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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项目评奖，抵制VS支持？: 热度 1 kejidaobao 2012-5-4 10:07; 本刊记者/李娜 3月22日，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入选项目开始公示。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赫然在列。2011年“烟草院士”的争议尚未平息，此番烟草项目入选科技奖，更是引来一轮强烈的抗议之声。30位院士联名上书，表示将会抵制烟草项目入选科技奖，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回应。但不能忽视的是，科学界也有微弱声音表示不反对烟草项目评奖。烟草研究屡获共同体认可 “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项目此次入选的是国家科技进步奖，属于轻工评审组。据公示资料显示，该项目入选的理由是，其创造性地提出“中式卷烟系统调香”理论，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将卷烟设计与维护的各环节有机统筹。研究成果的应用，“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近3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新增利税1421.8043亿元”。烟草研究项目的风光并不止此一例。据财新网报道，2011年初，郑州烟草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湖南中烟、川渝中烟、南开大学、红塔集团等承担的“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烟草物流系统信息协同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亦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完成单位为湖南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湖南白沙物流有限公司、长沙理工大学等。其中，“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项目的第一负责人是郑州烟草研究院教授谢剑平，他凭借“减害降焦”研究获得3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更据此于2011年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成功，因此得名“烟草院士”。抵制者众：违背社会正义 4月9日，秦伯益、钟南山等30位院士联名致信《中国科学报》，对“中式卷烟”项目入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项目表示严重关切。他们旗帜鲜明地表达如下立场：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对中国控烟事业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行为，并呼吁有关部门切实承担起对中国控烟事业的公益职责。院士联名信指出，“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项目的本质，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卷烟吸引力，从而达到促进烟草消费的目的。科学技术不能违背基本的社会正义，烟草研究鼓励或变相鼓励吸烟行为，将导致更多人的健康问题，损害更多人的生命质量，并增加家庭和社会负担。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名义加以肯定并鼓励，显然为社会大众所不容。此外，院士们还指出，以科学共同体名义公然违背世卫组织控烟公约的现象屡屡出现，其中根源既与部分政府官员的控烟意识仍不到位有关，也与企业利益集团对社会正义的蔑视有关。“群情激愤，其善良目的就是及时纠正这一违背世卫控烟原则的做法，以对渐趋严峻的我国控烟局势形成些微遏制的力量。” 院士联名信末尾要求，对于烟草研究入选国家科技奖项的做法，“有关部门要严肃面对公众期待及国家形象，尽快给社会一个明确交代”。除了院士联名表达抵制立场之外，不少科学界同仁也表示支持30位院士立场，认为吸烟危害公民健康，破坏环境，违背世卫组织控烟公约，而且奖项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不应颁给烟草技术。支持者寡：技术本身不存在好坏即使抵制烟草项目评奖者呈现压倒性优势，且领导者中不乏知名院士、专家，但也有微弱声音表示卷烟技术有益，且不会造成宣传上的误区，所以对其入选国家科技奖表示支持。据悉，科学网博主、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张乐表示，不抽烟者不会因为卷烟技术的提高而加入烟民行列，而烟民则会从卷烟技术的提高中获益，因为新技术降低了焦油和尼古丁含量，因此对于烟民的健康有益。而且中国烟民数量高达3.2亿人，这种现状短时间内很难改变，所以提高烟草质量、保护烟民健康也是应该的。而且，张乐还表示，卷烟技术入围科技奖不会造成宣传上的误区，因为吸烟有害健康是人人皆知的常识。有人拿香烟的“中式卷烟”改进技术与对鸦片毒品的制毒技术的改进相联系，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从事金属材料研究的科学网博主崔伟斌则表示，两者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毒品是法律禁止，由此对于违禁物品的任何技术的改进都是违法的；而吸烟是法律允许的，只是一些场合道德和法规不允许，所以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差别的。技术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就像一把菜刀，要是用来切菜切肉，是很有用处的；要是用来杀人放火，当然是有害的。此外，关于烟草项目另一争议在于，降焦减害的科学性是否成立。卷烟技术屡获国家奖项，其科学性和进步性被官方机构认可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低焦油等于低危害”之类的说法已被国际上大量研究证明是伪科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在个人博客上表示，烟草技术中的“降焦减害”不可能降低烟草的危害，反而能误导烟草消费，这早已是全球公共卫生学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专业机构的共识，并早已见诸于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签署的《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等官方文件。可惜的是，这项科学共识并没有为公共卫生学界以外的所有科学家所了解。■;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事件|3727 次阅读|1 个评论

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2011年3月13: hailang0 2012-4-19 20:36; 有意思的小会。你要是不相信啊，你就亲自去看一看（下面有链接）。学术会，专家来开。人不在多，学术则可！陈平原、李世洞、祝国光、朱高正、宋绍富、刘泰山、舒国滢、刘雪枫：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2011年3月13日）开幕式致辞李树忠、谭汝为、王建民、张曙光、邢东田、李剑鸣、徐一文、满运龙、易剑东、贺国庆、宫敬才、张爱军、孙新强、唐建、张中秋、牛大勇：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2011年3月13日）主题研讨（上半场）发言纪要刘桂明、蒋永华、徐波、赵虹、邰利琪、詹小洪、刘曙光、刘锡秋、李毅、赵法生、潘新明、吕丽塔、井建斌、杨玉圣、陈平原、余三定、黄安年：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研讨会（2011年3月13日）主题研讨（下半场）及闭幕式发言纪要; 个人分类: 科学|289 次阅读|0 个评论

《结合具体学科和专业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明确方向）》: geneculture 2012-4-10 11:20; 《结合具体学科和专业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明确方向）》作者：邹晓辉Geneculture （一）“许多不同的说法”之间的沟通问题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这两个相当庞大的国际化的理论研究领域其实聚集着众多学科和专业各具特色的理论研究共同体他们之间往往就同一个话题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二）“许多不同的工具”之间的兼容问题在信息学和信息哲学这两个不断扩充的国际化的理论研究领域也在聚集着众多学科和专业各具特色的理论研究共同体他们之间往往就同一类对象会有许多不同的工具注：还有一系列的科学预言和哲学反思相互结合的国际化的理论研究领域，在此也就不一一举列了。毕竟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可能仅就自己感兴趣且具有相当积累的研究方向展开深入具体的学习和研究。说明：至此，融智学问体系算是基本建立起来了。为什么今天可以这样说了呢？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本博客的两组关键词（其中，科学网一组——专业、高等教育、共同体、语言学、信息学、融智学，新浪网一组—— 语言、信息、知识、智、教育、管理）和两个系列的问题及其相应的具体研究方向，特别还有其下方言简意赅的断言，初步洞察其奥妙，尽管要全面地了解它们，还须首先学习“协同智能观”和“融智方法论”及相应的“广义双语信息处理”、“文化基因工程”或“协同智能计算系统工程”，但是，读者至此毕竟已可看出它明确的方向了。; 个人分类: 高等教育学|1688 次阅读|0 个评论

让科教共同体“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热度 1 liuli66 2012-3-28 07:26; 中微子振荡有望获NB奖；西塔潘猜想出少年数学大师。; 个人分类: 杂感|20 次阅读|1 个评论

大学治理讨论: 热度 1 berlindwh 2012-3-23 23:36; 中世纪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大学本身就是国中之国，享有垄断性的学位授予权、独立的司法权；大学内部管理大都由教职占有人轮流管理，内部实行相对平等的议事权利。从柏林大学创建的时代开始，大学逐渐的成为一个二元体，一方面是大学是个自治体，另一方面大学也成为国家的某种机关，大学垄断折学位授予权，因而也就垄断着进入官僚体制的人员培养权。大学内部由教授自行管理，对外，大学和各个学院都享有同教育部长直接对话的特权。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大学的独立司法权被取消，大学的成员也受民法、刑法的约束。中国大学，基督教大学除外，基本上都是官家创建的，先有官员，后有校长，再后有教师。大学从建校之日起就是一个等级严明的类衙门。民国时代，某些大学内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是整体上看，这种自治同开明的学者密切相连，学者下台，大学回到原来类衙门状态。从延安的“大学”开始，政治教育和党的管理深入到这种组织中来，建国后，这种制度得到了强化，大学内部权力被切割成条条，归属于不同行政部门管理、大学自己没有宪章，或者宪章被废除。大学的教授管理大学的权利被取消，各个大学之间依照被行政部门不同的赏识和关注形成了明显的内部等级。这就是今天中国大学治理的讨论的起点。怎样把大学的学者共同体地位还给学者，怎样从一个更高层面上为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作出开拓性的贡献，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不难，难的是有没有威权人物能够打破制度惯性，学者能否作出开拓性的贡献，进而借助这种开创性扩展自己的权利（不是权力！）。; 3210 次阅读|2 个评论

发现的发现 - 文明的精神: benlion 2012-3-23 14:13; 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从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学建立到市场经济建立的工业革命皆如此。日本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等对日本现代化转型的贡献，可以比较中国与日本知识阶层对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思考。体制的设计是跟随社会的发展而进步，没有绝对的完美和无瑕疵，伦理的教育是制度设计的基石也是对体制的补充。科学的研究也是随着人类的认知而发展，没有绝对完备的理论，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而又在实验验证和新的发现中发展。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也是可以和必须以科学的客观精神来研究，对文化中的发现的再发现。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探讨，不但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而且也是建立公正、客观、正义的社会建制规范或示范的模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文化发展的两翼，也是社会和文明进化的精神源泉。知识阶层的反思是一切反思中的反思，发现东西文化中的发现是一切发现的发现 - Discovery of Discovery。; 247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白永瑞：东亚地域秩序: 超越帝国, 走向东亚共同体: whyhoo 2012-3-16 18:59; 一、三个帝国与东亚秩序超越纷争和分裂的历史，建立和平、共存共荣的东亚，不仅在韩国社会，在东亚各地都在热烈的讨论，并有人试图付诸实践。处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如果我们想真正担负起这一重任，则需具有能突破现实束缚的创造性思维。回顾东亚秩序历史的动机也正在于此，追溯历史也许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所谓东亚秩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这里之所以要用"一定时期"来对其时间范围加以限定，是因为东亚秩序自古就是不断变化的，而且相信将来还会发生变动。实际上，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当然，对这三个秩序都通称为"帝国"，也许会引起争议。为了尽可能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这里有必要首先简单说明一下本文所说的帝国的意义。帝国概念的核心也许就是，帝国在本国和周边国家--在东亚则先后有朝贡国、殖民地、卫星国的性质变化--之间的关系上设定一定的位阶秩序，享有独自规定帝国势力圈之内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权力。从这种意义来看，完全可以用帝国的视角来比较近代以前和以后的东亚秩序的运作方式。这样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秩序的特征，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秩序之间的连续性。当然，从帝国的视角来看东亚秩序，也会过分抬高中心国家的规定性，而相对忽视了在东亚秩序中处于周边地位的国家的作用，以及东亚秩序的变化过程。所以这里也尽量考虑到了周边的视角。①尤其是以周边国之一，韩国的地位和作用为焦点，回顾东亚秩序的历史，展望二十一世纪新东亚秩序产生的可能性。二、中华帝国与小中心传统时代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特定范式，大体上可以称之为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可是如果将这规定为中华帝国的秩序，也许会有人提出异议。所谓中华帝国，并非单纯指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即帝政），而是规范构成一个帝国圈的帝国本国和周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位阶秩序。在这个意义之下，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是"华夷秩序"，也许还有不同意见。中国的华夷秩序，一般理解为以中国皇帝与周边各国的国王之间所形成的礼仪关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起源于秦汉统一王朝出现以后，中国王朝与周边各国家和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关系；到后来，具有世界帝国特征的隋唐出现以后，其特征更加明确。