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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标签: 文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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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情殇
benlion 2017-8-13 10:54
- 行星际文明 一个星球就是一个巨型系统,太阳系的地球是一个生物进化和文明演化的系统,依据系统的特征,可以辨析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等类型。 地质演化-〉生物进化-〉社会发展,形成自然-〉精神-〉知识-〉机器的知识发现与知识转换的过程,从大航海时代进入科学-工业文明,而后,形成了星球-生命-机器的文明形态 - 即,太空探险与 第4次工业革命 时期,飞越星际与 地外星球改造 的计划。 开放系统,不仅是对外界系统与环境的开放,而且,也是对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开放 - 即,新陈代谢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动态转换与自组织化过程,一个社会系统,就是面向国际社会和面向传统文化的双向开放。 自我歧视 - 全盘否定历史文化与民族歧视 - 全盘否定外来文化,都是一个封闭系统的现象。开放是一个系统对传统与对世界的双向交流与探索,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也是封闭主义,而关键在一个系统的组织建构,于社会则是“信仰-体制”的组织模式 - 对自然和外界封闭、对心灵和历史封闭,在本质上与偶像崇拜一致,即,迷失了自我的建设与健全。 一个发展的先进的文明,必然是一个自组织化系统的社会机制,而人类文明的整体历史,就是一个东西方的民族迁徙、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紫色文明 - 向东方与向西方的文化交融与社会转型的创新驱动发展历程。 近现代科学,奠基在科学的哲学与方法论基础上 - 从罗吉尔到弗兰西斯.培根,从莱布尼兹到康德等,而到胡塞尔与彭加勒等。宗教(世界历史)-哲学-科学和艺术(语言)-哲学-工程(数学与技术)的双向信息流,通过哲学思想-社会组织(伦理与法律)的机制转换。 中世纪的欧洲,就是一个封闭与半封闭系统 - 对图书资料和对自然探索,以及对思维发展等的封闭,而中古代的中国,则建立的是一个对内 - 从民间选拔人才的文官制度,对外 - 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等开放系统。 欧洲大学建立和13世纪瑞士-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从意大利北部到荷兰北海的贸易中心发展,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艺美术运动等,建立了近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 - (2017年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工业化科学|2198 次阅读|0 个评论
文化与科学的复杂影响
benlion 2015-5-6 14:42
科学权威,既不是需要攻克的堡垒,也不是限制发展的门槛,而是认知与实践发展过程的里程碑。科学理论、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都具有具体的适应范畴和语境。 技术发明对方法和途径探索,科学发现揭示实在的知识和现象,往往遇到新的现象发现或逻辑上或应用过程出现的问题,才会导致新的概念或理论的提出。人类文化和知识是组织化的发展过程,得到肯定和验证,就成为里程碑或路径的标志,过去了而成为历史或传统,继承的发展构成文明的进步。 具有现实适应与合理应用的文化或技术、艺术等,则成为传统文化或传统医学、传统工艺等;然而,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仍然有效和适应现实环境,后者则强调的是继承的发展,而且,存在文化的多样与制约现象,如,儒释道与名利权的牵制。 杨振宁有关禅宗读书法和中国长于归纳推理都是很有价值的探讨,李政道、陈省身、范曾和南怀瑾等对中国文化、哲学和艺术的涵养和论述都是很有价值和借鉴意义,而且,可能是形成独立人格精神导致创造力发挥的关键。 对于传统文化,杨振宁也批评过一些现象,其实,指的是不发展的停滞、固化和滥用,对西方文化也不能如此,或不加以解读和分析,发展和推进才是硬道理;然而,判断或鉴赏科学,只能是逻辑和论据,却不是威名或权力。 发展中社会的短板,往往在理论上不愿长期坐冷板凳,在技术上不敢承担长期的风险,而且,对国际前沿和历史文献的充分掌握是创造或创新的前提,关键是需要对人类文化和科学的历程和趋势了解与洞察,也就是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 2011 年 -2015 年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科学哲学|1949 次阅读|3 个评论
博客日记 - 目录
benlion 2015-1-30 06:13
- 物理、社会、生物与人工科学 封面 前言 一、系统与科学哲学 1983年-1986年结构论 - 医学科学 科学方法论、机器理论 培根、笛卡尔-彭加勒、胡塞尔 A、生物系统从实证到综合 - 科学与工程 哲学思维+数学方法+技术操作+艺术设计 科学 - 客观知识与规律的发现 工程 - 人工客体的设计与制造 基础医学 - 生物科学 临床医学 - 医疗工程、天然医学 B、系统医药学 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 输卵管生物反应器 细胞仿生工程与生物计算机 - 细胞通讯的分子电路 - 仿生学与转基因技术 - 细胞连续突变与抗药细胞 - 序列标志片段显示分析 - 纳米细胞机器设计原则 - 病理分析与药物筛选 二、文化与社会哲学 2003年-2006年精神论 - 绘画艺术 知识进化论、科学管理 轴心时代 - 犹太教-儒家文化、印度教-希腊神话 A、中古代中国文化 - 诸子百家与工程范式 书院 -“儒(法、兵)释道(名)” - 墨家 集镇 - 农家、医家、文艺和商家(筹算) B、查理曼欧洲 - 3次思想运动 “政教商”分离 - 大学与庄园 - 工程范式到科学范式 - 工业模式转换和工艺美术运动 环太平洋 - 俄国、日本和美国 - 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自日本留学 - 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 城市群 - 文明体 正、负文化与文化牵制 教育(宗教、哲学和历史)与体制(政治、法律和军事) 经济(企业 - 金融和贸易) 人文(文学与艺术)-科学(数学和技术) 后记 封底
个人分类: SMP|2016 次阅读|0 个评论
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后现代文化哲学范畴的核心价值
热度 10 周可真 2015-1-1 19:36
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后现代文化哲学范畴的核心价值 ——兼论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的应然思维方式 周可真 【 内容提要 】 实现全人类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是反映全球化发展必然趋势的后现代文化哲学的核心价值诉求。这一价值观至少包含如下精神内容:(1)“ 特殊人性”向“普遍人性”转变的文化整合观;(2)“ 文化革命论”向“文化建设论”转变的文化发展观; (3)基于 “地球家园意识”和“文化建设论”的文化研究的 整体思维方式和和谐思维方式; (4)以立基于后现代范畴的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为基本内涵的文化价值观;(5)以人人享有求知、有知、用知的当然权利为本质内容的普遍自由概念和相应地以保障这种普遍自由得以落实而免遭侵害的公平机制为本质内容的普遍平等概念。 全球化发展必然趋势:特殊人性向普遍人性的转变 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并不体现在他与动物有外貌外形上的不同,而是体现在他与动物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因而不能与动物一起生活,只能与他的同类一起生活。所谓人性,在现实性上就是人类生活方式。以人类生活方式活着的人,就是有人性的人。 然而,并非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就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人类生活方式。原始人是以一个一个的原始群、氏族、部落联盟散居在地球的不同区域,这些人群体绝大多数都互相长期隔绝而无任何往来联系,其生活方式随自然环境而定,因环境不同而自然形成互有差异的生活方式。就是文明人,他们起初也是以一个一个的国家各自孤立或近乎完全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后来才逐渐由近及远地发生彼此间越来越频繁的往来关系,直到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密切交往。 因此,所谓人类生活方式,在前全球化时代,实际上是世界各地区不同人群体的特殊生活方式,当这些人群体以民族形态出现时,其生活方式便是如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1887-1948 )所讲的那种“文化”——“通过某个民族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 了。 文化人类学范畴的文化,其实也就是以 民族形态存在和发展着的文明人的现实人性。这种人性固然也意味着区别于动物性,但却不是以各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普遍人性,而是以相互差异甚至互相排斥和对立的各民族特殊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特殊人性——民族性。 民族性是前全球化时代的人性形式。到了全球化时代,由于各国各地区间的联系紧密到几乎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共处一个“地球村”,从而这个“地球村”的人有可能并且也必然趋向于以同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了,他们的人性遂具有了由民族性(特殊人性)向人类性(普遍人性)转变的现实根据,这种现实根据必将因随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发展而发展,并最终导致这种人性形式的转变从可能走向现实,从而形成名副其实的人类生活方式——全球范围内各个不同人群体或民族都愿意接受并且实际采取的普遍有效的生活方式。这种正在形成中的普遍人性(人类性)将是对原来的特殊人性(民族性)的一种扬弃,即前者的形成将导致后者特殊性的弱化(或淡化)而非完全丧失,亦即使这种特殊性由原来区别于其他民族殊相的殊相形式转换成区别于人类共相的殊相形式。 普遍人性,即人类共相或人的类本质,只能存在于人类个体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社会运动中,离开了这种相互作用的社会联系,人的类本质就只能是一种仅仅在有关人的思辨哲学中才存在的纯粹理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东西。