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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亦筑:董桥声致力于将中国文化推广到世界
fqng1008 2020-9-29 11:01
感言:各个国家民族都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瑰宝,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铺沟通中西之“桥”,扬复兴中华之“声”。 一直以来,董桥声都是走学术路线的“学霸”,从北京大学到剑桥大学;从医学英语、科学哲学到古希腊与中国医学比较研究,尽管跨度很大,但他仍游刃有余。 在潜心钻研学术以外,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兴趣,从2014年,他开始组织策划非遗推广的文化活动。 “ 我想把中国的非遗推广到世界。”前不久,董桥声在英国剑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理科状元入北大,留学苦学古希腊文 2003 年,就读于丰都县实验中学的董桥声,以丰都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 原本是学的医学英语,他却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读硕士研究生时,转到哲学系科学哲学专业。 2011 年硕士毕业后,董桥声远赴剑桥大学读博士,又选择了从事古希腊与中国医学比较研究。 “看上去跨度蛮大的,其实我是专注于医学哲学方面,尤其是古希腊医学哲学。”他说,现在很多人谈论西医,都集中在现代西医,对古代西医关注很少,但其实古代西医为人类留下了很多瑰宝。 虽然是凭兴趣爱好选择了专业领域,可这一专业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对一名中国学生。 “相比西方学生来说,我在语言、哲学及历史素养上都存在很大差距。”他坦言,以语言来举例说,西方学生从小就接触古希腊文,而自己完全是个门外汉,只能加倍努力学习。 尽管无需在口语上下很多功夫,可要无障碍阅读大量古代文献,就得掌握古希腊文复杂的语法,记住很多生僻的单词。“有些生僻单词甚至只在一本著作中出现过。” 在读博士的前两年,他除了学习语言,还阅读了大量古代经典文献,有的甚至要通读好几遍,另外还得查阅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资料,以便更好地做研究。 “我们班里有两三名中国学生,中国学生都比较勤奋,我们也只能更勤奋才能赶上西方学生的水平。”他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他差不多每天阅读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 成立剑桥东方文化学会,让唐卡走进英伦 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他也在不停地思考:尽管自己研究的是传统医学,但传统医学在当代有什么意义?那些故纸堆里的东西,价值究竟在哪里?如何让书本知识与现实相结合?渐渐地董桥声开始对非遗产生了浓厚兴趣。 2012 年,他开始担任剑桥东方文化学会会长,致力于在英国推广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 2015 年6月13日,由剑桥东方文化学会主办的“洛桑龙达上师:走近世界艺术瑰宝——神圣的唐卡世界”大型展览在伦敦隆重举行,引起了不小轰动。董桥声就是此次展览的发起人。 “‘唐卡’是藏语,意为携带方便的卷轴画,兴起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的唐卡吸收并融和了汉、藏等多种地域文化艺术元素,在世界绘画艺术殿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唐卡在西藏等地很普遍,了解的人也很多,可其他地方的公众对此了解很少。让唐卡精品到欧洲展出,可以让更多公众认识中国多样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 从策展到正式开展,大约用了半年时间,整个展览由专业团队进行策划。 “这次展览展出的32幅唐卡中,有很多医学唐卡,而我自己对唐卡的兴趣也源自于医学唐卡。”董桥声表示,让藏传医学与唐卡艺术相结合,能够让更多人感受藏传文化的魅力。 除了在伦敦展出以外,这些唐卡还在牛津和剑桥进行了巡展,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不仅是当地华人华侨,很多西方观众也前往参观,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想在中英同时设立机构,从事中英文化交流 闲暇时,董桥声喜欢在剑河边走走,看看书。而我们的采访也是在剑河边进行的。 他说,在剑河边上走走,会让他特别怀念家乡重庆。“我的老家丰都也是在江边上,以前茶余饭后总喜欢到江边散步。” 不过,让他觉得惭愧的是,虽然致力于将中国的非遗推广到世界,可自己对重庆的非遗了解得并不多。 “比如丰都,虽然形成的是鬼城文化,但核心是惩恶扬善,是用传统质朴的方式教导人。”他表示,经过进一步深入挖掘,丰都完全可以把鬼城文化打造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今后,我也希望能为家乡的非遗推广献一份力。” 如今,经过4年的发展,剑桥东方文化学会已成为英国慈善总署正式认可的公益组织,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文化推广活动的组织策划和执行中。 “今年10月,我们还将在剑桥举办一个关于非遗的研讨会及相关展览,也欢迎重庆的专家学者来参与。”他透露,博士毕业之后,他还想在英国待一段时间,从事中英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 “我们计划在中英两国同时成立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的推广工作,目前正在筹措资金,也很希望志同道合的人能够加入进来。”他表示。 今晚,重庆卫视同步播出相关报道。 来源:2016年9月 15日《重庆日报》
个人分类: 比较医学|304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葛兆光: 中国文化的五种特质
fqng1008 2019-9-6 15:16
【导读】 对于文化的讨论,时常剧烈如风而又衰微如草,风与草之间,看官依旧是五谷难分,六禽不辩。对于何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衍更等命题,充塞着多元视角与混沌面向。本文作者试图在长程历史的演变路径中揭示中国文化的典型特质,即汉字表意、家国同构、三教合一、阴阳五行与天下观念,它们从语言、社会、信仰、哲学与秩序等角度,塑造了中国文化的间架结构。历史变动不居,文化与文明亦多有界分,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似为一种可取的文化观念与文明视角。文章原载《决策探索》,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 “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先向大家“从实招来”。 第一, 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 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才能算 “中国的”文化。 第二, 我也有我的担忧。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诸如 “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 可是,很多人在谈论 “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 第三, 当我们讨论 “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 中国文化的五种特质 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 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 。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但是,我这里还要作一个界定,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 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 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 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 “文”。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 但是,这些字不够,就加上会意,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 “刃” ; 爪放在树上,就是 “采” ; 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 “牢”。会意还是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当然六书有六种,但主要的是这三类。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 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 “汉字文化圈” 。 第二个, 是 “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 我上课的时候,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 ?外国人总搞不清楚,他们说sister。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 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 “内外有别” ,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清楚的。第二个原则就是 “上下有序” ,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 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一个人死了之后,在这个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放大的家族、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联结起来。 而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 西方不论是 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第三个 , 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 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 “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 第四个, 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 阴阳不说了,五行有两大原则。一个是 相生相克 ,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 ; 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第二个原则是, 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 ,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 ; 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 ; 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 ; 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等等。 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第五个 , 是中国天下观念。 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 ?古人想象在北极。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 但是,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中国很早形成了 “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就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这个想象和观念逐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民族志、地理志里面的文化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 “朝贡体系” 。 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可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 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 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 ▍ 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 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 “在传统内变” ,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 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 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 “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越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 从 1895年到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第一个是汉字。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 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 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 特别是上世纪 50年代以后, 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 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 “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 第二个, 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 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 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 “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 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 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 “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 “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 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 “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 即 “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 换句话说,就是 “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 “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 “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 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 “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 也就是说, “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 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 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 ?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 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 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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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变迁——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分野与交汇》札记(66)
fqng1008 2019-5-19 12:49
六十六、《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是2002年05月由中华学林出版社出版的 图书 ,作者是王显春。该书讲述了汉字起源于生殖崇拜文化,发明于太极文化(异于自然产生说),创造于刻契、绘画、结绳、编贝等。 (一)内容简介 本书是 中国文字史 学科里 汉字起源史 研究领域的图书,创立汉字学新理论——汉字发明说(异于自然产生说)。 汉字发明说认为,汉字的造字的方法为:(1)发现发明法;(2)混合发明法(形声、指事、会意);(3)仿造发明法(象形);(4)特殊用途发明法(假借、转注);(5)夸张发明法。这5种发明法就是一部完整的汉字发明史。 第一批汉字不是象形字。“象形论”者贬低了汉字的发明思想和科学内涵,低估了 中华民族 人民的聪明才智。 考古材料证实:汉字发明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已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汉字启动了 人类文明 。 (二)作品目录 自序 科学的汉字 第一章 揭开汉字的起源之谜 第一节 一点解释 第二节 理论与方法 第三节 太极图考古 第四节 两仪考古 第五节 生字考古 第六节 四象考古 第七节 八卦考古 第八节 河图洛书考古 第九节 夏姓太阳族徽考古 第十节 上古太极文化环境 第十一节 发明汉字的契机和文字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 揭开汉字发明之谜 第十二节 世界上第一对文字--祖和妣 第十三节 世界上第一个会意字--生 第十四节 四方 第十五节 四季 第十六节 八卦(风上) 第十七节 八卦(风中) 第十八节 八卦(风下) 第十九节 八卦(火) 第二十节 八卦(地和水) 第二十一节 四爻 第二十二节 十天干 第二十三节 十二地支 第二十四节 数目字 第二十五节 《易经》文字观 第二十六节 汉字的造字之法 第二十七节 总论 第三章 比较研究 第二十八节 古文字打假 第二十九节 文字多源论与汉字发明说的比较 第四章 认识汉字 第三十节 华夏第一字 第三十一节 陶符印记辨读 第三十二节 甲骨文释读 (四)作品后记 1. 汉字的来历 从 仓颉造字 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都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者是颁布者。 2.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 郑州大学 博士生导师 王蕴智 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 古文字构形学 、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 小双桥遗址 (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 朱书 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3.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体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 符号系统 ,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 虞夏 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4.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 简册 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 青铜礼器 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 中国发现 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总体来说中国汉字的发展,前后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半坡陶文→东夷骨刻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这是一些关于古汉字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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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百家争鸣——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fqng1008 2019-4-26 21:59
时间 : 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 人物 : 孔子 、 墨子 、 老子 、 韩非子 、 孙武等。 春秋战国时期 , 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 , 封建领主制正在向封建地主制过渡 , 新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阶级阶层之间 , 斗争激烈且复杂。在这个的期 , 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 , 这些派别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自已对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不同看法和主张 , 出现了思想文化领域内 “百家争鸣”的局面。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写的《汉书 , 艺文志》提到了战国主要的思想学派 , 称为 “十家” , 即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著名学者刘歆汇集的《七略 ·诸子略》 , 将《汉志》中提到的 “十家”改为了“九流” , 去除了小说家这一学派。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 , 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派之一 , 创始人是孔子 (前551—前479) , 名丘 , 字仲尼 , 被后世尊称为 “万世师表”。儒家以孔子为师 , 以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为法 , 崇尚 “仁义”和“礼乐” , 主张 “德治”和“仁政” , 提倡 “忠恕”和“中庸”之道 , 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孔子的理论核心是 “仁” , 即 “爱人”、“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 体现 “仁”的制度或行为准则是“礼”。在教学上 , 孔子主张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 特别重视个人修养 , 强调关爱他人 , 并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孔子曾修《诗》、《书》 , 订《礼》、《乐》 , 序《周易》 , 著《春秋》。关于孔子的言行、思想 , 主要记载于语录体文集《论语》和《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之后 , 儒家的继承人是孟子和荀子。孟子 (前372年 - 前 289年) , 名轲 , 字子舆 , 被后世尊称为 “亚圣”。孟子主张“仁政” , 恢复井田制 , 反对战争和暴君污吏 , 进一步提出了 “民为贵 , 社稷次之 , 君为轻 ”的思想。荀子(约前313—前238) , 名况 , 时人尊称他 “荀卿” , 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既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 又受重农、重法、重战等思想的影响 , 主张 “仁义”、“王道” , 提出了 “君者 , 舟庶 ;人者 , 水也。水则载舟 , 亦则覆舟 ” , 并著有《荀子》一书。孟子和荀子不仅对儒家的思想加以了总结和改造 , 而且还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合理成分 , 使儒家学派的体系更加完整 , 使儒家学派的思想更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 , 儒家学派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大家。 在诸子百家中 , 最有实力的学派除了儒家 , 还有墨家 , 当时有“非儒即墨”的说法。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前468一前376) , 主张“兼爱”(平等地爱一切人)非攻”(反对战争)“尚贤”(选拔贤能之人)、“尚同”(推举一位最贤能的人管理国家)。代表墨子思想的著作是《墨子》 , 由墨子的弟子根据授课笔记编撰而成。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前571—前471) , 以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 , 以“道”说明天地万物的本源、构成、变化 , 提出了“人法地 , 地法天 , 天法道 , 道法自然”的思想 , 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小国寡民”。《老子》 , 又名《道德经》 , 是反映老子思想的著作。 到了战国时期 ,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庄子 , 继承了老子关于 “道”的哲学基本立场 , 提出了 “齐物论” , 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 ,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 还提出了 “逍遥游”的思想境界 , 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哲学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庄子和门人著有《庄子》一书 , 又名《逍遥游》 , 以故事的形式解说了道家学派的思想。法家学派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派 , 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 , 主张以法制代表礼制 , 他们在各国的变法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 尤以商鞅变法影响最大。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 (前281一前233) , 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吸收了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 , 提出了 “法”、“术”、“势”相结合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理论。韩非子认为 , “法”是处理一切政事的唯一准绳 , “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 , “势”是君主的政权、威势。韩非子著有《韩非子》一书 , 总结了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 兵家学派主要在军事方面大有成就,春秋晚期杰出军事家孙武 (前535-?)是兵家的鼻祖 , 著有《孙子兵法》一书 , “知已知彼 , 百战不殆 ”等军事名言出自这本书 , 代表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战国时期 , 孙武的后代孙膑继承并发扬了他的军事思想 , 著有《孙膑兵法》一书。兵家的军事思想不仅影响着当今社会 , 在世界上也享有盛名。除了以上提到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派 , 还出现了很多其他的学派 , 比如 , 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 , 以苏秦为代表的合纵派 , 以张仪为代表的连横派 ,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 , 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 , 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 , 以虞初为代表的小说家 , 等等 , 都推动了思想领域的大繁荣。在中国历史上 , “百家争鸣”活跃了当时的政治和学术风气 , 促成了思想界的大解放 , 推动了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 , 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基础 , 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52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文化三部曲——比较中西文化,审察中国传统的珍贵读本!
