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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面对法国研究的国外批评: 热度 10 fs007 2012-9-29 20:42; 寻正当我写了《冷眼旁观》一文之后，认为自己这次讨论转基因可以结束了，没有更多需要说的了。一位读者要我留意科学网2012年9月22日的新闻，新闻报道Seralini等人的研究在国外备受质疑。由于中国人在科学上极度不自信，崇洋媚外的态度很明显，再加上刻意偏向性的报道，这种新闻的意义就变得十分复杂。我就进一步针对这些国外批评进行点评，让人们知道我之前谈及的转基因的疯狂并不局限于国内。在Seralini等人的研究发表之前，Seralini等人已经把相关研究结果传给媒体了，但要求记者签置保密协议。对此，其批评者认为这是Seralini等人屏蔽批评者与同行评议，《科学》杂志也曾对此进行报道。如果你发表过学术文章，就明白这些批评者某种程度的阴险与无耻，因为大多数杂志对文章发表有新颖性的要求，在文章发表前，不得在媒体公开细节——由于学术会议的需要，在学术会议上提前公开结果是允许的。Seralini等人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Seralini等人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就要进行同行评议，指责Seralini等人回避同行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在文章发表之后，这些批评者就马上获得了文章的全部。这此批评集中在Seralini等人的研究在媒体爆光之后，媒体没有同时报道批评者的声音——这一批评更是无理，因为媒体是否同时采访批评者，决定权并不在Seralini等人。最有趣的是，这些批评者指责媒体报道不公正之时，他们在他们掌握的媒体中针对Seralini等人的研究进行攻击时，也从来没有加入被攻击者的回应。我们来分析一些经典的批评：一、Seralini等人没有揭示利益倾向。这些批评者又持有典型的两重标准，他们所谓的揭示利益倾向无非是要求Seralini等人自证自己持反转基因观点，从而使得该研究带有反转倾向。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学术杂志针对利益倾向有着严格的定义，这一定义从未要求学者揭示自己的观点倾向——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利益倾向了。如果我们把这一要求应用于支持转基因者的论文、研究、以及评议时，他们真的就会惨不忍睹。以《新华国际》的报道中的热拉尔·帕斯卡尔（Gerard Pascal）为例，他是哪方圣贤呢？他是一个毒理学家，曾为国立农业研究院的转基因专家，参与了审批相关转基因产品，而现在他担任了食品公司的顾问——这是方舟子可能一直回避承认的所谓“生物信息公司的咨询科学家”一类的角色。帕斯卡尔在恶评Seralini等人时会揭示自己的利益倾向吗？不会，尽管从现实利益上说，唯有他们才有因为自己观点而获利的可能。反转并不能为观点持有者带来现实利益，这是批评者们无聊指责的软肋（阿溪里脚跟）。二、样本不够我嘲笑了中国拥转派对样本吹毛求疵的批评。帕斯卡尔等人也重复着这一论调。帕斯卡尔等人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们引以为据的绝大多数证明转基因安全的研究样本不比这多，而法定管理机构的推荐样本量也是每组10鼠。这些科学家动辄指责Seralini等人的研究统计分析不到家，而他们的统计知识却不到家：小样本结论不安全远比小样本结论转基因安全更为可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些科学家昏了头。三、大白鼠不适当帕斯卡尔说Seralini等人的研究用鼠“容易自然罹患乳腺癌”，这人大概正是方舟子所言的“老糊涂”了——他忘了他审批通过的那些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研究大多用的正是这种鼠！中国的曾庆平老师也跟着糊涂，那些肿瘤是老化造成的，当然是老化造成的——问题是为什么实验组老化更快？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这是有对照的研究，没有人对对照组也有的基础水平的肿瘤感兴趣，大家感兴趣是实验组跟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你再愚蠢，也不会认为那是“老化”这个共同机制造成的。事实上，实验用的大白鼠在寿命期间极大地仿真了人类病理发展状态，对照组跟人类女性在寿命期内发生乳腺癌水平相当。有医学研究常识即知，这种鼠并非易于患癌的鼠。四、该实验没有提供食谱信息这种说法跟老鼠易于罹患乳腺癌是一样的，即使没有提供相关信息，也可能是限于发表文章篇幅要求所致，这种阴险的暗示作者隐藏了关键信息是无理批评。