而人类个体间相互作用的社会联系,只是到了全球化时代才成为一种极其广泛的联系,以至于人类的每一个个体都不能够脱离这种联系而独立存在,此时的人类,才真正是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类,以统一的社会运动方式存在的人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类才真正具足了获得其类本质的现实条件;而在此前的几百万间,人类的个体之间是缺乏内在的和必然的社会联系的,或者至多只有其范围和程度都相当有限的偶然联系或非本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形成不了统一的社会运动的,从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具有现实性的人的类本质。 从特殊人性向普遍人性的转变,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人性形式转变的实质是在于全球范围内各种不同民族文化的整合,这种文化整合略似原子核的聚变,或将爆发出巨大能量,乃至造成如亨廷顿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的“文明冲突论” 所讲的那种“文明冲突”所难免会招致的世界动荡。如今我们似乎已见这种动荡的端倪,特不能预估其动荡的烈度将来究竟会发展到何种等级。 后现代文化哲学的精神内核:地球家园意识 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化整合都是通过人的创造活动来实现的,当今地球上每一个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实际参与这类创造活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影响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整合过程的历史方向。对于我们这些在各自的特殊领域从事着具体的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我们固然无论怎样都不能决定这个文化整合过程的历史方向,但却有责任尽量以积极的方式来影响这个过程,以降低该过程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世界动荡的烈度,这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生活在其中的“地球村”所赋予每位“地球村民”的一种历史使命,作为其中的学者群体,我们对于这个“地球村”尤当具有如范仲淹“先忧后乐”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样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将这种自觉的担当意识转换成对这个“地球村”的深切关爱,把它当作自己的家园,把自己的文化研究当成这个家园的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并通过自己诚心切实有效的努力,使自己成为“地球家园文化”的实际建设者。 当我们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研究纳入“地球家园文化”的建设轨道并实际投身于这项伟大文化建设工程时,要使自己的研究活动达到充分的自觉,就必须具有一种全局观念,一种把我们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与我们共处一体的其他“地球村民”的文化理想联系起来作统一考虑的整体意识,由此来思考这些相互差异的理想的统一性问题,因为文化建设不外乎就是实现某种文化理想的过程,怀抱不同理想而参与文化建设的人们,唯有彼此达到统一而形成某种共同理想,这理想才是可以凭借他们彼此的合力终将得以实现的,从而其文化建设活动才是可能见其实效而有望达致成功的。进一步说,这种全局观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坚持从“地球村”的整体利益出发来思考“地球家园文化”建设问题,因为文化主体的共同理想实质上不过是其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反映,他们对这种共同利益即其整体利益的自觉意识,才是推动他们达成其共同理想的心理动力因。这种关于“地球家园文化”建设的整体思维方式,要求一切参与其建设的文化研究者,无论其研究什么具体问题,都不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即既不能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也不能只顾自己民族或本国的利益而不顾别的民族或他国的利益,而是必须把自己个人以及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都置于“地球村”的整体之中,从而以“地球家园”为视域中心,将自己的文化研究和本土文化建设都同“地球家园文化”建设联结起来,把它们都看成是为建成“地球家园文化”大厦而添砖加瓦的实事。 基于“地球家园意识”来研究“地球家园文化”,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哲学的基本特征。笔者曾撰文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时代精神是非对抗精神,或曰合作精神。就时代精神而言,“全球化时代”与“后现代”乃是异名同实,都是指非对抗时代。作为反映其时代精神的后现代思潮,是基于对所谓“现代性”的批判而形成的一种反对现代传统的对抗观念和对抗思维的新思想,以反对对立冲突和主张多样性或多元并存(或并行不悖)为显著特征。 本文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哲学纳入后现代范畴,借此彰显其与现代文化哲学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相对前者立基于“地球家园意识”的整体思维方式,后者的特点恰恰是在于只有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乃至于到了20世纪末期 “全球化”、“地球村”等概念开始流行并且日益风靡于世界的情况下,也仍然缺乏“地球家园意识”,依旧是囿于一隅地仅仅从本民族或本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文化问题,当这种思考涉及异质文化的关系时,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处于较强势地位的民族和国家,往往自视其文化理所当然优越或先进于其他文化,并因此鄙视其他文化,甚至于要求其他民族和国家都以其“优等文化”或“先进文化”作为“文化样板”来加以学习或模仿;反之,那些处于较弱势地位的民族和国家,则要么是非理性地盲目拒斥外来文化而固守传统文化或本土文化,要么是理性地构想和努力建设某种有利于本民族或本国发展的“现代新文化”。因其文化主体皆立基于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其文化视域一以本民族或本国为中心,以如此文化本位主义立场来观察和思考问题,遂使现代文化哲学领域无以达成某种统一的文化价值观,相应地在世界范围内也无以形成一种广泛而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于是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冲突便在所不免也不可避免——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实不过是“文化价值冲突”的同义语。 后现代文化哲学的学术索求:全球范围普遍有效的价值 如果说现代文化哲学思维方式与世界性文化价值冲突有内在关联的话,那末,后现代文化哲学思维方式则与全球性文化价值认同也有本质联系。 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以不同民族为主体的各种异质文化的整合,必有赖于 全球性文化价值认同。唯有达成这种价值认同,才能形成如德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文化哲学的首倡者文德尔班( Windelband, Wilhelm , 1848 — 1915 )在《哲学史教程》( 1892 )中所讲的那种“普遍有效的价值” ——文德尔班将其理解为“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并且“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来”的“人性” ,笔者则把它理解为与全球化时代所必然要求的 人类生活方式相一致并将通过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普遍人性 。 后现代文化哲学所孜孜索求的“ 普遍有效的价值”,根本不同于近些年来西方意识形态宣传所炒作的那种“普世价值”(或曰“普适价值”),后者是属于现代文化哲学范畴的价值观,它在理论上是立基于 “民族本位文化观”以及“西方文化中心论”,由此导致“文明冲突论”的文化对抗意识与“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文化自恋意识;在现实性上,它不过是 西方文化中心论者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对其固有的文化偏见所做出的一种重新表述,同时也更是西方政客为达成该时代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诉求所提出的一种文化战略,在实践形式上,这种文化战略的实施与推行,是通过国际政治霸权主义所惯用的对他国进行威逼利诱甚至直接的军事干预或侵略的霸道行为方式来实现的。 后现代文化哲学则 是反映 全球化发展必然趋势和“地球村民”和谐共生之必然要求的文化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文化的历史性,肯定 任何一种文化都 有为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局限性,要克服 这种局限性,只有通过同其他文化的交流才是可能的,故主张以“文明互补论” 的和谐思维来取代“文明冲突论”的对抗思维。 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固然充满形式多样复杂的矛盾,并且在某些条件下这种文化矛盾可能引起文化主体际固有的经济或政治方面的矛盾的加剧甚至激化,并由此导致冲突诸方诉诸暴力手段来解决彼此的争端,此种情形在前全球化时代(例如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期)是常见的,看起来这种解决方式似乎也很有效,因为不管怎样,其最终结局是冲突诸方重归于平静,好像原来的矛盾都不再存在了,然而即便确实是如此,其解决方式也只是让某种文化战胜了他种文化,使得后者从此走向衰落甚或消亡,这乃是一场文化悲剧——胜利者之胜利是“悲剧性胜利”,失败者之失败是“悲剧性失败”!当然,那些脑子里充满了“现代性”观念的人们并不认为那是一种悲剧,在他们看来,那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一种顺乎必然规律的现象,这规律就在于: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文化必定战胜落后文化,落后文化必定要为先进文化所取代。这种“文明进化论”观点似乎也确有道理,因为即使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被我们称为“文化”或“文明”的东西,因其基础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人类文明史理应被本质地理解为自然史的一部分,从而只要承认自然界是进化的和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在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作用),就必须承认文明史也是一个进化过程,并且这个进化过程不过是整个自然界进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从而只要承认这个进化过程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就必须承认该过程中各种具体 文化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并且按照整个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向前发展的进化总趋势,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抑或落后文化为先进文化所取代,就是势所必然之历史定律。