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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谁----7.23动车事故的迷团
热度 24 sivaxin 2011-7-31 17:11
总理来了,又走了,言辞肯切地说要铁道部给人民一个交待的声音言犹在耳,昨日铁道部答新华社的文本似乎又回到了事件进程的原点, 7.23 事故原因的追查和救援过程的真相挖掘的深入,我们似乎不是离真相越来越近,而是陷入更多疑窦丛生的怪圈之中,特别是对一些关键问题当事人、经历者的采访中频繁出现的 “ 他们 ” 二字更是令人困惑,但也许这令人困惑的 “ 他们 ” 是揭示动车事故真相的密钥。 D3115 动车司机口中的 “ 他 ” 王海茹和她的丈夫曹卫东坐在 D3115 次列车第 15 节车厢的倒数第三排右侧, 20 点 30 分,事故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她觉得自己碰上了地震一样,身体止不住地往下滑,感觉像掉到了车下面。王海茹在事故发生后看到司机软瘫在一边,王海茹心生同情,没有继续追问,但随后她听到司机反复在喃喃自语这么一句话: " 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开车了,我没有责任的。当时我说能过去的,应该走的,但 他 非要让我停。 " 面对记者追问,王海茹坚称记忆不会有误, " 司机就在我旁边,我能听错吗? " 司机口中 " 能过去 " 是什么意思?下令停车的 " 他 " 又是谁?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破解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原因的线索之一。 特警队长口中的 “ 他们 ” 拒绝执行移动车厢而坚持进行搜救,最终营救了小伊伊,创造生命奇迹的温州特警支队长邵曳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 他们 提出要把这个车用吊机吊到桥下施救,和在桥面上施救,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在桥面上施救。 “ 他们 ” 是谁?邵曳戎称 “ 当时现场有一个铁路工作人员,有这么个讲法 ……” 但他之前在接受浙江都市快报的采访是曾说: “ 我下午接到指挥部的指令说要用吊机把车厢吊起来的,放到桥下来清理。我不同意,万一有生命迹象呢?怎么向人家交待?我坚持在铁轨上也就是原地清理。 ” 。 另有微博网友爆料称:一名温州特警告诉我,脱轨当晚他们和消防等全力搜救时,强行将他们清场的是铁道部的人。 “ 他们 牛逼啊,有大领导来,说铁路的事不归我们地方管。我们只有撤,他们官大啊! ” 这名特警是当晚 9 点左右第一批到的现场,他说,要是温州自己救,绝不可能 7 小时就结束, “ 地震还 72 小时呢!国际上没这先例。 ” 发言人王勇平口中的 “ 他们 ”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中的一番言论如今已成经典语录,先不论其逻辑是如何的弱智,他有关埋车头的一席解释倒是值得玩味,王勇平说: “ 对于为什么要掩埋, 他们 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塘,施展开来很不方便,还要对其他的车体进行处理,所以 他们 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 他们 给出的解释是这样,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 ” “他们”是谁是《1984》中的老大哥,还是《1Q84》中的小小人呢?我困惑了。
个人分类: 读书阅史感悟|6508 次阅读|23 个评论
所谓浪漫(1)!!!
热度 2 jsnjjlj 2011-7-14 18:29
今日在微博上看到我的一对学生恋人的对话( 这才是爱情),不胜感慨! 这 是一对现代物欲社会少见的恋人。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我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的浪漫。 十多年前 学生小X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人家的孩子。 但爱情的产生是不分平穷还是富有的的。 小伙子非常希望能够给暗恋的女孩送上一个珍贵的礼物。 于是,他就把一枚一元的硬币在水泥地上打磨 终于,在这个叫 月 的女孩的生日到来之际,他摸出了一弯新月,做成了一条项链。 女孩子欣然接受了这个特殊的礼物。 我觉得这大致可以称得上浪漫 因为浪漫绝不是物质的丰裕,不是加长林肯,不是9999朵玫瑰,不是。。。。。。 浪漫首先是用心, 一枚硬币,合金制成,本身就抗磨损, 没有特殊的工具,磨成一弯新月, 这其间需要多少的辛苦,只有当事人知道。 浪漫其次是惺惺相惜。 因为就在十年后,一部国内著名的相亲节目中, 嘉宾马诺就喊出了“宁愿在宝马里哭泣,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微笑”的豪言壮语。 她其实说是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一枚硬币制成的项链,若以金钱价值衡量,该是何等的菲薄。 一个愿意甚至高兴地接受这样礼物的女子,才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女子。 爱情的浪漫从来不是一个人促成的 郎情妾意,惺惺相惜,心意互通 是浪漫的第二个前提。 换而言之,一个浪漫的男人,碰见了一个浪漫的女子,才会有浪漫的出现。 当年,李靖在司徒府遇见红拂,一见钟情而两情相悦。 从此二人浪迹天涯,与东海边遇虬髯客,世间遂有风尘三侠的千古佳话! 不过这段浪漫的背后,是红拂要抛弃荣华富贵,冒着甚至失去生命的凶险。 这种浪漫又岂是庸脂俗粉们所能理解和追随! 所以,真珍惜那些能和你一起浪漫的人吧,尤其是是那些侠骨铮铮的女子。 她们是世间不可多得的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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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氏现象---有感于段振豪先生的绯闻
wangyl2117 2011-7-13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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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戴避孕套不算强奸-贵州官员强奸女教师
冯用军 2011-7-12 22:14
当事人讲述 “我被王忠贵强奸了” 下午6点,周琴苏醒时发现,自己躺在王忠贵的床上,室内一个人都没有,而她身上一丝不挂。 在厕所中昏睡过去的周琴万万没有想到,王忠贵竟然从洗手间的窗户跳了进来。 周琴后来得知,王忠贵是在土管所一楼拿的木楼梯,搭在卫生间的外墙上,然后爬进的卫生间。当时王忠贵想把她拖出去,但是门打不开。迷糊中的周琴感觉到,王忠贵又从洗手间的窗户出去,回到办公室,从外面打开那道门。 此时的周琴完全醉得睁不开眼,她只能迷糊地感觉到,被拉出来之后,王忠贵还朝她嘴里灌水,确切地说,那是不是水她也不知道。 下午6点,周琴苏醒时发现,自己躺在王忠贵的床上,室内一个人都没有,而她身上一丝不挂。顿时,她明白此前发生了什么事,“我被王忠贵强奸了。”周琴听到楼下有人说话,下意识里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赶紧把自己的衣服穿上,整理下头发,然后偷偷从窗户往外看,趁没人发现悄悄走掉。 事后回忆起这一天,周琴说,这是她过得最艰难的一天。 “一整天,我都是昏昏沉沉的,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周琴告诉早报记者,她依稀记得,18日这天上午,她迷迷糊糊上了两节英语课。后来一个同学母亲逝世,她便回到距离学校20公里外的普宜老家参加葬礼,结束后,回到家就一言不发地把自己关进房间。 今年26岁的周琴,2010年大学毕业后,遂考入毕节市阿市乡一所小学,后被借调到阿市中学,担任该校初三年级英语教师。 母亲李心萍发现周琴有些异样。按往日,周琴回到家都会和自己说说话,还会为起早贪黑摆地摊的她做饭。可这天,周琴回到家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 “做好饭,连续叫了她几次,她都不出屋。”李心萍说,接下来的一幕让这个做母亲的感到震惊,她一见到我就“咚”的一声跪起,说,“妈,我对不起你。”一整天,我都在想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母亲。“母亲承担的东西已经够多了,我不想让她再有负担。”周琴说,还有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是,自己要不要报警。 事情刚发生后,周琴不敢报警。害怕以后她的名声全部被毁,甚至害怕再也没有颜面回家。但转念一想,如果她不报警,或许以后还有悲剧发生,她不想让历史重演。如此,两种想法就在脑海里不断折腾。 在母亲再三追问下,周琴说出了前一天晚上的遭遇,“我被强奸了。” 这样的消息让已经48岁的李心萍不知所措,母女俩抱着痛哭。随后,两人毅然决定,“报警,还女儿一个公道。” 5月18日晚上7点,周琴把她的遭遇告诉了已经交往半年的男友,并让男友向阿市乡派出所报警。 ■ 记者调查 毕节市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早报记者,警方在查看现场时,在土管所一楼发现了木制楼梯,外墙上还发现梯子曾经搭在上面的痕迹。一个细节是,王忠贵竟然打不开通往办公室的“第二道门”。 早报记者实地走访时发现,这个通往办公室的“第二道门”门锁是坏的,如果反锁,则很难从里面打开门,必须从外面拿钥匙打开。“平时都不会关这道门,那天周琴可能是在情急之下才将这道门反锁。”一位知情人告诉早报记者。 5月19日下午2点,毕节市公安局刑侦部门对王忠贵的卧室进行了调查取证。 毕节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本报记者,土管所房屋后面发现了用过的避孕套,房间内有卫生纸,警方还将床单拿去化验。 “这些可以证明,王忠贵和周琴是发生了性关系。”上述那位毕节市公安局警官告诉本报记者。 事情发生之后…… 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记者了解到,目前,公安机关对此事仍没有调查结果。检察院曾以证据不足为由,让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周琴百思不得其解,她觉得证据已经很充分了,为何相关部门还说证据不足? 周琴昨天告诉记者,早在5月18日晚上好在作第一次笔录之后,就隐约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个教导员告诉我,戴避孕套不算强奸。”周琴回忆,报案那天晚上,给自己作笔录的是阿市乡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而此人,前一天中午自己曾给他敬酒。 周琴说,钟显聪又“劝”自己,“这个事全都是你自己弄的。现在不要声张闹大,为了名誉着想,我会替你保密。” “我1岁的时候,爸爸就被人打得精神分裂,脑子时好时坏,完全没有劳动能力。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妈妈抚养我和弟弟,供我们读书、上大学。”