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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张：对中关村的记忆
热度 11 sciencepress 2014-6-17 08:15
往日的情景 1941 年 9 月到 12 月，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常去海淀镇，但不知道有个中关村。 1942 ～ 1956 年我先后去了日本和美国，在那里生活、学习了 15 年。 1956 年 8 月回来不久，进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生活全在中关村。当时的中关村是近似荒凉的幽静。现在的中关村大街当时只是一条双车道的马路，两旁种的杨树已经成行。马路的两侧点缀着几所房屋。每次骑自行车进城，走在这条路上，心情会十分舒畅。缓缓走过，看见路旁的杨树一棵一棵显得一样又好像不一样，心中念叨，等它们都长高、长大时，会变得雄伟壮观了。快到西直门，远远望见城门，再从城门楼里骑进去，街道、房屋都有些破旧，但依然是古都风貌，重厚而又温馨。 研究所的北面有一片洼地，不知从哪里流进来的水，冬天这里就成了天然溜冰场。宿舍区的南面，就是现在四环路的北侧，有两个网球场，虽然简陋一点儿，还是有些人来打网球。我倒是从国外把冰鞋和网球拍都带回来了，但都不太会玩，于是很少去溜冰或打网球。不过，傍晚时分，我喜欢到溜冰场附近走走，到网球场看看，宁静处有稍许热闹，空气又那么新鲜，非常惬意。虽然一些细节我记不太清，这一个秋冬的中关村是我记忆里最好的中关村。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关村 1957 年的夏天，中关村开始变了。几年之间，陆陆续续的人增多了，精神上、物质上都变了。研究所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人们相互之间都好像有些戒备，我所尝到的那种从容和惬意一下子没有了。与此无关似的，楼房一栋一栋建立起来了。溜冰场和网球场却都没了。力学所搬进了新楼，一直到现在矗立在四环路的一侧。宿舍增添了南区，我家也从北区搬到了南区。宿舍的楼号从三十几楼长成了八十几楼。新修了一所“四不要”的大礼堂，还在那附近盖了一幢楼，楼下是饭馆，楼上是俱乐部。科学院的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每逢周末常到俱乐部，就是在这里他找我下过围棋，我们成了没有上下级关系的棋友。但是，这个俱乐部在一年多后也消失了，心理所驻进去了。那几个饭馆不过兴旺了一两年，碰上三年困难时期也就什么都没得吃了。郭沫若院长看到这种毫无文体消遣设施的窘境，捐资修建了一个游泳池，现在还在路旁躺着，宛似一个衣帽不整、满脸胡须的懒汉。 到 1966 年的 10 年里工作没有变化，仍旧是忙忙碌碌，生活也过得去。只是环境一年一年变得不如意了。 1966 ～ 1975 年我离开了中关村，因此这 10 年间中关村的样像，我是不知道的。 1976 年，等我再回到中关村，看见的首先是人多、孩子多。原来是一片菜地的地方盖起了宿舍楼，我现在住的家就是新的黄庄小区。中关村那条马路上的杨树全被砍光了，变成了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早上已是过往车辆排出的废气弥漫不散，再加上中关村大街两侧电子商店林立，外地来京打工的人们拥挤在一起，熙熙攘攘，使得我这个生怕人多的老人只好躲在家中。我喜欢散步，但是这个中关村已经没有可以散步的地方了。 21世纪的中关村 2000 年前后，中关村发展得更快、更大了。我心目中的中关村只不过是东到中关村东路，西到中关村大街，南到知春路、海淀南路，北到四环路的小圈子。一次中关村街道的党委书记来我家，谈起来，我才知道中关村大得很，好多地方我都不知道，也没去过。你叫我怎能谈中关村呢。就我所知道的中关村而言，坦白地说，坏印象比好印象多。 1999 年 10 月 11 日，我被任命为中关村文化艺术发展顾问，开会那天，季羡林老教授到会讲了话。他说，中关村发展高科技产业，别忘了文化建设；没有好的文化，不会有高的科技产业。他的话我没有忘，也不敢忘。尽管我记住了，怕也没有用，因为一无权二无钱，哪能促进中关村的文化建设呢？不过我倒更加关心我心目中这个小圈子的中关村的文化现象了。我家大院前的中关村南路西段大概是中关村最乱、最脏的一段路，不满 50 米长，满地是垃圾，路边放着一个垃圾桶，好像偏偏有人从垃圾桶里把垃圾掏出来，扔到路上似的。而且，一直到过街天桥的地上、栏杆上随处贴有的小广告。一次，原海淀区区长周良洛请我吃饭，我趁机对他说，请他到这段路来看看。可能他没有来，因为情况一直不见得到改善。 中关村南路短短一里路吧，竟有我知道的三位院士骑自行车在路上被人撞到。特别是我被撞到的那次，我骑得不快，又尽量靠路边骑，忽然有人从后面把我撞倒，幸亏我骑得慢，一脚着地没倒下，转头一看是个小伙子。我还没说什么，他倒骂了我一句“老不死的”。嫌我骑得慢，挡了他的路？唉！文化建设不止是楼堂场馆，更重要的是人心里的文化建设。我去中关村派出所反映，去海淀区交通大队反映，终于在黄庄小区大门前安装了红绿灯，画上了过路的斑马线。每次过马路，我都观察一下。 95% 的行人不遵守红绿灯的指示， 100% 的摩托车、大板车、自行车不遵守红绿灯的警告，勇往直前。对于这些人、这些车，红绿灯和斑马线形同虚设。如此起码的法规都不能遵守，如何去求法治？ 现在好了，奥运在北京举办了。“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口号响遍了北京城。中关村南路这段大大改观了，小广告不见了，垃圾从路上消失了，路两旁的饭馆门前也干净了。黄庄小区里的小公园修整得更喜人了，我也终于有了可以放心散步的场所了。如今我只有两条愿望：一是这些好现象在奥运会开完后能继续下去，变成中关村的新文化；二是红绿灯和斑马线能按照法规的要求起到作用。我相信，我们中关村人一定能办到这两件事。 思念 我在我的中关村工作、生活了近 60 年。虽然我是个不大交际，也不会交际的人，但见到的、听到的人和事却是不少的。如今回忆起来，是有几桩印象深的值得写下来。中关村是科学家聚集的地方，其中许多是大师，而我又有幸在钱学森先生和华罗庚先生两位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20 多年，因此或直接或间接地认识了许多著名科学家。我有不少与他们有关的故事。但我不想在这里写，因为若在中关村的故事里，再写科学家就太没趣了。还是写与中关村有缘的其他行业的人物比较好。 我初到中关村，第二年开春，见到了张劲夫同志。就像上面说的，是在中关村俱乐部跟他下围棋的时候。那天，很有意思，所里要我去跟一位张劲夫同志下棋，我去了，但我不知道张劲夫是谁，我也不管他是谁，反正不过是下棋。劲夫同志有时悔棋，有一次他又悔棋，我按住他的手说，不许悔棋。他哈哈大笑起来，旁边站着一位看棋的同志却向我怒目而视。下完棋，那位同志问我，你知道他是谁？他是院党组书记。我那时还真不知道，院党组书记是个多么大的官。这样，我认识了劲夫同志，他也认识了我。那以后，我多次蒙他照顾，但因为都不是在中关村，就不在这里写了。 还有一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 1956 年，梅先生率京剧团访问日本，在东京公开演出，我作为华侨代表到机场欢迎，又陪同团员一行乘车前往宾馆，以后梅先生的每场戏我都去看了。在这次的机会，我认识了梅葆玖和梅葆玥，他们得知我将回国，就要我回北京后到他们家坐坐。我把这些当作客气话，回来后哪敢真去梅府拜访？ 1961 年 5 月 31 日，梅兰芳先生到中关村礼堂，演出《穆桂英挂帅》。我当然也去观看了。他的那场演出太让中关村人感动、感激了。孰料这竟是梅先生的最后一场演出。可以说我是跟梅兰芳先生有点缘分的特殊戏迷吧！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位是胡耀邦同志。 1975 ～ 1977 年，耀邦同志担任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期间，为中关村人解决了许多切身问题，即所谓的“五子登科”。第一，“帽子”的问题。中关村的科研人员有的遭迫害，有的下放了，他都为他们平反，让他们归队。第二，妻子的问题。两地分居的，他把他们一起调回来。第三，孩子的问题。能安排工作的，他尽量为他们解决了工作问题。第四，房子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关村每个单元的家家户户都挤进了好几家。我在 44 楼的家就挤进来了另外两家。三间屋，一家占一间。一个小厨房，放进三家的蜂窝煤炉，做饭时三家必须轮班进厨房。后来，他在中关村盖了一些房，调剂了一些房。我就是那时搬进了新盖的 808 楼的，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第五，炉子的问题。他搞来一批煤气罐，建立起灌气站，给中关村人把蜂窝煤炉换成了煤气灶。这大大解决了燃气问题，节省了我们的劳力和时间。我真怀念我们的耀邦同志。 希望 你看，我在上面写的个人印象里，好的几乎全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坏的几乎全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的。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不好。其实，我还真不愿意那个计划经济再回来。中关村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是中关村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关村人必须要努力去适应这个趋势，并且在这个转变中锻炼、提高自己。现在，人们一说市场经济就想到钱。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个“钱”字就概括得了的吗？汶川大地震告诉了我们世上还有比钱更宝贵的东西，北京奥运会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这就有了一个让中关村人找回自己从前的价值观的机会。中关村的老人，像我这样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回到祖国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所说的中关村人几乎都是三四十岁的人，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我没有资格说三道 四，但总希望现在的中关村居民不要忘记当初建立中关村时的人们的期待，一个新文化的、厚德载物的、进步包容的中关村。 本文摘选自刘源张著《 刘源张自传 》，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 管理就是改变不良习惯 》文摘在科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发布，敬请关注： 一起 阅读 科学 ! 搜索 微信ID ： sciencepress-cspm 或 “ 科学出版社 ” 公众号
个人分类: 科学书摘|9085 次阅读|25 个评论
Newport University和双面神大学两校之旅：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
热度 24 hongfei 2014-5-17 13:55
Newport University和双面神大学两校之旅：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IV） 2014.05.16 无巧不成书 天底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 五月十三日本人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 Irvine）化学系做学术访问。头晚开车去UCI化学系订的旅店路上看见一路都是指向Newport Beach的路标，便想起1997年刘源张院士获得全面质量管理博士学位的Newport University及其后继者双面神大学（Janus University）可能就在附近。 博文《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链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786637.html 博文《事实与罗生门：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II）》链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787991.html 博文《温故一九四二：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III）》链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789005.html 上网一查，果然不假。Newport University原先的地址就在2220 University Drive, Newport Beach, CA 92660，距俺下榻之处1.3英里（两公里）；而现在双面神大学所在的地址在1601 Dove Street, Newport Beach, CA 92660,距下榻之处1.2英里（不到两公里）。 礼拜一下午做完报告之后，照例是和UCI的两位同事一起去晚餐。其间其中一位提到科学网上俺最近写的关于刘源张院士博士学位的博文。我说既然这样，实话告诉你，博文中提到的那两个大学就在贵校旁边，离你们给我订的旅馆不到两英里，俺正在考虑是不是回家之前要抽时间去实地考察一下呢。同事说，那好啊，我们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大学，你真的去看看然后告诉再我们究竟那是什么样的大学。 各位看官，刘源张院士博士学位这事儿，还真的不是俺故意要跟他老人家过不去。其实一直都是人家自己找上门来，俺想推都推不掉。 Newport Uinversity的旧址 五月十四日早上的学术交流十一点钟才正式开始，俺正好可以利用早餐之后的两三个小时去上面的两个地址看个究竟。 开车到2220 University Drive, Newport Beach, CA 92660之后，发现那是一栋两层的商业小楼，总面积12368平方英尺（约1150平方米），现在是一家叫做Mobilitie的通迅公司的总部所在。目前地产标价为228万美元。 2220 University Drive,Newport Beach，CA 92660地产信息： http://commercial-properties.findthebest.com/l/1242752/2220-University-Dr-Newport-Beach-CA-92660 Newport University旧址 所谓Newport University，当年也就最多是这么一个1150平米的办公楼。鉴于Newport University早于2007年关门大吉，现在此地已是了无可供凭吊的痕迹。 双面神（Janus）大学的新居 双面神大学所在的1601 Dove Street, Newport Beach, CA 92660并不是像2220 University Drive, Newport Beach, CA 92660那样独立的两层小楼，而是一整片连在一起的两层办公楼群，叫做Newport Plaza（新港广场）。在网上查到的双面神大学的地址是#205，看来只是这片办公楼中的一个单位。看来从Newport University时代的独栋两层小楼到其后继者Janus University时代的办公单元，生意已经是每况愈下了。 根据管理Newport Plaza的Signature Service公司的网页介绍，Newport Plaza里面五间套办公室的使用面积大概是799平方英尺（72平方米），一间套办公室的面积大概是170平方英尺（15.7平方米）。现在只是不知道双面神大学面积究竟有多大。 Signature Service公司Newport Plaza出租办公室广告页连接： http://www.signatureservices.net/newport/newport.php 双面神大学新居 因为从网络上的信息认定Janus University是在205单元，进去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门口的房间号对应的公司名单，就心潮澎湃地直冲以2字打头的单元所在的方向而去。到哪儿一看，怎么也找不到所谓的205号房间。无奈之下，只好到212号去敲门问205房间在什么地方。212房里面的一位中年男子说205号的公司已经搬走了，他以为我是来给租商业用房的，就很热心地将我带到200号对门一个门上没有写房号的房间，推开说：“Sir，This used to be the No.205. You can take a look by yourself.”说完他就回212号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进门之后，我发现有个电工搭着梯子正将头伸进天花板中在忙活。