如此看来,以暴力方式来解决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一合乎“现代性”的文化矛盾论和通过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落后社会(资本主义)到先进社会(社会主义)的历史飞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论实在是异曲同工之论。如果承认后者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理论,就没有理由不承认前者也是一种合理的文化理论。事实上,至少就笔者而言,确实曾经承认它们都是合理的。至今笔者也仍然承认它们是合理的,只不过同时认为它们的合理性是有条件的,即:当且仅当它们在前全球化时代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在笔者看来,在人类进入到全球化时代的条件下,无论是以暴力方式来解决文化矛盾的文化理论,还是以暴力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理论,都不再是合理的。如果说前者是关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文化革命论”(或曰“文明冲突论”),后者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革命论”(或曰“社会冲突论”)的话,那末,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合理的文化发展理论就应该是“文化建设论”(或曰“文明互补论”),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就应该是“历史建设论”(或曰“社会互补论”)了。 在全球化时代,以暴力方式来解决矛盾的“革命论”之所以不再合理,首先是因为这个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即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并日益扩大与强化而愈来愈紧密) 而导致整个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结成为一个“地球村”,所有“地球村民”都共处于由世界市场充当其平台的经济共同体中,其发生利益纠纷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增强了,然以诉诸暴力手段来解决其矛盾的方式却也比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不合适了,因为任何局部性的暴力事件都必然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整个共同体的社会生活,假如暴力成为解决矛盾的普遍方式,则整个共同体将充满各种形式的暴力事件,由此必然导致全局性暴力事件的形成,从而毁掉整个共同体的正常社会生活,每个“地球村民”都将因此遭殃,没有什么特殊的民族或国家可以幸免于难。其次,全球化时代的科学技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发达了,运用科技手段打造的军事利器也比往任何时代的军事利器都更具杀伤力,以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利器的暴力事件一旦发生,无论它们是以某些极端组织为主体的暴力事件,还是以某些国家为主体的暴力事件,都会对整个“地球村”造成不仅是灾难性而且是毁灭性的后果。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足以让原本合理的“革命论”彻底丧失其合理性!如果在全球化时代仍然坚持“革命论”,认为原来的“革命论”至今依然合理,那就无异于是主张“继续革命”——据实说,流行于当今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论”,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就是全球化时代文化领域的“继续革命论”;相应地,近年来由某些西方国家所策动而发生在某些非西方国家的“颜色革命”,则正可以被理解为就是自诩西方文明为“先进文明”的 “西方文明优越论”者在世界文化领域所采取的“继续革命论”的实践方式。这种逆全球化潮流和反全球化趋势的理论和实践是一种荒唐的知行方式,其诉诸暴力来解决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非但完全不合时宜,更会引致这种知行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恶性扩散,从而造成异质文化主体之间往复循环的以暴制暴事件,最终很可能酿成 最 严重 的全球性暴力事件—— 足以毁灭“地球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以“建设论”来代替“革命论”,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文化领域的“建设论”,即“文化建设论”或“文明互补论”,作为后现代文化哲学的一种理论,一种关于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理论,主张通过文化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或化解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 文化对话是各有其特殊价值观和价值追求的文化主体之间的观念交流,这种文化范畴的观念不同于科学范畴的知识,故文化对话的目的也不同于科学对话的目的。科学对话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这种真理是通过科学主体交互进行的若干重复实验来得到证明的,并且一旦确证其为真理,它就是一定知识领域中唯一的真理,而不可能还有其他真理。文化领域则不存在科学领域那样的唯一真理,文化对话自然也不应该去妄求那本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领域的唯一真理。文化主体参与文化对话的唯一正当目的,是为了克服自己文化的局限性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对话中,因文化主体价值追求不同而发生价值冲突,是势所必然的常情,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主体不可能借助于科学领域的那种实验方式来寻求唯一正确的价值真理,只能通过主体际交往来寻求彼此互相认可的价值标准,据此来化解其价值冲突。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这个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准此,当人们面对相同的外界物而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时,其价值标准之所以不同,这显然应该被归因于他们有不同的需要,在此情形下,其寻求彼此互相认可的价值标准,无非就在于要互相了解对方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从彼此相异的需要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点,这个对于彼此的需要互相“求同存异”的文化主体际交往过程,既要求他们在理解方式上能近取譬以达到对彼此间互相同情的了解,更要求他们在行为方式上自我克制以达成彼此间互相妥协的合作。 要之,各有其特殊价值观和价值追求的文化主体之间寻求彼此互相认可的价值标准的文化对话,其实质是在于以互相同情、互相包容、互相妥协的交往方式来确定彼此的共同需要。这种文化主体之间的共同需要,便是笔者所理解的作为 后现代文化哲学范畴的 “普遍有效的价值”之本体。 全球普遍有效的价值之社会心理内容和社会体制内容 全球化所必然导致的文化整合,从价值层面来说,就是这些文化主体(民族)互相寻求其共同需要的过程。所谓全球性价值认同,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对其共同需要的确认和肯定。这种价值认同固然必须通过各民族的文化交往来达成,但是从理论上来探讨各民族的共同需要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形成这种交往实践所必需的文化交往理论,这种理论将有助于防止和克服其实践的盲目性——缺乏理论的实践,必定是盲目的实践。 经济全球化导致 世界各民族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越来越深刻地受制于日益扩大与强化的世界市场,若疏离这个市场,其社会经济便会陷入困顿,从而逼迫这些民族必须同世界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按世界公认的统一市场规则来开展生产与经营活动。全球化时代的这种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就是意味着该时代世界各民族的物质生活需求必要通过世界市场需求的形式来表现自己了。 市场需求在现象形态上总是变动不居而具有多样性,但为了满足并因而也体现这些需求而开展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市场规则却是相对恒定不变而具有统一性,这种相对不变的统一市场规则正是反映变动不居的市场需求现象内在的稳定本质的东西,亦即反映特殊而多样的市场需求之共性、统一性的东西,易言之,对于市场主体来说,互相差异的市场需求是统一于共同的市场规则的。 然则,如果说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的物质生活需求必要通过世界市场需求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话,那末,这种形式多样的市场需求就只能通过统一的世界市场规则来表现出它的共性或统一性。换言之,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物质生活需求在现实性上就是统一的世界市场规则。这种通过世界市场共需形式表现出来的各民族共同的物质生活需要,就是全球化时代“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经济心理内容,而统一的世界市场规则则是其“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经济体制内容。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与全球化时代日益扩大与强化的世界市场相一致,必有反映其市场需要和服务于其市场利益的政治形式,并有相应的政治机构作为其组织载体 ,更有与统一的世界市场规则相适应的世界政治规则。这种统一的世界政治规则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共同政治需求的反映和表现形式——这里,各民族共同的政治需求是该时代“普遍有效的价值”的政治心理内容,统一的世界政治规则是其“普遍有效的价值”的政治体制内容。 在理论上,全球化时代“普遍有效的价值”有如上所述的基本内容,可是问题在于:反映和体现该时代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经济需求和政治需求的世界市场规则和政治规则,它们到底应该是怎样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形成和确立? 