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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第N次不想活了: 热度 9 陈安博士 2011-3-6 20:29; 【阅读提示：在这篇文章里，俺们再次论证了“老二明显干不过小三”的鲜明观点。家庭即社会的缩影，信夫！】　　看这一期的《南方周末》，发现它第Ｎ次不想活了。　　原来写过一篇小文《南方周末，又不想活了》，这次差不多的内容，可是不想重复以前的内容，只能用了Ｎ，如果下次写，估计得换成Ｎ＋Ｍ了。　　　　这期的《南方周末》有几篇文章是打着蓝旗反蓝旗的，尤其是那两篇《2010年两会“热议”案下落》、《2010年两会“争议案”下落》。说的是去年提案了，也送到相关部门了，但是，没人理会了。　　要知道，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可是政治局的老二呀，可是，和执行政策的小三——政府——比起来，老二不如小三的惯例形势依然在继续。　　　　不过，《南方周末》写的很巧妙，摘录一段原文如下：　　　　人大代表说：“我对回复总体满意,感觉他们还是相对重视的,但是没有明确的行动时间表,相对执行力方面不强,推进步伐的力度太小。” 　　也就是说，你说话了，有人理你，这就相当给面子了，如果是其他场合，理都不会理。可是，理归理，该不办的还不办。　　再看一段人大代表对于去年提案无下落的意见，这是关于“放宽对高考的户籍资格限制 ”的提案教育部回应的感受：　　“我对这个回应说不上满意和不满意,但很理解教育部,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过,我认为教育部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可以尝试让农民工子女在就读地参加高考,使户籍制度和高考脱钩。这也是我2011年将提出的议案的重点。” 　　理解教育部，不过都理解的漠然了，看来提的时候就知道提了也是白提。不过白提还是提，也挺佩服这位人大代表的韧性。　　　　不过，有积极回应并开始实施的，那就是建议开征“房地产税”。代表说：“开征房产税的提案得到了财政部税政司正式回函认同。我对于国家相关部门的回应是比较满意的。虽然当时并未明确表示将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具体的进展,重庆和上海已经先后试点征收房产税了。” 　　　　类似的这种马屁提案，正合朕意的，一般效果会好一些。; 个人分类: 时论|2676 次阅读|10 个评论

[转载]南方周末：“中美混血”大学诞生记: tangminqian 2011-2-26 09:03; 作者：刘俊赵一海来源：南方周末发布时间：2011-2-25 13:42:8 科学网首页新闻中心正文网址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2/244315-1.shtm 图为美国纽约大学。改革者们期盼的是，新的上海纽约大学可以复制美国纽约大学的先进模式。纽约大学网/图 2008年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纽约大学网/图 ■大约一百年前，美国人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而今，美国人又来了。两年后，第一所中美合办大学将在上海诞生。 ■创办者们希望，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几百个高中生享受精英教育，而是中国大学办学模式借助外力的一次革新。大约一百年前，美国人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而今，美国人又来了。在外企扎堆的上海陆家嘴，两年后，一所中美合办大学将在这儿诞生，中国大学将迎来新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美混血儿。这所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大学取名上海纽约大学，将完全照搬美国最大私立大学纽约大学的办学模式和评价体系。现在，华东师大校长俞立中期盼着这所新的学校能为中国现代大学摸索出一条改革路径。例如如何去行政化，如何教学科研两不误，如何筹集社会资金，如何教授治校，如何学术自治…… 两个校长的国际化野心这并非华东师大和纽约大学的第一次联姻，早在2006年，纽大上海中心就已经联姻华东师大，这是一个类似于教学点一样的机构。每年，纽大组织本部的学生到上海中心游学，华东师大的教授给他们上课。只要洋学生感兴趣，几乎什么课都开，甚至还有太极、书法，华东师大的学生也可以到上海中心上课，学分互换。几年合作下来，纽大的学生有点“爱”上了华东师大。“他们第一批来中国的学生只有18个，去年直线上升到一两百人，这让他们很不可思议。”俞立中说。纽约大学校长约翰·赛克斯顿(John Sexton)现在已经跟俞立中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几乎每年他们都要见上一次面。看着势头喜人，赛克斯顿就跟俞立中商量干脆在上海办个分校。这个提议得到了俞的热烈回应，因为这两个校长都有一样的改革共识：国际化。62岁的俞立中，科学家出身，下过乡，留过洋，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一代，2006年开始掌舵华东师大的时候，担子不轻。“华东师大不能跟排在我们前面的学校屁股后面走，要走自己的路。”他说。“拼SCI论文我们拼不过复旦交大清华，人家SCI论文多，说明学校里从事高水平科研的人多了，而培养创新人才，除了学科交叉，很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国际化。”俞立中要求下属们做什么事都得从国际高等教育的平台上考虑问题，现在见到国外大学校长，俞立中给他们介绍自己学校的时候，从来不用华东师大多少SCI论文、有多少科研经费这些国内的话语体系，“而是告诉他们，我们的人才培养希望怎样去做”。纽约大学校长赛克斯顿比俞立中略长几岁，爱尔兰移民，法学背景，在美国最高法院奋斗了好多年，跟俞立中一样，建立一个全球化的教学网络来抗衡常春藤名校，亦是赛克斯顿2001年担任纽约大学校长后力推的改革，此前纽约大学已经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学点。然而美国大学在中国建立分校并不容易，俞立中一头扎进了资料堆里，研究怎么在现有体制下，突破以往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幸运的是，他们还没上报教育部，转机就在2009年提前出现了。当时，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到纽大访问，赛克斯顿向大使表达了跟华东师大合作办校的想法，驻美大使就给教育部发了传真。教育部立即来函要求华东师大讲清来龙去脉。俞说，教育部的态度相当积极，态度也很明确，不是不能突破，关键是告诉他们华东师大的真正意图。“对中国来讲，多一所大学已经没什么意义，我们做的是一个事业，而不是一个事情，是如何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推动我们自身大学的变革。” 一些大学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跑到教育部谈主要是为了争取一年多给多少招生指标，因为学生招得越多，成本就可以摊下去。但俞立中却问教育部长袁贵仁，能不能少招点学生。俞回忆，袁当时对他说：“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你们真想做点事情。”即便获得教育部领导肯定，但毕竟是新生事物，在2010年7月华东师大正式递交申请报告之前，他跟教育部磨合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反反复复地讨论，主要是模式方面的问题。”俞说，申报之后，教育部特地派了个由一些大学校长组成的专家组到华东师大调研，听取华东师大管理层汇报。但最终能获得准生证，其实靠的不仅只有华东师大自己。“上海的领导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北京沟通。”俞立中说，“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特区，怎样开辟一个试点，尤其是高等教育新的办学模式，一直是上海感兴趣的事。”在上海市教委2011年工作重点中，积极筹设“上海纽约大学”亦被纳入其中。而最终落户陆家嘴则是纽约大学的主意。设在曼哈顿岛上的纽约大学是美国典型的都市型大学，赛克斯顿希望把这种文化带到上海。浦东区政府听闻之后也非常积极，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引擎的浦东，希望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支撑，未来上海纽约大学的土地、校舍建筑将由浦东政府提供支持。这将是一所怎样的大学? 虽然离它呱呱坠地还有个一年半载，但已经有好些高中生家长在私下跟俞立中打听，“什么样的孩子有资格进来？”未来上海纽大，几乎跟进曼哈顿的纽大没什么区别。专业都是金融、数学、经济学等这些纽约大学在全美排名前列的几个学科，学生还可以到纽约大学总部游学一两个学期，学分通用，最后将拿到上海纽大的毕业证书和美国纽约大学的学位证书。“如果没一个公认的标准，别人会认为只要有钱都可以上。”俞立中说，哪怕招不满，也不会把不符合条件的人招进来。“我们做的是一次国际化的试验，是精英教育。”按照最初的设计，上海纽约大学一年就招几百个学生，中国和海外的各一半，海外的就全按纽约大学的那套游戏规则招。而中国的学生要想踏进上海纽约大学的门槛，高考将是一把重要的尺子。既然是精英式培养，老师们也得是精兵强将。师生比例完全参照纽约大学的1∶8。“我们有些学校1∶18都不稀奇。”俞立中说。而全球挖人的工作全交给纽约大学一手操办。这事，难不倒纽约大学校长赛克斯顿。在2001年担任校长之前，他是纽约大学法学院院长，上任十四年，他从哈佛、耶鲁挖了三十多个大腕教授，纽大法学院就从一个二流法学院，跻身与耶鲁哈佛齐名的一流法学院。老师来了，学生也来了，钱怎么办? 纽约大学一名本科生一年光学费就得2.8万美金，合人民币近二十万。俞立中说，上海纽约大学会提供比较多的奖学金，把那些成绩好但不能到海外留学的普通家庭学生给吸引过来。可中国的政府奖学金不多，在纽约大学阿联酋的分校，学生一分钱不用花，都是酋长一个人埋单。俞立中说，到时会想办法通过企业投资。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全靠国家投资，如何通过社会募款，俞立中亦希望在上海纽约大学运作中找到答案。