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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进展与成就: fqng1008 2020-7-29 07:57; 资料来源：陆伟，周扬，刘剑君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进展与成就.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9，23（7）：754-757. 结核病是全世界由单一致病菌引致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在链霉素、利福平等抗结核药物发明之前，结核病几乎是不治之症。根据资料记载，自 1882年罗伯特·柯霍（Robert Koch）发现结核分枝杆菌以来，因结核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2亿。结核病是我国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之一，严重危害人民健康。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将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断增加防治经费的投入，加强机构建设，不断完善防治服务体系，通过卡介苗免费接种、大规模主动发现患者、全面推行化学治疗、加强重点人群防控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等一系列措施，结核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较新中国成立前均大幅下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大约经历了创业时期（ 1949—1977年）、振兴时期（1978—1990年）、巩固发展时期（1991—2000年）、提高创新时期（2001—2010年）和高质量发展时期（2011年至今）等五个阶段。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的进展（一）创业时期（ 1949—1977年） 1949—1977年期间，我国制定了适合实际情况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方针，初步建立了结核病防治的机构，建立了“分两步走、以城市为中心、逐步扩大到农村”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方针；全面开展卡介苗接种、化学治疗和不住院治疗，因地制宜开展人员培训和防痨宣传教育。患者发现、治疗、管理、消毒隔离等工作逐步开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979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已经从解放前的1 750/10万下降到1979年的717/10万，估算患者人数为690万，全国涂阳肺结核患病率为187/10万，估算患者人数为180万，全人口结核感染率平均为27.5%，均较新中国成立前大幅度下降。（二）振兴时期（ 1978—1990年） 1978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 1981年，卫生部制定和实施了《一九八一至一九九〇年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规划》，提出逐步建立健全省、地（市）、县三级结核病防治网和结核病疫情报告、登记和监测系统，加强结核病患者发现和治疗管理的具体措施，做好卡介苗接种和加强结核病防治健康宣传等一系列措施。在此期间，我国在防治技术策略层面上开始研究和引进了一系列结核病防治新观念、新策略和新方法，包括短程化疗、全面督导化疗、全程管理化疗、结核病防治减免政策的推广，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呈现全面振兴新局面。继第一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后， 1979年、1984—1985年和1990年又分别进行了三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摸清了我国结核病疫情的真实情况。（三）巩固发展时期（ 1991—2000年） 1991年我国制订和实施了第二个国家结核病防治十年规划——《一九九一至二〇〇〇年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重点巩固和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落实防治技术措施；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理念等。在此期间，13个省、市、自治区实施世界银行贷款结核病控制项目，15个省实施卫生部加强与促进结核病控制项目，全面引进和实施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 short course chemotherapy，DOTS），使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进入巩固发展时期。 2000年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结核病防治电视电话会议，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增加经费投入、加强规范化管理、发挥高科技作用、加强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的工作重点，使我国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四）提高创新时期（ 2001—2010年） 2001年10月13日，第一次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年）》，以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结核病防治可持续发展机制”为总体目标；要求政府负责、部门合作和社会参与，共同做好结核病防治工作；实行分类指导，对西部地区和贫困人群给予重点帮助；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积极发现和治疗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全面实施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落实肺结核患者的归口管理和督导治疗；实行肺结核患者治疗费用“收、减、免”政策。 