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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的现代与后现代，从孙立平教授的一篇文章说起: 热度 1 lvnaiji 2019-3-7 20:15; 吕乃基近日在网上看到孙立平的一篇文章，“整个世界可能都忽视了这个信号：谈特朗普对政治正确的冲击 https://mp.weixin.qq.com/s/e5POTgnQYQIb96t4-dtZVg ” 所谓政治正确最初主要是围绕像平等、对于少数群体的尊重诸如此类的问题展开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可以发现比如说像全球化、自由贸易、多边主义，还有大国责任、对于盟友的义务等等，似乎都在逐步演变成政治正确。在移民、宗教、少数族裔等这样一些传统的、能够体现政治正确的领域，都在出现越来越多的禁忌。甚至说一句圣诞快乐，有人都会觉得你这是政治不正确，要把圣诞快乐改成节日快乐。美国社会经历了这样的一系列冲击之后，在特朗普的这一系列的“疯言疯语”当中，可能将会变得更为年轻、更有活力，甚至脱胎换骨。孙教授之言（且不论此文的真实性）无疑含有真知灼见，不过有必要进一步斟酌。其一，迄今的人类历史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归结为由传统-现代-后现代否定之否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孙教授所指的少数群体并未经历作为否定阶段的现代化，接受现代性之洗礼。在走向后现代之际，既希望得到后现代的宽容，享受相应的物质生活，同时又排斥现代性的底线、契约和普适价值。实际上，未经洗礼，乃至排斥现代性的还有一些大国。另一方面，精英阶层则过分后现代，在否定之否定阶段，在反基础主义、反宏大叙事等口号下，抛弃（而不是“扬弃”）现代性。少数群体必须接受现代性，接受普适价值。有必要在深层上理解，后现代之“宽容”在历史上历经磨难，必须经由否定阶段，在逻辑上需有现代性作为地基，如此方有资格接受经历否定之否定全过程者的宽容。精英则有必要重新审视被抛弃的现代性的价值。其二，任何观念都需要经济上的支撑。无原则的后现代超越经济基础可以承受的范围。在更大范围，默克尔敞开国门迎接难民，在相当程度上也超越了德国在经济上的承受力。难民从经济、社会到意识形态三方面挑战欧洲，挑逗欧洲的民族主义。反所谓政治正确，是在观念上回到现代性，此即孙立平所言“更为年轻、更有活力，甚至脱胎换骨”；而美墨边境墙，则旨在于实体上摆脱与少数群体的接触。遗憾的是，对后现代的反动是如此强烈，在“更为年轻、更有活力，甚至脱胎换骨”之时，特朗普也唤醒了美国的民族主义。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潮，欧洲同样民族主义泛起。在历史上，由传统到现代，本来是从民族走向个人的独立，换言之，“去”民族。吊诡的是，而今对后现代的反叛在回到现代之时，却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复兴。在那些不接受现代性的国家，民族主义之风越发强劲。;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3119 次阅读|2 个评论

旧时记忆中的美国大选: 热度 2 Mech 2016-11-11 13:44; 最近美国大选很热闹。虽然我没有太留心，但也多少知道些。倒是让我想起 1980 年的美国大选。那时候家里订着《参考消息》，而我还在看。印象非常深刻是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有初选结果的场面。里根的支持者挥舞着旗子，高喊着，“让我们击败卡特！”福特的支持者在旁边默默观望。这描述即使不是原文，也不会差太多。众所周知，后来里根确实击败了卡特。在就职典礼上，他有广为流传的名句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现在回首，里根总统逆转了潮流，启动了西方经济发展的新时代，重振了内忧外患中的美国。但当时，里根也是许多人眼中的笑料，离过婚的好莱坞二流演员，在快要退休的近 70 岁高龄，竟然成了美国总统。据说古巴的卡斯特罗曾断言，在苏联或者古巴，里根连车间主任都当不上。现在的新当选总统在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中也是笑料，但能不能当好总统，还是要看。顺便一提，我对美国所谓“政治正确”非常不以为然。进修语言结束时的演讲标题，“反歧视可能比歧视更糟 (Anti-Discrimination May Be WORSE Than Discrimination) ” .; 个人分类: 往事钩沉|2633 次阅读|4 个评论

切尔诺贝利最大的灾难，并不是辐射，而是谎言。: 热度 8 yangguoxue 2016-4-27 09:26; “切尔诺贝利最大的灾难，并不是辐射，而是谎言。” 每到切尔诺贝利的纪念日，这句话就会被广为传播。这的确是切尔诺贝利事故最具现实启发意义的教训。保证“绝对安全”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化的前提，保障这一前提的现实选择，只能是通过制度扼杀谎言。任何国家要发展核电，最基本的前提是保障信息透明，让所有人知道如何第一时间应对可能的风险。用谎言和沉默与官僚主义来掩盖错误，伪装安全是无法饶恕的愚蠢行为。我不是针对科学网搞科普的博主和专家，在中国有些事我已经习惯了。发生事故前忽悠“绝对安全”的是一群人，发生事故后嘲笑“奢求绝对安全的人是科盲的”又是这群人，无论出了什么问题这群人永远站在正确的位置，永远在推卸责任。置顶文章曹老师给出的数据说这场事故只死了30人，我是科盲，是不敢质疑的。我根据这个数据翻阅网络的相关文章查到的是：“ 苏联官方事后公布的材料，爆炸发生后3个月内造成了31名工作人员死亡，此后15年内可以明确由核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60—80人，134人罹患各种严重的辐射疾病，11.6万当地居民在事故后被迫从电站周围30公里内迁出(此后共增加移民23万人)。苏联政府为消除事故，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历经数月才控制住火势并最终终止链式反应，共有60多万人先后参与事故处理。” 20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代表作《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中，对于核事故后的信息封锁，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揭露：“政府保持缄默，医生也沉默不语。各地区等待来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则等待莫斯科的命令。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锁链的一端连接着少数几个决策者。” 为了维稳，核事故的消息一度秘而不宣，不仅如此，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这仿佛黑色幽默一样的情节，不仅当初真实上演过，如今看来似乎也不陌生。只要制度不透明，只要权柄被严格控制于少数人之手，那越是可能引起震荡的重大事故，消息越是可能被封锁。而越是封锁，所造成的后果可能越发严重。切尔诺贝利事件被称为“苏联走向解体的前奏曲”，苏联政府在事故初期向世界隐瞒了真相，使自己在道义上不是处于被同情地位，而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这不仅损害了苏联国家形象，而且使苏联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的不利地位。重大核事故不同于一般性灾难，它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向社会隐瞒真相无异于对别国人民健康的不尊重，必然使自己陷于不义境地，东欧各国在短短几年后就纷纷改旗易帜，抛弃苏联阵营，更是对苏联当时倡导的“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最大反讽。