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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潘岳:中华传统的生态智慧影响西方人: dongleon 2010-11-23 10:28;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中国。前不久，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送给我几本书，书名是《儒学与生态文明》、《道教与生态文明》、《佛教与生态文明》。　　我非常吃惊，为了解决生态危机，西方人开始琢磨我们中华文明古老传统。而他们最感兴趣的竟是我们老祖宗是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在书中，他们居然还把天人合一翻译成宇宙共振。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独自延续生存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理念蕴含着更加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伦理与制度充满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生活方式实践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历史传统延续着这种深刻的生态智慧。　　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那就是中、和、容，即中庸之中、和谐之和、包容之容。它一贯倡导着有序、平衡、包容、协调，这正是中华民族延续两千年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这些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和生活中具体落实为一个度。度就是分寸，就是节制，就是礼数，就是平衡，就是和谐。度是一种从容回旋的空间。度是一种进退有余的艺术，度是一种节制合适的平衡，度是一种立身达人的智慧。概言之，度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　　这种智慧不光存在于圣贤典籍中，还通过家族和礼仪牢牢地在基层社会中扎下了根。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四书五经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上连天道自然，下通人伦日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使得生态文明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利追求。这些生活实践看似涓涓细流，却共同汇成了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从容有度的生活方式通过节制人的无限欲望，进而追求充实饱满的精神境界。有了这一境界，就能使我们辨析、纠正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重迷误。　　中国在短短百多年时间内从农业文明一跃进入工业文明，再由工业文明向上一跃，提前跨入生态文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同时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高，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一个承载千年道统的政治民族最终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基础；充满生态智慧的中华道统在现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这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类三期文明的跨越式发展。　　　　（节选自改革开放30周年环保高峰论坛上的演讲，作者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月3日第03版）; 个人分类: 设计实践|2569 次阅读|0 个评论

毛毛虫：智慧与思考: ecoliugy 2009-8-29 23:02; 一条毛毛虫毛很长，单独活动的时候，没有哥们一起疯抢食物一群毛毛虫形成块状、呆在树干之间呆在一起是更暖？还是更安全？一起的时候，开饭的时候怎么办？会不会疯抢食物自相残杀，道德滑坡呢？一条毛毛虫在雨里底下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条蛇毛毛虫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食毛毛虫的鸟会不会也会误以为是蛇呢？延伸阅读：毛毛虫的鉴定： http://www.whatsthiscaterpillar.co.uk/plates/plates.htm 集体和个体间食物分配智慧 When the group denies individual nutritional wisdom ANIMAL BEHAVIOUR, 2007, 74, 931-939; 个人分类: 未分类|7679 次阅读|1 个评论

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演进：进步与期望: 生态人 2009-2-16 15:48; 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演进：进步与期望 2003-12-12 15:30:31 博文首发： http://cydgn.cyol.com/content/2003-12/12/content_788448.htm 段昌群杨雪清张文逸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影响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主要分析这种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49-1972, 生态环境问题远离国家的政治视野，即使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但在政治生活中不能涉及；从1973-1983年，在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重要限制社会发展的因素时，在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启动下，生态环境问题进入中国政治生活，从认识、政府政策、政府机构等方面开始关注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生态环境问题与国家政治生活若即若离，前者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是外源性的；从1984-1992年，生态环境问题在政治上受到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确立、环保法律系统初步完善，形成了以强化管理防止环境问题的中国特色环境保护道路，但由于经济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强势，难以较高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削弱了环境问题在真正的解决；从1993年以来，中国生态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制约作用被深层地认识，国际社会上环境保护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重要的内容，中国开始把生态环境问题有机地融合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产生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的呼声。但是，社会运作的机制尚没有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形成根本保障，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社会决策要求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较低，中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导言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的释意，政治学主要研究政府所起的作用以及政府管理社会所采用的立法系统和政令系统等，广义的生态学主要研究生物（主体对象）与环境（影响主体的各类外界因素之总和）相关关系。作物一个交叉学科，政治生态学涉及的是生态环境问题与国家政治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政治形式对环境相关的社会经济决策的影响，也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该学科从1994年国际上第一个政治生态学刊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算起，只是很短的时间，该学科的准确定义，目前仍未确定，也不是本文拟探讨的内容。本文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回顾建国以来50年来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与国家政治生活间的相互作用。为了阐述上的方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　　1. 在特定时间尺度中，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态度；2. 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条件下，政府对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对策及其有效性；3. 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同政治团体（党派）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政府对社会团体意见的反应；4. 有关环境方面的政府立法、法律效应以及指法效果；5. 社会政治、经济政策中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地位；6. 不同利益集团相关平衡中，环境问题的作用和份额。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的特点，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表述。　　