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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中医之魂的战略沉思: 热度 18 张三火 2015-4-24 11:17; 拯救中医之魂的战略沉思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李致重【提要】中医学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它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一百年来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存在着四种糊涂观念：把王权专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相混淆；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归咎于优秀传统文化；把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对立；把社会民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对立。糊涂的文化观念派生了中医上的诸多失误：未能正确对待学术、事业、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把中医西化置于国家宪法与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上；把中医西化等同于中医现代化；把中医经验化视之为中医诊断规范化、标准化；把中医教育西化作为后继人才培养的方向；把中医医院变得越来越“姓西”；把中医向世界铺轨歪曲为同国际接轨。这些失误在导致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严重扭曲、解体的同时，形成了医疗、教育、科研、管理上的“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学术异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的局面。拯救中医之魂，首先要从文化与思想启蒙开始；以传统文化普及与中医理论、临床为重点，抓好医疗、科研、教育的改革起步战略。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切切不可等闲视之。【关键词】中医文化中医西化拯救启蒙复兴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世界范围内唯一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传统医学。与全球化的西医相比，其科学观念、概念范畴、理论思维各不相同。倘若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其中的根、本和主要枝干，堪称中医学之魂，是指导中医临床治疗的理论依据，是拓展中医临床思维的知识源泉（1）。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未能明辨中西两种医学本质属性与特点，未完成中医学科学定位的前提下，用西医所依据的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就是以往所讲的中医西医化，也称中医西化。它切断了中医的根，丢掉了中医的本，扭曲了中医的主要枝干，使中医朝着两千年前经验医学的方向严重倒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慎明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中医药立法重在破“五化”》一文。详细剖析了我国“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学术异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的普遍性（2）。五化与西化，名异而实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百年自残所导致的中医失魂，是民族文化自卑症、近代哲学贫困、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共同产物。借用当代著名哲学家楼宇烈的观点，叫做“文化殖民地”现象。按照国学大师钱穆的说法，当属“次殖民地化”之列。在中医领域里讲，则是弘扬中医旗帜下一种偷梁换柱的“去中医化”。这就是我们理解的习近平主席今年教师节在北京师范大学所讲的“去中国化”。当今，引领中国未来的时代最强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沉思生智慧，沉思是力量。因此回归传统文化，重铸中医之魂，将中医从根救起，首先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需要站在战略高度上认真反省与沉思。一、一百年来在传统文化上的主要糊涂观念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积淀而成的，其核心是文、史、哲，而哲学是核心的核心。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形成的以道家、儒家与佛学为代表的自然伦理、社会伦理、生命伦理，是中华民族文明与智慧的源泉。两千多年来，她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灵魂，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维系着中华大地的繁荣、强大与文明。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是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整合与重构的一百年，也是失去理智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自残与自虐的一百年。而自残与自虐的重点，一直集中在这些核心的核心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盲目、武断的糊涂观念。这里围绕本文的中心，就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简要讨论。 1. 不能把王权专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相混淆自秦以来，中国结束了诸侯分封的封建时代，“废井田、立郡县”，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王权专制的社会。从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步上升为朝野上下共同信守的价值观。然而随着王权专制的需要，以董仲舒、孔颖达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的御用文人，逐步从儒家的社会伦理之中，异化出强化王权专制思想的王权专制文化。或者可以说，王权专制文化寄生于儒家社会伦理，却与儒家社会伦理迥然不同。随着王权专制社会的不断延续，王权专制文化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蔓延。但是，儒家伦理关于“三纲五常”的思想，与王权专制者“把三纲留给统治者，把五常交给老百姓”的做法大相径庭。清代专制王朝的覆灭是王权专制文化的必然结局，不可与道家、儒家的优秀传统文化混为一谈。它的覆灭是背离道家、儒家自然伦理、社会伦理的结果，不能把这笔乱帐记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上。 2. 不能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归咎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的落后与进步，脊弱与富强，文化是基础的基础，前提的前提。文化之中，包括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个方面。但是这两个方面不应该是并列关系——精神文化居其首，物质文化为其次。物质文化或文明，总是由那些享有文化教育，具有精神修养的人带头创造出来的。中国自汉代以来到鸦片战争前后的一千七百多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雄居世界之冠，首先是精神文化的丰富和强大（3）。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一方面是王权专制文化极度泛滥而导致的王朝自身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崛起而滋生起的以强凌弱的侵略野心。在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相继而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一次又一次刺上了“亡国灭种”的伤痕。如果说，以文明与富强雄居世界之冠数千年不曾易帜的大国辉煌史，铸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自尊与自豪，那么，内忧外患、防不胜防、千疮百孔、强国惨败、轰然垮塌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便是中国人在自艾自怨、痛苦纠结、惊魂未定、一蹶不振之中形成民族文化自卑症的主要原因。辛亥革命前后，不少人把中国落后、脊弱、挨打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这是片面的、错误的。这种片面、错误的民族文化自卑症，却是普遍的、顽固的，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深深地印在不少中国人的潜意识里。 3. 不能把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是正确的、必要的。西方近代科学，指的是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与技术。它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比，产生的时间维度不同，表现在空间维度上的形式与内容也不相同。不能把近代放大为历史的全部，也不能把一定时代的科学与技术放大为人类文化科学的一切。人类文化科学发展到今天，曾经出现过两次高峰。从文化科学发展的总体上看，也只能是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高峰以哲学的成就为代表，第二次高峰以物理学、化学的成就为代表。第一次高峰着重研究的是原生态事物的整体特性，即认识“天造之物”的运动变化的现象、过程及其规律。第二次高峰着重研究的是原生态事物的局部结构与功能，并以此为基础制造出种种不同的“人造之器”。第一次高峰奠基了人类的精神文明，第二次高峰为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文明（1）。如前所述，近代科学不代表人类科学的全部，物质文明也不等于人类文明的全部。不能因为中国近代在物质文明上的一时滞后，而自残、自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不能禁锢在民族文化自卑症之中，昏昏然沉溺于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泥坑而不知自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迅速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且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正在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同步，融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与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 4. 不能把社会民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面对中国两千年的王权专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引进西方民主的愿望，是及时的、正确的。然而引进或借鉴外来的文明，不能以“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为代价。一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有多深，它的进步实力就有多大。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之下，这一基本道理显得尤为重要。西方民主政体的基础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国学六经之一的《礼记·礼运》里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夫选贤御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式的和谐、民主的社会生态模式。这与西方民主政体的含义，本质上是相同的。从强调“知行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上看，其差别可能在“行”上，而不在“知”上，不在文化的主体层面上。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在民主进程之中，的确遭遇了不少坎坷。然而忘记了中国式的和谐、民主的社会生态模式，甚至把当时的社会民主愿望与整个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无疑是一种十分草率的、缺乏文化底蕴的浅薄之见。众所周知，科学的真理是超时空的。这就是说，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是不受历史局限的。两千多年前，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家的自然伦理，佛学的生命伦理，凝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就是常理，历经两千多年实践检验的常理，当然具有显而易见的真理性。尽管有些内容在历史的演进中有所增减，但是关于社会、自然、生命领域最精深的认识，尤其那些具有价值观意义的核心部份，必然永驻人间。这是人们在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的。不可以偏盖全，不能舍本逐末。人们常说：“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在中国传统文化自残、自虐的历史背景之下，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中医，自然在劫难逃。一百年来持续存在的传统哲学贫困和近代科学主义流行，使中医先后遭受了四次严重的自残与自虐。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漏列中医”事件；第二次是1929年南京政府时期的《废止中医案》；第三次是1950年由卫生部改造中医的“中医科学化”事件；第四次是1958年以来推行的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其中第四次中医自残与自虐，持续的时间最长，所造成的危害最大。二、形成中医“五化”的战略性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一直挣扎在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造成这种困境的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到底是同一个医学科学体系呢，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如果说中西医本质上是同一种医学科学，中西医结合的提法就是无中生有；如果说中西医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中医西化就不能允许。而造成这种困境的真正症结在于，不论坚持中西医结合，还是坚持中医西化，都是站在西医一家的学术立场上讲的。更为离奇的是，从来没有人就“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个事关中医科学定位的根本性学术问题交出合格的答卷。这就造成了用西医一家的学术立场坚持中西医结合，用西医一家的学术立场坚持中医西化的局面。于是，中西医结合充当了中医西化的挡箭牌，中医西化变成了中西医结合的口头禅。半个多世纪以前如此，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依旧如此。半个多世纪里发生在中医领域的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对中医犹如“温水煮青蛙”。而以现代化、规范化、科技创新名义包装的中西医结合，其实是在“没有黑猫的黑屋子里找黑猫”。