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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周琦: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争与日本明治时期汉方医学救亡斗争的比较研究(摘要)
fqng1008 2019-3-15 09:06
中医学与日本汉方医学在历史上均经历过一场被政府取缔的浩劫。汉方医学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强势的“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及“治产兴业”的西化革新政策下被日本政府勒令取缔。汉方医学界曾在此间组织起长达二十余年的救亡斗争,却仍旧令人扼腕的以失败告终。日本也成为西化过程中消灭传统医学最为彻底的国家。中医自民国元年新政府排挤中医教育以降三十余年中也曾遭政府取缔中医案的厄运。在“新学”、“新医”等西方新事物充盈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中医界有志之士奋起抗争,力保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未像日本汉方医学那样终遭政府取缔而被革除于国家的医疗体系之外的命运。 仅就两国传统医学救亡斗争的史实及结果来看,汉方医学的湮灭属于强权政治下执行“灭汉兴洋”的恶果。然而,深刻探讨西学东渐时日本学习、吸收异域文化的特点,并联系汉方医学于明治时期学术的衰亡,可以看出,汉方医学并非是顷刻间倒在革新的强权下的。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在江户时期至明治初期逐步被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实用文明之后,在明治政府的利用下登上了明治维新的历史舞台。这充分显示了日本学习、移植异域文化的特点,而千余年前所学来的汉唐文明作为一种已经落后的异域文明自然遭到了“物竞天择”似的淘汰。汉方医学于明治时期救亡斗争的脆弱与无助便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下显现出来的。对比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术,根源于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中医学,在民国时期取缔中医呼声甚嚣尘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发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能量。在中西医之间的论争,中医内部学术论争的历程中,中医界人士不断寻求改进、革新旧有的中医学并顽强地与反中医势力作殊死抗争。在这种力求完善、发展中医的过程中,民国时期的中医学家们捍卫了中医学于国家医疗体系中的合法地位,使之未遭遇日本汉方医学那样衰亡的厄运。本文将通过对两国传统医学在两个时期救亡斗争的史实比较,东西方医学学术争论比较,西学东渐轨迹的比较,探讨汉方医学最终没落的缘由所在,并以此为鉴,昭示中医学的未来。 另外,本文还将从另一个文化层面——书法——去探求、剖析同本学习汉民族文化的趋向及特征。在这个章节中,笔者将以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日本根植异域文化时间上的短浅以及在缺失唐朝以前文字文明基础上开始的文化移植对于日本吸收、学习汉文化的影响。同时,从对待相类的文物不同的态度,窥视日本学习汉民族文化的趋向及模式之一斑。以此二者相互参照,探究日本汉文化、汉方医学最终没落的缘由。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就两个时期两个不同历史事件及其背景作概要叙述,并作分析比较;二、对明治时期的汉方医学学术争论与民国时期中医学学术争论进行分析比较:三、两国传统医学的救亡斗争结果迥异的缘由分析;四、两国文化之书法的比较分析:五、结语。 【学位授予单位】: 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位级别】: 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 2007 目录 2-4 中文摘要 4-5 ABSTRACT 5-7 前言 7-12 1 两国传统医学救亡斗争史略 12-18 1.1 民国时期中医的救亡斗争 12-14 1.2 明治时期汉方医学的救亡斗争 14-16 1.3 两国救亡斗争史的简要比较分析 16-18 2 两国西学东渐之历史背景概述 18-30 2.1 西学东渐之于日本 18-23 2.2 西学东渐之于近代中国 23-26 2.3 小结 26-30 3 两国传统医学救亡斗争时期的医学争论 30-83 3.1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洋医学斗争 31-47 3.1.1 日本汉方医学的沿革 31-40 3.1.1.1 后世派 31-32 3.1.1.2 古方派 32-34 3.1.1.3 折衷派 34-35 3.1.1.4 近世汉方医学的考证学 35-36 3.1.1.5 汉方医学的腹诊 36-39 3.1.1.6 明治时期汉方学术的衰落 39-40 3.1.2 明治时期的汉洋医学论争 40-47 3.1.2.1 取缔汉医的“三巨头” 40-41 3.1.2.2 汉洋医学针锋相对的斗争 41-44 3.1.2.3 汉洋医学间的脚气“相扑” 44-47 3.2 民国时期的中西医学术争论 47-75 3.2.1 中西医学术之争 48-65 3.2.1.1 恽铁樵与余云岫之争 49-61 3.2.1.2 中西论争中的焦点医疗事件 61-65 3.2.2 中医界内部的学术争论 65-75 3.2.2.1 论中医科学化 65-69 3.2.2.2 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 69-73 3.2.2.3 统一病名之争 73-75 3.3 小结 75-83 4 两国文化之书法的比较分析 83-95 4.1 卑唐说 84-90 4.2 博物馆里的发现 90-93 4.3 小结 93-95 结语 95-99 1 回顾汉方医学兴衰 95-96 2 展望中医学未来 96-99 后记 99-103 参考文献 103-108 致谢 108-110 个人履历 110 周琦,1979年6月生,祖籍江西樟樹。1996年考入北京中藥大學(中醫學,五年制),2001年赴阿聯酋華仁堂中醫醫療中心工作兩年(負責診所中醫英語翻譯及針灸理療)。2004年復入北京中醫藥大學就讀碩士研究生(中醫各家學說專業,碩士論文:《民國時期中醫救亡鬥爭與日本明治時期漢方醫學救亡鬥爭的比較研究》),2007年考入中國中醫科學院攻讀博士研究生(中醫醫史文獻專業,博士論文:《今古文經學對內經學術傳承的影響》),2010年畢業後留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任職至今。目前致力於出土醫學文獻整理工作。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1924 次阅读|0 个评论
《范式变迁——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分野与交汇》札记(25)
fqng1008 2019-3-8 13:44
二十五、《皇汉医学丛书》系列 (一)内容简介 《皇汉医学丛书》共70本,是一套日本中医药学者的著作丛书,于1936年由香港陈存仁先生编撰刊行,共73种,分为14类。计总类8种,包括《内》、《难》等医经注释及考证、传略、目录等著作;内科学19种,主要为《伤寒》、《金匮》、《温病》等典籍文献的研究注解;外科学1种;女科学3种;儿科学3种;眼科学1种;花柳科学(性传播疾病)1种;针灸学4种;治疗学1种;诊断学1种;方剂学10种,包括名方、验方、家藏方、方剂词典、古方分量考等内容;医案医话类11种;药物学7种;论文集1种。 从公元6世纪起,在这漫长的医学发展中,中国医学随着文化输出传至日本,日本的医学家们对中国医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到明治维新时期,长达一千二百多年,日本医学在系统学习和吸收中医学体系与方法中,不惜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揣摩,使其学术水平达到很高境界。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临床应用方面,都展现出了极为深厚的功底和高深的造诣。并在医学思想与方法上直追中国历代医家。体现在文献方面,《皇汉医学丛书》所收集的著作应当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皇汉医学丛书》是日本古方派的代表性著作。在这72种书中,很多著作是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即便在我国中医学术界,它们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丹波元简、丹波元坚的《素问识》、《素问绍识》,对《黄帝内经素问》的注释与考证很有独到之处,为医经学家们所青睐;丹波元胤的《医籍考》至今仍是中医文献的主要参考工具书之一;他们父子的《伤寒论辑义》、《伤寒论述义》、《金匮玉函要略辑义》、《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伤寒广要》,山田宗俊的《伤寒论集成》等,在仲景学说研究中,一直是重要的参考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吉益为则等的《药征》、《药征续编》论述了中药的临床应用体会,既反映了日本医学家们对中药的深入钻研,也对中国本草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长尾藻城等的《先哲医话集》、《藤氏医谈》、《医断》、《医余》、《丛桂偶记》等医论医话类著作,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医家对中国医学的深入理解。在其他很多医学领域中,如温病、产科、儿科、针灸、方剂、医案等,都拥有很多较高学术造诣的专著。然而,由于这一套丛书卷帙浩繁,成套刊行至为不易,除1936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初刊后,直至1993年才再经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重刊。因而,全套丛书市面很少,读者要一睹丛书全貌极为艰难。虽然其中一部分著作曾经单本刊行,并为学术界所推重,但对于了解和认识日本在漫长历史时期古方派的发展,及其学术风格和特点,显然还不足以窥及全豹。 (二)《皇汉医学丛书》系列 《皇汉医学丛书》七十三种二百七十九卷、附五种五卷 民国·陈存仁编辑。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12一版,据1936年世界书局铅印本校勘翻印,全套十四册。 第一册 素问识八卷、首一卷 日本 丹波元简撰 素问绍识四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第二册 难经疏证二卷 日本 丹波元胤 撰 医事启源一卷 日本 今村亮 撰 医家千字文一卷 日本 惟宗时俊 撰 证治摘要二卷 日本 中川成章 编 皇汉名医传三卷 日本 浅田惟常 撰 附 杏林杂话一卷 日本 浅田惟常 撰 第三册 中国医籍考八十卷(卷一至卷四十) 日本 丹波元胤 编 第四册 中国医籍考八十卷(卷四十一至卷八十) 日本 丹波元胤 编 附 皇汉医学书目一览一卷 民国 裘吉生 辑 第五册 中国内科医鉴二卷 日本 大冢敬节 撰、汤本求真 阅 伤寒之研究五卷 日本 中西惟忠 撰 伤寒论纲要一卷 日本 橘春晖 撰 伤寒广要(又名伤寒论广要)十二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第六册 伤寒论辑义七卷 日本 丹波元简 撰 伤寒论述义五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附 伤寒论述义补遗一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伤寒论集成十卷 日本 山田宗俊 撰 第七册 伤寒用药研究二卷 日本 川越正淑 撰 伤寒脉证式八卷 日本 川越正淑 撰 金匮玉函要略述义(又名金匮要略述义、金匮述义)三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金匮玉函要略辑义(又名金匮要略辑义)六卷 日本 丹波元简 撰 长沙证汇一卷 日本 田中荣信 编 第八册 伤风约言一卷 日本 后藤省 撰 温病之研究二卷 日本 源元凯 撰 温疫论私评二卷 明 吴又可 撰、日本 秋吉质评 泻疫新论二卷 日本 高岛久贯撰、高岛久也 增补 脚气钩要二卷 日本 今村亮 撰 脚气概论一卷 日本 浅田惟常 撰、冈田昌春 等编 疝气证治论一卷 日本 大桥尚因 撰 中国接骨图说一卷 日本 二宫献 撰 第九册 产科发蒙六卷、首一卷 日本 片仓元周 撰 产论四卷 日本 贺川玄悦 撰 产论翼一卷 日本贺川玄迪撰 中国儿科医鉴一卷 日本 大冢敬节 撰 幼科证治大全一卷 日本 下津寺泉 撰 痘科辨要十卷 日本 池田独美撰 第十册 眼科锦囊四卷 日本 本庄俊笃 撰 眼科锦囊续集二卷 日本 本庄俊笃 撰 霉疠新书二卷 日本 片仓元周 撰 经穴纂要五卷 元 滑寿 撰、日本 小阪营升 编 针学通论一卷 日本 佐藤利信 编 针灸学纲要一卷 日本 管周桂 撰 选针三要集二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药治通义十二卷 日本 丹波元坚 撰 脉学辑要三卷 日本 丹波元简 撰 第十一册 方剂辞典(又名方苑)一卷 日本 水走嘉言 撰 奇正方一卷 日本 贺古寿 撰 丹方之研究一卷 日本 冈西为人 撰 第十二册 类聚方一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 方机一卷 日本 吉益为则 口授、乾省守业 记 救急选方二卷 日本 丹波元简 编 名家方选二卷 日本 山田元伦 撰 家塾方与方极一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 医略抄(又名医抄)一卷 日本 丹波雅忠 撰 古方分量考一卷 日本 平井氏 编 第十三册 医余三卷 日本 尾台逸 撰 医賸三卷 日本 丹波元简 撰 先哲医话集一卷 日本 长尾藻城 编 青囊琐探二卷 日本 片仓元周 撰 藤氏医谈二卷 日本 近藤明 撰 医断一卷 日本 鹤冲元逸 撰 附 斥医断一卷 日本 鹤冲元逸 撰 北山医案三卷、附录一卷 日本 北山友松 撰、北山道修 编 生生堂治验二卷 日本 中神琴溪 撰、小野逊 编 建殊录一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岩恭敬 辑录 丛桂偶记二卷 日本 原昌克 撰 古书医言四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 第十四册 药徴三卷 日本 吉益为则 撰 药徴续编一卷 日本 邨井杶 撰 汉药研究纲要(原名汉药の知识)一卷 日本 久保田晴光 撰 中国药物学大纲(又名袖珍本草隽)一卷 日本 伊豫平住 撰 鹿茸之研究一卷 日本 峰下铁雄 撰 犀黄之研究一卷 日本 杉本重利 撰 中国药一百种之化学实验一卷 日本 中尾万三 撰 汉药良劣鉴别法一卷 日本 一色直太郎 撰 中国医药论文集三十四篇一卷 日本 富士川游 等撰 (三)《皇汉医学丛书精编增补版》系列 《皇汉医学丛书》是由陈存仁先生主编的日本汉方医学经典著作之汇编,1936年初刊。