张大小，厚厚一本，有的多达二、三十页纸。里面要填的内容很多，诸如论文摘要、创新点说明、自我评语、辅导员思德评语、导师专业能力评语、导师推荐意见、校外盲审评语、答辩会议记录、答辩委员评语、答辩组长意见、院学术委员会意见、校学术委员会意见、院长意见、校长意见等。同样的表格，国外就一张纸，里面只有论文摘要和专家委员会意见两项，比我们简单30多倍。我们的表格做得如此严密，有那么人在把关，理应我们的博士质量应远高于国外，但事实却正好相反。那种繁文缛节表格的背后可能是谁也不想（或没法）把关，其好处是谁都可以玩权，并把责任推卸给其余人。研究生面试也好，博士答辩也好，免不了要给学生打分。打分栏目还分得特细，什么基础知识啊，什么创新意识啊，等等，多打7、8项。怪就怪在：为什么要所有分数加起来构成总分？这种计算总分，人一多，还特累，花上一、二小时是常有的事。国际会议论文打分也有总分，但与小分是独立的，不用计算，所以很省事。面试打分量化法看似很合理，其实一点也不合理，因为只要有一、两个考官在里面捣乱，其成绩就会被扭曲。再说，面试的目的不就是要确定录取不录取嘛？直接通过投票即可完成，质量也不比打分差。为什么不采用它呢？另外，论文答辩打分意义何在？有用人单位看吗？在国外无论就业还是升学，推荐信都很重要，但在国内没有人看它。国内几乎所有的招聘单位从来没有直接从指导老师那里索取过推荐信，招生部门也从不会找考生要推荐信。没有了推荐信，怎么知道应聘者的能力呢？靠面试？殊不知，面试不是万能的，有些能力通过面试是不知道的，只有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才知道。用人单位不要推荐信的原因很可能是觉得中国大学教授的信任度很低。我原来工作过的一个企业老板就只相信美国教授的推荐信，不相信中国教授的推荐信。尽管如此，美国、英国等国的大学仍然要求中国学生提供推荐信。怕学生造假，美国、英国大学提供了一个在线平台，让中国教授直接在网上填写推荐信。我曾为一个学生在网上填写过10份。这说明外国大学比中国用人单位更相信中国教授，至少他们认为一部分中国教授是可信的。推荐信是由学生自己去写，还是由导师去写？你在国外问这个问题会被人笑掉大牙的，因为我在国外，从来没见过学生自己去写的，肯定得由导师本人来写。国内则不同，学生自己写好后，交给教授签个字即可，有的学生干脆自己伪造签字。中国教授不愿自己写是文笔问题，还是忙？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我是很反感学生自己写好后让我在上面签字。之所以反感是因为很多学生自己写的推荐信不是夸大其词，就是空泛的大话套话。传说有些教授连自己不认识的学生都敢在其杜撰的推荐信上签字，真让人汗颜。或许有人把推荐信看成是一种权力，而不是一种责任，因而总是想方设法讨好学生。另外，推荐信是件很严肃而隐私的事，要求教授当着学生的面写推荐信，我觉得非常不妥，相当于在搞实名投票。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偏偏喜欢这种实名投票。本科生做毕业设计是做实验的时间多，还是写论文的时间多？在中国可能后者花费的时间多，因为很多学生平时根本不见踪影，或许在外找工作，即使在实验室，也是人在朝廷，心在焉，不是在上网，就是玩游戏。只是临近答辩前的一个月，大家忙得不可开胶，天天都在撰写毕业论文。在日本，毕业论文只需几天就可以搞定，根本不像我们有的学生花上一个月以上，大部分时间花在实验上。我们这里，毕业论文就是全部，产品能否演示没人在意。答辩个个都能过关。答辩仪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学校还派“ 专家”来督导。分数表面上由导师、评阅人及答辩组长来把关，实际上由一人操控。即便这样，仍没有人指出它实际上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在国外，很多大学根本就没有答辩，但人家毕业设计质量不比我们差。不同的人，做研究的套路肯定是不一样的。国人做研究的套路好像是这样的：第一步用SCI工具检索热点课题，俗称查新；第二步阅读热点论文；第三步挑热点论文毛病；第四步改动或许还没有改进，就开始撰写论文。这样，一项研究成果就大功告成。外国人的研究思路好像不是这样的。他们第一步是找问题，比如发现网络很拥堵，就会选它为研究课题。第二步是分析问题。第三步是解决问题。至于写不写论文他们倒不在乎，如Google搜索引擎的核心技术至今未见论文发表。有的人肯定会说，你这是做技术研究的套路。实际上做理论研究的套路也差不多，只是研究成果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得发表。两种思路，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至于外国人是如何寻找问题的这里不想赘述。中国的中小学没有补考，国外的大学也没有补考，奇怪的是中国大学有补考。一般地，大学选课比中小学要自由灵活得多，不及格可以下一年度重修，且不需留级。