周琴说,“我妈妈太苦了,我不想让她再受这样的罪。” 周琴一家要证明这个年仅26岁的女老师的清白。 当天晚上报案之后,李心萍在土管所坚守案发现场到凌晨三点,周琴的姨爹随后来替她轮守。“我怕王忠贵回来破坏现场。” 早报记者昨天上午11点在阿市乡派出所内见到了钟显聪,他解释说,给周琴录完口供后,发现她所反映的强奸案“暴力特征不明显”。而且还提到有避孕套,在强奸罪方面,很难认定。所以才问周琴,是否能接受和解。 好多人都劝她“私了”? 其实不止是阿市乡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劝周琴“私了”,随着警方立案,各种“私了”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据周琴说,5月19日刑侦取证之后,一位自称是国土资源局的周姓工作人员找到她和母亲,希望他们不要再告王忠贵,并说这个事不要闹大,不要伸张,他们会处理,可以商量。最后被周琴母女拒绝。 5月20日晚上9点,周琴和母亲前往毕节公安局配合调查时,上述那位周姓工作人员再次打电话给她们,说要约她们去谈一下,周琴仍然拒绝。 5月22日,普宜乡土管所所长也曾找到周琴的姨爹,希望他能劝劝周琴母女不要把事情闹大,并称某国土局的局长要见她们。周琴的姨爹拒绝了。 李心萍说:“现在人被侮辱了,有人还散布谣言,说我女儿是为了出风头、调工作、住土管所的房子。我要通过法律程序还我女儿一个清白,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家虽然穷,但是钱买不到做人的尊严,多少钱都买不到。” 事情发生后,周琴就再也没有返回学校。而她所教的初三(1)班已经换了好几个英语老师了。他们并不知道为何周琴不再教他们,尽管曾经哭着打电话让她回来,但仍无济于事。 校长代礼平说,2010年周琴借调到阿市中学,一是减轻了其他老师的负担;二是周琴确实教得很好。有好几次,校长还让其他英语老师去听周琴的课。 “现在初三的学生都毕业了,可能永远都无法教他们了。”周琴说,她并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案子,要何时才能查清。 早报记者昨天通过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要到王忠贵的电话,希望联系他就进行采访,但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本报将继续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文中部分人命系化名) 贵网7月12日讯(黔中早报 记者 文林 刘佑清 符光周) 近日,天涯论坛上出现一则“官员涉嫌强奸人民教师”的帖子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发帖人是毕节阿市中学26岁的初中英语老师周琴。她称2011年5月17日,阿市中学校长强令她陪8位领导喝酒。酒醉后的她,被毕节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了。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网传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竟然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在这两天,早报记者前往毕节市进行了调查。 当事人讲述 校长要求她给领导敬洒 她总共被要求敬了十五六杯,这已远远超出她的“可承受范围”。 2011年5月17日,正常情况下,周琴这天上午有两节英语课。但当天,从上午9点开始学校就要进行法制宣传,因此上午的课全部取消。值得一提的是,英语老师周琴是法制宣传活动的两位主持人之一。 中午12点,活动结束。学校把各位领导和教师一起召集到乡政府的食堂吃饭,这里也是学校经常用来招待客人的地方。当时,老师们是在一个房间内吃饭,领导们则在另外一个房间。用餐之前,校长代礼平点名要周琴去给领导们敬酒。拗不过校长的周琴来到8位领导之间,她被要求依次敬酒,每人一杯。除此之外,她还被要求敬交警大队教导员三杯,被要求敬土管所所长王忠贵两杯。 周琴说,没有想到看起来外表“忠厚老实”的王忠贵,竟然就是她噩梦的开始。 “法制宣传会上,没见到这个人,经校长介绍,我才知道他叫王忠贵。”周琴说,那是她第一次见他。 周琴说,自己来到阿市中学以后,每逢招待客人,校长代礼平总是让她出来敬酒。自己出于工作应酬,不得不去敬酒。而即使那样,她只要喝上三至四杯容量五钱的酒就头脑发晕。而当天,喝的是50多度的白酒,她总共被要求敬了十五六杯,这已远远超出她的“可承受范围”。 敬酒终于结束,周琴向校长打了个招呼,准备回家休息。 ■ 记者调查 昨天,阿市中学校长代礼平告诉早报记者,5月17日来学校进行法治宣讲的是毕节公安局交警大队教导员张强、阿市乡派出所所长王腾等人,主要内容则是交通知识,禁毒贩毒等基本法律常识。 阿市中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用餐之前,校长代礼平曾拦住她和其他老师,要老师和领导们坐在一起。 阿市乡派出所所长王腾说,当天的确是校长喊周琴来给领导敬酒。但周琴究竟喝了多少,已经喝多了的王腾并不清楚。 当事人讲述 酒醉上车来到土管所 “他走到门边把门关上,插上插销。又走回来坐在我左边,开始对我搂搂抱抱。” 就在周琴趔趔趄趄地从政府食堂走出来的时候,她遇到了之前敬酒的土管所所长王忠贵。 周琴清晰地记得,王问住哪里,要送她回去,说着便把副驾驶的车门打开,倒回来几步,停在她旁边。 周琴说,考虑到政府食堂到自己的住处不到1公里路程,走路只要几分钟便可到达,而且自己和他并不熟,所以开始是拒绝的。 但拒绝几次之后,王忠贵仍坚持要送。此时,周琴想,自己作为一个老师,喝得醉熏熏的,要是碰上学生或熟人,形象也不好。于是,她最终上了王忠贵的车。 不过,王忠贵并没有朝周琴住所的方向走,而是开车前往土管所方向—这是与她的住所完全相反的方向。 周琴说,她并不知道土管所在哪里,一直以为是顺路,当时她也辨不清方向,而且她听到王忠贵打电话,说有人在等他盖章,她当时的想法是,即使王忠贵先回到土管所,盖章之后还是会把自己送回宿舍的。 当时的她并未想到会遇上危险。 途中,周琴的两位同事—阿市中学的两位老师曹景禄和陈海相继上了车。曹因下午有课,坐到学校大门之后就下车了。而陈海则和周琴一起乘车到土管所。 到土管所以后,王忠贵便邀请陈周二人上自己的办公室坐坐,喝点水。周琴见有陈海答应上去,也就跟着下了车。 “他们走在前面,我扶贴着楼梯的墙壁慢慢上去。”周琴说,到办公室后她还和陈海聊天。后来自己坐在沙发椅上有点迷糊。过了几分钟,陈海自顾自地就离开了。 周琴也看到了那个在电话中约王忠贵盖章的人,也算是她认识的一个亲属。但是当那人走了之后,“这时,王忠贵走到门边把门关上,插上插销。又走回来坐在我左边,开始对我搂搂抱抱。”周琴说,她想使劲挣开他,但他的力气太大。 于是,当时神智还有些清醒的周琴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她借口进洗手间,以此来躲避他。 洗手间有两道门,出于安全考虑,周琴将两道门都反锁。此时,对于当时的周琴来说,洗手间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果然,没过几分钟,王忠贵开始咚咚咚地敲打洗手间的门,他问周琴为何还不出来。心里害怕的周琴便敷衍着说“就要好了,等一会儿”,但始终没有开门。 周琴想的是,自己这样拖延一下时间,在洗手间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等酒醒之后再出去。 她用后背死死抵住门,渐渐昏睡过去…… ■ 记者调查 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与阿市中学相邻,王忠贵的办公室在二楼,二楼客厅是平时办公的地方,另外还有一间档案室和一个独立卫生间,门牌上写着“所长室”的地方,就是王忠贵的办公室和卧室。 当天在土管所等着王忠贵盖章的人名叫马克,是阿市乡政府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成为“事情发生前最后一个见到周琴呆在土管所的人”。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马克说:“我认识周琴,她是我侄儿的女朋友。” 5月17日下午3点,马克来到土管所,请王忠贵盖章。“我看到周琴坐在办公室的竹椅上。”此时,周琴给马克打了个招呼。“明显的感觉出来她是喝了酒,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 后来,盖完章的马克离开了。
个人分类: Sociology Letter|2180 次阅读|0 个评论
也说老段
热度 4 stone2002 2011-7-12 19:26
近来一位院士候选人的“故事”成了网络上的热门事件,据说提高博客点击率的一个方法就是“跟风”,所以也来“跟风”一次。 因为都是道听途说,所以无法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加以区分,而且这种事情想来都是天知地知当事人知的,外人只能在一旁跟着起哄,跟着眼馋,跟着心馋...... 众多的博文中,好像有提到这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而且刚刚博主也在一位博客里进行了简单的回复,“优秀”的原因是发表了很多SCI收录的文章,而且被引用了号称1000多次,在目前这种现实情况下,确实很“优秀”。 可是真的是“优秀”么?如果这样也是“优秀”,那真的是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 如果“优秀”的科学家是这样定义的,那还有木有必要成为“优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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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不要炒段振豪包二奶
热度 10 xupeiyang 2011-7-12 13:21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回应称,已经关注到网上关于段振豪包二奶的举报,但情况是否属实目前尚不清楚。而当事人段振豪也一直对事件保持沉默。   在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杰出青年”一栏,段振豪的名字在列,并担任多项学术职位。包括颇有分量的国际地球化学学会 “哥德斯密特”奖评委,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地球深部碳探测)共同主席,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杰青获得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   在今年5月底公布的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中有段振豪的名字,其专业为计算地球化学,年龄51岁,为地学部52名候选人之一。 段振豪对记者说,网帖内容绝大多数是妻子编造的,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对自己的名誉造成较大影响,可能影响自己评选中科院院士。但段振豪承认,在与妻子两地生活的 9 年里曾有过出轨行为。目前,他已起诉要求离婚。
个人分类: 科学名人|8745 次阅读|8 个评论
资料:科学史家谈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拍板过程(外:邓小平在江西)