我们为此付出了历时五十载，上下三代人的沉重代价，至今却没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战略性失误的反省。为此，这里从文化整体战略的角度，对中医领域里的“五化”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回顾和说明。 1. 未能正确对待学术、事业、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生产关系是第二性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言，中医事业的管理，应该从属于中医学术的需要。在中医事业中，包括了中医学术的发展问题，也包括着中医医疗、教育、科研的机构建设、设备配套、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管理。在中医学术、事业、管理三者之间，应当是“学术第一，事业第二，管理第三” （4）。即依靠中医的学术进步，推动中医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医学术的特点，为中医学术发展做好管理与服务。由于我国当年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问题，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学术的发展，也就一直沿袭着这一管理模式。西医是外来的，它在西方国家已经有相对成熟的，可供我国学习、借鉴的管理体制与方法。中医是中国故有的，其传承过程中有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与习惯。在传统哲学贫困和近代科学主义流行的大环境之下，由于我们对中医学术的特殊性重视、研究不够，许多人至今固执地认为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应当用西医的管理方法来管理中医。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国家重视中医发展以来，中医的管理便逐渐被西医的管理方式所取代。这无疑是一种战略性的失误。 2. 把中医西化置于国家宪法与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上我国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是《宪法·总则》“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规定，在我国医疗卫医生事业上的具体体现。《宪法》与卫生工作总方针，是针对我国中西医并存的两种医学体系而确立的，是对待两种医学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不能将《宪法》与卫生工作总方针的精神，扭曲为中医管理体制之内推行中医西化的理由。换言之，决不能在中医体系之内既保护和发展中医，也保护和发展中医西化。 20 世纪50年代提出中西医结合时，其愿望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由于知识界未能从基础科学的层面认真研究中医与西医的科学定位，未明察中西医两者的本质特色与差异，因此在以后的实践中，中西医结合被人们随心所欲地编造出十余种不同的解释。有的把临床上的中西药并用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运用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西化的改造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中医教育上中西医课程双管齐下、混合安排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管理西医的思路和方法用来管理中医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懂得西医又懂得中医的人员称之为中西医结合者；有的把中西医结合称为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有的甚至声称中西结合医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以上种种说法的背后，都是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它导致了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的全面解体，成为当代借近代科学之名行毁灭中医之实的巨大陷阱。它严重违背了《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精神，彻底颠覆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 3. 把中医西化等同于中医现代化发展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所以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就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换一句话说，中医的现代化，是由中医发展的历史与自身的学术特色决定的。在这点上，中医如此，西医也如此；学术如此，事业也如此，举凡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进步，都是如此。人类文明是多样性的，科学也是多样性的。各种文明与科学都有其基本内容与特点，没有统一的标准，从来没有单一的模式。然而，1956年成立北京中医研究院（即中国中医科学院）之初，从全国调来五十多名中医药专家，同时也调来一百五十多名西医药专家。如此的人才结构，显然是要以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将中医作为被研究的对象，来设计、安排的。用国医大师陆广莘的话讲，这叫做“研究中医”，而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中医研究”。他说的“研究中医”，即中医西化；他说的“中医研究”，即以中医自身的观念与方法，研究解决中医自身的继承与发展问题（5）。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科委、科协、科技部、科学院、卫生部、食品药品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科研管理部门，对于中医科研的课题、内容、项目选择与评定，无一不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以西医所依托的近代物理学与化学的方法与标准，对中医进行削足适履的所谓“研究”。这是当代中医科研工作中，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严重泛滥的表现。这种由国家“买单”的“和尚退后，神父主佛”的奇怪现象，至今仍在延续着。《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6月24日刊登了笔者《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一文。该文以较大的篇幅，对科学、哲学这两个概念以及科学的分类原则进行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医的特色与中西医的本质区别（6）。相信在学术界将科学与哲学这两个概念真正搞明白之后，中医科研领域里以中医西化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一定会迅速销声匿迹的。 4. 把中医经验化视之为中医诊断规范化、标准化中医是建立在哲学与系统科学基础上的一门思辨性的医学科学。因此，中医临床技术的规范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中医从业人员关于中医知识结构的规范，即在传统文史哲和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临床技术体系三方面所奠基的，既全面又坚实的基本功；其二是全面、坚实的知识结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中医临床理论思维方式的规范。从直观感性的具体，到理性思维的抽象，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思维过程。由望、闻、问、切四诊所见的证候，是疾病过程中的外在表现。规范的知识结构基础上所形成的规范的理论思维，才能在四诊合参的理性抽象中认识疾病的本质。只有在具备坚实的传统文、史、哲知识，并熟读中医经典医著的专业群体里，才会有临床辨证论治的共同语言和防病治病的共同思路。而不具备以上两种规范的专业人员即使临床看病多年，往往总是局限在直观感性的具体上，停留在经验性的治疗水平上。而要跨越经验性的局限，则需要在两个规范方面下大功夫进行补课。现代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规范化、标准化，主要是全球一体化时代流行于近代物理学、化学体系之内的，突出表现在应用技术领域的自我规范与标准。所以近代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规范与标准，不能照搬到人文、哲学领域，也不能照搬到以因时、因地、因人、因病而异的中医临床诊疗之中。中医的临床治疗所遵循的，是以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为基础，以中医临床技术体系为依托，以哲学与系统思维为特点，以辨证论治为原则，以随机应变为专长的临床诊疗模式。这才是中医不可须臾偏离的临床诊疗的规范与标准。它与近代科学体系下的近代应用技术领域里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20 世纪80年代在中医界流行的临床诊疗规范化、标准化，其实是丢掉中医知识结构与理论思维，以临床四诊的表现为依托，在直观感性层面的规范与标准。从感官认识的是事物的表象，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角度看，这样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是朝着经验水平的严重倒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到倒退，而是朝着《黄帝内经》之前经验疗法、经验医学时代的大倒退。记得傅雷在谈到传统艺术时曾经说过：“不从经典中泡出来的人空言创新，徒见其不知天高地厚而已”。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医而言，此话值得我们深思。 5. 教育西化加剧了中医后继乏人的局面两千年来“以师带徒”中医教育，始终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遵循着从理论到临床的教学顺序，作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的基本方式。20世纪50年代创建中医大专院校以来，教学大纲中将培养高级中医理论与临床人才，作为中医教育的基本方向与任务。但是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创建中医大专院校之初，便埋下了基础理论教学中西并举，临床实习阶段“以西带中”（即西医学术引领学生临床）的劣根。创建中医大专院校至今，招收新生入学时始终坚持着理工科大学的招生标准，而不是以文科院校的标准来招收中医所需要的新生。新生入学的第一年，中医大专院校没有开设传统文化里的文、史、哲通识课程，却开设了大量与西医直接相关的数、理、化基础课程。从新生入学开始，中医基础理论与西医基础理论双管齐下。其借口是，西医基础理论是“医学专业的公共课程”。为什么中医基础理论不能作为医学专业的公共课程，在西医院校里同样予以安排呢？创建中医大专院校至今，供教学需要的中医附属医院里，实际上执行着“住院靠西医，门诊靠中医”的模式。学生临床教育“以西带中”的背后，明显存在着西医理论与临床被强化，中医理论与临床被弱化的问题。早在1962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前夕，以于道济为首的五名老中医专家针对中医大学教育的上述问题，向上级政府建议并强烈要求，学生推迟半年毕业，专门强化中医经典课程的学习（史称“五老上书”）。五十多年过去了，纠结中医教育的，仍然是轻视中医经典课程的老问题。 1978 年，针对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中共中央直接下达了（78）五十六号文件，并于同年招收了首届硕士研究生，结束了中医没有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研究生教育的方向与内容，完全是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中共中央的举措，对解决当代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一良好的开端，很快又被中医西化的顽疾掩没了。 20 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要求，没有西医实验研究课题的老师，不具有招收中医研究生的资格。从此之后，中医研究生教育几乎全盘西化，传统中医高级人才成长的方向与道路，又一次陷入困境。 1994 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与会专家们反映：中医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级中医师，而现在培养出来的是两个（中、西医）中专水平，或者中医大专，西医中专水平。中医院校中西医基础课程安排大体是7：3，到实习医院后实际变成了3：7。中医院校毕业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性的论文，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要西医方法点头才行。专家们认为：再过十年，等这些研究生成为教授以后，中医就全变了。专家们呼吁：不要等到发达国家从科学上真正认识中医了，全世界都来学习我们的中医药时，而中国真正懂中医的人却没有了（7）。 2001 年，国医大师邓铁涛、焦树德接受《光明中医报》记者采访时质疑说：“中医大学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临床人才吗”？ 1998 年国医大师、中医教育家李今庸在诗中惊叹：“卅年教学实践苦，培养自己掘墓人”。 1996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应届毕业生中，组织并发表了题为《1996我们走向何方》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81.8％的学生，是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而通过几年的学习，却有许多同学对当初选择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毕业生抱怨，“现行教育体制使得学生们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8） 2005 年，与英国李约瑟博士齐名的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学家满晰驳教授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采访时，语重心长地说：“中医是一门科学，希望中国要严格掌握培养标准”“不要培养假中医”。（9）以上表明，中医教育西化与临床后继乏人的问题，早已是关系到中医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 6. 把中医医院变得越来越“姓西” 20 世纪50年代创办中医大学教育之后，我国参照西医医院的模式陆续开办了中医医院。“病房靠西医，门诊靠中医”的偏见，不仅是中医院管理上一种不成文的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铸成一种不成文的习惯模式。西医学习了中医，或者中医学习了西医，才有资格管理住院部病房。真正有中医理论基础与辨证论治临床技能的高明中医，只能永久地留在门诊上。这种做法，助长了中医临床的西化，限制了中医辨证论治临床技术的发挥。因此，中医院究竟“姓西”还是“姓中”的质疑，中医院如何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大难题。 1994 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与会专家们还提到：中医院的急症差不多全西医化了，为中医急症而推广的制剂，几乎全是配合西医急症用药的，中医真正的东西很少看到。中医院再过几年后就变成西医院了，因为学术内容和治疗思路、方法变了，只会剩下一块空牌子（7）。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位长期分管医政工作的副局长著文说：“中医特色的问题是中医医院的根本问题……不少中医院大量采用西医西药，中医治疗率很低。尤其是在病房，有的中医院中医药治疗率只有20％。一个中医院，如果治病主要靠西医西药，那算什么中医院” （4）。 7. 把中医向世界铺轨歪曲为同国际接轨与各国传统医学相比，中医是世界上理论体系最成熟，临床疗效最可靠，治疗方法最丰富的传统医学，也是世界上可与西医相媲美的唯一的传统医学。