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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表现更多是灵性而不是宗教的”——观纪录片《巴斯德》有感: 热度 14 kexueren07 2014-7-24 18:23; 　　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路易·巴斯德（1822年12月27日－1895年9月28日）以否定自然发生说、倡导疾病细菌学说和发明预防接种方法而闻名，也是第一个研制出狂犬病和炭疽疫苗的科学家，被世人称颂为“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然而，1995年，在巴斯德逝世百年纪念之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教授拉尔德·盖森出版了《巴斯德的隐秘科学》一书。书中声称，巴斯德这位“最完美无缺的科学家”有欺骗行为，巴斯德的实验记录有的不符合他公开的说法，而且他还从事了违反医学伦理的试验。《纽约时报》当即报道了该书的出版，而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佩鲁茨则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为先驱辩护》，对拉尔德·盖森的说法进行了详细的反驳。此后，相关争论一直不断。　　近日，在由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和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联合在上海举办的“法国，科学的形象”纪录片展映中，纪录片《巴斯德》面向中国公众，回顾了巴斯德这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学巨人的生平，特别是科学史上那段颇具争议的往事。其中固然不乏名利的争夺、科学的欺骗、庸众的误解——所有在今天的科学界依然掺杂的不纯粹因素，然而，真正的科学家身上依然让人看到动人的人道关怀和对于科学自身原则柔韧而顽强的坚持。片中传达的许多关于科学如何走向公众的理念在今日也依然值得引起科学界的思考和讨论。　　什么是科学精神？　　早先，巴斯德只是个化学家，还不是个医生，但他已经开始在狗身上做实验了。1865年在巴黎，彼德医生在公开场合反对他说：“微生物的发现对医学没有多大意义。”巴斯德则反驳：“不承认微生物的重要性，意味着杀死病人的不是无知而是愚蠢。”当时，相信他研究的人少之又少，只有一个医生——米尔·胡跟随他。巴斯德对他的同伴说：“医学绝对是个重要领域，不能只留给医生。”但即使是米尔·胡，也忐忑地劝阻他说：“今天就尝试在人身上接种疫苗，意味着冒害死他的风险。”对此，巴斯德的反应是：“我不是医生，请别叫我医生。我只是接受自己所做研究的引领。” 　　一天，有个两天前被狂犬咬伤的乡村孩子约瑟芬·美斯特由母亲带着来找正在研制狂犬疫苗的巴斯德求助。巴斯德对孩子的母亲说：“14个咬破处，14个可供病毒进入的通道。病毒可能已经向孩子的大脑扩散了！我不能保证这个方法对您的孩子一定有效。”但约瑟芬的母亲坚持：“还是请您试一下吧，您不试他也会被狂犬病夺走生命的。” 　　由此，在一个极为隐秘之处，人类开始了第一个疫苗接种方案。巴斯德给小约瑟芬注射的产品发挥作用的速度超过了病毒扩散的速度，防止了病毒扩散到大脑。约瑟芬的母亲这时才问：“巴斯德先生，这是个什么产品？”但巴斯德怎敢告诉她：这是狂犬病病毒，他尝试了以毒攻毒？他将这次的成功归于偶然。　　又有一天，米尔·胡医生给母鸡注射剧毒性菌株，母鸡安然无恙。他把这事告诉巴斯德，巴斯德问他：“你确定菌株是有效吗？”医生想了想，说：“可能是休假时忘了，我去把它扔掉。” 巴斯德却说：“等等，给母鸡再注射一剂剧毒性菌株，以确定你是不是碰到了世界上抵抗力最强的母鸡。” 　　在治疗约瑟芬的过程中，米尔·胡数次提出：“把孩子当试验品是不道德的，我们不知道应该用在人身上的剂量。”巴斯德的回答则是：“我确定我是在救一个孩子的命，而不是在试验我的疫苗。”但他的内心也困惑了：1865年9月11日，他两岁的女儿卡米尔因肝肿瘤夭折，上帝无能为力。他其余的4个孩子最后也只活下来两个。当时他自责：“如果我是医生，不是化学家，我就能救他们了。”自那以后，他把自己当作追捕隐形生物的猎人，显微镜就是他的猎枪。但对于一个别人的孩子，他有权力用一套自己还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方法去拯救吗？他为小约瑟芬彻夜难眠，怕自己害了他，甚至在回家乡阿尔布瓦休息前，还叮嘱小约瑟芬每天写信告诉他发生的事。15天假期里，医生的家里连续不断地收到病人汇报情况的信件。　　巴斯德在陋室的葡萄酒里发现了微生物，破解了发酵的谜团，又在变质的黄油里发现细菌。这些发现把巴斯德引上了治疗传染病的道路。他死后，人们困惑他如何用那个年代里的显微镜看到了那些“小东西”。事实是：他在观察，也在推理，想象力总能把他带往正确的方向。比如狂犬病毒，巴斯德徒劳找了几个月，没法找到它——只有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它，但那要在一个世纪后才被发明。可巴斯德高于普通人的执着，使他转向他认为病毒毒性比狗小的兔子，试图从兔子的脊髓里找到病毒。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小约瑟芬对打针充满恐惧的时候，巴斯德带他去实验室，用显微镜比较各种细菌。1878年，炭疽病肆虐时，羊群相继死去，农人以为土地受了诅咒，但相邻田地上的羊群却活得好好的。当时有研究人员试过用感染病毒的干草喂羊，可是没用，病毒看起来不是被吃进羊肚子里的。巴斯德又带着小约瑟芬重回现场，发现是蓟割破了羊的嘴，病毒由伤口进入血液传染给羊。经过观察，他们又发现，是蚯蚓将细菌从地下带到地上，并使之附着到新的有机体上。这些都使小约瑟芬懂得了治疗的意义，并从中学到了“观察—对比—假设—证明”的科学方法。长大后，约瑟芬·美斯特成为了巴斯德研究所的警卫，并在各种舆论的热议中，成为巴斯德坚定的精神支持者和巴斯德研究项目的捐款人之一。而即使是其他一些生命垂危的病人，也在临终前用无声的语言向医生的治疗努力表达谢意，支持医生“为了更多的病人”。　　今天，当医生和病人互不信任，互相抱怨指责时，巴斯德、约瑟芬以及约瑟芬的母亲，他们对于彼此的理解、尊重、责任意识和对于未知事物的科学态度，也许已给出了一条舒缓医患矛盾的人文幽径。　　科学需要怎样的传播者？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人，巴斯德注定要与绝大多数人作战。在研究所内部，他关于微生物和疫苗的观点屡次受到众人的质疑。很长时间里，除了太太玛丽（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洛朗的女儿）的信任和鼓励，巴斯德几乎孤单一人且一无所有，终日在阁楼里与老鼠相伴着做实验。长年待在实验室里的巴斯德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已形成一股新的力量——新闻媒体。在狂犬疫苗治疗约瑟芬成功后，玛丽建议巴斯德：“现在不要公开约瑟芬的事，这样他们会嫉恨你。你要找合适的时机，结合热点新闻，简洁地向人民而不是向研究所宣布。人民会影响医生。但报告太长太细致了，读者会烦的。快讲朱比尔的事。（那些天，报上正宣传年轻的英雄朱比尔勇救5个孩子于狂犬之口的故事。）”即使从今天的标准来看，玛丽也是一位出色的科技传播者。她有一句幽默的口头禅：“你得承认，按照女人的逻辑总能达到目的。” 　　一个成功接种的小男孩、一个少年英雄，正当巴斯德团队胜券在握的时候，一直与巴斯德并肩作战的米尔·胡医生却不愿为实验报告签字，认为报告数字造假。这时，巴斯德对米尔·胡医生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有一天你会相信某些事。唯一需要诚实的地方，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而在外面，需要遵循其他原则。在科学界，如果不被人接受，再伟大的发现都一文不值。”为此，巴斯德违背了一次原则。他绘声绘色地向公众描述了朱比尔救几个孩子于疯狗之口的过程，以此说服了医生们。报纸则扩大了狂犬疫苗的影响力，人们争相带被狗咬伤的病人来接种。4个月里，共有350人接种，证实了巴斯德的方法。事后，米尔·胡医生对巴斯德说：“其实我一直相信的，可是伦理道德上，我无法选择。” 　　狂犬疫苗推广后，有一个小男孩的父亲声称他的孩子被巴斯德的疫苗杀死。真相就藏在那个孩子的延髓里。米尔·胡医生给两只兔子注射了死去孩子延髓的提取物，以求证孩子不是死于狂犬病。纪录片在此处略过了验证的结果，镜头直接切换到另一天，使用试验性狂犬疫苗的两个孩子中有一个死了，巴斯德受到巨大责难。米尔·胡医生和另一位医生为巴斯德作证说，孩子死于肾功能衰竭而不是狂犬病。众人指责他们为巴斯德掩饰。　　之后，米尔·胡医生与巴斯德之间又发生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医生说：“如果疫苗受到质疑，医学将退后20年，我们的研究也会。我们离治白喉的药只差一点点了。今天，两个孩子中有一个死了，二分之一。”巴斯德问：“我们要为科学的进步撒谎吗？如果孩子死于狂犬病你会怎么做？”米尔·胡医生说：“我绝不会做我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在疫苗和孩子的死因之间，米尔·胡医生把信心押给了疫苗。　　可以说，在与疾病和环境艰难而坚定地抗争的一生中，巴斯德幸运地遇上了能够真切地理解他的爱人和朋友。正如索邦大学在庆祝他70岁生日时所献上的贺词：“不要被无聊的流言阻挠了脚步，请享受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安静的时光。无论自己的努力是否被生活眷顾，你都应该能够在临终的时候说：我尽力了。”是的，他尽力了，并且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作出了符合自己道德良心的抉择。　　在维基百科关于巴斯德的词条里，有一段他的外孙路易斯·巴斯德·瓦莱里-拉多对他的评价：“巴斯德仅仅相信天主教中的灵性，但没有参加过日常的宗教活动。尽管巴斯德信仰上帝，但一般说来，他的观点更接近自由思想家而不是天主教，他的表现更多是灵性的而不是宗教的。巴斯德也反对将科学和宗教混为一谈。”将这段话与纪录片《巴斯德》相结合，我们似乎得以理解：一个人何以在顽强的执着中保留适当变通的灵性。这在专注于专业研究的科学界是并不多见的一种能力，某种程度上，我将之视为一个战略科学家所需要的重要能力。附：　　施特劳斯的弟子朗佩特说：哲人必须说谎，当然是指高贵的、必要的谎言。因为哲人知道致命的真相：变易和生成主导一切，所有的概念、类型、种类都是变动不居的。柏拉图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真相的人，但他没有把这个真相告诉民众。“社会能不能建立在哲人所知道的真理基础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敢于这样质疑的哲人，尼采的柏拉图断定：不能。; 16626 次阅读|20 个评论

什么是有魅力的科研？——来自两位中学生的启示: 热度 7 kexueren07 2014-5-17 20:24; 听了一上午充满“自吞噬”“逆转录”“ DNA 去甲基化”等让外行人崩溃的专业术语的学术报告，我几乎是被活动主办方架着去做午后的那场采访的。——其实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深入采访的必要了，我有他们的论文摘要文本，足够我在新闻稿里凑个字数。以两位受访者的资历，关于他们的故事写得再多反正也是发不出来的，而且我也没有兴趣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研究项目的内容。即使身为一个科学记者，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像很多人所认为应该的那样去成为一个各个领域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即使成为了，那多多少少也是种幻觉。——世界上真的有“专家集群体”式的人物吗？据我所知，历史上达芬奇那个时代出过几个，再往后几乎就鲜有听闻了。我自估智商没有高比天才，就不存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觉得，搞明白我有能力搞明白、别人也还可能有兴趣听的事就可以了，如果我自己就没兴趣没能力，也就不要指望别人会比我好多少。不过看在受访者是两位高二学生的份上，我觉得就当是去演场戏吧，起码也不要破坏人家的科学热情。再说，这毕竟是我在翻遍了整本论文集后，唯一对着时曾经眼睛一亮的两篇论文，它们的题目分别叫《咖啡调控巨噬细胞介导的炎症及对肠道菌群影响的研究》和《墨汁对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细胞的抑制作用的研究》。比起那些大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什么的由一连串令人崩溃的词语组成的论文，我觉得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还是在用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做研究的。如果把所有研究者的姓名、单位、头衔全部遮住让我选一些报道题材，我一定就选他们俩了。作为中学生，能从生活中发现有趣的问题，并真的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排除采访本身的必要性，作为个体，我对他们是怀有敬意的。这也是我在和主办方的闲聊中谈起他们的原因——可是敬意这种东西，常常与另一种感觉相伴，那就是：兴味索然。我坦白，我真的是兴味索然地去见他们的。一则午后我有些困，二则我觉得就算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研究的那些专业内容普通人也是没有兴趣了解的。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常常用自己的感觉替读者作判断。既然没啥要问的，就当聊天吧，维持气氛的能力我还是有的。然而，像采访中常常出现的意外一样，聊着聊着，我昏昏欲睡的神经居然兴奋起来。我问做咖啡和肠道菌群影响研究的 J ：“你父母是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吗？”他说：“不是，但家里有很多亲戚是医生，我从小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从小想当医生。”我窃喜自己的判断力还行——他站在台上自信地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就直觉他应该来自一个这样背景的家庭。接着问：“是不是从小觉得医生救死扶伤特别高尚？” J 说：“那倒也不是，实际上，我小时候倒是差点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啊？”我觉得，我的神经兴奋点开始被调动起来了。“怎么回事？能具体说说吗？” J 说他 3 个月大的时候像很多肠胃还不稳定的孩子一样，发生了肠套叠，通俗地说，就是肠子不是一通到底而是中途缠绕在一起，吃下去的食物就被堵在肚子中间，下不去。“很危险，可那时医生居然把我误诊为胃炎，不想办法给我通肠，反而不断地往里给我灌药，结果导致小肠坏死，不得不切除到只剩很小的一段。”说到这里， J 话锋一转：“不过，后来也是医生救了我，虽然是换了个医生。“但据说从那以后，他的肠胃一直不太好， 9 年级的时候还发生过肠梗阻，可以说是亲身体验过当病人的巨大痛苦。 “你很像因为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夭折而开始从医的巴斯德，他责备上帝对他的不公。”面对一个人潜在的行医热情，我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不知不觉开始跟他们聊起我昨天看的关于巴斯德的纪录片：“当小病人约瑟夫对打针充满恐惧的时候，巴斯德带他去实验室，用显微镜比较各种细菌 ; 带他到大自然中，寻找羊群意外死亡的原因。小约瑟夫懂得了治疗的意义，并从中学到了‘观察 -- 对比 -- 假设 -- 证明’的科学方法。长大后，他成为巴斯德研究项目的捐款人之一和巴斯德研究所的警卫。今天，还有这样的医患关系吗 ? 还有医生、科学家这样做科普吗？他们只会开一场又一场的报告会！”我不知怎么竟像面对两个同行的朋友，开始对两位中学生诉说起对自己经常接触到的科学界人士的不满。肯定不是真的想要打消他们对科学的热情和想像，内心深处，我是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当你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这个时代罕见而自己又无法实现的理想，你会希望尽自己的各种所能去激励他、成就他，至少是给予他启示。同时我也深切感到自己正受着他人热情、理想的鼓舞。互相灌溉，这样才是真正在形成一个社会正能量的循环吧？ “你是念理科的吧？现在学校里有分方向的吗？”我接着问。“我选了物理。” J 说。“为什么不选生物？那不是离医科更近一些吗？是因为有什么升学方面的考虑吗？”“确实有这方面的压力。上海复旦和交大两个医学院都不招学生物的，我想上复旦。”我楞住了。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确实太离谱了。这么奇怪的规定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学生物的都是别的学不好的滥学生吧。北大、清华就没有这样的规定，可能他们觉得能考上北大、清华不管怎么说，本身已经很牛了吧。”“噢！”这让我忽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现在医院里各种恐怖事件，好学生不是都不愿意学医了吗？你是怎么想的？”——我自己实在有点想不通，生源形势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名校居然还搞这种莫名其妙的歧视。“我觉得越是没有人做的行业，这个社会越需要。世界上的职业分两种，一种就像医生这样，是以影响他人为主的；还有一种比如政治家、商人，主要是影响自己，当然，在影响自己之后反过来也可以影响他人。我觉得我并不那么在乎生死这种事情，人活着，是可以去为社会作奉献的。”——他才高二，我又震惊了！那个女孩 W ，没有她的同学那么幽默健谈，我起初甚至有点阴谋论地怀疑那个项目是否真是她自己做的——现在太多的家长、老师，为了孩子能进一所好大学，在中学阶段的各种竞赛中使出浑身解术代赛。不过，聊天中，我好几次发现她不经意地使用了一个词语：“很好玩！”如他们的指导老师所说，这两位都是“学霸”。这个女孩据她自己说，初三一学化学就很喜欢，学生物也是（生化不分家嘛！）。去年暑假，她经学校老师介绍去巴斯德研究所借器材做实验的时候，有一次细胞房的空调突然坏了，不能用，但细胞需要定期测量活性，如果中断一天，整体的实验数据就可能不准确了。她只好在高温下坚持，从中也深刻体会到了科研的不易。提前体验到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方法、科研的氛围和大家的精神，是她和 J 对于在中学阶段就有机会到中科院的实验室开展实验的共同感受。确实，今天她在台上做报告用到 Real-time PCR 这个非常专业的术语的时候，台下很多研究生齐声发出了惊叹。最让我膜拜的是：当我问 W 为了跟上研究所指导老师的用语习惯，自学大学教材《普通生物学》是不是会很占用正常学习的时间，她居然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想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复习、准备考试上，总要留点时间给自己的兴趣嘛 ~~ ”—— Oh ， my God ！我以为是负担，对她竟是兴趣！她干的事其实是用科学的方法验证一个她奶奶经常告诉别人的治疗带状疱疹的土方，已经用了好几个牌子的墨水做疗效试验，将来等上了大学，应该还可以进一步从分子生物学的层面来揭示墨水中真正发挥疗效的物质。我不想简单地用“中医的现代化”或“用科学方法解释中医”这类带有歧义、很容易被妖魔化的话语来表述她的实验，可能完全只是因为她讲到一句话的时候我被打动了。我问她：“你奶奶怎么看待你的实验？”她说：“奶奶很高兴，因为她觉得她还能帮到我。”这句很朴素的话让我想起已经去世的桂老师，她过去常常对我说：“ CY ，我虽然老了，但还能用我的经验、我的思考去帮助别人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很高兴。” 和立志做临床医生的 J 不同， W 特别向我强调她想做的是基础研究。我有些开玩笑地向他们建议说：“这样很好啊，将来你搞基础研究，他搞临床研究，说不定你们真的还能合作做出点什么伟大的事来呢！” 在和这两位远比我年轻的中学生的闲聊中，我忽然明白了自己职业的意义。一直以来，我认为它除了谋生别无意义，今天，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没有赋予它意义。就像存在主义者面对常人爱问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时，会回答说：生命本无意义，所有的意义要靠人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去创造。类似地，黑格尔说，人是精神，人类必须从他自身之内、在自己有生命的“精神”之中去寻求那种属于神性的世间生存。当我觉得一件事无聊、无意义，那也许是因为我的内心还不够有发现的力量、发动的力量。曾经有人问我什么叫有魅力的科研？我一时想不起很好的例子。现在我觉得， J 和 W 所做的就是。世间之事，唯凭热情可为，唯凭热情可以成就。感谢这两位尚且无名的中学生，胜过许许多多功成名就的人，让我重新找回对于自己职业的热情。; 3992 次阅读|8 个评论

