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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安徽双兔: 热度 1 huailu49 2011-3-26 21:47; 早就听说过，胡适曾戏称“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三只兔子”分别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因共同倡导新文化运动而走到了一起。其中蔡元培生于 1867 年，陈独秀生于 1879 年，胡适生于 1891 年，都是生在兔年，依次相差 12 岁。若论籍贯，除蔡先生来自绍兴外，其余两人均来自安徽：陈先生来自正宗的“安”，而胡先生来自正宗的“徽”。这大概可以算是另一个巧合吧。二人虽因信仰不同而未能共事始终，但私交从未决绝。比如 1920 年 8 月，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旅沪皖事改进会”，与胡适等人的“旅京皖事改进会”南北呼应。胡适也一直将陈独秀视作“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后来陈独秀多次被捕，几乎每次胡适都倾力营救。重提这个话题，是为了在新的兔年里纪念这三位先贤。; 个人分类: 读史笔记|3005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可是我们连象牙塔都没有: 热度 1 shuilinxi 2011-3-21 22:57; 前言：去年在广外呆了半年，这是我的一个小老师国宾写的文章，最近读北大蔡元培当年的校长就职演说，感觉说的东西竟是类似的。知名学者姚国华在北大做讲座时称：“近代西方人说走出象牙塔，把知识变为力量。我们经常说‘走出象牙塔’，可是中国人没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们的关键是没有象牙塔”。在这样一个滑稽而心浮气躁的年代，裹挟着以‘时代’名义大肆放纵的欲望，我们生活在物质里。物质。还是物质。听说这年头公司看重的是你“能力”，你的经验。于是人们振臂高呼“走出象牙塔”。一颗颗不安跳动的心…… 可是，关键是我们连象牙塔都没有！相当讨厌，甚至痛恨某人，每每苦口婆心地对她说“好好学习，过好你的大学”“多看些好书”之类的话，某人总是搬出一副深谙事故的老练说：“你不懂，大学不止是来学习的”。云云对牛弹琴。恨“你不懂”这三个字。你很懂吗，某人？当然，谁都知道大学不止是来读书的。我也为五花八门的面试脸红心跳，也为繁复琐屑的班务劳心劳力，也为来之不易的兼职奔波劳碌。我也玩，也出席各种违心的场合，也小心翼翼地增强自己的各个方面的战斗值。可是当“求知”这个大学设立的初衷已在“求职”前淡化得血肉模糊，甚至所谓的大学已沦落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未来工作的踏板，那么，大学的意义已被扭曲得支离破碎。曾幻想在某棵不知名的大树下，手捧某位鸿儒的书，鸟语花香风和日丽中陪自己过个纯粹的下午，直至残阳如血，余晖斜斜地在镜片中折射出七彩的满足。曾幻想一清早便恣情于静谧的图书馆，饱饱地吸着墨香，在没人关顾的一角，倾听智慧的声音。“哦，饿了”。已是披星戴月，疏梅筛月影。曾幻想几百双饥渴的眼聚焦于台上的满头银发的德高望重的长者，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寥寥数语，醍醐灌顶。你说，傻，大学不止是来读书的。其实在你眼里，大学就不是来读书的。忙忙碌碌的奔波于各种活动，五花八门的社团，层出不穷的时髦讲座，乐此不疲，却鲜有人在树下看书了，甚至课本也只是在期末考试前于一摞时尚杂志中风尘仆仆地赶来，三天后光荣退役。人们说，能力很重要。于是乎，看尼采是傻冒，有多少头衔才是重点。不给人生最后四年简单一丝残喘的机会。人们说，经验很重要。于是乎，所谓的走出象牙塔努力接触社会。不给人生最后四年单纯枯萎前的任何活口。人们说，生存很重要。于是乎，“面试技巧”的讲座永远人满为患，《求职宝典》图书馆永远借不到。反正，不给人生最后四年天真一点存在的意义。亲爱的同学们，三年后我们也将是动辄几百万的求职大军中的无名兵，好吧……可是，在那之前，大学能不能…… 痛。你说，大学压力比高考压力大，因为就业。讽刺的是，正因为你不好好读书，去了个不怎样的学校读了个不怎样的专业，结果弄得自己的所谓就业前景不怎样。个中因果耐人寻味。高中不好好把握，牺牲的是大学；大学还不好好珍惜的话，错过的就将是永无法挽回的人生最后一次简单单纯和天真。请不要剥夺我这最后的天真幼稚的权利，在这象牙塔的残垣断壁里的最后四年。因为，大学就只有这么一次。; 个人分类: 人文|1834 次阅读|2 个评论

级别之祸: 热度 2 sstone2009 2010-12-21 23:17; 读王尧《给蔡元培校长等定什么级别》（读书2010,12:106-109），不禁对级别之祸泛起一些顾虑。在大学里，级别之祸是不能“还大学以学术本位”；在医院里，级别之祸是不能还公立医院以医疗本色；在人世间，级别之祸是多了一份人生的羁绊和压力…… 人生在世，身外之物越多，牵挂就越多，得失之间，皆是喜怒哀乐；人生在世，身外之物越少，羁绊就越少，淡泊之处，却是胸怀天下。级别，如同财色名誉，只不过是一生的过眼烟云而已。如若追之不当，级别是祸！; 个人分类: 读书杂记|2758 次阅读|1 个评论

肖传国的铁锤与陈独秀的嫖妓: majorite 2010-11-26 12:00; 肖传国的铁锤与陈独秀的嫖妓嵇少丞华中科技大学近日宣布, 解除肖传国博士在该校担任的行政职务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以及聘任的教授职务，该校的附属协和医院亦决定免去肖传国的泌尿外科主任、《临床泌尿外科杂志》主编职务，并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和待岗察看一年处理。李培根做校长的华中科技大学此举是为了表示学校历来重视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从肖传国的铁锤忽然想起陈独秀的嫖妓。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时候，常到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的妓院里嫖妓，还与另一男人(据说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争同一妓女，陈独秀醋劲大发，抓伤了妓女的下部。此事被北平地方报纸曝光。 1919年3月，国会议员张元奇在国会上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纵容陈独秀教授嫖娼。1919年3月26日，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电蔡元培校长，要他依法依规立刻对陈独秀进行处理。【顺便提一下，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陈独秀被捕后，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来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3 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陈独秀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胡适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陈独秀曾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九版，大名鼎鼎的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犯写序。陈独秀在国民党南京的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可以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年轻小媳妇潘兰珍带进了监狱，两人在狱中公然做爱，狱卒劝阻，陈独秀怒骂狱卒: 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看看胡适和蔡元培如何对待陈独秀的，真让现在这些缺钙的大学校长们汗颜，本校教师一经在押，立马与之划清界限，以示自己政治上正确，多么缺少人情味！肖传国在华中科技大学已经服务多年，大学校长对待教员就应该如同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外犯错，是要教育，但亦要保护，不能往死里整，人同此心，话同此理。华中科技大学对肖传国的扫地出门，会让该校其他教授寒心的。 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巨大压力下，来到汤尔和家开会，和另两位北大教授沈尹默和马叙伦讨论对陈独秀的处理意见。汤尔和虽然不是北大教员，但他是当时能左右北京教育界最重要的人物，后来还做过教育总长，所以汤尔和在这场讨论中唱主角。沈尹默和马叙伦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点钟。汤尔和、沈尹默和马叙伦都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而蔡元培颇不愿于把陈独秀这样的人才赶出北大。三对一，实在没办法，蔡元培无奈地同意了汤尔和、沈尹默和马叙伦的提议。 1919年4月8日，蔡元培主持召开北大文理两科教授会主任会议。会议上，蔡元培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由教务长代替学长，由马寅初担任首任教务长。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改革方针原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由于突发陈独秀嫖妓事件，突然提前实行，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的台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是，北京大学继续聘请陈独秀担任教授，并给他一年时间的学术度假（Sabbatical leave）。才高八斗的陈独秀那里受不了这个气，毅然决定离开北大。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在运动中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20年初带着他心爱的《新青年》南下上海，在那里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准备终于创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6年后即1935年12月23日，胡适致信汤尔和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1919年3月26日）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沈尹默)，夷初(马寅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尔和)，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北大赶走一个陈独秀，中国冒出一个共产党，胡适的肠子都悔青了。蔡元培处理陈独秀还给些面子的，况且蔡元培受到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的巨大压力。李培根开除肖传国是一开到底，不留任何面子。现任国家主席和教育部长也没有给李培根任何压力，开除肖传国完全是李培根自己要干的，因为他要表示华中科技大学领导历来重视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蔡元培先生有一段名言，论及大学领导应如何对待教师，教授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教员中间有善作香艳之诗词, ...... ，以赌为消遣者，荀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人才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每当想起蔡先生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话，我还心动不止，颇有今不如昔之感慨。蔡先生主政的北大聘请了当时各派学术巨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来校执教，使古今、东西、文理融会贯通，开一代新风。学校领导尊重学术自由，不究教授的政治倾向，不过问个人的私生活，绝不因这些问题解聘教授。 - 2010 年 1 月 26 日，温家宝在听取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 一个大学校长如若没有蔡元培先生襄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胸怀，又怎能办出一个有个性的世界一流大学来！ - 哎，李培根毕竟不是蔡元培！附言：此文发表后，方舟子写了《旅加华人地质学教授嵇少丞为肖传国鸣冤》，这是方舟子对我的误解。我在文章没有一字提方舟子。肖传国买凶报仇，进牢房是他罪有应得，这就好比方舟子曾被法院强制赔款几万一样，谁也不用叫冤。我这里要说的是，人犯错误了，也有工作的权利；大学教授不是一块抹布，想用就用，不用就抡掉。做大学校长的要宽容，慈爱，要爱护、报护自己的教授，要学蔡元培。; 个人分类: 论大学|7329 次阅读|28 个评论

姚远：被蔡元培誉为“学界明灯”的《万国公报》: kexuechuanbo 2010-10-30 09:08; 作者：姚远来源：科学时报发布时间：2008-7-2 23:18:21 被蔡元培誉为学界明灯的《万国公报》《万国公报》创办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仅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传教士即创办了170余种期刊。然而，在学界具有深远影响者要首推《万国公报》。在维新运动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政要李鸿章、孙家鼐等皆订阅该刊。李鸿章、徐继畲等看后惊为闻所未闻。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被列为最佳之书，甚至有维新者建议光绪帝将此刊收归为清政府机关报。它在近代中文期刊史上创造了很多第一，如：最早介绍欧美社会主义学说，称为安民新学；最早出现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最早建议土地、铁路、银行、邮政、轮船、自来水、煤气、电灯、电车等归国家设立等。其内容前后涉及的国家约有百余国，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国家或地区，充分体现了其事涉万国之宗旨。在科学方面，光绪二年(1876年)曾增刊专言科学的《益智新录》(A Miscellany of Useful Knowledge)。难怪蔡元培将其誉为学界明灯。《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是英美传教士所创办的一份文理工综合性时事周刊。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创办。其原名为《中国教会新报》，旋改《教会新报》(第1～300卷)，以宣传宗教为主，1868年9月第30卷起改为《万国公报》，卷号序前，内容改为以综合性时事为主，侧重于中外各国的科学、工程技术、地理、商贸、制造、交通等。光绪十五年正月(1889年2月)复刊，改为月刊，册次另起，并成为广学会主办的期刊。其每册32页，约3万字左右。每月销约4 000余份。出版至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底第750卷，第237册最终停刊，前后持续40余年。自改为《万国公报》月刊第1册起，发表了新式电车、彩绘照相、电信传光、电气开会、瀑布生电、显微镜力、电话传字、洞穿地壳、电线运物、能旋之物、浊水澄清、地底开路、轰散冰雹、纱罩煤油灯、电传音乐、高音德律风、磨电机、电光医病、电招良医、退行留声机、治痨新法、无线电塔、洁污水等。其科学技术内容，主要表现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农学、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所载西人在上海查勘修造铁路、大清国制造总局小铁甲船直剖面形并仓面形之图说、上海至吴淞初次新造铁路并轮车图等极具科技史料价值。它还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批西方近代科学家及其成就，除介绍了多尔敦(道尔顿)、法拉特(法拉第)、古利氏夫妇(居里夫妇)、哥伦布、考朴儿尼克司(哥白尼)、嵌泼辣(布鲁诺)、嘉理利凹(伽利略)、牛吞(牛顿)、达尔文、笛卡尔、李勃尼致(莱布尼兹)等人的事迹外，也介绍了富兰克林、马可尼的事迹，特别还介绍了培根、李弼格等科学家的治学方法，包括科学实验方法等。; 个人分类: 期刊传播史论2|262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起源於造假！: jiangjinsong 2010-9-20 15:26; 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就是從蔡元培、陳獨秀作假開始的沒有作假就沒有新北大就沒有德先生、賽先生現在要發展科學居然要打假簡直是過河拆橋數典忘祖！; 个人分类: 科學文化|2525 次阅读|1 个评论