一、 1949―1973 ：生态环境问题远离政治视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3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之前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学最大特点是，无论环境问题突出还是不突出，环境问题没有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国的政治生活很少或几乎不涉及环境问题。在这25年中，根据不同的时期又可分为三个时段。　　1. 建国初期（1949-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大陆的环境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当时的主要表现是，由于森林和草原植被的滥砍滥伐，植物遭到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以及土壤侵蚀。在几个主要的大城市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由于当时人口相对较少，生产规模不大，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很局部性的。　　由于当时新中国主要精力集中在建国中，同时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所以没有精力关注环境问题，或者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问题给予特别的看待。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和环境保护法规，只是在一些相关的机构和法规中包涵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内容。如195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建委联合颁发的《工业企业设计暂时卫生标准》和1957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纲要》等，提出了一些涉及环境保护的要求。具体内容如，提出了搞好城市基础设施、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防治水土流失，进行废物利用，搞好环境卫生，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等。解决这些问题往往是以运动、大会战的形式开展，不是一种规范、日常性的事务。由于建国初期，人民对共产党、新政府高度信赖，虽然政策比较粗略，但各级政府在强大的宣传工具的帮助下，人民对这此具有较高的服从水平。这个时候，中国的环境问题，基本上没有向着恶化的方向发展，从而环境问题也没有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进入政治家思考问题的范围中。　　2. 大跃进时期（1958-1965）经过八、九年的建国和政权巩固、社会改造运动之后，执政国家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发现根据常规的经济发展思路要使贫穷落后的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需要的时间太长，错误地估计了自然的能力和人工的力量，从而不适当地发起了一整套急于求成的冒险行动，在客观上执行或助长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没有了解任何生态环境和资源承受能力的条件下，盲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就是大跃进。　　这种以运动化发展经济的后果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大炼钢铁和大搞群众运动方针指导下，小钢铁、五小工业全国开花。1958年，全国建成了炼钢炉60多万个，小炉窑5.9万个，小电站4000多个，小水泥厂9000多个，小农具修造厂8万多个。工业企业到1959年有60多万个。城市人口从1957年9000多万增加到1960年的1300万。在这种大规模的发展中，没有任何规划和管理，没有基于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的论证，没有任何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即使建国初期建立的少数与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和制度，也被完全抛弃。当时，中国很多城镇，工业三废任意排放自流，森林资源遭到巨大浩劫，矿产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很多自然生态景观受到严重破坏。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浩劫和环境破坏行为，即使有也没有人敢于对高压政治下发生的一切进行申辩，即使申辩也绝不会有令人欣慰的结果。　　大跃进时期产生的生态破坏，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变得更难以负重。很多生态破坏事实证明是不可逆的，至今绝大多数因此产生的恶果也没有消除。　　3. 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社会领域的大灾难，也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浩劫的大灾难。以前建立起来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一些有限的规章制度不仅被抛弃，而且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了批判和否定。这个时候，环境问题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无关；所有的社会发展完全处于没有任何知识理念的造反派头目的一念之中。毛泽东的个人想法成为唯一行动必须依照的准则，有些当权者滥用毛泽东的个人思想，胡作非为。随意性、盲目性、主观臆断笼罩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限制社会正常运转的因素，但绝不承认这种现实；发生了很多污染事件，大多不公布于众。例如，仅在1972年，在大连、北京、松花江等地就发生了三起严重的水污染事件，水生生物大量死亡，人群健康受到危害。　　总之，从1949年到1973年，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性的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机构，也没有一个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法律。中国在政治上不承认自己存在环境问题。这个时期，一方面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很少，也没有认识到环境问题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可能影响，对环境问题基本没有任何科学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政治驾驭中国的整个社会，所有经济、文化、科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资源和环境问题只是经济的一个因素，自然没有成为关注的对象。　　在意识形态思想一片红的政治压倒一切的当时，环境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政治上关注的问题，与国外同期相比，中国关注环境问题至少延误了15余年，以致使中国失去了很多保护生态环境、优化自然资源、协调人口―经济―环境关系的大好时机。首先，中国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压力，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亿上升到1972年的8亿多，而且净增加的2亿人将使中国的人口高增长的态势延续到21世纪中期。沉重的人口压力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也成为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必须考虑的第一基本国情问题；其次，中国这个时期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以及与不可能摆脱的人口压力藕合一起，致使以后的中国要在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压力沉重的巨大不利因素下，被动地承受着这一切。　　二、1973 ― 1983：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生活若即若离　　从1973第一次全国环境会议召开到1983 环境保护法的颁布，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获得起步、在政治上获得初步认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环境问题开始成为政治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主要原因有：　　1. 由于长期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导致人口数量超过了同期的环境支持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水平；前20多年，特别是1958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无序运行导致了资源的短缺、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不断发展的污染，这些环境问题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也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客观上决定了环境问题自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值得关注的问题；2. 中国政府在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敦促下，派团参加了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全球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使来自中国20多名重要部级领导干部了解到世界环境的状况和环境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为实例，使中国高层次的决策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也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　　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环保奠基阶段（1973-1977）和起步运作阶段（1978―1983）。　　