现行的世界市场规则是近代以来一直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而迄今为止,日益深入地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主要还是被动地按既有的世界市场规则来行事,故尽管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现行的世界市场规则尚远不足以被当作反映和体现该时代世界各民族共同经济需要的合理规则来看待。当且仅当世界东、西、南、北各个主要国家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互相平等的主体参与世界市场经济竞争,从而都有互相平等的资格和权利来参与世界市场规则的制订时,其所订定的世界市场规则才能是反映和体现 全球化 时代世界各民族共同经济需要的合理规则。换言之,合理的世界市场规则必须以世界各民族在全球经济关系中获得和享有互相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作为基础和根据。而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看,经济上互相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理所当然要通过政治上互相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表现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当且仅当获得和享有政治上互相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时,经济上互相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才能是现实的。这种关系说明,合理的世界市场规则与合理的世界政治规则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联系,其规则或缺其一,另一种规则就无以成立;另一方面更是说明,这两种合理规则都必须依赖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各民族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互相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社会。 作为全球普遍有效价值范畴的自由与平等 按 笔者对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四者关系的理解——“ 自由是人权的实现,而平等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其意义在于保证每个人的自由,避免因某些人的自由而妨碍其他人的自由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民主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所应当且必须建立的一种社会制度 ” , 全球化时代所必然要求建立的平等社会,也应该是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所讲的那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人人有自由的平等社会。据笔者对马、恩经典的解读,他们所讲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意志自由”和“劳动自由”。“意志自由”是指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依据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他所面临的一定问题能够做出具有必然性的判断;“劳动自由”则是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劳动中能够依据自己的必然性判断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亦即能够自觉控制自然规律,使它不再以盲目的力量形式支配其劳动。故劳动自由蕴含意志自由,它是基于意志自由又体现意志自由的,是通过人对自然规律的自觉控制行为表现出来的现实自由。将马、恩的自由观和当今现实世界中知识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联系并结合起来来看,全球化时代所必然要求建立的人人有自由的平等社会,其自由的经济基础应是在于人人拥有能给人带来自由的资源——由可以让现实地作用于自然界的人类获得自由的知识所构成的信息资源。笔者将这种经济基础理解为就是全球化时代所必然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推行的知识所有制形式,即全人类对于能给他们带来自由的信息资源的共享制度——后现代范畴的共产制或公有制。 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后现代文化哲学所提倡的普遍自由——作为全球普遍有效的价值范畴的自由,应该被本质地理解为就是按后现代公有制本性来说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获取、占有和开发、运用能给其带来自由的信息资源的当然权利;而与之相应的普遍平等——作为全球普遍有效的价值范畴的平等,则应该被本质地理解为就是适应后现代公有制本性要求的以保障世界上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民主制由以保障其自由权利得以落实而免遭侵害的公平机制。因此,全球化时代所必然要求建立的人人有自由的平等社会,不仅依赖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后现代范畴的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建立,更有赖于人们在自然界中获得自由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充分发展——包括促成这些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充分普及的教育的充分发展。仅当这三个基本条件同时具足时,自由和平等才能是全球范围内普遍有效的。 诚然,尽管无论知识发展到何等充分的程度,人类都不可能达到对自然界所有必然规律的认知,因而不可能在自然界中获得绝对自由,其自由必定永远是受知识发展的历史性制约的相对自由,但是人类个体平等而现实地分享到这种相对自由,使人权得以在全世界普遍充分的体现,却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反映这种历史必然趋势的后现代文化哲学的当然追求。 参见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康新文、晓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详见拙文:《和谐与自由——论新时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目标》,《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文德尔班:“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便是哲学的对象”(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28页);“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同上书,第927页)。 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928页。 乐黛云、 李比雄所编《文明互补的理论与实践专号:跨文化对话(第 30 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明确提出了“文明互补论”概念。 关于笔者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这一理解及具体阐释,详 见拙文: 《关于全球伦理的哲学审思》,《伦理学研究》 2005 年第 2 期。 业已存在并实际发挥一定作用的联合国机构即可视为这种政治组织载体的萌芽形态。随着世界市场的日益扩大与强化,联合国的地位不断提高,其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近年来,在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在协调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科学、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方面,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只要全球化进程不发生逆转,世界市场就将进一步扩大和持续强化,一个比现在的联合国地位更高、作用更大,足能承担全球治理职责和处理全球公共事务的世界政府组织终将会诞生。 详见拙文:《和谐与自由——论新时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目标》,《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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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 - 概念
benlion 2014-11-12 12:37
人类轴心时代文化精神,奠定了文明模式演化的基石。 1)轴心时代:印度因缘论-希腊公理论模式、犹太创造论-儒(道)家发生论模式; 2)中国诸子百家和工程技术、艺术发展; 3)欧洲科学、人文哲学和工业、艺术发展。 从1)到2)到3)是过程的历时,不是社会的同时,落后是因思维的停滞。 其中, 1)实验技术不同于工业技术,如,PCR技术是实验技术、3D打印是工业技术等; 2)科学发现不同于科学体系,如,发现过程的直觉、设想与知识体系的逻辑、规律等; 3)技术服务不同于产品制造,如,医疗器械的制造与医疗卫生服务等; 4)科学体系,包括,a)知识和规律,b)方法和技术 - 观察、测量的技术和数学的运算、模型等,c)交流和建制等; 5)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不同于科学传播或教育是传授已知等; 6)技术发明和产品设计,不同于制造的产品“复制”,财富生产不同于商业的物流和分配等。 -(2011年-2014年网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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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不间断学习与探索
热度 1 benlion 2012-2-23 09:46