热度 3 liuli66 2011-6-23 17:55
资料:科学史家谈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拍板过程(外:邓小平在江西)
20110622晚,与WU先生,CAO daxia,ChiF相聚。 其中谈起恢复高考的问题,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细节,意见不一。AN答应查阅并提供有关资料。这里提供的是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一个资料,是科学史家王先生撰写的。据AN对他的工作的了解,他的研究很扎实,很可信。 又,从“邓小平在江西大事记”(见附件)看,1975年后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邓小平没有被再安排到江西。据初步资料,邓小平一家住在北京宽街,后被安排到东交民巷。 AN答应要查阅最权威的《邓小平年谱》。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还没有去查,请稍等。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8/18/content_1031110_6.htm ) ———————————————————————————— 记忆与实录:恢复高考的拍板过程 作者: 王扬宗 2009-12-09 18:03:54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38472 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当场拍板恢复高考,这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前年恢复高考30年之际,参与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回忆了有关经过,但对比科教座谈会部分原始记录,有的说法并不准确。 当事人的回忆 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和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先生。那一年,他们代表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的有关人员一起组织了科教座谈会。 刘西尧的回忆录《攀峰与穿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第214页)中简短地谈到此事: 在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武大教授查全性慷慨陈词恢复高考的必要,小平肯定了他的意见,但招考通知已由国务院发出,开学即将临近,有个当年是否来得及的问题。所以小平说,今年来不及了,明年恢复吧!我说:若推迟开学,还是可以的。小平断然说,既然如此,那就立即恢复。这样,我国就在1977年恢复了高等学校考试入学的制度。 刘道玉的回忆与刘西尧略有出入。他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不仅记录了查全性的发言,还包括刘西尧与邓小平的对话: (8月)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首先发言,看来他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工作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就是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 他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 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不能等……” 刘校长言之凿凿,但他把时间记错了,应为1977年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就是当年武大化学系查全性副教授。1980年查教授因电化学领域的成就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在他被公认为是“倡议恢复高考的第一人”。查院士前后接受多家媒体的记者采访时都说道:“现在人们似乎把倡言恢复高考都归功于我,其实当时绝大部分人都有此想法,我只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武汉晨报》2007.5.2;《湖北日报》2007.6.5) 温元凯是当年最年轻的与会者,时为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因为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师长,所以还是没有敢举手发言。记得是一个下午的时候,我就利用插话的机会,说我还有话要补充。邓小平说可以。”记者写道:“温元凯就利用插话的机会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3/4。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3/4?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温元凯这样回忆。(《市场报》2007.6.8) 2007年9月,为了纪念恢复高考3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月)》,其中比较完整地摘录了邓小平“当场拍板”的讲话。但该书略去了邓小平“拍板”前后与会者的发言和对话,未免美中不足。 同时,《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发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龙平平、张曙合写的《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一文。文中说,邓小平最初是同意1977年招生仍按原来办法的,但“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二十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两位专家的身份使他们的论述具有权威性,但其中的某些细节以当事人的回忆等资料为依据,也有待核实。 科教座谈会部分原始记录 原件藏中科院档案馆 科教座谈会的原始记录 众所周知,邓小平召集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由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承办的。这些年来,鲜有中科院的有关人士回忆此事或披露资料。最近,中国科学院为纪念建院60周年举办“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中国科学院60年展”,其中展出了中国科学院档案中的科教座谈会部分原始记录,那里面就有查全性的发言和与会者的对话,以及邓小平“拍板”的原话,弥足珍贵,特转录如下。查先生的发言较长,这里作了节略,其他人的发言原文照录。 查全性同志:关于招生问题。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1.埋没人才。2.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3.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4.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1.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2.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3.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刘西尧同志: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 邓副主席:“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 李昌同志: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 沈克琦同志: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 邓副主席:改吗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吗 !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 温元凯同志: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邓副主席: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史绍熙同志:应该先考后审。 邓副主席:取了你(温元凯)四分之三。…… 我们看到,查先生的慷慨陈词必经过深思熟虑,切中要害、掷地有声,反映了广大高校教师和青年的迫切愿望,是促成邓小平当场拍板的直接原因。李昌、刘西尧、沈克琦等人的发言也起了程度不一的作用;邓小平顺应民意,其“拍板”是及时、果断而有力的。 次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编《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九)以“必须立即改革大学招生办法”为题摘录了查教授的发言,并称:“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插话踊跃,情绪热烈,对招生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数学所吴文俊、长春光机所王大珩、上海有机化学所汪猷、科技大学温元凯等许多同志,先后都发了言。他们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建议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二十多万人,好多不合格的,浪费损失可就大了。”此处所谓吴文俊、王大珩等人发言,未知何据?我们所见发言记录中并没有他们关于招生问题的发言。而查教授紧接着这个发言,还就“文革”以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究竟是“黑线”还是“红线”问题,做了有理有据的阐述。这一发言,对8月8日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推翻所谓“黑线”论也应当是有促进的。 对比会议记录可知,刘道玉先生的回忆录那一段不很真切,刘西尧的态度不够明朗,温元凯在邓小平“拍板”后才对“十六字”方针提出修改建议。人的记忆是如此奇妙,除了查先生,多数当事人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夸大了自己的作用。 