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谢蜀生的博文“记念中华医学会创建100周年”，我对它的历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谢教授的评价相当赞成——“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中国主流医学开始从中医向西医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医学界争取西医主导权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力地推动了西医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随后，我打开了三个医学会的网站，它们是“中华医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中华医学会官网设有“关于学会”一栏，分为三个内容，即历史沿革、现任学会领导、学会简介。简介里有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成立于1915年。现有83个专科分会，50万名会员，下设部门16个，法人实体机构3个，另与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合办医学图书馆1个。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官网也有“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简介”，在“ 历史沿革”也介绍了学会的历史“ 本会于1981年11月在北京成立，名称为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挂靠在中国中医研究院。1990年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准，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挂靠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 中 华中医药学会官网虽然也有“中华中医药学会简介”一栏，但是成立于何时，历任领导情况并无文字介绍，仅仅只有“ 中华中医药学会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医药学术团体。中华中医药学会接受业务主管部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学会办事机构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事业单位。......” 为什么不交待学会的历史？我在网上搜索，发现了一本 《 中华中医药学会史》的著作 ，讲述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时期（1979～1991）、中国中医药学会时期（1992～2001）和中华中医药学会时期（2002～2007），可能该书出版较早，实际上是至今。而且，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前的中医学术团体概况（1568～1978）”里介绍了“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清代的中医学会”、“民国时期的中医学会”、“革命根据地及新中国成立后至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前的中医学会”。一个尤其讲究传承的学术团体，刻意抹杀学会的历史确实是不应该的事情。 我不打算评价三个学会的架构合理性以及前景，但最近因为一个专业委员会换届的事情，我 发现国内医学人才的进步缺乏合理匹配。本来，学会是学术交流和人才进步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但三个医学会一直存在平台过多而泛滥的情况。尤其是中医药学会与中西医结合学会界限并不清晰，再增添一个“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与副会长交叉重叠，各专业委员会更是一人身兼数职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且与此相反，数量庞大的西医从业人员却学会平台相对较少，一些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的专业委员会不得不拉一些西医从业者参与其中，以缓冲平台过多过滥的现象。 看到中华医学会及其现代医学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会越多进步越快？ 附谢蜀生：记念中华医学会创建100周年 一、时代的召唤 1915年中华医学会（The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CMA）创建至今已经整整100年了。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中国主流医学开始从中医向西医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医学界争取西医主导权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力地推动了西医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西方医学是由传教士引入中国的。早期的少数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间或也对一些疾病作些治疗。但由于当时的西方医学仍处在其“经验时期”，并不比中医高明，再则这些传教士也并非医学专业人士，治疗的效果对中医并无明显的优势，因此这些零星的医疗活动影响很小。真正有意识地把医疗和传教结合起來，以推动传教工作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郭雷枢（Thoma R Colledge）。他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眼科诊所。由于当时国人眼疾患者多，中医无有效的治疗方法，西医外科治疗眼病（如白内障）的效果明显易见，因此大受欢迎。郭氏由此悟出：以往的传教士们仅凭信仰和宣道热情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方式，不适合中国本土的特点，因此传教效果不理想。郭雷枢认为，中国人比较注重实际，他们对抽象的真理兴趣不大，但对世俗的利益非常关注。因此，传教士通过治愈疾病展示出的慈善和人道，可以更有效地引导他们产生出对上帝的信仰。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雇请开业医生作为传教士来华的建议”的文章，在此文中郭雷枢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医学传道”（Medical Mission）的理念。1836年，郭雷枢、伯驾（Peter Parker）联名发表了《关于组建在华医学传教会的最初建议》的声明，并于1938年发起成立了“广卅医学传教协会”，（郭雷枢任主席，伯驾为副主席）开始对医学传道的理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教会组织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教会医学在中国大肆扩张。据统计，1876年，中国己有教会医院16所，简易诊所24个，全年就诊人数达41281人；到1898年，教会医院就上升到61所，诊所44个，全年就诊人数高达848239人。而到1915年，教会主持的医院330所，诊所223个，在华行医的传教士有383人，年治疗病人已约150万。 传教会医学团体不但开诊所办医院，还以不同方式开展西医学教育。据统计，1877年只有30个左右中国学生在教会医院接受培训。到20年后的1897年，在校就读的医学生194人，并已有298名中国学生从教会西医学校毕业。到1915年报告，中国的教会医学院校有23所，另有护校36所。其中最著名教会医学校的有北京协和医学校（1905年由美国洛氏基金会接收，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校（1914），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4）、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96）。除教会医学院外，还有外国人办的私立医学院，如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医学院等。 除了开医院，办医学教育外，西医医学团体也蓬勃发展。最著名的是1886年在上海成立的教会医生联合组织博医学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及其会刊“博医会报”，是中国西医学界团体的主流医团，在中国西医学界处于主导地位。