转眼间大学毕业已 26 年有半,回顾人生经历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搬迁的过程。 儿时出生在湖南。 1972 年在新华书店翻阅大量经典医学著作,批林批孔运动,也开始思考一个孔孟之道的问题。小学,绘画和种花是我的爱好,美术老师邀请去他家习画,初中参加学校文工团和县城体委武术队。 1976 年是一个转折点,哥哥从大学带回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牛顿物理学,于是叫父亲在城里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从此直到互联网时代,每个周末几乎都是呆在图书馆里。 1981 年上大学到 1991 年发表“科学的结构与中国的未来”定下了后来的基调, 1983 年形成结构论思想, 1986 年撰写完稿,成为思维方式的基础,起初在科学史、哲学史和文化史中得出的想法,之后发现与系统哲学相通,同时发现公元前约 500 年东西方涌现一个文化创造时期,后来知道这称之轴心时代。结构论实际上以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为依据,提出中西文化交汇形成实验科学、系统科学的二维度科学观点。 大学任教,一是系统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二是中西医药学的比较研究。到中科院的分子生物技术实验室工作,一是分子生物学实验和生物信息检索分析,二是组织和筹备转基因动物研究的国际会议和协会。从中关村到海外留学与工作,从事生物化学代谢、细胞信号传导和基因调控网络等研究,也是规模化国际通信倡导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的生物系统与人工生物系统研究。 2003 年重新回到中西文化的探讨,在英国图书馆研究西方历史、艺术和宗教等,发现不仅在科学领域,也在艺术尤其绘画领域印证了在国内形成的现代艺术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创新的观点,同时发现印度教与希蜡神话、华夏文化与犹太教之间存在关联和人类的迁徙现象,从而为轴心时代的文化形成提供了线索。 2008 年来到长三角创业,一是考察山东曲阜、江苏苏州到安徽徽州、江西吉安的古代文化变迁,二是追寻明清中国的工商业萌芽历史。同时,发觉系统生物学、系统医学等在国内也建立了研究中心和形成了讨论的热潮,终于在 2011 年完成整个学科领域国内外发展的文献检索和历史回顾 ,以及展望生物工业的发展 。 总结研究时期:一、 1985-1993 年,生物科学与系统哲学;二、 1993-2003 年,系统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三、 2003-2011 年,文化哲学与系统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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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的首倡者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概念
周可真 2009-12-7 01:55
有学者考证,在西方,文化哲学一词是由德国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德尔班( Windelband, Wilhelm , 18481915 )在《文化哲学与先验观念论( Kulturphilosophie und 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 )》( 1910 )中首次提出来的 。 文德尔班倡导文化哲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挽救 十九世纪哲学从康德发展到尼采时所出现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突出表现在,以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在文化问题上要求 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 ,主张 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 ,在 文德尔班看来,文化价值论域的这种 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的 相对论实际上意味着 哲学的解体和死亡 ,面对这种情况, 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 。 文德尔班所提倡的文化哲学,就是所谓 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 。作为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亦称弗赖堡学派或巴登学派)的创始人,文德尔班希望通过建立这样的文化哲学,以便 能够回到康德关于普遍有效的价值的基本问题上来 。 文德尔班所谓康德关于普遍有效的价值的基本问题, 也就是康德 三大批判 所想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我能知道什么,二是我应该做什么,三是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又可归结为 人是什么 这一个大问题。康德的 三大批判 明确了哲学的意义在于教人把握自己,做自己的主宰,正如郑昕先生在《康德学述》中评论的那样, 哲学的用处,即在使人明白自家的尊严 。这样的哲学在康德就是道德哲学,它属于实践理性范畴。康德强调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认为理论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实践理性来解决。康德的道德哲学正是借助于实践理性,提出了 意志自由 、 上帝存在 和 灵魂不朽 三个道德假设,其中 意志自由 是纯粹的道德法则的依据,因为仅当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完全是凭借他自己的善良意志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从而他的道德行为只是为了执行他自己的命令,而不是屈从于外在的权势和利益时,这样的道德行为才能是至善的,它所依循的道德法则才能是纯粹的; 上帝存在 和 灵魂不朽 则是纯粹的道德法则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纯粹的道德法则之所以纯粹,是由于这种道德法则超越了世俗目的,执行这种道德法则的人是为了道德而道德,这种道德责任感只能是来自于超世性的东西上帝,他是为上帝所召唤而如此的,而对上帝的宗教信仰必须以 上帝存在 和 灵魂不朽 的假定为条件。 在文德尔班看来, 所谓哲学,按照现在习惯的理解,是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 。 但是,当哲学发展到康德时,由于康德论证了:要在个别科学之外或在个别科学之上对宇宙作哲学的(即形而上学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于是, 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科学,其领域便缩小到只限于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了 。正是通过这种理性的自我批判,康德认识到了 哲学在生活实践方面的使命 。 然而, 尼采的唯意志论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的主张,却否定了康德基于实践理性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哲学 。在这种情况下,文德尔班要求能够回到康德关于普遍有效的价值的基本问题上来,由此提出构建作为 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 的文化哲学的主张,是意味着他在康德 三大批判 思想的影响下,要求哲学重新回到 人是什么 这个康德批判哲学的主题上。在《哲学史教程》( 1892 )的结语里,文德尔班从研究对象方面对其文化哲学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便是哲学的对象 。紧接着这个定义,他又有这样一段论述: 人性之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不在于合乎心理规律的形式的必然性,而在于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作为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然而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的具体产物中所获得的一切,通过科学,最后通过哲学,达到概念的清晰性和纯洁性。不过哲学成就所拥有的有效性不存在于历史的真实性和可理解性,而必须一再努力追求的是,以批判的改造将哲学成就归因于永恒的法根据,哲学成就以此根据扎根于理性之中 。 由此可见,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的旨趣在于:试图用清晰和纯洁的概念来全面反映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充分展示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的人性。 参见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法律出版社, 1999 ,第 1 页。 详见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第 912 927 页。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 第 862 页。 即《纯粹理性批判》( 1781 )、《实践理性批判》( 1788 )和《判断力批判》( 1790 )。 郑昕:《康德学述》,商务印书馆, 2001 ,第 8 页。 参见 谢地坤 :《道德敬畏与价值判断 从康德到新康德主义 . 》,《哲学研究》 2004 年第 6 期。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第 7 页。 详参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第 11 页。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第 9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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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维护与加强民族团结
yushp1935 2009-7-7 17:46