偶然与必然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1977年5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培养合格人才成为科技和教育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高校招生的呼声逐渐高涨。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复出后,主动请缨,分管科教工作,立即召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试图摸清和解决科技和教育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可谓正当其时。 刘道玉等人出色地组织了这次会议,查全性等人不辱使命,适时地把改革大学招生的紧迫性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邓小平同志果断拍板,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担当和风范。 恢复高考是“文革”过后拨乱反正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查全性因与刘道玉为同事而被提名参加科教座谈会具有偶然性,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拍板也可以视为一个偶然性的事件。但联系这一事件的前后关联可知,恢复高考在当时是势所必然的。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曾说,“个人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指出这种必然性并不否定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反观现时我国教育和科技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如应试教育、教育行政化和产业化、学术腐败、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迟缓等等,虽然大家对症结洞若观火,但长期得不到解决,正是亟待有魄力的决断。对比之下,邓小平当年果断拍板何等可贵!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38472 —————————————————————————— 外一则 邓小平在江西大事记 http://www.lantianyu.net/pdf29/ts068009_5.htm 1931 年   2 月 5 日与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在广东省韶关、乐昌之间渡过武 江,向江西大庾(今大余县)、崇义县方向进军。 2 月 6 日与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经董塘镇继续向江西挺进。   2 月 11日红七军五十五团从湘南东岭抵达江西崇义县文英下关遇土匪文 山部发生激战,击溃匪军。缴枪四十余支。 2 月 12 日与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抵达崇义县关田。   2 月 14 日红七军攻占崇义县城。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在此休 整,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上豪分田地,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和 武装。   2 月 15日在崇义县城南坛庙红七军指挥部会见中共崇义县委书记周泰侃 和上(犹)崇(义)南(康)游击大队长古达培,听取他们汇报情况。   2 月 17 日红六军与在崇义活动的红三十五军独立营取得联系,会见独立 营负责同志。   2 月 19 日红六军政治部主任许卓在崇义县长潭圩主持举办崇义、上犹县 地方干部训练班,邓小平到干训班讲课。干训班为崇义、上犹苏区培养了一 批骨干力量。 2 月下旬红六军前敌委员会改称“团委”,成员有余惠,许卓、李明瑞、 袁任远、张翼。邓小平仍任书记。   3 月 7 日主持召开团委会议。为了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提议去上海向 党中央汇报工作,得到团委多数成员的赞成。并商定邓小平离开期间,由许 卓代理“团委”书记职务。 3 月 9 日在崇义县长潭会见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致中,研究赣南地方工 作问题。   3 月 10 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一部和南康、上犹,崇义县反动武装,从 长龙、扬眉、中稍、磨刀坑等地合围红七军五十五团。红七军得知后,立即 撤出崇义县城,途经过埠、金坑和上犹县营前向遂川县大汾转移。此时,邓 小平正从长潭红军医院慰问伤病员后返县城途中得知敌军截断了归路,便决 定不迫赶部队而改道启程赴上海,途经广州、香港,于 3 月下旬乘船到达上 海。 7 月中旬在上海奉命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与金维映从上海乘船经广东 省汕头和福建省武平、长汀,于 8 月初抵达瑞金。 8 月初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9 月中旬在瑞金主持召开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   9 月下旬在瑞金锦江中学主持召开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 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通过了肃反、优抚工作、劳动法、婚姻法、 组织消费合作社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的县苏维埃政府、县工会等主要领 导和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1 月 7 日至 20 日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2 年 5 月被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7 月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在会昌筠门岭召 开。会上正式宣告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又称:“会寻安中心县委”),    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 7 月出席少共会昌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重要讲话。 7 月被任命兼任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治委员。 9 月会昌县举办团千训练班,给干训班学员讲课。 在会昌县筠门岭芙蓉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11 月寻乌县城失守。为此,会昌中心县委召开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 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研究分析寻乌县城失守后的形势, 部署新的军事行动和扩大地方武装等问题。   11 月中旬赴安远县视察工作,出席为纪念“十月革命节”而举行的万人 “提灯”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县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中央 苏区。 1933 年   3 月 12 日江西省委给会、寻、安三县发出指示信,指责三县党和团组织 犯了“罗明路线错误”和“单纯防御的错误”。 3 月下旬被派往万太、公略、永丰县调查处理有关问题。   3 月底苏区中央局在会昌县筠门岭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 议,错误地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批判。31 日,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的 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决定改组会昌中心县委,由罗屏汉接任中心县委书记。 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4 月中旬中共江西省委召开工作总结会议。在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压力 下,以总结工作为名,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打成“罗明路线 在江西的制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的领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 5 月 5 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同志的 处理决议,撤销邓小平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 处分,派徒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到南村不久又奉命回到中国工农红军 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后主编《红星》报,直至长征。 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八万余人从瑞金、长汀、 于都等地出发长征。被编在“红章纵队”,随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机关行动, 在长征途中继续坚持主编《红星》报。 1961 年   8 月底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 教育等问题。   9 月 5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实事 求是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修改定稿的《高教六 十条》、《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 业工作条例》(草案)。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离开庐山回北京。 1969 年   10 月 3 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和夫人卓琳 到江西劳动,要求江西省革委安排落实地方。    10 月 20 日偕夫人卓琳和继母三人乘飞机到达南昌。   