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太平天国革命

标签: 太平天国革命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下b）: 热度 1 cswen 2013-12-5 10:26;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下b） ——读史偶记（70b）温景嵩以下我们将先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说明辛亥革命的事迹如下：辛亥革命广义上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则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中国之一系列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的的革命。革命经过 1911 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6 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了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馀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阁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武昌起义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 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 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0 月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 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袁世凯出山　　 10月14日，经奕劻、徐世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托病不就。10月22日湖南独立。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10月27日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2日，在攻下汉口之后，袁世凯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 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6日，宣统帝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 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革命后续发展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 11月24日至 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12月1日晚，张人骏、铁良在下关乘上日本兵舰，狼狈不堪地逃离南京，住进了上海租界。张勋则率领残兵2000余人，出汉西门经大胜关渡江逃往徐州。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 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清海军反正 11 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钟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列强的中立与调停 12 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南北议和 1911 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协。 1911 年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对议和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也蝎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南京临时政府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 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此时代表们分成支持在湖北立首功的黎元洪以及支持黄兴两派，相持不下。 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12月25日，孙文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文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文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 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会议厅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文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 1月1日，孙文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月2日，孙文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文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 1月28日各省代表会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各省代表会为任参议员，推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清朝灭亡 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 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同日，京东发生滦州起义。陆征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 1月5日，段祺瑞自汉口退驻孝感。 1月7日，清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自汉口到北京，谋联合各军，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轮船密运步枪一万二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山炮六门抵南京。 1月10日，清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 1月12日王公会议，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 1月16日，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室优待条件。 1月22日，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 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 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 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世凯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辛亥革命的影响政治影响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思想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经济影响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生活文化影响 “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海外华人的影响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新思想的涌现，政党政治的影响。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 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革命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革命评价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以上关于辛亥革命的文字引自《360百科》网站）以下我们再看一下徐中约先生是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关于此问题他讲到如下的话： “（辛亥革命后）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王朝时代。中国不在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革命的胜利不仅实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革命传统的梦想，而且还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诉求，将政权从满清那里解放出来，将它扩大到所有的中国人：汉人，满人，蒙古人，回人，以及西藏人。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共和国成立，期间仅有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伟大的革命中是罕有其匹的。但是，革命并不彻底，而且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令孙中山感到沮丧。他的多数追随者仅致力于推翻满人，建立共和国，而很少有人关注民主建设与解决民生这些更重要的任务。当满清帝国被推翻，民国成立之时，这些孙的追随者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他们非常渴望和平，因此不顾孙中山的反对，情愿同袁世凯这种毫无原则的人进行妥协，而使孙中山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以致孙中山更被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至于三民主义，这些人则完全抛弃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只接受了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即反对满洲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这些人并未认识到在民国成立以后，必须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抗争。他们也无视孙中山三阶段的革命方略，而只是乐于同遗老遗少们合作，并优待废帝，这些都为以后军阀割据及复辟的企图（1915年袁世凯的复辟，和1917年张勋的复辟）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对其政党非常失望，这正是他放弃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曾这样质问道：“没有革命重建，革命总统又有何益？”” （以上均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我完全同意徐先生上面一段的，关于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看法。辛亥革命的确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因为它不仅结束了腐朽的大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它还结束了几千年来在中国实行的残酷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当然正如徐先生指出的那样，问题还不少，几千年来封建皇权统治之流毒不可能一下子就肃清。然而毕竟大门已经打开，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条宽广的，建设完全现代化国家的大道。虽然这条大道并不平坦，前面还有许多艰难险阻，甚至还有灾难会发生，还要流血流泪。然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终究会以百折不回的毅力，踏上这条漫长而曲折的征途，走向建成完全现代化国家的辉煌。;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4190 次阅读|1 个评论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下a）: 热度 1 cswen 2013-12-5 10:15;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下a） ——读史偶记（70a）温景嵩（2013年12月4—5日写于南开园）在谈辛亥革命以前，先要谈一下这次革命的前奏：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半年的广州起义，和在那次起义中牺牲的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下我们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来说明这次辛亥革命的前奏广州起义，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州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指 1911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中遇害后葬于广州市东北郊（现市区越秀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革命党人。七十二烈士尸骨由潘达微收葬，改原地红花岗为黄花岗，最初只是黄土一抔的墓地，甚为荒凉。 1918 年，滇军师长方声涛（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墓。 1921 年，纪功坊、墓亭相继落成，又查七十二烈士之外，尚有十四名烈士死于黄花岗之役，共八十六人，姓名全部刻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石碑的背面。简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指1911年4月27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中牺牲后葬于市东北郊黄花岗（原名红花岗）的革命党人。七十二人中有六十八位属于洪门成员。广东，福建人居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留学生，商人，军人，教师，华侨，工人，农民，教士，记者等。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评价了黄花岗之役：“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1910 年秋，孙中山与同盟会的许多重要骨干集议于庇能（今槟榔屿），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会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确定以同盟会员为骨干（先锋），广泛发动新军、防管、巡警、会党和民军，并在夺取省城后把革命火焰燃向长江流域和全国。会后，孙中山到各地募款。黄兴、赵声负责筹划起义，主持了总机关“统筹部”。大批革命党人集中于香港。广州城内建立了约四十个据点。由于情势的变化，起义日期一再变动。当黄兴最终决定4月27日发难时，不得不把原计划的十路并举改为四路突击。但当举义时，实际上只有黄兴率领的一支队伍直扑两广总督衙门，并分兵攻打督练公所等处，孤军转战，最后终于失败。喻培伦、方声洞、陈更新、林觉民等约百余人死难，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把散落的七十二位烈士遗骸收殓安葬于红花岗，后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黄花即菊花，象征节烈，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烈士名单广东：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照，徐褶成，徐应安，李炳辉，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陈春，陈潮，陈文褒，罗仲霍，罗坤，庞雄，周华，游寿，江继复，郭继枚，劳培，杜凤书，余东雄，马侣，黄鹤鸣，饶辅廷，张学铨，周增，林修明；福建：方声洞，冯超骧，罗乃琳，卓秋元，黄忠炳，王灿登，胡应升，林觉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林时爽，刘六符，刘元栋，魏金龙，陈可钧，陈更新，陈与焱，陈清畴，陈发炎；广西：韦树模，韦荣初，韦统淮，韦统钤，李德山，林盛初；四川：秦炳，喻培伦，饶国梁；安徽：程良，宋玉琳，石德宽。华侨：黄花岗诸位烈士，有近卅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其中，罗仲霍、周华、李雁南和陈文褒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李炳辉、郭继枚、余东雄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习惯只写上祖籍，分入广东、福建。人员信息孙中山：起义的策划、决定者，负责筹款购械。黄兴：起义的策划、组织者，总指挥。胡汉民：起义的策划、组织者。赵声：起义的组织者、副总指挥。朱执信：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负责运动新军、防营、民军。