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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刘东生先生
热度 7 flyindusk 2017-11-22 09:59
刘东生先生 今天是刘东生先生百年诞辰。我翻出 13 年前的课堂笔记,先生慈祥的笑容历历在目。 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学生时代就已经知道先生的名字,粗略了解过先生的成就。等到上了第四纪地质专业的研究生,在课表中看到先生主讲《近代第四纪地质与环境》时,不由得对这门课充满期待。 2004 年春节假期,我把先生的著作和论文整理成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逐一翻过,算是预习这门学位课了。 2004 年 2 月 18 日,周二,研究生院的林秋雁老师和博士后李玉梅陪先生走进研究生院玉泉路校区教学主楼的 1006 教室。先生身形瘦削,背稍稍有些驼,一头银发也已经稀疏了。先生抬眼缓缓环视一周,温和地向满座的年轻人致意,然后在教室门口第一排座位坐下,等候开始。博士后李玉梅在讲台上打开课件,为上课做准备。教室里很安静,所有人都在等先生开讲。 开始前,林秋雁老师向我们简单介绍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先生站起身来。当提到先生获得 2002 年度泰勒环境成就奖时,他在一旁微微点了点头。先生在掌声中轻轻走上讲台,稍稍欠了下身,站在课桌后开始了这门课的最初三个课时。我坐在前排,默默地注视着先生的一举一动,很快就注意到先生的不同。第四纪是最年轻的地质年代,也是从 19 世纪初沿用至今的仅有一个的地质年代名称,常见说法是人的出现和冰期旋回是其最重要特征。先生一开始就介绍说,第四纪是“研究过去 260 万年地球历史的演化、人类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当时,不仅第四纪的底界年龄存在 180 万和 260 万年之争,甚至第四纪是否还能作为地层名称也有不同看法。刘先生花了不少的时间介绍争论的来龙去脉,以及以他自己为首的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立场。尤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第四纪早已不仅仅是研究过去人类适应气候的学问,而是一门关系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充满活力的科学。 接着,先生从曾培炎副总理的地质科学发展“四个转变”谈到了从第四纪科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他直言,“人类活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相似形的生态系统中”,因此,第四纪研究必须充分重视 Paul Crutzen 提出的“人类世”概念。先生给我们回顾了智慧圈 Noösphere 和智慧地质学 Noögeology 发展,最后以即将在意大利召开的 32 届地质大会主题作结,号召一起迎接全球地质学的文艺复兴。 那天,先生极其简要又饱含深情地向后来者展示了他看到的第四纪科学脉络和发展前景。他在讲台差不多站立了 3 个小时,毫不倦怠,只在课间稍稍坐下休息了一会。下课时,我毕恭毕敬地请先生在笔记本上签名,这也成为我和先生最近的交流。第二天,林秋雁老师通知选课的同学周四一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 2003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出席刘东生先生荣膺最高科技奖的颁奖仪式。那个学期稍晚些时候,丁仲礼老师在讲授《黄土与沙漠》课程时,用最高科技奖的终评报告系统介绍了先生的科学贡献:风成黄土的大宗师,古气候多旋回学说的奠基人,地球系统科学的开拓者。 刘东生接受最高科技奖 2004 年夏天,研究生院首次设置了夏季学期,先生主讲《环境与文明》,系统呈现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再后来, 2005 年,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PAGES) 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开放科学会议,先生在晚宴上用英语致辞,在茶歇时被国内外学者簇拥着交流,我既惊叹先生流利严谨的英文口语,又佩服先生旺盛的学术热情。不料到 2006 年秋天,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开幕式上传出了刘先生因病入院的消息,这是先生 50 年来首次缺席第四纪学术大会。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 2007 年 8 月 27 日,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在地质与地球物理学研究所授予先生洪堡奖章。在 André Berger 、 Peter Fabian 教授和丁仲礼研究员围绕下,瘦削的先生双眼依旧睿智,但致辞时气息不稳,声音也不如往日清晰。我站在台下,远远地注视着先生,祈祷先生能从病魔的缠斗中恢复过来,再次回到讲台为第四纪指点江山。 刘东生接受洪堡奖章 左起: Peter Fabian 教授,刘东生先生, AndréBerger 教授,丁仲礼研究员 没想到,这次竟成了先生最后一次回到研究所,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先生。 2008 年 3 月 6 日先生驾鹤西归。 11 天后,我们在八宝山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又过了一个月,先生骨灰在万安公墓安葬。从此,先生在他挚爱的灵山秀水间安息,化为星辰呵护着后来的学人。 先生去世后不久,我协助整理先生的办公室。先生的书柜中保留了他从 1941 年开始的野外记录簿、历年的手稿、论文抽印本和专著, 19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不同语种的第四纪研究文献,还有亲手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标本,蔚为大观。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1:250 万的《苏联地质图》。这是一幅宽度超过 4 米的俄文布面挂图, 1956 年出版,代表着当时苏联地质调查和制图的最高水平。图的背面有先生 1957 年 5 月的签名。难以想象先生 60 年前是如何把这幅接近 10 公斤的庞然大物带回国内的,什么动力促使他不远万里从莫斯科把它搬到北京的呢?我凝视着这幅挂图,没有答案,心下感佩不已。 2008 年底,学长告诉我地质出版社正在出售一批库存,其中有先生的《黄土与环境》。我立刻赶到地质出版社的门市部,把所有在售数十册的《黄土与环境》悉数买下。打开牛皮纸包装,《黄土与环境》明黄色的封面在冬日里格外明艳。书的内页早已泛黄,出版时凌厉的火气已经褪去,散发出一种温柔散淡的气息来,深深吸引着每一位读者。 《黄土与环境》封面 私底下,我一直认为,《黄土与环境》的前言是先生最好的文字。当逐行读到“书中部分章节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这也是很自然的。与其为了全书的统一而冒险将一些可能萌发为新突破的幼芽掐去,还不如将他们一起奉献给读者,让读者或者科学的发展本身去得出正确的结论 … ”,我的泪涌了出来,先生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黄土与环境》前言节选 《黄土与环境》出版后的 30 多年里,他的学生先后把黄土与亚洲季风演化相联系,讨论了高山过程对粉尘物质来源的影响,评估了北极冰盖、南极冰盖和青藏高原对季风系统的影响,并且把亚洲粉尘连续堆积的历史上溯到 2000 多万年前。一代又一代学人从先生的著述中汲取营养,不断书写黄土与地球科学新的篇章,逐渐完善对亚洲气候系统的理解。 作者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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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谈野外试验
weiweishi 2014-3-20 11:35
近期,去秦岭出一趟野外。 出野外,研究学习期间跑了不少地方。说好听点,是科研。 目前科研考核都是以论文计量,出野外学生在就业时分外受鄙视。因为野外试验周期长,烧钱,出文章慢,纯属体力活。所以,聪明的学生一般导师留着做模型,而傻呼呼才去野外观测。 因为野外试验误差难以控制,一般真正去测定数据,需要细心揣摩,精心打造,才能发现、解释其中的规律。 这样发文章风险很大,因为你的数据和以往的不一致,审稿专家首先认为你的观测方法存在问题。然而,野外试验是不可重复的。因此,相当一部分的原始数据被篡改,抛弃。最后文章发出来的结果,美轮美奂,合情合理。 犹如皇帝的新装。有多少人拿着已有的结论去完善自己的数据? 中国目前论文发了一大堆,但真正有把握的、推动学科发展的有多少?我们奠基的资料,有多少可为后人提供准确的参考? 最近,阅读一篇加拿大院士T Moore指导的博士论文,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各个过程3年的观测,工作非常出色。如果分析完这批结果,需要5~6年。这样的工作,在中国极为鲜见,大气所的郑循华老师的博论正真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这一代人,怕是再也出不了刘东生先生这样的大家了。钱多了,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了,难以具备那个时代的机遇。 中国文凭泛滥+论文泛滥,原因很复杂。作野外的童鞋们,如果有幸遇到一个好导师,给你一个前沿的科学问题,不查你的帐,放手让你去做,一定要好好把握。因为你们留给下一代人是有良心的野外数据。这些野外数据,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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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的黄土情怀