2004年和2006年国务院又召开了2次全国结核病防治电视电话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领导，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全面实施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DOTS策略），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我国结核病控制的技术政策，建立起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结核病控制体系。在这个时期，引进实施了全球基金结核病项目等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开展了耐药基线调查，并结合我国情况进行了科研创新，工作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到 2005年底，我国DOTS覆盖率达100%，新涂阳发现率79%，治愈率91%，如期实现了全球和我国规划目标，为我国和全球控制结核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在抗结核斗争方面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五）高质量发展时期（ 2011年至今） 2011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的结核病防治工作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时期。《“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具体指出：“建立结核病防治综合服务模式，加强耐多药肺结核筛查和监测，规范肺结核诊疗管理，全国肺结核疫情持续下降”，为新时代结核病防治工作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和措施。在这些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开始积极探索结核病患者的发现、治疗和管理新措施和新模式；积极开展流动人口结核病和结核分枝杆菌合并艾滋病病毒双重感染防治新手段的研究；积极研发和推广耐药诊断新技术、新策略，全面开展耐药结核病防治工作；积极推行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三位一体”的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模式等，涌现了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仪器、新方案、新试剂和新疫苗，中国结核病的防治工作由世界先进技术和策略的跟跑者逐渐转变成参与者，有的领域变成了领跑者。二、 70年来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的成就（一）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结核病防治工作策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根据不同时期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实际现状，制定相应的结核病防治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在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的基础上，结合 WHO遏制结核病策略的变化和我国国情，提出了中国结核病控制策略。近年来，开始探索和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三位一体”的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在 WHO“终止结核病策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医防合作机制，突出以患者为中心，加强传播途径的阻断和高危人群的主动防控，强调新技术和新措施的应用；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坚持政府组织领导、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坚持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结核病防控策略。（二）建成了完善的结核病防治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医防合作开展结核病防治的有效工作机制，巩固了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结核病诊治定点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各展所长，各负其责，各项结核病防治措施落实到位，防治工作效率和质量得到提高。目前全国县级以上结核病防治机构组建率达到 100％。（三）结核病防治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利用各级政府的专项资金以及结核病国际合作等项目的支持，更新、增添了大批结核病防治设备。全国 300多个地市和绝大多数县（市区）建立了符合要求的传染病院、专科院所或传染病病区。按照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对各级结核病实验室进行了改造建设，建成了全国的结核病实验室网络。此外，进一步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吸收高学历、专业对口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充实到结核病防治队伍中来。各级专业人员及医务人员通过规划培训、项目培训、在职卫生技术人员结核病防治知识培训及乡村医生岗位培训等基本掌握了现代结核病控制的知识和技能。（四）结核病防治难点逐步攻破一直以来，流动人口结核病、艾滋病病毒 /结核分枝杆菌双重感染和耐药结核病的防治是我国结核病防治面临的三大难点。 2005年以来，我国通过局部试点、引进国际项目资金和经验，采取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铺开的办法，逐步解决这三大难题。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市开展了耐药结核病的筛查、诊断、治疗和管理，逐步将耐多药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纳入医疗保障体系。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开展结核病筛查，筛查率达到 90%以上，流动人口结核病患者的系统管理率也达到80%以上。（五）结核病疫情不断下降 1. 结核病患病率明显下降 1979—2010年，全国共开展了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全国结核病疫情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下降了36.0%，涂阳肺结核患病率下降了64.7%。 2. 