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开启辅助访问 切换到宽版

科学网

 找回密码
  注册
科学网 › 标签 › 西北联大

tag 标签: 西北联大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
kexuechuanbo 2012-6-1 17:32
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8-10 欢迎阅读全文 方光华.pdf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2495 次阅读|0 个评论
周远清：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努力提高两个自觉
kexuechuanbo 2012-6-1 17:28
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周远清：努力提高两个自觉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5-7 欢迎阅读全文 周远清.pdf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2679 次阅读|0 个评论
王淑红，邓明立：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并入西安临时大学史略
kexuechuanbo 2012-6-1 17:22
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标准引用形式：王淑红，邓明立.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并入西安临时大学史略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31-36 欢迎点击阅读全文 王淑红.pdf
30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
kexuechuanbo 2012-6-1 17:13
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3）：11-24 欢迎点击阅读全文 姚远.pdf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2689 次阅读|0 个评论
方光华校长在“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筹备会上的讲话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2-4-30 11:09
方光华校长在“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筹备会上的讲话 信息来源：西北大学发布时间：2012-04-26 22:58:17 返回列表 上一篇： 我校召开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筹... 下一篇： 侯外庐学术讲座开讲仪式暨首场报告会在我校... 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 西北大学校长 方光华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国民政府同时决策组建的两个大学共同体。“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其中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转徙云南，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复迁陕南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十分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西北联大的文献研究极为薄弱，其史实很少为世人所知。 事实上，西北联合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西北联大是西北高等教育生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组成西北联大的几个高校到来之前，西北虽然有一些高等教育的萌芽，但根基相对薄弱，且时断时续。例如，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立的陕西大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改名为省立西北大学，20年代升格为国立西北大学，旋更名为国立西安中山大学，但在1931年被改为西安高中。而西北联大的主体都有比较好的基础，有较强的实力。例如北平大学， 1927 年 由 北洋政府下令将北京九所国立大学合并而成，包括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商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五个学院，各院均有各自的历史。 北洋工学院创建于1895年10月， 原名天津西学堂，后用过北洋大学堂（1903）、北洋大学校（1912）、国立北洋大学（1914）等校名， 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发端于 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1912年改名为“ 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3年7月改为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 1931年7月，与被改名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的女师大合并，成立“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1929年9月9日成立，以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有物理、化学、镭学（后改为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这些院校和研究机构迁徙来到西北，组成一个高等教育联合体，大大提高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实力。 在西安期间，西安临时大学分为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三大院，包括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6大学院，24个系。其中校本部为第一院，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四号（含国文系、外语系、历史系、家政系）；第二院在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6系）；第三院在北大街通济坊，有法商学院三系（ 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 、农学院三系（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医学院（不分系）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西安临时大学教授计有106名，包括文理学院的黎锦熙、许寿裳、陆懋德、赵进义、傅种孙、曾炯、张贻惠、岳 劼 恒、刘拓、张贻侗、金树章、黄国璋、殷祖英等35人，法商学院的沈志远、寸树声等12人，教育学院的李建勋、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齐壁亭、王非曼等15人，农学院的周建侯、汪厥明、虞宏正等16人，工学院的李书田、周宗莲、李仪祉（兼）、魏寿昆、张伯声、潘承孝等22人，医学院的吴祥凤、严镜清等6人。西安临时大学于 11月15日开学上课， 据1938年2月10日的统计，全校学生总计1472人（含借读生151人）。学生以文理学院（439人）、工学院（386人）、法商学院（279人）居多。 太原失守后，日寇沿同蒲铁路南下，窜抵山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一带，西安东大门告急。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命西安临大再迁汉中。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正式迁离西安。全校千余师生编为1个参谋团，1个大队，下分3个中队14个区队106个分队，每个中队500至600人，先乘火车至宝鸡，再徒步130余公里，过渭河，渡柴关，涉凤岭，翻越秦岭到达陕南汉中。 1938 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教育部根据《方案》下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并改称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西安临时大学的训令》，1938年4月3日） 在汉中初期，西北联大依然设有6个学院23个系，分布在三县六地。其中大学本部及文理学院设于城固县城考院（ 有国文系、外国语文系、历史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 ，教育学院全部及工学院大部设于城固县城文庙（ 有教育学系、家政系，矿冶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讯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纺织工程学系） ，法商学院设于城固县城小西关外原县简易师范旧址（ 有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 ，体育、地理、土木三系和附设高中部设于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农学院在沔县（今勉县）武侯祠（有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医学院设于南郑县居民聚居区，不分系。 1938 年7月，根据教育部令将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校。农学院迁设陕西武功，工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南古路坝。同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战时教育实施方案》中关于“中等学校师资，设立师范学院，予以培养”，“师范学院应独立设置，或将大学教育学院改称”等规定，西北联大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1939年 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从而有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校。但这些学校并没有因为分立而缩小，反而得到扩大和发展。 如西北大学按凡成大学者必拥有3个以上学院之规定，将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与理学院，合法商学院共设3院12系，形成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完整的高等文理教育体系。1944年9月，西北大学奉命新设边政系。1946年5月，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又奉命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1949年，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1941.9—1949）、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1938.4—1949.5）、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4.7—1949.5）等并入西北大学，至1949年10月，西北大学已拥有文、理、法、商、医4大学院15系。 西北工学院复汇入东北、中原工学高等教育，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师生共4000余人，是当时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工科高等学府。 西北农学院由西北联大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而成，设有农艺学、森林学、农田水利学、畜牧兽医学和农业化学等6系和农业经济专修科。1940年增设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1941年增设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1946年增设农业机械学系和农产制造学系，形成了农艺、植物病虫害、森林、园艺、农田水利、畜牧兽医、农业化学、农业机械、农产制造、农业经济，以及从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到职业技术教育的完整高等农学教育体系。 西北医学院汇入陕甘医学教育，奠定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医学科学的基础。 西北师范学院设立有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博物系、教育系、体育系、家政系、劳作专修科系。还极力从事西北社会教育，大大推进了西北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抗战胜利后，这些学校除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迁回平津复校为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外，所有分出院校皆留在西北，为西北地区构建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今天在西北的西安交通大学，汇入了由西北医学院发展来的原西安医科大学以及由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发展来的原陕西财经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汇入了西北工学院的大部分院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汇入了西北农学院的基础。至于西北大学则完全由国立西北大学演化而来，西北师范大学完全由西北师范学院演化而来。此外，西安的不少高等院校均与西北联大有直接源流和传承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西北联合大学，就没有今天的西北高等教育。 二、西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具有独到的光采 与西南联大一样，西北联大发展了战时大学联合管理体制。据1937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发布的《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西安临时大学以教育部、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陕西省教育厅等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王世杰兼任主席，聘任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 翛 、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等9人为委员。不久，又决定西安临时大学不设校长，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 翛 4 人为常委，由常委商决校务。其中徐诵明是北平大学校长，李蒸是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是北洋工学院院长，陈剑 翛 是教育部特派员。 西北联大沿袭西安临大制度，也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校务委员会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委依然是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 翛 。后因陈剑 翛 请辞，教育部复派胡庶华接任常委，同年10月，又派张北海任校务委员。校务委员会作为西北联大的统一领导机构，具有勘定临时大学校址，设置科系，吸收师资，容纳学生，决定已有各种设备之利用及新设备之置设等职能。 西北联大有统一的校训。 1938 年 10 月19日 西北联大第四十五次校常委会议 决议，以“公诚勤朴”为校训。根据黎锦熙的解释，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表达了西北联大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西北联大有黎锦熙撰成的校歌歌词。其词曰：“并序连黉， 卌 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 嶓 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校歌将三校在平津办校40年，各有鲜明特色，在秦陇联合举办文理、政法、师范、农、工、医教育，以“公诚勤朴”为校训，传承民族文明，发扬民族精神的办学目标作了高度概括。 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出版有 《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现存30期100余万字，包括分出各院校的校刊完整记载了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的历史。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西北联大的迁徙过程中，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联大对“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开始为构建西北高等教育格局做长远考虑。南迁汉中以后，徐诵明、陈剑 翛 二常委赴汉口向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时，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设想，而陈立夫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根据国民政府建设西北后方的战略，教育部着手为西北建设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遂有西北联合大学分设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五校。对于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当时就有姜琦教授指出：“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姜琦：《西北大学是一块基石又像一颗钢钻》，《西北学报》1941（1）：1-2. 1941-09-01）。 根据国家的需要，西北联大及其分离出的国立五校逐渐形成了扎根西北、传承文明、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1939年5月2日， 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常务委员的报告即说明，“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校院合组而成”（《西北联大在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 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西北大学1940年毕业同学会题词：“ 棫 朴多材” 。 教育部部长陈立夫 1940 年6月曾到 西北大学视察，并为西北大学第四届同学会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 1941 年， 西北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北大学举行，并创办《西北学报》，明确学会以“确立民族自信、加强民族团结”，“研求精神学术、砥砺个人品性”，“复兴民族本位文化、促进西北建设”为宗旨。1943年11月，西北大学主办的《西北学术》月刊创刊号出版，校长赖琏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故我们要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真正负起开发大西北的重大使命”（赖琏：《题词》，《西北学术》，1943（1）：扉页）。编辑部主任郭文鹤在《发刊词》中也指出：“西北大学，为西北最高学府。……今者学校当局，痛感文化使命之重，椎轮大路，先轫本刊，借以发扬我民族之精神，融合现世界之思想，且特别研究民族发祥地之西北数省，以冀对西北建设有所赞益，其意义至深且大也。”它说明，西北大学逐渐明确了“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愿景，表达了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建设祖国辽阔西部的高远追求。而独立出来的西北师院，也在1940年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和甘肃临时参议会的邀请后，决定西迁兰州，并于1944年全校迁到兰州办学。西北医学院也在侯宗濂先生的主持下，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做好了西迁兰州办学的准备。 西北联大及其各学校主要是精神上的统一。在临时大学和联合大学期间， 虽然西北联大有形式上的统一，并不妨碍各院校相对独立地组织教学活动。学生毕业时，发给的毕业证，都是原有学校公章。1937至1939年，西北联大毕业学生660余人，仍发给原校证书。其中北平大学251人，北平师范大学307人，北洋工学院39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1人，他校转学借读生57人。在联合大学分立为五校以后，虽然学校的独立性得到加强，但西北联大各子体之间也保持密切联系。最先分出的西北工学院与西北大学在近两年的时间共有一位校长。西北师范学院虽然在1939年8月名义上分出，但直到1944年11月完全迁兰州前，一直在城固与西北大学合班上课，90%以上的教授合聘，共用图书馆等教育资源。西北医学院1946年8月复与西北大学合并回迁西安。五校联合招生、联办先修班、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西北学会，甚至联合争取权益，对外共同发声。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训为大多数学校所承续，或直接继承（如西北大学），或演为“ 公诚勇毅 ”（西北工业大学）、“诚朴勇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直到1945、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国立西北大学分批为西北联大二十七年度、二十八年度两届各院系160余名毕业生（借读生、转学生）换发毕业证，这些毕业证书同时加盖有西北联大四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 翛 的签章、所在院院长、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签章和教育部核审章，表明分出各院校在更名七八年后，仍有精神上的联系。 三、西北联大取得了意义深远的教育成就 1937-1946 年之间，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五校形成了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培养的毕业学生9257名。 