博医会初创时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只吸收有欧美医学学位的教会医生，1910年已有会员400人，其中无一中国人。第一个参加博医会的中国人是颜福庆（1910），此后随着留学欧美并获学位的中国医生的增加，一些杰出的中国医生也被吸收入博医会，如伍连德、俞凤宾、刁信德、唐乃安等，这些博医学会中的中国医生，后来都成为了中华医学会的发起人和开创者。 受改良主义思潮影响，清末民初也出现了一些由国人创立的、以引荐西医为目的各类医学团体，其中比较值得提及的有中国医学会（1907），中西医研究会（1910），和中国医药学会（1907）但这些地方性的西医学团体在中国西医界的地位与博医学会不能比肩，影响也较局限。但它们代表了中国医界对西医认识的觉醒以及对西医本土化的努力和追求。它们中的领袖人物，如1910年在上海创建中西医研究会的丁福宝就曾翻译了一大批西医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丁福保后来加入博医学会并成了建立中华医学会的21个发起人之一。 20世记初，由于西方医学本身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冲击越来越强烈；而此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为西方教会组织用“医学传道”方式促进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扩张和发展扫除了制度性障碍。西医取代中医成为中国医学主流的趋势日惭明朗。在此中国医学革命的关键时期，主导西医在中国发展的话语权却一直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西方教会医学团体手中，这对那些饱受屈辱的爱国医学者来讲，是难收接受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间，中国本土医学院校（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培养毕业的西医人数日增，并陆续走上中国医学的舞台；更重要的是，那些早期留学欧美的中国医织的学界的领袖人物都已陆续回国。时代在召唤，成立由中国人自已组织的、全国性的西医学术团体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学会成立经过 清末民初中国西医界的状况，如“中华医学会宣言书”所述是：“自西学东渐，国人之习医者颇多，惟散处四方不相问闻，既缺乏团结之力，复无切磋之机，则中华医学之设，实有不容缓者。”早在1910年，伍连德就曾提议由中国医生自已创办一个全国性的西医学术团体，“并将其意见诸报端，而当时之人皆不甚注意之。”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中国受过正规西医训练，并有影响的西医人士有的还在国外留学，如丁福保（1909赴日）；有的则正准备出国，如刁徳信（1911年赴美），俞凤宾（1912年赴美）。而颜福庆则刚留美回国（1910年1月31日），正忙于筹办湘雅医学院。 但到1915年形势已全然不同了，这些留学国外的西医领袖人物已先后回国。他们出国前都已加入博医会，但他们在其中并无平等之权利，除通过学术交流获取一些医学信息外，对当时迫切需要关注的中国医疗体制中之问题全无发言权。在洋教会医学团体中，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医界的精英们难免多有屈辱之感。1915年2月，来自全国各地出席博医学会年会的21位中国医生会聚上海。2月5日在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的组织安排下，这21位医生在上海老宜隆（Yilung Lao）餐馆会聚一堂，他们都知道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同人聚餐，但他们大概都沒有想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因此有关此次会议的过程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已有的报道是：午餐会前伍连德首先发言，讲述了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强调了建立全国性的西医团体的必要性，并正式倡议成立中华医学会。伍连德的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餐后与会者继续会议，并选出了学会的第一任领导集体：颜福庆为会长，伍连德为书记，俞凤宾为庶务（总务），刁德信为会计。会议还推选曹丽云、肖智吉为协助员。会议当即筹得300美元作为学会的活动经费。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诊所为成立后的中华医学会的临时会所。 成立大会后，中华医学会立即开展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办了伍连德为总编辑的《中华医学杂志》（The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1915年11月《中华医学杂志》第一期中、英文版同时出版面世。该期发表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确立了学会“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的宗旨；发表了《中华医学会例言及附则》，规定了中华医学会会员分特别会员，普通会员，名誉会员三级。特别会员需是毕业于国内外正式西医学院的医师，必需懂外语。普通会员系毕业于学会认可的国内西医院校的医师，不要求懂外语。名誉会员系有声望并尽力于中国医学的中外人士。至1915年底，中华医学会会员己达232人。1915年7月3日，中华医学会获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注册立案。至此，中华医学会（The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 ）乃正式宣告成立。 1932年4月15日，应中国博医会要求，二会执行委员会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俱乐部举行联合会议，正式宣告两会合并。合并后的学会中文名仍为“中华医学会”，英文名改为“The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中华医学杂志中文名不变，其英文名则改为“The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国博医学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合并在现代中国医学革命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标志着由中国人自已主导的西医本土化进程，已不可逆转。 在《中华医学杂志》第一期英文版上，俞凤宾撰写的“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议备忘录”（C.Voonping Yu.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of China. April 7,1915. 1915（1）：30-31）纪录了1915年2月5日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的21人的姓名，他们是：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刁信德、许世芳、古恩康、丁福保、陈天宠、高恩养、肖智吉、唐乃安、康成、成颂文、李永和、刘湛燊、梁重良、黄琼仙、石美玉、陶漱石、曹丽云、钟拱辰。他们在此后大潮起伏的时代风云中，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名字已经永远地铭刻在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之中。 参考文献 1. 杨念群：再造病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2.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 3. 钱益民 颜志渊：颜福庆传.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4. 王哲：国士无双.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5.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1915-2010. 6. 慕景强：西医往事——民国西医教育的本土化之路.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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