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一次死因调查事件的历史真相: 热度 15 yanjx45 2014-2-8 11:00; 巴斯德用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的一个例证不为尊者讳。如何评价巴斯德用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前言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的历史局限性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伟大的巴斯德也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性。巴斯德一百多年前发明的用动物脑组织培养的狂犬病减毒活疫苗，经过多次的更新换代，才发展成现代的用细胞培养的狂犬病灭活疫苗。与现代细胞培养疫苗相比，巴斯德的疫苗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都有严重的缺陷。该疫苗中含有活病毒，而且生产过程缺乏现代疫苗生产规范的管控，产品质量（一致性）很难得到保证，因此不仅本身保护效果不高，甚至存在引发狂犬病的风险。按现代狂犬病疫苗的质量标准，巴斯德当年的狂犬病疫苗全都是不合格产品。在当代，誰还敢生产这样的疫苗，会被监管当局查禁和法办；如果有证据证明导致多人死亡（这是极有可能的），主要当事人还可能被判处死刑。但巴斯德发明的狂犬病疫苗，在当年就是利大于弊，后来经过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人类最安全、最有效的疫苗之一。该疫苗的研发，也为其他一系列现代疫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巴斯德开创了人类防治传染病的新时代。历史的污点：伟大的巴斯德也曾用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在后人看来通常是不可避免和可以原谅的。除了历史局限性之外，巴斯德和他的同伴也是有历史污点的人，他们并非“完人”。巴斯德一生做出了许多重大发现。由于巴斯德的科学发现本身的革命性，他一再遭到科学界一些保守派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为发展科学，他无所畏惧地向一个又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陈腐观念冲击。为宣传、捍卫真理，他不屈不挠地迎战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巴斯德的发现，包括他发明的狂犬病疫苗，一开始并非（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和无懈可击的。所以巴斯德遭逢怀疑和抵制，在很多情况下也与他的发现和发明本身有待改进和完善有关。具体分析某些案例，巴斯德还有采取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的情况。历史无情，而且不容篡改。本着“ 不为尊者讳 ”的精神，我们今天实事求是地复原若干历史事件的真相，正视巴斯德的历史污点，可能恰恰足以证明巴斯德是真实的人而不是虚幻的神，而人无完人；这些“污点”并不能遮掩巴斯德伟大的历史功绩。以下为巴斯德用不正当手段对付反对者的一个例证：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一次死因调查事件的历史真相（资料来源：巴斯德传，作者： Patrice Debre, 法国 Flammarion 　出版社， 1994 年；　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在批评巴斯德实验结果的背后，往往有着个人间的怨恨。巴斯德对此毫不在意；在他的眼里，唯一的真正危险是这类攻击所造成的可能后果：他担心人们利用他的少数几次失败来误导舆论，使舆论误解他的疫苗接种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他的实验室发生狂犬病死亡病例时，巴斯德被迫进行辩解，试图开脱他的责任。他不仅想方设法缩小事实，而且也尽力在可能的情况下使事实变得对自己有利。使巴斯德在乌尔姆路的实验室的运作发生危机的第一个事件是于勒 • 鲁叶事件。鲁叶这个孩子于1886年10月8日被一条野狗咬伤。两天以后，在他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乌尔姆路，接受抗狂犬病的常规治疗。随后，他继续他的正常生活，直至11月底。该月26日，他死在医院里。此前，他曾被人在腰部踢了一脚，引起腰痛被送进医院。面对这例不明原因的死亡，法医拒绝出具埋葬证。当时，巴斯德正在博尔迪盖雷休养。因此，由巴斯德的助手鲁博士负责处理此事，尽管他最初持保留意见。事实上，孩子的父亲拿破仑 • 鲁叶，向区警察分局控告巴斯德的疫苗接种法：他指控治疗他儿子的医生们应对这起死亡事故负责。因此，对孩子做尸体解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烦人的尸体解剖的前一天，巴斯德的另一助手卢瓦尔跳上出租马车，在一位警察的陪同下来到医院的太平间。他负有一个使命：要求尸体解剖应当着他的面和巴斯德的第三位助手格朗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在鲁那一边，他要求人们随后尽快给他送去孩子的延髓，以便作为接种物，注射到兔子身上：这是确定孩子是否真的死于狂犬病的唯一方法。第二天，尸体解剖在太平间当着巴斯德的助手卢瓦尔和格朗歇的面进行，在场的还有敌视巴斯德疫苗接种法的其他两位证人：市参议员鲁埃夫博士和穿着黑礼服的医生乔治·克莱蒙梭 ......这员猛将实际上是巴斯德的劲敌。他在1865年答辩了一篇名叫《论元素的发生》的医学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支持无生源说。因此，他等了二十多年才抓住了狙击巴斯德及其方法的机会。拿破仑·鲁叶的起诉终于使他能为自己的信念辩护。在小尸体周围，有四张严肃的面孔：一边是卢瓦尔和格朗歇，另一边是鲁埃夫和克莱蒙梭。巴斯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面对面地对峙着。一个孩子的死把他们分为两派，但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于勒·鲁叶：他们争议的焦点是疫苗的前途。实施尸体解剖的法医进来了。法医布鲁阿德尔博士脱下他的大礼帽，平静地放下他的雪茄烟。他卷起袖子，一只手拿着解剖刀，另一只手持着锯子，开始从上到下打开尸体。在此过程中，他从膀胱里取出一点混浊的液体，放入结晶盘里，以便让人分析。尿里有蛋白，这说明孩子很可能有肾功能障碍，原因也许是腰部受到的打击——这是布鲁阿德尔向他的秘书口授的诊断。他继续进行探查。他把尸体翻过来，触及肾小叶，记录下肾脏肿大，充血。但证人们最关注的不是那个地方：他们等待着法医最后做开颅手术。他锯下颅顶，把双手伸进颅内，以便取出带延髓的两个大脑半球。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尸体解剖室。在卢瓦尔的要求下，整个大脑被放在一个短颈大口瓶里，托付给他。他把这个宝贝包裹夹在腋下，随即离开解剖室。一辆出租马车正等着他，把他送到乌尔姆路，在巴斯德的实验室里鲁博士准备拿它给两只兔子接种。他们先把大脑捣成糊状，将一勺大脑糊放在肉汤培养液里稀释，然后再用一根吸管将其吸人，给做过穿颅手术的兔子接种。这一操作是秘密进行的：鲁不让任何证人进来。十五天以后，观察动物的欧仁·维阿拉来通知卢瓦尔，被接种的两只兔子已经麻痹。显然，这是狂犬病的先兆；因此，尽管经过治疗，孩子仍得了狂犬病。卢瓦尔赶紧去通知还在睡觉的鲁。后者立即赶到，核实兔子确实已经麻痹，吩咐卢瓦尔马上去找格朗歇。无任何疑问：孩子死于狂犬病。为了弄清事实，应当找出给于勒·鲁叶接种的疫苗（即脑髓）的制备记录，但巴斯德已带走了他的实验记录本。没有其他检验手段。格朗歇和鲁一想到这个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毛骨悚然。尽管鲁不愿意参加狂犬病的实验，但他意识到巴斯德的名声可能受到牵连。他只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让卢瓦尔马上去博尔迪盖雷征求巴斯德的意见。卢瓦尔立即照办。当巴斯德看见他的姨侄突然来到比肖夫海姆别墅时，非常惊讶，但在得知了他来访的目的后，显得非常镇静。他首先对孩子的死表示惋惜，但没有对事件的后果表现出过分的激动。他信任他的下属，在作了简明的回答和把关键的制备脑髓的记录本交给卢瓦尔后，将他遣回巴黎。几天以后，布鲁阿德尔传唤鲁。他之所以想单独会见医生，是因为他信任鲁；他知道鲁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巴斯德的方法，而是认为方法还没有成熟。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事情的风险；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争取到时间，制备出完全可靠的抗狂犬病疫苗。他对鲁表示： “如果我不支持你，那么科学发展将立即倒退50年，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事实上，一切都取决于布鲁阿德尔。他有哪些选择余地? 作为法医，他必须写鉴定书；他可以得出结论：于勒·鲁叶死于狂犬病，或死于巴斯德的抗狂犬病治疗，或死于腰部被击伤后的肾并发症；他当然也能援引这些原因中的几个原因。如果判决认定是狂犬病，那么巴斯德的责任将无法开脱，他将受到起诉；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将免于起诉。布鲁阿德尔选择了肾功能不全，因而开脱了巴斯德的责任。他防患于未然，把伺机待发的敌对性攻击扼杀在摇篮里，解除了克莱蒙棱、彼得以及所有对巴斯德驳斥自然发生耿耿于怀的那些人的武装。 1887 年1月4日，于勒·鲁叶事件列入医学科学院的议事日程。布鲁阿德尔在场，提交了他的鉴定书。鲁也提交了为巴斯德辩护的一份报告：他声明，11月28日，孩子鲁叶的延髓被送到实验室；他们用延髓给做过穿颅手术的两只兔子接种，这两只兔子很健康。这份声明最终消除了对狂犬病的怀疑，证实了布鲁阿德尔作出的正式裁决。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彼得认真地听着同行们的讲述。他根本不相信刚才听到的一切。他起身提出反驳的论据。在他看来，尸体中的尿蛋白不足以作为证据，如果是说狂犬病，则有更充分的理由。在小鲁叶身上表现出的一切症状都是狂犬病的症状。但是，这一可靠的、合理的论据最终在鲁的报告面前败下阵来。之所以孩子的大脑物质没有把狂犬病传染给兔子，是因为狂犬病没有发病。因此，检查官宣判巴斯德及其疫苗接种法无罪。除了应当指责卢瓦尔说谎，因为他在几年以后说出了事件的真相；还应当承认，鲁为了消除事情的最坏结果作了伪证。鲁不惜一切代价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为了巴斯德的个人名誉不受牵累，还不如说科学界抛掉了巴斯德的原则。不管怎么说，在一世纪之后，打算赞扬鲁或为其恢复名誉已无任何意义。恰恰相反，更重要的是应该着重指出，这一可疑的、颇费周折的事件是在巴斯德不在时发生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如何、在何种详尽程度上了解在卢瓦尔突然来到博尔迪盖雷之后的事实的。结语：该病例确实是死于狂犬病：可能是因巴斯德的疫苗无效，甚至可能正是该疫苗引起了狂犬病。在这两种情况下巴斯德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是败诉方。但关键证据都在巴斯德的同伴们手中：他们是当事方，同时又是最关健的实验检定的执行者。事实上并无第三方进行监督，这样的调查只有相信巴斯德们的良心才能得到公正的结果。但巴斯德的助手卢瓦尔说了谎，鲁作了伪证，而巴斯德则默许了他们。充当裁判的法医布鲁阿德尔博士在单独会见鲁博士时曾表示：“ 如果我不支持你，那么科学发展将立即倒退 50 年，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 ”　巴斯德和他的助手们用不正当手段来对付反对者，结果从客观上讲，确实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使狂犬病疫苗在全世界的推广势如破竹。但是，在任何时代，对法庭说谎和作伪证都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巴斯德们的这一历史污点？千秋功罪，誰人曾与评说？; 个人分类: 狂犬病防治|19014 次阅读|28 个评论

巴斯德及其同伴：视死如归的科学英雄: 热度 14 yanjx45 2014-1-24 13:37; “每次实验开始前，他们在够得到的地方放上一把装上子弹的左轮手枪...... 如果三个人中间有一个遭到了不幸，其他两个人中可能会有一个人鼓起最大的勇气拿起手枪对准他的脑袋开一枪。他们已不再是致力于实验室细致工作的“研究者”，而是科学的先驱者，冒险家。” 多次阅读巴斯德传记，其中最感人的一幕，是巴斯德及其同伴们为了科学而直面死亡风险的勇气。明行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巴斯德及其同伴们对待狂犬病研究的态度。在 19 世纪 80 年代，人们已经知道狂犬病是经狗等动物传播的致命传染病，但对其病原体的来源和本质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研究人员，也并不知道该如何对狂犬病进行有效的防范。要研究狂犬病，狗当然是首选的研究对象。而狗与狼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同一种动物，狗的豺狼本性使狗、特别是患狂犬病的疯狗成为对人类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巴斯德及其同伴们的狂犬病研究涉及给狗作穿颅手术等各种危险的实验，这使他们随时处在可能被疯狗咬伤而感染致命的狂犬病的巨大风险之中。以下历史记载所描述的令人毛骨耸然的悲壮场景，反映了当时巴斯德及其同伴面临的风险之大，同时更彰显了巴斯德们为科学而献身的伟大英雄气概。巴斯德最主要的助手之一是埃米尔 · 鲁博士。鲁博士的外甥女玛丽·克雷萨克曾讲述她亲眼所见的最初的实验情景： “鲁、尚贝尔兰和蒂利埃三人俯身于一张桌子，一条大狗躺在那里，肌肉痉挛，露出獠牙。......虽然采取了预防措施，但如果稍有闪失，他们中的一位就会被解剖刀割伤，含狂犬病病毒的脑髓就可能进入伤口，人们就会在几个星期里恐慌不安地等待着，并焦虑地自问：会染上狂犬病吗?......每次实验开始前，他们在够得到的地方放上一把装上子弹的左轮手枪...... 如果三个人中间有一个遭到了不幸，其他两个人中可能会有一个人鼓起最大的勇气拿起手枪对准他的脑袋开一枪。他们已不再是致力于实验室细致工作的“研究者”，而是科学的先驱者，冒险家。” 所幸的是，巴斯德的同伴们一直未用上那只装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正是仰仗这些视死如归的科学英雄们的无私奉献，人类才在 1885 年首先研制成功可有效预防狂犬病的疫苗，这是人类继天花疫苗后发明的第二种病毒病疫苗。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疫苗学和免疫学，为人类战胜狂犬病和其他多种传染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个人分类: 狂犬病防治|10082 次阅读|16 个评论

“巴斯德人”的成功及启示: kejidaobao 2013-7-13 22:32; 文/冯翔 1888年，著名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成立了一家独特的私立科研机构，命名为“巴斯德研究所”。成立以来，该所共有10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巴斯德研究所不仅是微生物学、免疫学、传染病学等学科的起源地，而且在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开发出可以大范围应用的狂犬病疫苗、炭疽杆菌疫苗。直到当代，巴斯德研究所在某些领域仍具有优势——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首次分离出艾滋病病毒，随后开发出具有商业价值的艾滋病病毒疫苗。学术领域还产生了一个与巴斯德研究所相关的概念——“巴斯德人”（Pasteurian），其在科学史、科技政策、科学社会学等专业文献中引用率颇高。“巴斯德人”在长达100多年中一直有着不平凡的成绩，“巴斯德人”的成功或许对我们有着重要启示。 1 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全球化 “巴斯德人”最初的涵义是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斯德人”涵义开始变得更加广泛。在学术文献中，“巴斯德人”往往是泛指与巴斯德研究所的组织结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以及价值取向相似的制度、传统，范围不局限于巴斯德研究所之内。在人才选拔和培养层面，“巴斯德人”在国际上第一次实现了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全球化机制。从成立那天开始，巴斯德研究所在研究人员的来源上，就和当时正统的、等级森严的法国公立大学和国立学术机构很不一样。巴斯德喜欢招募世界各地对发展微生物学有志向的有识之士，对一些法国公立大学不屑一顾的人，如没有获得固定教职的大学教师、无正式牌照的医生和药剂师，巴斯德都乐于接纳，为其提供良好待遇，并根据其特长和兴趣进行针对性培养，使之成为栋梁之才。在进入巴斯德研究所以前，“巴斯德人”往往默默无闻，但进入以后，很快就被“点石成金”。例如190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生理学家梅契尼科夫是细胞吞噬理论的创建者，但由于其学术观点过于超前，在1880年代一直被正统医学界所排斥，但巴斯德在1888年和梅契尼科夫第一次见面以后，马上意识到梅契尼科夫的学术观点并非出自一个疯子的脑袋。巴斯德随之为他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为其配备单独的实验室和实验助手。梅契尼科夫在巴斯德研究所度过人生的最后25年，他的学术理论最终得到学术界认可。巴斯德研究所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满足了微生物学这门新型的跨学科科学的发展需要，其全球分布式的人才结构加速了微生物学这一新兴学科知识的传播以及疫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应用，后来学术界把这样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简称为“巴斯德人”。因此，“巴斯德人”实际上是一个直到今天仍然比较先进的科研人才理念。 “巴斯德人”在法国本土以及国外开拓进取，建立起国外巴斯德分所，在100年内发展完善出庞大的巴斯德研究所的国际研究网络。到2008年，巴斯德研究所在世界各地拥有29个分所或机构。2004年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主持了巴斯德研究所上海分院的揭牌仪式。巴斯德研究所始终保持着很高的研究水平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给予研究者极为充分的个人发展空间，在薪水有限的情况下，仍然能招募到全球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我国研究机构的人才国际化水平与世界一流研究所相差较远，往往花重金却聘请不到国际一流人才。而巴斯德研究所的成功说明，对于真正愿意做研究的科学家来说，钱并不是第一位。我国的研究机构应培育自身的组织文化，以良好的软环境来吸引全球优秀人才。 2 成功的战略转型自巴斯德研究所成立以来，疫苗的销售收入一直是研究所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战”以后，跨国医药公司广泛采用流水线作业，使得疫苗的生产成本大为下降。而巴斯德研究所由于规模有限，生产能力不足，在1970年代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在此情况下，巴斯德研究所主动转型，在1990年代就将其生产部门全部转让出去，放弃有形产品的生产，重点投资知识生产、技术研发、专利活动、专业咨询，通过富于远见的知识创新战略来实现进一步发展。巴斯德研究所通过有效的组织创新，使得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市场里得到比较丰厚的回报，也使自身研发有了资金的支持。我国的科研机构中，除了一部分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从事应用开发的科研机构数量众多，后者在条件允许时，应借鉴巴斯德研究所的成功经验，努力发掘优势，提高研发的边际效益，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3 有效的考核标准巴斯德研究所并不热衷于国内学术界极其崇尚的SCI、EI收录，而是通过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两个维度来制定研究人员的考核标准。在基础科学领域，终身研究员的聘请要具备本领域最一流的研究水平，应聘研究员岗位的科学家，其学术水平原则上至少应保持在本领域世界排名20名以内，要求非常严格，一般来说只有在基础科学领域内有公认的重大突破之后，才能获得研究员职位。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蒙塔尼埃1983年首次分离出艾滋病病毒后，过了2年才获得研究员职位，这是因为蒙塔尼埃的研究成果从发布到得到学术共同体内部较大范围承认需要一段时间。在应用科学领域，巴斯德研究所不要求科学家在基础科学领域有重大突破，但要求对研究所和社会有较大贡献，将基础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成功转化为有商业价值的应用成果，例如研制出的疫苗、试剂能在未来为巴斯德研究所带来丰厚的专利收入，开发出有效解除人类所受疾病痛苦的医疗技术等。我国科研机构应借鉴巴斯德研究所的成功经验，使科研人员评估做到规范化、弹性化、个性化。我国的科研成果的数量已经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引用率偏低，存在着大量重复性研究，而且很少产生过重大国际影响。我国的科研机构应逐步引入国际科研机构的成功经验，与国际接轨，而不宜片面追求SCI、EI收录。（责任编辑王芷）;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纵横捭阖|6402 次阅读|0 个评论

