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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学英语、教英语
热度 7 heitiedan2012 2013-7-13 12:47
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就看到父亲很喜欢学习英语。按说,父亲年轻时也是学过英语的,可是他总觉得他的英语不是太好,于是要不断地提高。不过,据我后来看到的,他提高的程度是有限的。当然,在我们小的时候,感觉父亲的英语还是很好的,至少他能够教给我们。在我们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用一本当时大学生用的英语课本教我们学英语,课本的前边是语音,我印象深的,是第一课讲了四个单词, pen, bed, need, me 。这不过是讲授字母 e 在不同词汇中的语音现象,主要是 和 。但是大学课本的进度非常快,那时的课文,多有到人民公社劳动,还有纪念五一节的游行等。不过,那时的我,对这些课文根本就不懂,父亲讲的可能很清楚,但是我听的就是稀里糊涂。 可能父亲对我们的期望过高,在上初中的时候,父亲买了好几本英语小说简易本,以为我们能有多高的水平。其实我们那时差得远了。父亲买了这些书,自己也没时间看,因为都是长篇小说,即使是缩写,也有上万字。只有一本小册子,是《伊索寓言》,父亲下了点功夫。又是在小本子上抄单词,又是查字典,把单词的意思记在小本子上。有时间再给我们讲。“蚂蚁”( ant )这个词就是在这个时候记住的。 父亲自己学,也教我和弟弟学。我属于逆来顺受型,弟弟属于调皮捣蛋型,所以我挨打的时候不多。但弟弟因为学英语却没受挨父亲的打。父亲经常在早上带着弟弟在院子里念外语。邻居们看见多很奇怪。弟弟也受不了邻居们那些奇怪的眼神。后来打个机会,初中没有读完,就离家工作去了。 我一直不太明白父亲学英语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的使命好像就是不停地学。 1976 年底,北京外语广播讲座开始播讲法语学习,父亲也很兴奋,终于有机会学法语了。但没过多少时间,他也学不下去了,还是回到英语上来。 父亲退休后,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英语学习上,各种广播、电视教学英语的书,他几乎没有不买的。就连后来忘了是哪个电台播送什么“工程师英语”,父亲也都要跟着学。每天早上六点,父亲准时打开收音机,调到英语学习的频段,就跟着学起来。他一边听,一边记。他记的东西都是在一张张我们看来是没有用的废纸上。时间一长,这些废纸就钉成一个一个小本子。钉得很整齐,让人看了,感觉确实是下了大功夫的。父亲去世后,家里留下很多他学英语时抄写文章和单词的这样的很多小本子,让要看了,不禁止感慨不已。 我的孩子和弟弟的孩子有一段时间放在我父母那里,父亲也很热心地教他们学英语。孩子们说不上有多大的兴趣,但反正跟着念,多少总能耳濡目染,受点熏陶。要说不管用,那不是实话,要说多管用,也不是事实。 70 年代,还在文革时期,当时外文书店开始出售灵格风英语学习唱片,就是老式的胶木的那种。父亲让我在北京给他买一套。我买了唱片之后,还要给他买一台电唱机。结果没有电动力的,就买了一台手摇式的。放唱片前,先攥住摇把摇几圈,就跟给钟表上发条一样,给出一定的势能,然后唱片放上去,就播放出声音来了。放得差不多了,再把摇把摇上几下。如此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那套灵格风的教材是上海外语学院出的。其中有一段对话,是那段扁担的故事。这事最初的段子是董祥昆唱的京东大鼓,是说一个父亲送女儿去上大学,当然那时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时候。英语课本里有,后来法语广播讲座里也有这一段。只不过形式略有变化而已。 到了 80 年代,磁带录音机也被引进到中国来了。最初的录音机是板砖式 。父亲花了四百元买了一台。这价码放在现在,也是很贵的。但是父亲为了学英语,不在乎这点本钱。只是这块板砖没用多长时间,不知是坏了,还是不好用了,反正后来我再也没见到过。后来用的双卡录音机。但父亲只把它作为听英语广播讲座的收音机使用,录放音的功能基本被省略掉了。 父亲过 80 岁生日的时候,我送他一套微型音响。其中功能较多,除了收音、录放音之外,在广播中还有短波频道,能收 BBC International 的广播。另外也能放 CD 。但父亲对这台微型音响似乎极不感兴趣,还是坚持用他那台极老的双卡录放机。 多年来,父亲一直是听英语广播讲座,或者观看电视中的英语讲座。他到底提高了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他也不怎么搭理外国人,不跟外国人搭腔。所以我们就一直弄不懂他学了这么多年英语,到底是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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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老师对于所教英语歌曲的一种二维分类(草于80年代末)