奠基阶段（1973―1978）。这个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1）认识问题 1973年8月5日―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官方第一次承认中国存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指出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第一次不是从经济发展的某些影响因素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而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来对待。　　（2）政府政策在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方面的政府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经国务院转批全国；作为计划经济社会运作的核心机构―― 国家计委也单独发出了文件，要求各地计划部门做好环境规划和计划工作。同时要求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各级政府把保护和改善环境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3）环境保护政府机构的设立 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组建的第一个环境保护机构。政府官员分别由计划、工业、交通、水利、卫生等部委领导人组成，下设的办公室负责日常的事务性工作。自此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也开始成立环境管理机构、环境科研及监测机构。　　虽然这时环境保护开始正式走进中国的政治生活，但是此时仍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环境保护工作难以按照本身所需要的全面、系统、综合、预警、规划等特点开展，只是对突发出现的重大环境问题进行协调和局部的整治，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的势头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扼制。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1）工业盲目发展，城市布局混乱，污染加剧。大跃进时期的工业污染在一定程度上主要发生在大型城市，而此时全国所有中小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布局全都处于混乱状态，加剧了环境污染。例如，绝大多数城市降尘量都远远超过400吨/平方公里；对44个城市地下水调查分析，有41个城市收到污染，其中严重污染达9个。　　（2）生态破坏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而此时达到153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1/6, 水土流失量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丧失1厘米的土层；流失的营养相当于全国一年的化肥产量。黄土高原流失面积占该地区面积80%，长江流域流失面积占总流域面积20%，淤积了中国水库总容量的1/4.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洞庭湖70年代末比1954年面积减小了30%。全国受农药污染的农田面积达到2.0亿亩，污染粮食400亿公斤以上。　　（3）人口剧增对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1973-1978年全国净增加人口2亿，至1978年底中国人口达到10亿。庞大的人口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表现在土地、森林、草原、矿产和淡水等资源超负荷利用，使人口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　　起步运行阶段（1978-1983）　　1978年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让位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环境问题作为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这主要表现在：　　（1）环境保护首次纳入宪法。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明确指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这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第一次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到它的工作内容。197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批转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特别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环境保护的法制系统开始启动。1979年9月五届人大11次常务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　　（4）环境保护工作开始真正进入政府日常事务中。1981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管理好我国的环境，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各级基层政府开始把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常规日程中。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从1973年至1983年，中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迫使国家开始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同时国际社会环境保护运动高涨，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也促使中国政府开始考虑自己的环境问题和相应的对策。在此期间，在国家管理体系中，全国性环境保护和管理的网络基本建成，整个国家决策体系中开始考虑环境、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并对其中的问题开始进行研究。但生态问题只是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开始被考虑的一个外部因素，还不构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内在影响条件。同时，对环境问题的综合性认识不足，新的政策出台导致了新的生态破坏。这就是农村联产承包没有注意到可能出现的副效应，就是农民对承包山地开荒、森林的砍伐，造成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工业企业的承包，没有在环保方面提出必要的要求，使很多企业产生大量的污染并将损害转嫁给社会。　　三、1983年―1992年：生态环境问题在政治上高度重视，在实际解决的经济环节上没有真正落实　　中国急切地希望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但多年来出现和积累的环境、资源、人口问题等对经济高度发展的约束更加严峻地表现出来；而且，在新的经济高速增长中，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短期利益的驱使，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环境问题。这两个方面，影响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获得了进一步地加强。主要表现在：　　1. 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确立。在1983年12月31日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基本国策。这是继中国把人口控制作为一个基本国策之后的另一个国家大政方针。基本国策的确立确定了环境保护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环保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2. 中共中央和国家政策制定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程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基本国策被写入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84年以来至1992年，几乎所有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甚至纯政治性的文件中，都把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内容，纳入其关注的视野。如中共第13次第14次代表大会均把保护环境当作改革和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中均把保护环境作为规划的内容；自1984年以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入。　　3. 中国环境保护的法律系统基本建成。198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公布施行。至1992年，中国形成了如下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1）宪法、（2）环境保护基本法、（3）12部环境保护单行法、（4）23个国务院发布或批准的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和法律性文件、（5）26项国家环保行政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制度、（6）千余件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7）263项国家级环境标准（主要为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方法标准、（8）中国承认和参加的29项环境保护国际公约。