ScienceNews 2013-10-10 15:35
作者: 见习记者 姚联合 “他把黄土看成自己的生命。”与刘东生接触过的人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 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73岁去南极;79岁到北极;到了86岁还踏浪南海;87岁又跋涉到罗布泊。 他更是一位成就卓然的科学巨匠,2002年接受世界环境科学最高奖——有“环境科学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2003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洪堡奖。 他就是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在黄土形成和演变历史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黄土之父”的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 黄土恋人 “他把黄土看成自己的生命。”与刘东生接触过的人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 刘东生与黄土结缘始于20世纪50年初的一次对黄土高原的研究考察。河南三门峡的一排排像楼房似的水平而整齐的窑洞,吸引了这位年轻的研究者的目光,这里的窑洞在同一个位置有好几层,都同样是以“料姜石”的石灰质结核层——“土壤层的淀积层”做天花板,用黄土做墙,红色的土做地。刘东生请教土壤学家朱显谟,朱显谟告诉他,沉积物可能有地质时期的土壤残留。他们俩一起对“红色土”中的“红色条带”进行研究,证实了它们确实就是古土壤层,而整个“红色土”层就是含有古土壤的黄土沉积。 这一重大发现,将黄土沉积的时代,从过去的晚更新世(约10万年)延伸到整个第四纪(200多万年)。在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后,刘东生认识到黄土堆积时期代表了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而古土壤发育时期则代表了暖湿的气候特点,黄土与古土壤的交替代表了第四纪时期气候的大规模波动,黄土剖面由许多黄土与古土壤交替而成,说明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远不止4次。这一研究成果引起国际科学家的关注。 刘东生通过系统的研究,重建了250万年以来全球环境变化的历史,成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 从20世纪60年代起,刘东生把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视野,从黄土高原拓展到青藏高原,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他把仅从地球固体岩石中寻找环境答案的做法,扩展到整个地球圈,开辟了地球科学的新的研究领域。 在20世纪全球环境变化科学领域,从4次冰期学说到多旋回理论、从全球变化研究,再到地球系统理论,刘东生在这3次大的理论突破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多旋回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又是全球变化理论的国际对比标准的建立者;另外,对于地球系统理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 赤子之心 刘东生就读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刘东生的思想底色。他原本学的是机械系,昆明易门铁矿的开采勘探触发了他改换门庭学地质的念头。他找清华的老师,要求转到地质系,老师没答应。他不死心,再去找北大管理一年级学生的老师叶公超,叶公超爽快地签了字,刘东生转到地质系1938级,师从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从事鱼化石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度进行经济建设,非常重视地质工作,刘东生从研究鱼化石转到地质勘探和普查领域等。后来,国家动员全国地质工作者到东北恢复矿山生产,在古生物学老前辈尹赞勋的鼓励下,刘东生从南京来到东北,“放下古生物,成为一名光荣的地质勘探队员”。1954年,他又响应国家号召,开始研究三门峡水库的黄土问题。 刘东生与环境地质学结缘更有故事。1969年“文革”期间,尚在蹲“牛棚”的刘东生收到一封特殊的信函,信件中提到一种叫“克山病”的病,写信人怀疑这种病可能与黄土有关系,想特邀刘东生这位“老黄土”配合参加调查。刘东生不顾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待遇,抱着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投入到一个他并不熟悉的研究领域。 当时,医学界和地质学界人士共同参与了对这种地方病的治理,刘东生结合新技术、新方法对黄土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和别的研究人员深入到发病区调查水土。 在陕西,他们每走到一个村子,先了解有几个井,村里人吃什么粮食,然后打水化验,对粮食取样分析,包括种粮食的土也做化学检测。“化学分析主要是抓化学元素有没有缺乏的,根据地质学原理,河流是往下的,物质、元素便从上游带到下游,上游是缺乏的,下游是沉积、是富集。多的会中毒,少也会有缺乏症。”根据这样一个地质原理,他们调查地方的水、土、粮及人的头发,对一些病区与非病区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克山病的水土病因学说。认为这种病主要是由于黄土地中硒、钼、铜等微量元素缺乏所致,通过给当地老百姓服用一种叫亚硒酸钠的药片,为控制这种地方病的发病起到了重要作用。 仁者涵养 “他尊重人、善待人、包容人、团结人,做人确确实实做到家了!”凡是和刘东生共过事的人都这样说。 2002年,刘东生获国际大奖——泰勒环境奖后,特意跑去给102岁高寿的王恒升院士报喜。王恒升既是刘东生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又是当年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一位是年过期颐之年的先生,一位是寿达耄耋的学生,既有师生之谊,也有同事之情,虽然王恒升因年岁太高而显迟疑,刘东生还是谦卑而恭敬的高声对答。王老的家人眼见着此情此景,既对两位鹤发老人的情态而满眼含笑,又深深折服于刘东生的尊师之情。虽时隔多年,王恒升女儿王莹棣对当年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那年父亲101岁了,脑子也不大清楚。刘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难得刘先生耄耋之年大喜之时,还惦念着60多年前的老师!如此人品风范,怎么不让人敬佩?” 2005年2月20日,著名的气象学家叶笃正90华诞庆祝大会在外国专家大厦隆重举行。当时,组织这场活动的大气物理研究所由于不知道刘东生和叶笃正的渊源,没有邀请刘东生。但刘东生不邀而至,主动从地质所赶过来,并作了即席发言。刘东生从与叶笃正在中学时的相识说起,他回忆了自己和叶笃正在南开中学的学习生活,并说自己实际上和叶笃正原是同班同学,但最后毕业的时候却差了两级,原因是叶笃正跳了一级,而自己则留了一级。刘东生谈的是七八十年前的往事,而在2003年又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刘东生谈起当年似乎有些差强人意的事情,神情非常恬淡,而如此坦诚的陈述,足见刘东生至深的同学情怀和坦荡胸怀。 南开大学90周年校庆时,作为校友的刘东生携夫人、南开大学1951届生物系毕业生胡长康参加,并应邀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学术报告会结束后,刘东生接受了南开新闻网记者专访。采访接近尾声时,刘东生好像有些不忍心打断忙着做笔录的记者,还是忍不住悄悄地询问道:“可以结束了吗?”那份腼腆和体贴,让人分外觉出老人的可爱。上车前,他与身边的人一一握手告别,进入车厢又透过车窗,向外面的人微笑挥手告别。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更像是一位慈祥可爱的老爷爷。 刘东生走了,但在他身后留下的辉煌事业,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将让人们记远记住他。■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3年第09期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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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中国黄土是风吹来的沙尘堆积形成的
热度 6 dhwang 2011-9-21 02:04
