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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历程及其对改革的影响（上）: 热度 4 lvnaiji 2016-7-31 08:32; 吕乃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30多年历程的关键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总结，以探索其中的规律。相对而言，这些成果对改革的着墨较多，开放一侧关注较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改革史”的总结。改革开放虽同时发端，而后也一路同行，不可分割，但改革与开放毕竟属不同范畴；改革重在国内，开放主要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开放对改革的影响越来越大，虽然主要是正面影响，然而相伴而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可忽视。有必要总结以往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以史为鉴，以期在新的阶段推进改革与开放的积极互动。 1978 年至今的开放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2001年，“请进来”。2001年开放进入第二阶段，核心是与国际接轨和全面融入全球化。 2008 年金融危机，世界进入分岔点，中国的开放进入第三阶段，第一次出现开放与改革不同步，非出于自身意愿，以及不可控。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开启中国开放的第四阶段。一、对外开放的第一、二和第三阶段 1. 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2001年，其特点主要是“请进来”。期间又可以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78年至1989年，虽然也有“两头在外”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主要是思想上的引进，大量译介西方的学术著作，在于人的解放和启蒙，类似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大翻译运动。在开放之初，实际上并没有与这些学术思想相耦合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在中国缺位，缺乏基础的思想解放运动随即夭折。以引进西方学术思想为标志的开放，既推进了改革，又在某种意义上导致第一阶段改革戛然而止，并且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和调整之后，中国的改革进入第二阶段。随着改革主题的重大转变，开放也随之进入“请进来”的后期，重点在于引进项目、技术和资本，“两头在外”进一步得到鼓励，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中国。与此同时，本土的民企和民资也开始萌生，合起来就是这样一句口号：“招商引资”。解放初期在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中被取缔被改造，计划经济年代成为革命对象的资本，在改革第一阶段也依然缺位的市场经济，在特定的语境下，姗姗来迟，回到中国。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在经济上融入风起云涌的全球化进程，从而由恐怖下的和平走向相互依存的和平。冷战期间，东西方对垒，彼此剑拔弩张，怒目相向。核冬天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各国的头顶上，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恐怖下的和平”。现在的国际关系中这一手依然要硬，并且是一些国家的立国之本；不过更大的潮流则是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间功能耦合，相互依存，双方利益互相渗透而难以区分你我，这是更为牢靠和安全的和平。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因而拥有了对于自身的发展较为友好的国际环境。然而，从政府到百姓都不知如何与资本相处，没有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对规则的敬畏之心。由于上一阶段留下的后遗症，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官与商穿梭于双轨制之间，第一桶金的原罪充斥于世，权钱交易日渐盛行。当时还流行这样一句话：窗户打开了，吹进了清新的风，也飞进来了苍蝇。言下之意，这里本没有苍蝇，也不会滋生苍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归功于开放，嗡嗡叫的苍蝇也归咎于开放。然而，苍蝇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从外面飞进来，而是在自己的土壤中滋生出来。同时，“两头在外”的模式也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低端和不利的地位。 2.2001 年加入WTO，开放进入第二阶段，其核心是与国际标准接轨和全面融入全球化。 WTO 是一个国际组织。随着国家之间双边与多边、一轮与多轮的谈判，加入的国家也就磨掉自己的“特色”，共同遵循WTO的规则。国家不分大小，规则面前，一视同仁。 WTO 的三大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要求扫除由成员国之间的亲疏好恶带来的歧视和壁垒，让经济有一个自主发展的空间。市场开放原则要求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不可以有内部文件，不允许权力的随意介入，以提高市场的可预见性，促进公平贸易和竞争。公平竞争原则旨在消除形形色色的价格扭曲，扫除种种干扰，让经济规律在全世界发挥作用。在理论上说，WTO的规则可以对中国产生积极和全面的影响。1992年在转向市场经济之际加上了修饰词“社会主义”，加入WTO则在相当程度上淡化这一限定，弱化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让企业特别是民企成为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事实表明，在那些国家较少干预的家电和小轿车等领域，企业不惧怕竞争，与狼共舞，迅速成长壮大。WTO的规则不仅在于国际市场，而且在于由此国内市场的倒逼。遗憾的是，由于国企及相关部门的强大抵制，国企及相关领域的改革差强人意。在更深的层面，WTO规则背后的科学精神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规则意识的良方；然而，由于利益方的抵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以及权力无处不在的干预，在接受的过程中往往想方设法违规，更遑论规则背后的精神。开放的第二阶段，与国际标准接轨并未充分发挥其正面效应。WTO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经济层面。中国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主要是廉价和低福利的劳动力和资源，在与其他国家的博弈中经由功能耦合而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环：世界工厂，中国的开放也进入走出去的初级阶段。随着国外订单蜂拥而至，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环，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车间，承接微笑曲线的最低环节，制造加工和组装，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与此同时，世界工厂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特别是吸纳了大量由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中国的GDP也高歌猛进，攀升到世界第二。然而，世界工厂对中国自身功能耦合产生的弊病也日益显现。两头在外的关键不在于原料与销售在外，而在研发与品牌在外。中国的企业缺少高端产品，缺少自主创新和品牌，没有自己的标准，时时处处受制于发达国家，低人权受制于高人权。 GDP 第二，并不意味中国已经现代化。与生产制造过程一起“在内”的还有能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在承接发达国家所淘汰的落后产业之际，也接过了高能耗与高排放，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拥有资本、知识产权和选择权，可以在全世界任意选择投资办厂的地点和下订单的企业，而发展中国家无可选择，处于被动和被支配的境地。相互依存的和平处处透着不公，在规则的背后通行的是丛林法则。21世纪，孟子的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依然成立。当然，中国也有少数企业开始尝试走出去，或投资或办厂，不过其中多为不承担风险缺少监管的国企，民企凤毛麟角。中国在接受全球化之利之时，未充分预见由此带来对自身发展的负面影响。 3.2008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开放，以及由此对中国的改革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08 年之前的开放与改革基本上同步，开放的动机、时机和主动权在自己手里；虽然引进思想屡屡陷入争论且导致风波，毕竟可以叫停而置于控制之中，引进项目只要不是那么急功近利，同样也还留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和种种调控手段。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则是中国外部发生的不可预测的事件，非中国主动所为，中国对此并没有控制能力，没有预案。外部关系的陡然巨变对中国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对中国的改革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全球产业链因金融危机而解构，原先被耦合于全球产业链中的功能，也就是各国的输出和希望得到满足的输入，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由于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原有的定位各异，应对途径也大相径庭。美国的情况，其一是次贷买房、借钱消费这样的过度消费走到了头，不再以消费引领美国和世界；其二，过大的杠杆，过长的金融产业链断裂，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陷入通货紧缩。这样的问题，只需量入为出，以及去杠杆加强金融监管量化宽松即可。其次，所有或大部分失去耦合对象的功能，或供或求，或者在世界寻找新的耦合对象，或者调整自身内部关系以消化矛盾。旧的全球产业链瓦解了，新的全球产业链未见踪影，世界处于不确定的分岔点附近。各国由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各尽所能”，彼此间功能耦合，转向各行其是和彼此间的全面竞争。金融危机前的相互依存尽管有种种不如意之处，虽“不平”毕竟“和”；金融危机，不平之“和”倒塌，更无所谓“平”。这是当前国际环境趋紧的根本原因。此外，各类颜色革命和恐怖活动也有加剧之势。这是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关系的一般特征。