虽然隋唐世界帝国解体，但十五世纪初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朝贡制度的形成，这种国际秩序也进一步体系化。这种华夷秩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华夷思想--成为这一秩序最为核心的理论基础。从将中国视为世界中心的本民族中心主义出发，将中国作为文明的中心"华"，而把周边视为落后的"夷"，即以文明的程度来确定彼此的地位差别，从而形成位阶秩序的文明圈。可是，由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也可以接受这一文明的标准，因而具有文化普遍主义的外形。当然，历史上中华帝国也根据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和需要，有时也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强迫周边屈服。可是明清时期所表现的典型的朝贡关系说明，中国并没有直接统治周边的意图，而是采取册封周边国家的君主，在内政和外交上发挥影响力的间接统治方式。特别是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在广大的版图内统治着多个民族，表现出多元的景象。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相辅相成的是，周边国家也分享着中国的天下观乃至华夷观，具有一种文明共同体的性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特点，所以中华帝国秩序，往往并不是中国单方面强迫建立的支配从属的位阶关系；与近代世界出现的帝国主义的支配关系相比，能够建立范围更加广大，更加多元、宽容的秩序。从今天的立场看来，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探索帝国秩序的替代方案的一种思想资源。② 可是，笔者还是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中华帝国的"帝国性"，因为中国历代王朝为了提高自身的正统性，都追求一种帝国倾向，这也是理解中华帝国的关键。虽然所有王朝都追求统一天下，将帝国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大一统，但是只有真正能够统治周边的四夷，或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以实现大一统的中华王朝，才能算是中华帝国（例如秦、汉、唐、元、明、清）。因此，中华帝国当然指的是中华王朝，但是中华王朝并不一定都能被称为中华帝国。这种大一统观念，也同样影响到征服王朝的统治理念。③可是在西为沙漠、东为大海的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一旦将统治范围之内的民族和地域统一于帝国，则不会轻易承认它们从帝国分裂出去，将国家组织视为正统，这种集团记忆被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脑海里。那么，中华帝国的周边为什么参与这一秩序呢？郑容和的论文④通过朝鲜的例子，深入分析了周边自发地参与中华帝国秩序的动机。与日本同中国有大海阻隔不同，朝鲜与中国接壤，只能通过朝贡来保障国家安全和内政外交的自主空间。此外，从儒教文明圈的中心--中国的天子那里获得册封，可以提高自己统治权的正当性。特别是在发生像"壬辰倭乱"（中国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这样的外来侵略或内部民众叛乱，政权处于危机之中时，更是要依靠朝贡体制来获得国际的政权保障。华夷秩序的另一特征，就是在中国皇帝和周边国王之间的朝贡和回赐的关系之上，派生出国际贸易关系。从朝贡的次数、规模来看，这种贸易除了只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国家间的公贸易之外，还有被编入使节团的特权商人与对方特权商人之间进行的私贸易。由此看来，华夷秩序既是国家、王朝之间的礼仪的对外关系，也是外交和通商上相辅相成的国际秩序。从周边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华帝国的这种特征也许表现得更加明显。姜抮亚注意到传统时代中国经济超越于西方之上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所以认为周边国家参与中华帝国秩序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因为有一个"富有的中国"。最近学术界开始以东亚为中心重新解释世界史。根据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中国依靠在丝绸、茶、陶瓷器等主要世界贸易商品上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技术水准和生产能力，在十六世纪以来的三百余年里，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维持着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与欧洲拉开距离是从白银开始流出的1820年以后的事情）。正是在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正式的朝贡贸易体制衰落，私贸易兴盛，引起了国际贸易的一大变化。因此，在早期朝鲜被密切编入朝贡体制，与其它地区相比，在安定地供给物品和输入技术方面具有更有利的条件，结果在"紧跟中国型发展"上能暂时领先；但是到后来，反而是像日本那样的偏邦国家更加有利。如此说来，中华帝国为什么会崩溃呢？对于这一问题，也同样可以从周边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样一种事实，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之中，还存在着多个由小中心秩序形成的重层世界。中华世界之中的小中心，也同样借助中国的华夷观，并将其适用于自己的周边地区。⑤例如在韩半岛，高句丽早就以"华"自处，将周边民族纳为属民，朝鲜王朝的世宗和世祖在对女真的政策上，也同样接受女真的朝贡，也满足日本称朝鲜为"大国"或"上国"。朝鲜后期，当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大陆以后，朝鲜更以"小中华"自居。这些历史事实，都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上来理解。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和越南与各自周边地区所结成的关系上。如果把这些历史现象看作对"中华思想的分享"，那么这一地域也许就可以被称作"中华思想共享圈"。⑥如果把这些小中心的作用放在巨大的朝贡贸易体制框架内来观察，特别是越南、朝鲜、日本这样的周边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小规模朝贡体制"，希望以此改变中国中心的秩序，这种努力也许可以被视为这一地域历史变动的主要动力。⑦ 在笔者看来，中华世界的重层性，也许正是中华帝国变化的内在要因。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尤其是在满族的清朝取代汉族的明朝以后，即十六世纪末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已经受到来自周边国家的批判，小中心自身的认同性（identity）也逐渐体系化，对后来这些国家向作为国民国家形成原动力的民族认同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这种思想变换，无论如何还只是作为促进中华世界变化的内因在起作用，而改变这一架构自身的力量却来自外部，即来自起源于西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中华秩序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转变为一个一个的国民国家，这一过程与西方历史上中世纪帝国分裂为众多小的国家，最后发展为国民国家的过程很不相同。⑧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帝国，其内部各民族没有独立成为国民国家，中国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了清朝以来的领土，而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国民国家。只是位于其周边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摆脱朝贡体制，成为独立的国民国家，将"披着国民国家外衣的帝国"--中国视为他者，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三、日本帝国失败的大东亚共荣圈在中华帝国动摇的同时，东亚在西方列强所标榜的万国公法的基础上重建了新的秩序，也就是转为根据新的主权概念，由享有主权的国家之间相互订立契约即条约而成立的国际关系。在向这种新秩序转变的过程中，各国至少在形式上具有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近代世界，以主权概念为基础的万国公法所阐述的国际关系原则，在现实中很少被遵守，而肆行于世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及作为其强制手段的武力。甚至可以说，主权的原则与现实的隔阂不是例外的情况，恰是其正常状态。从根本上说，近代国际秩序是在标榜万国公法和文明的国际秩序的同时，却由霸权国家主导这一秩序的方向，这是其内在的矛盾。可是在东亚，不存在霸权国家，不安定的秩序还在继续。从这种意义来说，这一时期的东亚的状况也可以说是"无中心的东亚"。至于其缘由，金基正从世界体制论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体制经历了一次结构性变动，英国失去了霸权国家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以德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上升为世界的中心国家，世界体制正在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元中心结构"转变。在这一变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加强对新近编入的周边国家的压迫，尤其是在东亚，在德国、美国和俄国等发展稍晚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同时，日本又加入进来，所以只会形成极度不安定的中心-周边结构。在中华秩序下处于偏邦地位的日本，这时为了取代没落的中华帝国，从而具有"华"的地位（所谓的华夷变态），正积极输入西方文明，成功地进行了体制改革。它逐步修订了过去在欧美列强压迫下开港通商时不得不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制（1899年废除治外法权，1911年恢复关税自主权等），由此从周边上升到半周边，再急速进入到中心的行列，巩固了日本帝国势力范围的基础。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期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列强走向势力同盟的趋势下成功地与英国结成同盟体制，在阻止俄国南下的同时，上升为这一地域的"中心"。日本的这种对外战略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因为美国想通过与日本的联合，来维持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先后吞并了台湾（1895年）和朝鲜（1910年），进而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扶持傀儡政权"满洲国"，从而得以大大扩大了日本帝国的版图。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也产生了。随着日本势力进一步向中国内陆扩张，终于在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所选择的道路是结束不安定的"无中心的东亚"，由日本来主导东亚地域秩序。所以，日本表面上以推翻英美的殖民统治，解放东亚各民族为借口，企图取代传统的中华秩序，建立大日本帝国的自给自足体系（即"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帝国在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为了利用德国在欧洲接连得手的大好时机而捞取利益，同时也为了防止德国势力可能介入东南亚地区，从1940年8月起连续几个月竭力推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但是其思想基础，乃是日本在脱离中华秩序过程中形成的亚细亚主义。日本在追求近代化的初期，就提出了与西方相区别的、强调内在独特性的"东洋"概念，将中国视为东洋的一个国民国家而使之相对化，从而规定了日本的主体性。这一思想倾向，就是日本的所谓亚细亚主义。作为这一思想谱系的一部分，特别是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为了尽快结束中日战争的持久战状态，"和平"地重构东亚秩序，提出了东亚新秩序论。东亚新秩序论包括了几方面的思想，任城模分析了其中最为激进的尾岐秀实的东亚协同体论，指出了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联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日本，进而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民众为主体，对东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尾岐秀实的这种理论清楚地展示了东亚协同体论的思想"临界点"。虽然他的构想在现实中遭遇了失败，却还是在右派掌握的亚细亚主义和左派所掌握的国际主义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他这种将地域构想与日本国内改革论相结合的独特思想，在我们理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时也是不容忽视的。与这种东亚协同体论主张以日本和中国为轴心，主张控制民族主义和日本的社会结构改革相比，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说是以超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为号召，追求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当然，对这两者之间的延续和断绝也还有讨论的必要，不过金炅一还是强调了两者的区别。从表面上看来，大东亚共荣圈所追求的是与西方这一他者相对的亚洲的认同性，希望实现亚洲各民族和国家的相互联合，但从根本上说已经背离了亚细亚主义，主要是从军事理论导出的一种构想，不过是企图将家族伦理和天皇制理论扩张到整个亚洲而已。无论是作为克服西方价值的普遍理论"近代超克"论还是世界史理论，都只不过是根据日本的需要而强加给所有亚洲人的。这样，日本帝国与中华帝国不同，不具备在理念上提供文明标准等价值的地位，所以只能动员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靠直接的殖民统治来维持其帝国的存在。此外，这种理念在经济领域也缺乏基础。日本帝国不能像中华帝国那样，依靠自身丰富的经济力来吸引周边国家，而是为了处于帝国势力圈中心而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国攫取资源，掠夺周边国家。换句话说，这种秩序构造中所标榜的"共荣"，只能靠军事力量来实现，也必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对于日本帝国的这种为自给自足而树立起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其分工构造的实际运作方式及其影响，在此可惜未能充分加以分析。大东亚共荣圈果真是作为日本的资本、技术与其它邻国的农业经济相互调和的东亚国家间的分工体系在发挥作用，还是具有由中心（日本）、半周边（朝鲜等）和周边（"满洲国"等）构成的三元构造的独特的地域体系，这些还是将来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深入阐述的问题。⑨ 正是因为这些特征，我们对日本帝国是否真的在东亚具有帝国所应有的独占性权力，也心存疑问。只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半期，与欧美极为短暂的矛盾对立中，试图强制实行排他性权力于这一东亚地区，却很快又遭受失败的帝国，或许仅能视为一个"准帝国"。⑩ 四、冷战时期美帝国的亚太秩序日本帝国没落以后，东亚各国彻底完成了去殖民地化过程，即积极追求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立。但是推动这一任务的国民国家，却在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世界冷战秩序的磁场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东亚秩序基本上从属于在东亚地域形成的所谓自由阵营与共产阵营的对立，尤其是两大霸权国家之一的美国，只要苏联主导的共产阵营存在，就能以此为理由介入个别国家，将区域国际关系隶属于自由阵营的联合之中，从而维持了较为稳定的结构。