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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发布报告《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 niehuihua 2014-7-26 16:48; 人大国发院首次发布一把手腐败报告分类：社会评论 | 标签：腐败一把手人大国发院 2014-07-24 20:54 阅读( 240518 ) 评论( 0 ) 腐败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面临的顽症，也是中国老百姓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最关心的话题。十八大以来，中央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中国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如何遏制“一把手”腐败？反腐败如何做到“治标又治本”？纪委是否应该垂直管理？谁来监督纪委？ 2014年7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反腐败与国家治理”研讨会在人民大学召开，国发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基于2000-2014年中国厅级以上贪官数据库，介绍了人大国发院第一份反腐败研究报告《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同时，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和中央编译局的反腐败研究专家与学者，就上述热点话题展开了思想交锋和政策激辩。这份由人大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和人大国发院研究员仝志辉副教授共同撰写的2万字报告，首先对中国的腐败程度做了一个定性判断。报告认为，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的腐败绝非孤例。作者将1995-2013年透明国际的“腐败感受指数”和世界银行的腐败指数进行了跨国比较，认为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中处于中等程度，属于比较腐败的国家，并且近年来有略微恶化的趋势。鉴于党政“一把手”腐败问题尤其突出，人大国发院的反腐败研究报告聚焦于如何减少“一把手”的腐败。聂辉华及其助手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了2000年到2014年3月底所有公布的厅局级官员腐败案例，包括 367个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担任“一把手”职务的有219名（占大约60%）。他们归纳了这些腐败的高级官员的重要特征：（1）在367个厅局级以上腐败官员中，有172名官员（47%）曾包养“二奶”，有44名官员（12%）曾在政法系统任职，属于“执法犯法”，有24名官员（7%）曾在中央任职，63名官员（17%）曾在国企任职。（2）大部分腐败官员的学历在大专以上。其中，大学本科占37%，硕士占42%，博士占9%，“海归”占3%。（3）从性别上看，女性占全部厅级贪官的3%。（4）特别是，就219个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例而言，党委、政府、交通、司法以及国企等部门的“一把手”更容易腐败；博士有13个，占6%左右；女性只有3名，占1%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聂辉华和仝志辉认为，反腐败没有奇招异数，也没有终南捷径。他们开出的“药方”可以总结为三句话：限权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激励是保障。反腐败的最终境界，是让政府官员“不能贪（限权）、不敢贪（监督）、不想贪（激励）”。在限制权力方面，人大国发院报告建议：（1）减少各类行政审批权，从而减少“一把手”的审批权。政府应该逐步减少各类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权，以及对市场行为的微观干预权力，才能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减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缩小留给“一把手”的“候选清单”。在人事任命方面，可实行“差额提名”，每个岗位至少提供2个候选人；对拟任命的职位施加技术性限制条件；未来可试行让全部党委常委拥有干部提名权。（3）强化对重大决策权的事前约束。在监督权力方面，国发院报告建议：（1）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推进纪委系统由半垂直管理向全垂直管理过渡，加强对“一把手”“八小时之外”的监督。（2）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通过严格考试制度，公开候选人的分数或票数，减少用人腐败；及时公开招投标信息和结果，减少项目腐败；通过公开财政收支细目，减少“三公”腐败；通过公示官员财产，减少隐性腐败。此外，要加强舆论监督，特别是新闻媒体监督和网络监督。在提高激励方面，国发院报告建议：（1）实行现代“品位分等制”，对一些低级别职位上的官员给予更高的权力、待遇和地位的级别，给予“一把手”官员更加全面的激励和更加稳定的职业预期。（2）适当提高“一把手”的物质保障水平，在休假、住房、医疗以及离任待遇等方面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减少其受贿机会，提高其腐败成本。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教授等知名反腐败研究专家，以及北大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兴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等专家学者对人大反腐败研究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并就反腐败的有关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次年度报告发布吸引了来自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社、新华社瞭望周刊、中国青年报、经济观察报、东方早报、法制晚报、搜狐网、财新网、凤凰网以及FT中文网等十几家中外媒体的记者参会。（欢迎关注人大国发院新浪微博 @人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RUC_NADS）报告全文下载：http://nads.ruc.edu.cn/upfile/file/20140724143932_24400.pdf; 3778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大国发院：学术为民，辅弼国政: niehuihua 2014-5-8 10:37; 人大国发院，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底蕴，针对热点和难点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来源：人大校报记者:蒙彬出处：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http://nads.ruc.edu.cn/displaynews.php?id=1896type=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成立于2013年6月29日，在实际运作大约半年时间里，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许多成果和建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在大学智库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过程中，国发院有怎样的思考和实践？