由于该丛书卷帙浩繁,读者阅之不易。应读者要求,学苑出版社邀请中医古籍专家钱超尘教授、汉方医学临床专家黄煌教授,联袂将日本汉方医学著作中“临床指导性强、效率高”的专著进行重新精编、增补,这就是《皇汉医学丛书靖边增补版》系列。其中包括: 1. 《北山医案》 北山友松被誉为具有“旷世之才,授闽医之传,善得法外之法。故治术别开生面,自有神识迢迈,触手生春之妙矣”。他擅长象胥学,又融通儒释道三教,并从中领会、学习仲景奥旨,还师从戴曼公而深得《内经》、《本草》精蕴。既而又谓皇朝医风不可不研,乃师从小仓医员,原长庵冈本玄治高弟,遂大成其业。 《北山医案》记录了北山友松生平治病的部分医案。本书对各医案的记述全面,脉证俱详,且多有诊疗过程中的治病思路,以及所涉及到的《内经》、《难经》、《本草》等著作的相关论述。即用经典的论述作为辨证论治的指导方针,同时又用疗效来反证经典的权威和正确性。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告诉今人如何治病。 2. 《腹证奇览》 腹诊是从公元16世纪末起在日本医学界逐渐兴起的独特诊法,视《内经》、《难经》及《伤寒杂病论》为渊源,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难经派”与“伤寒派”两大腹诊流派。 难经派腹诊,在理论依据和方法上均源于《难经》“八难”、“十六难”、“六十六难”等,重视“肾间动气”,将腹部与脏腑相配以诊断邪气所在,判定脏腑虚实、疾病预后,确定治疗方针。伤寒派腹诊,主要依据《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相关论述,阐述腹诊之法,探讨理法方药。由于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的崛起,伤寒派腹诊的影响日益扩大,方法也更加全面,为越来越多的日本汉方医家所接受和运用。 在诸多腹诊专著中,稻叶克所著《腹证奇览》及其弟子和久田寅所著《腹证奇览翼》,为伤寒派腹诊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融入了难经派腹诊的部分内容;图文并茂,互明腹诊之法;理术同论,详细阐述方证之规;比较客观而全面地总结了腹证的辨证论治规律,因而被日本汉方医家奉为圭臬。 3. 《日医应用汉方释义》 汤本求真是20世纪初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毕业于金泽医学专科学校,从事西医治疗;1906年,长女患疫痢而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对西医的信念逐渐动摇。1910年和田启十郎《医界之铁椎》出版,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汤本求真由此尊和田启十郎为师,立志复兴汉方医学。1927年6月至1928年9月,所著《皇汉医学》三卷陆续出版,“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皇汉医学·跋》)。又著《应用汉方医学解说》以羽翼《皇汉医学》,书中荟萃吉益东洞、邨井杶、尾台榕堂等著名汉方医家言论,并引用当时之现代科学理论,阐述仲景经方之精奥旨趣,以期东西医学之融合。作者延承古方派“实证亲试”的学术风格,书中方剂多为亲自实验而有效者,对机理的认识亦多有实践基础为支撑。华实孚先生翻译本书时,定名为《日医应用汉方释义》,194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4. 《中国内科医鉴·中国儿科医鉴》 大冢敬节(1900~1980),1919年入熊本县立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1927年受中山忠直《汉方医学的新研究》、汤本求真《皇汉医学》的影响,开始学习研究 汉方医学,1930年2月拜汤本求真为师,始终坚持在临床上从事诊疗和研究,去虚饰,重实际,尤其在张仲景学术研究与运用方面具有相当造诣。1972年9月,日本医师会授予大冢敬节“最高功勋奖”,奖励其为汉方医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医内科医鉴》设前后两篇,“前篇”概论临床各种证候与治法,“后篇”所设“原因”、“证候”两项本于现代西医之说,“疗法”参考诸书及自身经验,“备考”引用学术丰富之诸先辈言论,详细阐述了各种临床内科病证的汉医疗法。《中医儿科医鉴》一仍前书“后篇”体例,阐述了儿科临床常见病证的汉医疗法。在西医已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境况里,作者试图会通中西医学,将西医诊断与汉医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书中几乎不言病机,而是重视方证相对,甚至药证相对。针对病证,反复推求方药,深入而详尽,乃是承袭古方派学术风格而来,亦似受到了西医的些许影响。此种研究思路与中国医家大异其趣,西医诊断之后顺接汉医方药,等中药方剂于西药地位,此间得失功过,值得今日中国中医研究者深思慎取。 5. 聚类方、药征及药征续编 吉益东洞(1702—1773),名为则,字公言,号东洞,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承前启后之中坚人物。他认为医学有疾医、阴阳医与仙家医三个流派,只有扁鹊、仲景所行疾医之道最为正宗,故秉承并弘扬仲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精神,极力倡导实证亲试,极力反对虚言玄揣。 基于此, 从 《伤寒论》 与 《金匮要略》 中选出220首方剂, 并以方为类目, 汇集仲景相关论述, 并附以自身经验体会, 名之曰《类聚方》。阴阳五行、 脏腑经络等理论几无涉及,即便六经亦无所取,主要依凭腹诊、方证,着意凸现“方证相对”之学术主张。此乃东洞翁深入钻研仲景学术,而突破条框藩篱的创新性思想结晶,对此后古方派医家乃至整个日本汉方医学界影响深广而久远。 《药征》收载药物53种,本着“夫欲知诸药本功,则就长沙方中,推历其有无、多少,与其加减,引之于证,则其本功可以知也”的思想,对每味药物首先标明功效,继而选录伤寒方证作为药物功效的证明(考征),并辨别方证伪误(互考),表达个人观点及实践经验(辨误)。“品考”一项,简述药物产地及品质优劣,其中对日本所产药物的强调,显示出了当时汉方医学界在药物“本土化”方面的努力倾向。 邨井杶(1733—1815),名杶,字大年,号琴山,先后师从古方派医家香川修庵、山胁东洋、吉益东洞,认为东洞翁取扁鹊之言,据仲景之术,斟酌古今,开二千年之眼目,乃医家正统。“征之于日用之事实,试之于日用之证候”,“窃补先师之遗”而作《药征续编》,收载89种药物,所循体例一仍《药征》。 此三书切实贯彻了东洞翁“实证亲试”的精神,互相呼应,互相补充,展示了独特的遣方用药理念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四)《皇汉医学》 《皇汉医学》是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汤本求真的代表作,成书于1927年。虽然是20世纪初期的著作,但今日读来却毫无落伍的感觉。该书对日本汉医和中国中医影响很大,可以说直接启迪了中国近现代众多名医如恽铁樵、胡希恕、刘绍武等人的治学之路。《皇汉医学(修订版)(精)》是2007年出版的简体横排《皇汉医学》的修订版。 1. 作者简介 汤本求真(1867—1941),日本医生,汉医学家,著有《皇汉医学》和《日医应用汉方释义》等。《皇汉医学》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阐述中医治疗的效用。前部以注解我国东汉张机的医学著作为主,后部分述中医方剂的主治症候。有周子叙的中译本,一九三○年九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译本也将乘时出版了。广告(这是中华书局的“《皇汉医学》出版预告”,载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上海《新闻报》 )上这样说:“日医汤本求真氏于明治三十四年卒业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后,应世多年觉中西医术各有所长短,非比较同异,舍短取长不可爱。发愤学汉医历十八年之久,汇集吾国历来诸家医书及彼邦人士研究汉医药心得之作著《皇汉医学》一书,引用书目多至一百余种,旁求博考洵大观也……。” 可以说,汤本求真是日本医学界“西学汉”的巨擎,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在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1910年,他在开业行医时,长女患疫痢死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医界之铁椎》,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 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异其志。用力既久,渐有悟入,乃知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汤本求真逐渐对《伤寒论》的认识十分透彻,在临床上的有效率也超乎寻常。1927年开始出版的《皇汉医学》专著,对当时的日本医界和中国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汤本氏基于长期的临床实践,提出“中医数千年来就亿万人体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百炼之后得出结论,立为方剂,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 2. 内容简介 《皇汉医学(修订版)(精)》是2007年出版的简体横排《皇汉医学》的修订版。 《皇汉医学》是日本人汤本求真原著,成书于1927年,内容全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阐述中医治疗的效用。 原著者在序中说他本来是一个西医,后来转而学习中医,所以全书很多是作者结合西医学说,来注释中医理论,故此书可为西医学习中医的参考,中医参阅此书,亦可得到一定的提高。 《皇汉医学(修订版)(精)》基本上是以我国医圣张仲景所著的经典著作《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为主,首先加以综合性的注释,如将两书的中心思想阴阳、虚实、表里予以分析,再分述中医治疗法则,又述及中医诊断学如脉学、腹诊等,使读者对中医理论系统先有一个概念。后部再以方剂为主,分述各方的主治证候,并于每方后注明该方所用药的效能,而更广泛地搜罗我国及日本对中医学说和治验病例为旁证,必要时作者还加上按语,阐述其原因。在分述剂时,大都以《伤寒论》的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体系为主。故此书可为学习中医学的参考书,尤其是初学《伤寒论》者,参考此书则更易于了解和体会原书内容。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09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世界近代现代历史30讲》谈明治维新
热度 1 黄安年 2013-3-26 07:12