我进到里面看了看，整个单元大概有五、六间大小不一的房间和一个小厨房，总共使用面积大概不到100平米。这个时候电工师傅已经准备从梯子上下来，我很失望地问道：“Sir，Do you know how long ago this company moved out?”他回答说“About three weeks ago.我心里一凉，对自己说怎么这么背，找对了地方却连缅怀一下刘源张院士的母校都做不到。电工大概看到我脸上的失望，安慰我道：“Don't worry. They just moved to a smaller unit in the same complex. If I remember it correctly, it's Romm 195.”听到这话，我立刻转忧为喜，谢过人家之后，就直奔195号而去。 Newport Plaza 205号就在眼前 双面神大学原址：没有号码的Newport Plaza 205房间 双面神大学原址：Newport Plaza 205房间内景 在从二楼电梯下楼之后，我在电梯门口的公司名录上仔细看了一下，可不是么：Janus University 195号。195号的房门紧闭，门口的标牌上赫然写着Janus University的名字。看看周围房间的布局，估计这间房大概也就在三十平方米的样子。我终于没有鼓足勇气没有敲门，只是把这间和前后几间房用iPhone照了几张照片，就落荒而逃。 双面神大学：Newport Plaza 195号 双面神大学：Newport Plaza 195号 从Newport Plaza出来开车去UC Irvine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不够地道，竟然没有敲门进去，至少给人家一个解释的机会。人家究竟和原来的Newport University是什么关系？其中是否另有隐情？或者包含着怎样的激情人生？难道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么？ 想着想着，我不禁对Newport University和双面神大学的主人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一个国际知名的私立大学，从1150平方米的两层独栋，到五六间房间的100平方米的单元，再到大概只有一两个隔间的三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还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在打拼着自己的事业，为世界上需要各种文凭却又无法按照正常渠道完成学业的学子们提供另类的文凭，这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毅力和事业心才能做得到？ 什么是真正的大学？ 到了UC Irvine校园，我把车停在12B停车场化学系提供的车位上。据说这个车位是当年Frank Sherwood Rowland身为Nobel奖获得者的专用车位，他去世以后学校没有收回，留给化学系作为到系里做讲座和访问的学者临时停车的地方。下车之后，我看见右手边树木掩映下的Rowland大楼，以及人行道上行走的UCI的学生们，心思才从刘源张院士获得博士学位的克莱登大学，回到现实中真正的大学中来。 维基百科上Rowland介绍链接：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Sherwood_Rowland UCI化学系停车指示牌 UC Irvine：Rowland Hall 记得礼拜天在John Wayne机场的电子新闻或者广告牌上看到UC Irvine是世界上最好大学之一的说法。我到UC Irvine学校的新闻网页上，找到如下信息： UC Irvine ranks first in the U.S. and fourth in the world among the 100 best universities less than 50 years old,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Times Higher Education.（根据Times高等教育的分析，UC Irvine在100所建校不足50年的最优秀大学排名中，排名美国国内第一，世界第四。） UC Irvine校园网新闻链接： http://www.today.uci.edu/news/2012/06/nr_theranking_120601.php 大家可能不知道，UC Irvine在中国的知名度，大概远远不如《围城》中的克莱登大学，以及Newport University（尤其是在刘源张院士去世之后）。 问题是，人家Newport University出过中国工程院的院士，UC Irvine能比么？ 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 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原因，才能够让一个在中国社会中能够登堂入室的所谓大家与学者，与Newport University和双面神大学这样完全不入流的玩意儿联系在一起？这是我自己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世界上每天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在不停地发生，不过奇奇怪怪却能够登堂入室，进入主流还被人当成激情人生典范的事情却不是太多。我个人相信这也许才是大家应该好好思考一下的事情。 这一系列的《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博文应该就到此为止。如果下次到UC Berkeley化学系去访问的时候能顺便找到当年刘源张院士在Berkeley学习期间的基本材料，再考虑写续篇吧。
个人分类: 奇闻逸事|12640 次阅读|26 个评论
温故一九四二：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III）
热度 34 hongfei 2014-4-27 09:21
温故一九四二：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III） 2014.04.26 一九四二年的历史比电影更精彩 陈安学弟的博文《【激情人生】纪念中国质量管理先驱刘源张先生4——日本/中国间谍》开头有句话： “刘源张先生的人生可谓传奇，稍加渲染拍成电影都完全可以。” 其实，刘源张先生的人生传奇，不加渲染都可以拍成非常好的电影。 陈安《【激情人生】纪念中国质量管理先驱刘源张先生4——日本/中国间谍》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483-787015.html 陈安学弟在这篇博文中还略有微词地说： “刘先生作为一个闭塞地区的青年有机会能出国留学，应该说还是幸运的，至于战争时期到敌对国去是不是就是有问题，我看不应该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暗示。两国交战期间，正常的民间往来还不至于是有罪吧，如果我们统计二战期间敌对国相互交往的民间人士的人数，会发现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这一点上，王鸿飞研究员强调说刘源张先生是自愿去日本不知道是何意？” 学弟在这里是指我在《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博文中的下面这段话： “1942年，刘源张先生17岁，在青岛被日本人选送到日本学习。1942年是冯小刚拍电影表现1937年以来一直是日占区的河南延津县大饥荒的那一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酣。他来先生这个时候自愿去日本学习（应该是从中学开始学习，他1946年才进入日本大学，1949年大学毕业），和1928年吴清源去日本学棋，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他在1949年从日本去美国学习，到1954年离开美国，大学毕业后Berkeley 5年时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也是一件有悖常理的事情，不知道中间还有些什么不能为外人道的故事。他能在1942年选择去日本，又在1956年选择回到中国大陆，这也是我个人觉得难以完全理解的事情。” 《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786637.html 在公开的资料中，刘源张院士对于他自己为何在一九四二年到日本学习，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说法。一个是“被迫说”，一个是“自愿说”。 刘源张院士的“被迫说” “被迫说”可以在中国作家网2011年11月22日上的报道《刘源张：中国质量管理之父》中看到。上面是这样说的： “1941年9月，16岁的刘源张考入燕京大学机械系。入校三个月后，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封闭学校，刘源张被迫回到家乡山东青岛，在一家药厂里当学徒。 “1942年，青岛经营橡胶工业的一位日本企业家将他强制派往日本长崎就读，当时日本宪兵队来抓人，说只去半年，但一去就是15年。” 中国作家网2011年11月22日报道《刘源张：中国质量管理之父》连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1-11-22/59139.html 研究和描写燕京大学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的书籍和文章不少。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12月8日就在北平把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给关了，把校长司徒雷登和几十个教授学生抓了起来，送往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关押，燕园被改为日军的伤兵疗养院，直到抗战结束。要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去看四川老乡笑蜀2007年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坚守沦陷区 抗战中燕京大学的中外教师们》。这篇文章最后说道： “而被赶出校门的燕京师生，也并没有惊惶四散。他们满怀仇恨，按照他们敬爱的校务长构思的旅程，彼此提携，一群群一队队，从开封向西，渡过黄河；然后转道郑州至洛阳，由洛阳辗转前往成都。 “燕京大学的三角旗因此屹立不倒，不出一年，即1942年11月8日，盛大的燕京大学复学典礼便在成都隆重揭幕。几代中国学人，中美两国学人，重新汇聚燕大校园，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奋斗。” 笑蜀南方周末文章《坚守沦陷区 抗战中燕京大学的中外教师们》链接： http://www.ce.cn/xwzx/xwrwzhk/peoplemore/200701/12/t20070112_10066378.shtml 幸运的是，1942年11月8日在成都复学的燕京人里面没有1941年在北京被迫中断燕京学业的刘源张先生，因为按“被迫说”，他当时已经被日本宪兵捉到日本长崎去读书了，否则未来的新中国就会少了他这个所谓的“中国质量之父”。更为幸运的是，1945年8月9日美国人日本长崎投原子弹的时候，他已经转战到了几百公里之外的高松，否则未来的新中国也会少了他这个所谓的“中国质量之父”。 Hallelujah，这些都是未来中华民族得千恩万谢的来自神的恩典！ 刘源张院士的“自愿说” 在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转载的《人民画报》2013年对刘源张院士的采访报道《刘源张：中国“工厂大夫”》中，对于刘源张先生如何在1942年“自愿”去日本留学的缘由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刘源张”这个名字缘于他出生后从父亲张家过继到了外祖母刘家。从小受到“忠孝仁义”的教育，对刘源张影响很深。当年，中学时代的校长受日本企业家所托，要挑选两个人才到日本留学，中日正交战，无人愿去，出于“讲义气”，刘源张答应“帮忙”，只在临行前一天才告知家人。本来约定的是只去三个月，没想到因缘际会，与家人一别竟是15年。在这15年里，他“无一刻不想回家”。” 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人民画报》报道《刘源张：中国“工厂大夫”》文章连接： http://www.cae.cn/cae/html/main/col236/2013-06/18/20130618095629654254560_1.html 按照这个说法，刘源张先生当年是因为“忠孝仁义”要帮中学时代校长的忙才到日本去学习的，他的同胞觉得那个时候去日本是被迫的，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去日本却的确是自己愿意的，尽管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只是去三个月。后来因为“因缘际会”，不得不阔别家乡十五年，而在这15年里，他“无一刻不想回家”。 陈安学弟据说是山东乡下来的，也许可以自称是“一个闭塞地区的青年”，如果“有机会能出国留学，应该说还是幸运的”。不过他作为山东人，应该不会不知道刘源张先生当时所在的青岛，一直就是繁华的大都会，并不是“闭塞地区”。不过他也许说得对，刘源张先生当时可能的确对能够到日本去学习会感到和学弟一样觉得“幸运”。不然的话，刘源张先生可能就会很不幸运地跟他的那帮被赶出燕园的同学们一样，不得不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1942年底到几千里之外的成都去复学了。 温故一九四二 自从2012年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里面把河南黄河以北自一九三七年就被日军占领的延津县改编成了黄河以南的国管区以来，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些什么，就已经成了真相难明的罗生门。 《一九四二和一四九二》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640234.html 更为罗生门的是现在刘源张院士一下子就对一九四二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从山东青岛到日本留学的同一件事请给出了两个很不相同的说法。在罗生门电影中，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 “盗贼多襄丸，武弘之妻真砂，召唤武弘灵魂的灵媒及目击证人行脚僧及发现金泽尸体的樵夫壳等人以四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式各自说出供词” 。 尽管这几人之间的供词相互矛盾，但他们自己的说法还是一致的。现在刘源张先生这件事情上，他自己一个人就已经有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难道还有比这更罗生门的事情么？ 有意思的是，林中祥兄还对老先生过世之后不能进一步为自己辩解深表遗憾。如果再让他老先生继续辩解下去的话，这麻将桌子上不就成了一人轮流摸四家，回回都自摸了？ 百度百科《罗生门》词条连接：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002/9020742.htm 抗日战争时期赴日留学的历史咋说 事实上，关于1942年日战区赴日留学问题，已经有不少根据史料进行的研究，基本的事实还是很清楚的。华中师范大学王奇生教授在199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1992）和《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1995）两本专著中，就对抗战期间日本政府、伪满洲国政府和汪伪政府选送日占区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历史史料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百度百科有关王奇生教授的信息网页连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5591.htm 在1997年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期刊上的论文《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中，王奇生教授对“沦陷区伪政权留日教育政策的实施”，“战时留日学生的心态和处境”，和“战后留日学生甄审”等方面的资料和历史进行了讨论。