10 月 26 日偕夫人卓琳和继母被送到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今南昌陆 军学院)一号楼居住。   11 月 9 日偕夫人开始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直至 1973 年 2 月 19 日离厂回北京。 1971 年   11 月 5 日参加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党员干部、职工会议, 听传达中共 中央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随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表示坚 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1972 年   11 月 12 日偕夫人卓琳前往井冈山参观,途中参观了樟树四特酒厂和江 西盐矿。   11 月 13 日从吉安出发,经永新、宁冈前往井冈山茨坪,沿途参观龙源 口、三湾、砻市、茅坪、黄洋界等地的战斗遗址和革命旧址旧居。 11 月 14 日偕夫人卓琳参观双马石哨口遗址和大小井革命旧址、旧居。 11 月 15 日参观砂冲哨口遗址和黄泅毛泽东旧居。 11 月 16 日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茨坪革命旧址、旧居。   11 月 17 日离开茨坪前往泰和县,途中参观桐木岭哨口遗址。当日中午 抵达泰和县城,参观泰和糖厂、插秧机厂,观看了插秧机操作表演。 11 月 19 日离开泰和县返回南昌途中参观吉安市禾埠公社军民大队养猪 场。 12 月 5 日偕夫人卓琳前往赣南参观抵达赣州。   12 月 6 日偕夫人卓琳抵达兴国具参观,听取县革委负责人汇报情况。随 后参观了《毛主席创建苏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毛主席兴国调查陈列馆》、 苏区长冈乡消费合作社旧址和长冈水电站。 12 月 7 日离开兴国县前往会昌县参观,途中参观干都县城革命旧址、旧 居和中央红军长征过贡江的渡口遗址。   12 月 8 日参观会昌县周田盐矿、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和物资交易会。当日 下午前往文武坝参观苏区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和毛泽东旧居,随后前往瑞 金。 12 月 9 日参观瑞金县沙洲坝、叶坪、云石山等地的革命旧址、旧居。   12 月 10 日听取瑞金县革委负责同志汇报情况。参观瑞金机床厂、电线 厂、糖厂、工艺美术厂,走访群众家庭。观看县城市容。   12 月 11 日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参观大柏地战斗遗址。在宁都县城参 观革命旧址、旧居和县农机厂。   12 月 12 日在前往广昌途中参观宁都县黄肢公社山堂、荷树、观音诽、 丁家等村的革命旧址、旧居。下午在广昌参观万年亭战斗遗址。   12 月 13 日从广昌前往抚州途中,在沙子岭参观广昌县革命历史展览馆, 在南丰县听取县革委负责同志汇报柑桔生产情况。当日下午抵达抚州后,参 观抚州开关厂。   12 月 14 日参观抚州市第一制药厂、针织内衣厂、棉纺织厂,听取抚州 地革委负责同志汇报情况。 12 月 15 日从抚州返回南昌途中参观临川县湖南公社孔庄大队。 1973 年 2 月 7 日偕夫人卓琳前往景德镇参观。 2 月 8 日参观景德镇陶瓷馆。 2 月 9 日参观光明等瓷厂时,询问生产和工人工资收入、生活等情况。 2 月 11 日离开景德镇返回南昌。 2 月 19 日告别南昌步兵学校住地回北京,途中乘车抵达鹰潭。 2 月 20 日在鹰潭乘福州至北京特快列车回北京。 1984 年   2 月 21 日与王震从福建途经资溪、东乡前往南昌。为井冈山革命烈士纪 念碑题词。   6 月 15 日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方志敏文集》一 书题写书名。 7 月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字。 8 月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题写馆名。 1985 年   2 月 24 日与王震赴广州途经鹰潭时,听取鹰潭市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情 况。    为毛泽覃同志纪念碑题字。 11 月为瑞金中学题写校名。 1986 年 1991 年 9 月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题字。 1992 年   1 月 30 日南方视察深圳、珠海后赴上海途经鹰潭市时,接见省委书记毛 致用、省长吴官正,作了重要指示。途经新余车站时接见了省委副书记刘方 仁。 (马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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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作者是一门学问
热度 1 cuilanzi 2011-6-16 00:03
我爱以前的出版业,讨厌现在的出版业。 余杰在《遥远的掌声》一文中说道:“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的渴求,对教授的尊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哈佛和今天的美国。”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每一位拿起笔写作的人,能够真正是出于对真理和学术的尊重,而不是藏有其他令人难以启齿的背后故事。 有多少次大家总是把最好的资源、最美的赞语、最多的机会给了大家眼中的所谓名学者名专家。任何一个选题或项目,最先考虑的是那些大学校长、院长、学科带头人、系主任等等,滑稽的是,有人策划的一个出版项目,一本教材由十几所大学的该专业的院长或副院长来领衔编写工作,而最后来参加编写工作会议时,都是一批工作在一线的青年教师。名,领导饮誉了;做,下属担当了。不正常的现象,很正常地进行着、发展着…… 当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已经成名的学者身上时,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其实是一种浪费。当这位作者头上环绕着无数光环,名片上缀着无数各种各样的头衔时,这位当事人是否是编辑眼中的最佳作者人选呢?在经历了一次次与所谓的著名学者的交流和互动后,我突然明白自己早已落入了光环的谎言之中。也许有些学者早已到了功成名就的阶段了,署名自己来署,工作就由学生或者徒弟来做吧;也许有些领导学者每天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哪有闲功夫搞案头工作,那就让下属来做吧;也许有些学者只是沽名钓誉之徒,到哪都把自己的身份抬得高高的,要求接待方用什么档次来接待自己,到交稿期限时,又推三阻四,说出版方策划的选题不到位,编写体例太复杂,等等,同样的任务,别人早已写就,而他要么隔三差五打电话质问你这个体例什么意思,怎么看不懂,要么发邮件要求你修改体例,让大家都按照他删掉了出版方一大半栏目的模板来写……这就是那位领着国务院津贴,拥有某个城市各种荣誉称号的名人的样子。也许这只是个案,但愿不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不管作者有名无名,能够写出读者需求的著作来的,就是好作者。在一次次的工作中,我常会碰到所谓的名学者名专家打着名家的旗号,一副官僚气十足的模样,与编辑交流时也是一种藐视一切的神态,似乎小编永远是门外汉,他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写到此,突然想起哈佛校训所言的“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三次提及“友”字,与谁交流,与谁为友,注定了你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人进行学术交流,重要的不是否定对方的观点,而是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其有这样观点的思维方式。换位思考,看似退,实为进。 我相信每位努力上进的年轻高校教师们,都有机会拥有自己理想中的专家学者身份,但这样的机会,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你们自己争取的。我不崇拜光环,只看重作者的实力和潜在实力。真正的作者,会是编辑永远的朋友!我也期待着这样的作者不断地出现、不断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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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书桌,几多清风
fxf 2011-5-29 20:05
入夏已久,却还能这般凉,老天爷的事真是说不清。其实,人的事情也不大说得清楚。比如,前几天,一位朋友问我,为何和师父那么好?我说原因有二:一是我钦佩师父的学问和做人,二是有感情的成分,即使我是个不做学问的人,我也会珍惜和师父的感情。而且,在不违背人类大道大理的前提下,我非常自我,表现之一:对师父尊敬和好,我从不会掩饰、假装。其他方面的表现,当事人也应该清楚。这里说不清楚的不是师徒的关系,而是我的个人化的自我,我真的说不清楚,因为一直如此。 引子一过,纳入正题。一方书桌前,几多清风为何 ? 一、未来的生活,不知会如何,只能走一步说一步。 二、创造何以可能?师父说过,无创造不写作,因为他一路的写,一路的原创。 无创造不写作是一个标准,问题是我们如何达到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创造何以可能?在生活之外,这也许是目前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创造就是目的,我们就是为了创造而写作。在我的意识中,没有目的的活动是低质的,为目的局限的人是愚蠢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一直在琢磨。估计其他有关的人,也会遇到这个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朋友。我的理解和做法是,在创造之前,尽可能熟悉专业的历史、现状,当然,这里指的是专业思想的历史、现状,与人物无关。 三、如何梳理我师父的教育思想,难啊!一直不敢动心动手。 四、我另一个天地的梦想。我想要写一个人物系列,以感念出现在我的人生中的重要人物,何时写?如何写?写成啥样子?比如,写我的导师,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师父刘庆昌。 五、如何面对学生?单纯传授知识,还是秉持教育真义? 六、如何对付火车? 七、如何对付身体?比如锻炼和陪家人的矛盾、戒烟否? 目前,一方书桌前,就这几缕清风,别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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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之人,人品一定有问题吗?应该受到歧视吗?