《世界近代现代历史 30 讲》谈明治维新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07年3月26日发布 怎样看待明治维新,既是历史事实的认定问题,也是历史事件的评估问题。对此《世界近代现代历史30讲》一书近代部分的执笔人在第十五讲德、俄、日三国政治发展的特点一讲中有言简意赅的说明。该讲指出,日本是经过明治维新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那时西方大国已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日本作为当时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比西方落后得多。直到大战前的1913年,日本的生铁与钢的产量分别只有24.3万吨和25.5万吨,而同年的英国却为1046万吨和778万吨.若与美国、德国相比,差距就更大了。19世纪末,日本的对外贸易额只相当于英国的6%,在国际市场上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与俄国相似,日本虽然远远比不上列强的发达程度,但是从它自身来看,发展速度则是非常快的。它只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且可以直接采用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该讲还写道: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垄断程度也更为加强。原因是1894~1895年在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得胜,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掠夺白银2亿两,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这时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以军火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尤为重要。 该讲继续写道,与俄国相似,日本也是以军事扩张的手段弥补在经济力量上的不足,而且其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严重程度更胜于俄国。甲午之战打败中国,促使日本当权者滋生出一种对外扩张的狂热心理。1900年日本在八国联军侵华兵力中占2/3。1902年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后,1904-05年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将中国的南满与朝鲜划为其势力范围。1901年又正式吞并了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占领中国山东,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需要说明,这是一管之见,认同与否,见仁见智。 附照片8张,选自该书。
个人分类: 世界历史研究(07-11)|2372 次阅读|3 个评论
汉医沉浮——一个历史案例的启示
热度 26 何裕民 2012-12-3 13:51
我们试图从历史的、理论的、临床的以及相关学科等各方面枚举一些案例进行分析,希能“以铜为镜,以正衣冠”,帮助更好的理解现时代处于微秒妙境地的中医学。 我们先重点考察日本汉医兴衰历史。一衣带水的日本近邻,对中医态度的变化,自有回味之处。近代百多年以来,日本的汉方医学经历了沉浮衰兴的曲折变化,其与西洋医学(或称西医学)亦呈现出有趣的关系,研讨这些,旨在了解日本民族思维特点对汉方医学发展的影响,并借此探索中医学研究的新构图。 一、沉与浮:历史表象的背后    每门科学发展的兴衰,都有着时间上的主旋律。日本汉方医学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衰退和近年来的兴盛。 自公元754年鉴真和尚等渡海去日传播中医学后,日本医家继承古代中医学,结合自己的民族特点创立了汉方医学。至江户时代(相当于公元17世纪),日本汉方医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可以说,明治维新以前,是汉方医学的一统天下。 西洋医学(早期称作兰医,意指荷兰人带入的医学)大约是在18世纪下半叶传入日本的。被日本医学史专家视作日本近代实验医学派的真正开端的《解体新书》,是在安永2年(1772年)译完的。翻译中起决定作用的乃是汉医大家吉益东洞先生的学生——汉医前野良泽。经近百年的发展,到了明治维新前后,兰医有了较大发展。而日本的兰医大都是由“汉医中的先觉分子蜕化产生的。”兰医和汉方医之间有过矛盾、争论,但并不严重。兰医曾遭禁示,亦不严厉,时间也很短。约19世纪中叶后,随着英国医学的大举东渐及德国医学在日本的大量被介绍,西洋医学日盛,到了明治9年(1876年),日本政府制订了新的医事制度,带有明显的扶植西洋医学,抑制汉方医学倾向。这与其所奉行的欧化政策(或称近代化政策)是并行不悖的。到了1895年(明治28年),汉方医学经抑制后力量已大为削弱,日本政府见时机成熟,遂以汉方医学不如西洋医学及预防医学,不利于富国强兵为理由,以立法形式明文废除汉方医学,全面推行西洋医学。虽也有不少医家和社会组织奋起抗争,他们“东奔西走,或荡尽家产,或死游说之途,或忧愤以自杀而至于斯……。”(见深川晨堂《汉洋医学斗争史》)终无济于事。此后,日本的汉方医学濒临绝境,偃旗息鼓了半个多世纪。 50年代后期,情况有了转机,日本许多著名西医学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中医学。60年代中期,“日本的西洋医学者关心中国医学的人迅速增多起来,其中大部分人想从中国医领域中‘再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法。”不少西医学专家改学或兼攻中医学,试图发掘其科学内涵,而这些都是源自医师的自发努力。据上世纪80年代统计,日本有40%医师将中医药应用于临床;从事汉方医工作为主的有15000多人;进行中医学研究的正式现职医师在千人以上;针灸医师4000多人;拥有设备先进,阵营雄厚的大型中医研究机构7所;中医研究基地遍布全国,多达90余个;中医或针灸大学、学院等48所;专门的中医或针灸医疗机构100多个;……。七十年代,日本政府正式将汉方制剂列入药价标准作为健康保险用品,使汉方医药进入公费医疗领域,“身份”合法化。八十年代年日本科技厅制订了中医药综合研究的长期计划,并提供巨额研究经费,中医药研究遂由民间自发性质转为国家资助。八十年代中叶,日本成立了由执政的自民党议员组成的“振兴汉方议员联盟”,当时在位的首相中曾根亲任名誉会长。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汉方医学的“复兴”。促进这一复兴的主力军,恰恰是一大批造诣颇深的西医学专家,与百多年前一批汉方医师促进了兰医之盛,适成反差。而在汉方医药的沉浮中,政府及社会上层的态度亦前后判如两人。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了种种解释,我们认为:其深层的原因在于日本民族深刻的、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思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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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傻歪论:中国传统文化很糟糕
热度 29 zlyang 2011-3-27 16:16
真傻歪论:中国传统文化很糟糕
如果科学网编辑部认为本文错误,请代为删除。 只是恳请不要关闭本人博客。 “ 我所追求的只是用我绵薄的力量,为真理和正义服务,即使冒着触犯每一个人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 ———阿尔贝特·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1955年4月18日说。 “ 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 。” ———古希腊的 柏拉图 说。 老朽聊发少年狂,学愤青,愤青当。真傻歪论,看完请别狂。 中国传统文化很糟糕 《大国崛起》告诉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很糟糕,事实胜于雄辩 。 日本学习中国1000多年,结果和中国一样糟糕。 明治维新(1868年10月23日)才26年,就在甲午海战(1894年7月末~1895年4月,Sino-Japanese War)打败中国。再过44年,南京大屠杀(1937-1938)。 不要只怪日本,要反思我们在做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精髓 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大精髓 : 自大! 阿Q其实是典型的自大:物质上失败了,精神上还自大! 中华文明长期存在的地理原因: 东部、东南部大海,西南大山,正西大沙漠,北部外兴安岭外人烟稀少。这种地理环境,使得中国大陆处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因此可以长期存在。 由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phe Columbus,约1451~1506 )错误地认为“美洲大陆”是印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华民族避免了印第安人、玛雅人遇到的麻烦(欧洲人的疾病、屠杀、掠夺)。 “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 ——马克思和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 —1846 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23 页 说明: (1)这里的 中国传统文化 ,是社会流行的显文化, 就是您和我祖先们习惯的一切 。 不包括 道学 、 藏密 等“潜文化”。 (2)以日本作为对比。采用“差异法”: ②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出现于其中的一个事例和它不出现于其中的事例只有一个情况并非共同而这个情况只出现于前者中,此外的每个情况是共同的,那么这个唯一的使两个事例有 差异的情况,就是该现象的结果或原因,或原因的一个必要部分。 板砖在那里?板磚在那裏? Where are the bricks? 外星人 说: “ 为了探索宇宙的本质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一个人必须摒除信仰的偏见去面对现实, 他们终究是可敬的。你们中不断增加的,无名的,将来会对地球文明发挥巨大影响的研究者们 正在探索新的知识途径,并且已经非常接近真实。” 《尚书》说: “ 满招损,谦受益 。” 毛泽东 教导我们说: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 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相关链接: 《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精髓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7667do=blogid=339508 《 俺*的优点(请您增加中,谢谢!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7667do=blogid=440694 《 中华文明长期存在的地理原因 》 http://bbs.science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754 《 明治维新——新华资料 》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9/12/content_1078381.htm 《明治维新——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zh/%E6%98%8E%E6%B2%BB%E7%BB%B4%E6%96%B0 《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密尔求因果五法(卷名:哲学) Mill's five methods in searching of causal connections http://202.112.118.40:918/web/index.htm 曾庆平《明天是否依然美好》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81238do=blogid=426724 曾庆平《经济不发达不应成为品德差的“挡箭牌”》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81238do=blogid=426680cid=799145 《王恩多院士的苦恼:是什么逼着我们“造假”》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4718.shtm 《秦大河院士:我国需要对科技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评估》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4689.shtm 科学网新闻《 李侠:群体迷思困境下的政策质量粗糙化趋势 》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5366.shtm 《 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 》 http://bbs.science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78 《 人类文明正式进入2.0版 》 http://bbs.science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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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帖:王阳明与日本
jiangjinsong 2011-2-1 21:39