中国的特殊感受在于，庞大的产能突然失去国际市场的需求，庞大的就业队伍突然失去就业岗位。因而中国实际上面对的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经济危机，涉及深层和全局的问题。这也是当下供给侧改革的缘由。全球产业链上的各国，特别是链主美国，被取代世界第二位置的近邻日本，在金融危机后如大梦初醒，原来中国，既可以是分岔点之间必然性阶段最大的合作伙伴，也可以成为分岔点偶然性阶段最大的竞争对手，在金融危机后转向全面竞争之时，把目标集中到中国。一些地域上相邻、利益直接相关的国家如菲律宾等，乘分岔点中美不再合作之机，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与此同时，中国的高层埋头于为巨大的产能寻找出路，13亿中国人并未为此，以及对于国与国之间以邻为壑的全面竞争作好准备。这就是在当前国际环境趋紧之时中国的感受：何以世界，至少是比以前更多的国家一起与中国为敌。这就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关系的一般特征之中的中国自己的特殊感受。中国在当下世界的状况可以说是“未强先大”。大到可以清楚感受到磕磕碰碰，感受到敌意的目光和或明或暗的挑衅，却没有强到可以见招拆招，泰然处之的实力和境界。这也是当下供给侧改革的缘由。全球产业链因金融危机而解构，原先被锁定于其中的资源因此而解构并释放出来，各国得以将其用于更符合自己国情的领域。美国的对策是，其一，由过度消费到适度消费，量入为出，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和量化宽松，经由科技创新和市场化的途径化解金融危机。其二，调兵遣将围堵中国，太平洋西进，亚洲再平衡。其三，牵头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在新的全球产业链尚未成形之时，美国已经紧锣密鼓，抢先为其制定标准，以维系、巩固进而提升其未来链主的地位。金融危机后，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出台了救市方案，先是中央投资4万亿，继而各省市投资18万亿，中国经济在2008年底2009年初强劲反弹；在一连串政策的推动下，房地产也随即飙升。在美国以科技、市场和金融监管化解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的对策是以投资与房地产替代外需，化解经济危机。当时就有人质疑，新苗是长出来了，可是用的是什么肥料？德意志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预言，中国的经济可能要走W形道路，也就是两次探底，现在看来不幸而言中。在中国救市方案的强刺激下，过剩产能失去调整的最好时机，非但没有收缩，反而顺势扩张，加大了当下转向新常态的难度，房地产则恶性膨胀，捆绑国民经济，加剧社会矛盾。在以“铁公鸡”为核心的救市方案中主要获利者是国企央企，一来对就业的贡献不大，二来造成国进民退，甚至央企凶猛。利益集团越发强大，成为难断之腕，社会的价值观被扭曲。内需拉动本是正道，不仅可以正面应对经济危机，而且可以倒逼改革，然而由于积重难返，内需难以提振，更遑论拉动经济。在经历短暂的复苏之后，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已经陷入第二次探底，而且是L型，甚至未知是否到底。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一开始是改革主导开放，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越大，对世界的依赖也就越深，开放对改革的影响也越大。金融危机，则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第一次出现开放与改革不同步，非出于自身意愿，以及不可测，不可控。可以预料的是，这种情况今后还会在更大范围、以更高频度，以及更强烈度一再发生。耐人寻味的是，马骏现在是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1874 次阅读|6 个评论

供给侧改革（五）：需求侧的供给侧与供给侧的需求侧: 热度 9 lvnaiji 2016-5-28 08:21; 吕乃基供给侧从来不是孤立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紧密相关不可分割，面对特定的需求侧会有相应的供给侧，而特定的供给侧也会衍射相应的需求侧。回顾近20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颇有意味。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国内经济不振，与此同时，市场和资本在扩张中遭到了国企强有力的抵制，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充分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实行了分税制之后的地方政府，俨然成为最大的地产商。在房地产乃至教育、医疗等本不该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领域人为制造“需求侧”，资本长驱直入。这就是过度商品化，劳动者缺少非市场的保护和支持，只能通过市场途径以劳动契约的方式获取个人和家庭再生产的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完全成为商品。过度商品化也败坏了教育和医疗领域的风气，逼良为娼，让本应由财政承担的部门自谋生路，这是教育腐败和医患矛盾的主要根源，教育质量下降，莆田系横行。在教育和医疗本应体现社会公平的领域，按钱区分三六九等，制造社会矛盾。对医疗、教育、住房三大领域的市场化造成新三座大山。这是错误的需求侧带来的错误的供给侧。有必要在这些领域去商品化，基于公民权、社会权的要求，政府向个体提供社会服务，使其能够在脱离市场时也能够维持生计；从而推动供给侧的改革。再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在金融危机前的全球产业链中可以看到按金融、制造、资源区分的新的三个世界。美国是典型的金融业国家，中国、德国是典型的制造业国家，区别在于，中国生产廉价低端产品，后者生产高价高端产品，俄罗斯、中东、澳大利亚是典型的资源业国家，当然还可以划出第四类过渡性国家，法国、巴西、印度，利益取向多元，但有偏向。在全球产业链中是三种类型国家的博弈与合作。金融国富裕，创新多，研发产品比较多，通过控制资源国，从源头控制制造业国，又让制造业国供应自己消费，制定金融规则剥夺制造业国和资源国。金融国主导世界。制造业国供应世界，也需要其他国家消费，依靠资源国供应，要与它们双方合作。起到中间作用。金融国的“产品”在信息时代不需运输，通过网络就可投资，收取利润，制造业国和资源国离不开运输，控制世界就成了控制运输通道和信息技术的竞争。在全球化中，超越国界的资本与当地的政府联手压榨掠夺社会。资本经由全球化挣脱主权国家的“规制”，在渴求资本而又缺乏对资本监管的不发达国家（低人权“优势”）找到自由发展的空间。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不发达国家争先恐后给予种种优惠“招商引资”。资本所到之处与政府相结合，制造貌似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求“资”若渴的当地政府开出优厚条件拥抱外资，三通一平，没有工会，一起对付社会，掠夺自然和人力资源，如开胸验肺和富士康的十几连跳。虽然GDP第二，虽然这些年不乏科技进步，但世界工厂在总体上并未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添砖加瓦。世界工厂的工人被锁定“四低一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以及高劳工淘汰率。中国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没有品牌，无需创新，剩下要做的只是使用，使用自然资源，使用人力资源。前者有地方政府的种种优惠，后者除了开胸验肺和以死抗争几乎没有谈判能力。如果说还有同行间博弈，那就是在“使用”上的拼比：谁掠夺得更狠，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谁的条件更优厚。通用汽车总裁曾不无得意地表示，“我们与中国企业各取所需，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世界工厂消耗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源，把污染留在中国，微笑曲线，对于中国来说是“苦恼曲线”（吴敬琏）。中国消耗的资源，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起来的总和还大。钢材消费大约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超过世界的50%以上。无论对于中国自身还是世界，很难再承担下一个三十年如此的消耗世界工厂锁定中国被支配的地位，剥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选择权。拥有知识产权的资本的跨国公司可以在世界随意选择，在中国随意选择，中国，地方政府只能以“竞次”去讨好跨国公司。21世纪的世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依然成立。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要素被固化、沉淀。发达国家投入的要素主要是知识和资金，流动性强，随时可以方便地撤离或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入的则是土地、厂房和设备。达到三通一平的土地，甚至打下了作为地基的钢管。一旦风吹草动，外资轻而易举撤离，留下的是废弃的厂房和流水线，以及失业的员工发达国家在东部投资，造成东西部差距拉大。穿梭于东西部和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曾被誉为“蓄水池”。然而有知识的青壮年抽空，小水利年久失修，原有农村医疗体系解体。社会事业倒退，农民工经济并不是农业和农村发展之路；农民工既疏离了农村，又未进入城市，成为游荡的阶层，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而且带来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因而不是农民社会化之路；农民工进世界工厂务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素质，如遵守规章制度和时间观念等，但由于从事的是低端的加工制造，知识含量低，由于在各方面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已经在他们，继而在他们子女的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因而不是农民素质提高之路。农村地区微薄的财政和农户收入承担教育培训负担，为城市现代产业源源不断输送具有初中等教育水平的工人，在城市掠夺性使用后的中老年农民工及其家属再回到农村养老、医疗和安居。当中国为世界工厂期间的外贸顺差津津乐道之时，不妨看看关系到人的三大“赤字”。留学赤字。2004年，我国出国留学生与在华留学生总数之差为31.62万人，2012年扩大至80.86万人。中国父母、政府和社会共同在为美国培养精英人才。不禁想起中国的东西部与城乡差距。中国以地理位置的东方为荣，却在世界上类似于中国的西部地区。移民赤字。1990年，中国移民海外408.6万人，同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移民仅37.6万人，逆差约371万人。2013年逆差超过849.4万人。2012年，中国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民人数达14.8万人，给外国人的永居证仅1202张。这种情况，不禁令人想起眼下人口净流出的东北。人才赤字。《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2012)》约一半为国外1年期硕士学位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回国等仅占10%。