热度 2 Wuyishan 2013-6-22 06:43
英语老师对于所教英语歌曲的一种二维分类(草于 80 年代末) 武夷山 创作年代 / 主题 让我们旅行吧 妈妈的厨房(食物、饮料、忠告) 天气 Torch Songs (爱情歌曲)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 Meet Me in St. Louis; Sidewalk of New York; Forty-five Minutes from Broadway; Alabamy Bound Yes, We have No Bananas In the Good Old Summertime It All Depends on You ; Love Me or Leave Me 20 年代 Way Down Yonder in New Orleans; Manhattan; (Easter Parade) Button Up Your Overcoat; Stay as Sweet as You Are; You’re the Cream in My Coffee Singing in the Rain; Stardust; April Showers You Made Me Love You; 30 年代 California, Here I Come ; Georgia on My Mind; San Francisco; Stars Fell on Alabama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Don’t Blame Me; 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 A Foggy Day; Stormy Weather ; Over the Rainbow; It’s Only a Paper Moon Moonlight Serenade; Mood Indigo; Old Devil Moon; I’m Getting Sentimental Over You 40 年代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Chattanooga Choo-Choo; Atchison, Topega, the Santa Fe; Okalahoma Besame Mucho You Are My Sunshine Don’t Get Around Much Anymore; Sophisticated Lady; More Than You Know 50 年代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Fernando’s Hideway; My Kind of Town The Night They Invented Champagne; Young at Heart Here’s a Rising Moon; Misty; The Rain in Spain Secret Love; Let It Be Me 60 年代 Camelot; Moon River People On a Clear day Yesterdays Close to You; As Long As He Needs Me; Anything for You 70 至 80 年代 New York, New York; Somewhere Out There Follow Me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Rainbow Connect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Come Back with the Same Look in Your Eyes 相关阅读 武夷山,我还保留着英语老师为我们音乐小组草拟的教学大纲( 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696332.html; 武夷山, 英语老师为我们音乐小组草拟的教学大纲(2),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701066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657 次阅读|4 个评论
李海阳:教英语的二胡大师刘北茂副教授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3-2-21 20:03