切尔诺贝利给人类带来的教训非常多，这并不是简单的“死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天挺核的人多了起来，但我希望这是理性与科学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个领导人的“政治正确”。最后转载一篇文章，核危机、核泄漏，警钟长鸣。野岛刚等：日本核危机真相：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有其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是天灾也是人祸。核能专家比较一致地认为，福岛核电站的控制者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停机、冷却、封闭”的对策应对，从而延误了时间是福岛核危机事件的直接原因。但进一步讲，福岛核危机是日本核电事业发展弊端的一个缩影。日本核能工业在成本、安全防护以及可燃料再处理等方面存在的弊病加上日本核电监管的缺失和过于自信的态度，致使灾难降临的如此难以控制。日本时间2011年3月11日下午14：46，这一时刻注定载入历史。这一刻，日本东北地区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处发生了千年一遇的9级大地震，随后所引发的破坏力极强的海啸在袭击宫城县海岸时的水流速度达每秒10米以上，是一般海啸到达海岸时水流速度的两倍，超过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而继致命的地震和海啸之后，接踵而至的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一波三折。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发生的三哩岛事故，以及1986年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再次被人翻了出来，曾经被短暂忘却的那些不寒而栗，重新牵动起人类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 3月18日，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将福岛核电站事故从4级上调至5级，与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的严重性相同。在日本的外国人纷纷回国或逃至日本西部和南部避难，连冷静淡定的日本人也出现了空前的恐慌心理。尤其是在美国将安全线划定至80公里后，人们开始质疑日本政府坚持的30公里安全线是否合理。直到3月19日，一度失控的福岛核电站危机局面才终于开始出现好转。3月20日深夜，日本陆上自卫队测定的福岛县第一核电站1-6号核反应堆的表面温度结果发布，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表示：“3号核反应密封容器上部温度为128度、核燃料贮藏池温度62度。其余的5座核反应堆温度则在24-58度，这些温度都在可以让人安心的范围。” 虽然，福岛核电站危机最终转危为安，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核灾难，但福岛核危机必将成为难以忘却的历史插曲，宛如一串突如其来的噪音，打乱了原本和谐美妙的核电乐章，也警醒了沉醉其中的人们。然而，一直被誉为核电利用“最安全、最先进”的核电技术强国—日本在发展核电事业时，究竟失在何处？福岛核危机，缘自何因？日本的核政策，又将走向何方？日本核电，失在何处？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一架B-29轰炸机携带一颗5吨重的原子弹飞临广岛上空，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炸弹在距地面580米的空中爆炸，城市突然卷起的巨大蘑菇云，让广岛市马上沦为一片火海。在巨大冲击波的作用下，广岛市的建筑全部倒塌，全市24.5万人口中有7.815万人当日死亡。截至2010年，广岛因受原子弹伤害而死亡的人数已达26.9446万人。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危害的国家，核，是日本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主流社会永远不愿意去讨论的禁忌话题，直到今日，去广岛原爆纪念馆观看，成为日本小学生学校旅行的必去之地。但是，日本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石油和煤炭等能源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如同日本人一样，对核充满了恐惧，但也没有一个国家如同日本一样，对核充满了渴望。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日本核能研究开发的禁止和重启都与美国干系甚深。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曾全面禁止日本发展一切与核有关的事业。七年后，美国又操纵49个国家与日本签订至今影响亚洲政治的“怪胎”——《旧金山和约》，该和约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后，日本的核事业得以全面解禁。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第八届大会上发表了“原子能为和平服务”的演讲，强调要尽快发展核能的和平利用，这让日本政治家们感受到了历史转机的曙光。　1954年3月，隶属日本改进党的中曾根康弘、斋藤宪三、川崎秀和稻叶修等国会议员，根据“铀235”这一元素名，向日本国会提交2.35亿日元的核能研究开发预算案，而1945年投掷到日本广岛的也正是杜邦公司制造的铀235原子弹，日本在历史的反讽中开启了战后核电事业的起点。　　这一核电预算案的突然抛出，在当时震动了日本学术委员会的众多学者。但是学者们的陈情均遭到国会议员们的拒绝，中曾根康弘更是轻蔑地说道：“这些书呆子们，除非用大把的钞票砸在他们脸上，他们才会清醒过来。” 　　原东京大学校长、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茅诚司后来回忆说：“当时围绕核电的具体技术模式和安全性问题尚存争议，日本政府出于日美是战略同盟关系的考虑，开始接受美国以核能技术援助为名义的兜售。”但核电发展方向上的“美国模式”，让核电站选址及核废料处理面临重重困境。　　自日本重启核战略以来，政府强力推行核电发展，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等强烈反核，这样的两极对抗格局从来都未曾消弭。福岛核危机发生后第三天，日本在野各党和“广岛原爆受难者团体”、“原子力情报资料室”等反核组织开始痛批政府的核战略，并主张应“重新审视核政策”，呼吁日本应该“脱原发”，即脱离对核电的依存。　　作为日本社会“第四种权力”的媒体，则在核电问题上立场分歧。《朝日新闻》一向反核立场坚定，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世界去核化”理念后，《朝日新闻》无疑是最积极支持的日本媒体。“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在地震、海啸多发的日本列岛上建核电站是否恰当？”《朝日新闻》率先提出质疑。　　而《读卖新闻》却与日本核战略渊源甚深。饶有意味的是，有“读卖中兴之祖”美誉的《读卖新闻》第一任社主正力松太郎，又被誉为“日本原子能之父”，他曾担任日本第一任科技厅长官，对塑造“核能日本”贡献甚大。《读卖新闻》对日本会出现福岛核事故一直持将信将疑的态度，3月16日在头版小心翼翼地写道：“三号核反应堆密封装置受损？” 　　1963年10月26日，日本第一座核电站——东海村动力试验炉(JPDR)建成，10月26日便成为日本的“原子能日”。