记者就此和研究院负责人展开对话。 ■ 成果要览目前，国发院的主要成果包括成果要报《问题与思路》，来自中办和国办等机构的直报点委托成果，各类专题研究报告和年度报告，公共政策讨论会成果，以及国发院研究人员在重要媒体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和通过访谈发表的观点。国发院的成果要报被多个部门摘发、转载或者引用。有些政策咨询部门和决策参考部门还专门来电，要求国发院通过机要渠道报送《问题与思路》。国发院也受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委托，以直报点的渠道回应中央有关部门的咨询需求，及时、准确地提供专业和权威的各类政策建议。此外，国发院研究人员还通过参加高层决策咨询会议的形式，以专业学术辅弼国政，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成果要报《理性宣传三中全会，防止过度炒作改革》由中央领导作出批示。《防止经济悲观主义过度漫延》被中办全文采纳，并由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国发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发表在《问题与思路》2013年第10期的成果要报《确定明年宏观经济目标，为全面落实改革蓝图保驾护航》由国务院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国务院办公厅为此专门致电学校，对此表示感谢。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关于反腐败的成果要报（《问题与思路》2014年第5期）由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国发院研究员冯俊新副教授的成果要报《主要新兴经济体2014年的潜在风险和对中国的影响》（《问题与思路》2014年第3期）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2014年第18期采纳并上报。国发院研究员王英津教授关于台湾问题的成果要报（《问题与思路》2014年第8期）引起《教育部简报（大学智库专刊）》（原《专家建议》）重视，将采纳并上报。国发院研究员刘昕教授关于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成果要报（《问题与思路》2014年第6期）在《求是内参》第22期编发，报送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信息快报》曾摘发了国发院研究员仝志辉副教授关于农户综合合作协会试点的观点。 Q：目前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问题缺乏深入、严谨、科学的研究，真正质量高、效果好、针对性强的研究成果、政策建议不多。国发院在这一方面有什么实践体会和实施规划？ A：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有三项：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前两者是学术导向的，而最后一项是政策导向的。由于考核体制以及现实约束，过去大学和科研机构主要侧重于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以学术成果服务社会需求方面重视不够、投入不多。　　大学建设智库尤其面临很多现实局限。第一，大学和政府部门之间缺乏紧密的互动，导致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掌握最新政策动向方面，和政府自身的智库或研究部门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第二，大学的科研人员主要任务是教育和科研，包括智库工作在内的社会服务还不是主要工作；第三，与社会组织或者商业性研究机构相比，大学智库的经费投入比较有限，而且经费的使用也比较受限。　　上述的原因导致了大学智库还不能对当前中国以及世界的现实问题迅速的做出反应，因此针对性、现实性成果还不够。　　可以预见，今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智库功能会得到更多重视，也会有更好的发展。目前，国发院努力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大学智库在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方面的创新性探索。　　第一，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底蕴。国发院的所有成果要报、专题报告或评论文章，都是建立在学者们扎实、专业、深度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绝大部分研究成果或政策建议都有数据支持或者理论框架。学者通过长期追踪某个领域，或者利用大数据优势，所得出的政策研究结论往往更为专业、精准。　　第二，整合跨学科力量。当今社会很多热点和难点问题都是综合性、复杂性问题，需要多个不同专业和学科的人合作解决。例如，新型城镇化问题，不仅是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也涉及社会治理、环境保护、能源节约以及人口流动等各类问题，光靠某个学科或者某个部门恐怕难以胜任。凭借多学科特色，大学智库在这方面会比商业性研究机构或者部委研究机构具有优势。　　第三，保持相对独立性。智库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避免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此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在这个方面，大学智库的经费主要依靠国家拨款，同时大学相对而言在既得利益方面比较超脱，因此大学智库发出的声音更有中立性，更可能从全社会福利着眼。　　第四，积极拓宽经费来源。由于传统思维以及体制约束，经费投入不足制约了大学智库的发展。国发院在这方面积极拓展经费来源，除了获得学校拨款，也在学校支持下利用社会捐赠资金谋求发展。前提是捐赠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智库的独立研究观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发院一次“集体露脸”，表明大学智库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将理论研究优势及时转化为政策分析优势。当时在各界专家和媒体人士评议政府工作报告的热潮中，国发院也组织了自己的专家进行评析。与零散的、个体的点评不同，国发院的解读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根据专家的研究特长，有选择性地对宏观经济增长、下放审批权、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收入分配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评论，而不是对所有热点问题都进行“万金油式”的点评。