“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学校做得好的，但创办于1831年的私立大学纽约大学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这事在纽大一般由董事会张罗，类似于中国的校长办公室，上边还有个理事会，属于学校最高机构，类似于中国大学里的党委。而未来的上海纽约大学理事会，将是美方四个人，中方四个人。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华东师大来提名，常务副校长由纽大提名。这主要出于政治考量。“在中国国土上搞一个反对中国政府的学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学术上面的问题，更多的根据纽约大学的惯例去做。”俞介绍说。要借鉴的不仅如此。俞立中说，他们的初衷就是想借鉴上海纽约大学的经验，反思自己在教育过程当中有什么地方应该去改，从而推动母体学校的改革。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男星对此相当看好，“在原有的已经成形的体系里很难打破这些障碍，重新找一个新的壳，可能更容易实施，更容易看到成果。”比如科研和教学的矛盾，在美国也一直难以调和。 2001年开始，赛克斯顿决定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要求科研人员花更多的时间陪本科学生，教授不再以科研论英雄，给本科生上课多寡是决定这个科研人员职业声誉的重要标准。包括赛克斯顿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可能是美国惟一仍在给本科生上课的大学校长，去年，他教了四门课。虽然纽约大学在中国的名气不如常春藤那些名校，但它连续多年超越哈佛耶鲁被评为全美高中生最愿意就读的大学。“它的人才培养更贴近社会，或者将来就业会更加好。”俞说。俞立中已经跟赛克斯顿约定，日后上海纽约大学建成了，华东师大的管理人员将会直接到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挂职。“在学校管理方面，他们的一些做法，对反思我们自身的教学和我们大学的管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镜子。”俞说。中外合办到底能带来什么? 对这个新生大学感兴趣的，不仅有学生家长，俞立中的同行们也充满了好奇。有一次，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碰到俞立中，问他：“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这对你们华东师大有什么好处？”俞立中半开玩笑地说：“华东师大没你们名气响，我们要借助外力。”虽是玩笑话，也是俞立中的真实想法。他最担心的是，一旦有人说这个模式好，大家一窝蜂都去搞这个模式，结果把好的模式都带坏了。“它的示范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新的探索，但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潮流。”俞立中认为，每一所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模式，都应该有自己的烙印。不过在中国，一个潮流之下，很难没有追随者。过去十年，在扩招并校的指令之下，高校追求的是高大全，千校一面，学校个性不再。如今这条路各个高校都觉得不再灵光，那么在追求特色中，中外合作办学就成为一个新招牌。据上海《文汇报》报道，未来5年，上海紫竹国际教育园区也将启动建设，美国常春藤联盟名校及其他国际一流高校将加入其中，以合作办学的方式对外招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此并不看好。“只有鼓励国外大学直接在国内建立分校，才能真正逼着国内高校改革。”熊丙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这些学校在内地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将真正促进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之所以现在中国还不允许这么做，熊认为，恐怕是体制尚属脆弱，而且内地高校也还没有做好应对竞争的准备。熊以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为例，香港高校在2005年可以在内地自主招生。当时被北大录取了，同样可以参加香港大学的自主招生，许多内地状元放弃北大清华到香港读书。但2007年之后政策开始倒退，内地学生不能同时获得内地和香港的录取通知书，保送生也不准参加香港高校的自主招生。不过，在教育部系统工作的张男星却并不这么看，“目前不能建分校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但未来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教育部允许华东师大试点本身就表明了它开放的姿态。”实际上，上海纽约大学也是一连串高校自主办学模式改革创新的序曲。此前的2010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试点地区，上海市亦在名单之列，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步骤，教育部希望借此“培养国家紧缺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更多阅读上海纽约大学：“国内留学”能否成真上海纽约大学将面向全球招收优秀学生上海纽约大学进入正式筹建阶段上海纽约大学获教育部批准筹建; 个人分类: 大学政策与管理|124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转载：【南方周末】我的2010年书单(非虚构类): 热度 1 xianshi 2011-2-17 17:38; 　◎杜小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给没有收信人的信》,陈乐民文存,陈丰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陈乐民著,资中筠、朱尚同、陈丰等文,三联书店,2010年3月　　陈乐民先生是很多人敬重的学者,他的书我都会收藏,常翻常读,非常喜爱。2010年出版的这两部书,一如他的其他著述,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风格,或者说特殊的风格。我想用“打通”来概括这种特点。　　一是中西打通:陈先生不像“融合”、“互补”说那样做寻找中西“异同”的比较,他“看世界,想中国”,“讲西方,思东方”,“写欧洲文明,做中国字画”……自身的学养和经历,使他在中西文化之间自在倘佯,游刃有余。二是艺文和哲学打通:陈先生说过,他平生有两大兴趣,艺文(泛指文学艺术)和哲学。他的书画作品和哲学、文化论著就是这两大兴趣结下的果实。准确地讲,在陈先生那里,这二者同样不是“融合”,更像一种精神的对话和漫游。三是打通世事工作和心灵追求,这是最值得敬重的“打通”。陈先生达到一种精神状态,即他做的事情,无论是著作文章,还是书斋字画,都完全脱离了世俗功利的目的,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心灵,让人们“听到”他的思索、他的希望,还有他心中的热爱———对中西文化,对祖国,对朋友,对家人…… 　　《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梁秉堃著,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人艺往事》,牛响铃著,黄山书社2010年5月　　因为从小就热爱人艺,所以也特别热爱写人艺的书。这两本写人艺的书和《记忆深处的老人艺》(辛夷楣、张桐著,三联书店,2009年5月)一样,都是用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讲述人艺。人艺影响了几代人,靠的是一种精气神。从几代人艺人的回忆中,我们看出一种从容的态度:从容演戏,从容做人,从容在世……这来自“戏比天大”的准则,戏骨们戏人相通,戏和戏中角色融化在他们的身心之中。在那样的年代,始终保持这样的从容心态,该有多少催人泪下的故事!这几本书的作者也继承了“从容”的态度,把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从容道来,让人感慨、唏嘘。　　◎陈方正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家在云之南》,熊景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　　每个世家子弟心中都必然有无穷故事和感慨,每个劫后余生者胸中都必然有一部动人作品,问题只是当事人有没有足够的才学、思想、笔触把这一切写出来而已。本书作者眼看欢乐大家庭繁华日子的消逝,也从“文革”炼狱中熬过来了,但她没有愤恨,也没有自怜,只是轻描淡写地为我们展示她丰富的经历与内心世界,显出了中国人罕有的冷静、客观与幽默,也为我们记忆中日渐淡出的那些年代留下了宝贵记录,书中百余张大大小小、神龙活现的老照片,更不禁令我们感到,逝去的青春毕竟还有一丝是可以留住的。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周保松著,三联书店2010年6月　　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自由主义虽“显”而不大成“学”:这方面的相关论著,大多满足于阐述、发扬西方学说或者据以抨击中国现状,致力于学理探讨或提出个人见解来的,实属凤毛麟角。这或许是由于中国学术历来重实践而轻理论的传统造成的。就此而言,周保松这本新著委实令人刮目相看:它以论述罗尔斯高度抽象的巨著《正义论》为中心,但绝不限于介绍、揄扬,而是将之置于自由主义传统及其批判声音的历史脉络中,来作全面和深入的剖析,再加以反复诘难与响应,最后提出自己的衡平估量。不少人难免会觉得此书缺乏现实意义,但它对于这种学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总是会有影响的。　　