蔡元培 · 郭橐驼 · 大学去行政化: nli2233 2010-8-25 16:06; 去年回国，带回来一些当年在国内购买的旧书，其中有一本是早年被称为补白大王的郑逸梅先生的《逸梅杂记》。今日翻阅此书，读到其中一篇蔡孑民癖好园艺，觉得很有意思，也有些感想。《逸梅杂记》全书是用文言文写的，这篇写的是蔡元培先生晚年居上海的时候嗜好园艺的掌故。据郑先生介绍，蔡元培先生晚年居上海的时候，喜欢养花，每天早间浇花都是亲历亲为，不用仆从帮忙。风和日丽的时候，先生常常乘车去上海附近的真如，去会黄岳渊先生，并在黄先生的花园里闲逛一番。黄岳渊先生早年也是革命者，也雅好园艺，跟蔡先生很投缘。郑逸梅先生说，他曾经往访黄岳渊先生。黄先生出示了蔡先生书赠的几首诗。蔡先生才高八斗，其诗作也不同凡响。比如这两首：其一儿曹春假作郊游，一路黄花缀绿畴，待到君家花世界，万紫千红看从头。其二问君可有养花方，花镜参详经验长，瘠总胜肥干胜湿，片言扼要做津梁。第二首里面的瘠总胜肥干胜湿一句是有讲究的，这是从黄岳渊先生的养花八字诀化来的。黄先生根据自己养花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八字秘诀是肥不如瘠，湿不如干，颇得蔡先生首肯。如果蔡先生仅仅把这个八字秘诀当作养花宝典，那就不是蔡元培了。蔡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评价这八个字的时候，手捻胡须，说出的一句话。他说：种树如是，官理亦何独不然，君真今日之郭橐驼也。从养花种树的技巧，联想到做官的道理，妙哉！蔡先生提到的郭橐驼，是中国历史上的种树能手，他的故事取自柳宗元写的《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的事迹大略是这样的：此人本姓郭，是个罗锅，就是驼背的意思，人们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橐驼，他自己也不介意，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就变成郭橐驼了。郭橐驼特别会种树，他种的树比别人的长得都好，高大，茂密，就算是从别处移植来的，他也能保证成活，而且结出的果实又大又多。人们问郭橐驼，这里面有什么秘诀没有？郭橐驼说，没有什么秘诀，我不过是顺应树木的天性来搞清楚树木的习性罢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比如，大树的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匀，土越旧，筑土就越要结实。这样做好以后，就不要再去动它。要言之，要使树木的本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要认为地去妨害它的生长。郭橐驼说，那些种树不成的，不是种树的时候让树根卷曲了，就是培土的时候要么过松，要么过紧，再就是种上树以后，管得太多，早上去看看，晚上去摸摸，与其说是爱它，实际上是害了它。有人问，你种树的方法是否可以转用到为官之道呢？郭橐驼说，我住在乡里，那些当官的不断发号施令，表面看他们爱护百姓，实际上百姓会因此受到祸害。比如，长官命令今天命令赶紧耕地，明天命令赶紧种植，今天让我们赶紧收割，明天又让我们抓紧织布，今天一个集会，明天一个机会，让我们无所适从，困乏不堪。郭橐驼说，这跟种树的道理应该是相同的吧。联想到当下科教界一片去行政化的呼声，郭橐驼种树的道理，跟今天的大学去行政化还真有几分联系呢。大学里面，今日考评，明日检查，后天评估，大后天成果鉴定，当权者未必不是出于公心。但管得太多太死，不一定有利于科教事业的发展。美国战后科技体制的确立，得益于在万尼瓦尔布什领导下完成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的报告。一般人在评价这个报告的时候，都知道这份报告最终导致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的建立，从而确立了美国的战后科技体制。其实，这份报告的另一个贡献，或许是更重要的贡献，是让现代科学事业运行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个理念就是：国家有义务为科学活动提供资助，同时保证科学共同体的自治权。我们的科技决策者们什么时候才能认同并切实尊重这个理念呢？; 个人分类: 科学政策|4916 次阅读|3 个评论

悼念钱伟长先生专辑－评论篇－4：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评刘广明博士的博文: sqdai 2010-8-10 17:03; 昨天，我的好友让我看一篇博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来自刘广明的博客（见链接），刘广明博士的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学原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应用数学和流体力学教授，本来没有资格与这位专修高等教育学的博士论短长，但看了这篇博文，还是忍不住有话要说。不揣冒昧，敷衍成如下短评。这篇博文的题目就好生奇怪。作者沿用新的网络语言结构被，指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了，言下之意是，钱伟长教授本不是教育家，被动地成了教育家或被人们称为教育家了。通常，文题给出一个命题，恕我孤陋寡闻，这样的命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钱伟长是不是一位教育家，似乎还无人质疑过。还好，博文的结论是：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然而，拿别人不曾有过疑问的题目来说事儿，不知是为了什么？在这一命题下，作者为界定教育家给出了五个条件（或称要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育学，对此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直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劲儿。刘广明博士强调的第二要素是：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下文中指出：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般论述是否成立。他提到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于蔡元培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一点，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先生大概也是认同的。幸好，这两年来，我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著述。经查，他没有教育学方面的专著，目前只有两本论文汇编：《蔡元培教育论集》和《蔡元培教育文选》（共 252 页），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梅贻琦是上个世纪卓有成就的高等教育家。对此，刘博士没有异议吧？经仔细考证，梅贻琦先生也没有教育学系统专著，我只知道有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清华大学黄延复编辑整理），他最著名的有关教育的论文有三篇：《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不知道是否符合刘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再来看一看钱伟长先生的情况。钱先生自 1946 年任清华大学教授以来， 64 年中，始终在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线，这一事实谁也无法否定，而不应该像刘广明博士那样割裂历史，把钱先生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局限为 1983 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之后的 27 年。钱伟长先生 1951 年就有教育方面的论文，早期论文中有给他招来祸端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31 日）。 2000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共 403 页），论述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校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成了上海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指导书，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本世纪初的对上海大学的教学评估（上大是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的 36 家试点大学之一）结束时，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党委书记王荣华指出，上海大学应继续高举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大旗，把教育改革深入持久地继续下去。 2006 年，钱伟长教授出版了《论教育》（共 594 页），其中收集了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共计 90 篇。钱伟长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屈指数来，自 1946 年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起，我在祖国的科学教育园地里已经整整耕耘了六十个春秋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我为能将自己的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深感荣幸和自豪。关于此书的内容，还是用此序中的语言来述说吧！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宏观到微观，对教育和教学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想法，发表了意见。就宏观而言，文章内容涉及如何振兴、发展中国的教育，如何改革不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办学体制，如何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端正办学方向和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如何转变教育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和提高教育水平，如何以科研促教学和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如何自强不息、不怕艰难和困苦、奋发努力地学习，如何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科学的治学方法，如何建设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如何加强德育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如何坚持终生学习、努力进取和不断提高，如何尊师重教和依法治教等问题。就微观而言，文章的内容涉及大学的学院和系科设置，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的制定，学期长短、试验、实习、教材建设，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的实施，考试制度、转系制度、学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招生工作，以及学生的体育锻炼、音乐艺术训练、课外活动、家访、社会实践等各种与教和学有关的问题。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相当全面。这些年来，为了搞好教学，我自学了一些教育学的专著，此书大致涵盖了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基本内容。当然，在教育学基本原理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理论阐释还不那么深入。但是，钱伟长先生对教育和教学的论述师承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大师，针对性强，实践性好，给人以启迪。我们不妨比较蔡元培先生的《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文选》， 70 ～ 73 页，见链接 3 ）与钱伟长先生的《校长的话》（《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思考》首页）、《理想、信念与祖国》（《论教育》， 582 ～ 584 页），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在上海大学党委领导下，许多老师和研究生对钱伟长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已经推出的专著有《钱伟长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钱伟长的教育观》、《钱伟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之道》，还有更多的相关专著在写作之中。上海大学正在做刘博士所说的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的大事。写到这里，想问一下刘广明博士，不知道钱伟长先生是否符合刘博士的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的要求？他是否应该修正一下他的略显不足论？进一步来说，刘博士似乎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教育家应该懂得教育学，但不一定要有系统的教育学理论著述。更不应以是否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来衡量教育家。若坚持以此为标准，那就得把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优秀教育家逐出门外，脱掉他们的教育家的帽子了。另一方面，教育学家不见得就是教育家，因为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行当，没有足够的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正确的教育理念，决不能滥竽充数为教育家。人们通常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性论文，最基本的一条是掌握翔实的资料。看来，刘广明博士对钱伟长先生及其思想知之甚少，甚至没有读过钱伟长先生的著作，不曾做过细致调研，就信口发表意见，还弄了个被教育家这样的吓人的题目。真是犯了做学问、写文章的大忌。还得感谢刘广明博士，他给了我契机，促使我认真重读了钱先生的著作《论教育》，并给予推介。也许这是纪念他的一种最好的行动。限于时间，就写这些，很想听听博友们的意见。写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晨【链接】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钱伟长教授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 7 月 30 日上午 6 时，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在上海逝世。一般的报道总是这样来介绍这位伟人：钱伟长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杰出华人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百度百科的介绍是钱伟长（ 1912 2010 ），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历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看来，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基本成了共识。那么，钱老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有哪些呢？在了解其所以为被教育家的合理要素之前，我们还是应该首先给教育家界定一些条件。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育家，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第一，高尚朴素的教育情怀。教育家一定视教育为生命，必须以育才为乐，并把育天下英才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对待教育不会有任何的功利思想。第二，系统综合的教育理论。教育家一定有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是其立命之本。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不是支言片语，而是一个体系。第三，独立创新的原创成果。教育家一定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且这种真知得到世人、特别是教育学领域专业人士的认同。第四，功垂千载的实践成就。教育家在成为一名理论家的同时，也一定是一位实践者。他或者领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或者指导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并使这所学校、这个地区的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第五，广博深远的社会影响。教育家的思想、教育家的实践决不是当下的产物，它的影响是跨时代的。即影响当代，也会影响今后几代、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如孔子的教育思想、黄炎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等。如果以以上五个条件来量测一下钱老，钱老被教育家有其合理要素。关于第一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的教育成就主要体现在上海大学（原 1960 成立的上海工学院前身。 1994 年，上海工大和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原上海大学和原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现在的上海大学）。钱老被任命为校长时是 1983 年，当时钱老已经 72 岁高龄。一个对教育没有朴素情怀的人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任命的。且他任上海大学校长后，没有要上海大学的一分工资，也没有要住房。关于第二条，钱老略显不足。虽然钱老领导上海大学二十余年，但钱老并没有在教育理论方面有专门的、系统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中，体现在他平时对教师、学生、干部的要求上。在这点上，他与当时名声显赫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朱九思有一定差距。后二人都有教育方面的专著面世。关于第三条，钱老完全具备。钱老在当校长时提出了著名的拆除四道墙的口号：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拆除学院和专业之间的墙，实施通识教育，办综合性大学；拆除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墙，为了提高师生互动。同时率先在大学中实施三制：即完全学分制、选修制、短学期制。这三种机制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常规办学机制。关于第四条，钱老也是完全具备。钱老接手上海工业大学时，上海工业大学名不见经传，且受文革影响，处于完全的崩溃边缘。而如今的上海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无论是办学水平，办学声誉，还是整体办学条件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先进。钱老亲自制定的自强不息的校训和求实、创新的学风在上海大学生生不息。对于第五条，钱老应该完全符合。一个是他老人家倡导的完全学分制、短学期制、选修课制已在中国扎根。另外，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钱伟长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组，并申请到上海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我想钱老的教育思想当被系统化，这种影响将是广博深远的。综合观之，钱老被称为教育家，当属实至名归。愿钱老安息，一路走好！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9028; 个人分类: 名人纪实|7865 次阅读|2 个评论