在西北联大 与其子体国立五校的 教师中，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汪奠基、黎锦熙、马师儒、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罗章龙、袁敦礼、虞宏正、张伯声、林 镕 、沈志远、汪 堃 仁、魏寿昆、盛彤笙、刘及辰、曾炯、傅种孙、张贻惠、黄国璋、李仪祉、高明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学生中有师昌绪、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赵洪章、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等杰出人才 国文系黎锦熙开创拼音方案研究，编纂多部陕西地方志，所著《方志今议》被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外文系曹靖华一生致力于传播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号称现代苏俄文学第一人。历史系陆懋德研究中国史学方法成就卓著，其《中国上古史》与《史学方法大纲》分获1941年（第一届）、1942年（第二届）教育部著作发明奖。1939年 3月，西北联大师生对汉张骞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并提出了保护维修方案。吴世昌撰稿、 黎锦熙书丹的《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碑文对此有详细记载。王子云带来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间在河南、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搜集的1000余件文物，出版《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等10余部著作，出版西北文物丛刊，开中国艺术考古的先河。黄文弼三次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了大量文物，发现西汉纸、首次论证了楼兰、龟兹等古国的位置，填补考古空白。李建勋的领导的教育研究机构，分设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材教法四部，开展工作。李建勋主持的《战时与战后教育》，程克敬主持的《师范学校训育》，鲁世英主持的《师资人格》，金树荣主持的《中等学校英语教材及教法之研究》、《中等学校毕业生英语写作错误之分析》等，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 数学系曾炯，以两个“曾定理”和一个“曾层次”闻名，丘成桐认为他是20世纪唯一可与日本数学家齐名的中国数学家。地质系张伯声的地壳波浪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地质构造五大学派之一。地理系黄国璋是我国传播近现代西方地理科学的先驱，特别对中国古地理学的改造发挥过重要作用。农学院汪厥明为我国农业统计学科的创始人。虞宏正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农业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工作。医学院蹇先器是中国皮肤性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林几是中国现代法医学的创始人。严镜清是国内遗体捐献的发起人和践行者。体育系袁敦礼、董守义在1945年联名倡议，首次提出我国申办奥运会。 西北联大及其分立五校的学生中不乏杰出人物。例如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2010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赵洪璋，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艺学系，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他，亲切地称他“挽救了新中国”，人们也把他和水稻专家袁隆平并称为“南袁北赵”。 四、西北联大集中体现了优秀知识分子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 抗战时期，平、津、冀四校一院，从平津冀沦陷区到西安，复从西安南迁陕南汉中，其中部分力量再从汉中迁西康、迁兰州。抗战胜利后，一部分再回迁复校，大部分扎根西北。 整个联大的图书馆，刚开始时只有2000多册图书。教育部规定抗战期间教师的工资按“薪俸七折”发放，再加上抗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教授只能靠微薄的薪金和“米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学生上晚自习用自制油灯照明。 联大常委徐诵明1938年5月2日在联大开学典礼上就明确指出，上前线同敌人作战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师生们不畏艰苦，谱写出我国战时高等教育壮美的诗篇。 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联大主动适应抗战需要，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学校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9月8日，全校组织了734名学生参加了为期两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史学家许寿裳教授在军训中，还以《勾践的精神》激励学生，李季谷教授讲《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用“卧薪尝胆”、“荆轲刺秦”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发学生爱国情怀。这些活动对振兴联大师生民族精神，发扬爱国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西北联大有300余师生报名从军抗战。时年43岁的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 由上可见，西北联大将高等教育体系系统植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凝聚了两大光荣传统：文化传统与革命传统。西北联大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成为20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精神传统的生动体现。 为了使这一重大历史为世人认知，更加全面地了解20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精神传统，传承和创新大学文化，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将与兄弟高校一起，举行纪念性学术研讨活动，围绕西北联大的办学历程、教育理念、教育成就开展探讨。我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与祖国共命运、与河山同沉浮、义无返顾的献身精神不应忘记，他们对祖国西北开发使命的崇高自觉不应忘记，他们期待祖国辽阔西北有发达的高等教育的愿望不应忘记！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2474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北大学召开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筹备会议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2-4-9 09:56
西北大学召开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筹备会议 作者：校办 | 添加日期：2012-04-09 | 编辑者：李坚 | 最后修改时间：2012-04-09 | 点击次数：226 4 月 3 日 下午，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筹备会议在我校太白校区宾馆二层会议室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教授，陕西省老教授协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李钟善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黄书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筹划“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的相关工作。我校校长方光华、校党委副书记黄建民出席会议，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方光华校长向指导和关注“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对西北联大历史和发起“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做了介绍。方校长指出，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大的联合体之一，西北联合大学是西北高等教育生长发育的重要推动力量，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成就，其办学理念和文化传统具有独到的光采，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会嘉宾就举办“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西北联大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举办“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全面梳理西北联大的历史脉络、教育思想、学术贡献，对于传承和创新大学文化，准确把握中国高等教育光荣传统，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教育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周远清会长强调，西北联大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特殊时期西北联大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回顾整理西北联大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周会长还就办好论坛做出了几点具体的指示，提出此次筹备会要形成纪要，印发各参会单位；成立筹备委员会，着手“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举办事宜；由西北大学牵头，成立西北联大研究小组，争取国家项目支持，形成一批研究成果。 各位代表和专家在会上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会上也形成了一些共识，对办好论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论坛名称确定为“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二是论坛举办时间定在 2012 年 9 月 10 日；三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单位发起，成立“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筹备委员会”，作为主办方，指导、协调、组织“论坛”的举办，由西北大学承办此次论坛；四是相关高校将积极参与论坛，紧紧围绕会议主题，组织力量，撰写论文，由学校主要负责人，以学校名义，在论坛上发表。各高校代表纷纷表示，将协调做好会议重要嘉宾和媒体的邀请工作，争取教育部领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西南联大研究单位和兄弟高校的高等教育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五是成立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常设机构，定期举办论坛，形成西北联大研究的长效机制；六是研究成立西北联大研究项目小组，八所高校要资料共享，进行史料整理、理论提炼、丛书编纂等工作。 （文/梁木 图/屈琳） 附： 西北联大的历史及意义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7 年 9 月 1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 16696 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其中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转徙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则复迁陕南汉中，组成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虽然名存不过三载，但分出的子体——国立西北五校，却分而有合，教育资源共享、对外共同发声、联合招生、联合开展社会教育、联合组成学术社团，联合投入第一轮西北大开发等，弦诵不辍，艰苦办学九年，直到 1946 年才陆续在平、津、冀复校或永留西北办学。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办学过程与办学体制基本相同，都云集了一批著名学者，培养了数千名学子。其中在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就有 505 名教授、 1489 名教师的师资队伍，包括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马师儒、汪奠基、沈志远、罗章龙、袁敦礼、黎锦熙、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曾炯、傅种孙、张贻惠、虞宏正、汪堃仁、张伯声、黄国璋、魏寿昆、林镕、盛童笙、李仪祉等一大批学者。也走出了叶培大、师昌绪、史绍熙、高景德、吴自良、傅恒志、张沛霖、田在艺、阎隆飞、李振岐、赵洪章、涂治、侯光炯、于天仁、王光远等数十名院士，培养了 9257 名优秀学子。特别是西北联大所提出的“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愿景，清晰地表达了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融会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建设祖国辽阔西部的高远追求。 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几乎全部北归不同，西北联大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西北五校。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前身均曾是其母体的重要部分之一，中国科学院、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数十所研究机构或院校也与其有源流关系。 西北联大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中国高等学校区域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演化的历史性转折，将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 21 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凝聚了两大光荣传统：文化传统与革命传统，西北联大是 20 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精神传统的生动体现。 西北联大保留至今的重大历史文献有《西安临时大学校刊》《西北联合大学校刊》，重要历史文化遗址有西安临时大学礼堂、汉中西北联大校舍遗址、各学院办学遗址，但有关西北联大的学术研究极为薄弱。文献未见整理，遗址缺乏有效保护。为此，我校倡议相关高校，在 2012 年 9 月 10 日共同举办“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全面梳理西北联大的历史脉络、教育思想、学术贡献，准确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光荣传统，传承和创新大学文化。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209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书法中的西北联大体育教授谢似颜
kexuechuanbo 2012-4-8 20:58
杭州杨学洛书法 杭州 , 书法 , 杨学洛 杨学洛， 字雪门， 杭州 人， 民国 时期杭城 著名 书法 家，其名已为现今多数人所不识，但陈从周老先生在其《梓室余墨》中曾有言，“ 近数十年来论杭州书家，籍隶仁和、钱塘(今杭州市)者，自晚清之杨文莹(雪渔)、陈豪(蓝洲)、高学治(宰平)、高保康(龚甫)、王同柏、吴庆坻(子修)与稍迟之吴士鉴(絅斋)及杨学洛等去世后，当推马叙伦(彝初)、邵章(伯絅)、邵长光(裴子)，此三公皆学人之书家也。此外叶为铭(禺三)(本新州人，入杭州籍)、武曾保(劼斋)、邹寿祺(适庐)、王褆(福庵)、孙智敏(廑才)、王仁治(潜楼)、叶尔恺(伯皋)、范燿雯、高时丰(鱼占)、高时显(野侯)、钟毓龙(郁云)、阮性山、徐行恭(曙岑)，皆名于时。今凋零尽矣。” 在彼时，杨学洛为杭城书法 名家 是无可质疑的。现在西湖风景区尚存杨学洛所题写的楹联碑刻多处可为之证，如： 三杰唱民权，日月更新，革命导源留种子； 一龛崇祀典，湖山洗净，复仇报享慰遗臣。 —— 杨学洛题先贤祠 葛岭仙境山门背面有杨学洛手书“黄庭内景”四个大字； 攻克南京阵亡将士之墓门前，有 杨学洛 所题一额曰： “ 侠骨英魂 ” ，字殊遒劲可喜。 我所 收藏 的杨学洛书法 作品 为原装裱立轴，尺寸为六尺对开，上书“知人难”三个大字，下另有小字：“胡文忠公曰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款：似颜同学选句属书，杨学洛，下钤印章两方。 综观其书法，当以“胡文忠公曰”一段极为精彩，书法从北碑中出，但没有刻意追抚哪家哪碑，而是以富有个性的书貌写成。内在的风骨颇具有北碑普遍具有的朴素和野逸，书中透着高古和诡奇。杨学洛此书，也很有金石味道，尤其像印章的行楷单刀刻的边款放大了些，看上去班驳浑朴，富有刀趣，一任自然，毫无媚俗做作之态，突出了书法的神态和意趣，给人以别样的美感。 杨学洛曾经任 浙江 安定学堂国文 老师 。安定学堂创建于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 浙江省 最早的私立中学，现今已经改名为杭州第七中学。 查杭州第七中学《已故著名师长 人物 传备选名录》，其中第五十七名，即为杨学洛先生，逝世于 1930 年，近代著名 书法家 ；查杭州第七中学《已故著名校友人物传备选名录》，其中第二十二名为谢似颜先生，毕业于 1917 年，体育教育家。《体育文史》 1998 年 2 期，曾有《体坛教育家谢似颜先生》一文作专门介绍。 谢似颜 先生， 1895 年生，浙江省上虞县曹娥江畔章镇人。1918年毕业于浙江安定中学后赴日本留学，公费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1925年回国。先后在宁波四中、上虞春晖中学任教体育。 1927 年 1 月至 1929 年 7 月任浙江省立体育场场长。 1929 年 8 月 , 任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理论课教授。 1931 年 12 月 , 任北平私立民国大学体育系主任 , 兼授体育理论课 。 1933 年 1 月应徐诵明校长邀请，主持北平大学全面体育行政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 , 成立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 收容来自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流亡师生员工。当时将师大体育系、平大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 , 以及后来河北省女师学院体育科合并为一个体育系，谢似颜分管临大部分体育行政工作。 谢似颜 先生与许寿裳先生交往甚密，1946 年许寿裳任台北台湾省编译馆长 , 当即邀谢任该馆编纂职。 1946 年末 , 李季谷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院长 , 邀请他创办体育科 , 任科主任兼理论教授。后因工作太忙 , 辞去了编译馆编纂职务。 1948 年台北大专院校有学生闹学潮 , 谢似颜 先生因维护学生而被解职，任一闲职。 最后十年忧郁成疾 , 诸病侵染 , 因尿毒症不治 , 于 1959 年 9 月病逝于台北市，终年 64 岁。 虽现今书者、受者均已不为人知，然此件书法从书体、内容而言，均值得一赏。更兼书写之人为民国时期地方名家，而受书之人，为当时体育教育家，亦属可贵。 019杨学洛.jpg (78.66 KB) 下载次数:0 2010-8-6 17:59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353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西北联大与西安工程大学-西北纺织工学院
kexuechuanbo 2012-4-8 20:52
喜庆华诞 回首往事 不断开创学校建设发展的新局面——校长姜寿山在庆祝大会上的致辞 信息来源： 发布者： 发布时间： 浏览： 尊敬的杜钰洲会长，尊敬的杨希文厅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在这秋风送爽、硕果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欢聚在骊山脚下、华清池畔这美丽的临潼校园，隆重集会，共同庆祝我校办学96周年、建校30周年。首先，我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专程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各位领导、各界人士和广大校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借此机会，对长期以来你们给予学校的关心、支持和厚爱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喜庆华诞，回首往事，一代代工程大人，96年自强不息、负重奋进的历史画卷，便跃然展现在我们面前。 1912年，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更名为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并应毛纺织工业发展之需要设置了机织科，开启了我国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翻开了我校办学历史的扉页。1912至1937年，机织科先后分别归属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大学、京师大学工科、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等。期间，机织科扩充为机织工程系。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机织工程系随北平大学工学院被迫西迁陕西，成为西安临时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组成了西北工学院。在此期间，机织工程系又更名为纺织工程系。1952年山西大学纺织系并入西北工学院纺织工程系，进一步壮大了纺织工程系。1957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西北工学院纺织工程系划归西安交通大学。1960年陕西工业大学成立，纺织工程系又成为其骨干系之一。1972年陕西工业大学解体，纺织工程系划归西北轻工业学院至1978年。66载的峥嵘岁月，沧海桑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尽管归属关系频繁变更，办学地址数次搬迁，但纺织工程系的建制始终完整保留，办学没有停止、发展没有停步。先辈们抱着“实业报国”的强烈信念，负重奋进，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为西北纺织工学院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历史，缅怀前贤，萧然起敬。先辈们为我们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工程大人顽强拼搏、奋勇向前。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381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西北联大历史学教授：中国史学方法学的开创者陆懋德