1974年，日本又推出《发电用设施周边地域整备法》、《电源开发促进税法》、《电源开发促进对策特别会计法》等所谓的“电源三法”，重点内容在于按照销售电量征收电源开发促进税，以补助费名义支付给核电站所在的地方政府。　　“电源三法”的征收对象包括所有形式的发电站，但对核电的征收比例高于火电、水电。可以说，该政策的目的实际上是为核电站更好地落地提供便利，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在选址之初，福岛县地方政府就充当了征地与渔业补偿的调停人。　　1995年的文殊快速反应堆钠泄漏事故，和1999年的东海村JCO核临界事故，让一度傲慢的日本核电行业开始反省。作为“电源三法”的特别法，《原子能灾害对策特别措置法》得以出台，日本经济产业省下设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的人员编制也增加至300人，核能安全审查得到强化。　　但是，核电站超期服役、设备老化的致命隐患，始终没有得到根除。原东京电力副总裁竹内哲夫曾痛心疾首地表示：“核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承认设备老化，他们坚持认为核电站永远是新的。这岂不是令人捧腹不已的笑话吗？” 　　今年3月15日，维基解密再次公布美国外交密电。披露的文件显示，早在2008年1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已经向日本提出警告，批评日本过去35年只对地震安全指引修订了3次，且日本核电站的设计不足以抵挡大地震来袭。但是，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坚持认为核电站是安全的，并回复称“所有安全分析数据均经过精确测量”。　　美国大使馆也曾注意到，日本新一代再生核燃料核电站为节省成本而采取种种危及安全的措施。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美国大使馆指出：“我们目睹太多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危及安全的例子。” 　　众议员河野太郎2008年10月21日接见美国能源及经济官员时，也言辞强烈地批评日本核能工业在成本、安全防护及核燃料再处理等方面存在的弊病。河野太郎指责“日本官僚体制与能源业者持续采行过时的核能策略，打压替代能源发展，并向国会议员和大众隐瞒资讯”，而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则“被政策束缚，沿袭旧习，从来都不去质疑核电政策”。　　福岛核危机，缘自何因？　　可以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天灾也是人祸。核能专家比较一致地认为，福岛核电站的控制者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停机、冷却、封闭”的对策应对，从而延误了时间是福岛核危机事件一波三折的直接原因。但进一步讲，福岛核危机是日本核电事业发展弊端的一个缩影。　　首先，日本核电站设计的抗震级别设计预期普遍偏低。早在2007年7月，里氏6.8级地震就袭击了距离日本新泻县不远的柏崎刈羽核电站，该核电站设计之初设定的最高震级为里氏6.5级，而其中有一座核反应堆所受到的冲击超过其抗震能力的约2.5倍。幸运的是，柏崎刈羽核电站四座核反应堆全都自动关闭，破坏也仅限于非核外围设备，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几近于零。　　事故发生后不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学博士毕业的日本著名的战略家大前研一，2007年8月就在《“产业突然死”时代的人生论》一书中，提及震级超过设计预期而没产生大灾难，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呼吁日本应该尽快检查核电站安全，但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日本的重视，“不幸中的万幸”反而打消了日本原有的顾虑。　　福岛核电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日本在福岛核电站专门建立了灾难应急反应中心，但设计的标准仅仅是抗7级地震。而东京电力内部文件也显示，东京电力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做过的抗震测试中，从来没有进行过里氏9级的地震预测。　　同时，福岛核电站的抗摇晃程度设计值仅为270伽，是日本核电站中耐震性程度最差的设计标准。而像福岛核电站采用的是沸水反应堆，正常运转时为280-290℃、70气压，理论上讲，燃料棒的过热程度超过2800℃时核反应堆炉心就会融化，但三哩岛事故已明确地警示，燃料棒温度超过600℃就可能导致炉心融化。　　其次，正如东芝核电站设计师后藤政志曾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除了核电站抗震能力不足外，设备老化是主因。” 　　一般来说，核电站40年为一个周期，1971年建造的福岛核电站已处于退役阶段。早在地震前的2月7日，东京电力就发布了一份福岛核电站核反应堆分析报告，报告指出核电站存在压力容器中性子脆化、压力抑制室腐蚀、热交换区气体废弃物处理系统老化等问题。　　但是，福岛核事故前，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都没有重视这一报告。东京电力为庆祝福岛核电站运行40周年，狂言“核电站周期可以延长为60年”，原子力安全保安院也予以认可。于是，福岛核电站的正式退役被“人为地”延长至2031年。　　在清华大学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看来，设备老化必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主因在于地震带来的特大海啸。他表示，即便是正常的未老化的反应堆在特大海啸的冲击下，还是会发生泄漏状况。假设换作是新建的更好的反应堆，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　　另外，不管是抗震设计预期过低还是设备老化，实际上都是可控的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核电监管存在缺失。最突出的表现为“政官财勾结”、媒体集体失语和“自我监管”模式。　　自由媒体人广濑隆1987年就曾推出轰动一时的著作《危险的话》，在书中以虚构的手法真实描绘了核电站爆炸时令人窒息的场景，引发日本社会对“广濑现象”的关注。福岛核事故出现后，广濑隆在《Diamond》杂志上再次撰文《破局可以避免吗？——福岛核电站的真相》，痛批核电问题上的“政官财勾结”。广濑隆指出：“在自民党政权时代，一系列的核能政策受到电气事业联合会、日本经团联等的莫大影响，而这些经济团体的负责人，电力行业出身者众多。如经团联评议员会议长或副议长就经常是东京电力出身的人担任。” 　　同时，根据最新的统计，东京电力是日本收入最高的电力公司，东京市政府本身就是东京电力的十大股东之一。东京电力也是日本各大媒体的重要广告客户，这导致媒体在批判东京电力时难免会“力不从心”。如福岛第一核电站1978年就曾发生过核临界事故，但一直被隐瞒到2007年才公之于众。2005年8月，7.2级地震曾导致福岛两座核电站核燃料池溢水，2006年，第一核电站6号反应堆又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但这些事故并没有被媒体深入挖掘追踪，从而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在日本调研时经历过一次较小的地震，但在地震很久之后政府才曝光出地震曾造成了一部分核泄漏，并以液体形式流入海中。“至于此次事件数据的水分问题要待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再做定论，目前不能断定公布的数据一定有水分，但日本核电公司以及政府在核泄漏这方面一直有瞒报的传统。”