热度 2 caojian123 2011-5-26 14:17
10年的婚姻,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走进了坟墓。 坦言相告,一个巴掌拍不响,在慢慢走近坟墓的路上,两个人都有错。 有人说,感情没有理由;我也想说,离婚虽然有N多理由,但最终要找理由时,且找不到一条。 还有人说,离婚的人,一定是道德败坏、人品有问题的人。因为此,离婚之人常常精神压力大,思想包袱重;也因为此,离婚之人常受到他人的鄙视,不分场合,说些不冷不热的风凉话,甚至在找工作时,故意兜出过去的“劣行”,以切断后路。 离婚,本来不是一件喜事,其中的痛苦只有当事人知道。但不知为什么,有些人偏爱在这些人身上下功夫,添油加醋,雪上加霜,致人死地而后快。 诸位,离婚的人一定是人品有问题的人吗?应该受到歧视吗?我很想知道这个答案,因为这牵扯到能否再次步入婚姻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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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BT如何应对非自愿访谈者
热度 1 honluo 2011-5-18 05:37
在接受心理咨询训练的时候,我们常常构建了这样一个“心象”,我们坐在咨询室里,来访者向我们诉说他们的困扰…… 如此的场景,常常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下: 当事人已经选择了接受帮助,他们或者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受到这种理念的影响,实际咨询中咨询师在更多时候不是在觉察当事人需要什么,而是期望当事人能够如自己一样的看待问题,并且愿意采取咨询师认为有效的方法。真的遇到这类状况,咨询往往比较容易。 然而,实际生活中,大多咨询并非是这种理想的咨询模式。面对一个个案,当我们准备去倾听、同理及建立信任的时候,可能当事人不愿意和我们说什么,或者说根本就不信任我们。 更多时候,我们面对的谈话经常被当事人视为一种“陷阱”,例如:一个与父母有冲突的学生,一旦被父母带来咨询,常常会有一种被设套的感觉,这个时候即使我们有再好的企图,也会被他们视为有所图谋。再如,夫妻不和的一方,被另一方建议来接受辅导时,常常认为自己能接受来谈话就已经很给对方面子了,他们会对辅导中咨询室的任何企图抱有“戒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会变得束手无策。 有研究指出,当来访者属于非自愿接受咨询,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所谓的温暖、真诚和共情常常不会得到希望的回应,而这类咨询常常会让咨询师自己觉得很失败。 焦点解决晤谈对于应对上述情境有着自己的特别理念,在不少焦点解决的书籍中,这类咨询常常被归类在“非志愿者”。在焦点的经典著作《建构解决之道的会谈》(作者:Peter De Jong 和 Insoo Kim Berg)中,专门有一个章节用来介绍焦点解决模式对于这类咨询的理解和应用。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许多咨询(或者叫做辅导)实践都是在咨询室外(或者称为:非正式咨询场合)完成的。对于焦点咨询师而言,由于不过份探究原因,所以涉入不深,阻抗自然就会小了很多。其实,总结下来我们会发现,焦点解决模式不外乎一直在寻找两个答案: 第一,当事人期望未来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第二,当事人将怎样实现自己的期望。 对于当事人,再具体到每次谈话中来讲,就是:咨询完后我能明白并行动去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 “阻抗”代表着什么? 在焦点解决模式中,当事人的“阻抗”被视为当事人是有能力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与其合作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觉察到当事人的排斥, 意味着我们还不知道当事人真正需要什么,这应当更加激发我们去探寻“未知”。这就是焦点“正向建构”的视角。 下面与焦点爱好者分享“如何找到话题”的切入技巧: [情境]一个在网上化了很多时间的学生,父母称之为“网瘾”,被迫前来面对咨询师 简短自己我介绍和询问怎么称呼对方后~~~~~~ 咨 1 :“你爸妈希望我和你聊聊,你觉得我们聊点什么好?” 访 1 :“我不知道。” 咨 2 :“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觉得你学习上退步很多,化了很多时间上网,似乎他们说你没有用,所以,希望我来劝劝你。我也不确定他们对你的判断是否属实,不知道你怎么看他们的评价?” 访 2 :“我是化了很多时间上网,但不是象他们说的那样,我又不是网络成瘾。” 咨 3 :“看来父母对你的看法和你对自己的看法不太一样,那怎样能够和他们能够达成一致呢?” 访 3 :“不可能的,他们不可能接受我的看法的。” 咨 4 :“是的,要父母现在就听你的,这个是不太可能。毕竟现在还是属于他们说了算的时候,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多少了解一点你的想法? ” 咨 4 :“是的,要父母现在就听你的,这个是不太可能。毕竟现在还是属于他们说了算的时候,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知道你不是网络成瘾呢? ” 咨 4 :“是的,要父母现在就听你的,这个是不太可能。毕竟现在还是属于他们说了算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谈点什么,我事后可以告诉他们其实你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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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解决会谈的与众不同
honluo 2011-4-4 07:49
焦点解决会谈(solution focused interviewing),指的是一种强调利用当事人的 自身能力 和 复原力 ,关注当事人过去的或是概念化的 解决之道 ,通过一系列 正向引导 ,鼓励当事人去做更多 不一样尝试 的会谈方式。 如果它的特点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该是: 关注未来,小步前进 。但似乎这个特点不足以区别于其他流派,特别是精神分析或是认知行为。 仔细体会下来,个人以为, 区别精神分析的最大特点在于:SF 避免在假设的基础上随意解释行为,或是在解释的基础上作出假设 。对于“拥有一些知识后特别善于分析和归纳”这一人类的天性,SF实在是一个挑战。 区别认知行为的最大特点在于: 它也强调布置任务,但又极其不看重任务的完成 。从SF的视角来看,之所以不看重任务的完成是因为,不完成任务可能有很多合理的原因,或是确有状况发生阻碍了任务,或是任务没有效果,或是任务和目标之间没啥联系。 学习焦点至今,在辅导中,最喜欢问的三句话: 你希望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如果只能做一点改变,你愿意做什么?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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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出国转一圈就学会说假话了呢
热度 3 sheep021 2011-3-12 16:04
1 蒋高明 : 小学生揭露鲜蘑菇中的增白剂与洋博士力挺面粉增白剂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不久前发生的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耐人寻味。这两件事涉及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六年级的小学生,年龄不过十来岁,判断问题可能有些幼稚;一个是留洋博士,被公众尊为“打假斗士”,有四十五六岁了,考虑问题应当到了“老谋深算”的年龄了。 这两件事,一个是鲜蘑菇中的增白剂,另一个是面粉中的增白剂。这两个增白剂如今也面临两个命运:一个被判定“科学”上站不住脚,一个被“很遗憾地”叫停了。 小学生的话和洋博士的话,哪个更真,哪个更假?您自己判断吧。 详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75do=blogid=421448 2 唐骏沉默一周后受访:能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 2010年7月13日 保持沉默近一周的唐骏接受电话采访,在采访中唐骏表示"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3 网上热销表多为假货出国转一圈变洋货_奢侈品品牌 网上热销表多为假货 出国转一圈 变洋货. 时间:2011-01-24 12:40来源: 酒店预订 作者: 酒店评论员点击:次. “劳斯丹顿——手表外的劳斯莱斯,劳力士、江诗丹顿都无法对比 ... 4 【图】文强死前十一句戳得人脊梁骨冒冷汗的话 2010年7月23日 ... 想想人家当官多好,老婆穿的时毛,孩子还能出国读书,最不成气吸毒的孩子也能给安排个 财政拔款,咱的孩子呢,只能上义务教育学校,为啥? .... 2、 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 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 的 ... 。 相关连接 第三只眼看中国科学院里的新鲜事儿 分享 地震专家又闹大笑话——南京出现“天坑”与巨云圈,与地震无关 分享 评院士,6年之内5项国家大奖,一年发表二三十篇文章的秘密 分享 中国最大的诈骗案——兼谈真实的河南 评论: 都是人,差别咋这么大呢? 只有一个小学生说实话,竟然还被判定“没有科学性” 难道现在真的满世界都是聪明人,还是我们活在一个《皇帝新装》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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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背景为何被妖魔化
胡业生 2011-2-16 09:20
24岁女孩任大学副院长 校方否认其为市长女儿 2011-02-16 01:11:00 来源: 东方网   跟贴 856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网帖爆料称,1986年出生的女孩2008年工作,2010年被提拔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据悉,该大学是厅级单位,一般人需工作9年才能达到该级别,当事人从工作到被提升不足3年。该大学回应,任命是有意识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并否认其为某市长女儿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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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
热度 1 陈安博士 2011-1-26 02:19