第二，专家解读以整体形象出现，不同专家的评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而不是针对个别问题的个别评论。3月20日，国发院专家的整体评论在《社会科学报》1403期整版刊发。第三，国发院专家的评论有破有立，在充分肯定新政策的同时，中肯地剖析潜在的问题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 Q：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尽快建设一批能够在国际舞台唱响“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影响国际舆论的高水平智库。国发院如何加强对外传播，在对外传播中如何形成畅通交流的话语体系？ A：国发院作为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建设的代表性智库之一，责无旁贷的将承担起推动思想创新、践行对外传播、构建政策理念与价值观传播网络的作用。　　从对外传播的视角，国发院作为一家大学智库，既是国家对外传播大战略的行动主体之一，又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思想策源地和中外沟通对话的平台。国发院在做好思想创新、锻造自身软实力的同时，将大力建设好自身的网络媒体平台，使之成为与世界沟通的重要平台之一。另外，国发院将积极与国外智库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通过联合开展跨国议题的研究、召开国际会议、联合发布研究报告、邀请高层人员互访对话等，在国际话语空间传播中国思想和中国声音，通过影响国际舆论领袖，进而影响国际公众舆论。　　目前，国发院已经与世界最负责盛名的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建立了合作关系，计划每年就经济、外交、环境、国际关系等重要的跨国议题开展合作研究，并联合发布中英文研究报告。国发院与亚洲协会、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美国太平洋理事会等著名智库的合作也将陆续展开。　　国发院成立时间较短，在自身的机制建设和软实力建设方面还在不断摸索、成长中。相信随着国发院自身的发展壮大，其对外传播能力也将不断将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Q：跨高校、跨院系、跨学科的团队协同研究与创新比较困难，智库科研创新的活力不足是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作为独立的校级研究机构，国发院在这方面有何实践经验和发展规划？ A：大学具有多学科的综合优势，但是多个学科在协同发展与创新方面也面临一些困境，跨学科的学者之间合作也会存在一些障碍。例如，腐败问题既涉及经济问题，也涉及法律问题，如果由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联合进行课题研究，该用经济学方法还是法学方法？报告的署名如何安排？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现实问题。国发院在这方面正在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创新。　　首先，要打破学科壁垒，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国发院目前有六个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基本上都是围绕现实问题而不是某个学科设立的。例如，城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解决新型城镇化问题，其专家团队囊括经济、财金、公管、农发、社会、商学六个学院学者。　　其次，要发挥跨学科优势，在分析方法上求同存异。到目前为止，国发院各个研究中心总共发布了几十份专题研究报告。这些专题报告内容涉及新型城镇化、反腐败、国际关系、社会转型与治理等多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凸显了跨学科的团队优势。但是，每份专题报告都有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通常有数据检验，或者有理论模型，并且能够在统一框架下吸纳不同方法和视角的优点，而不是强调单一的视角和偏狭的观点。　　再者，在资源配置和激励体制方面，鼓励跨学科协作。国发院每个研究中心每年要发布一份年度报告，针对所属领域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参考。为了调动不同学科研究者的积极性，一些中心采取核心研究员轮流领衔的方式，即每次以一个相关领域的重要专家为主，其他专家辅助完善，团队研究人员共同参与讨论，最终以中心的名义对外发布。当然，国发院作为一个校级机构，目前主要研究人员均来自各个学院。要继续推进跨学院、跨学科的协作与创新，还需要学校层面出台相关的支持政策，予以适当引导。例如，国发院推动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同时可以作为研究者所在学院的研究成果，并且在业绩考核、职称评定和课题申请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这样才能调动学院和跨学院研究机构两个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活力。; 2540 次阅读|0 个评论

反腐败：监督不如限权: niehuihua 2014-3-8 08:38; 人大国发院“两会”系列解读与评论—— 反腐败：监督不如限权聂辉华（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总体而言，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降低了经济效率，因此反腐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近年来，执政党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例如，中共十八大以来，已有 21 名省部级领导被立案调查，而且这种高压反腐的态势仍将持续。在论及反腐败策略时，人们普遍认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加强监督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除非进行大的体制变革，否则监督难以落到实处。相反，限制权力可能比监督权力更容易操作。因此，当前反腐败的重点应该是限权，而不是监督。理由之一，限权是从源头遏制腐败机会。根据腐败的经济学理论，导致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权力租金的价值，对腐败的察觉与处罚。如果官员手里没有权力，或者权力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没有灰色地带或弹性空间，那么官员就无法用手中的权力向企业或个人等办事对象索取私利，也就不存在腐败的想象和现实空间。例如，假设一项申请（如企业注册），管事的官员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或者可以早批准，也可以晚批准，必然给官员寻租营造了温床。正是如此，阿克顿勋爵才概括了那句至理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相对于限权而言，给予官员权力，然后花费成本去监督，显然是反腐败的次优策略。理由之二，监督的成本比限权更高，而且存在“最后的监督者”悖论。