从这种意义来说，美国和苏联都是领导着一定数量的卫星国家的帝国，而且这种帝国"立足于意识形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技术转移，互惠，以及军事合作，扩大发展为范围更加广泛的同盟"{11}。美国为了维持帝国内的团结，不仅强迫东亚各国采用美国的社会体制，甚至对朝鲜半岛和越南直接进行军事介入。美国的这种帝国秩序能够维持的前提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具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此外，美国最为强大的经济力量（生产的高效率和庞大的市场，世界通用货币美元）和同盟国的政治支持，以及为维持霸权而树立的意识形态，也都是重要因素。首先从政治、军事领域来看，美国与日本不同，它不直接统治殖民地，取而代之的是采取地域统合方式，通过与各个国家单独缔结同盟而对东亚进行间接控制（虽然在必要地方设置军事基地，驻扎美军），推行将日本作为下位伙伴的战略。换句话说，美国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根据金明燮的研究，美国最初也打算像在欧洲所实行的那样，在东亚促进地域统合。但是围绕着是支持欧洲恢复其在东亚的殖民统治，还是推行以日本为中心促进东亚地域统合的战略，产生了不同意见，结果美国还是选择了扶植日本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虽然也对泛亚洲主义的复活存有戒心，但在陷入东亚热战漩涡的情况下，通过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的缔结，对美国来说出现了一个消除了毒素的"大东亚"。换句话说，经济上以日本为中心建立垂直地域分工体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联系网，部分复活了。这是一种"没有公开发表的地域统合"。日本统治者在适应这一秩序的同时，也认识到这是将复活自己已经破碎的帝国梦想的绝好时机，所以也积极利用它来追求本国的利益。可是，对于美国的这种地域统合战略，东亚各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接受的。最早韩国的李承晚、菲律宾的季里诺（Quirino）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试图建立具有反共同盟性质的太平洋同盟，虽然最后因美国的反对而流产，其在军事方面的宗旨还是为以后欧洲和东南亚国家参与的东南亚条约机构（SEATO）所继承。除此之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朝鲜战争冲击下，1955年由印度主导召开的万隆会议，"非同盟势力（不结盟势力）"也形成自生的地域秩序。参加这一会议的亚洲国家开始摸索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既非社会主义的方式，也不是美国式的新型发展路线。但是一部分国家的这种探索过程，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推行新的政策而失败，美国成功地建立了支持自由的势力均衡。于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安保秩序，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秩序得以维持，其原动力来自美国所具有的经济吸引力，特别是美国市场向亚细亚同盟国开放，从而构筑了亚太经济联系网，东亚国家也因此在经济上、军事安全上依附于美国。这时出现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域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具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力量，成功地加入了"富人俱乐部"，并在东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窗口就是亚洲开发银行，朴泰均对此有详细的阐述。结果，这种在美国和日本的主导之下，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受排斥的垂直结构被固定下来。亚洲各国之所以被吸进这一新秩序，美国所传播的理念乃至价值观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肯尼迪政府批评了过去只重视军事援助的政策，改以积极援助已接受民族主义发展为驱动力的近代化模式的亚洲个别国家，以加强为反共而联合的自由阵营内部团结。结果亚洲国家纷纷将开发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最大任务。美国的大众文化也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东亚人稍微主动地接受美国文明作为标准的重要武器。上面主要通过中心国家的作用和动向，来考察了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为了说明这一秩序的变动趋势，还有必要从周边的观点来作进一步的分析。虽然对这一问题没能真正解决，以周边国家之一的韩国的选择为焦点而进行的整理分析，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直到冷战尚在持续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仍在冷战秩序的磁场之中，在分裂体制的半边为建立国民国家而努力，但是也利用这个史无前例的机会，为以后在东亚地域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从这种角度来说，分析韩国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的韩国，与其说单纯是冷战秩序的受害者，还不如说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或利用者。{12}大体说来，韩国的历届政权都在依赖美国这一帝国的同时，也将冷战论理和状况作为在分？体制下建设国民国家的机会积极加以利用，在这点上具有连续性。只是在对日本和朝鲜的存在的对应方式上有所不同，如果说这是冷战型国民国家，摆脱这种状况的努力大概从卢泰愚政权的北方外交开始，接着有金泳三政权的"世界化"政策，最后通过金大中政权的"阳光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此同时，韩国知识界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内部民主化的基础上，积极适应脱冷战的时代状况，开始讨论东亚地域主义。五、脱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探索几乎在韩国人开始将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域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来思考问题的同时，在东亚地域也自发地出现了地域统合的动向。这种新动向，并不是要恢复过去东亚历史中存在过的中华帝国或日本帝国秩序那样的，周边国家从属于中心国家形态的统合，而是从周边向中心扩散的地域统合。从这点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实际上在冷战秩序下，美国只能接受美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纵向关系（双边主义），所以亚洲内部的横向联合（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很难产生，同时亚洲各国也以各自的民族主义为动力，追求发展主义，很少会关注地域统合的问题。可是与冷战初期不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以前规制东亚秩序的美国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美国霸权安定时期建立起来的构造，开始出现危机。{13} 这种危机首先是美国霸权主义自身所含的内在矛盾，即支撑霸权的权力资源出现了极度的不均等现象。尽管在军事力量上美国依然占据压倒优势地位，但是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则不是这样，尤其在经济领域，美国只吸取世界经济的商品和资本，而不能相应地提供财富，逐渐演变成世界经济的黑洞。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其经济现在只不过是借助于世界中心货币美元才勉强支撑。但是军事上的霸权主义必然会带来庞大的军费支出，因此必然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而为了缩小财政赤字，摆脱日益依赖于海外金融支持的状况，美国所要推行的还是军事霸权主义。这样危机只能更加深化，陷入恶性循环。此外，在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在与苏联主导的共产圈相对立过程中得以维持的自由阵营的联合，现在失去了号召力。面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泛滥，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也日益活跃。在美国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内部动力同时，中国却在改革开放以后急速崛起。中国在这一地域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对美国来说这也是不得不面临的新的外部环境。美国掌握霸权的东亚秩序的分裂，也为这一地域建立脱中心的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依靠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亚地域内部超越国境的合作、相互依存、以及与正式的制度化统合相重合的联系网络正在增加，其主体既有政府、企业，也包括民间联合运动，多种多样。尤其如1996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ASEAN + 3形态所显示的，制度化的努力进一步加强，甚至在2005年末举行东亚首脑会谈。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域概念竞争过程中，"东亚"一词呈现出新的意义。可是东亚的地域统合努力一方面以经济领域为先导，另一方面有分散的市民联合运动日益发展，具有很强的自下而上的统合的特征，所以这种非正式的联系网络构想，也常常被称为"软性地域主义"（soft-regionalism）{14}。相反，依靠正式的（主要是政府间的）协议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过程，却进展缓慢。对此，至少在安全、军事方面依然具有压倒优势的美国，也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在东亚受到排斥，因此东亚秩序的未来，必然在美国单极的主导权与东亚多极的地域统合努力之间妥协、竞争的过程中展开。虽然会不安定，但是脱中心、多中心的步伐已经迈出。那么在脱中心的东亚创立新秩序过程中，韩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针对这一问题，李南周的文章专门作了回答。他指出将来出现的新的秩序现在还难以确定，是以国民国家为基础而建立的旧的秩序继续维持下去，还是要克服国民国家的局限？这两种发展方向会继续相互作用，未来的新秩序也许要在这样复合的过程中形成。具体说来，也就是要在批判地考察现在进行之中的地域合作体促进状况的基础上，探索替代方案。在政治、安全方面，为取代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的替代方案，支持多国间的安全合作，为促进安全合作，不仅要重视国家自身的安全，也要保障、增进和调和个人的人权，也就是要更加关注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问题。在经济领域，在肯定加速发展的地域统合趋势的同时，考虑到地域内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强调为增进共同利益而必须调整各国的发展模式。他期待着这些意见能够实现，其根据就是东亚的地域统合不再是由美国那样追求霸权的国家所主导的。可是在创造新秩序的过程中，希望韩国这样中等规模的国家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尤其是韩国已经具备了比较发达的民主主义和市民社会等基本条件，应当更加积极地介入东亚合作，对于地域合作要有新的姿态。白池云强调了民间团体作为创造新的地域秩序的主体的作用。他反思历史上出现的东亚秩序都是帝国运营的，而今天的东亚地域共同体概念中，依然受到国家间联合体观念的影响，希望目前正在进行的超越国境的基层民间团体的联合，能够为新的地域共同体提供健康的基础。他具体分析了各种类型的联合运动的实际活动个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还在承认各国民间运动的差异的同时，提出了联合的方向。尤其对东亚各国民间运动主体所面临的矛盾，即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之间连动的问题，他提醒大家，就像这一问题的危害会涉及各国民众一样，其解决的方法也不仅仅在于一国内部的对政府抗争；如果不发展为超越国境的联合运动，势必难以取得成效。最后，还需要分析一下在东亚人建设脱中心的新东亚的过程中，过去的帝国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对未来的构想并不亚于历史推演的意义，也同样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想象力。在东亚历史上存在的三个帝国中，美国分明在未来短时期内还会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布什政权的新保守派官员，习于用帝国的作用这一用语来表现某种使命感，也许会利用军事手段重新编织"帝国"的新版图。可是正如前面所阐述的，独占的权力结构已经开始分裂，多中心开始形成，一国突出型多中心结构（用中国式的表述来说就是"一超多强"）在东亚持续的可能性比较大。相反，日本帝国复活的可能性现在看来并不大。日本在过去帝国统治的时期，其本国在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也一直很弱；现在日本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技术水准和军事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美国，缺乏独自的对外政策决定能力，似乎很难获得美国的下位伙伴以上的地位。所以，令人担心的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再次出现，而是美日寡头统治的高度现实性（当然最近日本的右倾倾向也引起了亚洲邻国的忧虑，也对新版大东亚共荣圈之出现有所警戒，但我宁可相信，这可能只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化之新倾向或其复活，而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而已）。与此相比，最近大家所关注的具有更大的复活可能性的还是中国。回顾历史，在十九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的没落，东亚秩序也陷入了多中心相互竞争的不安定局面。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重新崛起，东亚地域秩序也再次进入激变期，中国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如此重要。乍看之下，中华帝国与霸权全盛期的美国，颇多相似之处。两国不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超强大国地位，而且将国际关系朝势力均衡思考来处理，并依据文明的理论来形成一种位阶秩序，这种文明在诱导着周边参与秩序的国家的自发性。而更为重要的是，无与伦比的强大经济实力给周边国家带来的实惠，对这一地域秩序的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将来中华帝国要想复活，首先必须使自己的经济实力能发挥像过去那样的吸引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是让人联想到中华帝国复活的关键因素。可是，如果不从国家经济总量，而是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或者从国内的阶层、地域和民族间的贫富分化来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则有乐观和悲观两种观点的争论，至少还看不到中国有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可能性。但是不难想象，中国还是会建立起在东亚作为地域强国而发挥自身作用的经济基础。而且从政治、军事安全来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核武器国家，在为解决朝鲜核问题而举行的六方会谈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反映了中国作为地域强国的地位。但是很明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政治、军事力量方面还是赶不上美国。