◎侯艾君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　　《地缘大战略》,丁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地缘政治学奠基于西方,由于纳粹活剥了其中的某些思想,导致该学科声名狼藉。在中国也长期成为学术禁脔。西方原有其传统,因而复兴、推进较快；1990年代以来,北邻俄国也已建起自己的学派。地缘政治研究对国家定位、战略谋划等方面的意义不容置疑。本书作者视野宏阔,提供了丰富、精辟的思考和深入、缜密的论证。可以说,本书为中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俄］顾达寿口述,郑少峰执笔,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2月　　对于中苏关系由蜜月到对抗的历史过程,中、俄两国史家已出版大量著作,但尚有许多疑问等待解答。曾经担任苏联领导人中文翻译———也是中苏关系演化的见证人———的顾达寿撰写的回忆录无疑值得重视,其中有对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近距离观察,双方冲突的惊人场景,林彪事件的少为人知的细节和内幕…… 　　◎王玉霞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美］丹·艾瑞里著,赵德亮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9月　　半个世纪以来,在传统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强大理论攻势下,“非理性”,在多数情况下被涂上了贬义的色彩。然而丹·艾瑞里以行为经济学家的视角,为我们重新诠释了“非理性”的魅力,它可以让我们积极地适应新的环境,信任他人,收获快乐。　　本书继续运用行为实验的方法,生动形象地将社会看做“实验室”而将人比作“小白鼠”,并结合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知识,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深刻地剖析人们在工作和人际交往中的种种“非理性”行为,教授我们驾驭非理性的方法,克服非理性盲点,更好做出决策。　　◎冯克力　　《老照片》丛刊主编　　《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美］阿瑟·米勒著,汪小英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8月　　1983年,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来中国,指导北京人艺排演他的剧作《推销员之死》。米勒有每天记排练日记的习惯,回国后作者依据这些日记,整理成了这本书。《推销员之死》创作于1949年,正是在那一年,中国关上了面向西方世界的大门,而且一关就是三十年。当中国重启国门,米勒踏上这片神秘土地的时候,双方的陌生与尴尬,是可想而知的。比如他不得不费些口舌向饰演波士顿女人(主人公威利曾与她有过一夜情)的演员解释,剧中的这个人物既不是妓女,也不是中国人通常认为的那种坏女人。再有,刚刚开放的中国还没有推销员这个行当,对剧中主人公职业角色与心理的把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于主人公威利为获得一份保险赔偿而“意外身亡”的奥秘,更是难以让中国的演员和观众所理解……正是在诸如此类的碰撞中,作者以其艺术家的敏感,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留住了改革之初中国社会之种种,今天读来恍然而亲切。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张鸣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5月　　这几年,有关北洋军阀的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从高头讲章到野史戏说,应有尽有。张鸣的这本《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把各路军阀统统放置在五四的大背景里,在立论上别开生面,在写法上也自成一格。与张鸣以往的著述相比,虽然没人“用枪逼着他”专心学术(作者戏言),这本书还是明显地想寻求一点学术的意味,有意跻身正堂大殿,但作者毕竟“野性难驯”,写着写着,手中的笔便难免打滑,写到“好玩”的地方往往收不住笔,可能是因为割舍不去那点追求“学术”的念头吧,又不至于信马由缰……于是,便有了这部散文体的政治史。　　《四手联弹》,章诒和、贺卫方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4月　　一位是文史作家,一位是法学教授,两个人却硬要坐在一条琴凳上拨弦弄键,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要鼓捣什么“行为艺术”。严格说来,这是一本“看图说话”的书,延续的是《老照片》开创的“读图”的路数。毕竟是大家所“读”,一咏一叹,自有机趣与洞见。两人相约“世俗,趣味,随意”,这没什么不好,而宣称“无政治,无思想,无锋芒”,倒真有点“行为艺术”的意思了。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创意阶层的崛起》,［美］理查德·佛里德曼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9月　　谈创意阶层,作者在书中也不乏创意。他说时下创意群体的聚集地,常常就是同性恋群体的聚集地。背后深刻的原因是二者都在寻找最宽容的城市和地带。创意人士不是被动地追着工作走,而是极其在意居住地、生活方式和个人兴趣。他们属于“无领”阶层,不能忍耐正装办公,坚持享受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他们有波希米亚的特征,躲避主流文化对人性的压制。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常喝酒,因为浪费不起醒酒的时间。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薛涌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1月　　本书讨论时下人们最关心的成才路径。对国内饥渴者是一顿美味的文化快餐。作者对西方学界右翼的基因决定论和左翼的后天培养论都做出了富于同情的评介。视角开阔,举例生动,见识独到。他说,英国社会普遍相信球星是天生的,那里其实天才甚多,却因此不会成长出巨星。他讲述在家庭、高中都不被看好的乔丹如何成为巨星。他讲述1440—1490的佛罗伦萨,没有一所一流大学,却在人才辈出上成为人类历史第一密集的时空,奥秘在其作坊当中。　　《下一个十年,消费崩溃的年代》,松田久一著,南方出版社,2010年12月　　12年前不可一世的日本经济跌入谷底。按照说滥了的疗法,拯救的不二法门是拉动消费,不料硬是拉不起来。作者分析,日本“厌消费”的一代出世了,他们生于1979—1983年(今年27—31岁),长于泡沫经济崩溃的年代。厌消费就是有工作、收入不少,但消费少。原因是,对涨工资不看好,故热衷储蓄；未经历过通货膨胀,认准了新款商品日后必大幅降价；想炫耀,但明白普通人买得起的东西炫耀不成；想追时尚,发觉时尚已多样化,怕追错了被笑话。◎谢春涛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沈志华、李滨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11月　　本书是2009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选集,收录了沈志华、杨奎松、牛军、李丹慧、李滨等中外学者的22篇论文。时间跨度从1940年代后半期,到1980年代末,内容包括中苏经济技术合作,中苏文化交流,侨民、留学生与“旅大地区”、苏联指导下的学术和法制改革、1960年代的中苏关系、中苏关系与第三世界、联盟与敌人、苏联与中国的改革、中苏关系正常化等。书中论文选题新、史料丰富、见解富有启发性,代表了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水平。　　《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　　任均是一位九旬老人,1940年代,她曾被称为“延安梅兰芳”。1950年代,在保加利亚做过外交官。“文革”期间,作为文化界人士受过冲击。她的大家庭和社会关系,更是值得记述。她的父亲任芝铭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二姐任锐在延安被称为“妈妈同志”,二姐夫孙炳文,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密友,中共著名烈士；三姐夫冯友兰,著名哲学家；外甥女孙维世,著名戏剧家,“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老人用了几年时间,追忆了她的人生经历和社会交往,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赵俪生先生是著名史学家,生性耿直,在这本回忆录中对人与事毫不忌讳,秉笔直书,是当年学术、政治生态的生动图景。但是,知识分子的回忆毕竟已多,我更看重的是其夫人、一直是“家庭妇女”的高昭一回忆录,从一个家庭主妇的角度对当年的日常生活作了细致的回忆。因为史学向来只重“精英”,家庭妇女写回忆者极少,而写了又能发表者更少。我想,如果不是沾了其夫赵俪生先生的光,高昭一的回忆录可能也无法出版。所以,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她的回忆更加珍贵。　　《何方谈史忆人》,何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0月　　何方先生是中共老党员,曾长期任中共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的秘书。后来,何先生长期研究中外关系、研究中共党史,所以他的“谈史忆人”既有历史“参与者”的直观、生动,披露了许多只有“亲历者”才可能知道的秘辛,又有研究者的客观态度,使人获益匪浅。　　◎肖滨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　　《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秦晓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　　秦晓先生的这部书当然不是什么学术大作。