他向本刊记者如此表示。　　刘江永也认为东京电力公司在前期做得有些拖沓，披露的数据也不够全面和客观。在与政府协调方面没有采取及时的措施，体现出其应对危机不专业的一面。但他也指出，从之后东电的表现来看，其并没有因为政府接受核泄漏处理问题而不再插手，很多工作人员仍旧坚守岗位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另外一点则是民营公司一心为追逐利润，关于安全、核辐射的控制以及本公司的设备等问题对自身要求没有那么高。“涉及到国计民生、公共利益、重大安全的行业，不应该由私人从利益的角度进行控制，而是应该由国家承担起所有责任。以生命安全为第一考虑，而非以公司的效益、利润、成本作为首要考虑。”刘江永说。　　福岛核危机爆发后，在东京电力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布人员总是口齿不清、支支吾吾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得知这一情况的现场作业人员表示：“对于目前的状况，非现场的工作人员难以清楚把握。”同时他悲哀地认为：“自己的安全是不是已经被公司放弃了？”但是他仍然咬紧牙关奋斗着：“为了让避难的普通民众能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我决不能放弃。” 　　当这位员工向自己的家人诉说现场的惨状后，家人们惊呆了。在这次地震之前，他曾经说道：“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技术，所以核电站非常安全。”家人对此深信不疑，认为即使发生事故，核电站也不会造成危机。但是面对现在的状况，他的家人说道：“对于那些在现场奋斗的工作人员，难道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吗？我真是太愚蠢了，之前对他们这么信任，一想到这里就怒火中烧。” 　　一名员工的妻子住在核电站旁边的员工宿舍中，地震发生后，她焦急地向丈夫拨打手机，但只听到了一声“我没事”后就再也没有丈夫的消息。4天后，妻子终于再一次收到丈夫的短信，短信中说道：“现场的饮用水严重不足，目前自己的身体状况在恶化。”这位员工的家人忍不住担心道：“他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否胜任工作的需要呢？东京电力公司作为本次事故的第一责任方，他们的员工本不应有任何怨言，但是我作为他们的家人，我悔恨自身无法为他们做些什么。”说到这里，在场的家人已满面泪痕。虽然自卫队已经开始注水冷却作业，但是他的家人还是胸口积郁，无法直视电视画面。　　福岛核危机事故将如何收场，以及核危机事故过后日本核电站将如何发展，考验着日本人的智慧。美国彭博社直言：“福岛核电站看不到头的灾难背后，是日本核能行业数十年来伪造安全报告、隐瞒死亡事故和对地震危险性估计不足造成的。”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指责：“长久以来，日本官方对核电事故信息披露上的保守作风，是核电安全的一大隐患，这是由立法和监管不力造成的。” 　　在日本，日本原子力安全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以及企业的第三方独立监管机构，它并不隶属于哪个省，而是对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直接负责。但日本的核电事业主要因循“国有民营”的发展模式，核电安全检查由经济产业省的直属机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掌管，这样的“自我管理”模式和制度安排，怎么可能保证监管上的精确无误呢？　　正如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汪劲所言：“核事故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包含风险决策机制、严格监管体制以及有关人员严格依法遵章办事在内的行为规范问题。” 　　紧急关头，如何群策群力？　　在日本国内，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态发展对本国专家来说也是个未知数。专家担忧的是万一核反应堆及核燃料无法控制，产生高浓度放射性物质广泛扩散时，该如何处理。如果核反应堆继续熔化，堆芯构造物极有可能受损及剥落，剥落物遇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爆炸危险。爆炸发生后，密封容器受损，核分裂产生的大量放射性物质就有四处扩散的危险。　　事故发生后，京都大学今中哲二教授向本刊记者表示：“可以说，已经出现了密封容器部分毁坏的严重事态。”核能安全委员大阪大学住田健二则说：“我们以密封容器还健全为前提的思考是错误的。”核能安全委员会原委员长藤家洋一警示道：“确保核能安全三道屏障的最后一道屏障要陷入崩溃。”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1979年美国那部著名的环保电影—《中国综合征》。影片中曾说过：核反应堆冷却水如果烧干，可能会把地球烧穿，烧到美国在地球的对立面—中国。影片反映了当时的反核浪潮及反核威慑的思想，代表了反核势力的声音。但也就在当年的3月8号发生了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影片几乎是一种预言。人类的历史却是如此滑稽！　　此次核危机爆发后，另一个引起外界讨论的话题则是：“到底谁在强辐射下的核事故现场作业？”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恍如一场噩梦，让后人谈“核”色变。如今，福岛第一核电站核问题又让人陷入恐慌，上述禁忌议题又不得不重提。　　1999年，茨城县东海村核电站发生JCO临界事故，为防止核燃料再次进入临界状态，工作人员冒着高辐射的危险进行抢救。当时抢救作业共由9个小组完成，每组成员两名，各组从飞速进入现场到作业、撤离现场只有3分钟时间。当时每个人吸入的辐射量达到103微西弗，超过紧急作业时100毫西弗的上限数值。经抢救小组的殊死斗争，临界状态才得以控制。而每个工作人员也在三分钟内吸入了70年的日本规定的自然辐射吸入量。　　曾经有一位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一核反应堆的工作人员见证核电站内部的恐怖：大震之后，原子炉房已出现破损，而强烈的余震让人无法站稳。原子炉房的电灯已经毁坏，只能靠临时架设的紧急电灯照明。在原子炉房内一旦发现有漏水，必须立刻汇报，为防感染，不得用手碰触。我通过电视看到一号机的画面时，仍双腿哆嗦、不寒而栗。　　毋庸置疑，采用核电技术，工作人员在核辐射风险中作业就在所难免。而核电站一旦发生核泄漏，大规模的核污染将会导致大片土地无法居住。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地空作战同时展开，抢救人员在空中通过直升机向露出的核反应堆堆芯投放沙子，而众多地面工作人员也冒着核辐射危险紧张作业，经过他们一周的殊死努力，才终于控制了大规模核泄漏的扩展。如果没有这一决死性的抢救，核污染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大危害。　　此后，日本建设核电站时各方也开始关注强辐射环境下作业的危险。但当人谈及民主制国家是否可以命令工作人员在有害身体的环境下作业时，这一议题就此停滞，因为它涉及民主社会的根本问题—人权。另外，谈到核电站，也有人持乐观态度，相信“日本不会发生大难”的神话存在。　　然而，危险还是发生了。3月15日，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共同成立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对策统合联络本部”，集中信息发布与决策制定之权限。厚生劳动省也于当日作出灵活对应，提高了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紧急作业时的辐射量上限。　　在福岛核电站现场，数百名东京电力的员工和作业员进行交替作业。