不论从中医基础科学体系讲，还是从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讲，中国人都有责任把中医的诊疗特色与优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人类的防病治疗做出贡献。要将中医独特的诊疗特色与优势传播到世界各地，首先要把中医基础科学之轨与临床技术之轨，铺到世界各地去。这是堂堂正正地向世界铺轨，而不是与国际接轨。 20 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流行着中医与世界接轨之说。这是一种误会，也是一个骗局。中医是中国人独特的发明与创造，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完整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的传统医学。国外没有中医之轨，中医与谁接轨，又如何实现合理的对接呢？其实，接轨之说的背后暗藏的是改轨，即改中医之轨为西医之路。如此改中医之轨的结局，仍然是中医西化。接轨也，无轨可接；改轨乎，自毁其轨；铺轨者，任重道远（8）。倘若以接轨之名，行改轨、西化之实，丢掉了中医的科学基因，使中医消亡于国门之内，中医拿什么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呢？ 21 世纪以来，不少科研部门与大专院校仍然以高额奖金，鼓励人们把“中医的科研成果”送到国际期刊上发表。丢掉中医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偷梁换柱、暗渡陈仓、投其所好的所谓“科研成果”，比中医西化的做法更幼稚、更可笑。历史把中医的发明权交给了中华民族，也把中医向世界铺轨的责任交付在中华民族的手上。面对人类医学发展赋予中医的历史使命，因为任重，需要我们勇敢地担当；因为道远，需要我们坚定地向前。接轨是迷盲者的痴心妄想，西化是当代人的文化犯罪。三、拯救中医之魂的启蒙战略西学东进的一百多年里，来自西方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包括西医学在内的近代科学与技术，带着其故有的特点、规范、标准以及传播方式、管理经验等，潮流般地涌入中国。这让长期处于落后挨打地位的中国人在享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患上了顽固的民族文化自卑症，陷入于近代科学主义的误区而不能自拔。因此在中国人自残、自虐传统文化的百年里，中医的头上也被戴上了五顶黑帽子——落后的、过时的、封建的、不科学的、经验性的。近五十多年来，迫于时代性的传统哲学贫困，中医在慌忙自救中先后为自己找来了四种解释：中医药学是我国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科学体系。这些用溢美之辞来代替中医学术特点的四种解释，其实不过是一些学术性口号而已，完全没有揭示出中医不同于西医的本质属性与特长。当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降临在中医头上的时候，不少人一风吹似的沉溺于中医现代化的迷茫之中，“暖风熏得游人醉，错把杭州作卞州”。直到今天，中医界没有为中西医并存的这一时代，交出“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合格答卷。“我是谁”，是关于中医研究对象与其理论体系本质特点的问题；“怎么来的”，是关于中医学研究方法与其文化渊源的问题。这就是中医学科学定位的要点，也是用定义方式所表述的中医学定义的基本要素。这个死结不打开，就抓不住中医学之魂；这个死结不打开，告别中医西化将永远是一句空话。所以，拯救中医之魂的启蒙战略，理论根据源于此，突破口也在于此。 1. 拯救中医之魂的文化与思想启蒙 20 世纪80年代，是中医工作值得怀念的一个好时期。代表近代思想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宪法·总则》“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刚刚出台，崔月犁担任部长期间的卫生部随即以“振兴中医”“保持发扬中医特色”为中医工作的重心。那时候，以钱学森为领军人物的系统科学思想，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唤起了不少中青年中医学子继承与发展中医学术的热情。当时笔者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工作，第一、二届理事会知名专家们的学术造诣与卫道精神，使我受益良多。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裴丽生、田夫、钱三强、谢东来、刘化樵等前辈的启发与指导下，从此走上了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他们帮我确立了宽进窄出、向下俯瞰、不求闻达、持之以恒的研究方向与指导思想，从东西方哲学史、科学史的比较研究起步，以中医与西医基础理论的比较研究为重点，至今持续三十余年。在此其期间，先后发表了专题论文一百余篇，研究专著五部，《中医学的科学定位》、《实现中医复兴梦的战略步骤与任务》、《中医西化违背哲学公理》以及《医医》一书，当属该项研究的总结之作。其中，关于人类文化、科学总体分类和界定中西医关系的十项公理性原则，当属三十余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晶。十项公理性原则，是在《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公理的启发下，推导、引申而来的。这些公理性原则不仅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整体分类上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而且以中西医比较的形式，揭示了中西医两种医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的特点。这些公理性原则既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中医与西医科学定位的两大学术难题，也为我国合理组合两种医学的临床优势，进一步建构中国特色的代表人类未来的医疗卫生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原则。按照十条公理性原则：中医是哲学体系下的学科，西医是近代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学科。中医研究的是人的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与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性相同；西医研究的是人的整体层次之下的结构与功能，与近代物理学、化学研究对象的特性一致。中医所选择的综合—演绎的研究方法，以哲学、系统科学为本；西医所选择的分析—归纳的研究方法，以近代物理学、化学为本。中医的理论体系是由抽象概念（也称模拟概念、类比概念）表述的；西医的理论体系是由具体概念（也称实体概念）表述的。所以，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科学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关系（10）。中西医之间不可通约性拒绝中西医两者合二而一，也不接受中医西化；不可通约性承认中西医在基础科学层面的并存并重、共同繁荣，也认同中西医在临床技层面的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只要地球不毁灭，只要人类还存在，中西医在理论上不可通约的相互关系将不可能改变” （3）。当今，用溢美之辞来代替中医学术特点的四种学术性口号，依然在中医界流行着。这种状况表明，中医学的科学定位问题，依然是中医界面前首要的学术问题。中国人必须对“中医我是谁，西医他是谁，中医我是怎么来的，西医他是怎么来的”这些摆在人类医学门槛上的第一号的学术问题，尽快做出准确的回答。否则，我们在中医学术发展上的任何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为此我们需要像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那样，以“十项公理性原则”为切入点，在全国学术领域展开一场学术大讨论。相信这一学术大讨论，必将是拯救中医之魂的文化与思想启蒙。 2. 拯救中医之魂的起步战略在拯救中医之魂的文化与思想启蒙之后，应该有一些具体的起步性的战略举措。开展传统文化、哲学及系统科学的大补课，以提高整个中医队伍的传统文化水平与思想素质。集中精神重温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提高整个中医队伍的基础理论水平和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能力。抓紧时间使中医的临床治疗的整体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对五十多年来的中医科研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总结、大检查、大讨论。尽快叫停中医西化的所谓研究，在明确与生俱来的中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前提下，确定中医的科研方向，走中医自身的科研与发展道路。设立中医教育特区，或开设中医教育改革试点，为中医的教育积累经验。2005年7月笔者在香港执教期间，曾致信温家宝总理，建议在学术民主、教授治校、去行政化的前提下，开设中医教育特区。倘若当初能够成就此梦，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中医专家所期盼的，像老中医样子的第一批中医博士研究生，今天应该毕业了。在思考拯救中医之魂的战略中，一种挥之不去的思绪常常浮现在心头。中医是人类文化科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它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不论中国还是全世界，人类的未来需要中西医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的两大医学科学体系，更需要中西医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临床医疗体制。中国人在优先享受中医福祉的过程中，只有弘扬和发展中医的义务，没有扭曲和毁掉中医的权利。无论如何，我们要果断告别“去中国化”、“去中医化”的中医西化,不要愧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参考文献（1）李致重.实现中医复兴梦的战四各步骤与任务 .中国软科学，2013(5) （2）李慎明.中医要立法，必须破“五化”.中国中医药报,1014-4-26 （3）李致重.医医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4）诸国本.医林朝暮 .北京:中医古藉出版社，2008 （5）陆广莘.中医学之道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 （6）李致重.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中国中医药报,1014-6-24 （7）崔月犁.中医沉思录 .北京:中医古藉出版社，1997 （8）李致重.中医复兴论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9）郑恩元、满晰驳.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科技中国，2006(2) （10）李致重.中医西化违背哲学公理 .中华中医临床杂志，2014(2) 【附注】笔者原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现任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教务长，平心堂诊所主任医师。曾于港、台执教、研究及临床十年余，系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医院管理局、台湾长庚大学教授、访问教授、客座教授等。电邮： lee. zhizhong@hotmail.com; 个人分类: 中医研讨|6054 次阅读|43 个评论

李致重：中医不能偏离原生态文化: 热度 2 张三火 2015-4-16 20:54; 中医不能偏离原生态文化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李致重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慎明最近在《中国中医药报》撰文指出,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学术异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是我国中医学术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国家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扶持、促进中医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如此尴尬的局面呢？近百年来一步一步地偏离、失去原生态文化的支撑，是其根本的原因。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下的医学科学。推动中医回归原生态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明确中医学的科学定位，按照中医自身内在的科学规律复兴中医，既是社会的召唤，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三项使命。这里从中医原生态文化的角度，就中医的历史、现状、前景谈一些认识。覆巢之下，难有完卵西学东进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空洞争论中，至今未能厘清科学、哲学、国学的概念内涵，未能就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在当代中国的整合与重构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来。而且在此期间，中国人普遍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尤其在近代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困扰下，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长达百年的自残与自虐，严重破坏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生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文、史、哲，而哲学更是核心中的核。哲学不仅内含着人们对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规律的高度概括，也包括了人们认识自然、社会、思维的理论与方法。因而孕育、支撑着了中医的成熟与发展。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生态残遭破坏之后，数千年来被称为文化瑰宝的中医则在劫难逃。偏离和失去原生态文化的中医从此陷身阴霾，头顶上牢牢地扣着五项黑帽子——即落后的、过时的、封建的、不科学的、经验性的，长期以来，令人有口难辩，无以自拔。 “和尚退后、神父主佛” 传统意义上的中医在自己的故乡和自己的学科领域，失去了与生俱来的话语权；以西医所依托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判中医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主导着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方向和未来；中医在原生态文化氛围里按照自身内在的科学原理自主发展，至今依然是中医界学子梦寐难求的一种奢望。我们这里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生态自残与自虐，传统文化主体意识遭受重创之后所发生的中医被边缘，西医独揽中医话语权的现象，称之为“和尚退后、神父主佛” 。这是古往今来任何一门独立学科里，极少见到的奇怪现象。自然科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知名人士，至今不一定理解造成中医学术困境的真正原因，不一定理解一百年来中医工作者心灵深处的隐痛与苦衷。 1982 年卫生部崔月犁部长提出的“振兴中医”，“保持发扬中医特色”，代表了几代老中医药专家的共同愿望和呼声。潜心治学的老中医药专家，最懂得中医应该走什么路、向何处去，应该如何学习、如何研究。然而长期以来，一代一代的老中医药专家为振兴中医奔走呼号，却无一例外地淹没在“神父主佛”的偏见里。在高扬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要忠实于中医的科学原理，按照中医的科学规律办事，把中医的命运和话语权真正地交还给中医，好让中医在学术民主与自由的环境中讨论、解决自身的学术难题，商榷、选择自己生存、发展的方向与道路。