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社会的政治层面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科学研究有了深入的认识，感到中国既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也不可能通过高投入、高技术解决环境问题，需要通过严格的行政手段防止环境问题的恶化。这时环境问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国家、省级、地区、县等各级环境保护与管理的网络形成，旨在通过加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管理扼制由于人口压力和较低的技术水平带来的环境―资源危机。在这一个时期，环境问题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较高的体现，但环境问题最关键是不仅仅只是认识问题，而是要通过具体的方式来解决，或者说把解决环境问题贯穿到每一个经济活动之中，但是，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象环境问题这类政治地位很高的问题，由于与最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所以环境问题在根本上只是停留在嘴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就是难以落实到行动上。具体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1. 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都是政府关注的重要政治问题，但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政府行政官员政绩的优劣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来表现出来的，环境问题只要不出乱子就不会引起重视，生态环境问题被上升的经济指标所掩盖。　　2. 中国的环境立法及其建立的法律系统虽然开始健全，但执法程度极其低下；法律的解释性比较混乱，法律的可执行程度比较低。所以法律系统没有起到应有的维护环境的作用和地位。　　3. 环境问题的解决在经济社会中核心问题是利益平衡和分配问题，它包括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问题、当代人的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问题。由于政府特别关注经济发展，没有集中精力协调这些本来就很困难的利益平衡和分配问题，从而整个社会出现了急功近利行为，环境问题往往在具体事务中被放置一边；4. 环境问题在政治生活中重视程度表面化。随着社会进程的变革，中央政府对地方各级政府或者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绝对约束和控制相对削弱，法律系统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没有实现法律应有的作用，从而使环境问题的重视只是表面性的，很多重大涉及环境问题的决策并没有在根本上把它当作核心的影响决策的力量。生态与环境科学家的意见在社会决策当中，只是一种参考，但对决策不构成影响。环境问题在政治上的从属性在很多重要经济发展决策中，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例如，中国的三峡大坝的立项问题等。　　四、1992年―至今 ―― 生态环境问题与国家政治生活联姻，但社会机制难以保障问题的解决，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社会决策呼唤科学和民主　　1992年中央政府把三峡水利工程决策议案放到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进行表决，虽然在法律程序上获得了通过，但受到的前所未有的争议和反对。在社会大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凡响，也使政府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中国普通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个人参与对政治的影响作用。在此过程中，中国普通民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参与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 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中国政府参加了这次会议，国内的新闻媒体，对这次大会以及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环境问题在根本上与政治、经济的有机融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自己资源与环境的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性显著增加，而产品的出口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协议等方面的制约，而此时经济的发展就是中国社会的最大政治问题，从而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左右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力量。　　2. 中国开始探求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目前也并没有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生态环境先破坏、后恢复的路子；但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通过高投入、高科技进行环境恢复和建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模式自然就是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时尚。　　3. 环境保护和经济有机结合方面采取了实质性的举措。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收费办法》、《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收费标准》出台；成立了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把环境保护作为一个新型国家的产业进行大力支持；建立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初步创立了环境保护社会基金组织；1993年首次公布了全国3000家重点工业企业污染名单，把在企业数量上仅占全国污染4%、污染负荷占全国工业企业等标负荷60%以上的这些企业作为国家重点污染防治单位。　　4. 环境立法和环境指法方面有新的进展。全国人大第八届第一次会议在全国人大增设环境保护委员会，确立了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地位，对加强国家环境法制建设和监督具有重要的作用；全国环境保护执法力度加大，从1993年以来，先后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指法检察工作，国务院多次发文，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打击那些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5. 政府对非政府直接控制性的环境保护活动采取了更多的宽容和支持，公众以及社会团体对环境保护的意见和看法引起政府重视的程度不断加大。如从1993年以来，各类新闻媒体在报道、评议环境问题方面的新闻越来越多，在中央电视台上重要栏目如《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等名牌栏目中，环境问题的比例不断增多。各种环境保护的社会团体数量越来越多，反映的问题很多都能从政府方面获得较大的反应。如自然之友、绿色家园研究会等通过个人和新闻媒体，反映云南西北地区当地政府砍伐原始森林、使珍稀动物滇金丝猴生境受到影响的事件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立即做出了反映，并采取了果断措施中止了这一事态的发展。　　由于环境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国在保护环境方面的行政运作和法规建设等方面历史很短，所以在今天即使在政府领导人给予了很高关注的问题，有时往往也因社会广泛认同、民众素质和利益倾向性等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关于新形势下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主要表现在：　　1. 政府的互相矛盾的双重身份妨碍了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国各级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管理者和经济运作系统的直接操纵者，也是环境保护的主体。这种身份往往使政府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发展经济，不直接运行经济活动，从而可以超然地进行环境保护工作，而在中国则没有这种社会条件。　　2. 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的传统方法和手段受到挑战。中国采取了市场经济形式，直接通过行政行为防治环境问题的能力日益减弱，而立法、指法等法律手段在环境保护等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获得明显加强，不同利益集团在环境问题上对政策的扭曲和撇开法律监管等事态在一定程度上将更加突出，使政府料理环境问题的能力面对新的巨大挑战。　　3. 科学研究积累的薄弱妨碍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所有的社会决策和法律手段来自对自然环境内在规律、社会运行和管理机制有效方式和途径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把握，而中国社会在此方面的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积累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而这方面的研究需要长期的深入研究工作的积累，并能找到被社会广泛认同、决策者理解接受从而影响决策的渠道和方式，才能从社会内在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中国在这方面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4. 中国环境问题根本解决目前还缺乏社会机制的保障。