即使老鼠食谱中有致癌因素——我们现实生活中恐怕也从未少了致癌因素，在有对照组的前提下，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基础肿瘤发生率，而增加的肿瘤风险。有了对照组，这种指责就是无事生非。五、研究者拒绝提供原始数据这是《新华国际》未揭示而在国外有着较高分贝的声音之一。对此，读者应当有一些背景知识，在2004年孟山都（Monsanto）向欧盟申请MON863的批文，绿色和平组织即要求孟山都公示其相关安全性研究的原始数据，孟山都拒绝了！绿色和平组织随后在德国发起诉讼，法庭下令孟山都公示原始数据，孟山都才提供了相关数据的。Seralini等人随后针对孟山都的原始数据进行了研究，先后发表过两篇论文，认为转基因食品导致了动物的病理生理学上的改变——这是Seralini等人设计此次实验的根本原因，通过对孟山都自己实验的分析，他们认为长期实验可能更能证明转基因食品的毒性作用。本研究的资助者之一，CRIIGEN的创立者，欧洲议员Corrine Lepage这样评述，Seralini教授致力公开原始资料，以激发真正的科学探讨，但等着孟山都迈出第一步。孟山都在德国被法庭强迫公开了一项实验的原始资料，但其大部分的研究原始资料还不是公众可以接触得到的。谁在拒绝提供原始资料？不仅仅是原始资料的问题，孟山都由于拥有转基因种子的“版权”专利，得不到它的同意，要进行独立的毒性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Seralini等人此次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绕过了孟山都的专利障碍而获得了独立研究的机会【注1】。六、该实验违背了动物伦理【注2】这大概是最为无理的指责了，如果进行长期喂养实验，就会涉及产生肿瘤如果处理的问题，在人或者鼠的寿命期内，发生肿瘤是必然的，因此，该实验针对肿瘤过大，很明显威胁到生命时，采取安乐死。通过了伦理委员会审查的实验计划（Protocol）要求在肿瘤超过体重25%，体重丧失超过25%，大出血以及其它相似情形时针对实验动物安乐死。如果这样对动物太残酷，那么这些批评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没有，反正就不高兴你把实验组长了过大肿瘤的照片出示出来。七、实验组发生肿瘤符合“历史常态”（Historical Norms）【注2】实际上，这个论点某种程度反应了短期饲喂实验以及许多专家判断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思维定势，即使实验组有所不同，他们看了具体数据之后，说，这些数值仍然在正常范围内，而所谓的正常范围，通常指95%的可信区间，往往是很大的。由于短期实验通常采用每组10只鼠，统计分析样本量过小，很难发现“统计学异常”，即使有所发现，也“符合历史常态”，这种赤裸裸的倾向性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出来，真是转了理性基因的疯狂。如果“历史常态”是判断标准，那还要对照组干什么？“历史常态”就是“强词夺理”。八、实验组有统计巧合【注2】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学教授凯文·福尔塔的观点折射的是同样的观点，其原话是“观察到的（实验组效应）可能是样本量过小而在鼠群中正常发生的乳腺肿瘤发生的各种变化”，其实这就是说，如果随便抽10只鼠，总会抽到平均发生乳腺肿瘤过高的样本。这一批评广泛地见于某他批评者，比如伦敦大学的山德斯（Tom Sanders）说该研究是a statistical fishing trip（一次统计钓鱼之旅）。Fishing（统计钓鱼）指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多次比较，由于数据的离散趋势，如果进行多次比较，研究总会发现少数的统计学异常。在统计学中，针对同时进行多次的比较，要求进行I类错误（即Alpha）较正。当实验中只有一个对照组，而实验组达到9个时，这种批评有定的道理，因为我们抽一个对照组，再抽多个实验验组，基于随机效应或者说组平均值的自然离散趋势，的确会有比对照组高的组。然而，这样的批评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就争议中关注的乳腺肿瘤而言，所有的实验组都比对照组后果要差，那是一个随机现象、统计巧合吗？读者请自己判断。在这里这些批评者再次忽略了探索性研究的要义，Seralini等人并不需要证明乳腺肿瘤跟转基因玉米之间的必然关系，而只需要证明这二者之间的可能关系，就足以说明转基因玉米的不安全。而孟山都及其支持者们需要证明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才需要证明乳腺肿瘤跟转基因玉米之间不存在关系。而后者，才需要这些苛责的批评者口中所需要样本量。