巴斯德与狂犬病疫苗（历史回顾）: 热度 8 yanjx45 2013-7-11 16:02;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对狂犬病可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以前。当年美索不达米亚(古王国，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埃什努纳(Eshnunna)法典》中就有对该疾病的相关记述。从埃及、中国、波斯、巴勒斯坦、印度获得的古代文献也有对这种疾病的描述。第一份确切的狂犬病资料源于希腊文献。荷马、德谟克里特斯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Lyssa”(狂犬病的希腊语)一词。公元1世纪，罗马学者奥卢斯·科尔内留斯·塞尔苏斯可能是第一个对该疾病及其易感物种的范围进行确切描述的人。中古时代，狂犬病常在西方和阿拉伯作品中被提及。公元15世纪，意大利学者法拉卡斯托罗·吉罗拉摩确定了不可治愈伤口的判定原则，即疾病通常是致命的。犹太人的古代法典《塔木德经》提到，人们不应该相信那些声称被患狂犬病的犬咬伤后还活着的人。大洋洲的第一位主教Cortez在美洲探险之后不久，描述了一种小动物，它们在夜里咬伤西班牙士兵的脚趾，之后，这些士兵死于一种疾病，可能就是狂犬病。另一些西班牙文献描述了吸血蝙蝠，后者至今仍是拉丁美洲传播狂犬病的重要角色。正如下文提到的，一些病毒学数据提示，在16世纪之前，新大陆一直没有陆栖动物狂犬病。 19 世纪早期，有一派学者认为狂犬病只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狂犬病明显的症状和几乎100％的死亡率引起了第一批现代微生物学家的好奇心。而到19世纪末，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便制定了有效的疫苗接种程序。人们对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因狂犬病死于巴尔的摩。 1804 年，德国科学家Gottfried Zinke首次在实验中证明，感染的人类唾液接种动物可以传播狂犬病。1879年，Pierre-Victor Galtier在法国里昂将狂犬病从犬传播到家兔，之后从家兔传播到家兔，然后使用狂犬病感染的物质静脉注射来免疫绵羊和山羊。但是，Galtier所做的工作被当时路易斯· 巴斯德的盛名所掩盖。大多数狂犬病研究的荣誉都归属于巴斯德，但人们也不能忽略他的合作者所作的贡献，比如Roux、Chambedand和Thuillier。由于当时60多岁的巴斯德已因中风而偏瘫，这三位研究者完成了他实验室的大部分实验操作。 1881 年，巴斯德研究小组确定中枢神经系统是狂犬病病毒复制的主要部位。通过在脑膜下接种感染物质，他们将狂犬病成功传播至家兔，并使病毒在家兔宿主中传代超过100代。Roux注意到，将感染家兔的脊髓悬吊于干燥空气中，其病毒毒力快速下降，并在15天的时间内完全减毒。根据这次观察的结果，巴斯德制定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接种方法。巴斯德使用感染脊髓碎片的系列悬液为犬作皮下注射，首先使用干燥足够长时间、完全无毒的脊髓，随后使用干燥程度略减的脊髓。免疫完成后，在大脑内注射强毒病毒时，这些犬对狂犬病产生了抵抗力。这种方法使50只犬获得了保护。虽然实验表明，对被“疯”犬咬伤的犬进行免疫接种使其抵抗狂犬病并非总能成功，但是，进行了多次失败和未公布的人体免疫接种后，巴斯德在1885年7月6日尝试治疗人类患者Joseph Meister并获得成功。Meister于60小时之前被一只疯犬咬伤了14处，巴斯德使用从狂犬病家兔获得的脊髓悬液对Meister进行皮下注射免疫。免疫注射前，狂犬病家兔脊髓悬液已经在氢氧化钾溶液中保存了15天。此后巴斯德又使用毒力渐次增强的脊髓悬液对Meister连续进行了12次接种，即在10天时间内共接种13次。这个男孩不仅抵抗了最初动物来源的狂犬病病毒，还能对抗最后5剂疫苗中所包含的大剂量高毒力病毒。巴斯德的治疗方法引起了医学界同行的巨大兴趣，虽然有些争论，但该方法还是很快被接受。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建立于1888年，但仅仅10年时间，世界各地便都有了巴斯德研究所，提供针对狂犬病的免疫接种。然而批评也随之而来。偶然的失败使人们产生了对疫苗安全性的疑问，尤其是有毒力的物质也在疫苗接种程序的后期被接种到患者体内。而且，当时没有对照研究能够证实该方法的有效性。多年后，1960年，巴西Fortaleza地区发生了一起惨痛的意外，18名儿童在接种灭活不彻底的狂犬病疫苗后因狂犬病而死亡。这起事故表明，如果疫苗生产过程中未采用适当的灭活步骤，用于疫苗生产的所谓固有病毒株也可能是致命的。现代人用灭活狂犬病疫苗的生产有严格的检定程序。例如在中国，除了疫苗生产厂家的检定外，国家对狂犬病疫苗执行“批批检”制度，即对厂家生产的每批疫苗，都必须由国家授权的检定部门进行全面检定。每批疫苗只有在经权威检定部门检定合格并签发了合格证书后，才能上市销售。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狂犬病疫苗的累计产量数以亿剂，再未出现过因狂犬病疫苗灭活不彻底而引发的事故。参考文献： Charles E. Rupprecht Stanley A. Plotkin: Rabies vaccines, in: Vaccines, Elsevier, 2012.; 个人分类: 狂犬病防治|15358 次阅读|8 个评论

