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视域中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研究 邮箱接收全文 【作 者】 高静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硕士 【外文题名】The Study of the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in the Filed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导师姓名】 姚远 【学位年度】2007 【摘 要】为了廓清西学东渐和跨文化传播背景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的历史发展轨迹，调阅了1833—1838年间39期影印本期刊，运用文献考证、中西文化对比等方法，对其作了全面的历史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东西洋考》是第一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具有近代报刊形态和内容的中文期刊，开创了报刊分类编纂手法，刊发了第一篇新闻学理论专文，开创了刊载地方社会新闻、一句话新闻的先例；《东西洋考》构成了汉唐邸报、南宋以来的丛书连续出版、上帝“赐予”这三大中国期刊出版源流，是西学东渐和跨文化传播中的一块活化石，突出地标志着作为直接经由西方传入的期刊媒介形态；首先传入西方公司制度(“公班衙”)，首创物价表，独创了章回体经济新闻写作模式；首次经由期刊媒介传播法国大革命事件，传播了西方的议会政体(“爵房”“乡绅房”“国政公会”和西方司法新体制——陪审团制度(“批判士”)；开辟专栏介绍世界和中国地理，首次使用“月球”这个中文名词，最早传播蒸汽机、轮船、热气球等西方科技创新成果，首次提出在中国兴建农会的建议。研究结论认为：《东西洋考》作为直接经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期刊媒介形态，创造了中文传播的崭新载体。其作为宗教传媒，却完全... 隐藏更多
读 吴东的“从纽约到北京——《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译后感”，其中讲到有关中西文化 交流的两个小故事，让人明显感觉到100年来中国文明进步的脚步。尽管我们今天仍然常常会为了一些常识问题，或者利益问题而似乎走进迷宫，说些令人啼笑的陈词滥调，做些引人捧腹的事情，但100年前的那些故事，肯定是不会再发生了，因为已经太陈旧。 吴东说的《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里的 第一个故事，是慈禧太后的侄媳妇——德福晋延请洋医生“科龄”看病的事。因为德福晋的病情需要做手术，但“男女授受不亲”却是当时不可逾越的红线，更何况医者还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不过，能够嫁入皇室的德福晋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她很快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术前德福晋先举行仪式，与科龄结为异姓兄妹。有了这一层铺垫，“兄长”再给“胞妹”施治也就无碍礼法了。100多年过去了，“男女授受不亲”不仅有几分儒腐，而且不可想象。 吴东说的《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里的第二个故事， 是关于协和前身——京施医院的建设经过。为了给京施医院腾出地方，需要拆除当地一座火神庙。而在中国民间看来，拆庙是大逆不道的渎神行径，必遭天谴。火神庙的主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同意拆庙。不巧的是，在拆运过程中神像不慎受损，这下犯了众怒。人们期望神灵显灵惩罚住持，但有关报应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让民间信仰遭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证伪”。 两个故事背后折射着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不同背景，“一根筋”的西方文化秉承“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理念，将科学与信仰一道传播，同时挟坚船利炮的余威而来。这必然从某些方面印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科学的应用性很快会让满脑子“实用主义”思维的中国人看的“甜头”而在一边排斥中一边接受。但五千年的文明也会发挥它自身的文化智慧，“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可能就是“西化”与“保守”博弈的结果，一方面“取夷所长”，强大经济；一方面固守“本土思维”，维护制度、文化及其绑缚在其中特权和利益。因为“实用科学技术”与相应的“人文思想”呈互动效应，因此，一个孵化不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皇天后土”也一样不能让科学技术与专制体制相辅相成。于是，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做法层出不穷，但正如以上两个故事，虽然聪明的当事人通过巧妙地“结拜”兄妹而“为我所用”，但如果某些信誓旦旦的宣扬一再失效，庙中“神像”反复失信，思想进步或者说是思想解放终将发生。我始终相信，人类是逐渐走向文明的，那么总的历史趋势一定是：退一步会进两步。 附吴东：从纽约到北京——《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译后感 忙活了一年，这本《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终于译完并正式出版了。回味翻译带来的点滴感悟，协和先贤们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的种种情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前尘往事，依稀如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故不揣浅陋写下自己的体会，就教于读者诸君。 