昨夜星辰刘东生 打开黄土万卷书 刘东生说,在最早对中国黄土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中,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F.v.李希霍芬最为有名,他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之前中国没有现代地质学。 “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在地球上刻下了三本完整的历史大书: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一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而第三本书则是中国的黄土沉积。这三本书是我们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最佳文献档案。” ——科恩教授2002年4月12日在“泰勒环境成就奖”颁奖会上的致词 采访手记 :有空再写 作者:王丹红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4-7-27 8:33:14 王丹红:刘东生打开黄土万卷书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农业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占1/10的国土面积,拥有1/5以上的全国耕地面积,居住着两亿多人口。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东生院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黄土有250万年历史,完整记录了250万年以来全球古气候变化的过程,是研究全球古气候变化的档案库。刘东生从1954年开始研究黄土,在50年间,他建立了黄土“新风成说”;为环境演化的“多旋回学说”奠基;提出了黄土高原是全球少见的完整环境变化的陆地沉积记录,使黄土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三大国际对比标准之一;他最早发现青藏高原在250万年前发生过快速隆升的证据,开辟了“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变”新领域。 因为卓越的研究贡献,刘东生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世界环境科学最高荣誉——“泰勒环境成就奖”,以表彰他在“认识和应用陆地沉积物来理解全球环境变化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1954年,刘东生在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时第一次接触到黄土。那时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黄土”,他说当时自己“只对鱼化石有兴趣”。2004年4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黄土已经成为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一个是离不开了,一个也做不了别的了。”他说,“全世界就我们中国黄土的条件比较好,但我们在实际上的开发太少了,好像是生物学研究DNA,我们认识的只是黄土的一个片段。” 从鱼化石专家到地质勘探队员 黄河在黄土高原的脊背上川流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滋润了无垠的土地,培育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是,黄河每年从黄土高原带走16亿吨泥沙,其中有一部分沉积在中下游的河床上,这让黄河洪灾频繁,河床高悬。 黄土高原位于长城以南、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厚度在50到400米之间,面积居世界首位。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地球条件对当地文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期间,我国人民就在黄土高原上创造了与两河流域、印度河和尼罗河流域等地不同的旱作农业;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利用黄土质地细、湿时可塑性良好的特点,制造出各种陶器,此后还利用黄土干时具有相当高的凝聚力、可形成直立陡壁同时又疏松易挖的特征,在黄土区建造了冬暖夏凉的窑洞。然而,黄土结构松软,易被侵蚀。千年风雨的冲刷和不合理的开垦及利用方式,使如今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发源于青海的黄河在流经黄土高原时,每年要带走约16亿吨的泥沙,除流入渤海外,大约有4亿多吨的泥沙沉积在下游河床,形成著名的“地上河”,使黄河洪灾频繁、水患深重。 黄土多孔,质地均匀,富含钙、铁质,易于贮水和耕作,宜农宜牧,因此,黄土地带有世界“小麦带”之称。近150年来,世界上许多地质、地理、土壤、农业、水利、工程建筑、动植物、考古和历史学方面的专家都对黄土兴趣浓厚。 1954年,国家开始兴建三门峡水库,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黄河泥沙。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专门组织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气象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提出,由科学院组织一个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对黄土源进行研究。刘东生在中科院地质所侯德封的带领下参加了这次考察。在这次考察中,刘东生第一次接触到黄土。 虽然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但那时的刘东生深知研究黄土是国家需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东生总结了自己一生中做过的三项最重要的工作,第一项就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写的一篇有关鱼化石的文章,第一次用解剖学方法对鱼化石进行了描述。他认为这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走了一步,因此感到很愉快。 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1949年又在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完成生物学业。他曾师从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锺健从事鱼化石研究,与潘江合著《南京五通系鱼化石》专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建设事业,非常重视地质工作,刘东生就从研究鱼化石转到地质勘探和普查领域等。后来,政府动员全国地质工作者到东北恢复矿山生产,在古生物学老前辈尹赞勋的鼓励下,刘东生从南京来到东北,“放下古生物,成为一名光荣的地质勘探队员”。1954年,他又响应国家号召,开始研究三门峡水库的黄土问题。 1954年的考察进行了三年,研究了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的分类、区划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1957年做了总结,但是地质所所长侯德封和业务处长彭会认为,对黄土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下一步应该从基础研究上再进一步,包括黄土的成因、地层、岩石、年代、性质等,这些东西可能对水土保持不一定有直接需要,但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非常重要。后经所里提出要求,院里批准,1957年,在结束水土保持调查任务后,刘东生就带队来到黄土高原进行大剖面调查、地层研究等。 刘东生说:“我的机会比较好,国家在很困难的时候还支持基础研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有远见的。” 风吹来的沙堆积成黄土 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 ——班固:《前汉书·五行志卷第七下之上》 黄土一词在2000多年前就已出现在我国的文献中,《伏候今古注》中有:“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天雨黄土,昼夜昏霾。”班固著《前汉书·五行志卷第七下之上》中也有关于黄土的记述。而且,班固是扶凤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对黄土应该非常熟悉。 但黄土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刘东生说,在最早对中国黄土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中,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F.v.李希霍芬最为有名,他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之前中国没有现代地质学。李希霍芬提出,中国黄土是风吹来的沙尘形成的。1868年至1872年间,李希霍芬应德国一个商团邀请对中国资源进行调查。在近4年里,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回到德国后发表了五卷带附图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在本书第一卷,他专门论述了中国的黄土,将中国黄土与德国莱茵河谷的Loess相比,认为两者基本相同,都呈浅灰黄色、含钙质和陆生软体化石,疏松多孔、厚层状、无层理,具有垂直节理,常呈陡壁,并以此特征作为黄土?Loess的定义。刘东生认为,李希霍芬提出的黄土风成观点不同于在他之前的美国人庞培利提出的黄土是湖积的黄土状沉积物的观点。 俄国地质学家B.A.奥勃鲁契夫等人发展了李希霍芬的黄土“风成”学说。B.A.奥勃鲁契夫通过对中亚、中国北方等地的观察,并吸收中国地质工作者的概念,将黄土的形成与沙漠、戈壁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北方等地区的黄土是沙漠黄土,成因与沙漠有关,他强调了大气活动对黄土物质的搬运和沉积作用,并提出将黄土类沉积物分为典型的大气粉尘黄土和次生黄土。次生黄土是典型黄土经溪流、河流再搬运沉积的黄土状岩石。 中国地质学家于1920年起开展黄土研究。