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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入选《中国教育改革论丛》: 热度 10 ninglz 2018-9-16 06:27; 博文入选《中国教育改革论丛》宁利中 . 日本大学自治的形成 . 中国教育改革论丛，西苑出版社 2013.07：546; 个人分类: 新闻|4706 次阅读|20 个评论

[转载]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 panfq 2014-3-25 18:23; Academic Freedom and University Autonomy: A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Perspective 作者: Ren, Kai; Li, Ju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卷: 26 期: 4 特刊: SI 页: 507-522 出版年: DEC 2013 http://www.palgrave-journals.com/hep/journal/v26/n4/full/hep201331a.html Balancing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pedagog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accounting departments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UK 作者: van der Merwe, Nico; McChlery, Stuart; Visser, Sarah Susanna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卷: 19 期: 3 页: 276-288 出版年: APR 3 2014; 个人分类: 高等教育|0 个评论

教育沉思录之11：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 热度 1 yanjundu 2013-4-17 15:21; 近日，阅读了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或正在迈向一流大学的案例介绍，共十来所大学，先简要介绍一下其中三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 1991 年，在 2009 年的世界 200 强大学中排名第 35 位（据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2010 年在亚洲大学中排第 2 位；韩国浦项科技大学建于 1987 年， 2010 年名列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 28 位，在短短 20 年间从一所私立大学发展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或者边缘性一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建于 1905 年， 2004-2009 年均名列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 30 位。下面我主要基于这三所大学总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需的一些要素。（1）大学的自治如果没有学术自由，研究型大学就不能履行其使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在我的上一篇博文“ 大学自治 ”中专门阐述了大学自治的必要性。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让教学和科研人员参与大学的治理和决策。香港科技大学虽然是一所公立大学，但在很多方面都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不用等待政府教育部门的批准就可以自由招生、开展科研创新和教学创新。新加坡政府授予国立大学自主权，使得大学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大量新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例如发展纳米技术和交互式数字媒体等。而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同源的马来亚大学（由同一所大学分成两所），其校长由教育部部长任命，集权式系统的迟钝性使其管理在实现自身最佳利益时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所需的自治性。例如，新的专业设立以及课程内容改变超过 30% 时需要得到政府批准，聘用、解聘教师，以及教师的工资水平的决策没有完全独立于教育部，使得大学高层管理者难以请退效率低下的教师和奖励多产的教师。因此，有评论说“马来西亚大学的大学自治已经完全被腐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基本自由受到了有效遏制，本地大学的质量一直在恶化。” （2）一流的教授和学者创建一所顶尖大学的一个重要成功因素就是学校要有吸引和保留顶尖学术人员的能力，招聘一流的教授是快速建立国际知名度大学最具战略意义的方面。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招聘了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所有教师都拥有博士学位，其中 80% 获得 24 所顶级大学的博士学位或者受聘于这些大学。在招聘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模式，认为“对人才的选拔必须从上层开始，唯有一流人才才能吸引更多的一流人才”。香港科大聘任的第一任校长吴家玮是物理学家，曾在美国一所重点研究性大学担任过校长；第二任校长朱经武是高温超导的先驱，先前也在美国任教授，是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的女婿。他们为大学从国外挖了一批优秀的、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学术队伍。当然，要想挖人过来，诱人的待遇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学术人员的薪水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同行相媲美，因为到香港工作，意味着从宽敞的美式风格的别墅搬到小公寓式的住房，还可能与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子女分离。虽然薪水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工资在某种程度上是学者身份的象征，也是证明他们离开原来大学并非走下坡路的标志。同样，韩国浦项科技大学的全职教师都拥有博士学位， 60% 为海外归国的韩国著名科学家， 10% 为外籍教授。大学开出的条件也相当诱人：优秀的研究环境、每年只有两门课的教学任务、每六年就有一年带薪年假、一份有竞争力的薪酬（韩国最高工资水平）以及毗邻校园的公寓。 2010 年邀请 10 为诺贝尔奖或菲尔茨奖章获得者担任全职教授，每一位应邀的学者每年获得 100 万美元的薪水，另外还给他们提供额外的 400 万美元用于为期三年的研究经费和生活经费。（3）英文授课以香港科大为例，虽然学生的校园生活是双语环境，但一直坚持用英语讲授所有的课程。从 2010 年起，韩国浦项科技大学的所有课程也用英语教学，要求学生在前两年参加高强度的、由以英语为母语的老师讲授的英语课程；每一份在大学发布的正式文件都有韩语和英语两个版本。用英语授课，有助于招收国际学生，让毕业生能很好地参与国际化竞争，也能吸引国外的教授。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提出英语作为新加坡学校系统的教学语言，这一个政策奠定了英语作为共同语言的基础，把所有种族背景的公民衔接在一起，也把新加坡的教育和世界教育联系在一起。正是如此，新加坡国立大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 2008 年的国际学生人数占三分之一以上。（4）仿效欧美高等教育香港科技大学以普林斯顿大学为蓝本建立了高等研究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参观、思考和举办研讨会的中心。而韩国的高等教育在 1910~1945 年受日本的影响，目前主要效仿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浦项科技大学的建设时以钱学森工作过的加州理工学院为范本。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了支持教育方法的多样性，以美国研究型医学院为模板，并与美国的杜克大学合作成立了新的医学院，同时继续扩大现有的英国模式的本科教学医学院。此外，还在酝酿一个新的住宿学院制，汲取剑桥和牛津学院元素。当然，效仿不等于照搬，还是要根据国情进行适当的调整。此外，新建学校第一次招生时的宣传活动也尤为重要。 1991 年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之际，对第一次招生高度重视，因为吸引公众的关注可以提高其声誉。学校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式，学校向社会开放，接受外来参观，尤其是有潜在学生的家庭。新设计的校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周围的群山一览无余，靠近海岸是该校的一大亮点。学校邀请了约 250 所中学，每个学校派两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所新大学的奠基活动。韩国浦项科技大学在第一年招生时借用媒体的宣传，向全国各地顶尖的高中学生分发宣传小册子，在校园举办科学营活动，以及在各大城市举办招生会议。在高等教育还是卖方市场时，很少有名牌大学愿意采取这些宣传手段，而香港科技大学和韩国浦项科技大学能够这样主动宣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因此揽得了优秀的本科生。这点对刚刚成立但尚未招生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具有参考价值。参考文献：《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菲利普阿特巴赫（美），贾米尔萨尔米（美）主编。; 个人分类: 教育沉思|4248 次阅读|3 个评论