但是当余震来临之时，那些好不容易修理好的设备再一次被破坏。工作人员在余震中无法入睡，虽然有储备的饼干和饭团，但是由于缺水的缘故，这些食物已经无法下咽。他们精神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员工们有很多担心和疑虑：自己到底已经摄入多少放射物质？核电站会不会爆炸？核辐射的范围会不会扩大，以至于让更多的人受难？　　刘江永则表示，目前日本民众最关心的就是三点：政府对核泄漏的控制情况；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关系民生的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如果日本政府对这三个问题能够进行妥当的处理以及明确的回应，我认为会有利于日本政府执政。” 　　日本核电，何去何从？　　核电站在菅直人政府所推进的“基础设备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去年在“官商一体”的共同努力下，越南刚决定让日本承建国内的两座原子反应堆。但是这次事故无疑动摇了世界对日本核电站安全性的信赖，这将对日本未来的核能贸易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袁钢明向本刊记者指出，日本是一个能源紧缺的国家，国家的能源支持大部分来自于核能。也就是说，在日本核能的利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核方面一旦出现问题，就意味着日本经济的急剧缩水。“无核，日本经济就永远恢复不到曾经的水平了。” 　　目前，日本输出核电站的主要国家有越南(越南政府已经决定对日本的企业下订单，而中标企业即将决定)、土耳其(已经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就核能合作签字，东芝希望能承担这一建设)、马来西亚(日本政府希望承包马来西亚2021年第一座核电站的建设)、印度(目前正在和日本就核能合作进行交涉)、哈萨克斯坦(和东芝等企业就建设核电站的可能性实施调查)、科威特(预订在2022之前建设其首座核电站)、约旦(预订在2018年建设其首座核电站，三菱重工和法国阿海珐集团共同负责这一项目)。　　为了向土耳其推销日本的核电站，去年12月土耳其的能源部长访日时，政府人员、东芝和东京电力公司特意带他视察了处于新泻的柏崎刈羽核电站，该电站曾经于2004年遭受新泻地震的冲击却安然无恙。当时韩国也同样在争夺这个项目，对此，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大畠章宏极力吹捧日本核电站的先进性，认为：“日本核电站的高安全性、强耐震性将给同为地震国的土耳其做出贡献。” 　　日本核电站的主要推销目标锁定在初次导入核能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不仅仅是建设核电站一环，还包括核电站的运转、安全对策和人才培养等都要靠日本解决，所以这将是一揽子的买卖。日本主要是由电力公司和重工业企业共同建设并运营核电站。这次发生事故的福岛核电站是由东芝和日立制作所共同建设，所以当前这两个公司也派遣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和东京电力公司的员工共同解决问题。3月13日日本的首相府召见东芝的佐佐木则夫社长，佐佐木则夫对菅直人表示将“尽力而为”。这次事故对于原子炉制造商来说也是沉重的打击。　　在日本经济产业省主导制定的2010年“能源基本计划”中，发展核能将作为国家重点战略来推进。报告指出：“对于日本来说，核能源作为准国产能源具有稳定供给和经济性的巨大优势。在此之上，核能源不会产生二氧化碳的排放，符合当今清洁能源的条件。” 　　其实，对核电站安全性的担忧由来已久。过去20年间，在日本新建且在运转中的核电站寥寥无几，只有东北电力在青森县建设的东通核电站等数座。　　在刘江永看来，这次地震和海啸于核电站而言就可比作一辆汽车出了车祸，车祸之后肯定要对整辆汽车进行检查。福岛的核电站在海啸之中受损是最严重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核电站没有损坏。比如青冈县也有核电站，这些电站在超过五级以上的地震情况下都会自动关闭，地震过后又会自动启动，目前这些电站正在运转之中。　　从最近得到的消息来看，本次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导致日本在核政策上出现了巨大分歧，日本政府和企业以“官商一体”的模式共同推销日本核电站的战略也遭受巨大打击。据悉，正在山口县计划建设上关核电站的中国电力(日本的电力公司)决定暂时停止工程建设，称“周边居民不安情绪高涨”。　　无疑，日本福岛核事故打乱了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核能算盘，再一次为核能计划敲响了警钟。要不要继续发展核电站？法国的态度是无需讨论，美国认为不继续搞不行，德国决定放弃，印度继续坚持，中国和巴西暂停审批、为高歌猛进的核电建设“紧急刹车”。　　对于日本经济产业省来说，本次事故迫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的核战略。回顾日本的核电发展史，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时，日本的核发电量只占全国发电量的3%，但是2008年时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26%。日本一直寻求摆脱过于依靠中东石油的状况并在世界能源争夺战中获取胜利，对此，经济产业省对核能寄予巨大的期望。另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8年，核电站承担了日本总发电量的24%。除法国核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76%外，日本的核力发电比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很高的。可见在日本，其他能源代替核力发电并非易事。　　如果放弃原先推进核能的战略，那么日本将无法实现其“2020年之前实现温室气体相对1990年削减25%”的目标。在此之前，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再生能源的发展被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主心骨。根据早先制定的能源发展计划，日本将在2008年时达成35%的电量由清洁能源提供。这个比率在2020年将达到50%，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70%。但是这个计划中大部分的发电任务都由核能承担。从能源战略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资源争夺正在进一步加剧，能源政策也是世界各大国最为关心的政策，美国为了获得石油，牺牲美国大兵的生命都在所不惜，而中国为了获得煤炭，接连不断的矿难事故已经麻木了国人的眼球。对日本而言，能源安全则更有一番历史的深意。二战时，美国封锁日本的资源海上运输线、卡住日本的咽喉对日本造成的打击，远远超过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历史的惨痛经历让资源匮乏的日本对能源安全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而核电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曾经担任过经济产业省大臣的与谢野馨(现为经济财政大臣)在3月15日的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见中说到：“为了支撑日本的经济以及国民的生活，核能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因此，不管国内民意如何反核，从环保和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日本政府都不可能放弃核电。