最后，中国能否像过去那样提供文明的标准，并为周边国家所接受，对中国的这种能力（即软权力，soft-power）还不容乐观。若中国不是立足于民主主义，而是通过复兴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来追求权力的合法性，走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近代化模式，并未能新创出克服其弊端的独特发展模式，即使中国有意要主导东亚秩序，也不容易让周边国家自发地参与其中。总之，虽说中国至少可以成为地域强国，新版中华帝国的复活尚不可能。而且，与中国在过去王权间的国际秩序中掌握霸权，维持华夷秩序的时期不同，现在不仅有美国、日本这样的中心并存，还有民间社会也作为重要的行为主体参与进来。在这种地域状况下，如何能够建立新版中华帝国？尽管如此，帝国复活论或中国威胁论依然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前面所阐述的，这不仅出于对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所具有的实力的警戒心理，也来源于因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价值观、理念的差异。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无论是从实体上还是从形象上，中国在规模上的绝对优势，不能不让周边国家意识到它的存在。关于这点，对于中国是否真的是对周围国家构成威胁的强国的问题，笔者主张应该将对中国实体的考察，与对历史和文化记忆中的大国象形的探讨区分开来。{15}我们常常表现出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种种倾向。两者虽然基本上是分开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状况下又会重叠，对此将作进一步的说明。现在中国如果真的成为威胁性存在，则必须具备三大要素。首先中国必须有威胁邻国的意图（intention）和能力（capability）。与这两种要素相连的，感觉到中国威胁的一方的感觉或认识（perception）也是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对此，不仅邻国的有形力量（国力）会起作用，其国家内部一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发挥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记忆，即对帝国的记忆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导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因素。在这时，相互区别的两个层次会联系起来。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华帝国身上，在周边国家感受到日本帝国的威胁时，历史记忆也在起作用。因此，中国和日本如果想让周围国家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战略不至于感到威胁，必须用大力气调整甚至改革本国的发展战略，使之能真正有利于东亚的共存共荣，而且还要肃清本国人脑海中残存的"草根帝国意识"{16}。如果不这样，则必然会为争夺东亚的主导权而相互竞争和制约，对相对一方的帝国的集团记忆，也就会在现实中被唤起，我们也就不能克服帝国的忧伤历史。走向脱中心化的现在，乃是有史以来在这一地域建立多中心共存的地域秩序的最好时期。现在，在帝国的记忆上相对较为自由，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小中心"作用，对其可能性与局限性一一经验过的韩国，也许可以在各个中心之间起到调节者及和平和繁荣的促进者的作用，与此相应地进行一些内部改革，那么我们韩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东亚历史中自然也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注释】 ①至于周边的视角的多层次意义，参见崔元植、白永瑞（编）：《从周边看东亚》，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4年版，笔者的序言。 ②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国大陆出版了一些着眼于这种特征的研究成果，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在汪晖看来，朝贡体制是以王道这一伦理观念为基础的，其中可以找到足以对抗近代民族国家恶性膨胀而产生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现亚洲的近代的内在连续性的理论资源。赵汀阳则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与现代国际政治相嫁接，提出要废除"帝国秩序"，代之以"天下秩序"（没有异端或他者的世界秩序）。在中国之外也有类似的主张，在构型二十一世纪东亚地域秩序的规范时，重视华夷秩序的理念和原理（以大同主义为基础的调和与共存理念，儒教原理的道德主义、相互主义、均分主义等），并注意到因这些理念和原理与现实、实践发生诡离而导致被歪曲或形骸化的历史事实（金凤珍："东アジア规范秩序の构筑に向けて：朝鲜半岛からの视点"，载大沼保昭（编著）：《东亚の构想》，筑摩书房2000年版）。在汉语圈知识分子中，对这一见解持反对态度的人也不少。不管怎样，对于天下观（甚至朝贡体制）能否作为去中国的普遍资源的争论，在现在必然会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作用规定这一现实问题密切相关。 ③这一想法受到了王柯（"帝国と民族：中国における支配正当性の视线"，载山本有造（编）：《帝国の硏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部2003年版）的启示。关于中华帝国空间和正统论的复杂关系，可参见李成珪："中华帝国的膨胀和缩小：其理念和实际"，《历史学报》第186辑，2005年。 ④本文原系笔者为《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共同体》（首尔：创批社2005年版）一书所写的导论。本修正稿中，偶尔会出现人名或论文名称却不注明出处，都是这本书收录的文章。 ⑤闵斗基："东亚的实体及展望"，《与时间的竞争》，首尔：延世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 ⑥古田博司，"东アジア中华思想共有圈の形成"，载驹井洋（编）：《脱オリエンンタリズムとしての社会知》，ミネルヴァ书房1998年版。 ⑦滨下武志：《朝贡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书店1997年版。 ⑧杨念群："什么是"东亚"？：近代以后韩中日的'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结果"，首尔：《大东文化研究》第50辑，2005年。 ⑨介绍、批评主张三元构造的 Bruce Comings的见解的论文参见韩锡政："试论大东亚共荣圈和世界体制论的适用性"（《韩国社会学》第33辑，1999年冬季号）。日本考虑到中国而提出的国际间分工体系，在历史上以及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历史学家中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黄东渊的"中国现代史理解的问题点及其克服的展望"（首尔：《中国现代史研究》第10辑，2000年12月）和文明基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关于汪精卫政权与亚细亚主义的对话"（《中国现代史研究》第11辑，2001年6月）。 ⑩对于大东亚共荣圈，也有从日本帝国周边的角度重新审视的必要。遭受日本本国掠夺的朝鲜、琉球、台湾和中国大陆沦陷区等地的民族主义抵抗及相互联合运动，以及周边国家对东亚合作体制的反应，特别是朝鲜"转向"社会主义者的反应--即将这作为追求战时变革的绝好时机，试图在提高朝鲜在帝国圈的位阶秩序中的地位的同时，保全朝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特性--等帝国圈内的改革运动的复杂情况进一步加以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日本帝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实际情况（洪宗郁："1930年代における植民地朝鲜人の思想的模索：金明植の现実认识と転向を中心に"，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42号，2004年12月；方基中〔编〕：《日帝下知识分子的法西斯体制认识及对应》，首尔：慧眼2005年版）。此外，在日本帝国之外，中国也挑战日本论述亚洲的独占权，构想了多种多样的亚洲观--在批判日本侵略性的亚细亚主义的同时，也同样具有追求亚细亚的联合的共同倾向，只是在是以中国为中心，还是在此之外实行民众的联合上有所不同而已--对理解二十世纪前半期东亚秩序也是不可忽视的知性遗产。可是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更重视的不是东亚，而是与美国、英国或苏联之间的国际合作。 {11}Charmers A. Johnson，Blowback，韩译本，首尔：三仁2003年版，第56-57页。 {12}这一视角来自李锺元的"东北亚国际秩序中的韩国坐标及展望"（载韩国政治外交学会〔编〕：《列强的占领政策与分断国家的独立、统一》，首尔；建国大学校出版部1999年版）。根据此文的论述，李承晚政权虽然很好地利用了冷战秩序激化的时代背景，将美国深深地拖入朝鲜半岛，但是也不愿接受美国扶植日本为地域中心，而使韩国陷入从属地位的地域秩序构想，其代价是南北对立激化，导致了韩国在东亚秩序中被孤立的结果。朴正熙政权积极利用了美国重视日本的战略，改善同日本的关系，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强行出兵越南，以争取战时军需物资加工订货，提高韩国的国际政治地位。虽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开发主义的弊端也影响深远，利用北方的威胁来加强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在国际上的孤立也更加严重。 {13}下面关于美国霸权的论述主要依据柳在建："美国霸权的危机与世界史的转换"，《创作与批评》2005年春季号。 {14}T.J. Pempel， ed.，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编者的序言；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绪论。 {15}参见笔者为韩国读者所写的"为构筑东亚和平而读史：几点建议"（《黄海文化》2004年冬季号）和为中国读者所作的发言（白永瑞、陈光兴、孙歌〔座谈〕："关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书城》2004年12月号）。 {16}姜尙中、高桥哲哉（对谈）："草の根の帝国意识"，《周刊读书人》2005年 8月19日。白永瑞：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系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168/c18; 个人分类: 思想|1291 次阅读|0 个评论

理想中的权利社会: liukecrystal 2012-1-21 10:08; 每个人心中都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都想看到一个社会中至少有一种自己最为在意的要素是比较完美的。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社会应该具有一种对自由权利的普遍认可。它将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图景：在一个可以想象的共同体中，人人都应该拥有对权利的清晰理解，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并知道拥有这一东西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因为手中有权利，所以应该知道权利是一种完善人性的表达，是一种活生生、有着人情味的道德，是让我们安放内心的关切、同情、激愤、躁动的自由空间。由此可知，所有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慈善之心的力量都来自于能够保护权利的某个公共社会的鼓励和赞扬。同时，拥有权利更是一种积极的、“苛责”的态度，它让我们更有胆量将当年那童话世界的理性主义情怀有效地施展在现实的成人世界里。主权在民、天赋人权，不是重复当年那场民主的暴政，而是创建起有序且有效的问责机制；不仅共同关注有意义的生活目的，而且在法治上有所倚靠。正因为如此，我们态度冷静、语言尖刻、行动强硬且眼神坚定。在这一社会中，我们应该被称为“温和且强硬”的公民，因为我们从内心汲取力量，寻找最热切的信念，我们不是犬儒，无法视公平和正义为无物。正因为胸怀赤子之心，我们才不仅仅是赞美国家的进步，而且在汹汹群论中挺身而出，批评它的不尽完美之处。而相比于我们如今为生计奔波、蝇营狗苟的困窘，相比于我们面对生者叹息、死者长逝的悲剧而无能无力的尴尬，我们是否会运用手中的权利，是否懂得做一个“温和且强硬”的公民？要知道，这一切都来自于我们价值传承的历史深处，而并非从西方世界凭空而降。懂得理解和运用权利是一种审慎而理性的美德，它的基础是广开民智、德性教化和习惯的养成。懂得运用权利不是凌空虚蹈，不是随波逐流，虽然描述起权利像阅读一张使用说明一样浅白而平常，但它却蕴含着一个厚重而严肃的信念。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信念更加珍贵，更何况这个信念充满着对有意义的生活的创造，在这个创造中有着如此之多的困难，也充满着如此之多的希望。; 158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旷新年：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 whyhoo 2012-1-8 12:43; 一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不仅成为东方“现代”的开始，而且给东方带来了“历史”，它使“静止”和“停滞”的东方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我们经常把“东亚”当作一个自明的概念来使用，然而，实际上这个与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有着某种关联的概念，并不能够像“欧洲共同体”那样的概念一样不加任何批判地来使用。“脱亚入欧”，成为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日本，它对于亚洲的奴役直观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殖民侵掠的性质，它与从总体上来说是被资本主义殖民、侵掠、压迫和剥削的亚洲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思维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合到西欧资本主义七国之中的日本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同时，由于这样一种思想地位上的根本区别，日本的思想也并不是“亚洲思想”。这种区别，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这一本反思历史的书却根本没有任何反思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复制和表达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强盗逻辑。它把对于亚洲的奴役说成是“解放”和“文明”。另一方面，在东亚，韩国和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承担了相同的悲剧历史，体验了共同的抵抗思想。尤其是韩国在二十世纪以来被现代世界体系所强加的殖民和分裂体验使他们比中国更加明显、直接和强烈地体验到现代世界体系的压抑与矛盾。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世界体系有着更直接的体验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由于韩国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现代革命（幸抑或不幸？），他们那种被现代世界体系所扭曲的痛苦，也是解放后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无法体会的。这也因此要求韩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作出更多的牺牲，在思想上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在我看来，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恰恰是他们继承了本来应当是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遗产。