kexuechuanbo 2012-4-8 20:02
陆懋德 简介 历史学家陆懋德 　　他的《周秦哲学史》被认为是最早对胡适的哲学体系提出挑战的重要学术著作，陆懋德首次提出并实践了文化史的理论。他曾参与《古史辨》论战，他的《评 顾颉刚 古史辨》一文注重理论研究，其中肯的评价为人称道，被广泛引用。1949年后，他参与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试图融入新的话语体系。他还曾创办清华学校历史系。1911年8月他与姜立夫、杨光弼等63人作为清廷的第三批赴美留学学生赴美学习，获威士康辛大学文学学士及 俄亥俄大学 文科硕士学位。历任 清华大学 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教授。1937年起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4年，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应校长 郝耀东 教授之邀，任陕西省立师专史地科教授。 陆懋德教授主要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 考古学 、历史教材教法等课程。 生平 　　陆懋德生于1888年，去世于20世纪60年代。别号泳沂，字用仪， 山东 历城人。少年时在山东高等学堂师从朴学大师姚永朴学习，1911年3月进入清华学堂，在美籍教师的指导下经过半年的学习，于6月23日至27日参加甄别考试，1911年8月与 姜立夫 、杨光弼等63人作为清廷的第三批赴美留学学生赴美学习。 　　陆懋德到美后先后在威士康辛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学习，在取得教育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学位后，于1914年回国后，历任大总统府礼官，教育部视学和编审，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1919年前后任北京政法专科学校教授，1922年受聘清华学校，教授周秦哲学史，其讲义于1923年以《周秦哲学史》为名出版。他还讲授过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并开始给《学衡》杂志撰文，成为 学衡派 的一员。 　　1923年，陆懋德与 梅贻琦 、 赵元任 、 孟宪承 担任1925年秋新一届校务会议的教员代表。1926年筹办清华学校历史系，并任系主任，同时兼任哲学系讲师，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国文学系讲授中国政治书选读。 　　从1926年10月份开始，陆懋德与吴亦、梁家义等人组织“读经团”，并定期集合讲学。“读经团”的创办与1923后期兴起的复古读经风潮有密切关系，1925年4月， 章士钊 就任教育总长，9月他在《 甲寅周刊 》发表《答适之》、《文理平议》两文，反对白话文，积极鼓吹复古。而发起人梁家义，后加入的重要会员刘异等人都是《甲寅》的主要作者。以吴宓、陆懋德为主要成员的《 学衡 》，与《甲寅》有着密切的往来。1927年11月，陆懋德离开清华，到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不久担任历史系主任，历史学家 黄现� 贡献 　　筹建清华学校历史系 　　1926年4月26日召开了清华评议会。会议议决:大学部设立17个学系，其中11个系先行设立专修课程，4个系暂不设立专修课程，2个系仅设普通课程。4月29日召开第三次教授会议，各系教员在教授中选举各系主任，任期二年。陆懋德当选为历史系主任。 陆懋德当选为系主任与他积极参与校务是分不开的。另外他学习教育学的背景，及此前发表的《甲骨文历史及其价值》、《中国上古石器图说》、《中国文化史》等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也提高了他的声望。 　　从1922年起清华教师就开始争取参与校政，试图摆脱清华董事会的控制和校长负责制的领导模式，实现由教授治校。陆懋德着手从法理上寻找依据，他在1924年发表《从法律上观察清华董事会问题》一文，从法律角度解释国立机构的法人为国家，董事会的任务只是筹款，而清华学校的经费由国库直接支出(美国所退庚款)，因此清华没有设立董事会的必要。他曾在《清华教育与德漠客拉西》一文中谈及他多次与学校当局及校长曹云祥讨论“清华之组织及教育”，他主张以德漠客拉西主义(民主)训练学生，以培养共和国民之人格。 　　1925年外交部通过的《北京清华大学部暂行章程》规定设置校务会议，除校长、各科主任外，由教授互推4人及校长选派职员2人组成。1925年秋的新校务会议，陆懋德与梅贻琦、赵元任、孟宪承被选为教员代表，这增加了他在参加校务改革等工作中的发言权。例如，他认为系主任应由本系教授推举而产生，以学力为重，不能由校长任命。显然后来系主任的产生方式与陆懋德的意见相符。陆懋德在清华除了参与校务工作外，还积极参加教学和学术活动，例如，不再使用 胡适 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改用自编讲义，即后来的《周秦哲学史》。 　　在建系初期，清华历史系碰到了和其他大学初建时类似的情况，虽然开设了许多课程，但因师资不足，所开课程尚未达到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的规定。不过历史系已初具规模，作为首任系主任的陆懋德，对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发展做出了规划，为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可以看出，陆懋德之后的历史系在 蒋廷黻 等人的主持下课程虽然有所变化，但他们对清华历史系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前人的计划为基础的。清华适应时代要求的史学课程体系快速而又稳健地建立起来，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迅速，并在推进现代中国新史学的研究与培养史学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切与陆懋德为此作出的前期努力是分不开的。 史学思想 　　 一、“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史学宗旨 　　陆懋德 关 于史学“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成就的评述上。在他看来，中国史学发展悠久，有着辉煌的成就。自《尚书》起，中国史学进人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春秋战国时代，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史著《春秋》出现，它“以政治的眼光判断各种问题”，“这自为上古史学中一大进步。 　　陆懋德 这 一治史主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前人认识的一种深化。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此学固未为善。"如果将 王国维 这一史学无中西论与上述的陆懋德治史主张作一比较，其中不难发现有诸多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史学无中西之分，强调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但二人又有一些区别，即陆It德不仅以古代史学方法合乎现代治史精神的翔实事例验证了中西史学有共通性这一特点，而且还在于他提出“取其长而求其是”这一史学发展原则。今天，虽然凭目前公布的相关材料很难发现陆愚德是否直接受到王国维启发的线索，但可以说明的是，王国维的史学中西论草创在前，陆懋德的再发展在后。王国维提出史学无中西论是在1911年，而此时陆懋德正赴美国留学，至于其明确提出这一治学宗旨则更晚，是在1945年。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陆懋德史学“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是对王国维史学无中西论的一种发展。 　　陆懋德关于史学“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既看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点和缺点，又指出了中西史学的联系和区别，这就避免了二者的优劣比较，进而为中西史学的交融提供了一种可供选 择的途径。但是陆I德这种治史宗旨的实践仅仅是刚刚起步，其对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亦只是停留在 史学方法上，对中国史学理论的独特价值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并且由于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价值的重 视不足，对中西历史理论的比较也就基本上没有涉及。 　　 二、考古实践与文献研究并重的史料观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们发掘了大量的 旧石器时代 和 新石器时代 的器物和遗迹、殷商时代的 甲骨文 ，对上古史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如何看待这些地下发掘出来的新材料?陆懋德指出，“凡作史须以搜集材料为先，而材料则有同时代的与非同时代的之分别。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论孔子作春秋史料，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不同。与此正合。上古尚无纪载，吾人欲求其伺时代之史料，自当以发现地下实物为要。"然而 ， 既 有大量的考古出土实物，又有丰富的传世文献，具体历史研究又要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陆懋德通过分析指出，对于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都不能一味地加以偏重。以传世文献为例，其很多内容还需进一步的考证。譬如(尚书·尧典)，陆悠德根据文法句法，“觉其浅显易读，且不似夏商时代之著作，即如谓其周初著作，亦不相似;’又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及钟鼎文多有十三月或闰月的名词，而《尧典》中亦有闰月之名词，从而最终断定《尧典》“皆非尧舜时期著作”，“大约为周末人所修。然而《尧典》的真伪是一问题，而尧舜的有无又是另一问题，其“依然为考古学上之问题，当与禹之有无同一解决，是当有待于地下之发掘而后能断定者也。" 　　又如陆懋德考证(史记·三代世表)，认为“余昔年颇疑《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多不见于《 书经 》。然据现时地下发见之殷墟甲骨文字，余又颇能证明汤之祖先子孙，与《史记·殷本纪》所载大半相合。此见太史公作《殷本纪》并非伪造也。盖(史记)于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碟记，故为可信。然非发现地下之甲骨文字，余亦不能证明《殷本纪》之为可信也。推之《夏本纪》或亦如是，但惜至今尚无所发现以证明之耳。"正确的态度，陆懋德认为:“于春秋以前之史料，仅以(诗)、(书)、甲骨文、 钟鼎文 为主， 春秋 以后之史料，则以左传国语国策为主，以求不失谨严之义。"换言之，陆懋德主张在文献记载缺乏的时代，古史研究应兼重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而在传世文献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应以文献资料为主，同时又要重视考古材料的作用。 　　 三、物质和心理的解释“参用而不可偏用” 　　20 世纪 前 半期，在实证主义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界，对历史解释问题大多采取漠视，或是根本排斥的态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陆懋德作为深受西方 实证主义 理论影响的一名学者，对此却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观点，而且在《史学方法大纲》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至于陆氏论点，最不容忽略的，是在‘史学’的界定中抬高历史解释身价，以之和一般专业史学研究者特重的历史考证平起平坐。成于1945年尾的《史学方法大纲》长八万言，分五篇，(论解释)一篇所落笔墨(29页)几乎和《论考证》者(31页)相等，就非史观派的方法论而言，实属史无前例。" 在陆懋德看来，历史解释是历史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其内涵是指“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及其已过、现在、与未来之关系。”“在西语谓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即谓‘历史的解释’，吾国所谓·史论’，日人所谓‘史观’，皆是此意。"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历史解释并不是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解释历史之最要的途径，即是推求其原因与结果。"换言之，诊释历史事实要站在探求其因果关系、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上。其二，历史解释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根据其他学科的原理、方法对历史事实进行解读。其三，历史解释不是一种主观的解释，而是一种以史事证据为依据进行的客观的解释。它在性质上与不顾历史事实、随意曲解历史的主观的解释不同，“解释历史最忌先有成见，及由成见以误会史事，及曲解史事。"其四，历史解释是以人的主观看法为基点，对历史事实进行解释，故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盖考证固为客观的工作，而解释则不能不多少带主观的彩色，此实为无可如何之事。"同时 ， 历史 解释的内涵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西方，史观先后经历了神话的解释、天道的解释及 哲学 的解释三个阶段。19世纪，哲学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方式:“惟心的解释”、“惟物的解释”与“经济的解释”。 　　陆懋德认为，不能偏重物质的解释和心理的解释中的任何一项，二者应“当参用而不可偏用”。这种综合物质和心理的解释观点，并不是指综合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来从事历史事实的解读。确切地说，这种解释是指利用各种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结合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就渊源而言，陆懋德的这种史观来自于绍特维尔。 　　但应指出的是，陆懋德对 马克思主义 史学关于心理与物质关系的认识，存在诸多误解之处。根据唯物史观，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反作用于物质。而陆懋德显然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将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并只强调了经济的第一性而抹杀意识的作用。 批判 　　在上 述史料观指导下，陆懋德批判了当时较为流行的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的“古史层累地造成说”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形成了后世学者传诵的古史辨运动。陆懋德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并指出了顾领刚学说内在的理论缺陷，“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历史学家不必皆是考古学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须借用考古学家所得之证据。今顾君仅作文字上之推求，故难得圆满之结果。"在他看来，“上古史事因文字不详之关系，往往不见于记载而可征于器物”“上古事迹本无史册记载，全凭器物证明”，因此如果一味凭借文字资料，“未必尽合于科学的史学方法矣。"进而对顾领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 尧 、 舜 、禹等均为历史前(Pre一historic)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仅凭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余甚愿顾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后之史事，则其廓清之功有益于学界者必大于此矣。"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金毓献的赞赏，认为“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轻疑，专从故纸堆中，搜求证据，考论古史，固难断其真伪，即从地下发见之简古文字，片断记载，据以判断古史，亦易陷于谬误。如陆氏所论(史记)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碟记，由殷墟甲骨文字，而可证明其非伪造，此真为卓识伟论，为诸家所不及，持此义以论史，鲜有陷于谬误者矣。" 理论体系 　　总之 ， 陆懋德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观点为治史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构建了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陆懋德的这种史学理论体系，是他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带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 撰著特点 　　陆懋德所涉学术领域较多，包括中国哲学史、历史学、考古学、 法学 等。他在近代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周秦哲学史》曾获得柳诒微高度评价。该书颇有与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一比高下的意思，在哲学史的意义、中国哲学之精神、先秦哲学的特点等有关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上均另立一说。陆懋德的不少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的甚至有开创性意义。他的《中国发现上古铜犁考》则更是为青铜农器的研究开辟了道路。由于他精通英语、德语，且读书甚广，所以能准确理解艰深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并抉发其精微。因此，他关于史学理论的著述字数虽然不多，但以其质量占据了一席之地。其著作最大的特点，是观点新颖，材料丰富，古今中西无所不用。他的文章引证虽繁复，但以类相从，有条不紊，自然而然地引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著述类别 　　陆懋德一生著述大致分为四类:一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述，如1923年京华印书局出版的《周秦哲学史》;二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方面的著述，如《史学方法大纲》和国立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三为中国上古史方面的论述，这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多，除1945年西北师范学院史地学会印制的《中国上古史》外，还有大量登载在《清华学报》和《学衡》等刊物上的学术文章，如《中国第一篇古史之时代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2期)等;四为中国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如连载在(学衡)杂志上的(中国文化史)的部分章节。 著作贡献 　　陆懋德 的 《史学方法大纲》的出版，有利地推动了当时一股反思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我们知道，尽管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撰成于1937至1939年间，但出版于1945年。这时正值史学界酝酿着巨大变动的重要时刻。20世纪40年代，部分史学家纷纷对近百年史学发展情况作出总结，并力图指出史学发展的前途。其中，如邓嗣禹指出，实证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两派应通力合作，为求信史，思想和史实应完美结合。” 评价 　　“顾氏（顾颉刚）之说出后，辩驳者有之，讥笑者有之，从而赞许者亦有之，然辨论最精者，无过于陆懋德。"陆懋德提出的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并重的观点，是以二者各自存在优缺点为基础，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材料特点而提出的一种史料观。陆懋德史料观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故在当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同，而且至今看来对于目前先秦历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种史料观连同在其指导下从事的具体历史的考证，都没有得到当前学者应有的客观评价。这只能说明当前近代史学史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而非这些理论观点没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陆懋德著述中有很多独到见解，体现了当时相关领域取得的最高水平，故获得时人的赞赏。 　　齐思和在评价《史学方法大纲》时认为“国人自著史学概论史学方法一类的书也不少，其中以陆憋德先生的《史学方法大纲》一书为最精。” 　　又如《周秦哲学史》，柳诒微认为“征引详赡，断制多当，”“陆氏自谓议论必求其平，全书颇能副此宗旨。" 　　1949年以后，新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唯物史观得以迅速建立了其权威地位。陆懋德的史学思想也开始变化。在1949年12月发表的《中国发现之上古铜犁考》一文中，陆懋德指出，“西周本是吾国奴隶社会的经济最盛之时代。”而在此前的《中国上古史》中，他虽然提及了奴隶，但是并不承认存在奴隶社会，认为商民族之政治仍是城邦政治。但是，对唯物史观的引用并不表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此时，则明显接受了五种社会形态说。 学术成就 甲骨文的命名及研究 　　1923年12月，陆懋德在清华学校华员公会演讲，题目为《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值》，后发表在12月21日第299期的《清华周刊》，随后被12月25日的《晨报副刊》转载。他在文中首次提出了“甲骨文”这一名称，并被学界广泛接受。在此之前，对出土的殷墟甲骨称呼不一，学者们或“按甲骨质料命名”，称为“龟”，“龟甲”或“龟甲兽骨”:或“按文字书写方法命名”，称“契文”、“殷契”、“书契”;或按“按甲骨文的用途命名”，称殷墟甲骨文为“贞卜文字”、“贞卜文’，“卜辞”;或“按甲骨文的出土地命名“，称为“殷墟文字”或“将质料与文字结合起来命名”，由“龟版文”、“骨刻文”到“龟甲兽骨文字”。这些命名都不能准确反映甲骨文的本质和特征。而“甲骨文”则被认为是最简洁准确的称呼，它既包含了卜用龟甲和甲骨上的文字，又包含了非卜用 龟甲 和甲骨上的文字。既有卜辞，又有记事刻辞:此外，无论甲.骨上的契刻文字，还是朱书.墨书，都是甲骨文的一部份内容。甲骨文专指龟骨上的文字，可将它与陶、石、骨、蚌、玉、铜器上的文字区别开来。因此胡厚宣指出“一切的名称，都不如叫‘甲骨文’或‘甲骨文字’，比较恰当”。以后，“甲骨文”这一名称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如1924年容庚的《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介绍了“殷墟甲骨文字及其书目”，而此前他使用的名称是“卜辞”、“殷墟文字”等，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歌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30年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之扩大》，1931年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都以甲骨文命名其书或其文。王宇信指出，从有关甲骨文命名种种可以看出“甲骨文命名与甲骨学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即有一个由知之不多，只涉及表面，到逐渐深入，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陆懋德所做出的贡献是应予以肯定的 。 上古史 　　他的《中国上古史》于1941年获民国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他是中国现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周秦哲学史》被认为是最早对胡适的哲学 体系提出挑战的重要学术著作，陆懋德首次提出并实践了文化史的理论。他曾参与《古史辨》论战，他 的《评顾颉刚古史辨》一文注重理论研究，其中肯的评价为人称道，被广泛引用。 　　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授史学史时，著有《中国史学史》讲义，这是目前所知中国较早的以“史学史”命名的著作。他被 金毓黻 称为“古史名家”，在上古史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他还是中国研究青铜农具的先驱，为以后的学者进行此类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是中国较早进行史前史研究的专家。1949年后，他参与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试图融入新的话语体系。他还曾创办清华学校历史系。 　　陆懋德一生著述丰硕，主要论著有如下几种: 　　1.《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值》 　　2.《由甲骨文考见 商代 之文化》 　　3.《中国上古铜兵考》 　　4.《瑚琏考》 　　5.《中国发现上古铜犁考》 　　6.《试答杨君绍首的殷周殉人问题》 　　7.《彼季子白盘的几个问题》 　　8.《中国文化史》 　　9.《中国史学史》 　　10.《中国上古史》 　　11.《史学方法大纲》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215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1939年毕业于西北联大的吴自良院士：两弹一星功臣