文中说： “对战时留日学生, 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就日伪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的主观动机而言, 无疑是想养成一批“高等汉奸”, 但客观效果与其主观动机并非一致。战时留日学生人数众多, 成份复杂, 势必贤劣杂处, 良莠不齐, 其中产生少数认贼作父的汉奸走狗亦不足怪,但不能因此而将战时留日学生作为一个亲日群体而笼统加以摈弃。 ”祖国在抗战, 同胞在流血, 在这种时候负笈敌邦, 固然不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明智选择。但当时大片国土沦丧, 沦陷区青年学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深入虎穴, 也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无奈选择。” 深入虎穴，多么悲壮的行为啊！王奇生教授这样的总体评价应该还是公允和客观的。鉴于刘源张先生一再表示他自己在日期间“无一刻不想回家”，初看之下，将他归属于“沦陷区青年学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深入虎穴, 也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无奈选择”，想必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有什么意见。不过真实的事情并非总是一厢情愿的如此简单。 CNKI机构管在线《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论文信息连接： http://lib.cnki.net/cjfd/KANG702.008.html 《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论文pdf下载连接： http://jds.cass.cn/UploadFiles/zyqk/2010/12/201012101148425089.pdf 2003年钟春翔在《抗日战争研究》中的论文《抗战时期的山东日伪教育》中，对1938-1945年间山东日伪教育的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确立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教育方针”，“加强日语教学”，“片面鼓励赴日留学”，“严密控制师生”，“新民会主持下的社会教育”。在“片面鼓励赴日留学”一节中，论文中写道： “1941年5月伪省政会议通过《山东省考选留日学生暂行规程》, 留日学生分公费生30名, 每年6- 10 名, 补助生50 名; 自费生无定额, 修习理、农、工、医4科, 由省公署和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分别办理。前者考选公立或已立案私立专科以上、高级中学或同等学历毕业生, 后者考选已在日本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的学生。对已受其他方面资助，即兴亚院等特务机关补助的留学生, 公费生由本省补助, 补助生、自费生也可适当补助, 考试事宜由伪教育厅组织考试委员会办理, 每年自6 月1 日起至7 月15 日止, 投考学生除呈缴履历书、毕业证书、成绩证明书、身份证明书外, 还须呈缴报考志愿书和誓愿保证书, 考试科目有国文、日文、数学、史地、理化, 进行体格检查和口试。留学科目及年限每次考试时临时规定。被录取公费学生给予治装费和川资200 元。留日学生须在两个月内赴日, 到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处呈请注册, 持其核发入学介绍书, 6 个月内入校学习, 并将校名、校址、学习科目、修业年限报省公署注册。每学期成绩须按时报告, 学习科目不得自由变更。留学期间公费生每名每月80 元, 补助生20 元- 40 元, 毕业后如欲继续研究或升学,要先呈由办理留学事务专员转函省公署核准。学业结束后, 应于一个月内, 到省教育厅报到, 交验毕业证书, 呈请注册, 在本省服务年限至少不得短于领费年限。留学生如品行不端, 患有重病或成绩不合格, 最重要的, 如违反教育宗旨者，即违悖亲日政策, 则追回所有学费, 勒令回国。” “1941 年第一届考选日本公费生8 名, 辅助生5 名。1937 -1941年来共选派留日学生54 人, 此外还有由伪山东省公署转请核发自费留学生3 人, 除由日本外务省每名每月补助50- 55 元外, 由伪省公署补助15- 25 元, 补助生40 元, 公费生80 元。1941年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命令, 留日公费生补贴百元, 补助生50 元,而当时省立中学教员最高工资不过伪币140 元, 最低不过五六十元。小学教员待遇更低, 两相对比, 留学生待遇之优厚为历史旷见。 “1942 年8 月招考第二届留日生, 录取公费生7 名, 补助生3名, 由日选拔补助费生1 名。山东还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考取留日生2 名, 次年录取2 名。1943 年7 月招考第三届留日学生, 录取公费生5 名, 补助费生2 名。经伪公署议决, 由日选拔公费生2名, 补助生1 名。 “片面鼓励赴日留学, 大力提高留日学生待遇, 其目的不过是培养亲日中坚分子, 为日军统治山东奠定人才基础。” 钟春翔《抗战时期的山东日伪教育》论文pdf下载链接： http://jds.cass.cn/UploadFiles/zyqk/2010/12/201012031614401548.pdf 根据这篇论文中的信息，抗战期间山东省日伪政府对于赴日留学的事务，并不是像陈安学弟想像的那样无章可循，好像你情我愿就可以私定终身了。 至于刘源张先生于1942年赴日留学，究竟是属于这里面的公费生、补助生，日方选拔的补助费生，山东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考取的留日生，需要查阅相关档案材料才能知道。根据刘源张先生个人的叙述，不论是“被迫说”还是“自愿说”，他是由某个日本企业家出资选送到日本留学的。因此，他最大可能是属于自费生，这样的话需要参加由伪教育厅考试委员会组织的考试，并且也可能得到资助。 按照刘源张先生的上交中国工程院的个人简历，他于1942年3月至1945年2月在日本国长崎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机械工程，于1945年2月至1945年8月在日本国高松经济专门学校学习管理工程，1946年4月至1949年3月在日本国京都大学学习经济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这期间，如果他自己是他说的那样“无一刻不想回家”，按照规定，他应该可以在1945年2月结束长崎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时回到青岛。可是他却到了几百公里之外的高松经济专门学校学习另外一个学科（管理工程）。1945年8月日本败投降之后，他有更好的机会离开日本回国，但他却在1946年4月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念大学。看来他真是求学愿望过于强烈，以至于“无一刻不想回家”都无法阻挡他在日本继续求学的脚步。而且，据说他老先生还坐过日本宪兵的监狱，如果真要是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话，他又是怎样传奇似地逃过了被遣返回到“无一刻不想回”的家乡的厄运的呢？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据说彭桓武先生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不管刘源张先生在1942年3月是“被迫”还是“自愿”前往日本留学，如果他“无一刻不想回家”的话，他在以后的几年，尤其是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都有无法拒绝的理由和机会回国。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一方面开展遣返日本战俘和日侨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开展将滞留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接运回国的工作。2002年台湾《国使馆学术集刊》上有一篇论文《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作者林清芬）就专门描述了当时滞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情况，这些接运、召回與甄審工作即使在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之后也在继续进行。论文中说： “1946 年 9 月，中國駐日代表團張鳳舉電呈教育部，略以留日學生經費事，代表團要求日方墊款日金 2 千萬元，三月來交涉結果，希望甚少。而日方貸費，業已停止。諸生困難萬狀，迫不及待。代表團復限於經費，無法救濟。不得已，即日起籌備遣送回國，總計學生 1 千 1 百人，內臺籍 7百人。預計至遲次年 2 月內，遣送完畢。其返國就學辦法，除臺籍學生擬請分發國立臺灣大學外，餘應如何辦理，請教育部儘速電示。 ”1946 年 11 月 25 日，教育部長朱家驊指示駐日代表團關於召回留日學生一案：(1)自願自費繼續留日至畢業時為止者，聽便。(2)無力繼續留學及自願歸國轉學者，准其回國，照規定自行投考。(3)無力自行返國者，呈請行政院，設法令搭船或撥款資送回國。(4)臺灣及東北籍留日學生，可各回原籍經甄審入學。17教育部再呈行政院催請核示，並分函國立臺灣大學、國立長春大學、國立瀋陽醫學院、私立東北大學、私立遼寧醫學院及國立東北大學，預為準備。 “1947 年 1 月，國民政府頒布「留日學生召回辦法」。此法共 9 條。第 2條規定留日學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召回之：(1)學業已告完成或已告一段落者；(2)無力自行繼續留學者；(3)其他特殊原因者。第 3 條是有關交通工具和川資的問題：規定應行召回之留日學生，由日返國之交通工具，由教育部統籌之，其無法自籌川資者，得向教育部申請予以補助。第 4 條是有關救濟費的問題：規定應行召回之留日學生，在未返國前，因匯兌不通或津貼不足，所需之生活費經查屬實者，依照實在情形，按月核給救濟費，救濟期限至各該生離日返國時止。第 5 條是有關應行召回之留日學生不遵守本辦法之規定返國者：停止核發其救濟費，遇必要時，得勒令返國。” 台湾《国使馆学术集刊》文章《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pdf下载链接： http://www.drnh.gov.tw/ImagesPost/caab370e-53fb-4fc6-ac61-a4c59d8602dc/65fd0712-0bbe-4203-8fc7-bc585a710b67_ALLFILES.pdf 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期间的八个月期间刘源张先生在日本的情况，在他的简历中没有提及。在这八个月的时间里面，日本经历了战败投降到逐步被美国军事占领的过程。在此期间，刘源张先生作为一个在日本的外国人，如果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救济或者是美国占领军方面对战胜国中国公民的救济，那就是受到了日本民间或者政府的救济，或者是靠他自己的才干在打工养活自己。不管怎样，他于1946年4月幸运地进入了日本国最好的国立大学之一京都大学成为了一名大学生，继续在日本深造，他的生活来源和资助应该都没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国民政府接运滞留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工作与他毫无关系。他“无一刻不想回家”的中国梦居然没有因为祖国政府的帮助而实现，到底是因为他身在京都大学这样毫不闭塞的地方，也完全没有机会了解国民政府在留学生和华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呢，还是因为“此间乐，不思鲁”呢，后人不得而知。还有一个可能也许是他在1946年已经预测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会从大陆溃败，要等待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再回到自己“无一刻不想回家”的故乡。 就这样，刘源张先生从1946年4月至1949年3月在京都大学读完了经济学本科，又继续留在京都大学研究院学习经济学直到1950年3月。从1950年3月到1950年12月期间，他的简历没说在干什么，到了1950年12月他到了美国进入UC Berkeley，于1954年月获得了现在看来并不存在的运筹学博士学位。在1950年3月到1950年12月期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国军队已经打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已经入朝作战，将美军往南驱赶。在这期间，邓稼先一路向西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立马就跑回祖国了，张存浩没得到博士学位也一路向西从美国跑回祖国了，可是那个“无一刻不想回家”的刘源张先生却在这个时候一路向东，到美国UC Berkeley去读那个现在看来并不存在的博士学位去了。 学弟眼中的激情人生 我自从十年前偶然接触到刘源张先生的故事之后，就一直对其匪夷所思的传奇性惊叹不已。我之所以会觉得这个故事藏在心里不吐不快，是因为我与学弟不谋而合地觉得它其实比任何电影都要引人入胜。不过，我的疑问总是要比学弟的钦佩要多得多。 我希望学弟能够告诉我，他认为一九四二年他那个十七岁的山东老乡的激情人生里面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我一直不解的是，有些人和学弟一样，对于和平时期中国学者到外国滞留不归觉得人家人格猥琐，甚至会义愤填膺，却对抗战期间无故到敌国日本留学滞留不归能够轻易理解，并视为激情人生。我也希望学弟能够告诉我，怎样才能玩好这种双面神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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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申报书谁签名谁负责
热度 6 Majorite 2014-4-24 19:39
院士申报书谁签名谁负责 【因为刘的这事情，他活着十年多，既然你要揭这事，你应该在他活着的时候揭出来，不应该在他刚去世来揭，除非你是这二天刚知道。说实在的，一是涉及到他本人博士学位问题，第二个还涉及到他的表是谁填的问题，还有没有背后其他事情。现在院士经常是单位工程。这些事情，他在世时如何回答，他有没有其他材料来说明或者辩解。】这是林中祥对王鸿飞反复强调的几句话。 如果让别人填入党申请书与院士申报书，并出现虚假信息，也是一种作假，因为这样的材料规定必须是由本人亲自填写的。申报书谁签名，谁就负责。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有些大学教授竟然理解不了。难道凡事的责任都要推给临时工才死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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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罗生门：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II）
热度 50 hongfei 2014-4-24 06:42