历史的意义 这是一本讲述协和前世今生的史书。在华夏文明的坐标里，史书有着特殊的地位。孰曰不然，试看五千年来中国虽迭经战乱，却完整保存了自身全部的历史文献，并传诸后世，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仅历代官方编纂的二十四史就有3213卷，约4000万字的规模。传统典籍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部毋需论，其余三部之中“六经皆史”，子部和集部亦可作史料观。因此也可以说，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 话虽如此，要将历史写好却殊为不易。太史公有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方能“成一家之言”。作者才力稍有不逮，就只能写出有事实、无思想的“断烂朝报”，再不然就是凭空想象、随意编排的“戏说”文学。反之，要求一本历史著作既有春秋大义，又要引人入胜，史料、史识和史笔缺一不可。由鲍尔斯（John Z. Bowers）执笔的这部协和史，就是一部材料扎实、体例谨严，而又持论公允、流畅可读的佳构。本书时间横跨整个二十世纪，记述了协和的由来、诞生、兴盛、挫折和复兴的历程，体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欲以西方医学变革中国，最终“促进人类福祉”（toward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的努力。 西医输入中国其实很早，源头可上溯至汉代。汉朝与“大秦”（罗马帝国）经西亚地区的交流中，就有欧洲药物流入中国。《医方类聚》所引《五藏论》中提到的“底野迦”，就是由西方传入的一种鸦片制剂。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西医学大规模进入中国，还是16世纪之后的事。明朝末年以来，梵蒂冈相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包括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诸人，均通过行医为传教服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医学输入日趋活跃。作者鲍君以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主线，大处着眼，小处着墨，既有欧风美雨笼罩九州的宏大视野，也有对古老中华文明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西医东渐的长轴画卷。 为了写作本书，作者发掘史料用力甚勤，不仅查阅了洛氏档案馆（the Rockfeller Archive Center）的大量资料，还访谈了亲历协和黄金岁月的诸多学人。通过掌握第一手材料，作者提出了很多并不为人熟知的史实。例如，在洛氏正式接手之前，英国人科龄（Thomas Cochrane）创办的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f Peking）早已于1906年问世。其前身京施医院（Peking Hospital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就位于今天的东单大街附近。科龄在创业阶段，为能在北京站住脚，曾与包括慈禧在内的满清统治者及亲贵们过从甚密。为了给筹划中的协和医学堂争取经费，他还与当时的大内总管李莲英相周旋。 诞生的机缘 可贵的是，这本书不仅史料翔实，持之有故，而且作者行文生动，见解透彻。例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惜重金，在中国的古都北京建造“亚洲最好的医学院”，其动机究竟是什么？位于纽约第五大道420号的洛氏基金会，和北京校尉胡同的豫王府之间暌违万里，到底是什么力量将这两座伟大的城市联系在一起？作者从20世纪初美国的宗教复兴风潮开始讲起，通过介绍美国人民在那个时代的普遍信仰，解析了洛氏这一举措背后的原因。 老洛克菲勒是一位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石油巨子，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也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韦伯（Max Weber）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崇尚节俭、诚实劳动、努力赚钱的新教精神，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在新教徒看来，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富，是上帝恩宠最有力的证明。但追本溯源，财富源于上帝和公众，并不属于任何个人。作为上帝的优秀子民，个人发家致富后，应当毫不犹豫地将财富捐献出来，帮助他人，并增进全社会的福祉，这才符合信教的教义。因此，新教伦理既强调白手创业、发家致富的奋斗精神，更赞赏千金散尽、来去无牵挂的豁达态度。用洛氏同时代钢铁大亨卡耐基的话来说：“死时家财万贯，就是死得耻辱”（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老洛克菲勒出身贫苦，虽日后显达，但始终不忘幼时母亲的教导：“人的一生只有三件事：工作、攒钱、散财”。在他看来，新教教义、资本主义和慈善精神原本就是一回事。一方面，他对待竞争对手冷酷无情，赚钱不择手段；而另一方面，他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初衷从未改变。在洛氏看来，若能帮助“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走上科学进步的道路，将是自己对人类的莫大贡献。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超越文化差异的医疗卫生事业无疑是最佳切入点。 美国的民族气质也为协和诞生创造了条件。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版图快速扩张，国家实力不断提升，大大激发了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根深蒂固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观使美国人民深信，蒙上帝恩典发现新世界（The New World）之后，自己应当继续向旧世界（The Old World）传播福音，这里的旧世界不仅指老欧洲，也包括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空前繁荣，而同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封闭落后、缺少活力、亟待振兴的古老大国。