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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农民谈农业政策: 蒋高明 2014-2-17 23:23; 【高明微评】朋友转来一篇文章，并做了读后感言。不读这篇文章，不知道农业政策问题出在哪里。原来是太脱离实际了，以为自己是行家，其实不然。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崇拜“顶层设计”，换句话讲就是“办公室里瞎想”。正确的顶层设计，应当是来自于基层调研和实践检验后的顶层方案。但没见到有谁强调这个道理。好像是，只要谁有幸坐在了最高层的办公室里，谁就可以搞顶层设计。中国的农业问题，不能靠在办公室里瞎捉摸，必须到一线去，在那里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其实，中国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是能够解决“吃得饱，吃得好”问题的。现在，农业可以严重脱离实际，一些做法明显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与市场规律，多年积累的问题，正在爆发。或许我们从下面发言的农民那里，得到某些启示。一线农民谈农业政策（一位农民在《民主党派务虚会》上的发言） 2014 年1月10日读后感 1 不读这篇文章，不知道农业政策问题出在哪里。原来是太脱离实际了，以为自己是行家，其实不然。 2 类比这位农民讲的道理，我们的森林资源建设口号、政策，有一些也是与森林资源发展背道而驰的。很多学者写文章讲“现代林业”，但迄今也不知道现代林业的本质特点是什么。就是，不提现代林业和提现代林业，搞法上有啥区别。在发达国家，林业上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走规模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 3 这些年，林业上，甚至连一些识字有限的林区人都明白的歪理邪说，都有来自北京的赞美。发现这些年，各省的人，比北京的人懂森林；基层的人，又比各省的人懂森林。最明白应当如何搞好森林的人，是一线人员。但可惜，一线人员，这些年，处于一个最被忽视的年代，一点都没有话语权。六十年代，还有十几位国家领导人，包括朱德、刘少奇，到带岭倾听工人的见解呢，那样的民主时代，久违了。 4 那个流行语“顶层设计”，换句话讲就是“办公室里瞎想”。正确的顶层设计，应当是来自于基层调研和实践检验后的顶层方案。但没见到有谁强调这个道理。好像是，只要谁有幸坐在了最高层的办公室里，谁就可以搞顶层设计。 5 “专业化分工”是提高发展效率的秘诀。已去世的杰出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了不少文章，还因此被评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早就发现，创造发展效率的根本原因是“专业化分工”。没想到，这个经济学原理问世三十年来，却被一线农民阐述得那么浅显易懂。 6 说到这里，还是怀念过去总是强调的到群众中去或是联系实际的理念。那是多么地正确！谢谢人大严副委员长，谢谢政协罗副主席，很荣幸我能以民进会员的身份在这里发言。听下来我还是这里唯一来自基层的人。我是农民，昨天下午还在帮农民把鸭粪送到田里。今天听了一天的发言，各位都是国家级经济大师和领导，所以一直犹豫该不该讲，怕班门弄斧。可是一方面上午刚刚领了钱，拿了发言费，不讲不好；另一方面，发现自己有太多不理解专家的地方，需要请教，也确实想让领导知道农民与专家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所以就讲了，对不对就不知道了。其实农民看问题比较简单，说不出那么多专业词汇。比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农民看来很简单：如果他有2亩地，一亩扔一包肥料能增产200斤，另外一亩只会增产50斤。农民决不会把肥料扔给那个只能增产50亩的田。所以农民看来，习主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你们以后肥料要往回报高的田里扔。这本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其实西部与沿海，天津与上海都是这种关系。过去是肥料都往回报低的田里投，都往自己家乡投，那是思想乱了，品德坏了。现在只是拨乱反正。再比如缩小城乡差距。这是个最无厘头的问题，因为居民的收入与工业GDP成线性正比，农民的收入与农业GDP成线性正比。这就是说，国家越进步，工业GDP就会越来越超过农业GDP，城乡差距就必然越来越大。这是国家进步的标志。除非你减少农村人口，就是搞城镇化，否则就根本没有办法。既然如此，还有必要列专题去讨论“缩小城乡差距”吗？讨论如何城镇化就足够了。关于城镇化，最近连续参加了多次讨论，专家们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城镇化是不是能够解决“经济下行压力”，是不是会导致耕地减少，是不是会导致泡沫的问题上。似乎城镇化要不要搞还要“研究研究”。在农民看来，这样的观点是很可笑的。城镇化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华山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过去我们走的是出口加工道路，进出口GDP曾经高达总GDP的65%以上。可是自从同时宣布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线、必须给农民工加社保、人民币升值、取消出口退税的四项措施以后，出口加工业的成本一夜之间的巨幅提高，导致大量劳动力密集型工厂倒闭，老板跑路，出口GDP一度下降到占总GDP的40%都不到。所以，现在企图在短时间里靠外需来拉动经济已经根本不可能。所以增加内需是唯一出路，城镇化肯定是最现实的选择，也是符合人类发展的选择。可是现在讨论城镇化，总是要和泡沫联系起来。如果国家发展以房地产业为支柱，那么讨论是不是存在泡沫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城镇化不是房地产，不是发展商品房而是发展廉租房，保障房，经适房，是为了10亿农民进城以后“居者有其屋”。