六十年的西化,六十年的抢救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行政管理，可以用“六十年的西化,六十年的抢救”来概括。长期以来，国家中医行政管理的职能基本是，“发展我国中医事业与中西医结合”。前者强调的是发展中医，后者强调的是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在同一个行政管理部门里，既要在西化中摧毁中医，又要在混乱中抢救中医。如此自我矛盾的行政管理模式，当属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特殊产物。它既是设计者原生态文化意识淡薄的表现，也是制定中医管理体制时缺乏系统化项层设计的具体反映。身在其中的行政管理人员令人感到同情，心在其中的中医学者始终忧心如焚。六十年来，无数学者在中医生存与发展上的种种良好愿望与积极努力，都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行政管理模式中被碰得焦头烂额；也使中医西化歧途，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行政管理习惯中延续至今。这是当今改革与完善中医管理体制时，必须突破习惯势力，终止中医西化，彻底解放中医的又一迫切任务。真话讳莫如深，学术造假流行半个多世纪以来，自相矛盾的行政管理模式直接导致了中医领域文化精神的溃败，使中医在原本不可能被西化的歧途中陷于即将消亡的边沿。学术造假，不讲真话的现象，已经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明明是在中医西化的误区里造成了中医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的不断扭曲与解体，偏偏把这种扭曲与解体美化为中医科学化、现代化、标准化、规划化的“重要途径”。明明知道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偏偏要将它说成是硕果累累，而且至今无所愧疚、无所收敛地继续误导后人向中医西化的无底洞里不断地交着“学费”。明明歧视和排斥与中医血肉相连的原生态文化，不承认中医是成熟的科学，固执地视中医为经验医学，偏偏要到处向人们宣称“中西医结合医学”在中国已经形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其实是中医西化所导致的当代中医学术研究中文化精神溃败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国原生态文化在当代的魂断、失忆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事实表明，中医西化是当代制约中医复兴与发展的一个大毒瘤，必须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监督之下，尽早彻底根除。回归生态文化、复兴中医中药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原生态的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中国原生态的传统文化，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是中医学之魂。丢掉中医学之魂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则是失去生命力的枯枝、败叶、干苹果。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原生态文化是沃土。所以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回归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 “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将文化发展战略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2013年11月26日亲临曲阜，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所作的重要讲话，表明了中华民族原生态文化复兴新时期的到来。他于今年教师节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谈讲话中，严厉批评了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去中国化”问题。而一百年来中医问题的真正症结，正是传统文化领域的 “ 去中国化 ”、“去中医化”。顽固地存在于文化与中医领域的“ 去中国化 ”、“去中医化”，已经将中医连根拔起。我们当前急需要做的，就是将中医从根救起。毫无疑问，这就是“北京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的任务和使命。（2014.9.21于北京）附1:本稿系投科技日报之原稿，于2014年6月刊用。附2:本人简历李致重（li zhizhong 曾用笔名韦黎、丘石、黎志钟、柳秉理），1944年生人，国内首届中医研究生（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教授。长期从事中医临床、研究、教学、编辑、学术管理，热衷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软科学、科学学研究，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临床治疗，汇通中医经典医著，以及中医基础与临床教学。2000年以来在香港、台湾三所大学执教中医10年。先后讲授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黄帝内经、中医内科学、中国医学史、中西医比较、中医哲学导论等八门主干课程。其中，中西医学比较和中医哲学导论，是国内以及港、台中医教育史上的首开与独创课程。频繁出席国内外中医学术交流，向国内及港、台执业中医开设多系列、多专题学术讲座。历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主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期刊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主任、副研究员，《中国医药学报》常务副主编、主任医师，香港浸会大学、台湾长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医院管理局教授、访问教授、客座教授，北京平心堂主任医师。曾兼任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振兴中医联谊会副会长，北京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期刊编辑学会理事，全国中医编辑学会副秘书长，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崔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教务长，广东省中医院学术顾问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有《中医治学经验录》、《杏林真传》、《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集》、《中医妇科理论与临床》、《中医沉思录》、《问鼎中医》、《中医复兴论》、《中医形上识》、《医医》、《辨证论治论》等十余部。; 个人分类: 中医研讨|4873 次阅读|2 个评论

李致重：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 热度 19 张三火 2014-6-23 21:47; 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李致重最近，《科技日报》、《中国中医药报》分别就“ 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 ”之说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并对此发表了评论。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今天讨论中医的科学与否，首先要澄清“什么叫科学”。这里谈一些看法，以期共同讨论。 1 、近代科学不代表科学的全部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本意为知识、学问。19世纪后半叶，西方近代科学涌入东方。中国的学者将英文的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科学。科，是分门别类的意思；格，是量度的意思，引申为分门别类；学，皆是知识或学问的意思。19世纪末年，科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随即在中国通行至今。当代辞书对科学的解释大体一致，即“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这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者，是从知识范围上对科学的大体划分，不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类。这里的知识体系，指的是以概念、范畴的逻辑形式对学科内容的系统表述。各个不同的学科，皆有各自确切的、系统的、理论性的概念范畴体系。另外，各个不同的学科体系，大体都可以划分为科学、技术、经验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中，理论科学是其本，应用技术是其用，经验部分是尚未融入其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内容。所以理论科学体系不仅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与特点，而且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严复先生当年说：“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这一说法，既精当，又准确。近代科学，一般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衍生的分科之学及其技术体系，习惯上也称西方近代科学。它产生于西方，传播于全世界，对近代人类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代科学并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科学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专利。人所共知，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都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派生出来的知识体系。至于自然科学，古代有、现代有，西方有、东方也有，有综合性科学、也有分析性科学。所以在自然科学这一领域里，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独家领地。 2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一词，英文为philosophia，源于希腊拉文的philosophy，本意为“爱智慧”。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学者参照中文里“知人则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意思，第一次将philosophia译为哲学。有趣的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学者将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到20世纪之初，马相伯先生在翻译西方哲学时，也将philosophia译为格致之学。可见在当时中国学者的意识里，科学与哲学是同一性的，皆属于不可忽视的知识、学问。然而，希腊文中的“爱智慧”，强调了学者对智慧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反省的勇气与激情；中文里的“知人则哲”，说明哲学是有更高知识才能的人士，所问津的髙深学问。从科学的本意是知识、学问这一点看，由大学问家的勇气与激情所催生的智慧，不仅是科学，而且是更高次的科学。当代人们对哲学一词的普遍理解是，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一般，指的是普遍、全面的意思；高度，显然是基于科学而对哲学的褒扬、推崇之辞。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讲，哲学首先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研究的理论科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历史、哲学，而核心中的核心是哲学。正是哲学所承载的精神、思想、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等，造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与繁荣。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普遍规律，历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或任务。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学术大师，首先就是哲人。哲学为人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善于思维的哲人为开路先锋，才有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中医的先哲们明智地运用了哲学的普遍规律，于是中国出现了《黄帝内经》这一医学理论巨著。人们常说，哲学是中医之本。同样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哲学孕育了中医学。 3 、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一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整合与重构，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课题，中国人至今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与此同时，中国人患上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自卑症。不仅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长期的自残、自虐，而且至今依然陷身于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桎梏里。由民族文化自卑症派生的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是近代中医学术的两大障碍。我们长期以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中医学术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在中医事业发展上，游谈无根的口号天天在喊，中医西化的路子天天在走。“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之说，是中医西化背景下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一种变调。如若不首先澄清科学的含义和分类，这种言论必将使混乱的思维更混乱，不堪的中医更不堪。我们正处于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整合与重构的文化发展新时代。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特色与优势，果断告别中医西化，无疑是中医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不论文化发展，还是告别中医西化，都必须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方能振奋民族精神，焕发勃勃生机。 4 、《周易》对人类科学分类的启示在人类科学的分类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当推中国春秋时期的《周易》。《易传.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指的是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天然之物。这里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人造之物。