中国社会运行目前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地域社会运行中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地域主要领导人所制定的，或在他理解的和接受的范围内通过行政机构产生的。从而，往往一个好的领导，在他当政和管理的范围内，环境问题解决的就要好，反之则会酿成新的环境危机。而环境问题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社会问题，只有科学的研究和系统的认识，发挥全民族共同的智慧并有广泛的民众参与，才能获得圆满的解决。错误的社会决策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体制根源。所以，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将是中国环境问题获得良性解决的政治根源。　　小结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年来，环境问题和国家的政治问题的相互作用程度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49年至1973年，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来不接受、不承认环境问题，所存在的环境问题往往也只把它当作生产中的额外问题来进行处理。由于对环境问题的轻视，特别是在高压社会政治环境中，决策无据、发展无序的高度混乱状态中，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从1973年到1983年，中国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任何力量难以掩盖的事实，在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鼓动下，中国开始承认环境问题，并开始在国家的行政机构、政策制定、法律约束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问题开始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但仍处于一个从属地位，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1983年到1992年，环境问题成为中国最热点的问题之一，它一度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但由于经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同属政治问题的环境问题，因同经济发展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存在矛盾，所以环境问题没有在根本上获得解决。从1993年以后，中国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道路，把环境保护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生活领域中关注经济问题和解决环境问题成为一个共同的问题――社会进步问题。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能力减低，法律、政策和各类规章制度的可操作性与权威性受到挑战，各类利益集团轻视或极力逃避各种约束，因此环境问题解决的社会机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保证。　　虽然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通过强化环境管理等措施，避免了经济高速发展时环境高度恶化这种状况，但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走出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也包括生态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同时中国历史上环境问题欠帐太多，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巨大的社会惯性条件下下，任何稍一疏忽的、不利环境的社会决策都可能给中国环境带来深重的灾难。象任何中国的重大问题一样，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基于深入、广泛的科学资料和有大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民众基础上的社会决策，这就是环境问题相关社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当今中国，每时每刻都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及时发现或避免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决策的明智程度。目前能对此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各级政府官员。所以，需要尽快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环境教育，提高各级领导者的素质，特别是对环境问题的理解能力和深度，使他们在进行各类决策时更多地考虑环境承受能力问题。当然，从长远角度来看，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平，增强对环境、社会等问题的理解能力和积极的参与能力，把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活动时刻规范到有利环境的范围内，是彻底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基础。公民环境素质的提高，非一日之功，但在现代社会中，各类新闻媒体可以起到特别重要的宣传、感化和教育和引导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任何直接的政府命令和法律手段、经济渠道难以替代的。这需要训练有素的环保型记者，来完成这一问题。从而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氛围中，绿化政府官员、绿化媒体，是拯救生态环境的重要急迫任务。　　主要参考文献　　张坤民（主编），1994. 中国环境保护行政20年。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216. 　　顾浩（主编），1997. 中国治水史鉴。北京：中国水利出版社。250-253. 　　高宇声，1984. 《环境保护》十年选编。北京：环境保护杂志社。5-11. 　　国家环境保护局，1988。中国环境保护事业（1981-1985）。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黄道霞，戴丹，余展（主编），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年纪（1949-1989）。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曲格平，1992. 中国的环境与发展。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罗桂环，王耀先等，1995. 中国环境保护史话。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曲格平，1999. 环境保护知识读本。北京：红旗出版社。　　张坤民，1997. 可持续发展新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编委会，1994.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Duan Changqun, Xuechun Gan, Jeanny Wang and Paul K. Chien, 1998. Huma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relocation of civilization centers in ancient China. AMBIO: Journal of Human Environment， 27(7): 572-576Mary G. W., Hanna J.C. , Margaret A.M., and Sabrina B., 1996. Moving toward Ecosystem Mannagement: Examing a Change in Philosophy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3 (1996): 1-38. 　　致谢　　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了高发元教授和王焕校教授等的指导和修改，英文原稿在1999年10月瑞典隆得大学(LUND UNIVERSITY)东亚及东南亚研究所举办的中国革命50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了部分与会代表的建设性意见，这些代表是：Mette Thunoe 博士(丹麦歌本哈根大学教授)、Herbert Yee 博士（香港浸会大学教授）、Michael Schoenhals博士（瑞典隆得大学教授）、Henk Houweling 博士（荷兰阿摩斯特丹大学教授、路家骝博士（中山大学教授）、Larry C.H. Chow博士（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秦思美博士（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副教授）、 Wendy Chan 女士（香港浸会大学）等，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附：英文题目：Political Ecology in Mainland China\'s Society During past 50 years 　　Chang-Qun Duan Xue-Qing Yang Zhang Wenyi(Biology Depart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个人分类: 专栏3:国内生态江湖|7921 次阅读|0 个评论