昨晚看了电视新闻,又上网浏览媒体报导,如去年西藏发生了暴力事件一样,本月5日晚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使我十分震惊!它一再向我们敲起一警钟:在世界金融-经济风暴中,刚刚站稳脚跟的新中国,在国内社会问题(包括各种民生问题,民族问题,贫富不均,贪污腐败问题,民主政治问题……)正在频频发生,党和政府要坚定采取各种正确措施,及时加以解决;不但要治标,还要治本,要从根本上,即从体制机制上,从政策方针上,从吏治用人上……,逐一加以解决。任重道远啊!正如胡总书记早就告诫各级官员,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我以为,现在有的官员,仍然爱讲大话空话废话,把坚持与实践科学发展观,变成为套话,呜呼!真让每个普通百姓耽忧啊! 仅就5日乌鲁木齐之事件,我同意新华社评论员 这个意见:”稳定为幸福之源,动乱是灾祸之根”。也赞成下面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民族团结。在这样的民族精神面前,任何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图谋都是无法得逞的。” 在我看来,要维护与加强民族团结,大大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懈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工程。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应该十分重视,认真采取措施去落实与践履的。7月4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建国233年庆典上,不也大声疾呼,美国国民要发扬”美国精神”,勇敢面对当前困难,象他们的祖辈一样,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吗?谁敢说美国人不重视思想的作用,精神的力量呢? 下面我借这个机会,谈谈我在学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过程,对中华民族精神基本内容一点理解。虽然”书生气十足”,也斗胆向网友学者方家求教,作为一家之言,以尽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之微力! 就纵贯几千年、涵盖五十六个民族,得到人民大众基本认同的民族精神而言,我曾把它概括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十六个字。〔见拙文《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国哲学》《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理想”(尽管具体内容有差别)大都是追求”太平盛世”,”和谐社会”与”大同世界”;而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普遍认同的”理想人格”,是”德才双全”的”好人”,”贤者”,”君子”。 中华民族精神反映在以儒家为主流,还有道家以及其他学派的哲学思想中,有许多很有积极意义的命题,诸如:”天人合一”与”天人交胜”;”知行合一”与”知行相资”;“情景合一”与”真善合一”;“革新鼎故”与”日新又新”。此外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等。在处理各民族关系上,“交往互助”与”和平安居”;“多元兴起”与”逐步融合”……等等。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和社会关系上,“食为民本”与”民为国本”;”民贵君轻”与”以人为本”……等等。至于表现为有中华民族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方法,主要是:整体观念与两端观念,中庸之道与和合思想,还有注重直觉与悟性,体验与体认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中各个学派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是否真正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以及反映的广度和深度。 我认为,在研究民族精神时,应区分如下三个层次,即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精神。这是一个由感性、知性上升为理性的过程;也是从自在、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就民族的每个成员而言,它既是通过生活实践而形成,又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它离不开民族存在发展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诸条件;它还是一个社会化、濡化、教育的过程。 以爱国主义为例,每个人从有情感之时起,就固有爱家乡山水、土地、花草、树木、农作物及祖宗亲人之情〔所谓地缘血缘〕。有了一点文化知识,逐渐对社会习俗、人情世故、礼仪制度的认知,特别是具有了初等、中等文化水平,从学校从书本、从老师从长辈,感悟、理解了爱民族、爱祖国的民族情怀,以至有了爱国主义的理性知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刚念小学,同学们都以岳飞“精忠报国”为荣,以秦桧“认贼作父”、“卖国投敌”为耻。 到了新中国成立,我们这些年青人都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最大光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都以“搞活经济”,“发展科技”,“发财致富”,”扶贫济危”,“振兴文化”,“崇尚文明”,”大爱无疆”,”和谐相处”为荣;以争取中华民族早日屹立于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为己任。这种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之导向作用。 我还认为,“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在本民族发展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它适应了本国社会生活与世界潮流之新特点。例如,在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具体表现为: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 艰苦创业,自觉献身; 克已奉公,兼爱互利; 清廉为官,造福四方; 以法治国,公平正义; 自由民主,自律自治; 自尊自信,团结协作; 尊老扶幼,生活幸福; 求同存异,社会和谐; 兼容开放,美人之美; 祖国统一,世界和平; 生态平衡,天人协调。 〔参见拙文:《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期的表现》《光明日报》1994年7月4日综合版〕 我相信,提倡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认真学习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坚持不懈进行中华民族精神的教育与教化,将这种比较具体鲜活的内容,滋润人们的心田,它将会继续鼓舞我们奋发前进!(20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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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现代“美国精神”(读报有感)
yushp1935 2009-7-6 22:21
昨晚读 ,一则新闻引起我的注意。报导谓, (2009-07-05) 奥巴马总统七月四日发表独立日献词,号召国民再次振奋两百三十多年前凝聚的“美国精神”,以应对当前美国经济以及国家本身正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   奥巴马说,美国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正在参与两场战争。同时我们也在抗击严重的衰退。我们长期拖延了旷日持久的问题:持续上升的医疗成本、学校设施的欠缺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导致问题日益恶化,使美国经济以及国家本身正面临着危难。   他说,迎接这些巨大的挑战要求每一位美国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发扬为国效力和献身的精神。“我们应该牢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在变革的时期没有故步自封。我们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避难就易。正是因为如此,原来的十三个殖民地才能共建美利坚合众国。”   在献词中,奥巴马呼吁国民再次振奋两百三十三年前独立厅(IndependenceHall)凝聚的精神。他说:唯有如此,这一代美国人才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最有效地把握当前的重要关头。   奥巴马说,美国人应该发挥先辈们的“顽强”精神,“创造”未来,而非“惧怕”未来。他说,今天,我们不仅纪念美国诞生的那一天,而且需要继承建国初期美国公民不屈不饶的精神。正是这种顽强的精神引一代又一代先驱者开拓西进之路,指引我们的祖祖辈辈,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渡过了大萧条,战胜了专制暴政,建成全世界无可比拟的工业经济。 众所周知,美国建国仅230多年,是个典型的多民族社会,不像我们中国,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并己形成“一元多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每个成员,基本上认同、接受、归附、奉行中华民族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实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一一中华民族精神,已牢固地积淀在每个民族成员之中,尽管深浅、多少有所区别。借用一句老话,它“已溶化在血液之中”。这是中华民族具有弥久益坚的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永远迄立于世界东方的根本原因。 比之中国,尚且年轻的美国社会,随着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形成了能够凝聚本国各族人民的”美国国民精神”。由于美国社会存在着多种民族与族群,不存在单一的民族,也尚未融合形成一个复合民族,我认为,称做”美国国民精神”可能较为合适,它可简称为”美国精神”。因为事实上,不存在一个”美国民族”,故我认为,不能称为”美国民族精神”。那末,美国国民精神的基本内容如何?我不嫌浅薄,通过近年对美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及一点点实地感触,从文化哲学角度,对“美国国民精神”(特别是“现代美国国民精神”)作如下概括: 个人的价值,不懈的追求; 自由的权利,独立的人格; 人性的高扬,人与人平等; 法治的威严,适度的自律; 开放的传统,兼容的心态; 务实的作风,勇敢的创造〔或创新〕; 科技的优先,人文的制衡; 个体自主与群体合作, 机会均等与生活富裕, 是不屈不挠追求的共同理想。 这种概括,可能过于肤浅,也可能挂一漏万。谨向有识之士、各位朋友请教!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二百三十多年来,它一直团结凝聚着美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努力拚搏,勇敢创新,面向未来,追求卓越!它还吸引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种民族的人士,心向往之,趋之若鹜!据统计,每年新移民,不下百万人之众。 当然,上面对”美国国民精神”之概括,以及对它的社会作用的描述,并不是说美国国民性格就没有缺陷与不足,也不是说美国社会制度及政治法律体制就不存在弊端与毛病,更不是说其社会已不存在严重问题(如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经济危机,…..)。但是,这个超级大国有较强的”自我修复”潜力,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经济实体,它掌握最先进科学技术与最强大军事力量,拥有最优秀的科技人才与各种人力资源,它在各方面对世界各国具有最大影响力与渗透力…….如此等等。这正是奥巴马所炫耀的”美国梦”啊! 今日之世界,正在迈向“经济一体化”、“地球村”。我们放眼未来,科技革命如万马奔腾,社会改革一浪高于一浪,追求”和平与发展”巳成为主流。然而,人类面临一系列共同难题仍未能解决。例如,当前席卷全球之金融风暴与严重经济衰退,尚未见底,局部地区军事冲突与社会动荡,还在滋长。