九、缺乏量效关系在Seralini等人的研究，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缺乏量效关系，并不存在明显的吃了转基因玉米越多，后果越严重的关系。量效关系的缺乏给研究因素与后果之间的明确关系蒙上一层不确定性。如果存在量效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用更肯定的语气，比如用May（较有可能），取代Might（有可能）来说明转基因玉米跟肿瘤之间的关系。缺乏量效关系的批评估计是批评者能发出来的唯一有效的反击。我们应当正视这个问题，对该研究的结论持有所保留的态度。然而，诚如我此前的分析，量效关系的缺乏作者给出了完全可以接受的解释（Perfectly acceptable），超过最大效应就没有边际效应了，在生物学中很普遍。可接受的解释并非完美的解释，进一步的研究应当试图澄清这一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Seralini等人象不少拥转批评者明示或者暗示的那样，试图伪造数据反转，他们极有可能编造好明显的量效关系以获得有力的质疑转基因玉米安全性的证据，而不是这样留下一个明显的破绽。对于一个探索性的研究责备求全充分体现了拥转派科学家的利益倾向性。十、转基因吃得多的后果比吃得少的好我一度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实际上外国拥转专家也是如此，这些批评者一方面指责样本太小，没有差异，另一方面却不妨碍他们指责该研究中转基因吃得多的后果比吃得少的好。到底他们是学中国人的舌，还是中国拥转派过足了方舟子式的写作瘾，一船搬到另一船？总结中国拥转派的疯狂只是世界性的疯狂的中国版，这些所谓的外国专家的质疑也多是无事生非之举，屁股决定脑袋。有了利益倾向的学者也会厚颜无耻，符合自己观点的，小样本也可以，原始数据保密也必要，一旦跟自己观点相左，就变成了不可接受的“伪科学”了。 Seralini等人的研究并非确定性的研究，我们不能因之结论转基因玉米肯定会导致大鼠发生肿瘤，或者缩短其寿命，这样的结论需要更多的样本更大的确定性研究来证实。 Seralini等人的研究足以证实转基因玉米可能导致大鼠生长适应性降低，包括导致肿瘤发生率增加。当然，这些结果也可能是某些未明因素造成的，转基因玉米本身可能是安全的。基于这一研究，我们可以结论转基因玉米目前看来是不安全的，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是“危房”。 Seralini的研究在没有重复研究证伪之前，表明现有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验证模式是不安全的，90天的饲养实验远远不能称之为长期实验，达不到验证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要求。注：【1】见Lepage反驳有关指责： http://www.campaignforrealfarming.org/2012/09/corrine-lepage-mep-and-founder-of-criigen-speaks-out-against-seralinis-critics/ 【2】见 http://academicsreview.org/2012/09/scientists-smell-a-rat-in-fraudulent-study/ 【3】见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22287-study-linking-gm-crops-and-cancer-questioned.html; 个人分类: 科学普及|4802 次阅读|13 个评论

转基因技术带来的疯狂——冷眼旁观者的独立宣言: 热度 6 fs007 2012-9-28 13:24; 寻正 Seralini等人的研究促使转基因技术得到了空间的关注，中国拥转人士群起挑刺，再现了转基因技术带来的疯狂，一方面是拥转派声嘶力竭的诋毁，另一方面是反转派强有力的反击。《科学》杂志也针对法国研究引发的世界性政治互动做了专门报告，尽力向人们展示了两个持极端观点的阵营攻守势态：疯狂大概是恰当的形容词。我们的生活早就离不开转基因，比如新生婴儿一出生就要接种的乙肝疫苗，就是转基因的功劳。这种永久造福于人的技术，为什么变成了媒体中的梦魇，同时具有天使与恶魔的面孔？在1970年代，转基因技术的开创者们意识到了转基因具有创造新物种的巨大潜力，他们主动停止了相关实验研究长达一年之久以制定适当的行业研究规范，他们认为这种前瞻性的自我约束可以减少乃至消除公众对相关技术的疑虑，从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使得当前这种激烈的冲突得以避免。但他们失算了，转基因技术仍然成了误解最多，公众抵制最强烈的技术之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促成转基因技术面临的舆论局面的，正是一个“利”字。