“教育家”蔡元培？: 热度 1 Synthon 2010-8-9 08:34; 不知道为什么，蔡元培被吹捧成了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人有啥好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他参与过412反革命政变，手上是有工人阶级的鲜血的，只不过后来积极支持联共抗日，我党既往不咎了而已。单从教育的角度来讲，他做过差不多10年的北大校长，期间北大民主自由的风气，概因北大教授学生之故，跟他没有半点关系。恰恰相反，他想方设法往北大安插国民党党棍，甚至邀请过党国大佬吴稚晖、汪精卫等去北大任教，以纠北大学风。蔡之出名于当今中文网络，只不过是因为他说过几句什么兼容并包之类的场面话。这类场面话，清华顾秉林校长和北大周其凤校长，其实说的一点都不比他少。。。; 个人分类: 科教评论|5109 次阅读|9 个评论

[转载]陈平原：何为“大学”: libseeker 2010-5-3 07:25; 图谋按：拜读陈平原先生《何为大学》，颇多论述，笔者非常喜爱。特此摘编部分言论，备忘兼作分享。摘编自：陈平原.何为大学阅读《蔡孓民先生言行录》.学术月刊，2010（4）：11-21 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既是高深学问，也是日常生活；既要做，也要说，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作为教育家和演说家的蔡元培，在各种场合反复阐明自己的大学理念：大学，不但传授学术，更有养成独立自由人格的义务。具体而言，即当以最基础的学术研究为中心，要在培养一批不以满足一己私利权欲为目的、真正潜心向学的专家学者，故强调高深学问、强调学与术的分别、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认为这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沧海桑田，人类历史上最为长寿且最具活力的社会组织，除了教会，就是大学。在欧洲游览，这个感觉特别明显。转瞬间，辉煌的宫殿灰飞烟灭，雄伟的军事要塞成了废墟，庞大的企业也可能突然破产，只有大学，还有教会，不屈不挠，几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而且越走越风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者都会继续存在下去，且日益辉煌。所谓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功业，同时也是一种言说。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既是一门高深学问，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如此兼顾理论与实践，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当下中国的读书人，多人在学界，心存宫阙；不是不想当官，只是没有机会而已。考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的首选，这可不是好现象。这里说的是个人，学校呢？当初蔡校长力倡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今天各大学谈及自家业绩，则都以能出大官为骄傲。大学以学术研究为中心，其工作目标不是培养官员，也不是叫你如何赚钱。蔡元培之所以刻意强调高深学问，除了反对读书就为升官发财，还有一点，区分综合大学与专门学校。而这背后，是学与术的分野。虽说二者各有所长，蔡先生明显地重学而轻术。1909年，蔡元培撰《伦理学原理》，称：科学有二别：一主理论者；二主实践者。前者谓之学，后者谓之术。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落实在教育上，便是凸显文理二科在大学校园里的支柱地位。蔡元培的大学观：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既反闭门读书，也反盲目干政。蔡元培的专业著作，大都是在欧洲游学时写的，回到国内，像他这样的名人，是没时间撰写系统性的著述。记得史学家张正烺有句名言：趁着还没出名，赶紧读书。因为，出名以后，应酬无限，杂事繁多，反而没时间认真读书写作了。之所以发此感慨，因最近媒体揭发好几起大学校长抄袭的案子，让人很痛心。此前，曾写文章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因为，做学问与当校长，都需要全力以赴；除非及时转型，否则两头落空。而现在的大学校长，热衷于偷闲做研究，不断推出专著，还申请重大科研项目，真让人看不懂。像蔡元培那样，经营好北京大学，了不起；没有著作，只有演说，丝毫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尊敬。当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主要采用演说，作文反而退居其次。著述讲究独创性与系统性，演说则没这个必要。就像胡适说的，演说乃卑之无甚高论。有主见，肯说多余话，而且说得恰到好处，这就行了。身为大学校长，居高临下，学生不敢不听。官大学问大，位高言论多不管是不是自己写的，能从容表演，就很不容易了。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若悬河与梦笔生花不是一回事，适合于演讲的，不见得适合于阅读。一场主宾皆大欢喜的讲演，抽离特定时空，很可能不知所云。相反，一篇精彩的专业论文或小说散文，即便由高明的演员朗读，也不见得能吸引广大听众。讲演者的姿态以及讲演时的技巧，同样影响到演说的成败。大处着眼，一以贯之，再添上因地制宜，就可以做到宾主皆欢。经由长期的锻炼，很多校长都能应付自如。但如何超越日常事务，将诸多演说变成对于教育理念及大学道路的深入探讨，这里有学问，而且学问很大。不是每个校长都有出版演说集的必要，也不是每本校长演说集都能传得下去。什么是大学?或者说，什么是理想的大学，每个读书人，都有权利、也都有义务进行深入的反省。另一方面，教育乃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单有文章不够，还需要当事人知行合一。大学需要追忆，也需要讲述，在再三的辨析、阐释、抉择中，大学方能找到好的发展方向。认定大学在大楼与大师之外，还有精神在，而精神又往往附着在有趣的故事上。讲述老大学的故事，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反省一百年间中国大学之路。有趣的是，此后所有大学筹备校庆纪念，都会兼及正史与野史。因为，大学里的故事与人物，往往比所谓的正史更传神，也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大学传统的延续，主要不是靠校史馆，也不是靠校长的演说，而是靠熄灯后学生们躺在床上聊天，或者在饭桌上的口耳相传。这些在大学校园里广泛传播的雅人趣事，真假参半，代表了一代代大学生的趣味、想象力及价值判断。北大如此，所有的大学都是这样。有关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当事人责无旁贷，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大胆讲述。这是构成大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适龄人口中，上大学的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五，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提升。既然上大学已经很普通，很正常，反过来，我们有必要追问，什么是大学，我们念的真的是大学吗？在大学校园里，不只应该学习各种专门知识，还有必要将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与知识体系，来认真阅读、理解、反省、阐释。什么叫大学、大学宗旨何在、大学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学的功能及理想等，所有这些，都值得你我仔细斟酌的。蔡元培这本书，涉及诸多大学问题，而且，多采用演说这么一种浅白的论述形式，很容易引领我们进入。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两千五百万年轻人在大学校园里生活，应该开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你念的是物理、化学，还是哲学、史学，你可能都有必要稍为了解一下什么叫大学。假如此说成立，不妨将《蔡孓民先生言行录》作为入门书，推荐给大家。（注：原文末尾注释此文据笔者2009年7月25日应大块文化的邀请在香港书展上所作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个人分类: 学习日志|3977 次阅读|0 个评论

蔡元培的功绩与瑕疵: lgmxxl 2010-3-9 16:09; 蔡元培（ 1868-1940 ），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 . 蔡元培年青时饱读古书，热衷科举。经过三次科举考试， 1889 年中举人， 1892 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补编修。 1898 年，蔡元培出任绍兴第一所新式学堂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这是他投身新教育的开始。 1902 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这是一个具有反清倾向的教育团体，蔡元培任会长。同年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 1904 年，蔡元培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任会长。 1905 年，光复会集体并入同盟会后，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 1907 年赴德国留学， 1912 年蔡元培回国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亲自领导和主持了民初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础。 1912 再次赴德国留学，后又到法国考察。 1915 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后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 1916 年 12 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23 年 1 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 1924 年移居法国。 1927 年 6 月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 1928 年 4 月被任命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一直专注于此项工作。 1935 年移居香港， 1940 年 3 月 5 日病逝于香港。蔡元培一生从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是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对其功绩可谓仁者见仁，但我认为主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北京大学进行了现代大学的改造。使北京大学由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旧大学，转变为一所新型的现代大学。北京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实施教授治校，使中国大学跃上了一个新台阶。第二，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蔡元培在 1928 年后，其全部身心基本上放在了中央研究院的发展上。中央研究院在他的带领下，在短短数年就在天文、气象、地质和考古发掘等领域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绩。其中南京旧金山天文台的建立、全国范围内地层结构和矿物资源调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是其代表。第三，探索了中国办教育、发展科学的制度和机制问题。在办教育中，他在北京大学实践了以评议会、教授会为主体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在中央研究院，他探索了学术科学化过程中所长负责制。在办教育中，他提出了教育独立制的设想、大学学区制的设想，虽然二者均以失败告终，但其探索的价值将永远。第四，一心为国，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蔡元培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除了工作，他最大的乐趣是学习和研究。他 40 岁出国学习， 58 岁又第二次出国学习。他自述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张晓唯 . 《蔡元培评传》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一生清贫，年近七十尚没有自己的房子，在国民党时期，象他这样的高官大家如此要求自己，真是难能可贵。第五，举办留法的勤工俭学会，积极要求英美国家退还庚子赔款。此两者直接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与共和国的开拓者，而后者还直接促成了中国建设了一批大学，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人不可能是完人，蔡元培的一生如果有瑕疵，我认为以下两点较为重要：第一，拒绝宗教。通常认为蔡元培办学的基本理念是兼容并包，但他对宗教决不兼容，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在他主持的学校或机关难有立足之地。蔡氏赞赏无宗教迷信的儒家传统，认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荒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他否定教会学校强迫学生信教的做法，同时也反对神化孔子，先后取消尊孔读经和春秋祀孔。正是缘于非宗教运动的冲击，才促动了后来教会学校本土化改革进程。虽然大家可以认为，这是一件公说公有理的情景，但我还是认为，一个拥有自己宗教的民族不是坏事。给心灵找一个家，起码可以给举国人民一个心灵寄托。第二，参与 1927 年的清党工作。这与其长期的主张有关，蔡元培始终不认可苏联革命式的社会改造方式，也不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做为党内元老，当蒋介石提出清党后，他予以支持。在 1927 年 3 月 28 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上，作为大会主席的他，主持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的议案。使大批的中共人士遭到杀虏，其中包括很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蔡元培对此等后果当难推其责。; 个人分类: 高教史料|4024 次阅读|1 个评论

“凤凰涅磐”式的大学英雄——八次辞（离）职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lgmxxl 2010-2-26 11:18; 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它们才能得以更美好的躯体得以重生。在蔡元培实际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6 年 12 月 1923 年 1 月）期间，五度辞职，五度重生。以退为进，苦炼修行，终成大果。可以说蔡元培的每一次辞职，都是一个斗争，一次人格的升华，一次境界的提升。第一次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6 年 12 月 26 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1917 年 1 月 9 日，蔡元培在校内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他向全校一千余名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但为了抗议张勋复辟， 7 月 3 日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张勋复辟的闹剧仅 12 天就结束了，蔡元培于当月 23 日回北大。第二次辞职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签定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其进行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干涉并趁机扩大在华利益。 1918 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 5 月 16 日和 19 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签订该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苏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 1918 年 5 月 22 日，为了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先生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第三次辞职抗议政府对五四运动的暴行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学生到天安门游行，被北洋政府抓捕。蔡元培四处奔走被捕学生终得释放。为抗议北洋政府逮捕学生，于 5 月 8 日提交了辞呈， 9 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 5 月 13 日齐上辞呈。北洋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蔡元培辞职未成，于 9 月中旬回到学校。本次辞职历时 4 个月。