事实与罗生门：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II） 2014.04.23 四天前的博文《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尽管没有在科学网精选，但还是引发了不少关注。从留言和反应看，各种猜测和理解都有，从坚决支持到坚决反对的不一而足，所以觉得有必要再写一篇博文加以总结和说明。 《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786637.html 分清事实和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在1950年被黑泽明拍成电影《罗生门（Rashomon）》之后已广为世人所知。罗生门这个词也成为日常用语，用来指“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自己的谎言，令事实真相不为人所知”。 百度百科《罗生门》词条连接：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002/9020742.htm 关于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有问题这件事，到目前为止从我尽力查找的证据来看，没有什么事实上的争议，除非某人在某年某月某日真的拿出货真价实的刘源张先生的博士论文来。我个人其实是希望某一天他老先生的博士论文会奇迹般地出现，这样我一定会和平常一样为自己未能找到他的博士论文的疏失道歉。 正因为在我看来这件事实非常清楚，所以从来不期望在这个问题上去听任何人，包括刘源张先生本人，的任何辩解。 科学网上林中祥兄似乎坚信事实可以被人打扮成为罗生门，所以连发几篇博文来谈是否给刘源张先生当面申辩的问题。他可以一直坚持他的看法，但我认为所谓申辩最多对于了解事情发生的动机有所参考，但对于如此简单的事实从来不会有所帮助。 林中祥《刘源张院士已经不能为他的的博士学位申辩了》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177-787008.html 林中祥《关于刘源张博士学位事件的看法》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177-787617.html 林中祥《刘源张的博士学位目前唯一正确说法》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177-787711.html 为啥现在才说？ 我在刘源张院士追悼会之后才提到他的博士学位问题，支持的人有不少，有意见的人也有不少。 坚决支持的以科学网上的嵇少丞兄为代表，他表示尽弃前嫌，坚决支持我的打假行为。尽管我很感激他的直率和真诚，但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在刘源张院士盖棺论定之后才提出他光彩人生之中的瑕疵（陈安学弟大概是这样认为的），既没有向有关部门举报，也没有对刘源张先生为什么这样做做过多的评价与谴责，显然不是所谓的极端正义的打假行为。 嵇少丞《从王鸿飞打刘源张院士的假说起》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1597-786967.html 如果真是打假，自然应该给人家辩解的机会，辩解即使不能改变事实，却可以缓解后果。不少人认为不应该老先生仙逝后再说，大概也主要是基于所谓打假的判断。 事实上，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在2004年在北京的时候给自己许的愿是要在他仙逝之后才说这件事情。说出此事，更不是为了打假。 我2009年才离开北京。如果（历史没有如果）刘源张院士在2009年前仙逝，我在北京的时候也会像现在一样把这件事写出来。在这件事情上，我倒是从来没有其他的顾虑，跟嵇少丞兄认为的在中国打假很艰难之类的说法粘不上边。事实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打假都不容易。方舟子学弟在国内打假的影响很大，他其实也活得好好的。如果我想要跟学弟一样靠打假出名，当然是尽早公开这件事情更好。可是我对于舟子学弟和打假的态度一直都是很清楚的，我对学弟及其事业的态度从来都是温和道义派和不同的看法，从未讳言。如果有疑问和兴趣，可以去看我在2007年的博文《方舟子第二? 》，以及《方舟子的打假人生以及科学和人类价值》。 《方舟子第二? 》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4006.html 《方舟子的打假人生以及科学和人类价值》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2535.html 另外，像半导体所的姬扬学弟（怎么又是姓ji）在我的博文留言中坚决认为我在刘老先生去世之后不久说这件事情时候非常不恰当，而且他认为我是想借机出名和过当法官的瘾。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名气不大，但也算比较有点知名度，想更出名也不需要靠这件事情来出名。我在科学网的博客名叫做“民间科学家的个人知识”，这些年来我在科学网的所有博文中从来都只追求表达我的个人知识，而且不跟官方扯上边，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愿意了解的人可以去看我2007年的博文《练二指禅的七条理由》，这里就不多说了。 《练二指禅的七条理由》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2575.html 事实上，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真假这件事，是当时偶然接触到的。因为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趣，所以就多做了些功课。把相关事实弄得基本清楚之后，觉得整个事情很奇葩，也觉得这个事情要处理得有分寸不那么容易。 首先，和大多数网友一样，我觉得老先生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对这件事情发生背后的动机和原因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这样做是不对的，另一方面看老先生也还像是做了点事情的人，靠自己的能力和做过的贡献就好了，为什么要去说自己有Berkeley的博士学位，还去弄个Newport University这样的克莱登大学的学位充数呢？老实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尽管很看不上弄虚作假的行为，但对他的基本态度主要还是表示同情，毕竟他是曾经受过迫害和坐过监狱的人。当时掐指一算，老先生他已经79岁，很快就要从工程院资深，而且也不知道他究竟还能活多久。文凭这个事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如果在他去世之前俺把它说出来，搞得不好很多人会像苍蝇见血一样地盯着他，非让他老先生给个说法，这不仅会让有关方面为难，搞得不好还会出人命。如果他老先生当时再年轻二、三十岁，而且真像陈安学弟描述的那样敢说敢为的话，也许俺对这事儿就不会那么投鼠忌器，或许会跟陈安学弟牛虻似的毫无顾忌地紧盯着饶毅施一公吸血那样爽得歪歪。 其次，尽管我跟质量管理和运筹学那一行没什么直接关系，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整天跟一帮IEOR（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 Research，据说哥伦比亚这个系在全美当时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朋友厮混，对这一行也不是一点没有概念。除此之外，所谓质量大师Edward Deming和Joseph Juran的书籍本人还是浏览过一点点的。再说以前的朋友清华大学的赵平兄（朱镕基的大弟子）就跟我讲过他跟朱镕基的写的博士论文和当年全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关系，俺也听说过刘源张是基金委相关部门的主要专家和顾问之一。无论如何，尽管俺质量学和管理学是外行，也还是对刘源张老先生的水平有个基本认识。既不会抬高他老先生的水平（纯外行看看他那些成就的名称和文章的题目也会大致明白），同时也不会认为他啥都不会。起码在国内同行里面，尤其是同辈人中人家还是不会那么差的。（当然，陈安学弟这种自视甚高的人也对他老先生评价甚高，俺就不太懂了。这是题外话。） 所以，我个人觉得，既然不少人认为刘源张老先生的人生经历近乎传奇，在适当的时候把自己发现的事实说出来，为他老先生去去魅，应该是件很值得做的事情。他老先生仙逝之后，按惯例党和国家会为他老先生盖棺论定，自然会哀荣备至，还有比这样的时刻去说更好的么？至于有关方面在这之后爱干嘛干嘛，跟我说出这些事实能有什么直接关系？像刘源张老先生这样的人的经历其实是大家做人的一面很好的镜子。难道大家不觉得他和唐骏同学，以及方鸿渐同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确都是能够令人佩服的人物，还一个比一个玩得大。三人中最为传奇和过人的，自然应该数刘源张老先生。所以，他的这个故事如果就此埋没而不为人知，那才是我作为知情者的罪过，他老人家岂不也枉活此生？ 这就是许这个愿时候的想法。 在这几天科学网上不少评论中，俺觉得大概肖重发老弟算是对此理解得比较到位的。有兴趣大家可以去他那里围观。 肖重发《看不下去了，关于刘源张博士学位的问题！》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3772-787471.html 许愿不多，千万别紧张 我在科学网上这么多年，原则上别人不找上门来，俺从来不去主动跟人纠缠。过去和加拿大地球物理学家嵇少丞教授以及四川省社科院侯成亚研究员之间的那些来来往往，如大家所见证过，无不如此。其实陈安老弟对俺的这些特点比谁都清楚，不然的话尽管不少事情上我们的意见都不相同，他跟我之间也一直有点到即止的默契。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我这辈子一共没许过几个愿，所以就算您自己有一些不尴不尬见不得人的事，也不用担心在身后被我说出来。第一我没有这个兴趣和时间，除非您能玩得像刘源张先生这样玩得有声有色，还自己撞到我的院子里面来。第二，很可能等不到您过世，那些事情很可能就已经被其他人不像我这样与人为善的人捅了出来。即使如此，然后大家像林中祥兄说的那样辩解一气，结果十有八九也就成为罗生门，有关部门也不知道该拿这种事情怎么办。 我在说刘源张老先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关心的是可考证的事实，避免乱猜测，也回避瞎联想。我不是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尽管我会对两院的水平和作为有自己的看法，有时候也会发表一些并非针对院士个人的评论，但我从来是认为两院院士们自己去清扫自家前门和后院才是最有效的，怕只怕他们自己都不在乎，或者在乎了也没什么办法，直到某些事件发生后被动反应。 学位是个啥？ 至于学位，从来只是事业之初用来认可一个人专业水平的基本凭证。事实上从来没有人会认为一个人没有博士学位就不应该当选院士。不过大家也同样清楚学位问题上有隐瞒或者有虚假学位，总是很成问题的。 我所敬重的吴征铠先生当年就没有拿到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不过他当年既有经典的论文在Nature上发表，而且回国后年纪轻轻就被老浙大竺可桢校长聘为教授和系主任，后来又为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在199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China Builds the Bomb）》一书中提到，该书作者1988年从中国有关机构拿到的主要贡献者的名单中没有吴征铠和禄福延的名字，但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他们的主要贡献，不仅花了不少篇幅讲他们的贡献，还把他们的名字列入为原子弹研制作出最主要贡献的15位科学家名单中。我和我太太与吴先生有过数面之交，他也跟我讲过的一些现在我不想公开讲的事情（无关国家机密）。这得等我退休以后再找机会说。 有关吴征铠先生的《童话故事：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学生》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857.html Amazon上China Builds the Bomb一书信息连接： http://www.amazon.com/China-Builds-Studies-Security-Control/dp/0804718415 所以，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刘源张院士有没有博士学位有那么重要。不过，至少在1997年之后，他自己显然认为有个博士学位是很重要的。不然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些故事。 即便如此，直到现在我也希望有人能够奇迹般地找到刘源张先生的博士论文（如果存在的话），这样就可以充分向世人证明我自己件事情上的自以为是和莽撞，也可以刘源张先生传奇的质量生涯中再加上个传奇。在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只能认为这个博士论文和他的UC Berkeley博士学位是不存在的。 真相为什么比罗生门有趣？ 事实上，这件事情的真相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完全可以作为伦理学和心理学分析的典型案例。 如果老先生仅在有无UC berkeley的博士学位上有问题，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是偶然的一次性失误。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Newport University的学位的存在。Newport tUniversity学位的存在只能是有人主动行为的结果，除非是Newport University当年为了扩大在全世界的影响，专门在中国搞促销活动，在一段时间里面主动地为人们免费或低成本提供人们自己选择的学位证书，而且把书面广告直接寄到刘老先生手中或者单位上了（那个时候可不能靠网络），想拒绝都拒不掉。 有些评论认为院士申报材料是单位或者学会推荐，老先生可能被动不知情。事实上申报材料由单位或者学会推荐，其中有明确的要求“以上所填内容，请被提名人签名确认”。此项内容估计也是专门设计来防止推荐单位因某些原因，以未经本人审核材料提名。此处有老先生亲笔签名，笔迹与入党申请书签名一样，落款时间为”2001年3月12日“。另外，推荐材料会在本单位橱窗中公示一段时间，接受实名举报。所以老先生自己不知情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陈安学弟所在的科学院单位领导也完全不是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做事情没点分寸。 在人的行为中，对过往的事情不经意地撒谎并且在后来加以掩盖可以是本能行为所引发的，如果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和努力去获得某种虚假的身份或者证明，原则上必定是主动和有计划的行为。这两者之间，在道德、伦理和法律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无论这些是刘老先生自己的选择，还是其他人的行为，这种区别都是不能混淆的。 科学网这几天的相关评论和博文中，几乎没人对这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进行区分和讨论。我个人认为每个人在做在选择和判断时候需要有意识地对这两种情形加以区分，不然的话我们大概就只能陷入林中祥兄身处的那种罗生门中去了。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的事实真相着迷，而有人却只对这件事情的罗生门感兴趣的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在网上搜索过往的报道，刘源张先生对他自己传奇经历的描述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想来其中定有不少值得考证的东西。在没有直接的档案和资料的情况下，姑且先以陈安学弟的那些说法为准，也许不失为一个实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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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张的博士学位目前唯一正确说法
热度 13 lin602 2014-4-23 11:17