未来日本核政策的走向，无疑会倾向于完善核电监管，在核电的“安全性”和“商业性”上寻求平衡，并发挥日本自身的技术优势，进一步完善核电技术。　　福岛核事故出现后，日本关西电力、中国电力及东北电力等公司已先后与核电站所在地签署强化安全协议，中日韩三国也就加强核能监督达成合作意向，而天野之弥则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总部公开表示：“核电的国际性安全标准将有必要进一步提高。”今后，日本原子力委员会、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等机构之间如何调整分配权限，有待观察。如何发展和利用目前最安全的大宗资源—核电，人类还面临众多的课题，核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但世界上的核燃料也是有限的，要么用来制造核武器，要么和平利用发展核电，除此别无出路。当为发展核电而导致核燃料消耗殆尽时，核武器的立足空间将进一步萎缩，核电需求会成为核大国削减核武器的主要动力，而拆卸核武器便出现了可能。实际上，福岛核电站第三号核反应堆的核燃料，就来自被拆卸的一颗美国核弹。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铁臂阿童木的机器卡通人形象，至今仍妇孺皆知。铁臂阿童木凭借着10万马力的超能量和超人的智慧，守护着人间的公平和正义。实际上，“阿童木”(Atom)的意思就是指原子，那所谓的“十万马力”则代表着1950年代最常见的核反应堆。如今阿童木的超能量则已被重新设定为100万马力，人类在利用核能方面，跨越了巨大的一步。　　人类只有凭借智慧，让阿童木不断地增强超能量，同时具备高度正义感的时候，人类恐怕才能摆脱谈“核”色变的梦呓，而对“阿童木”拥有更多美好的向往。　　(感谢《朝日新闻》向本刊提供的独家信息，本刊实习生魏楠、黄昕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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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美国的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 热度 7 fouyang 2016-1-6 07:28; 如果说有美国人民有一个最神圣的理念的话，那就是“言论自由”了。正因为其重要性，美国社会常常会围绕言论自由爆发激烈争论。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在高校里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议性事件（详见篇末所引昭君的博文）。同时，共和党的几位候选人高举反对“政治正确”的旗号，获得较高的民意支持和媒体和党内精英的强烈反对。所以，看来又到了“争论期”了。（“言论自由”涉及的议题很多，包括色情，暴力文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等等。本文只涉及政治方面的言论问题。）正因为“言论自由”对于美国的立国和治国如此重要，如何认识言论自由也涉及到如何认识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有人基于言论自由的非绝对性而认为不同国家制度之间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进而认为整个民主制度是虚伪的。也有人认为在任何场合，任何形式对言论的限制都是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从而是对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威胁和否定。特别是最近伴随着种族冲突的公开化，对于保护弱势种群的“政治正确”机制的质疑和挑战也经常成为争论焦点。我认为，要了解这些涉及民主体制根本的问题，首先需要了解“言论自由”问题的多层次性。它不光是一个理念和法律，而是随着社会的运作和社会的共识不断成长，变化的一种社会机制。只有把“言论自由”放在社会的框架中，才能有合适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提供法律保护的。有关条文是：“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言论自由”。当然，在现实中不可能如此绝对。在宪法制定后的近两个半世纪中，最高法院通过很多案例建立了言论自由的一些界限。例如：煽动推翻政府或公众起义的，煽动群体仇恨或侮辱性的言论，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总的说来，法院试图建立“明确定义的，极其有限的非保护的言论种类（ well-defined, narrow classes ofunprotected speech ）”，将其排除在言论自由之外。其余的所有言论都受到宪法保护。这其中界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最高法院判例的积累而逐步明晰，同时也慢慢漂移。一般来说，在国家面临威胁时，限制就会高一点，反之就宽松一些。不管怎样，在建立对于言论的法律限制方面，美国的立法和执法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可以说，在法律层面上，我们享受了“几乎绝对”的言论自由。但是，第一修正案只是限制了政府的立法行为。它的法律效力从字面上看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除了“国会制定法律”，还有其它很多方式可以限制言论自由。机构，群体都可以有自己的言论准则。例如，公开展示，悬挂邦联旗（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的国旗或军旗，常被看作是黑奴制度的象征）是合法的，但在绝大多数中小学里不允许（见篇末引用博文）。最近更有些州迫于民众压力取消了在政府地域上的公开展示。另外，只要不煽动仇恨和暴力，种族歧视的言论也是合法的，但绝大多数公立大学和工作单位禁止此类言论。地方政府，公立学校等机构的这类言论限制（ speech code ）经过很多法律挑战，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执行标准。但私人团体和公司企业则更多地受到社会共识的左右。所以，从实践上说，我们享受的言论自由既受宪法保护，但更重要的是基于社会的传统与共识之上。所以，其标准并非如法律那样一清二楚，一成不变。在社会和机构的限制言论的“工具箱”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很多时候，我们把几乎所有法律之外的言论限制都称之为“政治正确”机制。根据维基，政治正确的定义是“用意在于避免触犯或损害任何社会特定团体或群体的语言，政策或措施”。其实“政治正确”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贬义。更加“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政治敏感”，“政治同情”等。 “政治正确”的实施可以是硬性的，也就是通过公，私机构的政策，规章等限制言论（例如不得公开攻击少数民族，同性恋等），而更多地是通过社会共识。违背“政治正确”的言论不一定有法律或行政上的后果，但会招来公众的反感和排斥。最近耶鲁大学“万圣节风波”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例子。校方在万圣节前发了一些电邮，“建议”学生万圣节扮装搞笑时要对其它文化“敏感”，不要冒犯黑人，印第安人等。然后，一位学生宿舍辅导员（教授）就发表言论，认为校方管得太宽了，万圣节可以让学生自由一点，玩闹中冒犯了别人也不是啥大不了的。这引起了宿舍中一些学生的强烈反弹，最终导致了在视频圈广为流传的一幕：一位女学生对教授大叫大嚷，甚至口吐脏话。