然而,他从现代性视角审视当代中国问题的犀利与勇气,却使得做学问的人感到震撼。这种震撼力,来自作者对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的反思和未来走向的追问:是接受“中国模式论”,将摸着石头过河的短期发展路径定格为未来中国恒定的制度框架,还是回归人类的基本价值体系,建构一个在主权与人权、法治与民主、权威与自由、效率与公平之间协调平衡的现代文明秩序?这是本书提出的问题,更是未来中国发展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　　《抗争政治》, 蒂利、塔罗著,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6月　　如果说查尔斯·蒂利的《社会运动:1768-2004》在历史考察中为社会运动的研究搭建了厚重的理论基础,那么,《抗争政治》则在典型案例的分析与挖掘中,把社会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虽然作者并不把所有的抗争政治都纳入社会运动的范畴,但正是在梳理抗争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复杂纠葛中,为我们把握抗争政治、社会运动以及民主化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指引,同时也为分析转型社会中的各种抗争性事件树立了标杆。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苏黛瑞著,王春光、单丽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这部书的书名,更像是描述当代中国现实的一个命题。作者苏黛瑞从边缘群体的视角切入,在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领域中推进,借助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讲述了农民工在城市中争取与市民享有同等权利的辛酸故事,剖析了农民工权利不足的复杂成因。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王奇生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革命”与“反革命”,岂止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词而已!它们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生存境遇。“革命”曾经是崇高的表征,哪怕这样的“革命”其实已经被扭曲而未必具有其原本的意义；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则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人们群起而攻之的同时,其实并不曾思索其原本应有的含义。王奇生的论著以历史学家的眼光与视野,为读者提供了他对“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在民国时期的建构及演进过程的解读,其丰富内涵,足可令读者深长思之。　　《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章东磐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中国史上令所有中国人无比振奋、永志于心的历史丰碑。我们不应忘记当年那些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奉献出热血的无数先辈。作者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盟军在滇缅战场作战的23000张照片中选出了五百余张,形象地反映出参加当年那场战争的中国军人形象。他们的坚毅与英勇,他们的自信与果敢,他们的牺牲与勇气,他们的纯洁与俭朴,他们眺望胜利与未来的目光,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群像。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启之著,秀威出版社2010年4月　　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不应是被淡忘的历史,因为其不仅事关当年亲历者的历史记忆,而且为当下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构建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知晓中国的昨天,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作者以“人民电影”为主题,叙述了那个时代的电影政治史,或许不够艺术,却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电影特质。　　◎王康　　民间学者　　《卢作孚》,张鲁、张湛昀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　　卢作孚是民国时代“殷忧吂圣”、“礼失求诸野”的显例,20世纪中华民族之所以不被内外专制邪恶力量征服而始终立于天地的典型,是现代中国改良主义几近成功的代表人物,民族企业家的卓越楷模,抗日卫国战争无可争议的国族干城,中华先贤祠中又一名悲剧性英烈。作者张鲁以其伤残之驱,春秋五载,呕心沥血,为乡贤卢作孚立传,为时代招魂。　　《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美］凯伦·阿姆斯特朗著,孙艳燕、白彦兵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5月　　1949年,雅斯贝尔斯出版《大哲学家》,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和耶稣并列为“人类思想范式创建者”。50年后,英国宗教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目睹20世纪空前规模的暴力与危机,重新阐释轴心时代,呼吁世界恢复同情、宽恕、善良,尊重一切生命,重新赋予人类短暂脆弱而终有一死的生命以神圣力量。此书已超逾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力图摆脱西方中心史观和欧洲优越论的全球意识,而以轴心突破的伟大智慧和悲悯情怀,奉献给世界一种古老而簇新的文明生命宗旨。由此从人类思想地平线出现一种抵御充斥20世纪并严重危害人类的反文明反生命反神圣的不同牌号的专制主义和世俗物性潮流的新型全球伦理。　　《家在云之南》,熊景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　　本书复活了一个家族、一个时代。所谓历史,所谓文学,所谓天下,离开和悖逆了家常亲情,就只能沦为荒唐和谎言。———何况,此书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慷慨悲歌、雷霆风云。　　我在作者泣血文字里感受的正是中国人的本色:温和、谦逊、慈悲、坚忍、幽默,还有东方的生命博爱和信仰,———礼崩乐坏的当世亟需的疗救所在。　　◎谭庭浩　　南方日报出版社编审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王笛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　　这是我特别偏爱的那类题目:小题大做,从非常日常、非常大众的角度着手,探研出社会变迁与精神变动的某些秘密。同是公共空间,探讨西方咖啡馆的书我翻过不少,研究中国茶馆的书此前却未得见。这本书自有它的学术企图,可我更喜欢把它作为茶馆的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甚或日常生活史来读；至于其绘声绘色、妙趣横生之处,简直就是小说了,是一部扩大了的、更系统、更繁富、更多声部的“其香居茶馆”。读完此书不久,去了一趟成都,特意找了一个下午,一个人跑到文殊院茶园,泡了一碗盖碗茶,坐在竹椅子上,晒着太阳,悠哉游哉,享受茶馆的滋味。　　《名牌至上:亚洲奢侈品狂热解密》, 拉哈·查哈、保罗·赫斯本著,王秀平、顾晨曦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7月　　恐怕没有第二样东西,像名牌那样,那么物质,又那么精神。有人在《时代》周刊上说:“日本真正的国教是名牌拜物教,LouisVuitton是他们的上帝。”书中揭示的亚洲人在追逐名牌过程中泄露出来的精神密码,让我倍感“亲切”:炫耀财富,彰显身份,寻找认同,标举个性,而又撞入集体主义、从众心理的文化与商业的圈套……继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之后,中国内地业已成为全球奢侈品征逐的最辽阔的“乐土”。我从这本书里获得了部分观察的视角,得以琢磨此时此地“精彩”纷呈的名牌盛宴和精神活剧,真有意思。　　海豚书馆,海豚出版社,2010年8月起陆续出版　　这是一套丛书,依封面的颜色分出六个系列,品质与趣味兼备,已推出十多种。我想说的是它的“形式”:篇幅短小,每种通常就三五万字；小32开,精装,轻型纸印刷,便于携带和阅读；价格相宜,多在十几二十元之间；———关键是,特别有“传统”的书的手感、气息和味道。上月外出度假,随手带了其中两种上路,感觉比揣一iPad要轻松自在得多。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过不少这类书,2010年我还买了董桥的数种。上海书店出版社前几年也出过整整一个系列。后来还见过一些“跟风”之作。书似乎正日渐“边缘化”。在全媒体的声色之娱中,充分挖掘纸这种介质的潜力,做减法不做加法,安安静静,清清爽爽,书就是书,这或者也不失为一种应对之道。; 2242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苏联语言学史上不应被忘却的一页: gothere 2011-2-8 23:12; 苏联语言学史上不应被忘却的一页傅杰转自：南方周末 2007-01-05 　　已届晚年的斯大林为什么会插手语言学问题？马尔的学说为什么如此引起领袖的关注？