教英语的二胡大师——刘北茂 (2012-09-08 09:23:43) 转载 ▼ 文/李海阳 西北联大的外文系曾有一位教授英文的副教授,这位英文老师在二胡上的造诣颇深,被誉为民族音乐大师。他出身名门,说起他的大哥与二哥,人们都不陌生。大哥刘半农,是鲁迅的战友,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二哥刘天华,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二胡学派的奠基人;这位教英语的二胡大师,便是他们的三弟刘北茂。三兄弟为江苏江阴人,被人们誉为“江阴刘氏三杰”。 1 刘北茂 1903 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父亲刘宝珊是清末秀才,但思想开通,远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当地学界知名人士杨绳武先生一起创办江阴县第一所新式学堂——翰墨林小学。刘北茂出生时,母亲蒋氏多病,刘宝珊为求吉利,便给他取名寿慈号北茂,意在“盼慈母健康长寿”与“北堂茂盛”(北堂即母亲之意)。幼年时,刘北茂便经常在母亲膝上听她唱民歌、讲童谣,六岁开始跟着父亲识字描红,诵读通俗古诗文,两兄长也常常给予辅导,童年的启蒙教育无疑为其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1910 年, 7 岁的刘北茂不幸丧母,五年后的春天,父亲刘宝珊猝然离世,此时刘北茂年仅 12 岁,家境每况愈下,全靠两兄长抚养得以成人。刘氏三兄弟的手足情之深,非一般兄弟可比,刘北茂曾说:“长兄半农长我 12 岁,二兄天华长我 8 岁;他们一个像‘严父’,一个像‘慈母’一样来待我。” 刘家兄弟三人少年时都入翰墨林小学读书,这里除国学课外,还设立了英语、数学、博物、体操、美术、音乐等新式课程,而且英语教学质量也较高。刘北茂小学时在英语方面就十分出色,长兄刘半农还特意安排当地外国传教士对他进行辅导。 1923 年,刘北茂入苏州东吴大学英文系攻读,在这里他正式接受了美式英语的教育,并从中受到欧美文化的熏陶。刘北茂在东吴大学就读时,刘半农已在北大教书,刘天华也于 1922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刘北茂一心向往北上求学,能生活在二位兄长的身边。他在东吴大学英语系只读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便以优秀的成绩插班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英文成绩突飞猛进,成为燕京大学英文专业的高材生。 2 1927 年 6 月,刘北茂以最优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同年秋,与江阴县著名教育家郁咏春先生之女郁南华成婚。毕业后,刘北茂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英语,培养了不少英语教员和优秀翻译人员。 1929 年,他由沪北上,应聘就任北京大学英文讲师,讲授英国文学,后又兼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专职英文讲师。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刘北茂拒绝日伪当局的重金聘职,与杨仲子、熊乐忱等友人历尽艰辛,绕道香港、云南等地,奔赴大后方,又应鲁迅挚友许寿裳之邀,前往西北联大任教,辗转跋涉至陕西城固县,就任西北联大外文系英文专业讲师, 1940 年晋升为副教授,主讲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英文写作和诗学等专业课程。 3 刘北茂选择了将英语作为谋生技能,但受两位兄长的潜移默化,他也喜爱艺术,酷爱音乐,也颇有天分。刘天华的处女作——著名二胡独奏曲《病中吟》是在中日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父亲刘宝珊因病去世、自己又失业生病在家的国仇家难中创作的,但这并不是一首绝望的歌,曲调时而沉吟慢诉,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缠绵悱恻,表达了刘天华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和他所憧憬的理想。当时,刘北茂上小学三年级,二哥的行为与所作曲调对刘北茂日后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18 年,刘北茂入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就读,这时刘天华是此校的音乐导师,课余绝大部分时间他都用于参加刘天华所指导的军乐队和丝竹乐队,学习西洋乐理,还学习二胡、琵琶、竹笛和小号、长笛、黑管等乐器的演奏。他在苏州东吴大学英文系读书时,北上考入燕京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想在音乐上得到二哥更多的指点。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参加工作后,他仍随身携带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工作之余便练习不止。 刘北茂的整个少年时代,特别是 15 岁到 19 岁期间,几乎与刘天华朝夕相处。