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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须条件: 热度 1 coltec11 2017-3-6 22:50;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结构、功能整体性、秩序性的社会意识载体。是一个“人类智商金字塔 + 社会程序链网” 结构；任何意识载体的进化，都必须遵守两个标准，人类社会意识载体的标准包括： 1. 结构标准： ”人类智商进化金字塔“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结构性标准； 2. 程序标准：逐级培养、一一对比、种群分化、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程序性标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要在人类“智商进化阶梯金字塔”结构的构建基础上，尊重“自然界种群分化、优胜劣汰”法则，才能保证这个共同体的结构、功能正常。智商金字塔，只能用“逐级培养筛选、一一对比淘汰”的科举制，才能精确构建。颠倒“智商进化金字塔”，让金字塔底层的劣等智商，用自己的“种群数量优势”，对底层高级智商搞“智商逆向淘汰”，将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灾难。; 588 次阅读|28 个评论

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原因：科举制: 热度 5 zhuyucai1 2013-9-20 10:57; 上周末和老婆去游南京，参观了贡院，对科举制度有一个更系统的了解。科举制象个黑洞，把全国的人才都吸进当官的死胡同，哪还有人才做科学？这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经过1300年，虽然被废除，科举之毒，已成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现代中国，科举精神被发扬光大，比科举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排名选状元进入了班级，中考已变得象乡试，高考中的状元情结，这些东西就是在科举年代也没有的呀。还有对科研人员的评分考察，跟科举有什么两样？中国的科技人才深受科举思想之毒害，十个有八个想当官。不要讲中国人口多资源贫乏才不得不这样做。真正原因是科举这样的文化毒瘤在作怪。成也科举，败也科举。中国的一些传统东西，比如科举，比如国学，当古董摆在博物馆里，供人把玩，很好。如果还在发扬光大它们，很糟。不管你吃不吃转基因，我强烈感到，中国文化，需要转基因。（我的博客越写越严肃，抱歉。下次来点轻松的。Promise）; 4187 次阅读|5 个评论

科举制废除后依然存在进士出身: assyrialiu 2013-6-19 15:56; 对清末进士出身的探讨 ——以科举制废除后（1905.9.2-1912.2.12）为例科举制度在中国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的进士出身则成为科举制与选官制之间的桥梁，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作用巨大。“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之《王制篇》：“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郑玄注：“进士，可进受爵禄也……言其可进于王朝也。” (P367) 隋炀帝大业元年（ 605 ）始设进士科。有关出身，商衍鎏先生说得好，“凡科举中之五贡、举人、进士，皆谓之出身，而以进士为止，类于今之学位。官职有升转，而由考试得来之出身，终身带有不可移易。” (P225) 1905 年清廷颁诏废除了科举制，那么是否也理所当然地废除进士出身了呢？一、废科举后至清帝退位前(1905.9.2-1912.2.12)仍存在进士出身清末科举制的废除，并非是一纸诏令那么简单，也并非是清廷真实改新的象征举动，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并且是逐步废除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传统封建教育的一系列弱点及时代落后性日益暴露，改革科举制度、重视实用教育，逐渐成为当时有识之士普遍的要求。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及其一些开明人士又提出改革科举制的进一步要求，主要有请求设经济专科、废八股、改用策论等，如谭嗣同的《论变科举，兴学校》（ 1894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 · 论科举》（ 1896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1898 ）、徐勤的《中国除害议》（ 1897 ）、唐才常的《时文流毒中国论》（ 1897 ）、严修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 1898 ）、康有为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1898 ）、张之洞的《劝学篇 ·变科举》（ 1898 ）、杨深秀的《请厘正文体折》（ 1898 ）、宋伯鲁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 1898 ）、《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 1898 ）、徐致靖的《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 1898 ），等等。这些上书或文章对科举制进行严厉批判同时，也指出了改革科举的急迫性。 20 世纪一开始，清廷签订《辛丑条约》，迫于形势，清廷再一次改革教育。 