结核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稳步下降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结核病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 2010年以来，我国结核病发病率的年递降率为3.2%，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5%。我国的结核病死亡率也呈明显下降趋势。结核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稳步下降，充分说明我国的结核病防治取得了明显成效。三、 70年来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的经验（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做好防治工作的根本保证党中央和政府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近年来对结核病控制的重视和认识仍在不断提高；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精力办大事，政府对结核病防治工作所做的各项承诺也得到了有效落实；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方筹资的机制，不断加大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经费投入力度。中央设立中央补助地方结核病防治专项经费，同时地方各级政府投入经费也逐步增加，为科学、协调、有序、有效地推进结核病防治各方面工作提供了根本保证。（二）法制化、规范化管理是做好防治工作的有效手段原国家卫生部于 1991年9月12日颁发了《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成为我国结核病控制工作走向法制管理的重要开端。《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使结核病控制工作由行政管理上升到法制管理。 1996年，原卫生部将肺结核病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管理，提高新发肺结核患者的诊断水平和新发涂阳患者的发现率。此外，还制定和实施了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肺结核诊断标准、临床诊疗路径等技术方案，明确各级各类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肺结核患者的检查、督导治疗与管理工作不断规范。（三）全面落实医保政策是做好防治工作的有效途径我国从 1992年开始在部分项目地区逐步实行免费抗结核药品政策，2002年以后此项免费政策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 2005年1月，全国各地在原有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实施免费抗结核治疗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免费治疗范围，对涂阴肺结核患者实行免费治疗管理。近年来，又不断探索结核病的医保新政策，切实减轻了患者负担，增加了患者的发现，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效果，有效遏制了结核病疫情上升的势头。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为全球结核病防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四）不断创新和改革是防治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根据我国结核病疫情现状和现实条件，不断探索和实施新的结核病防治策略、模式、手段和措施，引进新的诊断技术、新的患者管理技术、新的经费筹资模式，并不断加强结核病防治体系建设等。这些探索不但促进了我国结核病控制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此外，大力开展结核病健康促进，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才能形成 “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结核病预防和控制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不断完善结核病疫情报告制度，逐步提高结核病疫情监测水平才能提升全国结核病疫情监测信息的时效性、促进监测信息的利用和管理、提高患者发现以及对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情况的监控，夯实结核病患者科学管理的基础。加强各级结核病的督导检查，才能保证规划实施的高质量。这些宝贵经验的取得是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结核病防治取得巨大成就的保障，也为我国今后结核病防治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四、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展望第 67届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WHA）采纳了WHO提出的“2015年之后肺结核预防、治疗和控制的全球战略和目标”，也就是“终止结核病策略”。终止结核病策略的最终目标是：到 2030年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在2015年的基础上分别下降80%和90%；到2035年结核病发病率降到10/10万以下，实现终止结核病流行的最终目标。 70年来，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依然面临结核病防治严峻的形势。要在2035年实现“终止结核病策略”目标，必须在结核病防治政策和策略上不断创新才有可能实现。一是要继续推动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认识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落实结核病防治专项经费，为结核病防治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二是将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建设与深化医改、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等卫生重点工作紧密结合，着力协调解决结核病防治人力资源配置、定点医疗机构补偿、抗结核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和防治设施设备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三是应积极争取相关政策，将肺结核患者纳入医疗保障政策范畴，并不断提高报销比例和其他各种患者关怀措施，切实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四是积极应对结核病预防控制新挑战，不断健全和丰富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内涵，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发、引进和推广结核病防治新技术、新药物和新的防控工作模式；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解决阻碍结核病防治的技术难题，提高科学防治水平。中国与结核病的抗争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专业化的和科学进步的漫长历程。控制结核病依然是艰难曲折的，需要全社会、各部门同心协力，努力奋斗，共同克服各种新的挑战，直到最终消灭结核病。; 个人分类: 临床研习|3541 次阅读|0 个评论