Xiaogangjin 2019-2-22 12:08
金句摘录 1、传统中国那种必须由“家”去定义个人的情形,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扩充为由“国家”去定义个人。 2、中国式的烹调术是用“合二为一”的原理去制造“味”的。中国人的“人情味”也是用同样的原理产生的,亦即是时我之中有你,你之中有我。因此,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亦即必须用“二人”才能去定义任何一“人”。 3、中国人自我压缩的人格,既然认为公然地保障自己的权益是不合法的,因此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就比较大,对受别人利用、摆布与控制的敏感度就会比较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让他们继续存下。 4、中国人避免对抗的心理看,使统治者对任何敢于起来反抗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冠以“破坏安定”的罪名。中国人向往“在一起”的倾向,也使统治者容易对任何持不同意见者搬用“破坏团结”这顶大帽子。 5、在中国人政教混同的权力结构底下,是不能有“公”与“私”之分的,因为它除了在国法的范围内管理老百姓外,还要越出这个范围去管理他们的“良知”。在具有政教之争背景的西方,就很难出现这种情形。 6、政府当局尽量不让老百姓去知道、去接触、去理解干部们才有资格去知道的事物。这种措施背后的逻辑似乎是:干部是“成人”,因此自然可以去做一些“成人”之事;老百姓是被“教养”的对象,因此自然不该去接触“儿童不宜”之事。将民众“儿童化”,是中国统治者“弱民之术”的一个主要内容。 7、两千多年来,中国在大一统帝国的巨伞底下,其实也存在着支离破碎的所谓“封建”势力。然而,中央政府却设计出一套文官的选拔制度,把地方的乡绅势力“干部化”。地方势力一旦被中央文官体制“干部化”了之后,遂不期然地产生了一种“天下观”,是他们以治理整个帝国为己任。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新千年版序 孙隆基 下笔写这篇序言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已经有二十年的生命了。二十年的时段是可以用来定义一整个“代”的。因此,当我重新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恍如再次阅读一部陈年的日记,里面的思想情愫既曾相识又备感陌生。书中提到的“文革”及其余绪,对国内的读者来说,恐怕也会引起既曾相识又感觉陌生的感受。 然而,这本书等了二十年才有机会在国内出版。国内的气氛已经和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但这次应三辉图书之邀,为了和国内的读者见面,仍有将该书做技术性修改的必要。因此,它与1990年的“最新修订版”不尽相同,而后者与1983年的原版的差距更大。这段变化有必要向今日的读者交代。 对国内的读者来说,本书虽然姗姗来迟,但上面提及的问题却仍然存在:它赖以立论的陈年旧事,如今是否只剩下了纪念的价值?书中反复论述的“深层结构”,是否已经失去“时效”?既考虑“时效”,有否基本上推翻了所谓不变的结构之命题? 在这个序言中,作者得面对这些问题。首先,我必须对“深层结构”这个概念予以进一步的澄清。这个概念的运用并非指中国历史从无出现变化,而是辨认中国历史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它们是使“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因此,它可以比拟作河床的底部岩层,纵使河流本身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显然,在历史思考中应用“结构”这个概念,不该是用来论证黑格尔哲学传统里“东方社会”或者“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先天上固定的本质。它应该是用来指示某一个历史时段内相对稳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出现相互联系性,可以让我们用“结构”的概念去综括之。“历史”本身就代表变化,没有概念的魔术师能改变这个事实,然则,历史如何被“结构”这个观念取消呢?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新千年版序 用结构观念研究历史的佼佼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用史料论证:在整个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地关系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既不同于15世纪也有异于17世纪,自然也使它不同于其他地区。但这个16世纪只是一个“时段”,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这个大区在整个近代初期都具自身特色,令它与其他地区判然有别,我们不妨把“时段”拉长,进一步探讨该区在15、16、17世纪这三个时段间的共同关联性,归纳出这个更长“时段”里的相对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区由古至今都有自身的特色,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一个极长“时段”作为操作单位的。 当然,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作一个“长时段”的,并无人尝试过。它是否为人接受,该视其有否说服力,而不该是理论上的一种绝无可能性。从理论上对它做出本能式的排斥者,是出于把历史时序和逻辑时序两者混淆。 这个混淆,也出现在历史学是否可以像自然科学般做出预测的论争里。历来都有人具历史学可以预测未来的信念,但他们是混淆了两种时序。自然科学式“预测”所赖的因果关系是出现在逻辑时序中的。例如说,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的地道中埋藏炸药行刺整个王室的案件,如果得逞,造成划时代的大案,我们该如何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呢?物理学家会说导因是火柴,化学家会说导因是火药,而历史学家如果也想诉诸自然科学式的因果律,则会考察人文因素:有些史家会说导因是宗教改革后英国的国教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史家会认为是封建残余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扑,其之所以失败亦有其“必然性”。无论如何,如果这几种说法都设定在任何时空底下凡出现相同的因就会有同样的果,其解释的架构都是逻辑性的,是超越任何特定时空的因果关系之先后排列。 但是,职业历史学家所处理之对象无一例外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historical timeline):它是必须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物的叙事形式。这个时序——典型的例子是五经中的《春秋》——只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一个进程,并没有普遍性的意义。但历史学家如果要解释某一事故的“前因后果”,就必须把该特殊事故纳入上述那种具普遍意义的因果律的框架中。也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能预测未来。他如果把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和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混淆的话,则会把自己变成“灵媒”,亦即是在某一特殊时地的事故发生后,去预测另一个特殊时地的事故必然会随着发生,而其假冒的逻辑必然性则会堕落为活神仙式的“宿命论”。 本书中谈的“深层结构”显然并非历史时序,但也不属于普遍适用于任何时空的因果关系范围,确切一点,该说是一种针对特定范围——中国——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设定。书中无疑举了许多历史例证,但是处理方式并不同于一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把它们归入我所谓的“表层结构”现象,亦即是属于特殊性领域。书中的“深层结构”概念既然是一种相对稳定性的设定,而不是一种“亚细亚”式的先天不变性,因此,并不存在它是否在“将来”甚至在“现在”会遭改变的问题。 “深层结构”在理论上是可以被全面解构的。但我既然是把它设定为“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仍预想这个相对稳定性的某一程度之持续。有了这个新的体会,才为新千年版写出如下的新结论: 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我们将拭目以待。 我充分理会到这个结论与本书的基调之间会产生极大的不协调。 这就牵涉到本书是否已失去“时效”的另一种顾虑。既云作者“重新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恍如再次阅读一部陈年的日记,里面的思想情愫既曾相识又备感陌生”,那么,它的看法是否充满偶然性,只反映作者某个时期的思想,而如今已时过境迁? 的确,读者会感到本书的行文是炽热的,但不是炽热的爱国主义,而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接近白热化的反感。这种反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由它启发的文化批判远远超出一般的国民性批判。本书的特点,正在于它不是泛泛地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这个浓烈的感觉,是只有身处其中而又想全力地挣脱出来才会有的感觉。如今,作者已经居美三十余年,去国已久,纵使分析能力远胜于前,但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心境,因此无可能再写出二十年前的东西。 在这里,又回到本书是否已失去“时效”的顾虑。要消弭这重顾虑,作者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解答:具有永久性价值的观点,往往是由独异的角度出发的。这种独异角度不只是由独异的人提出,而多半由一个人生中出现某些时刻的独异条件所提供。因此,这些时刻虽然短暂,这些条件纵使不会重现,却并不意味它们的结晶之价值也是短暂的。相反地,这个结晶应该属于珍禽异葩一类才对。 关于我个人的独异性(亦算是毛病),或许可简括为“最高叛国罪”症候群。自从成为美国公民以后,我就一直在从事美国文化的批判,而且也是细微末节地批深批透。这个已经进行了十年以上的写作计划曰“弑母的文化”,请读者拭目以待。 2003年12月11日 写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新斯牟尔纳海滩 “中国文化三部曲”(全3册) 梁漱溟、孙隆基、刘梦溪 汇集大师思想结晶, 省察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珍贵读本 【 内容简介 】 “中国文化三部曲”汇集了梁漱溟、孙隆基、刘梦溪等大师的思想结晶,包括《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文化的张力》三本。深入中国文化的根部,发掘民族精神的内在特质,研究中国文化的本质,直面现代社会热点议题,延伸至对个体、社会关系、世界未来走向的分析,充满终极关怀。 《中国文化的命运》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有关中国文化及其精神的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读者。本书主要围绕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展开,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梁先生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今人庸论。本书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有价值的珍贵读本。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孙隆基先生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作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创造性地运用“良知系统”“身体化”“和合性”等概念来总结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设计和“二人”关系,并进一步延伸至对个体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对世界态度的分析与概括。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不是泛泛地罗列出这个民族的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 《中国文化的张力》 《中国文化的张力》是刘梦溪先生五十余年研究精华之集结。传统是从过去流淌到现今的精神河流,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站在其延长线上。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需要反思文化、更新传统,使其成为社会建构的有益养分的时期。作者从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等角度延展开来,直面文明冲突,深挖现代生活中的文化张力与内核,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方向。 【 作者简介 】 梁漱溟 1893年出生,1988年逝世。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孙隆基 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未断奶的民族》《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 刘梦溪 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领域涉及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韩文版,2015)、《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陈寅恪的学说》(2014)、《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新加坡青年书局,2014)、《马一浮与国学》(2015)、《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2015)、《红楼梦的儿女真情》(2016)、《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2017)、《七十述学》(2018)等。 【 编辑推荐 】 1、顶尖学者的思想结晶,影响一代代读书人的传奇畅销书。 梁漱溟、刘梦溪、孙隆基均为中国现代著名文史学者、思想家。“中国文化三部曲”集结了诸位大师数十年研究之精华,其中梁漱溟先生尘封七十年遗稿首次呈现。匠心独运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发展指南,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 2、不拘泥于既定思维模式,高度提炼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 抛开各类纷争,立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感性观察与理性分析相结合,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长时段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结构,结论长期有效,不会过时。 3、一阵见血,直指人心。敲响文化警钟,走出文化误区。 书中关于中国文化的金句比比皆是,诸如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论述,对中国人民族性格塑造的解析,血缘家族作为最佳社会网络对传统的凝结作用的论述,对社会构造与制度的剖析等,面对文明冲突,绕开思想的陷阱,针对文化病症“开药方”。 4、中西比较,理解中国的珍贵读本。 运用对比的方法挖掘中西文化异同的根源,洞悉社会演进规则,使人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中国。 5、博古通今。传说、故事、信仰、文献、理论研究相结合,打通历史、文学、经学、伦理、美学各领域,联系当代社会现象,多维度解剖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三部曲”从现实、历史、典籍、游历等多角度多层次纵论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有生动曲折的传奇故事,又有缜密严谨的理性分析,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 【 目录 】 《中国文化的命运》 “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代序) 第一辑 中国文化之精神 一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 二 以为这问题还远的不对 三 中西学术之不同 四 中国人则怎样 五 中国文化个性殊强 六 西人所长吾人所短 七 宗教在中国 八 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九 两种理和两种错误 十 中国民族精神所在 十一 人权自由之所以不见 十二 中国文化五大病 十三 中华民族是人类一奇迹 第二辑 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 一 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 二 近代西洋社会生活 三 最近潮流之转换 四 对照来看中国社会 五 试解释其所以然 六 文化之形成和变迁 七 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八 希腊罗马古代社会 九 基督教的精神 十 集团生活之血底锻炼 十一 欧洲中世社会 十二 基尔特制度 十三 城市自主 十四 何谓集团生活 十五 中国之缺乏于此 十六 中国民族性的缺点 十七 中西社会构造不同 十八 伦理本位底社会 十九 职业分途底社会 二十 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 二十一 人生态度之特点 二十二 最大之偏失 二十三 人生第二态度 第三辑 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 一 中西文化长短之比较 二 西洋文化的长处在人对物 三 何谓民主 四 中国人究竟缺乏什么 五 西洋人团体生活之发展及转变 六 今天世界文化之三大类型 七 中国何故无民主 八 世界今后文化之新趋势 九 中国民族精神两特点 十 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 十一 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新千年版序 修订版序 第一版序 第一章 导论 (一)试从一个新的角度看中国文化 (二)“良知系统”与“深层结构” (三)中国历史形态的超稳定性 第二章 中国人的“良知系统” (一)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二)“身体化”的倾向 (三)中国人的“人心”逻辑 (四)“心”对“身”的照顾 (五)“心”对“身”的组织 第三章 “二人”关系 (一)中国人的“和合性” (二)他制他律的人格 (三)中国人的代际关系 第四章 中国人的“个体” (一)“社会”对“个人”的权威主义笼罩 (二)自我压缩的人格 (三)“个人”的不发展 (四)不发展的“个人”对别人的伤害 第五章 国家与社会 (一)中国式的专制主义 (二)“大一统”的倾向 (三)“小国寡民”的倾向 (四)平均主义的倾向 (五)特殊化的倾向 第六章 对待世界的态度 (一)锁国心态 (二)中国人的现实感 第七章 “现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文法”规则 (一)代际的政治关系 (二)“外抗强权”与“内除国贼”的关系 (三)“团结”与“斗争”的关系 (四)“天下大治”与“天下大乱”的关系 (五)“广开言路”与“壅塞防川”的关系 (六)“土”与“洋”的关系 (七)“锁国”与“开国”的关系 -------------------- 《中国文化的张力》 第一篇 传统的理念 中国文化的张力——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 传统的误读 传统与记忆 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信仰与传统 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特性 国学与传统文化核论 第二篇 文化与传统 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 文化学视野下的文化和中华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中国文化给出了人类麻烦解决之道 文化融合是人类未来的大趋势 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 贾宝玉为何替孔子背书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大智慧 第三篇 传统解故(上) 如何评价儒家学说的历史地位 孔子为何寄望“狂狷”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韩文版序 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 读《漫述庄禅》致李泽厚 阳明学的性格 明清易代与士人之出处大节 士人的狂者精神在清代的敛退 白鹿洞书院访学记 第四篇 传统解故(下) “以色取人”与古代的男宠 梁武帝的佞佛与大度 历史上哪个朝代最开放 魏晋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从曹操的“ 求才三令”说起 魏晋士风——从“ 竹林”到“ 田园”到“ 禅林” 宫廷文化与时尚——“紫禁城论坛”上的发言 《红楼梦》里怎样过春节 《红楼梦》与文化传统 第五篇 传统的反思与重建 重建对文化传统的敬意与温情 大学之道与“止于至善” 衣冠服饰与家庭伦理 古籍今译不应大力提倡 不赞同公私学校施行跪拜礼 一国之内也应尊重文化差异 读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两书 读孙机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书后 第六篇 现代学术与传统 现代学术背景下的大师与传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现场全记录 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现代学人的性情与信仰 现代学者晚年的宁静 陈寅恪家族的“优美门风” 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 钱锺书的学问方式 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制衡——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另一种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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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概念离科学有多远
fqng1008 2019-1-24 17:41