如果没有专门机构全面调查给个结论，刘源张的博士学位问题的唯一结论是： 有疑问，待证实。绝对不能说明真，也绝对不能说是假（其中含有是不是他本人就说他是博士学位，请不要以百度来证明，百度谁都能写与改）。 再说得严格一点：如果没有一个权威部门的调查认定，目前就不能认为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就象一个人，在法院判之前，他是无罪的。这是目前司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如果刘源张在世，他来进行回答，或者他承认，或者他回答不来，拿不出证据，这才能算他的博士学位是假。 谁也不能保证说刘源张的证据全部已经揭示（他的证明材料全部出来了？），谁也不能保证这些表是出于刘源张之手，谁也不能保证在目前的情况下，会不会是单位或其他方面的责任。谁也不能保证这些证据来源的合法与合理性。从证据的角度，在法庭上第一个任务是要对证据的合法合理性无异后才能就证据再说话。 谁能够代表刘源张来回答、质询甚至反驳或者承认？ 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无所谓，如果较真起来，应该有部门来调查。 我的另外二博文，也是我对这问题的看法。 关于刘源张博士学位事件的看法 刘源张院士已经不能为他的的博士学位申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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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源张博士学位事件的看法
热度 11 lin602 2014-4-23 06:52
刘源张博士学位事件，近期是科学网上最最重要的热点。是由这篇博文引出的：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76do=blogid=786637 之后又有不少博文涉及此事，观点各不一样。我前面一博文虽然没有说多少，但我的观点是明确的：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9177do=blogid=787008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刘源张姓名，所以没有任何专业与个人情感色彩，只是说说自己的看法。其实我也对中国院士现状非常非常不满：这是我前天写的博文： 要想让院士称号不变'臭'，就要......... ，而且我的前面许多博文中大家都可以看出我的态度。 1 院士已经去世，对他的评价，最主要是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与成就。我认为，如果他在学术上有作假，白字黑字（例如他的论文中的作假数据，将别人成果占为己有等），或者有非常严重的法律问题，这是要追究的。如果他学术上没有什么问题，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大污点，单单博士学位问题，在他人刚刚去世十几天掀出来，我觉得让我们观众不太舒服。 2 我上篇博文已经表述过，如果真要进行揭露，也应该在他在世时写出来，让他有个申辩的机会。既然揭露，就不要担心其他了，十年时间不揭露，他刚刚去世揭露，他已经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了。有些人说博文中的照片为据，从证据要求上来说，这些照片上的文件需要证明其真实性的。在法庭上，第一个任务是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包括对方当事人与律师都可以要求法庭首先进行定夺。 3 我先申明，我不怀疑原博文中照片的真假，但：有没有有关这事情的其他证据？有没有其他证书？这些表格是谁填写的？如果是其他人填的，为什么这样填？他本人是什么态度？有没有将所有涉及到这样的材料全部查到，有没有全部列出来？这只有刘源张本人清楚，其他人可能不关心甚至不清楚来龙去脉了，网上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要申报什么材料，都要求本人提供，这样一是不会漏掉，也可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其他人填的表经常是不准确的。这次事情相当于人刚去世，就进行‘缺席审判’，让‘被告方’无法申辩，这是不公平的。 4 有评论说，刘在世，其他人不敢说。我觉得不完全正确，一是刘不具有生杀大权，博士学位的质询在他在世时说说也不会有大事，何况写的博主已经身居国外，不会对人身有危险。所以我不认可有些评论中说不敢这词。 5 这次对这事件许多博友支持的态度，我认为是对中国院士制度的一个不满意而进行的情绪表达。中国的学术现状与院士制度已经有许多诟病，广大学人非常不满 ，甚至深痛恶绝，大家支持对学术中的不良现象进行揭露，这是内心的一种渴望。一般人没有进一步考虑这事情的严密性。 6 刘源张的博士学位，如果对其历史负责，科学院可以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全面核查，如果负责任的话，应该有个结论，如果其中一些问题搞不清楚非得刘本人才能说明，也应该将这些事情公布于众。要么不当真，要么就当真到底。多少年后，刘源张本人的一生中就有这样一个重要疑问，说得不好听的话，他的人生有个‘污点’，而这污点没有得到彻底证实，这对刘是非常不公平的。 7 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学术情况，揭露牛人中的作假及违法是需要的，这是净化学术空气，但最最主要的是揭露当前的利益获得者，这样的揭露是英雄所举。一是他本人可以申辩，二是也可以热议，三是对学术界也是一个警示。 8 刘源张的学术贡献到底如何？我是不知道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姓名。但他的学术贡献的材料全部留在世上，这是客观的，因为他报院士的论文、做的工程、做出的学术贡献已经固定，也在申报院士的材料中，对去世院士，应该从这些来进行评价，而且与他本人是不是在世是无关的。有没有博士学位，对他院士的称号其实已经不是最最重要的了。对学术与社会的贡献才是他是不是合格院士的唯一标准。我认为，对这方面提出疑问是合法合理的。特别他的论文有没有假，有没有抄袭，这都发表在期刊上，都有前后顺序。 可能这博文又要引来不少反对声了，争论可以，甚至激烈反对，但一定要以理服人。我的本意是客观看待这事，这样做是对刘源张的负责，也是做科学人应该有的严密。 如果刘源张没有学术造假、违法、制造冤假错案、人品恶劣等大问题，他毕竟对学术做出了贡献，也基本符合院士的任职条件，他又没有机会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进行申辩了，而且院士以贡献为依据的，就让他‘安息吧’。让有口难辩的他的家人安静吧，否则他的家人可能不清楚这事，也辩不了，也非常难受。 在专门部门调查清楚给个结论之前，谁也无权说刘源张的博士学位肯定是真的，谁也无权说肯定是假的。只能说：有疑问！ 古话说：盖棺定论。如果没有权威机构彻底查清，刘源张的博士学位永远无法‘盖棺定论’了。 不放过恶人与坏人，这是一个原则，对于做过贡献也没有做非常出格的事的过世学人，还是宽容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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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下去了，关于刘源张博士学位的问题！
热度 35 xcfcn 2014-4-22 16:04
王鸿飞老师作为知情人，把自己知道的真实历史说出来，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作为听客，听到后笑一笑也就洗洗睡好了。 结果有不少人上纲上线，大有不把刘源张院士拉出来鞭尸都不行的刻骨仇恨。这都哪门子事啊。 就算博士学位是刘源张本人默认编造的，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人家确实在那里呆了4、5年。而且在国家急需人才的时候回到了国内，也确实做出了贡献，而且得到了国际上同行的认可，并因此被增选为院士。难道这一切有什么大问题吗？学位的问题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来说，这是怎样的细枝末节，无伤大雅啊。 如果一定要从社会这个角度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院士增选的时候，材料的审核再严格一点，我想这一点，现在显然不是问题。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要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要有自己的一套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不能因为人家在国际获奖了才背书，这才是可怕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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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对刘源张院士的打假
热度 1 Babituo 2014-4-21 11:29
我在刚才的留言里说，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选择问题？ 现在反省这个说法， “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 ”还加上“社会主义 ”一定要对立吗？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做法能带来财富的增长，就选择什么做法。 科学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做法在总体上能用最小的能量组织最多可能组织的能量，就选择什么做法。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多数人认同什么做法，就选择什么做法。 刘院士的在做法是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所害，追名逐利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科学主义，不会以局部获利带来整体失衡，也就是不会因为局部最优解放弃全局最优解。 社会主义，就是相信群众（实际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是一致的），本质是最大似然原理的运用，有科学的内涵。但群众爱跟风，不是随机样本，这是要命的。 这三种做法的选择是冲突的想法，来自我们的“球态思维”，认为我们的信仰是球形的，是球形的，只能有一个唯一的自转轴。 在“圈态思维”下。我们可以认为 信仰是环形的。可以有三种自转轴，产生的自转分别起到“定向”，“团结”和“代谢”的三大自组织的作用。 正好，对照三大主义， 科学主义起到的正是 “定向 ”的作用； 社会主义 起到的正是 “团结 ” 的作用； 资本主义 起到的正是 “ 代谢 ”的作用； 三大主义在立体上，原来是按相互可以协同和配合的。 可惜，懂 “圈态思维 ”的人，目前太少了。
个人分类: 三旋理论学习|2401 次阅读|2 个评论
刘源张院士已经不能为他的的博士学位申辩了
热度 19 lin602 2014-4-21 10:20
有博文写了有关刘源张院士博士学位问题（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76do=blogid=786637 ） ，我们搞化工的不清楚刘源张的学术及其他，甚至还是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只能八卦点这件事了。 从道理上来说，这些问题要写应该在刘院士在世时写，让他有个申辩或说明的机会。就象法庭上，当事人缺席时无法为自己辩护，更无法对所述材料中内容进行说明甚至进行对质了。目前为止，作为外人，无法说‘是’还是‘不是’，除非专门机构组织全面调查，最后给个明确结论。 任何非正常渠道的信息只是说有疑问了。 现在他人去世了，也看不到这些内容，也不存在为自己辩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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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刘源张院士
热度 7 dongping2009 2014-4-21 10:09
也谈刘源张院士 魏东平 这两天， 科学网 关于刘源张老先生的话题，似有渐成热门之趋势。主要是由我的两位校友，也是科学网上的领军人物王鸿飞与陈安两位博士的相关博文引致。 王鸿飞博士的相关博文链接： 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 。 陈安博士的相关博文链接：激情人生—— 之一 、 之二 、 之三 。 我虽然与刘源张老先生不是一个专业，但却是较早时间就与之互相认识的，仔细算起来可能有20多年了，好像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吧，记得那时候，科学院照例每年都要举办一到两次的围棋友谊赛，或者是以工作单位组队的团体赛，因为共同喜欢围棋的缘故，赛场上便偶尔能够看到当时还不是院士的刘源张老先生的身影来，一来二去，便就算互相之间，保留了一点对对方的印象，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否我们中间互相对过话啥五的。 90年代末，在我回国之后的最初几年，同样在这样的场合，我们有过几次见面的机会，其中有一次，好像是在计算所比赛的那一年，中间在计算所食堂午餐时，各自打好饭菜后，正好坐在一张桌子上，算是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我和他一起对话交流过的一次，因为各自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所以有关话题便说得相对多了一些，但现在回忆，具体说了些什么，却是又一丝丝也记不起来了。 所以说，记忆这东西，在很多时候，说起某某人某某年代的事情，尤其是牵涉到年老之人当时之人物内心活动的话语，感觉上便并不是一件非常靠谱的事情。 说起围棋与记忆力等等，这里再补充一些，上年度末，我的科学网博文中提到因为岁月不饶人，我已经“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尽管我曾经在历史上好几次“ 代表了一把中国科学院 ”，但最近这次整个一个败走滑铁卢的经历，实在是连我自己提起都很不好意思的事情。 但“ 小邪黄秀清 ”却借火浇油，对我大加“讽刺”，说我在国内弈城网上的实力，也就是2-3段的实力。真真是岂有此理！于是当时立马就注册弈城，下载弈城手谈围棋的客户端，积少成多地在弈城攒积分，终于攒到了目前弈城网给我的6段围棋段位证书。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小邪了，我尽管宝刀已老，但仍“削铁如泥”！ 也是“ 是为记 ”。
个人分类: 闲谈科网|4609 次阅读|13 个评论
从王鸿飞打刘源张院士的假说起
热度 65 Majorite 2014-4-21 08:44