刘北茂曾耳闻目睹了刘天华许许多多的成功与失败,他是中国音乐界对刘天华创作《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初稿的第一知情人,会用“眼睛”或“心”来陪伴着二哥创作。刘天华从事民族音乐的革新时,正处音乐界存在“重西轻中”倾向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下定决心要“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使得将来的“国乐”好有光明的前途,“以期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他反驳二胡的性能只能表现出“缠绵悱恻”与“萎靡不振”的感情的观点,认为“胡琴七情皆能表现”,并创作出《光明行》一曲,它吸收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术提高二胡的表现力,但整个乐曲仍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风格,是一首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进行曲。刘北茂看着刘天华用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民族音乐,尤其是二胡的地位,深受感动和激励。 天有不测风云, 1932 夏的一天,刘天华因赴北平天桥收集民间乐曲时染猩红热而病逝,终年仅 37 岁。刘天华去世后,刘北茂悲痛欲绝,平素性格就较为内向的他更加沉默寡言,整日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刘半农怕他因过度悲哀致身体受损,便极力劝导:“人死不能复生,你终日以泪洗面无济于事,还不如振作起来 , 将你二哥教你的几件民族乐器拿出来复习复习,练练好,将来有机会,说不定还能继承他的一番事业。”在刘半农的劝导下,刘北茂萌发了继承刘天华未竟事业的想法,教习英文的同时,发奋研习民族乐器,并自学音乐创作。 让人没想到的是,两年零三个月后,刘半农亦因赴内蒙考古和调查方言、民俗、民歌等,不慎染回归热症而去世,终年 43 岁。刘半农的遗言对刘北茂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他继续秉承刘天华“改进国乐”的遗志,音乐技艺与修养日臻完善。 1935 年在北平协和礼堂隆重举行的“刘天华遗作演奏会”,由刘天华诸弟子参加演出,刘北茂首席登台,独奏刘天华名作《病中吟》,一举成名。 4 在西北联大时,刘北茂除了教英文,还兼任西北联大国乐指导,他经常在校内外进行演奏活动,活跃了学校和城固当地的文化生活,而城固的生活,也带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的首批二胡曲作就诞生于此。 刘北茂的处女作——二胡独奏曲《汉江潮》作于 1940 年的城固时期。当时是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刘北茂忧国忧民,又不时想起八年前在北平与二位先兄欢聚时的情景,不禁无限惆怅。这种痛苦的思绪总是挥之不去,在教课之余,他便手不停挥地练习刘天华教给他的几件民族乐器,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悲愤、哀思与隐痛。他喜欢到城固县郊的汉江边去散步,凝望逝者如斯的流水。 1940 年的一天,正值日落西山,刘北茂又来到江边,只见秋水连天,草木零落,且听那江潮滚滚,无情地拍击河岸沙滩的声响。这大自然的天籁雄浑、悲壮,听来似有撕心裂肺之感。刘北茂在江边枯坐良久,不觉触景生情,由个人的遭遇联想到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心中不禁又激起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故乡与亲人的怀念,以及对苦难中人民的深切同情。这种内心深处积聚已久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竟引发出他对创作的一种冲动,于是乘着乐思泉涌,连忙赶回家中,彻夜挥笔,写成《汉江潮》一曲。这虽是刘北茂的处女作,但已显示出作者出手不凡的音乐才能,乐曲着意以颤弓与颤音的手法和悲愤激昂的旋律来模拟汹涌的潮水,亦是作者澎湃心潮的体现,通过动人心弦的旋律与铿锵有力的节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与憎。 在《汉江潮》一曲写成后,转年,也是在秋天,刘北茂又创作出他的第二首作品《前进操》。这是一首用二胡独奏的进行曲,旋律激昂奋进,表现了抗日军民勇往直前、英勇杀敌的必胜信心。