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求是基金会恢复青年学者奖，同时对求是大奖“杰出科学家奖”的奖项内涵，有了更清晰的定义：突出对科技界人物领袖素质及其相应成绩的表彰、发现与培养。科技领军人物以优秀的科学素质和领袖能力，成全一个机构，创造一个小环境，引领优良的科研风气；对青年学者的奖助，也同样希望他们的潜在领袖素质能得到鼓励与激发。 这个时代呼唤具有领袖素质的科学家，披荆斩棘，开风气之先。 2013年7月，求是基金会执行长金立佐先生邀请神经科学家鲁白博士对谈，彼此交流了各自对领袖精神的理解。 金立佐： 这个时代，人们对位于领导位置的科学家，有着更多层面的期待，由此，“领袖”这个概念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我们如何理解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领袖素质以及他们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鲁白： 我在一篇文章 中曾经谈到，一般科学家是不太适合做领导的，因为科学家的基本特质有很多与做领导的要求相悖。多年前，我在开始做一些科研管理工作的时候，美国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麦哥文研究所所长 Robert Desimone对我说“从你开始做领导的那天起，你要做一个立场的转变：过去人家是看你个人的成功，从今天开始衡量你的标准是被你领导的人的成功，他们成功了，才是你的成功”。这一席话对我是一次重要的启蒙，帮助我理解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转换——领导者在一个权力位置上，不是为自己，而是要成就他人，成就更多的人。这个力量推动着我跨越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几年随着在科研领导位置上管理工作的实践，我自己对领导者所应该具有的素质修养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优秀领导者除了能制定有前瞻性的战略并有效地付诸执行之外，还要能够了解每个员工的个性特质，并激励其积极工作的动机。我的一位朋友Tom Curran（现任美国宾州大学儿童医院研究所所长）在很久以前就提醒我，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不同的下属。领导者在出现问题时应主动承担责任，而将功劳归于有主要贡献的下属。 此外, 一个好的领导者还要有下列三种能力：1) 影响说服力。任何领导，都有一个权力圈 (Circle of power)，还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圈 (Circle of influence)。要做成事，不能只靠权力，命令，而是要影响说服多数人，特别是不受自己领导的人。2) 反馈力 。要懂得如何及时巧妙地给部下提供反馈。更重要的是得到反馈。成功人士往往过分自信，过分依赖过去的经验，而其所在的地位又使其得到不同意见观点的渠道不够畅通，很容易犯独断专行的错误。所以要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主动听取不同意见。最后，好的领导往往也是一个好导师(mentor)，好教练(coach), 及时有效地将各种任务委派下去(delegate)，让下属有机会得到训练培养，分担责任。 然而，领导者和领袖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拥有领导地位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领袖。而衡量领袖的标准，并不是其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掌控资源的多少，或他所带领团队的阵容。而是其思想高度，影响力，及引领他人共同工作的能力。领袖靠的不是资源，权力，而是素质。多年前，我在北大演讲时 列举了优秀领袖应该具有的三个最重要的素质：远见、勇气和感染力。通用电器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世界级领导学大师Jack Welch也有类似观点 。他说，领袖是那种“能让别人相信他的愿景就是大家的愿景，有极大的能量来鼓动大家做出最好的努力，并且有直觉和勇气去做出困难的决定的人 (A person with a vision and the ability to articulate that vision to the team, so vividly and powerfully, that it also becomes their vision; A person that has enormous personal energy and, beyond that, ability to energize others and draw out their best; A person with “edge”…the instinct and the courage to make the tough calls – decisively, but with fairness and absolute integrity) 后来我在实践中更加深了一个理解，在科学界的领袖并不一定有多大的资源，有时这个领袖只是一个人，他可以被称为opinion（意见）领袖，他做的事情是领导了一个领域在朝那个方向走，并不是领导一个大的团队，或者说他引领了一种观点，一个方向，他做出工作后，大家会跟着来做，这是个更高层面的远见。这样的领袖比别人看得更远，他做的是开创性的事情。所以，领袖不一定有具体的很大权力或很高的行政职位，但他们都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科学领袖也不一定要有很大的团队，但是他们做的工作却起着一个开创性引领性的作用。科学领袖通过其崭新的思想和精神对科学领域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无形却深远的影响。 金立佐： 是的，领袖所能影响到的“场”是非常大的。在一个机构内部，具有领袖精神的领导者能突破常规，做出开创性的创新。假如能超越到更高层次，他的影响力会超越所在的那个机构，甚至超越某个领域，这和他的权力位置和拥有的资源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更大的突破，将推动一个科学家真正成为科学界的领袖，比如爱因斯坦，他不仅仅影响到科学的某个领域，而是大的科学方向性的引领，从而影响了很多其他的学科以及人类看世界的视界。这也触及到了更高的一个层面：科学领袖精神对人类文明演化的影响。 鲁白： 从更高的一个水平上说，我觉得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也许可以有两个层次，一个是impact ，就是我对现实生活领域能有多大的影响？另一个是legacy ，即使是人的肉体死亡了，有些影响还在继续。 金立佐： legacy可以用中文表达为“传承”，它跨越了有生之年的时空局限，这种影响力是跨时空的，它表明了领袖精神的展示程度，是一个标尺。从你的感悟中，我体会到从领导到领袖，是一个由己到人，由成就自己到成全他人的转化过程。领袖想到的是别人如何活得更好，活得有尊严、有创造性。这种领袖精神，在当今时代，弥足珍贵。 金立佐： 追求真理是一个科学家的基本价值观。是追求真理还是为一个集团谋利益？也是科学领袖与一般领袖的重要差别之一。当下，对科学工作者和领导者来说它是否是一个挑战？ 鲁白： 这绝对是个挑战。这里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科学家在担任领导后，为其所在的单位或集团谋利益。这当然无可厚非，也是大家对其的期望。但要摆正“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有时一个小集团赢了，却牺牲或损害了多数人，大集团甚至社会的利益。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国家的利益，社会的需求，以及真理和原则。 