从王鸿飞打刘源张院士的假说起 嵇少丞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专家，被媒体誉为 “ 中国质量管理之父 ” ，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 2014 年 4 月 3 日 20 点 30 分逝世，享年 89 岁。刘源张死后第 16 天，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原研究员王鸿飞博士在网上实名揭发刘源张先生所谓 “1954 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 ” 是假的，获得美国野鸡大学 ——Newport 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更是一钱不值。还挖出刘源张的历史问题 ——“ 被 1942 年被日本宪兵抓去日本留学 ” （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1-11-22/59139.html ）也是假的： “1942 年，刘源张 17 岁，在青岛被日本人选派到日本学习 ” ，当时 “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酣 ” ， “ 无人愿去，出于 ‘ 讲义气 ’ ，刘源张答应 ‘ 帮忙 ’ ，只在临行前一天才告知家人。别人不愿去，他愿意去。这不是自愿是什么？ ” 。（ http://www.cae.cn/cae/html/main/col236/2013-06/18/20130618095629654254560_1.html ） 王鸿飞博士揭发刘源张院士的文章：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76do=blogid=786637 据王鸿飞，【刘源张先生在 1985 年的入党申请书中亲笔填写的文化程度是 “ 研究生院肄业 ” ，而他在 2001 年 3 月中国工程院院士申报材料的学历部分中却填写的是 “1950 年 12 月 -1954 年 8 月美国加利福利亚研究生院运筹学博士 ” 。更有意思的是，在工程院院士申报材料中，他并没有提供 UC Berkeley 的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却有一份美国著名的克莱登大学 Newport University 的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上面写的是他于 1997 年 3 月 31 日被该校授予 Doctor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学位】。据王鸿飞分析，在美国，理科博士证书上一律写的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哲学博士） , 唯独给 刘源张先生的那份写着 Doctor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那个所谓的 Newport University ，早已不存在了， 在 2011 年以后改名为 Janus University （双面神大学）。不要以为是中国，大学名说该就改，麻省理工学院从来就是这个名字，没有改成美利坚理工大学。 刘源张院士 “ 习惯于对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讲法 ” 又一次让公众对中国式院士失去应有的尊敬，网友惊呼： “ 怪不得蔑视院士的人与日俱增 ” 。网友高招顺评论道：【人家 （刘源张） 是“中国质量管理之父”，能钻“院士评选的质量管理体系”的空子，更能证明（刘源张）老先生在质量管理方面的水平。】 4月9日上午，刘源张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党与国家对 刘源张先生评价相当的高：【 刘源张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爱党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他在上世纪 50年代受钱学森之邀，毅然回到新中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由于被迫害，他被关押秦城监狱八年半，但始终保持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刘源张先生的一生，是奉献给中国质量管理的一生 。他不仅在学术上创立了中国的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而且身体力行，为中国质量管理的实践走遍大江南北。 刘源张先生的一生，是热爱人民的一生 ，他为推行质量管理指导千万个企业，始终关心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关心国家未来的发展。由于杰出贡献，刘源张先生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并且获中国质量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哈灵顿－石川奖、费根堡终身成就奖、兰卡斯特奖等国内外重要奖励。刘源张先生的去世是中国管理科学界和系统科学界的重大损失。】 王鸿飞博士揭发刘源张院士所用的材料，来自他太太王丹红。王丹红曾任科学院主办的科学时报的中心要闻部记者，她曾于 2004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5 周年之际受派采访刘源张院士，准备写一篇宣传 “ 先进人物 ” 的报道。刘源张是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的工程院院士，被誉为 “ 中国质量管理之父 ” ，当时被统战部遴选为建国 65 年来优秀归国服务人员之一，刘源张院士所在单位的办公室秘书给王丹红记者提供了材料，但是就是这些材料让王丹红与王鸿飞发现了破绽。最终，这篇宣传稿没写成， 但是那些采访笔记及其搜获的材料， 10 年之后却成为她丈夫揭发刘源张院士作假的证据公布出来，见了马克思 16 天、聪明一辈子的刘源张先生大概没有预料到吧。当下官场有句话怎么说的， “ 防火、防盗、防记者 ” ，今后连女记者的老公也得提防了，呵呵。那些曾接受王丹红记者采访过的“科学家伙们”是否会就此惕惕不安？ 医生有个职业规则，就是替病人的病情保密。看样子，新闻行业没有这样的规则，记者无需为被采访者保密，一切以法律与道德为准则，一旦发现被采访者有问题，特别是有重大新闻价值的问题，记者为了对社会负责则更会加以揭露。例如，虽然 美国政府以间谍罪、盗窃罪以及侵占政府财产罪诸罪加身斯诺登， 但是 2014 年度普利策新闻奖却授予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因其在斯诺登事件与揭露美国政府实施大规模监控的报道中厥功甚伟， 特显公共利益高于政府利益的价值观。所以，如果中国也有类似于普利策新闻奖的话，我建议 2014 该奖可以授予王鸿飞和王丹红夫妇， 因为他们勇敢地揭露中国式院士的弄虚作假与职业操守失防。 公开揭露 10 年后才进行，而且是在 王鸿飞和王丹红夫妇脱离中国体系、再次定居美国之后， 说明在中国要揭露一个副部级的院士是多么令人顾虑的事情,哪怕你有实据在手！据王鸿飞介绍，王丹红记者发现刘源张学位作假之后，曾 “ 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沟通，化（花）了一个多小时说明自己发现的事实和疑问，表示这篇文章自己不能写，有关方面也同意不再写这篇宣传文章 ” 。但是， “ 组织 ” 并没有重视起来，也没有对此进行严肃认真地调查核实并给予必要的处理。由此看来，中科院与工程院对刘源张院士的“弄虚作假”不是 “ 零容忍 ” ，而是 “ 最大程度的容忍 ” 了， 否则 2004 年之后 刘源张院士怎么还收获很多奖励与荣誉，例如 2013 年的 “ 首届中国质量奖，还是国务委员亲手发奖，可见级别还是相当高的 ” 。中国科教界学术不端与弄虚作假越演愈烈，不能不与相关部门领导的不作为关系很大，他们对此太容忍， 甚至自己也或多或少有吹牛作假 的前科（老实人上不去）。换句话说，刘源张院士学位造假这样的事若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呢？ 王鸿飞和王丹红夫妇还要长等 10 年、于 刘源张院士死后再揭发他博士学位造假吗？不用说他是一个院士，就是教育部长、国防部长甚至总统，也得名声扫地、下台谢罪。 10年中，王鸿飞夫妇数次搬家，就是舍不得丢掉 刘源张 的材料，从中国北京带到美国西北小镇，真是难得的有心人，这是什么精神？要说 王鸿飞夫妇与 刘源张 院士有仇吗？我想应该没有。国人往往从个人怨仇去解释揭发者的行动，其实大可不必，应该是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召唤着他们不得不站出来揭露作假的丑行。我历来主张“不问动机，只问真相”。 南京林业大学的林中祥教授争辩说：【从道理上来说，这些问题要写应该在刘院士在世时写，让他有个申辩或说明的机会。就象法庭上，当事人缺席时无法为自己辩护，更无法对所述材料中内容进行说明甚至进行对质了。目前为止，作为外人，无法说‘是’还是‘不是’，除非专门机构组织全面调查，最后给个明确结论。 任何非正常渠道的信息只是说有疑问了。 现在他人去世了，也看不到这些内容，也不存在为自己辩护了。】我想王鸿飞博士是不会同意林中祥教授观点的，死后再揭发比生前揭发或许对中国的科教界更有教育意义，那就是： 别作假，作假必被揭， 即使人死了，还会被人拉出来当众鞭尸，叫ta死不安宁。 有句话说，人死债销， 人死了欠银行的摘都不要还了，但是生前作假死后被人鞭尸。所以， 宁 欠 银行的钱，不做一点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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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
热度 83 hongfei 2014-4-20 05:29
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 2014.04.19 十年前的一个愿 写博文这事儿，似乎是一旦停下来，就很难再拾起。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在科学网写新博文，渐渐就忘了有这回事儿。不过4月9日在科学网上看见有“中国质量管理之父”之称的刘源张院士仙逝的新闻，让俺想起了十年前许的一个愿，不得不重操旧业。 俺十年前的那个愿是：刘源张院士仙逝之后，俺要写一篇博文讨论他的博士学位问题。 科学网新闻《中国质量管理创始人刘源张院士逝世》连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4/291662.shtm 在《刘源张：我的质量生涯》那篇博文后面，俺留意到刘源张院士的年轻同事陈安学弟在4月10日许愿说“俺们这几天要写一篇文章几年（纪念）刘先生”，很是期待了几天，想看看他们究竟会写些什么。因为俺得回头在故纸堆中寻找十年前的资料和整理对当时事情的记忆，所以初步计划在看过学弟的文章之后再写。可叹学弟的那滴相思泪一个礼拜也没流到嘴边。还愿要紧，就不等他了。 科学网《刘源张：我的质量生涯》博文链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28739do=blogid=783863 缘起 200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5周年，新闻和媒体上照例要宣传一批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据说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的工程院院士，所谓“中国质量管理之父”的刘源张先生，当时被统战部遴选为建国65年来优秀归国服务人员之一。我太太当时作为科学记者，就被分派任务去采访刘源张院士，要写一篇宣传稿。 尽管她花了很多功夫去收集资料，并且当面采访了刘院士好几个小时，做了很多页的采访笔记，但这篇宣传稿终于没有写成。 这篇宣传稿没有写成的原因，是因为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中刘先生的博士学位可能存在问题。刘先生在1985年的入党申请书中亲笔填写的文化程度是“研究生院肄业”，而他在2001年3月中国工程院院士申报材料的学历部分中却填写的是“1950年12月-1954年8月 美国加利福利亚研究生院 运筹学 博士”。更有意思的是，在工程院院士申报材料中，他并没有提供所谓“美国加利福利亚研究生院”（刘先生当年就读的是UC Berkeley，见百度百科介绍）的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却有一份美国著名的克莱登大学Newport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上面写的是他于1997年3月31日被该校授予Doctor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学位。 当我太太问我有没有听说过Newport University的时候，我说Newport听说过，但是Newport Universit没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什么在美国博士学位会被称为Doctor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俺是化学博士，但证书上一律写的都是Doctor of Philosophy。于是俺上网查了一下，结果大吃一斤。 百度百科刘源张词条连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208.htm 克莱顿大学Newport University和双面神大学 如果你在2014年的今天到google上去搜索Newport University的信息，你会失望地发现自己会被搞糊涂。2004年还存在的那所Newport University，在2011年以后已经改名叫做Janus University（双面神大学），原来的www.newport.edu网页已经上不去了。 维基百科上关于双面神大学（Janus University）的网页上说： Janus University, formerly known as, Newport University is a private, distance education institution located in Newport Beach, California. It was founded in 1976 and was licensed by the former State of California Bureau of Private Postsecondary andVocational Education. In 2011, according to its website, Newport University changed its name and stopped offering degree programs. Newport University was an approved school by the California 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Newport University was not accredited by any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organization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r the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In July 2007, the Secretariat of Public Education (SEP) of Mexico issued an alert listing eleven institutions that were unaccredited in Mexico, including Newport University. 总结一下，Newport University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美国教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或者高等教育认证理事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承认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的认证。2007年墨西哥的公共教育部将Newport University列为11个未获得墨西哥认证的大学之一，向公众预警。 维基百科上双面神大学（Janus University）网页链接：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nus_University 另外有所成立于2002年的叫做Newpor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大学，在2008年和当时的Newport University合并.据维基百科上的信息，2005年肯尼亚政府取消了Newpor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在肯尼亚颁发的200多个学位。 维基百科Newpor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大学网页链接：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port_International_University 没有内容的Newpor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大学网页链接：http://www.niu-edu.us/ 可以说，Newport University和Newpor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大学都是类似于钱钟书先生当年的小说《围城》中方鸿渐买文凭的那所克莱登大学。跟唐骏同学和与禹晋永同学获得博士文凭的西太大差不多。 