有个段子,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一个明显差异,即对于概念(或术语)可确定性的不同态度。段子是这么说的:老外苦学汉语十年,到中国参加汉语考试,拿到试题一看泪流满面,直接交白卷回国了。原来题目是:请解释下文中每个“意思”的意思。 阿呆给领导送红包时,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呆:“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阿呆:“小意思,小意思。”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阿呆:“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阿呆:“是我不好意思。”显然,外国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么多“意思”的不同含义。关于这样的段子还有很多,说明中西思维特征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然,这是民间语言,说明望文生义的重要性。我国的传统文化名著,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先看看老子的《道德经》,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范本。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非常美的对仗,但是关于“道”和“名”的三个含义各有不同,存在明显的歧义性。形式逻辑强调概念的可确定性,这样变来变去的概念确实会令人抓狂。 再看看中医名著《伤寒论》,101条说:“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不必悉具。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柴胡证”、“柴胡汤病证”、“一证便是”,这里面的三个“证”意思一致吗?而且,“柴胡证”=“少阳证”吗,它们的内涵是什么?六经辨证是《伤寒论》的精髓,但是从张仲景到“伤寒学派”,从来没有人为“六经”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让训诂学家望文生义了几十个解释,都说是张仲景的意思,可张仲景就是没有明确的意思。 1953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斯威策参加了一个“中国无科学的问题”的讨论会。他把讨论的主要问题记下来寄给了爱因斯坦并向其请教。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 概念是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形式逻辑”要求对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即对其内涵和外延要有确切而简要的说明。中国的贤哲确实没有走上这一步,从来没有形成对“概念”进行定义的习惯,可能由于追求文字的“美”而常常用不同的词汇描述同一种事物,因此也常常用相同的词汇表达不同的意思,而没有创造出“定义”这一逻辑方法。正因为这个原因( 也 与没有创造出标点符号有关),我国的考校训诂之学特别发达。 科学需要严谨的思维。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惯性,尽管我们古代有“四大发明”等在技术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与科学只能擦肩而过。 不过我想,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有其弊必有其利,它可能在谋略、文学艺术等方面形成另外一种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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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学泰斗楼宇烈:中国文化复兴有赖于中医复兴
热度 2 fqng1008 2018-9-26 17:15
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发达、体量庞大,更在于文化繁荣、垂范万邦。 在中国日渐崛起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去除百年文化悲情,重塑文化自信,迎接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找回传统文化的“魂魄” “ 如果让我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我会用四个字,那就是‘失魂落魄’。我们要把魂重新找回来,整个国家才能体魄强健。” 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反思?而且怎么样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继承和发扬起来,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治理腐败,解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一个民族要真正走向现代化,必须根植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 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已是“失魂落魄”,我们必须要把“魂魄”重新找回来。 “ 魂”即是“道”,是人对宇宙万物的根本认识,它是中国文化中间具有某种核心价值的内容。所谓的圣人之道,就一个字——“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部分儒释道三教都强调“中”。儒家说“致中”。《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天下人们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人们共行的普遍规则。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万物各得其所,生长发育。道家曰“守中”。《道德经》中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要保持虚静,守住“中”这个原则。佛教讲“空中”。佛教经典《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意思是我们一方面要看破这个虚幻不实、无常无我的世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假名”,也就是幻影。很多学佛的人消极,走向了极端,就是不懂得“空中”的道理。 那么“中”的智慧又是什么呢?所谓天下有道,道法自然,顺其自然即为“中”。 《道德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无为”,提倡要顺应自然规律,保持事物的天然本性,不过分作为,中国人常说“尽人事,听天命”,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中医养生理论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顺其自然。《黄帝内经·灵枢经·本神篇》 里讲:“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避邪不至,长生久视。”中医强调天人相应,提倡顺时养生,根据阴阳五行、虚实寒热等理论保持人体五脏六腑与情志的中正平和。中医的草药、虫药、矿物药皆来自于自然,中医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四季、时辰、气候的特点,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养生理念也强调不能过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吕氏春秋》指出“勿以厚生而害生”,欧阳修在为道家养生著作《无仙子删正黄庭经》作序时写到,“天下有道而人不求,天下无仙人求之。”对当时炼丹修仙的成风提出质疑。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明死生之分,太看重自己的身体了,拼命地补养,反倒害了“生”。 懂中医才能把握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 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如果不懂得中医的话,我想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把握不住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体会不到的。 现在有些人要否定中医,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否定。 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问题,同样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的责任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提出来,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一百多年前当我们刚接触到西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还了解不深的时候,当时一些人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就是时代的差别,而没有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差别。而这种类型的差别,恰恰是使不同文化之间得以交流和互补有了可能。 那个时候,基于中西文化差别是时代差别的认识,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等疑问,那是情有可原,而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如果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面,我想我们是落后了。 这个遭遇不仅仅中国,整个东亚地区,也就是东方文化都经历了这么一个遭遇。一百年来,中医在日本叫汉医,在韩国实际上也是汉医,后来叫做韩医,他们也同样遭遇这样一个历史。但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开始反省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来讲是“扶植”中医,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间是在真正发扬中医,扶持中医?还是在辨证、结合的名义下,在那里消解中医、解构中医?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医被完全改造了,反而失去了中医原来那种根本的面貌。 现在有些人总拿“科学”来说事。科学和科学精神是最尊重事实的,可是现在确实有科学家不尊重事实,在那里信口开河,说科学发达了,中医就可以消亡了。 我们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中医药也随着在那里发展。为什么?要认识到我们中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它还有人文,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加以认真研究,应该纳入到我们人文的思考领域里面去。 中医不仅仅是跟西医相对的概念,中医有更深层的含义。 中医这个词的本源,最早提出“中医”这个概念,大概是《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里面提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怎么讲?这就是任继愈先生讲的,中医的根本原则是治未病的,而不是治已病的。而有了病以后也主要是要调整自身整体的生理机制,从而打通闭塞,平衡阴阳。中医不是专门让你吃药,吃药吃得不好反而增加病,所以后面才提出来“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样一个“中医”概念。 所以,如果不懂中医的这个含义,是根本无法理解中医的。它让你不得病难道不科学吗?只有得了病以后你去治他才叫科学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医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医思维方式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一种分析还原的方法。 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整体关联的还原,它也是还原,还原到每一个个体,但这个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所以说是生命。我觉得我们医学根本的问题是研究生命的问题,是研究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 也就因为这样,所以中医的理论里才有整体生命力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的观念,而不是只反映他那个部分。肝脏不只反映肝脏这部分,心不只反映心这部分,而是与其他脏器生理功能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用这样一种整体的辩证方式来看待一个生命体,应该说是中医最根本的一个基点。 中医治病绝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种整体的调适,讲究固本培元,标本兼治。中医的药方也特别重视主药和辅药的组合,讲究君臣佐使,通过配伍产生的整体效果来调节五脏六腑的平衡。现代医学把中医的很多理念都解构了,比如给中医分科,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医特点的,诚如宋代文豪苏东坡所言:“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 中国哲学强调直觉思维,对应中医的“望闻问切”。 理性和直觉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现代科学思维重视理性,贬低直觉,认为直觉没有科学依据,低级而又愚昧。这种误读不破除,恢复文化自信无从谈起。 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对重视直觉,并强调将这种直觉认识上升到“道”的层面,即所谓的体悟、开悟和证悟。 苏东坡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古画画意不画形,寄托的是一种意境,古诗词的字面意思背后,也往往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这其中的意境和道理,都是需要悟的。而这种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我们常说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论语》讲认识世界要“下学上达”,下学可言传,可践行。而上达则需要心悟,体悟,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在中医的四诊中,“望”和“闻”是医生的直觉,中医通过观察病者的气色、舌苔和形态,闻病者的体气、口气、二便之气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患者通过口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直观感受告诉医生,最后是切脉,医生通过脉象来印证医者和患者的直觉的准确性,构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诊断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科学发展到现在,也开始关注东方文化整体关联性和动态平衡的概念。 《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转折点》《事事本无碍》等书,用现当代科学的视角反证中国古代文化中许多被误解了的观念的合理性。 中医反映出传统文化的实践意义 “ 要想恢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必须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的有效性,中医就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手段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道”和“艺”两个层面,“道”是人对宇宙万物的根本认识,“艺”则是这种认识反映出来的实践。“道”与“艺”的关系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是明道、行道、传道,其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证道为根本。 “道”和“艺”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儒家强调的“上达”和“下学”之间的关系。上达者,达的是天道、性命等抽象道理,“下学”者,学习的是具体技艺和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等,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下学必须要上达,上达也必须落实到下学,换而言之,“道”可以统“艺”,由“艺”也可以臻“道”。 从“艺”入手,通过能具体感触到的“艺”,逐渐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才能领悟到“艺”所包含的“道”是什么意思。而中医正是这样一种“艺”。古人认为,中医是我们维护生命的医学思想和手段。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将留存至汉代有关于人体保养和医疗健康的典籍都集中在《方技略》里,并在最后总结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将中医视为使生命能够延长的工具。 这里实际上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科学讲究清晰,而中国整体联系的思想常常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常常受到指责。问题是现代科学发展已经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清晰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还是模糊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我觉得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其实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实际上是对事物的越来越片面的认识。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发展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清晰与模糊怎么来看的问题,应当认真思考。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在中国哲学的这个层面给中医更多的理论上的支持,不要人家一说你这个模糊就担心,不需要担心。现在要担心的是将来中医药很可能要“出口转内销”。这不是危言耸听,很有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西方学中医的人,他们读中医原典比我们读得细,比我们读得深。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 中医的养生理念和治疗手段能帮助人们恢复健康,人们可以通过中医养生和治疗疾病的直观体验来体会阴阳五行、道法自然的哲学智慧和“道”的意义,同时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意义。 总 结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国哲学,如果不懂一点中医的话,只能够停留在一个抽象的理论的层面,不可能有感性的认识 ,认识中医的根本特性,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恢复中国文化的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要得到重新认识,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医,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有赖于中医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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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
热度 1 hanmingming 2018-3-1 20:36
要说起 文化 的差异,首先应该先从 饮食文化 说起,因为“民以食为天”,它能够反映不同 民族 生活习惯和文化 思维 方面的差异。然后才能扩展到其他方面对比分析!!!! 1. 在饮食方面的区别: 中国人 很注重形式,讲究“色、香、味”,所以中国烹调里,菜的样式千变万化,具体到每一道菜又非常讲究 色香味 的搭配。而 欧洲人 很讲实际,在菜的花色变化上从不下什么工夫,更讲究其营养搭配和保护,注重菜的内在质量。这是 中餐 和 西餐 的主要差异。中国人吃饭每次都上很多菜,可都长得很瘦,西方人每次菜很少,但都比中国人长得结识。 2. 餐具的差别: 刀叉 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 观念 。刀叉必然带来 分食制 ,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 西方 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 东方人 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 3. 对颜色的反应差异: 不同的颜色在 不同的国家 和民族所 代表 的 意义 完全不同,对不同颜色的喜好从整体上可以反映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 审美情趣 。 在中国 的文化背景里,红色代表着幸运、财富和 吉祥 喜庆,而在西方人的观念里,红色是 血的颜色 ,表示冲动、挑衅和动乱,我们看到 西班牙斗牛士 拿着红布就是向牛挑战,红色可以激怒斗牛,所以,中国人在喜庆的 节日 里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而西方人一般选择 蓝色 ,因为他们觉得蓝色代表冷静和沉着。 4. 在 思维方式 上的差别: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 5. 在生活态度上的差别:中国人偏重 精神 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 6. 礼节上的差异:中国人在介绍来宾时,喜欢用褒扬的 话语 言辞,会加上很多 主观 评论。但西方人认为,介绍客人时不必评头论足,凡是主观性的评论都有强加的感觉,介绍主要突出被介绍人的身份、学历、职务等,而不应该附加外貌和抽象的评论。 西方人比较看中个人的独立性。受人照顾往往被视为 弱者 。在给对方出主意或提建议时,不能使对方认为自己小看他的能力,不必教人怎么做。中国人往往以出主意提建议表示关心。 中国亲朋好友和同事 之间 的串门很随便,邀请别人来访无需为对方确定时间,自己去探访别人无需郑重其事征得同意。 美国人 则没有串门的习惯。平时如果有事上门,事先要确切地预约时间。没有得到对方的应允,随时随地随便上门时不礼貌的行为。 无事 打电话 闲聊也是美国人视为打乱别人私人时间和活动安排的行为。 东方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而西方人则喜欢简单,不愿使自己活得太累。许多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单纯,简 直有点傻, 童心 重。中国文化讲 仁爱 ,重义气。在西方,儿女 成人后 ,父母没有再抚养他们的义务,回家吃饭一分一毛也要计算清楚。 7. 教育少儿的差别:美国的家长从不帮助孩子辅导功课,他们认为:如果家长是老师,那孩子学校的老师做什么?如果孩子做作业出了错,他们也不 给孩子 正确答案,会让孩子再思考,他们认为,人哪有不犯错误的,不出错,怎么提高? 他们很注重孩子的自信心,从来不打击孩子,不说小孩怎么笨,总是不断地夸奖.他们也不会让孩子牺牲周末玩耍的时间去学习。中国的父母之间总以子女的学习成绩为荣耀。美国父母之间谈孩子的学业不多,孩子的成绩更是自家的事,别人管不着。 中国的教育总是对孩子期望过高,孩子被支配、被指责得太多,会变得脆弱,他们最怕犯 错误 ,最怕失败,所以为了避免错误,反而放弃了提出问题的机会,放弃了在失败中学习的过程。长大后,孩子不仅失去了创造和想象的能力。因为被强压后学习到的知识、思维、 逻辑 和推理,是被动的。在 当今 竞争如此无情激烈 的世界 里,唯有强者方能出 成就 。中国的 教育体系 不是塑造一个真实的孩子,总要把孩子变成自己所希望的样子。没有给孩子一个想成为自己的空间,而是别人怎么做你也要怎么做的盲从 产物 。兴趣对于大人和孩子都是非常重要的,让 一个人 去做不想做的事,只会事倍功半。尊重孩子,把他看作一个平等的人,与你享受平等的说话权利,批评权利,反抗权利,听话的孩子不一定是 好孩子 ,更不一定会 有出息 。 中国一再强调自己的基础教育有多么扎实,美国孩子的 数理 化有多么差劲。但我们看到的 事实 是:美国永远都处在世界科技的 前沿 。 我们中国人 天天都用的电脑,其中的 电脑芯片 大小软件,有多少不是美国人搞出来的? 或者是美籍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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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地位与世界对中国的质疑——禅的行囊(之八十五)