马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展开的语言学讨论是学术分歧，还是政治斗争？请看——— 　　　　如果不是一些要籍———如高名凯先生写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语言论》——— 中的大量引录，现在即使是中文系或外文系语言专业的学生，也未必知道时常是一身戎装的斯大林还写过一本曾被列为经典———而且不仅仅是语言学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20多年前我还是大学生时参与语言学兴趣小组，我们的导师、一位刚从北方调来的教授首先让我们精读的，不是当时已有中译本的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而正是这本斯大林。至于它在五六十年代的影响，更是只要随便翻翻当时出版的语言学书籍和语言学杂志，就可见一斑———它无疑是当时引用率最高的“专业文献”。1991年，外研社出版了《许国璋论语言》，集中所收这位1960年代起即名扬全国的英语教材主编的语言学论文却都是1978年以后写就的，在此之前则是一片空白。许先生自述这并不是由于自悔少作作了删削，而是少而无作，原因即在于1950年代之后，“时以某人某言为训，探索无从”。这 “某人某言”对后来者，也许会成为需要加注的古典；而对过来人，则是不言自明的今典。　　但，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从专业必读文献中清除出去是不够的。已届晚年的斯大林为什么会插手语言学问题——或者说是什么促使他对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产生了兴趣？这当中有什么前因，又有什么后果？斯大林在书中严词批驳的马尔学说为什么如此引起领袖的关注？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展开的语言学讨论是学术分歧，还是政治斗争？马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都是语言学史或不仅仅是语言学史所不能也不应放过的问题。　　俄罗斯语言学博士米哈伊尔·维克多罗维齐·戈尔巴涅夫斯基教授于1988年在《文学报》上发表了被称为檄文的《关于泰斗的提纲：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那些文章给科学做出了什么贡献》，戳穿了斯大林作为“伟大的语言学泰斗”的神话，第一次披露了苏联语言学问题讨论的背景和内幕。文章发表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既有读者加以鼓励，证实或补充相关事实；也有读者“甚至差一点儿要与我决斗”。无论哪一类读者都是作者应该报答的，于是作者再接再厉，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利用相继解密的包括克格勃档案在内的苏联时期众多内部材料，写就了这部 20余万言的专门著作——《世初有道——揭开前苏联尘封50年的往事》(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　　作者在引言中说：“细心的读者根据《约翰福音》的续篇，能读出本书书名的潜台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创世之初，道与神同在，世间的一切都由道而开始，没有道，世间的一切便无从开始……’”中译者专门就书名的翻译与作者作了探讨，综合《约翰福音》汉译本中“太初有道”的“有道”之意和俄语中该句话的表达方式，译为《世初有道》，企图揭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从创世之初，语言就作为交际的工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始终占有独特的地位，因此语言问题历来都受到执政者的关注；二是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世间就有了自己的 “道”：人类历史上无论发生过和将要发生什么，世间的“道”始终存在，历史终将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而人类众生中的一切忠奸善恶最终也会是非清楚，泾渭分明。　　　　马尔在苏联语言学界的统治地位，正是借助斯大林的专制形成的　　读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人，都会记得斯大林的主要批判对象——马尔；但不一定会知道马尔在苏联语言学界的统治地位，却正是借助斯大林的专制而形成的。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1865－1934)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学者，在历史考古和具体语言研究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但缺乏语言学理论素养的他，偏偏有意把语言科学变成实现他个人思想的实践，试图征服整个世界语言学界。由征服的欲望带来的自负和因征服的不可能而产生的自卑，使他立誓要与俄国革命前的语言学和国外语言学彻底决裂，而当时苏联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他把以前的语言学传统都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把不让资产阶级的语言学说入侵苏联科学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保证了苏联语言科学的纯洁性，也就等于保证了他的“语言新学说”的权威性。　　马尔的“语言新学说”认为，语言不是没有阶级性的交际工具，而是上层建筑，人类语言的基础是由4种原始要素组成的：　　当人类不仅拥有物质文明，而且拥有上层建筑文明时，便产生了有声语言。譬如，就像在手势语言占绝对统治时期，即在整个古石器时期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一样。因此，在劳动和巫术过程中产生的4个声音单元成了语言学的元素，成为重新形成的有声语言的基础。这时候，人类的生存环境已出现社会性分化，有声语言就成了阶级的语言，并和后来的文字一起都成了统治阶层手中阶级斗争的工具。　　从这短短的引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尔的理论充满矛盾和臆想，完全经不起推敲和追问。但他既给它们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法衣，那么质疑者就当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了。当被追问到4个元素的来源，当四元素方法受到批评时，这位科学院院士居然强硬蛮横地宣称：“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证明的，而只能展示！” 　　马尔十分清楚，在当时，科学领域的许多事情都依赖于职位的影响，而且与职位的影响力范围相关。据1926年苏联科学院记事手册的记载，马尔的行政头衔不下10个。1930年，他还被授权代表“全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科技工作者协会”向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宣读贺信，就坐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满意地听着这位科学院副院长慷慨激昂的表白：　　苏维埃政权给予科学充分的自由，鼓励和支持在真正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领域中进行最勇敢、最果断的科学探索。在这样充分自由的条件下，我曾努力发展关于语言的理论学说，在这一领域从事着自己的科学工作，我将与新型科技干部———共产党员科技工作者和坚定的非党工作者一道继续发展这一理论学说。在经历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考验的关键时刻，我认识到不问政治的虚伪性，并很自然地把这种虚伪抛开。我坚定地站在科学文化战线一名战士的岗位上，捍卫准确的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总路线，捍卫共产党的总路线。　　一本1940年代出版的为马尔歌功颂德的传记这样记载：“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六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繁荣形式上是民族的、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以便使这些文化联合成一种共同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并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提纲激发了马尔的新的朝气和力量，他成了斯大林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和热情激昂的宣传者。马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了斯大林的这些思想的惊人的鲜明和深邃。”马尔的忠心得到了领袖的赏识。会议刚一开完，马尔就被接受为联共(布)党员，而且没有预备期。一年之后，成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稍晚经斯大林同意和支持，马尔被苏维埃政府授予列宁奖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又授予他功勋科学工作者称号。　　马尔的“语言新学说”获得了广泛的宣传和推广，马尔主义者“很快就明白了在与学术上的反对派进行的斗争中，斯大林的专制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反对马尔新学说的学者被扣上一顶顶政治帽子，遭到批判、解职、流放甚至被迫害致死，从科学界消失或干脆从生活中消失。书中提供了不止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例证。“马尔主义的烧瓶中炮制出了有毒的热汤，其剂量足够给所有的反对派服用。”