大概因为Newport University的名声实在不好，双面神大学（Janus University）的网页在谈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尽管也提到自己建校于1976年（Newport University建校时间），但却连Norport University大学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双面神大学（Janus University）网页链接： http://www.janusuniversity.edu/ 双面神大学（Janus University）网页上关于该校历史的介绍： http://www.janusuniversity.edu/about-us/history 2004年我在网上查Newport University大学的时候，忘记了截频存档所查到的内容。当时得出的基本结论和今天一样，就是所Newport University是一所没有校园和正规教育手段的颁发文凭的机构。俺只是不知道当年刘源张先生的那个Newport University大学的Doctor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全面质量管理博士）的学位是通过什么渠道和花了多少钱弄来的。他的Newport University学位证书上有Honoris Causa拉丁字样。意思是 for the sake of the honor，这一般是指荣誉学位或者没有注册和上课的学生的学位，正式的博士证书上是没有这个字眼的。 刘老先生又不是禹晋永那种没上过像样大学的混混，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弄这么个既无认证、又无校园也没有任何学术名声的“三无”大学的荣誉学位。 有疑问的UC Berkeley博士学位 如果刘源张院士真有UC Berkeley这样的国际名校1954年的运筹学博士学位，他的Newport University大学博士学位并不是大问题。也许他只是个老顽童，只是想和他的同事、单位，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工程院的有关方面开个玩笑，看看他们有没有幽默感而已。比如当年花花公子兔和女招待女郎出身的免疫学家Polly Matzinger好玩，就曾把她自己养的狗列为她的一篇研究论文的共同作者。 《会思想的芦苇和会问问题的女招待》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76do=blogid=292 问题是，刘源张院士先在他自己1985年的入党申请书上说自己是“研究生院肄业”，意思是自己没有拿到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后来又在2000年的院士申请书中说自己是UC Berkeley 1954念的运筹学博士，没有提供任何相关博士证书或者博士论文的证明，却提供了一份Newport University这种克莱顿和西太大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博士证书。不知道当年他在参加院士评选和院士材料公示的时候，有没有人对放着全宇宙知名的UC Berlkeley的硬文凭不提供，却提供没人知道的Newport University这种文凭的情况产生任何疑问。 带着这个简单疑问，我当时就在北京家中登陆UC Berkeley的图书馆网页，去查找任何可能与刘源张院士有关的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记录。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无论如何找不到任何可能与他相关的博士或者硕士论文记录。我查了与刘源张或者张定国（刘源张先生的曾用名）有关的各种可能的老式和新式拼音的组合，结果均是一无所获。我用同样的方法去查所有我知道的在UC Berkeley获得过博士学位的老先生的名字，却没有一个查不到的。即使其中有少数名字中的某个字在数据库中出现拼写错误，经过查询和排除，也没有一个找不到的。我带现在也不能排除可能刘源张先生的UC Berkeley博士论文的确存在但只是我没有找到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的确很小。 就在写这篇博文之前，我又连线到UC Berkeley的图书馆网络，仔细按照和各种可能进行搜寻，还是没有找到。我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如果哪位有心，或许可以到UC Berkeley去再找，看看能不能找出来。 所以，我的结论是，十有八九刘源张院士的这个UC Berkeley博士论文是不存在的，他在入党申请书中说自己是研究生院肄业是真实的。他没有对党组织撒谎，但却在工程院院士申报的时候编造了一个谎言。 因为以上的原因，我太太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沟通，化了一个多小时说明自己发现的事实和疑问，表示这篇文章自己不能写，有关方面也同意不再写这篇宣传文章。 不知道后来刘源张院士有没有获得2004年这个荣誉，起码2004年国庆前后我没有见到相关宣传文章。不过他老先生近年来还是获得了不少荣誉的，比如2013年底的首届中国质量奖，还是国务委员亲手发奖，可见级别还是相当高的。 《刘源张院士获首届中国质量奖》报道连接： http://www.cas.cn/xw/zyxw/yw/201312/t20131217_4000010.shtml 中国网最近对刘源张院士的采访和报道链接： http://fangtan.china.com.cn/node_7144727.htm 没有答案的疑问 我至今任然不理解为什么刘老先生在自己博士学位问题上会出现不一致这件事情。我无法查证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称自己是UC Berkeley博士的，至少在1985年他还在入党申请书上表示自己没有博士学位。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刘源张在1997年拿到Newport University的博士证书，拿到他真的是因为要选工程院院士才这样做的么？1997年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是所谓全面质量管理界响当当的人物，1995年就是国际质量科学院（我个人不知道这是个啥机构）的院士，难道这些还不能证明他自己的学术或者管理地位么？为什么还要去弄这么个破玩意儿呢？ 2004年，刘源张院士已经79岁，第二年就要在工程院资深。出于中国儒家为尊者隐为贤者隐的传统，我和太太决定在他去世之前不去说这段故事。但我在当时对自己许了个愿，在刘源张先生去世之后，我要把这件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说出来。这样既不会在老先生生前让他难堪，也给历史和社会一个交代。 唯一遗憾的是，老先生去世之后我们无法知道刘老先生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他也许曾就有过的难言的苦衷和尴尬。 隔行如隔山。客观地讲，我个人无法评价刘源张院士的成就，也没有任何打算怀疑和否认他做过的事情对社会或者国家可能的贡献。他个人在战乱和政治迫害中的遭遇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让人思索。 1942年，刘源张先生17岁，在青岛被日本人选送到日本学习。1942年是冯小刚拍电影表现1937年以来一直是日占区的河南延津县大饥荒的那一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酣。他来先生这个时候自愿去日本学习（应该是从中学开始学习，他1946年才进入日本大学，1949年大学毕业），和1928年吴清源去日本学棋，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他在1949年从日本去美国学习，到1954年离开美国，大学毕业后在Berkeley5年时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也是一件有悖常理的事情，不知道中间还有些什么不能为外人道的故事。他能在1942年选择去日本，又在1956年选择回到中国大陆，这也是我个人觉得难以完全理解的事情。 这些疑问，很可能永远没有确切的答案。 遗憾和声明 据我太太说在她接受采访任务的时候，刘院士所在单位的办公室秘书受命提供给记者所有相关的资料。这些第一手的相关材料，引发了对他博士学位真实性的疑问。据说后来这位办公室秘书在岗位返聘中可能因此受到了影响，我太太一直为此觉得遗憾。 我只能安慰她说这两件事情之间也许没有直接联系。至少，她没有写这篇宣传报道，是一件不需要遗憾的事情。 最后，需要声明一点，如果今后有人能从UC Berkeley找到刘源张先生的博士论文，以及提供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的他的UC Berkeley的博士证书。那时我一定会为我的无能和莽撞向老先生和他的家人表示歉意。 图一：Newport University博士学位证书 图二：1985年入党申请书 图三：工程院院士申请书封面 图四：工程院院士申请书简历 图五：工程院院士申请书单位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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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张：我的质量生涯
热度 8 sciencepress 2014-4-11 09:51
【编者按】 2014 年 4 月 3 日中国质量管理创始人刘源张院士与世长辞，享年 89 岁。刘源张先生的去世是中国管理科学界和系统科学界的重大损失。 2011年，我社出版了刘源张先生的自传《 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 》一书， 叙述了他致力于质量管理近 60 年工作中见到的人和遇到的事。 兹节选该书“前言”部分以飨读者。读之音容宛然，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 刘源张：我的质量生涯 今年是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30 周年，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戚维明同志要我写一本书，把我这近 60 年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说一说。的确，这两个 30 年的经历可以说是波澜万丈。遇到了那么多的人，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再加上前一个 30 年是计划经济，后一个 30 年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大环境的不同自然对我的质量工作有影响。 60 年的时间里在质量战线上的领导干部都换了几代，工人层次的变化就更大了，我的质量工作也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过变化。这本书记载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与时代的变迁。不过，我不是写中国的质量管理史，我只是写写在这段历史里个人的经历和感受。真实完整的中国质量管理史是必要的，我希望我写的这点东西能为将来写史的同志做个参考。 一、质量生涯的准备 1949 年 2 月我从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因为当时的盟军已经封锁了日本，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的交通中断，我想回国也回不来，就进了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导师是青山秀夫教授。他给我的研究题目是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统计学原来在京大的传统是德国的记述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来英美的实证学派，导师要我先学习一下数理统计为工具的实证研究方法，过了半年多，他要我做好准备去东京大学听课。当时东京有一批学者组织的称为统计工学的讨论班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于是我就去东京大学拜访了牵头讨论班的在化工系任教的石川馨教授。他很亲切，让我参加他的讨论班。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质量管理的话题，并且知道了小柳贤一和他的日本科学技术连盟。但是那时我的兴趣和努力却在经济计量学的学习上，对质量管理不过是捎带着了解一点。 1950 年 12 月由于青山教授的推荐，我去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修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和围绕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 1951 年的 12 月初，青山秀夫教授以福布赖特基金访问学者身份来到美国，第一站就是伯克利。在学校的国际会馆我去看他，他询问我的学习和打算。我无意间说出，毕业后还是要回中国。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哀感，我知道，他推荐我来美国学习，是指望我以后回日本去他那里任教帮他的。他沉默了一会，对我说，既然这样，你还是改学工商管理，这对你的祖国也更有用。他了解，我在进京都大学之前，曾经学过两年多的机械工程，可能有点底子。于是听了他的话，我转到了刚刚兴起的运筹学。 1992 年 2 月 16 日青山秀夫教授病逝，他的门生编写了纪念文集，《青山秀夫著作集 别卷 青山秀夫先生的学问和教育》，于 1999 年 4 月出版，公开发行。集子里我写出了这段往事来纪念他、感谢他。我是他唯一的中国弟子。 运筹学内容繁多，什么都要学习一点，其中的质量管理有当时的名师格兰特（ Eugene L.Grant ）教授，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授课。连续两个暑期，我都从伯克利去斯坦福听他的课，参加他的讨论班。他是一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老师，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引人入胜。我逐渐对质量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下了些工夫。 1955 年 8 月我毕业离开美国，回到了日本。这时，日本的质量管理成了气候，我再次求见石川馨教授，表明这次我要真正学习质量管理的愿望。由于他的帮助，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去过几个工厂，长了一些见识。 带着这点准备， 1956 年 8 月我回到了祖国。 二、质量生涯的偶然和必然 回顾我的质量生涯，好像都是偶然。 我从小就想当个工程师，原因很偶然，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家楼下的一间屋子租给一位工程师。他是山东大学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就职于青岛的英美烟草公司。我母亲请他帮我补习数学，他挺喜欢我似的，就答应了。晚上他下班后，我到他房间去学习。日子长了，我看他生活的非常潇洒，羡慕得很，就想我长大也当工程师。其实，工程师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问过这位王老师几次，他没告诉我什么。原因就是这样的可笑。 到了日本，为了躲避美军的空袭，我辗转换了几个学校，工程也没学多少。日本战败投降了，我倒考进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成了日本的最后一期的帝大学生。为什么学经济呢？当时日本人都在讨论为什么日本打败了，日本的技术不是很好吗？零式战斗机、武藏号和大和号的战舰，都是举世公认的超一流装备。结论是因为日本人不懂战争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所以他们认为要好好学习经济、研究经济。社会的认识成了社会的潮流。我随着潮流，学了经济。这是一种偶然。 学质量管理，我在上面说过，是由于青山老师的一句话，是个偶然。回国来能干质量管理，也全仗了钱学森先生的一封信。如果我真的去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长春一汽），恐怕我干不起来质量管理。