尽管党纪国法强调了要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但是谈何容易？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一把手”并不直接分管人事权和财政权，但是他“主持全面工作”。在现行体制下，我们能指望分管人事的副手或者分管财政的副手去监督或者制约“一把手”吗？显然不太可能。本来设计挺好的“民主集中制”，在领导班子决策时，很容易变成“民主”太少，而“集中”过多。另外，如果规定某个机构专门负责监督，那么谁来监督这个机构？除非让全体公民及其代表（人代会）来做最后的监督者，否则在逻辑上是无解的。但是，最后的监督者本身也面临极高的协调成本以及理顺权力架构的成本。相反，限制权力的成本更低。一旦确定了官员的管理权限，该管什么事就管什么事，只需要一纸明文规定即可。理由之三，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讲，限制权力比监督权力更容易证实。当前的监督困境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因为政府工作具有保密性和非市场性，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监督者难以观察被监督者的具体行为，也难以判断被监督者不当行为的量化结果。比如，某个官员为了招商引资低价转让土地，多低才算违规？导致了多少土地出让金损失？这些道德风险问题难以监督。相反，如果明文禁止某个官员管理某事，该官员是否违规，一目了然。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一刀切”的政策虽然有时显得简单，但是便于操作。虽然限权比监督更容易，但是要让限权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些制度支撑。否则，单纯的限权可能导致政府公共服务减少，或者政府部门相互推卸责任。第一，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和市场干预行为。限权的最有力举措就是减少权力，而减少权力就是从源头上减少腐败机会。在减少权力方面，国务院这次带了一个好头。在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2013 年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 416 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2014 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200 项以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市场能做好的事情，都应该交给市场去办；只有市场做不好，并且政府可以做好的事情，才需要政府来办。因此，政府应该逐步减少各类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权，以及对市场行为的微观干预权力，才能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到头来还是政府这只“有形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第二，改革政绩考核方式，让放权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兼容。权力与责任是对应的。如果政府凡事都要管，如果政府仍然将 GDP 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作为工作目标，这种高增长必然意味着政府及其“一把手”要承担更多责任，当然客观上也会要求拥有更多权力，否则难以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实现高增长目标。因此，要减少政府的各类行政审批权，或者限制党政“一把手”的权力，根本之策在于改革干部的绩效考核方式，降低 GDP 在考核中的权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013 年底，中央组织部发布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下一步，要制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考核方式，才能真正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简政放权相兼容。第三，公布“一把手”权力清单，让权力透明运行。限制权力就是要杜绝权力的灰色地带，减少各类自由裁量权。现在，各地党政机关都公布了本部门的“权力清单”，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目前似乎没有机关公布“一把手”的权力清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部门的权力清单是有数目的，但是管辖的范围仍然比较模糊。而且，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部门的权力边界不清晰，而是部门内部“一把手”的权力边界不清晰。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能否明确“一把手”的权力边界？第四，强化分工负责，分解“一把手”的权力。如上所述，“一把手”集权往往是腐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尝试明确“一把手”的权力清单，还应该通过制度设计分解“一把手”的权力。按照现行规定，领导班子成员都有一块明确的分管业务，但是分工往往并不意味着分权，因为“一把手”总是可以干预副手的决策。因此，下一步要真正落实分工负责制，强调“谁主管，谁负责”，从制度上限制“一把手”干预副手主管业务的条件和范围。例如，除非分管副手决策失误，否则“一把手”不能随意干涉。总之，要逐步减少“一把手”的权力，最终真正落实民主集中制。聂辉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本文修改后发表于《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14 年 3 月 8 日，链接为 http://pinglun.21cbh.com/2014/3-8/yNMDAwMzZfMTA4OTEyNg.html 。; 3478 次阅读|0 个评论

减少审批就是减少腐败机会: niehuihua 2014-3-7 08:31; 人大国发院“两会”系列解读与评论之一—— 减少审批就是减少腐败机会聂辉华（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3 月 5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2013 年，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 416 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而且 2014 年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200 项以上。李克强总理同时指出，对于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这表明，本届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也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从长期来看，国务院的这些改革举措，具有更加深远的重大意义。