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有值得我们特书的一章,这就是中国明代的阳明学(王学)东传日本,并在日本产生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影响。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浙江余姚的王阳明先生。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因曾筑室会稽阳明洞,又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为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敢冒“天下之讥”,恢复了已泯灭无闻三百多年的象山之学“圣贤之学”的地位,创立了中国的阳明学(王学),明中叶以后,形成一个庞杂的阳明学派。 王阳明生前虽然没有到过日本,但他的思想却东渡日本,并在这个岛国从理论到实践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恐怕是阳明先生生前所始料不及的。 一、王阳明与日本的阳明学派 首先,谈谈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的亲交。 在日本,出现阳明学者是17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但是,早在室町时代就有日本人与王阳明相往来。1510年,日本禅僧,五山大老之一了庵桂悟(公元1424-1514年)以87岁高龄(也有83岁之说),奉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澄之命出使中国,因遭逆风而未果,遂于1511年再次登陆,抵达北京。在贡方物达使命之后,明武宗(朱厚照)慕其高龄,命住宁波育王山广利寺,并赐以金澜袈裟。其间,了庵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相交往。1513年,王阳明与门人徐爱等游四明而经宁波时,曾会见了了庵。同年五月,王阳明听说了庵桂悟即将东归,乃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此序未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却载入日本的有关典籍,如师蛮《本朝高僧传》、伊藤威山《邻交征书》、斋藤《拙堂文话》及伊藤东涯《嗑钗录》等,赠序之真迹本藏于山田祠官正阜人家,后辗转流传至旧摄津三田藩主九鬼子爵家,今则藏于日本三田博物馆。日本学者极重视这一史实。井上哲次郎称:“桂悟亲与阳明接触,为哲学史上决不可看过的事实。川田铁弥在其论著《日本程朱学之源流》中认为:“如桂悟禅宗之外,兼传程朱之学余姚之学,论知行合一之义,为日本王学倡导之篙矢,其在斯人乎!”武内义雄在其《儒教之精神》中则直接指出:“日本阳明学之传,从了庵桂悟开始。”然而,桂悟回国后第二年即谢世,恐怕当时桂悟不可能为阳明学的传播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桂悟与阳明学亲交,阳明作序相送这段佳话,实是日本与阳明学接触之开始,也可算作日本阳明学派的渊源。 尽管17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尚未出现阳明学者,但根据日本学者柴田五郎的研究,在日本最早的《传习录》版刻有自庆长至元禄年间禅僧丹后的昙首座版刻的文献,中江藤树门下之子孙所传的《传习录》有“庆安参仲秋风月宗知刊行”的字样,其他均未明记刊行的日期。但从各种材料推测,阳明的文录、文集、则言、《传习录》等,均是在16世纪中叶的“后五山僧侣”时期传入日本的。当时大批的禅僧、医生和朱子学者都怀着对一门新学问的好奇而广泛地阅读王阳明的书籍。如日本朱子学派创始人藤原惺窝和林罗山都明显受过阳明哲学的影响。但这时上尉檀变为日本的阳明学派。作为一个学派,日本的阳明学则是从中江藤树开始的。 其次,再看《王阳明全书》与日本阳明学的创立。 如前所述,日本阳明学的创立者是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名原,字惟命,号默轩、颐轩。因常在藤树下讲课。被尊称为“藤树先生”。近江(今滋贺县)人。所也被称为“近江圣人”。在32岁之前,藤树基本上信奉朱子学。32至37岁期间,他读了王阳明弟子王畿(龙溪)的《语录》,开始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直至37岁时,他“购得《阳明全书》读之,沈潜反复,大有所得。……于是豁然开悟,多年之疑始释矣。”他惊喜之余,赋诗以志:“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复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从而潜心于阳明著作,完全转向阳明学,他亲书“致良知”三个大字,揭于楣间,并使其门人皆攻读《王阳明全书》。中江藤树作为一名阳明学者,虽未重复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但与王阳明一样,认为“心”是万物本体,他说:“心,统体之总号,太极之异名也。合理气,统性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因此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始祖。这也说明,王阳明的思想首次在日本开出了真正的花朵。 第三,王阳明思想与其他日本阳明学者。 日本的阳明学派在中江藤树开创之后,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一说存养派),如渊冈山、梁川星岩、春日潜庵等人,其中以渊冈山为中心,忠实地继承了藤树的思想。另一派则注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如熊泽蕃山、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等人,其中有领导都市平民起义的(为大盐中斋),有幕末志士(如吉田松阴)。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日本阳明学派大体上呈马鞍形。即第一次高潮以阳明学元祖中江藤树和他的弟子熊泽蕃山为代表(前期阳明学),熊泽蕃山死后(公元1691年)即进入沉寂阶段,近百年没有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阳明学者。江户时代中期,虽有三轮执斋(公元1669-1744年)在1712年翻刻王阳明的《传习录》,但终未形成阳明学的中兴。着可看作过渡期。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江户时代后期,阳明学派才再度勃兴,形成了继古学派之后与朱子学相抗衡的局面。 既是日本的阳明学者,就无疑与中国的王阳明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以下以日本阳明学前后期几个代表人物为例加以说明。中江藤树已如前述。他的弟子熊泽蕃山(公元1619-1691年)则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热心宣传者。他23岁时慕名投到中江藤树门下,受到阳明学熏陶。以后又通过渊冈山学习了阳明学的“良知”说。在仕奉备前侯期间,得到藩主池田光政的重用。受熊泽蕃山的影响,池田光政也渐渐地倾向阳明学,并将中江藤树长子与门人请来,经常研讨文武之道,其中心人物自然是熊泽蕃山。他曾为这些人起草“花园公约”的学则,第一条便是“今,诸子之会约,以致良知为宗。”熊泽蕃山在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时也说:“其时,专于良知之旨。”以后蕃山又随池田光政去江户,一些大名和幕吏也登门向蕃山求教。这样,由于蕃山的宣传,阳明学的影响日渐扩大。 后期阳明学者的代表之一佐藤一斋(公元1722-1859年)则是利用其居于官学(朱子学)中枢的合法地位来宣扬了阳明学的,也可以说一斋是在官学的包围中“阳朱阴王”地发展了阳明学。一斋当幕府儒官19年,曾在幕府“官学”大本营“昌平簧”任教,凡士庶人入其门者不下三千人。在其门下和再传弟子中出现了许多活跃于幕末政治舞台的思想家与活动家,如佐久间象山、大桥衲庵、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为明治维新造就了一代人才。 (个人注:这是合观阳明先生事功笃行阳明心学的典型表现。) 后期阳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大盐中斋(公元1796-1837年),名后素,字子起,号中斋,通称平八郎,在思想上笃信王阳明的“良知”说,在政治上则极力把良知理论付诸实践,可以说是日本近代阳明学者中以“实践”二字为其信仰的第一人。1837年,正值日本“天保大饥荒”之时,大阪米商乘机囤积粮食,价格暴涨,饥民乞丐饿死街头,大盐中斋为了赈济灾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纠集学生门徒、近郊农民、城市贫民共三百人,举行了有名的“大盐平八郎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大盐本人也引火自焚,但却狠狠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传播了平等思想,鼓舞了民众,影响很大。 总之,从1508年王阳明37岁时于贵州龙场顿悟,从而开创中国的阳明学;到1644年中江藤树37岁时完全转向阳明学,开创日本阳明学派。虽然相距一百三十余年,但从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相互交往时,到后五山僧侣时王阳明著述的传日,其间已为阳明学在日本的诞生从思想上准备了条件。日本的阳明学者,在日本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吸收并宣扬了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基本思想,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日本阳明学派。这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确实是值得一书并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一章。 二、阳明学(王学)与日本的近代史 如前所述,王阳明的思想东传日本之后,作为理论之花,已经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然而,由于王阳明哲学思想内在逻辑要求,它必然要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一点如果王阳明还不太自觉的话,那么,作为王阳明后继者的日本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者,则是自觉地去努力的。 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史始自明治维新,那么我们首先以王学与日本明治维新关系来探讨一下王学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 首先,为明治维新运动准备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在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日本的朱子学始终处于官学的统治地位,阳明学则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地位。特别是1790年(宽政二年)幕府发布异学禁令之后,朱子学被定为唯一正统思想,阳明学则被视为异端的谋反之学。然而,在幕府末年,阳明学(王学)成了维新志士所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并因此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披杰出的思想家和领导人。 佐藤一斋的门下人才辈出,如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横井小楠(公元1809-1869年)都是当时著名的洋学家,同时又是阳明学者。他们以阳明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了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动家吉田松阴(公元1830-1859年)、胜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学的。明治初期启蒙运动中的骨干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树等也出自象山门下。 吉田松阴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松阴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在阳明学的影响和鼓舞下,他积极主张尊王攘夷,致力于倒幕运动。 吉田松阴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据说其学生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明治维新前后叱坼风云、雄飞庙堂的许多俊杰之辈,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久阪玄瑞等,皆出自松阴门下。 吉田松阴的高徒,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在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也作诗云:“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萨摩藩的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倾心王学的政治家。他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思想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幕政改革和勤王运动;为奉还大政于天皇,他亲自担任总督府参谋之职,征讨幕府将军;为改革旧制,他首倡废封建改郡县之议;因此,他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 正是以上这些信奉或倾向阳明学的杰出人物,以阳明学为理论武器,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瓦解了日本封建体制,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阳明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些论断都是符合日本的历史的。 