有鉴于此，美国医学界的一批顶尖人物，立志要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开拓道路。他们中有的人是被中国神秘的“东方之美”所吸引，有的是受宗教热忱的感召，还有的则是在探险精神驱使下来到中国。当时，在西方已经销声匿迹的一些疾病却仍然在中国肆虐，也为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因此，洛氏基金会和美国知识界精英对改造古老中国抱有极大热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洛氏基金会的灵魂人物，最早提出中国项目的格池（Frederick T. Gates）对中国的看法最具代表性：“对于我，中国是一个有趣的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在一些方面很可爱。她的人民热爱和平、勤劳，并且顺从。然而他们却死抱着一个停滞的残缺文明，不熟悉西方科学，对自身富饶的地下资源全无开发，对世界唤其觉醒和进步的呼喊麻木不仁，被祖先崇拜缚住手脚。频发的饥荒几乎是其人口过剩的唯一缓解。他们对于现代医学一无所知，在无尽的疾病和饥饿中颠沛流离。” 成功的奥秘 或许读者还想知道，当年西医在中国传播的阵地很多，但北京协和医院的起点却最高，问世之初即执医界牛耳，其声名至今不坠，原因又何在？ 读完本书之后，答案呼之欲出：一是雄厚的财力支持，二是彻底的科学精神。先说说财力支持。自协和筹建至1951年收归国有，洛氏基金会共计投入了4465万美元的巨额资金，至今仍是该基金会单个项目之最，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当年的4465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让我们来做个计算：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美元和黄金挂钩，以1937年为例，当时1盎司黄金约合35美元，而如今1盎司黄金却值1600美元。按这一比例估算，三十年间协和获得了相当于今天20亿美元的经费。若再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资助额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可见，协和背后站立的是当时美国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很多势单力孤的教会组织不能望其项背的。同时期在中国各地兴办了很多教会医院，但都无法达到协和的高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样巨大的支持下，协和可以按最高标准购置硬件设备，引进最优秀的教职人员，其水准不仅在亚洲遥遥领先，即使放在美国本土，与约翰•霍普金斯等名牌学府相比也不遑多让。 科学精神是另一个重要话题。本书中，作者尽量以相对客观的笔法描述了西方人对中医的看法，但并不认为中医（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属于科学范畴。这是习见的西方式傲慢。不过，平心而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医学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知识和技术不断更新，“科学医学”体系得以建立。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诸贤就主张周密地观察世界，用数学来描述运动，用逻辑来刻画事物之间的关联，用实验来证实或推翻理论，这些都成为西方科学的代表思想，也是近代西医学高歌猛进的源泉。 然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却未在中国生根发芽。与小国林立，犬牙交错的古希腊不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建立起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庞大帝国。此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一统的帝国体系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这种政治上的“早熟”，反过来限制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我们曾是诗文鼎盛、教化昌明、艺术修养极高的民族。但五千年来，治国安邦的巨大需求始终是第一要务，中国思想资源的重心始终在伦理和政治领域，而对自然科学关注甚少。这就造成古代中国虽有技术，但无科学；虽能修建万里长城，却不知微积分为何物；虽历代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却从未出过一个牛顿。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中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里，中国一直领跑世界，但却在近代一落千丈，沦为西方的模仿者和追赶者（李约瑟问题）。 协和没有传统的包袱。作为科学医学在中国的先行者，协和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完备的实验室和浓厚的研究风气。更重要的是，当年的协和人树立了超越功利目标、为科学而科学的献身精神。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大师级人物层出不穷。无论是放弃校长职务、回归实验室的麦可林（Franklin C. McLean），还是专注研究、对实验一丝不苟的刘士豪；无论是在抗战的枪林弹雨中仍不忘教学的林可胜，还是抱病工作、不幸殉职的“北京人”发现者步达生（Davidson Black），协和先贤们用实际行动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两相对照，我们必须承认，时至今日，中国的科学精神仍未普及，国人的科学素养仍有待提高。