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到87% 成为世界工厂，未必是现代化正在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只是意味着本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等于把自己的资源通过出超送给发达国家用（吴敬琏）跨国公司的“三全战略”，全球化经营: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最低，利润最高。全环节利润：控制整个产业链，轻而易举打击任何一个环节。仅4年，只在大豆的生产和收储加工环节生存的中国，由最大原产地沦为最大进口国。全市场覆盖：多种经营，与政府联手。反过来看，这些年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只是一个残缺的社会，确切的说，只是世界工厂的一个车间。北大周其仁教授曾有调研，上世纪90年代，温州老板本来是主打国内市场。加入WTO，国际大品牌拿着大额订单找代工企业，企业把自己的业务停下来，按照他们的设计做产品。红蜻蜓鞋业董事长钱金波说，毛利率虽低，可利润总量大，做代工不费劲。久而久之，温州商人逐渐放弃了后厂前店的老路，靠订单生存，日子不错，做起来也轻松。2001年左右完成了转型。现在要转战国内市场，并不轻松。“干吗见人要作揖，要送礼？”这些企业已经不适应中国文化。在国内做生意比做国际代工难得多，市场的交易费用高得多。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6个国际业务员做成的业务量等于220个国内业务员做的业务量。在全球最适宜经商国家和地区方面，《福布斯》曾针对世界141个国家在税金、保护投资家、股市收益率、创新等11个项目进行了评估。中国排在百位附近。希望政府在行政审批、金融支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做国内的生意与做出口生意一样容易。上述问题的关键是，作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世界工厂，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的供给侧，开足马力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中国人的供给侧，满足的是美国人的需求侧。其结果是，一方是美国生产不足，影响就业，所以奥巴马要求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另一方是中国消费弱化和扭曲。实际情况是，美国也生产，生产高端产品，波音，可穿戴设备，向世界提供互联网平台；中国也消费，或是被迫在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消费，或者被迫消费假冒伪劣产品，以及被迫忍受世界工厂产生的污染。中国的供给侧，为何不能首先满足本国百姓的需求？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错配，是这些年诸多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以及改革停滞的根源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的外援，由基建高铁等输出的剩余产能，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步满足国外需求侧的后尘，而且一再折戟沉沙。美国看似横行于世界，但内需占了70%。并非不要外援，并非不要走出去，然而供给侧改革，首先必须契合中国的需求侧。; 个人分类: 经济|5670 次阅读|22 个评论

世界工厂：拿走的不仅是奶酪: 热度 4 lvnaiji 2015-11-24 08:30; 吕乃基大约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逐步有了一个新的称谓：世界工厂。“made inChina”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国人甚感自豪，乃至于出国带回来送人的礼品也是“made in China”了。世界工厂的典型模式是“两头在外”。一开始的意思是来料加工，后来的“两头”是核心技术和销售在外，原材料也自己出了。中国做世界工厂都没有资格，只是世界工厂中的一个车间。作为世界工厂的车间，中国沦为微笑曲线的谷底，大头旁落，自己拿到的是最低的价值。这是人们从微笑曲线上直接读到的结论。但不仅如此。中国消耗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源，把污染留在中国，自己生活在苍穹之下。《增长的极限》在上世纪70年代的预言是，2070年地球崩溃。他们没有看到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如果按此发展外推，新的计算结果是，到2030年，两个地球都不够。不仅是自然资源，而且盘剥自己的劳动力，开胸验肺，直至富士康的十几连跳。有“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的市场经济比美国更自由，中国都没有美国那样的工会。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劳动力的境况恐怕都熬不到2030年。但不仅如此。两头在外，再进一步的含义是研发和品牌在外。作为世界工厂车间的这些年，中国的创新能力退化，创新环境淡化，创新制度匮乏；不注重甚至无视品牌，致使从生产方到消费者全社会的诚信缺失。金融危机，全球产业链瓦解，中国也不再是世界工厂或其中的一个车间。然而正是在那些年，中国失去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中国的精气神。精气神，至今依然还没有回到中国，回到国人的心中。世界工厂，拿走的不仅是奶酪。; 个人分类: 科技|3087 次阅读|7 个评论

聪明的中国人：高等教育职业化转型使得中国高等教育越发理性: 热度 4 duke01361 2014-9-5 06:50; 聪明的中国人：高等教育职业化转型使得中国高等教育越发理性不再狂热追求地在2400多所院校里一刀切地要求“创新”，而是把它的85%的本科院校一股脑改变属性，成为职业院校为企业培养劳动力。我觉得这样的教育转型迎合了中国打造“世界工厂”的人才需要。另一方面，似乎中国人也越来越明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绝对不是靠全民总动员这种运动试的教育“大跃进”运动所能实现的，因此，它把85%的高等本科院校的少部分留下来培养“创新”人才教育，这是比较靠谱的！澳洲2100万人口，39所高校，代表创新人才成功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为15人，中国13亿人口，2400多所高校，诺贝尔奖10人，其中6人是自然科学奖，5人物理奖，1人化学奖，其他2位和平奖，2位文学奖... 相比之下，表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学问其实还是蛮大的，不是喊口号，多投入就能在一夜之间随了心愿的。所以，中国高等教育的职业化转型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中国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理性。; 个人分类: 先哲也闲着|2189 次阅读|10 个评论

缘何以创新 – 从世界公园说开去: benlion 2012-9-26 08:41; 创新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包括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等。创新并非只是新的部分，而且必须是优越的部分，比以往的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能够拥有以往的优点而克服以往的缺陷，并且，没有地域和国界界限，只有时间的先后或优先权。北京的世界公园、深圳的世界之窗、苏州的世界建筑等，都堪称缩放了世界的著名建筑或代表性模型等，这些可能就已经是后来的世界工厂思路的开始。补充：评论 -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9-616947.html ）但为何不首先研究与学习欧美日的创新机制或体制呢？学习和继承是创新和发展的基础，不太可能在没有研究与学习西方创新机制的基础上直接发明创新机制；因为，毕竟近现代中国走的是科学与工业文明的道路。在研究与学习体制方面，欧洲在建立现代民主社会时，法国百科全书派几乎是中国通，把儒家的科举制度也研究透彻而发明了现代公务员或文官体制。美国也能够在看到德国创立的研究型和工业大学机制，很快将这种研究型大学机制或体制引进到美国，当然在这之后美国又发展出了超级市场模式的大学教育体制，但学习肯定首先是创新的基础。; 个人分类: 2012|823 次阅读|0 个评论

“世界工厂”门外敞？: pinghesun 2012-9-21 23:35; 在美国的朋友准备近期回大陆探访，问我要不要顺便带回点什么，我说那就带部Thinkpad的笔记本电脑吧。就这样，这个Made in China的“小黑”便开始了环球旅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部卖到美国税后1200美金（约7500元）的小家伙在大陆竟然最低售价为16000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自己人买自己人做的东西比跨越太平洋的代价还要大呢？; 281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普洱茶市场10年风云录: spandax 2012-6-20 18:34; 普洱茶市场10年风云录作者：白马非马（ http://www.jinbifun.com/thread-171198-1-1.html ）一、平静与骚动 2003年，一个长期在思茅做花茶的浙江茶商，怀着对云南茶叶的深深失望，转身跟几个朋友合伙投资了一个水泥厂。就在那一年，中国经济终于摆脱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进入了狂飙突进的时代，急剧膨胀的外贸出口将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塑造成“世界工厂”。下游迅速扩张的产能与日益庞大的基础建设拉动了对上游能源与原材料的需求，水泥摆脱长期亏损状态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紧俏商品，这个茶商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觉赚了个盆满钵满。这是一个价值在不断重置的时代。令其没有想到的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让北方人纷纷喝起了据说能抗“非典”的绿茶，花茶市场在极度萎缩，云南持续十年的花茶原料（烘青）生产热画上一个休止符，众多茶商都在困惑中，在云南茶产业最低谷的时候一支新兴力量正在强势崛起，其将在不到三四年的时间内横扫中国茶界，掀起了一股惊天动地的普洱茶旋风。 2003年，思茅是平静的。2003年5月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普洱茶叶节，依然不愠不火，虽然龙生公司的参评茶品被评为茶王，被茶商当场以1万元一公斤的天价拍走，引起了一阵骚动外，其余乏善可陈。思茅地区可谓大陆高举普洱茶大旗的先驱，早在1993年，思茅的主政官员就想把普洱茶作为特色产业来抓，不但召开了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还自93年起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普洱茶叶节。通过10年的实践来看，思茅虽然对普洱茶情有独钟，也为普洱茶的推广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基础性工作，但总体来说，无疑是关起门来的热闹，缺乏外界足够的响应。平静，出奇的平静。可就在这平静下，却有暗流在涌动。就在2003年，冷清多年的金实茶叶市场的茶商们突然活络起来，纷纷跑到思茅来，这次他们不是要绿茶，而是要普洱茶，因为他们的台湾、广东客户指名要一家叫古普洱茶厂的普洱茶。