[转载]新研究揭示结核分枝杆菌的起源: xuxiaxx 2013-1-14 19:08; 法英等国研究人员近日在新一期《自然遗传学》杂志网络版上报告说，他们探明了引起结核病的结核分枝杆菌的起源，这一成果有助于开发防治结核病的新方法。　　结核分枝杆菌是引起结核病的元凶，虽然还有一些种类的分枝杆菌也可能使人患上结核病，但结核分枝杆菌是其中传播最广泛、致病能力最强的病菌。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对不同分枝杆菌的基因组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结核分枝杆菌与卡式分枝杆菌的基因组总体结构极为相似，应该是由同一古老菌种进化而来。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结核分枝杆菌进化出较强传染性与致病性的若干基因机制。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发现有助于研发防治结核病的新方法，帮助医卫部门实现控制结核病的目标。　　结核病是世界上传播最广泛的疾病之一，影响到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２０１１年约有１４０万人死于结核病。来源： http://www.jkb.com.cn/htmlpage/34/344425.htm?docid=344425cat=09CsKeyWord=null; 128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再谈中医科学化问题: 热度 4 rbhuang5907 2012-10-23 21:25; 　　再谈中医科学化问题　　作者：张功耀　　张功耀按：自从2006年，以我公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为开端，中医中药再次遭遇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愤怒声讨。一些从中医中药当中得到过“好处”（这些“好处”充满了欺诈和愚昧）的民众，一直质问我，为什么不能推动中医中药走向现代化或科学化，却要以“告别”了事？2009年，一个韩国学者也问到了我这个问题。以下就是我对他的书面回答。现将这个对话的中文稿，原原本本地发在这里，作为我对中医科学化问题的一次再谈。　　问：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科学。医学也是一样。西方医学是从寻求人体生理和病理解释的科学化，再进步到诊断的科学化、治疗的科学化、疾病预防的科学化和疗效评价的科学化的。请问，中医在科学化方面进行了哪些尝试？这些尝试是否成功？中医能不能在科学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答：是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由于科学认识水平上的不同，科学在历史上的理论形态和所关心的侧重点也不同。力学就有亚里士多德力学、牛顿力学、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形态。你说得很对，医学也是这样。巴斯德（Louis Pasteur）创立的微生物学只能解释感染性疾病，伯托尔德（Arnold Adolph Berthold）创立的内分泌学说，将生长缓慢、发育不良、肝肾功能下降、性能力衰退、过度肥胖等疾病，以“激素分泌的不平衡”观念给以了非常合理的解释。1949年，鲍林（Linus Carl Pauling）和伊泰诺（Harvey Akio Itano）提出“分子疾病”（molecular disease）的概念，为癌症、心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科学解释，埋下了一颗学术的种子。不进步的医学，甚至找不到进步的门径的医学，一定不是科学的医学。很不幸，中医就是这样一种不科学的医学。　　借这个机会，我想顺便补充一下被李约瑟（Josephy Needham）博士阐述过的一个科学哲学原理，那就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那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必须具有世界性，不具有世界性的认识不是科学的认识。任何地方性的或民族性的知识，如果不能世界化，就不能成为科学。李约瑟把这一知识演变过程，叫做科学知识的世界化。　　如果有人拿一片阿斯匹林（aspirin）给我们，我们立马就会知道，它是一种世界性的用药。从这个药的生产标准到它的治病范围，都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接受监督和检验。反过来，如果有人建议我们，用柳树枝熬出来的水煮稀饭吃，以便治疗噎嗝、反胃和消化不良。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种治病方法属于某个地方的“土方子”，不具有世界性。对于不是世界性的“土方子”，我们不要指望它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　　其实，阿斯匹林是从古埃及人用过的“土方子”发展起来的。据艾伯斯草纸书（Ebers Papyrus）记载，早在公元前1543年以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将柳树皮用于需要止痛、退烧、消炎的疾病场合了。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这种医术传入了欧洲。所以，在古代希腊公元前6世纪遗留下来的医学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记载。我不知道韩国人是不是也使用柳树皮治病。在我们中国，柳树皮是经常被建议用来治病的。而且，《本草纲目》列举出柳树皮的治病范围有18种之多。淋病、黄疸、皮肤湿疹、牙痛都被列在了它的治病范围之内。有趣的是，其中，恰恰没有关于柳树皮止痛、退烧和消炎的记载。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虽然《本草纲目》列举了柳树皮的18种治病范围，但全都被国际社会忽略掉了。　　在我们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情结。他们认为，世界上不接受中医中药是因为中国人对中医中药宣传得不够。　　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政府花在中医中药宣传方面的开支每年都是以十亿元人民币计数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是说，虽然桃花和李花从来不自我吹嘘自己的美丽，但它们自身的美丽却能够吸引不少人来欣赏它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了解西医，和西方人了解中医，是同步进行的。有趣的是，人们对中医了解得越透彻，就越觉得中医不可靠，属于骗人的庸医范畴。医学是治病救人的东西。医学上不可靠的东西是必然要遭遇淘汰的，任何声嘶力竭地自我吹嘘都挽救不了它的命运。　　由于欧洲人一直用柳树皮缓解发烧、止痛和消除炎症，所以，在欧洲告别中世纪的黑暗之后，对它的研究也被空前地增加起来。1763年，英国药物学家爱德华·斯通（Edward Stone）用16世纪瑞士化学家、医生、药物学家巴拉塞尔苏斯（Paracellsus）发明的植物活性成分萃取方法，从柳树皮当中获得了一些萃取物。他发现，用这些萃取物可以更加有效地缓解发烧、头痛、疲乏、寒颤等症状。五年以后，这位爱德华先生从秘鲁树皮（Peruvian bark）中也得到了具有类似治疗功效的萃取物。后来的药物学确认，这两种萃取物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它们都是水杨苷（salicin）。　　19世纪20年代，有机化学在德国兴起。欧洲的许多化学家开始尝试提纯有机化合物。由于柳树皮和金鸡纳树皮的萃取物在当时用得比较广，研究的人相应也比较多,于是，就有两位意大利化学家，布鲁格拉特尼（Brugnatelli）和冯唐纳（Fontana），在1826年获得了高纯度的水杨苷结晶体。1830年，瑞士药物学家约翰·帕根斯特歇尔（Johann Pagenstecher）从绣线菊（spirea）当中也萃取到了这种物质。又过了8年，意大利药物学家拉法利·皮拉亚（Raffaele Piria）发现水杨苷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将这种糖类物质氧化，还可以获得水杨酸（salicylic acid）。他还发现，这个过程也可以在人体的代谢过程中实现。它比水杨苷的疗效更快、更直接、也更好。至此，药物学家终于揭开了柳树皮止痛、消炎、退烧的奥秘。　　19世纪80年代，化学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那就是，可以从无机物当中合成有机物。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用煤焦油合成了有机染料。从那以后，药物的人工合成研究走向了高潮。在这个背景下，德国的拜尔（Bayer）制药公司率先用人工合成的方法，生产出了水杨酸。为了减小水杨酸的副作用，拜尔公司又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实现了水杨酸的乙酰化（acetylating），生产出了我们现在还在用的乙酰水杨酸（acetylsalicylic acid）。这就是阿斯匹林。　　世界化的东西适合于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当然也适合于中国和韩国。所以，阿斯匹林走向了全世界。同样道理，所有被我们称作西医的东西也能在中国和韩国传播。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西医传入中国之后，引起了不少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中医生普遍面临着被西医敲掉饭碗的威胁。　　其实，许多西方文明成果进入中国之后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大部分不具有文化特征）造成过类似的威胁。机器织布技术使中国人传统的手工织布无法生存。火药武器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的“十八般武艺”蜕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但是，所有这些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冲击，都没有像西医冲击中医那样对中医生和中华文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　　其实，稍微有点科学哲学常识的人知道，西医与中医之间的较量，只是一个知识竞争问题，不是什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新的、进步的知识，必然淘汰旧的、落后的知识。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着。由此，亚里士多德力学遭遇牛顿力学的淘汰是正常的；热的运动理论淘汰热的物质理论也是正常的；西医冲击中医，乃至于最后淘汰中医，也肯定是正常的。希腊人没有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被淘汰而感到希腊民族文化的危机。英国人也没有因为牛顿力学被出生于德国的爱因斯坦超越而仇视德国。恐怕只有我们中国，对产生于自己本民族那些落后而愚昧的认识遭遇到知识更新的冲击之后，那样耿耿于怀，那样痛心疾首。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主动地接受外来民族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是这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希望所在。可是，我们中国那些心胸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为了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把民族兴旺的根本利益踩在脚下，一再把知识进步看作是摧毁民族文化的洪水猛兽，却把保守落后、衰败、野蛮的旧文化供奉在维系民族文化命脉的神龛上，屡屡以此煽动起对知识更新和科学进步的民族仇恨和文化对立。这种思潮与其说是对民族文化的保守，莫如说是对人类进步的反动。　　事实上，由知识进步而被煽动起来的中华民族极端排外的民族仇恨和文化对立，在我国的天文学领域也曾经发生过。从明朝末年开始，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天文学。那个时候，中国有一批靠玩弄他们的天文学骗取钱财，甚至左右朝廷大政方针人，唯恐自己的既得利益被西方天文学摧毁，毫无根据地把西方的天文学捏造成“谋夺人国”的“邪教”。这意思就是说，西方的天文学不但足以颠覆中国人的人心，而且还足以颠覆中国的现政权和整个政治制度。进入清朝以后，出了头脑清醒的的康熙皇帝，他在1668年11月到1669年8月之间，先后七次亲自主持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和西方天文学在理论计算与实际测量之间的误差检验。每次检验都是西方天文学胜出。在康熙皇帝的竭力推动下，西方的天文学才在中国生根，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天文学才蜕变成科学史上的“古董”。　　目前中国境内还在进行的“中医存废之争”，与3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中西天文学之争，十分相似。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康熙皇帝。　　但是，医学毕竟是人命关天的。没有康熙皇帝，中国人依然要讨论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医学问题。西医的疗效快而且可靠。中医的疗效不确切，大多带赌博性质。西药用起来方便，几个药片、几包小小的药粉，用温开水送进口里，吞服下去，或者撒在伤口上，简简单单地就OK了。中药从采药、制药、抓药、煎药到最后服药，中间蕴含了许多繁杂的过程和莫名其妙的禁忌。携带也不方便。更有甚者，在我们中国，经常发生中医生自己毒死自己的事情。它常常使我国民众在接受中医治疗之前，不寒而栗。至于因为接受中医的无效治疗而贻误病情，丧失最佳治疗时机，使患者的生存希望在中医药不科学的治疗之下而误入黄泉之门，更是多得不计其数。与之相比，西医因为对已经认识到的疾病都有统一的诊断标准和医学处置标准，并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接受监督和检查，如果有人试图自作主张修改这些标准，或违规使用这些药物，那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求和道德的谴责。最后，西医讲出来的道理一是一，二是二，非常清晰明白，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它不像中医，一种疾病可以讲出十多种不同的道理，写出上百个不同的药方。从这样的比较中，任何一个不闭眼的人都可以看到西医的智慧和中医的愚昧。在这样的比较之下，中西医之间的知识竞争就演变成中医生为努力保守自己的饭碗而进行的对抗。为了保守自己的饭碗，中医生们不得不启动了一种叫做 “中医科学化”的工作。　　可是，中医科学化该做些什么事呢？　　在我们中国，任何人都享有自由行医的权利。不管什么人，即使大字不识也没有关系，只要自己挂出一面行医的杏黄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堂行医，完全不需要接受任何行医资格审查。这种局面，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在中国的行医者当中，每个医生的受教育程度是参差不齐的。能够对医学进步多少还能产生一些紧迫感的人，只能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恽铁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人1878年出生在中国的福建省。1935年去世。他曾经在上海的南洋公学接受过良好的外国文学训练。他创办过《小说月报》，翻译过一些中篇小说。期间，他也利用业余时间阅读过许多中医药书籍和西医著作。他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个职业是文学出版。大约出于“行医更赚钱”的考虑，在我国“人皆可以为医生”的自由行医制度下，他非常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医生。　　恽铁樵没有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却成为了中医科学化的第一推手，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受过良好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自由行医的社会环境中，像恽铁樵那样具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的行医者，在20世纪最初30年里，可谓凤毛麟角。第二个方面是，他以自己亲身的医疗实践使他笃信中医有效。　　事实上，恽铁樵笃信中医有效是非常盲目的。熟悉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的人知道，人类有一半以上的疾病具有自限性，也就是可以不治自愈。你看那些“千年的老乌龟”，在它们的一生中，肯定也生过病，可是，它们却活得比我们人类的寿命还要长。　　依据疾病具有自限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论：　　假设恽铁樵平均每天看3个病人。从理论上讲，只要他采取比较温和的，不使用太冒险的方法看病，至少有一半的病人，在经过他的治疗之后，会发生好转。这样一年下来，理论上可被他“治愈”的病人，至少都有550个。其余没有被他治好的病人，通常也不会去特别地责怪他。假若在经他治疗以后好转的病人当中，有百分之一的人给他送锦旗，他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到五面锦旗。这样下去，只需三年，在他药铺的墙壁上就可以挂出15面歌颂他的医术的锦旗。恽铁樵受教育的程度在当时中医行里头是首屈一指的。加上他谨慎行医，所以，他非常轻松地就获得了“一代名医”的声誉。正是这个“一代名医”的声望，使得恽铁樵坚信 “中医的确有效”。　　在另一方面，恽铁樵又毕竟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完全知道真正科学的医学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笃信中医有效的同时，又坚信“中医不科学”。他曾经批评我国流传下来的中医著作：“满纸陈死人之余唾，参以不可究诘之呓语”。　　为了使“的确有效”的中医摆脱“不科学”的坏名声，恽铁樵最早尝试着将中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与西医做一些沟通。他仿照西方传教士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冬至”解释成英文的“winter solstice”，试图把中医药当中的概念和理论与西医做一些对等的翻译。他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　　恽铁樵在将中医与西医相“周旋”的过程中，曾经取得了一些他自己感到满意的结果。他依据《灵枢?营卫生会篇》的说法，将中医里边的“营气”解释为血脉里边具有营养身体功能的各种物质。又依据同一文献和《素问?痺论》关于 “卫气”的阐述，将“卫气”与西医理论当中神经系统的体温调节功能对应起来。　　恽铁樵这个人曾经非常自信。他引述朱熹的话勉励自己说：“吾读书未尽一页，不敢读第二页；未尽一卷，不敢读第二卷。所谓尽者，谓能尽行明了其意义也。” 　　但是，恽铁樵在进行中医与西医的“周旋”中，所遇到的实际状况却非常尴尬。虽然他自认为他已经成功地将中医当中的“营气”解释为血脉当中的营养物质了，可是，中医所说的某些“营气病”症状，如“神昏谵语”和“心烦不寐”，却不能用西医的“营养不良”去解释。更有甚者，虽然他自认为他已经成功地将 “卫气”解释为神经系统对体温的调节作用了，但这个解释却与西方传入中国的生理学原理格格不入。按照西方生理学的认识，人体的体温是由自主神经控制的。如果仅仅局限在这句话上，恽铁樵简直可以对“卫气”的科学化解释高唱凯歌了。然而，下面的内容却使恽铁樵非常难堪。《黄帝内经》上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据此，中医一直将“卫气症”（也叫 “卫分症”）归结为“邪伤皮毛”或“邪客于肺”的小毛病，这就无法与西方的神经生理学协调起来了。假若某位病人长时间地发烧，或者长时间地处于病态的体温偏低状况，按照中医的解释，他属于“卫气虚”，是“邪伤皮毛”或“邪客于肺”所至。对于前者，中医生常用的方剂是银翘散。对于后者，中医生常用的方剂是桑菊饮。可是，依据西方的病理学解释，它是由自主神经紊乱引起的，并不如“邪伤皮毛”或“邪客于肺”那样简单。这样一来，恽铁樵在中西医之间所做出的“周旋”，往往都是读懂了第一句之后，读不懂第二句；读懂了第一页之后，无法继续读懂第二页。于是，恽铁樵关于中医科学化的尝试失败了。　　1935年，恽铁樵去世。另一位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先锋人物是陆渊雷先生。这个人曾经是恽铁樵的学生。这个人的特殊身份曾经使他成为保守中医的铁杆人物，和不择手段打击反中医人士的鹰犬。有趣的是，自从陆渊雷真正地阅读了一些西医著作以后，又使他蜕变成了在我国努力推动“中医科学化”的头号人物。　　陆渊雷的古汉语和外语阅读能力都很好。他既读过不少中医药经典著作，也广泛涉猎了不少西医书籍。他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知识也比较全面。他曾经撰写并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生理补正》，试图用他知道的西方生理学理论纠正中国人在人体生理认识上的错误，并以此推动中医科学化。他在这本书的《绪言》中说：“国医之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又说：“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　　鉴于这样一个判断，陆渊雷主张清除中医里边那些“不合实理”的理论；放弃那些明显失效的方剂；即使确有疗效的方剂，也要弄清它们的作用机理。用我们中国最时髦的话说就是，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医药彻底地来一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此，陆渊雷主张废除《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作为中医生学医的必读教材，对中国古代流行的药方集成著作，他也主张区别对待。他鼓励中医生，要敢于否定那些没有疗效的药方，他还鼓励从事中医药教学的老师，敢于“别为时方”。除此之外，陆渊雷还竭力主张，学中医的人应当了解一些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和西医的基础理论，如生理学、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等。　　遗憾的是，陆渊雷推动中医科学化的这些尝试，并不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许多人批评他的做法是“非驴非马”，“驴唇不对马嘴”。　　1950年8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卫生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在中国推行中医科学化。但是，在如何实现中医科学化的问题上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它放弃了恽铁樵所倡导的“中西医之间的对译”，也放弃了陆渊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努力，而是依据当时担任我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一个说法：“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选择了“中西医结合”这条道路。“西医好”是世界性的好。“中医好”则不是世界性的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否真的更好？但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敢于这样发问。　　毛泽东原来是不相信中医的。但是，毛泽东推行的中医政策却比周恩来更激进。毛泽东所希望的，不是中医和西医平等地的结合，而是以中医为主导，把西医结合到中医里边。所以，毛泽东号召我国的西药医生要向中医学习。为执行毛泽东的这个医疗政策，我国还由政府出面在全国各地举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培训。　　所以，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医科学化，其基本特征是以中医为主导的中西医结合。这个以中医为主导的中西医结合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试图创立“新医学”。在这个新医学当中有一种疗法，叫做埋线疗法。它是这样做的：　　选择胃俞、脾俞、中脘、上脘四个穴位，做好标记，令病人仰卧，经穴位消毒以后，对所选定的穴位进行常规的麻醉。然后，用不锈钢针穿上羊肠线，左手攫起中脘与上脘之间的皮肤，从中脘穴位进针，上脘穴位出针，把线尾拉进肌肉里边，再剪断上脘穴位出来的线头，再松手，令线头自动缩回到肌肉里边去。最后再缠上消毒纱布。完成这两个穴位的埋线以后，再叫患者翻过来俯卧，在胃俞和脾俞两个穴位之间重复以上的埋线手术。　　发明这些“新医疗法”的中西医结合医生宣称，对患者施行这样的埋线手术，可以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和支气管哮喘。　　他们干的第二件事是推行西药的中药化。　　中医用药，没有深究药物的有效成分的习惯和能力，全凭一些不可靠的表面判断和猜测行事。　　在中国古代，农历的十一月被称为“子月”，以后各月的顺序为丑月（12 月）、寅月（1月）、卯月（2月），以此类推。魏晋时期（公元3－5世纪）的中医生据此做出一种推断，采自寅、卯、辰（3月）、巳（4月）四个月而又无毒的药是大补之药。其逻辑证据竟然就是这些药出在“万物生荣之时”。采自午（5 月）、未（6月）、申（7月）、酉（8月）四个月的药则具有“祛患为速”的功效，因为它们出在“万物成熟之时”。采自戍（9月）、亥（10月）、子、丑月的药，则“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因为它们出在“万物枯藏之时”。　　这显然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进入唐朝以后，又有一些中医生依据动物界皆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推断中药也有“阴阳”及其“法像”。于是，有羽毛的动物“生于阳而属于阴”，有鳞片的动物“生于阴而属于阳”。空青的植物（如竹子）和动物（青蛇）与 “木”相类似，所以“主肝”，可以用来治疗肝经疾病。反之，赤色的植物或动物，与“火”相类似，所以“主心”，可以用来治疗心经疾病。如此等等。　　这当然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中医目前还在流行的用药理论是“五味”（酸、咸、甘、苦、辛）和“四气” （寒、热、温、凉）。它可能起源于唐朝初年。这种用药理论是从中国古代关于世间万物成于天地的猜想延伸出来的。这里讲的“四气”源于一年四季的“天气” 变化，“五味”则被认为是受“地气”决定的五种基本口感。稍微有点化学常识的知道，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是由构成这些物质的化学元素及其结构方式决定的。“天气”和“地气”只是造成这些物质生成的外部原因。可见，用“五味四气”来指导用药，根本就是十足的愚昧。但是，我们中国的中医生却不但一直对它乐此不疲，而且始终认为这样做“很有效”。　　西医进入中国之后，一些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的医生们，便尝试着对西药也做出类似于“五味四气”那样的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有山东省中医生张锡纯曾经将自己的上述尝试写出了一部《医学衷中参西录》。在这部著作中，张医生把阿斯匹林确定为“性寒，体虚者慎用”。据此，他提出建议，若要用阿斯匹林治病，应当辅之以温补脾胃的中药。由此就造成了用中医方法指导使用西药的荒唐。当前我国流行的“中西医结合”方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这种荒谬的用药方法当中延伸出来的。　　他们干的第三件事是使中药西药化。　　我不知道韩国民众是怎样理解“中药”的。在我们中国，“中药”这个概念非常混乱。前面我提到过一部《本草纲目》。这本书是明朝的李时珍花了27年时间收集整理出来的。它现在还是中医中药的象征和最权威的参考书。这部书收集了3725种“中药”。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不能算“药”。比如，书中记载的13种“天水”（雨、露、霜、雪），30种“地水”（井水、流水、海水、温泉、古墓积水），11种“阳火”（可以用水浇灭的火，如柴火），30多种“阴火” （可以在水中燃烧的火，如雷火、磷火、酒精燃烧），都是不能算“药”的。此外，如，稻米、小麦、高粱、花生、海带、猪肉、食盐、醋、酒、大蒜、生姜、草鱼、泥鳅，应该算食品，不能算药品，《本草纲目》也把它们记载成了药品。由于“中药”的概念模糊，所以，我国在“中医科学化”的旗帜下所做的中药研究工作也非常模糊，非常荒谬，非常危险，非常具有欺骗性。下面这些“中医科学化”的工作，就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第一、通过现代化的分析方法为中草药的传统用法做虚假的科学解释。　　前面我已经介绍了阿斯匹林的发明过程。事实上，有许多西药的开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奎宁（quinin）、二甲双胍(metformin)、秋水仙碱（colchicine）、紫杉醇(pacilitaxel)。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化学领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叫植物化学（Phytochemicals）。植物的香味、颜色、汁液的物理特性，都受到了植物化学家们的重视。我们中国一些从事化学和中医药研究的人，便尝试着把植物化学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中草药研究。但是，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像一口大染缸，西方许多优秀的成果和方法，经过中国这口文化大染缸浸染以后，就要变得漆黑。所以，看上去，他们是在用植物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在那里做中草药研究，而实际上却是在那里为中草药的传统用法做虚假的科学解释。　　据我所知，中国人和韩国人都特别迷信人参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据《本草纲目》记载，人参得升麻补上焦，得茯苓补下焦，得麦冬升脉，得干姜补气，得黄芪、甘草除大热，泄阴火，等等。可是，人参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神奇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呢？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或韩国人解释清楚了。有趣的是，中国人自己没有解释清楚的东西，又希望别人能够接受。否则，拒绝接受的那些人会被这些自以为是的中医生斥责为“无知”“愚昧”。在所有不理解中医生的做法的人当中，“最愚昧”“最无知”的，可能还是外国人。近代的中国，门户洞开，经常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也经常有不少外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令中医生感到困惑和羞耻的是，列强居然从来不要中国的人参。做生意的不买中国的人参，当士兵的也不抢夺中国的人参。对此，中医生的解释是：“洋夷不识我大清之宝”。　　致力于中医科学化的人，显然不能满足于“洋夷不识我大清之宝”的埋怨和批评。于是，他们带着“人参大补”的研究义务，在人参体内发现了两类人参皂苷（Ginsenosides）。　　科学研究本不应该带着某种既定的义务进行。发现人参皂苷应当只是正确认识人参的第一步。如果不能在人参皂苷与它传说中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之间，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这个人参皂苷的发现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们中国的药物学家没有再做后面的工作，就开始下结论了。他们宣称，人参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就来自这些人参皂苷。　　你可能知道，除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生产人参外，美国、德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也生产人参。有趣的是，美国、德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生产的人参，都没有在它们的出产地消费，大部分都卖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人把美国进口的人参叫花旗参。据知，花旗参体内的人参皂苷Rb1含量，在所有人参当中是最丰富的。可是，2003年有人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人参皂苷Rb1具有影响胎儿发育，导致胎儿畸形的副作用。2007年，香港浸会大学又有人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人参皂苷Rb1具有抗血管再生的作用。这种作用对癌症患者有益，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和外伤和手术愈合则是极为不利。遗憾的是，我国的药物学家在对“中药” 进行“西化”研究的过程当中，往往都是以一种捕风捉影，甚至公然弄虚作假的方式，只公布其中对“弘扬中医药文化”有利的部分，竭力掩盖对“保守中医药” 不利的部分。所以，我国绝大部分民众至今还不知道人参对心血管疾病、风湿性疾病、外伤性疾病（外科手术、胃出血、咯血、肠穿孔）、妇女的月经病和妊娠期间对胎儿的不利影响。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中医生虽然打的旗号是 “中医科学化”，但他们并没有使中医中药面对科学，接受科学检验的勇气。可以想象，这样的“中医科学化”工作做得越多，对接受中医药的人所构成的欺骗也就越大，后果也就越严重。　　第二、仿照西药“西化”中草药剂型。　　我们通常使用的西药都依据需要和可能进行了剂型设计。中医根本谈不上任何剂型设计。中医生用药的基本剂型只有汤、丸、膏、散、丹五种，以汤剂为主。使用汤剂，是因为中医生相信，汤剂具有“荡涤脏腑”的功效。使用丸剂是因为中医生相信它可以“破坚积”。使用散剂是因为中医生相信，“散”字蕴含了 “驱散”“散去”的意思，依据“医者意也”的中医药哲学，它具有驱除风、寒、暑、湿的功效。因此，在“可汗而不汗”“可吐而不吐”“可下而不下”的疾病场合，中医生都倾向于用散剂。　　这样的“剂型设计”当然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当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生发现西医里边有许多闻所未闻的剂型，如胶囊剂、片剂、粉剂、气雾剂、含剂、吸食剂、栓剂、注射剂，等等。其中，最使中医生羡慕不已的是注射剂。这些剂型设计完全突破了古代中医药剂型设计遵循 “医者意也”的那些原则了。表面上，这样的剂型设计已经与西药接轨了。　　了解西药剂型的人知道，药物剂型的设计主要依据三个因素进行。一是药物的代谢情况。药物成分太复杂，如果肝肾代谢不了，通过肠胃代谢则比较安全一些，就绝对不能做成注射剂。另一个是药物在体内循环的路径。肠胃途径给药固然比注射途径安全。但是，药物可能到不了病灶，不能产生实际的治疗。这就需要寻求注射或标靶途径给药。如眼睛发炎红肿，直接对眼睛点眼药水，就肯定比口服通过肠胃代谢的中草药要更加直接、更加有效。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是药剂的生物效率。有的药剂需要维持较长的时间，如避孕和止痛；有的需要见效迅速，如对心肌梗塞的急救和抗晕动；有的需要缓解药物的刺激性，如缓解因药物释放太快而出现胃痛、高血压、低血压、心动过速、困顿、过敏等等。所以，西药的剂型设计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进行。可是，中国的中草药剂型设计完全不遵守这些规则。在我国，以胶囊剂和颗粒剂出产的中成药，多半是为了掩盖实际的药物成分。以糖浆剂出产的中成药是为了以口感促进销售。以浸膏或酊剂出产的中成药，是为了追求特殊的药味。这些都蕴含了许多肮脏的经济利益和对患者未知的安全风险。　　在剂型西化的中成药中，值得特别一提我们警惕和坚决拒绝的，是中草药注射剂。这是在我们中国已经声名狼藉但却没有被禁止的 “西化的”中草药剂型设计。　　注射给药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快。静脉注射，可以在30秒钟以内发生药效。肌肉注射和皮下注射可以在5分钟以内发生药效。其次是它的生物有效性高。注射进去的药物成分，100％地可以产生生物学后果。所以，通过肠胃吸收不了，或吸收效率较差的药，用注射方法通常都能发挥很好的生物学作用。再次是注射给药可以维持较长的生物效果，如醋酸甲地孕酮（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的避孕效果可以维持三个月。最后是静脉注射可以在体内以循环的方式反复地发生作用。　　但是，在上述注射给药所具有的明显优势的另一边是巨大的风险。在见效快，同时也意味着命悬一线。以注射方式给药意味着患者无法自我控制。如果注射器消毒不严，可能导致交叉感染。操作不当的注射过程，潜存着气泡致命的风险。对于中草药注射剂来说，由于注射给药使得药物的生物效率高达100％，也意味着，任何进入静脉、肌肉和皮肤组织的药物成分，不管它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不管它的单分子实体的还是多分子实体的，不管它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不管它是有害的、有益的、既无害也无益的，都会产生相应的生物学后果。正是注射剂的生物有效性高，这就要求注射剂的药物成分必须100％地可靠，而且还应当尽可能地单纯，注射剂药物设计者对药物成分的摄入、分布和排除状况，还必须要有100％的把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中草药注射剂成分是单纯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中草药注射剂进入人体之后的摄入状况、生物学后果、分布状况和排除率。所以，在我国，中草药注射剂导致过敏性休克具有相当高的发病率。仅在我国江苏省2004到2009年的5年间，就报道过因为使用中草药注射剂而发生的过敏性休克 225起，死亡3人。由于中草药注射剂的设计者们对中草药注射剂进入人体之后的摄入状况、生物学后果、分布状况和排除率，一片茫然，所以，我国还没有任何部门就中草药注射剂的安全隐患提出了经得起科学检验的防范策略。所以，所有的中草药注射剂都是不值得信赖的。　　中医生干的第四件中医科学化的事情，是西化中医疾病名称。　　有文字根据的中医药史大概只有2700年。我们中国人自我标榜的“5000年的中医史”并没有切实可靠的文字根据。在这将近3000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医没有为世界贡献一个合格的疾病名称，更没有针对某种疾病提供公认的诊断标准。《伤寒论》所讲的“伤寒”与英语中的typhoid不对等。中医著作中的“疟疾” 不等于malaria。既没有合格的疾病名称，又没有公认的诊断标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要赢得人们的同情和信赖，必须采取一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就有中医生把中医当中那些不合格的疾病名称进行西化的努力。于是，中医记载的“尿频”“尿急”被西化成了前列腺炎，“消渴”被西化成了糖尿病，“伤风”被西化成了感冒，“痞块”被西化成了癌症，“心气虚”被西化成了心脏病或高血压，如此等等。　　这样的西化对于那些缺乏基本的医学和生理学常识的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尿急，尿失禁，是逼尿肌过分活跃引起的，它属于神经系统疾病。有的人自主神经的自制力不行，容易产生条件反射，喝水之后，甚至看见水龙头滴水，都会刺激形成想排尿的生理反应。这些都与前列腺炎没有关系。可是，在中医疾病名称的西化过程中，它们都被毫无根据地解释成了前列腺炎。　　在西医中，前列腺炎分为五类：急性前列腺炎、慢性前列腺炎、无细菌前列腺炎、无炎症前列腺痛、无症状前列腺炎。前两种前列腺炎都能检查出细菌和尿液的白血球阳性；无菌前列腺炎虽然不能检查出细菌，但却能检查出尿液的白血球阳性；前列腺痛除疼痛外，既不能检查出细菌也不能检查出白血球；无症状的前列腺炎只能检查出尿液的白血球阳性。它们未必都会伴随尿频或尿急症状。出现尿频或尿急的患者，除神经性因素外，其生理性改变的原因大多来自膀胱。其中一个原因是，伴随着寿年的增加，膀胱逐渐地老化，蓄尿和排尿的功能逐步有所降低，导致膀胱功能性的排尿不畅或排尿频度增加，甚至出现尿失禁。还有一种情况是膀胱癌、膀胱结石、前列腺增生压迫了膀胱，使得膀胱蓄尿的容积减小，也会出现尿频或者尿急。它们也是与前列腺炎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国那些致力于中医现代化的人，却把尿频和尿急无一例外地西化成前列腺炎。这显然是错误的。　　我不可能对中医生西化的疾病名称做逐一的分析。从中医生把尿频和尿急解释成前列腺炎可以看出，中医生将中医的疾病名称西化蕴含了许多误导。我看过韩国出版的电视连续剧《医道》，里边把中医记载的“消渴”当作西医的糖尿病。这也是非常错误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消渴，但消渴的人不一定患有糖尿病。　　我可以负责地这么说，中医科学化的工作已经在我们中国做了差不多100年了，其中没有一项是符合科学的基本要求的。它除了用科学的外衣装扮基于迷信而又充满迷信的中医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果。早在1935年，陆渊雷就曾经产生过一种预感，“中医不科学化是要被废的，即便科学化亦会被废”。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预感，而是中医药无法避免的必然结局。 (XYS20121019) ◇◇新语丝( www.xys.org)(xys7.dxiong.com)(xys.ebookdiy.com)(xys2.dropin.org )◇◇; 2593 次阅读|15 个评论