转基因技术先驱们永远做不到的一件事是克制住他们后继者的趋利欲望与举动，他们主动牺牲的一年研究时光被后辈们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举动浪费掉了——现在，转基因拥护者饶毅教授干脆把这一年的牺牲栽赃给转基因技术的反对派，认为他们妨碍了科学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先驱们正确地意识到了他们进入了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未知领域，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他们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试图规范了转基因研究伦理后再启动相应研究。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举动是科学的，他们是真正的良善科学家，拥有谦逊这一科学家必备品质。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利商业开发此伏彼起，利益而非科学，迅速成了转基因发展的动力。转基因研究逐渐被急功近利取代，谦逊迅速让位于商业利益，商业利益则用了华而不实的自大自满填充了转基因拥护者的心胸，打造了转基因疯狂一代。美国臭名昭著的孟山都公司应该是转基因疯狂的代表，某种程度上也是转基因疯狂的始作蛹者。孟山都公司不择手段的揽财行为与媒体战略让公众产生了逆反心理，催生了它的对立面，众多的环保机构，公众代言人逐渐演变成逢孟山都必反的对立体，孟山都的利益至上而不顾及社会伦理的战略取得了商业成功，也为自己树立了强大的政治对手。转基因迅速变成了两个阵营的一个交锋场所。这种商业与社会伦理的争锋波及到所有转基因出现的领域，成了现在的两相对立的局面：拥护转基因者近乎疯狂而愚蠢地维护转基因，反对转基因者也差不多丧失理性地逢转必反，我们这些中间派，如果说了拥转派不喜欢的话，就被贴上反转派施加一通老拳；相反，如果触了反转派的逆鳞，也会被戴上汉奸国贼的帽子游街。即使是两相不讨好，我仍然在此凭着学者的良心宣告，本人讨厌拥转派缺乏科学常识的故意欺骗，也极为厌恶反转派动辄上岗上线的阴谋论。上帝欲使人愚蠢，必使之疯狂。法国人Seralini的研究让拥转派仓惶失措，一会儿指责样本量小是致命弱点，一会儿又说实验结果自相矛盾，或者闭上眼睛不看研究内容的实质区别，说新的研究跟以往的研究是1比无限大的N。拥转派的愚蠢让他们信誉尽丧。在没有能力指责相关研究的实质性内容时，拥转派回到了动机分析的老套路上来了。拥转派的疯狂让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盲人瞎马的窘境，动机分析是反转派的拿手好戏，你班门弄斧会有好果子吃吗？从动机分析上说，拥转派有一个天然劣势：那就是，反转派的兴起与发展，持续活动，均源于公众热情，是趋社会福利的，是向善的，是利他的；而另一面，转基因早在1980年代就成了商业追逐的目标，孟山都雇佣拥转枪手以及向政府官员行贿早已人尽皆知，拥转派的活动是利已的，许多时候是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蒙求私利的。《科学》针对Seralini等人研究引发的政治风波的报道是不公允的，过多地着墨乃至于暗示作者的反转动机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资金雄厚的孟山都公司从转基因产品中获利甚丰，是最有能力做这种耗财甚巨的长期实验的，为什么不做，要把这一软肋留给自己的竞争对手，陷入被动？《科学》提及Seralini等人耍阴谋让意欲批评者无法及时得到资料，从而让媒体听到批评者的声音，那么现在文章都大彰于世了，那些批评者发出了什么声音？样本太小？真是恬不知耻。样本太小正是那些批评者所言的数百篇证明转基因无害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拥转派支持的——共同特征。因为样本太小，任何异常都可以用统计学上缺乏显著性而忽略掉。拥转派以及主持转基因研究工作的人员针对法国Seralini等人的研究不靠谱的评论让人产生了更大的疑虑，那就是，即使转基因是安全的，放在他们手中，也是不安全的了。一辆车放在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手里，当然是安全的，但这个驾驶员告诉你，下雪天路滑要猛踩刹车踏板，那我就不敢坐他的车了。看到拥转派针对法国人的研究的批评我非常着急，该研究的研究缺陷就象光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为什么拥转派就视而不见呢？偏要搬起样本量这块石头砸自己的脚。上帝欲使人愚蠢，必先使其疯狂。拥转派的商业化的媒体策略让他们选择了一个科学上站不脚的立场，那就是转基因是完全无害的，是一个完美的现代化武器，基于这一立场，他们完全丧失了科学上的敏锐，变成了愚蠢的粪坑石头——他们不是来讲道理的，他们是带着特定目的搞宣传的。