姚雨平：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负责运动清军、民军。陈炯明，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胡毅生，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邹鲁：筹划、参与起义。徐维扬：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率敢死队进攻总督署。刘梅卿：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率敢死队进攻总督署、督练公所。潘达微：收葬起义烈士。江孔殷：收葬起义烈士。喻培伦：别号云纪，四川内江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林文：别号时爽、广麈，福建侯官人，日本大学学生。宋玉琳：别号建侯、豫琳，安徽怀远人，军官。方声洞：别号子明，福建侯官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饶国梁：别号小峰，四川大足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林觉民：别号意洞、抖飞，福建闽县人，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李文甫：别号炽，广东东莞人，香港《中国日报》经理。林尹民：别号靖庵、无我，福建闽县人，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陈文褒：广东大埔人，南洋商人。李德山：广西罗城人，龙岸民团管带。陈与燊：福建闽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罗仲霍：广东惠阳人，南洋教员。庞雄：广东吴川人，军人。陈可钧：福建侯官人，日本正则学校学生。饶辅廷：广东嘉应人，教员。陈更新：福建侯官人，长门炮术学校毕业。冯超骧：福建侯官人，南洋水师学校学生。李雁南：广东开平人，南洋华侨。刘元栋：福建闽县人，南台消防会会长。刘六符：福建人，福建讲武堂学生。李炳辉：广东封川人，南洋教士。李文楷：广东清远人，星洲《晨报》印刷工人。李晚：广东云浮人，南洋华侨。郭继枚：广东增城人，南洋华侨。余东雄：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黄鹤鸣：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杜凤书：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徐培添：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徐进炲：广东花县人，农民。徐广滔：广东花县人，农民。徐临端：广东花县人，工人。徐礼明：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曾日全：广东花县人，工人。江继复：广东花县人，农民。徐熠成：广东花县人，农民。徐日培：广东花县人，农民。徐容九：广东花县人，农民。徐满凌：广东花县人，农民。徐茂燎：广东花县人，农民。徐佩旒：广东花县人，农民。徐廉辉：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徐松根：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徐保生：广东花县人，农民。徐昭良：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徐应安：广东花县人。韦统钤：广西平南人，教士。韦统淮：广西平南人，教士。韦树模：广西平南人，教士。韦荣初：广西平南人，教士。林盛初：广西平南人。秦炳：四川广安人。周华：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陈春：广东南海人，安南华侨。马侣：广东番禺人，安南华侨。劳培：广东开平人，星洲（今新加坡）《晨报》记者。游寿：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石德宽：安徽寿县人，日本警监学校学生。程良：安徽怀远人，陆军小学毕业，任教官。林修明：广东蕉岭人，教员。周增：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商人。罗坤：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陈潮：广东海丰人，农民。黄忠炳：福建连江人，农民技击家。王灿登：福建连江人，技击家。卓秋元：福建连江人。胡应升：福建连江人，工人。魏金龙：福建连江人。陈清畴：福建连江人，技击家。陈发炎：福建连江人，农民。罗乃琳：福建连江人。林西惠：福建连江人，军人。 1932 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姓名达86人。由于习惯，人们仍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背景资料　　　　黄花岗辛亥革命的历次起义中，广州起义是最著名的一次，也是最壮烈最鼓舞人心的一次。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广州举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将72具烈士遗骸收殓，购买现黄花岗一地安葬。后来这里便成为了纪念三・二九辛亥革命的黄花岗公园。 1911 年4月27日，是农历辛亥年的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半，黄兴率领革命党先锋队160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起义军与清兵激战一昼夜后失败，伤亡极其惨重，100多名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事后革命党人的遗体被陈尸在谘议局前的旷地上，惨不忍睹。其时，潘达微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收集了死难烈士遗骸72具，丛葬于东郊红花岗上。葬后潘达微还以《谘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牌》为题，将安葬烈士情况在报纸上作了报道。潘认为，“红花”不及“黄花”二词雄浑优美，故在报道中将原“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此后该名一直沿用至今。辛亥革命胜利后，英烈们终于可以告慰泉下。1912年，由当时的广东军政府拨10万元在原墓地修建烈士陵园。孙中山先生亲手栽种了青松。1918年烈土方声洞的哥哥、滇军师长方声涛募款继续修建，使陵园初具规模。1919年参议院议长林森又发起向海外募款扩建，从此增建了墓亭、纪功坊、乐台、四方塘等建筑。此后又增建了黄花亭、西亭、正门等建筑。至1935年陵园已基本建成，开辟为黄花岗公园，至今。黄花岗公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坐落在东山区先烈中路区庄附近。陵园坐北向南，占地13万平方米，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正门宽32.5米，为一座三拱仿凯旋门式的建筑。门额上的花岗石刻有孙中山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金色大字。进大门后是长达230米的宽阔墓道，当中有泮池、石拱桥，尽头为七十二烈士陵墓。陵墓呈正方形，每边长17.5米，石砌围栏四周围有铁链栏杆。墓中建一墓亭，亭内立有一墓碑，上书“七十二烈士之墓”。亭顶形如悬钟，寓争取自由警钟之意。亭前右侧碑亭内立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碑上刻有72位烈土的姓名。左侧立一碑，上补刻有至1932年审查所得的14位烈士的姓名，碑名“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墓后是章炳麟撰写的“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坊身正面刻着与正门相同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纪功坊东、西两侧各有螺旋式梯级抵达坊顶。坊顶中间用72块长方形石块横列成崇山形的“献石堆”，象征72位烈士。顶端伫立着一位高擎火炬的石雕自由女神像。纪功坊后耸立《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碑记》连州青石碑。该碑是1934年刻置，高3.02米，宽1.82米，是广州现存最大的连州青石碑刻。碑文长达3000余字，详细地叙述了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历史和陵墓修建的经过，以及86位烈士的就义情形。陵园西角还有一拱形门，门额上嵌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道”10个大字。北门原是陵园的正门，后增建大门遂成为侧门。侧门后的墓道，东接正门墓道上的拱桥泮池。道旁林立着北江同志先锋队等悼念烈士而刻置的石碑和一对石雕龙柱，还有起义烈士喻培伦的衣冠冢。墓寝右侧的松树是孙中山先生1912年亲手种植的。当年种有4棵，现在只剩下一棵。1981年又补种3棵，供人景仰。松树前面是潘达微先生墓。潘达微，1880年出生，1929年病逝于香港。他是广东番禺人，1906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与友人在广州创办《平民报》。潘先生当年冒死收硷烈士遗骸受世人称道。潘先生死后，还葬于陵园内，朝夕与烈士们相伴。1951年人民政府将潘的墓穴移至现在的位置，并立碑“潘达微先生之墓”来纪念他。碑后是潘达微先生于1921年写的自述全文，追记了他收殓烈士遗骸的详细经过。墓园的东北角一带，还立有不少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陵墓。其中包括“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之墓”，墓碑后刻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按少将阵亡抚恤冯如家属及将其事迹宣传国史馆的命令。邓仲元墓园约有3600平方米，建于1928年，坐西北向东南，有墓道门楼、铜像、乐台、八角亭、墓冢和墓表。邓是辛亥革命的名将，积极参加讨袁及反对军阀的斗争，功绩卓著。当孙中山得知他遭陈炯明暗杀后，觉痛失良将追赠邓仲元为陆军上将。杨仙逸墓。杨仙逸是“中国空军之父”，1918年应孙中山之召从美回国，组建中国第一支空军，1923年9月随孙中山出师讨伐陈炯明。后因鱼雷爆炸不幸以身殉职。孙中山闻讯，极为悲痛，下令追赠杨为陆军中将，并定其殉难之日每年的9月20日为航空节。史坚如祠。史墓原在先烈路青菜岗，1913年建。1978年回建设需要迁至现址。墓门上有“史坚如先生祠”石额，为胡汉民题。1900年10月在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时，史坚如为配合惠州起义，挖地道入广东巡抚署.埋炸药炸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德寿未遂。事后被捕牺牲，年仅22岁。此外，园内还有叶少毅、王昌、梁国一、韦德、金国浩、翁飞龙及越南志士范鸣泰等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烈士的坟墓。浩气黄花，终于可以告慰一代英魂。（以上关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迹纪念文字均引自《360百科》网站）关于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徐中约先生的书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孙中山在1905年8月20日建立了领导全国人民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起义的组织——同盟会后，）在1906—1911年间，起义就此起彼伏：其中广东有六次，广西和云南各一次，加上此前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总数达到十次。最后一次就发生在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目的是要夺取广东省政府所在地的广州。起义对当时的满清朝廷产生了非常巨大的震动，并预示了半年后的武昌起义的成功。七十二位著名的革命烈士在此次起义中献身，其中许多人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他们后来葬于广州北郊的黄花岗。（在这里徐中约给了一个脚注，他说道，事实上多于82名的革命党人牺牲于此役，时间是1911年4月27日，这一天的阴历是3月29日。）”（以上均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徐中约先生在这里说得不错，半年以后果然在武昌又发生了一起义，这是发生在满清王朝里的最后一次起义，那次起义后来就叫做辛亥革命，大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以下我们将先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说明辛亥革命的事迹如下：辛亥革命广义上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则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中国之一系列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的的革命。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下） ——读史偶记（70）温景嵩（2013年12月4—5日写于南开园）在谈辛亥革命以前，先要谈一下这次革命的前奏：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半年的广州起义，和在那次起义中牺牲的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下我们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来说明这次辛亥革命的前奏广州起义，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州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指 1911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中遇害后葬于广州市东北郊（现市区越秀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革命党人。七十二烈士尸骨由潘达微收葬，改原地红花岗为黄花岗，最初只是黄土一抔的墓地，甚为荒凉。 1918 年，滇军师长方声涛（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墓。 1921 年，纪功坊、墓亭相继落成，又查七十二烈士之外，尚有十四名烈士死于黄花岗之役，共八十六人，姓名全部刻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石碑的背面。简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指1911年4月27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中牺牲后葬于市东北郊黄花岗（原名红花岗）的革命党人。七十二人中有六十八位属于洪门成员。广东，福建人居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留学生，商人，军人，教师，华侨，工人，农民，教士，记者等。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评价了黄花岗之役：“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1910 年秋，孙中山与同盟会的许多重要骨干集议于庇能（今槟榔屿），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会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确定以同盟会员为骨干（先锋），广泛发动新军、防管、巡警、会党和民军，并在夺取省城后把革命火焰燃向长江流域和全国。会后，孙中山到各地募款。黄兴、赵声负责筹划起义，主持了总机关“统筹部”。大批革命党人集中于香港。广州城内建立了约四十个据点。由于情势的变化，起义日期一再变动。当黄兴最终决定4月27日发难时，不得不把原计划的十路并举改为四路突击。但当举义时，实际上只有黄兴率领的一支队伍直扑两广总督衙门，并分兵攻打督练公所等处，孤军转战，最后终于失败。喻培伦、方声洞、陈更新、林觉民等约百余人死难，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把散落的七十二位烈士遗骸收殓安葬于红花岗，后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黄花即菊花，象征节烈，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烈士名单广东：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照，徐褶成，徐应安，李炳辉，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陈春，陈潮，陈文褒，罗仲霍，罗坤，庞雄，周华，游寿，江继复，郭继枚，劳培，杜凤书，余东雄，马侣，黄鹤鸣，饶辅廷，张学铨，周增，林修明；福建：方声洞，冯超骧，罗乃琳，卓秋元，黄忠炳，王灿登，胡应升，林觉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林时爽，刘六符，刘元栋，魏金龙，陈可钧，陈更新，陈与焱，陈清畴，陈发炎；广西：韦树模，韦荣初，韦统淮，韦统钤，李德山，林盛初；四川：秦炳，喻培伦，饶国梁；安徽：程良，宋玉琳，石德宽。华侨：黄花岗诸位烈士，有近卅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其中，罗仲霍、周华、李雁南和陈文褒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李炳辉、郭继枚、余东雄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习惯只写上祖籍，分入广东、福建。人员信息孙中山：起义的策划、决定者，负责筹款购械。黄兴：起义的策划、组织者，总指挥。胡汉民：起义的策划、组织者。赵声：起义的组织者、副总指挥。朱执信：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负责运动新军、防营、民军。姚雨平：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负责运动清军、民军。