其次,阳明学与日本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 西方文化输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中野,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到日本,传播了南欧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和某些实用技术(如洋枪和火药的使用方法),与近代科学文明尚极少接触。当时称之为南蛮之学,简称蛮学。但是,17世纪初德川幕府开始禁教,到17世纪30年代,由禁教发展为禁西书,进而实现“锁国”政策。至此,近一个世纪和西方文化的接触交流便被压抑了。 然而,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以后,虽然西学的传播大为受挫。但纯科技的书籍并未列入禁书之列。1720年德川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采取积极态度引进西学书籍,欧洲文化又得以重新传播。这次传入日本的欧洲文化被称为“兰学”,主要是指由荷兰人和荷兰语书籍带来的欧洲文化知识。另外,从中国传来的由西方传教士编著的天文、地理书籍也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不过,直至19世纪初,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如医学、动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几乎不为人知。因此,这个时期所传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1853年,“黑船事件”迫使德川政府锁国政策宣告破产。亲眼目睹了天朝大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时代,日本更感到危机的严重。为避免重蹈前车之鉴,德川幕府和各藩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与此同时,日本又全面加强了对西学的翻译、研究,以所有西方先进国为研究对象,“兰学”因而扩大为“洋学”,也即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发学等。“洋学”的传播,可以说是日本全面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幕府的阳明学者,没有排斥近代西方科学文化,他们同时作为洋学家而积极吸取洋学。其代表人物就是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 如前所述,佐久间象山作为佐藤一斋的门人,是倾向于阳明学的。但是。佐久间象山又不偏执于阳明学而排斥朱子学,而是将王阳明重实行的思想与朱子学“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相结合,从阳明学的实行实功立场出发,他反对“无用之学”,提倡“有用之学”。他把朱子学格物穷理说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或为学方法)来接受,并且将它与阳明学的重行思想相结合,这一方面使阳明学的“行”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另一方面也使朱子学的“理”更具有了实践性和现实性。他还痛斥那些反对洋学的人是“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蒙蔽深固,永守孩童之见。此辈唯可唉悯,不足以为商校”。并称赞洋学:“近来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要皆实理,诋足资吾圣学。”(《杂撰·赠小林炳文》)这就为积极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理论上做了准备。(注:王学和朱子学互为补充,非常了不起) 著名洋学家横井小楠,注重用心学打破学术偏见和成见。他说:“ 古之学,皆在思之一字,凡人心之知觉,诚无限矣,使广此知觉,则天下无一物为我所遗。心之知觉即思,思而会得其筋,则天下物理,皆成我物矣。”“学问之规模,应致“宇宙皆我分内”,……世之学者,大抵拘执一偏,而狭小我与我心者多矣。” 这显然是把阳明学“宇宙内事皆我分内事”“心无外物”一类命题,观点,反对“拘执一偏”,思想僵化、固守传统的学者和学派,在思想上为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开辟了道路。(这位查了下,划分为朱子学。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明显受到阳明学的影响。) 阳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知行合一”,其中又特别重视“行”,重“体究践履,实地用功”,王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知者。”因此,他说自己的为学之道“无非实学。若离了实学为学,去是着空。”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能够站在时代潮流之前,主动提出接受并传播洋学,正是与受阳明学重“实学”,重实功实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他们正是利用阳明学的解放、开拓精神和力行、实用思想,为洋学的普及发展从理论上做了准备,也从舆论上开辟了道路,尽管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者此时对待洋学的态度,仍是“ 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 ”,是以“欧罗巴之说”“资吾圣学”,但在客观上仍促进了幕府末期日本对洋学的接受和普及。传统哲学的阳明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东渐建立起了联盟,由此促进了日本开港倒幕,建立明治维新政权的实现,并且也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文化,迅速实现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点也是不容怀疑的。(这是日本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总之,阳明学作为前近代的思想,虽不具有近代思想的性质,然而其“心即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的基本思想,虽具有“扫物尊心”“师心自用”的片面性,但它强调自尊无畏、力行实功,倡导有用之学,并且也逻辑地包含了尊重个人、强调个性、不惧外物、不畏权势的思想。当这种思想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相契合时,就能发挥合理的积极的作用,成为反对现体制的一种精神武器。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日本的幕府末期,阳明学通过日本的幕末志士,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接合点。也正是因此,阳明学通过日本的幕末志士,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接合点。也正是因此,阳明学能为明治维新造就一大批杰出人才,正像井上哲次郎所说的“试考德川时代的儒教史,朱子学派中不无伟人,然固陋迂腐者颇多。反之,阳明学派中人物,则多有建树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几乎没有。可见,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无疑。”正是这些不具“固陋迂腐”观念,勇于进取的人才,一方面在倒幕维新的运动中,敢于抛头颅、洒热血,自尊无畏而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在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过程中,勇于打破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积极吸收并推进西学在日本的传播,使之普及到武士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无疑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吸收西方科学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阳明学也通过日本的阳明学者(后期阳明学者),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看起来不可思议,然而它却是史实。 综上所述,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直接交往并作序相送,已成为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并且特别受到了日本学者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开了阳明学东传日本的先河。随着16世纪中叶王阳明著述的传日和大批禅僧、医生和朱子学者的广泛阅读,已为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定局面,至中江藤树反复阅读《王阳明全书》而“豁然开悟”,创立日本的阳明学起,可以说,王阳明及其学说已开始在日本民族中间扎下了根。正是这个根,使王阳明及其学说与日本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后来虽经起落,但是,在朱子学一统德川天下的氛围中,在宪政“异学之禁”后,它还是勃然兴起,代表日本下层武士、中小地主及市民的利益,以一种迥异于朱子学的崭新姿态出现在日本思想史的舞台上,并且以“大盐平八郎起义”这一震撼日本全国的实际行动,标明其叛逆性格,客观上构成了对封建幕府的冲击。其影响直到1918年日本“米骚动”时,人们还打着大盐平八郎旗帜,如当时大阪有人传诵“这是忍耐不住的大盐平八郎”句子,山口县有人散发署名“国民大会大正大盐平八郎”的传单,要求降低米价,诛灭富豪,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牟宗三先生在为张君励的《比较中日阳明学》一书所写的校后记中道:“一种学术,流于他国,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为新表现。或“桔逾淮而为枳”,此其坏者也。或“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恶果,则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阳明学东传日本之后,适应日本阶段、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被日本的阳明学者吸取了其基本四,并加以合理的发挥和运用。如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他们抛弃了王阳明“行”为向实行、建功立业,强调了“行”的经世致用性;他们还发挥了王阳明思想中强调立志、自尊无畏的思想。正是王阳明的这些思想被日本的阳明学者加以合理的发挥之后,一方面,使它汇入了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流之中,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为日本幕府末期的倒幕维新运动造就了一大批自豪无畏,个性鲜明、前赴后继的俊杰之才,为明治维新的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因而也将日本社会推进到日本传统文化的肌体中,大力倡导吸取并普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明治初年大规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开辟了道路,这无疑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这既是阳明学在日本扎根、开花、结果的过程,也是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而这一切,我们首先应当记住的王阳明——这位诞生于浙江余姚的明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 (这篇文章的来源我没找到,而且很多也都是个人评断,许多部分也存在过于揄扬阳明学的部分,但对于阳明学在前后期实行态度上边截然不同的简明阐述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另一支儒学正宗,先儒朱舜水带给日本在经世致用上边的革新理念。) http://www.lkong.net/thread-35791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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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浅谈
热度 2 shuilinxi 2011-1-27 19:18