生态人生：态度决定一切: 生态人 2009-2-11 10:23; 父子二人经过五星级饭店门口，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进口轿车。儿子不屑地对他的父亲说：「坐这种车的人，肚子里一定没有学问！」父亲则轻描淡写地回答：「说这种话的人，口袋里一定没有钱！」　　 (注：你对事情的看法，是不是也反映出你内心真正的态度？) 晚饭后，母亲和女儿一块儿洗碗盘，父亲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厨房里传来打破盘子的响声，然后一片沉寂。儿子望着他父亲，说道：「一定是妈妈打破的」「你怎么知道？」「她没有骂人。」 (注：我们习惯以不同的标准来看人看己，以致往往是责人以严，待己以宽。) 　有两个台湾观光团到日本伊豆半岛旅游，路况很坏，到处都是坑洞。其中一位导游连声抱歉，说路面简直像麻子一样。而另一个导游却诗意盎然地对游客说：诸位先生女士，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正是赫赫有名的伊豆迷人酒窝大道。」（注：虽是同样的情况，然而不同的意念，就会产生不同的态度。思想是何等绝妙的事，如何去想，决定权在你。）同样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将来的志愿是当小丑。中国的老师斥之为：「胸无大志，孺子不可教也！」外国的老师则会说：「愿你把欢笑带给全世界！」（注：身为长辈的我们，不但容易要求多于鼓励，更狭窄的界定了成功的定义?）有一个欧巴桑在首饰店里看到二只一模一样的手环，一个标价五百五十元，另一个却只标价二百五十元。她大为心喜，立刻买下二百五十元的手环，得意洋洋的走出店门。临出去前，听到里面的店员悄悄对另一个店员说：「?看吧，这一招屡试不爽。」 (注：试探如饵，可以轻而易举的使许多人显露出贪婪的本性，然而那常常是吃亏的开始。) 乞丐：「能不能给我一百块钱？」路人：「我只有八十块钱。」乞丐：「那你就欠我二十块钱吧！」（注：有些人总以为是上苍欠他的，老觉得老天爷给的不够多、不够好，不劳而获、贪婪欲早已取代了感恩之心。现在还有一些长不大的大学生似乎如此耳）在故宫博物院中，有一个太太不耐烦地对她先生说：「我说你为甚么走得这么慢。原来你老是停下来看这些东西。」（注：有人只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狂奔，结果失去了观看两旁美丽花朵的机会? ）　　妻子正在厨房炒菜。丈夫在她旁边一直唠叨不停：慢些。小心！火太大了。赶快把鱼翻过来。快铲起来，油放太多了！把豆腐整平一下。哎唷，锅子歪了！」? 请你住口！」妻子脱口而出，「我懂得怎样炒菜。」你当然懂，太太，」丈夫平静地答道：「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在开车时，你在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如何。」（注：学会体谅他人并不困难，只要你愿意认真地站在对方角度和立场看问题）　　　　毕业典礼上，校长宣布全年级第一名的同学上台领奖，可是连续叫了好几声之后那位学生才慢慢的走上台。後来，老师问那位学生说：怎麽了？是不是生病了？还是没听清楚？学生答：不是的，我是怕其他同学没听清楚。 (名与利是多少人的捆绑、多少人的心结？我们被教育要争气、要出头，但是争气出头的，不过是少数人，沉默的大众毕竟还多数。想一想，有那麽多人都和你我一样，不也是很兴奋的一件事吗？）一辆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沿着下坡路快速前进着，有一个人後面紧紧地追着这辆车子。一个乘客从车窗中伸出头来对追车子的人说：老兄！算啦，你追不上的！我必须追上它，这人气喘吁吁地说：我是这辆车的司机 (有些人必须非常认真努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後果就十分悲惨了！然而也正因必须全力以赴，潜在的本能和不为人知的特质终将充份展现出来。）甲：「新搬来的邻居好可恶，昨天晚上三更半夜、夜深人静之时然跑来猛按我家的门铃。」乙：「的确可恶！你有没有马上报警？」甲：「没有。我当他们是疯子，继续吹我的小喇叭。」（事出必有因，如果能先看到自己的不是，答案就会不一样在你面对冲突和争执时，先想一想是否心中有愧，或许很快就能释怀了。）某日，张三在山间小路开车，正当他悠哉地欣赏美丽风景时，突然迎面开来一辆货车，而且满囗黑牙的司机还摇下窗户对他大骂一声：猪张三越想越纳闷，也越想越气，於是他也摇下车窗回头大骂：你才是猪? 才刚骂完，他便迎头撞上一群过马路的猪。（不要错误的诠释别人的好意，那只会让自己吃亏，并且使别人受辱。在不明所以之前，先学会按捺情绪，耐心观察，以免事後生发悔意。）小男孩问爸爸：是不是做父亲的总比做儿子的知道得多？爸爸回答：当然啦！小男孩问：电灯是谁发明的？爸爸：是爱迪生。小男孩又问：那爱迪生的爸爸怎麽没有发明电灯？（很奇怪，喜欢倚老卖老的人，特别容易栽跟斗。权威往往只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空壳子，尤其在现今这个多元开放的时代。）小明洗澡时不小心吞下一小块肥皂，他的妈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向家庭医生求助。医生说：我现在还有几个病人在，可能要半小时後才能赶过去小明妈妈说：在你来之前，我该做甚麽？医生说：给小明喝一杯白开水，然後用力跳一跳，你就可以让小明用嘴吹泡泡消磨时间了。 (take it easy) 资料来源：从多个出版物中辑录（对不起，难以列出；非盈利性转载；如有版权之争，当告知或删除）本文首发： http://hi.baidu.com/ecoeducation/blog/item/0c1a4e95216d490b7bf48052.html; 个人分类: 生态人生2:生态智慧|3484 次阅读|0 个评论

《生态科学进展》编委会征稿（2010年，第六卷）邀请: 生态人 2009-2-10 15:59; 《生态科学进展》作为专门刊登生态科学领域前沿进展和热点问题的评述性连续出版物，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已经正式出版了五卷，现为第六卷征稿。文章格式请参阅《生态科学进展》征稿简则。我们诚恳地邀请您贡献大作。《生态科学进展》简介：《生态科学进展》是一个评述性的连续出版物，主要介绍生态学、生态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最新进展，通过研究一线科研工作者将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学科文献资料进行整理、评述，为研究者搭建国内外生态学研究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的知识平台。该出版物只刊登综述和评论性文章，不登载原始研究性论文。为了体现综述和评述性出版物的特点，需要每篇文章有一定的体量。每篇文章字数宜在1.5-3.0万字。每卷拟发表文章15-20篇。来稿经过独立审稿人审阅通过、修改完善后方能刊印。《生态科学进展》读者群为生态学、进化科学、环境生物学、资源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等领域研究人员、高校教师、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同时也面向地球科学、生态学交叉学科、与生态学密切相关的边缘学科和应用领域的农学、林学、医学、规划和管理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和教学人员。《生态科学进展》编委会由包括10余位生态学领域的院士在内、共70多位生态学知名学者组成，组稿和出版由云南大学生态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努力完成，确保出版质量、刊载时效和学术水平。《生态科学进展》诚恳邀请您及您指导的研究团队和研究生撰稿。请您将您的选题及时告知我们，以避免与他人提交的文稿重复，浪费您的劳动。在本出版物发表论文不收取版面费（由主编单位负责筹集出版费用，但也不向作者支付稿费），正式出版后每篇论文通讯作者奉送样书两本。拟在2010年卷（第六卷）刊载的论文，提交选题的截至日期为2010年5月10日；提交论文大纲的截至日期为2010年7月30日；第六卷论文提交的截至日期为10月10日。联系人：于福科（电话：13888335615,传真：0871-5032753 投稿及联系：gsyfk2006@ynu.edu.cn并抄送cn-ecology@126.com。期待您拨冗回复！顺致研安、健康！《生态科学进展》编委会 2010年3月; 个人分类: 专栏1:生态科学进展|4682 次阅读|0 个评论

认识生态学的建设性: 生态人 2009-2-10 11:49; 引用索引： http://www.sciencenet.cn/u/ 生态人/ 题跋：尊重规律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尊重规律付出的代价更大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个学科体系，生态学好像总是在和经济学唱反调，被认为是一门限制性的科学。实事上，生态学只是提醒我们，目前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人不在自然之外，更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自然不是我们的对手而是伙伴，人类所做的一切，连同生存与繁衍都有赖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人类没有自封的特权。如果想使自己发展的更好一些，人类文明延续得更长久些，就应该学会用谦恭的态度与自然打交道。生态学要颠覆的并不是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而是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它要限制的只是不顾长远后果的短视行为。应当说，在自然科学的各类学科中，生态学算是最人性化的了。作为一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的学科，它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整体性，它要求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而非分离和对抗。它并不要求人类放弃已有的舒适和方便，更不会要求人们回到原始社会；相反，它只是要求人类审慎地利用自己超越于其他动物的智慧，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努力寻求一种使整个生命共同体保持和谐和稳定的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生态学的含义远远超越了它的学科范畴而成为了一种新的价值范式。所幸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中叶以后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痛苦反思之后人们终于有了觉悟。生态学开始从边缘走入了公众的视野。不过，早期公众对生态学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后人们才注意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对于这一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有明确的说明：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而我们现在则更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如土壤、水、大气、森林的退化对我们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不久以前我们感到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联系的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则感到在国家之间的生态学方面的相互依赖的重要性。生态与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互相紧密地联结在一个互为因果的网络之中。我国现在在总体上还处在生态觉醒的前夜。