原来，思茅古普洱茶厂的100克宫廷普洱茶，在2002年底的广州茶博会上拍出了16万元的天价，创造了自有中国茶叶拍卖历史以来的记录。古普洱茶厂的一小步，却成了普洱茶当代史上的一大步，天价普洱茶的出现点燃了大陆民众追捧普洱茶的热情，特别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媒体的各种关于普洱茶的神奇话题，吊起了国人的胃口，普洱茶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曝光率最高的事物之一，由此看来其不想热也难。 2003年普洱茶才刚开始热，还没有达到家喻户晓、众星捧月的地步，普洱茶叶节稍显冷清也很正常。就在这时，一位叫黄传芳的台湾普洱茶“布道者”来到了思茅，其在大街上摆了一个露天摊子，以满腔的热情宣讲着普洱茶，并极力推介其发明的普洱茶新工艺——烘焙普洱茶，引得思茅市民纷纷驻足观看。不久，黄传芳把他的康提茶业公司建在城内的一个果园里，让人见识了原来茶文化还可以弄成人间仙境一般，让人在其中流连忘返。当然，现在来看，黄的果园创举很平常了，我们见到的茶文化展示中心越来越多，越来越独具匠心，但在当时黄的举措无疑具有启蒙意义，毕竟云南还是茶文化的沙漠。在那时候，思茅本土做茶文化做得最好的无疑是兴洋茗茶。吴伟，一个曾经的咖啡商人，于1998年创办了兴洋茗茶，据说其得到台湾茶人的指点，在思茅城内的上海科技中心租下一层楼，建成一个面积达数百平米的普洱茶文化展示中心。作为思茅普洱茶文化的先行者，以及天福茗茶的普洱茶供应商，兴洋茗茶被视为思茅的骄傲，与古普洱茶厂一起被当做思茅普洱茶产业的希望。二、满城皆做普洱茶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做得早的并不总能笑到最后。到了2004年普洱茶已经大热了，一些传统的普洱江湖大佬，在外资的注入下纷纷通过改制而重新焕发了活力。2004年无疑是普洱茶界的改制年，大益、下关、普洱茶集团纷纷通过改制而重出江湖。一些以前主要生产绿茶、红茶的大厂，如龙生公司、滇红集团也耐不住寂寞纷纷上起了普洱茶生产线，把自己转变成普洱茶企。中小茶企，甚至小作坊也趁机纷纷新建或转产普洱茶，搞得以前以生产烘青绿茶为主的思茅，一夜之间满城皆做普洱茶。当然，很多人从来没有做过普洱茶，也不知道怎么做，于是商业间谍满天飞，偷师学艺的更是比比皆是，传统普洱茶厂的发酵师也成了香饽饽，退休的被三顾茅庐请去发挥余热，在职的被偷偷请到外面指导发酵。很多茶厂与其说是在生产普洱茶，不如说在试验普洱茶，奇怪的是，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试验品最后都被市场抢购一空。其中，让人深刻的是，云南花茶产业的标志性人物，一位钱姓的浙江茶商，其创办的滇桂茶厂也于2005年改卖普洱茶了。这位钱老板可是草根创业的英雄，就是他开启了云南花茶的神话。1993年，浙江金华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带了8万元来到思茅讨生活，他发现用云南的大叶种烘青毛茶来做花茶茶坯，比中小叶种精制率高，成本也降低了不少，于是他试制的花茶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引得他的老乡纷纷闻讯跑到思茅来淘金。就这样浙江与山东商人控制了中国花茶市场，他们在云南收购烘青毛茶，拉到广西横县窨茉莉花，再通过济南茶叶批发市场销往中国广袤的北方，一时间以云南烘青为原料的花茶占据了花茶市场份额的60%，钱老板也从8万元起家成长为上千万资产的富翁，他的老乡资产在百万至千万的还有很多。中国的草根茶商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机会主义盛行，什么茶热就生产什么茶，其经营的企业是典型的候鸟型企业，在不同的热点之间反复迁徙，所以，钱老板等一大批以前做花茶的改做普洱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此外，还有一个叫谢道云的草根茶商也值得提一下，其本是上海知青，留在思茅开办了一个叫明珠茶厂的小厂。明珠虽是小厂，但不能小觑，因为谢老板是云南茶界有名的发明家，其在90年代研制出玉环、玉蝶等新玩意，从而引发了为期数年的云南手工茶热，为云南茶产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在普洱茶初兴的年代，谢老板又发明了普洱茶象棋、生肖茶饼、普洱茶奖杯，从而开拓了工艺普洱茶的新境界。在05—07年是名人与名厂辈出的年代，一代新人换旧人，兴洋茗茶与古普洱公司被迅速湮灭于茶商的汪洋大海，越来越不为人知晓。时代的弄潮儿是勐海系的一干做茶人。以邹炳良、阮殿蓉、王霞为代表的前勐海茶厂员工，创办了海湾茶厂、六大茶山公司、王霞普洱公司等名震江湖的茶企。昌泰公司也凭借着“99易昌号”的神话迅速扩张，勐库戎氏、澜沧古茶、黎明、福海、朗河、一品堂、博友等实力派也在异军突起。做药的龙润也于2006年高调杀入普洱茶界，欲开启全新的的蓝海战略。一时间普洱茶界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有感于此，2006年，云南作家朱宵华推出了《普洱江湖点将录》一文，大张旗鼓地为普洱茶人排座次，直至排满108座交椅为止。其后不久，朱宵华也投身于江湖事业，创办了《普洱江湖》杂志。该杂志已于2008年停刊，曾经兴盛一时的人物和厂家，很多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其身影留在了那个闹热的年代。三、赶匹骡子进北京对于2005年的马帮进京，有些人持异议说，那不是马帮而是骡帮。要论负重与翻山越岭的话，无疑马的杂种骡子要强些，这充分体现了杂交优势。我想，在古代，马帮队伍里也有马，但运输主力还得靠骡子，谁叫骡子在运输方面这么能干呢！鉴于历史上骡子对马帮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这一节就叫赶匹骡子进北京。策划人胡明芳在2005年的突发奇想，成就了普洱茶行业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策划案例，当来自云南的马帮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引起了北京市民的空前热情，让京城的记者惊呼——马帮：一种渐行渐远的行走艺术，从而引起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在全国各路媒体的狂轰滥炸下，马帮新闻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普洱茶热潮，从而推动着普洱茶迅速升温。马帮进京就如同四大徽班进京，奠定了京剧的国剧地位一样，马帮到京城巡游一圈也预示了普洱茶正在强势崛起，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国茶。马帮瑞贡京城，这是一个天才式的点子，可惜后来被效尤者用滥了。其实这些跟风者也知道，盲目模仿的风险，但往往低档不住诱惑，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2005年底，在勐海县城举行的滇茶进藏出发仪式上，活动的一位组织者就说，第一个想到赶马帮上路的是天才，第二个想到的是庸才，第三个想到的是蠢材。结果不幸被他言中了，作为“庸才”的马帮进藏反响还行，可惜的是在2006年起初闹得声势很大的马帮第二次进京，结果命运多舛，一波三折，不是合伙人撤资导致资金链断裂，就是到了福建吃当地人的闭门羹，再就是马锅头穷得睡在宁波的桥洞里，最后有企业看不下去了，仗义出钱让大大缩水的马帮走完余程。这次马帮进京从06年的春天，一直走到07年的春天才走完，其目睹了普洱茶从2006年10月份开始疯狂，到07年6月的崩盘。具讽刺意味的是，普洱茶崩盘了，马帮也终于走到北京，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下，热了几年的马帮秀最后黯然收场。作秀的远不仅仅是马帮。06年瑞典哥德堡号乘着普洱茶热驶向中国，其带着宏愿来帮助云南普洱茶人实现环球的梦想，于是一批批普洱茶被装上了歌德堡号周游世界。正如据说长途的马帮运输催熟了普洱陈茶一样，很多商人希望其的茶叶能在海风的吹拂下快速陈化，说不定能带给人意想不到的“海味”惊喜。等2008年哥德堡号驶回中国时，大家才发现所谓的“海仓普洱”乏人问津，不过是神马浮云。在那个浮夸年代，普洱茶不仅下了海，还打算进山，有人推出了声势浩大的“普洱茶名山行”，要把宝贝般的普洱茶藏之名山，以待来者，结果也不了了之。在2007年4月份，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百年贡茶的回归故里，在声势浩大的车队的护送下，珍藏于杭州的“万寿龙团”被小心翼翼请回普洱老家，引起轰动，给当时正在疯狂不已的普洱茶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从而将普洱茶热推向了沸点。可惜的是，到了4月下旬，“下中大”三大品牌领衔跳水，百年贡茶回归盛况遂成绝响，至今让人唏嘘不已。四、“猪圈普洱”伤不起 2005年7月，一则在猪圈里发酵普洱茶新闻传遍了神州大地，这无疑给刚刚兴起的普洱茶带来了致命打击，行业的标杆产品大益普洱茶每件骤降几百元，市场一片萧条，茶店门可罗雀，其影响之恶劣，直到06年初才恢复元气。事情发生后普洱县的政府官员亲赴广东去辟谣，云南茶界也作出积极的危机公关努力，后来真相终于大白，被证明是一条假新闻，普洱茶才从恶人的当头棒喝中逐渐苏醒过来。“猪圈普洱”只是一件孤立的新闻事件，却给行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此可见，普洱茶产业还太脆弱，价值积淀得远远不够，任何行业的风吹草动，都很可能让普洱茶伤不起。可惜的是，“猪圈普洱”事件虽然给行业敲响了警钟，可人们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当2006年初普洱茶恢复了元气后，整个行业又忘乎所以了，又刮起了浮躁风，最终到了2006年10月形成全民热炒普洱茶的狂潮。此后，全国各地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来投身普洱茶事业，上演了疯狂的普洱之大戏。在那个疯狂年代，凭一张棉纸设计图，经销商就敢向厂家打上千万元的订金；厂家的茶从厂里拉出来，还没有到昆明，就在路上被抢完了；有厂家的操盘者说，什么代理制、经销制都过时了，现在我们玩的是分货制，按经销商人头、片区进行分货，厂家的茶远远不够卖，不够分；行业的热门产品一天一个价，甚至一天几个价，价格哗哗的直往上窜。这些天大的“好事”搞得普洱茶民群情激动，像吃了兴奋剂和定心丸一样。很多人在普洱QQ群里兴高采烈地鼓吹，天下普洱，一统江湖，看到有念叨乌龙茶、绿茶好的，马上一脚把其踢出群了事，于是大家都咸与普洱了。 2007年4月中旬，干旱多日的茶山终于迎来了春雨。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下关茶价率先跳水，紧接着中茶、大益纷纷跟进。一场春雨就让品牌普洱茶伤不起。这还是刚开头，中小茶企的伤不起还要等到两个月以后。6月份注定是普洱茶的多事之秋，开始是普洱发生地震，倒了不少房屋，死伤了不少人，然后是普洱茶市场大地震，继大品牌高台跳水后是几乎所有的普洱茶价格大幅下跌，终于宣告了普洱茶市场的崩盘。可惜的是，当局者迷，很多人还在相信奇迹，不敢接受市场的残酷现实，他们认为普洱茶只是阶段性的回调，还会涨上去的。于是，他们期待中秋节能有一波行情来拉升，结果中秋很多人卖出了10元一片的促销价，还乏人问津；他们又期待10月份的云南茶博会、11月份的广州茶博会，希望落空了以后，最后寄希望于来年的春茶。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中国南方遭遇了冰冻天气，云南之外的产茶区很多茶树都已经冻伤甚至冻死。但是雪灾并未助长茶价，2008年春茶出来后，价格一落千丈。这样一来很多普洱茶商才死了心，被迫正视现实，痛定思痛后，开始了艰难的冬天跋涉。五、冬天里的复苏英雄有道是，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不幸的是，当普洱茶大潮退去后，行业的绝大多数都在裸泳。更为不幸的是，众多茶企对未来估计得太乐观，忘记准备过冬的棉袄。因此，在2008年，行业最冷的年份，缺衣少食的厂商们被冻得死去活来，市场到处哀鸿遍野，市场的信心降至最低点，很难看到希望。但真正的英雄都是力挽狂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2008年以前，普洱茶行业的钱太好挣了，大家都忙着跑马圈地赚快钱，行业盛行粗放式经营，既然刀耕火种也能生活得很好，我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去精耕细作呢？