九十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捡到了股份一样兴高采烈和简单化地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韩国学者白乐晴先生的汉译评论选集《全球时代的文学与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宽广的批判性的视野。他的思想和思想立场是要令已经从思想上被阉割掉了的我们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感到羞愧的。也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英美文学专家的白乐晴先生，为什么自由主义没有成为他的中心思想？而是相反，他的文学思考是由“民族文学”和“现实主义”这样看来毫不摩登的概念所构成和展开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有过被殖民经验的国家，自由主义思想很容易隐含某种买办性质。这种买办性在胡适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他在与中共论战的《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有意或者无意地抹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与侵掠。白先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敏锐地指出了作为第三世界的韩国的“全国土的郊区化”的现象。“郊区化”已经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今天正在发生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应该置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来加以思考和检讨，我们并不是要反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只是要指出，今天第三世界的发展在现代的世界格局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构成了第一世界发展的重要的一环，并且是作为第一世界的附庸而“发展”，从而成为第一世界的工业区和垃圾场。九十年代，美国的垃圾倾泄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事件既具有象征的意义，同时它又对“发展”作出很具体的诠释。白先生还指出，在第三世界沦为第一世界的“郊区”的同时，伴随着国际分工和资本主义现代合理化而来的“专业性”一词也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买办性”所涵盖，他甚至将“知识的买办化”作为一个现代主题提出。“知识的买办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不平等结构和格局之中一个自然的现象。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从第三世界攫取的超额利润使得他们能够用来收买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当然，这在被收买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是没有意识到和缺乏自觉的）。这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是显而易见的。在九十年代，我们常常用“白领化”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其实，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的白领化，还不如说知识分子的买办化才是对于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性质的更为准确的一个描述。中国的所谓“白领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这是很多人在呵护和期待的未来历史的主人，说得明确一点具体一点，实际上，就是相当一部分“外企”雇员，在中国，正是他们接受过最好的教育－－高等教育。他们通过分润第一世界从第三世界获得的超额利润，从而使自己从普通的中国大众中分离出来，成为“高等华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不可能明白他们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的原因及其意义。资本主义无处不在复制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与关系。中国的“中产阶级”仅仅是跨国资本的附庸，他们不仅为西方资本服务，而且也崇拜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美国比中国自己更了解中国，因为今天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美国的资本和机构服务。美国优势的资本力量支配着中国的知识，收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为美国的资本和意识形态服务。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各种所谓“民间基金”值得询问和研究，它们的资金来源是在哪里？它们为谁提供服务？它们所研究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课题？他们为什么研究这些课题？二从对于第三世界文学的思考出发，白先生以“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理韩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概念。也许会导致中国读者不幸误解的是，作为一种中国当前文学批评的表述，“第三世界文学”恰恰是一个堕落和虚伪的，以及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论并没有具体揭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种不平等的矛盾关系在第三世界内部不断复制的现实；而是相反，它通过对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立的抽象化，从而把第三世界内部的矛盾取消了。这是需要在此作出解释和辨析的。然而，白先生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并不是与第一世界抽象地对立的。白先生指出：“这种意义上可以诊断，我们的现代文学是在意识到外来势力的侵入并不是给部分地区或部分阶层，而是给全体民族带来侵略威胁的时候萌生起来的。同时还把在这种侵略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甚至竟然采取迎合态度的国内封建势力视为民族危机之一环的意识，当然也是那种现代意识的一部分。”“真正的我们时代的文学，真正生活在今天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韩国‘现代文学’就应该是民族文学”。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有着相同的意义。在今天，我们需要批判把现代文学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的文学”的非历史的抽象。胡适、周作人就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拒绝对于帝国主义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将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合理化。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与掩盖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刻区别。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以及第三世界现代文学较之西方现代文学对于现代性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种批判本身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性的内容。不必否认，这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属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异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种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又可能在相对不发达的东方得到发展？这是因为东方最深刻地体验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与后果，深刻地感受到这一话语的压迫。即使是像三十年代上海的资产阶级性的新感觉派文学对于资本主义的解读也同样具有一种非自然主义的寓言意义。在已经自然化的现代社会，寓言代表了一种思想的欲望与力量。比如，后来沦为国民党图书杂志检查官和日本汉奸的穆时英，他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描述就具有寓言的性质：“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意义在这种修辞里已经变得暧昧含混了。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了，因此，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决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文学。它不仅是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它也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较之西方现代文学，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并且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就是说，它具有更广泛的人民性。因为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决不能同于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压抑，它不是像西欧那样简单地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在反抗外国资本的条件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其实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法国大革命彻底消灭了封建贵族，比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具有人民性；在欧洲，正是更后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首先建立了劳工的福利保障制度。我曾经在《批评空间的开创》的书评中，批评李欧梵和王晓明先生在“世界文学”的概念中对于鲁迅的过于贬低的评价及其理解力丧失的现象。王晓明先生认为：“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但以世界文学的标准衡量，他却还不是伟大的作家，尽管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见《批评空间的开创·序》）很明显，在王晓明先生看来，是鲁迅所处的特殊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的”作家。我并不是批评王晓明先生个人，因为问题要严重得多，而且恰恰相反，我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世界文学”话语的制约与压抑之下王晓明先生的痛苦。作为一个热爱鲁迅的鲁迅研究专家，他却不得不对鲁迅作出很低的评价，不得不将鲁迅排除于“世界文学”之外。“世界文学”以及“世界”这个概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世界”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相反总是具体的。在莱布尼兹和伏尔泰看来，中国可能意味着“世界”；在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无疑就意味着整个世界；而在二十世纪，我们所谓“世界”，其实就是美国。在八十年代，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作“走向世界文学”，这个虚构的概念，这种“世界文学”的想象，在当时，连提出它的人也不甚了然；然而，站在今天的高度，它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识形态已经洞若观火。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现代文学被排斥于“世界文学”之外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本身也就成为了一个疑问：“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几乎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倘若不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又为什么每日孜孜、费心劳神去做这方面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因此，这直接关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的现代文学以及中国的现代的问题，同时也关涉到第三世界的现代文学以及现代的评价的问题。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是一个克服封建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克服帝国主义的过程，并且它的目的已经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实现资本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比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所不具有的历史进步性质。它包含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局限性进行克服的可能性。也因此，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一般地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文学也不同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欧洲的资产阶级现代文学。在中国，小部分资产阶级很容易具有明显的买办色彩，这充分反映在茅盾三十年代反映中国社会的总体性思考的长篇小说《子夜》中。与此同时，胡适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常常具有浓厚的封建买办色彩，对外屈从于英美或者日本帝国主义，对内与封建官僚相结合，因此很快就从新文化阵营中分裂出去了。正像三十年代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所说的那样：“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历史意识因而过于轻率地宣言“告别革命”，他们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持一种极端无知的否定态度。当我们肯定邓小平时代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没有毛泽东时代，也就不可能产生邓小平时代。中国正是通过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通过革命，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个人解放，这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毛泽东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和包围之中发展民族工业和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这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和降低，然而中国不仅终于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封锁，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毛泽东不仅为中国民族赢得了独立与尊严，而且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政治和经济的可靠基础，并且为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中国正是通过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从一个被列强虎视眈眈和殖民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成为挫败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心，并且正是通过反抗和解构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而最终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之中。