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科学新闻》2009年第4期） 当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Jocelyn Krebs教授最后一遍审读《基因精要》（Lewin’s Essential Genes）第二版的校样时，她丝毫不敢怠慢。做Benjamin Lewin的接班人，担任第一主编，这绝非易事。在这本书的前面，她和几位新任编者郑重地加上了一句： “Dedication: To Benjamin Lewin, for setting the bar high.” 那位为后人树立了高标准的Benjamin Lewin是集科学家、作者、编辑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创办了Cell杂志，编写的《基因》（Genes）一书任何分子生物学专业人士都无法绕过。从2005年起，这个系列有了篇幅稍小的精编版《基因精要》，其第二版今年3月份即将出炉。从这一版开始，Lewin这个名字将不再出现在作者栏，而是成为书名的一部分。 此时，我的手边也有一份《基因精要》的校样。看着书名页上署名的变化，我不由感慨：学术出版的个人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当年，美国学者L.H.Opie以一己之力编写出名著《心脏生理学》（Heart Physiology: From Cell to Circulation），连其中的100多幅精致的插图都是个人所为。如今这种情况已很难见到，我们只能从带有纪念意义的书名上体味一种后人对前人的认可和传承。 今年1月份，科学出版社推出了《Brock微生物生物学》第11版的中译版。2月份，化学工业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英国皇家药学会的临床用药圣经《马丁代尔（Martindale）药物大典》第35版。在数理化基础学科领域，当我们看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Francis A. Carey和Richard J. Sundberg的经典教材《高等有机化学》（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在时隔7年之后终于又推出了第5版时，难耐欣喜。今年初，该版的影印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从业10余年的编辑，我时常为自己没能策划一部这样的经典之作而心有不甘。但我明白，十年磨一剑的事情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是没有可行性的，我们不太可能再从历史的纵深上去寻找意义，而更多的是在内容的广度和参与者的规模上去体现学术的分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科技著作更多的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群体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知名干细胞公司Advanced Cell Technology的首席科学馆Robert Lanza教授在Elsevier出了20种干细胞方面的图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R. Ian Freshney教授在Wiley出了近10种细胞培养方面的图书。如果没有一种高效的团队协作机制，这种多产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无法打造出真正一流的作者，他们的名字恐怕难以如前辈那样成为书名的一部分。 在国内，能延续至今的经典著作少之又少。当初影响很大的复旦大学盛祖嘉先生的《微生物遗传学》时隔10年费尽周折在2007年推出第三版后，已看不到再出新版的希望。梁栋材院士的代表作《X射线晶体学》第二版与第一版隔了15年，将来是否还能推新版也已很难预料。最近的新书中，除了一些有本土特色的研究领域还能看到原创的痕迹，独立完成或者功劳主要归于某一两个个人的作品已经十分罕见了。 科技书中的长寿品种虽然是少数，但它们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营养来源，同时也见证了科研本身的演变和发展，这是科技出版的意义之一。伴随科研的规模化和全球化，学者个人正逐渐成为矩阵中的一个点。也许打造一本著作远没有完成课题任务重要，但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今天，由零碎的论文堆砌起来的线索会不会让人产生些许无根无脉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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