面对这样的历史，作者写道：　　科学上的理论和意见可以有很多，也应该有很多，否则就不可能接近真理，但是只要有一种理论宣布它是例外，声明说，只有它，只有它一个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将自己的反对派都贴上政治标签，并采用各种形式的告密手段，那么，事实上科学就已经停止了自身的发展，发生了最严重的停滞。　　这样“最严重的停滞”，在苏联还将持续许多年。　　　　斯大林对语言学问题产生兴趣，并在马尔死后拿他开刀　　马尔于1936年病逝。之后他的学生们接替了他的位置，借各种机会继续推行马尔学说，也继续着他们对持不同观点的语言学家的批判。1949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语言学战线的形势”，并通过决议：马尔院士的“新学说”是惟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与其相悖的任何其他理论都应坚决予以肃清。一批语言学者被点了名，其中包括格鲁吉亚语言学家契科巴瓦·阿尔诺利德·斯捷潘诺维奇。但这一次厄运没有再次落到马尔的反对者头上，而是很快就出现了相反的局面。　　斯大林为什么对语言学问题和马尔学说产生兴趣，并在马尔死了十多年后拿他开刀？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在作者看来，其中既有具体的政治原因，又有复杂的心理因素。这或许是为巩固自己的科学泰斗地位(正如中央党报所指出的那样：“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决定许多门科学命运的最高法官的重任”)；或许是出于对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马尔的嫉恨(斯大林后来在文章中明确表示了他对马尔说话口气的厌恶，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比他谦虚得多”)。而契科巴瓦则说，斯大林对语言学问题的兴趣实质上跟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关系。　　正是在1949年，契科巴瓦根据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恰尔克维阿尼的建议，写了一份《马尔院士的语言阶段分类》的报告。恰尔克维阿尼是当时正在编纂的《格鲁吉亚语详解词典》的主编，而按马尔的语言阶段学说，格鲁吉亚语要比犹太语和印欧语族中诸语言低一个等级。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关心马尔学说，或许与此有关(契巴科瓦在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这份报告被呈给了斯大林。作者推测这个犹太语要高于格鲁吉亚语的理论，有可能使斯大林本人和他的民族感情受到直接的侮辱。次年，契科巴瓦和恰尔克维阿尼带着刚出版的《格鲁吉亚语详解词典》第一卷在斯大林的别墅受到接见，斯大林与客人讨论了马尔的语言新学说，并授意契科巴瓦把意见“先写出来，我们看看，如果可行，就印刷出版”。　　一个月后，《真理报》发表了契科巴瓦的《论苏联语言学的若干问题》，对马尔的语言新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照斯大林的旨意，报纸宣称将就此展开公开的、自由民主的讨论。　　马尔的学生、当时苏联语言学界的头面人物、苏联科学院语言与思维研究所所长麦夏尼诺夫立刻撰文回击，标题是“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尔院士的遗产而努力”，声明要建立没有马尔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是不可接受的，并强调契巴科瓦的文章是“资产阶级语言学基本观点的重复”。当时——本书作者描述说——“麦夏尼诺夫的政治嗅觉没能帮助他察觉到，在契科巴瓦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散发着领袖烟草的甜香味。其他马尔主义者也没有觉察到危险性，他们已陶醉在即将来临的被尊奉为神的日子里了，习惯地、带有挑衅性地，并毫不犹豫地向对‘新学说’的任何怀疑和批评给予断然反击。” 　　契科巴瓦遭到了围攻。一大批学者对他展开了严厉抨击。支持他的人屈指可数，其中一位是后来成为院士、但在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莫斯科大学语言学副博士谢列勃林尼科夫，他差一点被开除；还有一位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乌克兰学者布拉霍夫斯基，但他发表文章后却一直惊恐不安，疑心自己站错了立场。这种局面持续到6月20日，语言学的“伟大泰斗”诞生——斯大林的《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　　大讨论结束了。　　相关文章源源不断，但不再有任何支持和捍卫马尔学说的只字片语，见报的是以麦夏尼诺夫为主要代表的马尔主义者的忏悔，至少有两位马尔的信徒或因迷惘、更可能是因为恐惧而引发了精神病。著名记者、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依概括说：“失败者后悔莫及，胜利者洋洋得意。” 　　7月4日，斯大林发表了《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8月2日，又发表了《答同志们》。这些文章的结集，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领袖的铁掌砸烂了马尔的大棒，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开始了　　斯大林的著作为苏联语言学界摆脱马尔主义的教条扫清了道路。他在文中义正辞严地指责：　　在语言学各机构中，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一种与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极不相称的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对苏联语言学的状况稍微作一点批评，甚至想对所谓的“语言新学说”做出哪怕是最谨小慎微的批评的表示，都会遭到来自语言学界领导层的迫害和阻挠，因为对马尔的遗产持批评态度，因为对马尔学说有点不赞同，许多在语言学界举足轻重的语言学家和研究人员被撤了职或降了职。而有些语言学家被提拔到很重要的岗位，并不是根据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无条件地认同马尔的学说……在语言学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视一贯正确的领导集团，它能保证自己不受任何可能的批评，它可以在这一领域为所欲为，恣意横行。　　斯大林肯定语言学大讨论的意义，“首先是因为它把这种军警式统治制度揭露出来，并彻底将其打碎”，这是完全正确的。领袖的铁拳砸烂了马尔的大棒，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专制的体制———新的军警式统治形成了，只是更换了旗手而已。对斯大林思想的更狂热的崇拜，同样严重地影响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如果你的文章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小册子，你就连一行文字也别想发表”。因此当时的科学工作者都必须按照“斯大林学说的精神”来写自己的文章和专著。一本著名的《语言学导论》教科书，有一章引录斯大林的话比自己的论述更多。不仅如此，马尔的得意门生们也纷纷倒戈，抛弃了自己的导师，开始颂扬和阐释斯大林的语言学说。苏联改组了以马尔命名的语言与思维研究所，解除了麦夏尼诺夫院士的工作，语言新学说在一系列的会议上遭到批判，一大批人被罢免领导职务、被撤离重要的科研和教学岗位。　　作者指出，斯大林并没有给语言学理论作出任何贡献，他对马尔学说的批判，只是重复了许多俄国和苏联学者早已用各种方式表述过的结论；而他试图表现自己创造力的一些见解，则是可笑和荒谬的。但以权势之大，地位之尊，他的话却成了不容置疑的权威结论，被作为发现和创造而得到了广泛接受。例如斯大林称库尔斯克－奥尔洛夫斯克方言是俄罗斯语言的基础，这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语言学家甚至弄不明白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一假设。但由于这是斯大林的假设，于是在很多年中，引出了诸多毫无结果的科学猜想。一位善于投机的所谓学者还以惊人的快速度炮制出博士论文，专门证明斯大林的这一“发明”是科学的。就凭这篇论文，他顺利地进入了莫斯科，并在苏联科学院身居要职。　　轰轰烈烈的对斯大林的赞颂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界，变成群众性的狂热。所有的人都努力地领会着伟大领袖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其他专业的学者们也迫不及待地用伟大领袖的新理论来武装自己。在莫斯科大学的生物系，贴出了“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理论观点来研究马拉尔的乌鸦种群问题”这类“科学讲座”的海报。《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主编的《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宣告：“用斯大林的天才思想武装起来的苏联语言学，开始沿着新的道路前进。语言学理论研究所和各高等院校语文系科研工作的整个计划都作了重新安排。重新组建的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承担起了以斯大林的指示为指针，改造苏联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和语言学的具体研究课题等重大任务。”