只有到了行业的冬天，快钱赚不了，才会迫使人们去找慢钱；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了，才会驱使企业走向专业化经营路途。 200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普洱茶企就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通过08年一年的试错，终于在09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经营模式。大益作为炒作年代的“罪人”，在08年充当了拯救行业的英雄，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大益斥巨资到央视上打广告无疑在极大程度上重新提振了市场的信心，一时间“茶有益，茶有大益”之广告语，响彻神州大地，让无数茶商为之欢欣鼓舞。大益的善举，在利益众生的同时，也是自利的，到了2009年大益的巨额广告投入取得了回报，全国无数茶民纷纷投入大益的怀抱，普洱茶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品牌由此诞生了。这也标志着普洱茶行业正式进入了品牌时代。更多的企业，把目光投向了行业的稀缺资源。他们认识到，普洱茶之所以崩盘，是因为产量太大造成的，那我可以避开行业的普通资源，去寻找行业的稀缺资源，以重建普洱茶行业的价值。结果在他们的努力下，古树茶、名山茶的市场被挖掘出来，并被培育成行业的高端市场。2009年以来，古树茶、名山茶率先复苏，并在其的拉升下带动了整个行业加快了复苏的步伐，经过2010年西南大旱助推茶价，到2011年终于使整个行业强劲复苏。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如龙润、天士力、蒙顿等避开传统市场，推出普洱茶饮料、茶粉、茶珍、茶膏等创新产品，主攻快消市场，也极大地丰富了普洱茶品种，拓展了普洱茶的生存空间，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除产品外，渠道的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商超、专卖店等直面消费者的终端越来越受到厂家的重视，但这一块最令人惊喜的无疑是互联网渠道的迅速崛起，以书呆子为代表的淘宝普洱茶销售大户，引领了这股代表普洱茶渠道未来的潮流，呆子茶业以一年数千万的业绩睥睨群雄。六、大事记 2000 金实茶叶市场建立 2001 无事可记 2002 古普洱公司二两拍得16万 2003 第六届普洱茶叶节 2004 大益改制下关改制普洱茶集团改制康乐茶城开业《普洱茶》《云南普洱茶》出版 2005 《云南普洱茶.春夏秋冬》创刊马帮进京猪圈普洱事件马帮进藏 2006 《普洱》杂志创刊马帮第二次进京 QS认证云南普洱茶叶协会成立昆明茶厂恢复生产首届中国云南普洱茶国际博览交易会 2007 第八届普洱茶叶节疯狂与崩盘普洱茶获取地理证明商标 2008 大益央视广告临沧推出“煮饭茶” 陈升入驻“老班章” 龙润推出“奥运普洱” 普洱国标冲击波 2009 普洱初步复苏普洱茶养生面问世普洱茶膏异军突起大益茶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龙润上市《普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普洱市提出“科学普洱” 天士力进军普洱产业 2010 西南大旱助推普洱茶价云南省规划未来十年云茶发展云南普洱茶亮相世博会昆明茶叶行业协会成立; 个人分类: 他山之“玉”|202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潘毅、李长江：再造全新劳动关系，走出尴尬世界工厂: whyhoo 2012-5-6 10:29;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劳动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与改革前相比也有了基本的不同。近些年来，劳资矛盾的急剧增加使得社会各界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当下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变化的思考与探讨，亦唯有如此，才能厘清中国劳资关系的现状并探索其出路所在。改革进程中被再造的劳动关系 1978年开始的农村土地改革确立了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农村生活资料、医疗、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驱使农民必须赚取更多的现金才能维持生活，个体农民不得不面对市场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农民生活中现金开支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因此成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时亦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伴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城市的劳动关系也在发生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带来了产权性质的变化，这一过程表现为两个阶段：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的转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为了与外资和私营资本竞争，"甩包袱"成为国企的一种策略。工人大规模下岗，一些国企的生产资料也被私有化，而继续运营的国有企业则以更廉价的劳动力即农民工替代了旧有的国企工人，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派遣工问题。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与企业、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国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复存在。(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这种所有制的改变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的转变，一种生产方式对另一种生产方式优越性的论述之上。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化企业被认为是唯一富有效率的经营组织方式，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曾经的社会主义实践则被认为是低效的。这一论断显然是建立在对经济成本和利润率考量的基础之上，但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而非仅仅作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存在。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国企改革一方面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另一方面使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方式与生产资料再度结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基础。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则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业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直面这一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农民工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愿为其提供再生产所需的政经条件。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表现为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一小块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载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展，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将农民的土地征收变成厂房，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终身在城市生活，成为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资本的低成本扩张，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并没有使中国的产业工人摆脱农民的身份，诚如"农民工"这一称谓所表现的，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种资本导向的市场化生产方式不仅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式，而且正在不断向农村地区扩展，并逐步瓦解着小农经济。很多人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事实恰好相反，小农经济不过是迈向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小农经济依附于城市工商业和金融资本，并表现为农村依附于城市。近年来农村的凋敝表明，资本主导下的小农经营是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小农经济已经沦为资本积累的一个环节，这是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在一些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地区，农民正在逐渐地转变为农业工人，农民作为个体经营者的主体性地位逐步丧失，雇佣关系从城市蔓延向农村。劳动者权益受损的深层原因农民工的问题不仅是一个事关数亿人生活和地位的问题，亦是理解当下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关键所在，对这一议题的关切亦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些年来，从民间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农民工的称谓已经不合时宜。一些地方开始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新公民""异地务工人员"等，不过是出于善心的聊以自慰罢了。农民工问题是由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造成歧视的不是名称，而是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无权地位，这种无权地位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资本的积累，同时亦服务于城市化的进程，造成一种建立在资本扩张基础上的城乡不平等新格局。因此，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制度的改变，从根本上终结农民工的生产体制。