人类抗病毒史话（4）免疫学的丰碑——巴斯德: 热度 7 fs007 2012-8-20 07:02; 寻正【按：本系列为《科学画报》约稿，转载请注明来源，系列之三与四来源为：《科学画报》2012年第八期。《科学画报》发布文章在原稿基础上有压缩修改。】【系列作品：（1）外星人来访（2）看不见的敌人（3）接力十年防天花（4）免疫学的丰碑——巴斯德（5）揭开病毒的面纱（6）保护濒危的病毒？】 “实验科学喜欢那些有准备的头脑”——路易斯*巴斯德在1822年，中国的泰坦尼克“的星号”沉没在南中国海，死亡人数超过后来的泰坦尼克大灾难。在这一年12月7日，路易斯*巴斯德出生在法国多尔。巴斯德祖父是农奴，父亲是贫穷的鞣制工，巴斯德出身贫贱，在学业上也并不出色，如果说他早期有什么才华的话，他表现出了当画家的潜力，巴斯德纪念馆保留着他少年时代一些出色的绘画。没有人会在贫贱的学业上并不出众的巴斯德身上看到现代医学与抗病毒性疾病的巨大希望，其中包括他自己。象其他出身贫贱的人一样，巴斯德早年的梦想无非是获得生活的保障，愿意面对的问题是实用性的问题——正是巴斯德这种解决科学具体问题的细致入微的能力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橇开了现代医学与免疫学的大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在科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国科学院有着不亚于如今美国科学院的地位，各地的科学家如果有重大发现，很多都选择寄送法国科学院发布，以取得最大的影响。1859年，法国著名科学家普歇采用实验方法证明生命自发论。生命自发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有争议的话题，普歇第一次用详实的实验记录证明新的生命会从死亡生命体中重新发出，他的论文用了数百页来描述其实验结果。普歇的论文把已经存在的争议推向了高潮，法国科学院为此公开设下擂台，设立特别奖项，授予能用实验证实或者否认生命自发论的人。挟此前实验研究之余威，普歇瞄着该奖，基本上把它算作为自己的囊中之物。然而，普歇被横空出世的巴斯德击败了，败得如此彻底，普歇都没有勇气在实验平台上跟巴斯德一较长短。巴斯德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证实普歇的所谓自发生命源于空气中细菌的污染，而一旦防止了细菌污染，就不能自发产生生命。即使在今天，巴斯德所设计的一系列实验都看上去无懈可击，展现了巴斯德把握实用技术的卓越才华。有后见之明的一些作者为普歇叫屈，认为巴斯德的实验方法杀不死细菌孢子，普歇如果坚持，他实际上有机会在当时获得该奖，击败巴斯德。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巴斯德在科学实验上的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正是他精确重复了普歇的实验并找到普歇实验的几乎所有的漏洞才导致普歇丧失拼擂的信心。如果普歇也找到了巴斯德实验的漏洞，更大的可能则是巴斯德会更早地发现煮沸也不能消灭的细菌孢子。巴斯德终结生命自发论的理论意义在于颠覆了传统思维，把科学家的视野带入了微观世界，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微生物的海洋中。这种革命性的认知导致了实验科学的飞速进展，巴斯德因此成为法国科学界实用技术的攻坚能手。巴斯德对微生物的认知导致他随后提倡的巴氏杀菌术，迄今仍然是食品安全的最关键的技术。在1865年，法国养蚕业面临灭顶之灾，大面积爆发不知名疾病。巴斯德此前担任过化学教授与物理学教授，从未跟疾病打交道，却因为卓越的实验能力而被选中成为攻坚主力。巴斯德奔赴法国南部重灾区，通过详细的观察与分析，巴斯德判断病蚕犯的是一种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病蚕中有微小的结节。他推荐蚕农凭此筛选无病蚕。来年新春检验巴斯德的理论，蚕病依然成灾！巴斯德为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攻击。巴斯德在羞愧中向蚕病寻仇，夜以继日的实验，无数的失败，最终巴斯德胜出，他发现了两种蚕病，一种是微孢子虫引起的寄生虫病，另一种是病毒引起的软虫病，他随后倡导的筛捡方法挽救了濒危的养蚕业。 1868年巴斯德因中风而偏瘫，神奇的是，他的科学创造力似乎不受影响。他在蚕病上的成功让他成为攻坚鸡霍乱的主要研究人员。他成功的分离了鸡霍乱菌，1879年，由于实验人员碰巧把毒力减弱的霍乱菌接种给了鸡，他发现了减毒菌株可以诱发接种免疫，首次通过实验室发展了免疫菌株。巴斯德随后针对炭疽病这一造成畜牧业重大损失的疾病进行攻坚，并再次印证了他的减毒菌株可以作为疫苗的免疫理论，在1881年5月，他针对炭疽病的减毒疫苗接种的公开实验取得了巨大成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界与社会对他的免疫理论的认知。他为自己搭好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将敲开人类疾病的系统免疫接种的大门。巴斯德选中了狂犬病。狂犬病发者必死，死者在生前还要承受极大的痛苦，从疾病的恐怖程度上来说，狂犬病超过绝大多数的烈性传染病。19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迅速，城市化进程导致人口密度大增，狂犬病毒在野生动物中积蓄也达到极高程度，这就导致了经常性地爆发狂犬病。巴斯德从1882年开始研究狂犬病，三年后就发明了狂犬病疫苗，即使是有着现代技术的研究人员，也难以望其项背，充分说明了当时巴斯德实验室寻求新的疫苗的实验室技术的成熟程度。詹纳发现牛痘属于抗病毒免疫学的特例，天花病毒与牛痘病毒的一系列特性决定其发现模式是不可重复的。而巴斯德实验室开发狂犬病疫苗则是基于他所发展的免疫理论系统性地寻找减毒疫苗，其成功有必然性与可重复性，因此，巴斯德是当之无愧的免疫学奠基人，是他揭示了人类驯化烈性传染病的巨大潜力。巴斯德的工作还极大地推动了微观世界的认知，细菌在微生物研究中原形毕现，病毒虽然更为微小，但距揭开其面纱已经是一步之遥。巴斯德于1895年9月28日去世，此时，科学家已经开始了发现病毒之旅。; 个人分类: 科学普及|6851 次阅读|7 个评论

不谈政治好么？（口水贴）: 热度 23 cissyludai 2012-4-12 22:42; 我这个人不大爱动脑筋。凡事比较爱认死理。最烦就是写东西！因此也就写不出象YC姐姐、贾伟老师那样的小资博文，也写不出象蒋继平老师、施一公老师、陈安老师、蒋科学等大拿的理论博文。我顶多就算个邻家乖乖女的小文章了。呵呵... 写这个题目，也想了好久，觉得看此博文人可能会一半一半的评判它。因此定名为口水贴。前阵子，正好有空，看了些博文。也看到了许多有关政治性内容的博文，当然此类博文放了没有半个小时多半被小编删除了。为此，很多博主很生气。伦家辛辛苦苦写的东西，没来由被小编如此“糟蹋”！博主们请先别生气！希望您能换位思考一下。科学网的宗旨是什么？“构建全球华人科学社区”。也就是说这是个全球华人科学家的网站。人家定位已经定好了——全球，那您写您家族里的矛盾这自然就不太合适了。您说您写得辛苦，那小编还说偶删得辛苦呢！居里夫人曾经说过“科学无国界！”。那科学网自然只谈科学。再有就是，我个人认为，做科学研究的人和学生基本上是一根筋。属于极其容易被煽动的那种。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科网的小编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们这些冲动的知识分子。呵呵... 但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也说过“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的”。因此如果您义愤填膺觉得必须对政治发点言，那就请换个地境儿再发言。因为，科学网的宗旨“构建全球华人科学社区”。; 3235 次阅读|51 个评论

狂犬病毒的历史与辉煌: 热度 12 fs007 2011-12-12 05:44; 寻正『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 Chance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 （机会总是先给有准备的头脑）——Louis Pasteur（巴斯德）屠呦呦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挖出了青蒿素，今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授予屠，一时间，中文世界口水弥漫，中医爱好者因此视中医身价倍增，而反对中医者则宣称这一医学大奖跟中医没有关系。葛洪所记方剂，多荒诞不经，但却很有历史价值，比如狂犬病，葛洪的记载就很有洞见。葛洪该书第七卷54章共记录了20个可能是治疗犬咬伤的方剂，其中论及狂犬病，说明古人对此病并不陌生。 “凡犬咬人，七日一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过百日，乃为大免。”“得犬啮者难疗，凡犬食马肉生狂。及寻常，忽鼻头燥，眼赤不食。避人藏身，皆欲发狂。” 古人对狂犬病无知，所以采取的治疗方式跟巫术无异，在葛洪所记方剂中，用便粪蟾蜍等恶心之物，源于朴素的以毒攻毒思想，是古代巫术的变异。最危险的，是第四方，“ 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 这种处理方式，如果疯狗咬伤伤口没有狂犬病毒，它保证了患者一定要感染狂犬病——病人一病即死，当然不复发。中医爱好者往往引用此方论证中医价值，实在是贻笑大方。图一、中国巫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及狂犬病狂犬病（Rabies）一词源于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梵语，Rabbahs，意为“狂暴”。最早关于狂犬病的记录可能远及公元前2300年。狂犬病毒在自然界中广为传播，因此，各民族医疗体系都或多或少针对这一致死性疾病都有所认识，中医与其它体系相比，除了多些荒诞，没有出色的地方。狂犬病的研究起源于科学时代，在1804年，德国科学家Georg Gottfried Zinke（仁克）率先用疯狗的唾液感染了兔子与鸡，揭开了科学认识狂犬病的序幕。随后在1813年，两位法国医生Francois Magendie（马让迪）与Gilbert Breschet（布锐谢）用人的唾液感染了狗，证实了该病在人与动物身上发生类似病程。此后超过半个世纪，医生针对疯狗咬伤束手无策，直到巴斯德这个科学巨匠永远地改变了此类患者的命运。巴斯德研究狂犬病时已经是法国科学界的泰斗。他在鸡霍乱与炭疽疫苗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激励了他寻找当时在欧洲肆虐的杀手疾病的防治之道，在1880年12月，他用骆驼毛刷在一个死于狂犬病的9岁幼童的口腔里获取了适量粘液，然后接种了两只兔子，不到两天，兔子就死了。他然后再用死兔子的唾液与血液感染新的兔子，兔子也都死了，而且潜伏期越来越短。巴斯德发现了，嗯，一种新的致病双球菌——巴斯德轻易地就判断出这并非狂犬病的病原，科学发现总有曲折。巴斯德认识到无法用病者的血传染狂犬病，随后他用脑组织与脑脊液取得了成功，证实了狂犬病是一种神经性疾病，病原集中在中枢神经系统。图二、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巴斯德凭卓绝才华一举扭转人类在狂犬病前的命运通过实验研究，巴斯德证实了同一病原导致了狂犬病变化多端的临床表现，而唾液中并不只有狂犬病毒才是杀手，其它的微生物也可以致命。巴斯德还发现，如果向血中注入病毒，或者接种到颅内，狂犬病潜伏期大减到6-10天，血液接种多为哑型，直接进入瘫痪期。在1883年巴斯德实验室中已经有了四条对狂犬病毒免疫的狗，估计是反复接种病毒产生的结果。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1885年7月6日，巴斯德首次在一个名叫Joseph Meister（麦斯特）的小男孩身上接种了他发明的减毒疫苗。小麦斯特于两天前被一条疯狗咬伤，多达14处，在当时，相当于被宣判死亡。巴斯德在征求两位医生的意见后，决定提前进行人体实验，将尚未成熟的疫苗技术用于麦斯特，在10天内接种了13次疫苗。巴斯德早期的方式是渐次接种毒力强的疫苗——最后接种的疫苗毒力本就可以引起狂犬病，麦斯特后来成为巴斯德研究所的看门人。三个月后，巴斯德又成功地治疗了Jean Baptiste Jupille （究皮勒），一个15岁的牧羊娃，因保护其他人而自己被严重咬伤。巴斯德的神奇疫苗迅速传遍全球，远致北美俄罗斯，都把被疯狗或狼咬伤的病人送到巴黎救治。到1886年8月，多达1235人接受了巴斯德的治疗，只有3人死亡。根据巴斯德时代的文献，怀疑被疯狗咬伤的病例，死亡率超过50%，汇总1880年前8起报道共1174例咬伤病人，死亡611人，发病率52%。显然，巴斯德的疫苗是极为成功的，巴斯德在1885年11月曾治疗一位名叫Louise Pelletier的小女孩，她已经被咬伤一个月，她在一个月后死亡。由于巴斯德的疫苗可能是最后手段，延误在所难免，因此其疫苗的有效性，勿庸置疑——历史上质疑巴斯德的人并不少。巴斯德的研究显示直接将病毒注入血、脑脊液或者大脑可以引发狂犬病，其潜伏期可以短至5-10天，我们可以把这看作疯狗咬伤人发病潜伏期短的极限，在针对人的报道中，新加坡1987-2006年20年累计1835例狂犬病，只有7人潜伏期少于7天。起码80%的病人都在咬伤1个月之后发病，而只有2.5%的病人在2周之内发病，这构成了疯狗咬伤后狂犬病预防的基础，狂犬病疫苗可以在7-14天内诱导产生免疫力。继巴斯德之后，在狂犬病疫苗上开辟新时代的是Hilary Koprowski（柯普罗斯克），他是免疫学界的牛人，以发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而著称。柯普罗斯克及其在威士塔研究所（Wistar Institute）的同事在1960年代末开发出了新一代的细胞培养疫苗，称为人双倍体细胞疫苗（Human Diploid Cell Vaccine，HDCV）。后来学者采用不同的细胞进行培养，先后诞生了纯化鸡胚细胞疫苗（PCEC）、纯化绿猴肾细胞疫苗（PVRV）、纯化鸭胚细胞疫苗（PDEV）、狂犬病毒吸附疫苗（RVA，采用猕猴肺纤维细胞培养）等等。图三、脊灰疫苗发明人犹太科学家柯普罗斯克发明新一代狂犬病疫苗巴斯德的第一代疫苗是减毒活疫苗，由于采用生物组织制备，易于发生过敏反应，副作用大，还存在减毒疫苗变异恢复活性的可能，安全性不如第二代疫苗。第二代疫苗是灭活疫苗，通常用β-丙内酯灭活，其安全性与诱导免疫的能力都差不多。中国采用的估计是俄国发明的初级仓鼠肾细胞疫苗（PHKCV），用狂犬病毒的北京菌株生产，用甲醛灭活。在动物用的疫苗上，由于安全性要求不如用在人身上，现在仍然可以使用减毒活疫苗。巴斯德最早是用兔子传代生产疫苗，后来柯普罗斯克在1948年改用鸡与鸡胚传代，最终产生一种称为Flury菌株，它来源于1939年在美国的一个病人，如果传代40-50次，称为低传代Flury菌株（Flury LEP），如果传代达到227-230次则称为高传代Flury菌株，这种减毒疫苗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减毒疫苗的一个现实威胁就是本身可以引发狂犬病，在1968年开发的ERA疫苗，免疫效果很好，但数起在猫发生的狂犬病导致了它退出市场。 ERA疫苗是基于在1935年于美国阿纳巴马的一条狗身上发现的狂犬病毒，其毒株称为SAD（Street Alabama Dufferin）。这一毒株也是后来开发出来的SAD B19疫苗的基础，这一疫苗是为野生动物口服用的，目的是减少自然界狂犬病毒的库存。SAD B19毒力不弱，所以后来进一步减毒产生了SAG2，是现有的野生动物疫苗饵的主要成分之一。由于这两种口服疫苗余毒仍然嫌高，不耐热，针对北美地区的浣熊与条纹鼬效果不佳，在1980年代，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合成了一种新疫苗，用牛痘病毒加入狂犬病毒的糖蛋白抗原基因，称为VRG（Vaccinia Rabies Glycoprotein），VRG疫苗多用于北美地区制作疫苗饵，清除野生动物中的狂犬病毒。图四、野生动物狂犬病疫苗饵（标签是给人看的，警告人不可食用）图五、接触VRG口服疫苗发生的疱疹（副作用，减毒疫苗有残余致病力，CDC）诚然狂犬病毒是人类的一大祸害，迄今为止各国针对狂犬病毒都欲灭之而后快，但狂犬病毒带给人类的却未必全是灾难。狂犬病毒在病毒学上归类为单链负性RNA病毒，很长时间内，它无法用cDNA技术操控，在1990年代中期，学界梦想成真，德国动物病毒性疾病联邦研究中心的Karl-Klaus Conzelmann（康热曼）等用cDNA表达出了狂犬病毒的特征蛋白，为相关研究与一系列的未来应用开启了大门。狂犬病毒发病死亡率超过99%，在于其病毒有奇特的能力，可以逃过生物体内的免疫防卫机制，其中最重要是它侵入我们的神经中，几乎不引起神经的破坏，也几乎只在神经系统中穿行，从而让免疫机制失效。神经系统的结构复杂精细，给科学研究造成了困难，而狂犬病毒的这一特性，让它成为神经网络研究的一个精巧工具，被科学家用作神经元示踪剂，以揭示神经元的功能结构。前述VRG疫苗已经是基因时代的疫苗，它目前还不能用于人的免疫，可以想见，未来的狂犬病毒疫苗可能更为安全可靠与方便，免除现有的咬伤后预防操作的繁琐，甚至有可能极为便宜，从而让普遍免疫成为可能，永久地让狂犬病成为过去。狂犬病毒的更大贡献则可能来源于它被用作疫苗载体的潜力。 19世纪的狂犬病相当于20世纪的爱滋病，二者都是致命性疾病，一旦发病，神仙难救。巴斯德的天才研究让我们迅速增加了对狂犬病毒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寻找人免疫缺陷病毒的疫苗则充满坎坷与曲折。在21世纪，某一天我们可能忽然发现爱滋病病毒也有疫苗，它是狂犬病毒中加入了爱滋病病毒的特征蛋白基因，说不定你接种爱滋病病毒疫苗，连狂犬病也给你顺便预防了。中国人对SARS（非典、萨斯病）应当记忆尤新，它是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一度让神州惊魂，其它国家对来自中国之民避而远之。萨斯病毒在自然界中存在于鼬獾与貉（狸猫）中，虽然2003年的大爆发最后消散于无形，其表现的致病能力与其在自然界中的库存让它成为悬于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吓死与害死我们一批人，造成社会经济动荡。SARS也没有特效药，中国据说开发出来了疫苗，其效果尚缺乏独立研究证实。在下一次危机爆发时，说不定你打一针SARS疫苗，又把狂犬病也顺便预防了。中国是乙肝大国，乙肝已经有了疫苗，正逐渐成为接种常规，可以想见，未来的中国即使不是消除了乙肝的国家，也不足为大害。在国际上，丙肝是一个大麻烦，全球有1-2亿人感染，引起跟乙肝差不多的后果，肝硬化与肝癌。丙肝的特点是它的基因复制机器带有中国特色——粗制滥造，保量不保质，于是产生了极大的基因变异与不移定性，造成免疫功能失效：移动的靶子不好射。利用狂犬病毒作为载体，则有解决这一问题从而生产出丙肝疫苗。因此，当你忽然听说有狂犬病丙肝疫苗时，千万不要觉得惊奇——科学家扭转了必死的结局，他们也能创造其它的奇迹。狂犬病病毒必成为历史，而它的辉煌，尚须时间来见证。『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 个人分类: 医学普及|18619 次阅读|22 个评论