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是通过社会和阶级的平等进行民族广泛的政治经济动员，而且同时也是向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民族平等的诉求。只有通过土地革命，通过人民公社，只有在毛泽东的“平等”的基础之上，然后才能产生“责任制”，才能产生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思想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改变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平等地位的思想。正是通过毛泽东思想，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遗产”与负担。正是通过“革命”，中国改变了它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当然毛泽东思想远比这要丰富得多，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而且也是对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在第三世界的历史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种光辉的辩证思想，它深刻地把握了现代的本质。毛泽东不是简单地把“现代”理解为历史的目的，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他把现代理解为不可克服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以一种矛盾的观点来理解现代，进而深入现代性矛盾的内部来思考现代社会与思想的发展。与此不同的是，苏联不承认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斯大林甚至宣布阶级在苏联已经消亡。因此，苏联无法改革，只能坐待崩溃。相反，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使他承认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合理性，为中美建交打开了大门。资本主义必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格局，它必然地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城市／乡村、沿海／内地这种不平等的结构与关系的符合逻辑的不断复制与推展。因此，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打破和修改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结构秩序。九十年代在中国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蔑视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同时一厢情愿地将美国理想化。当自由主义谴责斯大林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在三十年代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抵抗法西斯的国家，而自由主义的英法政治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宁可与法西斯德国合作，也不愿与社会主义苏联合作。当我们谴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对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大肆迫害及其对中国所进行的长期封锁和颠覆。九十年代，当我们在庆祝自由主义全球性胜利的时候，当我们说“历史终结了”的时候，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乘金融危机之危以“自由经济”的名义将东南亚经济纳入到它的秩序之中，因此以至于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对这种干预表示批评。在这一时刻，我想起张伯伦在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以后回到英国时说：我给欧洲带来了和平。然而牺牲第三世界的利益从来就没有真正给资本主义本身带来和平，因为张伯伦的话音未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四第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性质和民族文学的艰巨课题，也同时为第三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彻底批判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民族文学一个基本的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先进国的文学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白先生指出，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西欧市民文学尽管有空前的先进性，但是它却从根本上不可能提出帝国主义的问题。恰恰相反，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在西欧的表现了强烈的市民意识的文学作品中会感到帝国主义的不祥前兆。白先生站在第三世界主体的立场，批判性地解读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这部曾经被马克思视为反映了资产阶级创业神话的市民文学经典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一方面塑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勤奋精神以及坚韧斗志的形象；另一方面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殖民统治的意识在作品中毫无掩饰地反映出来。我尤其赞赏白先生对于卡夫卡和加缪等现代主义文学主体性的批判解读。卡夫卡从小市民的观点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西欧社会令人窒息的气氛。市民革命已经堕落成为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曾经是创造历史主角的小市民已经沦落为殖民机器的零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稳固的垄断结构。西欧社会的繁荣安定建立在对于东方殖民地的奴役和经营之上。然而，卡夫卡并不能对它作出现实主义的解释。卡夫卡小说中异化的主人公就像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洞穴里那个被捆绑着的奇特的囚徒，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他无法看见真实的世界，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洞壁上的阴影和回声。“他的作品不仅极生动地描绘了人类被疏远的感受本身、帝国主义时代气氛。从这一点，它可以评价为现实主义。然而它所描绘的毕竟仅仅是被疏远的感受本身、帝国主义时代气氛本身的再生而已，却不能从历史的因果关系上去理解它，并把它引向克服这一切的创造性意识，反而将它们当作无法理解和克服的某种形而上学的基本条件，将生活的实质加以神秘化和绝对化。” 加缪的《局外人》（《异邦人》）描写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无故”杀害了阿拉伯人。白先生指出，从法国殖民者的立场来看，这是无需任何合理的理由和解释的，然而从第三世界和殖民地的阿拉伯人的立场来看，则这是法国殖民统治所犯下的无数罪行中的一个。因此，白先生认为，作者用存在主义来加以解释，只能说明他对于历史现实的迟钝。事实上，后来历史证明加缪正是因为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与左翼知识分子决裂的。然而，从第三世界的文学特殊的历史和生存位置出发，他们才能够从基础上动摇这种结构，并且对于这种神秘性和绝望气氛作出现实主义的解释。同时，也正是从第三世界的特殊的生存和历史出发，才能够“孕育出新的世界史和世界文学”。实际上，白先生从第三世界主体的生存和立场出发，并且在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细读中已经具体地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解构与批判。与此同时，有力地展开和显示了第三世界丰富的进步的历史内涵。“同这些人相比，同民众共呼吸，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成为我们传统中最有价值部分的万海、韩云龙那样的韩国诗人，即使在极端的痛苦之中，也处在多么幸福的位置啊。他的诗集《君之沉默》即使不能说成像世界文学顶峰那样了不起，但比起加缪的《局外人》甚至卡夫卡的《城堡》来，先进的侧面甚多。”白先生作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和对劳伦斯的资本主义批判有崇高评价的劳伦斯专家依然清楚地看到劳伦斯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然而，与此不同，第三世界作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可能性与进步性。“同多数大众一道，作为具体的历史事实，遭受过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和非人性的第三世界作家，岂不是可以不牺牲对自己社会日常现实的关心，也不牺牲同自己国家民众的共同意识便可以写出超越西方文学局限性的作品吗？如今的第三世界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全世界文学的真正先锋，其原因正在这里。” 白先生指出，如果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适应的而不是批判的立场对待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和现代化概念，那么，“在这种适应过程的深层，隐藏着后进国容易自告奋勇地被编入先进国的一般性统治体制之中的危险。”他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家担负着沉重的“幸运的担子”：“它不仅仅是能否成就文学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同他们自己，而且同‘先进’帝国的人性的改变也直接相关。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不说是幸运的机遇。面对这种历史机遇，如果将本身的‘先进’作用误认为是模仿和吸收西方的所谓先锋艺术，那简直就是历史性的失职。它不但是对与西方先锋艺术毫不相关的自己国家民众的背叛，也辜负了西方内部希望为碰壁的西欧艺术凿出新的突破口的期待。” 在今天，九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着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或者以“现代性的追问”作为口号，或者以“现代化”作为目的。实际上，他们所要消解和反对的只不过是批判的启蒙主义和真正的人民民主，它所导致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主义”所造成的）就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地丧失掉了批判性，变为对于历史的全面认同和屈服。因此，主体的重建在今天已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所谓主体的重建，也就是知识的重建。我们反对把主体神秘化和绝对化。我们反对先验的本质主义的主体概念和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观念，把个人视为可以脱离社会的孤立的和绝对的存在。我们的主体概念是一个经过反思与批判的主体概念。毛泽东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今天，我们如何重新确立我们主体的地位？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406; 个人分类: 思想|109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山大学办学理念：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善待学生: deafudiu 2011-12-24 13:25; 中山大学提出“ 大学是学术共同体 ”，强调“ 教授就是大学 ”，把“ 善待学生 ”放在学校工作的核心位置，这三点已经成为中山大学的办学核心理念。中山大学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大学里的学者应该以学术为生存方式，大学应该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学校强调大学行政机构最重要的责任，在于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利益，“ 管理就是服务 ”已经成为中山大学行政工作基本理念。中山大学强调“教授就是大学”，其水平代表大学的水平，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传统的主要塑造者和弘扬者，是大学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的尺度，是对大学生的人品学品最具影响的群体。中山大学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满足国家与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着眼于培养“具有领袖气质的文明的现代人”，强调学生应该知礼、诚信，勤奋、阳光，敢于超越，勇于担当，并具有职业准备。这样的大学培养目标，让我们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对他们的一生负责，这是学校“善待学生”办学理念的深层内涵。; 57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术权威与学术信誉: kejidaobao 2011-6-21 13:33; 文/朱大明在学术界，“权威学者”、“权威机构”、“权威著作”、“权威期刊”历来有着令人尊崇的地位，科学的发展总是与科学权威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就是由这些普遍存在着的不同层级的权威，一级一级建成的。要成为科学界权威，主要取决于该人所拥有的科学知识及对科学所做出贡献的杰出程度，而且这些要被科学界所公认。科学权威无论以何种形式和面貌出现，其所以成为权威，最初起点是对知识的贡献；声名显赫的科学权威正是因其对科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引领科学发展，从而奠定了其科学权威的基础；翻开任何一部科学史都会看到，科学的发展总是与科学权威联系在一起的——由科学权威的名字命名的定律、原理、现象、常数、公式等等俯拾皆是。尽管我们对盲目崇拜权威以及某些权威的学阀作风持批评态度，但总体而言，真正的学术权威是令人尊敬、尊重和遵从的。毋庸讳言，学术界普遍存在着权威意识，并且从未割舍过“权威情结”。何谓“权威”? 按照词典的解释，“权威”是指：① 令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如权威人士，权威著作；② 在某个范围内享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可见，权威性的真正要义是“威望”和“令人信从的力量”。我们往往把权威看作“地位”或“权势”的代名词，其实“权威”更深层的内涵是信誉和威信，是令人信服、信赖和遵从的威望和力量；学术权威之所以令人信从、受人尊重，关键在于其在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规范性方面具有公认的声誉和威望。