这也是种偶然。 “ 文革 ” 开始不久，我被抓进了秦城监狱，足足待了八年八个月，有充分的时间学习了马列主义，反思了我十年的质量控制的工作，总结出了如果我能出去再干的话，我要怎样干的想法，这岂不是最大的偶然。果然出来了，拖着个 “ 特嫌 ” 的尾巴，这倒好，没资格想名利了，干脆全身心投入到厂里的工人群众中去。这也算个偶然吧。 细想起来，大大小小的偶然太多了。但是，不就是这些偶然催着我东奔西跑吗？是不是有个必然始终贯穿在这些偶然当中呢？要不然，我怎么在这 60 年有喜有悲、有得意有失望中，从未改行，只干质量管理的普及与提高呢。我想，大概就是那个概念，回家。我幼时受的教育是 “ 忠孝仁义 ” 的思想，特别是 “ 孝 ” 字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深深烙在了我的心里。在外国的 15 载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一次想着想着被抓进了日本九州的佐世保宪兵队长崎分队的监狱。以后有机会再来写写这一段。回来了就想把家搞得好一些。这个家不仅是自己的 “ 小 ” 家 —— 我的家，还有个 “ 大 ” 家 —— 我的国。家有个生活质量，国有个发展质量，两个质量都靠产品质量。家与国要好起来，就得先把产品搞好。我的质量管理工作里，可以说是 “ 忠孝两全 ” 。其实，应该说，所有的中国质量工作者都是这样的。 三、质量生涯的收获 现在，人们称我为 “ 中国质量之父 ” 。这是怎样来的？ 1991 年 7 月，中国台湾的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战略 —— 生产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我为 “ 中国品管之父 ” ，后来这个说法逐渐传入大陆，为人知晓。当然，这也许本来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们给我的称呼。不管怎样，这是极高的荣誉。不过，我更喜欢这样的评价， “ 他帮助中国的企业改变了对质量的看法和质量管理的做法 ” 。在管理科学上，理论、方法固然重要，其实思想更为重要。思想能够传播开来，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导力量，这才是管理科学的最大贡献。国内的许多同志都为质量管理思想的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我只是开了个头，当了一回帮手，或者，不客气地说，当了一回 “ 舵手 ” 。 我的名片上在名字的下面有一行小字 “ 全国劳动模范 ” 。这是炫耀吗？不是。这是提醒，要我记住 1978 年 3 月的 “ 科学的春天 ” 。这个春天里，科技工作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有了被评选劳模的机会。更深的意义是要科技工作者自觉担负起作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 1979 年我被评为全国劳模，在颁奖大会的主席台上从邓颖超同志的手中接过了劳模勋章。这是国家承认了质量管理的作用，是对全国质量工作者的鼓励。 真要说收获，并不是上面说的两件事。真正的收获是我通过质量管理的推行实践联想到许多学科内容时的喜悦。质量管理是个技术科学的问题，这不用多说。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质量问题是要靠技术解决的。质量管理也是个哲学问题，里面有唯物辩证法的问题，有价值观的问题。质量管理也是个人文科学的问题，里面有秩序的问题，有治理的问题，有法律的问题，有道德的问题，有和谐的问题。质量管理更是个经济科学的问题，里面不仅是产品成本和价格的问题，也有资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市场的问题、竞争与协作的问题。质量管理一般认为是个管理科学，这也对，里面有权限和责任、组织和委让、标准和规范、体系和要素、意识和行动等问题。这些问题与质量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会构成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近年我常常想写写这件事，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本书里，我写下这方面思索的一些片段，这里那里的一点一滴，不成体系。但总的来说，读者也许会看出我思想上的连贯性。 最大的收获还是通过质量管理我结识了一些人。这些人理解我、想着我、记着我。我也想着他们、记着他们、感谢他们。这本书就是我对他们的思念和感谢。 四、质量生涯的起伏 我的质量生涯大体上还是顺当的，但也有起伏。我把它分成了六个十年，前五个已经过去，后一个正在进行。每一个十年，如今回忆、思想起来，都有些鲜明的特色。不是说，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样的时代特色，而是说个人成长经历的特色。 第一个十年是我回国后开始我的质量生涯的期间。万事开头难，何况那个十年里，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不断，我既要适应当时人们在政治上的要求，又要适应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思潮。事事都要从头学起、干起。碰钉子，闹笑话，反正顶过来了。 第二个十年碰到了 “ 文化大革命 ” 。这场浩劫把中国的质量事业摧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自己也遭受了一场厄运，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好在坏事能变成好事，我倒在这个十年里 “ 脱胎换骨 ” 了一下。 第三个十年是我质量生涯中 “ 离陆起飞 ” 的时刻。人人都有个名利思想，我却因为 “ 特嫌 ” 的特殊原因被动地摆脱了名利，可以 “ 轻装上阵 ” 。工作的目的和心态都有我自己的平和，工作也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有了成就。 第四个十年是我质量生涯中发展的时期。我有了一些实际上的经验，也有了理论上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有了 “ 知天命 ” 的感觉。我已经过了 60 岁，晚是晚了许多年，但我有了我的 “ 三感论 ”—— 时代感、使命感、科学感。这些就是我工作的动力。 第五个十年是我质量生涯中最从容的时期。人们称我 “ 老 ” ，我不讨厌；人们称我 “ 泰斗 ” ，我不反对；人们称我 “ 之父 ” ，我不在意。只想对质量工作能说几句中肯的话，办几件对质量事业有用的事。 本书的前五章因此叫做 “ 尝试 ” 、 “ 反省 ” 、 “ 奋斗 ” 、 “ 开拓 ” 、 “ 发挥 ” 的十年。第六章按十年计算，应该是 2006 年到 2015 年，但这本书只写到了 2010 年，那剩下的五年还在未来的前头。故名之 “ 余热 ” 的十年。 五、质量生涯的未来 到了我这般年纪，还谈未来 ! 日本有句谚语， “ 说未来，会被鬼笑话的 ” 。我说未来，怕是要陷入这种境地。中国质量协会成立 30 周年，为了纪念，我写了个题词： 看三十年，天翻地覆，整体质量形势，又好又快； 愿千万人，勤学苦练，全面质量管理，利己利国。 我在未来的质量生涯中希望还能为这千万人学习全面质量管理做些工作。现在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已经大大不同于我刚开始提倡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了。 1976 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企业是处在千疮百孔从而百废待兴的境地，我们的工人是处于从劫后余生转向涅 槃 重生的时机。 1986 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企业正在挣扎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们的工人正在苦苦经历着竞争上岗的痛苦局面。 1996 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站稳了脚步，我们的工人开始迎来了他们的新的农民伙伴。 2006 年，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企业进入了改头换面的阶段，我们的工人也面临着学习提高的要求。在这些不同的时期，全面质量管理有不同的问题和做法。我都尽力去思考、去摸索、去适应、去创造。然而，未来的十年呢？工人、干部都换了几代，都年轻化、知识化了。我同他们无可奈何地有了代沟，他们想些什么，我都不清楚。我的这套三感， “ 时代感，使命感，科学感 ” ，还能说得通么？我重新学习吧，尽量再为新时代的新人的新全面质量管理做点工作。 本书的一个意图正是，希望引起青年读者的兴趣，从而投身到全面质量管理的队伍中来。 六、质量生涯的感谢 然而，本书的真正意图是感谢。我的质量生涯中要感谢的人太多，书中提到的许多位就不在这里重复。有几位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 中国质量协会第二任会长是宋季文同志。他从上海市副市长卸任下来，任轻工业部部长，之后又到中国质量协会挑起这副重担。我那时是他的一名副会长。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更是关怀备至。 1989 年 2 月 8 日，宋老由他的公子南平陪同来我家，没有什么要事，只是来看看我。 宋老酷爱围棋， 南平也是此道高手，宋老要我同南平手谈一局，结果我大输。这次宋老来我家，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把他写在了我的日记里：一位温厚长者。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看他，谈起话来，他向我抱怨，到了中国质量协会，轻工业部办公厅的人就不来管他家生活起居上的大小事了。我说，您打电话吗？他有些不愿这样做的意思。老领导就是这样不愿占人便宜的。他大概看到我东奔西跑，不得安宁，想要我坐下来静思片刻吧。一次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刘老师，你要写书呀。是的，我没有什么著作，还自诩 “ 述而不作 ” 。我不曾忘记他的规劝，时常惦记着要写一本专门著作。宋老逝世时，我真后悔没有在他生前写一本书送给他。现在，这本书算不算得上他所想看到的书呢。 说到我的质量生涯，多亏了袁宝华同志。他是不用介绍的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中国管理科学的指导者。我记不清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第一次见到他的。 1978 年，宝华同志继 1977 年的北美西欧行，从日本考察回国后，酝酿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找我去谈过一次话，我向他献言：治国需要信息，而只靠党内的一条渠道，不行，协会可以是另一条渠道，在这里大家平起平坐、畅所欲言，领导不但可以从中了解情况，还可发现人才。我又趁机向他建议再成立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宝华同志一直关怀照顾我，没有他的支持，不会有我的质量生涯。还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79 年，在一次会议的休息室，我正向宝华同志汇报什么工作，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叶林同志进来了，他们两位开始谈话，我一看，立刻起身往外走。宝华同志喊住我，说不用走。当时我一下子想起一句老话， “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 。 1997 年，宝华同志书写了一幅字联送给我， “ 少壮常怀强国志，华巅犹抱济时心。丁丑夏日 ” 。这件条幅我挂在书房的墙上，不时地注视它一回。我理解，这是宝华同志自己的写照，我不揣浅陋，也愿意把它当做我的自述。 饶斌和黄正夏两位同志我在书中提到过，这里我要另外多写几句。 1978 年我去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当时任厂长的饶斌同志在病床上接见了我。他向我细说了二汽当时的窘境，要我帮他想办法。他的言语、态度实在让我感动。我回答他说，我只懂得一些质量管理，看看质量问题讲讲质量问题吧。他说，好，我在病床上听你讲话的录音。第二年，他被调到北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部长。 1983 年起，我在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经常见到他，每次见到他，他都询问我和二汽的情况。黄正夏同志接任厂长后，对我更是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交给我极其重要的任务。 2004 年我写的一本书《中国汽车工业的挑战和问题》在日本出版发行。我在书的序中写下这么几句话， “ 我要特别表明感谢的是东风汽车公司前身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初代厂长饶斌和他的继任厂长黄正夏。他们两位不仅是把我领进中国汽车产业的恩人，并且两位的人格和对建设中国汽车工业的献身精神一直使我敬佩和感动。能够得到二位的信任，因而在中国的汽车产业上做出一点工作，是我一生中的幸运和骄傲 ” 。 我在秦城监狱呆的那段日子里，自然有许多的 “ 难友 ” 。虽然当时是互不知晓、互不谋面的，出来后，遇在一起，谈起来，发现彼此是 “ 难友 ” ，立刻产生一种亲近感。其中的一位是吕东同志。他在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期间，我应邀去第三机械工业部做过全面质量管理的报告。那天的会是他主持的。他对我说，他是特地提前从外地视察回来听我的报告。有记者告诉我，他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们是 “ 难友 ” ，大概因此，他要赶回来，看看我这个 “ 难友 ” 是个什么样子吧。后来他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我们有了更直接的工作关系。还有一位，是张劲夫同志。他曾是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由于一个很有意思、别人看起来算是 “ 犯上 ” 的机缘，我和他倒成了朋友。他后来去安徽省任省委书记，到国家经济委员会任主任，和任国务委员期间，都曾对我的工作给予关心，特别是他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这对我是一种极大的信任。 这些同志和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人都是我全面质量管理事业的恩人，这本书就是我的感恩录。 有些同志说我的经历太独特，太坎坷，太值得写下来。有些外国友人也劝我写本自传，甚至都给我找好了出版社。不是不想写，真要写下来，会有许多的碰碰撞撞，所以我一直在拖着。现在，中国质量协会的戚维明秘书长提出来，要我写写我的质量工作，我想，在全面质量管理的事业上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在全世界，不会有第二个，也许有读者想看一看，就写它一写。所以，我要感谢戚维明同志，是他的好意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我还要感谢《品质》杂志社的总编辑段永刚博士以及他的助手董金学和苏慧两位同志。他们对这本书的筹划给予了真诚的帮助。 我还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张宁同志。没有她，不会有我的命、我的家、我的事业。书的草稿她曾看过，我发现，她是边看边流泪。我知道，有些章节引起了她的一些回忆。我还要把这本书送给我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的两个女儿。老大刘欣是在不满 20 岁，老小刘明是在刚过 20 岁离家远渡大洋的，而这 20 年的时间里，都只是她们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过来的。我感谢她们，把我在这 20 年里没能给予的温暖替我给了她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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