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低潮期,大后方的政治空气是沉闷的,音乐界不少靡靡之音沉渣泛起,刘北茂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敬献给抗日将士的乐曲——《前进操》,并广泛流传在大后方和解放区,极大的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作品类似西洋的进行曲式,但仍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充分反映了作者既具有深厚的民族音乐素养,又善于在创作中汲取西洋音乐中的营养。 又过去了一年,刘北茂的第三首二胡名曲《漂泊者之歌》诞生了。据作者回忆,他在陕西城固县时,住在一条幽深狭窄的巷子里。巷子两旁均系土墙围成的民居,他仿佛过着“一簟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生活。巷子里不时有一位行乞的盲艺人手执一把简陋的二胡,不甚高明地拉着当地的一些民歌小调,打破了这小巷沉寂的空气。在拉奏小调的间隙,盲艺人还常常拉出一个简单的音型,且不紧不慢地边走边拉,好像在给二胡调音似的。刘北茂说他看着盲艺人反复拉着这个简单的音型渐渐消失在巷子尽头的背影时,心中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触与悲凉,久而久之,即构思成这首《漂泊者之歌》。乐曲如泣如诉,旋律哀惋中带着悲愤,似乎在倾诉生平痛苦的境遇,又像在表现他顽强不屈的性格。乐曲类似回旋曲式,夹以不紧不慢的进行节奏贯穿始终,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在抗日战争中离乡背井的盲艺人的不屈形象,这也正是作者当时的思想与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三首作品均为刘北茂创作于陕西城固西北联大,与那一时期国家的主流思想、主流文化及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切相关,故被后人称为“抗战三部曲”,很快在国内流传开来。于右任于 1941 年在西北联大校内听了刘北茂演奏的《汉江潮》后颇有感触地说:“来到西北,各处一片乱糟糟,唯听刘君的演奏令人振奋,使人耳目一新!”并挥笔书写了:“民族的伟力、人格的光芒,都要经艰险危难之中表现出来”。此后,于右任与刘北茂结为好友,直至 1949 年仍过往不断。西北联大的一位老校友周培莲在其回忆中,也曾对刘北茂的音乐有生动的描述:“他英文好,二胡拉得更好,每当他在宿舍自己练习二胡时,他的窗外,总是围了一群学生,默默欣赏。”“刘先生在开音乐会演奏时,必须有人先行介绍其出身及成就,演奏时会场一片肃静,大家无不陶醉在其乐声中,及其奏完,始掌声齐鸣,历久不息。” 5 由于《汉江潮》等三首二胡曲的广为流传,同时刘北茂还经常在西北地区举行二胡独奏会,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与好评,他在音乐上的名声亦日益为外界所知,为此,四川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杨仲子先生曾多次来函力邀他前往该院任教。刘北茂亦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直到 1942 年夏,才感到二哥天华去世不觉已经十载,自己也早已步人中年,对继承刘天华“改进国乐”遗志的夙愿越加感到时间的紧迫,遂辞去在当时被认为待遇优厚、地位也较高的英语副教授的教席,立志弃文从艺,改治音乐。当时不少同事同行认为他在英语上已卓然成家,对他此举不免感到诧异与惋惜,纷纷劝阻,校方亦一再予以挽留。 在旧中国,音乐是不受重视的,更何况又是“国乐”,于是有人戏言:“刘先生您何必丢下一个铁饭碗,去拾起一个‘讨饭碗’呢 ? ”但他却义无反顾,举家迁蜀,奔赴大西南,改任四川重庆附近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国乐教授。刘北茂感到能投身于向往已久的民族音乐事业,心情无比激动,于是旅途之中产生了二胡名曲《乘风破浪》。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校舍仅几排简陋的茅草平房,条件艰苦,远不及西北联大,他的月薪也比过去少多了,但他却甘于清贫,乐此不疲。刘北茂从不作让人悲观丧气的曲子,写出催人奋进的作品是他音乐创作的坚定信条,这也继承了刘天华“胡琴七情皆能表现”的观念。 1943 年刘北茂一家在青木关过春节。郁南华凑了点钱,只够买点土豆、两个鸡蛋和一点油,她因陋就简,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土豆煮熟了捣碎,掺上面粉,打上鸡蛋,做成小丸子,放在油锅里炸。她高兴地向全家宜布:“今天过年有炸肉丸子吃了 ! ”两个儿子刘育辉、刘育熙兄弟俩都信以为真,吃得津津有味,吃饱了就兴高采烈地一起敲着一只还是从北平带出来的空饼干筒,唱起《凤阳花鼓》来。两个孩子用童稚的声音将《凤阳花鼓》曲子歌词改了乱唱起来:“奴家没有儿郎卖,奴家只好卖爸妈,咚咚锵!”刘北茂听了哈哈大笑,听着听着,突然若有所思,跑到一旁拿起两张拆开的香烟盒纸,抓起一个铅笔头在上面写写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功夫,他对大家说:“我已作好了一个曲子。”