以此理解，真正的学术权威性并不是一种令人盲从、屈从或强制的威慑力量，恰恰在于其令人理性承认的公信力（可靠性、可信性），是基于自发的尊重；学术权威是学术本身的权威，而不应受行政、意识形态和一切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20世纪全世界公认的最权威的科学家之一，其权威性不仅是由于他广义相对论等一系列惊世骇俗理论的创立，更是其令人钦佩的探索真理的科学品格。当他提出举世注目的广义相对论之后，又在不断的研究、探索过程中自觉修正其中的错误；渴求并鼓励天文学家尽一切努力获得光线在太阳附近偏折的观测数据，来验证、确证其预言，也正是在其极力促成天文学家通过日食观测获得光线在太阳附近偏折的实际数据证实其理论之后，其科学权威形象地位逐步提升。总之，真正的权威学者是令学界和社会信服并公认的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和杰出创新性科学贡献的学术带头人；权威论著是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并经时间及实践考验的值得信赖的经典；而权威期刊则是发表了大量创新性、导向性论文并严格执行学术规范、具有很高学术信誉的期刊；权威学术机构不仅是科研实力雄厚、学术水平高、学术地位显赫，更重要的是其发布的创新科研成果真实、可靠，令人信服。以此推论，真正的“学术权威性”不是表面的学术级别或头衔，关键是其重大科研成果或学术创见的“信誉”和“令人信从”的影响力；而只有开拓创新并真正做到求真务实和严谨规范，才可能值得信赖，赢得声誉。也就是说，真正的权威学者、权威机构、权威著作或权威期刊，要体现其公认的“权威性”，首先都应该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求真务实的典范。而所谓的“学术权威”，抑或曾经做出过较大的学术贡献，一旦因学术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而失信于众，则将彻底丧失其权威地位以致威望扫地；如果科学界频频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则势必危及科学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威形象。韩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黄禹锡，曾被誉为国际克隆领域的权威专家，但因其在培育胚胎干细胞过程中弄虚作假而在科学界声名狼藉，身败名裂；我国一些高校的校长、院长、或者院士、教授，都可谓是各学科领域学术圈子里的大小“权威”，然而，一旦牵涉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并被曝光，其“权威光环”便消失殆尽。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学术界接二连三的学术造假事件已对科学的整体形象和学术信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学术的权威性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已经大打折扣。科学社会学家认为，权威原则是科学评价系统的核心，科学权威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原则是以科学人为科学作出的卓越贡献作为尺度来建立科学权威的标准和传统，并且通过科学权威充当各种角色（研究、教学、出版、管理、评审等）来维持科学共同体的存在，保证科学创新的确立与传播，实现科学传统的延续，维持科学共同体的自主，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进步、知识积累以及科学标准的确立与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科学权威的主导来实现；虽然科学探索、创新的进程也可能会受到某些“老权威”固有观念或理论的阻碍，但真正有生命力的新观点、新学说、新理论在付出一定的时间代价后都终究战胜了“老权威”的压制，脱颖而出。科学的权威意识并不意味着要盲目崇拜某位“权威人士”或“权威理论”；但可以试想，科学界如果丧失了基于求真务实、学术诚信要义的学术“权威性”，就等于把学术送上了末路。参考文献费多益. 科学价值论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28-32. 朱大明. 科技期刊权威性的基本要素 . 科技导报, 2011, 291: 120. 刘珺珺. 科学社会学 .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165-167. （责任编辑王芷）;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纵横捭阖|4469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总结的中国特色【消极的一面】: 热度 10 陈安博士 2011-5-3 23:50; 中国特色【消极的一面】：　　1，经济基本不发达，且高度不均衡。穷人太穷，甚至无法保障基本尊严　　2，国民平均素质极为低下，距离发达国家国民甚远　　3，封建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长期存在，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消除或中和。当官几乎是成功的唯一标志　　4，大多穷人一旦当家做主，就立刻变了一副面孔，所谓“人一阔脸就变”的现象广泛存在。这也使得收买一个人成本太低，不管是西方毕业回来的还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只要拉他入利益共同体，屁股马上转向　　5，思想唯一性，异质思维难以出现和培育。基础教育基本是奴化教育，高等教育基本是工具培训　　6，除了国家的一把手，其它各级官员都没有把事情做好的内心动力，目标严重分歧，但是却不明确表达　　7，喜欢面向过去，实质保守，而不是面向未来　　8，没有就事论事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动机论盛行; 个人分类: 物论|3536 次阅读|13 个评论

复旦教授的低级失误与中国学界的阳痿不举: 热度 4 techne 2011-4-29 12:41; 复旦教授的低级失误与中国学界的阳痿不举（草稿，请勿引用）王键　　昨晚于深夜阅读文章，因我最近一直关注“日本研究”这个领域，碰巧读到一篇题为“亚洲主义思维与现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 。该文的作者为徐静波，查了下他的简历，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一位副教授，且较为资深。应该说，这篇文章的立意还是不错的，和我的一些构想比较接近，于是我就认真读了一下。可是，不读则以，只这一遍读下来，就发现了些不禁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发现了两处错误。但是，发现文章有错误还不是我惊讶的原因。经常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有些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写文章经常是自己首先就改了又改，不知道会有多少遍。如果有讨论，还要参照别人的有力观点进行修改。即使如此，最后的文稿也难免会出错，比如文字上的错误，这个就很难完全杜绝。还有，在一些细节的描述上，表达的是否清晰无误？做到这个也很难。此外，由于每篇文章都要经历很多资料的整理、揉搓、融合，那么到最后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理解的偏差，这也是很难有十分的把握的。　　但是，徐的这篇文章的错误是什么呢？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错误，是文中对日本近代学者冈苍天心的描述：“众所周知，冈仓天心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的反感”。徐文中此言一出，就让我大跌眼镜（虽然鄙人还不戴眼镜，尽管鄙人也有些近视）。查看了复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资料，徐副教授还是日本研究中心的成员，而且资历较老，应该也算是日本研究领域相当资深的研究人员。但是，此处这个结论下的非常莫名其妙，尤其这个“众所周知”。我特意到网上查找一番，看看有没有日本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做出过类似的表述，最后没查到。　　文中这一表述是很成问题的，显示出作者在对冈苍天心非常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就根据通常对于日本“脱亚纶”和“兴亚论”观点的二元切割，来做出冈仓天心“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的反感”的妄言。但据我所知，虽然被作为“兴亚论”的旗手，但冈仓天心从小却接受的是西洋教育，而且长时间在欧美游学。甚至于，冈仓天心的几本主要著作，全都是用英文写作在国外出版的，他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准备写日文版本。再看看冈仓天心的主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亚洲一体”等观点的表述，体现于《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等著作中；2、对美学研究的贡献，撰写了最早的一部《日本美术史》著作；3、向西方传播茶道的始作俑者，把茶道进行了理论化，撰写《茶之书》，该书早在西方广泛流传。那么，对于像冈仓天心这样一位贯通东西的大学者，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重要学者之一的人物，徐在文中的这个“对西洋文明抱有强烈的反感”的判断，显然是非常不确切的。完全是在误导读者，以偏概全。　　再看文中的第二个错误。在表述日本近代史时，徐副教授写出了这段话：“1898年11月，在近卫文磨的主导下，将此前的东亚会和同文会和并建立了东亚同文会，翌年又先在南京、后移往上海建立了东亚同文书院。”看到这段话，我备感惊诧：这样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足以让人笑掉大牙。近卫文磨是谁？他曾任日本首相。在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近卫文磨三次出任日本首相。1945年日本战败后，近卫文磨自杀身亡。问题是，近卫文磨是生于1891年，那么怎么可能参与1898年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呢？显然，对日本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够看出文中如此低级的错误：这个主导东亚同文书院创立的人，显然应该是日本近代的元老人物近卫笃麿，也就是近卫文磨的老爹。　　很难想象，像这类低级且明显的业余错误，居然会出自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之手。且不说偶然笔误之类的解释，一篇文章从构思、写作到反复修改，居然连这样的错误都无法修正。而且，我查了一下，这篇文章在2008年正式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而此前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还曾经举办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就有这篇文章。那么就很奇怪了：参与学术讨论会的各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还有那些作为专业人士的观众，以及同样应当是专业人士的编辑，审稿的，校对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到底都干什么去了？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会发现并指出这样的错误？　　应该说，鄙人并不算日本研究方面的专家。此前多年，我更关注对美国的研究，也花了很多时间，我顶多也就能算个美国研究方面的资历尚浅的专家。而我关注日本研究这个领域，也只是最近一年的事情。像我这样一个外行，第一遍读这篇文章就能发现的明显错误，为什么那些专家学者就是发现不了呢？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觉得我吹毛求疵，觉得我这个人太尖刻。明明是些很小的事情，很小的失误，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干嘛说的这么严重？那在这里，我再补充强调一下，徐文中的这个看似很小的错误究竟有多严重：各位读者，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吗？做个情景对换，一位日本的名牌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在他的文章里面，说中国的保守派，《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极度反感西方文明？哦，这个似乎可能有人觉得还可以商榷可以辩解，那OK。那么，能不能请各位再进一步想象一下：这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文章里会把皇姑屯事件中被炸的张作霖写成张学良？或者，仅以其妙的一字之差——把同盟会的创始人孙文，写成行政院院长孙科？　　如果确实在一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身上发生了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小的失误，究竟应该怎么解释这位专家的水平？而且还不止于此，更要命的是：该怎么解释这篇文章在日本国的学界讨论中通行无阻，周围一大帮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居然没有一个人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指出来：皇姑屯事件里被炸的不是张学良，而是张作霖？或者同盟会的会长应该是孙文，而不是孙科？如果采用这样一种情景对调的方式加以思考，各位还会觉得这个错误是件可以忽略的小事吗？　　就我的观察，这个事例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是小事，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不是仅局限在某一个高校和研究机构？似乎并不是这样。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几年前，我对华人学界的著名学者，曾任港大教授的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进行阅读。类似地，我当时发现在他的文章里充斥着很多低级的错误，比如概念不清，循环定义，没排除先入为主的假定就进行无效的解释……我查了下简介，王绍光的资格更大牌更深厚，北大法律系本科（似乎和李克强是同窗，是否上下铺就不太清楚了），普林斯顿的政治学博士，英文国际期刊编委，甚至主编。那么，似乎王绍光在这个写作过程中的问题显得更夸张：他不但在大陆、香港四处讲学，而且还跑到美国的耶鲁大学等顶级高校讲课。然而，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研究成果，为何会如此漏洞百出？听课的那么多专家学者，还有那么多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学生，为何没有人及时提问质疑，有效矫正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那么，如此形成的“精品”讲稿，是不是在开国际玩笑？　　另一个案例，源于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于建嵘的经历。2007年3月初，于建嵘，这位被胡总召见廷对过的学者，和李××教授一起被列入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候选人，一起参加培训班，而李××在发言中声称：中国的民主程度世界第一。于建嵘忍不住了，就当场批驳：“你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书读到屁股里了”。结果，于建嵘毫无悬念地落选。言而总之，从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我们究竟可以在中国学界体内发现什么样的微观生理和心理的循环机制呢？而说到这里，估计又有不少人要往政治上套。但是，把问题归结为政治是简单化的。如果真的是政治决定一切，那我们该怎么解释唐骏的成功呢，又怎么解释金岩石的流行呢？　　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需要直面一个问题：中国学者和知识界的阳痿不举，恐怕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在其中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内在运行机制，而且难以摆脱。这就像已患有阳痿不举顽疾的有心无力的男人，在其身体内部，必定存在着一些非常复杂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微妙机制一样，它的存在根深蒂固。而在这些机制没能被有效改变之前，中国知识界阳痿不举的现象将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也绝无可能体验得到真正的求真快感和高潮。君不见：从地沟油、毒奶粉和精猪肉、假牛肉，直到染黑芝麻、墨汁粉条和无奶奶茶、亚硝炸鸡——连在人最基本的饮食需求的过程中，都无论什么皆有可能掺假。