1930年,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锺健和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开展黄土地层与古生物的研究,他们第一次把中国黄土高原厚达300余米的黄土划分为马兰黄土,红色土A、B、C等四层,并按其中所含古脊椎动物化石定为现在仍延续使用的第四纪的早、中、晚期。刘东生说“这是一个突破”。但是,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专家葛拉西莫夫院士、帕甫林诺夫教授等考察后,认为中国黄土不是风成的,而是由山洪爆发导致的,提出了黄土的“水成”说。由此,中国黄土研究出现“风成”与“水成”的讨论。 1957年后,刘东生带队在黄土高原做了10条大路线剖面的调查,东西5条,南北5条,每条线约1500多公里,每条线有几个人,边走边看。因为坐车,刘东生和彭会走了好几条线路,一天走100多里路,两个多月就做完了调查。“当时没有先进的工具,就是用眼睛或显微镜来看。”结果发现,黄土高原的地层、地质和岩性在广大范围内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因此提出了黄土高原“新风成”学说,将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的顶部黄土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这一观点肯定并发展了李希霍芬等的“风成”学说,平息了黄土高原“风成”与“水成”之争。 刘东生说,如果将黄土高原比喻成一幢6层的高楼,那么李希霍芬等认为最上层的黄土是风成的,他们的调查则认为从顶楼直到底楼整个黄土高原都是风成的。这说明上面的形成如果是10万年,那么整个黄土高原就是200多万年或更早,这是通过“观察地质”方法得出的经验数据。 这次考察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发现黄土高原记录了当时全球气候的变化。刘东生在巨厚的黄土剖面中观察到黄土与红土像多层夹心面包般交错堆叠。在土壤学家的帮助下,他认识到黄土代表了寒冷干旱气候环境,红土则代表了暖湿气候时期的古土壤。黄土高原剖面35层的黄土与34层的红土代表了过去250万年间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出现,为第四纪气候的“多旋回理论”提供了重要的陆相证据。 地质学家将过去250万年到今天的时期称为第四纪,将出现在第四纪的冰河时期称为“冰期”,把出现在两个冰期之间的温暖气候称为“间冰期”,冰期与间冰期的轮回称为“旋回”。20世纪初,欧洲科学家通过对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冰川沉积物的研究发现,这个地区有4次冰期、间冰期的变化,从而提出第四纪全球气候有4次冷暖的“旋回”。刘东生等人从黄土的实际构成认为,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的次数远不止4次,提出了第四纪黄土气候变化的“多旋回理论”。1961年,刘东生和合作者张宗祜教授在他们的论文《中国的黄土》中报告了黄土高原形成的“多风成学说”和第四纪气候变化“多旋回”理论。 1961年在波兰华沙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第四纪大会是中国地质科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参加了国际地质界的学术活动。刘东生在会上报告了他和张宗祜的发现。国际第四纪联合会黄土委员会主席SmAlley在2000年出版的《地球科学评论》中,把刘东生等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中国黄土地层研究走在中欧前头的过程形象比喻为“一个曲折的故事”。 在侯德封、彭会和于仙春等的支持下,刘东生和同事在1962年~1964年间出版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和《黄土的物质成份与结构》三本书。刘东生说:“当时认为有关黄土的岩石学、地质学、矿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那个时候的科学前沿了,总结也写完了,我就把黄土研究暂时放下,到青藏高原去了。” 一叶知青藏高原之隆起 唐代诗人王之涣曾吟诵“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竺可桢经考证认为,王之涣吟诗时是站在距离黄河水系约300公里外的玉门关,其间有绵亘的山脉阻隔,因此误将“黄沙”看成“黄河”,而这首诗真正描述的应该是“黄沙直上白云间”。当黄沙卷上白云间时,也就出现我们今天所谓的沙尘暴,尘埃落定就堆积成了黄土高原。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东生参加了1964年的青藏高原研究。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高原,位于中国西部和西南部,主要包括青海、西藏和川西,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山岭海拔多在6000米以上?峰顶终年积雪。1964年,国家体委组织攀登青藏高原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希夏邦马峰在藏语中是高山气候严酷之意,其山峰是当时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中唯一未被人类涉足过的处女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体委主任贺龙提出中国的登山必须要与科学考察结合。刘东生说:“我从小对登山很有兴趣,有这个机会我就要求去,那个时候很自由,申请一下就去了。”于是1964年1月,刘东生得到了以冰川学家施雅风为队长的科考队的大力支持,和登山队一同出发了。 一天,刘东生留在营地没去登山,傍晚,北京地质学院老师张康富和西藏地质局的张明亮从野外返回,给刘东生看一块从6000米高度的冰川堆积中带回的石头。刘东生说:“石头一掰就裂开了,里面有一个树叶的化石。我有一点古生物学的知识,根据树叶化石的形状和叶脉判断它是阔叶树的树叶化石。我将这块化石带回北京,经过中国古植物学家徐仁先生鉴定认为是高山栎,并估计化石可能始于第四纪初期。从第四纪初期到现在大约有200万年,可是海拔3000米已是阔叶树生长的极限,而这个树叶化石却出现在海拔6000多米的高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它是地壳上升时带上去的,青藏高原在过去200多万年的时间里向上隆起了3000多米。而在此之前,地质学界认为青藏高原维持这种高度已经非常久了。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1965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这是首次在新中国举行国际科学会议,施雅风和刘东生等人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高山栎在青藏高原的发现,国际上开始注意青藏高原隆起的问题。1966年,刘东生提出“青藏高原的隆起对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并利用黄土来追溯青藏高原的历史,将固体岩石圈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拓了青藏高原研究的指导思想。从此,他开辟了地球科学的一个新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喜马拉雅山是位于中国西藏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的山系,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形成于6500多万年前的第三纪?有30多座7300米以上的山峰,海拔8848米的主峰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上。刘东生等结合前人的研究认为,6000多万年前,中国大陆东边是太平洋,北边的西伯利亚,南面的喜马拉雅山地区是浅海,西边的地中海在当时伸入到亚洲中部,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滋润着平坦的中国大陆。但是,当印度板块在向北移动与亚欧板块碰撞后,印度大陆的地壳插入亚洲大陆的地壳之下,并将后者顶托起来,喜马拉雅地区的浅海消失,喜马拉雅山开始形成并渐渐升高,这时,青藏高原也在印度板块的挤压下升起来,到200万年前,青藏高原已相当高了,但它还在继续升高。地表形成的巨大变化改变了大气环流的格局,东西走向的喜马拉雅山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团向北的移动,中国西北地区越来越干旱,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成为黄土高原的沙源地带;青藏高原的宽度约占西风带的三分之一,将西风带的近地面层分为南北两支,南支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向东流动,北支从青藏高原东北向东流动,这支高空气流常年存在于3500米~7000米的高空,成为搬运沙尘的主要动力;青藏高原的隆起也使东亚季风加强了,西北风将中国西北部和中亚地区的沙漠与戈壁表面的沙尘抛向东南,尘埃落定,终于形成了连绵的黄土高原。 寰球同此凉热 宇内共享寒暑 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在地球上刻下了三本完整的历史大书: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一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而第三本书则是中国的黄土沉积。这三本书是我们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最佳文献档案。 ——科恩教授2002年4月12日在“泰勒环境成就奖”颁奖会上的致词 克山病是一种流行于荒僻的山岳、高原及草原地带的以心肌坏死为主的疾病?