kexuechuanbo 2012-4-8 19:55
【天津大学】为了那惊世的“礼炮”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 天津大学校报 点击数 105更新时间：2008-6-13 16:39:12文章录入：陈艳梅责任编辑：陈艳梅 吴自良先生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巨响，象征着打破外国核垄断的“蘑菇云”从中国新疆罗布泊上空腾起。这声巨响，是让世界震惊的“礼炮”，不仅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也标志着中国的崛起。而主持研制出作为原子弹核心技术———“甲种分离膜”的科学巨匠，正是让我们每一个“天大人”骄傲的著名校友———吴自良，他为此获得了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7年7月28日，本报记者曾专程赴上海华东医院，拜见并采访了90岁高龄的吴自良校友。虽然今天他已离我们而去，但那亲切的笑容和朴实的话语却依然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让我们再次回忆起他那波澜壮阔的人生……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读书 1917年12月25日，吴自良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后做过律师。他在家中排行第七，年龄最小。由于幼年丧父，他家境陷入困难之中，由母亲和兄姐抚养成人。据吴自良长子吴康琪介绍：“父亲很小就担负起家庭的担子，9~10岁时为家里放了2年牛。每次放牛回来，奶奶就摸摸牛的肚子，如果牛肚子鼓起来了，就表扬他，如果是瘪的，就批评他。严格的家庭教育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也使他对当时的社会底层有了深刻的了解，对祖国的繁荣昌盛怀有强烈的愿望。” 　　吴自良自幼在家读私塾，从小就显露出超常的聪慧。他母亲便集中家里的财力供他读书。1926年，吴自良进入了全县最好的浦阳小学。1929年毕业后，他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当时他是从县城考进省城的，学习成绩排倒数第2名，一学期后，他的成绩升至正数第2名。1932年，他考入了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在中学时养成的良好的治学习惯为他以后的学习和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1935年，吴自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工学院（即北洋大学）矿冶系，1年后在“航空救国”的热潮中，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转入了刚刚开设的航空机械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大学等院校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学校迁至西安；1938年，北洋工学院又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等院校组成了西北工学院，学校迁到了陕西省城固县西北10余里的一个小山村———古路坝。当时教室设在祠堂里，木板充当黑板。吴自良回忆：“当时校舍比较差，但教师教课非常好，学生学习很用功。”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他读完了大学。 　　1939年大学毕业后，他到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任设计员。因为那个工厂许多工程师都是美国人，所以他不仅学到了有关飞机制造的知识，还锻炼了英语口语。1942年，该中央飞机制造厂遭日机轰炸，吴自良随工厂撤到昆明，进入中央机械厂任副工程师。有关方面通知他：要想重操旧业，必须加入国民党。吴自良不愿加入国民党。当时的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就以“逾期不报到”为由将他除名，并表明对他“永不录用”。 　　1943年，吴自良在当时当医生的大姐资助下，计划自费赴美国留学，打算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然而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对他“永不录用”后，他只好改行。吴自良经他原来所在的中央机械厂厂长的推荐，以助教的名义经印度来到了那位厂长的母校———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物理冶金专业研究生，师从X射线晶体学家、物理冶金学家巴瑞特教授和物理学家斯莫洛柯夫斯基教授。1948年，以优异的成绩博士毕业后，他留在了该校金属研究所做博士后；1949年应聘到美国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任研究工程师，主持美国国防部的重要科研项目“软钢中阻尼和疲劳”的研究。 　　1945年，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小小的原子弹形成了巨大冲击波。正在求学的吴自良开始还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回事，听了几次报告后，他知道了一个大概。当时的他还想不到若干年后会有机会为祖国的核武器研制作贡献。 　　据和吴自良在一个研究所同事6年的高级工程师、我校上海校友会秘书长郁世荣介绍：“在美国时，有一件事情给吴自良的震动很大。当时美国上层社会人们都穿质地较好的衣服，他于是到当地一个高档的服装店去买衣服，而店员却问他：‘你是不是洗衣店的员工来收衣服的？’祖国贫穷，海外的游子再成功也被人看不起！联想到许多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怕被歧视而谎称自己是日本人的情况，吴自良更坚定了以所学知识报效祖国、使祖国富强起来的决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美国，吴自良激动万分。吴自良的外甥徐燕舞说：“小舅当年毅然放弃了在美国拥有汽车洋房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专业对口有发展前途的工作，立即着手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冬，他突破种种阻挠，以华侨的身份取道日本和香港，于1951年初终于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回国后，吴自良先到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冶金系任教授。1951年夏，他应聘为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现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主持物理冶金方面的研究工作。 　　吴自良说：“我不太喜欢上海，年轻时就决定不考上海的大学，想不到因为要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结果留在了上海，一留就是大半辈子。”此事足见吴自良是个孝子。1952年，吴自良和震旦大学（现复旦大学）英文系教师徐仁女士结为伉俪，之后养育了两个儿子。在新中国的崭新天地中，吴自良开始了他一生为祖国而不懈耕耘的奋斗历程。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吴自良在回国初期，主要志趣在于运用在美国学到的先进知识在世界物理冶金学科领域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但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科技落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有大量材料学科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他毅然放弃了个人志趣，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1953年7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前线急需一种“特种合金电阻丝”，中央军委通过上海市委下达命令，限期半个月内完成。上海冶金研究所承担了这项任务。吴自良二话没说，带领科技人员刻苦攻关，如期完成了任务，获得了表彰。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机械制造业需要大量低合金钢材料。当时所用的合金钢均来自美、英、苏。这些国家的合金钢中含有一些我国稀缺的金属元素，国产化较困难。吴自良接受了中科院下达的研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品任务。他经过调研确定了以我国富产的锰、钼代替40X中的铬，终于制出锰钼钢，与40X钢相比，其生产成本低，低温冲击韧性、回火脆化敏感程度等性能优越，疲劳和氰化性能相似。这项成果创建了我国自己的合金钢系统，被誉为该系统的典范，并在抚顺钢厂、长春第一汽车厂和上海柴油机厂进行了推广应用，获得了1956年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60年代，他在所内组建了精密合金研究室，提出研究相变问题的方向；他研究钢中过渡族元素，澄清了文献中许多争论和谬误。70年代，他针对半导体器件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成品率低和可靠性差的问题，提出并指导开展单项工艺和硅材料品质因素的研究，获得了中科院和上海市的科技进步奖。他的同事评价：吴自良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为上海冶金所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做个“优质‘链条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美、苏、英3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也开始对原子弹技术进行研究。众所周知：铀235是最重要的核燃料，在热中子的照射下会发生核裂变，并通过连锁反应放出大量核能。但在天然铀中，铀235只占0.7%，其它都是铀238。而铀238不但本身不发生核裂变，还要吸收热中子，妨碍铀235连锁反应的实现。所以要研制原子弹首先是要得到浓缩的铀235。但二者的原子量差别很小，只差1.3%，所以把铀235和铀238这对“双胞胎”分开，关键是制造出分离膜。美、苏、英3国均把分离膜列为国家绝密，苏联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拒绝为中国提供分离膜等关键器材。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的钱三强曾说：“有人扬言：没有外援，中国的浓缩铀工厂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更不用说造原子弹了。这其中的关键技术是制造用来分离铀235的分离膜。” 　　“甲种分离膜”对外称“真空阀门”项目。包括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和北京原子能所4家单位开展了研究工作。但当时因为力量分散、工作重复、交流不便而妨碍了研制的进度。周恩来总理及时作出了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五六年内攻克这一“心脏”；并将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和中科院。总理亲自找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交代了任务，中科院将该研制任务集中下达到上海冶金所，通知其他分离膜研究小组携带设备于1961年春节后到上海冶金所报到。于是，60多名专家在上海冶金所组成了第10研究室，对外称7支部。时任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的吴自良任室主任、技术总负责。7支部下设3个组，各个组分工合作，联合攻关。 　　想到当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的轰动，现在有机会为制造自己国家的核燃料和原子弹出力，吴自良感到无尚光荣。他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会战之中。3年多的时间里，他基本没有离开过实验室，每天检查各组的进展，随时解决各种问题。那时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过年过节也不休息。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吴自良和同志们一道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几天难见“荤腥”。1963年，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特地来到上海来听冶金所的工作报告。二机部则经常派人来查看工作进展。1963年年底，上海冶金研究所正式报告：“‘心脏’被攻克，能在中等规模的工厂批量生产；元件性能良好，超过了苏联的元件；造价仅为原来估算的黄金价格的1%！” 　　就这样，中国科学家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攻下了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已着手新研究的吴自良从报上获悉了这一消息，激动万分。那遥远的“礼炮”声里，有全体中国人的自豪，也饱含着科学家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之后的20多年实际应用表明，“甲种分离膜”的使用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好。1984年，这项成果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覆盖项目奖。 　　据郁世荣介绍：“在研究所，吴自良的一句话广为流传：我们搞国防的要有‘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决心，把一生都贡献给国防建设事业！”他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在这句话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我们在采访吴自良时，徐燕舞把吴老在病榻上写的回忆文章《‘链条人’日记》拿给我们看。他写到：“80岁以前，我是根‘链条’，被‘挂’上了多项任务。每项任务我都超额完成了，堪称是优质‘链条人’了！”他在回忆研制“甲种分离膜”那段经历时写到：“毛主席当年找来了科学元帅聂荣臻，亲自布置了要制成原子弹的任务，当时这个任务叫‘两弹一箭’。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口袋里装满了完成这个大工程的各个‘链条’”。“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链条’人光荣的使命。”“此举在国外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尼克松也‘打着白旗’来投降，毛主席脸上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人生一世，有此足矣！”这些话语，不正是他一生不懈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奉献出全部心血的写照吗？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12月出生的吴自良属蛇，离属马只差20几天。他说：“我更愿意自己属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象“链条”一样高速协调运转的一生印证了他的话。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氧化物超导材料的发现在全世界掀起了“高温超导热”。考虑到这种新材料在高技术领域中的极端重要性，吴自良不顾年逾古稀，身患痼疾，仍满腔热情地投入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他指导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开展的“薄膜材料制备工艺及氧在高温超导氧化物中扩散行为的研究”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深得好评。1980年，吴自良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吴自良挑起了全面负责所内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担。他悉心指导，严格把关，为培养青年科技人才而贡献余热。他非常看重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常说：“自己不努力，老天也帮不了你的忙。”他还亲笔写下了“天助自助者”的人生格言，勉励所内的年轻人。由于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成绩卓著，吴自良于1990年被中国科学院评为“优秀研究生导师”；2008年，他被中科院研究生院授予“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 　　吴自良为人非常谦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由于研制“甲种分离膜”属高度机密，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从未向外界吐露过。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了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吴自良是上海市惟一的受勋人员。徐燕舞说：“小舅曾多次表示，要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给所里。他说，荣誉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只是个代表人物。”（其夫人徐仁及儿子吴康琪、吴丹琳完成了他的夙愿，捐赠仪式已于2008年5月29日举行。）吴自良与母校感情深厚。他因为工作关系，多次与我校师生接触。在我校110周年校庆时，吴自良作为杰出校友的事迹在校内被广泛宣传，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他呼吁科学工作者要积极踊跃、持之以恒地去搞研究，不要老想着过去取得的成就。记者采访他时，90岁高龄的他还兴奋地回忆起在北洋就读时的老师魏寿昆、技师邓曰谟和学长叶培大，他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24日，吴自良在上海辞世，享年91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吊唁信中写道：“吴自良先生在一生的科研实践中，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脉博和国家的重大需求，不断深入拓展其研究领域的科技前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自主创新成就，为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技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徐燕舞以他的名字所作的藏头挽联：“自强不息两弹一星建功勋 良师益友教书育人铸辉煌”正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吴自良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并敬献花圈和花篮。 　　一颗科学界的巨星陨落了，但更多“天大人”将传承他的精神，奋勇拼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194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埋没的西北联大校友：余振（李毓珍）
kexuechuanbo 2012-4-8 19:37
余振 (1909～1996)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协会员 原名李毓珍，笔名黎新、孟星。山西崞县人。民盟成员。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曾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及兰州大学副教授、教授，1949年后历任中国交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大教授，《辞海》编审。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译著有《普希金长诗选》、《莱蒙托夫抒情诗选》、《莱蒙托夫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列宁》，晚年翻译出版《普希金长诗全集》、《莱蒙托夫抒情诗全集》等。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189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西安临大1937级校友程世祜：航天器总体设计者