明天就要回去了,近一段也没时间写博客了,很开心在科学网上开了一个博客,也很开心认识了一些朋友。 今天想写点关于易经的东西。 源起 小时候的邻居在美国用易经的思想在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他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牛人,20多岁就在牛校评了教授,现在在美国。他建议我了解一下易经,所以近一两年我们团队都在讨论易经,觉得挺有意思。 不过我们讨论的也就是一些皮毛而已。 关于易经 : 《易经》被古代的历代统治者立为群经之首,万法之原。历代的几乎所有名人,学易,穷经皓首到白头。 唐朝时期为李世民做过宰相的虞世南曾提出“不知易不得为将相。” 日本的强大源于明治维新,而那时的首相伊藤博文就提出“不知易不得入阁”。 韩国人则把太极八卦画到了国旗上,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的精神信仰。 素有医圣之称的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 孔子一生主要成就就是解读和注释易经。 如何学易经: 孔子告诉我们:玩所而有得。 每天玩一下,算一下,慢慢就有所得。 学易经是学科学,亦是学哲学。 易经跟其他书不一样,不要去专门读,要抱着玩的态度来读。 易经印象 易经里有画,有思想,有数字,有符号。 是一个画的系统,是一个思想体系,也是一个数字系统,还是一个符号系统。 人有左脑后右脑,还有一个小宇宙。 易经的魅力就在于把你的左脑右脑小宇宙全用上,还叫鬼神来帮你的忙。 右脑记忆的能力是左脑的100万倍。 中国古代文字的奥妙大家体会得到吗? 最容易学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字,因为他在很多时候是象形,是会意,是右脑的文字。 现代汉字和英文都是左脑文字。 古代文字跟易经是一样的,不仅左右脑,还有一种隐力量,看王羲之的字就知道。 所以中国古代书法是艺术,而艺术又属于右脑。 易经在暗示: 数学、哲学、符号、形象在一起时, 我们能看到隐力量。 易经的数字系统 易经里有一点让我着迷的是他的数字系统。 爻是2进制,只有1和2(代表阴阳) 八卦里的卦是3进制,只有 1、2和3(代表天人地) 64卦里的卦是6进制,有 123456(代表天( 阴阳 )人( 阴阳 )地( 阴阳 )) 八卦本身是8进制,有 12345678(代表天地日月雷风山泽八种基本元素) 64卦里本身是64进制,有 1,2,3,。。。,64 (暗含人类社会一段时期的发展全过程) 然后这些数再不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易经的人文体系,这个牛人们几乎把整个中国文化都放进64卦里去了,这个我就不多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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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丘成桐: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后中日数学人才培养之比较
ChinaAbel 2010-2-27 20:51
序言 在牛顿(1642~1727)和莱布尼茨(1646~1716)发明微积分以后,数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8到19世纪200年间,欧洲人才辈出,在这期间诞生的大数学家不可胜数,重要的有:尤拉(Euler,1707~1783),高斯(Gauss,1777~1855),阿贝尔(Abel,1802~1829),黎曼(Riemann,1826~1866),庞卡莱(Poincare,1854~1912),希尔伯特(Hilbert,1862~1943),格拉斯曼(Grassmann,1809~1877),傅立叶(Fourier,1768~1830),伽罗华(Galois,1811~1832),嘉当(E.Cartan,1869~1951),伯努利(D.Bernoulli,1700~1782),克莱姆(G.Cramer,1704~1752),克莱罗(A.Clairaut,1713~1765),达朗贝尔(dAlembert,1717~1783),兰伯特(J.Lambert,1728~1777),华林(E.Waring,1734~1798),范德蒙德(Vandermonde,1735~1796),蒙日(Monge,1746~1818),拉格朗日(Lagrange,1736~1814),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勒让德(Legendre,1752~1833),阿冈(R.Argand,1768~1822),柯西(Cauchy,1789~1857),莫比乌斯(Mobius,1790~1868),罗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y,1792~1856),格林(Green,1793~1841),波尔约(J.Bolyai,1802~1860),雅可比(Jacobi,1804~1851),狄利克雷(Dirichlet,1805~1859),哈密尔顿(W.Hamilton,1805~1865),刘维尔(Liouville,1809~1892),库默尔(Kummer,1810~1893),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1815~1897),布尔(G.Boole,1815~1864),斯托克斯(G.Stokes,1819~1903),凯莱(Cayley,1821~1895),切比谢夫(Chebyshev,1821~1894),埃尔米特(Hermite,1822~1901),爱森斯坦(Eisenstein,1823~1852),克罗内克(Kronecker,1823~1891),开尔文(Kelvin,1824~1907),麦克斯威尔(J.Maxwell,1831~1879),富克斯(L.Fuchs,1833~1902),贝尔特拉米(E.Beltrami,1835~1900)等。 他们将数学和自然科学融合在一起,引进了新的观念,创造了新的学科。他们引进的工具深奥而有力,开创了近300年来数学的主流。数学的发展更推进了科学的前沿,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支柱。 在这期间,东方的数学却反常地沉寂。无论中国、印度或者日本,在17世纪到19世纪这200年间,更无一个数学家的成就可望上述诸大师之项背。其间道理,值得深思。数学乃是科学的基础,东方国家的数学不如西方,导致科学的成就不如西方,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里我想讨论一个现象: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江户时代关孝和(TakakazuSekiKowa,1642~1708)创立行列式外,日本数学成就远远不如中国,但到了19世纪末,中国数学反不如日本,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我们试图用历史来解释这个现象。 19世纪中日接受西方数学的过程 1859年,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和苏格兰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Wyle,1815~1889)翻译了由英国人DeMorgan(1806~1871)所著13卷的《代数学》和美国人EliasLoomis所著18卷的《代微积拾级》。他们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全部翻译出来,完成了明末徐光启(1562~1633)与利玛窦未竟之愿,在1857年出版。 就东方近代数学发展史来说,前两本书(《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代数学》引进了近代代数,《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则引进了解析几何和微积分。 李善兰本人对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表示有所认识,亦发现所谓尖锥体积术和费尔马小定理,可以说是清末最杰出的数学家,但与欧陆大师的成就不能相比拟,没有能力在微积分基础上发展新的数学。 此后英人傅兰雅(JohnFryee,1839~1928)与中国人华蘅芳(1833~1902)也在1874年翻译了英人华里司(WilliamWallis,1768~1843)所著的《代数术》25卷和《微积溯源》8卷,他翻译的书有《三角数理》12卷和《决疑数学》10卷,后者由英人Galloway和Anderson著作,是介绍古典概率论的重要著作,在1896年出版。 这段时期的学者创造了中国以后通用的数学名词,也建造了一套符号系统(如积分的符号用禾字代替)。他们又用干支和天地人物对应英文的26个字母,用二十八宿对应希腊字母。 这些符号的引进主要是为了适合中国国情,却也成为中国学者吸收西方数学的一个严重障碍。事实上,在元朝时,中国已接触到阿拉伯国家的数学,但没有吸收它们保存的希腊数学数据和它们的符号,这是一个憾事。 当时翻译的书籍使中国人接触到比较近代的基本数学,尤其是微积分的引进,更有其重要性。遗憾的是在中国洋务运动中占重要地位的京师同文馆(1861)未将学习微积分作为重要项目。 而福州船政学堂(1866)则聘请了法国人L.Medord授课,有比较先进的课程。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派学生到英法留学,如严复在1877年到英国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郑守箴和林振峰到法国得到巴黎高等师范的学士学位,但对数学研究缺乏热情,未窥近代数学堂奥。 日本数学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前虽有自身之创作,大致上深受中国和荷兰的影响。1862年日本学者来华访问,带回李善兰等翻译的《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并且广泛传播。他们迅即开始自己的翻译,除用中译本的公式和符号外,也利用西方的公式和符号。 明治天皇要求国民向全世界学习科学,他命令和算废止,洋算专用,全盘学习西方数学。除了派留学生到欧美留学外,甚至有一段时间聘请了3000个外国人到日本帮忙。日本和算学家如高久守静等虽然极力抵制西学,但政府坚持开放,西学还是迅速普及,实力迅速超过中国。 日本人冢本明毅在1872年完成《代数学》的日文译本,福田半则完成《代微积拾级》的日文译本,此外还有大村一秀和神田孝平。神田在1865年已经完成《代微积拾级》的译本,还修改了中译本的错误,并加上荷兰文的公式和计算。日本人治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日本人不但直接翻译英文和荷兰文的数学书,FukudaJikin还有自己的著作,例如FukudaJikin在1880年完成《笔算微积入门》的著作。 日本早期数学受荷兰和中国影响,明治维新期间则受到英国影响,其间有两个启蒙的数学家,第一个是菊池大麓(DairokuKikuchi,1855~1917),第二个是藤沢利喜太郎(RikitaroFujisawa,1861~1933),他们都在日本帝国大学(ImperialUniversity)的科学学院(TheScienceCollege)做教授,这间大学以后改名为东京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到1897年才成立)。 菊池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几何学,他的父亲是Edo时代的兰学家(DutchScholar),当时英国刚引进射影几何,他就学习几何学,并在班上一直保持第一名,他和同班同学虽然竞争剧烈,却彼此尊重。 根据菊池的传记,说他一生不能忘怀这种英国绅士的作风,以后他位尊权重,影响了日本学者治学的风骨。 他在剑桥得到学士和硕士,在1877年回到日本,成为日本第一个数学教授,日本的射影几何传统应该是由他而起,以后中国数学家苏步青留日学习射影、微分几何,就是继承这个传统。 菊池家学渊源,亲戚、儿子都成为日本重要的学者,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做过理学院长、校长,也做过教育部长、京都帝大校长、帝国学院(Academy)的院长。 他对明治维新学术发展有极重要的贡献,他思想开放,甚至有一阵子用英文授课。 藤沢利喜太郎在1877年进入日本帝国大学学习数学和天文,正好也是菊池在帝大开始做教授那一年。他父亲也是兰学家,在菊池的指导下,他在东京大学学习了五年时间,然后到伦敦大学念书,数个月后再到德国柏林和法国的Strasbourg。在柏林时,他师从库默尔(Kummer)、克罗内克(Kronecker)和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这些人都是一代大师。 藤沢利喜太郎1887年回到日本,开始将德国大学做研究的风气带回日本。他精通椭圆函数论,写了14篇文章,并于1925年成为日本参议员,于1932年当选为日本的院士。 菊池和藤沢利喜太郎除了对日本高等教育有重要贡献外,也对中学和女子教育有贡献,编写了多本教科书。 20世纪初叶的日本和中国数学 1.日本数学 20世纪初叶最重要的日本数学家有林鹤一(TsuruichiHayashi,1873~1935)和高木贞治(TeijiTakagi,1875~1960)。林鹤一创办了东北帝国大学的数学系,并用自己的收入创办了Tohoku数学杂志。 但日本近代数学的奠基人应该是高木贞治。他在农村长大,父亲为会计师。他在1886年进中学,用的教科书有由Todhunter写的AlgebraforBeginners和由Wilson写的Geometry。到了1891年,他进入京都的第三高中,三年后他到东京帝大读数学。 根据高木的自述,他在大学的书本为Durgi写的《椭圆函数》和Salmon写的《代数曲线》,他不知道这些书籍与射影几何息息相关。