患者主要表现有心脏增大、急性或慢性心功能不全和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急重病人可发生猝死。该病1935年第一次发现于黑龙江省克山县,故名克山病。克山病研究是当年中国第一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中共中央为此成立了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克山病是地方病,这种疾病的发生应该与当地的地质、水质有关,因此需要地质学家的参与,刘东生因此奉命到黑龙江克山县进行调查,这个机会不仅让他参加了导致克山病的关键原因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开创了中国的环境地质学。 早在1969年,刘东生就在陕西等地方发现,在黄土高原一些地势较为平坦、水土流失轻微的地形上基本没有克山病,但在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克山病就比较多,因此他和一起工作的同志们认为克山病与水土中的微量元素有关。他们通过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正是水土中微量元素硒的缺乏导致了克山病,并提出通过硒的补充来防治这种疾病。1970年,周恩来总理请一位日本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做世界环境的报告,环境污染带来克山病等地方性疾病的问题引起了周总理及中央的重视。刘东生在克山县听说周总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将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一篇5000多字的论文《环境地质学的出现》,这篇文章随即油印了上百份送给有关部门和领导,随后发表在中科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内部刊物《环境与健康》上。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第二重要的工作。 1980年,应瑞士联邦高等工业学校的地质学家许靖华教授邀请,刘东生到瑞士做访问研究,用古地磁研究黄土。地球的磁极在地质历史时期曾发生过多次倒转,地质学家建立了一个标准地磁年表,通过古地磁来确定地层的年龄。在研究中他发现了磁化率在黄土和古土壤中的不同。黄土的磁化率代表了黄土形成时的气候,古土壤的磁化率代表了古土壤形成时的气候。黄土层中磁化率的多旋回证实了过去肉眼看到的气候变化“多旋回”,这时黄土又与气候联系在一起了,黄土记载了气候变化,刘东生说这是他在瑞士半年多的时间里得出的结果。根据这一研究,他和同事重建了250万年以来环境变迁的历史,并发现了黄土序列土层的磁化率曲线与深海沉积的氧同位素的一致性,“寰球同此凉热,宇内共享寒暑。”黄土从此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三大对比标准之一。 刘东生和同事们在1985年以这些成果为内容用中英文出版了《黄土与环境》一书,这本书是他一生中第三重要的工作。德国科学家对这本书进行修订后以《中国黄土》为名在欧洲重新出版,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极大关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BusAccA教授在一篇书评中说:“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上可与深海岩芯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可以多年地苦苦奋斗去识别、对比、确定年份,但那是总共才占第四纪一部分的4到5个冰碛垄。我们怎能想到刘东生等人对中国的200米厚、含30多层古土壤以及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早期人类化石的风成沉积的研究建立了整个第四纪时期的丰富启示。” 美国南加州大学在2002年4月2日宣布,2002年度“泰勒环境成果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WAllAce Bnoecker)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资深院士刘东生。泰勒环境成就奖是由已故约翰·泰勒和爱丽丝·泰勒在1973年设立的,授予对发现和解决世界的环境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该奖由南加州大学负责管理。颁奖书中说:“刘东生因在认识和运用地质沉积物了解全球环境变化方面的开创性成就而获此奖,他开拓利用中国黄土区黄土沉积测量250万年来地质气候变化的新方法。”刘东生被认为是中国黄土序列古环境研究之父,他通过50多年的研究清楚地证明了黄土为环境变化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大陆记录。 师从天才 传承薪火 刘东生先生是一位世界知名、备受尊重的地质学家,他不仅做出了基础性的科学贡献,而且还致力于培养和鼓励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在数项国际项目中,他的参与和领导作用是推动国际间环境研究的主要催化力量,这既支持了年轻的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也使许多国外的科学家能参与到中国的研究中。——2002年度“泰勒环境成就奖”颁奖词 泰勒奖环境奖的颁奖词中说:“刘东生被认为是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之父。”但是刘东生却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中国黄土研究之父,因为他的老师杨锺健等研究者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了中国黄土的研究。在泰勒奖的颁奖演讲中,刘东生特别提到了安芷生、丁仲礼和郭正堂等优秀的中青年学者,称赞他们坚持不懈,做出了出色成绩。 长江后浪推前浪。杨锺健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黄土高原有10万多年的历史,刘东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论证黄土高原是在过去250万年前堆积起来的,刘东生的学生安芷生、丁仲礼博士等将黄土的年代推到了600万年至800万年前,而更年轻的学生郭正堂博士等更将黄土的年代追溯到2200万年前。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地质和环境学家安芷生院士是刘东生早期的学生之一,他协助刘东生编写了《黄土与环境》专著,他与刘东生共同将中国黄土与深海沉积序列进行了成功的对比,使中国黄土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生物气候记录的支柱之一。 2002年3月14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郭正堂博士等人的论文《中国黄土指示亚洲荒漠化起源于2200万年前》,并以“亮点文章”的形式加以介绍。该论文将中国北方沙漠化开始的年份上推到2200万年前,而且为青藏高原南部至少隆起于2200万年前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自然》杂志高级编辑兰根博格为这篇论文写了题为《风尘可能平息喜马拉雅山争议》的评述文章,文章说:“巨厚的黄土为山地的诞生提供了线索。”德国的肖英博士在《美国》在线新闻上评述说:“新发现的中新世黄土——古土壤序列是‘喜马拉雅山的新传’。” 1954年,刘东生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第四纪研究室,1985年在西安创建了中科院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室,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建立了环境地球化学国家实验室。他培养了50多位研究生或博士生,安芷生、韩家懋、汉景太、刘嘉麒、丁仲礼、郭正堂和吕厚远等几代学生如今都是中国环境演化研究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从黄土研究的经历中刘东生感到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他说自己的机会比较好,即使在国家经济很困难的时候也得到了支持,但很多很好的研究因没有经费而不能进行。因此,在1981年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他和其他学部委员对提出设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建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望通过基金制为基础研究提供稳定的支持。这具有先见之明,刘东生和黄土研究从此也受益于国家科学基金。 1982年,他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建立后的第一批基金项目,并两次申请到基金委的重大项目,“八五”期间,他90%以上的研究经费都来自科学基金。他的学生丁仲礼、郭正堂等5人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这个群体也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首批创新研究群体之一,郭正堂就曾说自己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刘东生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一整套正常运转体制和管理办法,对研究队伍的成长和稳定很有好处。