罗非 2018-2-8 11:10
导读:关系是人类社会赖以组织的起点。如果看过最近风靡的美剧《大小谎言》,就会明白美国社会的关系网同样无远弗届。只要不是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关系网就会深入到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中。它在限制人们自由发挥的范围的同时,也给每一位社会成员以支持。关系网能够制约人们出格的程度,同时也限制着那些可能伤害他人的危险人物。 更重要的,是关系网能够给每个人无处不在的自我以约束,不让它变得自大而自我膨胀。在一个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人容易建立强大的自信,从而有比较成功的事业;同时,他也容易自我膨胀,而做出伤害家人感情甚至身心的行为。在人们比较孤立的社会,比如纽约、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些人比较少受到社区关系网的制约,容易变得更加膨胀。而在像水獭湾镇这样的小地方,这些行为的受害者更容易得到社区关系网的支持,进而限制这些行为造成的伤害。 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问,倾向于利用社会活动来启发人们的深层心理。因此,关系网就是儒家学派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由于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考虑到其他人。这样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放大,就会容易变得不那么自我中心。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登上了很高的位置,能够限制他的关系力量就可能减弱。所以,中国文化中,从来就会把身居高位看着异常危险的状况。 儒家学者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轻易去争夺高位。在有可能登上高位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内心修养是否足够,是不是能够身居高位的同时坚持自省,避免自我膨胀。如果做不到,那还不如不登其位。所以,中国历史上,人们总是很为王莽、杨广、王安石等人惋惜。如果王莽能够坚决推辞天下对他的拥戴而不登皇位,或许就能完成他自我修养的目标;杨广如果不去抢来帝位,那么他就有可能通过他自修的努力实现自我超越;如果王安石没有做宰相去变法,那么他的文章就会璀璨夺目,同样可能给他带来深入本心的修养成果。 所以,孔子曾经说, “ 君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 。作为以内心修养为目标的人,从来不担心自己有没有很高的地位。他担心的,是自己的修养是否足以在那个地位上仍然保证自己不断进步。如果觉得可疑,宁可不要那种地位。因此,中国古代许多人推辞高位,并不是一种矫情和虚伪。他们是真的在掂量自己修养的水平。现代人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很容易觉得那些都是伪装。而且现代人如果推辞高位,多半真的是在伪装,所谓 “ 以退为进 ” 。 因此,现代人在读老子 “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 的说法时,也很容易把它理解为阴谋,以为老子在教人们使用诡计来以退为进,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经常遭到全世界的误解,中国人的做法也容易遭到全世界的怀疑。真正要恢复中国文化的原貌,今天的国人首先要懂得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 西藏马是一种高原小型马。它的短腿能很好地适应地形坑洼的高原冻土带,而且步伐相当敏捷稳健。天黑之前,我们顺利回到了越野车抛锚的地点,路上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司机已经设法暂时修好了车,虽然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好歹可以让我们脱困。一路上我不得不用手按着蓄电池上的电线,好让车灯保持正常工作。就这样在荒原上颠簸了大半夜,我们终于在凌晨时分赶到了最近的集镇。下车时,按住电线的那只胳膊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所以说,如果形势所迫,我并不反对找只动物来当坐骑代步。但玉泉寺并不在青藏高原上,我也没有累得走不动道儿,所以我谢过老板娘的盛情,离开骆驼,向寺院里走去。 宽祥在客堂里正忙着,我简单聊了几句,便向他辞行。他邀请我有空再来,并说,下次多待几天。他把我一直送出山门,这时,刚好有一辆小巴驶来,在门口停下,放下几名香客。宽祥挥手让我赶紧上车,并往司机手里塞了点钱。小巴掉头朝当阳城开去。 到了汽车站,离发车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我找了间网吧去查邮件。火车上那位学国际贸易的女大学生给我发了封信。我给她回信: “ 今天要回武汉了。我会怀念你的小蛋糕和微笑的。 ” 我不太会用中文输入法,所以信是用英文回的。这位自称爱美的姑娘其实很少笑,但我觉得自己应该鼓励她。不笑哪儿来的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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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新的用脑习惯:集中七日心理训练——禅的行囊(之六十九)
罗非 2018-1-23 10:32
导读:禅七是晚期禅宗采取的一种集中强化训练的方式,其目的是 “ 克期取证 ” 。也就是说,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特定的目标。悉达多 · 乔达摩在最初觉悟的时候,就说每个人其实都有和彻底觉悟者同样的心,其中所蕴含的潜能也和彻底觉悟者完全一样。因此,他所创立的教育体系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们把自己 “ 变成 ” 什么样子,而是要找到证据,证明自己其实有觉悟者的心,此心有觉悟者的全部潜能。简而言之,佛教的目标不是 “ 建成 ” ,而是 “ 取证 ” 。现代汉语中很常用的 “ 实现 ” 一词,其实就来自佛教,其本意为 “ 把隐含的潜能 ‘ 实 ’ 地展 ‘ 现 ’ 出来 ” 。 克期取证的例子,最初来自悉达多本人。作为尼泊尔地区一个小国的王子,他遵循当时南亚次大陆上刹帝利种姓的惯例,在青年时代集中一段时间探索人生的根本问题 —— 生命根源的问题。与其他刹帝利青年不同的是,悉达多做的非常认真投入。他先花了三年时间追随尊者歌罗罗,学会了 “ 无想定 ”—— 让思想完全停止的内心状态。他发现这种状态并不是生命的根源,于是又追随尊者郁头蓝,向他学习 “ 非想非非想定 ”—— 让内心既不认同思想、也不认同不思想的状态。但三年之后他发现,这同样不是他所寻找的生命根源问题的解决方案。他转而自己探索,采取印度流行的各种折磨自己的方法,试图改变意识状态以探索生命根源。如此过了六年,把身体搞得瘦弱不堪,仍然一无所获。于是他放弃了自我折磨,认真饮食、用药、运动,调整好身心状态,在轻松快乐的心态下,安然地在树下静坐了七天,终于认识到了自己本心所在,证明了这个本心中所具备的无限潜能。 近代禅宗的 “ 禅七 ” ,就是模仿悉达多最后的做法,采用为期七天的集中训练,试图求证自己的本心。这实际上是一种集中的集体心理培训。它采用听课、静思、运动交替进行的方式,进行高强度的心理培训,以期在养精蓄锐的充分准备之后,利用这种集中的高强度训练突破心理惯性,释放本有的内心潜能,从而证实自己的内心所在。由于其高强度的特性,七天差不多就足以形成新的稳定的神经可塑性,在大脑中建立新的运行习惯。如果连续进行多个七天的培训,它的性质就已经改变,变得要么近乎自我折磨,要么近乎普通的印度式禅定,而不再是典型的禅七。这是因为,过于持久的高强度训练,心理能量已经下降,注意力难以长期高度集中,容易陷入一种虽然平稳却缺乏突破能力的状态。用以实现印度文明倡导的各种禅定则或有可能,想要实现禅宗那种 “ 引爆激情、顿开智慧 ” 的突破则有所不足。 由于这种连续的变形禅七在国内禅宗丛林的流行,因此,近代谈到禅宗,几乎都会和 “ 禅修 ” 画上等号。而禅修则是印度文明练习各种禅定的通用方式,也是南传佛教各种训练方式的统称。相形之下,禅宗特有的直指人心的教育手段反而日渐隐没。幸而还有少数禅宗祖师,坚持唐宋以来禅宗祖师们灵活多变的教育风格,从而在大胡子比尔所说的那种旷日持久的 “ 魔鬼式训练 ” 之外,让真正的禅宗教育法还保留了一线传承。否则,真正的禅宗教育恐怕就成了历史传说,而禅宗 “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 的宗旨恐怕也就彻底变成一句空话了。 作为证据,我们可以参考禅宗一则历史故事。当年马祖道一禅师年轻时,在南岳衡山中整日静坐禅修。南岳怀让禅师就问他, “ 静坐为了什么? ” 道一说, “ 为了成佛 ” 。于是怀让禅师就拿了块砖头,每天在道一禅修的小房子门前石头上磨。有一天道一受不了了,就问, “ 你为什么磨砖 ” ?怀让禅师说, “ 做镜子 ” 。道一禅师说, “ 你老和尚疯了吧,磨砖岂能做镜子? ” 怀让禅师说, “ 磨砖不能做镜子,你打坐就能做佛么? ” 道一被问住了,就问, “ 怎样才能成佛? ” 怀让禅师说, “ 好比牛拉的车不走了,你该打牛还是打车呢? ” 道一无言以对。怀让禅师又说, “ 你学坐禅呢,还是坐佛呢?如果是学坐禅,禅与坐卧等形式无关;如果你学做佛,佛并非某种确定的形象。对坐卧等本来就变化不定的现象,不应有所取舍。你如果以为禅坐就能坐出佛来,其实就是在杀你心中的佛。执着坐禅的外形,是无法通达真实的。 ” 道一禅师从此领会了禅宗的核心教育精神。 ************************ 金山寺所有的比丘尼,无论有无职事,每天至少要入禅堂坐香一次。对于尼众佛学院的学生来说,因为课业繁忙,基本上一天也只能进一次禅堂。而大多数常住比丘尼则每天多次坐香,最多者可以达到十四次。虽然听起来很多,但既然是禅宗道场,如此高强度的禅修也是应有之义。 顿成又介绍说,每年冬季还有一次为期七周的禅七,从十一月下旬开始,到来年一月中旬农历新年前夕为止,除少数有重要职责在身的比丘尼之外,全寺尼众都要参加。也有比丘尼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不过,因为禅堂空间有限,众人只能轮流参加。 禅七期间,每天的坐香次数从十四次增至二十四次,每支香持续的时间不等,由长到短依次为六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和二十分钟,这四节为一单元,循环六次。每两节坐香之间是十分钟的跑香,除此之外还有用餐时间。这样算下来,一天之中留给睡眠的时间不到四个小时。如此强度的修行接连持续四十九天,堪称魔鬼训练。但这也正是禅七的目的所在 —— 惟其如此,才能破除我执的迷障。禅七期间,禅堂的班首每周会为各人的修行进展作一次评估,而印空方丈也会为大众做一场开示。 顿成说: “ 要论干体力活,比丘尼可能比不上比丘,但说到打坐,男女是毫无分别的。话是这么说,但是皈依净土宗、念佛名号修行的比丘尼还是比修禅宗的多很多,因为修净土有阿弥陀佛护持,修禅宗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修禅宗的比丘尼一直都很少。但现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 有很多比丘尼出于好奇来到我们这儿,她们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禅修,进了禅堂坐过几支香就走了,留下来的都和禅有特殊的缘分。除了打坐,我们也读经,主要学《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和《楞严经》,还有历代禅宗祖师的教法。 “ 有些比丘尼知道我们这里是禅宗寺院,她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禅修。还有些是来寻求一般性的教诲,但接触了禅之后开始产生兴趣。所以我们开办了尼众佛学院,让比丘尼们先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禅,然后再进入实修。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和禅有关。另外,我们也很重视僧伽制度与规约。我们使用的规约是云居山真如寺创立的。 ” 我问她佛学院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估,她回答说: “ 学佛的进展不能简单地依靠考试成绩或者时间长短来衡量。我们通常会这样考验学生,让她去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情,看她如何处理。通常这样可以很容易看出各人修行的程度。修行好的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心境,而那些不用功或者用错功的人就很容易被挫折影响。所以我们会经常观察学生的修行,倾听她们的感受,根据每个人的状况具体地指导她们。有的人一点就透了,有的人怎么都不明白。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告诫学生要耐心。修禅是不能着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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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与科学:现代文明的起源——禅的行囊(之四十一)
罗非 2017-12-26 10:57
导读:禅是关于心的。所以,学禅的人最常问的问题,就是 “ 我的心是什么 ” ?不断地得到再推翻答案,直到穷尽一切可能。这是对自己内心研究的科学。当自己找不到心的时候,那种不安会促使他们去寻求答案。就如同禅宗二祖慧可,向初祖达摩请求安心。达摩的教育方法也很简单直接,你先把心拿出来,我再给你安。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关心自己的心。更多的人关心的是更加实际的事 —— 比如说自己身上的病。三祖僧璨直到中年显然所关心的也是自己的病。但由于他所接受的佛教世界观,认为生病是自己的罪所致。所以在他遇到二祖的时候,就请二祖帮他忏悔。二祖就借此引导他,让他把自己的罪拿出来看看。这位虔诚的中年居士找遍了身心内外,也没有办法拿出自己的罪来。从这段对话,可以领略禅宗早期教育方法的生动和直接。二祖借助一次对话,就让僧璨领悟了自己的心不在内、外或中间,而佛陀的觉悟和教育精神同样如此。 其实,借助自己的沉思加上外部的助力,许多人都可能在瞬间领会自己的心。但心的不可捉摸的本质,又让人们很容易转而它求,从而再次远离自己的心,去找些有形有相的东西来依靠。这就是为什么,全人类几乎每一种文化都在追寻真相,但绝大部分都走上宗教道路的原因。在印度万年神明崇拜式宗教历史上昙花一现的非宗教文化 —— 佛教,因为找到了长期坚持以人文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才一拍即合,得以长远传承和发扬光大。而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辐射,所及之处的民族才变得乐于接受非宗教的人文主义文明,先是周边的东亚国家,然后是欧洲,再后来是得到中华文明两度传承的美洲。所以,中华民族是今天世界有可能走上人文主义道路的奠基人。这是中华民族在地球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和贡献。它直接导致了现代科学精神的出现。 所以,中国人再也不用因为现代科学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而自卑,也不必用四大发明和其他零星的科学故事来自充门面。其实,正是中华民族的贡献才导致了现代人文主义的出现。没有人文主义,就没有现代科学。中国文化,才是地球上能够产生现代科学的根本原因。如果历史上从来没有中国和中国文化,今天的地球很可能就像《哈利 · 波特》所描述的那样到处都是骑着扫把满天飞的巫师巫婆的奇幻世界,或者像《权力的游戏》所描述的那样在各种神明信仰指导下,随时充满疾病、饥饿和多国混战的混沌世界。 ******************* 穷幽深而不尽, 坐石上以忘归。 还有一首宋朝诗人黄庭坚( 1045 - 1105 )的《题山谷大石》: 畏畏佳佳石谷水, 隆隆山木风。 炉香四百六十载, 开山者谁梁宝公。 黄庭坚的算术可能不太好。 1080 年,他被贬谪出京,赴江西上任途中游天柱山写下此诗,而这时距山谷寺开山已经大约五百六十年了。和他身前身后许多访问山谷寺的人一样,黄庭坚来访的目的也是为了拜谒《信心铭》的作者,禅宗三祖僧璨。 僧璨延续了他两位前辈的低调风格,其行迹在后人的记录中就如雪泥鸿爪,凌乱破碎且夹杂了许多想象的成分。据推测,他于 519 年生于开封,俗家姓向 —— 这仅仅是推测,而前提是我们认定前文提到的那位写信给二祖慧可的 “ 向居士 ” 就是僧璨。关于僧璨的生平,唯一一则较为详细的记录里提到了他年届四十之时与二祖的初次见面。 当时的僧璨还是一名白衣居士,他礼敬二祖并有所求: “ 弟子身患风疾,请和尚为弟子忏悔。 ” 慧可回答说,把你的罪拿来,我替你忏悔。他想了很久,说: “ 觅罪不可见。 ” 慧可答道:这样说来,我已经帮你忏过罪了,以后你最好皈依佛法僧三宝。 居士于是问: “ 但见和尚,则知是僧,未审世间何者是佛?云何为法? ” 慧可答曰: “ 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如知之乎? ” 居士闻言,忽有所悟,于是说: “ 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外中间,如其心然,法佛无二也。 ” 慧可看出这名居士根器不错,于是为其剃度后收在门下,并给他起了法名: “ 汝是僧宝,宜名僧璨。 ” (引自《祖堂集》) 此后僧璨便追随二祖在华北各地传法,直到 574 - 580 年间的灭法运动迫使他们南渡。在这六年时间里,北部中国有超过五百万名僧侣和道士被迫还俗,而逃往南方的信徒们则躲过了这场劫难。慧可带着弟子们在司空山待了十多年,重新回到北方之前,他把禅宗法嗣传给了僧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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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与关系网:中国社会的核心与演变——禅的行囊(之三十一)
热度 1 罗非 2017-12-16 10:43
述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建立了高度老练的社会功能。中国社会中,大部分支持功能是靠人脉完成的。古人说, “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 ,就是这种社会心理功能的写照。尽管做事还是要自己做,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个可以依靠的心理支持,就显得额外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文明史中,中国人没有专门建立心理学的原因。中国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太强大了,人们几乎不需要另外的心理支持。而在西方,当代西方人依靠的是社会的微结构 (infra-structure) ;在中世纪,他们依靠的是宗教。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宗教结构崩溃,现代社会微结构尚未建立,于是西方人就陷入重重的心理疾病之中。西方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巨大需要,就在精神病学之外又建立了心理学。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功能成功地缓解了心理问题,从而延缓了临床心理学的建立。但凡事有利就有弊。这张庞大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也就把中国人长期束缚在其中。唐宋中国文化鼎盛时期,依靠道与禅的力量,中国人还能自我超越,游刃有余于关系网之上;待到蒙古与满清时代,异族统治者利用中国的社会网络奴役统治中国人之后,中国人就逐渐丧失了超越关系网的智慧与力量,变得深陷其中,难以解脱。清末民初,西方文化的东渐,恰如一缕春风,帮助中国人松解了关系网的束缚,让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打破旧规,重建文明的可能性。中国人借助西方思想的力量,砸碎了异族统治的束缚。然而,由于习惯于关系网加被奴役的状态,翻身了的中国人并没有成功地做上主人,而是继续了被奴役时期的思想方法,仍然在寻求外部的力量来支持自己。这种关系网和被奴役思想的合流,导致了中国人今天思维强大而人性缺乏的状态。各种道德缺失、行为无底线的现象,归根结底,就是这种内心尚未自立造成的。 所谓民族精神,其实并不是单纯靠盲目的排外或者科技的强大所能建立的;它需要内在的自我超越的智慧。中国文化曾经拥有这个智慧,所以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引领全世界。在今天统治世界的其它民族还在山洞里裸衣血食的时候,汉、唐、宋的文明就已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领袖着全世界。之所以它被称为中国,是因为它在文化上处于全世界的中心;之所以他们被称为中国人,是因为他们拥有引领人类进一步发展的文明。因此,中国并不必是以长江、黄河为中心的这块土地,中国人也不必是黑眼睛、黑头发和黄皮肤的这群人。今后,哪群人拥有了能够引领全人类进一步发展的文明,他们就是中国人;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就是中国。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曾经被叫做中国人,居住在中国人曾经居住的土地上而盲目骄傲。我们要找回这种引领世界、引领人类发展进步的文明。那样,我们才有资格做中国人,我们所居的土地才有资格叫中国。否则,以我们现在的平均心理状态和人口素质,应该为这两个名称而觉得惭愧和汗颜。什么时候,我们能改变自己在全世界其它民族心中的形象,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尊重我们,推崇我们的文明,重新愿意向我们学习,那时候,我们才能重新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两个名称。 第六章无相 到了该跟新聚和酒店那些快乐的服务员说再见的时候了。长途汽车站近在咫尺,走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但我决定再用一次老杨的车,作为临别时的小小答谢。在中国,有一个可靠的当地司机做向导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洛阳这样的地方更尤其如此。这座曾经做过十二朝皇都的历史名城,交织了太多悠远的时空轨迹,常令我陷入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而老杨和他的出租车就好像我的月光宝盒,每次都能让我安全返回。 我在长途汽车站门口和老杨告别,进站买了车票。开车时间尚早,左右无事,我又回到车站外面,站在路旁东张西望。清晨的空气里渐渐浮现着暖意,有微风拂动,但已吹面不寒。这是旅程开始之后最温煦的一天,破天荒地,我在室外拉开了大衣的拉链,待了一会儿不见异常,干脆把大衣脱了下来抱在怀里,忐忑而又兴奋地体会着这初春时节乍暖还寒的微妙滋味。正在我开始反思不穿大衣是否太过冒险的时候,老杨又回来了,他按了下喇叭,把我从愣神中唤醒,然后摇下车窗,递过一包零食:那是我落在车后座上的。我立刻心中大宽 —— 护法神已经到岗,安全终于有了保障。 该上车了。下一站是七百公里之外的合肥市,从洛阳开往合肥的长途车只有早晨九点钟这一班。通常每天只开一班的长途车总在早晨六七点钟发车,而对于七百公里的漫长旅途来说,九点钟出发晚了点,但我宁愿这样,省得天还没亮就要爬起来赶路。眼下,长途车赖在停车场里迟迟不愿动身,车门大开着,希望能等来更多乘客。可直到终于出发的时候,车上还是只有六个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要知道,这可是在中国。我早已习惯了无处不在的永远都在迁移的人口洪流 可现在,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发现了这滚滚人潮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空隙:三月上旬,这无疑是来中国旅行的最佳时机。 除了车载电视里枪声大作的香港警匪片之外,前往安徽的旅途堪称愉快。长途车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而整个车厢的后半部分由我一人独自享用。我四仰八叉地倒在最后一排座椅上睡了过去。沙尘过敏已被药物击溃,过去两周以来不断累积的疲惫也在这长达四个钟头的昏睡中渐渐消退。终于醒来的时候,午饭时间到了,长途车开进了一座新建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巨大的停车场上至少停着二十辆大巴,自助餐厅里至少挤着五百人。考察了餐厅供应的饭菜之后,我决定还是靠自带的零食打发掉这顿。按照中国的规矩,午餐时间大巴上是不能留人的。我只好坐在餐厅门外的台阶上边吃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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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马未都:中国文化的缺点和优点