当时菊池当教育部长,每周只能花几个小时授课,因此由藤沢主管,用德国式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他给学生传授Kronecker以代数学为中心的思想。高木从Serret写的AlgebraSuprieure(法语)书中学习阿贝尔方程,并且学习H.Weber刚完成的两本关于代数学的名著。 1898年,高木离开日本到德国柏林师从Frobenius,当时Fuchs和Schwarz还健在,学习的内容虽然和日本相差不大,但与名师相处,气氛确实不同。 1900年,高木访问G?觟ttingen(哥廷根),见到了数学大师Klein和Hilbert。欧洲年轻的数学家大多聚集在此,讨论自己的创作。高木自叹日本数学不如此地远甚,相距有半个世纪之多。然而一年半以后,他大有进步,能感觉自如矣。可见学术气氛对培养学者的重要性。 高木师从Hilbert,学习代数数论,印象深刻。他研究Lemniscate函数的complexmultiplication。他在1903年完成博士论文,由东京大学授予博士学位(1900年时东京大学已经聘请他为副教授)。 1901年,高木回到东京,将Hilbert在G?觟ttingen(哥廷根)领导研究的方法带回东京大学,他认为研讨会(Colloquia)这种观念对于科研至为重要,坚持数学系必须有自己的图书馆和喝茶讨论学问的地方。1904年他被升等为教授,教学和研究并重。他的著作亦包括不少教科书,对日本数学发展有很深入的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科学界与西方隔绝,他不以为苦,认为短期的学术封闭对他反而有很大的帮助,可以静下心来深入考虑classfield理论。在这期间,他发现Hilbert理论有不足之处,在1920年Strasbourg世界数学大会中,他发表了新的理论。两年后他的论文得到Siegel的赏识,建议Artin(EmilArtin)去研读,Artin(EmilArtin)因此推导了最一般的互反律,完成了近代classfield理论的伟大杰作。 高木的学生弥永昌吉(ShokichiIyanaga)于193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到过法德两国,跟随过Artin,在1942年成为东京大学教授。他的学生众多,影响至巨。 日本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60年代以前著名的学者有如下几位: 东京大学毕业的有:吉田耕作(KosakuYoshida,1931),中山传司(TadashiNakayama,1935),伊藤清(KiyoshiIto,1938),岩堀永吉(NagayoshiIwahori,1948),小平邦彦(KunihikoKodaira,1949),加藤敏夫(TosioKato,1951),佐藤斡夫(MikioSato,1952),志村五郎(GoroShimura,1952),铃木道雄(MichioSuzuki,1952),谷山丰(YutakaTaniyama,1953),玉河恒夫(TsuneoTamagawa,1954),佐竹一郎(IchiroSatake,1950),伊原康隆(YasutakaIhara);京都大学毕业的有:冈洁(KiyoshiOka,1924),秋月康夫(YasuoAkizuki,1926),中野重雄(ShigeoNakano),户田芦原(HiroshiToda),山口直哉(NaoyaYamaguchi),沟沺茂(SigeruMizohata),荒木不二洋(Fujihiroraki),广中平佑(HeisukeHironaka硕士,1953),永田雅宜(MasayoshiNagata博士,1950);名古屋大学毕业的有:角谷静夫(ShizuoKakutani,1941),仓西正武(MasatakeKuranishi,1948),东谷五郎(GoroAzumaya,1949),森田纪一(Ki~itiMorita,1950);东北大学毕业的有:洼田忠彦(TadahikoKubota,1915),茂雄佐佐木(ShigeoSasaki,1935);大阪大学毕业的有:村上真悟(ShingoMurakami),横田洋松(YozoMatsushima,1942)。 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学者继承了高木开始的传统,与西方学者一同创造了20世纪中叶数学宏大的基础,这些学者大都可以说是数学史上的巨人。 其中小平邦彦和广中平佑都是Fieldsmedal(菲尔茨奖)的获得者,他们都在美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广中平佑在哈佛大学得到博士,20世纪90年代后回日本。小平邦彦则在1967年回国,他在美国有4位博士生,而在日本则有13位之多,著名的有K.Ueno,E.Horikawa,I.Nakamura,F.Sakai,Y.Miyaoka,T.Fujita,T.Katsura等,奠定了日本代数几何的发展。 M.Sato的学生有T.Kawai、T.Miwa、M.Jimbo和M.Kashiwara,都是代数分析和可积系统的大师。Nagata的学生有S.Mori、S.Mukai、M.Maruyama。其中Mori更得到菲尔茨奖。 2.中国数学 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翻译Loomis的《微积分》以后,数学发展不如日本,京师同文馆(1861年创办)和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创办)课程表都有微积分,但影响不大。 严复(1854~1921)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到朴茨茅斯和格林威治海军专门学校读数学和工程,却未遇数学名家。容闳(1828~1912)在1871年带领幼童赴美留学,以工程为主,回国后亦未能在数学和科技上发展所长。 甲午战争后,中国派遣大量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上书光绪皇帝:切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我筹计,酌批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 1906年,留日学生已达到8000人,同时又聘请大量日本教师到中国教学。冯祖荀大概是最早到日本念数学的留学生,他在1904年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回国后,他在1913年创办北京大学数学系。 1902年,周到达日本考察其数学,访问日本数学家上野清和长泽龟之助,发表了《调查日本算学记》,记录了日本官校三年制理科大学的数学课程: 第一年:微分、积分、立体及平面解析几何,初筹算学、星学及最小二乘法、理论物理学初步,理论学演习、算学演习。 第二年:一般函数论及代数学、力学、算学演习、物理学实验。 第三年:一般函数论及椭圆函数论、高等几何学、代数学、高等微分方程论、高等解析杂论、力学、变分法、算学研究。 这些课程,除了没有包括20世纪才出现的拓朴学外,其内容与当今名校的课程不遑多让。中国当时大学还在萌芽阶段,更谈不上这样有深度的内容。 周达又从与上野清交流中得知华蘅芳翻译《代数术》时不应删除习题。周达的三子周炜良以后成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代数几何学家。 现在看来,全面学习日本不见得是当年洋务运动的一个明智选择,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期间的科学虽然大有进步,但与欧洲还有一大段距离。中国为了节省用费,舍远求近,固可理解,然而取法乎其中,鲜有得乎其上者。 紧接着中国开始派学生到美国,其中有胡敦复(1886~1978)和郑之蕃(1887~1963),前者在哈佛念书,后者在Cornell大学再到哈佛访问一年,他们两人先后(1911和1920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清华大学成立数学系时,郑之蕃任系主任。 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学生亦有秦汾,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35年中国数学会之发起人中有他们三人,胡敦复曾主持派送三批留美学生,共180人。 1909年美国退回庚子赔款,成立中国教育文化基金,列强跟进后,中国留学欧美才开始有严谨的计划。严格的选拔使得留学生质素提高。哈佛大学仍然是当时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留学对象,胡明复(1891~1927)是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从事积分方程研究,跟随Osgood和B?觝cher。第二位在哈佛读书的中国数学博士是姜立夫(1890~1978),他跟随Coolidge,念的是几何学。 俞大维(1897~1993)也在哈佛哲学系跟随Sheffer和Lewis读数理逻辑,在1922年得到哲学系的博士学位。刘晋年(1904~1968)跟随Birkhoff在1929年得到博士学位。江泽涵(1902~1994)跟随Morse学习拓扑学,1930年得到博士学位。申又枨(1901~1978)跟随Walsh学习分析,1934年得到博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亦是中国留美学生的一个重要地点,其中杨武之(1896~1973)师从Dickson读数论,1926年得到博士。孙光远跟随ErnestLane读射影微分几何,1928年获得博士。胡坤升跟随Bliss学分析,1932年获得博士。此外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有曾远荣和黄汝琪,先后在1933和1937年得到博士学位。 除了哈佛和芝加哥两所大学外,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还有:20世纪20年代,孙荣(1921,Syracuse)、曾昭安(1925,Columbia);30年代,胡金昌(1932,加州大学)、刘叔廷(1930,密歇根)、张鸿基(1933,密歇根)、袁丕济(1933,密歇根)、周西屏(1933,密歇根)、沈青来(1935,密歇根)。 留法的博士有:刘俊贤(1930)在里昂大学研究复函数;范会国(1930)在巴黎大学研究函数论;赵进义(1927)在里昂大学研究函数论。 留法诸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熊庆来,他1926年到清华任教,1928年做系主任,1932年到法国留学,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后,在1934年回国继续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他的著名的学生有杨乐和张广厚,奠定了中国复变函数的基础。 德法两国当时的数学领导全世界,Courant在G?觟ttingen(哥廷根)大学带领了不少中国数学家,例如魏时珍(1925)、朱公谨(1927)、蒋硕民(1934),论文都在微分方程这个领域。 曾炯之(1898~1940)在哥廷根大学师事Noether,1934年得到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在数学上有重要贡献。程毓淮(1910~1995)亦在哥廷根得到博士学位,研究分析学。1935年夏,吴大任到德国汉堡,与陈省身第三次同学,在布拉施克教授指导下做研究,1937年回国。 留学日本的有陈建功(1882~1971),在东北大学师从藤原松三郎研究三角级数,1929年获得博士;苏步青(1902~2003)在东北大学师从洼田忠彦学习射影微分几何,1931年获得博士,回国后陈建功和苏步青先后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 苏步青的著名学生有熊全治、谷超豪、胡和生。留日的还有李国平、杨永芳、余潜修、李文清等人。 总的来说,中国第一批得到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大部分都回国服务,对中国数学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在代数方面有曾炯之,在数论方向有杨武之,在分析方面有熊庆来、陈建功、胡明复、朱公谨,在几何方面有姜立夫、孙光远、苏步青,在拓扑学方面有江泽涵。 江泽涵成为北京大学系主任,姜立夫在1920年创办南开大学数学系,孙光远成为中央大学系主任,陈建功成为浙江大学系主任,曾昭安成为武汉大学系主任。 通过他们的关系,中国还邀请到Hadamard、Weiner、Blaschke、Sperner、G.D.Birkhoff、Osgood等大数学家访华,对中国数学发展有极大影响力。在此以前,法国数学家Painlev和英国数学家罗素在1920年和1921年间访问中国,但影响不如以上诸人。 紧跟着下一代的数学家就有陈省身、华罗庚、周炜良等一代大师,他们的兴起意味着中国数学开始进入世界数学的舞台。许宝騄在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成为中国统计学的创始人,他的工作在世界统计学界占有一席地位。在西南联大时,他们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其中包括王宪忠、万哲先、严志达、钟开莱等人。冯康则在中央大学毕业,成为有限元计算法的创始人之一。 稍后浙江大学则有谷超豪、杨忠道、夏道行、胡和生、王元、石钟慈等。在中央研究院时,培养的杰出学生还有吴文俊等人。其中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等都是清华的学生,也是我尊重的中国学者。陈省身在海外的学生有廖山涛、郑绍远等。华罗庚则在解放初年回国后,带领陆启铿、陈景润等诸多杰出学者,成为新中国数学的奠基者。 结语 与日本比较,中国近代数学的奠基可以说是缓慢而迟滞的,微积分的引进早于日本,却被日本反超。这与日本政府在1868年明治维新公开要求百姓全面向西方学习有一定的关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不能忘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念,因此在追求真理的态度上始终不能全面以赴。 