陈炯明，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胡毅生，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邹鲁：筹划、参与起义。徐维扬：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率敢死队进攻总督署。刘梅卿：参与起义的组织指挥。率敢死队进攻总督署、督练公所。潘达微：收葬起义烈士。江孔殷：收葬起义烈士。喻培伦：别号云纪，四川内江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林文：别号时爽、广麈，福建侯官人，日本大学学生。宋玉琳：别号建侯、豫琳，安徽怀远人，军官。方声洞：别号子明，福建侯官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饶国梁：别号小峰，四川大足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林觉民：别号意洞、抖飞，福建闽县人，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李文甫：别号炽，广东东莞人，香港《中国日报》经理。林尹民：别号靖庵、无我，福建闽县人，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陈文褒：广东大埔人，南洋商人。李德山：广西罗城人，龙岸民团管带。陈与燊：福建闽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罗仲霍：广东惠阳人，南洋教员。庞雄：广东吴川人，军人。陈可钧：福建侯官人，日本正则学校学生。饶辅廷：广东嘉应人，教员。陈更新：福建侯官人，长门炮术学校毕业。冯超骧：福建侯官人，南洋水师学校学生。李雁南：广东开平人，南洋华侨。刘元栋：福建闽县人，南台消防会会长。刘六符：福建人，福建讲武堂学生。李炳辉：广东封川人，南洋教士。李文楷：广东清远人，星洲《晨报》印刷工人。李晚：广东云浮人，南洋华侨。郭继枚：广东增城人，南洋华侨。余东雄：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黄鹤鸣：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杜凤书：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徐培添：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徐进炲：广东花县人，农民。徐广滔：广东花县人，农民。徐临端：广东花县人，工人。徐礼明：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曾日全：广东花县人，工人。江继复：广东花县人，农民。徐熠成：广东花县人，农民。徐日培：广东花县人，农民。徐容九：广东花县人，农民。徐满凌：广东花县人，农民。徐茂燎：广东花县人，农民。徐佩旒：广东花县人，农民。徐廉辉：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徐松根：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徐保生：广东花县人，农民。徐昭良：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徐应安：广东花县人。韦统钤：广西平南人，教士。韦统淮：广西平南人，教士。韦树模：广西平南人，教士。韦荣初：广西平南人，教士。林盛初：广西平南人。秦炳：四川广安人。周华：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陈春：广东南海人，安南华侨。马侣：广东番禺人，安南华侨。劳培：广东开平人，星洲（今新加坡）《晨报》记者。游寿：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石德宽：安徽寿县人，日本警监学校学生。程良：安徽怀远人，陆军小学毕业，任教官。林修明：广东蕉岭人，教员。周增：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商人。罗坤：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陈潮：广东海丰人，农民。黄忠炳：福建连江人，农民技击家。王灿登：福建连江人，技击家。卓秋元：福建连江人。胡应升：福建连江人，工人。魏金龙：福建连江人。陈清畴：福建连江人，技击家。陈发炎：福建连江人，农民。罗乃琳：福建连江人。林西惠：福建连江人，军人。 1932 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姓名达86人。由于习惯，人们仍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背景资料　　　　黄花岗辛亥革命的历次起义中，广州起义是最著名的一次，也是最壮烈最鼓舞人心的一次。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广州举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将72具烈士遗骸收殓，购买现黄花岗一地安葬。后来这里便成为了纪念三・二九辛亥革命的黄花岗公园。 1911 年4月27日，是农历辛亥年的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半，黄兴率领革命党先锋队160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起义军与清兵激战一昼夜后失败，伤亡极其惨重，100多名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事后革命党人的遗体被陈尸在谘议局前的旷地上，惨不忍睹。其时，潘达微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收集了死难烈士遗骸72具，丛葬于东郊红花岗上。葬后潘达微还以《谘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牌》为题，将安葬烈士情况在报纸上作了报道。潘认为，“红花”不及“黄花”二词雄浑优美，故在报道中将原“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此后该名一直沿用至今。辛亥革命胜利后，英烈们终于可以告慰泉下。1912年，由当时的广东军政府拨10万元在原墓地修建烈士陵园。孙中山先生亲手栽种了青松。1918年烈土方声洞的哥哥、滇军师长方声涛募款继续修建，使陵园初具规模。1919年参议院议长林森又发起向海外募款扩建，从此增建了墓亭、纪功坊、乐台、四方塘等建筑。此后又增建了黄花亭、西亭、正门等建筑。至1935年陵园已基本建成，开辟为黄花岗公园，至今。黄花岗公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坐落在东山区先烈中路区庄附近。陵园坐北向南，占地13万平方米，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正门宽32.5米，为一座三拱仿凯旋门式的建筑。门额上的花岗石刻有孙中山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金色大字。进大门后是长达230米的宽阔墓道，当中有泮池、石拱桥，尽头为七十二烈士陵墓。陵墓呈正方形，每边长17.5米，石砌围栏四周围有铁链栏杆。墓中建一墓亭，亭内立有一墓碑，上书“七十二烈士之墓”。亭顶形如悬钟，寓争取自由警钟之意。亭前右侧碑亭内立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碑上刻有72位烈土的姓名。左侧立一碑，上补刻有至1932年审查所得的14位烈士的姓名，碑名“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墓后是章炳麟撰写的“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坊身正面刻着与正门相同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纪功坊东、西两侧各有螺旋式梯级抵达坊顶。坊顶中间用72块长方形石块横列成崇山形的“献石堆”，象征72位烈士。顶端伫立着一位高擎火炬的石雕自由女神像。纪功坊后耸立《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碑记》连州青石碑。该碑是1934年刻置，高3.02米，宽1.82米，是广州现存最大的连州青石碑刻。碑文长达3000余字，详细地叙述了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历史和陵墓修建的经过，以及86位烈士的就义情形。陵园西角还有一拱形门，门额上嵌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道”10个大字。北门原是陵园的正门，后增建大门遂成为侧门。侧门后的墓道，东接正门墓道上的拱桥泮池。道旁林立着北江同志先锋队等悼念烈士而刻置的石碑和一对石雕龙柱，还有起义烈士喻培伦的衣冠冢。墓寝右侧的松树是孙中山先生1912年亲手种植的。当年种有4棵，现在只剩下一棵。1981年又补种3棵，供人景仰。松树前面是潘达微先生墓。潘达微，1880年出生，1929年病逝于香港。他是广东番禺人，1906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与友人在广州创办《平民报》。潘先生当年冒死收硷烈士遗骸受世人称道。潘先生死后，还葬于陵园内，朝夕与烈士们相伴。1951年人民政府将潘的墓穴移至现在的位置，并立碑“潘达微先生之墓”来纪念他。碑后是潘达微先生于1921年写的自述全文，追记了他收殓烈士遗骸的详细经过。墓园的东北角一带，还立有不少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陵墓。其中包括“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之墓”，墓碑后刻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按少将阵亡抚恤冯如家属及将其事迹宣传国史馆的命令。邓仲元墓园约有3600平方米，建于1928年，坐西北向东南，有墓道门楼、铜像、乐台、八角亭、墓冢和墓表。邓是辛亥革命的名将，积极参加讨袁及反对军阀的斗争，功绩卓著。当孙中山得知他遭陈炯明暗杀后，觉痛失良将追赠邓仲元为陆军上将。杨仙逸墓。杨仙逸是“中国空军之父”，1918年应孙中山之召从美回国，组建中国第一支空军，1923年9月随孙中山出师讨伐陈炯明。后因鱼雷爆炸不幸以身殉职。孙中山闻讯，极为悲痛，下令追赠杨为陆军中将，并定其殉难之日每年的9月20日为航空节。史坚如祠。史墓原在先烈路青菜岗，1913年建。1978年回建设需要迁至现址。墓门上有“史坚如先生祠”石额，为胡汉民题。1900年10月在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时，史坚如为配合惠州起义，挖地道入广东巡抚署.埋炸药炸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德寿未遂。事后被捕牺牲，年仅22岁。此外，园内还有叶少毅、王昌、梁国一、韦德、金国浩、翁飞龙及越南志士范鸣泰等旧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烈士的坟墓。浩气黄花，终于可以告慰一代英魂。（以上关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迹纪念文字均引自《360百科》网站）关于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徐中约先生的书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孙中山在1905年8月20日建立了领导全国人民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起义的组织——同盟会后，）在1906—1911年间，起义就此起彼伏：其中广东有六次，广西和云南各一次，加上此前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总数达到十次。最后一次就发生在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目的是要夺取广东省政府所在地的广州。起义对当时的满清朝廷产生了非常巨大的震动，并预示了半年后的武昌起义的成功。七十二位著名的革命烈士在此次起义中献身，其中许多人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他们后来葬于广州北郊的黄花岗。（在这里徐中约给了一个脚注，他说道，事实上多于82名的革命党人牺牲于此役，时间是1911年4月27日，这一天的阴历是3月29日。）”（以上均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徐中约先生在这里说得不错，半年以后果然在武昌又发生了一起义，这是发生在满清王朝里的最后一次起义，那次起义后来就叫做辛亥革命，大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5455 次阅读|1 个评论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中b）: 热度 2 cswen 2013-12-5 10:07;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中b） ——读史偶记（69b）温景嵩首先我们先从《百度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来叙述义和团事件如下：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运动又称“ 庚子事变 ”，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 扶清灭洋 ”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作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由于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也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较差。简介义和团运动是在 19 世纪末由义和团发动，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义和团拳民的爱国运动。因清廷与外国侵略军的联合绞杀，义和团最后失败。这次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又把这次事件称为 “ 庚子国变 ” 或 “ 八国联军之役 ” ，也有人称其为 “ 拳乱 ” 。部分西方国家也使用 “ 拳乱 ” 的名称（ Boxer Rebellion ）。日本则有人称为 “ 北清事变 ” 。 2 起源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1 、白莲教说，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 2 、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 “ 金钟罩 ” ，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3 、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4 、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3 爆发原因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义和团爆发的根本原因： 19 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 “ 租借地 ” 和划分 “ 势力范围 ” ，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导火索： 1899 年 10 月上旬，山东省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 ” 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 4 教案事件惧治外法权 19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仇外心态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义和团牌谣言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 …… （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 …… 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9 页）（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义和团告示（《庚子记事》 28 页）守旧势力煽动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被围困的东交民巷 ( 照片 )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兴起 19 世纪末华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 5 组织纪律组织义和团设在天津的 amp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 “ 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 ” 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 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 “ 厂 ” 、 “ 炉 ” 、 “ 团 ” 、 “ 公所 ” 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 总坛，设天津 “ 坎 ” 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 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 “ 乾字门（团） ” 、 “ 巽字门（团） ” 等。 4. 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此外，义和团还有 “ 红灯照 ”“ 蓝灯照 ”“ 黑灯照 ” （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 “ 灭洋 ” 斗争。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 40 艘军舰云集渤海湾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 “ 伪团 ” ， “ 假团 ” 的名义镇压。 “ 假团 ” 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 “ 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 “ 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 ”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 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 ” （《庚子记事》）。纪律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 “ 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 ” 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 ” （《庚子记事》），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 “ 刻有聂军门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 ” （《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 “…… 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 对义和团后期纪律败坏的记载： “ 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 …… 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 ， “ 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 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 思想意识爱国思想全副武装的团员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 “ 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 ” 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 “ 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 。排外思想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一是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侵略军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电杆的行为，这些举动是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视外国科学技术的问题。如涞水之战杨福同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根据当时有人的分析，其缘由是 “ 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 ” （《拳事杂记》）。过去有人仅凭义和团的宣传 “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 ” 就认为这是敌视西方文明的举动，这是不严肃的。二是部分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 “ 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 ” （佚名：《天津一月记》）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 “ 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 。这些行为遭到后世论者的极大诟病，认为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体现。三义和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在一部分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笼统排外的同时，另一部分部分义和团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义和团员在实战中意识到洋枪的优点并加以使用，如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说： “ 街上到处都是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不过，现在他们不仅手持长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枪了 ” 。还有一些义和团只要形势需要，并不拆毁铁路。如新城某团 “ 其团规不赴调出战，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 ” （《拳匪纪略》）又如在保定西关 “ 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 ‘ 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 ’ 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 ” （《畿南济变纪略》）。迷信思想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 “ 劫运 ” 。称 “ 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 ” （《庚子大事记》）。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 “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 ，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义和团也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如《闭火分砂咒》： “ 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 ” 。宗教迷信观也是义和团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义和团在 “ 请神 ” 时 “ 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义和团在街头宣传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 ” （《拳变余闻》）。用 “ 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 ” 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义和团运动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据记载，义和团员 “ 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 ” （《乱中日记残稿》），故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义和团能保持较好的纪律。迷信思想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八国联军入侵初期， “ 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 ” （《拳乱纪闻》）。当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进技术前取胜，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 “ 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 ” （《天津一月记》）。而义和团运动后期义和团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则更是屡见不鲜。忠君思想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 “ 扶清灭洋 “ 口号就是一个表现。不过，这里的 “ 忠君 ” 应该理解为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绪皇帝。在义和团的口号中，就有 “ 杀一龙二虎三百羊 ” ，其中的龙就特指光绪皇帝，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也才会得到慈禧的重视，作为宫廷斗争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清廷对外宣战后，许多义和团员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 “ 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 ” 。许多义和团员受到顽固派官僚的操纵曹福田像，有的甚至形同团练。不过，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在那桐、许景澄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 “ 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 ” 。这部分义和团不但不问朝廷之命，有的还公然对抗朝廷官员，如清军副都统庆恒就被义和团所杀。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与清政府决裂，如另立皇帝， “ 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拳匪所拥以称乱者。 ” （《定县志》）这种行为更是公开与清朝作对。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 “ 扫清灭洋 ” 口号。清政府对外宣战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原因众说不一，但大多认为慈禧太后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清政府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对外 “ 宣战 ” 。此时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清廷的宣战诏书并未提名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在战争中，清朝与列强始终保持外交关系。故有人认为清廷宣战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一个动员令而已。围攻使馆从克林德被杀之后，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便成为攻击的目标。清廷围攻使馆的动也是一桩争论不休的悬案。当时在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外国军队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这与清政府的实际决策者慈禧太后有关，她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慈禧后来谈起此事说 “ 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 （《庚子西狩丛谈》）清军多次停止进攻使馆，还向使馆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资。对使馆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北京被联军攻陷，解围后法国公使前去西什库教堂看望樊国梁主教，他们 “ 互庆余生，拥抱为礼 ” 。战争的扩大列强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由在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西摩尔为统帅，美国军官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率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有论者以此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标志。但由于沿途铁路许多已被义和团拆毁，再加之义和团与甘军的不义和团抵抗外侮断进攻，西摩尔在杨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又在归途中遭到义和团与聂士成部的攻击，最终败回天津租界。西摩尔提到此次战斗时说 “ 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 ” 。中国史学家将这次战斗称为 “ 廊坊大捷 ” 。在廊坊义和团与西摩尔交战同时，列强继续集结兵力，并于 6 月 16 日向大沽口炮台中国守军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交出炮台，遭拒绝。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 70 分钟，列强的军舰即与守军交火，守军力战不敌，大沽口失陷，守将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牺牲（也有后来在天津自杀一说）。天津保卫战在大沽口失陷后，清军和义和团对外国侵略军进行了积极抵抗。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与张德成等分别带领义和团进入天津攻击侵略军，直隶总督裕禄以礼相待。义和团在清军帮助下进行了紫竹林之战和老龙头之战。直隶总督裕禄也在奏章中提到义和团的功绩。但同时联军也迅速增强了兵力，日军进攻纪家庄，击败义和团，然后与其它联军夹攻聂士成，聂士成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聂士成于八里台殉国。聂士成牺牲后，马玉昆等清军将领对义和团的态度变化。马玉昆部让拳民充先锋，却在后面枪杀拳民。例如在夜间攻打租界的战斗中 “ 华兵在后，义和团在前，合攻租界；洋兵开排枪御之，天明而止，计轰毙义和团二千余名 …… 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 ” 。后来抵达天津的宋庆也 “ 遇团即杀 ” 。结果是 “ 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 ” ，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联军却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对天津发动总攻。经过血战，联军在汉奸的指导下炸开城墙攻入城中，天津失陷。联军设立 “ 天津都统衙门 ” 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东南互保在清廷对外 “ 宣战 ” 之后，部分清朝地方官员抵制朝廷对外开战的决定，与外国达成协议，维持和平局面。其中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表现最为积极。在买办官僚盛宣怀的策划下，由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制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各省由各省督抚保护。后来参与东南互保的清朝地方官员不断增多，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四川总督奎俊，都对 “ 东南互保 ” 表示支持。闽浙总督许应骙签订《福建互保协定》，实际实行东南互保的省份扩大到东南地区的十余个省份。京郊阻击战八国联军在受到清军和义和团重大杀伤后，攻占北仓。北仓失陷前，已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带兵入京 “ 勤王 ” ，并在与慈禧太后的会面中坚决反对与外国议和。于是慈禧派其率军抵御联军，河西务，与联军交战，诸军溃败。李秉衡亦在通州张家湾自杀殉国。北京失陷 8 月 13 日，联军进抵北京城下， 1900 年 8 月 14 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并攻破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各门进入北京，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坚持抵抗，而此时的慈禧见势不妙，遂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等与部分王公、太监于 15 日晨出神武门西逃。联军继续进攻北京，经巷战后于 16 日攻陷北京。 12 月 10 日列强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对北京进行统治。北京失陷也标志义和团运动失败。签订辛丑条约为了收拾残局，清廷启用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与外国谈判。经过谈判， 1901 年，清廷最终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内容：一、清廷派专使为克林德事件向德皇道歉，并在北京为克林德立牌坊。二、处置 “ 祸首 ” 。主战派大臣有的被处死或赐死，如启秀、徐承煜、赵舒翘、毓贤、载勋等，有的被发配边疆，如载漪、载澜等，有的被解职，如董福祥等，也有的被削去生前的恩典，如李秉衡、徐桐、刚毅等。三、以那桐为专使大臣，向日本天皇为杉山彬事件道歉。四、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坏或污渎的外国坟墓由各国使馆重新恢复，中国为北京附近的每处坟墓付款一万两银，为外省的每处付五千两银。五、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六、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七、划定使馆区，不准中国人居住。八、拆毁大沽口炮台。九、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十、清政府保证镇压排外行为。十一、中国改善水道，以改善对外贸易。