成都商报因为“复旦黄山门”稿件被开除,总编等被停职或罚款 刚得到的一份处分决定显示,成都商报因为上海18驴友被困黄山一稿除辞退龙灿之外,所有相关的编辑、责任编辑、新闻中心主任、分管编委、签版编委、总编辑或被撤职或被停职或罚款。 1.辞退龙灿; 2.罚编辑张丰1000元,在全报社通报批评; 3.责任编辑徐剑撤职,全报社批评; 4.新闻中心主任曾熙撤职,全报社批评; 5.对新闻中心分管编委蒋泉洪停职,全社批评,编委会深刻检讨; 6.罚当日值班签片的编委王奇3000元,编委会上进行深刻检讨; 7.扣罚总编辑陈舒平3000元向传媒集团党委书面检查。 成都商报处理意见称,龙灿在文章提到报警者中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二姨父”,由此引起上海警方指责本报“报道失实”。对方提出,从未接到过任何与被救援人员有关联的所谓“有影响力”的人的报警。而龙灿出示了对有关当事人进行网络采访的截图,表明“二姨父很有影响”这一表述只是引用当事人的原话。 成都商报称报社发现该报道中“有影响力的二姨父”这个细节已经构成救援事件的关键性事实,几乎决定事件的性质,左右整个舆情的走向,成为网民攻击警方的说辞。 而如此关键的核心细节,记者应展开周密调查核实,用翔实证据资料证实或证伪,而不是以“客观记录”为名,简单地照搬照转当事人的言论。 成都商报最后认定:就“黄山”报道而言,记者龙灿虽然没有弄虚作假的主观故意,但既没能履行核实义务,也没有遵循“涉及矛盾冲突,务必要采访当事双方的意见”这一基本新闻采访原则,关键事实错误导致整篇报道失实,属严重违规行为;同时部门负责人审稿不严、责任编辑简单采信,签片老总把关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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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吴思:血酬定律
liuzhti 2011-1-24 17:17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这个道理说来简单,却能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解释许多费解的历史现象. 现象之一:土匪种地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农历七月初五,南、赣巡抚王阳明向皇帝上疏,报告江西剿匪的战果,疏中提到了山贼的日常生活。王阳明说,各贼探知官府练兵,准备进剿的消息后,“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作,夜则各遁山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始而惊讶,继而奇怪:土匪也种地?土匪为什么要种地?我想象出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专业土匪,一端是专业农民,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生产与抢劫的组合:以抢劫为生的土匪渐渐变成以耕种为生的农民。那么,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现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获释后,伦丁牧师写下了关于土匪的见闻:还在商酒务的时候,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了匪首和整个营地。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盘里,有些做法与在行军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几乎任何暴行而不会因此受罚。而在这里,在土匪地盘里,匪首们是很注重自己名声的。 正在受审的这个土匪以匪首的名义偷取了一条毯子。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 这 个土匪的许多朋友为此都来求见,希望他宽大处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 人被枪毙了,一切都已过去,但处决的命令却令人耿耿于怀。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 伦丁牧师对土匪执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盘里,土匪比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我又想象出另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纯粹的害民贼,另一端是纯粹的保民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保护和加害的组合。那么,决定这种组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大化追求 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暴力集团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明)顾山贞在《客滇述》中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为官军所败,从四川仪陇奔回陕西,一部分人留在山里继续当土匪。这些土匪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播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以为人不耕种,则无从而掠也。”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扰农民耕种,是为了有的可抢。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如血酬定律所说,人质的命价,是由当事人支付赎金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依据血酬定律做出五个方向的推想。 第一推想:匪变官 第一推想: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3中写道: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我不清楚当时当地的物价水平,仅仅从田租或土地税的角度看,“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大有什一而税的儒家之风。这笔钱该如何定性呢?从来源看,这是对抢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从形态看,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体现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从功能看,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这笔钱又有点公共税收的意思。那么,土匪征收的这笔钱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以为,这笔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税收,或曰公共产品的价值,譬如维持治安的费用。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态之一,即超过公共产品价值的多收部分。以简明的公式表达: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法酬(血酬)。将此公式倒过来,则得出法酬的定义: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举个例子说,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肯花多少钱雇一个皇帝,但我们知道美国人民以20万美元的年薪雇了总统克林顿,俄国人民以3。3万美元的年薪雇了总统普京,而中国皇帝,譬如颇为节俭的崇祯和他的皇后,仅仅两个人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每年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中国的工资和物价水平比较接近俄国,就算普京总统一家的伙食开支占了总收入的30%,每年吃掉1万美元(8。3万人民币),崇祯夫妇(不算儿女和众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52倍。依此而论,普京家吃掉的1万美元可以看作人民愿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费,视为合理的公共开支,而崇祯夫妇多吃的51万美元,就要视为法酬了。 所谓公共产品的价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国时代,只能根据“影子价格”——民主财政体制下的公共开支——估算一个大概。维护公共安全和兴修水利道路桥梁总是要花钱的,也是民众需要的。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官员们的工资也是应得的。皇帝或总统的工作复杂,责任重大,当然还应该享有高收入。不过,皇帝比总统多吃51倍,这笔开支实在无法从公共产品价值的角度去解释。即使不谈民主财政,作为大老板,明朝皇帝给自己最高级雇员一品文官开的俸禄,每年也不过1044石大米,约折2。2万美元。考虑到免税因素,与普京总统的年薪相差不远,相当于崇祯夫妇半个月的伙食费。 所谓法酬,在帝国制度中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皇家和贵族的“工资外”收入,即崇祯比普京或克林顿多出来的收入;二是官吏们通过 潜规则 攫取的收入。皇家和贵族的“工资外”收入类似股东收益,那是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流血牺牲打天下换来的。官吏的潜规则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额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权的过程中私下交易所得,这种灰色收入虽然不那么合法,但这笔账却不能不算在皇帝头上。皇家贵族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为了保护法酬,减轻工作负担,不能不雇佣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们建立的潜规则体系。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 我们还是接着说第一推想。这个推想也可以解释李自成的变化。最初,李自成在“流寇主义”时期,一路烧杀抢掠。《明史纪事本末》说:“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李自成“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觉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盘。于是行为大变。“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李自成到底是流贼头目呢,还是仁义之师的领袖呢?这个问题不好答。事实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团的好领导。作为暴力集团头子,李自成始终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贼烧杀抢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进城后秋毫无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长期法酬的最大化。 第二推想:官变匪 第二推想与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 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召开整军会议,确立了各派系军队“就防划饷”的防区制。用大军阀刘文辉的说法:“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四川军阀混战16年,大多为此。”刘文辉用了“独立王国”一词。当时四川的局面颇像战国时代,六七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在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经该防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过,由于争夺激烈,防区主人频繁变换,稳定程度比不上独立王国,也比不上诸侯领地,倒有些像黑帮地盘。刘文辉说,他“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军阀陈光藻说:“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到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到防区制末期,竟有达正供数十倍者。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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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当事人孙玉明的第一手回忆文章