王飞跃 2017-6-17 03:58
马未都:中国文化的缺点和优点 发表于 2017 年 06 月 03 日 三种坏文化影响中国数千年 中国的文化非常复杂,一两句话很难说清,但我还是想试着总结出中国文化中的几个要点。 首先是枭雄文化。中国人永远盼着出现一个枭雄,中国一旦失去集权,就会陷入混乱,比如我们的五代十国时期、民国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最大的领导人没出现,一旦出现,社会就变得比较安定。这就是我们的枭雄文化。所以,作为农民的陈胜、吴广起义时会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个枭雄啊。 其次是不妥协的文化。生活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某些人一张嘴就说我这人可不能商量啊。这种心态导致中国人很难从谈判中获得利益,经常吃亏。我们解决分歧的方法要不就硬打,要不就吃亏认栽,反正都是走极端。中国人的谈判都是让人拿枪顶着后脖颈子才谈完的。没有人愿意发自内心地去谈判,也不懂得找一个中间点,双方说和。因此,在这种不妥协的文化中,社会交易成本极高。 第三是推卸文化。有事儿了先推出去,千万别找我,不是我干的。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最经典的画面是,在公园里,一个学步的孩子突然摔倒,爷爷奶奶一定冲过去,一定要找个事去赖,没有赖的地方也要赖到地身上。我见过无数个老太太抱着孙子拍着地说,都赖它,都赖它。这就等于从小给了孩子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出了事一定先把责任推出去。 这让我们成了一个不会道歉的民族,给外人的普遍印象就是中国人不会道歉。我小时候就不会道歉,也绝不道歉,最后都是被老师拧着去道歉的。两个人吵架,吵到最后经常是这两个人梗着脖子说“我是不对,但你也不怎么样”。这就已经算道歉了。 你看外国人就很会道歉,他们经常是高跟低道歉,比如父亲跟儿子道歉,丈夫跟妻子道歉。丈夫跟妻子,并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按中国的传统,总认为男比女高一头。在西方,丈夫跟妻子道歉的事比比皆是,张口就来。可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最多说一句“这事过去就拉倒了”。明白了吧,只要你家丈夫说“这事过去就拉倒了”,那已经是在跟你道歉了,你就赶紧就坡下驴别再不依不饶了。 中国人的这种推卸文化导致我们严重缺乏反思精神,出了什么事一定都是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自己永远不承担责任,怨天尤人,不是赖领导就是赖制度,总之先把自己摘干净再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走向文明的最大阻力。 包容的力量 说了这么多枭雄文化、不妥协文化、推卸文化,这些都是负面的,我们也有好的文化。那就是包容。中国人心胸最宽,有容乃大。 文化可以把什么东西都牵进来。比如说我们的餐饮,全世界独树一帜,光是那些古怪的字眼,就连中国人自个儿都说不清楚。比如炝炒和爆炒有什么区别?这中间的分别极其微妙,中国的烹调术语能写满满一本书。 西方人有什么烹饪手段啊?少得可怜,但是它能长驱直入。改革开放没多久,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门开业,那队排得一眼望不到头。然后麦当劳也来了。今天全世界的麦当劳、肯德基有上万家,你出国万一人生地不熟,不确定上哪儿吃饭放心,你就去这两家,绝对不会上当。我在土耳其试过,一尝,跟北京的没啥区别,跟美国的也没啥区别,就是多了一点咖喱。 你看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早餐都有炸油条、蛋花汤了,现在还有麻婆豆腐盖饭呢。你想想,肯德基、麦当劳进入中国才多久?不到三十年。我看再过三十年,我们就得挤对得他们掂勺了。一百年后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全是厨子在那掂勺。这就是包容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们好像是在不断改变自己,其实是先让你进来之后再悄悄把你改变。我们一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以汉族为主,但是汉族人所有的生活习惯全是学来的。 你的起居原来是坐地上的,现在坐椅子上了;你原来的衣服是宽袍大袖,现在都是紧身的;你吃饭过去是分餐(到了明朝还是分餐呢),清朝人让我们共餐了。大家围在一个桌子上吃,明朝人认为是种野蛮的吃法,应该一人一张桌子,自个吃自个的。 日本人现在吃饭都是一人一份,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若真按明朝的吃法,今天的我们还真不习惯了。你想想,十个人十张桌子,一人一份地吃,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在号子里。 文化输出的无尽遐想 文化是社会变革最大的一股力量,如果你不能理解文化是你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背景,你做什么事都不会太顺。所以官方今天不停地讲要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去。 美国人靠好莱坞大片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和理念。我们靠什么呢?我走过全世界很多国家,走到哪儿都发现有中国人开的餐馆。我想,如果通过餐馆来输出我们的文化,那一定事半功倍。 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看到的中餐馆一般都偏小、偏杂乱,档次不高。我今年去了一趟慕尼黑,人家介绍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中餐馆,就是有点贵。我问是不是中国人去得不多,他说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去。我去了之后发现那个餐馆的菜式都是很传统的中国菜,但它的布局和上菜方式非常西化。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化输出的场合,大量的外国人在里头悠然自得,很享受那个环境。 其实,只要你让一个人从胃里爱上你这个国家的菜,他一定会对你的国家有无尽遐想。 来源:马未都脱口秀《都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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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金边素瓷胎,雕龙描凤巧安排——从玲珑瓷看中国文化交流
热度 2 sciencepress 2017-2-8 09:50
玲珑瓷是一种镂花瓷器,主要流行于清代。从目前考古资料看,景德镇窑烧造玲珑瓷不早于元代,其起源说法不一。通过与大英博物馆藏品及杜伦大学所藏“威廉姆森收集品”中12~13世纪伊朗玲珑陶碗等比较,可知景德镇玲珑瓷工艺一定程度上受到伊斯兰制陶技术的影响,体现了当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 2013年7月, 应英国中东考古学家德雷克· 康耐特博士(Dr . Derek Kennet)的邀请,我们到英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考察。走访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牛津大学自然史图书馆、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这次考察的重点是牛津大学威廉姆森博士(Dr. Andrew G. Williamson)在伊朗各地采集的中国陶瓷,今称“威廉姆森收集品”(Williamson Collection),现藏杜伦大学考古系。此次英国之行收获巨大,在许多方面取得研究新成果。本文将介绍我们对玲珑瓷来龙去脉的研究成果。 玲珑瓷是清代流行的一种镂花瓷器,如东莞市博物馆藏清光绪款青花暗八仙纹玲珑碗、首都博物馆藏清乾隆玲珑白瓷碗(图1)。民国学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评述说:“素瓷,甚薄,雕花纹而映出青色者谓之影青镂花,而两面洞透者谓之玲珑瓷。”玲珑瓷制作工艺是:器物成型后,在生坯上按照图案设计镂雕透空花纹,再用釉汁将透雕花纹填平,烧后镂花处得以墁平的花纹清晰可见,具有玲珑剔透、精巧细腻的特色,故名“玲珑瓷”。其上透光小孔叫做“米花”,日本人称为“米通瓷”或“萤手”。 图1 首都博物馆藏清乾隆玲珑白瓷碗 清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神父来华传教,并在江西景德镇居住了七年之久。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9月1日,他在饶州(今景德镇)写信给耶稣会奥日神父,介绍中国人如何烧造陶瓷。信中提到“当地产的瓷器中,有一种我还未见过。整个瓷胎镂有透明的空洞,中间有可盛利久酒的盏形器物——玲珑瓷。盏与镂空的瓷胎构成完整的一体。”这是西方学人对景德镇烧造玲珑瓷的最早报道。 关于玲珑瓷的起源,有研究者认为:“在景德镇湖田窑的宋代遗物中,可见到这种透明的影青釉填满了孔眼的镂空器残片,可惜至今尚未发现可靠的实物证明景德镇在宋代已经生产了‘玲珑瓷’。”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在《学瓷琐记》提到:“玲珑青釉瓷始于北朝末至隋初,唐、宋、元未见,至明初永乐年间有景德镇窑玲珑瓷烧造,此后复见于清代乾隆年间。”可惜王先生没有提供这个假说的立论根据。 据目前考古发现,景德镇烧造玲珑瓷不早于元代。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湖田窑南河南岸元代扰土层发现过一片影青(青白釉)玲珑瓷片,残长4.9厘米(图2,右)。据发掘者考证:“宋代景德镇经常生产香薰等镂空器,而影青釉又极易流淌,其积釉处产生的艺术效果自然会启迪陶工制作玲珑瓷。但要有意识地生产玲珑瓷,却需要釉具有一定的高温黏度,否则,孔洞中的釉汁会淌光。元代影青釉的高温黏度较宋代增大,具有生产玲珑瓷的工艺基础。该残片似为一直壁香炉近口沿的部位,垂流的釉汁有限,所以镂空中应认为填入釉料,以烧成玲珑剔透的效果。该残片似为景德镇窑最早的玲珑瓷。” 图2 景德镇湖田窑元代地层出土影青玲珑瓷残片 近年还有学者提出,玲珑瓷的诞生源于产品缺陷,“宋代景德镇瓷器中有一种叫熏炉的产品,炉盖采用镂空装饰,在烧成过程中,由于釉料的高温流动性好,加之烧成温度往往控制不严,常使窑内温度过高,从而使釉料熔融后流动而将炉盖上的孔洞填平,出窑后对光一照,光亮透明。这种偶然的产品缺陷却使工匠们大受启发,终于在明代永乐年间成功烧制出晶莹剔透的玲珑瓷器。到明中期成化年间,景德镇把晶莹剔透的玲珑与青翠幽雅的青花结合组成图案,烧造出闻名于世的青花玲珑瓷器。” 殊不知,伊朗陶工早就烧造出玲珑陶碗。2013年7月,我们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东展厅中见到一件采用镂空施釉技术烧造的白陶樽,器形为西亚、埃及常见,但是雕刻纹样却模仿景德镇青白瓷。此种镂空施釉技术传入中国后,被称为“玲珑瓷”。后来,我们又在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见到12世纪波斯陶工烧造的玲珑陶碗,并在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见到两件伊朗古尔干出土的12~13世纪玲珑陶碗(图3)。 图3 12~13世纪伊朗古尔干出土玲珑陶碗 众所周知,景德镇陶瓷艺术在许多方面受到中东陶器艺术的强烈影响。元青花就是在伊斯兰艺术影响下创烧的,而景德镇青白瓷模制印花工艺亦模仿伊斯兰制陶术。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伊朗喀尚出土的伊斯兰印花陶碗模具,为我们研究12世纪伊斯兰模制印花技术提供了重要考古学依据(图4)。 图4 伊朗喀尚出土12世纪伊斯兰印花陶碗模具 伊斯兰文化起源于阿拉伯荒漠,许多伊斯兰工艺技术实际上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或古波斯文化,而模制印花技术则来自古波斯艺术。1992年,新疆喀什亚吾鲁克遗址发现一件萨珊波斯风格的三耳陶壶(图5)。这件陶壶上的人物浮雕图案就采用波斯模制印花工艺。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和田亦发现一件类似的人物浮雕陶壶,现藏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 图5 公元5世纪萨珊波斯风格的三耳陶壶 在中东伊斯兰艺术的影响下,景德镇浮梁瓷局窑工还烧造过伊斯兰风格的孔雀翠蓝釉瓷器。1988年5月,景德镇市铺设地下电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建工程,在珠山北麓风景路马路中心宽约1.5、长约11、深1.5~1.8米的沟道中,发现了一批形制特异,十分引人注目的瓷器残片,其品类有卵白瓷、青花、蓝地白花、蓝地金彩、孔雀绿地青花、孔雀绿地金彩等。经对合复原,其器型有鼓形平顶盖罐、盖盒、桶式盖罐、小底鼓腹盖罐等。不能复原的尚有青花葫芦瓶与孔雀绿地青花盒之类。以上器皿多饰双角五爪龙纹、变形莲花瓣、杂宝、十字杵、姜牙海水、凤穿牡丹等。但以双角五爪龙纹为多,约占总量9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址出土了一件孔雀翠蓝釉金龙纹砚台盖盒和一片孔雀蓝釉五爪金龙纹盖合残片(图6)。孔雀翠蓝釉,又称“孔雀绿釉”。据刘新园先生考证,此类砚台盒是为元文宗烧造的文具。元人烧造孔雀蓝釉瓷器往往在釉下施化妆土。元人为什么要在白瓷胎上覆盖化妆土呢?因为波斯陶器都有一层白色的化妆土,波斯人使用化妆土是因孔雀绿釉透明度高,波斯陶胎粗黑或粗褐,如果不用化妆土,瓷釉颜色便会暗而不鲜;而使用白色的化妆土掩盖粗糙色重的陶胎之后,透明的孔雀绿釉才会亮丽鲜艳。而景德镇瓷器由于瓷胎洁白细密,挂孔雀绿釉时根本就没有必要用化妆土;而元代陶工多此一举地使用化妆土,显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波斯制陶术。 图6 元代 孔雀翠蓝釉五爪金龙纹瓷片 早在唐代中晚期至五代,中东伊斯兰孔雀翠蓝釉陶器就传入中国。孔雀蓝釉,是以氧化铜和氧化铁为着色剂的低温铅釉陶器,与唐三彩中蓝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是用氧化钴作着色剂。目前所见最早的孔雀蓝釉器是宋金时期山西制作的磁州窑系产品。如前所述,元代景德镇窑也开始烧造这种伊斯兰艺术风格的陶瓷。既然元代景德镇青白瓷模制印花工艺、孔雀翠蓝釉工艺皆受到伊斯兰制陶术的影响,那么,元代景德镇窑烧造玲珑瓷的工艺同样在伊斯兰制陶术影响下应运而生。 图7  忽鲁谟斯旧港出土13世纪孔雀翠蓝 釉陶片   随着伊利汗国的建立,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元代早期波斯湾主要国际贸易港在忽鲁谟斯港(今伊朗米纳布)。牛津大学威廉姆森博士在这个古港口遗址发现许多宋元瓷片,包括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青白瓷和龙泉窑青瓷、景德镇元末民窑青花瓷残片。与之同出的还有大批伊斯兰陶片,如模制印花陶片、孔雀翠蓝釉陶片(图7)。这些伊斯兰陶器当为从事海上国际贸易的穆斯林商人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伊斯兰制陶术正是随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由穆斯林商人传入中国陶瓷的制造中心景德镇的。 本文摘编自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 《水下考古学研究.第2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 李茜 ,2016.3),内容略有删节改动。 ISBN:978-7-03-049560-0 《水下考古学研究.第2卷》 为水下考古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集刊,现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印,拟不定期出版。本卷为第二卷,刊发18篇论文,内容涉及东南亚海域沉船及出水文物研究、东非水下考古新发现、中国古外销陶瓷与海外贸易史研究、出水文物保护、欧洲船舶考古与历史等方面,是一本以水下考古学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学术集刊。 (本文责编:李文超) 一起阅读科学! 科学出版社│微信ID:sciencepress-cspm 专业品质 学术价值 原创好读 科学品味 点击文中 书名、作者、封面 可购买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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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穆:中国文化与人文修养
kexuechuanbo 2016-7-31 05:25
钱穆:中国文化与人文修养 2016-07-22 现代大学周刊 作者 | 钱穆 历史是人事的记载,史实以人物为中心,所以不了解人,即不易了解历史。尤其中国文化,特重人文精神,如廿四史等书皆以人物为中心,其体裁特别重在列传。因人可以支配历史,而历史并不能支配人。 人文修养即是讲究做人的道理和方法,懂得如何做人才是最高的知识,学如何做人才是最大的学问。学做人是人最切身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都有其教人做人的道理,生长在这社会里的人,都得接受这社会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如孔子、耶稣、释迦,他们都教人如何做人。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即为教人如何做人,但孔孟与耶稣、释迦不同,因耶稣、释迦乃教主,而孔孟则不然。 如我们要立志做一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或教育家,我们首先不能忘记我们是人,必须站在人的立场去获得知识来为人类服务,若脱离了人的立场,则所有一切均成泡影,全无意义。要了解中国的文学,必须了解中国做人的道理,因中国文学的最高理想,要将自己最高的人格溶化在自己的作品中,要使作家与其作品合而为一。故不了解作家,即不易了解其作品最高最深之境界,若只求了解一篇篇的作品,而不去了解作家的人格,那么我们不能洞晓其作品所涵真实的意义,如或有某作家的作品不需通过了解作家本身的人格,而便能予以全部把握,则那些作品中国人眼里至多是第二流的。 如屈原与其作品是溶合为一的,若不了解屈原其人,便不能了解其作品,这种作品才是第一流。至于如宋玉,其作品虽美,可是我们只了解其作品即可,并不必去了解宋玉之为人,故其作品最多只是第二流。又如陶潜、杜甫、欧阳修、苏轼,直至近代如曾国藩等人,其诗文都是基于其人格而成,其人格均能表现在其作品中,我们若不了解他们的人格,就无法了解他们的作品,这才是第一流的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等书之作家究竟是谁,知与不知,并不影响到我们欣赏这些作品上,所以它们只算是第二流的。中国人常把小说戏曲都列为第二流的文学,就为这个原因。 历史是人事的记载,史实以人物为中心,所以不了解人,即不易了解历史。尤其中国文化,特重人文精神,如廿四史等书皆以人物为中心,其体裁特别重在列传。因人可以支配历史,而历史并不能支配人。我们读历史,必须懂得历史里的人物,能品评其人格之忠佞贤奸,邪正诚伪。若不了解人物,则无法了解到历史。即如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等,我们当知并不是因他们为国而死,才成为这样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才会碰到这样一个死的机遇。 人之生死,只是一个机遇,机遇仍在人之选择。他们之死,才显示出他们的忠直诚正。这是一个主动的表现,他们可以不死,因为机遇可由人自己作选择。故中国人讲历史,主要在人物精神,所以学历史必须知道做人的道理。中国人讲教育,常言身教胜于言教,所以我们与其说孔子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从这里可以看出身教和言教的分别。身教是以身作则,用人格来教人格。教育家的一切思想言论,只是他人格之表现,他的主要价值不在其思想言论,而更要在其背后的人格。中国之品论文学,不重其文章而重在作者与作品之合一。讲历史不重其事业,而重在其人格与事业之合一。我们不了解一人,亦不能了解其教育精神与目的。如孔子、孟子及宋明诸大儒,他们全是以自身人格来发扬他们的教育精神与目的的。所以不了解中国的做人道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的史学、文学、教育、人生、和全部文化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殊的地方,所以说教人做人的道理是我们文化的中心思想,这叫做人文修养。 在易经上说:“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天所用“文化”“人文”两名词,虽从英文译来,然而这观念中国自古已有,不过与西方有些不同。何谓人文?曰物相杂谓之文,所以文就是一种花样,如黑白相杂便成了花样,若只是纯白或纯黑,则无所谓花样。中国人讲有天文、地文、人文,如男女相杂亦就是花样。因男女相杂才化合成夫妇,为父母,有子女,这就是物相杂,即是一种人文。老一辈人与晚一辈人相杂化合,即可产生新的,今之天下即是经化合而成的天下。大而言之,时空相杂遂形成今日的社会,用中国话说,即一经一纬,而织成了人群相处的文采即谓之人文,人文也可说即是世网。说到空间,人易懂,如这是台北,那是台南,但说到时间,便不易把握,如何时才有此日月潭,此小学和文史年会。虽然今天是在这日月潭的国民小学来举行文史年会,可是这三个形成的时间是不同的。犹如同长在一个园林中的树,也是历史不同,年代不同。在这种各个不同的情形下织成了一个世网。人群社会中之形形色色,因于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复杂多样,我们称之谓文化,这是包括着很多东西的。这即是人文,因复杂而化合。经于复杂之交织化合而又成了新物。 什么是修养?如修剪花朵枝叶,培养泥土等。一颗花种,生出花苗后,须要慢慢培养修剪,才能长出一朵合意的花来,做人亦如此。天地生人,单独的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于是男女老幼,民众政府交织形成了世网。若把今天这个年会扩大来讲,便可以把整个世界都牵上,换一面讲,若非整个世界的化合,亦无此年会。人一定要进入社会才成人,因此必要在人群中做人,若脱离了社会便不成为人了。故人定要二人以上相杂,才能做人。中国提出“仁”字即二人,所谓人相偶。中国人讲做人道理,最基本的是要人参加进社会,在人文中修养他自己,成为一人文化成的人。西方讲人文乃是针对宗教而言,因宗教最大目标重在死后人可接近上帝因而得救,于是反过来主张人文主义,其所讲重要精神并不与中国相同。中国讲做人的道理,一定要把人与人配合起来才能做人,如果你死了,但在社会上还有因你之化合而所成的新的你保存。所以中国人注重的是后世,不是天国。要言之,脱离了社会的人,不算是一个人。 请问跑进社会以后如何做人呢?当然,如做老师,做公务员等,不能一些花样都不做而单独说要做个人。所以要做人,便须做社会上的人,进而做历史上的人。天地所生之人只是一“自然人”,入了社会以后做的人,才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才是文化人,即是人文修养之人。 但是要怎样做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呢?我国文化主要精神就是要教人如何做人。我们今天讲讲做人的道理,并非说别人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这不能分开讲,现在所讲,只是全人类做人的道理,只是讲人如何做人,便该在人以外更没有条件,这一切是无条件的。与教育程度的高低,人的贫富贵贱等都无关。而只是就全人类中每一人如何来做一个人讲的。只要他是一个人,就应该在社会上做一个人,也就可在社会上做一个人,不须任何条件的。有知识的要做一个人,无知识的也要做一个人,富贵的要做一个人,贫穷的也要做一个人,不管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只要是生而为人,就要做一个人。而且人格是要一贯下来的。从幼到老,从生到死,因此不能说到待我到某阶段了,才来讲做人。我们要讲做人,是要每一个人都要做的,通贯古今,在每一个地区和环境下都要做,不受时空限制。而这一个理想又是人人须做而又永远做不到十全的。就因为永远做不到十全,所以要人不断地去做。这就是中庸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 试问我们做人应从何处开始呢?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就是青年人。孔子这番话就是要我们在一切条件下做人,从头一开始便讲究做人。人总有父母,总有社会,做人惟一的条件,便是要在你以外再有人,其他便无条件了。但是为何要这样去做呢?就借孔子那句话中“泛爱众而亲仁”的“亲爱”二字来看,你有一个亲人、爱人,你心里一定喜悦。