从关心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到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飞跃。看到了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开始用生态学思维方式来认识我们的活动和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一角度看生态学，它就不再具限制性，相反而是具有了建设性。这种建设性蓝图生态学家们早在90年代就绘制出来了。1996年美国生态学会前主席J.Meyer在美国第81届生态学大会上作了题为面向未来的生态学报告，呼吁生态学家创造性地运用生态学原理，探索并设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途径和方法，积极推动生态工程、生态恢复、生态经济、生态设计、产业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为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创造一个积极的生态学。而今天，生态工程、生态经济学、生态设计、产业生态学、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学正在为缔造可持续的文明形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Margaret et al , 2005)。当然，建设可持续的人类社会不只是经济学家或生态学家的事，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公众的力量不可忽视，而公众对生态学的态度和对生态学知识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生态学意识和生态学思维方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生态学毕竟是专家手中的学问，如何将专家手中的深奥理论转化成通俗而平凡的知识却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在我国，生态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迫切但又很薄弱，过去我们的环境宣传主要集中在观念的更新上，但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生态学知识的传播就变得更加重要。博客首发： http://hi.baidu.com/ecoeducation/blog/item/0c1a4e95263f480b7bf48000.html 摘录自：段昌群，2006.生态约束与生态支撑。科学出版社; 个人分类: 生态人生1:生态知识|3165 次阅读|0 个评论

“生态”的时髦与“生态学”的悲哀，时代呼唤真正的生态学: 生态人 2009-2-10 11:44; 引用索引： http://www.sciencenet.cn/u/ 生态人/ 引用网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4030 生态、生态学大概是当今时代使用频度最高的词语了。在INTERNET最大的中文搜索网站百度网上，涉及生态的网络词条达480多万条，涉及生态学的词条也高达近30万条之多。有人分析，现在涉及生态、生态学的学科多达200多个，于是有人戏称生态学是最好创造新学科的学科了任何一个学科去掉学字后缀上生态学，都可能成为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任何一个学科的前面加上生态一词，都可能与生态学交叉而成该领域的一个新的学科，而首次发表或杜撰该词语的人都可能成为该学科的创始人。生态、生态学被全社会的高度认同，这是生态学的一大幸事，说明人们关注生态、注意环境保护，认识到保护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与这个学科分不开。但是，在生态一词成为学界、媒体、民众耳熟能详的话语时，生态学家们在开始掠过一丝欣慰和快意后，马上被鱼目混珠的各种各样的生态学所震惊。他们担心，当什么都是生态学时，生态学可能变得什么都不是；高度滥用生态一词，可能使生态学以被曲解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真正的生态学常识和生态环境问题则可能被冷落到一旁。为此，有必要让社会各界知道真正的生态学是什么？生态学能做什么？生态学是如何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生态学是如何指导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与其它学科交叉、融合并被提升为一个哲学观念，其不变的本质和深刻的内涵是什么？同时，在少数人游戏生态学的时候，应该让社会对生态、生态问题、生态学持怎样一个科学严肃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包括农业、林业、水电、环保等生态学的重要应用领域的业务部门，特别需要按照生态学的原理认识、分析和解决本领域的问题，但是，这些部门的少数业务人员和领导干部，在没有真正地理解生态现象、生态规律的情况下，滥用生态学的术语，不按照生态常识办事，事后面对残局又不负责任地责怪生态学和生态学家的无能。这种没有科学责任心、玷污生态科学的情况时有发生。生态学现在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期，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需要生态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服务，另一方面在面临发展和保护的两难选择时，经常自然或不自然地搁置了基本的生态常识，选择了破坏性的发展方式。在与生态环境问题相关的决策过程中，生态学家经常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平心而论，生态学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学科，现在远没有达到能解决一切生态问题的时候，同时生态问题复杂多样，不同的区域具有很强的不可比性，很多生态过程和生态机理目前只知皮毛，从而绝大多数的生态学家在面对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时都小心翼翼，不会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不敢贸然承诺某开发计划和发展项目不会造成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更不会拍胸脯确保能完全解决这些生态环境问题；而与此相反，知道一点或不完全知道真正生态学的人，似乎无知者无畏，有十足的胆量，断然可以确定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把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视为草芥，信誓旦旦可以保证什么工程不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或者可以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在发展压倒一切的社会氛围中，生态学家经常可能曲高和寡。在决策过程中，生态学家经常因观点难以与唯发展论者所苟同，从而陷入边缘甚而被视为异类，进而被逐出决策支持的专家行列。或者有的生态学工作者不堪重负，逐步远离了自己曾经钟爱的科学，成为人见人爱的、比较开明生态学专家。当然，根据需要把一些性情中人树成满足某种需要的生态学家，也并非鲜见。在当今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这些不同层面的生态学家，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生态学。生态学有时是一门学问，有时是一种符号，有时是一个口号。在生态学成为一个社会时尚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生态学的一般知识并没有被广泛和深入了解。这种现象，曾经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生态学界的一种病态，今天的中国生态学也亦步亦趋。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广泛认识到了环境危机和资源问题，生态学更加凸现在社会公众舞台上，并被广泛推崇为能够对人类和其它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指导。虽然生态学还难以担当挽救地球和社会的重任，但现在还没有哪个学科比生态学更能胜任。问题是，生态学不能仅仅只是一个口号。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当被曲解了的生态学在社会中泛滥时，很可能导致真正的生态学被打入冷宫。生态学被全面接受和深刻理解之日，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之时。博客首发：① http://blog.sina.com.cn/ecoplanet ② http://hi.baidu.com/ecoeducation/modify/blog/c59a9a17b8752d0ac93d6d0f 摘录自：段昌群，2006，《生态约束与生态支撑》，科学出版社。; 个人分类: 专栏3:国内生态江湖|3874 次阅读|3 个评论

生态问题的特点：积累效应、放大效应、滞后效应、转移效应: 生态人 2009-2-10 11:24; 引用索引： http://www.sciencenet.cn/u/ 生态人/ 引用网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4038 生命运动是最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而生态现象更是因集生命活动和环境变化于一体而显得极为复杂和多样。生态学曾经被认为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观点，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已经为复杂的自然现象建立了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撑学科。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生态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门与人们所熟悉的建立在经典物理学之上的科学模式不同的学科，目前还不是一个可以进行预测的学科。生态学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思想，对理解环境危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无法支持那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生态学疗方。