也可以说，只有补上这一课，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科学进步的潮流无可阻挡，我们理应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的命运 实际上，以西方为标尺，中国所缺的还不止科学精神这一堂课。晚清的严复、杨度、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发现西方兴盛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于是鼓舞民众，奋起赶超。然而，国家积贫积弱，倍受欺凌，怎样才能“救中国”？这个巨大的问号始终横亘在中国人（特别是作为民众喉舌的知识分子）的心头。在国难日蹙的残酷现实面前，富强是头等大事，而文明只能缓行一步。救亡的需求极为迫切，如何开启民智，丰富民族心灵，塑造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变成远水难解近渴的次要选项。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富强压倒了文明。中国人对西方的关注，更多的是器物、技术、秩序和逐利精神，而不是权利、自由、法治和民主传统。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近代中国百年的迷茫中，传统文化不幸成为“替罪羊”。 “五四”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源在于文化落后，两千年前的孔夫子需要为今日中国的问题埋单。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客观冷静的研究不敌轰轰烈烈的运动，旧世界打碎了，新体系却不知在何方。反复折腾了几次，中国人数千年来安身立命的精神命脉被悉数摧毁。《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教授尖锐地指出，现代中国主动斩断了自己绵延千年的文化传统，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今日中国巨大的价值真空。 平心而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奋斗，中国已是今非昔比。然而，今天的我们物质丰富了，精神却迷茫了；财富迅速积累，人们却并不感到幸福；知识和信息不断增长，但社会的非理性情绪却仍然高涨；法律和规范日益完备，但中国人的暴戾之气却有增无减。文化是国家的巧实力（smart power）， 民族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文化的感召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的危机关乎民族的存亡，这绝非危言耸听。明末大儒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提出著名的“亡国”与“忘天下”之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中国传统价值符号里，“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亡国”不过是改朝易代，但中国文明尚在，社会根基尚在；而一旦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仁义无法发扬，人民纷争不断，即为“天下”将亡。 为了不当“亡国”奴，中国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曾前仆后继，断头流血，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牺牲，为民族争取到了生存的权利。然而，起顾炎武老先生于地下，他一定会感慨，今日中国无亡国之忧，却出现了“亡天下”的危机。这是历史和我们开的一个巨大的玩笑，但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文化重建的任务是何其艰巨。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个民族同样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历史。一旦切断了自己的根脉，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如何重建承续传统、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怎样塑造心灵丰富、克己守礼、知行合一、精诚专注的现代中国人，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孜孜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当下的思考 掩卷而思，早年协和的兴衰起伏，或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较量、交流、融合的风云变幻，能够为当下提供何种思想资源？ 圣经《创世纪》（Genesis）第十一章有一段记述，说得是在洪水以后，人类想在一个叫巴别的地方建造一座通天塔。最初大家都用一种语言，沟通顺畅，齐心协力，工程进度很快。上帝发现了人类的企图，担心人类真的将塔修到天庭，危及上帝的权威，就搞乱了人们的语言，使大家听不懂彼此的话，最终工地上的人们四分五裂，巴别塔也成了“烂尾楼”，轰然倒塌。这个故事强调了上帝的尊严，警告了人类的骄傲，而深意是要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要实现有效沟通，需克服巨大的障碍。 “一根筋”的西方文化秉承“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理念，自己认为的好东西一定要和别人分享，上帝福音必须传播到世界。这和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截然不同。儒家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是尊重他者，有了尊重才能承认差异，才能互相学习和交流。因此，较之强调对抗和征服的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儒家“恕道”，为不同文明的对话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鲍君此书随处可见中西交流的印记，其中两个故事更是颇可玩味。 