火红的生活，祝贺祖国70年: 热度 6 lixuekuan 2019-9-30 09:55; 火红的生活，火红的大地。以此祝贺祖国70年华诞。; 个人分类: 美图欣赏|2920 次阅读|11 个评论

砥砺70年奋进新时代的中国水电: zbt92 2019-9-25 06:44; 新闻来源：能源研究俱乐部作者：张博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仅为36万千瓦和18亿千瓦时。然而70年后的今天，我国水电装机和年发电量已分别超过3.52亿千瓦和1.2万亿千瓦时，均占到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欲了解如此巨大的飞跃是如何实现的，需回顾一下新中国水电发展的历史。　　砥砺前行新中国水电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百废待兴艰难起步　　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应该说从1948年就开始起步了。东北解放之后我国首先对日伪时期建设的丰满水电站进行了维修、加固和改扩建工作。丰满水电的重建不仅为当时的东北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水电技术骨干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水电工作者不仅开展了古田溪、永定河、以礼河等中小型河流的开发规划，而且还设计建设了狮子滩、黄坛口、上犹江、佛子岭、响洪甸等一批中小型水电站。这些中小型水电站以工期短、投资少的优势，满足了地方发展的需要。　　当时的中国水电和整个国家一样，不仅家底薄，还面临国内生产资料奇缺、国际经济封锁等重重困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水电工作者还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启了我国水电的艰难创业历程，尽管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新中国的首座大型水电站应该算是黄河上的第一座电站——三门峡水电站。经过反复的探索，我国的水电工作者总结出“蓄清排浑”等一系列适合高泥沙河流开发运行的经验，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的科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由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大型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也是我国第一座百米高的混凝土重力坝。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不仅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设计目标，而且还结合我国的国情，实现了不少重大技术创新。如宽缝重力坝、坝后式厂房溢流等，这些新技术为我国的水电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长江上葛洲坝水电站的建设，标志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葛洲坝电站不仅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水电站，而且还是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仅就其工程截流的难度，几乎就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该电站270万千瓦的装机和140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约占当时全国水电总装机和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为我国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保障。　　此外，在我国水电开发起步的上世纪50年代，水电开发建设和管理体制也逐渐发展成熟。全国相继在北京、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等多地建成了几座大型的水电专业设计院，国家在燃料工业部下面还专门成立了水电总局。同一时期，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开发水电，优先开发利用水电是当时的国际潮流。　　(二)改革开放加速发展　　1。文革结束、拨乱反正(1978~1983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开展恢复工作。一是水电设计和施工管理恢复为上划中央管理。各大水电研究院、设计院纷纷恢复重组。与此同时，各水电施工企业开始修复各种管理规章制度，国家开始探索由施工企业对水电项目实施承包。　　2。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1984~1993年) 　　这十年是水电行业开展大规模实质性体制改革的阶段。尤其是我国鲁布革水电站引入世界银行贷款并实施国际招标，直接带动了我国水电建设市场与国际接轨，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从1985年到90年代初，我国大型水电项目先后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改革的方式主要体现在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和项目监理制这“四制”上，其代表性工程是当时被誉为新、老“五朵金花”的十项大水电工程。由于实施了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十大水电项目纷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改以往水电建设工期、质量、造价难以控制的弊端。