kexuechuanbo 2012-4-8 19:03
程世祜 ―― 为我国早期航天器总体设计作出重要贡献 唱秀华　柯受全　石光漪 http://www.gmw.cn 2006-06-08 　　 程世祜，结构力学专家。从事航空航天器结构稳定性的研究，在内压圆柱壳体稳定性理论与实验方面获得成果，为我国早期航天器总体设计研究作出了贡献。 程世祜，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塔尔峪村，满族人。程家是个大家族，程世祜是同辈１０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因幼年丧母，使程世祜小小的心灵上产生孤独感，这可能是他性格比较孤僻的原因。６岁进入县立第四小学，毕业后考取省立第一工科高级职业学校机械班。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程家经济日益困难，无力供养程世祜读书，只好辍学在家种田劳动。将近两年的体力劳动生活，使少年程世祜得到锻炼，养成了他俭朴求实的作风。 　　１９３４年春，程世祜跟随表哥逃难流浪到北平（今北京）。作为东北流亡学生，他考取了东北中山中学（校址在北新桥）。这个学校除设有初、高中部外，还设有一个高级职业土木科，相当于高中，程世祜当时就读于该科。１９３６年一二九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程世祜积极参加游行，散传单，宣传抗日。１９３７年６月毕业后，在西安考取了西安临时大学（１９３８年改名西北联合大学）。１９３８年春，他随该校迁到陕西省南部城固县，１９３９年，学校改名为西北工学院。程世祜在大学机械系学习的４年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按照当时的办法，依靠 “ 战区学生贷金 ” 来完成学业。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他为人忠厚老实，极其用功，学习成绩优异。１９４１年６月大学毕业后，在蔡家坡西北机械厂任技士实习生，直到还清了大学学习期间欠学校的借款。随后，他到陕西省交通部陇海铁路机务段任技士实习生；又在贵阳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任实习生。抗日战争中，他历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实习生、工务员、帮工程师。 　　１９４５年，程世祜经中华民国教育部考试合格，被选派出国留学。８月到英国后，首先在曼彻斯特一家机械厂实习铸工、木模工，从事机车锅炉制造等工作，与工厂工人同劳动，生活非常艰苦。第二年到腊格比城一家电器设备厂实习。实习内容主要是蒸汽轮机制造，包括汽轮机控制系统及部件、汽轮机叶片制造和安装汽轮机总装及试验设计、计算和现场安装、试车等。这段有丰富内容的实习工作，充实了程世祜的实践经验，正如他自己讲的： “ 这一段学习是比较好的一段，它给了我一个比较稳固的工程训练。 ” １９４８年，他又到格拉斯哥城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学习了一年。 1954 年王仁（右）与程世祜先生在美国芝加哥。 　　１９４９年９月，通过好友贾有权的帮助，程世祜转到美国留学。先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州）（Ｕｔａｈ）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１９５０年９月获硕士学位后转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力学系学习，在著名力学家、壳体专家Ｌ．Ｈ．唐奈尔（Ｄｏｎｎｅｌｌ）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梁在集中载荷下的局部应力分析问题》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他在芝加哥工程公司任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程世祜归心似箭。他多次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由于中美没有建交，申请被拒绝了。但他仍继续努力争取。当时，在美留学的爱国学生组织起来，集体上书抗议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程世祜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之一。１９５４年夏，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美国不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归祖国一事向美国当局提出抗议，才迫使美国移民局批准中国留学生回国。程世祜也在被批准之列。他不顾美国政府的种种刁难和阻挠，终于在１９５５年１月回到了久别的祖国。 　　回国后，他结婚生子，组织了幸福的家庭。 　　程世祜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室，侧重于板壳理论和振动理论研究。１９５６年初，力学研究室扩大成立力学研究所，程世祜是创建力学所的首批力学专家之一。同年，他经机械工业部提名，随中国科学院新技术科技考察团去苏联参观访问。党中央的 “ 向科学进军 ” 的号召和苏联大规模的科学技术建设事业使他深受鼓舞。考察归来后，他带领几个青年人积极从事壳体稳定性研究，并结合壳体工作建立了热应力试验室。第一步是专攻测试关：如高温测量仪、高温弹性模量测定、高温应变仪等，当时这些工作在我国还都是空白，起步十分艰难。由于他具有壳体稳定性理论的深厚功底，又有多年工厂工作的经验和关于机械制造、设计和实验方面广博的知识，热应力实验室立现雏型。在从事繁忙的研究工作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结构力学等课程，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合办的 “ 工程力学研究班 ” 的首批教员。这个研究班曾为我国高级力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贡献。程世祜的讲课生动并结合实际，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开始，中国科学院部署了研制火箭、卫星的任务，力学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也随之转向为国防尖端科研服务。程世祜被分派在新成立的 “ ５８１ ” 组，任务是研制地球物理火箭箭头，担任结构分系统技术负责人。他用代用品做出了我国第一个火箭模样箭头，在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 ” 上展出。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国科学院抽调力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主要技术力量与上海市联合组建上海机电设计院，其任务是研制地球物理火箭，计划在次年庆祝国庆１０周年时发射作为 “ 献礼 ” 。程世祜迁往上海，任该院火箭总体设计部结构室主任。他抓紧时间培训干部，为年轻科技人员讲授飞行器结构力学、屈曲理论，带领大家从事各种基础实验工作。这一年，他主持设计并加工出了第一批壳体模型，进行了一系列静力实验，求得了符合当时加工条件的计算圆柱壳体 “ 下临界应力 ” 系数，给以后的火箭结构计算打下了基础。 　　１９５９年春，他回到力学研究所，二次组织力量，把在 “ 大跃进 ” 中被拆散的热应力实验室恢复起来，进行内压壳的研究试验工作。他在内压壳、高温弹性模量测定、高温应变测定方面采取轮班深入的办法，分别进行指导。１９６０年６、７月间，他向国防部门交出了《内压圆柱壳稳定问题》的研究报告。１９６１年８月，他写出《关于 “ 弹性圆柱薄壳的一般稳定性 ” 问题》一文，在《力学学报》上发表。 　　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４年，他先后任力学研究所１２室结构组组长、副研究员，承担国防部五院的协作任务，研究圆柱薄壳的稳定性。１９６２年，建立了纸壳试验研究题目，后因人员变动，工作又被中断，实验室又被拆散。 　　１９６４年底到１９６５年，他主动申请去山西参加农村 “ 四清 ” 运动。１９６５年底回到北京后不久， “ 文化大革命 ” 就开始了，他又被调到力学研究所怀柔分部，任２０３室副研究员，担任低空导弹强度试验和研究工作的顾问。该室以后又归为国防科委第五研究设计院５１１所。由于运动的冲击与当时对科研工作的 “ 瞎指挥 ” ，实际上各项研究工作基本停顿。程世祜由于无法继续科研工作，心情十分焦虑不安，又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种种冲击及步步紧逼，甚至对他施加人身侮辱，使得一心为了报效祖国排除万难回归本土的爱国科学家程世祜无法忍受这种种诬蔑和冤屈，终于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３日含冤自尽身亡，享年５０岁。程世祜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力学专家，乃是我们的国家、我国人民和我国国防科技尖端事业的重大损失。 致力于内压圆柱壳稳定性研究 　　程世祜主要从事弹性力学、应用力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在壳体力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多年来，结合导弹与卫星的结构设计任务，他对各种形式的壳体，如开口壳、锥壳、加筋壳等都做过深入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他所提出的关于柱壳与锥壳的比较问题；边界效应问题；壳体的非线性问题，如弹塑性、蠕变、幅射热应力等课题，在当时都是崭新的力学前沿课题，直至今日，仍是十分重要的基本理论研究课题。 　　早在１９５８年以前，他就注意到内压力对承受不同外力的飞行器结构稳定性的影响问题，搜集了不少资料。他注意到内压圆柱壳可能提高壳体屈曲临界载荷，从而产生用内压充气代替复杂加筋结构的设想，以便达到使飞行器重量轻、强度高的目的。他大胆地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了国防使用部门和钱学森所长的肯定。１９５９年４月，他接受任务，要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加以研究。当时，实验工作很困难，完全是白手起家。程世祜亲自动手设计作轴压用的试验架。没有加压设备，就用普通钢环加千斤顶。金属薄壳材料紧缺，就用塑料代替。他所在的工作小组只有５人，除他之外全是年轻人，理论基础差，工作生疏，程世祜每天去实验室，从如何用锉使锯为起点，一边教他们，一边干工作。此外，在理论上也碰到了困难：计算中发现，应用Ｔ．冯 ・ 卡门（ｖｏｎＫ á ｒｍ á ｎ）及钱学森的大挠度理论不能完全解决有内压的屈曲问题，计算变得非常繁琐复杂。年青人于是产生厌烦情绪，不想干了，程世祜又把计算工作接过来，带着大家日夜苦干。 　　１９６０年６月，内压壳的研究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此时开始了以超声波为中心的 “ 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 ” ，根据上面的命令，要以壳体的超声波试验作为重点，他不得不用壳做试验，结果证明超声波对壳体强度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气流对壳体产生颤振，降低了强度。这件事从反面启发了他进一步考虑振动的影响，写出了《载波射流对壳体稳定影响》的报告。 　　内压圆柱壳的研究完成了三方面的课题，即（１）受轴向压力及内压力联合作用下，圆柱壳的稳定问题；（２）纯弯曲与内压力联合作用下，圆柱壳的稳定问题；（３）扭转与内压力联合作用下圆柱壳的稳定问题。这一工作受到国防部门和钱学森所长的肯定，认为 “ 这一研究工作对实际设计有指导意义，在学科理论上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方向，研究报告采取了老老实实，做多少说多少的态度，对前人的工作有分析有批判，是一个质量较好的研究成果。 ” 爱国耿直　尊重科学　实事求是 　　程世祜一生坎坷，努力奋斗，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在办理回国手续时，他受到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冻结了他在银行的全部存款；继之又不准他带资料回国。为此他找美国法院打官司，但毫无结果。最后他毅然牺牲了全部存款，经其导师帮助解决归途旅费，才回到了祖国。他真心希望能以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作出贡献，常常说： “ 我从小是吃人民的饭学得知识的（他一直是公费上学），不给国家作贡献是不成的。 ”“ 如果为享受，就不回国了。 ” 　　他为人正派耿直，诚恳待人。对待科学，他实事求是，做多少，说多少，没有半点虚伪。１９５８年 “ 大跃进 ” 时，全国各地大放 “ 卫星 ” ，中国科学院也决定研制运载火箭和卫星，并计划在国庆１０周年时发射 “ 献礼 ”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在国家总体布局中的任务与实力，在一无理论基础，二无任何技术后备的情况下，要在极短的时期内做到让火箭上天是不可能的，程世祜坚决反对当时的浮夸风，反对不懂装懂、瞎出主意的领导作风，并且抵制无休无止的 “ 务虚会 ” ，他主张首先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并且亲自给火箭总体设计部结构室的刚从学校调来的学生讲授飞行器结构力学基本理论。在内压圆柱壳稳定问题的研究工作中，他没有求出下限临界载荷这个关键性的数值。他在报告中毫不隐瞒，老实承认。有人建议可以在５个参数中任选两个进行推算，他认为这是耍滑头。他说： “ 科学不能躲过难关，提出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要下一步想办法解决。 ” 　　在科研工作中，不论什么事，凡交给程世祜的任务，他不做则已，只要做了，总力求做好它。他特别强调要勤俭办科学，而反对那种在问题还没有找准时就铺摊子大抓设备，贪大贪洋的做法，他说： “ 我们国家还很穷，现有设备已经够好了，主要是怎样充分利用。 ” 对设备，他的原则是越简单省钱越好，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地努力做到这一点。例如，在作内压壳时，他要求试件尽量做得小一些，这样设备也就可以相应地小一些。在壳体实验中要耗费许多价格昂贵的紫铜片，他便创造性地采用在国产道林纸外涂上树脂胶作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写出了 “ 纸壳试验研究 ” 的总结。１９５９年，为了要向国庆献礼，有的青年人为早日交成果，把极不易得到的十几个薄壳材料在两天内全部压完，而没有记录实验现象和过程，只是照了个像，程世祜得知后发火了，他对浪费的材料可惜极了，认为把材料糟塌了是最心痛的事。 　　在１９６０年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群众和室领导要程世祜以 “ 超声波增加壳体强度 ” 为课题做 “ 献礼 ” ，他不赞成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做法，迟迟不动。后来实在逼不过了，他只好同意先用压 ? 试，于是有的青年人给他贴了大字报，说他 “ 抗拒运动，不用筒子用压 ?” ，程世祜说： “ 我不能拿着国家的资财做游戏！ ” 　　程世祜很重视实验工作，他对实验精度、实验记录和观察，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实验就是理论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物理现象是理论工作的依据，而搞清物理现象则要通过实验。他很强调研究人员要亲自动手做试验。他对青年说： “ 作圆柱薄壳试件，要求不存在初始缺陷，不受敲打、切割等，以免造成预应力影响，这在工厂是很难办到的，只有自己动手，才能搞好。 ” 曾经有些青年轻视实验，不爱干这个工作，他很生气地反驳，并举了很多伟大科学家都是实验物理学家的例子来说明。他把实验分为两种不同意义的具体概念：一是试验，是在没有摸清规律以前，通过试验观察现象发现问题，进行开路和探索，它本身就是理论工作的一部分。另一是实验，是在已经形成一些看法和假设以后，通过实验来重复证实假设的正确性，这里，很大程度是决定于实验技术。两种不同目的的实验应该分清。程世祜常教育青年： “ 在你没有认清现象前，不要已经在脑子里产生些主观想法，不然常常容易用实验结果去勉强凑合自己的想法，对实验现象和数据就常容易各取所需，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 　　他还极其重视文献资料，并强调读书、看资料要有分析、有批判。他不象一般人那样，任务来了先定计划，而是先钻图书馆。他认为只有掌握了已有水平和情况，才能确定研究方案。对别人的成果他是尊重的，如《内压圆柱壳稳定问题》报告的第二部分，对纯弯曲及内压下圆柱壳屈曲应力的临界力，他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利用前人成果（应用１．３倍轴向内压的临界力）而不必再作工作。这一建议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他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对弗留格提出内压力对薄壳屈曲应力没有多大影响的结论，他通过做实验和计算后指出弗留格的这一结论是不正确的。 　　程世祜看文献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每天一定要去图书馆一次，哪怕半小时也好，把新书浏览一下。他说这叫掌握动态和行情，知道有些什么人在搞哪些方面的工作，有了印象，一旦用着就可以马上找来看、精读。他主张看书结合任务需要，选几段读，反对生吞活剥，他说看书主要是要特别注意提出的概念和条件，不要死抠数学公式。 　　程世祜热爱祖国，满怀报效人民之深情，尽心竭力地工作。他耿直坦诚，从不说虚话、假话，是位不可多得的会动手、懂技术的固体力学专家。 　　 ( 作者：唱秀华　柯受全　石光漪 ) 简历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　生于辽宁省抚顺市塔尔峪村。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２年　辽宁省立第一工科高级职业学校机械班学习。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４年　辍学在家，从事农业劳动。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７年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级职业土木科学习，１９３７年毕业。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１年　毕业于西北工学院机械系。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３年　任陕西省蔡家坡西北机械厂技士实习生，后转入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机务段任技士实习生。 　　１９４３ ― １９４４年　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实习生。 　　１９４４ ― １９４５年　先后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实习生、工务员、帮工程师。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年　考取公费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曼彻斯特、腊格比城和格拉斯哥城的机械制造厂等实习工作。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０年　美国监湖城犹他大学机械系学习，１９５０年获硕士学位。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５年　美国芝加哥伊里诺伊理工学院力学系学习，获硕士、博士学位。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６年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室从事研究工作，１９５６至 　　１９５８年　任副研究员、 “ ５８１ ” 组火箭结构分系统技术负责人。 　　１９５８ ― １９５９年　上海机电设计院火箭总体设计部结构室主任。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６年　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第１２研究室副研究员，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２０３室副研究员。 　　１９６６ ― １９６８年　任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５１１研究所副研究员。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逝世于北京。 主要论著 　　１　程世祜．梁在集中载荷下的局部应力分析问题．博士论文，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１９５５． 　　２　程世祜．内压圆柱壳稳定问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内部报告，１９６０． 　　３　程世祜．关于 “ 弹性圆柱薄壳的一般稳定性 ” 问题．力学学报，１９６２，５（２）：１２７ ― ２８０． 　　４　程世祜．圆柱薄壳稳定性的纸壳试验研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内部报告，１９６２．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219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
kexuechuanbo 2012-4-8 18:31