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于六部之上。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清政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对象。 11 影响主要影响在中国公众看来，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径愚眛，在联军势力前倍受羞辱，一再显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与无能，其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违抗中央命令，事后没有受罚反而得到褒奖。各地方开始被容许出现不同于中央的政治意愿，自始中央集权开始解体。十年后，公众对清政府的反感达到了顶点。 1911 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各省再次违抗清室，宣布独立。最终清朝灭亡，民国始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一直影响整个民国政局。义和拳运动虽然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继续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与及她的继承人也认识到无论先前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此以后至 1912 年清朝覆亡以前实行了多种新政，但始终无法扭转形势。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 1898 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 1904 年 2 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拳暴乱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而美日军队被认为 “ 严守纪律，不扰居民 ” 。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 “ 匈奴 ” 。对义和团的评价民族意识觉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 “ 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 ‘ 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 ’ 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 “ 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 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 “ 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 ， “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 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而 1949 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毛泽东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共认为，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宗教战争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说： “ 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 权力斗争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而将刚毅比作林彪，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 1900 年 6 月 25 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 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 ” 。如御史徐道焜上书： “ 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 ” ，御史陈嘉称自己 “ 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 ” 。三位历史名人的评价陈独秀早期指责义和团的愚昧，后来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1924 年）中指出一般人对义和团运动怀着的两个错误观念的原因。即 “ 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 ” 和 “ 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 ” 最后他认为： “ 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 孙中山先生早期也对义和团的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他在继续批评义和团弱点的同时也对义和团抵御外侮的行为进行了肯定，他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中说 “ 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 ” 。后来他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更指出，虽然义和团存在严重缺点， “ 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 。周恩来同志的评价： 1955 年，在北京各界欢迎东德代表团大会上，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同志随后指出：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 （以上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文字，均引自《百度百科》网站）现在看徐中约先生对义和团事件的评价。在他书中的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影响》一节里，他开宗明义地评价道：“回顾历史，义和团事件明显地是由满清朝廷，顽固的保守派官僚和士绅，以及民众的联合力量所推动的。这种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感情和愤恨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是固有的爱国主义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义和团事件是一场动机正确，方法错误的爱国的农民起义的朴素形式。”（以上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在谈到这次义和团事件的六项影响时，在其最后一项影响里，徐中约先生谈到： “为了苟延残喘，满清朝廷做了一些三心二意，肤浅的宪政改革；但很多汉人目睹了满清政权毫无希望的领导能力，就转向了革命。革命成了国家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直被有身份的中国人当成是非法行动而回避的，用武力来推翻满清王朝，这个时候就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支持。孙中山就成为一个高尚的，爱国的革命者，结果革命的脉搏加快了。这加速了满清王朝在1911年的最终覆灭。” （以上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的确如此，如果说参加义和团事件的广大老百姓，最初还对满清朝廷怀有某种幻想，因而才提出了“扶清灭洋”的错误口号；但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满清朝廷和他们签订了更加严重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广大的老百姓就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原来这个腐朽透顶的满清朝廷是个地地道道扶不起的阿斗，只有按照孙中山指明的革命道路来推翻它，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促使满清王朝最后灭亡的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3776 次阅读|1 个评论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中a）: cswen 2013-12-5 09:56;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中） ——读史偶记（69）温景嵩（2013年12月4日写于南开园）现在再来谈戊戌变法。有关这次变法的情况我们还是先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说明如下：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 1898 年 6 月 11 日－ 9 月 21 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后来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她们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 103 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出中国，许多维新人士被追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太后重新当政。变法失败亦引发了民间支持更为激烈的改革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变法背景 1895年 4 月，日本逼迫中国在日本马关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 1896年 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8年 2月，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强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成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 垂帘听政 ”；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 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戊戌政变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 (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别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他是改良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谭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谭氏富有文学才华，诗文都写得有气势，有词采。诗作表现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山水诗融入了个人的生命感受，抒发了他冲破网罗、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进取精神。诗风恢阔豪迈、刚健遒劲，所谓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谭嗣同《报刘淞芙书》)，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有《谭嗣同全集》。尤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较为有名。在就义时大义凛然：“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随后从容赴死。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胞弟。自少鄙弃八股科考，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曾纳赀为小吏，深感官场黑暗，挂冠而归。从美国人嘉约翰学西医，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未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和徐勤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后到上海倡设女学堂。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成立戒缠足会。创设大同译书局，刊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898年春挟金赴京，协助康有为开展维新运动。主张废八股，开民智。与御史宋伯鲁谋议上书，请变生童岁科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得旨允行。由于看到顽固守旧势力强大，变法难以进行，屡劝康有为离京南归，收徒讲学，培养维新人才，待机变法。戊戌政变时被捕，在狱中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从容就义。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今年春，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 ”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6月1日上新政条陈5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又多次奏劾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曾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被文悌告发。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97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著有《晚翠轩集》。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月列名保国会，而每于集会时常当众假寐。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1898年春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曾与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曾廉请杀康有为的奏疏，但又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无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刘光第：《与厚弟书》，《衷圣斋文集》）。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39岁。遗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等。（以上关于戊戌变法的文字均引自《360百科》网站）又是慈禧太后！上一次她袖手旁观，坐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致使北洋舰队的全军将士葬身大海。这次她则亲自动手了：一方面她下手扼杀了这次的戊戌变法，成为阻挡历史向前发展的货真价实的反动派；另一方面她则残酷地杀害了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成为一名地地道道冷酷无情的侩子手。然而被她杀害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却已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而慈禧太后自己倒成为遗臭万年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关于这次失败了的戊戌变法之历史影响，在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里有以下一段这样的论述：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证明大清王朝从上而下的进步改革是不可能的。其次，在慈禧太后和顽固保守派的把持下，宫廷根本不具备领导能力。它怂恿排外主义和鼓励义和团事件，从而导致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它遵循反汉的政策来迫害改革者，因而扩大了满汉之间的分裂。反动的军机大臣刚毅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设吾有为，则宁赠友邦，勿予家奴。” 