人类面对天然的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现象，着重以系统性方法，亦即综合—演绎的逻辑方法，以探究其现象背后的原理、法则、规律，形成了哲学以及哲学体系下的科学——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人类在有能力拆开或分解天然事物的前提下，着重以还原性方法，亦即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以探究其局部的结构与功能，由此获得了制作人造之器的材料并制造出种种人造之器来，形成了物理学、化学及其体系下的科学——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全部的人类科学哲学的知识与智慧，从古代到今天，从东方到西方，尽囊括在形上和形下这两大类之中。与现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划分相比，形上类科学和形下类科学中，彼此各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彼此各有其准确的研究方向与方法。人类科学体系的分类，历来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由此可见，《周易》形上与形下之说凝聚着中国前哲的智慧之光，揭示了人科学分类的公理性原则。按照形上与形下的科学分类原则，形上类的科学以哲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等皆属之，其中当然包括我国的中医。形下类的科学以物理学、化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自然科学里凡研究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皆属之。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医在内。形上和形下的分类，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它是人类科学分类的历史上最早、最准确的公理性原则，只要地球不毁灭，这些公理性原则必将永远如此，不会改变。 5 、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中医的理论科学体系，由藏象、病机、诊法、治则、方剂、中药六大范畴组成。中医的临床技术体系，由此而派生。藏象学说是中医的核心，其学术意义与西医的生理学相当，支撑着中医科学与技术体系的大厦。《黄帝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是讲述中医藏象学说的代表篇章。该篇针对其藏象理论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豀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这里用“各从其经”、“各有名处”、“皆有所起”、“各有条理”、“尽有经纪”、“皆有表里”如此准确鲜明，掷地有声的语词，既是《黄帝内经》充分自信与自我肯定的表现，也是藏象理论模型成熟的见证。两千多年来中医成功的理论思维与临床实践，历史的证明了这一点。笔者在《中医复兴论》里讲：《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那时候，中医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形成了人类医学史上成熟的、也是最早的一种医学体系。两千多年以后的２０世纪后半叶，当人类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代表的系统性科学的问世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没有被近代科学主义蒙蔽的中国人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经历了数千年防病治病实践检验的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与英国李约瑟博士齐名的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学家满晰驳教授，2005年接受了《科技中国》记者的采访。他指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他讲了成熟的科学应当具备的三条标准：一是以正面经验为基础。即针对确凿的事实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而且是能够重复和验证的。二是陈述的单一性。即该学科使用名词术语的准确、一致。三是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即这一理论体系不是任意的、含糊的、近似的，而是合乎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用满晰驳教授的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科学体系，是当之无愧的成熟的科学。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中国历史上的指南针、火药、印刷和造纸四大技术发明，不可与中医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医学也不可与中医相比。中西两种医学在基础科学层面“并存并重、共同繁荣”，在基临床技术层“面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原则，在中国持续、健康地发展，必将成为全世界的表率，并带来人类医学一场真正的革命。所以中国不能没有中医，世界不能没有中医，人类正翘首以待，把医学未来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当今，摆在中医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厘正“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项事关中医科学定位的学术问题。中医科学定位明确之后，一百年来中医科学不科学的莫须有的争论，则自然冰释。 2014.6.16 附：作者简历李致重（lizhizhong 曾用笔名韦黎、丘石、黎志钟、柳秉理），1944年生人，国内首届中医研究生（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教授，执业中医五十年余。长期从事中医临床、研究、教学、编辑、学术管理，热衷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软科学、科学学研究，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临床治疗，汇通中医经典医著，以及中医基础与临床教学。2000年以来在香港、台湾三所大学执教中医10年。先后讲授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黄帝内经、中医内科学、中国医学史、中西医比较、中医哲学导论等八门主干课程。其中，中西医学比较和中医哲学导论，是国内以及港、台中医教育史上的首开与独创课程。经常出席国内外中医学术交流，向国内及港、台执业中医开设多系列、多专题学术讲座。历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主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期刊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主任、副研究员，《中国医药学报》常务副主编、主任医师，香港浸会大学、台湾长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医院管理局教授、访问教授、客座教授，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平心堂主任医师。曾兼任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振兴中医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期刊编辑学会理事，全国中医编辑学会副秘书长，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崔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教务长，广东省中医院学术顾问等。先后发表了学术论文210余篇，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中医治学经验录》、《杏林真传》、《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集》、《中医妇科理论与临床》、《中医沉思录》、《问鼎中医》、《中医复兴论》、《中医形上识》、《医医》、《辨证论治论》等10余部。; 个人分类: 中医研讨|7746 次阅读|45 个评论

中医复兴梦的哲学基础: 热度 16 张三火 2013-7-19 19:07; 中医复兴梦的哲学基础 ——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传统中医根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演讲李致重 2013 年7月7日今年五月，《中国软科学》第五期以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笔者《实现中医复梦的战略步骤与任务》一文。这是笔者近年来在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中医的科学学，即关于中医科学发展的科学。当代中医兴衰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从事中医的科学学研究，谋求中医的健康发展，我们首先必须洞悉的就是中医学的科学原理。在我们今天这个充满中国梦的时代里，实现中医复兴梦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为了使中医的复兴梦成为实现，中医学术界同样要从中医的科学学研究着手，以中医的科学原理为根据。只有准确地把握中医的科学原理，我们才会准确地站在中医复兴梦的起跑线上。因此今天所讲的中医复兴梦的哲学基础，就是对这一起跑线的说明。为了便于理解中医科学原理的要领，我们将在正视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以与中医科学原理直接相关的若干公理性原则为重点，从哲学的角度谈一些研究与思考。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一、“中医西化”——当代最大的“文化冤假错案” 在当代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上，存在着一桩前所未有的“文化冤假错案”,这就是在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为什么说这是一桩文化冤假错案呢？中医的科学性在自己的故乡得不到理解与承认，长期被人们误解为经验医学或者经验疗法，这不能不谓之冤。既然不承认中医内在的科学原理，却长期以科学研究的名义，用西医所依托的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学的藏象、病机、诊法、治疗等基础理论进行曲解和改造，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不能不谓之假。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从地位习以为常地颠倒了，因而忽视了推进中医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中医学的科学原理以及学术民主、学术自由，这不能不谓之错。长期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的“中西结合医学”，正是凭借着这一冤假错案而飞黄腾达的。迄今为止，我们为这一文化冤假错案付出了历时五十载，上下三代人的沉重代价。它不仅使《宪法.总则》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彻底虚化了，也使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中“中西医并重”的原则完全搁浅了。它在学术上造成的危害是，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的严重异化与解体，中医防病治病的水平向早期经验医学的窠臼大踏步倒退。此时此刻，冷静的理性反思和文化启蒙，无疑是告别中医西化的第一步。二、中医西化的实质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中医西化是西学东渐以来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从文化、科学的本质上看，这是当代最典型的文化自虐、自残的问题。通常我们也将其喻之为：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这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造成中医被误解、被摧残的原因，主要有五。其一是民族文化自卑症。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至今依旧困扰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态。其二是近代哲学贫困。在长期持续的“全面反传统”之中，中国人不仅远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越来越不善于哲学思维了。其三是近代科学主义。由西方传来的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在中国几乎成为全部科学的代名词。在面向现代化的潮流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意识形态化了。其四是行政代替科学、体制决定学术的积习。这是近代中国计划经济管理时期的思维模式，在中医学术领域的蔓延。其五是人们长期忽视了中医学的科学定位。一百年来，中医学术界没有向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交出“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份合格的学术答卷。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看，这一点当属至关重要的第一原因。三、中医学科学定位研究中的两次聚焦 20 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为了寻求“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答案，笔者从中医软科学和科学学研究起步，在夹缝中孤军奋战三十年有余。当此期间，该项研究先后经历了两次聚焦。这里所谓的聚焦，即锁定研究方向，坚守最佳思路，在广泛的比较中，层层深入、反复论证。第一次聚焦以中西医基础理论的比较研究为重心，即1982年到1996年那一阶段。1995年《中国医药学报》发表的《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1995年《医学与哲学）发表的《论中医学的定义》，1996年《中国医药学报》发表的《證、证、症、候的延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当属第一次聚焦研究的小结。对于中医、西医生物医学以及中西医结合的定义，那时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第二次聚焦研究大体是从1996年开始的。这一次研究着重把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放在东西方科学史和哲学史的视野里，进行广角度的从流寻源的比较研究。当研究上溯到东西方哲学源头的时候，令人格外兴奋而又异常惶恐地发现：长期困扰我们的中西医相互关系的难题，却原来是科学和哲学源头上的公理性、常识性的问题。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竟然是哲学源头上的一种公理性的错误。 2006年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中西医之间的公理化原则》，2006年《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发表的《中西医之间的公理化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2009年《中国中医临床杂志》发表的《中医学的科学定位》，以及2012年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医医——告别中医西化》一书，应该是笔者关于“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系统总结。所谓公理，指的是一种众所公认的判断，即不需要证明的道理或者真理。在西方的纯粹哲学中，公理也称之为自明性原理——因为它是自明的、公认的判断，所以公理是毋须证明的。