因此，我国水电体制改革的经验不仅在水电领域全面推广，而且还辐射到全国很多领域。同一时期，国家电力投资体制也经历了“拨改贷”“集资办电”等重大改革，水电受益于投资体制的改革，从而得到迅速发展。　　3。改革深化、开建三峡(1994~2003年) 　　这一阶段既是水电改革的深化期，也是水电建设的调整期。当时水电建设体制改革已经在我国全面铺开，各地水电建设热火朝天，利用世界银行外资的小浪底、二滩等工程都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尤其是争议多年的三峡工程，经由全国人大批准后，也于1994年正式开工。我国三峡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百万移民搬迁圆满顺利，而且多数移民都通过三峡工程建设摆脱了贫困。加之那个时期我国国内经济调控、降速，钢材、水泥大幅降价，三峡的动态投资也随之大幅度降低，总投资节约了200多亿元人民币。　　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由发展中国家提议的承认大型水电可再生能源地位的倡议，获得了到会的192个国家首脑的一致通过。鉴于三峡工程建设在改变世界对大型水电误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大会还建议联合国在三峡工程蓄水发电之后，实地召开一次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峰论坛，全面总结水电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2004年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峰会在我国如期召开，会后还发表了呼吁水电开发的《北京宣言》。从此，国际社会才纠正了对大型水电的误解和偏见。　　(三)登上巅峰引领世界(2004年至今) 　　2003年，三峡工程首台机组并网发电。至此我国不仅刷新了水电站装机容量的世界纪录，而且也标志着我国水电建设水平走到了世界最前列。到2004年，随着公伯峡水电站的投产，我国水电总装机突破1亿千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几乎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国水能资源极为丰富，从我国改革开放加速水电开发建设时起，我国水电就已经开始了向世界水电制高点的攀登。　　例如，上世纪末，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坝工界先后出现了面板堆石坝、碾压混凝土坝等新型的筑坝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发明在国外，但是由于我国在建水电工程项目众多，因此新坝型的大量实践几乎都在中国完成。随后不久，各种新、老坝型的世界纪录都是由我国创造的。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是我国2003年建成投产的三峡水电站；最高的碾压混凝土坝(216米)是我国2007年投产的龙滩水电站；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233米)是我国2008年投产的水布垭水电站；最高的双曲拱坝(305米)是我国2013年建成投产的锦屏一级水电站。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的双江口水电站的堆石坝，高度将达到312米，建成后将成为全世界第一高坝，刷新所有世界纪录。建设这些世界之最的水电站大坝，需要一系列尖端的工程技术支撑，如高坝工程技术、高边坡稳定技术、地下工程施工技术、长隧洞施工技术、泄洪消能技术，以及高坝抗震技术等。可以说，在所有这些工程技术方面，我国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在水电机组制造方面，目前，不仅世界上单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绝大部分都安装在中国，而且单机达到80万千瓦和10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也只有中国才有。　　在技术绝对领先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国水电企业还积极响应国家的倡导，把“走出去”深度融合到“一带一路”之中，积极促进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经过多年的海外经营和发展，我国企业已经成功占领了水电项目国际工程承包、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三大业务制高点，具备了先进的水电开发和运营管理能力，金融服务及资本运作能力以及包括设计、施工、重大装备制造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整合能力。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水电开发多形式的合作关系，承接了60多个国家的电力和河流规划，业务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拥有海外权益装机超过1000万千瓦，在建项目合同总额1500多亿美元，国际项目签约额名列我国“走出去”的行业前茅，累计带动数万亿美元国产装备和材料出口。　　总之，今天的中国水电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无论从规模、效益，还是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装备制造上看，都已经是绝对的世界领先水平。; 2349 次阅读|0 个评论

30年前的五四随想: 热度 3 liyou1983 2019-1-21 16:24; 当年幼稚荒唐，草草成文，刊于30年前 4 月 25 日、 5 月 2 日的《南京日报》，四、五、六、七部分因故未完成。五四运动已过百年，许多事情恍若昨日。今一字不易，纪念80年代的荒腔走板。一、继续“五四” 令人痛心令人遗憾，五四精神在中国几次被中断、被误解。七十年前，五四运动以其惊世骇俗、震聋发聩的雷霆潮涌之势，扫荡着陈旧的传统文化，冲击着僵死的社会秩序，宣告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始。那一群睁眼看世界的躁动向上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其犀利的笔锋，深沉的控诉，高亢的呐喊，唤醒着沉睡中的人们，引导人们为正义、为自由、为个性而奋斗。五四斗士在他们的天空高扬着两面辉煌大旗，一面写着“民主”，一面写着“科学”。民主与科学，这是他们在反封建、反愚昧时所渴望、所争取的两大目标，也是中国进步所缺少、所需要的两大目标。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滋润下，在当时社会的独特环境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列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中国当时仍处在封建专制的残暴压迫下，处在列强虎视耽耽的觊觎下，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理所当然地成为时代的最大潮流。