第三，越来越多的汉人则感到，他们的前途只有在于彻底推翻满人的王朝，此种事业无法通过和平的变革实现，只有从来自下层的流血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孙中山则带头推进了这一事业。” （以上这段文字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2915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上b）: 热度 9 cswen 2013-12-5 09:49;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上b） ——读史偶记（68b）温景嵩以下本文将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还是先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看看网上对此运动又是如何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后期至清末时，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该运动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按目标的不同，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运动简介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历史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0 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各持己见洋务派一些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守旧派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发展过程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涉及内容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重要项目安庆内军械所 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19世纪后期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汉阳铁厂 1889 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同文馆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 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失败原因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历史评价宗旨：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观点：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其他：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意义：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作用：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结果：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研究探索洋务派与顽固派：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改良派和维新派：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上关于洋务运动的文字均引自《360百科》网站）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徐中约先生对于洋务运动是怎样说的。从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看，他对洋务运动有不同的叫法，在徐先生那里这叫做自强运动，并且认为那是清朝的一次中兴。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就是：“清朝的中兴和自强运动”。在这一章里徐先生是这样地说起这一时期的特点，如下： “1860年与英法媾和，1864年又镇压了太平天国，清王朝消除了内忧外患两个威胁，舒缓了一口气，随后一个时期，清朝表现出一种相当显著的复兴气象。这种气象体现在：又镇压了捻军和回民起义，恢复了传统秩序和儒家政府，保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以及采纳西方的外交实践与军事和技术手段来发起自强运动。那种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的王朝衰败的景象得到了遏制，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19 世纪60,70年代的士大夫立即将这种王朝的第二次繁荣称为“同治中兴”。这里所谓的“中兴”，并没有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内涵。（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发生时间几乎和清朝的洋务运动同时发生，那是在1868年日本才开始了他们的明治维新——温注。）日本的明治维新指的是国家的权力从军事独裁者（幕府将军）和封建领主（大名）那里转移到天皇；而同治中兴则主要是通过整肃士气和经世致用来恢复传统秩序的努力。”“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王朝的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上的水平。它对西方的军械，技术和外交上的模仿只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的姿态；西方文明的精华所在——诸如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清王朝则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大清王朝国运衰落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这就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始一个新秩序的相当成功的努力。” （以上均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徐先生《中国近代史》书中指出的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比较，十分重要，十分引人注目。这两个事件发生在几乎同时的时间，而且都是一次对改革的尝试，但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前者只学了西方的一点皮毛，后者却学到了西方的根本。前者没有想实行国家权力的转移，相反它只是想恢复传统的旧秩序。后者却实现了国家权力的转移，把权力从幕府将军的军事独裁转移到天皇手里，并实现了现代化的君主立宪制度。两个不同道路之间的较量，就在三十年后发生。那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悲剧——1894年中日之间发生了一次甲午海战。结果大清王朝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紧接着就签订了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充分地证明了前一条道路的完全失败，和后一条道路的巨大成功。于是大清王朝进一步的改革尝试就开始了，这就是戊戌变法。在讲述戊戌变法之前，有关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事情，还有必要再说几句。原来当时的大清王朝除北洋舰队以外，还有南洋舰队，以及另外的两只舰队。总计当时的清朝共有四支舰队，其总规模要比当时的日本舰队的规模为大。如果满清王朝的最高掌权者能调动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其结果定然不同。然而李鸿章只是个地方大员，他只是个直隶总督，因而他只能指挥他的北洋舰队。有权来调动其他三支舰队，全力以赴同心协力地来打这次海战的正是：当时掌握着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而她却无所作为，放手让其他三支舰队袖手旁观，以致这场至关重要的中日之间的一次大海战，变成了李鸿章一个人来和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力量之间的战争（徐中约书中语），其最后惨败的结果就必然是确定无疑了。因此，致使甲午海战惨败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掌握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因为她的无所作为：她一不动员全国的力量起来抗日，二不下令给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从而使北洋舰队陷于孤军作战，最后使这支舰队全军覆没，使北洋舰队的全军将士葬身海底，作为当时的大清王朝的最高统帅，她罪责难逃，罪大恶极。以下本文将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还是先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看看网上对此运动又是如何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后期至清末时，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该运动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按目标的不同，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运动简介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历史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0 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各持己见洋务派一些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守旧派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发展过程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涉及内容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重要项目安庆内军械所 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19世纪后期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汉阳铁厂 1889 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同文馆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 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失败原因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历史评价宗旨：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观点：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其他：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意义：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作用：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结果：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研究探索洋务派与顽固派：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改良派和维新派：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上关于洋务运动的文字均引自《360百科》网站）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徐中约先生对于洋务运动是怎样说的。从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看，他对洋务运动有不同的叫法，在徐先生那里这叫做自强运动，并且认为那是清朝的一次中兴。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就是：“清朝的中兴和自强运动”。在这一章里徐先生是这样地说起这一时期的特点，如下： “1860年与英法媾和，1864年又镇压了太平天国，清王朝消除了内忧外患两个威胁，舒缓了一口气，随后一个时期，清朝表现出一种相当显著的复兴气象。这种气象体现在：又镇压了捻军和回民起义，恢复了传统秩序和儒家政府，保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以及采纳西方的外交实践与军事和技术手段来发起自强运动。那种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的王朝衰败的景象得到了遏制，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19 世纪60,70年代的士大夫立即将这种王朝的第二次繁荣称为“同治中兴”。这里所谓的“中兴”，并没有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内涵。（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发生时间几乎和清朝的洋务运动同时发生，那是在1868年日本才开始了他们的明治维新——温注。）日本的明治维新指的是国家的权力从军事独裁者（幕府将军）和封建领主（大名）那里转移到天皇；而同治中兴则主要是通过整肃士气和经世致用来恢复传统秩序的努力。”“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王朝的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上的水平。它对西方的军械，技术和外交上的模仿只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的姿态；西方文明的精华所在——诸如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清王朝则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大清王朝国运衰落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这就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始一个新秩序的相当成功的努力。” （以上均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徐先生《中国近代史》书中指出的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比较，十分重要，十分引人注目。这两个事件发生在几乎同时的时间，而且都是一次对改革的尝试，但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前者只学了西方的一点皮毛，后者却学到了西方的根本。前者没有想实行国家权力的转移，相反它只是想恢复传统的旧秩序。后者却实现了国家权力的转移，把权力从幕府将军的军事独裁转移到天皇手里，并实现了现代化的君主立宪制度。两个不同道路之间的较量，就在三十年后发生。那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悲剧——1894年中日之间发生了一次甲午海战。结果大清王朝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紧接着就签订了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充分地证明了前一条道路的完全失败，和后一条道路的巨大成功。于是大清王朝进一步的改革尝试就开始了，这就是戊戌变法。在讲述戊戌变法之前，有关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事情，还有必要再说几句。原来当时的大清王朝除北洋舰队以外，还有南洋舰队，以及另外的两只舰队。总计当时的清朝共有四支舰队，其总规模要比当时的日本舰队的规模为大。如果满清王朝的最高掌权者能调动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其结果定然不同。然而李鸿章只是个地方大员，他只是个直隶总督，因而他只能指挥他的北洋舰队。有权来调动其他三支舰队，全力以赴同心协力地来打这次海战的正是：当时掌握着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而她却无所作为，放手让其他三支舰队袖手旁观，以致这场至关重要的中日之间的一次大海战，变成了李鸿章一个人来和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力量之间的战争（徐中约书中语），其最后惨败的结果就必然是确定无疑了。因此，致使甲午海战惨败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掌握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因为她的无所作为：她一不动员全国的力量起来抗日，二不下令给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从而使北洋舰队陷于孤军作战，最后使这支舰队全军覆没，使北洋舰队的全军将士葬身海底，作为当时的大清王朝的最高统帅，她罪责难逃，罪大恶极。