台北著名的哲学家罗光说：“公理应该具有普遍和永久的真实性，因为出自人性和自然界的自然律”，“公理的成立或存在，不是由人的推理证明，而是由于学术思想的先天程序，必然而有的。”（《哲学大辞书》，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公理性命题无所不在。在社会伦理学里，人天生地知道行善避恶；在逻辑学里，三段论必然由大前提、小前提、介词三部分构成；在人文社会里，人人享有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在数学里，两点之间只能引一条直线；在哲学和系统科学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等等这一切，都属于公理。所以罗光还从逻辑学的角度强调说：公理“是一项成文的判断，不须证明，但却用为一种学说或学术的基本”。可见公理不仅常常是一种学说或学术既定的准则，而且随着年代的久远，它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用不着争辩的常识了。《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出发点相同而发展方向相反的两种认知领域，或者研究图景。细而言之：研究形而上，是在不干扰“天造之物”（也就是原生态的事物，或者物之事）本来生存状态的前提下，研究其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以认识引起天造之物运动变化的抽象的道理——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研究形而下，首先要把原来的天造之物打开，研究构成天造之物的局部零件以至构成局部零件的物质（也就是物之质），以认识局部及其物质的结构与功能；并由此获得了制造“人造之器”的材料，进而制造出人造之器来——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因此，或研究与揭示形上之道，或认识与制造形下之器，彼此包罗了古往今来人类认知领域的全部实践活动和聪明才智。而且从科学分类而言，除了形上与形下两大类之外，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三类。其实，哲学的本身就是追求自明性原理或公理性的学问。因此《周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里关于万物皆由“原形与原质相合而成”之说一样，早已是世代相传，尽人皆知，无可质疑的公理了。四、中医学科学定位的十条公理原则在研究“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过程中，我们把界定中医学的公理性原则，总结为十个方面。第一，两次文化高峰人类文化科学发展到今天，曾经出现了两次高峰。而且从文化科学的总体上看，也只能是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高峰以哲学的成就为代表，第二次高峰以物理、化学的成就为代表。把春秋秦汉之际的那一次文化高峰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是对历史的无知和文化的误判。第二，两类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即人类在认知活动中所面对的客观实在，或者种种不同的事物。第一次高峰时期着重研究的，是原生态事物（亦即天造之物）本来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第二次高峰时期着重研究的，首先是用解剖的方法把原生态的事物拆开，然后观察、研究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人们在研究原生态事物的时候，有的是没有办法解剖或拆开的，比如天文、气象、物候、思维、人类社会这一类现象与过程。有的是不允许解剖或拆开的，比如历史、生命、生态、心理、人文现象与过程。有的是没有必要解剖或拆开的，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的现象与过程。这些都是第一次高峰时期着重研究的对象，或者取得了诸多成功的领域。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形质论”，人类全部认知过程中的研究对象，也是两个方面。即原形与原质。亚里斯多德着重研究了原形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及其过程，并把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得载入他的《物理学》。他的《物理学》，是“万物生成变化之理”的学问，而非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近代物理学。然后，他在“万物生成变化之理”的基础上，总结出哲学巨著《后物理学》（也有称之为《第一哲学》）。后来的中文译本命名为《形而上学》。在这里，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与《周易》的作者，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他们在“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领域，相互交汇了。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不论叫做原形，还是叫做原生态事物的天造之物，其实都是事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亚里斯多德与《周易》的作者虽然都精于形而上的研究，然而他们彼此在形而下的研究方面，其成功或建树都非常极有限。尽管亚里斯多德的老师曾经解剖过青蛙，亚里斯多德本人也曾解剖过人，却由于工具和方法上的原因，他们不得不将形而下的问题，留给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中外学者。总而言之，从两类研究对象上讲，形上与形下，是人类文化科学的两大类,也是人类文化科学发展的两大步。形上繁荣在先、形下成功在后。而本节讨论的两类研究对象，正是人类两次文化高峰的两大柱石。换言之，两次文化高峰的形成或出现，是由人类在两类研究对象认识上的成就为决定因素的。在学科分类上，研究对象代表了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和特点。应该说，所以这一节讨论的内容，是我们所讲的十条公理性认识的核心。第三，两种研究方向两种研究方向，是由两类研究对象决定的。《周易》关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已经把两种研究方向讲得很清楚了。台北李震把形而上的研究方向，形容为“向上攀爬”。台北邬昆如借用孔子的“下学而上达”，来解释形而上的研究方向。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种研究方向都是从“形”出发的。具体到某一具体事物，究竟应当朝着形上的方向去研究，还是朝着形下的方向去研究，那要由具体事物的具体特点来决定。而整个人类文化科学宏观的研究方向，今天仍然是这两种。如果从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方向的观点来看，人类文化科学宏观的研究方向，也只能是这两种。第四，两类带头学科关于两类带头学科，这里是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讲的。亚里斯多德说：“世界上有多少可定义的研究对象，就可能产生多少种科学”。可见，学科分类的主要依据是它的研究对象。具体学科的区分如此，两类带头学科的区分也如此。从研究对象上区分两类带头学科，那就是：研究天造之物或者事物原形的学科为一类；研究人造之器或者原质的学科为另一类。从研究方法上区分两类带头学科，那就是：研究天造之物或者事物原形的学科，着重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为主；研究人造之器或者原质的学科，着重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为主。第五，两类科学体系两类科学体系，主要是以两类带头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根据而划分的。一类是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内的学科。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论等等，皆属之。另一类是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体系内的学科。在自然科学里，凡研究原质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者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皆属之。第六，医学面对的两种人《黄帝内经》里说，人是天地万物之灵。由于人太复杂，所以中国哲学历来把人与天、地并列，称之为“天、地、人三才”。用《周易》的话讲，人具有典型的形上与形下二重性。笔者在《医理求真》里，把人的属性或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其一，自然属性的人；其二，社会属性的人；其三，精神情志属性的人；其四，人的整体状态的特点；其五，人的组织器官层次的特点；其六，人的细胞层次的特点；其七，人的分子层次的特点。如果从研究对象上看中医与西医的特点，那就是：中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上之人；西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下之人。对应上述七个方面，中医主要包括了人在前四方面的属性或特点，西医主要包括了人在后三方面的特点。第七，医学研究的两类方法中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哲学（包括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方法；西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方法。从逻辑学的角度上讲，中医研究主要运用了由综合到演绎的方法；西医研究主要运用了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这是中西医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就像前面在两类研究对象、两种研究方向、两类带头学科各节里所讲的那样，不能交换，也不可改变。第八，两种医学的定义中西两种医学的定义，我们在多篇论文中有过反复讨论。这里仅举出两个定义，以作说明。中医学的定义是：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这两个定义对中、西两种医学的本质属性和特点，已经讲清晰了。第九，两种成熟的医学体系西医的概念范畴，是用具体概念或者实体概念来表述的；中医的概念范畴，是用类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来表述的。西医的具体概念和中医的类比概念之间，在文字表面上常常相同或相近，但其内涵却相差甚远。中西医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各自的概念范畴体系的结构、特点也不同。这是中西医各自的特色与优势所在，相互不可混淆。所以应当将中医和西医称之为两种理论体系成熟的，概念范畴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第十，两种医学的不可通约性从学科形成的三大要素来看：其一，不同的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不能颠倒，因为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并代表着不同学科的本质属性和特点。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是不可通约的。其二，一定的研究对象，必然选择了一定的研究方法。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通约的，也是不能互换的。其三，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对象，所形成的概念范畴体系必然不同。具备这三大要素的所有不同学科，相互之间都是不可通约的。这就像不能把物理学的概念搬到化学中来，也不能用化学的概念代替物理学的概念一样。综合上述十条原则，中医是研究生命过程中整体水平上的，人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医学；西医是研究人的整体水平以下的组成部分或材料的医学。哲学是研究原生态事物运动变化的方法学，故哲学也称之为生命哲学或者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是拆开原生态事物来研究其中某种现象或结构的方法学，它的巨大成功或贡献主要表现在非生命领域的人造之器。进而言之，中医是以生命哲学的观念与方法，研究人的生命过程的医学；西医则是以非生命领域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人的生命在非整体层次以下的结构与功能的医学。所以，中医的防病治病始终面对着生命过程中整体水平的人；西医的防病治病始终着眼于非生命、非整体的人的局部及其结构与功能。这就注定了中医与西医之间，必然是不可通约性的关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依然如此。五、上述公理性原则在文化上的普遍意义基于上述讨论似可结论如下：界定中西医关系的十条公理性原则，既是告别中医西化和实现中医复兴的哲学基础，也可以作为改革中医教育、科研、医疗、管理的理论基础。而且上述十条公理性原则，对建构中西医优势互补的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新格局，对逐步积累经验，推进整个人类医学革命的到来，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大而言之，在整个学术领域里讨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时，在面对人类科学体系思考学科的分类问题时，上述公理性原则的前五条，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习近平主席说：“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 本文十条公理性原则的前五条，很可能就是习近平主席所期盼的那一把钥匙。附注：笔者在《论中医学的定义》、《證、证、症、候的沿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中医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见《中医复兴论》香港奔马出版社2005年增订版）以及《从近代科学主义到伪科学》、《中西医配合清议》、《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这样的学费不能再交了》、《告别结合才能走向中西医配合》、《中医形上之思》（见《医理求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2年出版）等多篇论著中，对违背不可通约性原则所导致的中医基础科学体系的异化与解体，皆从不同角度作了具体的讨论。相互参照，相互印证，更有助于上述十条公理性原则的深入理解。; 个人分类: 中医研讨|2525 次阅读|80 个评论

收到赠书和珍贵留言: 热度 7 张三火 2012-12-5 21:19; 昨天，终于收到李致重老师寄来的赠书，因为之前地址有误，导致邮件返回，让繁忙中的李老师再度发送，辗转收到了。感恩中…… 在两部新书的扉页上，写满李老师给三火的留言，透过师者的热心、学者的专心，更能让人感受到李老师复兴中医、规正中医的大爱仁心和责任感！愿大医的仁德世代不息，佑护中华子民的健康！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读到李致重老师的书，并从中受益，关注中医、支持中医！与三火一起努力将先贤留下的智慧结晶传扬…… 1、《医医——告别中医西化》 2、《医理求真》; 个人分类: 专著与书评|13546 次阅读|16 个评论