科学基金除了对研究项目本身提供经费支持外,还需要和研究所外的相关研究人员联合起来,一起攻关,比如和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南京大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这就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显示了科学基金的特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不再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一个补充者,而是一个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 黄土是一本书。刘东生对郭正堂等学生说:“自然界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记录在黄土里,你们要将黄土好好读一读,用先进的手段来读懂黄土,黄土这本书几辈子都读不完。”在谈到对黄土今后的研究时他说,“黄土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从第四纪的角度来看,全世界就是中国黄土的条件比较好,但实际上现在还开发得太少,好像是生物学研究DNA,我们认识的只是一些片段,整体的认识还差得很远,很多问题继续做下去是非常必要的。美国、欧洲、拉丁美洲等都有研究黄土的专家,现在他们也在研究中国的黄土。我们现在这支队伍非常好,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比不上国外,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对黄土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入,研究黄土的人比较强、比较多,中国黄土研究的水平在国际上是比较好的,是第一流的。 刘东生现在的梦想是再写一本关于黄土的书,他说因为现在好多新人都涌现出来了,新的人、新的工作,他想再将它们总结一下,再上一层楼,给后来的人搭一个桥。 今年已87岁的刘东生身体硬朗,红光满面。他的心仍牵挂着黄土高原。 (本文的采访和写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人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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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胡长康先生逝世
dongzg101 2011-7-26 22:04
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胡长康先生逝世 享年83岁;系刘东生院士夫人 胡长康与刘东生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网站消息,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新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的首批参与者和开拓者之一,原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胡长康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7月25日中午12时3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胡长康,女,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1928年12月生,1951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3月加入九三学社,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晋升为副研究员。 胡长康先生1947-1950年就读于前北京中法大学生物系,后转入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师从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萧采瑜、綦秀惠教授。1951年毕业后,由中央人事部分配到前地质指导委员会新生代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身)工作。 胡长康先生主要从事新生代哺乳动物研究,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曾担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秘书长、高等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先生毕生奉献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许多杰出成果,是我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 胡长康先生于1955年与刘东生先生结为伴侣,恩爱相守六十载,在文革十年中,她以坚强的毅力独自照顾年迈父母、抚养年幼子女,解除了刘先生工作上的后顾之忧。自1989年退休后,全力照顾刘先生的工作与生活,多次陪同刘先生去西藏、罗布泊等野外考察,并去国外参加了很多重要学术活动,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更多阅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讣告 专题:深切缅怀“黄土之父”刘东生先生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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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获得相当于诺贝尔奖的两位科学家
热度 10 wsyokemos 2011-4-28 13:04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类奖项仅仅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理 / 医学,即简单的说,只有理、化、生三个学科,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即使是水平再高、再牛也无缘问鼎诺贝尔奖。我们也知道其它学科也有一些国际大奖相当于诺贝尔奖(当然没有任何一种奖的知名度能和诺贝尔奖相提并论),比较著名的有计算机类的图灵奖、数学类的菲尔兹奖,其它有没有?我们国家有没有科学家获得这些大奖?本文就试图讨论这个话题。 由于我国本土科学家迄今尚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为避免争议,本文讨论仅限科学奖)、图灵奖或者菲尔兹奖,我们就谈谈别的奖。 第一种就是 沃尔夫奖 ( Wolf   Prize ) ,根据 维基百科上的介绍 : 沃尔夫奖 “ 由 沃尔夫基金会 颁发,该基金会於 1976 年在以色列创立, 1978 年开始颁奖。创始人里卡多 · 沃尔夫是外交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沃尔夫奖主要是奖励对推动人类科学与艺术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每年评选一次,分别奖励在农业、 化学、数学、医药和物理领域,或艺术领域中建筑、音乐、绘画、雕塑四大项目之一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人士。其中以沃尔夫数学奖影响最大。 沃尔夫奖具有终身成就性质,是世界最高成就奖之一 。 ”顺便说一下, 据媒体介绍 , “ 沃尔夫奖和菲尔兹奖被共同誉为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茨奖主要颁给 40 岁以下的数学家;沃尔夫奖则具有终身成就性质,所有获得该奖项的数学家都是享誉国际数学界的当代数学大师,他们的成就代表了当代数学的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该奖的奖金是 10 万美元。 迄今为止,我国本土科学家获得此奖的唯一一位科学家是袁隆平先生 ( 2004 年) 。还有一些其他华裔科学家荣获此奖,如:吴健雄( 1978 年 首届 沃尔夫奖 ,用实验证明了李政道、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陈省身( 获 此 奖的第一位华裔数学家、第二位华裔科学 家 )、丘成桐( 菲尔兹奖得主)、钱永健(诺贝尔奖得主)等。 袁隆平先生所获 沃尔夫奖 在农业领域从世界范围内看都是最高奖,所以,如果说 其获得了相当于诺贝尔的国际大奖,毫不为过 。 管理、颁发 沃尔夫奖 的 沃尔夫 基金会( Wolf Foudation )网站 对袁隆平先生获奖的理由和其贡献的介绍如下:“ Professor Yuan Longping is one of the scientific giants in moder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has made a dramatic impact on worldwide food production. Professor Longping has developed innovative strategies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rice yields, utilizing cytoplasmic male sterility that ha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ybrid rice. Under his leadership, and after a decade of cooperative research efforts among hundreds of rice scientists from numerou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rice yields were generally enhanced by 20 percent, and China rice production, by 50 percent. Professor Longping has further pioneered “super hybrids” utilizing inter-specific heterosis. As an agricultural scientist, Yuan Longping’s concerns go beyond China’s food supply and extend to the enormous problem of world hunger. To help increase world food supply, he has shared his knowledge, techniques, and breeding materials, with scientists worldwide. ”这些不难理解,就不翻译了。 