教育沉思录之10 ”我的大学“之大学自治: 热度 1 yanjundu 2013-4-1 11:27;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对于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国家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2010-2020 ）》，但以我的认识，这些只是改良。现在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教育，顽疾之根在于体制，体制不变，很多计划都是空谈，一个执意改革的大学校长能做的也很有限。解放后特别是 50 年末的大跃进之后，中国出不了大师，这个格局（ pattern ），必然是背后的体制（ law ）有问题。改革，一定要动“本”，否则成了改良。 2013 年3 月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国内有了新面貌，刮起一股改革之风，让我和所有百姓一样，对新一届政府充满期待。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有难度的话，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可以大胆些。正如我在 “中国的民主化之路怎么走？” 一文中所持观点，适合目前中国的改革之路，应是由上而上推行的改革。中国的教育改革之路，应由负责教育的最高领导主导推行，这样的领导，要具备“懂教育”、“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当”等优点。领导者本身要开明，要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他还要懂教育，由于改革必然会触动到既得利益，所以需要领导者有“豁出去”的担当。解放后的大学校长，我目前只认两个人，一是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二是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刘道玉校长于上世纪80 年代在武汉大学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包括大家现在习以为常的“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被誉为“ 武大的蔡元培” 。可惜，他突然被教育部免职了，据说那个领导还跟别人说“我终于把刘道玉扳倒了，我要他永世不得翻身！”。最让我钦佩的是，刘道玉先生在被免职后还一直致力于教育体制改革，直至今日仍能在媒体听到他的教改之声。再看朱清时先生，他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10 年，是中国高校合并和扩招的十年，但是，朱先生顶住了各方压力，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一直没有扩招，每年只招大约1860 名本科生。2009 年他被聘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之后，本想改革，可惜筹办三年之久，始终等不到教育部的招生许可证，遇到了很多阻力。我是一名自然科学研究人员，科学研究的训练，对我思考社会学问题有很大帮助。近两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没有发生在中国？”、“为什么解放后出不了一流的大师（钱学森之问）”等。我近几年也阅读了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籍，现在聚焦于中国和欧美教育，希望通过对比中美教育，以及与西南联大的教育体制进行比较，找出中国教育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教育改革之策。我本想写一本《我的理想国》，一座我理想中的乌托邦大学，但是，我希望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教改之方。教育体制本身包含很多方面，包括大学的独立性、录取、教学、毕业、后勤、管理等方方面面。我将根据自己现有的认识，给出一些建议，由于知识还不完备，认识难免有偏颇和错误，还请大家指出，我也很乐意与大家一起探讨中国的教育改革之策。本文将不定期连载，每篇就教育体制改革的某一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大学自治中国的大学是不独立的。大学校长是由上级教育主管任命，而非由校董会、教授和学生任命。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个非民选的领导，只需要跟上级搞好关系，他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因为他做的好不好，老百姓没有罢免权。同理，由教育部任命的校长，也不需要对学生负责，只要让上级领导满意，这样的后果是什么？校长们的权力得不到约束，不需要非常负责地为学生考虑，他们愿意扩招，修建大的校舍，修建豪华的图书馆，只需要搞好这些面子工程，作为自己的“政绩”。但是，他们考虑过“扩招后，师生比大大提高，学生的听课质量会打折吗？”“老师面对更多学生，自己的科研时间是否减少了？”“图书馆中的藏书增加了吗？”。去欧美的大学校园会发现，校舍多是上百年的古建筑，新建筑比例很小。有些世界一流大学把90% 的钱用于聘请一流的教授、提高学生的奖学金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提高图书馆的藏书，而不是去修建新建筑。我从来不认同通过提倡道德，就能让人无私地去做事。没有一些规则和法律的实施，没有监督，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校长，都会是趋利的。一个大学校长做出的不好决策，尽管学校师生不认同，但是，他们也不能去阻止。因此，大学一定要有自治权，由每个学校的校董会、教授以及学生来选择自己的校长。做得不好的校长，就罢免他；有政绩的校长，就让他一直做下去。美国很多大学的校长任期都长达20 年，甚至40 年，这有利于每个校长治校理念的贯彻，校长们能长久当下去，也会以校为家。大学有自治权之后，会自己根据需要，设置自己的课程，而不需要报教育部审批。可是，“计划经济”在上世纪80 年代就被认为阻碍发展，为什么教育体制方面的“计划经济”就不能改正呢？为什么连开什么课程，还一定得教育部审批呢？为什么有些没用的课，大学不能自行取消呢？大学自治后，教师也会有“自治权”，可以自己选择课程的授课方式和考试方式等。总之，大学自治，就是要还给大学“自由”，让民主之风弥漫校园。松绑后的大学，校长是需要对学生负责任的，他必须聚焦于教育质量的提高，而非楼宇的建设，否则，他会被罢免。谨以此文献给为教育体制改革奋斗终生的刘道玉先生。; 个人分类: 教育沉思|2568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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