那么请允许我再冒昧地多问一句：我们的知识界和学界，我们的各位光鲜亮丽的学者教授，我们不停地大量创作出的更虚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又红又专的，五个一工程的，奖项一大堆的，到底是不是更靠谱更干净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太让人乐观。甚至于，相比之下，我们看似非常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都已经算不上最严重的了。因为至少那些有毒的食物，尚停留于败坏人们的肉体，还并没有直接败坏人们的精神。　　对这类问题的追问，会难免让人感到心寒：因为大家都可以理解，在生产那些吃的东西的过程中，居然会产生的如此恶劣的问题，必然意味着有如此之多的人明哲保身，会漠视错误和劣行的存在，至少是难得糊涂保持沉默。那么，在生产精神产品的复杂过程中情形又会如何呢？我们是有更多的人在严格把关，在认真监督生产的标准和过程，还是有更多的人在保持沉默，或者是添油加醋地与虎作伥，甚至是厚颜无耻地助纣为虐呢？很显然，在这个问题在以有效方式得到很好地解决之前，中国的知识界的阳痿问题，是无法获得根本解决的。　　身体内部的微循环不能得到有效改善，每个细胞的活力得不到释放，神经系统麻木不堪，心理机能不甚健康，无意识领域疲惫阴暗，而想象和探索不是很匮乏就是很猥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长形成的一个个有机生命体，不太可能具备充满活力的自然生命力和良好旺盛的机能。而源于外在的过分营养，以及一时之快的壮阳补药，尽管在短期之内可以缓解和掩盖问题，但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中国知识界的内在动力，究竟可以从何处寻找到？　　 -------------------------------------------------------------------------------------------- 见政治学论文网, http://politics.csscipaper.com/china/cndiplomacy/22577.html; 个人分类: 思想文化|2622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科学共同体总结会议在京胜利召开: 热度 1 anley 2011-4-21 08:41; 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科学共同体总结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9-10 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广东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昌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是长期从事可拓学研究的可拓学学术委员会主要成员和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会议结合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建议，讨论了可拓学今后的发展规划，研讨可拓学如何尽快通过国际会议等方式向国外发展，宣传中国的原创理论，并为国家自主创新服务。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大连海事大学刘巍教授和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方耀楣教授分别主持了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可拓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可拓学创立者蔡文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和本次会议的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的主要内容有：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工业大学杨春燕研究员：可拓论研究概况及未来发展 ; 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李兴森教授：可拓创新方法研究概况及未来发展 ; 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技大学陈文伟教授：可拓软件研究概况及未来发展 ; 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工业大学赵燕伟教授：可拓学应用研究概况及未来发展 ; 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大连海事大学刘巍教授：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公告及队伍建设问题 ; 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胡宝清教授：可拓论研究问题 ; 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邹广天教授：可拓创新方法推广问题 ; 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昌航空大学杨国为教授：可拓学创立 30 年庆祝大会暨第一届可拓学国际会议筹备问题。另外，杨国为教授、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孙佰清副教授等也在会议上介绍了近期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杨春燕研究员做了会议总结。中科院研究生院部分研究生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可拓学研究者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创立了可拓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起一门中国人创立的新学科 , 为我国原创学科的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中国原创的“可拓创新方法”与现在推广的源于外国的“ TRIZ 方法”是在不同的国度，都经过长期的努力分别发展起来，它们具有互补性。“可拓创新方法”体系研究了创意生成的根源和可操作的方法、利用计算机生产创意的系统和可拓数据挖掘方法，“可拓创新方法”不仅应用于机械产品中的发明创造，也应用于其他产品的创新；可以应用于工程领域，也应用于信息科学、智能科学、管理、经济、金融、控制、检测、机械设计、建筑设计等领域的创新，比 TRIZ 方法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更多的使用方法和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在推广外国人提出的 TRIZ 方法的同时，有必要学习和推广中国人原创的可拓创新方法。会议讨论了可拓学学术委员会 2011 年的工作和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 2011 年的工作，讨论了学术委员会的任务和 2011 年 8 月举办全国第 13 届可拓学学术年会的征稿审稿工作以及专兼职研究人员间的合作研究问题。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会后 ,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邹广天教授主持，杨春燕研究员向与会记者发布了“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公告”，蔡文研究员作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讲话。来自中国新闻社、科学时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媒体的记者对可拓学解决矛盾问题并用于创新的模式非常感兴趣。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可拓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可拓工程研究所专兼职研究人员分别回答了记者关于可拓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情况的提问，多家报纸和网站对会议情况进行了报道和转载。刘巍教授（左一）主持学术交流会议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邹广天教授（左一）主持新闻发布会蔡文研究员讲话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媒体记者和专家杨春燕研究员（右一）发布“可拓学科学共同体公告”; 个人分类: 可拓学---学科介绍|222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第四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 热度 1 lysyxcs 2011-4-17 15:17;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是数学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2005年以来，在全国数学史学会的领导下，相继在西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三届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数学教育界和数学史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该领域的学术共同体已悄然形成，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有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逐年递增，数学史、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立足课堂教学、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已经成为HPM研究的重要方向。为加深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和数学教师对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关系的认识、促进不同领域学者的对话、加强HPM领域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分享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实践经验、探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提升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扩大HPM领域的研究队伍，经全国数学史学会的讨论，决定于2011年召开第四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国际研讨会。时间：2011年4月30日－5月4日。30日报到，5月1-3日会议，5月4日旅游。地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邮编：200062 主办：全国数学史学会承办：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2082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科学时报：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30年走出新路: anley 2011-4-16 10:20; 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30年走出新路从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科学共同体总结会议上获悉，可拓学研究者经过30年的努力，创立了可拓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一门中国人创立的新学科, 为我国原创学科的发展探索了一条新路。中国原创学科可拓学科学共同体总结会议于4月9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科学院、广东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他们是长期从事可拓学研究的可拓学学术委员会主要成员和广东工业大学可拓工程研究所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会议总结了可拓学创立以来的研究成果，规划了可拓学今后的发展蓝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1983年，我国学者蔡文在《科学探索学报》发表了论文《可拓集合和不相容问题》，宣告了新学科可拓学的诞生。20多年来，从一个人发展成一支海内外研究队伍，建设了理论体系——可拓论，形成了特有的可拓创新方法，开展了在计算机、机械、管理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可拓工程。可拓论、可拓创新方法和可拓工程构成了新兴的学科——可拓学。 200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幼平为首的鉴定委员会对“可拓论及其应用研究”的鉴定指出：“经历20多年连续研究，蔡文教授等人已经建立一门横跨哲学、数学与工程的新学科——可拓学，它是一门由我国科学家自己建立的、具有深远价值的原创性学科。” 美国数学家、墨西哥州大学数学系主任弗劳兰丁等发表文章指出：“以物元理论为基础的新学科可拓学是由中国数学家蔡文创立的，它经历了艰难的28年。可拓学研究处理矛盾问题或者不相容问题，是世界领先的科学，它的应用范围涵盖信息领域、系统工程、管理和经济领域……“辩证处理将导致信息技术的革命——面向知识的可拓学将改革和影响网络文化。正如一些先驱数学家所做的，将重新定义数学的范围。”最近，跨国公司IBM中国开发中心和上海贝尔公司也先后邀请蔡文作可拓创新方法的报告或培训。这些工作表明，可拓学正逐步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在理论方面，在数学上，蔡文提出的可拓集合理论与德国人提出的康托集合论、美国人扎德提出的模糊集合论使基本集合论三分天下；在哲学上，可拓学的基元理论和共轭理论提出了新的哲学观点和思想；在逻辑上，可拓学的可拓逻辑利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各自的长处，作为矛盾问题智能化处理的推理工具。可拓集合理论、基元理论和可拓逻辑成为可拓论的三个支柱。在方法体系方面，可拓学研究者建立了可拓创新方法，它以可拓论为依据，提出可操作的创意的生成方法和用计算机帮助人类生产解决矛盾问题创意的方法，是可拓论应用于实际的桥梁。在应用研究方面，中国科协在2008年和2010年的学科发展发布会上发布了可拓学在计算机、管理、控制与检测、中医等领域的应用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有关可拓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42项；国内有367家期刊发表了关于可拓学的论文。本次会议总结了可拓学创立2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需求推动下，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从跟踪式研究发展到跟踪式研究与原创研究相结合，这就需要创立新理论，建设新学科。可拓学以其特有的方法，建设可拓学科学共同体，走出了一条新路。原创学科要发展，除了建设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以外，必须花大力气发展该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才能保证原创学科的正常成长。会议认为，我们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保护和发展中国原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中国不是没有原创的科学理论。五千年文化孕育的中华民族能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也能创造新的方法体系。例如，中国原创的可拓创新方法与现在推广的TRIZ方法是在不同的国度，都经过很长期的努力分别发展起来的，它们异曲同工，但可拓创新方法有更广的应用范围、更多的操作方法和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在推广外国人提出的TRIZ方法的同时，也应推广中国人原创的可拓创新方法，它不但支持技术创新，而且支持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等。会议还讨论了可拓学今后的发展规划。; 个人分类: 可拓学---学科介绍|133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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