西安临时大学及西北联大学 徐诵明校长任西安临时大学及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转载自 http://www.xsmjn.com/event/xsm/web/active/index.html?id=31748 1937年至1939年，徐诵明校长任西安临时大学以及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联合大学不设校长）。 西安临时大学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一步步由东北危机到华北，这些地区的高等学校也随着军事的形式的失利，在这民族生亡的时刻，为了保持和坚持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炬延续不断，为了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至失学、当亡国奴，受奴化教育。一些爱国者、教授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基本”的口号，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广大师生纷纷要求内迁。这时，南京国民党教育部不得不考虑内迁事宜，准备在长沙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两个临时大学，并于当年9月10日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又以第17728号训令，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又指定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脩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下设秘书、教务、总务三处，全校设定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等六大学院，共二十四个系。徐诵明校长主持校政（临时大学不设校长）。 西安临时大学抗战时各院院长如下： 文理学院院长：刘拓 ，法商学院院长校常委徐诵明兼代， 教育学院院长：李建勋， 农学院院长：周建侯，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医学院院长：吴祥凤。 1937年，徐诵明校长还兼任该校的法商学院院长。 1937年底，由于正面战场大溃败，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陷。日寇蹿抵风陵渡，陕西的门户潼关告急，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往汉中，这些饱经艰辛的流亡学子们不愿迁校抗战爱国的激情日益高涨，时刻准备奔赴战场。作为校长的徐诵明深深的理解广大师生的爱国情怀，但他更懂得作为校长如何保护好国立大学的师生们的生命、设施、图书、资料等，一切资源，这对于中华民族又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和其他常委们，一起和师生们讲明道理，团结一致，认识到保护好国立大学让他正常运行也是抗战的重要任务。由于汉中离西安很远，人员很多，为此学校成立了以徐诵明校长为首的17人迁移委员会。 抗战中的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迁离西安，全校以军队编制组成，在校常委徐诵明先生任大队长的带领下，由西安出发，先乘火车至宝鸡，再从宝鸡到陕南汉中。当时，去汉中盆地唯一的线路，就是川陕公路，这条公路要翻越秦岭山区，路经双石铺等地，路途十分惊险，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情发生，但是西安临时大学的教职员工不顾艰辛带领学生，他们以前线战士流血的爱国精神鼓励自己，行军500多里，过渭河，越秦岭。吃不上饭，累了就睡在路边，过着流亡的生活，但是大家互相帮助克服困难，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汉中。1938年5月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全校的开学典礼上，校常委徐诵明先生在讲话中指出：“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西北联大学 抗战中的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西北联大的师生的爱国进步的倾向，早已使国民党教育当局深为不安，他们加强了对进步教授的控制，增派了胡庶华 、张北海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1938年9月，校常委徐诵明先生请辞其兼任的法商学院院长，并聘请鲁迅的好友、历史系主任许寿裳为院长，国民党教育部当局认为徐诵明任院长时，实行了许多开明的政策，已经走得很远了，怎么能看到许寿裳这样的人来当这个院长。他们组织了三青团围攻许寿裳，并越过校常委，直接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先生得到此消息后，立即向校长徐诵明辞职，徐诵明校长表示同情并抗议，立即批准许的请辞，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呈。因为此事，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徐诵明校长非常不满意，并以解散西北联合大学作为威胁。1938年底，国民党教育部当局训斥徐诵明校长，公然指责：“西北联大为什么沿袭北平大学的传统？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开设俄文教程，引进了共产党学说”。随后立即下令严禁商学系学生学习俄文。徐校长不予理睬。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另一面密令徐诵明校长解聘西北联大曹靖华、韩幽桐、沈志远、章友江等10余位进步教授，徐诵明校长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合大学中的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从此，国立北平大学在国民党教育当局设局迫害下，被肢解了。但徐校长的爱国的热情、刚正不阿的品德深深留在广大师生的记忆中，他被迫辞职，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怀疑审查，降职担任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全国的医学教育建设工作。 西北联合大学各院院长如下：文理学院院长：刘拓 ，法商学院院长：徐寿裳，兼法商学院院长；工学院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李书田兼任，农学院院长：周建侯， 医学院院长：吴祥凤，教育学院院长：李建勋。 1943年在中华医学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当选常务理事。 徐诵明生平 徐诵明教授 徐诵明先生，字轼游，号清来。1890年10月生于浙江省绍兴新昌县。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现代医学的先驱病理学奠基人。早年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1918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1919年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病理教研室主任、教授，他创建了中国自办医学院校中第一个病理研究室，并主持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在医学教育上，开创了用中文讲授西学的先河。 1928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29年，创办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30年，应邀出席日本第八届医学大会，并代表中国医学界发言。同年教育部聘请为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全国医学校院六年制教学规划。 1932年至1937年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校长；同年负责公共卫生工作，在北京市西城区开办全市第二所卫生事务署。 1937年兼任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校）院长。 1937年后，他先后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及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当时未设校长）。 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另一面密令徐诵明校长解聘西北联大曹靖华、韩幽桐、沈志远、章友江等10余位进步教授，徐诵明校长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合大学中的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 1944年-1946年，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徐诵明校长坚持勤俭办学，努力克服困难。在他的领导下，同济大学度过了难关，并扩大了规模。在这一时期，就在“九宫十八庙”，遍布祠堂寺院的古镇李庄，由徐诵明校长兼任院长的医学院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生理馆，解剖馆；在宜宾建立起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在此期间，学校院系设置也有所扩增，教学设备充实了许多。1945年，学校建立了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在宜宾建设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完善，同济大学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抗战胜利后，他率领同济大学的师生克服种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上海复校。 1946年-1948年，任沈阳医学院院长等职。 1948年，徐诵明校长拒绝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任北京医学院一级教授。1950年夏，由徐诵明教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卫生系统院校的医士教育五年计划并获得中央卫生部的批准。并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国的卫生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3年出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等职。他是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8月26日在北京仙逝，享年102岁。 中国病理学奠基人 徐诵明教授 1918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研究病理学，以实验证实寄生虫病领域内血液嗜酸性白血球增加现象。回国后，对在北京市进行粪便内寄生虫卵普查研究。 1919年，徐诵明先生回国作为中国第一位病理学教授，首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了由自己主办的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并因日本同仁会的请求，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著作上、下册译成中文。 1920年，他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 他为引进病理学理论、创建中国病理学学科、积极培养病理学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当时的助教和学生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日后都成为中国的卓越的病理学、法医学专家。洪式闾成为了我国寄生虫学的开拓者；林振纲 在心血管疾病的病理学、病理解剖学的形态识别和分析方面有较深造诣；李漪成为我国著名的实验肿瘤学家；林几 是中国现代法医学奠基人，并于1931年，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等等，他的这些学生在医学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徐诵明教授还冲破我国历代忌讳尸体解剖观念，力争进行尸体解剖，积累标本，供给教学和研究之用，为国内的医学作出跨时代的贡献。 1921年，在北京公共学术讲演发表题为《梅毒与结核》的演讲。他分别讲述了梅毒和结核这两种病的产生、发展、病因、症状及危害。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两种病，增强了人们的防范意识、普及这两种病的医学常识。 1929年，代表中国医学界出席日本第八届医学大会，在会上做出精彩发言。他说：“是以日系学阀。日渐衰微不振。言念及此。百感焦急。” 1932年，徐诵明教授负责公共卫生工作，在北京市西城区开办全市第二所卫生事务署。 徐诵明不只在病理学上有所建树，他还曾为法院做过鉴定工作，1934年，徐诵明受到他的学生法医研究所所长林几的邀请，来到法医研究所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还对中国的早期法医工作者的发展提出了希望：“只要诸君努力，将来希望极大，出路极广” 1940年，徐诵明在汉口的《教育通讯》上发表一篇题指出当前中国医学条件之差、人民健康水平较低、从医人员匮乏的现状，然后，他还向人们介绍了医学院各个专业的设置，最后，他为大家介绍了当时全国设立医学院的各个高等院校，他向大家普及对医学院的认识，鼓励人们都报考医学，当前面临的种种困难，“若不及早挽救”，将“影响抗战前途”，从而导致“国族危机”。 徐诵明于1953年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时，主持出版和重版中医经典著作和俄文版高等医学教育教材，并且翻译了英文版《论广岛原子弹爆炸及危害性》一书。 1956年6月，徐诵明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中华医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医学杂志，此杂志在 1966年6月，为我国医学科学知识的普及、学术交流提供了专门的平台。 百岁庆典 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隆重为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老人，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病理学奠基人徐诵明教授举办了百岁庆典。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庆祝大会上，代表卫生部党组致词，赞扬徐老：“一生爱国、治学严谨、知才善任、宽厚待人、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了教育界、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在医学教育上，徐老可谓是用中文讲授西学的先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胡厥文，赞扬徐老并挥毫题词为“全心办教育，桃李满天下”。 徐诵明教授百岁寿辰仪式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方福康代表学校 向徐老祝寿 徐诵明教授的老朋友朱学范、孙晓村、吴阶平、薛公绰等人赶来代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九三学社祝寿，陈敏章，何鲁丽，白希清、王雷代表卫生部、北京市、教育部和中华医学会祝寿，王德炳、黄鼎业、方福康、石元春代表公公他老人家曾经担任过校长的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来祝寿。那天有一百多个单位和团体敬献了花篮，祝贺这位为中国的现代教育、现代医学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徐诵明教授百岁初度。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代表全国人大祝贺“徐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再活一百岁、二百岁、三百岁”风趣得惹得全场一片欢腾。徐老的学生，姜泗长、王光超等代表老先生的学生讲话。”紧接着，孙晓村副主席、何鲁丽副市长、王雷司长分别代表全国政协、北京市、教育部发表祝贺词。赞扬徐老“品格高尚、爱国、一生办教育，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学界和广大师生的爱戴。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题词 纪念病理学奠基人徐诵明: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来源： 中国网关键字： 徐诵明;病理学;中国高等教育;教育史;1918年 作者：2010-10-08 11:07 ——纪念著名爱国者、杰出教育家徐诵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同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大学、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发起和主办的“纪念著名爱国者、杰出教育家徐诵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徐诵明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于1890年生于浙江绍兴新昌县的一户塾师家庭。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是中国现代教育及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中国病理学科的开山鼻祖。1918年，他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医学院。1919年受聘担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科（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病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28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32年至1937年，任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校长。1937年至1939年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联合大学未设校长），1944年后，他先后担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国立沈阳医学院院长等职。 　　他为中国的高等教育、高等医学教育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徐诵明忠诚爱国，1908年，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远赴日本留学。他深深的懂得，只有靠国人自己的革命，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振兴中华，摘掉“东亚病夫”这顶耻辱的帽子。只有驱除鞑虏，推翻帝制，才能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积极地参加同盟会的各项活动，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拥护孙中山的建国纲领。 　　徐诵明以教育为国之本，苦心经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他年轻时东渡日本就本着医学救国的精神想使旧中国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但他回国后，看到国家一盘散沙，他坚定了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只有办教育才能使国家真正的富强。据此，徐诵明十分重视教育。他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苦难的岁月里，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举步维艰的时刻，排除万难，不畏艰险，呕心沥血，坚守在中国高等教育这块阵地上，他一生担任过五所国立大学的校长，他终生爱国、爱校、爱师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安全与发展贡献了一生。 　　徐诵明创新高端医学，为健康国民作出积极贡献。他是我国病理学的奠基人。1919年，他在北京医科专科学校担任当时我国唯一的病理学教授，从而填补了我国病理学的空白，随后他积极的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亲自担任主任。1920年，徐诵明出席医学各科名词审查会议，为“病理学”名词定名，他是第一位用中文讲授医学的人，和冲破我国历代忌讳尸体解剖，积累标本，供给教学和研究之用。他很重视和热心医学的普及工作。1921年，他在一次公共学术演讲会上发表题为《梅毒与结核》的演讲，分别讲述了两种病的产生、发展、病因、症状及危害，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两种病，增强了人们的防范意识。此外，徐教授对中国的法医提出见解。1934年时期，他认为法医虽然目前在中国的地位还不是很高，但前景是很好的。他对早期的中国法医工作者提出希望：“只要诸君努力，将来希望很大，出路极广”。 　　徐诵明一生爱国，全心办教育，两袖清风，奉献百年，具有崇高的道德风尚。1949年8月，他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出任中国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兼任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51年，徐诵明教授加入九三学社，1952年出任人民卫生出版社首任社长，1954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撤职降薪。他虽身处逆境，但从未失去爱国、报国的信念。当他欣慰看到四人帮被粉碎，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科学、教育、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提高。他晚年近三十年的不白之冤得到了平反，1978年徐诵明被推选为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不顾已是八十八岁高龄，积极地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参政议政，为祖国贡献最后的心力。 　　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隆重为徐诵明老校长举办了百岁庆祝活动。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庆祝大会上致词，赞扬徐老：“一生爱国，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宽厚待人，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了教育界、医学界的尊重和拥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赞扬徐老并挥毫题词“全心办教育，桃李满天下”。 　　在百岁寿辰前夕，这位饱经风云的杰出教育家，经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岁入党，可谓是历史的奇迹。 　　1991年8月26日上午10时55分，徐诵明教授因肺部感染，循环衰竭，在北京协和医院仙逝，享年102岁。 　　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在建校80周年时，缅怀爱国教育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及中国病理学科的奠基人——老校长徐诵明教授，在医学教育的贡献，塑半身铜像于校内，供世人敬仰。 　　在整整的一个世纪中，这位世纪爱国老人走过了历史的波澜壮阔，也经过了凄风苦雨。他的一生可谓是光辉、坎坷而又灿烂的一生，百年严酷的历史风云见证了这位中华奇才，徐诵明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久屹立在中国的教育史上。 责任编辑： 天海川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232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邱士刚：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与复员之路