以下本文将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还是先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看看网上对此运动又是如何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后期至清末时，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该运动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按目标的不同，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运动简介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历史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0 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各持己见洋务派一些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守旧派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发展过程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涉及内容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重要项目安庆内军械所 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19世纪后期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汉阳铁厂 1889 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同文馆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 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失败原因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历史评价宗旨：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观点：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其他：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意义：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作用：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结果：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研究探索洋务派与顽固派：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改良派和维新派：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上关于洋务运动的文字均引自《360百科》网站）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徐中约先生对于洋务运动是怎样说的。从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看，他对洋务运动有不同的叫法，在徐先生那里这叫做自强运动，并且认为那是清朝的一次中兴。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就是：“清朝的中兴和自强运动”。在这一章里徐先生是这样地说起这一时期的特点，如下： “1860年与英法媾和，1864年又镇压了太平天国，清王朝消除了内忧外患两个威胁，舒缓了一口气，随后一个时期，清朝表现出一种相当显著的复兴气象。这种气象体现在：又镇压了捻军和回民起义，恢复了传统秩序和儒家政府，保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以及采纳西方的外交实践与军事和技术手段来发起自强运动。那种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的王朝衰败的景象得到了遏制，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19 世纪60,70年代的士大夫立即将这种王朝的第二次繁荣称为“同治中兴”。这里所谓的“中兴”，并没有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内涵。（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发生时间几乎和清朝的洋务运动同时发生，那是在1868年日本才开始了他们的明治维新——温注。）日本的明治维新指的是国家的权力从军事独裁者（幕府将军）和封建领主（大名）那里转移到天皇；而同治中兴则主要是通过整肃士气和经世致用来恢复传统秩序的努力。”“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王朝的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上的水平。它对西方的军械，技术和外交上的模仿只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的姿态；西方文明的精华所在——诸如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清王朝则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大清王朝国运衰落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这就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始一个新秩序的相当成功的努力。” （以上均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徐先生《中国近代史》书中指出的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比较，十分重要，十分引人注目。这两个事件发生在几乎同时的时间，而且都是一次对改革的尝试，但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前者只学了西方的一点皮毛，后者却学到了西方的根本。前者没有想实行国家权力的转移，相反它只是想恢复传统的旧秩序。后者却实现了国家权力的转移，把权力从幕府将军的军事独裁转移到天皇手里，并实现了现代化的君主立宪制度。两个不同道路之间的较量，就在三十年后发生。那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悲剧——1894年中日之间发生了一次甲午海战。结果大清王朝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紧接着就签订了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充分地证明了前一条道路的完全失败，和后一条道路的巨大成功。于是大清王朝进一步的改革尝试就开始了，这就是戊戌变法。在讲述戊戌变法之前，有关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事情，还有必要再说几句。原来当时的大清王朝除北洋舰队以外，还有南洋舰队，以及另外的两只舰队。总计当时的清朝共有四支舰队，其总规模要比当时的日本舰队的规模为大。如果满清王朝的最高掌权者能调动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其结果定然不同。然而李鸿章只是个地方大员，他只是个直隶总督，因而他只能指挥他的北洋舰队。有权来调动其他三支舰队，全力以赴同心协力地来打这次海战的正是：当时掌握着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而她却无所作为，放手让其他三支舰队袖手旁观，以致这场至关重要的中日之间的一次大海战，变成了李鸿章一个人来和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力量之间的战争（徐中约书中语），其最后惨败的结果就必然是确定无疑了。因此，致使甲午海战惨败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掌握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因为她的无所作为：她一不动员全国的力量起来抗日，二不下令给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从而使北洋舰队陷于孤军作战，最后使这支舰队全军覆没，使北洋舰队的全军将士葬身海底，作为当时的大清王朝的最高统帅，她罪责难逃，罪大恶极。以下本文将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还是先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看看网上对此运动又是如何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后期至清末时，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该运动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按目标的不同，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运动简介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历史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0 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各持己见洋务派一些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守旧派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发展过程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涉及内容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重要项目安庆内军械所 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19世纪后期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汉阳铁厂 1889 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同文馆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 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失败原因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历史评价宗旨：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观点：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其他：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意义：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作用：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结果：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研究探索洋务派与顽固派：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改良派和维新派：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上关于洋务运动的文字均引自《360百科》网站）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徐中约先生对于洋务运动是怎样说的。从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看，他对洋务运动有不同的叫法，在徐先生那里这叫做自强运动，并且认为那是清朝的一次中兴。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就是：“清朝的中兴和自强运动”。在这一章里徐先生是这样地说起这一时期的特点，如下： “1860年与英法媾和，1864年又镇压了太平天国，清王朝消除了内忧外患两个威胁，舒缓了一口气，随后一个时期，清朝表现出一种相当显著的复兴气象。这种气象体现在：又镇压了捻军和回民起义，恢复了传统秩序和儒家政府，保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以及采纳西方的外交实践与军事和技术手段来发起自强运动。那种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的王朝衰败的景象得到了遏制，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19 世纪60,70年代的士大夫立即将这种王朝的第二次繁荣称为“同治中兴”。这里所谓的“中兴”，并没有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内涵。（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发生时间几乎和清朝的洋务运动同时发生，那是在1868年日本才开始了他们的明治维新——温注。）日本的明治维新指的是国家的权力从军事独裁者（幕府将军）和封建领主（大名）那里转移到天皇；而同治中兴则主要是通过整肃士气和经世致用来恢复传统秩序的努力。”“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王朝的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上的水平。它对西方的军械，技术和外交上的模仿只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的姿态；西方文明的精华所在——诸如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清王朝则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大清王朝国运衰落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这就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始一个新秩序的相当成功的努力。” （以上均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徐先生《中国近代史》书中指出的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比较，十分重要，十分引人注目。这两个事件发生在几乎同时的时间，而且都是一次对改革的尝试，但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前者只学了西方的一点皮毛，后者却学到了西方的根本。前者没有想实行国家权力的转移，相反它只是想恢复传统的旧秩序。后者却实现了国家权力的转移，把权力从幕府将军的军事独裁转移到天皇手里，并实现了现代化的君主立宪制度。两个不同道路之间的较量，就在三十年后发生。那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悲剧——1894年中日之间发生了一次甲午海战。结果大清王朝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紧接着就签订了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充分地证明了前一条道路的完全失败，和后一条道路的巨大成功。于是大清王朝进一步的改革尝试就开始了，这就是戊戌变法。在讲述戊戌变法之前，有关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事情，还有必要再说几句。原来当时的大清王朝除北洋舰队以外，还有南洋舰队，以及另外的两只舰队。总计当时的清朝共有四支舰队，其总规模要比当时的日本舰队的规模为大。如果满清王朝的最高掌权者能调动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其结果定然不同。然而李鸿章只是个地方大员，他只是个直隶总督，因而他只能指挥他的北洋舰队。有权来调动其他三支舰队，全力以赴同心协力地来打这次海战的正是：当时掌握着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而她却无所作为，放手让其他三支舰队袖手旁观，以致这场至关重要的中日之间的一次大海战，变成了李鸿章一个人来和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力量之间的战争（徐中约书中语），其最后惨败的结果就必然是确定无疑了。因此，致使甲午海战惨败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掌握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因为她的无所作为：她一不动员全国的力量起来抗日，二不下令给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从而使北洋舰队陷于孤军作战，最后使这支舰队全军覆没，使北洋舰队的全军将士葬身海底，作为当时的大清王朝的最高统帅，她罪责难逃，罪大恶极。以下本文将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还是先从《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看看网上对此运动又是如何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后期至清末时，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该运动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大致告终，持续了近35年。