黄安年 2009-12-21 14:55
读当事人孙玉明的第一手回忆文章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12 月 21 日发布 有关卓琳老人造访《红楼梦学刊》的情况 , 已经有不少版本,版本的价值高低和真伪不在是否最先暴露 , 而是是否真实可靠 , 是否当事人的原始回忆。孙玉明编辑是当事人,卓琳老人已经作古 , 卓琳秘书还健在,这位秘书怎么回忆的我们还不清楚,当时卓琳和孙玉明的谈话也没有记录 , 现在写出来自然要靠回忆,这些回忆文章不可能包含谈话的全部内容 , 因为不是回忆实录。卓琳老人造访《红楼梦学刊》而那么聪明的孙玉明居然没有认出卓琳老人常常成为大家的谈话资料 , 玉明这篇回忆文章所说的情节 , 和事后不久他和学刊及学会同事的说法是一致的 , 也和卓琳老人来学刊后不久约见红学会冯其庸、张庆善、吕启祥等红楼梦研究者的回忆内容相吻合的 , 和红楼梦研究者蔡义江回忆卓琳老人约见他的内容也相吻合,这些回忆都是当事人的回忆 , 综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有关卓琳老人与红楼梦学会及学刊的关系。 有些人抢先透露内情,其实因为不是当事人,发布时有没有征求当事人意见或者就事实进行核对,从而出现事实偏离,张冠李戴等情况 , 史料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现在当事人出来说明情况这是很必要的 , 我们对这样的当事人回忆资料应当给予高度关注。 下面的回忆文章,征得现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的孙玉明研究员的同意,转发在我的博客上。 ****************** 难得的相见 永远的缅怀 追忆卓琳老人的一件往事 孙玉明 2009 年 7 月 29 日,我正在顺义怡生园参加文化部组织的学习活动,因头痛发热,肚子也一直闹腾,担心传染了别人或招人烦,所以晚饭后未敢去找朋友们聊天,在漂亮的庭院中散步片刻,便昏昏沉沉地独自躲在客房中边喝开水边看电视这是我治疗感冒的高招,尽量不吃药,喝足了白开水后蒙头大睡。大概在 21 点左右,从凤凰卫视的滚动文字新闻中,看到了卓琳老人去世的消息。我吃惊之余,当即给张庆善先生打电话告知此事。因为卓琳老人曾经资助过《红楼梦学刊》却不让对外宣传此事,所以我问张庆善先生《学刊》现在该不该发表纪念文章。张庆善先生回答说: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必须组织文章。此后不久,又收到了某报社记者的短信,约我写一篇追忆卓琳老人造访《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文章。我因身体不适,再加 8 月 1 号又要回山东老家,更怕写这类文章有拉大旗之嫌,所以某报社记者几次短信约我,我都没有答应。次日下午,又收到了沈治钧先生发来的短信,因为桌琳老人造访《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当事人只有我和陪同她的那位年轻女士,所以他劝我赶紧将此佳话写成文章,立此存照,以免将来以讹传讹,再出现什么不符合事实的山寨版。我卧病在床,思绪万千。当年卓琳老人在编辑部与我谈话时那谦虚的态度,尤其是她对《红楼梦学刊》的大力支持,促使我最终还是强支着病体坐到了电脑前,双手迟钝的敲击着键盘,追忆当年情景,草成此文,作为可靠的史料也罢,作为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也罢,无论如何,作为此事的当事人,我有义务将之公诸于众,并藉此表达我对卓琳老人的缅怀和哀思之情。 事情还得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说起。当时邓庆佑先生刚刚退休不久,由杜景华先生接任《红楼梦学刊》副主编一职。有一天,一位先生来到《学刊》编辑部,自称是邓办的秘书,并说:你们单位可真难找。因为首长喜欢《红楼梦》和你们办的刊物,所以 86 年以前的托李瑞环同志帮助找到了,但 86 年以后的怎么也配不齐(因为 86 年以前《红楼梦学刊》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86 年以后才转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位秘书也经常来购买《学刊》,所以编辑部的人也都认识他,并将此事报告了当时《学刊》的两位主编:冯其庸和李希凡先生。但在当时,大家都误认为王秘书所说的首长是邓小平同志,而不知道是卓琳老人。 我已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应该就是 1997 年 8 月 12 日左右的一个上午。当时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辽阳市委市政府在北京饭店共同举办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刚刚闭幕。会议期间,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及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会议结束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领导们以人为本,决定全所放假三天。当时的《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就在恭王府的天香庭院中。这个院落,白天看起来像天堂,晚上又黑也极少有人来,活似一个阎罗殿。在夏天遇到阴雨天气,屋里又潮湿又闷热,但因为是古建筑,还不允许安装空调。当时单位缺少宿舍,所以我就独自一人住在办公室里,上班、休息都不用换地方。一把椅子,前面是办公桌,后边是单人床。坐起来就可以办公,躺下去就能够休息。当时觉得很苦,现在想来却别有一番情趣。大概上午 10 点钟左右,我正在忙着写文章挣稿费,编辑部的房门被敲响。我习惯性地喊了一声:请进。房门被推开,一位年约 80 岁左右的老太太出现在门口。搀扶她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我连忙站了起来。老人又问:请问这是《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吗?我说:是。请问您找谁?老人说:我不找谁,就是想到你们这里看看。我说:快请坐。指着编辑部那破旧的沙发请老人坐。那沙发不仅又小又旧,而且底下几处的弹簧都掉了下来这是隔壁的单位搬家时,编辑部主任石静莲女士拣来的旧家具。当年梁佐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工作时,经常到我们编辑部聊天。他又高又胖,往沙发上一坐,我就笑他装满了沙发。那天上午,卓琳老人就坐在那个破沙发上。大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刚分配到编辑部不久,就有一位住在大红门的 70 多岁的老人曾经到编辑部来配买《学刊》,我当时深受感动,这次还误认为卓琳老人就是那位老人,聊起来才知道认错了人。另外,编辑部还有个规定,来了造访者,一定要对人家客气,包括接电话时都应该如此。虽然有人有时不能做到,但一般还是坚持了下来。更何况在这炎热的夏日里,一位如此高龄的老人前来造访,所以说话都很客气。当老人家坐定后,那位年轻女士打了个电话,说是找到编辑部了,请放心。我心里更加佩服,心想:这家人对老人真是够孝顺的。当时,我问她喝不喝水,她道声谢谢却谢绝了。然后,老人家就问我:请问您怎么称呼?我拿起一本《学刊》,指着封底上责任编辑后边的名字说:就是这个名字,孙玉明。老人家点头说:啊,孙编辑,我读过你的文章。接下来,老人家就红学的有关问题一一提问,我也泰然地一一回答。我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而且还不是地点上一根香烟抽着。我说话的时候,老人家都一直很谦虚也很认真地听着,而那位年轻女士却自始至终一言未发。这令我更为感动。老人家所提问的问题,大都是红学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诸如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等等。当老人问起曹雪芹的生父问题时,我开玩笑说:专家们连曹雪芹的祖宗八代都搞清楚了,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是谁还没搞明白。当时老人家也高兴地笑了。尤其是谈到曹雪芹的祖籍问题时,老人家问得更加详细。后来听说,老人家曾经为此专门派邓朴方同志到辽阳做过调查。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老人家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我问:您家住得远吗?老人家回答说:不远,就在地安门附近。我又傻乎乎地问:您是坐公交车来的?还是搭出租车来的?老人家回答说:我们有车。当时恭王府的天香庭院正门不开,出小门时有一个台阶,我帮那位年轻女士搀扶着老人下了台阶后,就回办公室约朋友到小店吃饭去了。   过了几天,我便知道了卓琳老人邀请冯其庸、张庆善、杜景华、林冠夫、吕启祥、傅冬冬等人去她家做客的消息。   那天中午,我依然在办公室里写稿子。张庆善先生突然兴冲冲地跑了进来,问我:你怎么稀里糊涂的?卓琳到咱们编辑部来过,你也不说一声!我说:卓琳什么时候来过?张庆善先生说:前几天,有没有一位老太太在一位年轻女士的陪同下来过?我说:有啊。张庆善说:那就是卓琳。我说:是吗?我在办公室没有电视可看,卓琳也极少出头露面。我怎么会想到是她。张庆善说:今天上午,当冯老介绍我是《红楼梦学刊》副主编的时候,卓琳老师说:我去过你们编辑部,是孙玉明编辑接待的我,我们聊得很好。后来,卓琳老师好几次都提到你的名字。还说咱们编辑部办公条件很苦。说你喝水是用了个电炉子。(因为恭王府是古建筑,为消防起见,不允许使用电器类,除了电风扇、电灯之外,其他电器类都要打报告特批。当时编辑部使用了一个安全系数很高的电暖瓶,也是石静莲女士申请的。卓琳老人不认识,误以为是电炉子。)此事后来传了出去,我不认识卓琳的事竟然成了朋友们的笑料。    真正令我感动的是,卓琳老人家对《红楼梦学刊》曾经给予了大力支持,但当编辑部领导提出要给她寄赠《学刊》时,她却坚持不受,而是要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自己从邮局订阅。   此事过去已经十几年了,多年来,我一直信守着自己的诺言,未将此事公开发表。今年 7 月中旬,我们又在蓬莱三仙山大酒店成功举办了一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没想到就在会议的有关报道陆续发表之时,曾经帮助《红楼梦学刊》度过难关的卓琳老人却与世长辞了。偶然的相见,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忆念。病中思绪混乱,聊草此文,以寄托我对卓琳老人的缅怀之情。    ( 原载《红楼梦学刊》 2009 年第 5 期第 54-5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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