10亿农民要进城，房产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泡沫啊，现在讨论这个是不是太不靠谱啦。我听到现在（不仅是今天），都没有听见任何一个经济大师明白城镇化的最大好处是能够把中国最大的“不消费”群体（农民）转变为消费群体（居民）的道理！因为农民是基本不消费的群体，我在乡下住一个月都可以不上街，因为我自己种米、种菜、养鸡鸭。即使我不养鱼，但是我想吃的话可以去隔壁鱼塘用我的鸭蛋去换。中国有13亿人口，却有10亿人不消费，中国怎么发展？过去靠出口加工，现在自己堵死了路。再不搞城镇化，不转变农民为居民根本没有出路。如果我们能使10亿农民成为居民，即使人均年消费只有1万，就是10万亿的直接消费啊，为什么你们专家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专家插话：那大家都不种地了，我们吃什么？）回答：我们之间的差别就在这里，就算我不从道德的层面去指责你（凭什么我生来就要种粮食给你吃），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农民越少，农业就会越发展的道理？！现在一人二亩地，种粮食的收入才几百块，怎么活啊？如果一人十万亩，就是每亩只赚1块钱也是10万啊！农业赚钱了还会不发展吗？至于城镇化会不会导致土地减少更是个可笑的问题。别的国家都是因为土地少了才搞城镇化，因为城镇化应该导致耕地增加才是。人的居住越来越集中，需要的道路和土地都减少了，怎么会减少耕地？上届政府提的要发展“新农村”是会减少耕地的。因为“新农村”是要把“城市建在农村”。 “新城镇”不会，因为“新城镇”是要把农村搬进城市。“新城镇”是为了消灭“农村”。所以前几天听见农业部长说，新城镇不是为了消灭农村，这么无知的话他都能说得出，我们农民真的只能是无语了。你既然要保留农村，还要新建城镇干嘛？有那么多地可以被你折腾吗？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都说到的土地私有化问题。我们到底害怕什么？土地就是农民的，农民帮共产党打天下，共产党就承诺过给农民土地。如果你是怕耕地减少，那很好办，就是规定土地不得转性。只要耕地不转性，你买来卖去都是耕地，怕什么。我在法国看到的就是这样。农地是不可以转性的，但是可以买卖。上面罗嗦了半天都不是我的专长，所以班门弄斧了。下面我谈谈我的专长：农业。其实农民眼里的农业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就二个：种什么？怎么种？种什么的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就是“以粮为纲”，现在叫“粮食安全”。所以其实也就只剩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种”的问题。是用传统的方法，也就是“小农”的方式去种，还是用所谓的“现代化”的方法？现在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大农业”。这不是我的原创，是搜狐博客的赵牧总监前几天给我出了个题目：“我们离大农业有多远”。我突然觉得这个“大农业”的概念非常好，有别于“现代农业”的提法。因为所谓的“现代农业”，是以时代来划分的，容易误导我们向技术和机械化方向思考，而忽视先进农业的精髓是现代的生产方式。而“大农业”的“大”就是相对于“小农业”的“小”来说的。那么“小”在哪里，“大”在哪里？究竟什么是“大农业”呢？我们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农业”的先进与落后是以“规模”、“技术”、“机械化”来划分的。这是很错误的：如果是以“规模”来划分的话，我们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是大农业了。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民公社、国营农场，没一个规模小于美国的家庭农场。如果是以“技术”来划分的话，我们也不能算是小农业。因为美国的小麦单产比我们低得多，日本的稻谷单产也就只有七、八百斤。袁隆平院士的规模水稻单产至今保持世界记录。如果是以“机械化”来划分的话，我们更没有问题了。因为全世界最先进的粮食种植机械，比如大马力拖拉机，高速插秧机，联合收割机，中国比比皆是，大量使用。最起码是上海已经普遍使用。连我这个农民，还有自己的私人农业飞机呢。那为什么还不能说我们是大农业了呢：因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是“传统”的，“小农”的，“作坊”式的，而不是“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大工业模式的。以美国的小麦种植过程为例，可以发现，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其实并不在规模、技术、机械化程度，而在生产的组织形式上，也就是“ 生产方式 ”上。美国是“农民管理工人种地”；我们是“小贩经营地主种地”。在美国，播种前，期货公司的采购会主动上门向农场主预订6个月后才会成熟的小麦。如果当时期货市场上6个月后小麦的期货价格是1元/斤，期货公司就会和农场主订一个收购价约为0.9元的合同（他们赚1角）。合同签定后，农场主就会把这份销售合同交给银行做信用抵押。当然，这个合同上会有一条：最终的货款期货公司必须直接打给该银行。播种的时候，农场主只须给种子公司去个电话，种子公司就会雇飞机帮你把种子播洒完，农场主不用付钱，签字确认就可以了。种子公司会拿这个“确认”找农场主的开户银行要一张“信用证”（行话叫L/C）给它，就是农场的开户银行担保农场主会在麦子收获后向种子公司付款。种子公司拿到L/C以后交给自己的开户银行做抵押，就可以拿到现金贷款。那银行为什么会愿意为农场担保呢？因为银行相信期货公司的信用。那种子公司为什么能拿到现金贷款呢？是因为他的开户银行相信银行的L/C的承诺。金融上把这叫做信用证抵押业务。那粮食遭灾、颗粒无收，怎么办？有保险公司会赔钱。从这里你不难发现，只是把生产方式改为“社会化”，就是把“自己播种”改变为“别人播种”，农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就不规避了。2006年，孟加拉国的穷人银行家尤纳斯仅仅因为发明了“小额贷款”模式，部分地缓解了农业生产的资金困境，就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足以说明资金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而农业资金短缺为什么只在落后农业国家存在？