李致重讲座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失神的理性思考（一）: 热度 12 张三火 2011-5-26 21:40; （博主：今天，李致重教授给我发来新作电子版，读后让人心灵震撼……现分章录于此，与大家分享李教授的力作！）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失神的理性思考 —— 文化精神的溃败与文化自虐、中医自残的悲剧李致重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科学，一直笼罩在持续的自虐、自残冲动，或者灭祖冲动的阴影里。因而造成了空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的失神。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自虐、自残冲动和灭祖冲动也自然笼罩着中医。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是应当对我们民族一百年来的文化历程，做一番认真反省的时候了。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来，李鸿章（ 1823-1901 ）先生把他所在的内外交困的时代特点，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说，李鸿章所讲的大变局，主要是指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等现实社会角度而言的。我们以为，鸦片战争以来真正的大变局还是在人心——在人的文化心理上；其次才是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谓人的文化心理，主要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一定知识资源，又手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或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那些读书人的心理取向。这种心理取向，也就是文化精神。（一）内外交困时代的亡国灭种危机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里，曾经发生过了多次专制王朝的权力更替。这种更替，基本上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范围内进行的。自秦至清，中国社会始终是老瓶装陈酒——专制王朝的体制，两千年来大体上没有改变。虽然常常有一些内部争斗或者局部的战争，也常常有一些天灾饥荒或者瘟疫流行，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多数人还是会在固有的体制内，在固有的文化习惯中，得到一定的安适与和谐的。至少在多数情况下的多数人，不会为“亡国灭种”而担忧。然而，中国清代末年则完全不同。当其王朝内部溃败，面临改朝换代的时候，正是欧美诸国日益富强、急剧膨胀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从海上远道而来的八国列强，以其船坚炮利闯进中国大门，群起而瓜分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的时候，朝野上下的读书人，无不为之忧心如焚。相继发生的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多项丧权辱国条约、八国联军进北京等等，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一次又一次深深地刺上了“亡国灭种”的伤痕。这些痛楚，至今让中国人不能忘怀。怨恨政府腐败无能，怨恨烈强横行无理，成为流行于近代举国上下的特殊文化心理。（二）千年文化强国的文化心理重负过去的三千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所共知的强国、大国。中国的强和大，不仅是因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最主要的因为它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一个文化强国。从整体高度上看，大体有三方面。其一是精神文化，这是文化的主体。以儒、释、道为代表的精神、思想、价值观，是其核心。在此基础上，包括习俗、民情在内的风格独具、内容丰富的各种文化现象，都属于这一范畴。而且这个在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孕育的民族大家庭，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群体，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二是物质文化，这是建立在文化主体基础上的物质文明。这里仅就经济而言，自从汉代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持续雄居世界第一，长达一千六、七百年之久。直到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 GDP 仍然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三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影响力。这里仅就幅员广大而言，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五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中心，不曾有过改变。尽管历史上中国的版图有大有小，有增有减，但总体上还是增多减少。以江、河流域为中心，包括珠江、淮河、松花江流域在内的，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的民族大家庭，始终是中华民族引以骄傲的。随着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传播，以中国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和影响力，越来越为世界更多的人使注目。从以上三方面看，中国五千年的强与大，主要的基础是文化，而不在帝王。这一点，千万不可忽视。我们在这里还要指出，封建的王权文化、专制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它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是违背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糟粕。因此，决不能把王权文化、专制文化，混同为广大人民创造的文化，更不能把这些糟粕归咎于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及其精神、思想、价值观念。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其实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同样不能脱离文化主体的支配。元大帝统一了中国，元帝国后来融合一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清兵入关建立了清家王朝，满族与汉族几乎没有区别了。这其中的合一，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今天大讲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为强国之本的时候，中国为文化强国的历史渊源，同样不可忘记。正是因为中国三千年文化强国的这一突出特点，才使一百多年来中国朝野上下为之心怀重负。几乎朝野上下懂历史、有理性的所有人，都害怕成为有负于三千年文明大国的罪人。这种深层的文化重负，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以民族为根基，而不是以文化根基的国家、地区相比，人们心理上的感受完全相同。就是说，以民族为根基的国家遇到亡国之痛时，也许在无可奈何之后，很快会以自慰抚平伤痛，但三千年雄居世界之首的中华民族，不会那样简单。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软弱无能、奴颜婢膝的清家王朝成员们不会忘记，有血有肉的每一位中国人也不会忘记。八国联军尝到了中国是一块吞不下的肥肉，但是日本人不懂得其中的道理。那场抗日战争即使由八年延长到十六年，中华民族早晚会把侵略者驱逐出境，或者同化在腹中。中国人应当具有这种文化主体意识，这种千年文化强国留在我们基因里的文化自信。其实，我们为失去强大而求强、求富，为失去强大而悲愤、自卑，都是这种文化积淀的心理反映。自信与自卑，原本是一对孪生的兄弟。而且自信与自卑越是受到压抑，就越是变得强烈。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过度自信与过度自卑，不是中国人天性里的文化基因出了题。一方面因为内忧外患的形势太复杂、大离奇，另方一方面因为慌乱中的文化抉择太偏激、太混乱。所以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是李鸿章，后来提出“以夷制夷”主张的是他，签署多款丧权辱国条约的也是他。按照中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急切地求强、求富是治其标，那么从整体性的文化抉择出发，在“西学东渐”形势下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则是治其本。这一点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时，千万不可忽视的。（三）慌乱盲目的文化抉择近代中国的文化抉择，是整个国家的大事。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抉择，亦即东西方文化的整合与重构。如果手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或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那些读书人，能够站在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高度上，首先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视之为一种文化现象，然后选择恰当的、具体的文化战略与技术策略，也许形势与效果会好得多。现在讲这些，当然只不过一种过时的假设或者想象。因为一百多年里中国的文化抉择，有许多都是在慌乱中的被动应付时，或者两极分裂中的争论与内斗。这种慌乱中的被动应付，在清代专制王朝倒台前后，表现得更为普遍：面对西方的强手，我们奋起反抗——面对大败的痛苦，我们想到图强——面对船坚炮利，我们师夷长技——面对西方的民意治国，我们实行变法——面对西方的观念新、民智高，我们反孔、反传统，革新文化、丢掉自己——见到形势稍有转机，我们便派系林立、主义无穷，相互争斗、内乱不已……我们总是跟在别人的后边，政治家讲政权，军事家讲打仗，知识精英讲主义；或者由着自己的性子，各自为政，自以为是的急于应对。我们很少以正视历史、现实的态度，从三千年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出发，自觉地、及时地、民主地、严肃地、全局地、战略地研究和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东西方文化整合、重构的问题。尤其清代专制王朝倒台之后，对于中华文化主体精神基础上的东西方文化的整合、重构，我们一直缺乏足够重视。比如，从现实社会的角度上看，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农业等诸多方面，应当如何适应呢？又如，从精神文明的角度上看，中国在文化、思想、价值观、哲学等方面，应当如何调整呢？再如，始于 20 世纪前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争论，为什么还没有搞清楚何为“中学”，何为“西学”，便各执一偏而又草草地收场了呢？还有，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科玄论战”，曾一度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为什么参与者双方不首先把什么是“玄学”，什么是“科学”这两个概念弄明白，而使这场事关近代东西方文化的整合、重构的学术争鸣，无果而终了呢？所以，回首过去的一百年，我们在文化的整合、重构上，似乎可以这样讲：大轰大嗡得多，冷静深思得少；“大胆的假设”多，“小心的求证”少；“破”字上做得多，“立”字上用功少；扬弃、解构的多，整合、重构的少。我们不是一边倒，“倒向苏联”，一心跟着“老大哥”走；就是朝西看，“超英赶美”，快步跟着西方追。尤其对于三千年来中华民族在精神、思想、价值现、哲学这一类文化核心层面上的文化珍宝，我们所造成的破坏和扬弃，实在太多、太多了。社会进步与发展，首先要有和谐的文化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就是建立在精神、思想、价值现、哲学这些文化基础上的，“和而不同”的文化渊源、氛围和意识。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和谐，首先是民众文化心理的和谐；而民众文化心理的和谐，才会有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这种主体精神，集中地蕴藏于《中庸》之中。中国《中庸》的哲学思想核心是“致中和”。所谓“致中和”，就是努力在复杂多变的关系世界中，置身于不偏不倚的最佳状态，达到不偏不倚的最佳目标。而《中庸》里的“中”，更是“致中和”这一核心中的核心。因为“中”，是中国哲学最高、最理想的追求目标与精神境界。另外，“中”也相当于佛学里的“中道观”；而中医“阴阳自和”、“以平为期”的健康预期目标，也是“中”。如果说，当年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顾此失彼、急于应对，缺少理性思维，忽视和谐状态的话，那么今天，该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与思考，把我们从“慌乱盲目的文化抉择”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了吧！(待续); 个人分类: 中医研讨|4160 次阅读|20 个评论

重铸中华医魂的李致重教授: 热度 6 张三火 2011-5-17 21:05; 结识李致重教授，是在十年前。先生与傅景华老师一起应邀来我校作专场学术报告。两位老师学识渊博，思维敏捷，临床经验丰富，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战略性的思考和建设目标，是当代中医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李致重（ li zhizhong ，笔名：韦黎、丘石、黎志锺、柳秉理），男，生于 1944 年 10 月。国内首届中医研究生（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教授。一、从医的经历 1962 年 1 月从师学医； 1967 — 1978 年，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78 — 1980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攻读仲景学说； 1980 — 1982 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从事学术研究； 1882 — 1985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从事临床兼临床教学； 1985 — 1999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从事学术研究、临床、编辑、学术管理等。 2000 年初至 2007 年 9 月，在香港浸会大学执教七年余；任满后继续在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执教，并为香港医院管理局培训青年中医，至 2009 年。在此十年间，先后讲授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黄帝内经、中医内科学、中国医学史、中西医比较、中医哲学导论等八门中医大学教育主干课程。其中，中西医比较和中医哲学导论，是国内以及港、台创办中医教育以来，首开与独创的课程。与此同时，从事中医临床，多项理论研究，以及面向国内、香港、台湾执业中医的专题、系列学术讲座。二、任职与兼职历任《中国医药学报》常务副主编，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期刊出版部、软科学研究学组主任。兼任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期刊编辑学会理事，全国中医编辑学会副秘书长，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省中医院学术顾问，法国巴黎波比尼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台湾长庚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医院管理局访问教授等。三、专长与专著擅长中医基础理论和科学学、软科学研究；擅长中医内、妇、儿科临床治疗；熟悉中医经典和临床学科的教学。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17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８部。 1997 年由国家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牵头，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合作，出版了《中医沉思录》，为国内外中医界所倾注。 2005 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医复兴论》、《中医形上识》、《问鼎中医》，为港、澳、台同仁所欢迎。即将出版的专著还有：《告别中医西化——中医自残篇》《重铸中医之魂——中医启蒙篇》、《中医论衡》、《中医临床辨惑》、等四部。; 个人分类: 中医研讨|5311 次阅读|11 个评论