许多转基因的维护者在科学上是极度无知的，比如第四军医大学的李福洋就曾经跟我争执生物学的中心法则的破产问题，他是生物医学的研究人员、教授，居然没听说过中心法则已不受现代研究支持了，在我提及这一问题时，他居然还振振有词地用专家身份驳斥我，以自己没听说过作为证据，而不是查看文献，及时获取更新自己的科学基础知识，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份证据证明的是自己信誉的破产。中心法则的破产意味着细胞基础表达的复杂性，在中心法则下，一个基因一个蛋白，其作用机理明确，这种可预见性是转基因完全无害的理论基础，因为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蛋白的作用就可以预见转基因产物的作用。大多数的拥转派是科学主义的信徒，狂妄地以为自己懂点机理就掌握了世界，什么东西在他们眼中都清楚明白，不明白的地方都是他人恶意的欺骗与编造。所以方舟子讨论转基因，说来说去，就是蛋白质可以被消化，然后转基因作物就无害了。即使是中心法则准确地描述了基因机制（我们现在知道它没有），拥转派的完美生物立场仍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转入的基因植入象外科手术一般地精确。这就涉及到转基因的具体操作技术了，从最早的病毒携带基因，到现代的基因枪，基因植入过程是随机的，跟买彩票一样，中奖的几率极低，这么一个极不完美的过程，却有一个完美的结果，有多大可能性？拥转派需要揣着良心掂量掂量再开口说话。拥转派不可能的疯狂的立场导致了他们无法正视Seralini等人的研究，也因此丧失了应有的理性：Seralini等人的实验，如果被重复，是否宣布了转基因玉米的死刑呢？没有。 Seralini等人的研究不但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它还是一个Efficacy Study，译成中文叫理想药效实验，与之相对的，叫Effectiveness Study，译成中文叫现实药效实验。理想药效实验关注的是药物本身的效应，而现实实验则关注的是现实的，掺杂了现实中的其它因素之后的效应。这二者往往是前者大，后者小的关系，但也不尽然如此，比如转基因玉米，则有另外的考量。我们食用的食品可能真不如实验室的老鼠吃得好。现实中的粮食生产会施用大量的农药，这些农药显然会影响粮食的品质，如果说它们致癌致畸，我一点都不会惊奇。抗农达的转基因玉米的特点就是避免粮食中的毒副作用更大的农药，而增加了农达（Roundup）的使用量。Seralini等人的实验培育玉米是否施用了常规农药没有报告，按无报告从无的原则，我们可以认定那些老鼠吃的是未施加农药的玉米，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得到单纯的转基因的毒副作用，故而是理想实验。然而，抗农达的玉米的初衷移除危害大的农药，转为危害小的农药（这种效应在Bt玉米应更加明显，抗农达更多地是节约生产成本，增加产量），现实药效才应该是粮食生产判断依据。我们都想吃无农药污染的有机食品，然而你不想做大白鼠，就必须承认现实——你吃的粮食中没有农达，就有其它你不高兴的东西。现实研究就要立足于这样的对照，这是为什么Seralini等人的研究并不宣判转基因玉米的死刑的根本原因。按拥转派通行的说法，起码方舟子重复了无数遍，农达的危害小于传统农药。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们还应当期望转基因玉米对饲喂鼠有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是可以转化为商业利益的，吃某种东西有好处，消费者都是要付钱的。这里我们又马上看到一个令人不解与不安的诧异，那就是拥转派拼命抵制转基因食品的标注，你比传统食品更好，更环保，为什么不愿意标注，从而获取应获得的商业利益？如果拥转派的主张成立，为什么自己不积极主动地进行长期实验，证实转基因玉米的好处，从而获得正当的商业利益？或许拥转派的精英并非看不到法国人研究的实际缺陷，他们视如不见是为了维护一个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没有差异的核心立场，即前述的完美食品的立场。维护这一立场有着重要的商业价值——新产品的开发可以不做那么复杂昂贵的毒性实验。做这类实验的确有机遇，那就是证实拥转派一惯宣称主张的“更优秀、更环保”，但也有风险，那就是“更差劲，更污染”。花了巨大的成本去冒险，拥转派觉得发不来，还是现在流行的赚钱方式更稳当。说到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科学之争，实际上是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争，是社会需要更安全的食品与商业需要赚稳钱的冲突的“科学”表现。普通读者看到拥转派与反转派的表演应当如何呢？保持镇定，维护自己独立判断的权利。