本次辞职写就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但其堂弟蔡元康认为这些文字不宜发表，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在《申报》刊出启事，称家兄患病。但这一文章成为研究蔡元培性格特质的重要文献。其中的三理由至今堪称经典： ① 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官方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 ②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③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第四次辞职抗议教育部 1919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作为校长蔡元培当然要辞职。第五次辞职抗议学生拒交讲义费 1922 年下半年，是北京大学经济上十分困难的一个学期。整个 8 月，他与北京其他七所国立高校的校长一起同政府进行交涉，以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与此同时，北大也开始向学生收取讲义费，遭到学生的抗议。 10 月 17 、 18 日，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校长室请愿，意欲罢课。 1922 年 10 月 19 日，蔡元培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收费暂缓实行，带头学生冯省三被开除。第六次辞职抗议逮捕罗文干 1922 年 11 月罗文被北洋政府逮捕。罗文干曾在北大任教、当时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蔡元培了解罗文干的为人，为抗议北洋政府的这种做法，蔡元培于 1923 年 1 月 17 日愤然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著名的《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说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濓、张伯烈的险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质问弹劾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勾，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蔡元培这次辞职反响很大，舆论强烈，不仅教员和学生挽留，最后连总统黎元洪也出面挽留，但蔡元培仍不回校，让蒋梦麟代理校长。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吊诡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倒是教育总长彭允彝因为蔡元培的辞职丢了乌纱帽。第七次辞职无言的结局 1926 年 6 月 28 日，也就是他辞职三年半以后，从欧洲回国的蔡元培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九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 1927 年 7 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这次辞职，实质是一种无意义的辞职。因为在写出《关于不合作宣言》后，他已经铁了心不再回北大了。离职充电值得关注的是，他因主张实行男女同校而受到曹锟、张作霖等人的协迫，为了安全，他于 1920 年 11 月 24 日至 1921 年 9 月 14 日，对欧美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考察。 1922 年 3 月 20 日发表了《教育独立议》。应该说，每次的辞职，都是蔡元培内心的真实反应，这在其《不合作宣言》中作了综合阐述。但其中的二次时间最长，也最有意义。一次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三次辞职，一次是 1920 年的离职。在第三次辞职后，他思考了大学的内部管理问题。 1919 年 9 月，返校伊始，他便提出了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议。主要考虑是大学不能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正常运转。为此，他提议在大学中设立行政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负责日常校务，增设了总务、教务两个职能部门，但这些职位均由教授担任。从而使北大的教授治校更加完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他学堂时的学生蒋梦麟出任总务长，成为蔡最为倚重的助手。这是蔡元培比郭秉文高明的地方。同样是离校，郭离校后东南大学就跨了，而蔡离校，北京大学却能正常运转，不能不说这是蔡元培的功劳，也说明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而 1920 年的离职考察，则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使他真正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设计中国教育主要是中国大学的发展问题。这在其《教育独立议》中得到充分体现。 ① 设立大学区，确保大学的独立。学习法国采取大学区制，同时学习美国的社区服务、地区抽税等办法，解决大学的经费问题。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②学习德国、美国，实施教授治校，大学的事物，都与大学教授作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有委员会举出。 ③学与术不一定分设。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用美国制。这是对其早期学、术分立的一种纠正。; 个人分类: 高教史料|5045 次阅读|1 个评论

此先生非彼先生——读嵇少丞《中国能有世界一流大学？》: 可真 2009-11-10 11:18; - C先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 G 先生：全面发展，婚恋自由；政客治校，教授治家。按：二者教育理念不同：C先生所倡导的是培养精英的学术教育； G 先生所倡导的是化成天下的生活教育。以培养精英的学术教育为内容的大学所要造就的是能使国家科技和文化发达的学术精英人才；以化成天下的生活教育为内容的大学所要造就的是能使万里江山永不倒的接班人。; 个人分类: 教育|4218 次阅读|1 个评论

蔡元培倒下中华复兴提速—--蔡元培祸国殃知表现举要: zhj71626 2009-9-11 16:46; 蔡元培倒下中华复兴提速 -- 蔡元培祸国殃知表现举要 1. 蔡元培：百年中国乱象之大源乱象之大本从李鸿章说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后，中国的变乱日多，蔡元培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影响以后，他就成为近百年中国乱象之源乱象之本了。今日中国之乱象，追根溯源，蔡元培都逃不了干系。 2. 知识分子过度关心政治是百年乱象之源知识分子过度关心政治是百年乱象之源，这种知识分子过度关心政治是缺乏终极信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心，导致了太多的短期和激进行为，而且教育出了更加短期和激进官僚体系和资本家队伍。股票投资里面有短线中线长线之分，中小散户钱少偏于中短线，机构大资本钱多偏于中长线，知识分子底蕴丰厚对社会的影响应该偏于中长线，而官僚体系底蕴浅薄对社会的影响应该偏于中短线，知识分子定海神针的作用缺失了，所以社会就愈发混乱。这么看，现在有许多知识分子批评官僚体系略有苛求的味道，因为官僚体系本身就是那个样子的。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迷失了自己的社会定位，什么时候开始的？笔者认为，从蔡元培开始。有些人认为是文革和毛泽东责任重大，其实文革和毛泽东不过是加速期。开创之功在蔡元培。钱穆说：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 3. 蔡元培惑乱、堕落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方法有 2 个蔡元培惑乱、堕落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方法有 2 个，一是极大的堕落知识分子的终极信仰空间，二是诱导知识分子过度关心政治。让知识分子变相为官僚，造成在朝的知识分子和在野的知识分子的激烈对峙，忽视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现在更演化为知识分子中的研究生博士毕业直接就考公务员的情况了。为什么终极信仰缺失会影响如此巨大？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是有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人才是类存在物。终极信仰之于社会和知识分子相当于意识之于人的生命活动，蔡元培取消了宗教剥夺了知识分子担当终极信仰这个社会任务的功能，结果，官僚和资本家就用不着尊敬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也就日益沦为御用文人和资用文人了。 4. 知识分子终极信仰缺失的表现之一就是思维能力弱 4.1 蔡先生认为儒教祸害中国，所以需要铲除以促进打倒封建。需要质疑的是，宗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可正可负，即便打倒旧儒教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学习那些列强再树个新宗教或者把旧宗教改造为新宗教呢？《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没读过没关系，不能没有起码的逻辑能力吧。 4.2 再举个关系蔡元培的例子，许多人主张学术自由，认为蔡元培当年兼收并蓄是个榜样，资料显示，蔡元培先生当年是个热衷于搞爆炸暗杀这样恐怖主义进行颠覆（清）政府活动的革命人士，他能够在北京大学实行所谓的兼收并蓄，是基于他的国民党元老这个政治身份他权力的权重好像远大于基于他学术威望的吧，而仰慕蔡先生的不少人以为他是靠学术威望才能够实现兼收并蓄的，实在有些张冠李戴。而上下颠倒、张冠李戴可以概括蔡元培主导的中西文化交流及至今的影响。 4.3 高素质民主专制与低素质民主专制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有个特点，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我们的知识分子喜欢谈民主专制，却不分高素质民主专制与低素质民主专制。高素质民主比如美国，高素质专制比如新加坡，而我们的偏于低素质民主和低素质专制，特点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专制的情况如毛泽东和蒋介石时代，民主的情况如现在大陆和台湾。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可以先维持着，然后把目标定在从低素质向高素质提升，而不是在低素质层次让民主、专制长久的轮流坐庄。 4.4 中共不要害怕切割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胡适和李敖都想过切割（特定含义）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是五四运动坏了新文化运动的好事，笔者以为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坏了五四运动的好事，蔡元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导演为国共两党培养了许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人才，中共通过抗美援朝战争证明自己外战不弱的能力，这区别于国民党的地方可以从五四运动找到解释而从新文化运动找不到，中共诸多被知识分子诟病的地方也可以推到新文化运动的不良影响上去，所以，不必害怕切割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5. 蔡元培 --- 有害文化大师生物入侵是指某种生物从外地自然传入或人为引种后成为野生状态，并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危害的现象。参照这个，外来文化物种，或者叫外来亚文化也可能造成本地文化系统的危害。蔡先生不仅引进外来文化，而且大改本地文化生态，最终成就了他人类历史上有害文化大师的不可磨灭的地位。赵宏杰草就; 个人分类: 重点推荐文章|28 次阅读|0 个评论

教师节谈知识分子咋样影响共产党—批判性思维和面向对象的方法论教材: zhj71626 2009-9-10 19:06; 教师节谈知识分子咋样影响共产党批判性思维和面向对象的方法论教材教师节里谈教育，现代中国最大的教育问题不是什么高等教育，而是政党教育，也就是怎么教育共产党和国民党，国民党基本上已经溃不成军了，比较而言共产党的政党教育那是相当成功的，这个教育的主体在 50 年代以后缺少的一些知识分子， 78 年以后逐渐又加入进来。共产党和知识分子都非常喜欢教育对方，根据我的观察， 78 年以来的这个教育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原因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能力还可以大大的提高。 1. 蔡元培误导沈昌文沈昌文三联书店他跪着造反，他委曲求全，这后头有复杂的原因。身为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和《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深深地参与了这场启蒙运动的生意退休以后，沈昌文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合作，开始关注台湾文化出版动态。这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困惑：看到台湾的民主发展成那样，好像也成问题。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极权体制下的非常发达的社会？当然，这极权可以慢慢改善。不过，这都是我身后的事情了。他感慨道：改革开放 30 年我还是高度评价，是伟大的，是非常值得的，所谓不足的地方就是步子还可以再快点。当然，我现在的困惑就是快到往哪里走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5711 我在批评蔡元培的文章里面总结的观点，对照沈昌文先生的具体情况，可以提供更生动的例子。 2. 共产党自我教育的能力还可以提高与李铭讨论是否需要抛弃哲学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52589 我看文章作者不过是借哲学来批评所谓极权体制，可惜他的思辨能力太低和见识太少，看看当年启蒙运动的重要推手现在怎么想，李铭应该会清醒一点。我说：对于科学家来说哲学主要是方法论，对于政治家来说哲学主要是价值论，以前被蔡元培祸害了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把 2 个搞混了，您停留在他们那个层次的对立面，所以，有您现在的表现，好好看看我批评蔡元培。博主回复：各说各的，不算讨论。 Arithwsun ：实际上， Stanford 数学系的六大必修方向之一，就是哲学 / 逻辑方向。每个学生在每个方向，都至少选一定数量的课程。 Stanford 本身还不是特别重视本科生教育的，要是 Harvard ，肯定有更多的设计和支持。另外，上学期， Stanford 大学由哲学系和统计系开了一个联合课程，统计思想十讲。这些都说明哲学，在现代大学的核心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基本上可以鉴定完毕，博主及其推举的高人之文，都是拿着国内那种马列政治课上学到的点哲学认识在说事，批事。之所以关心这个话题，还是写了回帖，是因为，跟博主观念恰恰完全相反，中国大学太缺少真正的哲学核心课程，为此遗祸应该不止数十年。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可能会非常难，因为哲学这种东西，容易跟政治相牵扯，稍一不慎，容易在国内大学课堂上吃瘪。这不仅来源于高层，实际上，报纸报道上，就有学生将比较新派的文科类老师，告上警察局的做法。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批评蔡元培的时候说的一样，他们把哲学里面的价值论和方法论混为一谈，结合的过于紧密，下面伍加的博文写的也相当好。 3. 伍加博文：批判性思维与面向对象的方法论教材美国人的《批判性思维》和共产党希望自己尤其是自己干部掌握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力大体近似，不够美国人进一步做到了面向对象的方法论教材。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123822 http://0.book.baidu.com/zhongguotushu/m6/w97/h76/4804b92f5b8d5e.1.html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461 谈批判性思维刚来美国时，发现教授们在讨论教学法时言必称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到底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似懂非懂，只是人云亦云而已。近来逐渐对批判性思维有所心得，写下来与诸位分享，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共同提高。思维是人类固有的能力。人人都能思维，但并非人人都有正确的思维方法。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不正确的思维方法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做出错误的决策，产生不良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取决于他／她是否具有正确的思维方法。美国的教育非常重视三方面的能力培养：（Ａ）批判性思维方法；（Ｂ）人际交往能力 (Communication) 以及（Ｃ）领导才能 (Leadership) 。本文只讨论第一种能力的培养。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考艺术，它能对问题做出透彻的分析，对复杂的现象抓住本质，对多种可能和风险做出科学的评估，并能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事物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有如下特点：（Ａ）能用清晰而简洁的语言提出问题，抓住要点，击中要害。（Ｂ）能对各种信息数据进行抽象的概括、分类及有效的分析。（Ｃ）能对多种前提和条件进行逻辑推理，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Ｄ）能用相关的准则与标准对不同的结论或方案进行对比、衡量与评估。