另外补充一下,对于农业领域的最高奖,还有一种说法是 世界粮食奖,下边是 新浪网上一个博文有关世界粮食奖的简介 : “ 世界粮食奖是国际上在农业领域方面的最高荣誉,设立于 1986 年,每年由总部在美国爱荷华州得梅因市( Des Moines, Iowa )的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一次,目的是奖励那些 “ 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 。得奖者可得 250,000 美元 ” 。即便如此,袁隆平也于 2004 年获得此奖,和 沃尔夫奖 是同一年获得,这两种奖,都有别的华人获得,同时获得 农业领域这两项大奖的, 袁隆平是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唯一华人。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样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当年申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屡屡落败 ( 据说是由于论文不行 ) ,最后只有转战工程院,终于评上,就在几年前,袁隆平院士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Associate member of NAS),  当时这个消息传来时很令中科院尴尬,因为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的水平会比美国科学院的院士高,也少人会认为 沃尔夫奖 的评委会委员和 美国科学院的国际同行们都瞎了眼。其实,无独有偶,还有另外一位中国科学家也是死活评不上中科院的院士,但却在几年前也被评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已经评上的中科院院士却有至少几十位在新语丝上由于种种问题( 如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被揭发,迄今为止,在中科院的历史上,只有一位院士是由于学术问题(受其弟子博士论文造假牵连)被开除。有点跑题,我们接着看另外一个国际大奖: “ 泰勒环境科学奖 ” ( Tyler Prize for Environmental Achievement )。 迄今为止, 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 泰勒环境科学奖 的本土中国科学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 (即: Tungsheng Liu ) 先生,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首创了黄土 “ 新风成说 ” 和环境演化的 “ 多回旋学说 ” ,而且开辟了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变新领域,建立了全球变化国际对比标 准( 资料来源 )。刘先生 2002 年获得的此奖,按照 维基百科上说法就是:“ 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首次获得世界最高等级的环境地质学领域奖 项 ”。 维基百科上关于该奖的简要介绍为: “ 泰勒环境成就奖是环境科学、能源、医学领域的国际性奖项。此奖项每年由南加州大学颁发,获奖者可获得 200,000 美元奖金和金质奖章。泰勒奖被认为是国际环境科学的最高奖。 ” 泰勒奖的官方网站 上对于刘东生先生的获奖理由描述为: “A pioneer in developing ways to measure paleoclimatic change over the last 2.5 million years through studies of loess, a windblown dust, that forms thick deposits over much of central China. The Chinese loess record contains an unparalleled terrestrial record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文中的两位科学家:刘东生和袁隆平都曾获得过我国的国家科技最高奖,可谓是名至实归。 - 其中刘先生已经辞世,所以袁隆平就是在世的唯一的一位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级的国际大奖得主(指本土科学家,不算晚年来中国享福的外国友人),和刘东生先生生前一样,袁先生也很谦虚、低调,已过 80 高龄,仍然坚持着水稻科研,不像个别牛人整天到处做报告、预言中国何时能得诺贝尔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到处发表“高论”。袁隆平先生不仅仅在科学上为我国赢得了荣誉,其人品更值得我们尊敬! 我国其他科学家也有一些获得过这样那样的国际性大奖,但是,其知名度和含金量能达到上述两项大奖水准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如有遗漏,望各位网友指出。 (王守业写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文中照片来自网络,感谢作者。引文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63591do=blogquickforward=1id=438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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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了,我能留下什么?
rock6783 2009-3-31 09:53
廖永岩 广东海洋大学 电子信箱: rock6783@126.com 本博文是博主对葛肖虹博文:《大家都来看 CCTV10- 大家-刘东生》(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23490 )和杨秀海博文:《你们在天国还好吗?清明节寄语》(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23494 )的评论,现整理如下,为悼念地质学大家刘东生院士,更为在即将到来的清明节,寄托对先人的哀思。 1 、悼地质学大家刘东生院士: 人人都得为己, 毕竟我们都是生物,我们都得生存。 但是,有的人只所以能成为大家, 是因为他们在为己的同时, 还想到自己作为人的责任! 2 、清明节寄语:  走的,毕竟走了, 没走的,也肯定得走。 走走,过过 人间,天国 我暂时还没走, 但我肯定将成为一个走的。 将来某一天, 在我临走之前, 我到底能给没走的留下什么, 来证明我曾经来这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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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坚守在教学前沿的战士
dongping2009 2009-3-9 11:35
(原题:坚守在教学前沿的战士纪念刘东生院士从事研究生教育50载) 作者:林秋雁 石耀霖 魏东平 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与教育方面成就卓著,我们本应好好整理,但一时之间,不能静下心绪,先生的音容笑貌与他铿锵有力的演讲神态,仍在我们的脑海中时时浮现。本文的主体部分是我们于 2006年先生90岁暨第四纪委员会成立50周年之际写给第九届全国第四纪大会的一篇文稿,在此刊发,以怀念我们尊敬的刘先生。 每年的春季学期、夏季学期开学之初,刘东生院士就会来校上课。如今先生已于 2008年3月6日因病不幸去世,研究生院许多老师万分悲痛,深切悼念先生。下面就是当时的情况。 请大家起立,为刘先生默哀。 (2008年)3月 11日 ,刘嘉麒院士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讲授火山学。课前,刘嘉麒院士用幻灯片打出了刘东生院士的遗像,提议大家为 3月6日刚刚去世的著名地质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默哀。 火山学课堂上对刘先生的纪念活动不是唯一。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其他课堂,在 BBS,在各类博客,在论坛,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地球之子的远行。人们纷纷提及的,是刘先生对年轻一代的教诲。 从 197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建校,每年的2至3月,乍暖还寒之时,刘东生院士总是于春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周,准时来到研究生院讲授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课程。