首先，减少审批就是从源头上减少腐败机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但是，腐败问题也比较严重。根据透明国际的报告，从 1980 年到 2013 年，中国在全球清廉排行榜中一直在 80 名左右徘徊，在 170 多个国家中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腐败的原因无外乎三个：官员拥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能够转化为租金，腐败的行为难以察觉或者被惩罚。对于贪腐官员来说，审批权往往意味着该给企业、居民办理的事项，可以缓办、不办，甚至以刁难的方式换取个人利益，这不仅是一种官僚主义作风，更是一种腐败行为。因此，从反腐败的角度看，减少各类行政审批事项，实质上就是减少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就是从源头上减少了官员的腐败机会。此乃治本之策！可见，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绝不仅仅是行政体制改革，也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毕竟，一个清廉的政府才可能是一个强大的政府。敢于公布政府权力清单，就是敢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各类腐败机会。从反腐败的角度讲，不仅各类行政审批权限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而且所有政府权力最终都应该进入权力清单，这样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次，减少审批就是节约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审批权往往意味着收费权，而各种行政事业收费最终都是由纳税人承担。需要注意，这里的政府规费并非新创造的财富，而只是在政府和居民或企业之间进行转移支付的财富。因此，政府收费越多，意味着社会的交易费用越高，这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早已证明，有效率的制度就是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制度。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坦言，作为房地产开发商，从买地到竣工交楼，再到给小业主办房产证，有的城市居然要盖 110 多个章！试想，如果可以将不必要的审批程序取消，能够让企业多创造多少财富？可喜的是，这次国务院在取消和下放审批权的同时，还取消和免征了行政事业性收费 348 项，减轻企业负担 1500 多亿元。还权于民就是藏富于民。事实上，减少的这部分交易费用为社会创造了新的增量财富。因为它导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 27.6% ，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 63% 。由此可见，市场和社会是欢迎降低交易费用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再次，减少审批是迈向“有限政府”的重要一步。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从两者的权力边界上讲，政府管的多了，市场空间就小了，两者在配置资源方面是一种零和博弈。而且，对于转型国家而言，政府这只“有形的脚”往往会踩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因此，政府主动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相当于让是市场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要从过去的全能型政府逐步转型为有限政府。表面上看，政府审批权限减少了，似乎政府的作用在弱化。但实际上，政府下放了不必要的审批权，反而可以集中于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公共服务，为市场经济提供法治基础，这实际上有利于增强国家能力，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改变目前强政府、弱市场的格局，要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下放和减少行政审批权是重要的一步。最后，国务院减少各类行政审批权，实质上是推动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其实质是减少政府权力，需要超越自我利益的勇气和智慧。因此，李克强总理深刻地认识到，“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革自己的命总是最难的，因此才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动。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做出了表率，拿出了实际行动。地方政府也必须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按照中央的要求，逐步取消和下放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权。如此上级推动下级，中央推动地方，最终会导致各级地方政府逐步减少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的各类行政审批事项。如此，则实现各级政府的“良治”便成为可能。回顾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增量改革方面，地方现行试点，然后中央予以肯定，最终推广到全国，这是一种成功的“中国模式”。但是，当增量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存量改革不可避免时，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就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恐怕不再是地方试点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系统性的、深层次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必须自上而下才能推动。因此，目前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须自上而下才能推动。我个人更乐观的是，如果这次行政审批改革成功了，那么很多在改革过程中难啃的硬骨头也许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推进。毕竟，中央政府作为最高层，作为实际上的最终委托人，最有压力和动力来推进深层次的改革。只要中央政府带头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那么中国的改革就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就没有啃不动的硬骨头！本文修改后发表于上海《东方早报》网，3月7日，全文链接为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4/3/7/1126471.shtml。转载请注明来源。; 457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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