根本原因就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带来的问题。我们叫了那么多年的“工业返哺农业”又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口号，实际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没有从生产方式上去发现问题。你的粮食价格不随市场波动，成本高了你还在限制价格，资本怎么可能进入这样的行业？施肥的时候，农场主还是只要去个电话就可以了，肥料公司就会雇几百人到现场，帮你把肥施完，还是只要凭签单就可以让银行给它开一张L/C。打药、锄草，都这样。一直到麦子成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时不用你通知，期货公司早就从卫星上看到你的麦子成熟了，会雇来几百辆收割机，把所有的麦子割完，装袋拉走，你只要派人司磅，统计产量，就可以了。期货公司则在麦子进仓后，按照合同价格，把货款汇去农场主的开户银行。银行则会在扣除前面签单的各项费用后，把差价汇给农场主。整个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显然，美国种麦子的方法都与我们一样，也是播种、施肥、收割，甚至所使用的种子和机械设备也与我们的大农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仅仅在生产的组织形式。美国是“农民管理，工人种地”的“大农业”模式，也是典型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模式。就是，无论播种施肥还是打药锄草，都是别的公司和专业的工人在干。这与我们什么都是自己干的“作坊式”的“小农业”生产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我们的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规模比美国大得多，由于什么设备都是自己买，什么事都是自己干，甚至拖拉机、收割机、飞机都是自己买、自己开。所以“生产方式”本质上与个体农民的“作坊”式的封建传统式生产方式没有本质不同，充其量是“放大的小农业”罢了。这种“放大的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就是生产成本高，效率低。即使是用相同的工具做同一件事，结果都会不同。比如，使用同样的收割机割麦子，我们是自己买收割机，自己收割。由于一年只能用一个月，12个月的机器折旧成本就要出在1个月上。以日本久保田的收割机为例，25万一台，设计收割能力50亩/天，年收割能力在1.5万亩。可是上海的收割期才一个月。如果只是在上海本地使用，每年收割1000亩，已经不错了（扣除天气和设备维修），95%的时间在闲置。因此收割麦子每亩地仅收割机的折旧成本就高达50元，如果再加上人工、柴油、维修、停工成本，100元/亩，都要赔钱。而且自己的收割机手，一年就干1个月的活，没活干也要开支，技术也不可能熟练，所谓三天不练手生么，真正农忙的时候往往还干不动，会请病假。而美国的生产方式是雇收割专业公司收割，这些专业收割公司在全美国从北向南收割，一年起码工作10个月，因为纬度不同的地区粮食的成熟时间是不同的，仅仅折旧费一项，我们就比他们高10倍以上。而且这些收割机手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工作，因此技术熟练，效率高，浪费少。 2004 年我在上海金山区廊下镇的中联村租了500亩地，当时我去联系当地政府的收割机，他们就要价80元/亩，还说赔钱（也确实是赔钱），最要命的是浪费率大于5%，每亩地的浪费差不多就是 50元。后来我上网招标，雇了江苏射阳来的收割专业户，只要35元/亩，浪费率还低于1%，他们说还赚钱，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收割，仅仅机器折旧费就比我们便宜90%，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仅仅比较中美两国小麦种植的过程，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的农业是“小农业”，是落后在“生产方式”而不是规模、设备、科技……。其实，人类发展史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史。原始社会就是因为生产方式从狩猎进化到农耕而发展到奴隶社会；同样地，奴隶社会是因为生产方式从强迫劳动进化到地租承包形式而发展成为封建社会；500年前，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导致圈地运动制造出大量的无产者，孕育出工业革命，导致生产方式从“小农作坊式”变革为“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显然，世界的每一步发展都没有离开生产方式的变革。现在世界落后农业国家（包括中国）的农业发展都有二个瓶颈：一是“规模”（我们是农民个体小规模耕种）；二是“资金”。就是一方面资本不愿意进入农业，另一方面个体农民很难获得银行支持，农民要自己垫付生产资金。这二个问题又是相互作用的，形成恶性循环。种植的规模小了，种植成本就高。比如大批量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的价格起码比农民个体去买要便宜30%以上。而销售收入更离谱，我这里种的茭白，小贩的收购价才9分/斤，超市的零售价可以达到1元/斤。这就是“小农业”的“高进低出”问题。高价进生产资料，低价卖产品。同时，规模小了，一方面资本也无法进入；另一方面在没有诚信的前提下银行也无法为上亿个体农民贷款。显然，在“大农业”的条件下，这二个都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实现“大农业”呢？本来邓小平搞联产承包只有30年，应该已经到期，改回规模了。可是温总理又宣布小农经济体制长久不变。这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实现土地的规模化已经不可能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国家在这十年里先后探索了“土地流转”和“合作社”模式，试图解决土地规模化的问题，但在粮食的种植上，没有成功的案例。