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也出版了文集《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篇目包括：　　亚历山大罗夫：《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典范》　　维诺格拉多夫：《用斯大林关于语言的学说发展苏联语言学》　　尤金：《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著作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　　斯杰潘尼扬：《用斯大林语言学著作的观点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某些问题》　　切尔特科夫：《用斯大林论语言学著作的观点研究辩证法的某些问题》　　特罗申：《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对自然科学的作用》　　等等。文集称颂斯大林为“创立了先进科学史上史无前例的学说的科学泰斗”，他的著作“完成了语言学的转折，开创了苏联整个科学的新纪元”。作者对这本文集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特别是从科学历史与专制制度特点的联系的角度来看，每一篇文章都十分有意义”。一切大大小小的马屁家们或可从中获得激励：他们也是有机会名垂青史的———今天的垃圾，可以成为明天的史料。　　　　警惕斯大林制度的后遗症　　回顾历史，作者的心情是沉痛的：“我们的科学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多种多样而又错综复杂的，是悲剧性和自我矛盾的。科学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各族人民曾陷入的那种危机是多么深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本身，是斯大林制度及其遗产。这种危机的后遗症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引录了作家塔尔哈诺夫在回忆录中的沉思：　　我联想到一种最毒、最难以制伏的莠草———飞廉草，无论你锄刨得多么深，无论你怎么用力踩踏，无论怎么折毁它的茎杆，只要它的根还活着，一切都是徒劳的。同样，我们在揭露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形象地说，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土壤上除掉了祸害的茎杆，它的根仍然还活着，并会不断生长。这就使得它们在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还能够再次复发，再次猖獗。　　是的，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在惊人地重复着。正因如此，历史才是值得我们回忆和反思的。正因如此，作者才记录下了苏联语言学史上这沉重的一页，“无论这一切有多么荒唐，在过去那些令人悲哀的教训中，除了痛苦以外，还包含有另一番滋味：那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期待真正的自由的到来，希望理性终将获得胜利。正如英明的彼得·恰达耶夫所说：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却可以把握未来”。而 “要想把握未来，就必须了解过去”。也正因如此，《世初有道》才值得我们翻译出版，值得我们郑重推荐。　　斯大林以权势之大，地位之尊，介入语言学争论，他的话立即成为不容置疑的权威结论，斯大林的著作为苏联语言学界摆脱马尔主义的教条扫清了道路。但对斯大林思想的更狂热的崇拜，同样严重地影响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学者，在历史考古和具体语言研究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他的“语言新学说”充满矛盾和臆想，完全经不起推敲和追问。; 个人分类: Linguistics|257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易中天: huang840828 2011-1-25 11:16; 老易的这篇文章还是很给力的，呵呵。〇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大约就能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一三纲要不得，五常就要得吗〇馊了的饭菜，怎样“创造性转化”？ 2010年12月2日《南方周末》刊登的《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次重量级学者的对话。杜维明、袁伟时两位老先生，温文尔雅坐而论道，心平气和谈古论今，十足的大家风范，确实令人敬佩，也确实给人启迪。不过恕晚辈直言，先生们的某些说法，恐怕还可以商量。比如两位先生都说，三纲要不得，五常可以有，我就觉得很可疑。民进党要跟陈水扁切割，都不容易，何况三纲跟五常？这两个，当年可没实行“AA制”，反倒俱为一体，共存共荣。它们之间，其实是纲目体用关系，即三纲为纲，五常为目；三纲为体，五常为用；三纲为皮，五常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纲没了，五常还会有存在的合理性？更何况所谓“五常”，本身就问题一箩筐。且不说董仲舒在孟子的“仁义礼智”之外再加一个“信”，是何等的不伦不类；也不说这五个字，是不是都能进行现代阐释，变成现代价值。就算是吧，那么可以拿出来说，拿过来用的，又岂止“仁义礼智信”？比如忠，比如恕，比如勇，都不比“信”差。既然如此，整出个“仁义礼智，忠恕信勇”的“八常”，不行吗？为什么只能“五常”呢？又不是联合国。所以，我真的想不明白，干嘛一定还要留着“五常”？也许，先生们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太有感情了，总希望能保留和抢救多少，就保留抢救多少。因此，杜维明先生甚至提出，“儒学要对一些糟粕”进行“创造性转化”。这又让我看不懂。没错，神奇可以化为臭腐，臭腐也可以化为神奇。这样看，糟粕也未必不能转化为精华。但是对不起，第一，这是道家的辩证法，儒家似乎不这么讲。第二，就算糟粕可以变成精华，也得先承认那是糟粕。第三，也不是所有的糟粕，都能变成精华。比方说，馊了的饭菜，怎样“创造性转化”？变成“脑白金” 吗？三纲五常，就是“馊了的饭菜”。因为以前，这玩意是可以吃的。我们中国人，也吃这一套，还吃了两千多年。不过，在汉代，它是“新鲜饭菜”；后来，是“家常便饭”。辛亥革命后，就变成了“剩饭剩菜”。加上又没放进冰箱，哪里还能再吃？那可是要拉肚子的。二五伦早已不伦〇某些已经死去的，就让他“死在沙滩上”。肯定五常，或许是因为要肯定五伦。原因，则大约因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传统社会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号为“五伦”，也叫“五常”。由此产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就叫“人伦”。具体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在杜先生那里，是被看作“普适价值”的。那么请问，君臣有义，还需要吗？不需要了吧！夫妇有别呢？杜先生说还要。因为这个“别”，不是差别，而是分别。比如以前是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等等。这又让我不明白。一个家庭，为什么一定要“有人主外，有人主内”呢？都主外，也都主内；或者因时、因事、因人而异，轮番主外主内；甚至有事“一致对外”，无事“共享天伦”，不分主外主内，不行吗？何况还有实行“AA制”，各人的内外自己主张，自己打理的，也没见天塌下来。“主外主内”的“夫妇有别”，究竟有什么必要？就算有，那也是家庭内部的分工，为什么要作为道德规范提出来？如果但有“分别”就关乎“道德”，那么请问，授精怀孕的“男女有别”，难道也是？还有“长幼有序”，也成问题。大哥哥和小弟弟，为什么一定要有道德上的序列呢？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必须规范为“兄友弟恭”？平等相爱，就不行吗？我在家里就是老大，我一点都不觉得对两个弟弟，要摆什么哥哥的谱！一个要不得（君臣有义），一个没必要（夫妇有别），一个很可疑（长幼有序）。所谓“五伦”，岂非丢了半壁江山？这样的“半吊子”，岂非早已“不伦”？所以我说，儒家的很多东西，恐怕都是“馊了的饭菜”。就算依照袁伟时先生提出的附加条件，把它们“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怕也无法“起死回生”。何况能不能这样重建，也还难说。毕竟，诸如“五伦”之类，只是在传统社会才有意义。传统社会既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传统道德又何必一定要“似曾相识燕归来”？因此，某些已经死去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就让他“死在沙滩上”，用不着再去“创造性转化”。我们需要继承的，只能是确有生命力的东西。三一个标准：共同价值〇没有哪个民族，会把仇恨当作核心价值观。其实，儒学当中，可继承的东西很多，比如“仁”。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是孔孟的卓越贡献。它的基础，是一种“人皆有之”，因此可以“不证自明”的“人性的善”，这就是“亲亲之爱”。既然是“亲亲”，那么，子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子女，这就是“对等相爱”。同样，亲兄弟要爱，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相当于兄弟的乡亲、同学、战友、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也要爱。这就是“顺序延伸”。于是，从纵向的孝和横向的悌出发，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可以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何况做起来也不难，不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这是行得通的。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别人，有什么难呢？