1901 年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废除武试。同年，张之洞、刘坤一提议，按照科目递减科举取士的数额。 1903 年，张之洞、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折”。 1904 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到 1905 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们认为，“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P2154) 清廷在各方面压力下，最终颁诏废除了科举制。科举制废除后，其主要内容的进士出身却得以保存下来。分析进士出身残留的根源，还得从袁世凯等人的那篇“立停科举”上书中找到解答，文中提出五条补救方法，其中“未毕业之学生暂勿率取”一条说到，“请此数年内，除学堂实系毕业者，届期奏请考试外，其余则专取已经毕业之简易科师范生，予以举人、进士出身。” (P2154) 当日清廷颁诏批准袁世凯等人关于保留“进士出身”的奏请。其实，“新式教育奖励出身”在此之前已经有了， 1901 年，政务处、礼部首次规定奖励出身，“由京师大学堂严加考试，拔优拟取等第，咨送礼部，奏请特派大臣考试，候旨钦定，作为进士……” (P63) 1904 年 1 月 13 日，清廷制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其中“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奖励”一条说到，“考试最优等者，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考列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庶吉士……考列中等者，作为进士出身，以各部主事分部尽先补用……” (P118) 可见，清末虽废除了科举制，但作为其附庸的进士出身却保留下来。那么，其地位又是如何呢？二、进士出身的概述（一）进士出身的变化在科举时代，进士出身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的，废科举后，进士出身也发生了变化。此时，进士出身的门径由科举考试变为学堂奖励与游学（即留学，下同）奖励两种类型。 1 、学堂奖励。学堂，在这里是相对于旧式私塾、书院等而言，故又称“新式学堂”、“新式学校”。我国最早的学堂，是由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堂，主要分布于沿海一带。清廷自己创办的学堂，始于同治元年（ 1862 ）洋务派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主要教授各国语言，后又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科，首任校长是丁韪良。之后，洋务派又陆续创办了一些学堂，有李鸿章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 1863 ）、天津水师学堂（ 1882 ）、天津武备学堂（ 1885 ），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1866 ），张之洞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 1887 ）等，这些都是属于专门性质的学堂。公立的新式学堂始于 1895 年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而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则源于 1902 年（壬寅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及 1904 年（癸卯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壬寅学制”的发展和完善。“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蒙学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三级），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一级），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分科大学堂、通儒院三级），此外，还有属于初等教育的初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的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的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仕学馆等，其中通儒院、进士馆、仕学馆等属进修学堂，只授予职官，不奖励出身。“癸卯学制”成为废除科举后学堂奖励的重要指导标准。大学堂，始于 1895 年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堂是 1898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戊戌政变”后停办， 1902 年恢复开办。同年 6 月 30 日，山西巡抚岑春煊创办山西大学堂，并将筹备中的中西大学堂并入。 1903 年，天津中西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堂。清末的大学堂只有这三所，其余的省级大学，统称高等学堂，比大学堂低一级。