试想，苦难的人民不扔掉强加在身上的枷锁，贫弱的祖国不摆脱东亚病夫的梦魇，中国谈何民主，谈何科学？难道人民能够抗着枷锁来分享所谓的民主？国家能在帝国炮舰下发展自己的科学？严酷的现实绝不允许我们轻松直捷地接过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而只能逼使我们率先选择：革命，战争，救亡，流血！十年内战，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救亡代替了启蒙，动荡扰乱了发展。民主与科学登上中国社会舞台已是姗姗来迟，但它在中国大地上注定还要徘徊流浪一段时间。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们应当从容不迫地发展科学，推进民主，健全法制，但历史仍继续和我们开着黑色玩笑。消灭贫困的强烈渴望导致我们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冷战对峙的紧张环境迫使我们时时处于戒备状态，我们奔忙于以抓革命来促生产，以政治伦理和群众运动来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却忽视了革命与生产的根本内涵在于民主与科学的长期化、制度化建设。五十年代被誉为黄金时代，但正是在那个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热情代替了科学理性，翻身群众在党的抚爱下，只顾埋头拉车，却很少想到挺胸做主。也正由于民主与科学在国家发展中的不正常缺环，当三年狂热、十年浩劫的逆潮袭来之时，人们茫然无主，铸成大错。更不用说六十年代那段令人颤栗、令人恸伤的昏暗时光，科学被践踏，民主遭玷污，人民共和国的航船漂泊在汹涌大海，几次濒临覆灭之灾。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工资、高消费、高福利面前，在锣鼓喧天的所谓民主、所谓自由面前，贫困而拘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口诛笔伐之际，却不敢直面正视，偷偷地将恼羞的眼睛转向了一边。是时候了！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回避现实则可能导致毁灭。五四精神不应成为昨日黄花，它应该重新得到尊重和发扬，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只有民主法制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推动经济增长进步。五四运动已经让位给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已经蹉跎于一次又一次失误挫折，今天我们不能再做潇洒地与之失于交臂。恢复被阻断被忽视的五四传统，弘扬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提出的革命任务，以崭新的精神状态和坚实的行动步伐，开始民族新振兴。舍此，我们别无选择。二、何谓“新权威”？当权力和金钱结合，产下了贪污腐败与职权经济这对怪胎，当经济增长社会开放又带来了经济动荡、政治污染、社会混乱时，一个陌生而震耳的声音，开始回响在中国的天空：新权威主义！持此论者坚信：只有重新实行贤明开放的国家集中、权威专制方式，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能顺利进行，欧洲列强与亚洲四小成功之初，无不得益于新权威。这一主张其实并不新鲜。据说，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 · 亨廷顿。亨廷顿在财阀资助下，对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考察研究后得出结论说：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因为没有民主与自由，发展中国家经济仍可增长，而没有秩序，社会就必然陷入混乱停滞。此时大解放、大变动的中国，似乎正处于亨廷顿所描述的自由太多而秩序不佳状态，因而新权威主义实在是一帖整顿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发展的对症良药。新权威主义者错了，彻底错了。权威或专制正是中国的最大的特产之一。权威专政固然也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一定国家中，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但权威专制造成的恶果更为巨大惊心。且不说独断反动的权威专制制造了人类社会的最黑暗历史，即便在贤明开放的新权威主义下，即便新权威的决策很少失误，人民仍必须以驯良和顺从来接受少数权威的即兴领导，暂时的稳定和有限的增长却需牺牲人的最可宝贵的自由和最大限度的进步作为高昂代价。从长期来看，权威专制必然导致腐败、罪恶、愚昧、贫困和落后，也极难避免社会动乱甚至战争，而权威每一次重大失策，势必造成全民族的悲剧。欧洲列强也好，亚洲四小也好，他们在专制保障增长之时，又何尝消除了阶级矛盾的尖锐激化和社会经济的巨大震荡？罢工、游行、战争、恐怖、革命，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息过。对于所谓的新权威，中国人应该有格外清晰、格外痛楚的体验领会。权威是必要的。恩格斯在 1871 年发表的《论权威》一文中，就鲜明肯定了权威在社会生产中的重大意义。但权威和民主科学绝非对立替代、水火不容关系，动乱更不是民主与科学造成的后果。那么，权威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如何才能建立实现真正的权威呢？我们的回答恰恰是：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不仅仅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最大程度地发扬人民民主，并将大多数人的意见和选择集中起来，通过科学论证，作为行动的方针，将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织起来，通过政权形式，作为行动的领导者，民主形成权威又制约权威，这样的权威才是真正的受到人民响应和支持的权威。同样，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迅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质，以科学理性作为指导我们行动的最高标准、最大权威，全面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力量造福人类，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才能蓬勃向上健康发展。而专制下的新权威怎么能与民主与科学的巨大威力相比呢？相反，权威专制主义还需要有限度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其存在的点缀和支撑。