这件事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媒体上很多声音指责耶鲁学生“被惯坏了”，缺乏包容之心，并担忧大学的如此环境影响自由的学术探索。耶鲁近五十位教授联署公开信，为他们的同事辩护，认为那位辅导员对校方的质疑是学校正常教育的一部分，不应因此受到人身攻击。当然这件事闹得如此之大也如此受到瞩目，还与一个“大环境”有关：就是近年来随着警察枪杀黑人案引起的种族关系紧张，引发不少大学校园黑人学生示威，要求改善他们面对的“敌对气氛”。而大学的对策就是建立“文化敏感”组织，开设“文化敏感”课程，也就是提升“政治正确”的尺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争论中，其实并不涉及“言论自由”的法律基础。没有人指责谁犯法。而争论的中心在于怎样处理“开诚布公表达自己观点”与“照顾别人情绪”之间的权衡。这其实也是“政治正确”问题的关键所在。应该说，“政治正确”对社会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一个社会和一个朋友圈一样，文明和礼仪都要求我们说话时要顾及听者的感受。大家有所节制相互体谅，才能保持和谐，也才能平心静气进行有益的讨论。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完全“没有杀伤力”，不痛不痒嘻嘻哈哈也就没有思想的碰撞，无法在讨论中提高。如果一个圈子只允许一种意见，那么必然会出现很多互相隔离的圈子，反而造成社会分裂，影响社会和谐。所以，在社会互动中的相互宽容，以及“力持己见”的勇气，也是必需的。所以这两者之间必须达到某种平衡。 “政治正确”的另一个作用，是挑战社会的既定偏见，为讨论提供一个替代的框架。例如传统中称呼黑人的词“尼格”（ Nigger ）因为带有太多的歧视和侮辱色彩而在欧美国家被视为禁区。当谈到黑人时使用“黑人”（ Black ）或“非裔美国人” (AfricanAmericans) 可以帮助我们把他们放在人格平等的地位。又如，把非法移民（ illegal immigrant ）称为“无证移民”（ undocumented immigrant ）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有自身权利。当然这有点太过分了：他们缺的岂止是一纸“证书”？所以这个问题仍在争论中。虽然“无证移民”这个“政治正确”的词已经提出几十年了，目前在正式场合，包括奥巴马总统的讲话中，也还有使用“非法移民”说法的。当然，用词只是“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政治正确”还管制着很多观点的表达，例如男女，种族间智力的差异（体力差异没有问题，呵呵），某些宗教文化对全球文明的负面影响（这是我的“政治正确”的说法）等，谈论的时候都需“如履薄冰”。 “政治正确”，说到底，是对抗强势，保护弱势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用得好，它能促进人们观念的变革。但当形势变化，被保护的一方不再是弱势的时候，“政治正确”就反而起到了压制言论的作用。这也是它每每招人诟病的主要原因。而到此时，它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反弹。例如，对于照顾少数族裔（主要是黑人）的“强制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 ）的质疑，在七，八十年代是政治正确上的大忌。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现在这个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公开讨论。所以，“政治正确”并非言论自由的克星。它只是在言论自由本来需要的各种平衡中多加了一个砝码。虽然“政治正确”问题最近在美国引起了更多的议论，但在我看来它还远未达到威胁到社会正常的讨论和理念碰撞的地步。和所有礼节，礼貌的问题一样，政治正确的要求也是随场合而变的。在面向大众的公共演讲和主流媒体文章中，政治正确的色彩非常浓厚，甚至常常达到令人感到压抑的地步。但是在学术出版物中，甚至一般书籍中，尺度就宽松很多。例如前一段大家热烈讨论的《孤独的美国》（ America Alone by Mark Steyn, 2006 ）公然把穆斯林群体与恐怖主义等同起来，毫无疑问是犯了“政治正确”的大忌。但这本书并未遭到打压，反而曾是美国畅销书前五名，加拿大第一名。只要不是宣传暴力和仇恨，更极端的言论在网上也都能找到。即使在主流论坛上，“政治正确”也一直引起反弹。最近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算是一个大“刺头儿”。但他远远不是第一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个叫林鲍（ Rush Limbaugh ）的保守主义谈话秀主持人红遍美国。其实他的观点和口才都乏善可陈，但因为其“反主流，反政治正确”的旗号而成为美国最火的谈话秀。右派的电视台 Fox News 观点极端，事实常常错误，但就因为其“反主流”身份，反而成为有线电视的“主流”，收视率远远超过老牌的 CNN ， MSNBC 等。所以只要政府不干预（如宪法所保证的），社会舆论的多样化不会被政治正确所抹杀。“政治正确”虽然能影响人们的视角从而影响人们的观点，但也不是万能的。例如“全球变暖”（现在改称为“全球气候变化”）一直在“政治正确”方面稳占上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质疑派还远远没有销声匿迹。而且目前看来，最后要打败质疑派，靠舆论上的强势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即使不喜欢“政治正确”，也不等于它的对立面就是解决之道。目前川普以“反政治正确”的英雄自居，支持者也大大欣赏他“说真话”的“勇气”。但实际上，他的言论不仅逻辑不通，而且简直不受事实约束，信口胡言。他的问题不是是否政治正确，而是是否理性客观。靠这样的人反对“政治正确”，就像靠恐怖主义来反对现代文明一样，完全是歧途。当然，川普（以及上次竞选时的茶党）能有今天，与主流政客，媒体过分看重政治正确，不敢面对“不方便”的现实，不敢讨论“不友好”的话题，也不无关系。要营造一个健康的公众讨论氛围，美国还任重道远。作为美国社会的基石和空气血液，“言论自由”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上的几个字，它也不只是靠着宪法和法律来保护。“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理念，是建筑于社会的基本共识，而宪法只是这种共识在法律层面上的表述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言论自由”的范围，形式等也在变化。“政治正确”就是最近几十年来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一个调节机制。“政治正确”虽然不是法律，但在包括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学术界，公司等各种社会机构中得以实行。它可以发挥保护弱势群体，帮助新生理念成长的正面作用，但使用过头也会反过来压制弱势或少数派的声音，造成新的思维框框，阻碍各方面开诚布公的对话，甚至造成社会的分裂。所以要了解美国“言论自由”的状况和运行机制，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和思考“政治正确”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接受“政治正确”的意图：营造和谐，文明的讨论对话氛围，一方面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挑战“政治正确”的框框，挺身捍卫和弘扬真理。“政治正确”在道德上可说是用心可嘉。但它并不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在社会讨论中，最高的道德原则应该是事实和理性。只有在事实和理性的基础上，“言论自由”才能对维护和发展民主制度发挥它的作用。有关博文：昭君：美国校园的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 ( 图 , 视频 ) http://blog.creaders.net/u/906/201512/243410.html# 欧阳峰：邦联旗与言论自由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828338.html; 个人分类: 政治经济|10936 次阅读|23 个评论