菊池等在英国除了学习几何和分析外,也将英国的绅士(gentleman)精神带回本国学术界,高木贞治师从德国大师,成功地将哥廷根的数学研究和研究方法传到东京大学,回国15年后,他本人的研究亦臻世界一流,他对数学的热情非当时中国诸公可比拟。事实上,中国留学生在1935年以前的论文能够传世的,大概只有曾炯之的曾氏定理。不幸的是,曾炯之回国后未受到重视,很早就去世了。 从菊池开始,留学生回日本国后得到政府重用,从基础数学做起,无论对中学还是对大学的教育都极为尽力(高木以一代大师之尊,竟然著作中学教科书14本之多)。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多样开创性工作,与欧美诸国不遑多让了。有一点值得中国注意的:基本上所有日本的名学者在做副教授以前都到欧美访问一段时间,直接接触学问的最前沿。 本人接触过的日本数学大师有伊藤清、岩泽健吉、小平邦彦、加藤敏夫、志村五郎、佐竹一郎、广中平佑等,都是谦谦君子,谈吐言行都以学问为主题,弥足敬佩。 反观中国,早期学习西方,以应用科技为主,缺乏对数学的热情,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留学生还没有认识到当代最先进的数学,而在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对数学认识不深,中国学者没有寻根究底,始终未接触到学问的前沿。在教育年轻学者方面也不如日本学者。中国留学生在甲午战争后以留日为主,在庚子赔款早期则以美国为主,亦有到德法的留学生。 在20世纪早期日美数学远不如德法,而中国留学生却以日美为主,可见当时留学政策未有把握到求学的最佳方向。幸而这些早期留学生学成后都回国服务,到40年代中国数学已经奠基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美国数学的迅速兴起和他们的学习方法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接受英国式的绅士教育,一方面又接受德国式研究型大学的精神,在以研究为高尚目标的环境下,学者对学问投入浓厚的兴趣。 举例来说,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留学的同时,哈佛的学生有Whitney和Morse研习拓扑,Morrey和Doob研究方程学和概率论,他们都成为一代大师,但他们的中国同学回国后在数学上的造诣不逮他们远甚。 解放后在华罗庚教授带领下,中国数学在某些方向已开始进入国际水平,文革后则元气大伤,近30年来在本国产生的数学研究难与西方相比,而留学生中杰出者远不如陈、华、周诸大师,又不愿全面回国。本国培养的博士生,质素好的有相当大部分放洋去国,造成今日数学界的困境。 人才的引进需要与本国的精英教育挂钩。美国大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也就是孔子说的教学相长,有大师而无杰出的年轻学生,研究是无法深入的。没有做学问的热情,没有崇高的志愿,也不可能产生杰出的研究,这些热情不是金钱可以购买的。 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事情,求学必须到精英荟萃之处认真学习、不慕名利,教学相长,庶几近之。 近年来,中国高校学术抄袭、作假之事不断,这种学风不改,中国数学要赶上世界水平,恐怕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然而政府已经决定对培养人才投入更多的经费,希望在公元2020年前成为人才大国,在经费充裕和年轻一代得到重用的背景下,我深信中国学术环境会有大改变,很快就会迎头赶上最先进的国家。但是百年树人,一方面要大力投入,一方面也要有耐心,学问才能做好。 近年来韩国和越南政府开始大量投入基础科学的研究,据估计,明年世界数学家大会将会有从这些国家出身的年轻数学家得到菲尔茨奖。他们的文化,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何时才能够在本土培养出这种水平的数学家,固然是政府和我们老百姓所关心的事情。 反过来说,得到国际大奖固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在基础学问或研究上,我们要看得更远更崇高,才能成就大事业,儒家说天人之际,中国学者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始无负于古圣先贤的教诲! 作为一个中国数学家,看着我们有些有能力有才华的学者为了蝇头小利,竟争得头破血流,不求上进,使人感伤。很多有权位的学者,更以为自己代表泱泱大国,可以傲视一切,看不起第三世界的学者。然而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问的评判自有其客观性,我们面对有学问的专家时,自然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缺点。 汉唐时代,中国不单是经济军事大国,也是文化大国,亚洲国家称中国为父母之国。经过60年的建设,中国终于成为经济大国,在世界强国环伺下,举足轻重。然而在数学研究上,我们远远比不上上世纪40和60年代陈、华领导的光景。 今日中国数学的前途,端赖于年轻一代数学家的培养,研究生的培养则溯源于中学生的教育。历史上数学名家都在30岁前发表过重要工作,望政府留意焉。 50年前我读《红楼梦》,虽然不解其中意,但是贾宝玉说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使我感慨良深。 今日我们在清华园重新燃烧起我国人对数学的热情,让我们忘记了名利的追求,忘记了人与人间的纠纷,校与校间的竞争,国与国间的竞争。让我们建立一个为学问而学问,一个热烈追求真和美的数学中心,也希望在中央和学校的支持下,在我们国内外朋友的帮助下,让这个重新燃起的火光永恒不熄,也让我们一起在数学史上留下值得纪念的痕迹。 (本文由卢小兵根据丘成桐先生2009年12月17日下午于清华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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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今数学家七杰》——李明编纂
初数爱好者李明 2009-2-15 14:45
日本传统数学始于学习唐宋“中算”,直至关孝和创立“和算”,才形成自己的特色.1860年代中国李善兰等人翻译的西方近代数学书籍传至日本后,随着当时“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功,1870年代的日本数学便超过了中国.1877年,东京数学会成立,之后各大学相继设立数学部.20世纪初,在高木贞治等近代数学家的推动下,日本数学已经接轨国际.二战后,在以小平邦彦等现代数学家的推动下,日本逐渐成为了世界数学大国. 199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日本的京都召开(这是国际数学家大会首次在亚洲国家召开),此时的日本已是名副其实的数学强国. 日本数学如今的繁盛局面与该国古今数学家的努力密不可分,故笔者遴选出“日本古今数学家七杰”,并简介其生平,以增进了解,赶超先进! 1.关孝和(1642—1708)——日本古数奠基人 字子豹,比牛顿大一岁.生卒于江户(今东京).出身于武士家庭,曾随数学名家高原吉种学过数学,后长期在江户任贵族家府家臣,掌管财赋,直到1706年退职.他是日本古典数学(和算)的奠基人,也是关氏学派(或称关流)的创始人,在日本被尊称为算圣.生前仅有一部《发微算法》(1674年)出版,逝世后又由学生荒木村英(1640—1718年)整理出版了一部遗稿《 括要算法 》(1712年),另有多种学派内部秘传的抄本著作. 关孝和的主要成就有:改进了 朱世杰 《算学启蒙》(1299年)中的 天元术 算法,开创了和算独有的笔算代数;独立发现了行列式;完善了中国传入的常系数方程的近似解法;发现方程正负根存在的条件;对 勾股定理 、椭圆面积公式、阿基米德螺线、 圆周率 的研究;给出 幻方 的一般解法;发现连分数,建立极值概念,提出与牛顿一样的迭代法.此外,他还写过数种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 其思想由弟子建部贤弘(1664—1739年)、松永良弼(1692—1744年)等人继承和应用,对日本数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的许多发现独立于西方而存在,有些在理论上更广泛,时间上也早些. 2.安岛直円(1732-1798)——“日本的拉格朗日” 生卒于江户,比拉格朗日大四岁.曾师从关孝和学派学习数学,后来成为该学派的第四代大师. 安岛直円对日本和算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被誉为“日本的拉格朗日”.他的特点是强调数学理论的一般性,注重用几何方法处理问题.他关于微积分方面的工作颇有特色.他给出了一种求弧长的方法,又进一步推广,形成二重积分,求出一些立体的体积.他还解决了一般情形下的所谓马尔法蒂问题.可能出于学派保密,他的著作生前未发表过. 3.高木贞治( 1875 - 1960 )——日本近数开创者 生于岐阜,养父是其舅父,高木是他母亲的姓氏. 1894年 入读 东京大学 数学系,毕业后到 格丁根大学 ,受教于 大卫·希尔伯特 .1904年起任东京大学教授.1932年担任 国际数学联盟 副主席.1936年首届 菲尔兹奖 评审委员.1960年,他在长期的贫病生活中去世. 他是日本近代数学的开创者.他利用首创的“类域论”彻底解决了“克罗内克青春之梦”,并于192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宣读了这一成果,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是日本数学家第一次取得世界水平的成果.他的26篇论文收集在《高木贞治文集》(1973)中,主要是代数数论的研究成果. 4.小平邦彦( 1915年 3月 - 1997年 7月 )——日本最强数学家 生于东京.1949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应数学大师外尔的邀请,在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AS)进行研究.1953年-1967年先后在 普林斯顿大学 、哈佛大学、 霍普金斯 大学以及 斯坦福 大学任教授.1967年回到东京大学任教授,曾领导了日本数学教学改革.1975年退休后任学习院大学教授. 小平邦彦是代数几何日本流派的奠基人,也是 20世纪 数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因在 代数几何 和 紧复解析曲面 理论方面的出色工作而著名.他在 1954年 获得“ 菲尔兹奖 ”,是获此荣誉的首位亚洲人.1965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他还是格丁根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1984年获“沃尔夫奖”. 5.伊藤清( 1915年 9月 - 2008年 11月 )——“ 随机分析 ”创立者 生于 日本 三重县 ,西方文献中他的姓氏常写为It.伊藤清在研究 随机过程 的基础上,于 1944年 和 1946年 的两份著作奠定了 随机积分 和 随机微分方程 的理论基础,所以他被视为“ 随机分析 ”的创立者.他的理论被应用于很多 自然科学 领域及 经济学 ,例如 金融数学 中最重要的“ 布莱克-修斯期权定价模型 ”. 1940年 他发表了《论紧群上的概率分布》,是这门学科的重要著作. 1945年 他获得博士学位. 1952年 他任 京都大学 教授直到 1979年 退休,期间多次到美国普林斯顿等名校访问. 1979年到1985年在学习院大学工作,1981年,他以日本数学会理事长的身份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并进行了学术演讲. 1987年 获 沃尔夫奖 .1991年当选为 日本学士院 院士. 2006年 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他获得首届“ 高斯奖 ”. 伊藤引理 是他以逻辑法则创造的精华.因他而名还有 伊藤过程 (又称广义 维纳过程 )、 伊藤公式 和 伊藤积分 . 6.佐藤干夫( 1928 - )——“代数分析”创始人 1952年毕业于 东京大学 ,1963年获博士学位.从1970年起,他在 京都大学 数学科学研究所 任教授,1992年退休.他以在多个领域开创性工作而著名,比如 准齐性向量空间 和 伯恩斯坦-佐藤多项式 ,特别是他创造的 超函数 理论.超函数是广义函数的推广,它同傅里叶积分算子一起是线性偏微分方程理论的主要工具.它进一步发展成微局部分析,其对象是余切丛上微函数的层,由此研究方法涉及同调代数,故名“代数分析”.在 数论 中他因 L-函数 的 佐藤-塔特猜想 而闻名.他于1993年成为 美国科学院 院士.2003年获 沃尔夫奖 . 7.森重文( 1951 - )——后起之秀作“纲领” 1951年生于名古屋.1978年获京都大学博士学位,1977年-1980年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80年起任教于名古屋大学,1990年后任教于东京大学. 他是 日本学士院 院士.研究方向是 代数几何 和 双有理几何 ,因 三维代数簇 的分类而著名,被代数几何学家称作“ 森重文纲领 ”.他于 1990年 获得 费尔兹奖 和 日本学士院赏 .2015-2018年当选为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 主要参考文献: 《数学辞海》(第六卷)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939767 维基百科-日本数学家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ategory:%E6%97%A5%E6%9C%AC%E6%95%B0%E5%AD%A6%E5%AE%B6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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