按目标的不同，洋务运动可分为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在两次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上层为应对内忧外患形成了“洋务派”与“守旧派”两种阵营，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运动简介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历史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0 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各持己见洋务派一些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守旧派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发展过程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涉及内容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重要项目安庆内军械所 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19世纪后期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汉阳铁厂 1889 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同文馆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 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失败原因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历史评价宗旨：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观点：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其他：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意义：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作用：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结果：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研究探索洋务派与顽固派：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改良派和维新派：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上关于洋务运动的文字均引自《360百科》网站）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徐中约先生对于洋务运动是怎样说的。从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看，他对洋务运动有不同的叫法，在徐先生那里这叫做自强运动，并且认为那是清朝的一次中兴。徐先生的书中第十一章的标题就是：“清朝的中兴和自强运动”。在这一章里徐先生是这样地说起这一时期的特点，如下： “1860年与英法媾和，1864年又镇压了太平天国，清王朝消除了内忧外患两个威胁，舒缓了一口气，随后一个时期，清朝表现出一种相当显著的复兴气象。这种气象体现在：又镇压了捻军和回民起义，恢复了传统秩序和儒家政府，保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以及采纳西方的外交实践与军事和技术手段来发起自强运动。那种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的王朝衰败的景象得到了遏制，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19 世纪60,70年代的士大夫立即将这种王朝的第二次繁荣称为“同治中兴”。这里所谓的“中兴”，并没有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内涵。（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发生时间几乎和清朝的洋务运动同时发生，那是在1868年日本才开始了他们的明治维新——温注。）日本的明治维新指的是国家的权力从军事独裁者（幕府将军）和封建领主（大名）那里转移到天皇；而同治中兴则主要是通过整肃士气和经世致用来恢复传统秩序的努力。”“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王朝的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上的水平。它对西方的军械，技术和外交上的模仿只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的姿态；西方文明的精华所在——诸如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清王朝则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大清王朝国运衰落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这就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始一个新秩序的相当成功的努力。” （以上均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徐先生《中国近代史》书中指出的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比较，十分重要，十分引人注目。这两个事件发生在几乎同时的时间，而且都是一次对改革的尝试，但却走着不同的道路。前者只学了西方的一点皮毛，后者却学到了西方的根本。前者没有想实行国家权力的转移，相反它只是想恢复传统的旧秩序。后者却实现了国家权力的转移，把权力从幕府将军的军事独裁转移到天皇手里，并实现了现代化的君主立宪制度。两个不同道路之间的较量，就在三十年后发生。那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悲剧——1894年中日之间发生了一次甲午海战。结果大清王朝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紧接着就签订了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充分地证明了前一条道路的完全失败，和后一条道路的巨大成功。于是大清王朝进一步的改革尝试就开始了，这就是戊戌变法。在讲述戊戌变法之前，有关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事情，还有必要再说几句。原来当时的大清王朝除北洋舰队以外，还有南洋舰队，以及另外的两只舰队。总计当时的清朝共有四支舰队，其总规模要比当时的日本舰队的规模为大。如果满清王朝的最高掌权者能调动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其结果定然不同。然而李鸿章只是个地方大员，他只是个直隶总督，因而他只能指挥他的北洋舰队。有权来调动其他三支舰队，全力以赴同心协力地来打这次海战的正是：当时掌握着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而她却无所作为，放手让其他三支舰队袖手旁观，以致这场至关重要的中日之间的一次大海战，变成了李鸿章一个人来和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力量之间的战争（徐中约书中语），其最后惨败的结果就必然是确定无疑了。因此，致使甲午海战惨败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掌握中央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因为她的无所作为：她一不动员全国的力量起来抗日，二不下令给其他的三支舰队也来参战，从而使北洋舰队陷于孤军作战，最后使这支舰队全军覆没，使北洋舰队的全军将士葬身海底，作为当时的大清王朝的最高统帅，她罪责难逃，罪大恶极。;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3805 次阅读|13 个评论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上a）: 热度 1 cswen 2013-12-5 09:35; 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清朝的灭亡（上a） ——读史偶记（68a）温景嵩（2013年11月30日—12月4日写于南开园）下面我们先由《360百科》网站上引来一段文字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加以说明。然后再看看徐中约先生是怎样说的。《360百科》网站上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说明：太平天国革命编辑词条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太平天囯首都天京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简介概括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洪秀全等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战争。人物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后建国号“太平天囯”，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号称天京（今南京），定都于此。1864年，太平天囯首都天京陷落，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1872年，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囯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因清朝推行薙发易服，太平天囯均不剃发、不结辫，披头散发，故太平军一众均被称作“长毛”。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因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增加赋税，横征暴敛，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广西是各种矛盾十分尖锐而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之一，起义武装遍及全省。太平天国最后失败的分析腐化过早建都丧失锐气。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都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页)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局限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 “ 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 ” ，因为这样做了，就能 “ 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 ” 。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 “ 姑从凡间歪例 ” ，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 “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 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1 卷第 648 页 ) 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 “ 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腐败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杨秀清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当然，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总结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黄巾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从而迅速腐败，组织上又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最终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事了。（以上文字均引自《360百科》网站）在徐中约先生的书《中国近代史》里则对洪秀全个人有较详尽的介绍：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1814—1864年）出生在广州城外约30英里处的花县，是一个客家农户的第三个儿子。、他在幼年时代就非常自负，跋扈，脾气暴躁。但在学业上却表现得相当高的天赋。业师和兄长们都指望他能科场登第而光宗耀祖并惠及桑梓。他一生中也曾四次去广州应秀才府试（1828,1836,1837,和1843年），但均落榜。在1836年第二次赶考期间，发生了两桩极大地影响他日后生活的事件：（1）他对体现在《礼运》和《大同》中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印象；（2）他在大街上遇到了两位新教的传教士。其中一位叫做史蒂文斯的身穿长袍，蓄着长须，另一位则递给他一本名曰《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由早期的皈依者梁阿发（1789—1855年）编写，因科试落第而心事重重的洪秀全只是草草地浏览了一下这本小册子。”（以上均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表弟李敬芳在看过这个小册子后感到非震动，就要洪秀全仔细地来研究一下。洪秀全接受了此建议，便和他的邻居和同学冯云山仔细地研究起这个小册子来这个小册子最后便启发他们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拜上帝会”。到了1850年春，洪秀全的组织已发展到一万信徒。1850年11月这个组织就和清朝的官军发生冲突。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生日的这一天他宣布起义，并建立了“太平天国”，开始了他造大清王朝的反的起义行动。（以上材料主要都来自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洪秀全的起义最后失败了。当然我国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除刘邦和朱元璋以外，没有哪一个能够得到成功。然而洪秀全的这次起义却留下了两个遗产，值得记录下来。这两个遗产在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都有记载。我们且把它引用下来，现先引用第一个如下： “ 土地制度太平天国诸多发明中最重要的一项，也许就当数废除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权。这项发明的背后的精神是：所有上帝的子民，都必须享有他的恩惠，免除匮乏，有田耕，有衣穿，有钱花。要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就必须对现存的土地制度进行一场根本的改革。因此，太平军根据产量多寡，将田地分成九等。所有16岁以上的男女都可分得一份田，所有16岁以下的人则分得半份田。这样，如果一个人得到1亩上上田，他15岁以下的孩子就得半亩同样质量的田。一户六口人家应分得良劣相等的土地，即3人得良田，3人得劣田。所分的土地不能成为得地人的私人财产，他只是获得了这些田地的使用权而已。超过个人需要的剩余产品，必须上缴国库，个人积蓄和私人财产是被禁止的。这种共同使用土地的思想，可见于中国古代典籍《礼运》之中，汉朝的篡位者王莽曾在他的短命的新朝（公元8—23年）将之付诸实施。太平军则恢复了这一颇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理念。但不幸的是，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这种制度并没有得到实现，只是在少数地方试验了一下。”（以上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官僚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是我国历代王朝统治的基础。朱元璋的起义虽然成功了，但是他不但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反而继承了这个官僚地主阶级所有制。自己变成了新的王朝的统治者压迫者，爬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直到李自成的再一次农民大起义，把他的大明王朝推翻。对比之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然而洪秀全能够提出这一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后来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仍然看到了这一问题，从而提出他“耕者有其田”的再一次土地改革的主张。当然孙中山也未能解决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到了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才得以最后实现。太平天国的第二项革命遗产，仍然和孙中山有关。徐中约的书中有一段孙中山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的记载。我们且把它引用在下面： “最后，太平天国革命的经历还激励了后代的革命者，那些太平军的遗部转入地下加入了天地会，使种族和民族主义式的革命思想得以延续。太平天国也成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66—1925年）的灵感之源。孙中山诞生在太平天国灭亡后的两年，他在孩提时代就听说了太平军的故事，12岁时就立志做洪秀全第二。他日后的革命是从秘密社会里取得支援。而早期的孙中山的追随者有许多人都是哥老会会徒。甚至连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也是受到了太平天国理念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洪秀全之失败，是因为洪秀全只懂得民族独立，但却不懂得民众的主权，洪秀全懂得君主，却不懂得民主。为了纠正洪秀全在意识形态上的缺陷，孙中山就倡导了洪秀全所缺失的这两项“民主”和“民权”原则，而第三项“民生主义”则包含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思想。这部分则是受了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和财产公有制的启发。因此，可以说太平军未能实现的社会革命，在孙中山及其信徒上得到了部分地推行。” （以上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3647 次阅读|2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太平天国革命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