Seralini等人的研究表明转基因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如果其结果可被重复，我们也知道转基因玉米的毒性是慢性的，如果方舟子邀请你品赏转基因大米，大可敞开肚皮吃，吃个新奇与传奇，吃一顿没事，吃一个月也没事，甚至吃上半年，也不会对你的健康产生大的不良反应。顺便提一句，这类做秀只有生在中国才有机会参加的，可能只有在管理机制不健全的中国才有机会参加的，以后都怕没有这类机会了，不吃白不吃。在国外做这种没有随访机制的实验是得不到道德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的，让实验食品不经审批进入消费渠道，是有巨大的法律责任的——哦，对了，中国的拥转派也多法盲，连律师也会吃得不亦乐乎的。当拥转派热衷于做秀与扭曲科学故意欺骗时，我对转基因食品的戒心与日俱增，我不会见转必反，但也绝不拿自己的健康与安全开玩笑。科学是严谨的，随便你们怎么疯狂，本人不陪你们玩儿。随便你们怎么“主流”或者“民意”，本人永远地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 个人分类: 科学普及|4048 次阅读|6 个评论

法国人转基因玉米毒性实验阅读指南: 热度 23 fs007 2012-9-27 19:30; 寻正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全面关注中国人以及“世界顶尖科学家”针对法国人Seralini等人转基因玉米毒性实验的批评，更没有看到曾庆平老师打击法国人长期实验，力捧中国人短期实验的壮举，由于友人关注此事，我专门写了一篇分析，最终还被科学网精选，因此我稍微关注了一下，不由得被滚烫的战火吓了一跳。谁说法国人实验无懈可击了？谁又那么大胆指责曾老师读不懂法国人科学报告了？我不得而知，但滚烫的战火还是让我感受到几分热意，毕竟我公开维护过法国人的研究而贬斥过中国朱雅西等人的研究。首先，我批评中国人一轰而上带着利益倾向恶评法国人Seralini等人的报告，并不等于我认为法国人的研究无懈可击地完美。Seralini等的报告有两大缺点，一是可读性不强，二是统计分析做得不到位，后者曾庆平老师正确地指出来了。这二者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如何做统计分析，往往决定了作者如何表述其发现。原文的图表由于信息量大，而作者没有刻意考虑受众的需要，使之不易理解，容易被误解。转基因玉米有防癌效果原来并非方舟子这种科学的二百五才会得出的结论，包括正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曾庆平老师也会有，还理直气壮地宣称读懂了原图，还要继续接受媒体的采访，把这种谬论传播开去。那就产生一种需要，需要全面地评估法国人的发现，用更易懂的方式把Seralini等人的报告展示出来。我在此进行此类尝试。我们逐个图表评述，让读者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表1. 本研究设计与现有的研究设计以及非强制的法定管理机构推荐设计的比较这个表格表示作者在实验设计中参考了现有最佳设计以及法定管理部门推荐的设计，与之对比，有两个显著亮点：一是长期喂养达到两年，二是针对实验动物的监测更为详尽。中国学者或者中国学者代表“世界顶尖学者”针对此研究的对照组的吹毛求疵式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朱雅西等人针对每一剂量转基因玉米都设立了对照组，而其结果就起码证明了这些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异，从另一角度支持了只设一个对照组是有道理的，节约了成本。接下来我们看图1. 动物的死亡率：这里左边的是雄性动物，右边的是雌性动物，最上边的是转基因玉米，中间的是转基因玉米施加了农达（Roundup）培育的玉米，最下边的是在饲料中加入三种浓度的农达。大图表示的是死亡率，图中粗实线是33%或者最高的农达浓度，而虚线是对照组，其它两组是不同粗细的实线，在图中不易于区分。在大图的最右边有一个对照组寿命区间，垂直的实竖线为平均寿命，而虚竖线则是标准误。怎么读这些图呢？以雌鼠转基因玉米组（右上）图为例，在接近300天时，22%的组迎来了第一只鼠的死亡，在大约500天时又有一只鼠死亡，其曲线在这里再拐一次；33%的组在接近400天死亡一只鼠，很快又死了两只鼠，所以看到两个急拐；对照组在接近550天有了第一只鼠的死亡，而11%的组则在接近650天才有第一只鼠的死亡。在雌鼠可以明显看到实验组的鼠比对照组死亡更早更快，而雄鼠效果在农达组不明显，在转基因玉米加农达组明显，而单纯转基因组不那么明显。在每一幅大图中，有一幅小图，显示的是大鼠死亡原因，白色表示未死亡，黑色表示因为肿瘤而死亡，而灰色表示自然死亡（即非肿瘤性死亡）。对比大图小图可知，死亡的截止时间为对照组寿命期。又以右上图的雌鼠转基因玉米组为例，在对照组有2只鼠因肿瘤死亡，在11%组有2只，而自然死亡1只，在22%组有6只，而自然死亡1只，在33%组有4只因肿瘤死亡。