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方式。有的人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解释得明明白白，而有的人则啰里囉嗦半天说不清楚。我的一位同事，曾师从名师，获名牌大学博士学位，可是他的讲课却常令学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每学期的学生评价都很差。这也许是他的批判性思维不到家。批判性思维需要严密的逻辑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同时也蕴涵着有效的人际间交往沟通的能力。批判性思维需要如下八种要素：（一）目标：要达到什么目的？首要目标是什么？次要目标是什么？（二）问题：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复杂性如何？（三）信息：拥有何种信息、数据及资料？何种经验可用来借鉴？何种信息必须具备才能解决问题？（四）推理：如何得出结论？有无其它途径和方法？（五）概念：中心思想是什么？能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该中心思想吗？（六）前提：什么是已确定的条件？用何种条件可导出结论？（七）后果：当自己的结论被采纳后，直接后果是什么？由此衍生出的进一步后果又是什么？（八）观点：从何种角度出发来看这个问题的？是否有另一种角度或观点应加以考虑？掌握批判性思维方法必须克服一些常见的思维误区。比如，误区一是：因我自己相信它，它就是真理。误区二是：大家都相信它，故它就是真理。误区三是：我一直都相信它，它就是真理。误区四是：因为相信它会对我有利，所以它就是真理。要培养批判性思维方法，可以采用提问法对别人的思维方法进行评判，从中找出错误，以便汲取教益。下面我们称被评判人是推理者，列出可以提出的问题：（一）目标：推理者的目的是什么？该目标是否已明确给出？该目标是否可行？（二）问题：问题是否明确提出？它是否带有偏见？问题的陈述是否恰如其分地刻划了问题的复杂性？问题与目标是否相关？（三）信息：推理者是否引用了相关的资料与证据？这些信息是否精确可靠？是否论及了问题的复杂性？（四）概念：推理者是否厘清了必要的概念？所使用的概念是否可证实？（五）前提：推理者是否明确给出他的假设条件？该假设条件是否有漏洞？结论是否建立在错误的前提条件之上？（六）推理：推理者是否明确给出了其主要结论是如何得到的？（七）观点：推理者是否展示了相关或相近的观点？他／她是否考虑了持不同观点者的反对意见？（八）后果：推理者是否说明了由他／她的观点引伸出来的后果？培养批判性思维方法是美国教育界极其重视的任务，被誉为培养创造型人材的基础。我们正处于信息爆炸、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批判性思维是推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近代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远远落在西方国家之后，这是否与我们不重视思维方法有关？伍加， 2008-1-15 皇城根儿留言：非常同意作者的观点。观察事物，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一个好的（ right ）问题，这其中包括： 1 ）问题的选择 2 ）问题提出的方式 3 ）问题的关键所在 4 ）对问题思路及其所在前提和范畴的的清晰描述。一个好问题的提出，犹如在战场上发现了一个好的制高点或观察哨，可以对所提问题的事物本质有一个更客观的观点（ VIEW) 。能提出好问题的人，其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绝不会差到哪儿去。因为，一个好问题产生的过程是需要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其实作者的总结非常漂亮，简明之中暗含有严密的逻辑。如此干练的语言运用，不是谁都可以欣赏的了的。另外，在你提到的 A,B,C,D 四个属性中，除了 A 以外，我更看重 D 的作用。我以为，当一个好的问题给出后，逻辑上的归纳和正确结论的得出已是水到渠成的事，而在实际运用中，谁能拥有 D 的属性，谁才能从众多的正确结论中分析出最实际有效的那个具有最大利益的结论。 4. 不仅仅是拮抗、对抗我在一个历史方面的 qq 群里面谈批评蔡元培的时候，某个人坚持不懈的说我是反对蔡元培，这正是蔡先生培养出来的思维方法，难道除了对抗、反对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林毓生讲《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西方人讲和平演变，物资回收公司讲变废为宝。知识分子进入共产党队伍那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影响就是自我教育了嘛。张罗推翻极权体制的人没有谁能够推演出新体制一定比现在的好，蔡元培至今这百年破坏总是比建设容易得多。咱在乱世里面的生存能力差得很，当然希望稳定。赵宏杰集成; 个人分类: 重点推荐文章|22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蔡元培造假说开去: jiangjinsong 2009-4-28 09:37; 从蔡元培造假说开去作者：朱蓬蓬　来源： www.66wen.com 　更新时间： 2006 年 11 月 15 日上海的庄森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内容说，蔡元培（孓民）校长为了使当时的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造假说陈独秀曾毕业于日本大学，曾在安徽高等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陈独秀虽然多次到日本，但并未进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笔者对蔡元培的造假不持异议，因为他是家父朱其华的好友。家父大概只有小学程度，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一书时，在《序言》中说明是蔡孓民先生帮忙才得以出版的。）　蔡元培为陈独秀履历造假，最终成就了陈独秀的气候，在北大民主自由的空气熏陶下，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得以萌芽、发展、壮大。于 1921 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成为领军人物。尽管这位领军人物领军时间不长，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但右倾机会主义不仅不是后患无穷，而是衍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历史虽然记载了陈独秀的光辉，但现实生活的结局也告诉我们，是蔡元培害了陈独秀，让陈独秀后来背了几十年领汉奸津贴的恶名，忧郁愤激而死。　蔡元培只为陈独秀造假，而不为其他在北大的人造假，虽然对陈独秀本人不利，但却有许多蔡先生意想不到的值得史学家们认真研究的后果。即，让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代知识精英，学会了编假、造假、说假话，做假事。（当然这不怪蔡元培，只怪世风日下）　例如，一大批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知识精英，冰心、沈从文、冯雪峰、郭小川、冯牧、张光年、陈白尘、臧克家等，变成了没有话语权的群体知识分子。（《南方周末》王尧专栏：《房东的声音》一文中语）臧克家当年有《忆向阳》诗集云：劳动是我师，亲手教插秧。佳节送瓜果，身如在故乡。毛主席教导，才能到向阳。这是在五七干校改造得好的总结。　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化革命，暴风骤雨让精英知识分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立地成佛，在这个非常时期中，除了缺乏勇气面对现实而自杀的一批弱者外，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他向全世界宣布，他的作品全部要不得，今后不再出版。　至于引蛇出洞，在肃反、反右斗争中涉及的知识分子，面宽、时间长，改造效果更加辉煌，牛鬼蛇神都变成了人，除了已经逝世的，大部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出，在改革开放中建功立业，成就众所周知，不必累赘多言。　蔡孓民造假的成功经验，（责任不在他）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打假成就辉煌，假货却越来越猖獗。假分数、假毕业、假证件，比比皆是；假官职、假药品、假名牌，市场流通，　这真是，假作真时真也假，真作假时假也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正如名家所言，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做真做假随你心意。这不，有时候，对假的通融一下也并非坏事。报载，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在王小材的要求下，网开一面，给两门必修课不及格的王小材颁发毕业文凭，授予学士学位。本来，这武汉大学校长就是违规造假，但这个假造得好，王小材也争气，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请去做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后，又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发摸康公司总裁。没有刘道玉这伯乐，能有王小材这千里马吗？　呵！读者诸君，这真假是非，好耶？歪耶？该如何评说呢？　 2006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 个人分类: 科學文化|3488 次阅读|8 个评论

蔡元培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學術不端行為的始作俑者？: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09-4-28 09:19;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六年二月號　總第 47 期 2006 年2月28日蔡元培做假聘陳獨秀長北大文科 * ⊙ 莊森　　上個世紀初的北京大學令人敬佩，不是因為它的學術成就，而是因為它宣導的民主與科學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民主與科學的積極宣導者和推動者是文科學長陳獨秀。北京大學的輝煌也可以說是北京大學文科的輝煌。這些輝煌歷史的直接創造者是陳獨秀。正是蔡元培慧眼識陳獨秀，為陳獨秀編造假學歷、假履歷，讓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由此創造了北京大學輝煌的歷史。　　蔡元培與陳獨秀同是老革命党人，曾一度共同從事反清革命活動。 1916 年12月26日，總統黎元洪發布命令，「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同日的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館走訪陳獨秀，勸說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就任文科學長。汪孟鄒和陳獨秀同住在旅館，日記寫道：「12月26日，早9時，蔡孑民先生來訪仲甫，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從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1。陳獨秀被蔡元培的誠意感動，決定舉家遷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2。北京大學校史認定這份凶件出自蔡元培之手，是「蔡元培正式」「函致教育部請派文科學長」。蔡元培的「正式致函」的全文如下：　　敬啟者，頃奉函開，據前署北京大學校長胡仁源呈稱，頃據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函稱，錫祺擬於日內歸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時不克來校，懇請代為轉呈准予辭去文科學長職務等語，理合據情呈請鈞部鑒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學長夏錫祺既系因事不克來校，應即准予辭職，所遺文科學長一職，即希貴校遴選相當人員，開具履歷送部，以憑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應遴選相當人員，呈請派充以重職務，查有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斯任，茲特開縣該員履歷函送鈞部。懇祈詧核施行為荷。此致　　教育部　　附履歷一份中華民國六年一月　　陳獨秀，安徽懷寧縣人，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3 蔡元培「函致教育部請派文科學長」的公函1月11日發出，13日范源廉就簽發「教育部令」三號：「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此令」4。15日，北京大學張貼第三號布告，布告陳獨秀任文科學長。蔡元培在五天之內，為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式，效率極高。而且在蔡元培貼出布告的同一天，陳獨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蔡元培急急忙忙辦理陳獨秀的任職手續，一方面肯定是北京大學文科的工作急需學長，另一方面應是也有點心虛，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因為蔡元培的《函致教育部請派文科學長》中所附的陳獨秀履歷純屬假學歷、假任職。北京大學官方認定《函致教育部請派文科學長》是「蔡元培正式致函」，應該完全符合歷史事實，所以，完全可以肯定函中所附的陳獨秀履歷是蔡元培所擬。也就是說，陳獨秀的假學歷、假任職由蔡元培偽造。事實上，陳獨秀沒有在「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也沒有擔任過「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　一　陳獨秀的五次日本行和學歷　　陳獨秀一生五次東渡日本，但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時間都不長，沒有接受過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學的學歷教育，更沒有在所謂「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　　1901年10月，陳獨秀首次赴日留學，先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補習日語，就讀於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學習5。「當時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不滿百人（或曰『不過二百人』），在一部分老留學生中，有一個團體名『勵志會』，只是以『聯絡感情，策勵志節為宗旨，對於國家別無政見』。也有人說『惟言維新而已』。會員包容的很廣，『表現革命大團結之氣象』，其中不僅有著名的憲政派，亦有『主張根本改革之激烈論者』。曹汝霖、金邦平等投機分子也囊括其中。陳獨秀到東京後也參加了此會。由於其成份複雜，『初時論頗激昂，漸次變質』，所以不久就分化了。陳獨秀與『張溥（即張繼）等，後參加而先脫會』1902年，傳聞清政府和帝俄簽訂密約，陳獨秀偕潘贊華（桐城人）返皖」6。 1902年3月，陳獨秀回國，在南京拜訪汪希顏，並由汪希顏介紹認識了章士釗。此後回到安慶。「這時，安慶的一些青年志士原來主張維新的，現在認為非集合群力，啟發民智，不足以圖存。於是陳獨秀聯合潘贊化、葛溫仲、何春台等在安慶北門大拐角頭藏書樓發起演說會，並在藏書樓辟一閱鑒室，陳列他從東京、上海帶來的各種革命書刊，傳播新思想。又組織青年勵志學社，每週聚會，以相奮勉。一時風聲所播，聞者興起。陳獨秀還準備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後人稱讚說：『清朝末葉，安徽的革命運動，發端於安慶藏書樓演說』，確是當之無愧的。演說的首倡者陳獨秀，為當局所忌恨，不久被迫離開安慶，再次東渡日本」7。由此可知，陳獨秀第一次東渡日本，主要是學習語言，因參加革命，中止學習返國。在國內只熱衷革命活動，受到清政府的忌恨，被迫第二次東渡日本。　　陳獨秀的第二次東渡日本，還有另一種說法。「1902年，壬寅，此時清廷又推行新政，公私費赴日本留學者不少，獨秀亦去到日本留學。據馮自由《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稱：壬寅秋、葉瀾、董鴻禕、秦毓鎏等組織東京青年會，從事革命運動。又謂：『陳由己，字仲甫，民元後改名獨秀，安徽懷寧人。壬寅，留日學生，入青年會為會員，成立時，拍照留念，獨秀與焉』。可知獨秀此時是革命黨了」8。陳獨秀這次到日本的時間是1902年9月，與潘贊化相伴到日本，進成城學校（日本土官學校的預備學校）陸軍科。同學有劉季平和湯爾和。這年冬，陳獨秀「與張繼、蔣百里、潘贊化、蘇曼殊等人另行發起組織，仿義大利獨立前馬志尼創立的革命團體『少年義大利』取名『青年會』。會約規定：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乃『日本留學界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會後合影留念」9。陳獨秀這次在日本學習軍事，與受帝俄侵佔東北的刺激有關。陳獨秀有意學武報效國家，打擊帝俄，收復東北。「1903年，帝俄在我東北違約不撤兵。東京留學生黃興等組織拒俄義勇隊，決心以尚武精神，開赴東北。獨秀亦是其中成員。未幾，日政府循清廷的要求而勒令解散義勇隊，大憤」10。陳獨秀把對清政府的憤怒，發洩到了清政府走卒的身上。清政府為適應世界潮流，派遣學生出國留學，但為了約束留學生，又派遣學監跟隨留學生進行監督。在成城學校，留學生的學監姚煜（文甫）常鉗制學生，阻撓學生學習軍事，而且生活腐化，陳獨秀幾個人決心好好教訓姚煜。1903年3月31日晚，陳獨秀、鄒容、張繼、翁浩、王孝縝等五人闖入姚煜的房間，聲言要割掉他的腦袋。姚煜哀求寬大。鄒容說：「縱饒汝頭，不饒汝發」，於是「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稍稍發抒割發代首之恨」。並把姚煜的髮辮懸掛在留學生會館，在旁邊還特別寫上「留學生公敵姚某某辮」。事後，姚煜與清政府駐日公使勾結日本的警方，在4月初把陳獨秀、鄒容、張繼三人送回中國11。這是陳獨秀第二次到日本的主要情形。陳獨秀第一次到日本僅半年，主要是學習日語，第二次在日本雖有近八個月的時間，但學習的是陸軍軍事，而且用心在革命活動上。可以肯定，陳獨秀這二次到日本的留學生活，都與「日本東京日本大學」沒有絲毫關聯。　　1906年暑假，陳獨秀第三次到日本。陳獨秀這次和蘇曼殊同行，在日本僅逗留一個暑假，純屬暑假旅� 有進學校讀書。暑假後，陳獨秀和蘇曼殊倆人一起回國，在皖江中學任教。陳獨秀在皖江中學教書時，利用「蕪湖圖書社聯絡黨人，進行革命活動，被人告發，巡撫恩銘『欲窮治之，羽書連下』，陳獨秀被迫於 1907年春又到日本東京，入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語」12。