因为“土地流转”的实质就是向农民租地种，你还没开始种地，就要先向农民付租金。如果搞个小规模的1万亩地，按照上海的平均价格是1000元/亩，就要先付农民1千万。可是一亩也就能产1000斤稻谷约700斤大米，土地租金（流转费）就要折合1.5元/斤，再加上人工、肥料、农药，成本起码3元/斤。所以，土地流转肯定没法种粮食。而对粮食种植没有意义，就是对宏观农业没有意义。而所谓的“合作社”模式，在规模和行政权力上比它优势得多的人民公社都失败了，它又怎么会成功？！因为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还是雇佣关系，农民的劳动效率远不如纯粹为自家干活的效率高。因此规模带来的好处根本抵不过劳动效率的下降。比如2004年我在金山廊下的中联村流转了500亩地种水稻，雇农民拔草，农民自己的地里拔一次草就够了，可是在我的地里，草是拔了又长，长了再拔……。后来才知道农民为了让你多多雇佣他拔草，没有把草根拔掉。晒谷也是这样，农民家里的谷子二天就晒完了，我的稻谷五天也晒不干。吃了这些苦头以后，我才明白只有“大农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2005年，我就在当时的上海市金山区委书记李毓毅先生的帮助下探索如何以“运营”的规模去实现“种植的规模”，从而达到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的规模种植。由于媒体已经做过大量介绍，今天就不罗嗦了。 2006 年6月，胡锦涛同志就通知要来视察，由于临时增加了洋山港的日程，没有成行。2008年央视《对话》栏目报道了我的模式。2009年《三联生活周刊》以《农业的无资本运作》为题，详细介绍了农业可以“无资本运作”的方法。2009年，俞正声同志也提出要来视察，结果因为后任区委书记吴尧鑫先生对这种模式嗤之以鼻，认为农业如果实现无资本运作，会导致市里给区里的农业拨款减少，以区委名义发文给市委表示反对，结果也没能成行。前几天看见柳传志在央视二套的农业论坛上，介绍自己的猕猴桃模式，用的就是这个模式。可是很遗憾，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理解模式的精髓，所以他的猕猴桃事业，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325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裕瑞: 西部山地丘陵区宏观政策转型的地方响应与效应研究: waterlilyqd 2013-6-28 16:46; Li Yurui-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vol 10 no 4 pp 588–608-.pdf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最新发表论文推荐: Local responses to macro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rural system in China's mountainous regions: The case of Shuanghe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在 2013 年第 4 期报道了李裕瑞、刘彦随、龙花楼、王介勇四位研究人员的文章：中国宏观发展政策的地方响应及其对山区农村体制的影响：以四川省隆昌县双河村为例（ LI Yu-rui, LIU Yan-sui, LONG Hua-lou, WANG Jie-yong (2013) Local responses to macro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rural system in mountainous regions: The case of Shuanghe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10(4) :588-608 . DOI: 10.1007/s11629-013-2544-5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出台了多个关于促进生态建设、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政策，西部地区是此类政策的集中区和热点区，尤有必要在其典型区域深入研究此类宏观政策的地方响应与综合效应。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李裕瑞博士等以川南山地丘陵区典型村域为例，基于 2008 年以来开展的数次“县 — 乡 — 村”多尺度调查研究，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政策、退耕还林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及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地方响应与效应。研究发现，案例村域并未因为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而从原来的边缘化状态走上转型发展之路，与此相反，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快速外流、耕地向林地和非农建设用地大量转化、污染企业运营带来环境污染、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其社会经济状态甚至有所恶化。分析认为，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 “ 一刀切 ” 的政策框架下，主体目标具有非一致性、村民能动力相对有限、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机制仍不完善。研究建议，我国的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应充分认识乡村空间的差异性、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宜进一步整合部门性政策，加强部委间、部门间的协作，逐步实现由部门性政策向区域性政策的转变。