就算没能力帮别人立，帮别人达，不嫉妒，不破坏，不阻挡，总做得到吧？如果连这也困难，那么，还有“恻隐之心”作为底线。前不久，许多媒体，都相继报道了当年的红卫兵向被迫害者道歉一事，很让国人震撼。其实反过来想，如果那时他们能有“不忍之心”，又怎么会对老师和长辈恶语相加，拳打脚踢？也就没有后来的良心谴责和内心煎熬了。“于心不忍”这“一念之善”，岂非极其重要？这就是孔孟的“仁学体系”。它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亲亲之爱），一个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还有一条做得到的底线（恻隐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头支票”，这很了不起。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仁爱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事实上，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没有哪个民族，会把仇恨当作核心价值观。因此，尽管孔孟仁学当时就遭人诟病（比如墨家的批判），后世也遭人质疑（比如五四的批判）；也尽管它的某些具体内容，包括父慈子孝和兄友弟恭，仍不乏可以商量之处，但它的基本内核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继承的。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就弘扬之；不符合，就抛弃之。这就是我主张的取舍标准。四一个方法：抽象继承〇也许得把儒学“放进洗衣机，再加漂白粉”。有标准，还要有方法。标准，讲“继承什么”；方法，讲“怎样继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继承？照单全收是不行的，拿来就用是不行的，不加改造也是不行的。因为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是在宗法制度的背景下说的。依照宗法制度，所有的贵族，包括天子之王族，诸侯之公族，大夫之氏族，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传嫡长子，世代相传，万世一系，是为“嫡系”，也叫“大宗”。大宗之子，世代为君，或为国君，或为家君。他们的儿子，就是“君子”，即“君主之子”。不是嫡长子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分到最后，最小的小宗，已经做不成贵族，只能做庶民，这就是“小人”，即“小宗之人”。小人（小宗之人）在家族里，不能跟君子（家君之子）平起平坐。女人在家庭里，也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这就叫“男尊女卑，嫡尊庶卑，君尊臣卑”。但是，大宗小宗，都是同宗；女人男人，都是家人。疏远女人和小人，他们当然要抱怨。这就是“远之则怨”。反过来，如果太亲近，他们又会没大没小，忘了规矩。这就是 “近之则不孙（逊）”。亲近也不行，疏远也不行，所以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毫无疑问，孔子这个说法，明显地带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色彩。但是完整地看，却又有合理成份。什么合理成分？凡事都要有“度”。远了近了，都不合适。同样，快了慢了，多了少了，长了短了，也不合适。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才合适。这就是中庸了。中庸作为思想方法，正如仁爱作为社会理想，都是孔子留下的宝贵遗产，可以继承，也必须继承。只不过，不能“直接继承”，不能“具体继承”，不能“全盘继承”。比方说，不能再讲“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那又怎么办？抽象继承，也就是把其中的合理部分抽离出来，不要“核桃壳”，只吃“核桃仁”。比方说，不要“为难养也”，只要中庸。显然，这是一项挺费事的工作。看来，看来，也许得把儒学“放进洗衣机，再加漂白粉”，冲了又冲，洗了又洗，一直洗成“灰色”为止。五一个途径：现代阐释〇只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打磨和洗礼，儒家思想才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其实，儒家思想当中，有麻烦的不仅“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比如“亲亲相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同样麻烦。毫无疑问，孔子的这个主张，很人性也很人道。因为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师生之间互相告发，其实是很野蛮的，更不用说抓起来严刑逼供了。因此，现代法学的主流意见，便认为近亲属可以“知情不报”。他们在法庭上，也有权提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没有义务提供不利证据，甚至可以不出庭。这就是“免证特权”，已为许多现代国家的法律所采纳。可见，亲亲相隐，有着合理的内核，而且是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可惜，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比方说，如果父亲是汉奸，儿子是八路呢？如果这父亲还带了日本鬼子来烧杀掠抢，甚至轮奸了儿媳妇呢？再比方说，纪检委的干部，手上掌握了儿子贪腐的材料，要不要交出去？不交，就违背了“执法如山”的组织原则。交，则违背了“亲亲相隐”的道德原则。请问，他又该怎么办？也只有一个办法，即明确“亲亲相隐”是权利，不是义务。是义务，当八路的儿子就不能杀死做汉奸的父亲，当领导的父亲也不能举报有贪腐嫌疑的儿子。是权利，就可以选择。他可以“知情不报”，这是行使“免证特权”；也可以“大义灭亲”，这是放弃“亲亲相隐”。但不论行使和放弃，都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他的自由，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自由。看来，亲亲相隐也好，其他什么也好，都不但只能“抽象继承”，而且必须“现代阐释”。这就要引进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立足于公民权利、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现代意识。有此“他山之石”，方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事实上，穿越了两千年历史的儒家学说，原本只是锈迹斑斑的出土文物。只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打磨和洗礼，才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墨家、道家、法家，所有诸子百家和传统文化，也都如此。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我们大约就能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此即所谓“愚者之得”，恳请杜先生、袁先生和诸位方家赐教。如有唐突，亦请海涵！刊载于201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大参考版，责任编辑戴志勇; 1296 次阅读|0 个评论

云中漫步之四——什么是今日之国人心目中的关键字: lvnaiji 2011-1-12 10:47; 吕乃基凯文凯利（以下简称KK）是闻名的网络文化的发言人和观察者。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的谈话有若干亮点。博主已经写了三篇读未来是云中漫步的世界的感悟。本文的感悟实际上与KK并无直接关系，而是源于南方周末记者与他的一小段对话。 KK ：届时你不再需要提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也不需要装着一台手机在口袋里你再也不必携带这些物理层的东西来连接网络，只需要一个访问网络的入口而已。你也只是为了访问云环境而付费，而不是为了像现在这样真正拥有而购买你买的是访问权，而不是所有权。南方周末：访问权又归谁所有呢？到最后，还是有一个所有权的问题。 KK ：嗯，我也不知道。究竟谁应该拥有这些网络访问入口的所有权呢？是政府，企业，还是整个社会？或者说，究竟谁可以决定云环境入口的归属？那么，谁又可以决定谁来做这些决策呢？这似乎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我目前也不知道答案。各位能从这番对话中悟出什么来呢？与此相关的还有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的贺林教授（现在是院士）数年前的一番话，不清楚这位院士今日对此持什么观点。大意是，如此复杂的基因，在表达，特别是发育过程中一定有承担组织者的基因来协调指挥（恭请业内人士指正！）贺林教授的这番话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博主由此提炼出一个关键字，想与各位网友也来一个猜谜游戏：什么是今日之国人心目中的关键字？; 个人分类: 简介及学术方向|3777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亦明：方舟子与于建嵘——《南方周末》事件始末

jiangjinsong 2010-10-23 13:13

原帖轉自： http://www.rainbowplan.org/bbs/topic.php?topic=124167select=forum=1 方舟子与于建嵘《南方周末》事件始末虹桥科教论坛 http://www.rainbowplan.org/bbs/edu/ 送交者: 亦明于 2010-10-23 08: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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