郁南华说:“你吹牛吧 ? ”刘北茂道:“不信,我拉给你们听听 ! ”就这样,几分钟时间,一首酣畅淋漓、充满节日气氛的乐曲《小花鼓》诞生了。这首曲子朴实、开朗、轻快、欢乐、流利,民族色彩非常浓郁,富有儿童情趣,至今仍是全国各音乐院校必用的优秀教材、普通中小学的优秀欣赏教材。 笔者在网络上专门搜寻到了后人演奏的《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小花鼓》等几首刘北茂的二胡独奏曲,听后觉得曲调明快,确不似传统二胡曲调那种如诉如泣的悱恻之情,而是一种积极、乐观、不屈服的心灵之音,蕴含着在国难中奋起战斗、走向光明的强烈情感。 6 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学院迁往南京,刘北茂一家随校至此。解放后不久,院校调整,国立音乐院与其他几所音乐教育机构合并,在天津组建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刘北茂又举家迁往天津,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民族管弦系教授。这一时期,《农民乐》、《和平民主进行曲》、《欢乐舞曲》、《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一首首由衷歌颂祖国、歌颂党和人民的曲子在刘北茂手下应运而生,表现出新的时代气息,易被人们接受而引起共鸣。 1955 年北京郊区成立了“中国盲人音乐训练班”,班里成员多是双目失明、年龄较大的荣誉军人、劳动模范和盲校送来的学生,学生们虽然爱好音乐,可音乐素养、基础知识以及接受能力都较差。刘北茂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借调担任盲人训练班的二胡教员。他同情盲人们失明的遭遇,分外耐心地进行教学,著名盲人二胡演奏家甘柏林就是刘北茂的弟子。两年后,刘北茂离开盲训班,再次服从组织安排,借调至安徽艺术学院任教。由于精神系统的共济失调,他已出现双腿瘫痪的前兆,行动很不方便。当时学院刚成立,师资极缺,第一学期基本没有正式上课,刘北茂就拄着拐杖,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亲自到院部教务处主动查阅新生中学习二胡专业的学生名单,再去每个人的宿舍一一访问,给予勉励和指导。 1963 年,安徽艺术学院音乐、美术两系并入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刘北茂随系转院到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授。之后,他又随合肥师范学院迁并至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艺术系教授。在安徽,他一教就是十几年,这也是他创作上的丰收年,为少年儿童创作了《小树快长大》、《少先队员之歌》、《赞公社》等二十余首小型乐曲,还有不少二胡独奏曲,如《美丽的包河》、《千里淮北赛江南》及《黄山瀑布》等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曲目,这些曲目在教学和演奏中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革”的十年动乱中,刘北茂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在那段时间,他只能放下心爱的二胡,静观事态发展的动向。由于疾病一再加剧,组织批准他的退休要求后,于 1971 年回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虽然停止了校务教学工作,但他并没有停止苦练二胡,更没有放弃创作乐曲,病魔缠身但仍笔耕不辍,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谱写出了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哀思》和《流芳曲》,以及热情歌颂“四化”建设的《迎朝晖》,三首曲子均由刘北茂创作于中央音乐学院的筒子楼三号楼家中(儿子刘育熙的家)。后来,在刘北茂的指导下,刘育熙将《哀思》改编成小提琴曲,在主题旋律前加了一段悲壮、高亢的引子,使这首用心谱成的曲子更加完整感人。 7 刘北茂不仅为民乐界大师,其成就早已超越单纯的音乐艺术影响,他的人格魅力也值得称道。 一般英文老师大多总是短装或西服,刘北茂却是中式服装,一件灰布长衫、一顶褐色毡帽,极为朴素,步行来到学校,上英语课也总带着把二胡,刚入校的学生觉得奇怪,一问才知道老师是刘天华的弟弟,也是教二胡的教授。他常对学生讲:不仅搞西洋音乐的要学好外语,从事民族音乐的也要学好外语,掌握一门至几门外语,可以增强吸收外国有益文化的能力,提高从事本身专业的研究、创作、演奏的水平。他教授英语时喜欢把英语和音乐联系起来,强调学外语要学好发音,好比学唱歌,一定要先学音阶,先唱谱,再掌握语法,只有通晓了句子结构,才能彻底领会句子的意思,不至于错译硬译,就好比拉二胡起码得定好弦。 