你能以亲爱之心待人,你自己一定很高兴,人家以亲爱待你,你也会很高兴,所以亲爱是人心之所欲。难道天下有不要人亲爱的人吗?孝弟只是亲爱的别名而已。这既然是人心之所欲,人为何不去做呢?苟非人人心之所欲,又如何能勉强人人去做呢?故中国人教做人,开始只要能“从心所欲”,做到家,仍还是“从心所欲”,再没有更易的功夫,更高的境界了。故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孔子一生修养到最高境界即为此从心所欲。然而“从心所欲”是一件最容易而又最困难,最浅近而又最高深的事,同时也最普遍,而又最个别的事。 但一个人每为要“从心所欲”而走上不能“从心所欲”的路,到处碰壁,不开心。这是因为不知“从心所欲”的方法所致。什么是“从心所欲”的方法呢?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子注:“尽己之心之为忠,推己及人之为恕。”尽自己的心,如要睡则尽心的睡,要吃则尽心的吃,只有自己的心能替自己做主,自己才能把握住自己,自己的心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进入社会,到了一个复杂的世网中,我们应该“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天乎”,你不要在一切外在的条件上怨天尤人,你要从最根本处做起,从你初生做小孩时的那一颗心的根本处做起,才可上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时则只有天知了。所以学做人,须从自己的心上做。孔子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要“从心所欲”而“不踰矩”才是,若“踰矩”则不能“从心所欲”了。这个“矩”还是在我们心里,做事违背自己的良心还是不能有矩。因“规矩”在人心中,故“心之矩”即“天之则”。照宋儒讲这是天理的流行,用宗教语言来讲,这是上帝所给的心的法则,即是上帝的法则。这法则给了我们就是“心矩”,就是“天德”。下学而上达,是要从根本处学起而直上达天德。宋人称之为“天理”,与“天理”相反的是人欲。“天理”的内容只是人心所欲而不踰矩,“人欲”亦是人心所欲而踰矩了。人心之欲,想这又想那,但必须有一矩。所欲只在“矩”中,就是天理了,故人欲和天理并不是相违背的,而且是一体的,只要不踰矩就行。 人总有一死,若想长生不死,这固然是“踰矩之欲”;但若如读书过火,吃饭过火,休息过火,寻乐过火,亦都是踰矩,结果因过火而生了病,终生愁死,反而早死,都是违背天理所致。所以要“从心所欲不踰矩”。矩在心中,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能做到矩在心中时,也就是天人合一之时了。 今试问如何认识此心矩呢?这也很浅近,只自己心下觉得快乐即合心矩了,若心下不快乐则总有毛病。凡一切事皆不能过分,不用求快乐,只要求合理,合理则自然快乐,才能理得心安。这不是讲思想,也不是讲人生哲学,只是学做人的道理,这道理只在于躬践实行,只在学。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岳飞,文天祥都死了,其所欲之义则至今尚存。人的生命是总要丢掉的,但须要选择一丢不掉的东西。眼前有很多路,但得你自己挑一条去走。故人须要立志,用自己的心去选择一下。取舍之间尤见志。人之求学相同,但“志”不一定相同。在一取一舍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志,然后再从志去学。孔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这“志于学”就是孔子立志去学做人的道理,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心,希望诸位能立志求学,做一个中国理想的标准人。 来源:《钱宾四先生全集42·历史与文化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编辑: 东 方 这一刻,遇见大学 现代大学周刊 微信号: Uweekly 微博:@现代大学周刊 投稿: iuniversity@qq.com 阅读 5850 29 投诉 广告 商品推广 精选留言 写留言 4 万秋 谢谢!陈 7月24日 3 万秋 好文章 7月24日 1 晨钟暮鼓 值得一看 6天前 以上留言由公众号筛选后显示 了解留言功能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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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作品内容的跨越时空定位计量,中国学者自我展示的人因与文化
热度 1 ant121 2016-7-2 19:29
如何客观公正地衡量一个人的学术产出? 影响因子?H指数?替代计量? 影响因子H指数都是基于引文,通过引文情况衡量影响因子,真的很靠谱吗? 首先,影响因子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必须是发表了之后,才可能被引用。有了引用的数据,影响因子的计量才开始。其次,影响因子具有内容上的片面性,部分引用,只是因为概念上的相关,甚至是指出原文献的不科学之处,对施引文献的产生实质贡献的力度有待进一步挖掘和衡量。再次,存在特别有分量的作品,与其同时代的人不能读懂,尚无能力客观评价其贡献的现像。 以这篇文章为例 McKee P A, Castelli W P, McNamara P M, et al. McKee P A, Castelli W P, McNamara P M, et al.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the Framingham study .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71, 285(26): 1441-1446. 这篇发表在1971年的文章在WOS上引文数为1698,在Scopus上的引文数为1700,在Google Scholar上的引文数为2608,以哪个为准? 这篇文章在1972年,WOS上的引文数为7,Scopus上的引文数为1,Google Scholar上的引文数为4,从差别如此之大的数字来看,所谓的权威数据库,所谓的全球收录最大的数据库,在学术评价上真的客观吗?再细看WOS、Scopus、 Google Scholar 上提供的引文清单,不相互重合。WOS中的7篇不包含Scopus中唯一的一篇, Google Scholar 上1972年引用此文的4篇,与WOS收录的1972年引用此文的7篇中仅3篇重合。 即使假定这些数字为真,仅从引文数字看起来,是个表现平平的文章。 WOS上对此文的引文情况,按年度排列 WOS上,该篇文章的发表后的第一个10年的引文情况 Scopus上,该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一个10年的引文情况 由此可见WOS、Scopus、Google Scholar中的原始数据集均有待完善,基于不完善的数据集的引文量化进行学术影响力评价,得出的结论,看看可以,信以为真,甚至作为指南和目标,恐怕不行。其实引文索引的创始人E.Garfield对基于引文计量的评价价值有天生的不足( The use of journal impacts in evaluating individuals has its inherent dangers)参见 。 文章在互联网上可以被公开发现和评论,给基于文章价值本身的发现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于是,有人提出了替代计量学(Altermetics)。但是目前,替代计量学未引起国内机构和学者的广泛认可 ,且不完全符合中国学者的研究行为习惯,会引起因在网际知名社交网络上爆光度不高带来不客观的评价。长期关注计量研究的学者邱均平提出了金字塔型的替代计量指标分层 。分为应用层,社交媒体层,应用层三个层次,在文章的讨论部分,依然导向了基于引文的评价。 那么,引文可不可取,可不可信?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一篇文章的学术贡献呢? 笔者认为,引文、社交媒体等信息,均来自外部评价,并不能武断地依据这些信息对一篇学术作品的影响力下定论。就像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身高和体重,不能断定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一样。对文章贡献度的评价,应该回归到文章内容上来。但是评价文章内容本身,是有学术门槛和时间成本的。不适宜大规模大批量的应用。而研究的支持方需要知道他们对某个团队或者某个方向的资助值不值得,资金的提供方又没有高深的学术水平,社会的竞争异常激烈,谁抓住了创新的原始股,谁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焦虑啊,这可怎么办呢?只能求助于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了。 1、基于引文的衡量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只是不单是看文章发表在什么样影响因子的期刊上,不单是看文章被多少人引用了,而是要细化到在哪些地方被引用,该文章的内容为后继研究做了哪些贡献。如杜建、武夷山等对”睡美人型“、”王子型“文献的识别研究。这需要较大的时间跨度。 2、从文章如何引用别的文献,查看作者相关研究综述的功力。从文章语言用词和图表规范,判断作者的学术写作功力。这需要基于全文的分析和基于大规模优质样本的学习,这个工作,机器可以做些辅助。 3、研究文章作者的可信度。所谓风过留痕。一份重量级文章的出现,必然出自持续积累和敏锐洞察。如何建立基于作者的可信模型,笔者目前还没有思路。但基于笔者对中国工程院12名1950年之后出生主要在高校从事研究的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的网上可分开获取的素材来看,信息源视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每个阶段都和哪个学术声望层级的人接触与联系,他能够使用的有组织的知识资源状况,他可以用的技术条件和手段等,是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指标。 为什么会想到上面这三点呢?笔者认为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 笔者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在全球文明中是个独特的存在。对个人价值的认可,不依附为他人的认定,不依附于官方的指派,是天人合一的存在,是个人与时空、空间的对话。 例如: 前不见古人 ,后 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 例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李白 例如:兰亭集序,时间、空间、自我情感的描绘。 研究论文纵使不能如同文学般行云流水,任意发挥。但好的文章,首先应基于作者对自己研究,在自己所研领域的精确时空定位。本文提出的第一条,基于引 文的衡量,能侧面反应作者对自己研究的定位。如果阅稿人是在正式发表之前看到文章,例如是审稿人,则本身是相近领域学者,可了免去对低水平文章高估的误判。如果阅稿人是在正式发表之后看到文章,本身已经说明该文章至少被所刊的期刊认可。本文提出的第二条,虽然咎于形式,但形,神之所附也。基于内容级别的深度挖掘,已经相对客观了。本文提出的第三条,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希望与诸位共同探讨。 Garfield, Eugene.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Jama 295.1 (2006): 90-93. Garfield E. Citation analysis as a tool in journal evaluation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72. 邱均平,余厚强. 论推动替代计量学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 . 中国图书馆学报 . 2015(01) 邱均平, 余厚强. 基于影响力产生模型的替代计量指标分层研究 . 情报杂志, 2015 (2015 年 05):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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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红中英文版的《中国文化万花筒》电子版上线亚马逊
热度 1 zyzhai 2016-6-28 20:38
张月红中英文版的《中国文化万花筒》(Chinese Cultural Kaleidoscope)电子版上线亚马逊。书的初衷是献给我刊国际同行评审的专家与他们的孩子们,以及全世界喜欢中国文化的大人和孩子们一个小礼物。书名中 “ 万花筒( Kaleidoscope ) ” 寓意 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每一个触角都是一个绚丽的光点,千千万万个光点交相辉映折射出华夏民族灿烂的文化、沧桑的历史、迷人的民俗。当我们面对这些色彩斑斓,变化万千的中国元素,烙在心底就是感动、感谢和感恩!你若要搜索中国一些文化名片的英文表达,了解中华文字是唯一“活着”的文字历史,赶紧点 击亚马逊中文电子书库中 《中国文化万花筒》电子书 一睹为快吧! 读者还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获得本书的电子版及纸质版: 点击进入 浙大出版社网地址 ,内有英国资深出版人为本书写的序“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文化” 点击进入 豆瓣地址 封面: 中英文目录: 第一章 华夏文明 第二章 神州大地 第三章 中国古典文学集锦 第四章 中国古代建筑集锦 第五章 中国民俗文化 第六章 中华文苑 第七章 中国哲学 第八章 现代中国一景:2008北京奥运 第九章 家园之美—杭州 后 记: 一个学术期刊编辑的文化表达 Chapter 1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Chapter 2 The Land of China Chapter 3 Selection from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Works Chapter 4 Selection from Ancient Chinese Buildings Chapter 5 China’s Folk Culture Chapter 6 The Chinese Style of Writing Chapter 7 Chinese Philosophy Chapter 8 A Sight of Modern China—Beijing 2008 Chapter 9 Overlooking the Hometown—Hangzhou An Academic Journal Editor’s Cultur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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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折腾”
bochang 2016-4-26 16:43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要了解很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从小处着眼,用一些通俗的话来解释,说不定还更易理解。 (一)法家、儒家、道家的基本分别 诸子百家有很多经典,不过总结起来,其思想可以归纳为折腾不折腾的程度和人与我的关系。例如, 法家是想把别人管好,所以经常会折腾人。 儒家不主张折腾别人,但并不反对折腾自己。于是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道家最简单,是谁都不折腾:既不折腾别人,也绝不折腾自己。 (二)什么是“道”? 在古书里,“道”是一个很难懂的词。所以《道德经》里说“道可道,非常道”。不过我以为,其实“道”没那么深奥。它就是“路”的意思。用英文来说,就是 the way to do things (做事的途径)。 不过对于什么才是“正确的途径”,各个学派有不同的看法。法家的目的是管好别人。所以他们主张的途径是严刑峻法。 儒家的目的是“己达达人”,于是对于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政之道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它的指导原则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道家主张“ naturalism ”(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不需要很强的目的性。所以并不特别劝人要做什么。它讲究的是生活。所以道家的“道”其实是“ the way to live ”(做人的态度或者生活的态度)。 有人可能会问,道家的想法是否太自私?只管自己活得潇洒,怎么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其实也不一定。道家既不折腾自己,也不折腾别人。既然谁也不折腾谁,天下就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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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中国文化-法家与儒家争胜
热度 13 gaoshannankai 2016-3-25 19:08
最近,看到一个爆炸性新闻,说以后人才评价,不唯论文,不唯什么。 但是没说唯什么,感觉又是一个狗臭屁,通篇文章没有看到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在新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就把旧的要废除,这段空白区不是留给腐败分子么? 高考改革,改了那么多年,越改越乱,老百姓越倒霉,最后 还不是要回到全国一张试卷,总分排名次。 现在还折腾什么,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怎么玩? 于是我就上纲上线,让我想起一个老问题, 在与一些美国等外国朋友交流中, 一提起中国文化,他们总是要提到孔子以及孔子学院。 仿佛孔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名词。 再扩展一点,有人把中国文化总结为三教九流 佛儒道,似乎没有法家地位,这个问题我以前上大学就一直迷惑。 但是,自我高中喜欢读一些中国历史时就发现,似乎 从统计意义上,法家与儒家应该是中国文化中比重更大的。 而且在法家与儒家争胜中,似乎可以看到国运兴衰的影子。 战国时代秦国独行法家,因此干掉了其他儒家治国的六国; 汉朝搞了个独尊儒术,幸好与匈奴不断作战(真的要感谢他们),不然汉族就完蛋了。 隋唐强大也是因为根据法家建立了很多制度,到宋儒家做大,中国逐渐走入衰落。 后面的明清,就更不用说了。 法家与儒家的思想争斗,在各个层面我们都可以遇到: 法家相信制度,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贪婪的;儒家讲道德,认为官员 可以自律,所以导致腐败。 因此,就出现了不和谐的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 二元治国理论。唯物主义是坚持一元论的!! 法家要求建立统一标准,比如科举制度、高考、考公务员等; 儒家相信推荐,保送生,干部推荐选拔。 再说到我们科研领域,法家思想就是搞指标评估,儒家就是同行评议,用脚投票。 然后就出现了有经费的老大们要求去行政化,谁也别管我,花钱靠自律。 等等等等。 因此,我得到结果,中国要想做大,还非要搞法家这套东西。 因此,我们以后一定要去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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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与好大喜功的中国文化
热度 23 gaoshannankai 2016-3-16 18:10
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造就了几千年不变的中国文化。 假大空,好大喜功,大跃进。 时髦点来讲,中国现在只有吹牛逼不用上税。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吹牛逼要交营业税。 美国利用假大空的科学计划搞垮中国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07017-956097.html 每天都有重大发现,每天都有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研究成果出现, 国内外科学家一致感到,中国将进入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高速发展时期。 引力波,量子新干线,每个领域都有我们一号。 军队建设也是成果丰硕,航母,大飞机发动机,到处挑战美国地位。 中国的军队严阵以待,时刻准备打仗。 不过,老外就是不给面子, 东海刚划禁飞区,美日就来挑衅;南海你线画到哪里,它美国就来踩一踩。 几大战区司令刚放了话,小小阿根廷就敢击沉中国渔船。 辽宁舰能开过去训练一下么?当年北洋水师是开到了全球,访问了南美的。 这帮子死老外,我们中国人民恨死你们了 没有你们,我们早就是世界一流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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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
热度 9 Huangyy 2016-2-23 22:56