至于更关乎人类发展全局与长远过程的生态严重失衡、人口增减无序、资源日益匮乏、社会贫富悬殊、恐怖主义猖獗、社会公正公平远未达到,这些都要各国政府及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探寻解决之道路。 无论经济如何迈向“一体化”,但是,文化的多元化,是永恒的主题。各国、各民族色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是各自独立运行的,只能互相尊重、互相交流、互相吸纳、互相包容,而不可人为地去磨灭它,统一它。在作为超级强国之美国中,不乏有些政治势力,违背美国国民精神,背离人类文明传统,对外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政治单边主义”,仍以”世界霸主”,”国际警察”自居,这是极其不得人心的,是要碰壁与失败的。 我国正在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学习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是我们改革开放一项基本国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中华民族神一个重要内容。有学者提出“文化中国”的命题,我十分赞同。我们进行文化比较研究,借鉴他国国民精神、他族民族精神,是构建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保证我们立于现代世界之林的必要工作。(2009/7/6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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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是哲学的后现代形态(4)
可真 2009-2-18 05:31
四、实践 论转向生活论的逻辑必然性 西方哲学演化按存在论 -- 认识论 -- 实践论的次序逐步上升。这一过程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首先,存在论所致力于探讨的一般与个别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存在,原本是自在地统一于存在的两个方面,只是由于人们认识活动的开展,它们才被自觉地区分开来,并且只是由于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片面地强调和夸大了感觉或理智的作用,它们才被对立起来。要之,存在之成为问题,实是因认识而起。所以,当存在问题被研究且不断向纵深推进时,作为引起该问题的原因的认识本身,就必然要被当作更深层次的问题提出来加以研究。这就决定了存在论的发展最终必然逻辑地归结到认识论上。 其次,认识论之所以必然进展到实践论,则是由于认识是起因于实践。人们出于实践的要求而不得不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交往;而语言和意识就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可见,认识原是实践着的人们用以实现其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它不过是实践的产物,是服务于实践的第二性的东西。因此,要使认识问题得到澄清,就不能局限于认识论,而必须扬弃认识论而使之上升到实践论;只有站到实践论的高度,才能认清并正确地揭示出认识过程的本质。 要之,西方哲学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进展,皆是由于探寻前一个阶段的问题的原因而引起的,即由于探寻存在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认识论,进而由于探寻认识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实践论的。据此规律则可以预断:现代哲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将是以探究实践的原因为理论驱动力,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生活论。 继实践论之后所出现的新的哲学形态之所以将是生活论,是因为生活是引起实践的原因,人只是为了生活才需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对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有论述: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这说明了人的实践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的需要。正因为实践是以生活为归宿的,实践只是生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所以实践论向生活论的发展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如果说实践论是现代哲学的主流形态的话,那末,生活论则是后现代哲学的主流形态。它们可分别被简称为实践哲学和生活哲学。生活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 ( 1 )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不同 实践哲学的精神是对抗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体表现为革命辩证法的斗争精神;生活哲学的精神则是非对抗精神或合作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哲学中具体表现为保守辩证法的和谐精神。 ( 2 )所研究的基本问题不同 实践哲学 是对以往存在论和认识论的一种综合,它把存在和认识理解为实践主体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 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实践主体的 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关系问题。 生活哲学则是对实践哲学的一种扬弃,它不再把实践和认识看作实践主体的两种活动形式,而是把它理解为生活主体的一种活动形式社会生活;在生活哲学视野中,社会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形式,除此以外,人类还有另一种生活形式,即个人生活。生活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关系问题。 总的说来,生活哲学是以文化(人类生活 )研究为本质特征的,这是生活哲学跟以往各种形态的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故生活哲学也可以说就是文化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5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2 页。 文化哲学把文化理解为一定人群体所创造的,为该群体中的人们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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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是哲学的后现代形态(3)
可真 2009-2-17 12:37
三、 实践论阶段 费尔巴哈自称其哲学为人本学或人类学,他显然是将其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人的存在上的,也就是说,其哲学的实质是在于从人的认识和存在的关系中来研究人的存在的本质。故费氏哲学,与其说是一种认识论,倒毋宁说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论。它是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过渡到实践论的中间环节。而从存在论起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则标志着从认识论到实践论过渡的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把费尔巴哈存在论中的感性存在的人改造成了感性实践的人,从而使存在论升华为实践论。 实践论是对以往存在论和认识论的一种综合,它把存在和认识理解为实践主体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由此来探讨这两种活动之间的关系之究竟。这种探讨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研究实践主体的本质,另一方面是研究主体活动的本质。与此相应,实践论亦可分为主体论(研究实践主体的本质)和客体论(研究主体活动的本质)两个部分。 (一)主体 论 主体论是实践论的理论基础部分,有如下两种基本形式: 1 、社 会 主体 论 社会体主论是通过扬弃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费氏对于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并非是一种感性的自然存在,而是一种感性的自然活动,即物质性的生产劳动。这种感性的物质活动是建立在许多个人的合作基础上的: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因此,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理性思维和感性活动则都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 2 、意志主体 论 意志主体论则是由批判康德的二元论发展而来。它把康德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改造为可以通过直觉来把握的意志,并宣称整个世界都不过是意志的表象,从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意志。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就是这种非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最典型的形式。而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则都是对唯意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亦都可以被归入意志主体论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62 页。 (二)客体 论 客体论是实践论的理论主体部分,有下述三种基本形式: 1 、 劳动 客体 论 劳动客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客体论形式,它以社会主体论为其思想基础,把认识和存在当作社会活动的两种形式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来理解,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活动的感性形式,具体表现为以某种方式合作的许多个人共同地处理他们对自然界的物质关系以及他们自己内部的物质关系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意识则是社会活动的理性形式,具体表现为人们通过由语言作为媒介的认知交往创造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的精神生产过程。