“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共分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 1905 年 12 月 5 日，大学堂总监张亨嘉奏请创办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拟先设政法、文学、格致、工科四科， 1910 年 3 月 30 日，分科大学正式开学。分科大学堂的创办，对于学堂奖励进士出身有重要的意义。京师大学堂， 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者直接奖励进士出身，大学堂速成科师范馆毕业者必须是举人出身者方能奖励进士出身。 (P561-562) 废科举后至 1910 年分科大学成立前，京师大学堂只有速成科师范馆可奖励进士出身。 1906 年，第一批速成科师范生 94 人毕业， 1909 年，第二批速成科师范生 133 人毕业，几乎均获得奖励出身。同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不再归京师大学堂管辖。 1910 年分科大学成立后，即取代速成科师范馆奖励进士出身。分科大学学制：法政科、医科为 4 年，其余科为 3 年。 (P323-324) 1911 年 10 月，分科大学开办只一年多，由于爆发武昌起义，教育经费短缺，年底清廷下诏暂时停办京师大学堂。 (P18) 因此，实际上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没有奖励进士出身。山西大学堂，由 1900 年“教案赔款”所办。英国人李提摩太创办西学专斋，培养科技人才，岑春煊创办中学专斋，培养传统儒士，中西二斋合称山西大学堂。在奖励毕业生上，西学专斋比中学专斋高一级。 1902 年春，两斋正式开学， 1905 年、 1906 年西学专斋、中学专斋学生首期分别毕业。 1910 年，西学、中学专斋毕业生分别升入大学分科、大学预科。“西学专斋预科近届毕业，经晋抚会同学政严密考试，核定分数，取中举人二十五名，送京复试，经学务处奏准，此毕业优等诸生既作为举人，在本省进习专门，将来毕业送京考试，果能与京师大学堂及格学生程度相当，应一体予以进士出身。” (P1003) 后来，西学专斋成立专科，毕业生可直接奖励进士出身。 1911 年 5 月 27 日，“西学专斋考列优等之仇天寿等三人，考列中等之郭元章等十五人，均著奖给进士出身。” (P1006) 北洋大学堂， 1903 年开学，先办预科三年，到 1906 年毕业。又接办本科，初办时只有三科五班：土木工科甲班、土木工科乙班、采矿冶金甲班、采矿冶金乙班、法律科甲班。 1910 年冬，土木工科甲班、采矿冶金甲班学生毕业，赏给最优等者冯熙敏等 3 人进士出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者朱行中等 6 人进士出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中等者程良模等 3 人进士出身，以主事分部尽先补用。 1911 年 5 月 27 日，“考列优等之朱焜等十一名，均著赏给进士出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考列中等之周稿川等九名，均著赏给进士出身，以主事分部尽先补用。” (P982) 2 、游学奖励。清末的游学运动，始于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第一批游学生是 1872 年容闳率领赴美的 120 名幼童。“戊戌”期间，游学运动进一步发展。进入 20 世纪后，游学运动进入了高潮，并逐渐与奖励出身结合，废科举后，游学奖励成为奖励出身的主要方式。 1904 年 1 月 13 日，张之洞奉诏拟订《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游学奖励有了规章制度，它规定，“出洋游学……得有彼国学堂毕业凭证者，回国后尤宜破格奖励，立予擢用。” (P693) 12 月，学务大臣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规定通过考试形式奖励出身。 1906 年 10 月 2 日，学部（ 1905 年设）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进一步对游学奖励的具体细节作了规定，“考验游学毕业生自本年（ 1906 年，作者注）始每年八月举行一次……拟酌照奏定分科大学毕业及高等学堂毕业章程……，按照所习学科分门开始……，毕业生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毕业生准给出身者并加某学科字样，习文科者准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习法科者准称法科进士、法科举人，医科理科工科商科农科仿此。” (P61-62) 1908 年 1 月 23 日，宪政编查馆、学部拟定《酌拟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规定，游学毕业生需参加学部考验与廷试两试，其中学部考验授予出身，廷试授予官职。具体规定，“凡经学部考验列最优等赏给进士者，廷试列在一等，引见时于排单内注明，拟请旨赏给翰林院编修或检讨；经学部考验列最优等赏给进士者，廷试列在二等，引见时于排单内注明，拟请赏给翰林院庶吉士，俟三年期满，由掌院学士出具考语，奏请分别授职编修或检讨；凡经学部考验列最优等赏给进士者，廷试列在三等，与经学部列优等赏给举人者，廷试列在一等，引见时于排单内注明，拟请旨赏给主事，按照所学科目分部学习。” (P697) 这一章程，一直沿用到 1911 年奖励实官出身废除前。清末游学运动的主要方向是日本、西欧和美国。自 1905 年至 1911 年，共举办了 7 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奖励进士出身 164 人，除第一次奖励在废科举之前，其余 6 次都在废科举之后，故废科举后共奖励游学进士出身 157 人。 1905 年第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 7 月 3 日在保和殿举行廷试，应考者皆为游日生，赏给金邦平等 7 人进士出身。 (P2140) 1906 年第二次游学毕业生考试，也是废科举后第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有 8 人获得进士出身， 10 月 29 日，赏给陈锦涛等 4 人法政科进士、颜惠庆 1 人译科进士、谢天保等 2 人医科进士、颜德庆 1 人工科进士。 1907 年第三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有 7 人获得进士出身， 10 月 22 日，赏给章宗元等 4 人法政科进士、邝广灼等 2 人文科进士、陆梦熊 1 人商科进士。 1908 年第四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有 14 人获得进士出身， 10 月 15 日，赏给陈振先 1 人农科进士、陈箓等 6 人法政科进士、王孝絪等 4 人工科进士、虞铭新等 3 人格致科进士。 (P345) 1910 年第五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有 12 人获得进士出身， 1 月 17 日，赏给詹天佑等 7 人工科进士、严复等 4 人文科进士、张康仁 1 人法政科进士。 (P206) 同年第六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有 59 人获得进士出身， 10 月 4 日，赏给吴乃琛等 10 人法政科进士、林葆恒 1 人文科进士、刘庆绥等 5 人医科进士、俞同奎等 3 人格致科进士、叶习樑等 7 人农科进士、张景光等 30 人工科进士、杨德森等 3 人商科进士。 1911 年最后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有 57 人获得进士出身， 10 月 27 日，赏给周家彦等 19 人法政科进士、周治春 1 人文科进士、沙世杰 1 人医科进士、彭世皋等 3 人格致科进士、陶昌善等 2 人农科进士、王弼等 22 人工科进士、王廷璋等 9 人商科进士。（二）进士出身的废除。科举制废除后残留的进士出身，只存在了 6 年多的时间，最终也随清王朝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分析进士出身的废除，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1 、初步废除。奖励进士出身这一形式，从保存时起，就充满着矛盾与危机，表现为它与学堂、游学教育的矛盾。学堂与游学教育几乎都是分科教授的，培养专业人才；而奖励进士出身，给予翰林院编修等职官，使得大多人才无法发挥其才能。梁启超就对奖励出身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批评，“前清学制之弊，至今犹令人痛恨不已，其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以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作官矣。即海外之留学生……毕业以后，足迹甫履中国，亦即染此学风，抛弃其数年克苦所得之学问，而努力作官矣。故中国兴学十余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通国学生，且不知学问为何物，前清学制之害，庸可胜言也。” (P41) 1910 年，崇有就“学堂奖励章程”提出质疑，称学堂奖励出身是“以官职诱学生，使全国青年沉迷利禄而不求实际也……所学非所用，其弊与科举等也……将令候选耶，既永无得缺之日，将令分发耶，则人浮于事，必较之科举捐纳时代尤为拥挤，而钻营奔竞之风将有不可思议者矣。” (P131-133) 预言奖励出身不会存在太久，因为奖励出身逐年骤增，而没有多少官职可授，崇有所说的“人多官少”情况，确实是当时清廷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同年，教育法令研究会针对《各学堂奖励章程》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如“人人挟一科举之旧思想”，“学堂受科举之弊”，举人、贡生、生员“其名实又至不符”等，最后指出，“现行奖励之法，按之立宪政体，反之教育宗旨，皆不能不废。” (P77-79) 1911 年 4 月 29 日，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又奏请停止奖励出身，指出奖励的两点危害：害吏治、害教育。并奏请“实官奖励立即停止。废进士、举人、优、拔、岁贡，廪、增、附生等名称。大学毕业称学士。其他各学堂毕业均称毕业生。” (P136) 9 月 9 日，清廷在各方压力下，颁诏停止奖励出身，“无论何项学堂，考试毕业者，概不给奖实官，其游学毕业生之廷试，明年亦拟不复举行。” (P137) 而对于毕业名称，清廷保留了进士等名称，“以后大学毕业者仍称进士……，大学及师范实业暨法政医学等专门学堂毕业者，均加某科进士……” (P138) 这一规定，很勉强地保留了进士名称。但这时的进士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与选官割断了联系，得进士者“不准截取就职，以示限制”。 (P138) 可以说，此时的进士已经名存实亡了。 2 、彻底废除。清廷颁诏停止奖励出身已是 1911 年 9 月 9 日，距离清的灭亡（ 1912 年 2 月 12 日）只有 5 个多月的时间。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1 月 19 日，民国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废止旧时奖励出身”。 (P195) 此时距离清亡只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归民国管辖的地区已彻底废除了进士出身，而归清廷管辖的地区仍沿用 1911 年 9 月 9 日的规定，即存在“进士”名称。直到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退位，清王朝统治最终灭亡，进士出身才算彻底废除。三、进士出身存在的意义这一时期（ 1905.9.2-1912.2.12 ）进士出身虽只存在了 6 年多，且受到了各方不同程度的批判，但仍具有深远的意义。