现在国家比较富裕,大家过得比较稳定,生活好了,但是中国过去的经历不能忘记,我国的传统不能忘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靠的是以历史经历的事实为依据去阐述和总结。尤其是当前一些人蓄意歪曲历史,搞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试图在年轻人的思想和理念中较快地削弱其对中国文化的追求和热爱,吹捧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慢慢使得国人不那么爱国,甚至多数人一心为己,唯利是图,进而使得国家没有凝聚力,甚至慢慢听从和追随于西方的势力,回到旧社会半殖民化的思想意识状态。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多听听家里长辈们讲述过去的亲身经历,那丰富而耐人寻味的故事,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懂得祖国所经历的实际情况,而非偏听偏信,误入歧途,要努力支持国家的各项事业,热爱共产党、热爱这个国家和人民。 节日里买了一些家乡的特产,即麻通、芝麻饼等,在品尝的过程中,母亲说:以前她的祖父和祖母,即我的曾外祖父、曾外祖母就是做这些饼和一些粥的小生意的。那是上世纪 30 年代,在广东省钦州县大直镇附近,一个叫滩营的地方,在一条江的岸边,住得比较简陋。家里三个男孩,排行为老五、老六和老七,这是跟同一大家的叔伯兄弟们一起排的。我外祖父为老七,也帮着家里做家务,勤俭为家。 1939 年,那时母亲 1 岁多这样,外祖父和兄弟们商议到钦州的黄屋屯镇去谋营生,几个就到了那。由于穷,没有什么积蓄,开始就租住在一个姓吴的家里,看在都是同姓,因此,多少会感情深点。这家人很热情,很多方面给予了关照。母亲家里做着小生意,其他的两个伯父则大的从医,老六也做点小生意。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也打到了广东的钦州这一带,人们哪里能安心过日子呢?尤其是镇上的人们,日本兵的飞机常飞过来轰炸,黄屋屯的多处房屋被炸坏,尤其是江边的那座很大的资本家盖的洋楼被炸了很多,母亲家租住的吴家的房子也被炸毁了一部分了;搞得广大民众生活常在惶恐之中。由于日本兵要进驻这一 带 ,因此,许多人选择逃离,当时叫做“走日本”,即躲避日本兵的意思。开始先到大直镇等地躲了一阵子,后来到了小董镇(也就是出产广西特产麻通的这个镇),在当地也遇到了好心的人家,几家人同时安顿了我外祖父、外祖母和亲戚们。 在小董镇,由于比较靠近广西的南宁管辖的边界(当年钦州地区,即北部湾沿海地区都属于广东省的,解放后 16 年多了才划给广西的),因此,在做其他小买卖的同时,母亲家里考虑了做点盐的生意,把盐运到离海边远、而很缺盐的南宁等地。开始是几个人结帮,用船从钦州沿海盐场运盐到小董,然后运往南宁等地。当时广西的许多地方确实很缺盐,因此,盐的生意是好做的。母亲说,常常盐从船上搬到库房时,袋子漏了不少的盐,外婆就和几个亲戚弯着腰一路用扫把扫着,铲着,珍稀每一颗细小的盐。 据我的了解, 在民国初年,即1920年以前,民国政府大力进行了改革盐运和贸易的条款,废除清政府的腐朽、垄断的 交纳盐引等条款和做法, 既不利于民众获得盐产品的制度。因为清朝的做法是官监商销,但是需要 少部分人靠交“盐引”等这种较高的 费用 给官府,获得盐贸易的垄断权,其再找帮手联合销 运 ,但却因而抬高了盐价,同时,盐吏又从中受贿谋利。这是很不适合民众需求的做法。因此,进行了大力的改革,提倡和积极推进盐业贸易的自由化。虽然前面的几年由于旧势力为保持其少数人勾结和垄断的利益,还表面按照国家规定做,暗地里还有营私舞弊的非法的垄断的做法。但是许多小的盐商和生意人也可以按规定经营盐的贸易了,经营者只是按规定缴纳税款即可经营。到了 民国的上世纪30至40 年代,广西的缺盐情况依然很明显的,因为其地区 基本是不产盐的。 而广东海岸线长,而且盐场多, 素有“粤自东起朝惠,西抵钦、廉濒海之地,具有盐场”之称,清朝虽然把两广划为一个盐区,但由于广西不产盐,因此,桂盐由广东输入;民国时期,陆荣廷为筹军饷,将两广的盐区的中、西、北柜实行开放,改为自由贩运,广西大部分地区因属西柜而逐渐开始食盐自由贩运。 在民国以后,随着粤盐入桂的逐渐趋向商销与自由贸易,商人作为重要的民间力量在粤盐入桂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广西的农业、商业及政府的财政等诸多方面也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当时许多广西的农民在集市上都是拿着农产品在自由市场上换取盐,也用货币购买。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给大后方供给食盐, 1938 年 2 月,广西盐务办事处成立, 1940 年 7 月,在政府与盐商的共同努力下,寻找出了 4 条粤盐入桂的路线,其中一条路线就是:以白石盐场为起点,经钦州、陆屋,出平塘、江口而集中于桂平,再经南宁、田东至百色,供给给广西中部及西部地区,直到抗战胜利。新的这些粤盐入桂的路线,使得粤盐在抗战时期仍能源源不断地运销广西,满足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对盐的需求(胡莹,高荣芳,清代民国粤盐入桂及其对广西经济开发的影响 .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9 ( 1 ))。 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慢慢家里有了一些积蓄。还买了马,用马车来运盐等。在 1940 年代,大约是 45 年以后,抗战胜利了,母亲家又与几个伯父搬到了黄屋屯镇,在那里建了房子,由于把外国侵略者赶走了,大家也高兴,心里更安稳;因此,做着生意,外婆还种桑养蚕,织些绸子布卖。家里还买了几个乐器,有扬琴、二胡和月琴等。母亲说她也学会了一些。在国共两党的内战开始前和之后虽然内战战事吃紧,但是南方还没被波及的时期,镇子上只是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在频繁地抓壮丁,有时土匪常在山里骚扰和抢劫过路民众等。 在大约 1948 年底这样,解放军部分部队已经打到了南方; 1949 年,那年母亲 11 岁了,听说战火就在北面较近的地方了,可是还没烧到家乡的镇子。一天上午,镇子上有人大声地各处叫喊:各家各户都注意了,两军打仗就要打到我们镇了,大家快点躲一躲吧!顿时,各家各户都惊慌起来,可以说是仓促、慌乱地捡了些东西,就一起到了街上。大家商议往哪里躲啊,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往西北方向的山里躲。一个长长的、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的躲避战乱的队伍就这样形成,在弯曲的道路上慢慢地行进着。那时,大家的心情都是紧张、凄楚的,因为不知躲到哪里?带的东西又少。这里值得说的是,为何打仗了大家就要躲呢?因为镇子上的人们见过国民党的军队,对民众是欺负为主的,打人,抓壮丁等,住在母亲家同一条街斜对面的一户吴姓的家里,就是一个男孩,母亲都 60 多岁了,国民党还是到家里把她儿子绑住,拉去当兵,她母亲大声哭喊道: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你们把他抓走,今后我怎么办啊!可是国民党官兵还是不理睬,抓着他儿子扬长而去。后来不知花了多少钱,还是拖了什么人买了关系才把儿子给放回来了。还有,国民党军队之间曾经在镇子旁对打过,不怎么管百姓,因此百姓们看着挺危险的。 躲避的队伍在行进中,正在此时,远方传来嗡嗡的发动机声音,大家较多见过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的,立即大声呼喊道: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大家都卧倒,顿时,奔跑找低凹地卧倒的人们很多,有的来不及的就在路上卧倒隐蔽了。几架飞机慢慢飞过。母亲说,由于她听过外婆说的一些日本飞机如何轰炸和向民众射击残杀百姓的事情,心里很害怕的。因此,与大家一样很快地找低凹处躲了起来。飞机飞过后,接着队伍继续前行,到了卜家村,大家也都疲乏了,就在此村住下吧。男女老少由于长途跋涉,很是劳顿,因此都很快地入睡。 而到半夜,突然枪声大作,伴随着爆炸声,是国共两军的战斗打响了,而且就在附近。大家在梦中被惊醒,纷纷汇合,看往哪里躲避,然后确定经过胡家村到钟家村躲避,那时,外婆背着一个小的,还怀着一个, 也 照顾不了还是个小女孩的母亲,就对母亲说:你跟着大人们走就行了,母亲点点头,跟着人群在黑夜中急促地奔走。到了钟家村,大家又歇下来,估计应该躲得够远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跟着到河边跳水的几个大婶阿姨的后面去河边玩,很远处也有一两个小孩在玩。此时,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远处很快飞来,而且 立即 俯朝着人群俯冲下来, 大人们都懂得匍匐了。这么小的母亲哪里懂?她害怕地从河边向村里的房子跑去; 其他一 个小孩刚跑出一会,就被其 大人冲 上前按倒匍匐; 可是令人愤慨 的一幕发生了, 国民党的这架战斗机却 俯冲得更低, 母亲由于惊慌,还是一直往前跑,这架 敌机开始 追着她用机枪进行扫射 ,子弹在她身边呼呼飞过, 打在她周边的灌丛中,飞起尘土,她还一直跑,看到一座房子,她咬牙急速地向前跑去,终于跑了进去。敌机才罢休拉起飞走。可见国民党当年是多么的没有人道,不顾百姓!这样可恨的政府和军队,怎么能得人心?怎么不失败?这样的政府人民不会支持。当时在房子旁有几个人看到此一幕,后来有人说,那架飞机飞得那么低,连上面蓝白相间多角星的国民党政府的徽章都看得到。 一场惊恐过后,大家都跑过去问母亲怎样,好在安然无恙,大家舒了一口气啊。 待回到村里,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禾草搭起来的牛棚,母亲走进一看,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相当冷的天气,可是还穿着短裤,这个中年男子冷得哆哆嗦嗦的。大家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昨天晚上与逼他做挑夫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来到钟家村的,你们大家都在村里睡着了,不知道。可是这帮没良心的国民党队伍里有个当官的说,用炮把钟家村给炸平了吧。好在另一个官还有点人性,说算了吧。他自己则趁着黑夜,钻进牛棚草堆里。那帮匪兵到处找找不到他,才开拔走了。他也才能逃过他们的魔掌啊。大家给了他衣服穿和一些吃的。问他从哪里被抓来的?他说是从高州。(母亲问我:高州是哪里啊?我想了一下,嗯呀,是广东省的高州市啊)。你看,这么远,几百公里呢,国民党兵把抓来的挑夫不当人看待啊。大家都为他感到可怜和同情。 两天以后,逃难的队伍里派人回黄屋屯镇打探,看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回来的人报,镇子上注满了大军,但是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是解放军。大家都急着问:他们好吗?回答说:放心吧,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了,他们不打人,不抓人,对我们可热情了。还帮着一些人解决眼前的困难呢。叫大家放心回去吧。母亲听到这么好的军队,心里很温暖和高兴。是不是盼到能赶走可恨的国民党军队的保护民众和为民众分忧的大军了呢?真是盼望啊! 回到镇子上,看到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到处是解放军与乡亲们带着微笑的交谈和互助的场景。可是附近的一户吴姓的家里,男的没有及时跟着队伍躲避,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带路的了。回去看到此景,家里女的大声哭喊,因为,一般认为被这样抓走,可能是回不来的了。接着许多人自愿跟着她去沿着国民党军队走的路线去找,找到了石家村,在山坡上见到了他丈夫的一只鞋,拿到鞋,妇女又马上大声哭起来了,认为可能人已经没有了。大家回到镇上心情低沉的歇了。第二天,她丈夫却奇迹般地走回了家里,大家都喜出望外啊 ! 急问他如何逃离虎口的。他说,那天夜里国共双方打得激烈,在战乱中,他趁风高夜深,到处很暗,就立即躲到石缝中。那群匪兵没找到,便骂骂咧咧地撤走了。这才逃回了家。大家都为此感到高兴。 母亲家里楼上、楼下住满了可亲的解放军叔叔阿姨们,由于亲眼见到和经历过国民党军队如何欺压百姓和对百姓的狠心,因此,见到解放军母亲心里由衷的敬佩和崇敬,很喜欢与解放军同志攀谈。当时的部队在镇子上为群众做了许多好事,同时许多的女兵教大家唱歌,为镇上的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唱得可好听了,解放了;民众可以不再怕有官兵的欺压了。家里也住了一些女兵,母亲说,她们很喜欢与家里人交谈,部队里的官兵来自各省的,其中东北的多一些。我想,这就是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吧,也就是第四野战军,韩先楚、肖克等带领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在东北的战斗多,因此,当地入伍的也相对多一些。 解放后,在搞土改,也进行了公私合营等工作,一些对待百姓比较狠毒的地主被镇压了,一些大的地主也被关押了。而一些拥有一些地,自己也参与耕种,雇佣很少的民工的小地主、富农和中农,则只是把土地没收了给了农民。没有对他们个人进行打击。解放后,人民过上了稳定的生活,社会的景象为:大家心情舒畅,建设祖国的热情高,社会风气好转,广大的民众可以读书了。母亲也是主要在解放后才读完了小学,成为当时比较少的小学 6 年毕业的毕业生之一。然后帮着家里做工,外公、外婆加入了工商联,要对当地的商品供销做很多的工作。作为家里的老大,母亲一方面帮着做家务,一方面帮着做些外婆所做的工作。伯父的女儿们也挺好的,她们女的这一辈的名字排秀字,六伯父的大女儿叫吴秀珍,好像读到了中专,后来当了人民教师,先在南宁市,文革期间受到一些冲击和影响,随丈夫下放调到合浦县;我母亲叫 吴 秀娟,而秀珍姨妈的妹妹叫 吴 秀英,后来在武汉读了大学,听说毕业后在广州教书,好像还是教大学 的 呢。但不知是哪所学校。前几年秀英姨回老家探亲,还专程看望我母亲,给我母亲买了衣服等礼物呢。 以后经一个做买卖的农村出来的人介绍,母亲认识了我父亲,一位旧社会里家境贫寒的放牛娃,在 1951 年初,抗美援朝战争刚打响几个月就参军的解放军干部,由于上述的母亲对解放军的有着崇敬之心,因而很欣然地同意了。而以前有些镇子上做生意的人介绍过其他人,她都没同意。与父亲相识一段时间后, 1956 年,经组织批准,结婚了. 1957 年, 母亲到了父亲所在的海南岛海口市的解放军 陆军 第 189 医院,成为了一名部队正式的职员,开始在医院院务处、政治处等部门做勤务员,也属秘书科,与警卫员和勤务兵一起工作。后来,院长、政委和处长们认为母亲工作刻苦、努力,表现很好,提议到技术部门,到医院科室当了护理员。部队医院的护理员与护士一样的穿着,只是一些更高技术的工作护士做,其他的护理员做。母亲在部队的大家庭里,热情和充满对军队的热爱之情地为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做着工作。 1961 年初,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建设我国强大的海军的号召,随父亲与部分被选拔出来的官兵和职工一起,转入海军部队,到河北秦皇岛市的渤海之滨、燕山脚下,为保卫我国辽阔的海疆和海岸线做贡献。 以后还有故事,待有空时再写。上述的故事,是在几天内我陆续问母亲,而她慢慢道来的。一些很少的片段,如逃避日本兵的攻占,和在河边遇到过国民党敌机的攻击和读小学的一些事,在 10 多年前她就与我讲过,当时还没很在意听。不应该的。因为这些故事就是我国经历的历史过程,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为何人民群众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何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的政权。为何国民党不得人心,必须垮台。作为我,一个出身在革命军人家庭的孩子,我是那么的热爱这个国家和伟大的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和辽阔的河山与海疆。因此,每当听到腐败分子的行径,心里就比较的敏感,一种发自内心的气愤。看到社会的一些错误理念和混乱的现象也容易着急。对于目前党中央的反腐工作和纠正政府成员工作中的错误风气和现象,心里很高兴!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和 祖国的大好局面来的是多么的不易。不整治和肃纪,国家可能就会走向当年国民党在旧社会的那种状态的。因此,为了坚持我们党的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宗旨,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把国家建设和保卫好。作为学习和研究生态和生态经济学的我,因此常主动地在社会、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和与之相关的领域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努力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多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高兴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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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与越南见闻录——一带一路的中国文化
bqzhu 2015-12-23 12:21
九十年代常在云南中越边境进行地质考察。云南一带中越以红河、龙脖河为界。位于哀牢山带的龙脖河铜矿延伸到越南境内就是生权铜矿。法国占领越南时开发了生权铜矿,并通过地下隧道偷挖我国境内的铜矿。中法战争后,法国取得了云南的采矿权。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收回了龙脖河主河道线以西的一块铜矿地。虽战争的痕迹到处可见,但河口的边贸还是 越做 越大。越南人拉货过关的板车也变得越来越长。越南人常在中国卖珍稀野生动物。我的一个 学生曾买了一对懒猴后来在大家劝说下还是放生了。那时道路很差,交通不便。现在沿红河边已修了高速公路。由于采矿,龙脖河一带的景观也大变了。 本世纪多次在越南考察、旅游与参加会议。越南各地虽有不少欧式建筑,但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在博物馆、遗址、景区和乡间都可看到大量汉字记录,龙凤吉祥物,十二生肖只是兔子变成了猫。 西汉末年,汉字开始传入越南。 从皇帝圣旨 , 庙堂碑文,诗词文章,到礼品 账单 等 都用汉字书写 。 读书也像当时中国一样 读“ 三字经 ” , “ 四书 ” 、 “ 五经 ” 。 现在的拉丁化越南文似乎只五十年代才较普遍使用。我曾出示越南文地名问路,中年男子啃啃半天仍说不准在那里。但我出示中文地名,他一下就明白地指出了我们要去的地方。 越南民间的宗祠保留得比中国好,均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但在有些方面恰具有西方社会的特色,如学术会议照集体相,没有中国那种论资排辈、排得整整齐齐的习惯。 越南的经济与社会状况相近于中国八十年代。 河内街道和高等级公路上都挤满着摩托车,因此也没有高速公里。街道两边挂满了零乱的电线。街面似乎都是三米左右宽的铺面,盖成瘦长的楼房。商店与饭馆里的商品与食品品种很少。越南盾贬值严重,但物价比中国贵。道路两旁常有人群汇聚在一起,喝点茶水饮料,有点像露天茶馆。农村发展得比城市好,新房建得较多。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河内的西湖水质极差,臭不可闻,到处漂着死鱼。河口越南街和老街等地嫖娼现象公开普遍。 海上的下龙湾风景还是很美的。海上奇峰密布,是一幅幅大自然的山水风景画,有水上桂林之称。 1. 从当年“猫儿洞”(战壕休息处)照的 红河 - 龙脖河中越边界。也是当年自卫反击战部队架浮桥过江的地点。 2.现在的红河 - 龙脖河中越边界。由于采矿生态已严重破坏。 3.建于唐代、保存完好的庙宇(宝山寺)。 4.河内升龙皇城 遗址,出土了大量龙头形陶制品。 皇城建于11世纪越南李王朝时期。 5. 明代时 庙堂碑文,记载了唐代以来的历史。6. 越南末代 皇帝保大时代的( 1913-1955 年)的凤凰图礼品。 7.越南阮朝嗣德、成泰年间( 1829-1907 年)的皇帝诏书。 。 8.越南的民间宗祠。 9.越南城市街道 3 米宽又 瘦又长的楼房。 10.河内街道挤满着摩托车与街道两边挂满了零乱的电线. 11. 严重污染的河内西湖。 12.越南农家住房。 13.街道路旁的“露天茶馆”。 14. 国际学术会议( IPPA) 照集体相。 15. 下龙湾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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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基因是否需要改造
热度 1 zhengjun324203 2015-12-11 14:59
中国文化里有一些基因,我不知道是好是坏。不过有一些好的制度,一些好的政策,到了中国,到了基层,总会逐渐地变味,最终变成一团乱麻,一锅粥。市场是乱的,基层的政治和党群关系是乱的,教育是乱的,科研也是乱的。一个具有良好稳定的运行秩序,在各行各业都亟待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不得不问,难道我们真的没有秩序可以依据吗?其实,我们是有的。我们有宪法、有刑法等各种各样的法律。国家有法律,省市有管理条例,等等诸如此类。应该说,我们可以依据的秩序不少。可是有多少人会好好地遵守呢?破坏这些秩序的,反而是制定这些秩序、维护这些秩序的人。而那些本该遵循这些秩序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就会想着法子和制定、维护这些秩序的人一起去破坏这些秩序。没权利的,想着法子去搞到权利;权利小的,想着法子去变成权利大的。内心中真正想着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好好执行各种纪律和秩序的,却逐渐地变成了小众甚至被边缘化。一个部门的长官,似乎就是一切秩序的权威,因此他所说所做的就是秩序——即便是错的,也会被一些人说成对的!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中国人文化中的一种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导致中国社会中存在一大批这样的人,这些人可以为了一些个人物质和欲望上的满足而出卖个人尊严甚至人性。这些人善于逢迎,善于溜须拍马,善于欺下媚上。这些人将一个部门的领导者的权威高高捧起,并且依赖于这种权威而生存,并且利用这种关系而获得利益、获得某种地位继而利用这种地位继续培养类似的一些人。这种文化基因,存在已久。导致各行各业形成各种裙带关系,各种人情关系。 中国的先贤很久以前就告诫我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能践行这个品质的,少之又少。见了戴乌纱的,膝盖就发软,表情就暧昧。 很少有人会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尊严和人性的高贵而甘愿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所以屠呦呦先生出行时舍弃VIP而走普通通道的行为,虽然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反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这种品质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直被推崇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多少人能真正地做到呢? 反过来思考,作为部门官员,事实上也没必要一定要去送机,一定要为老先生开一个VIP通道。切切实实地将自己的工作做好,踏踏实实地为国家服务,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想着办法去改善国家的医疗环境,也想着办法为广大的科技工作人员改善环境。那他也将受到广大基层群众的拥戴和喜欢。他的卸任,也会导致大家的惋惜和挽留。相反,老先生反而甚至会为这样的官员送去祝福,送去慰问。这样的领导,在人民群众心中一定会留下最温暖的回忆,在党的历史上,这样的干部,这样的领导人也是不少的。 做人堂堂正正,做事清清白白,在自己的岗位上鞠躬尽瘁,努力践行责任,那就没有必要去向任何人讨好。 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每一个人都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服务,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服务,所以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又何必有VIP通道这么一说呢? 这种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本来就是一种等级思想,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党员干部的行为中。所以送机也可以,为什么不与老先生家人一起去普通通道送行呢? 我们的教育里有一些很好的故事,一直传承了上千年,比如卧薪尝胆,比如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等。这些故事的中心意思是说为了理想或者信念可以甘受屈辱。然而这些故事,在某些阴谋家眼里却成为“可以不顾个人尊严而去获得成功”。最终越来越变味,只要是为了成功,为了获得利益,就可以出卖人格的尊严。于是有的可笑的人,为了升官发财,竟然情愿将自己的妻子送到别人的床第;可以当孙子,可以当狗。如果勾践他没有复国,如果韩信没有成为将军,他们该如何挽回个人的尊严呢?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是勾践,多少人是韩信呢,多少人有机遇成为国王和将军呢?这样的故事如果不将内涵和前提说明确,那么这些故事并非都是有益的。 任何人如果不负有责任地甘受屈辱,那只能教育出一些软骨头,而不是教育出一大批面对凌辱而敢于奋起反抗的烈性平民。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面对屈辱都不应该后退,即便付出生命同归于尽,也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这才是威武不能屈真正的含义。 只有每一个国民都真正地做到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带有尊严地活着,我们的未来才是一片光明。面对官员的无故刁难敢说不;面对官员任性的行为,基层的党员在集体生活里敢说不;面对腐败官员和破坏司法公正的人,敢说不、敢反抗,那么这些破坏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的人才会真正地收手,才会真正地犹豫,如此每个人才能都按照秩序生活,才会坚定地维护秩序。 因为只有维护秩序,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尊严,也只有秩序才能保护好个人的尊严 。 但是,在现有的社会里,没有多少人敢于在不公面前维护尊严。 父母亲教育你,出门在外能忍则忍。在集体生活中,大多数党员沉默无声,听任官员为所欲为,继而导致集体资产受损,党的声誉败坏。为了生活,为了稻粱谋,绝大多数有骨气有脊梁的人为了生计而忍气吞声。 如何改造中国的文化基因,要从教育做起。如何教育出一个真正独立而且大写的人,那需要深思。我们的学校教育里面这样的文化因素少之又少。学生看到的是校长大于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大于教师——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准“官僚等级制度”。所以小小孩子作为班干部可能就会摆起架子,有样学样,小小年纪也会变得老气横秋。到了高年级了,就变得世故圆滑。所以改造中国的文化基因,首先不得不从教育的改造上做起——我相信中国是不缺这样有能力的教育家的,只要给他这样的机会。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回忆过去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文人志士面对各种威逼利诱的坚定气概,真正践行了孟子的“不屈不淫不移”的人格尊严。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历史上、在中国人的文化中烙下一个抹不去的印记,虽然鲜血淋漓,但将永远令后来者依然肃然起敬、耸然敬佩,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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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的学人一定要懂得一点中国文化吗?