這是陳獨秀第四次到日本。陳獨秀在日本「往東京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番地清壽館，和章士釗、蘇曼殊住一室。和他們住在一起的還有鄧以蟄和二哥鄧初。陳獨秀和章士釗在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文，同時到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鄧初到日本學醫，鄧以蟄在弘文書院學日語」13。這次在日本，陳獨秀加入組織亞洲和親會14。陳獨秀自述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釗、蘇曼殊二人，他們三人住在一個貸家裏（即幾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說一人一個性格，他自己專攻西方民主學說，酷愛西方文學，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對雨果的《悲慘世界》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他對歐洲文學名著都涉獵了一下，沒有一篇能與《悲慘世界》匹比的。同時他自認對『小學』（即音韻訓詁）、《說文》考據最感興趣，終其生都研究不輟」15。陳獨秀這次留學日本，時間雖較長，但也沒有進入所謂「東京日本大學」。1908年秋，陳獨秀回國。10月15日，「安徽教育總會開秋季大會，陳獨秀應邀參加，並在閉幕式上講話，主張改良教育；然後去浙江杭州探親訪友，年底重返日本，住東京『神田猿樂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壽館』」16。陳獨秀這一次再到日本，也沒有進入「東京日本大學」，而是繼續學習英語。鄧仲純回憶說：「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三人，共同住在東京一間小房裏，曼殊向仲甫學字學詩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詩，不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則向曼殊學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他很討厭，時常還因此吵嘴」17。陳獨秀在日本期間，還與章太炎交往密切。陳獨秀「很欽佩章的『樸學』，認為他是一個『國寶』，而章對陳的『小學』也十分賞識，認他為『畏友』」18。周作人回憶說：「章太炎在東京報社裏來的一位客人，名叫陳仲甫，這人便是後來的獨秀，那時也是搞漢學，寫隸書的人。這時候適值錢玄同（其時名叫錢夏，字德潛）黃季剛在坐，聽見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裏去，可是只隔著兩扇紙糊的拉門，所以甚麼都聽得清清楚楚的。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在安徽江蘇，後來不曉得怎麼一轉，陳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說那裏沒有出過甚麼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著說，是呀，沒有出甚麼人。這時黃季剛大聲答應道：『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19。陳獨秀在日本邊學英語，邊參加反清革命，邊研究「小學」。1909年9月，陳獨秀回國，「年底，與胡淵如一起去程演生家拜訪，從此與程結為友好，旋即赴杭州，與妻高大眾之同父異母之妹高君曼正式同居，相處甚歡；任杭州陸軍小學歷史、地理教員，通過在該校任教的劉季平，認識沈尹默」20。陳獨秀這次在日本時間最長，但也只是進入正則英語學習英語，或是到早稻田大學學習法語，並沒有進入「東京日本大學」。陳獨秀在日本雖進入過多所學校讀書，但沒有從任何一所學校畢業取得畢業證書。完全可以肯定陳獨秀沒有接受過日本正規的全日制普遍大學系統的專業學習，更沒有畢業可言。「1914年7月，陳獨秀又東渡日本，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後，進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法文，同時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誌》，『度他那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蝨子的生活』」21。　　陳獨秀一生到日本五次22，這五次中有一次是旅行度假（第三次），一次是亡命日本求生活（第五次）。其餘三次雖在日本留學，但一次是學習日文（第一次），另二次都是在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語（第二、四次。其中第四次還到早稻田大學學習法語）。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陳獨秀沒有進入過「日本東京日本大學」學習，完全不可能從「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說陳獨秀從「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肯定是假學歷23。蔡元培替陳獨秀偽造了一個假學歷欺騙教育部，讓陳獨秀有一個「體面」的學歷，順利獲得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任命。二　陳獨秀和蕪湖安徽公學、安徽高等學校校長　　蔡元培不但給陳獨秀偽造了一個假學歷，而且還偽造了假的任職。陳獨秀確實和蕪湖安徽公學、安徽高等學校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但沒有擔任過安徽公學的教務長，更沒有任過安徽高等學校的校長。　　安徽公學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學。安徽旅湘公學由旅湘的皖籍人李光炯等1904年初創辦，校址在湖南長沙。「李光炯於1902年曾隨吳摯甫東渡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應聘湖南高等學堂會歷史教習。翌年春，他與無為盧仲農（數學教習）創立旅湘公學於長沙。趙聲、黃興、張繼等人都曾在該校講過課，是一個革命學校」24。安徽旅湘公學具有濃厚的革命色彩，受到安徽革命黨人的關注，並努力推動遷校回安徽，以擴大招收安徽省籍學生，培養安徽省的革命人才，推動安徽的進步，促進安徽的革命。1904年冬，安徽旅湘公學遷回蕪湖，改名為安徽公學。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這樣描述安徽公學：「『安徽公學』創辦於1904年春。1902年李光炯隨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後，1903年應聘湖南高等學堂任歷史教習，翌年春，他與數學教習盧仲農創辦『安徽旅湘公學』於長沙，聘革命党人黃興、趙聲執教，以培養革命骨幹、散布革命種子為宗旨，指導學生閱讀革命書刊」25。陳獨秀是安徽旅湘公學遷回安徽的積極倡議者和推動者，熱心用力推動安徽旅湘公學遷回蕪湖，改辦為安徽公學，「所以後來高語罕說：『遷校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陳獨秀。』1905年2月安徽公學正式在蕪湖開學，校址就在繁華的『二街』上」26。安徽公學創辦初期，分中學、師範兩部，首批招生五十餘名。陳獨秀雖然積極推動安徽旅湘公學遷移回蕪湖，但安徽公學開辦之初，陳獨秀並沒有在校內任職。因為這一時期陳獨秀一方面熱衷編輯《安徽俗話報》，另一方面已積極投身反清的暴力革命活動。「1904年上半年，當陳獨秀創辦《安徽俗話報》的時候，東京留日學生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主持人楊篤生和團員何海樵等六人潛回北京，伺機行刺頑固派的首領慈禧太后，但始終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後因經費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後介紹蔡元培加入暗殺團。蔡元培又介紹愛國女校懂化學的教師鍾憲鬯、俞子夷二人入團，製造炸藥。不久，章士釗、劉光漢等人也加入了暗殺團」27。1904年10月，陳獨秀應章士釗的函請到了上海，由楊篤生監盟，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28，躲在蔡元培租來的房子裏，天天跟隨楊篤生等人試驗炸藥，研究暗殺。蔡元培曾回憶說：「楊篤生君、何海樵君、蘇鳳初君等，立志從暗殺下手。……其後蘇君偕同志數人至，投孑民。孑民為賃屋，……教授制炸藥法，若干日而畢」29。陳獨秀到上海不久，黃興也逃亡上海，同楊篤生、陳天華、張繼等人策劃起義。11月「19日（農曆十月二十五日），劉師培與萬福華行刺王之春於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湖北路口的金穀香西餐館。因萬福華不諳槍法，功敗垂成」30。 20日，章士釗到獄中探望，暴露了身份。章士釗、黃興、張繼等被捕，上海的暗殺活動被迫暫停。1905年1月，陳獨秀回到蕪湖。陳獨秀回蕪湖後，繼續從事暗殺的暴力革命，參與策劃吳樾阻擊出洋五大臣的暗殺行動。「吳樾為揭穿偽立憲的騙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與趙聲（伯先）、陳乾生（獨秀）密計於蕪湖科學圖書社小樓上』。趙與吳互爭北上任務。吳問：『捨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議遂定，臨歧置酒，相與慷慨悲歌，以壯其行。吳樾草擬了萬言《意見書》『謄清後交張� 有到安徽公學任教。1905年暑假，陳獨秀尋找淮上健者回蕪湖後，才到安徽公學擔任國文教師36。「安徽公學『係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學校之最著者』。它『以培養革命幹部，散布革命種子為教育宗旨。在學校內部，除由教師經常講說革命道理外，並指導學生傳閱革命書籍刊物』。在這個學校擔任教授職責的，都是當時革命思想及行動的領袖人物，除陳獨秀外，有劉申叔（化名金少甫）、陶成章（光復會的主要領導人）、周震麟（華興會的主要成員）以及柏烈武（文蔚）、張伯純、蘇曼殊、謝無量、冷遹、江彤侯等」37。查找陳獨秀1905年的種種生活記錄，沒有任何一點證據記載陳獨秀擔任過安徽公學教務長。1905年秋，陳獨秀進入安徽公學任教，講授國文，但僅過一個學期，陳獨秀就離開安徽公學，創辦徽州公學。1906年3月，陳獨秀「與徽州旅蕪同鄉共創『徽州公學』（即『徽州初級師範學堂』），並任該校『監學』及教育、地理、東語課程教員」38，因此脫離安徽公學。搜集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沒有一點陳獨秀任安徽公學教務長的記載，陳獨秀「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肯定是一個假的「履歷」。　　陳獨秀沒有擔任過安徽公學的教務長，更沒有擔任過安徽高等學校的校長。安徽高等學校由陳獨秀主持創辦，但陳獨秀只擔任過教務長，沒有擔任過校長。 1912年1月初，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主持安徽的實際工作，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以新政權施展政治抱負。陳獨秀「任都督府秘書長時間不長，就由李光炯接替了。陳把秘書長職務交出後，就在原安徽高等學堂的舊址，重辦安徽高等學校，自任教務主任，聘安徽桐城馬通伯任校長」39。對於安徽的這段革命史實，沈寂「曾訪問過民初皖都督府收發科長張� 有「學位頭銜」，「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1916年12月，陳獨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請，決定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從北京回上海後，曾對鄰居岳相如這樣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約定，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甚麼學位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我試幹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42。陳獨秀的自述是對其履歷最權威的說明。陳獨秀強調自己「沒有甚麼學位銜」，說明的是根本沒有進過正規的全日制普通大學讀書，或者是沒有在甚麼大學畢業，所以沒有獲得任何「學位頭銜」。陳獨秀也強調「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肯定也就不可能擔任過安徽高等學校的校長。　　這種種史料證實，陳獨秀沒有從「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也沒有擔任過「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蔡元培所擬的陳獨秀的「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肯定是偽造的。蔡元培是一代教育宗師，為甚麼要給陳獨秀偽造假學歷、假履歷，騙取教育部任命43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呢？三蔡元培需要陳獨秀「整頓」北京大學文科　　蔡元培之所以替陳獨秀編造假履歷騙取教育部的任命，全因為蔡元培需要陳獨秀「幫助他整頓學校」。蔡元培面對北京大學文科的腐敗，認為只有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才能整頓北京大學文科的腐敗。因為陳獨秀當時「是一員闖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面的人」44。所以，蔡元培不惜弄虛作假，欺騙教育部順利任命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幫助「整頓北大」45。　　蔡元培抱著整頓北京大學的決心出任校長，而且清楚要整頓好北京大學，「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要辦好北京大學，就必須徹底改變讀書做官的舊觀念為讀書研究學問的新觀念。因為「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46。北京大學只有「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才能「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47。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剖析非常準確、深刻。因為北京大學曾經以古代太學的繼承者自居，一部分教師是在官場失意後暫居學府，必依然牽系宮闕，平時行為舉止多帶官場習氣。耳濡目染之下，學生也不免將學校視為養成出身、步入仕途的必由階梯。蔡元培為剷除這種腐敗，反復強調北京大學的本質是研究學理，強調鑽研學問的純粹性，消除教育的工具主義性質。蔡元培擊中了北京大學忽視學術訓練、學生以官階高低攀附師長以獲日後提攜的不良風氣的要害。蔡元培對大學教化功能的重視，不僅有糾正北京大學校風的現實考慮，而且緣於德國教育家威廉·洪堡的教育思想的熏育，同時也有傳統儒家注重個體修為思想的影響。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應當是一種人格教育，一種健全、優美精神的培植。所以，蔡元培整頓北京大學從文科做起，延聘教員從聘請文科學長開始。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不但必須是「積學與熱心的教員」，還必須具有革新的思想，勇於「整頓」的革命的精神，而且還必須具有明確的新教育主張。蔡元培熟知陳獨秀的革命歷史，知道陳獨秀的個性和品性，並且欣賞陳獨秀的「毅力與責任心」。通過湯爾和的推薦和閱讀《新青年》，蔡元培知道了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認定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48。　　蔡元培「很佩服」陳獨秀的「毅力與責任心」。一是因為陳獨秀創辦《安徽俗話報》，二是和陳獨秀共同參加過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1903年8月，陳獨秀應章士釗之邀來到上海，與章士釗、張繼等人編輯《國民日日報》，這份報紙的宗旨和《蘇報》一樣，因宣傳反清革命而風行一時。清政府設置重重障礙，使它只辦3個多月，便不得不停刊。於是，陳獨秀又回到安徽。1904年3月31日，陳獨秀在安慶辦起《安徽俗話報》。這份報紙初辦時，商定由房秩五負責教育欄，吳守一負責小說欄，其餘各欄均由陳獨秀負責。陳獨秀還負責全部排版、校核等49。因汪孟鄒的蕪湖科學圖書社無印刷設備，所以由陳獨秀將稿件匯齊後，寄上海章士釗創辦的大陸印刷局承印。「每期出版後，陳獨秀都是親自動手分發，卷封，付郵」50。1904年暑假，「桐城學堂改名為桐城中學，由安慶遷回桐城縣城，吳守一隨校到桐城，房秩五也東渡日本留學」。編輯同仁相繼辭去，只剩下陳獨秀獨力支撐。「這時陳獨秀寫信給汪孟鄒，要求到蕪湖來辦《安徽俗話報》，並寄宿在科學圖書社，貼給汪伙食費」51。陳獨秀到蕪湖後，住在圖書社，自掏伙食，獨力編輯出版《安徽俗話報》。18年後，陳獨秀回想這段經歷時說：「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52。《安徽俗話報》發行半年，即達數千份。「報上印出的代派處有五十八處，除安徽各地外，有上海、北京、保定、南京、鎮江、沂州、長沙、沙市、南昌、新民屯等地」53。發行幾乎遍及全國。「一時幾與當時馳名全國之杭州白話報相埒」54。《國民日日報》停刊後，鼓吹革命，抗俄衛國的聲音一時沉寂。俄兵侵犯中國主權的行徑逐漸擴大。為警示國人，1903年12月15日，蔡元培與劉師培、陳競全等發起創刊《俄事警聞》。蔡元培曾追述創辦該報的經過：「我回上海後，有甘肅陳鏡泉君，自山東某縣知縣卸任後，來上海，頗有積蓄，願意辦一點有助於革命的事業，與中國教育會商，決辦一日報，名為《俄事警聞》，因是時俄國駐兵東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形勢頗緊張，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以翻譯俄國虛無党事實為主要部分。論說，預列數十目，如告學生、告工人、告軍人之類。每日載兩篇，一文言，一白話。推王君小徐主編輯及譯英文電，我與汪君允宗任論說及譯日文報」55。1904年2月，《俄事警聞》改名《警鐘日報》。蔡元培因辦報，從劉師培的介紹中知道了享有「皖城志士」之稱的陳獨秀，特別欽佩陳獨秀鍥而不捨的精神。蔡元培說：「我在上海《警鐘報》社服務的時候，知道陳仲甫君。那時候，我們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知識、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陳君在蕪湖，與同志數人合辦一種白話報，他人逐漸的因不耐苦而脫離了，陳君獨力支持了幾個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56。1904年10月，陳獨秀應章士釗函請到上海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與同是暗殺團成員的蔡元培相識。參加暗殺團有極嚴密的入會形式：「開會時，設黃帝位，寫誓言若干紙，如人數，各簽名每紙上，宰一雞，灑血於紙，跪而宣誓，並和雞血於酒而飲之。