拟从当时人们观念变化问题和当时具体实际问题两个方面来探讨。 1 、受当时人们观念变化的影响。科举制存在了 1300 多年，对当时人们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人们一下子失去了科举制，失去了自己观念的依赖时，是否能立即转变观念，转向新式教育呢？从客观上说，这是很困难的。事物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样，人们观念的转变，也需要一个过程。科举制千余年留下来的重功利、讲虚荣、禁思想、读死书等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学子。当时《申报》就看到了这些，“朝廷之注重学堂，予以出身，原其意旨，或因过度时代之人物，尚有狃于荣途、拘其故见，故借此优予出身者，以歆动其向学之心，以坚夺其求学之意。” “我国理想薄弱，兴学与受学者，或且骛其虚荣，略其实用……予以举人、进士出身，以示鼓励之道，其不得已之苦衷。” “我国专制政体，聪明材方，方士莫不愿出于仕进一途，不知留学出身者渐渍宦情。” 另外，科举一些优秀方面对于人们观念的影响，也减缓了人们观念转变的速率，刘海峰先生指出，“即使到了清末，科举制已日趋腐败，但由进士出身的官员多数仍十分熟悉儒家经典，也即当时用来修齐治平的政治理论，同时多掌握当朝各种应用文体，并都有一笔好书法，还是属于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 (P4) 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观念的转变，是很难立即完成的，同时，统治阶层的观念也没有立即转变，在双方观念缓慢转变的过程中，采取保留进士出身的政策，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同样可以说，进士出身的存在为当时人们观念转变提供了一个较实际的保障，成为当时环境下人们新旧观念之间的一个过度点。 2 、受当时具体实际的影响。科举制废除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受到人们称颂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大致有以下数条：失去登进之途儒生的出路问题，上层阶级维持地位问题，新官吏选拔问题，入学堂读书的经济负担问题，学堂教习选用及经费来源问题，不同年龄人们对新式教育的理解问题，人们对学堂、游学盲目问题，传统文化对待问题，恢复科举之争问题，等等。面对如此繁多、复杂的实际问题，清廷是很难躲避的，而且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例如，对于恢复科举之争问题， 1908 年，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奏请“科举与科学并行”，他说，“中国人心皇皇，国势岌岌，半由学务亟宜变通，计惟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学分适，乃足靖人心而定国是。” (P981) 同年，江苏教育总会奏请“勿复科举”，说到“有黄运藩请复科举之奏……示人以科举有可复之机，故近来学务阻力之生，顿增百倍。” (P114) 恢复科举之争问题又引发了学堂危机，可见，这些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之间有联系的，一个问题处理不当，很可能引起一连串的新问题。再有，新官吏选拔问题， 1905 年，御使陈曾佑提出，“科举既废，则士子出身，尽归学堂一途，为朝廷用人行政所关，不能不详加审慎，以求万全无弊，为久远可行之规。” (P2160) 指出了新官吏选拔问题的重要性。另外，罗志田先生指出，“科举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 (P185) 导致社会政治渐呈乱象。田建荣先生也指出，“中国则在科举废除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却未能建立相应的替代办法，致使官员选任缺乏客观依据，生徒学习积极性大为降低，社会用人中的种种流弊反而比以前更严重了。” (P344) 由此可见，处理一个问题，需要照顾若干实际问题，并且需要有一个过程，从这个方面来讲，清廷在此采取保留奖励进士出身的政策，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措施。同样，进士出身对于清廷解决上述诸问题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不管清廷后来是否解决了这些问题，至少进士出身对于暂时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清末政权的延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参考文献：孙希旦.礼记集解 .北京:中华书局,1989.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沈桐生.光绪政要 .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 ,第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萧超然、沙健孙、周承恩、梁柱.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上谕 .申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上谕 .申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上谕 .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上谕 .申报,宣统二年九月初四日. 上谕 .申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十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二十九.