唯有如此，废除"农民工"的称谓本身才具有意义，而非仅仅是文字游戏。对于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一些学者往往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内需不足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担心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收入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一困局的根源，正是在于这种发展模式本身。中国凭借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条之中，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这种代价沉重的融入，使中国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同时处于绝对和相对剥夺的境地，代工厂里的劳动者并非同时作为消费者存在，他们制造的产品被销往欧美发达国家，自己则沦为国际资本巨头赚取巨额利润的工具。正如我们在苹果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所看到的，几十万的中国工人仅仅分享到了产品销售额中1%-2%的份额，而苹果公司则拿走了其中大约一半的利润。这种畸形发展模式一方面强化了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另一方面低工资造成了经济增长条件下消费不足这一怪象，中国出口额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劳动者处境的根本改善。因此，唯有从根本上反思这种发展模式，赋予劳动者以法定权利和主体地位，才能真正使经济发展服务于民众福利之提升。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蛋糕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蛋糕做大，就一定会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共富"仍然遥不可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经不小，但同时基尼系数亦位居世界前列，农民工仍然赚取着排名世界倒数的微不足道的工资，显然，"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做到人人有份。我们认为，做蛋糕的方式决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当下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附庸，沦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不复存在，利润的获取以压低劳动者所得为代价，贫富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了。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结合，使得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决定做蛋糕的方式，因而也无权决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前者决定了后者。因此，归根结底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改变"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的权利得到保障，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确立。如果说农民工问题的出现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的产物，那么国企改革则是从传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导下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鉴于对国企低效率的片面判断，许多学者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的私有化。这一论调的根据大致有二：其一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应该私有化以明确产权，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其二，国企的垄断地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国企实现赢利的同时并没有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由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应属于全体人民，这本身就是一种确定的产权安排，因此产权改革的方向是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和税收制度，将全民所有制落到实处，使全体人民共享国企发展成果，而非改变其产权性质，后者只会导致国企经营所得被极少数的既得利益者所垄断，加剧社会的不公；其次，国企的问题在于良性治理机制的缺乏，即民主参与的缺失，因此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通过建立民主参与、共同管理的机制来保证劳动者主人公的地位，从而提高经营效益。至于今天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乃是金融和地产资本的垄断、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市场准入的局限所至，金融、土地、能源等稀缺资源的过度商品化导致其价格高涨，压缩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不仅造成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亦抬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价格。唯有厘清上述问题，才能明确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还之于民而非将之私有化，后者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造成更加深层的矛盾。从生产方式上调整劳动关系走出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在生产方式上调整劳动关系状况，解决广大劳动者的出路问题，使之不致沦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重新赋予其主体性的地位。着眼于当下，以下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废除国企派遣工制度。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性质为全民所有制，然而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非但没有做到经营成果的全民共享，且在国企工人大量"被下岗"的同时，派遣工开始成为其用工的主力军。这些派遣工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既无权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亦不能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与普通的农民工实无二致，成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这种制度安排已经完全背离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劳动者共享的性质。因此，国企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废除派遣工制度，在此基础上给予工人以真正的主人公地位，赋予其参与企业共同经营管理、共享劳动成果的权利。第二，企业应立即停止使用学生工充当廉价劳动力的行为。职业学校旨在为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但在现实当中有些已经沦为赚取高额中介费的职业介绍机构。以富士康为例，大量的学生工被制度化地安排到毫无技术可言的流水线岗位，其名义虽为实习，但其实质不过是为富士康等企业提供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而已，简单重复的流水线操作既无法使这些学生工的技能得到锻炼，更无益于其职业的发展，且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学生实习和未成年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不仅关涉到法律尊严，更关涉到年轻一代中国工人的健康成长和中国现代化的未来。第三，应改变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方式，赋予农民工以合理待遇。目前中国各地区多以比重法来计算最低工资标准，即以当地的贫困户的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计算依据，这一计算方式的前提是政府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仅作为社会的工资底线存在，大部分的劳动者收入将远在这一水平之上。然而在当下中国，由于最低工资标准通常成为企业的最高工资标准，采用这一计算方式的结果就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实际上处于贫困线以下，因为他们仅能领取到最低标准的工资。这也就意味着在深圳这样农民工集中的移民城市，大部分的劳动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同时由于各地政府计算贫困户标准时往往又是以本地户籍居民为限，将农民工排除在外，这就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造就了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着眼于中国的这一现实，我们认为应参照国际收入比例法，即以当地社会平均收入的40%-60%作为计算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避免出现大部分劳动者处于贫困线之下的荒唐情况。同时建立完善工资的集体协商制度，将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落到实处。第四，城市亦应打破城乡户籍壁垒，给予农民工以市民资格，赋予其在户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作为城市劳动者的一员，他们共同缔造了城市的发展，理应享受到市民的资格和待遇。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依赖于公共财政的支撑，而公共财政则来源于全体城市劳动者共同的价值创造，这其中农民工的贡献功不可没。因此，只有赋予农民工以市民待遇，才能真正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才能真正做到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剥削农村的发展格局。第五，在法律框架内加强工会的功能，提高工会地位。我国的《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是企业职工的群众性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诉求，应由企业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然而无论是在国有、民营企业还是在外资企业，工会都形同虚设。一方面，工人不知道工会的存在，甚至连自己已经成为工会会员都毫不知情；另一方面，民主选举无从谈起，工会的核心成员都是企业的管理层，负责人亦是由资方任命产生，鲜有例外，如此的工会又谈何作为"企业职工的群众性组织"，又如何去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上述具体问题的存在及解决，乃是解决当下劳动者出路问题、建设健康劳动关系的起点，而非终点。着眼未来，劳动者组织、谈判和罢工权的实现是赋予劳动者主体性地位的基础，劳动者有权参与生产与分配过程，唯有如此才能改变他们的工具性地位。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整理) 潘毅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长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273/c6; 个人分类: 经济|1240 次阅读|0 个评论