第一个慈禧太后的侄媳妇——德福晋延请科龄医治的故事。德福晋的病情需要做手术，但“男女授受不亲”却是当时不可逾越的红线，更何况对方还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实在有失观瞻。不过，能够嫁入皇室的德福晋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她很快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术前德福晋先举行仪式，与科龄结为异姓兄妹。有了这一层铺垫，“兄长”再给“胞妹”施治也就无碍礼法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协和前身——京施医院的建设经过。为了给京施医院腾出地方，需要拆除当地一座火神庙。而在中国民间看来，拆庙是大逆不道的渎神行径，必遭天谴。火神庙的主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同意拆庙。不巧的是，在拆运过程中神像不慎受损，这下犯了众怒，寺庙周围的居民都诅咒住持得一场大病。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点明了结局：“最终神灵并没有应验，这位住持一直很健康，还掌管了附近胡同的另一座寺庙。” 两个故事最终都皆大欢喜，但却引人深思。作者轻松的语气，却更加凸显了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背景。西方人为彰显上帝的荣耀，挟坚船利炮的余威而来，一厢情愿地要“拯救”不信仰上帝的古老中国，但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抵制。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观点，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和接受，真的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并不等于毫无可能。在第一个故事中，强势的西方文明为了实现“本土化”，展现了入乡随俗的灵活性。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住持最终与英国教会合作，及其个人的美好结局，似乎喻示着向西方文化皈依（conversion）是一条正路。其实，这样看问题都未免片面。百川东流归大海，长时段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是必然的，不以这种方式发生，就以那种方式发生，表面的困境却孕育着未来的机缘。当年，先进的京施医院起来了，传统的火神庙消失了；人们不再对神灵祈祷，却转向新的神坻——科学索求福祉；中国人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虚妄骄傲，但也不再将西方人看作不可理喻的洪水猛兽。这些，都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作者钩沉辑佚的苦心，是想告诉我们，只有理解那个年代，才能理解协和的来之不易，才更懂得欣赏中国宫殿里西方医学的这颗璀璨明珠。 慎终追远，以史鉴今，作为东西方文明交融孕育的时代精品，协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东西方的未来是敞开的，存在多样的可能性。参考纳什（John Forbes Nash,Jr.）的论证，只要不同的个体（国家）以理性的态度和方式互相交往，在有限的策略选择中，最终总能达成一定的平衡状态，即任何个体都不能通过单方面行动增加自己的利益（纳什均衡）。是以故，在今天这个动荡纷扰的世界上，东西方仍然需扩大交流，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才能避免零和游戏，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未来。 对当代中国来说，既要努力增加物质财富，更要专注于文化建设，“两手都要硬”，才能为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不应忘记，中国文化始终有着心怀天下的世界情怀。我们的祖先曾反复强调，“仁者赞天地之化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都是值得尊敬的生活态度。在中国人看来，“天下无外”。在这样的“天下”体系中，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成员，不存在无法同化的“他者”，也不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敌，任何外在的个体都是“化”的对象而不是“征服”的对象。有了这样的胸怀，我们将为东西方的交流打开一扇新的门户。我们当然不再追求“万国来朝”的虚名，但如果不能针对性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缺陷和错误，如果不能改造三百年来主宰世界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体系，如果不能再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那我们充其量只能像近代日本一样，成为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而且是严重偏科的优等生。 因此，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协和的故事是一个缩影，浓缩了翻天覆地的二十世纪。作为百年来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者，协和承载的时代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本身。行文至此，心潮起伏，不由得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念奴娇•昆仑》中的名句：“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斯人已去，言犹在耳，此情此景，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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