这两种过程的基本关系在于: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要之,马克思主义劳动客体论的实质在于:它把主体活动的本质最终归结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物质关系。 2 、理性客体 论 理性客体论实是对黑格尔绝对理念论的一种断章取义式的发展:它一方面以拒斥形而上学而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范畴,另一方面则又暗将黑格尔哲学中用以标志理念的两种活动形式的实践与理论这对范畴吸收过来加以改造,并赋予其经验与科学的形式,以此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范畴。这使其具有纯客体论的外观。 理性客体论有两种形式: ( 1 )以经验为核心范畴的经验客体论。 经验客体论坚持经验高于科学的原则,强调科学必须回到经验,接受经验的检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马赫、阿芬那留斯为代表的批判经验主义,就都是典型的经验客体论; ( 2 )以科学为核心范畴的科学客体论。 科学客体论坚持科学先于观察(经验)的原则,强调科学对经验的指导作用和渗透关系。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和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便都是典型的科学客体论。 理性客体论经历了一个从经验客体论到科学客体论的演变过程。它以批判形而上学起家,却愈来愈失去其纯客体论的外观,而使自己带有愈来愈浓重的形而上学之色彩。这实际上是它在理论上完善自身的一种内在要求,因为,它若不能建立起自己的主体论,就难免会陷入无主体的、盲目的实践论,从而走到其反面非理性实践论。 3 、非理性客体 论 非理性客体论既反对劳动客体论把主体活动的本质归结为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也反对理性客体论把主体活动的本质归结为一种理性的精神活动;它主张把主体活动的本质理解为一种非感性亦非理性的直觉一种合知行的活动:就其体现主体意志而言,是行;就其体认客体意志而言,则为知。这种直觉似乎既解决了近代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之间的矛盾,而使主体和客体融为一体;又解决了现代实践论意义上的知行之间的矛盾,而使认识和实践融为一体。但是,这种解决方式,却实质上是既取消了认识,亦取消了实践。足见,非理性客体论实际上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实践论。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就是这种虚无主义实践论的最典型的形式。 综上所述,现代实践论可划分为两个根本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劳动实践论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活动实践论。其根本分歧乃在于对实践主体人的本质的理解不同:前者从现实的人出发,把人理解为物质性的社会人(劳动人);后者从抽象的人出发,把人理解为精神性的个人(意志人、理性人)。这种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社会和个人的现实冲突的。这种现实冲突从根本上说,当然只能通过社会改革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哲学的使命则是要从理论上去解决现代实践论所揭示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 (待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117 页。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 85 页,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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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是哲学的后现代形态(2)
可真 2009-2-17 05:38
二、 认识论阶段 西方哲学发展至近代,其形态由存在论转变为认识论。认识论是对于存在论的一种扬弃,它把存在范畴改造为与认识范畴相对应的一个范畴,进而从认识与存在的关系中来探究认识的本质。在这种关系中,存在是认识的对象,即客体;认识则是主体。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就是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 近代认识论依次经历了下述三个发展时期: (一)主体 论 主体论是从本体论直接发展而来的认识论之早期形式,它是从认识和存在的关系中来探讨认识的本质。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认识在本质上究竟是关于个别存在的知识还是关于一般存在的知识 ? 主张个别存在为第一性者,是把认识的本质归结为关于个别存在的知识,因而极重经验与归纳,此为经验主体论者;反之,主张一般存在为第一性者,则把认识的本质归结为关于一般存在的知识,故而极重理智与演绎,此为理智主体论者。 (二)客体 论 客体论是认识论在十八世纪时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先后有三种代表性的理论: 1 、以霍尔巴赫为代表,认为存在的本质是在于它的引起认识。这种引起认识的存在被称作物质。是为物质客体论。 2 、以贝克莱为代表,认为存在的本质是在于它的被感知(即被认识)。这种被感知的存在实即心灵的对象化。是为心灵客体论。这两种客体论实际上都是从因果关系而推断出客体的存在的。 3 、以休谟为代表,认为因果关系只具有或然性,因此,因果关系永远不能使我们由我们知觉的存在或其性质,正确地推断出外界的继续不断的对象的存在 。这种被怀疑的存在,实即不可知的存在。是为不可知客体论。 上述这三种客体论,既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又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使主体和客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突现了出来。从康德开始,认识论便转向了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 (三)主客 论 主客论是近代认识论的最高形式,其核心问题在于:认识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究竟有没有统一性 ? 它先后出现了下述三种典型的理论: 1 、从休谟不可知客体论发展而来的、以康德为代表的将主体和客体绝对对立起来而否认其有统一性的二元论; 2 、从贝克莱心灵客体论发展而来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否认客体的客观实在性,而以主体为主客统一之基础的辩证唯心主义一元论; 3 、从霍尔巴赫物质客体论发展而来的、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否认主体的相对独立性,而以客体为主客统一之基础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一元论。 从康德到费尔巴哈,主体和客体从起初被绝对地对立起来到最终被绝对地统一起来,认识论终于曲折地发展到了它的尽头,至此,作为认识论之前提的认识问题实际上被取消了。 (待续) 休谟:《人性论》第 244 页,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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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是哲学的后现代形态(1)
可真 2009-2-17 05:36
博主按:本文是依据拙文《生活论哲学的未来形态》(《江苏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3 期)略加修改而成。 在世界哲学典型的意义上,通观西方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史,我们可见,它实际上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存在论、认识论和实践论。 一、 存在论阶段 西方哲学肇始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由此形成了其最初形态存在论。它经历了前期的存在论的性质论形态和后期的存在论的本体论形态。 (一)性 质论 性质论是存在论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主要表现形式,其重点是探讨存在的性质问题。一派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主张存在是存在与非存在之统一,将存在的性质归结为变;另一派则以巴门尼德为代表,主张存在是存在而非非存在,将存在的性质归结为常(不变)。由此,存在的性质问题被归结到常变问题上。 关于常变关系,以芝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常而无变,否认变的真实性;以克拉底鲁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变而无常,抹煞常的存在。而常变统一论者则视常变为一体,致力于探求变中之常。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等等,这些所谓的始基概念实际上都是标志变中之常的哲学范畴。 (二)本体 论 本体论是苏格拉底以后存在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以探讨存在的内部关系一般(存在的常性形式)与个别(存在的变性形式)的关系为其根本特征,着力探究一般与个别究竟何者为存在之本体的问题。围绕该问题的讨论,起初主要是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展开的。柏氏主张理念(一般)是存在的本体,个别事物不过是理论的摹本或影子;反之,亚氏则主张第一实体(个别)是存在的本体,认为如果没有第一实体存在,那就不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存在 。 到了中世纪,上述讨论又进一步在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之间继续进行。唯名论者主张个别事物为存在的本体,共相(一般)不过是名词或理智中的概念,是第二性的东西;反之,唯实论者则主张共相为存在的本体,个别事物则是后于共相而存在的第二性的东西。但是,唯名论者愈来愈把一般归结到理智形式的存在上,如邓斯司各脱就认为,共相存在于理智中,在理智之外,共相不能存在。这意味着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问题的讨论再进一步的展开,其论题就势必要转移到理智与感觉的关系问题上,从而实际上宣告了存在论的终结。 (待续)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转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310 页,商务印书馆, 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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