上海:中华书局,1932. 宋恩荣、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上谕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八日. 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摺书后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论学堂仕进不宜混合为一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刘海峰.科举制长期存在原因析论 .厦门大学学报,1997,(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79. 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1998,(4). 田建荣.中国考试思想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此文发表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撰文：刘昌玉）; 2854 次阅读|0 个评论

【零分录取与考试零分】教授在分数上有多大权力？: 热度 8 陈安博士 2013-3-11 18:52; 　　全慧兄的新文章《零分可能是学生对大学的控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77-669256.html ）引来巨大关注潮。　　其实，我更加关注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在课程讲授的全过程中应该有多大的权力？　　算是给不给0分的一个二阶问题吧。　　我们之前听到过很多0分录取佳话，比如钱锺书啊，还是吴晗啊，数学考了0分或者极低的分数，结果还是因为语文100分，而被破格录取，等等。　　在那个正在由八股文和科举制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变的特殊阶段，确有一些人依然是抱着科举八股的思路在培养自己的孩子或自己本身，不愿意受任何的科学训练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几个人能看到科学的价值所在啊，还是读书而当人上人的腐朽观念罢了，包括钱先生的家族。　　零分录取的佳话很多，不过也只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后来，比如40年代就很少了，保存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很大部分的台湾和香港，乃至日本和韩国，也不再听说有类似的佳话了嘛，说明佳话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不可以今天的状态对应往日的做法。　　也所以，如果钱锺书们今天再来参加高考，我看完全可以因为他的数学零分而被所有大学拒之门外，如果他有兴趣成才，也还可以借助家学渊源而在故纸堆里继续寻觅，没有数学不影响他的研究，可坚持上大学，就是一定要多占这个位置了吧？！　　对于全慧兄给出来的俞敏洪的“佳话”，我觉得可以说说教授的权力了。　　一个教授有给学生任何分数的权力没？　　其实我是希望有的。毕竟，很多科目更多要看学生的悟性，如果在课堂上表现活跃，甚至于能给老师很多启发，这样的学生为什么不能给出一个很高的分数呢？一定要拘泥于“考试+课程表现”两个方面的加权平均吗？　　当然，我也听说其实老师有对这个“加权”进行设计的权力，比如我说考试只占10%的分数，课堂表现占90%，也是完全可以的。此时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课堂表现只凭主观么？如果有学生申诉为什么自己低而别人高，又如何处理？　　其实这就是一个权力由“纯粹主观”来确定还是需要加入客观成分的选择。全慧兄说的情况是：可以完全主观，不管考试或者课堂表现，我觉得你能说服我，则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分数。　　如果学校里有明确规定教授没有给学生主观打分的权力，必须完全或大部分客观，那么，全慧兄就要面临挑战。　　我没有在大学当过老师，所以不太清楚老师权力的界限在哪里，根据我上大学的经历，觉得老师在“考试”和“课程”两项评分准则的权重上还是有很大权力的，甚至可以做到完全主观。　　不过，全慧兄说的情况还不简单是课堂表现，而是“考试零分后表现”，和我在这里讨论的东西还不是一个。那么，能否在“考试”、“课程表现”之外再加一个准则“考试后表现”呢？如果可以，那么是在课程开始之前就告知所有学生这门课是这样给分数的，还是等一切尘埃落定后，老师再告诉大家其实我的评分标准是这样的。　　我看全慧兄的文章写出来后，很多老师义愤填膺，大有把全慧兄彻底批倒之意，我觉得倒大可不必，教授如果天然具备这个权力，且他坚持要行使它，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大学对于教授的这种行使权力的方式不能认可，或因为不够公平或因为其他，则学校可以劝诫教授甚至解聘教授（tenured不可以？）大家各有各的监督手段，但是如果权力是确实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允许行使。　　我看很多反对全慧兄的博主都是在“教授没有权力主观地给学生确定考试分数，必须根据最后的考试成绩”这个假设下进行的。　　正如国家老大可以宣布和敌对国的战争状态（当然也有一定程序），一个喜欢穷兵黩武的老大和一个喜爱和平解决问题的老大，做法就决然不同，但是，只要他行使权力的方式是制度许可的，就可以由他来做出决定。　　; 个人分类: 人论|5237 次阅读|18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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