要有所谓的enterprise thinking。美国总统约翰森 (Lynden Johnson) 在做美国总统前，曾是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他有一句名言：“我是一个崇尚自由人，一个美国人，一位（得克萨斯州）参议员，一位共和党人，（我的做人准则）严格地按照这样的顺序 (I am a freeman, an American, a United States Senator, and a Democrat, in that order.)”。明确指出了他在党派利益，州民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民主自由精神这四种递进关系中的行事准则。 第二层意思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为追求真理而工作。现在有不少人，做科学研究是为了利益，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对科学探索感兴趣，其成就成了敲门砖。同样道理，还有些人有了一点成绩就想做官，因为那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更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要做出点科学成绩，没有行政领导职务是不行的。这样的科学家来做领导，是不可能将一个单位引领上更高的层次的。 有理想，有远见，敢于探索科学上的大问题，才有可能做出伟大的科学工作。经常有年轻人来问我做什么科研题目比较好？我说青年时期是做科学探索的最好时期，要敢闯，敢冒险，勇于做影响人类的大科学问题。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你现在功成名就了，可以去做一些risky的大问题了。而我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发一些小papers，争取更多的资金，拿到终身职称，再做这些问题也不迟。我说错了。大多数的科学家的成名之作，都是在其事业的草创阶段。那时他还年轻，有时间有精力，没有太多的思维限制，没有成功的包袱，也没有被自己的积累，经验所框住。你如果首先是为了解决生存而做科研，那是无法获得重大科学成就的。真正做科学，还是需要做自己感兴趣并意义重大的课题。 金立佐： 我对你说的这点非常有共鸣，因为这种现象太普遍了。这是一种被固化的模式：先物质，后精神。而领袖是反过来的，他内在的心愿决定他的行为，这也是成就一名领袖的出发点。通常的人是在一些自定的条件下生活工作，他们对这些条件有各种期待和依赖。领袖则是自己创造条件，他的能量是无形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具有领袖精神的人必然独立，必然自信。 鲁白： 是的，并不是你拥有了什么，你才能去做应该做的事，它需要勇气和远见。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坚定的理念，觉得应该这样做，他不是出于利益和私心，不是追名逐利，他觉得这样做事是对的。这种身体力行的示范效应，带给年轻一代和社会的影响，意义深远。 一般意义上的领袖往往是为某个群体谋福祉。比如政治家，作为领袖人物他关心的现在，解决的是现在该社团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科学领袖则是带领一个团队去追求客观世界的规律，追求真理。科学领袖的前提是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追求真理是科学家的基本价值观之一，也应是一个科学领袖始终如一的出发点。 金立佐： 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是否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如何看待海归这个群体对科学领域以及社会层面的独特影响力？ 鲁白： 海归经常会被问到中国国情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挑战——言下之意是你不懂中国国情。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首先要区分，有些问题不是国情问题，而是在任何地方都要面对的通用问题，有一些共通的解决方法。其次，任何地方都有其特殊性，有它的文化，从海外归来的人需要学习和适应。人们常说，优秀人才的一个特质，就是适应性，所谓learning agility。越是在大的变化面前，越能把一个人的素质展现的淋漓尽致。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不懂中国国情”有时会被用来做抵制改革的借口。你想尝试一些新的做法，马上就被扣上“不懂中国国情”的帽子。最后，我相信很多海归都非常坚持这一点——就是假如海归要是完全与本地人才做的一样，那要海归来干什么？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看上去不符合中国国情，却是促进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虽然是少数人坚持在做，但做到一定程度，风气就会转过来。总是需要有人去探索，需要有些人去take risk。 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为海归们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在今日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导岗位上，到处可以看到老海归新海归的踪影。我们今天的国家兴旺，科技进步，海归们也有值得欣慰的付出。我想海归们之所以能产生一些独特的影响力，也许是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反差。一个具有精深知识和专长，又能独立思考的人，当他见识经历了很多以后，特别是在世界一流的地方有很深的沉淀之后，回国后会感受到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往往会形成一种很强的动力，促使他去探索，去改造环境，去开拓一番新的事业。一般来说，一个学有所成甚至功成名就的人，还有激情，愿意放弃已有的舒适环境去冒险，去追求，这种人往往是比较能适应新环境，并具有一定领导者的潜能。 当我2009决定回国工作时，除了情感和文化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强烈的诉求：中国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我希望能够更好地用自己的见识和才能，对中国的科学发展，营造科学的文化氛围，帮助培育中国学生，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发展，而做出贡献。 一直以来，我尤其对教育问题感兴趣。从小学生到大学生，这个群体代表着未来。这个世界的未来是他们的，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获益。我希望自己以后的时间和精力，能有很大部分放在教育上，推动教育体制和环境的改进，为年轻人创造条件，为他们铺路。我想我以后会花更多的精力在教育领域，这些年它还没有大的改变，但它很重要。 2012年2月《世界科学》 学者当领导的关键：积极主动地寻求反馈 2010年11月《世界科学》 领袖的素质及科学领袖的特点 2001年《Jack, Straight from Gut》 http://www.qiushi.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9id=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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