状元抄书，不用自洽: 热度 1 fs007 2011-12-11 04:09; 寻正【按：旧文重发。原作完成于2009.9.23日】学好英文太重要了，英美科技发达，信息通畅，各类科学报道写作应有尽有，最不济，把英文资料编译一番，写点科普名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的。方舟子抄书成习惯，一船搬到另一船，干得热火朝天，屁股后面还会跟上一大堆粉丝，不管读不读得懂，叫好声一片，写科普，就要到中国去。方舟子的最近力作是生命自发产生论（Spontaneous Generation of Life），这个话题别人几乎是一个世纪前就把材料准备好了，其实再往前推，巴斯德本人的讲稿抄上一遍，国人也只有叫好的份，知识面窄是国人的通病，旧闻当新闻看，那是历史的渊源。即使是按一个世纪前的标准来看，方舟子的抄书是不合格的，领悟力太差，只能凑合着看，关键的东西没交待清楚，不过，语文状元技之所及，不苛求了。方舟子大言不惭没有人能教他逻辑，但其逻辑之差让人“不禁忍俊不禁”，看看他的文章，分成三部分，都发表在《经济观察报》，方舟子在文章中对巴斯德这位关键人物着墨不够也就罢了，还要暗示别人是学术骗子，真是抄晕了头，顾不得以前还有一个大屁股露在外面呢。方舟子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就在今天四月份，方舟子就抄了一通资料维护巴斯德同志的声誉，嘿嘿，两船艄公总是充满喜剧与讽刺，方舟子为巴斯德同志两肋插刀时，也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真是苦了《经济观察报》的读者，四月份巴斯德同志还是党的优秀儿女，半年不到，居然变成叛徒了。不能说两船艄公不勤奋搬运时丢三拉四，或者说“中国第一打假斗士”被巴斯德骗去了心智，现在幡然悔悟，要把造假大王巴斯德踢翻并踩上一支脚——中国的真假打假斗士们恐怕都没有这个能力，要怪，只能怪两个人，一个是两船艄公在四月份抄的作者，另一个当然是现在抄的作者了。马克斯·佩鲁茨可不是小角色，不但自己拿诺贝尔奖，学生也在同年拿诺贝尔奖，对了，他的学生比他还有名，DNA双螺旋的发现者克里克与沃森。对佩鲁茨来说，巴斯德是一代不容诋毁的伟人，因此，当历史学家盖森向巴斯德同志发难时，佩鲁茨就奋起维护，指着盖森骂他是小人。方舟子拾得佩鲁茨14年前的牙慧，写成了《科学史上著名公案——巴斯德是否骗人？》一文，其文基本上照抄了佩鲁茨的主要观点，毫无创新，当然，差别还是多的，佩鲁茨文笔流畅，读来浑然一体，方舟子抄过来，削减不少，还要掺水，既不保质，也不保量。另一个该怪谁呢？可能是历史学家约翰*威尔金斯。科学家奋起捍卫科学家，历史学家就同情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的威尔金斯非得要探讨一番生命自发产生论，偏要在他挂在网上的大作中痛扁一番巴斯德，五年后留给两船艄公参考抄写。你说不让人为难死了么？如果佩鲁茨急同志之急，当年奋起余威杀入科学史，校正一番盖森之流的流毒，写一篇《生命能否自发产生？》就对了，中国的科普作家就不必用自己的脚，踢自己的屁股了，都抄佩鲁茨，就不自相矛盾了。另一种可能是威尔金斯写上两篇文章供中国的科普作家写作参考用，但这恐怕行不通，盖森的书在历史学家眼中本来口碑就不错，与威尔金斯立场一致的文章，多着呢。合起来看，中国的科普作家出丑，还是诺贝奖获得者佩鲁茨同志负主要责任，历史学家威尔金斯负次要责任，责任就在于观点不一致。中国的读者聪明，被愚弄多了，就训练出来了，不过，编辑却实在是太臭，有什么样的专栏作家，就有什么样的编辑，当然，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幸好本人不用交钱看这些文章，不然岂不亏死？附一：科学大争论——生命能否自发产生？作者：方舟子（上）人类很早就知道，生物靠繁殖产生下一代。但是在古代，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流传着某些生物，特别是低等的、龌龊的生物，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自发产生的说法。人们普遍相信腐烂的肉会变出苍蝇和蛆，朽木会自己长出蛀虫，汗会生出虱子，海底的烂泥会生出鱼，地里的烂泥会生出青蛙和老鼠……中国古代除了有“肉腐出虫，鱼枯生蠹”这种比较普通的说法，还有“腐草为萤”的浪漫传说，直到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时，还一本正经地把萤火虫是从腐草化生的当成事实来讲。这些动物的确经常被发现从腐烂的东西中突然长出来，而它们的卵又小得难以看到，人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自发产生的。不仅一般人这么认为，哲学家、博物学家也普遍相信生命能从无生命物质自发产生。中国古代学者对此只有零星的叙述，古希腊哲学家却将它做为一个学说提出来，其基本观点是，在阳光产生的热量的作用下，粘土（水和泥土的混合物）能够自发地产生生物。这些说法被亚里士多德综合了起来，构成了一个精致的体系。此前古希腊哲学家提出自发发生说主要是为了说明生物最初是怎么产生的，但是亚里士多德不相信宇宙有开端，他只是把自发发生做为当今生物的繁衍方式之一。自发发生说是亚里士多德动物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用他的自然哲学对此做出了似乎很合情合理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组成的，不同的元素又是由冷－热、干－湿这四种两两互相对立的原始性质按不同比例组合而成的。这些元素和原始性质在生物体各部位的混合就决定了生物的性质。当然，生物之所以是活的，是因为它们有“元气”。“元气”实际上是两种元素——气和火——的混合，因此非生命物质中也有，无处不在。为什么粘土中会自发产生生命呢？因为粘土中含有水，水中含有气，而所有的气都含有元气，一旦气和元气被包裹起来，在热的作用下，就会快速地形成生命。形成什么样的生命，则取决于四种元素和原始性质的比例。这位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把自发发生当成了低等生物的主要产生方式。例如，他认为所有的贝壳类动物都是从泥土中自发产生的，不同的材料生出了不同的贝壳：粘土长出了牡蛎，泥沙长出了蛤蜊和扇贝，岩石的空隙长出了藤壶和帽贝等等。许多昆虫也是自发产生的：树叶上的露珠、腐烂的泥土或粪便、树干、动物的毛发、肉、排泄物等等都能生出各种各样的昆虫。这些结论显然是根据不严谨的观察得出的。亚里士多德的自发发生说看上去似乎与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生物的教义相矛盾，但是在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后，却没有被当成异端。基督教神学家从其《圣经》中找到了一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认为这指的就是自发产生生命，从而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从此亚里士多德的自发发生说被后来的西方学者不加怀疑地普遍接受达两千年之久。直到17世纪，佛兰德斯医生和化学家范·赫尔蒙特（1580–1644）还这么指导人们如何造出老鼠：把被汗湿透了的内衣和麦子一起放到罐中，不加盖放三七二十一天，等汗发酵了，恶臭渗透进了麦子，麦子就会变成老鼠！而如果把一种叫罗勒的植物夹在两块砖头之间，放在阳光下晒，就会生出蝎子。最早想到用实验来验证自发发生说的是意大利医生雷第（1626－1697）。当然，他不可能对有关自发发生的种种千奇百怪的说法都一一去验证，所以他选择了流传最广、被所有人一致接受的一个说法：腐肉生蛆。他在1668年报告了他的实验结果。他的实验非常简单，但是却算得上是历史上第一个严格的生物实验：他甚至设了对照组。他在4个广口瓶中放进死蛇、鱼和牛肉，然后盖上盖子。做为对照，他在另4个广口瓶中一一放上同样的东西，但是让瓶口开着。他注意到苍蝇在开口的瓶子进进出出，几天后，腐烂的肉长出了蛆。但是在盖了盖子的瓶中，虽然肉也腐烂、发臭，却没有蛆。他改用纱布封住瓶口，虽然空气能进瓶子，但是苍蝇进不去，腐肉同样不会长蛆。他抓了蛆来养，发现它们最后变成了苍蝇。把死苍蝇或死蛆放进装了肉的封口瓶中，腐肉不会长蛆。但是如果放的是活的苍蝇，就会长蛆。这样，雷第就证明了腐肉中的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苍蝇产的卵变来的。雷第没有再用其他的昆虫做实验，他觉得从这个腐肉生蛆的实验已可以推断其他昆虫也不会是自发发生的。不过，雷第仍然相信自发发生在某些条件下是可能的，例如，他相信植物组织中的瘿虫和动物体内的寄生虫就都是自发发生的。1700年有人发现瘿蜂在植物中产卵才生出瘿虫，而对寄生虫的生活史的发现，则是19世纪的事了。不管怎样，雷第的实验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自发发生说的信心。恰好在此时，丹麦人列文虎克（1632-1723）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微生物。于是人们又想，虽然蛆之类的动物看来是不能自发产生的，微生物这种简单的生物总还是可以从非生物变来的吧？不然它们怎么这么多，到处都是？列文虎克本人倒是相信微生物也是繁殖而来的，但是其他博物学家却不相信微生物这么简单的东西能够自我繁殖。有关自发发生的争论从动物世界转移到了微生物世界。 1718年，法国显微镜学家约伯洛特（1645－1723）模仿雷第的方法，试图解决有关微生物能否自发发生的争端。他把干草浸液煮沸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放在密闭的瓶中，一部分放在开口的瓶中。开口瓶中的浸液长满了微生物，密闭的瓶中则没有。为了证明密闭瓶中的干草浸液也能滋养微生物，他把封口去掉，不久里面也长出了微生物。法国大博物学家布封（1707-1788）不相信约伯洛特的实验结果。他去英国旅行时见到英国显微镜学家、天主教神甫尼达姆（1713-1781）。尼达姆也相信自发发生说，甚至相信泡在水中的麦芽能自发产生小蠕虫。在布封的鼓励下，尼达姆用肉汤做材料重复了约伯洛特的实验，却发现不管肉汤有没有煮过，瓶子是否封闭，几天后肉汤中都长出了微生物。他得出结论说，在任何物质中，都存在一种活力，能够自发长出新生命。尼达姆在1748年发表其实验结果。意大利修道士斯巴兰扎尼（1729-1799）认为尼达姆的实验方法有问题。尼达姆是先煮沸肉汤再封口，此时已有空气带着微生物跑进了瓶子中了。斯巴兰扎尼改进了实验方法，先把瓶口封好，再加热煮沸。斯巴兰扎尼比较了不同煮沸时间的结果。他在1767年报告说，煮沸时间比较短的肉汤中还能长出微生物，但是煮沸时间长达半个小时到45分钟后，只要瓶子保持密闭，肉汤中就再也不会有微生物。尼达姆反驳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煮沸，肉汤已无法滋养生命。于是斯巴兰扎尼打断瓶颈，不久微生物就在肉汤中长出来了。但是斯巴兰扎尼的实验并没有结束争论。其他人重复了斯巴兰扎尼的实验，有的得出了和斯巴兰扎尼一样的结果，有的却相反，发现再怎么消毒、密封也会长出微生物来。还有的人说，要从肉汤里长出微生物来需要新鲜的空气“刺激”，斯巴兰扎尼煮肉汤的时候，把瓶子里面的空气也给煮得失去了刺激能力，外面新鲜的空气又进不去，所以才长不出微生物来。不管理论上怎么争，斯巴兰扎尼已经证明了只要恰当地消毒、密封，食物就不会腐烂变质。法国厨师阿培尔（1750-1841）受到启发，发明了罐头技术，把食物放进干净的玻璃瓶中，塞上软木塞，煮沸，之后用蜡封口，就可以长久保存。 1800年拿破仑悬赏12000法郎，征求能为军队提供补给食品保藏技术。阿培尔在 1810年提交了其技术，获得了奖金。（中）当古希腊哲学家提出自发发生说时，它只是一个哲学学说。到了17世纪，雷第试图用实验来验证它，它就变成了一个科学假说。但是实验却没能获得公认的结论。一直到19世纪，微生物能否自发发生，仍然是一个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 19世纪中叶的法国，成了两军交战的战场。而这场争论，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宗教背景。此时，受到天主教会支持、代表着极端保守势力的拿破仑三世上台，当权者非常害怕再来一场社会革命。自发发生说被与无神论、唯物论、社会主义和其他激进的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如果生命能够自发产生，那么生命就不必靠上帝来创造。顺理成章地，许多人把自发发生说看成是在反对正统的宗教教条，乃至是在对抗法国政治和社会权威。于是一个学术问题，就成了政治和宗教问题。批判自发发生说，很容易获得政府和教会的支持。在这场争论中，自发发生说的旗手是著名博物学家、卢昂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普歇(1800-1872)。自1855年起，普歇向法兰西科学院提交一系列论文报告证明自发发生的实验结果，并在1858年出版了一部专著。他声称，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已被彻底煮过的养料在密闭的烧瓶中冷却后，仍然能长出微生物。由于普歇认为养料煮沸后原来的微生物已经都被杀死了，而且他在实验时确保瓶中的养料不会受到外界的污染，那么从中长出的微生物，就被认为是从养料中自发产生的。普歇是一名曾经做出过重大成果的学术权威，他的观点在法国科学界和公众中都引起强烈反响。不过，在相信自发发生说的人们当中，普歇其实比较另类。他并不是一个社会激进派，而是试图把自发发生说与正统宗教调和起来，认为自发发生并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在上帝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是，自发发生说的反对者仍然认为普歇的观点是异端和无神论的，必须证明那是错误的。法兰西科学院悬赏2500法郎，将奖给对自发发生说的问题有新的理解的人，其实就是要奖励人们去推翻普歇的结果。年轻的巴斯德（1822-1895）响应了这一号召。虽然巴斯德有时被描绘成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参与自发发生说的争论，却不是完全出于宗教或政治的原因，而是他的学术研究的兴趣所致。此时巴斯德在研究葡萄酒发酵的原因。 1789年，法国著名化学家拉瓦锡提出发酵是一个化学过程，是空气和葡萄汁起反应的结果。这个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但是这个说法面临着一个问题：在酵母发酵过程中总能发现大量的微生物，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要么是发酵后受到感染，要么是在化学反应中产生的，也就是自发发生。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这些微生物才是发酵的因素，酵母是一种活的微生物，发酵是微生物的活动引起的。巴斯德相信的是微生物发酵学说，因此他必然要反对自发发生说。从1860年 2月到1861年1月，巴斯德向法兰西科学院递交了5篇短文报告他为了否定自发发生说所做的实验结果。1861年巴斯德把这些论文扩展成一篇论文，赢得了科学院的大奖。在这些论文中，巴斯德介绍他是如果用一系列实验来否定自发发生说的。他的实验材料是煮沸的含糖酵母液，用来做为细菌的养料。实验目的是为了说明培养液中的微生物来自漂浮在空气中的微生物。在一个实验中，培养液被放在密封的瓶子，输入用过滤或加热消毒过的空气，培养液中不会有细菌。随后输入没有处理过的空气，微生物就出现了。巴斯德最著名的实验是“鹅颈瓶”实验。他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瓶子，这种瓶子是开口的，但是瓶颈又细又长还扭曲了一下，象天鹅的脖子。他把瓶子里的培养液煮熟，再慢慢地冷却，新鲜的空气还能进到瓶子里面去，但是携带着微生物的尘土却被瓶颈堵住，掉不到培养液中去，培养液就长不出微生物来。要是把瓶颈敲掉，培养液很快就长出了微生物。巴斯德认为空气中的微生物浓度和环境状况、空气运动和海拔高度有关。他在山上的不同高度打开装着煮过的培养液的瓶子，发现海拔越高，培养液被微生物污染的可能性就越小。在高山上，20个装了培养液的瓶子，只有1个长出了微生物。普歇用煮过的干草浸液做材料重复了巴斯德实验，却得出不同的结果：即使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所有装了培养液的瓶子都很快长出了微生物。普歇认为，只要有氧气的刺激，微生物就会从培养液中自发地生出来。 1864年1月，法兰西科学院指定一个委员会来解决巴斯德和普歇的争论，要求两人在委员会的监督下，分别到大教堂屋顶、气球、山顶上取空气样品做实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巴斯德的朋友或支持者。普歇在这一年的6月为抗议委员会不公平，退出了竞赛。于是委员会宣布巴斯德获胜。巴斯德成了法国英雄。如果普歇不退出竞赛，他倒是很可能获胜。普歇和巴斯德都以为，虽然他们用的实验材料不同，但是经过煮沸都能有效地灭菌。这个假定是错误的。当时不知道的是，普歇所用的材料——干草浸液中含有一种耐高温的细菌枯草杆菌，它的孢子在120°C温度下能存活20分钟，一般的煮沸并不能把它们杀死，因此培养液一旦冷却，枯草杆菌的孢子就会复活，迅速繁殖。所以，普歇的实验结果并无问题，但是他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即使是巴斯德的实验，也不像他报告的那么完美。巴斯德的实验记录现在已公开了，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知道，他的实验只有一小部分（占10％）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绝大部分都失败了，培养液中长出了微生物，但是巴斯德不认为它们是自发发生的，而归咎于实验错误，不做报道，而只报道符合他的观点的结果。在这次竞赛之后，自发发生说在法国没有了市场，巴斯德本人也转而研究其他问题去了。现在的教科书经常把巴斯德的鹅颈瓶实验做为否定自发发生说的决定性实验，从此自发发生说就被彻底推翻了。果真如此吗？其实，巴斯德的实验并没有证明生物不能自发地从非生物产生——想要用实验证明某个东西不可能发生，本身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巴斯德实验只是表明了，现在的生物不太可能从非生物材料中自发产生。在巴斯德实验之后，有关自发发生说的争论并没有从此消声匿迹。只不过，这回战场改换到了英国，争论的背景也换了，改成了与进化论有关。（下）在巴斯德与普歇就生物能否自发产生的问题争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引发了生物学上另一场更为重大的辩论。这场有关生物是否进化而来的大辩论也包含了有关自发发生论的辩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许多人认为为自发发生论提供了支持。进化论本身并不解决生命起源的问题，但是如果生命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有个起点，那么，最初的生命要么是神创的，要么就是从非生命物质自发产生的。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先驱者们，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和拉马克，都相信生命能够自发产生。达尔文本人在公开场合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在1871年致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的信中，他设想，如果把铵盐和磷酸盐放在温暖的小水洼中，在光、热、电等等的作用下，就会形成有可能变成原始生命的蛋白质。在现在这样的蛋白质一形成就会被生物吃掉，但是在生命诞生之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为这个假说起了个名字，叫 “无生源说”。达尔文、赫胥黎并不相信在现在生物还能自发产生，而只是把自发发生视为在远古时期生命起源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在其他进化论者看来，并没有必要去区分这两者。如果生命在以前能够自发产生，那么在现在，如果有合适的条件，为什么就不能自发产生呢？英国病理解剖学家巴斯琴（1837-1915）就是这么认为的。在19世纪60和70年代，他做了很多证明生命能够自发产生的实验，成为英国最主要的自发发生论支持者。巴斯琴的实验和普歇的实验类似，也是把培养基加热消毒、密封、冷却之后，如果从中发现了有微生物生长，他就认为是从无生命物质中自发产生的。巴斯琴之所以支持自发发生论，不仅是因为他相信进化论，还因为他不相信巴斯德提出的病菌论。病菌论认为传染病是由细菌引起的，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学说，如果它成立的话，有关疾病的传统理论和疗法都要因此发生根本的改变，招致了许多医生的反对。这些医生也因此成为自发发生论的支持者，巴斯琴的实验成了他们反对病菌论的依据。巴斯德当然认为巴斯琴的实验结果是受到了外界细菌的污染所致。他们在 1876～1877年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巴斯德邀请巴斯琴到法兰西科学院当众解决争端，巴斯琴一开始同意了，却没有露面。巴斯琴在英国的主要对手是另一名进化论者、达尔文和赫胥黎的朋友、著名物理学家丁铎尔（1820-1893）。在1876 年，丁铎尔发表一系列实验报告证明巴斯琴等人的自发发生实验都是由于受到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生物的污染。他用光照射空气，可以看到微生物颗粒让光发生了散射。然后他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清除空气中的微生物颗粒。他在一个密闭的盒子的内壁涂上甘油，放置几天后，盒内空气中的微生物颗粒都沾到了甘油上，再用光照射，就会发现盒内空气已变得干净了。在这种干净空气中放置煮沸过的肉汤，放几个月也不会变质，而在普通空气中，肉汤几天就变质了。但是有人试图重复丁铎尔的实验，却失败了，放置在干净空气中的肉汤还是很快就变质了。这促使丁铎尔进一步研究实验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干净空气中还有微生物颗粒，也不是由于微生物会从肉汤中自发产生，而是由于肉汤靠简单的煮沸还不能做到完全无菌：虽然煮沸能杀死细菌，却杀不死细菌孢子，细菌孢子即使被煮上几个小时也还活着，一旦肉汤冷却，就又开始繁殖了。丁铎尔因此发明了一种既简单又比较有效的灭菌方法。把培养基煮沸15～30分钟，然后在37 摄氏度保温过夜，让培养基中的孢子长成细菌，再煮沸15～30分钟杀死新长出的细菌。如此重复三次，就可以杀死培养中的细菌和孢子。经过这样处理的培养基，在不被空气中的微生物污染的条件下就不会再“自发产生”微生物了。丁铎尔实验很有说服力地说明了，普歇、巴斯琴等人证明微生物能自发产生的实验要么是由于受到空气中的微生物颗粒的污染，要么是由于培养基没有做到完全无菌。在丁铎尔实验之后，要为自发发生说辩护变得越来越困难，相信它的人越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丁铎尔实验才是推翻自发发生说的最后实验。但是严格地说，不论是巴斯德实验还是丁铎尔实验都没有否定生物自发发生的可能性，它们只是表明那些证明自发发生的实验都靠不住。从逻辑上看，要证明自发发生不可能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科学理论并不能只依靠简单的逻辑思辨。科学理论要能被接受，还需要有实验的基础。今天的生物学家已无人相信自发发生说，是因为从来没有实验能够真正证明它的确存在，而且微生物培养实验已无数次地证明，只有把微生物接种到灭菌的培养基上才能长出微生物。况且，微生物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结构，难以想像它们能够从非生命物质自发产生。然而，否定自发发生说，并不等于否定生命起源的无生源说。虽然神创论者至今试图用巴斯德的实验来否证无生源说，但是正如赫胥黎早已指出的，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今天的生物学家都同意，有细胞的生命不可能在现在的地球自发产生，但是也都认为最初的生命可以从非生命物质自发产生。这是因为，第一，原始的地球条件跟现在大不相同；第二，生命的诞生并不需一蹴而就产生细胞，从非生命到生命有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这就是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假说，这个假说已在实验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古希腊圣贤对生命自发起源的设想并不那么离谱。 2009.8.26., 9.2., 9.16 （《经济观察报》2009.8.31, 9.14, 9.21.）附二：科学史上著名公案——巴斯德是否骗人？在科学史上，很少有科学家像巴斯德那样不仅在理论上做出了多学科的重大贡献，而且应用到众多领域，立即产生巨大的效益：他发现光学同分异构现象，开创了对物质光学性质的研究；否定了微生物的自然发生说，证明腐败物质中的微生物来自空气中的微生物；提出了以微生物代谢活动为基础的发酵理论；发明了巴氏消毒法，光是这一项发明带来的利润就足以支付当时法国因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而向普鲁士缴纳的巨额战争赔款；发现并根除了一种侵害蚕卵的细菌，拯救了法国的养蚕业；帮助创建疾病的病菌说，发展疫苗接种，成功研制出防止鸡霍乱、炭疽、狂犬病的疫苗，拯救了法国畜牧业和无数人的生命。巴斯德对他的研究工作做了详细的记录，留下了102本实验记录。但是巴斯德在生前不允许任何人，包括他的合作者，看他的记录本，并在1878年告诉其家人，在他死后也不能让人看这些记录本。1964年，巴斯德的孙子——他的最后一位男性直系后裔——没有遵循巴斯德的嘱咐，将巴斯德的记录本捐献给法国国家档案馆。1971年，在巴斯德孙子死后，法国国家档案馆将巴斯德记录本公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杰拉尔德·盖森在仔细研究了这些实验记录后，巴斯德为何对其密不示人有了一个解释：巴斯德的实验记录有的不符合他公开的说法，这位“最完美无缺的科学家”有欺骗行为，并从事违反医学伦理的试验。1995年，在巴斯德逝世1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巴斯德年”之际，盖森出版《路易·巴斯德的私人科学》一书，公布其发现，试图消除笼罩在巴斯德头上的神秘光环。盖森在书中主要指控巴斯德在两个著名疫苗接种实验中严重误导科学家和公众。第一个实验是给绵羊接种炭疽疫苗。炭疽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在当时每年能给法国畜牧业带来几千万法郎的损失。巴斯德此前在研究鸡霍乱疫苗时发现，空气中的氧气能让霍乱菌的毒力减弱，给鸡注射这种低毒性的菌液，就能让鸡对鸡霍乱产生免疫力。巴斯德据此认为用同样的办法制作减毒炭疽疫苗，给绵羊接种也能让它们对炭疽产生免疫力。 1881年5月，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农场，巴斯德对50只绵羊做了公开实验。5月5日和5月17日，巴斯德两次对其中的25只绵羊注射了减毒炭疽疫苗，然后在5月31日给全部50只绵羊注射了炭疽菌液。两天后，参观的人们见到了令人震惊的实验结果：未注射疫苗的25只绵羊已死了23只，剩下的2只也奄奄一息，而注射了疫苗的25只绵羊全部存活，除了1只怀孕的母羊病重，其他的都很健康。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巴斯德一直暗示他用的疫苗是用氧气减毒法制成的。但是他的实验记录却表明巴斯德采用的是他的合作者查尔斯·钱伯兰德发明的减毒方法：加了重铬酸钾。巴斯德知道用氧气也能制造减毒疫苗，随后他也的确用这种方法制造出了炭疽疫苗并在75只绵羊身上成功做了实验，为何当初不用它做实验，令人不解。既然用的是重铬酸钾减毒法，为什么又秘而不宣呢？盖森认为这是因为亨利·杜桑比巴斯德更早制造出炭疽疫苗，用的是加化学试剂的方法。巴斯德跟着采用化学试剂方法制造疫苗，但是为了避免屈居第二，所以故意隐瞒制造疫苗的方法。事实上，杜桑制造疫苗的方法与巴斯德的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杜桑使用的化学药剂是外科消毒剂石碳酸（现在称为苯酚），它将杀死病菌，制造的是灭活疫苗。而巴斯德使用的重铬酸钾并不杀死病菌，只是让其毒力减低，制造的是减毒疫苗。而且当时已经知道，重铬酸钾是一种氧化剂，所以使用它和使用氧气的效果是一样的。也许正是因此让巴斯德觉得没有必要特意去说明制造方法，而不是有意骗人。盖森对巴斯德的指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理解巴斯德的实验。另一个受指责的巴斯德实验是其更为著名的狂犬病疫苗接种实验。1885年10月26日，巴斯德向法兰西科学院报告说，在7月份他成功地用减毒疫苗治疗了被狂犬严重咬伤的9岁男孩梅斯特。巴斯德并报告说，在治疗梅斯特之前，他已做过了动物实验，对50头狗注射了减毒疫苗，它们都很健康。这一免疫方法迅速地传遍了世界各国。在一年内，仅巴黎地区就有两千多名被狗咬伤的人注射了狂犬病疫苗。盖森认为这个实验很成问题。他的一个理由是，梅斯特在接受治疗前并没有出现狂犬病症状，因此他可能本来就没有感染狂犬病毒，不能用他证明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有效，毕竟，大多数被狂犬咬过的人即使不注射疫苗也不得狂犬病。盖森的这个质疑毫无道理。即使在现在，狂犬病疫苗也都是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注射才有效的，一旦患者出现症状，说明狂犬病毒已侵入大脑，疫苗就不会有效了，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因此要求巴斯德对出现狂犬病症状的患者做实验才能证明疗效，实在是有些无理取闹。虽然大多数被狂犬咬过的人不会发病，但这是由于这些人被咬得不是很严重，比如只有伤口很小的浅表伤，病毒没有进入体内或进入体内的量很少。而梅斯特是被狂犬严重咬伤的，手、脚共被咬了14次，浑身是血、沾满狂犬唾液，在这种情况下，他无疑已被狂犬病毒严重感染，不注射疫苗的话必死无疑。盖森对巴斯德的另一指责是，巴斯德在论文中夸大了实验动物的数量，而且在治疗梅斯特之前，他实际上还没有完成动物实验，就对患者进行治疗是不符合巴斯德本人提倡的医学伦理的。根据实验记录本，巴斯德对40头狗分批注射了疫苗，分别在5月28日、6月3日、6月25日和6月27日各对10头狗开始疫苗注射。在7月6日开始治疗梅斯特时，所有的实验狗都很健康，但是距离第一批狗的注射还不到6周。而狂犬病的潜伏期有时能达几个月。巴斯德又如何能确保其减毒疫苗是安全的，本来没有感染狂犬病毒的患者不会因为注射了该疫苗反而染上狂犬病？我不知道巴斯德为何在论文中把40头狗说成了50头，也许是笔误或记错，但是不太可能是有意夸大，因为40头和50头并无实质性区别。虽然狗得狂犬病的潜伏期有时能达几个月，但是潜伏期平均是3～6周，因此根据最早两批注射疫苗的狗无一发病这一事实，是可以初步判定其减毒疫苗是安全的。巴斯德咨询了一位神经科教授，后者在察看了梅斯特的伤势后，建议巴斯德对其注射疫苗。梅斯特的母亲也央求巴斯德拯救其儿子。巴斯德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加以治疗。他显然不是像盖森所说的为了名利而草率试验，而是在一位母亲的哀求下救人一命。巴斯德的医生助手一开始反对治疗梅斯特，事后根据治疗效果承认巴斯德的选择是对的。巴斯德当然不是什么圣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很多缺点：傲慢、好斗、顽固、独断、爱炫耀、爱夸大其词等等。这也不是盖森的发现。保罗·德克鲁夫在1926年出版的科普名著《微生物猎手》一书中对巴斯德的伟大和弱点已有生动的描述。然而，也正如德克鲁夫所言，虽然巴斯德爱出风头，也爱玩点故弄玄虚的小把戏，但是并不是有预谋的骗子。而既然巴斯德的这些发明都能成立并且造福人类，其发明过程中的某些细节似乎不值得挑剔。 2009.4.1 （《经济观察报》2009.4.13）; 个人分类: 伪劣科普打假|4768 次阅读|1 个评论