刘北茂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对学生的教育不采取批评的方式,学生出错时,他总是先说几句自责的话:“这个地方我上次没有讲清楚”或“这个句子我示范的不准确”,然后再耐心指点,这种方法,反而更加激励了学生的上进心。师生们熟悉后,学生每每要求刘老师在下课或课间休息时演奏一两首他的作品,听听他的新作,这时刘北茂就哈哈大笑,随即解开装二胡的布袋(那时没有琴盒),取出二胡调好音,报了曲名,稍作解释便全神贯注地演奏起来,有一次奏完了《漂泊者之歌》后还喃喃自语似的反复说:“ Sentimental!Sentimental! (富于感情地)” 刘北茂对学生十分负责与关心。著名盲人音乐家颜少璋自幼喜欢二胡, 1945 年时,他鼓足勇气报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里某些人认为收了这个“瞎子”会给学校带来不少麻烦,甚至还有人认为有损于音乐院的名誉,因此极力反对。刘北茂据理力争道:“盲人为什么不能入学,盲人已经很不幸了,对他们理应多一些爱心。何况他的考试成绩是优秀的,如果我录取了坏人可以说是丢了音乐院的脸,也是对你们的污辱,盲学生不是坏人,哪说得上丢脸呢?”颜少璋入学后被刘北茂收入门下,教授盲人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为特殊的教育方法,刘北茂从不急躁,耐心予以指导,后来又热诚求助,请易开基、曹安和、喻宜萱等名家教授颜少璋钢琴、琵琶和声乐等课程,颜少璋后来成为国内盲人中的音乐多面手。 国立音乐院迁至南京后,刘北茂的名气也大了起来,一些人怀着仰慕的心情,未经正式报名,大胆闯入教室,先是“观摩”,既而自称是“旁听生”,向刘北茂提出学二胡的要求。刘北茂先以诧异的口气,缓缓说了句:“哪里还有什么旁听生,学就是了”,微笑着欣然同意。在安徽艺术学院中,音乐教师大多只带三、五个学生,有的只教一个学生,腿脚不便的他却同时带着八个学生。那时,带学生是没有额外报酬的,完全出自一种对事业、对学生的真挚情感。 抗日战争时期,条件是艰苦的,青木关音乐院的学生中有钱的可以到校门口的小饭店改善生活,条件差的学生吃的是发了霉的,掺着稻壳、稗子、砂子、耗子屎的米饭,这种饭被学生戏称为“八宝饭”。自从刘北茂带课后,几乎每个星期都约一些远离家乡的穷学生去他家“打打牙祭”。抗战时期印刷相当困难,音乐院的学生常常需要自己抄写曲谱,刘北茂害怕学生没时间或者抄不好,经常自己一曲一曲工工整整抄好后分发给学生。他还率领学生上山砍竹子制作二胡。 刘北茂为人谦虚,不耻下问,在学术上从无门户之见,他常常以刘天华去天桥向民间艺人学习为榜样,要求学生有不耻下问的学习作风。他的每首新曲问世时,都要先寄给他音乐上的友人以及学生们,在曲谱之后毫无例外地写上:“请某某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进。”下面是签名和日期。学生们去看望他时,他坐在书桌前,听学生用他的二胡演奏他的作品,共同探讨,从不见外。 1960 年代开始,刘北茂一直与疾病做着斗争,开始阶段只是步伐不稳,后随病情的发展,即使站起来也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必须有所扶持才能勉强站住脚挪动几步。他坚持在房间外的走廊中锻炼,由走廊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不长的距离,他得走上十几分钟,而且满头大汗,有一次一头栽到暖气片上,头碰破流了不少血。最让他难受的是几乎失去了户外活动的自由,但在那行动不便的数年里,他仍创作了大量二胡曲。他让家人请了木工来把他的坐椅打出一些洞,以便久坐不生疮,刘北茂在这个坐椅上不断地谱出新曲,不停地坚持艺术探讨,身残志尤坚,可谓“音乐史上的梵高”。他刚柔并济的琴声,在院中回荡,那种古朴、淳厚的艺术氛围仍让许多当时的邻居记忆犹新。 8 1980 年以后,刘北茂又得腹泻,来势颇凶,且不同于一般腹泻,无药可根治,因而一再反复。本是久病之躯,又很少进食,身体一再消耗, 1981 年在北京与世长辞。他走的时候很坦荡,对夫人郁南华说:“我一生不欠人家一分钱,不欠别人一封信,一生没有撒过一次谎,走的也安心。”并留下遗言:“死后不要做新衣服,丧事要简办,更不要开追悼会。”而安徽省艺校与省内民乐界则在刘北茂逝世后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与刘北茂音乐作品会,并编印了《刘北茂先生作品选集》。 1992 年 5 月 15 日 和 16 日,“刘氏三杰”纪念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整个会场群贤毕至,刘北茂的儿子刘育熙登台演奏了父亲的著名曲作《哀思》。刘北茂是有文化使命的音乐家,他一生所作的曲子,抱朴含真、洒脱乐观、意味深邃,都与时代的脉息相通,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声音,这声音是警钟、是召唤、是鞭策,是中华民族的天音绝唱……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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