30年如一日,从未缺课、改课,即使是他当人大常委期间的10年,连人大会议他都请假,而来研究生院按时给研究生讲课。2006年2月21日,刘先生最后一次,在这门课上讲述了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中国地球科学内容。不仅如此,自研究生院实行夏季学期制度以来,刘先生鼎力支持,并亲力亲为,自2004至2006年夏季,共三次主讲《环境与文明》课程,2006年6月13日上午,刘先生最后一次站在研究生院的讲台上,向近80位学生讲述地球环境与人类文明。 2004年6月,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夏季学期讲授《环境与文明》 2006年 9月17日 ,刘先生生病住院。今年 2月25日上午,春季学期开学上课的第一周,我们与刘先生夫人胡长康老师通电话,胡老师还代刘先生抱歉说今年不能去研究生院讲课,仍在医院治病,以后好了再联系。(2008年)3月6日,惊闻先生驾鹤仙去,我们不禁感到非常突然。 一位年近 9旬的老者,早上6点即从中关村他的家中出发,7点多到达玉泉路校区,8点上课,在研究生院的讲台上一站四个小时至中午12点,如同一位坚守阵地前沿的战士。先生就这样走了,离开了他培养研究生的课堂、校园 刘先生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实践、人才培养、科学普及等方面都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仅以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简述之。 一、培养研究生 现今,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 26个,博士点113个,硕士点131个。中国科学院已为国家培养输送了6万余名研究生。 2007年 9月研究生院校史馆揭幕,校史揭示了中国的研究生培养从1951年开始。当时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表《1951年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该文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正式创立和实施。1951年中科院招收95名研究生(全国共招276名)。195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通过并开始具体执行。1955年~1965年期间,中科院共招收研究生1518名。1956年刘东生39岁即为研究员,作为研究生导师他积极地招收了4名研究生。首次招生是1962年,招的是安芷生同志,他1991年当选院士。1963年招收赵希涛同志、贾蓉芬同志,1964年没招,1965年招收韩家懋同志,他即为今天的中国第四纪委员会常务秘书长和《第四纪研究》杂志主编。 1978年国家批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建院初期刘先生就倾注了很多精力。持续近 30年,刘先生一直连续不断的直接招收研究生几十名,如刘嘉麒院士就是刘先生1978年之后招的第一个博士生,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就是刘先生82年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生。与此同时,刘先生在研究生院给近3000名研究生讲课近2500学时,为研究生教育事业,为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实施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着。 二、第四纪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 1982年、1987年、1995年、1998年、2002年研究生院先后5次编撰课程设置及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刘先生每次都认真汲取新的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如1982年和1987年他多次到研究生院和何铸文老师(当时的地学部主任)讨论,确定教学大纲的内容。他还提到,第四纪地质学这门课最早是在1955年由苏联专家帕夫林诺夫在北京地质学院讲授,地貌学这门课最早也是由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在1955年于北京大学讲授,之后,北京大学于1958年专门办了列别捷夫地貌学进修班。今天由我们来讲第四纪地质学,我们要把这门课讲好。2002年,刘先生担任一级学科地质学专家组组长,石耀霖院士任副组长,对地质学5个2级学科课程设置由原来的20余门,现增加到107门。以二级学科第四纪地质学为例,由原来的一门增加到18门,编写大纲的老师和上课的教授近20多人。 三、建立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从 1978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开始,刘先生就和研究生院地学教研室主任何铸文建议,开设第四纪地质学课程,并确定北京大学的曹家欣老师和刘先生一起开课。到今年以来,刘先生几乎把国内从事有关方面第四纪的科研人员都邀请来给研究生讲课和讲座。除了刘先生开讲的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和环境与文明课以外,现在刘嘉麒院士讲授新生代地质年代学、火山学和应用第四纪科学(暑期学期开课)三门课;丁仲礼院士开设两门古气候学和黄土与沙漠(今年合并为一门古气候学);朱日祥院士开设古地磁与环境磁学;本来应邀安芷生院士开课,安老师在西安地环所较远,但安院士很负责,建议符宗斌院士开设了全球变化;吴新智院士开设了古人类学;秦大河院士开设了冰川与环境(秦院士还兼任研究生院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研究生院地球科学学院两位专职教师讲授4门专业基础课,林秋雁老师开设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李玉梅老师开设古环境学基础和生物地球化学。不仅如此,刘先生还推荐了台湾国立成功大学黄奇瑜教授讲授碰撞造山课(2006年6月暑期开讲的,有53名研究生听课,反映很好)。 刘先生积极扶持年青人才,鼓励他们在科研方面创新,并且推荐他们到研究生院讲课。从 1978年至今,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几乎都在研究生院讲过课,如袁宝印、韩家懋、郭正堂、顾兆炎、肖举乐、谭明、吕厚远、吴乃琴、杨小平、孙继敏、韩景泰、熊尚发、秦小光等人。新生代研究室2006年现有21人,上过课的有12人,占57%强。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刘先生重视教育及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思想。 四、加强课外教育与野外实习课 刘先生对研究生的教育不限于课堂教学,经常在课外。现今计算机几乎普及,新技术不断出现并运用于教学,好象将代替野外。对于野外的实习课,刘先生反而更重视了。第四纪课我们多次去周口店实习,去过怀来、斋堂、秦皇岛等地实习。刘先生还组织学生到研究所参观大型实验仪器设备,了解实验室实验方法及实验过程。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会中会后的野外考察,刘先生也是很重视。 1995年第14届INQUA大会会中野外考察时,刘先生还示范如何打标本,对年青人很有触动。他来上课经常谈起,即使技术再发展,也还是需要跑野外。 他经常推荐科研人员来给学生讲座。 2002年和2003年他获得泰勒奖和国家最高科技奖,之后他在研究生院和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分别做了讲座。一千多人听了讲座,讲座的题目黄土与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早在1990年他参加研究生开学典礼,会上会下他都在研究生中强调环境保护。后来他又邀请IGBP项目美国麻萨诸塞州大学气候研究中心Bradlly教授来讲座。2004年4月20日刘先生推荐秦大和教授来校讲地理学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刘嘉麒院士讲过西部大开发的环境问题和极地科学探险与全球变化研究。他更多的建议年青人多讲。今年大气所所长王会军研究员讲了气候变动与气候可预测性理论还有十几位年青人做了讲座。 五、重视教材出版 目前研究生院的在读学生已经达到 3.4万,在研究生院讲课老师近2000多人,每学年3个学期,共计开课1000余门。必须加快教材的编印出版。中科院研究生院从1996年建立教材基金,1997年开始出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至今已10年。科学出版社共出48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出9部,共计出版57部。其中有2部是刘先生编译出版的。1997年出版的《第四纪环境》发行3000册,前两年又再版。2004年出版的《气候变化与气候过程》发行3000册,大大缓解了第四纪和其它相近学科研究生需要的矛盾。 刘东生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和培养教育研究生以及在研究生院 30年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培育了几代人。今天刘先生走了,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更加努力工作来纪念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后记:本文写成于2008年3月中旬,刘东生先生驾鹤西去之后;现已收入《纪念刘东生院士》文集,2009年,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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