回顾建国四十年特别是十年来的发展里程，我们不仅不缺少新权威主义者所欣赏的国家集权、统一控制，而且兼有英明伟大的一代领袖人物，但我们并没有避免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一次次经济失衡的困扰，我们真正缺乏的还是七十年前先贤们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当前，我们的根本之务不是如何修补强化国家控制，而是如何普及科学推进民主，建立新型的经济政治体制。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将民主与科学制度政策，以制度化、程序化的强制性形式，即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真正贯彻保障法律的高贵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新权威不是个人的权威，而应是民主与科学基础上的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教育落后，科技闲置，小农意识，民主流于形式，强权压迫法律，这些反科学、反民主的现象绝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中国的繁荣与稳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三、建立新人格从社会角度来看，民主与科学是我们坚持不易的奋斗方向，而从个体角度来看，民主与科学又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内在精神素质，是新人格的基本内涵。社会由人构造，历史由人创造，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必须具有一种健康向上的新型人格，必须能够承担起社会发展的巨大责任。重建新人格，这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致力于解放全人类，而且谋求个人的全面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也要求个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平等自立的主体地位和求实向上的科学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自豪：无产阶级是与现代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最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和历史远见的先进阶级，他们是建立新世界的最佳人选。然而，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赞赏的无产阶级，而是从土地上从小农经济堡垒中走出来的农民大众，农民以及具有农民特征的工人构成了我们社会的主体。在他们身上，既折射和凝聚着时代精神，又承袭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从众从上的依赖心理，封闭保守的精神世界。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泯灭了很多人的独立性创造性的主体精神，他们在政治精英的率领下，能够砸烂旧世界，却不能完全认识和否定陈腐的秩序和观念，不敢认真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合理要求。显而易见，这样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状态与时代发展要求尚有差距，在新技术新思想新潮流的冲击下，往往变得手足无措，不能很好地建设新世界。十年改革、十年开放、十年发展，我们在体制上观念上获得了大解放、大突破，社会生活空前热烈活跃。但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在人格建设上尚未取得彻底性胜利，相反，在某些方面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种流氓无产者意识正弥散在我们中间。例如，我们一方面广泛批判了陈旧文化心理及它们在社会主义生活中的变相遗毒，挣脱了集体和纪律的极端化束缚，渴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又留恋于专制集权体制下的浑浑噩噩、无所作为，把自我意志和平等自由绝对化孤立化而不受法律纪律道德的约束，急功近利、闻风乱动而否定科学理想主义，孱弱，失衡，困惑，游移，焦躁，无聊，而缺乏刚健创新精神和执着不懈行动，这种种表现正是国民心理不成熟的外露，也说明了建立健康向上新人格的迫切性、重要性。我们所崇尚的新人格是什么呢？显然，极端化、绝对化的狂暴或谦卑，迷信或怀疑，自私或无欲，理性或冲动，并不是我们渴求的人格内容。我们应该将民主与科学精神注入民族肌体，建立一种以独立向上、科学刚健的主体实践精神为基本内涵的新型人格。独立而不是偏执和顺从，向上而不是守旧和平庸，科学而不是莽撞和空想，刚健而不是懦弱和游移。它散发着独立进取、自由活泼的勃勃朝气，而又自觉遵守社会正常的法律道德；它奉守着科学稳健求实原则，而不一味压抑情感的渴望和心灵的激动；它具有独立的理想目标和价值判断，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和人格尊严，而又坚持公平竞争，崇尚理解与宽容，不去妨害他人权利、破坏社会秩序。或许，五四精神的发扬光大还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发展进步可能走上一条更合理更有效的道路，新的人格也并非尽如以上所言；或许，古老的中国可以丢掉一些过于陈旧沉重的负担。但是，我们绝不能轻易忘记五四运动的真正内涵和实践精神，绝不能轻易丢掉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请坚信：中华民族真正挺起胸膛自主自强之日，也就是中国全面腾飞发展之时。; 个人分类: 不求甚解|1729 次阅读|6 个评论

70年出生的年轻学者江雪源博士去世, 惋惜！: 热度 34 lywang 2013-11-14 13:48; 昨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告诉我在南京大学西门的告示栏内有一个讣告：有一位70年出生的博士去世了。吃过晚饭，特意去看了一下。我不认识江雪源博士，讣告显示江博士为生命科学院的副教授，我去生命科学网站上也没有查到他的较为详细的介绍。但是70年的他，英年早逝，却让我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江博士因什么病情去世。每年一度的体检应该给诸多年轻学者敲起了警钟。你，我，他（她）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健康，珍惜自己的生命！讣告贴在下面，江晓源博士，愿你在天堂安息！你在天堂默默祝福你的亲朋好友和你的弟子们好好生活。; 13002 次阅读|39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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