kexuechuanbo 2012-4-8 18:14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与复员之路 作者：邱士刚 http://hebtu.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115596 　　城固县文庙大成殿（仅存的西北师范学院办公原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7月30日，日军对天津狂轰滥炸，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女师学院）院舍毁于日军炮火中。学校器物被掠，损失中外图书57000余册、中文期刊210种，院务陷于停顿。 　　在时局严峻时刻，院长齐国樑（璧亭）率同学退入天津英租借地，经商洽，由私立耀华中学和圣功中学将女师学院附属师范部和中学部学生分别收容，以求学生继续完成学业。附属小学部学生商洽于志达小学继续上课。唯学院本部学生在租借地各私立高校没有相应系科，无法安置。院长齐国樑“当于九月间晋京（南京）向钧部（民国教育部）面陈学院被毁情形，并请示复课办法。”（齐国樑语）经教育部核准，同意女师学院用中英庚子赔款补助办学，并与西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合并，共同组建西安临时大学。遂由齐院长率女师学院部分师生西迁西安。家政系整编迁入，并维持独立建系，其他各系学生分别转入西安“临时大学各系，无使失学”。女师学院开始了长达八年多战时颠沛流离办学的艰难苦旅。 　　1937年9月10日，西安临时大学成立。1937年9月18日，天津《大公报》报道西安17日专电：“西安临时大学，设备方面，尚需教部接洽，开学约在九月半左右。”西安临时大学设：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农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等六个学院。教育学院由北平师范大学和女师学院的家政系组成，共设10个系。女师学院院长齐国樑任家政系主任，教师主要有女师学院的孙之淑教授、王非曼教授等。 　　1938年春，太原沦陷，潼关告急，敌机不断轰炸西安飞机场，致使师生不能安心上课。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时大学举校南迁。我们的先师怀着共赴国难的悲壮和教育救国的信念，徒步翻越秦岭，攀援古代栈道，创造了教育史上独特的“文军长征”。4月，师生到达陕西汉中地区，并以城固县为中心驻地，继续办学；也奉命遂将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7月，工学院和农学院分别独立，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1939年 9月，西北联合大学进行重组，以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为基础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医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医学院。 　　1940年4月，民国政府鉴于城固县地处偏僻，高校较多，下令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再迁甘肃省兰州，学校在兰州十里店选址建校，采取兰州招收一届新生，城固毕业一届老生的办法，逐步将学校迁至兰州。1941年4月成立29人组成的兰州分校建筑筹备委员会，齐国樑任兰州分校主任。兰州第一届新生招收 200余人，于1941年12月3日，举行开学典礼。1944年11月，城固分校撤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往兰州办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11月，河北省教育厅派女师学院原庶务主任李荫珂为接收员，接收天津女师学院的校产。1946年1月，河北省教育厅任命李荫珂为女师学院复员筹备主任，负责复校事宜，同时函请齐国樑院长由兰州返天津主持院务。齐国樑经过八年多的企盼，终于带领师生回到他经营了几十年的学校。面对凄凉残破、徒空四壁的校园，女师学院的师生将感伤化作信心，急速将校舍粗粗修葺，于当年九、十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幼儿园、小学和学院本部先后开学上课。又经过一年的施工建设，校园基本修缮一新。复员后的女师学院设：教育、家政、国文、体育、音乐等5个学系。女师学院在抗日战争的恶劣环境中能够薪火相传，保留学校的火种，这是齐国樑院长和先师们为学校做出的宝贵贡献。 　　女师学院从1906年创校走来，到新中国成立，经历了44年的办学春秋。在我国女子师范教育历程中，她带着创校时间最早、独立设置最连贯、办学体系最完整的独享荣誉，走向我国女子师范教育的终结。1949年8月1日，学校更名为河北师范学院，开始了新的建设和发展时期。 附录：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前身北洋女师范学堂毕业证 程道德 《收藏》杂志 2008-12-12 14:18:00 已评论 标签— 收藏轶闻 查看所有评论 北洋女师范学堂毕业文凭（图3）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纸本，高50.8厘米，宽59.8厘米，边框饰红绿彩龙纹。此件系北洋女师范学堂第一部简易科学生陆绍芬功课习毕、考列最优等之毕业文凭。修业课程有：修身、教育学、文法、家政、算术、习字、地理、历史、东语（日语）、图画、音乐、体操等。任课教师是陈懋治、（日）佐口美都子、邓毓怡、索兰卿、曹启骧、张文相、贝安纳、丰冈梅以及提调吴鼎昌，钤方形白文“吴鼎昌印”（2×2厘米）。陆绍芬的分科和毕业考试成绩总平均84分。文凭正中上方钤长方形“北洋女师范学堂关防”朱文印（8.8×5.4厘米），左侧为颁证日期“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总理 傅（增湘），钤方形白文“傅增湘印”（3.2×3.2厘米）。 　　北洋女师范学堂是河北师范大学前身，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润四月二十二日（1906年6月13日），校址天津市三洋里（图4）。辛亥革命后，改为直隶公立女子师范学校。1929年发展成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抗战爆发后，内迁陕西，并入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又成为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后，返回天津，重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949年8月1日改称河北省立师范学院。1962年更名河北师范大学。 　　傅增湘（1872～1949年），字沅叔，自号藏园、藏园老人。四川江安人。光绪进士。1906年创办北洋女师范学堂，任总理（校长）。1908年8月任北京女子师范传习所所长。同年10月，兼任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传习所改称）总理（校长）。入民国，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是开创中国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先驱。著名教育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图5）。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3081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北大学将举办“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
热度 4 kexuechuanbo 2012-2-25 09:44
西北大学将举办“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
西北大学将举办“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 为全面梳理西北联大的历史脉络、教育思想、学术贡献，准确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光荣传统，西北大学将在建校110周年前夕（2012年9月10日），协调相关高校，举办“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论坛”， 希望通过回顾西北联大的历史，更加全面地了解20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精神传统、传承和创新大学文化。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同时创设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安临时大学，并以此为示范，成功组织了牵涉70万师生员工、百余高校、200余次，逐渐向大后方空前的战略迁徙。其中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转徙云南，后至重庆，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复迁陕南汉中，组成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弦诵不辍，艰苦办学九年，直到1946年才陆续在平、津、冀复校。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办学过程与办学体制基本相同，都云集了一批著名学者，培养了上千名学子。其中在西北联大执教的就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胡庶华、马师儒、汪奠基、刘及辰、罗章龙、袁敦礼、黎锦熙、许寿裳、曹靖华、罗根泽、陆懋德、黄文弼、曾炯、傅种孙、张贻惠、虞宏正、张伯声、黄国璋、李仪祉等一大批学者。特别是西北联大所提出的“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愿景，清晰地表达了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融会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建设祖国辽阔西部的高远追求。所提炼的校训“公诚勤朴”，其中“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表达了西北联大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赤子情怀。 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几乎全部北归不同，西北联大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主体永留西北，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五校。其母体诞生的子体与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均有或多或少的源流关系。 西北联大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中国高等学校区域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演化的历史性转折，将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凝聚了两大光荣传统：文化传统与革命传统，西北联大是20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精神传统的生动体现。 西北联大保留至今的重大历史文献有《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重要历史文化遗址有西安临时大学礼堂、汉中西北联大校舍遗址、各学院办学遗址，但有关西北联大学术研究极为薄弱。文献未见整理，遗址缺乏有效保护。 欢迎对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有研究的学者专家，届时光临西北大学出席会议并发表宏论。(姚远2012-01-24草拟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格致斋)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2103 次阅读|4 个评论
国立西北大学为国立西北联大毕业生换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2-2-19 09:54
国立西北大学为国立西北联大毕业生换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国立西北大学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各届毕业生（现在见到有1938届、1939届）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签名、签章者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先后五常委徐诵明、李蒸、陈剑翛、李书田、胡庶华；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国民政府教育部章等。这充分证明今西北大学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主体承继关系。——姚远2012-02-19注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 其中所涉历史人物简介如下： 徐诵明 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7 ． 10~1939 ． 8) 。字轼游。浙江新昌人，生于 1890 年 10 月。 1906 年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 1908 年赴日留学，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毅然归国参加革命军。 1918 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 1919 年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 1928 年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 1932 年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等。 1937 年后，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常委、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委、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院长等。 1949 年，拒绝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历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于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五届委员。 1983 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 1985 年被推举为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 1991 年 8 月 26 日 在北京逝世。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西迁入陕，被任命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 4 名常委之一 ( 临大、联大当时不设校长，由常委商决校务 ) 。临大开学之后又兼任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教授。 1938 年，国民政府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徐诵明与其他师生对此持有异议，遂与教育部长陈立夫通电话交涉，但仍强令南迁。 1938 年 3 月 9 日 ，经校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以徐诵明等 17 人为首的“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随后在徐诵明的带领下，于 1938 年 3 月 16 日 由西安乘火车至宝鸡，然后下车徒步翻越秦岭，历时牛月，抵达汉中。随后，他又与其他常委一起，亲自勘察寻房，将西安临时大学全校安置在三县六处。 1938 年 4 月 3 日 ，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 350 次会议决定，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仍任常务委员。但他于 1938 年 9 月第 38 次校常务委员会议之后，被准予辞去所兼法商学院院长职务，并聘请原西安临时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许寿裳教授继任。由于教育部对此任命不满，遂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这一任命变动导致了西北联大师生反对解聘部分教授的学潮。他对此表示同情，并立即批准许寿裳的辞职，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在由此引发的学潮中， 3 名学生被捕。为此，他曾与黄觉非教授等同去汉中警备司令部找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同乡疏通，后在国民参政员邹韬奋和立法院长孙科等的呼吁、电令之下，才释放了 3 位学生。约于 1939 年 9 月国立西北大学开学前两月，他与许寿裳、沈志远等一批教授一起，被排挤出校。他是我国著名病理学家和教育家，开创了我国病理学科，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病理学人才。 1920 年，曾主持审定我国病理学中文名词。在日本留学时，曾对寄生虫感染者在血液中有嗜酸性白血球增加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回国后，又对北京居民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普查和对照研究。 1930 年，在教育部负责起草医学院六年制教学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出版和重版了一批中医经典著作和俄文版高等医学教科书。译著有《病理学》 ( 上、下册，译自日文 ) 、《论广岛原子弹爆炸及危害性》 ( 译自英文 ) 等。 李 蒸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7 ． 10~1939 ． 7) 。字云亭，河北滦县人，生于 1895 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农业大学、民国大学讲师、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副教授、北平大学教育行政院扩充教育处处长兼秘书、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实验部主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 年起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 1937 年起，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9 年 8 月起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在党政方面，历任河北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副书记长、中央常务千事兼北平支团筹备处主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5 年后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7 年 9 月 ) 、北平和平谈判代表 (1949 年 4 月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1949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院参事、民革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5 年逝世。 1937 年 10 月至 1939 年 7 月，他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务委员时，还兼任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和西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他在 1949 年以前的论著散见有： 20 年代发表在《教育与民众》、《教育丛刊》、《师大月刊》等刊的《实验部三年计划大纲草案》、《美国中学校之体育》、《河北省增设社会教育事业计划和预算》、《民众教育问题》、《民众教育的认识》、《积极的社会教育》、《国家的出路与教育》、《民众教育意义及办法之初步研究》、《今后教育建设之路》等等。 胡庶华 西北大学前校长 (1939 ． 11 ． 28 ～ 1941 ． 2 ． 14) 。字春藻，湖南攸县人，生于 1885 年。清末秀才。 1 912 年毕业于北京译学馆， 191 ． 3 年公费赴德国留学， 1920 年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并获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复获德国铁冶金博士学位。 1922 年归国后，历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国立武昌大学总务长、教授、代理校长、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兼江苏图书馆馆长 (1925 年 9 月 ) 、国立同济大学校长 ( 1929 年 6 月 12 日 至 1932 年 9 月 15 日 ) 和中国工程学会会长、湖南大学校长 (]933 年， ]941 年 2 月， 1945 年 3 月三度出任 ) 、重庆大学校长 (1935 年 8 月至 1938 年 7 月 ) 、西北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等职。亦曾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上海炼钢厂筹备处处长、汉阳兵工厂厂长 (1925 ～ 1928 年间 ) 、烈山煤矿局局长、军政部上海炼钢厂厂长 (1928 ～ 1929 年间 ) 等技术职务。还曾担任农矿部农民司司长 (1928 年 3 月 ) 、农矿部技监兼林政司司长 (1928 年 12 月 )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 (1939 年 9 月 ) 、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2 年 7 月 )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会监察兼副书记长和青年工人管理处处长 (1943 年 2 月 ) 、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3 年 5 月 ) 、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5 年 4 月 )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45 年 5 月 ) 、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1946 年 11 月 ) 、立法委员 (1948 年 ) 等党政职务。 1949 年在香港通电起义，后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馆长、教授，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39 年 8 月至 1940 年 8 月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曾一度主持了全校的军训工作，兼任全校军训队队长。他每日清晨坚持参加军训早操和有关仪式，从严要求学生并以身作则。以后由于校内派系之争，而于 1940 年 8 月离校， 1941 年 2 月复任湖南大学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矿冶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主张教育救国，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重，提倡“小学普遍化，中学职业化，大学学术化”，主张“大学教育应注重高深的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并鼓励研究，以促进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在教学上重视基础理论与现场实习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办学强调师资队伍素质，引进新教材和开展学术研究。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钢铁工业》、《中国战时资源问题》等。晚年著有《中国古代矿冶技术史》等。 任期与《西北大学校史稿》所载有所不同，此处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 ( 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 。 刘季洪 西北大学前校长 (1944 ． 12 ． 23~1947 ． 10) 。江苏丰县人，生于 1904 年。 