全球化经济 - 微博04: benlion 2011-11-20 09:50; 知识工厂 - 论文和数据库产业，制造工厂 - 来料加工和制造业，研发外包、合作办学 - 智力和人才资源，为世界期刊业做贡献和为世界制造业做贡献，中国都是第一，如何转型到创新型社会，首先是创新观念的转换，然后形成创新型文化是关键。; 个人分类: 2011|1649 次阅读|0 个评论

洋垃圾、世界工厂和碳排放: 热度 1 fisherray 2010-5-22 19:02; 先来看两个洋垃圾的新闻报道广东洋垃圾服装屡禁不绝记者遭围追跳河 iPhone开价300:广州电子洋垃圾集散地揭秘不止是广东，其实洋垃圾就在我们身边。水木算是层次相对比较高的论坛了吧，可又如何呢？看看下面几个电子洋垃圾团购有多受欢迎吧团购调查：IBM ThinkPad X60S ( http://www.newsmth.net/bbscon.php?bid=978id=530044 ) 货源：日本公司更新换代拍卖的原装二手整机，直接从日本发回。非翻新机，非拼装机。团购调查：IBM ThinkPad X60/T60/X61 ( http://www.newsmth.net/bbscon.php?bid=978id=531233 ) 货源：原装二手机--X60为国内行货/美国机型，T60/X61为美国机型，整批收购，公司批量更新换代机（非收自个人用户）。团购调查：口袋的黑莓团( http://www.newsmth.net/bbscon.php?bid=978id=529756 ) 货源：(taobao店请写明地址) 产品介绍：本次团购皆为口袋分级标准中的B级产品，即原装二手更换新外壳大家都明白，暴利是唯一的驱动因素。以黑莓手机为例，由于黑莓没有在国内正式发行，所以之前黑莓都是国外走私到我国的。从国内的黑莓主流机型落后于国外两年左右可以推断出，绝大多数是外国人用了一年以上的二手机。这些二手黑莓的进口成本很低，甚至一部分手机主板是打孔报废了的，没关系，我天朝人民智慧无穷，翻新后继续卖，价钱貌似不高，其实绝对暴利。我在德国ebay上买了个全新的8310合人民币780，水木的翻新二手机在团购的前提下卖800。实话实说，对于洋垃圾，我没有解决办法。有人买洋垃圾，就会有这个行业。曾经在水木上问，你们买洋垃圾有意思吗？结果被鄙视到死。再来说说世界工厂，去年跟德国人聊天时，他们说现在的生活用品全是made in China，抱怨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了。是这样吗？正好相反。不错，现在我国成了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遍布全球，有些骄傲的同时更多的感觉是可悲。我国的这些出口工业里，很多是低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的代工厂，利润则多是国外品牌赚走了。以我买的黑莓8310为例，手机产自匈牙利，usb线，充电器产自中国，耳机产自马来西亚，品牌则是加拿大的。资本涌入中国的同时，利润在不断的流出中国。这是世界工厂的本来面目。前几天去德国导师家做客，说起他们家买的家具，多数是IKEA的。令我吃惊的是，导师说这些家具产自中国。David马上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碳排放这么高。导师微笑着说，正确。我不知道怎么接话了。最近半年，我住在东德萨克森州首府边上的一个小镇上，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最后说两件事，一是有个中国留学生临近博士毕业时，脑袋进水吃了一只鸟被人发现，马上遣送回国，学位自然没了；二是David有次和朋友去自然保护区玩，自然保护区只让在现成的路上走，他们走进树林，被人抓到，没过多久收到一张罚单，直接从帐户里扣钱。这样的事发生在我国会怎样？不用想，大家都会明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中学政治课学过的四原则，我看时至今日，我国还处在无法可依的阶段，唉！;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6013 次阅读|0 个评论

海峡两岸的研究与世界工厂: pony911 2009-11-4 13:49; 这个月参加了两次交流活动，一个是美国一家仪器公司组织的技术交流和展示活动，一个是海峡两岸青年科学家论坛。在第一项活动中，那家公司中国区的青年才俊们为大家呈现了充满激情的技术展示，在展示技术和产品的过程中，也展示了每个人的风采和朝气。会中，遇到的一位来自某国企的总工慨叹道：自己的研发队伍要是有这样的精英该多好啊！唏嘘中，他也分析了外企和国企人力资源的显著差异，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的弊端。是啊，虽然这些年轻人在外企从事的仅仅是简单的产品营销和市场开发，仅仅是配合老外来占领中国市场，但是他们却那样地充满激情和活力，而我们很多年轻人在国企从事着相对高层次的技术研发和管理工作，却缺乏基本的责任感和热情。这其中的一冷一热所折射出的我国科研体系中存在的管理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就像我平时接触到的同学们一样，他们也想为国家的高新技术发展做些事情，或者希望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但是一想到现有的科研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以及死板苛刻而功利化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很多富有激情、痴迷研究的年轻人都不得不选择更现实，但更容易接受的发展方式，虽然，他们也知道有时选择的只是一种生存模式，都不能奢谈什么发展。第二项活动，海峡两岸的教授和青年教师进行了学术交流，彼此都有不同的收获，也建立了联系的渠道。台湾那边是清华大学的一批老师，只有一个老同志，其余的都是30多岁的副教授或教授，且都没有什么花花绿绿的名头。大陆这边年轻老师相对较少，其他的都是学术带头人、首席专家等等有来头的前辈。交流的内容，大陆的同仁们基本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宏伟计划、预期成果或某种方法的基本分析，间或些对现有科研和高校教育模式的评论；台湾的同仁们都是围绕自己的研究主题，仔细地分析一项研究工作，从背景、问题、思路、方法到最终的研究成果、心得和展望。听过之后，心中很是慨叹。也许我们的老师本来也是想静下心来做学问的，怎奈何大环境熙熙攘攘，坐而论道往往会面临生存危机，所以可能被裹挟着进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科研大发展的洪流中了。台湾的老师们在交流中被大陆这边巨大的科研经费数字一次次震撼，可是我想他们也一定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经费、这么多文章、这么多专利，就是没有听到太多的现实成果分析呢？自己也在想，一个老问题，一个很多大陆的科研工作者都在思索的问题，为什么论文专利经费一路飙升，而大陆要摆脱世界工厂的名号还这么难呢？创新天天在提，从小学到大学，从本科到博士，从讲师到博导，可是现实的效果又是如何呢？想想，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吸引或者用好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有才华的人或许有些被引导偏了。创新的两大关键因素被严重地忽略和践踏了！大环境需要怎样才能够扭转？两项活动下来，自己一直在想，对于学生，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怎样认识我们这样高速发展中的社会，从而谋划好自己的发展，做一个于社会、国家和自己都有益的人。对于自己，作为基层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应该在自己的小环境中培养怎样的学术和技术研究氛围，逐步建立和完善合理的研究体系，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位。学然后知不足。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反思，以求进步。; 个人分类: 技术交流|5608 次阅读|4 个评论

孰重孰轻？比较WTO与世界工厂对改革的影响: 热度 1 lvnaiji 2009-3-5 08:49; 孰重孰轻？比较WTO与世界工厂对改革的影响 1978年，中国走上了社会转型之路，其核心内容是四个字：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与开放紧密相关，相互推进。30年来，中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期间，开放给改革输入了强大的动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当时的评论是，由此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然而现在看来，实际上影响有限。这些年来，随着中国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世界上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未能幸免，实体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世界工厂的角色受到质疑。无论潮涨还是潮落，看来，世界工厂对中国的影响远大于WTO。 WTO对中国的影响大致在以下方面。首先，加入WTO，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汤因比研究历史上几十个民族的盛衰，得出所谓挑战－应战理论：一个没有挑战的民族将走向灭亡。中国在历史上不乏挑战，近代以来，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直到前不久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中美飞机相撞，挑战接踵而来。然而，这样的一些挑战似乎并未让中国强大起来。原因在于，历史上的挑战，起来应战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国歌中铿锵有力的歌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体的应战对于民族的生死存亡无疑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整体的权力在应战中得到强化，所以个体淹没。在五四运动中，救亡压倒启蒙。一旦外部挑战撤离，也就复归原状。换言之，中国的崛起缺乏内生的由下而上的动力。加入WTO后，由于WTO是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争端解决机构所做出的裁决，除非所有成员国一致反对，将自动通过。WTO制定的条款限制国家的权力，让企业直接面对竞争。