很明显，无论是雄鼠，还是雌鼠，实验组因为肿瘤而死亡的鼠显著多于对照组。Seralini等人的一个失误是没有做统计分析，为什么呢？因为样本太小，每组只有10只鼠，死亡率差别最大也不过40%，在组样本只有10的情况下不会有统计学显著性。我们以雌鼠的最大差别为例，对照组2/10，实验组22%组6/10（也可用6/9，自然死亡让因变量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费氏（Fisher’s）确切概率计算p值为0.170；又同样地对待雄鼠，对照组0/10，实验组22%转基因加农达组3/10，那么费氏确切概率计算p值为0.211。很明显，Seralini等人没有做统计对比是藏拙，因为样本太小而做这种统计对比没有意义。在批评者欢呼之前，我还要指出，根据Seralini等人的图估计的数据，换一种分析方法，比如生存率分析，则雌性22%转基因玉米组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显著性，p=0.040。现在我们来看图2.动物肿瘤数量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曾庆平老师可能仍然糊涂着的概念，Non-regressive Tumor，曾老师译为“非退化性肿瘤”，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就是肿瘤。在肿瘤学中，由于部分肿瘤（癌）会自消（Regression自愈），这主要发生在比较小的肿瘤，比如乳腺癌中，如果凭现代高科技比如乳腺照相发现的早期癌肿，可能超过1/5会自消，没有任何治疗，或者治疗手段不足以杀死癌细胞时，人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把癌细胞给消灭了，癌瘤自然地消失了。癌肿的体积大了，自消的可能性呈几何组数递减。本研究中用了摸得到（Palpable）一词，摸得到的肿瘤，就几乎完全不可能自消（概率一般低于10万分之一），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言的肿瘤，在普通人的概念中，肿瘤是不会自消的，因此，我们用不着这么麻烦，处处要用“非自消性肿瘤”这个专业词汇。该图的小图表示发现肿瘤数量，其中黑色表示大的肿瘤，即摸得到的肿瘤，更精确地说，在雄性肿瘤直径在20毫米以上，在雌性则为17.5毫米以上——这不是说研究者在搞性别歧视，而是在两种性别中发现的最小的大肿瘤。摸不着的是如何发现的呢？记住，所有的大鼠在实验结束时是要杀死，用显微镜检查组织器官的，在尸检时就会发现在体外摸不着的内脏的小肿瘤，所以文章中特地称之为小的内脏肿瘤。那么大图表示的是什么呢？大图表示是摸得到的大肿瘤的发生时间，跟此前图1类似，其横轴是时间，竖轴是大肿瘤的个数。总的趋势很明显，在实验组出现大肿瘤的次数以及出现时间要早于对照组。以右上图为例，在240天左右，转基因玉米22%组即出现了大肿瘤，而对照组要等到430天左右才出现第一例大肿瘤。由于同一只鼠可以出现多个肿瘤，所以肿瘤数可以超过动物样本数。图2的小图具有欺骗性，叠加图让读者易于误会这三种肿瘤状态（大肿瘤、小肿瘤、肿瘤转移）是可以叠加的。这三种状态相当于西瓜、李子、与西瓜籽儿。现在发表文章有篇幅压力，作者为了尽可能性呈递信息，把不应当叠加的叠加在一起了，但显然作者并不认为这些状态具有可加和性，故而其大图集中对比大肿瘤的发生数与发生时间。分辨苹果与梨子的不可加和性是统计学基本功，方舟子不懂不奇怪，曾庆平老师战斗在科研第一线，居然也跳入此陷阱，是怪基本功太差，还是洋鬼子太恶劣，居然无意挖了这么一个坑？由于Seralini等人选择的数据汇报方式，使得直接对比三种肿瘤状态十分困难，我们不能象前面那样从图中提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我们要意识到，这里有两个分析单元（Unit of Analysis），一是动物，二是肿瘤数，要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必须确切地知道每一只鼠对应的肿瘤数。肿瘤发生率的统计模型更为复杂，也不可能从图中提取数据分析。但我们凭观察可以估计，从大肿瘤数而言，可能凭每组10只的样本量达不统计比较的显著性，而如果同时考虑发生时间，则会有统计显著性。在表2提供了更多更详尽的关于病变的统计这一表格依次统计了雄鼠的肝、肝消化道管道、以及慢性进行性肾病，而在雌鼠则统计了乳腺肿瘤、乳腺病变、以及垂体病变。这个表格在括号内的数据是累及鼠只数，所以有了两级分析单元的数据，起码可以在鼠只数这个分析单元上进行统计分析。以肿瘤为例，雌鼠乳腺发生肿瘤在对照组为5只，而实验组为6-10只。其中达到10只均发生肿瘤的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显著性，p=0.033，其它组没有显著性。由于在不同浓度之间未观察到量效的反应，可以假定实验组效果相似，因此，可以合并所有实验组以克服样本小的缺陷，那么，对照组为5/10，实验组为72/90发生乳腺肿瘤，确切概率p值为0.047，而皮尔森卡方p值为0.032。