其誓言，則每人各藏一紙」57。蔡元培和陳獨秀同組的暗殺團是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上海分團，是一個極為秘密的暴力小組，只有六個人，由蔡元培負責接待和安排。1904年初，東京留日學生的軍國民教育會秘密組成暗殺團，成員為楊篤生、蘇鵬、何海樵、周來蘇、胡晴厓、湯重希等六人，密謀暗殺清政府的大臣政要，並以慈禧太后為暗殺的第一對象。暗殺團成員先在橫濱學習製造炸藥，後回北京潛伏，窺伺了約五個月，因慈禧太后戒備森嚴，無法下手，而且經費用罄，不得不離開北京南下上海。何海樵到上海後，與蔡元培多次密談。蔡元培由何海樵介紹參加暗殺團，並密謀成立上海暗殺團。上海暗殺團成立後，其他成員陸續來滬，均由蔡元培接待。蔡元培說：「乃集同志六人，學製造炸藥法於某日人，立互相鑒察之例，甚嚴。……同志數人至，投孑民。孑民為賃屋」58。陳獨秀參加了上海暗殺團，在上海學習暗殺手段一個多月，幾乎天天與蔡元培在試驗室裏學習製造炸藥，倆人常常聚談，相處親密、融洽。陳獨秀回憶說：「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59。這次相聚，蔡元培不但和陳獨秀共同生活，互相了解，而且和陳獨秀結為革命同志，為十幾年後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尊定了堅實的基礎。　　蔡元培長北京大學後，能想到聘請陳獨秀長北京大學文科，湯爾和60的推薦非常關鍵，蔡元培回顧這段歷史時，曾經這樣說：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61 蔡元培與陳獨秀本是舊知，曾在「同志六人」的暗殺小組同生共死，對陳獨秀「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這無疑是蔡元培決意聘請陳獨秀的基本前提。但蔡元培決意聘請陳獨秀的重要基礎，應是「翻閱了《新青年》」。《新青年》出版到1916年12月第2卷第4號，恰好是十本。在這十本《新青年》中，能引起蔡元培思想共鳴的應是陳獨秀宣傳法國文明的《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現代文明史》、《現代歐洲文藝史譚》、《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以及從第1卷第6號開始的批孔非儒。蔡元培� 有湯爾和的大力推薦，蔡元培想不到陳獨秀，但如果沒有陳獨秀主撰《新青年》，熱心傳播法國文明，並提出「今日之教育方針」，具有新教育理念，蔡元培肯定不會替陳獨秀編造假學歷、假履歷，「決意聘」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所以，蔡元培「聘定陳獨秀的首要考慮，與其說是學術專長，不如說是其在當時思想界足以影響青年學子的特殊地位。抱定改革之心的蔡元培確信，陳獨秀這位昔日辛亥時期的同志如今更可成為刷新北大的得力助手，因而對其委以重任」64。　　蔡元培「決意聘」陳獨秀長北京大學文科，旨在借助既深受西方自由思想薰染，又疏離現實政治體制的邊緣知識份子來整頓北京大學的腐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以文科作為切入點，不僅因為改造理科需要大量的物力、資金的保障，更主要是因為文科教育關涉人的精神狀態，並且有可能延伸到社會思想、文化習俗層面發生影響，源自蔡元培「重學輕術」、完善人格的教育理念。蔡元培「決意聘」陳獨秀長北京大學文科，爾後又聘請由陳獨秀引薦的劉半農、胡適、章士釗、李大釗等以傳播西方文化思想為志職的知識份子進入北京大學，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人的留學背景與其依據德國教育模式來整頓北京大學有會通之處，另一方面也有通過這些人給北京大學注入新思潮、新氣象。蔡元培實施這種有鮮明取捨標準的用人方針，《新青年》的作者才有機會進入北京大學，也使《新青年》的作者聚合成為新青年社團成為可能。　　世上的事情很多必然性是由偶然性促成。陳獨秀和蔡元培的鬥爭友誼、湯爾和的推薦和倆人具有相同的革新教育的理念，這些肯定是蔡元培「決意聘」陳獨秀長北京大學文科，共同整頓北京大學的必然性，但如果不具備蔡元培接受校長任命時陳獨秀正好在北京「出差」的偶然性，陳獨秀也不會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因為陳獨秀恰好在北京，蔡元培可以「三顧茅廬」，說服陳獨秀長北京大學文科。如果陳獨秀這時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馳函相邀而無法當面勸請，陳獨秀對到北京本心有躊躇，或許就辭謝不就了。陳獨秀不長北京大學文科，胡適也就難來，劉半農更不可能來。章士釗也是陳獨秀引薦而來，章士釗不來，李大釗就不可能來，楊昌濟等人更來不了。缺少了這些人，就算五四運動會發生，沒有陳獨秀和胡適的新文化運動會是甚麼模樣，實在無從想像。　　對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沈尹默另有一種說法。沈尹默時任北京大學預料教授，在北京大學文科有一定的影響。沈尹默強調是他向蔡元培舉薦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沈尹默說：　　1917年，蔡先生來北大後，有一天，我從琉璃廠經過，忽遇陳獨秀，故友重逢，大喜。我問他：「你甚麼時候來的？」他說：「我在上海辦《新青年》雜誌，又和亞東圖書館汪原放合編一部辭典，到北京募款來的。」我問了他住的旅館地址後，要他暫時不要返滬，過天去拜訪。　　我回北大，即告訴蔡先生，陳獨秀到北京來了，並向蔡推薦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陳獨秀征其同意。不料，獨秀拒絕，他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雲：「你和他說，要他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來辦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訴獨秀，他慨然應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來擔任文科學長了。　　我遇見陳獨秀後，也即刻告訴了湯爾和，爾和很同意推薦獨秀到北大，他大約也向蔡先生進過言。65 沈尹默的回憶有一些歷史事實，但肯定不是全部歷史真實。沈尹默和陳獨秀確定是「故友」。早在1909年，沈尹默就與陳獨秀相識。那時，陳獨秀留日回國，在杭州任浙江陸軍小學史地教員，而且剛和高君曼同居，工作、生活都極為暢意。陳獨秀致信蘇曼殊，這樣描述這段生活：「去年歲暮，再來杭州，晤劉三、沈君默…… 仲別公後胸中感憤極多，作詩不少。……仲現任陸軍小學堂歷史地理教員之務，雖用度不豐，然『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66。沈尹默是年剛好由陝西返回故鄉杭州，常與馬一浮、劉三（季平）等人在一起談天作詩。劉三和馬一浮也是陳獨秀過從甚密的好友。某日，陳獨秀在劉三家看到沈尹默所作的詩，第二天就登門訪沈尹默，一進門就「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穀入骨』。這件事情隔了半個世紀，陳仲甫那一天的音寄如在目前。當時，我聽了頗覺刺耳，但轉而一想，我的字確實不好，受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有習氣。也許是受了陳獨秀當頭棒的刺激吧，從此我就發憤鑽研書法了」67。陳獨秀和沈尹默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1913年2月，沈尹默進北京大學預科教書。因為資格老，在北京大學文科很有些勢力。周作人就說：「沈尹默與馬幼漁很早就進了北大，還在蔡孑民長北大之前，所以資格較老，勢力也比較大，實際上兩個人有些不同，馬君年紀要大幾歲，人卻很是老實，容易發脾氣，沈君則更沉著有思慮，因此雖凡事退後，實在卻很起帶頭作用」68。沈尹默進入北京大學預料，全托了章太炎的盛名。「當時，太炎先生負重名，他的門生都已陸續從日本回國，由於我弟兼士是太炎門生，何、胡等以此推論我必然也是太炎門下。其實，我在日本九個月即回國，未從太炎先生受業，但何、胡並未明言此一道理，我當時也就無法否認，只好硬著頭皮，掛了太炎先生門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69。1917年，沈尹默在北京大學任教已經五年，成為北京大學老資格的教授，在北京大學很有些勢力。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後，曾到北京大學預科探訪沈尹默。沈尹默曾向蔡元培提出革新北京大學的建議70。蔡元培應對沈尹默有所倚重。沈尹默見到陳獨秀後，存在向蔡元培提議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可能性。但是，沈尹默與陳獨秀已七八年沒有聯繫，「忽遇陳獨秀」，怎麼可能清楚陳獨秀這些年的所作所為，憑甚麼一見面就能確定陳獨秀勝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呢？沈尹默的說法令人生疑。四　陳獨秀的教育理念及對北京大學文科的「整頓」　　陳獨秀長北京大學文科後，迅即對北京大學文科進行改革和整頓，推動蔡元培全面整頓北京大學。蔡元培二十年後還念念不忘陳獨秀的功勞。蔡元培說：「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始於陳獨秀任文科學長以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71。陳獨秀對北京大學文科的改革和整頓，首先表現為提出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針，提出教育改革的三大方針，完善了對教育的獨到見解。1917年5月1日，陳獨秀在給安徽著名教育家胡晉接（止澄）的信中說：吾國今日教育界之現象，上焉者為盲目的國粹主義，下焉者為科舉之變相耳。此先生所謂偽教育也。現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動的而非他動的，乃啟發的而非灌輸的，乃實用的而非虛文的，乃社會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觀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聖的，乃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乃推理的的而非記憶的，乃科學的而非歷史的。東洋式的舊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競進，烏可得哉。72 陳獨秀的這種教育思想更系統的表述是在天津南開學校的講演稿《近代西洋教育》中，陳獨秀強調中國教育必須取法西洋，「中國教育必須取法西洋的緣故，不是勢力的大小問題，正是道理的是非問題」，是具體教育方法改良的根本保證。陳獨秀強調中國教育要學習西方的教育理論，提倡「自動的而非被動的，啟發的而非灌輸的」的教育方針。陳獨秀指出傳統教育，「多半是用被動主義。灌輸主義，一心只要學生讀書萬卷，做大學者」，「所謂兒童心理，所謂人類性靈，一概抹殺，無人理會」。西方的近代教育「則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園以至大學，無一不取啟發的教授法，處處體貼學生心理作用，用種種方法啟發他的性靈，養成他的自動能力，好叫人類固有的智慧得以自由發展」。這是陳獨秀從教學方針的角度闡述學習西方的現代教育思路。其次，陳獨秀從教學內容的角度，提出教學的內容「是世俗的而非神聖的，是直觀的而非幻想的」，注重職業教育。陳獨秀指出：「西方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識，東方教育所重的是神聖無用的幻想；西洋學者重在直觀自然界的現象，東方學者重在記憶先賢先聖的遺文」。陳獨秀因此強調「中國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應該棄神而重人，棄神聖的經典與幻想而重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日常生活的技能」。陳獨秀還高度重視體育教育，認為西方教育「是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陳獨秀認為中國人體質不好，是因為不重視體育教育，陳獨秀認為：「中國教育大部分重在後腦的記憶，小部分重在前腦的思索，訓練全身的教育，從來不大講究」。因此，中國的教育摧殘了讀書人的身體，使知識份子「面孔又黃又瘦，耳目手腳，無一件靈動中用」。陳獨秀強調，中國教育一定要向西方學習，因為「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訓練，不單獨注重腦部。既有體操發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圖畫和各種� 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裏。當我見到這個記過布告時，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陳獨秀性情一貫地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布告牌又記了一過」77。陳獨秀雖是一位反傳統的闖將，但心中有抹不去的士為知己者死的情結。蔡元培知他用他，陳獨秀竭盡才智整頓北京大學文科，以報效蔡元培。　　陳獨秀在整頓校風校紀的同時，也對文科的專業設置和課程進行改革，擴充文科，增設新系。北京大學文科原先只有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史學和英語四門（系）。陳獨秀主持文科後，中國文學系於散文、詩之外，增設詞、曲、小說。外國文學系於英國文學外，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世界語也列為選科，矯正偏重英語之舊習。哲學系於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外，又增設印度哲學等。史學系於本國史、西洋史外，增設印度史、東洋諸國史、考古學、古文字學、美術史等課。規模確日見宏大，教授也日益增多78。並分別設立哲學、中文和英文研究所，並根據學生期末考試成績，不斷進行新的調整。學生除完成必修課外，可以自由選修各課。學生既可聽本系老師的課，也可去別系聽課，還可以與教師自由商討學理、自由討論問題。進北京大學文科各系聽課的既有經過入學考試的正式生，也有經發證註冊的旁聽生，甚至有悄然而至的「偷聽生」。毛澤東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學的旁聽生。陳獨秀還鼓勵學生多讀書，並努力為此創造條件。《北京大學日刊》曾有這樣一則《文科學長告白》：「文科各門擬各設閱� 釋 1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35-3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85年版。 2 蕭超然等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修訂本）第5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3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第326-32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4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第32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5 唐寶林、林茂生的《陳獨秀年譜》這樣記載：「《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一次報告書》。此報告中學生情況，係本人自填。陳自填留日時間1901年10月，學校是『東京學校』。過去許多中外學者都說他首次東渡是1902年，不確。關於學校有三說：1.宏文學院（實藤惠秀（日）：《中國留日學生史》。另外，李書華的《吳稚暉先生從維新派成為革命黨的經過》、《胡漢民自傳》，中島長文的《陳獨秀年譜長編》等都特此說）。該校為接待中國留學生的預備學校，創設於1902年。陳獨秀在1902年轉入該校，是可能的。2.早稻田大學。由於東京學校在1902年才設大學部，並改名為早稻田大學，所以有人誤認為陳獨秀一開始入的是該大學。隨著學校改名，聶蓮瑛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八年陳獨秀思想的發展》論文中說其「後轉早稻田大學」，似有可能。3.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及其速成科（持此說的有日本的波多野乾一：《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成）》和《毛澤東與中國的紅星》，丸山松幸：《亞細亞歷史事典》，增田涉：《中國文學史研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民國名人傳辭典》；石峻：《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該校當時的確承擔了給中國留學生補習功課的任務，故有陳獨秀『就讀於東京（專門）學校，補習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之說，如果東京學校不能既學日語又補習普通課程的話，似有可能。我們認為實藤惠秀說的『先在東京學校學習一段，後進入高等師範』，可能性較大」。（《陳獨秀年譜》第1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沈寂：《辛亥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江淮論壇》1979年第2期。　 7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第46-4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 王健民：《辛亥革命以前的陳獨秀》。1972年5月1日（臺北）《傳記文學》第12卷第5期第41頁。 9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2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 沈寂：《辛亥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江淮論壇》1979年第2期。 11 據章士釗的《疏〈黃帝魂〉》稱：「湖北留學生監督姚煜，無端留學生之逆� 剪，稍稍發抒割發代頭之恨。馴至釀成交涉大古文，三人被迫回國」。（《辛亥回憶錄》第一集，第221頁。） 12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第7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 朱洪：《陳獨秀風雨人生》第29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歐陽哲生認為：「朱文行文欠學術性，但保有一些史料」。（《新文化的傳統：五四人物與思想研究》第109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 亞洲和親會是由中、印兩國在東京的革命志士聯合組織的團體。陶鑄的《〈亞洲和親會約章〉中文抄搞附識》說：「此會成立於1907（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之春，首由中印兩國革命志士發起於日本之東京。《亞洲和親會約章》為章太炎先生之手筆，譯成英文。開章明義即為反對帝國主義。