于是，就有可能在中国的内部产生自下而上的动力，这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加入WTO不过数年，或许除了垄断行业外，中国的企业在与狼共舞中成长壮大。简言之，WTO焕发了中国社会底层的动力。其次，中国渐次接受了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三大基本原则排除主权和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的干扰，不允许暗箱操作，不允许违背经济规律。这对于素来缺少科学精神，以及权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国，是极大的冲击。尊重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规律，这一点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一致的。由此可见，WTO促进中国改革。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所以普遍认为，WTO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随着开放的扩大，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迅速融入世界，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上承担世界工厂的角色。中国由此在经济上高速增长，技术跃上一个新的水平，管理上也逐步接受先进的制度和理念。然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世界工厂的角色锁定了中国相对落后的格局，锁定了被支配的地位，并且被固化及不可持续。以前不久热议的《狼图腾》为例。有人认为，《狼图腾》所描绘的场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科学发展观。然而，小说的主人翁每天总有苏武牧羊那种孤独苍凉，陈阵常常觉得自己老了，很老了，比苏武还要老。千万年的草原一点都没变，人还在原始游牧，还在与狼争食，争得那样残酷，那样难分胜负。如果那天在草原晨雾中，手持节杖的苏武，或是披着兽皮的猿人向他走来，他都不会吃惊。狼剥夺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强迫人与之彼此嵌入，与狼共舞，与狼为伍，牧民被锁定了落后。相反，未被锁定的民族倒有可能发展起来。中国被锁定之落后主要体现于在整个产业结构中以二产为主，体现于在由高技术推进的产业链上位于没有多少技术和知识含量的低价值环节，再加上在金融产业链上位于击鼓传花的末尾甚至最后一环。处于这样的地位，世界工厂中的工人也就被锁定了四低一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以及高劳工淘汰率。他们的知识水平难以提高以适应产业结构的提升，生活水准难以提高以扩大内需。他们既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似乎实现了劳动力的转移，又不享受城市的各项待遇，没有成为城里人。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被锁定的不仅是一代农民工城市呆不下去还可以回乡务农，而且是第二代：他们还回得去吗？既不具备相应的技能，而且在心灵上已经或多或少背离了农村。世界工厂掩盖并锁定了中国的二元社会，掩盖并锁定了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滞后状况。与此同时，企业因用工成本的低廉而不思进取，不考虑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输出，更不投资技术创新；再者，满足于贴牌生产也就不会有品牌意识。因而缺乏动力沿微笑曲线向两侧高端攀升，而是安于现状，躺在价值链的低端。不仅锁定落后，而且锁定了被支配的地位。被支配体现于发达国家在上游拥有知识产权，在商品端处于检查者的有利位置，制定苛刻的质监和安全标准，即使在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环节，也既掌握技术标准，又占据道德的高位和话语权：经过长期博弈所形成的劳工标准，以及限制CO2的排放等。此外，还可以随时举起反倾销的大棒。世贸组织的统计披露，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就新增了85起、牵涉16个国家的反倾销案件，其中50%的目标都对准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居高临下的支配下，中国及其企业往往在各个环节疲于奔命。被支配的含义还在于，在全球产业链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依存双方的选择权不对等。拥有知识产权和全球品牌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是众多如中国、印度、南美各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争先恐后攀附的对象。这种情况缩小到国内，是各省面对外资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广交会上，外商往往后悔所签下的单子，因为接下来可能遇到更划算的。正如男女双方，一方声称非某某不嫁或不娶，而另一方却普遍撒网，重点捕鱼；那么双方的支配关系高下立判。锁定的状况还与投入到全球产业链的要素有关。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投入的要素主要是知识和资金，其特点是流动性强，随时可以方便地撤离或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入的则是土地、厂房和设备，甚至打下了作为地基的钢管？一旦风吹草动，外资轻而易举撤离，留下的是废弃的厂房和流水线，以及失业的员工。被锁定的要素转化为牢不可破的钢筋水泥，锁定的要素被固化、沉淀。由于耦合中的关系不对等，以及所锁定要素的流动性不同，负担较轻的一方若因各种原因撤出，中国就面临巨大的风险。过高对外依存度好比巨大堰塞湖，当国外发生经济增速下降或衰退之类溃坝事件时，国内总需求会面临更大冲击和威胁。当年春秋第一相管仲为拿下鲁梁二国，先令齐国老百姓全都穿上了丝制衣服(服绨)，齐国丝价大涨。管仲还特意对鲁梁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匹，给金三千斤。吸引得两国国君都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以赚取高利润，从而放弃了农业生产。一年后，管仲又不让百姓再穿绨，并不准卖粮食给他国。十个月后，鲁梁粮价高涨，人民饿馁相及，即使两国国君急令百姓返农，也为时已晚。齐国不费一兵一卒即令两国归顺。此即所谓管仲制鲁梁之谋。而今，齐国人已经不穿绨，堰塞湖已经溃堤。如果没有次贷及而后的衍生品，如果保持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在全球产业链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尚可维持。只需在一端保持创新的势头，另一端维护好品牌并加强其影响，即可长期攫取全球产业链上的大部分利益。不可持续的是中国。为了世界工厂的正常运转和扩建，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和能源，耕地日益减少，变成了厂房、仓库、道路，甚至高尔夫球场。中国为全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制造过程产生的污染却留在了中国。中国的这部分功能因没法耦合而积淀下来，日渐干扰系统的正常运行。数据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前，原材料和能源等要素已经大幅涨价，专家原来预计到来的时间是2015年，结果却早来了差不多十年。污染加重，已呈现出不可持续之势。中国本身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资源耗竭性模式不仅给本国的环境和资源带来了压力，更给世界资源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中国消耗的资源，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起来的总和还大。钢材消费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超过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0%以上。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比重从1999年27%上升到2008年1季度64%。无论对于中国自身还是世界，很难再承担下一个三十年如此的消耗。还有一个显而易见未能耦合的功能就是每年以农民工为主的春运。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旨在扭转这一势头。而科学发展观之所以难以落实和奏效，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受制于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处的特定位置的强约束。成为世界工厂，未必是工业化现代化正在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只是意味着本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只有当外资服务于国内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时，而不是反过来，才意味着外资为国民经济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被锁定的不仅是落后、被支配、固化，以及不可持续。更重要的是，十几年来被锁定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回首往日，看来WTO的影响是估计过高了，而世界工厂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则是被低估甚至忽视了。世界工厂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WTO。没错，中国的企业凭藉WTO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WTO的旗帜下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然而，WTO所规定的只是游戏规则，至于双方使用什么兵器、武功的段位，以及临场出什么招，并不过问。于是，发达国家就出研发和品牌，发展中国家出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按芭比娃娃的利润，中国获得一份，美国就获得九份，真是赚得盆满钵满。钱赚昏了头，开始玩次贷，次贷还不够，玩衍生品，玩击鼓传花。终于玩出事情而下场。撇下对手独自在台上茫然四顾，却没了玩家。私下里还在鼓劲，譬如出口退税。不知是独孤求败，还是猛然反省。孰重孰轻？WTO不过是组织和制度，而世界工厂是经济基础。无疑，后者具有根本性。世界工厂的盛衰在根本上影响中国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危机在美国主要只是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引发的是经济危机，伤筋动骨。; 个人分类: 经济|3839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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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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