虽然真正理解生态现象和生态过程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但理解一些生态问题的基本特点对真正关注环境问题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生态问题具有很强的积累效应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生态破坏，除了个别情况下是突如其来的环境灾难外，更多的环境变化是逐步发展的，一开始并不被人们所察觉或重视，通过初步积累，最后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这就是积累效应（段昌群，2004）。积累效应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比喻来类比。一个人满头黑发，拔掉一根是微不足道的，拔掉10根是无足轻重的，拔掉100根也是无伤大雅的，但如果拔掉1000根、10000根、100000根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变成秃头、最后可能成为光头。绝大多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就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发生的。积累效应存在一个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在发生中很难确定其中的转折点。为了更有效地管理生态环境，防治不可逆转的生态后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需要分析这个转折点。这就是生态系统在保持其基本结构和功能、维持良性运转条件下能够接受污染物的最大量或承受取走的最大量，即环境容量和资源、生态承载力问题。也是说，任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后的积累都应控制在这个限度以内，否则生态系统最后走向崩溃，人类将丧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条件和资源支持能力。积累效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类活动对环境因子的改变程度及其效应程度是不断积累的，二是环境因子的改变范围和效应范围也是不断积累的。前者主要侧重于环境污染，后者主要侧重于生态破坏。量的积累和范围的延伸是受损环境及其效应不断发展的两个方面。目前，对于突如其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对于经常发生的、范围较大的、普遍存在的、短期内难以觉察效应的生态破坏行为，往往也是视而不见，研究工作往往也很少涉及。正是这些眼前看来不值得一提环境受损，经过积累后很容易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生态衰退。这类属性的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最终伤害人类生存和发展、酿成环境危机的最大杀手。积累效应往往使人们在环境问题上因恶小而为之，善小而不为。环境问题具有显著的放大效应在人类的干扰和影响下，环境变化并不是线性增加的，而是逐步以加速度发展，呈现放大效应。对于环境污染而言，这种放大效应主要表现在：（1）污染物随着食物链的延伸而不断积累，呈现放大效应，如南极大气中没有检测到的DDT在当地的企鹅体内则有检出；（2）污染物对生物的影响在个体水平上的毒害效应可能不大，但在种群、群落乃至生态系统层次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温室气体的排放对个体性的生物而言影响较小，但对全球气候和生物圈的影响则十分巨大。对生态破坏而言，这种放大效应主要表现在：（1）局部的生态破坏产生的后果在全局上表现出来，从而产生更大的危害，如上游地区的毁林开荒引起的水土流失，对中下游地区产生洪涝之害，且在下游进行防治的代价远高于源发地区的上游；（2）关键地区的生态破坏将对很大范围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在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过度利用资源、破坏环境，使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是整个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姜汉侨等，2004）。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滞后效应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引起的后果并不是伴随着成因的出现立刻表现出来的，而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充分展示出来，这就是滞后效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后果往往具有很强的滞后效应，而且这种效应普遍存在。例如，美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为了开发中西部，将大面积的森林开辟为种植园，到20世纪30-40年代，这些生态破坏酿造了大范围的生态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中西部数百万公顷良田的表土被飓风卷入大西洋。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是热带雨林比较集中的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种植橡胶，毁灭了大量的热带雨林，至70年代雨林气候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每年雾日减少了32天，降雨量降低了100mm左右，年空气平均湿度降低。我国富营养化程度最高的湖泊之一滇池，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是山清水秀、湖水碧波荡漾、岸边水草肥美的渔米之乡，进入70年代在湖泊流域内发生了围海造田，湖泊面积丧失了20多平方千米，进入80年代伴随工业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的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进入滇池，湖泊水质从90年代初的Ⅳ类直线下降到90年代后期Ⅴ类，湖泊内大量水生生物消亡，水体功能丧失。这类状况在国内外环境变迁史上不胜枚举。滞后效应之所以出现，是由生态系统的反应过程所决定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积累效应，这种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生态系统结构破坏和功能丧失是一个复杂的生态过程，这个过程在生态系统中的环境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发生的恶性循环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多个层次的食物链、食物网传递，在整个过程中因果关系转化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生态系统本身对外来的干扰具有一定的缓冲能力，这种能力也使人类破坏所产生的后果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展现出来。同时，人类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酿成较大规模的不可逆转的后果时，才能确认所引起的破坏和污染。从轻微的、局部的、不为人们所重视的不良后果发展成为严重的、大范围的、得到人们重视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正是滞后效应的形成受这些因素所影响，所以，越是小范围、小强度的人类干扰形成的生态后果，滞后效应越突出；生态系统越复杂，滞后效应越突出；产生的后果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影响越小，滞后效应越突出。由于有滞后效应，当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往往不会马上呈现出明显的恶果，从而使人们在发展中对破坏和污染问题放在脑后；同样也因为有滞后效应，当前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未必马上产生效果，从而难以调动治理和保护的积极性。有必要对这种现象给予高度关注，以避免某些人在口头上高举环境保护的大旗，却将真正的生态环境问题置之脑后，回过头来又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每个社会成员成为毫无意义的环境受害者和牺牲品。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显著的空间转移效应经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生态环境破坏了，受害的不仅仅是当地，往往其他相关地方也成为受害区域；一个地方环境好转了，相关区域也享受到风调雨顺的好气象。这就是生态环境具有的转移效应。转移效应最显著的表现莫过于在河流流域尺度方面（Duan et al , 1998; 2000）。江河上游原生植被一旦破坏，将会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等各种自然植被的生态水文作用丧失或降低，从而旱季地表径流严重降低，下游遭受干旱的威胁，雨季极易形成洪涝灾害，使下游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干扰。从而，江河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常常是问题表现在下游，而根子还在上游，需要将整个流域的上下游进行通盘考虑，才能取得长远的效果。为此，要形成一个理念，就是上游的生态环境就是下游大力发展经济的支撑条件，下游的经济发展应该将如何维持这种支持条件整合到自己的发展思路中。转移效益在更大尺度上表现出来的空间转移效应反应在气候变迁上。人类释放温室气体最集中、强度最大的主要在欧洲、北美、日本等局部区域，但随着全球环流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使全球发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的气候变化。环境问题的空间转移效应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只有全社会共同关注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危机才能真正得到缓解和消除。博客首发： http://hi.baidu.com/ecoeducation/blog/item/a1e1af034a039c8bd43f7c02.html 摘录自：段昌群，2006. 生态约束与生态支撑。科学出版社。; 个人分类: 生态人生1:生态知识|1337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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