迎接第5个“世界狂犬病日”《狂犬病——在巴斯德发明疫苗125年后仍被忽视》: 热度 4 yanjx45 2011-9-14 10:11; 自2007年起，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逝世的日子——9月28日被定为 “世界狂犬病日”。现将法国巴斯德研究所Herve Bourhy博士等合写的一篇相关文章全文翻译如下，以纪念今年的“世界狂犬病日”。《狂犬病——在巴斯德发明疫苗125年后仍被忽视》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所引起的病毒性人畜共患疾病。若无适当的暴露后预防（PEP），这种疾病将是致命的。1885年7月，9岁男孩约瑟夫·梅斯特被狗多处深度咬伤，路易斯·巴斯德给该男孩接种了新研制的疫苗，在世界上首次成功防止了狂犬病的发生。在超过700次成功接种案例之后，巴斯德发起了一项国际募捐，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狂犬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预防的研究机构——巴斯德研究所。基于20世纪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如今已能通过组织培养方法制备安全有效的人用和兽用疫苗。125年后的今天，巴斯德研究所在一个由30家研究机构所组成的国际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通过在许多流行区域建立的研究机构，巴斯德研究所国际网络对世界范围的狂犬病监测和控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每年该国际网络对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非洲超过18万名患者进行了PEP处置。相关的科学家和卫生工作人员还加入各种国家级委员会，以参与狂犬病控制项目的发展与有效实施。不幸的是，尽管发达国家经过顽强的努力，已在美国和欧洲基本控制了犬类狂犬病，在中欧和西欧控制了狐狸狂犬病，但在全球范围内犬类狂犬病仍在许多地区流行，每年有1千5百万人需要进行PEP。狂犬病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最容易被忽视的疾病之一，对贫困的农村地区构成最大的负担，特别是儿童的发病率特别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在每年约55000名狂犬病患者中，有30%到50%的患者都在15岁以下。这些人类狂犬病中，超过95%的案例都集中在亚洲（尤其是在印度）和非洲，其中99%都是由狗传播的。目前尚缺少精确统计数据，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薄弱或根本不存在的狂犬病监测系统；基层社区和中央当局对案例的漏报；仅仅根据临床标准而未经实验室确诊的不可靠的诊断；强制上报案例的立法不完善等。地区和国家在确定疾病研究和控制的重点时，需要依据疾病负担的准确统计数据，而由于缺乏这些数据，导致冷漠和忽视的恶性循环。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已有安全有效的人用疫苗，为什么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人类狂犬病死亡数仍持续增长？通常，决策者实际上并不了解狂犬病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也不知道为控制狂犬病需要优先配置相应的资源。此外，尽管在政府部门之间已广泛意识到需要开展跨部门的合作，但在明确界定各机构的角色和职责以及整合各部门预算方面仍面临很大的挑战。对狗进行大规模的预防接种，这种低成本的方式可有效且持久地减少人类狂犬病死亡人数。然而，即使是在流行最严重的国家，这样的预防工作往往还是不被各国政府重视。与许多热带病一样，对狂犬病不够重视的原因是因为它集中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不成比例地给极端贫困的人口带来最大危害。因此，资金不足、流行病学知识的欠缺（如在特定环境下对疫苗接种覆盖率的要求）、缺少在本国实施犬类狂犬病控制战略的专业知识，以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都会影响此类计划项目的成功。此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除了某些明显的例外），公众（包括医生和卫生主管部门）都对该病广泛流行的程度和从狗到人传播的危险缺乏认识，同时还缺乏进行狂犬病PEP和管理的基础设施。很多人在暴露后没有接受PEP，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患此病所带来的风险，或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农村地区，而狂犬病预防控制中心一般都设在离他们较远的大城市。在很多案例中，原因非常简单：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根本支付不起PEP所需的费用。一系列关键的科学问题仍未解决，迫切需要促进狂犬病分子病理学基础的研究与发展，改进控制手段和处置方法的研究。与此同时，还需要根据以下原则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1. 　狂犬病的诊断应当基于经过验证的实验方案和样本，且通过现场条件下的评估。我们必须采用这样的诊断方法来改进对狂犬病的流行病学监测。需要有更好的流行病学模型用于评估狂犬病的发病率。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在本杂志中已经有报导，有些国家的狂犬病的实际发生率有可能比官方报告的要高15倍。 2. 　现在尚缺乏有关狂犬病在天然动物宿主群体（特别是引起99%人类死亡的狗）中的流行病学和群体动力学信息。病毒感染动物的生态模式、频率和动物的活动范围，都是预测动物传染病传播范围的非常重要的参数，因而为最终控制该病也必须掌握这些参数。我们仍需对犬类群体数量演变和疫苗接种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最近有些流行病学研究已取得进展。此外，大量的基因组学和进化分析确立了狂犬病毒属内种和变种的多样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狂犬病传播的决定因素。对完整的系统地理学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将病毒基因数据转换为更有用的参数，用于鉴别、预测甚至控制狂犬病或多种病原体的空间传播。了解能有效扼制犬类狂犬病的条件，将有助于实现消除该病的长期目标。 3. 　迫切需要更廉价的新型治疗方法。目前推荐的狂犬病PEP是联合使用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对大部分目标人群来说，这两种制剂的成本偏高。在非洲和亚洲，每次接种狂犬病疫苗的直接和间接花费就达45美元（而在大多数狂犬病流行的国家，平均工资往往低于每天2美元），如果再加上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费用将会高达每个病人100多美元。因此，有必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和途径去降低狂犬病生物制品的成本。目前，人源性抗狂犬病单克隆抗体等新型生物制剂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还缺乏对狂犬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探索以扼制病毒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为基础的新型治疗方法，很可能会导致发现和开发出新的小分子化合物药品。虽然已有能成功控制犬类狂犬病的工具，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有其他因素导致犬类狂犬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目前，正努力继续进行新型兽用疫苗及接种方式的研究，以便对热带和资源匮乏地区的动物储存宿主提供简单有效的控制办法。 4. 对狂犬病毒的病理学还缺乏全面的了解。现在有许多研究正在探寻狂犬病毒与其宿主关系的本质，但是不同病毒蛋白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宿主的细胞机制仍是一个谜。人类对在自然界发现的不同狂犬病毒具有不同的易感性，分析比较这些致病过程，可能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总之，我们郑重建议，在持续的政治保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在世界上狂犬病流行的国家建立一个综合的国家狂犬病控制方案。此方案一经建立，狂犬病控制活动的实施和维持将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建立广泛复盖的国家方案还有助于确保当地居民都能得到疫苗，而且得到的是WHO推荐的疫苗，并使犬类狂犬病的传播得到控制，从而最终消除或消灭该病。自2007年起，巴斯德逝世的日子——9月28日被定为每年的“世界狂犬病日”。这个纪念活动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工具来提高当地居民的认识，使他们了解该疾病对人类和动物的影响，促进现有的预防手段的实施，通过控制动物宿主来最终消灭人类狂犬病。巴斯德的故事提醒我们，尽管由于新疾病周期性出现，我们需要优先防控的重点疾病也迅速改变，但没有任何其他疾病的病死率比狂犬病更高。为控制狂犬病，必须尽最大努力来建立和增强医疗和兽医的科学研究能力。这一综合性、跨部门的努力需要有更多慈善组织、政府基金机构及社会和个人合作伙伴的加入，从而提高政治知晓程度，增加筹募资金的机会。连续125年以来，巴斯德研究所国际网络做了大量的研究、开发及公共卫生宣传活动，它们恪守了要与这种致命疾病作斗争的诺言。巴斯德研究所希望通过这种周年纪念活动，将全世界的伙伴都联合起来，这些伙伴已走到一起，目标是改进发展中国家的狂犬病预防能力，争取最终消灭这种古老的疾病。这些伙伴包括WHO及其各地办事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各地的科学研究机构，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生产厂商，以及受危害的社区本身。巴斯德研究所国际网络的成员，与各个国家参考中心及WHO合作中心一起，正在积极制定具体的多学科战略，这样可促进狂犬病防治领域已有的许多联盟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狂犬病控制联盟，它组织的活动包括狂犬病预防伙伴、世界狂犬病日、狂犬病预防和控制兰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这些策略，将最终增强我们对这种疾病传播方式及其免疫学后果的理解，从而开发新型的诊断技术、药物和疫苗。; 个人分类: 狂犬病防治|13278 次阅读|6 个评论

让科学为善: 热度 5 gl6866 2011-6-20 11:27; 2005年2月26日晚，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曾举办过一场朗诵会――《照亮黑夜的烛光——科学经典名篇朗诵会》。巴斯德的这一名篇著是19世纪的科学家的讲演的惟一一篇。人们常说巴斯德是“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那么“最完美无缺”究竟是指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要以人道的态度对待科学。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使人类蒙难。例如，发明氯气、芥子气等毒气的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曾获诺贝尔化学奖。但他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德国政府研发生化武器，生产的毒气造成近百万人伤亡。可他辩解制造杀人毒气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这无疑使科学蒙羞。他的妻子伊美娃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抗议他的这种无耻行径。巴斯德不仅是化学家，而且还是生物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倘若他的科研成果也用来作恶，那么其后果绝对不亚于哈伯，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正如他在这篇讲演中所申明的那样：“两个相反的定律如今是在斗争着。一个是血与死的定律，每天只想象着新的战斗法，使各民族永远作战场上的准备；—个是和平与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围着人类的苦难。”显然，他所恪守的是后一个定律。爱因斯坦曾说过，要使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成为祸害。在巴斯德的那个年代，科学基本上还是“小科学”，对于人类的危害相对要小；而现在则是“大科学”的时代，它对人类的危害是小科学无法同日而语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科学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包括科学家自身。那么巴斯德在这篇讲演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是否就过时了呢？我们说绝对没有，它对科学家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如此，国际上的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科学伦理组织以及限制性条约，对现代科学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估和限制。在评估和限制的基础上对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能够使其充分认识到某种科学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使人类在享用科学成果的便利时，也对其负面作用有个清楚的认识。巴斯德是位智者，他清楚地意识到，科学对人类可能造成的伤害，因而他要求自己让科学遵循人道的规律，去造福社会。在他的一生中，他果真做到了，同时也呼吁其他同行这样做，虽然这种呼声现在有许多科学家并不以为然。可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则在巴斯德的这篇讲演中得以充分体现。巴斯德不是孤独的行者，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行者。这篇讲演的价值需要仔细体味和咀嚼，这正是它的珍贵所在。 -------------------- 附：科学要遵循人道的规律——在巴斯德研究院落成典礼上的演讲（节选）　路易斯•巴斯德这座伟大的建筑如今终于落成了。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块石头不是慈善的思想的物质的表征。这个建筑物是集合了各种道德而造成的啊！我走进这座建筑，我的悲伤使我握紧了我的拳头，因为我是个落伍的人了．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导师了，也没有一个竞争的同伴了，没有了竺马斯，没有布赖，没有了包耳•伯尔，也没有了福耳比羊，福耳比羊先生对于癫狂病的治疗法是一位最诚恳、最有力量的拥护者。他们都不在世了。我虽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辩论，但是我曾经忍受过他们的不少的辩论。如果他们不能够听见我宣布我需要他们的劝告和辅助．如果我在他们死后觉得悲伤，那么我想到我们共同开创的事业永远不会灭亡，心里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合作者们和我的学生们对于科学都有同样的信仰。我的亲爱的合作者们，你们从最初的时刻起就有了这样的热心．你们永远地保持着吧。但是你们还得给它找个不可分离的伴侣，这就是严格的观察。遇到不能用简单而确切的方法证明的，切切不要前进！你们一定要尊重批评家。他既不是一个思想的唤醒者，又不是一个大事业的兴奋者。但是．如果没有他，一切又难免是错误的。他终归有一个最后的一百。我现在向你们所要求的，也即是你们将来向你们的学生们所要求的，是发明家所最难能可贵的。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谈谈你出席这个工作厅所引起的我的哲学思考的话，我就得说：“两个相反的定律如今是在斗争着。一个是血与死的定律，每天只想象着新的战斗法，使各民族永远作战场上的准备；—个是和平与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围着人类的苦难。” 一个只寻觅那些强暴的征服，一个只是想方设法地维护人道。后者把人类的生命放在一切的胜利之上。前者却为个人的欲望而牺牲千千万万的生命。以我们为工具的定律竟要在屠杀场中医治那战争定律的流血的伤口。我们用消毒的方法做成的那些绷带能够救活成千上万的伤兵。究竞是哪一个定律能够克服另一定律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所能保证的是：法国的科学一定要顺着人道的定律，努力去扩大生命的界限。; 个人分类: 评论述评|3311 次阅读|16 个评论