李致重系列讲座目录: 热度 7 张三火 2011-5-17 20:36; 昨天，收到李致重老师的邮件。多年来，李老师为复兴中医所做的努力让人感动，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振奋！系列讲座目录（一）中医临床辨惑李致重序言上篇一 . 绪论——从中医学的科学定位谈起二 . 内经与伤寒杂病论藏象理论的同一性三 . 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病机理论的同一性四 . 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若干要素五 . 辨证论治的含义及其思维程式六 . 博爱知医、博涉识人、博诊达脉下篇七 . 临床中读经典的实践与体会八 . 诊后医嘱、病后调理、养生要略九 . 防治甲型流感（H 1N1 ）的若干思考（外感之例）十 . 防治肿瘤的思路与方法刍议（内伤杂病之例）十一 . 近代产后缺乳者增多的原因及防治（妇科之例）十二 . 儿科生机特征、临床重点与用药心得（儿科之例）十三 . 告别结合、立足临床、走向配合十四 . 重铸中华医魂、再造本草之真系列讲座目录（二）中醫自省要略 ——困惑、復興與醫學革命上卷總論第一章中醫自省的必要性（緖論）第二章人類文化與科學的兩次高峰第三章中西交融的近代醫學史略第四章科學的出發點、含義及其分類中卷寓自省於比較第五章中西醫研究對象之比較第六章中西醫研究方法之比較第七章中西醫基礎醫學之比較第八章中西醫防治觀之比較第九章辨病與辨證之比較第十章中藥與西藥之比較下卷復興與醫學革命第十一章哲学陰陽五行與中医陰陽五行（“哲學導論”第 8 、 9 講）第十二章道、德、氣與中醫學之氣（“哲學導論”第 10 講）第十三章中醫學體系——三觀念、八範疇、辨證論治、以平為期第十四章中醫形成于中國的文化科學問根第十五章從公理性原則到人類醫學革命附录讨论与答疑（注： 2007 年度“中西醫比較”講授了前十章及第十四、十五章，第十一、十二、十三章為“中醫哲學導論”之內容，今納入《中醫自省要略》）相关博文：1、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2、中医要发展必须过三关; 个人分类: 中医研讨|4554 次阅读|21 个评论

李致重讲座系列：中医学的科学定位（三）: 张三火 2009-2-22 17:12; ——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中华中医药学会李致重名实颠倒的考据积习对中医危害甚深考据之学是人类传统文化、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不论国内外的传统文化与科学，皆是如此。在近代中医学术研究上，名实颠倒、望文生义的所谓考据，直接扭曲了中医概念（范畴）的原意，也对中医学在当代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下的科学定位，制造了混。 1.关于人类文化科学两次高峰的大视野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先后曾经出现过两次高峰，而且只能是两次高峰。这两次高峰的主要特点是：其一，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其二，前者是研究“物之事”形上属性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后者是研究“物之质”形下特点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其三，前一个时代以哲学的成功为标志；后一个时代以物理、化学的成功为代表。其四，前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空前丰富；后前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产品登峰造极。上述关于人类文化科学发展的历史观，以及对人类文化科学发展史的总体概括，是笔者在中西医比较研究课题里讨论的重点内容。具体论证，这里不作赘述。 2.考据必须忠于义理、文章的名实关系人们常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后世面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的产品时，在其义理、文章的传承上，考据之学（包括疏、注、笺、证）至关重要。然而，考据不仅要有文字训诂、版本和语词校勘上的功夫，更要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哲学的功夫。从中国哲学上讲，考据必须忠实于义理、文章内在的名实关系。这一点是绝对不可疏忽，不容动摇的。 “实”，指的是所研究的客观实在，以及研究者对其本貭属性与特点的认识。“名”，指的是研究者用语词（概念）对客观实在本貭属性与特点的概括与表述。可见名与实的问题，同样是科学研究上不可须臾疏忽的问题。联系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名与实的关系可从以下五个层次加以解析：其一，科学研究的事实（或对象）；其二，研究者的思考（思想与方法）；其三，由研究而产生的思想成果；其四，借助于文字、符号、语言；其五，形成表述该思想（或学说）的概念（范畴）体系。此五个层次中，前三者属于实，后二者属于名。《庄子·逍遥游》里说：“名者实之宾也” （ 28 ）。就是说，实为主，名为宾；概念借助语词而形成，所以由语词形成的概念，必须准确地反映事实以及研究者对事实的认识。名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名家所研究的学问，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受形上学思想的指导，与来自西方的逻辑学原则颇多相似。所以，对历史文献的名实关系的考证，就是对义理、文章的阐述和解释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于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时期的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考据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字语言功底，更要通晓道家、儒家、阴阴家、名家、墨家、法家等先秦诸子。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产生的中国古籍的考据，是一种极其重要而又十分难做的大学问，非寻常之辈和哲学贫困者所能为。历代注释《黄帝内经 . 素问》者近两百家，而备受推崇者，不过王冰、张景岳等几人。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我们这里所讲的道理。 3.重名轻实、名实颠倒的考据积习清代康熙时，大兴文字狱。失去学术自由保护的读书人，大量退身于经、史、子、集的疏、注、笺、证。时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风甚盛。在此期间，重视小学功夫，轻视哲学审思的考据，几乎成为乾、嘉王朝以后普遍的治学倾向。中医近代的衰落尽管原因复杂，但是因为这种重名轻实的考据之风，尤其“国学大师”贬中医的“自己人打自己”的现象，令人尴尬、难堪至极。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推俞樾（ 1821-1907 ）与章太炎（ 1869-1936 ）师徒二人。俞樾与章太炎，都是清末民初名声显赫的国学大师。他们的文字语言学的功底很深，考据方面的著作不少。他们或广交朝野名流，或参与政治活动，所以社会影响显赫。他们虽不是专业中医学者，但凭借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考据习惯，在中医方面竟然各有专论。俞樾撰有《废医论》（见《俞楼杂纂》）（ 29 ），章太炎也撰有《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 30 ）。他们从阴阳五行，到以藏象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一概否定，成为近代国学大师敲响中国中医丧钟的代表人物。出现这种国学大师贬国学的现象，其原因有四：其一，受重名轻实考据之风的影响大深；其二，对中医的理论知之太浅；其三，对传统的哲学过于贫困；其四，对新来的西医太多迷信。在解读俞樾与章太炎二人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所谓考据之前，这里首先就中西医的名、实、方法论，做一些简要的比较和说明：中医研究的对像是形上之人，通过证候，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整体状态的诸般形上属性，尽收眼底——这是中医的“实”。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中医的“名”。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阴阳五行——这是中医的“方法论”。其中的五行，最具有典型性：它是世界上最早、最成熟的，古希腊原子论、四之素说不可企及的哲学理论模型；也是世界上最具中国原创特色的，与近代贝塔朗菲系统论极其相似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其实这一方法论正是中医理论体系不可能产生于西方，而只能成熟于中国的真正原因。直到今天，西方尚未能接受、理解中医理论体系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观点。西医研究的对像是形下之人，通过解剖，把人在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层次上的诸般形下特点，尽收眼底——这是西医的“实”。以生理、解剖、病理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西医的“名”。以近代物理、化学为基础的观念与方法——这是西医的“方法论”。可见，两种医学体系的名、实、方法论，各不相同。所以考据时必须以各自的实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才能真正理解其名所代表的义理、学问的含义和宗旨。俞樾在其《废医论》以名代实的考据时，并不通此理。而且，他简直是在倚老卖老、强作权威、扑风捉影。比如，他依据《周礼》里讲医卜并重，而以后世卜渐灭而医渐盛的现象，提出“卜可废医不可废乎”的质疑。又如，他依据《黄帝内经》“移精变气论”一篇中“古无医也，巫而已矣”的只言片语，又据《世本》等书中巫医并称的说法，提出“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的判断。再如，他不顾历史与专业学术上的原因，搬弄《周官》、《黄帝内经》、《史记 . 扁鹊传》在具体脉学上的不同说法，贸然提出“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注：俞樾的别号）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章太炎在他的《医论》中，对中医的实和方法论全然不顾，把眼睛盯在语词、概念和一些枝节上。他虽然算不得什么近代科学主义者，却完全以西医为标准来论说中医。他把“经脉”等同于“血管”，把“三焦”等同于“淋巴腺”，把“阴毒”等同于“鼠疫”……他把矛头直指中医的藏象理论，提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因而批评《黄帝内经》和《八十一难》说：“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五行比傅者，尤多虚言”；“五行五运不可据也”……他不懂五行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反而误认为中医的藏像是“五行比傅”。其实在这里，用西医的语词、概念对号入座“比傅”中医的，恰恰正是他自己。这种置研究对象与方法于不顾，违背名实关系，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的考据，显然是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歪曲和篡改。所以，他完全不像一位国学考据大师，倒像一个固执、自负、狭隘的，专功替换概念、非其所是、是其所非的书蠹。如果他能够像冯友兰、胡适那样——胸中先有一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史大纲》做看家的学问，相信不会把《医论》写得那么支离破碎，更不会以西医的概念对号入座的歪曲和篡改中医。 4.重名轻实、名实颠倒的颓废学风发生在俞樾、章太炎师徒二人身上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决不是偶然现象。他们二人在国学领域和政治场面上的双重地位及其影响，大大助长了近代中医学术研究中舍本逐末、弃中从西、名实颠倒、偷换概念，甚至狡言而不以理的颓废学风。一百年来，这种学风在学术界有增而无减，在中医界尤其严重。中医的概念（范畴）体系，长期陷于被颠覆、被质疑、欲扬弃的危机之中，中医界的每一位学子对此都有责任。以上五个方面，着重围绕中医学的科学定位，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了一些讨论。在长达半个世纪岁月里，中医学科学定位不清，中医学术的混乱与衰落则在劫难逃。“口号中医”的长期持续，正是其混乱与衰落的真实写照。科学定位不清，导致了将中医“连根拔起”的危险。而欲将中医“从根救起”，就必须首先从中医学的科学定位做起。影响中医学科学定位的因素很多，除了学术方面之外，还有其它深层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原因。即使这五个学术方面的讨论，也只是本人在“中西医比较”的研究中，一些基本内容的框架性概括。这里不揣愚陋，借以抛砖引玉，希望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 . 吴寿彭（译） . 形不上学 . 北京 . 商务出版社 1997 ： 1 （ 2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 . 苗力田、李秋零（译） . 形而上学 . 台北 . 知书房出版社， 2001 ： 9-21 （ 3 ）四书五经 . 长沙 . 岳麓书社出版， 1991 ： 1 （ 4 ）朱熹 . 四书章句集注 . 北京 . 中华书局出版， 1983 ： 4 （ 5 ）［美］辙穆尔 . 伊诺克 . 斯通普夫、詹女田斯 . 菲泽（著） . 丁三东、张传友、邓晓芒（译） . 西方哲学史 .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6 ： 115 （ 6 ）周振甫 . 周易译注 . 香港 .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02 ： 249 （ 7 ）丁福宁 . 多玛斯形上学 . 台北 . 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07 ： 110-126 （ 8 ）杨沛霆、阵昌曙、刘吉等 . 科学技术论 . 浙江 .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5 ： 13 （ 9 ）文池 . 思想的精髓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04 ： 41 （ 10 ）邬昆如 . 哲学十大问题 . 台北 .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5 ： 11 （ 11 ）罗光 . 中国哲学的精神 . 台北 . 台湾学生书局， 1990 ： 1 （ 12 ）邬昆如 . 哲学入门 . 台北 .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3 ： 351 （ 13 ）［德］胡塞尔（著） . 倪梁康（译） . 科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99 ： 1 （ 14 ）李震 . 基本哲学探讨 . 台北 . 辅仁大学出版社， 2005 ： 89 （ 15 ）方朝晖 . 思辨之神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1-13 （ 16 ）曾仰如 . 形上学 . 台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85 ： 1 ， 165 （ 17 ）［俄］列宁 . 列宁选集（第 2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 ： 128 （ 18 ）陈治维 . 影响世界的哲学家 . 台中 . 好读出版有限公司， 203 ： 322 （ 19 ）邬昆如 . 形上学 . 台北 .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 ： 290 （ 20 ）罗光 . 生命哲学（修订 3 版） . 台北 . 台湾学生书局， 1985 ： 1 （ 21 ）李致重 . 中医形上识 . 香港 . 奔马出版社， 2005 ： 275 （ 22 ）李致重 . 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 .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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