为什么要安排补考？况且，有些课以平时成绩为主，如实验，补考的意义何在？补考似乎是专为那些懒人开设的绿色通道，生怕毕业率达不到100%？同情弱者没错，但不及格者未必是弱者，有的甚至是官二代，是强者。既然有这样的同情心，为何不去同情那些出头鸟被打压的遭遇？中国是礼仪之邦，擅长请客送礼。舌尖上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地方出现了变异。有这样三种情况：（1）学生请导师的客；（2）大学教授请公司老板的客；（3）下属请请上司的客。在国外几乎见不到，但是在中国我都见到过。特别是第一种情况，日本教授是绝对忌讳的。有一次，有个中国留学生邀请日本导师到家做客，想用饺子款待。哪知日本教授听后，觉得面子受损，便勃然大怒，翌日专门发文，强烈抨击这种请客行为。作为导师的我遇到学生请老师的客也是很反感的，有的老师或泰然处之或欣然接受。至于第二种情况，我在某985高校见过一次，国外一般反过来的，即公司老板请教授的客。之所以有第二种情况可能为了从公司拉项目吧。第三种情况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了。每每单位聚餐，总有好事者为了讨好领导，喜欢请领导来吃饭。按照国外的规矩，领导出席饭局应由领导买单，但这里不一样，领导是不会买单的，只是揩揩油而已。据说中国古代跟日本是一样的，也是强者（富人）为弱者（穷人）买单，因为曾有日本人告诉我，日本的很多传统是从中国学来的。只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再墨守成规，变得没大没小，下属为上司买单变得天经地义了。中国高校聚餐文化很有特色，只要你参加一次学院年终聚餐，就发现坐位次序或敬酒顺序与官位大小紧密相关。不过，有两种宴会外国有，但中国高校不大有。那就是欢迎会和欢送会。我从没见过哪个高校为新进老师举行欢迎会，也没见过为辞职人员举行欢送会，为退休人员举行欢送会也日益减少。如此看重人情的社会里，为什么变成这样呢？。。。。。这年头，千奇百怪的事很多很多。限于时间和篇幅，留着以后继续深度剖析。; 个人分类: 技术交流|28426 次阅读|154 个评论

制度文化：高校文化的核心环节: lvming 2009-2-2 16:08;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变更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定义：制度是用以协调人类行为的法规、组织机构和社会规范。认为，制度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是由规则调节着的建立起来的秩序。制度是（由规则）调节着的建立起来的秩序。亨廷顿认为，制度是一种规范性文化。高校作为有着明确目标的社会组织，人们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要由组织制度来维系。这种有形的组织方式影响着学校各成员的社会心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高校独特的组织文化。高校制度规范就是制度性文化，即高校所必须遵循的规范体系及其文化心理调适制度。微观的制度是指一所高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包括组织结构的分层、内部权力体系的构成等。主要是高校内部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协调，主要表现在高校内部的组织形式、权力体系、历史传统以及文化观念等方面，体现出高校自身的文化特性和主体逻辑。高校制度文化主要包括教学、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中体现的结构和规范。高校的人文精神、价值和理念，只有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办学制度才能够生根和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也是为大学精神的滋养提供了一个载体。高校作为有着明确目标的社会组织，人们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要由组织制度来维系。这种有形的组织方式影响着学校各成员的社会心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高校独特的组织文化。; 个人分类: 浮山联想（学悟）|3197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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