1925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继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硕±学位。 1930 年复获化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湖南大学校长 (1935 年 1 月 ) 、河南大学校长 ( 1935 年 11 月 2 日 至 1939 年 4 月 7 日 ) 、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 (1939 年 10 月 )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42 年 8 月 ) 、国立西安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7)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5 年 5 月 )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6 年 11 月 ) 、行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 ，兼政治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 1949 年去台湾，续任“国民大会”代表，曾任正中书局总编辑、总经理、董事长，兼任台湾师范大学及政治大学教授、系主任。后任政治大学校长 (1959 年起 ) 、“考试院”副院长 (1973) 、院长 (1978 年 8 月 ) 、“总统府”资政 (1984 年 9 月起 ) 、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兼主席团成员、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委员、孔孟学会理事、教育学会和宪法学会常务监事等。他到校之初，提出三项具体措施 ：“一为在物资困难中，先谋生活之维持；二为·在战局沉闷中，尽力鼓励精神之振奋；三为在设备缺乏中，仍求教学研究工作之推进”。为此，他积极筹款，尽量提前购置米粮、烧柴及照明之土蜡、汽油，并将校长专用黄包车改为食堂生活用车。他提倡学生一律参加早操，加强课外活动，增加师生生活兴趣，并将汉中军用全套戏箱商洽转让学校，使西大的平剧演出更为精彩。他还尽力策划鼓励教学研究。在其任内，支持中文系研究西北方言及民歌；支持历史系成立考古室 ( 后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 ) ，并促成将教育部所属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集资料，拨归本校；支持教育系与陕西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等学校投考试卷，做国语、英语、数学三科教材教法研究；亦支持生物系开展秦岭植物调查、地理系开展汉中盆地研究、经济系做西北经济调查等。他还积极为学校在京、沪及国外购置图书仪器，并在美援物资中争得大批理科仪器与医疗器械、病床。他秉承当局旨意，加强校内国民党务、三青团务和训导会议，认为“过去学校亦曾有自治会的组织，但因职权不清，易生流弊” 故不准成立教授会、职工会，学生不准成立学生自治会。 1946 年初，他配合当局，组织了反苏游行签名活动，‘分别发出“致国民政府主席电”、“致斯大林电”、“致杜鲁门、艾德礼、斯大林”等反苏急电。 1946 年 4 月 15 日 ，因不准成立学生自治会，而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被夺枪夺印并出走。随后返校成立“护校团”，配合军警、法院，与学生形成严重对立，搜捕了四五十名学生，并逮捕其中的 20 名学生，在陕西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以“暴动行凶、触犯刑律”起诉审讯。之后，以“鼓动风潮，参加暴动”，开除卫佐臣等 41 名学生，对赵鼎中等 27 名学生勒令退学，对吴维琦等 9 名学生记过两次。此举在全校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上海《文汇报》、《时代日报》等报发出消息，声援学生。在舆论压力下，学生获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季洪作为学校迁建委员会主任，主持将学校由城固迁回西安，并与各方交涉，争取到国库拨款 10 亿余元和教育部拨款 2 亿元用于复员迁校修建费 (1946 年西大全年经费仅 8000 余万元 ) 。他除争得将城外东北大学旧址 ( 亦为原西北大学旧址 ) 拨用外，又促成城内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校舍和冯钦哉将军私产 ( 与药专毗邻的空地数十亩 ) 的转让，从而奠定了学校的永久基础。在《教育与社会季刊》发表有《社会教育与国民道德》等。著有《各国成人教育》、《教育统计学》等。 刘季洪：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见尹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 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 刘季洪：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见尹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 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 刘季洪在第一次全校集会上的讲话，《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1944 ，复刊第 1 期。 李书田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7 ． 10~1938 ． 6) 。字耕砚，河北昌黎人，生于 1900 年。 1923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学门。 1923 年考取清华学校派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铁道及水利学，获工学博士学位及美国华铁尔博士顾问工程师处副工程师。 1927 年归国后，历任北洋大学土木系教授、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教授、天津工商大学教授、永定河工款保管委员会委员、整理海河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建设厅顾问、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委员、东京万国工业会议及世界动力会议建设委员会委员兼中国工程学会代表、国立北平研究院研究会员、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北洋工学院院长。 1929 年代表国民政府及中国工程学会赴日本出席万国工业会议及世界动力会议。旋由美国铁道工程学会聘为铁道运行经济研究委员会及河工港工研究委员会委员。 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6 月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商决校务。 1938 年 8 月至 1939 年 3 月任西北工学院院长。 1939 年 9 月，被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 1940 年 5 月，任华北水利委员会总务处处长。 1943 年 3 月至 4 月，特派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在 1929 年出版的《万国工业会议论文集》中，收录有 4 篇论文。著有《农田水利出版物之搜集》、《华北水利建设概况》等。 陈剑翛 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7.10 ～ 1938 ． 6) 。名宝锷，江西遂川人，生于 189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曾被派赴爱丁堡出席世界教育会议 (1925 年 ) 。归国之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中国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教授 (1930 年 ) 、中央大学教务长、院长、武汉大学教授、国立广西大学校长 (1946 年 10 月 ) 等。还历任南京市政府教育局局长 (1927 年 ) 、国民政府大学院社会教育处处长 (1928 年 4 月 ) 、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 (1928 年 12 月 )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 (1929 年 11 月 )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30 年 ) 、陆海空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党务设计委员 (1931 年 ) 、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31 年 12 月至 1932 年 9 月 ) 、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38 年 6 月至 1939 年 3 月 ) 、广西省政府顾问、行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 年 ) 。抗战初期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相继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等一起商决校务，并兼任西北联大秘书主任 ( 后改由黎锦熙接替 ) ，负责学校的文书工作和出版工作。他还为 1937 年创刊的《西安临大校刊》撰写了发刊辞。他在任内与其他负责人一起完成了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的组建工作，并将校址由西安迁往陕南，经历了较为艰苦的时期。 1938 年夏，他因感联大内各自为政，矛盾重重，遂辞职前往湖北。在《西大学报》、《教育与民众》等刊发表有理科学对于近代文化的贡献》、《先锋工作及实验在民众教育上之地位》等数十篇论文。著有《品性与本能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儿童的梦幻》等。 刘　拓 西北大学前理学院、文学院院长。字泛驰。湖北黄陂人，生于 1897 年。 1920 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担任手工图画专修科外籍教授课堂翻译。不久，考取留美公费生，在美国学习 4 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从 1931 年起相继任化学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等职。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西迁入陕，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等。现居台湾。他在西北大学期间，讲授过普通化学、生物化学、营养化学、农业化学、高等工业分析等，并开设毕业论文专题课。他担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严谨治学，添购实验仪器，充实实验室，还延聘北平名人专家来校作专职或兼职教授，使化学系教师的阵容之强在当时全国各院校中名列前茅。其兴趣广泛，善书法、能诗词，故曾兼任文学院院长。他在完成教学和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各方面的科学活动，曾积极筹建中国化学会。该会于 1932 年成立后，由他担任北平分会会长，并积极组织北平化学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正在庐山讲学，旋即赶赴西安入西安临时大学。 1938 年学校迁往城固后，他利用城固的土特产资源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研制蜡烛、烤胶和造纸等，缓解了当时物资缺乏的困难。 1942 年应内江糖厂邀请，兼任该厂总工程师，并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论文。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赴台湾负责接收糖业。近年来他与陈立夫等合作翻译李约瑟的《科学与社会》共 15 册，在台湾出版。（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学人谱》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引用必需注明出处）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5531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北京大学教授龚人放：一位西北联大学生的回忆
kexuechuanbo 2011-11-25 13:19
一位西北联大学生的回忆 汉中市档案局 沙建国 员辉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龚人放，曾著文回忆自己在汉中的情况。这里，辑录如下：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龚人放离开北平，历经艰难困苦，辗转来到西安，进入西北联合大学学习。西北联大不久又迁至汉中。所幸的是他的恩师曹靖华也转到西北联大任教，讲授苏俄文学，使得龚人放有机会再度师从曹靖华。 　　１９３８年曹靖华、沈志远、彭迪先、韩幽桐等１３位进步教授被当局解聘，学生哗然，群起反对，龚人放等几十名学生联名上书，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反动的学生头目竟持枪威胁，逼他撤销签名，龚人放未肯屈从，以致受到汉中警备司令部的传讯，记录在案。因此之故，龚人放在１９４１年毕业时，尽管学习成绩优秀，有几位教授推荐他留校做助教，但学校以警备司令部有案为由，未予录用。那时毕业即失业，尤其是学俄语的学生找工作更加困难，社会上有俄语即饿语的说法。后来经人介绍，才在汉中的中国银行找了一个差事。 在银行工作期间，有一次从汉中往西安运钞票，龚人放担任押运员。从汉中到宝鸡这一段只有公路，翻山越岭，路况极差，汽车颠簸得厉害。押运的人自然要坐在司机旁边，但在开车的时候，龚人放发现卡车上面坐着一位老头，仔细辨认，原来是西北联大的心理学教授马师儒先生。马师儒是陕西米脂人，他回乡探亲时，延安方面曾开会欢迎他。龚人放虽然没有听过马师儒教授的课，但他心地善良，为人厚道，素来敬重师长。他主动把驾驶室的座位让给了马师儒，自己爬到敞篷车上去。马师儒教授很受感动，便在心中记住了龚人放的名字。 不久之后，西北大学派人到汉中中国银行，和龚人放洽谈，说是奉马师儒校长之命，聘请龚人放到西北大学任教。原来西北联大在抗战胜利之后撤销，改名为西北大学，那次马师儒从汉中乘卡车到西安，就是去就任西北大学校长一职的，龚人放的热情、诚恳、有礼貌，加之长得高大英俊，气宇轩昂，这些都给马师儒留下极好印象。对马师儒校长的盛情相邀，龚人放觉得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他欣然从命，回到母校任教，从此走上了俄语教学岗位。 龚人放，生于 1915 年 ，满族 ，吉林双阳人，中共党员。 1941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俄文商学系。 1946 年后历任西北大学讲师，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俄语讲座主持人，北京大学俄语系副教授、教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1955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1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有剧本《云雀在歌唱》 ( ［苏］克拉比瓦著 ) 、《深入勘探》、《最后笑的人》 ( ［苏］克朗著 ) 、《绿街》 ( ［苏］苏洛夫著 ) 、《嫁妆》 ( ［苏］吉雅科诺夫著 ) ，电影长诗《南极洲的发现》 ( ［苏］杜甫仁科著 ) ，报告文学《天涯海角》、《执行法院判决》 ( ［苏］高尔基著 ) ，主编《俄汉文学翻译词典》《俄语百日入门》等。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365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曾昱晗：值得大书的西北联大
kexuechuanbo 2011-11-25 13:14
值得大书的西北联大 曾昱晗 2010-06-21 15:28:13 |分类： 原创作品 |标签： | 字号 大 中 小 订阅 2005年春节去了一趟川北、陕南，回来后写的游记，以此纪念入师大30周年。如果有打错的字、打落了或者多了的字，多多原谅，实在懒得改，也算是留个当年的痕迹吧。 小年过了，初六，又是情人节。在这一天来到我心目中的神圣之地——城固。尽管城固距汉中市只有40分钟的车程，但我估计这是鲜有外省人知道的县城。如果要说知道，可能不少人知道陕飞吧，从汉中一路在颠簸的公路上行进，才过柳林镇，路忽然好走了，不久看到一条向北的直路，标志曰：陕西飞机制造公司。城固的其它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县，从那么多水利设施也可以看出来。但因为一个特殊的渊源，城固一直是作为从北京师范大学走出来的我向往的地方——西北联大！ 从五门堰回到县城已是中午，雪虽然没有成势，但冷比前两天更甚了，可能也因为没吃饭，还因为一直在向北走。打车直奔张骞墓，所谓城西1.5公里，真是不近。张骞近年来更为有名，因为中国的国势又强了，起码在国人的感觉上，所以当年能代表强势的汉朝出使之人当然倍受关注，其实张骞者不过一小吏尔。如在中国人，特别是故乡人总是对先贤加倍的恭敬，在此我又看到毕沅的手笔；另外在另一册介绍民国初年政治家李根源的书中也提到，李在陕西任主席不过数月，还为军阀所软禁多时，但仍发布了命令，拨下了款项，修缮名墓，其中就包括张骞墓。所以西汉的张骞墓能够一脉传承至今。 从张骞墓开始见到西北联合大学的名字了。墓前的一块为玻璃罩住的碑，正面： 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 西北联大常务委员徐诵明、李蒸、胡应华 讲师吴世昌、教授黎锦熙 5月吉日 背面是长篇小楷《汉书·张骞传》，最后的落款为：黎锦熙敬录。好个“敬录”，昔者，常以“刺血抄经多少多少篇”表现虔诚之心，可见认认真真地对待可以通灵的文字正是对某种精神的颂扬和追随。据博物馆中的介绍，抗战时期，西北联大曾对张骞墓做过初步的发掘和修缮。我想正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李蒸、黎锦熙这些教授们在向他们的子弟传递着绵延数千年的文字基因。 （西北联大参与发掘的张骞墓） “西北联合大学”是一个很遥远的名字，时候远倒在其次，关键是在当时它可能就被另一个类似的名字所遮掩——“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初起，国民政府向西部疏散国立大学，北京的北平师范大学与天津的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为北路，组成西安临大，38年，落脚在汉中地区，北平师大始称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后改师范学院。校部设在城固县的文庙，恢复了北师大的国文、教育、家政等系，还根据战时需要新设了公民训育系、国语专修科等。 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实施方案》，要求战时的师范教育不得降格，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仍为四年，然后在校外实习一年，考试合格并且实习期满者，才能授予学士学位。一时间汉南的偏僻山区成为当时最大的中小学教育试验场。三年后，师范学院再次奉命西迁兰州办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牌子又挂到了更西的兰州。 抗战八年，学校毕业了1300多名本科生，留在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和青海！ 抗战八年，这些未来的老师们仍然享受着免费的教育和食宿！ 抗战八年，即使仗打到最紧要的关头，政府以“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在校大中学生应征入伍时，仍旧不征收这些师范生上前线！ 抗战八年，胜利后的蓝图早早在这里描绘，黎锦熙任主任的国语专修科，为收回日据五十年的台湾提前准备了普及国语教师！ 北师大的校训是“诚笃朴实”，每一个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学生，大都会染上这种精神，真诚或者带有些执拗，纯朴或者带有些迂钝。起码在20年前，校园间的评价还在说师大的学生脚踏实地、眼睛向下、肯于吃苦、平实朴素。这可能与这八年间，颠沛在褒斜道上，拘束在黄沙边缘的生命历程有关吧。也正是师大人的这种品格，才能够忍耐着西北的恶劣环境，筚路蓝缕，改变着西北的精神寂寞，以献身的精神，以教育普惠这片西北的山林。 城固老城的中心有一幢砖木结构的钟鼓楼，基座坚固，楼檐轻盈，全没有传统城市中心鼓楼的庄严。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的，当年师大的学生是否以此为新校舍所在城市的地标呢？檐角上挂着高音喇叭，楼内一层当起了商店，响应着从它放射出去的四条商业街。沿钟楼街北行不久，在路的西侧找到了文庙的旧址，但庙已经全毁。再前行至与中山街交界处，右手有通向与钟楼街平行的新街的苗家巷，巷内的若干个关闭着的门脸已经很破旧了，但大都中规中矩，没有近几十年来的新材料和新观念，不知道在校舍不足的情况下，这里是否借宿过师大的学生？在新街遇到一位教过书的老先生，他用普通话告诉我：“文庙，现在那地方叫招待所。”虽然世事变迁，有些地名应该是千年不易的，文庙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枢机，作为育人师者师大的校所当是现代人对文庙历史的再一笔重彩，可惜不存矣！ （城固县中心的钟鼓楼） 从苗家巷折回钟楼街，向左手去，进济川巷，巷内现存两栋较大较完整的院落是原来文庙两侧的民居，都还住着人。我开始是趸进一个小门，转了几转竟是一个大院，尽管里面有些杂乱，但格局未变，一个正在洗衣的老妇，听说我的来意，甩甩手上的水，边说“那边的院子更好”边一直送我转到院落的正门去。果然那个院落更为干净，没有什么太多搭建，但进大门处堆了不少砖，不知过几日是否也要建了。见我进去拍照，一位中年妇女亦用普通话问我从哪儿来，我依然像在新街请教老先生似的问她：“您知道西北联大吗？”她回答我：早几年有来拍电视的。早就折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房子是您家的吗？”“不是，我们也是租住的。”她说她是教师，而老房主已经不在世了，在外地的儿孙把其它房间出租了，但留下正屋，去年过年还回来过……院内最气派的正屋门前柱子上的对联纸已经完全白了，门口的台阶上也堆满了杂物。 我去找文庙的时间，李姐和吉李找到一家小铺，吃了两碗面皮，等我出来，推荐给我。只见老板在笼笹一样的家伙上倒上稀面，放到锅里去烫，稀面变成透明的一层铺在笹上，取下来切，并拌上作料，一碗面皮完成了。当年师大的师生一定也以此来调剂艰难的时日吧？当年师大另一处载处记录的校舍是考院，是在小西街，这个地名没变，打听之下，众人还都知道考院，就是说可能它还在！人说：就沿着这条街走到头是县政府，向左拐奔西至小西街，问考院就是了，好找。城固的街道有趣，我走的这条不长的街，从鼓楼出发，先是钟楼街，继而中山街，最后是解放街，中间也几乎没有什么垂直的大街来做明显的分割。在解放街的右手边有城隍庙，现在只余下顶棚了，抗战时被太原兵工厂占用，解放后给了城固师范，原来向南的大门被师范的新建筑堵死了，这样还是热热闹闹地供着神仙。终于找到考院了，原来只有名字留下来——“考院小学”，变来变去，教育一脉相承，很好很好！ 从考院出来，我决定结束城固之行了，小西街已经成了大街，街边是新的多层住宅楼，在楼与楼之间的空当里，我发现一架已经荒得只剩下柱梁和屋顶的堂屋，额上几个大字从这个空当里瞪着大街：“业绍仲景”，这可能是个中医的旧居吧，院门一定是妨碍了前面的那两座楼房而被拆除。门牌钉在柱上，我记了下来：小西街57号。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3121 次阅读|0 个评论
姚远：西南联大学术期刊及其科学传播——兼与西北联大比较
kexuechuanbo 2010-9-16 15:31
西南联大学术期刊史略2
个人分类: 团队发表论文|3319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6-9 12:07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