研究成果可为新时期的发展政策评估与优化提供科学支撑。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1201176, 41130748 和 41171149 ）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2011M500029 and 2012T50126 ）的资助，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 Progress on development policy evaluation in mountainous regions of Southwest China China has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including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ies and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strategy to eliminate east-west differences and urban-rural disparities since the late 1990s. However, we still know rather little about the responses and systematic effects of these policies on loc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ave a holistic examination on local responses to the four typical macr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on rural system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mountainous village in southern Sichu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licies have not moved the case study village from its historically marginal status. To some extent, its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might have been worsened by accelerated out-migration of the youth, loss of agricultural land due to afforestation and industrial plants, increased fire hazard due to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increas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ue to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ttracted to the village and a steep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ue to loss of and inefficient use of cultivated land. Factors causing local villages’ dilemmas include the nonuniformity of actors’ objectives, finiteness of villagers’ abilities, and the imperfect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for local government’s activities under existing policy framework composed of uncoordinated one-size-fits-all policies. The researchers suggest that China’s rural policy in the new period should gradually shift from a sectoral to a place-based one, from top-down incentiv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tom-up projects, and fully recognize the diversity of rural space, so as to enhance local capacities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 knowledge shared by different actors. Moreover,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various sectoral policies, and improve the interministerial and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of rural policies at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s. 41201176, 41130748 and 41171149) and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nt No. 2011M500029 and 2012T50126).; 个人分类: JMS信息|429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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