教師是否絕對不可體罰？: 热度 4 jiangjinsong 2011-2-2 18:24; 蔣科學按：任何事情都不能簡單地一刀切。絕對不可體罰也是現代流行的一種政治正確性的教條。關鍵還是要看教師是否出於愛心，體罰的具體情境如何，處罰的程度如何等等。 “頭槌”教訓學生　匈國師受眾人支持復職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2-02 17:54:02 　　中評社香港2月2日電／“零體罰時代”已陸續成為各國的教學目標，但匈牙利一名中學老師卻反其道而行，使出有如足球名將席丹的招牌動作“頭槌”，來教訓問題學生。令人意外的是，被教訓學生的家長竟大表支持這另類的教學模式。　　今日新聞報道，42歲的歷史老師多莫托(Domotor)日前因一名學生擾亂上課流程，數度打斷他說話後，憤而用力以頭部直接與該名學生對撞，當場讓學生整個人往後彈，隨後還將他架出教室外。此過程被其他同學用手機錄下並PO上網，引來當地教育局關注，多莫托也隨即遭停職處分。　　不過，遭“攻頂”學生的家長卻大力支持老師，指出兒子目中無人的態度無人可管，終於有人治得住他了！更感謝這位老師讓孩子知道“自己並不是宇宙的中心”，自以為是、為所欲為是不可行的。因此，遭控施行體罰的多莫托竟在眾多老師與家長的聲援下迅速復職了。;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2286 次阅读|7 个评论

政治正确是自由世界的高压线: liwei999 2010-2-15 18:51; 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最亮眼的成果。乔木司机（Chomsky）痛批霸权主义美国是流氓国家，但唯独对自由世界领袖美国式的言论自由推崇备至。网友说了，他当然推崇自由，他就是受益者，要不拜言论自由所赐，他那些不留情面的不同政见和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大众传媒的入木三分的批判，早就让他麻烦连连了。我觉得不仅如此，乔老爷的境界要高于自身的利益，自身利益只是强化了他对自由的珍惜和赞美。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地球的平面化，言论自由作为世界文明的核心价值，形成的思想潮流真可以说是浩浩荡荡，顺之者倡。还没听说过谁在原则上反对自由（和民主）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指征。不同群体和政府只是在实现自由的具体条件和步骤等方面有分歧。自由世界自由么？有没有红线或高压线？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没有绝对的自由。譬如，言论自由不包括妨害他人的自由，不包括诽谤的自由，这些都是常识。我要说的高压线不是这个，而是在西方最近十几年由于民权思想的深入人心和种族问题的不好解决而导致的矫枉过正现象：所谓政治正确性（PC, political correctness）。老百姓还好，但凡是政府官员、雇主和社会类职员（包括医生、律师、社会工作者、教授以及各类教育者），无论官阶大小，对政治正确都噤若寒蝉，如履薄冰。无意说了一句话，如果感觉政治不太正确，就很害怕，怕惹出是非。这类事例在日常生活中见很多了。谁说自由世界不讲政治，政治的紧箍咒从心态上有时可以媲美中国的文革。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 个人分类: 立委随笔|3606 次阅读|2 个评论

什么是政治正确: Synthon 2010-1-19 06:29; 什么是政治正确一个古巴人游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他就是反抗极权政府的英雄，可以迅速拿到美国绿卡。一个海地人游到佛罗里达，他就是偷渡客，会被迅速的遣送回国。这，就是政治正确。一个网络公司，在外长发表谈话后，迅速做出举措，退出某个市场，响应外长对极权国家网络自由的评论。这，就是政治正确。一个投稿，给编辑建议的审稿人里头必须有半数以上的某国人，因为某国是世界第一科技强国。这，就是政治正确。; 个人分类: 其他|6066 次阅读|6 个评论

學生真的絕對不可體罰嗎？: jiangjinsong 2009-3-11 23:10; 學生真的絕對不可體罰嗎？ (2008-06-25 22:55:38) var $tag='杂谈'; var $tag_code='b6ae6a5f4496f9abffd7046da9025a8d'; 标签：杂谈分类：口无遮拦心齋老蔣按：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我是贊成教師對於冥頑不化、難以管教的中小學生學生進行適當體罰的。但是，隨著所謂自由主義的氾濫，西方國家乃至台灣地區，現在好像是絕對不可體罰學生了。當然，大陸必然也會走上這條路。體罰的老師等著挨告吧！這對於教育產生了嚴重的後果。我覺得人，無論是青少年還是成年，都不是絕對理性，理性的、耐心說服教育固然是基礎，但在特定情形下，必要的體罰也是不可偏廢的。當然，這要非常慎重，不到萬不得已不用體罰的手段來處置，而且對於濫用體罰、甚至將個人惡劣心情發泄到學生身上的教師要嚴肅處理。不能體罰？乾脆送少年法庭【聯合報╱高源流／文字工作者（澎縣馬公)】 2008.06.25 03:21 am 彰化縣某國中老師管教集體帶酒到學校喝的學生，遭爆料指責不當體罰的事，實在是近幾年來學校教育最具諷刺性的案例，很值得各界正視與討論這麼一個議題：老師究竟該怎麼管教行為失序或不當的學生？或許是受到近年來某些媒體及政界人物大興爆料風氣的影響，很多學生家長，甚至學生本人，只要稍有不滿意，就抓著老師體罰的小辮子，到學校興師問罪，或請地方民代、媒體主持公道，逼得校方、教師低頭道歉認罪。於是乎，學生頑皮到處塗鴉、上課打� 有用的時候，老師該怎麼管教這樣的學生？」社會當然更應該聽到其他家長的憂心聲：「老師要不能管教那些不當行為的學生，我們的孩子萬一受到不良的影響，該怎麼辦？」其實，對不負責任的教師來說，這些問題都不存在。老師只要把眼睛一閉，不管學生怎麼喝酒、打鬧、胡來，都笑臉應付，薪水照拿。所以，所謂不當體罰的問題，很多是因為教師想負責、想管，才會發生。很多老師問，連罰站、罰伏地挺身都不行的情況下，老師還有什麼法子可以管教不當行為的學生？當然有，而且合法合理，但得看教育當局支不支持這麼做，敢不敢擋住民代的壓力。就拿國中生帶酒到校喝的事來說，訓導主任實在不必打耳光、罰站，乾脆就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規定，把涉案學生送交警方或者少年法庭，依法定程序糾正少年學生行為，也依法給學生家長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同時，學校更應該請警方嚴格追查誰賣酒給這些學生，統統依法嚴罰。如果有學生在校打鬧、暴力欺侮同學，或者成群結黨行惡，校方也不必冒著體罰的風險，直接就請警方、檢察官或者少年法庭介入，依法究辦。讓那些學生的家長衡量一下，是老師打個屁股、手心好，還是讓孩子被護送少年法庭依法交付管束，留下不良紀錄好？不過我倒擔心，要是學校都這麼依法管教學生，很可能家長都跑到學校，拜託校方不要這麼幹法，給學生留條未來人生清白之路，請校方改用體罰方式處罰學生，學校該怎麼辦才好？【2008/06/25 聯合報】 @ http://udn.com/;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319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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