其後陸續加入者有：越南、緬甸、菲律賓、朝鮮諸邦，形成亞洲民族解放統一戰線。以餘記憶所及，中國方面入會者有：章太炎（炳麟）、張溥泉（繼）、劉申叔（師培）、何殷振（震）、蘇子穀（元瑛，法名曼殊）、陳仲甫（獨秀）、呂劍秋（復）、羅黑子（象陶）及余等數十人」。印度人有缽羅罕、保什、帶君。會長是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的「宗旨，在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凡亞洲之人，除主張侵略主義者，無論『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無政府主義』，皆得入會。」會員義務，「當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獨立自由為旨」。亞洲和親會的反帝思想非常明確，但成員複雜，很少活動，成立了一年多就無形中解散了。 15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第28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版。 16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 何之瑜：《何之瑜致胡適》（1947年11月5日）。《胡適往來書信選》下冊第26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 18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第71輯第29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版。 19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547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0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第9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 葉永烈認為陳獨秀只到過日本四次。葉永烈說：「陳獨秀亦非等閒之輩，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學：第一次，一九○一年，他二十二歲，先在東京專門學校進修日語，然後在高等師範學校就讀。學習半年後回國。第二次，一九○二年，他二十三歲，再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一年後回國。第三次，一九○六年，他二十七歲，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然後轉到早稻田大學學習英語。一年後回國。第四次，一九一四年，他三十五歲，在日本雅典娜法語學院學習法語。一年半後回國」。（葉永烈《紅色的起點》第42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葉永烈既沒有發現陳獨秀進過「東京日本大學」，而且也沒有發現陳獨秀從哪一間學校「畢業」。 2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陳獨秀的生平，也沒有發現陳獨秀進過「日本東京日本大學」。只肯定陳獨秀進入過日本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早稻田大學。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研究成果指出：陳獨秀「1901年因進行反清宣傳，受清政府通輯，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1903年因進行革命活動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國。1904年在安徽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建立反清秘密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1907年再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學習。」（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人物注釋集》第37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 24 沈寂：《辛亥革命時期的岳王會》。《歷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25 唐寶林、林茂生的《陳獨秀年譜》第3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6 胡明：《正誤交織陳獨秀：思想的詮釋與文化的批判》第4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　 27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第6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 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是留日學生的革命組織，起源於1903年4月29日東京拒俄運動中成立的拒俄義勇隊，由於清政府與日本政府互相勾結，5月，拒俄義勇隊被強令解散。5月11日，秦毓鎏、葉瀾等將義勇隊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以「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為宗旨，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清政府。提出了進行民族革命的三種方法，即「一曰鼓吹，二曰起義，三曰暗殺」。當時主持者即為楊篤生、何海樵等人，並有黃興、陳天華、張繼等人參加，其目標是「欲先狙擊二、三重要滿大臣，以為軍事進行之聲援」。暗殺團是教育會中的秘密組織。不久，暗殺團在上海成立分會。為了與黃興等人領導的華興會擬在1904年10月10日發動的長沙起義相呼應，又以上海暗殺團為基礎，吸收各省重要同志，組成愛國協會，作為華興會的週邊組織。他們以暗殺為主，楊篤生、章士釗分任正副會長，陳獨秀正是在此時加入。 29 都昌、黃世暉：《蔡孑民傳略》。《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第8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0 萬仕國：《劉師培年譜》第61頁。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版。 31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第7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2 孫毓筠，出身滿清貴族，本人納資捐資捐官達三品道台，這次與陳獨秀等人交往後，深受影響，傾向革命，東渡日本。1906年，參加同盟會，被孫中山派回長江流域各地運動新軍起義，不幸被叛徒出賣而被捕入獄，判處終身監禁。南京光復後，恢復自由，並任安徽省軍都督，聘陳獨秀為秘書長。卸任後定居北京，袁世凱任其為公府顧問，後來與楊度等成為籌安「六君子」，為袁世凱復辟效勞。 33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39-4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4 「所謂『淮上健者』，又以壽縣人為中心。據壽縣政協李德武等的統計，清末壽州的知識青年，以秀才身份投筆去安慶武備練軍當學員兵的就有十三人。柏文蔚和陳仲甫等領導省內革命的人，都十分重視這部分力量，認為安徽的革命大業，必須由團結、組織『淮上健兒』著手，乃於1905年暑期相約訪� 64 張曉維：《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第2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5 沈尹默：《我和北大》。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第23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 66 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7 沈尹默：《我和北大》。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第23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 68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第414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9 沈尹默：《我和北大》。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第22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 70 沈尹默這次與蔡元培相見時，曾對蔡元培說：「『我建議您向政府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北大經費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規定教師組織評議會，而教育部始終不許成立。中國有句古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與其集大權於一身，不如把大權交給教授，教授治校，這樣，將來即使您走了，學校也不會亂。因此我主張您力爭根據章程，成立評議會；第三，規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員和學生到外國留學』。我的建議，以成立評議會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為然，完全採納，向當局提出，果然達到了目的」。（沈尹默：《我和北大》。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第22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 71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宇宙風》1937年12月第55期。　 72 陳獨秀：《答胡晉接》。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號。《陳獨秀書集集》第153頁。 73 陳獨秀：《近代西洋教育》。1917年7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5號。 74 羅章龍：《椿園載記》第24頁。 75 陳獨秀：《陳獨秀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6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 76 陳獨秀：《在北京大學開學式的演說詞》。1918年9月21日《北京大學日刊》。 77 許德珩：《我和陳獨秀》。《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78 陳中凡：《陳獨秀先生印象記》。1942年9月《大學》第1卷9期。 79 《文科學長告白》。1919年10月25日《北京大學日刊》。 80 金林祥：《思想自由相容並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第132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莊森　男，1968年生，廣東省湛江市人，文學博士，文學博士後，教授，現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潮，中國當代大眾傳播發展史。《二十一世紀》 (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七期　2006年2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學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七期（2006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 个人分类: 科學文化|9130 次阅读|10 个评论

将自由和兼容进行到底: jiangjinsong 2009-3-11 23:17; 将自由和兼容进行到底 (2008-05-08 22:05:33) var $tag='五四,北大,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胡適,陳獨秀,教育'; var $tag_code='70dc308dfd331a8e40f086094112908e'; 标签：五四北大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胡適陳獨秀教育将自由和兼容进行到底蒋劲松北京大学刚刚度过了 110 周年校庆，最近有许多文章在回顾北大的辉煌传统，反思国内当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缺失。这些回顾和反思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北大校园，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毕竟，自成立起，北大就一直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锋，是中国思想界乃至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个人觉得，在最近各种回顾和反思中，张祥龙教授提议在北大校园树立孔子像所引发的讨论最有意义，最值得深入思考。北大校园中已经树立了苏格拉底、塞万提斯的雕像，而校方却对树立孔子像犹豫不决。张祥龙教授指出，这是与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相违背的。北大不能只向西方的文化传统开放，却向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关门；不能只拥抱西方的古代贤哲，而不接纳自家的古代圣人。这种单方面的、反向的开放兼容，悖理荒唐，是近代中国思想界长期以来流行的偏见。其实质是蔑视本土的文化传统，坚持西方中心论和民族虚无主义。即使是蔡元培先生本人，也不能彻底免俗。他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时，就曾下令全国的中小学校废止读经。这一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中国人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的必要素养，古代优秀遗产不能很好继承，文革的野蛮破坏固然是主要的原因，但蔡元培当年的行政命令却是后来一系列的去中国化政策的发端。北京大学的另一任校长胡适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对于自由主义却有严重的误解。自由主义主张尊重传统，认为传统的改良应该经由渐进的方式完成；而胡适却提倡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持全盘性否定的立场。这既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也背离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蔡元培先生当年为了整顿北大，不惜造假，伪造陈独秀的学历和任职经历，以便教育部批准任命其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对于北大改造贡献良多，但是他对多元文化包容的气度更加狭小。他在关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讨论中，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居然宣称：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我们只能看到自信满满的战斗豪情，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原则在他心目中不证自明的立场面前是何等的苍白无力！中国近代这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许是因为当时救亡任务的过于急迫，也许是由于保守势力的过于顽固，多少都缺乏雍容大度的从容，缺乏海纳百川的胸襟，对传统文化缺乏温情和尊重。结果，欲速不达，不断兴起的激进运动，反而给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一次次的干扰。不仅传统文化的生态遭到破坏，水土流失，自由主义在中国也难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天，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外部环境与自身发展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过去常常萦绕于先贤心头的亡国灭种的焦虑可以放下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激进和躁动，应该代之以更加冷静和审慎的心态。我们在对待本土传统与外来文明关系上，可以抱持一种自信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平和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贯彻到底。我们应该向一切外来的文明开放，虚心学习他们的优点；同时，我们更应该立足本土，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充分发掘其现代价值，在中外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创造新文化。北大可以没有孔子像，那不过只是象征而已，并非解决大学缺乏灵魂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这场争论却可以启发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谛，反省它在历史和现实中是否真正得到了落实，促进这一精神在继承中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真正能够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思想界活生生的灵魂。;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4490 次阅读|1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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