[转载]默克公司和赛诺菲巴斯德儿科六价联合疫苗进入III期临床: nooney1986 2011-4-29 16:38; 据悉，默克公司和赛诺菲巴斯德公司近日共同宣布，在研的儿科六价联合疫苗的III期临床试验启动，旨在评估其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这种联合疫苗旨在预防六种可潜在严重性疾病：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百日咳杆菌）、小儿麻痹症（1、2、3型脊髓灰质炎病毒）、B型流感嗜血杆菌所引起的侵袭性疾病以及乙肝。此联合疫苗DTaP5-IPV-Hib-HepB由如下几种所选组分组合而成，即吸附型白喉和破伤风的类毒素和无细胞百日咳菌苗、灭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B型流感嗜血杆菌偶联物（脑膜炎球菌细胞膜外蛋白质复合体）和（重组）乙肝病毒疫苗。它是默克公司和赛诺菲巴斯德公司致力于开发儿科联合疫苗的合作项目中的一项，赛诺菲巴斯德是赛诺菲-安万特集团下属的疫苗公司。此项III期临床试验将在美国开始，届时将有大约1440名婴儿参与此多中心、随机、开放的活性药物对照试验。试验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评估此儿科六价联合疫苗对于同时接种Prevnar13TM（13价肺炎球菌偶联疫苗，以白喉CRM197蛋白为载体）和ROTATEQ（口服轮状病毒五价活疫苗）的2月龄、4月龄和6月龄婴儿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本次III期计划得以启动是基于IIb临床试验的结果，此在研联合疫苗的IIb临床试验曾招募了459名儿童来评估其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的研发部资深副总裁MichelDeWilde博士表示，根据II期临床试验结果，他们很高兴推动该疫苗进入临床研究后期。与默克公司的合作吸取了两公司各自在开发、生产和销售儿科联合疫苗方面的领先优势、经验及专业长处。默克公司负责疫苗研发的资深副总裁TonyFord-Hutchinson博士也表示，随着疫苗要预防的疾病数目在持续增加，加强婴儿预防接种的需求将变得愈发重要。虽然六价联合疫苗的开发很复杂，但新型联合疫苗可提高儿童疫苗接种率，能够与合作伙伴赛诺菲巴斯德公司共享专业技术和能力是达到共同开发新型联合疫苗这个目标的基础。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的儿科教授GaryS.Marshall医学博士称，联合疫苗可简化儿童疫苗接种程序，提高儿童的覆盖率，易于按时接种疫苗并减少接种次数。在美国，考虑到提高免疫接种覆盖率的可能性，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美国儿科学会（AAP）和美国家庭医师学会（AAFP）通常推荐使用联合疫苗，而不是单个的注射疫苗。; 个人分类: 生物产业观察|1389 次阅读|0 个评论

疫苗简介：炭疽疫苗: fs007 2011-1-13 07:30; 寻正『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炭疽病把柯霍与巴斯德两个现代医学的开创者联系在一起，柯霍首先在1875年鉴定出炭疽病的病原炭疽杆菌，为疾病的细菌学理论提供了直接的证据，6年后，巴斯德开发出了炭疽疫苗并以公开实验的方式证明疫苗的有效性，造成了极大轰动，推动了现代免疫学的发展。炭疽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对畜牧业的影响远大于对人健康的影响。人发生炭疽病在已经有抗生素的现代并不可怕，不治疗，80%的人也能自愈。炭疽引起皮肤、肺、与消化道坏疽性病变，皮肤病变组织坏死变黑是病名的来源。只有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员工才需要接种炭疽疫苗。炭疽疫苗是成份疫苗，是用无毒的一种炭疽菌浸出液制作的，免疫效果不是很好，因此接种程序麻烦。苏联曾生产过一种减毒活疫苗，副作用明显，估计现在已停产。国际通用的疫苗推荐接种5剂次（0、4周、6月、12月、18月），每年还要补种以延续免疫力。如果你不小心接触到了炭疽病原，你需要马上接种三剂次（0、2、4周）。炭疽易于生产，而且炭疽杆菌疱子可以在环境中长期存活，因此，炭疽曾被各国用于生物武器研究，在911以后，恐怕分子还曾成功地用炭疽制造了更多恐怖，造成了5人的死亡。他们将炭疽杆菌从邮件中寄给受害人。如果你对此不知所措，一个美国中学生的发现可以帮助你，把家用的电熨斗开到最热，5分钟后就可杀死炭疽孢子，还不影响信件内容，这位中学生的研究后来发表在学术杂志上。『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 个人分类: 疫苗专辑|7421 次阅读|1 个评论

疫苗简介：狂犬病疫苗: 热度 1 fs007 2011-1-13 07:28; 寻正『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在接触后接种疫苗中，狂犬病疫苗最有可能为人接触到。使用狂犬病疫苗的理由不容质疑，如果你发生了狂犬病，就没药无方可救，你的唯一选择是在发生感染狂犬病疫苗的风险事件后，接种狂犬病疫苗。 1885年7月，法国一个名叫约瑟夫*迈斯特的9岁小男孩被一只疯狗咬伤。被疯狗咬伤后发生狂犬病的几率根据历史文献总结是50%，随着咬伤程度加重，几率增加。迈斯特被咬得特别重，因此当时医生认为他被判了死刑，当时巴斯德正在研究狂犬病疫苗，他同意给迈斯特接种，迈斯特于7月6日接种，成功地预防了狂犬病的发生。巴斯德首次给人接种狂犬病疫苗是现代医学的标志性事件，奠定了他现代医学鼻祖之一的地位。如果你从事野外工作，会接触到野生的动物，或者干脆就是狂犬病研究人员，你需要接种预防性的疫苗，包括3剂次，一个月内接种完，0、7、28天共三次，此后，如果你被动物咬伤，考虑存在感染狂犬病病毒的风险，再补种两剂（0-3天共二次）。如果你不从事那样的工作，只是偶然被野生动物咬伤，考虑狂犬病风险，你需要立即接种四剂次，0、3、7、14天共四次。被动物咬伤并不就一定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如果是家养动物可以随时观察其发病情况，应当观察10天，如果10天内发生狂犬病，则马上启动疫苗接种，否则不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野生动物可能含狂犬病病毒包括蝙蝠、臭鼬、浣熊、狗、猫、狼、狐狸、以及其它哺乳类动物，在美国最常引起狂犬病的是蝙蝠咬伤，家中发现蝙蝠，要避免接触，驱逐了事。狂犬病疫苗是灭活疫苗，接种起来麻烦，但面对必死性狂犬病，减毒活疫苗就风险太大了，巴斯德等人最早发明的疫苗是减毒活疫苗。巴斯德当初用的疫苗菌种现在用于动物狂犬病疫苗，动物的狂犬病疫苗也是灭活疫苗。『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 个人分类: 疫苗专辑|4823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学史故事：巴斯德休假归来的意外收获: cherrylu1960 2010-12-31 14:29; 在生命科学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名字享誉全球，他为他的祖国争得了荣誉，也为全世界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就是法国伟大的微生物学家和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在他73年的生涯中，以他的勤劳，他的坚强的性格和天才的远见着实，开辟了生命科学一个个新的领域。是他研制成功了造福于千百万人的人工免疫方法。巴斯德不但善于观察，而且勤于思考。比如，他在观察了天花这种病时发现并总结出，同样被感染的病人，每个人的发病情况是不同的，有的人发病急而重，有的人发病轻，甚至能康复。他想，这说明同一种的致病菌也分好几类，毒性也不尽相同。如果能人工培养一些低毒或无毒的病菌，然后给人接种，使其生一场小病，说不能能使人对这种病菌产生抵抗力，以后不再得这种病了呢。巴斯德设想的方法，正是我们今天广泛采用的人工免疫的办法。 19世纪70年代，法国流行传染性非常强的鸡霍乱，给养鸡业造成巨大损失。当人们求助于已远近闻名的巴斯德时，他又一次肩负起了挑战自然的重任。巴斯德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了鸡霍乱菌做减毒培养试验。用肉汤做培养基。最初，他们猜想，如果把菌苗反复多培养几代，也许毒性会减低，但实验结果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经过多代培养后的疫苗给鸡注射，鸡仍然很快发病死亡。他们只好尝试其他方法，一个偶然的发现，使巴斯德和他的同事找到了新的减毒办法。 1879 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巴斯德和助手劳克斯决定外出度假，劳克斯走时匆匆处理了试验材料，打算休假回来再重新开始。9月份当他回到实验室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角落里还有一份两个月前接种的试验样品。劳克斯本想将它随手丢掉，但最终改变了主意，是想试试这份菌苗是否还有效。于是，他用这份疫苗给鸡接种，结果发现鸡的反应并不象接种新鲜疫苗那样强烈了。是病菌的毒性降低了，还是病菌的数理减少了？他们暂时还不能做出确切的结论，于是他们又在新培养基上培养这株菌苗，并重复了类似的过程。陈旧的菌苗毒性减弱这样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产生了。在肉汤内接种菌苗后，放置3至8个月或更长的时间，然后接种到新的培养基上，再经过几次培养，给鸡注射，鸡的死亡率不断下降，说明菌苗的活性越来越差了。利用这种给病菌减毒的办法，巴斯德和他的同事们获得了鸡霍乱的减毒苗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减毒活疫苗。我们今天用于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就是一种减毒活疫苗。巴斯德制成的用于家畜炭疽病防治的减毒活疫苗发挥了神奇的功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为了彻底消除人们的疑虑，巴斯德与法国有关农业部门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对比试验，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结果。无疑，巴斯德的人工免疫法首先给畜牧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个人分类: 科普文章|7199 次阅读|6 个评论

狂犬病的历史回顾以及巴斯德对其贡献: 热度 1 haohaotx 2010-6-25 08:27;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作为家畜已有 1 万多年历史。最初供狩猎、放牧﹑守门﹑追踪等役用。狗以其聪明、机智、活泼与忠心，深得人们的喜爱，现今西方国家盛行养狗，已成为人的一种伴侣动物。但是饲养狗的时候如果不做好防疫卫生工作往往会导致一些人畜共患疾病，其中最厉害的是狂犬病。而狂犬病十分可怕，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据有关资料显示： 2003 年全国有 1980 人死于狂犬病，是全国死于非典型性肺炎 348 人的 5.6 倍。而且近几年来我国狂犬病的发病和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由于狂犬病不是通过空气和飞沫传播，而是通过狗或者其他兽类咬伤和接触传播，加之潜伏期比较长，所以十分容易得到人们的重视。据报道世界上大约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受到狂犬病的危害，每年约有 55000 多人死于狂犬病，至于因患狂犬病死亡的家畜数量则更多，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把每年的 7 月 6 日定位全世界防止狂犬病日，以便引起人们的重视，以促进相关科研的发展和进步，减少人畜发病和死亡的数量。狂犬病对人们的危害从古来就有，各民族的历史文献中都记载了大量这方面的内容。如古老的两河流域的咒语中就对恶狗咬人致死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和记载。根据当时出现的大量治疗和对抗狂犬病魔的咒语和预兆狂犬病流行的占星术和内脏占卜，可以看出当时狂犬病的威胁已经甚是严重了。疯狗的出现被认为是国家将要灭亡的象征。同样在我国的文献中也保存了大量的狂犬病的资料：我国春秋时期的《左转》中记载了襄公十七年，国人追逐疯狗的纪录，说明早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人们已经知道了疯狗的严重危害，所以群起逐之，这是我国历史上对狂犬病的最早记载。西汉淮南王刘安等编撰的《淮南子汜论训》中也有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的记载。说明郑国臣子阳之死，是被狂犬咬伤致死的，这是我国历史上被狂犬咬伤致死的最早病例记载。因为他是郑国之臣相故有此记载，至于我国古代广大人民群众被狂犬咬伤致死的定然很多。面对肆虐的疾病，无助的人们先是求助于神灵和上天，以后又借助于巫术，希望通过神灵的庇佑或巫术的魔力驱逐狂犬病。但是慢慢他们发现这是徒劳的，于是开始寻找正确的预防和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如古希腊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用大蒜治疗狂犬病。但是也没有起到作用。于是人们又开始从预防的角度上来研究：比如在我国唐代的《唐律》典籍中就有扑杀狂犬的规定；到了明朝的《明史律例》中更明确规定若狂犬不杀者，笞四十。可见我国古代人民和政府对狂犬病早已有高度的认识和警惕，并有用法律规定的办法来处理狂犬病的流行和危害。在 15 世纪末，人们就认识到狂犬咬可致命，通过皮肤伤口感染人体，但对病原认识不清，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的幽灵在做乱。直到 19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仍无法明确该病本质。尽管狂犬病对人类的危害十分的大，但是面对肆虐的疾病，人们往往举手无措。直到近代的巴斯德时期，这个问题才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转变。巴斯德是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也是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史上伟大的人物曾经看到过狂犬病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他曾回忆到年轻时在农村耳闻目睹的被患狂犬病动物咬到的狼的嚎叫声和一个狂犬病病人在伤口被烫烙时尖叫的情景。但是真正促使他从事狂犬病研究的是另一件事。有天中午，一个被疯狗咬伤的男孩被送到了巴斯德的研究所，送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抽搐，并很快死在了巴斯德的面前。此时已经成功的研制出消毒法、炭疽病毒和鸡霍乱治疗的巴斯德为了使得此类的悲剧不再发生，投入到狂犬病的研究中。在男孩死后四小时，巴斯德收集到他的唾液，并把它注射到两只兔子身上，结果兔子都死了。巴斯德又把死去兔子的唾液加水稀释到其他兔子体内，结果这些兔子无一例外的死去。经过了长时间的实验，巴斯德认为这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所引发的抽搐一定是通过原菌在人或动物的神经系统传播的。于是巴斯德取出兔子脑髓中的病毒并进行培养，将培养程度不同的病菌注射到兔子身上。连续进行了一百多次实验。最终，被注射了强病毒的兔子七天后发病，而注射了最弱病毒的活了二十多天。又经过一些列严谨的实验，一只注射了最弱病毒的狗在二十八天后恢复正常，隔了一段时间后，又给它注射了最强的病毒，结果成功的存活了起来。这只狗的存活大大坚定了巴斯德研制疫苗的信心。经过一番努力，狂犬病疫苗研制成功了。巴斯德写信给支持他研究的巴西国王，请求给他一名判处死刑的犯人，让他在犯人的身上做试验，但当时法国法律不允许他这样做。无可奈何之时，他打算在自己的身上做试验，但由于众人的坚决劝阻而没有进行。 1885 年 7 月 6 日， 9 岁男孩梅斯特被带到巴斯德这里，该孩子的手、足、大腿多处被疯狗咬伤。别的医生认为孩子存活无望。巴斯德把最新的疫苗用在他身上这是该疫苗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应用。尽管病人被咬后已经过了 60 小时，可是在巴斯德的治疗下康复了。梅斯特成了后来巴斯德研究所的看门人。不久以后巴斯德的第二个病人十五岁的牧羊儿朱匹力也得到了同样成功的治疗。这些初步的成功轰动了整个欧洲，人们纷纷把病人送到了巴斯德的住处，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把他们从狂犬病中解救出来的人。到 1886 年 10 月止，巴斯德治愈的病人已经达到 2500 多人，而治疗失败的几率是一百七十分之一。巴斯德在狂犬病工作上的成就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 1888 年，为了表彰巴斯德的杰出贡献而成立了巴斯德研究所，不幸的是，当时巴斯德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但是巴斯德还是亲自做了研究所的所长。巴斯德在研究狂犬病的时候，为了得到这种病毒，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从患病动物体内提取。一次，巴斯德为了收集一条疯狗的唾液，竟然跪在狂犬的脚下耐心等待。这种为了科学研究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崇高献身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和称颂吗？在巴斯德研究所成立的典礼上，巴斯德的儿子代替巴斯德宣读了一份讲话 , 其中有这么一段：当今，似乎有两条相反的规律正在互相搏斗着：一条流血与死亡的规律，总是在设想着破坏性和压迫各民族不断投入战场的新手段；另一条和平、工作和健康的规律，则总在发展着把人类从围困着它的灾难中解救出来的新方法。我们可以说，巴斯德为了第二条规律，为了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献出了他的整个生命。意志、工作、成功，是人生的三大要素。意志将为你打开事业的大门；工作是入室的路径；这条路径的尽头，有个成功来庆贺你努力的结果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努力的工作，必定有成功的那一天，这是巴斯德关于成功的一段至理名言。将狂犬病疫苗用于人体预防获得巨大成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医学大会上，巴斯德的报告轰动了全世界，影响迄今。巴斯德被命名为微生物学之父，他的名言科学无国界，主张科学真理属于全人类，科学成果应由全人类共享。巴斯德是第一位将传染病与微生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人，这一重大贡献，使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找到了正确方向，也为随后对传染病的控制提供了可能性，为纪念他的伟大贡献，以他名字命名的巴斯德研究所迄今仍是名闻世界的医学微生物学研究中心，人类分离的第一株艾滋病病毒也出自该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之手。巴斯德开创了人类防治传染病的新时代 . 今天，在人类仍然和许多传染流行病做斗争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狂犬病的历史以及巴斯德的贡献，不仅能使我们认识到以前不被人们认知或者认为不能被治愈的疾病，在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是就会被攻克和解决的，从而使我们对明天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同时从巴斯德那追求真理，淡泊名利的精神中，我们也能获得很大的鼓舞和感动，激励着我们为了人类健康和福祉而奋斗终生。; 个人分类: 未分类|20957 次阅读|3 个评论

科史回眸（2）：巴斯德和旋光物质: Shuhan 2009-4-6 15:19; LouisPasteur(1822-1895)被认为是细菌学之父。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各门科学开始建立的早期阶段。巴斯德最初是个化学家，他的科学生涯起始于对晶体的研究。他当时研究两个化合物：酒石酸和消旋酒石酸(tartaricacidandparatartaricacid)，它们是在酒桶中形成厚痂壳的物质。尽管这两种物质形成的晶体具有相同的原子数和原子排列，但当光透过这些晶体的时候，它们对光的平面有不同程度的扭曲。酒石酸扭曲光，而消旋酒石酸却不扭曲。因此，这两种物质尽管化学成分“相同”，在某些方面，它们定有不同之处。巴斯德受到这一有趣现像的启发开始研究这两种晶体有何不同。在显微镜下，酒石酸的晶体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而消旋酒石酸却由两种不同的晶体组成。他用镊子小心地把这两种晶体分开，分别溶解到水里，然后他用光照射这两个溶液，发现一个把光偏向左，一个把光偏向右。当他把两个溶液等量地混合在一起时，光没有被扭曲。显然，混合液中的两种物质相互抵消了它们对光的偏转。巴斯德总结道：消旋酒石酸中的两种物质是互为镜像的光学异构体或手相分子，就像人的左右手一样可互为镜像但不能重叠。化合物的光学异构体常常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异。比如亮氨酸，代糖Aspartame的主要成分，它的一种构像使Aspartame为甜味，而另一种构像却使其为苦味。当时，巴斯德研究这个比较直观的化学现象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所以，我们常常很难预料我们的研究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也很难猜测那些有趣但似乎不重要的现象的背后含义。博主评论：科学需要自由探索；科学不能计划。参考文献:EugeneNester"Microbiology--AHumanPerpective"(2006); 个人分类: 科普文章|6436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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