也就是说，从肿瘤发生率上说，即使不考虑发生的时间关系，实验组有增加的患肿瘤风险也具有统计上的确定性。在原文的图4与表3中还有更多的数据显示实验组的异常，并且作者进行了复杂的统计分析。针对图3、图4、与表3，批评者的争议甚少涉及，本身也属于支持性的资料，在此不做进一步的分析。探索性的研究在讨论到Seralini等人的研究时，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样本量太小，导致看到的明显的毒性作用都无法得到统计学支持，比如肝病变，在对照组为2/10，如果要达到统计学差异，实验组得有8/10这么大效应！如果我们要强求统计分析的显著性，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叫停所有的毒性分析研究了，因为这么强的毒性，往往不用正规的动物实验就能观察到。为什么科学家又要进行这种小样本的动物实验呢？为什么法定管理机构也推荐10只动物作为标准样本大小呢？原来研究还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探索性的研究（Exploratory Study），二是确定性的研究（Definitive Study）。当我们处于对研究话题完全无知的状态时，我们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比如毒性实验中，我们不知道具体毒性是什么，更谈不上估计毒性大小了，这时进行探索性的实验就致关重要。探索性的实验是在寻找线索，而非确定因果关系，所以通样采用小样本，为的是控制成本。在Seralini等人的研究中，他们是在寻找转基因玉米的潜在毒性，而不是确定转基因玉米是否的确引起了肿瘤，统计分析的缺乏，实际上无伤大雅——即使是可以下确定性统计学结论，这种单一的孤立的实验仍然不足为凭，确认相应的因果关系。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探索性的研究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叫定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y），不但没有统计学，可能连数据统计也没有，但你不能凭此否认探索性研究的科学价值。相反，某些探索性研究，尤其是这种毒性实验，在样本量明显不足的时候，依赖统计学结论就是忽悠与欺骗，研究者的结论应当更多地依靠对实验参数的病理生理学解释，而非简单地因为缺乏统计显著性而认为实验组与对照组相同。有了探索性研究，我们知道转基因玉米可以引起乳腺癌，然后我们专门设计验证这种因果关系的实验就叫确定性实验。由于有了探索性研究给出的参数，比如自然发生乳腺癌为50%左右，而转基因玉米可以增加净风险30%，那么我们可以设计实验来确定性地判断转基因玉米与乳腺癌的关系，凭探索性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估计需要的样本量达到每组45只鼠。研究问题法国研究的批评者应当牢记，Seralini等人的研究并不回答所有的问题，他们在试图判断转基因玉米是否安全，这一判断只涉及转基因玉米是否有潜在的致病性，而非确定的致病性。他们的研究表明转基因玉米可能导致肿瘤，就观察到的数据而言，是不安全的，这并没有跨出数据所提示的结论，因为涉及食品安全，我们是宁可错估而不错失的。批评法国研究者，请不要跨越探索性研究的前提要求探索性研究解决确定性研究的问题。结论 Seralini等人的研究报告的确存在统计分析不足的情况，但无伤大雅。从研究呈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作者进行了相关的统计分析，不少安全性指标上的差异也会具有统计学确定性的。Seralini等人的研究有力地质疑了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批评者针对探索性的实验要求确定性的结论是带着严重偏见的，这种偏见导致了即使是值得尊敬的学者也失了方寸。方舟子说Seralini等人的数据表明转基因玉米对肿瘤发生有保护作用是因为无知，这种无知对科学研究影响不大，因为他毕竟只能遥远地制造无意义的噪声。而活跃在一线的研究人员也鹦鹉学舌，那就值得警惕了。更可笑的是，曾庆平老师指责Seralini等人未进行统计结论，并且代为进行了统计估计，认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并无不同，一转身，就重复起方舟子的无知论调，指责该实验结果有吃转基因玉米多的比吃得少的更少肿瘤。Seralini等人的数据“不洽”在可理解范围内，但曾庆平老师的逻辑不洽则不在。急欲批评法国研究者，你们真把这一篇论文读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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