热度 37 fdc1947 2015-10-17 07:54
理工科的学人一定要懂得一点中国文化吗? 说起文化这个题目,我看我们(至少在本文及关于本文的讨论)要避免目前在讨论文化课题时的两个极端。一个是过滥,把什么都说成是文化,吃饭有食文化,排泄有厕文化。如果真是这样,那文化就不光是人类的专利了。另一种是过窄,一说起中国文化,便只是孔孟之道,四书五经,最多加上老子庄子之类的,只限于伦理哲学,搞得许多人敬而远之。 我想,我们还是要正经一点,也传统一点,把读书、学知识之类的事情放在一起,把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思想、道德、民俗之类的东西算成文化,而把有这些专长的人称为文化人,把我国历来传下来的这些文化称为中国传统文化。我想这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语言习惯。 那么,我们理工科的学人一定要懂得一点中国文化吗?我看是的。理工科的教师、研究人员、工程师、学生,一句话,理工科的学人,首先是人、是中国人。中国人说中国话,吃中国饭,当然要懂得一点中国文化,这大概理所应当。今天的中国文化是历史传统中国文化的继续,所以,我们也应当或多或少懂得一点中国传统文化,这也应当没有疑问。 有人会问,学习和懂得中国现代语言文字还可以,因为我们要说话,要与人交流,要做工作,要赚钱吃饭、养家糊口,这用得着。但是,这样下来,一天到晚已经忙得要命了。而要去学习和懂得一些除语言文字外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有什么用? 是啊,有什么用呢?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用处。文化,不能够当饭吃、当衣穿、当车开、当房子住,但是,人们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还总需要精神上的享受。正如衣食住行是人类物质享受的需要一样,文化便是人类精神享受的需要。我想,这应当是人类区别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吧。从赚钱养家的角度看,人们的职业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人的素质却是有高低之分的。所谓高素质的人,主要就是指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过去,我们的教育方针说,要培养“劳动者”,这并不能够算错,但是却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劳动才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目的。如今, 我们要培养的是高素质的“人”,人不仅仅只是要劳动、要工作,而且也要享受、要娱乐,而最重要的享受是精神上、文化上的享受。这种享受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的,这就是文化知识。没有必要的文化知识,便无法享受文化。所以我们的学校不但要教学生能够对将来的吃饭穿衣赚钱过日子的有用技能,也要教学生很多看上去无用的文化知识 。这一点,如今的很多人并不理解,比如,我看到在科学网的博客评论上,许多年轻人都抨击学校教毛笔字,说有电脑打字了,写毛笔字还有用吗?其实他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这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文化,看到漂亮的字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就像听一支好听的歌曲、看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样,并没有实际的用处,但是有这方面修养的人就觉得很享受。如今许多青年人感到生活枯燥无味,只是牢骚满腹,思想上痛苦的很,可能也与兴趣太少,无法享受文化有关。 同样是游玩,同样是享受,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真是差别很大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爬泰山,我们的很多学生晚上爬山,爬到山上看日出,第二天下来,有的人看到了日出,很高兴,但也就是高兴看到了日出,说很好看;有的人遇到阴天或者云太多,看到太阳的时候已经升得很高了,走下来,觉得遗憾。两种人的共同感觉是累,许多人说没有什么大的意思。我说你们爬泰山就是为了看日出?他们说是啊,爬泰山不看日出看什么?我就告诉他们,爬泰山要白天爬,先到泰安看看岱庙,那里面有很多古迹,然后从孔子登临处那里开始,慢慢地往山上走。一边走,一边欣赏路边的景色,看路边的石刻,许多石刻的内容是前人登山的感想和体会,你可以把你自己此时的心情与前人比较,似乎与前人交流。有的时候,或者看到某一种景色,或者处在某一种境地,我们心里有似乎一种想法,只是说不出来,但是看了被前人说出来了,就会感到一种无比的兴奋。文化程度不同,与古人的交流深度会有差别。处境不同,时间不同,登山的感受也会不同。整个泰山不但有自然美景,还是一本石头的书。我们登山不但欣赏美景,而且陶冶情操。那样的登泰山才真正是一种高级的享受,不然,为什么说泰山是自然和人类文化的双重遗产呢?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学者,如果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学、艺术之类的知之甚少,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即便是理工科的学者,也应当多懂得一点自己国家的文化。很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青年学者对于中国文化懂得实在太少,有时候外国学者来访,他们知道的中国文化知识,我们的青年人却一无所知,甚至根本不感兴趣。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初等和中学教育,只注意灌输要考试的那些东西,对于中考、高考以外的内容,一概草草了事,甚至连敷衍都不敷衍一下。而到了大学之后,学生们又被那些成功学的鼓吹者所蛊惑,课余时间去学那些拉拉扯扯的人际关系,只是学到吃吃喝喝、吹牛拍马的本领。除了无可奈何地背诵一些教科书上的条条之外,他们基本上不读书,哪里会学到多少真正的文化知识呢! 当然,这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了。对于现在的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学者,我还是想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 。在现在紧张的业务学习、工作之余,少喝一点酒,少打几圈牌,少一点无益的交往,抽出一点一滴的时间,静下心来,学习一些文化知识,特别是中国文化,可以是语言文学,比如文字、诗赋、散文等等,可以是历史,例如文化史,政治史等等,可以是艺术,比如书法、绘画、音乐、戏曲等等,也可以是伦理哲学,比如孔孟、老庄、佛教等等,由浅及深,慢慢来。这对于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成为一个真正有生活的愉快的人,相信是有帮助的。不但自己这一辈子受用,还能够影响子孙,使他们都成为快乐的人,高素质的人。 学习这件事情,无论是看书,还是练习某种艺术技能,被逼着做是痛苦的,比如我们的各类学生,为了考试,不得不做很多无谓的练习,实在很痛苦。但是,自觉自愿地去看书或者去学习,那就是愉快的、幸福的,那就是一种享受。我相信,如果大家能够坚持学习,养成习惯,对于中国文化,就能够逐步做到知之、好之、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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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祝贺《知识分子》微信公号创立
fqng1008 2015-9-25 07:57
最近得知,饶毅、鲁白和谢宇三位科学家因为合作纠纷,离开去年共同创办《赛先生》,一起创办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微信号:the-intellectual)。他们在《知识分子》的创刊词中,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理解。科学家关怀人文事业,是知识界的一阵清风。读过他们的创刊词,让人感到一种超现实的理想主义有可能复苏,而科学家的这种社会担当可能会扮演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能否如愿,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搜索了一下这三位科学家的简历,大致如下: 一、饶毅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2007-201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 饶毅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曾主持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支持的Gordon国际会议,为三十多种国际杂志审稿【如美国的Journal of Neuroscience《神经科学杂志》、日本的Neuroscience Research 《神经科学研究》、瑞士出版香港科技大学主编的NeuroSignals《神经信号》、荷兰出版美国主编的Developmental Brain Research 《发育脑研究》、中国的《科学通报》(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英国的生命科学网络评论刊物Faculty of 1000 《千位教授》等等),经常正式应邀为世界重要学术机构(包括斯坦福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多个校区、日本 东京 大学、德国马普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演讲。 他1985-1991年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 1986年 起随美国科学院士Y.N.Jan和L.Y.Jan教授做博士论文研究,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手段,研究果蝇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1991-1994年在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随美国科学院士D.A.Melton教授研究脊椎动物神经诱导的分子机理。1994至2004年任教于 华盛顿大学 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 饶毅曾为2011年 中国科学院院士 增选的有效候选人,其“院士风波”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2013年9月正式卸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他表示, 科学家 不能留恋行政职务,将在科研和教学上投入更多精力。 饶毅的详细任职如下: 2007-2012.7.2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Dean of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2006-present 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 2006-present 美国西北大学Feinberg医学院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Director of Research,Feinberg Clinical Neuro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4-present 中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004-present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教授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 Chicago, IL, USA 2004-2006 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994-2004 华盛顿大学(圣 路易斯 )医学院解剖学与神系 Department of Anatomy and Neurobiology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t. Louis, Missouri, USA 2001-2006 Journal of Neuroscience(美国)《神经科学杂志》编委 2006-present Developmental Biology (美国)《发育生物学》编委 2002-2005 Developmental Brain Research (美国)《发育脑研究》编委 2006-present Brain Research (美国)《脑研究》编委 2000-present Neuroscience Research (日本)《神经科学研究》编委 2006-present PLoS One (美国)《科学公共图书杂志》编委 2001-2006 Faculty of 1000 (英国)《千位教授》 成员 2001-2008 NeuroSignals (瑞士和香港)《神经信号》编委 2003-2005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中国) 《科学通报》编委 2006-present Cell Research (中国)《细胞研究》编委 2005-present Neuroscience Bulletin《中国神经科学杂志》编委 1999-present 《二十一世纪》 (香港) 编委 2004-present 《科学文化评论》(中国) 编委 2004-present《科技中国》 (中国) 编委 1998 Gordon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会议副主席 2000 Gordon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会议主席 2003 主席,国际脑研究组织皮层发育和进化会议Chair,IBRO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rtical Specification 1999-2001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育神经生物学评审 委员会 委员Panelist,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Panel, NSF 1998-2000 杰出青年基金B类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2004-present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兼职博士生导师 2006- present 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2002-2005 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2002-present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兼职博士生导师 1999-present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理事会成员 1999-present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996-1999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995-1996 讲课:发育神经生物学华盛顿大学 1996-1999 主持:分子华盛顿大学 1997-1999 主持:神经发育原理华盛顿大学 1999-2004 讲课:细胞神经生物学华盛顿大学 1997 主持:分子发育神经生物学中国科学院 1998 讲课:发育遗传学北京大学 2000-2002 主持:分子和细胞生物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2003-2004 讲课:分子和细胞生物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2001-2003 讲课:神经生物学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2002-2003 讲课: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香港科技大学 2005-2006 主持:发育神经生物学美国西北大学。 二、鲁白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1985年在上海第一医科大学读硕士,1990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1990 - 1993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至1995年底,出任美国罗氏公司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1996年到2009年,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儿童发育研究所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2009年7月1日,鲁白辞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后回国定居,并出任中国葛兰素史克研发部副总裁,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做客教授。2013-现在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期从事神经发育与突触可塑性的研究,有多项重要发现,与国际上几位学者一起,开创了 神经营养因子 调控突触和神经可塑性的新领域。1996年鲁白发现神经营养因子对学习记忆的促进作用,在国际科学界引起震动,1995年与旅美科学家 饶毅 和梅林共同在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建立 分子神经生物学 实验室,1998年起为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理事会理事。 鲁白多次主持国际性的专业会议,1996年担任美国神经科学会神经营养因子和突触可塑性专题会议主席,1998年任Gordon Conference 细胞和分子神经生物学专题会议主席。1989年他获得“殷志浩大陆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并参加首批大陆青年科学家代表团赴台湾访问,1999起任中科院海外评审专家。 2003年鲁白发现人BDNF基因上的一个SNP能影响BDNF在脑中的释放,从而改变学习记忆功能。该工作被Science杂志评为2003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中的第二大进展。 诸多的的成就使得鲁白在科研中更加钻研,荣誉的光环使得鲁白为人更加谦逊。他总是抱着学习、尊敬的态度谈论其他著名科学家,随时学习着别人的长处。他那中国人谦虚、坚韧、好学、奋斗的品格,也深深感染着他的同事,为人尊敬。 三、 谢宇 1982年获得上海工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硕士和社会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历任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89-1994),副教授(1994-1996),正教授(1996至今)。他于1996年被授予John Stephenson Perrin讲座教授,1999年被授予Frederick G. L. Huetwell讲座教授, 2004年被授予Otis Dudley Duncan学院讲座教授,2007年被授予Otis Dudley Duncan杰出大学讲座教授。目前,他在密歇根大学还担任社会研究所调查研究中心和人口研究中心研究教授、调查研究中心量化方法组主任、统计学系正教授、福特公共政策学院正教授、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并曾任人口研究中心副主任及社会学系副系主任。近年来,谢宇先后在中国受聘北京大学长江客座教授(2009-2011)、千人客座教授(2011至今),以及香港科技大学(2009至今)、中国人民大学(2010至今)、上海大学(2010至今)、香港中文大学等校荣誉讲座教授(2010至今)。 谢宇于2004年当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于2009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自2002年起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顾问委员。自2006年起,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他曾任美国社会学会方法学组主席,国际社会学会社会分层研究委员会理事会理事,美国社会学会《社会学方法论》(Sociological Methodology)主编,《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执行编辑,《美国统计学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副主编,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评鉴委员会召集人。他还曾获其他多种学术荣誉和研究资助,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青年科研者奖(Young Investigator Award)和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 谢宇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主要著作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Powers and Xie 2000,2008,2009【中文版】),《科学界的女性》(Women in Science: Career Processes and Outcomes, Xie and Shauman 2003),《美国亚裔的人口统计描述》(A Demographic Portrait of Asian Americans, Xie and Goyette 2004),《量化社会科学》(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 Scott and Xie (editors) 2005),《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谢 2006,含《美国亚裔的人口统计描述》中文版)、《婚姻与同居》(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Thornton, William and Xie 2007)、《回归分析》(中文,谢2010)、《美国科学在衰败吗?》(Is American Science in Decline? Xie and Killewald 2012)。 今年8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现代中国中心(Cen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并从密歇根大学聘请了著名社会学与统计学家谢宇当主任。该中心构想是以某些学科为基础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结合多领域的方法和思维,来认识和研究现代中国。中心还将开设中国社会科学的课程,并准备创立一个网站,以展示日常活动和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信息。这种项目是非政府的并能很有效的促进中美的合作活动。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识生活。 欢迎个人转发分享,刊物和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事宜: zizaifenxiang@163.com 。 《知识分子》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并担任主编。关注请加微信号: the-intellectual “ 知识分子 ” 新解 : 人人可以成为知识分子 饶毅(《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 早期人类与其他动物无显著的区别:食物、配偶、住所是一般动物的追求,也是早期人类仅有的追求。高级认知出现仅数万年,不仅远晚于地球的出现、生物的出现,而且占人类历史的时间也不长。但高级认知是人类进化的里程碑,它帮助人类脱离一般动物的境界、支撑人类探寻自然的真理、导致人类创造绚丽的文明。 经历了近现代坎坷的中国人,应该脱离对食物、配偶、住所之聚精会神的状态,恢复中国传统中对知识和智力的欣赏,享受全人类的知识传承和智力成果 —— 这不仅是很多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也是《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曾一度流行以教育程度来定义 “ 知识分子 ” 。而古今中外都有未进过高等学校、未经历高等教育而富有知识、充满智慧、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人。在一定程度上, “ 人人可以是知识分子 ” ,因为人们都有发挥智力、获得知识、运用理性、追求幸福的能力。 我们将兼容并包,知之、好知、乐知,我们都欢迎。 《知识分子》的读者将涵盖热爱知识、应用知识者,不拘学历、行业 …… 是欣赏知识和智力的人们;《知识分子》的作者将涵盖热爱动脑、喜好思考者,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 是以知识和智力服务于社会的人们。 让我们共享人类的知识、共析现代的思想、共建智趣的中国。 知识分子:永远的精神价值守护者 鲁白(《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 1. 未竟的理想追求 大家知道,我和饶毅、谢宇两位老师对科学传播一直情有独钟,也做过各种尝试。我们之所以愿意为此付出心血和精力,皆出于我们对科学之内涵 ——“ 真善美 ” 的召唤和追求:真,意味着科学的终极目的是发现真理;善,代表着实事求是、诚实诚信的科学态度;美,蕴含着科学发现的精神享受。 我们对参与科学传播,有着清晰地定位:发展新时期的科学文化;改善对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的认识和评价;推动科学教育体制改革,为科技政策提供建议。这无疑是一项远大而极具挑战的事业。传递科学的精神价值,是我们参与科学传播事业的真实理想。只是,当理想走进现实,漫漫长路上必将充满艰难险阻。 如今,我们三位选择重新起航,继续我们追求理想的征程。我们把新创办的媒体平台称为《知识分子》,其内涵及外延是深刻而宽广的。在筹备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科学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令我们深为感动。正所谓 “ 失道寡助,得道多助 ” 。作为创办人之一,我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让我们与广大的科学家和社会各方志士仁人一起,携手在这理想之路上前行。 知识分子与智识生活 于个人而言,科学与我有着一辈子的不解之缘,它是我人生的主线。随着事业的发展和阅历的丰富,这种缘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职业范畴,我意识到,它是我跟随内心而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曾说,科学是一种智识生活( Intellectual life ),它是创造、想象、观察、分析、推理、演绎、归纳等等智识生活要素的综合体现,代表了更高阶段的生活追求。我为拥有这样的生活而深感欣慰和幸福。 “ 知识分子 ” 这个词汇有着丰富的意蕴和内涵,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拥有某一方面的专长,但又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而有较广博的知识,并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士。 “ 知识分子 ” 翻译成英文有两个词: Intellectual 和 intellegentsia 。我个人更喜欢后者。简言之,知识分子具有一些共同的精神特质:他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批判性、前瞻性;他们具有深刻的社会意识,极具社会责任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敢说话、说真话,诚信为人;他们追求真理,但尊重不同意见;他们具有启蒙意识,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关注广泛人类知识。 知识分子对于 “ 智识生活 ” 的追求,一定有着某种坚实的精神价值内核和对理想的追求,无论其所从事的领域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甚或与知识生产并无直接关联的职业。 诚信与社会责任感 知识分子,必须是精神价值的守护者,而在眼下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显得至为重要。 时常听到有人抱怨,这是一个物质富足而精神贫乏的时代,还有人说: “ 物欲横流的可怕后果,并不仅仅在于对普通百姓的误导,更在于对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坚守的价值理念的冲击。 ” 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追名逐利等行为,在当今社会中愈演愈烈,让公众对专家和学者群体感到失望。的确,这是一个诚信普遍缺失的时代,社会整体上遭遇了诚信危机。 什么是 “ 诚信 ” ?我在《诚信 —— 有效领导的基石》一文中,曾列举了对诚信行为的一些描述: ▪ Lead by examples 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 Take responsibility 勇于负责 ▪ Deliver what ’s promised 说到做到 ▪ Loyalty 忠诚,信誉,义气 ▪ Sincere and honest 真诚和诚实 ▪ Candid and open minded 直率和开诚布公 ▪ Listen with respect 诚恳虚心的倾听 ▪ Be transparent 透明 ▪ Be consistent 表里如一,前后一致 作为知识分子,具有良知,追求真理,说实话,是我们推崇的理想价值的一部分。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诚实守信显得弥足珍贵,因为他们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动力,引导社会文化风尚的楷模。 比诚信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责任感。 “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 ,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今日社会并不现实。但这种处世态度,也极大地辜负了人们对 “ 知识分子 ” 的期待, “ 铁肩担道义 ” 才是积极的知识分子立场。 “ 五四运动 ” 的命名者、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家伦在《知识的责任》一文中写道: “ 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 ” 所谓知识的特殊责任,既指学术责任,更指社会责任。 知识分子要怎样才能肩负起这样的特殊责任?或许我们可以看看 “ 科学偶像 ” 爱因斯坦带给大家的启示。 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无疑是伟大的,但更为令人称道的是他对人类社会的关切和忧虑,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时刻牢记和勇敢践行。 当爱因斯坦在获悉铀核分裂和链式核反应的发现,并了解到德国正在积极从事原子能方面的研究之后, 1939 年 8 月,他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着手研制原子弹,以免纳粹占先,会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整整 10 年以后,爱因斯坦在谈到 “ 关于建议制造原子弹的动机 ” 时,却非常后悔地写道: “ 关于原子弹和罗斯福,我所做的仅仅是:鉴于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危险,我签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的给总统的信,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当初我同西拉德一样,都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朵拉的盒子。 ” 这段广为传诵的故事,绝非爱因斯坦因 “ 犯错 ” 而关心社会的特例。从 1914 年发表第一份反战声明,到 1955 年逝世前签署 “ 罗素 — 爱因斯坦废止战争维护和平宣言 ” ,他一直都在为和平奔走,象牙塔并非他唯一的栖息之所。 知识分子何为?诚如哲学家周国平所言: “ 质言之,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 身为知识分子,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谨以此文作《知识分子》创刊纪念,让我们一同前行,做永远的精神价值守护者。在这里,愿你与 “ 真善美 ” 再次相遇。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识生活。 中国需要 “ 知识分子 ”—— 独立思考的个人 谢宇(《知识分子》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知识分子》终于上线了,我和饶毅、鲁白每人写了一篇创刊词,从不同角度阐述 “ 知识分子 ” 的涵义。我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具有自己独立想法,并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个人。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需要分工,人与人需要合作。在社会中生存的个人依赖于社会,受社会的影响,但个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每一个个体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常取决于某一个关键人物,例如牛顿提出的力学理论,改变了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知;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揭开了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规律;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重塑了人类对于时间空间的理解;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的社会文化。 个体之间的差别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也是创造力产生的根本来源。科学和其他的创造性活动 —— 文学、艺术、哲学 —— 所需要的创造力都主要来源于个人,而不是国家或集体。 自古以来,个人的创造性和整个社会的稳步发展,是存在一定冲突的。一方面,社会的发展需要规矩、需要稳定、需要约束个人。例如儒家所讲的君臣制度,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等级分明、中规中矩的社会。但另一方面,这样的社会结构过分强调社会稳定,从而限制了个人的思想和创造力。 西方科学的产生,来自于贵族,来自于一批没有国家干涉、不需要操心温饱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不依赖于国家、集体和任何的机构,而进行完全自由、且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实际上,这些思维活动独立于当时的政治、宗教。 在西方科学发展以前,他们有文艺复兴,有思想启蒙。这些方面的进步,不是因循守旧带来的,而是一群知识分子本身的创造性带来的。反观中国的现状,为了稳定的社会秩序,我们要求学生服从老师,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这种上下有序、遵守规矩的制度可能对社会某一方面的功能,比如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帮助;但同时,它们也抑制了个体的创造性。实际上,从长远来讲,这样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思想、新的尝试,而不是一直坐享别人的成果,仿造别人的技术。我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中,最缺少的,就是被社会忽视和约束的个人创造性思想。因此,中国当前应削弱国家和集体的影响,更多地强调个人的思想和个人的贡献。 我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以个人的身份、个人的想法,参与知识领域的讨论。这个讨论可能是科学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历史方面的等等。讨论的内容不重要,但讨论的方式很重要。我们应该鼓励学者站出来,发表他们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而不是作为某某机构的官员、领导来参与讨论。因为你一旦变成某个单位的领导,你讲的话,就不仅是代表自己的,还是代表这个机构的。那你说的话、发的言,就不可能有创造性,因为你只能重复你的领导、机构和国家的已定型的说法。知识分子的使命,就应当托付于中国年轻人当中。我们强调思想的重要性,强调以个人为载体,强调独立思考、独立创新的范式。这是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也是知识分子能做的。 小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是,我们应该做一颗 “ 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 ,为了机器的正常运作,而甘做里面最不起眼的部件,可是假如我们大家都去做螺丝钉,都去做机器的部件,那么谁来设计这个机器,谁来创造这个机器,谁来改进这个机器呢?只有独立思考、独立创新的个人,才拥有这样的能力,通过创造力改进这个机器。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有不同的角色。在家里面,我们可能是儿女,可能是父母,可能是丈夫、妻子;在工作中,我们可能是同事,可能是上下级,也可能是合作伙伴;在职业上,我们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医生,可能是工人。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分工都是多种多样的。 对很多职业来讲,人们工作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有创造力,因为相对来讲,这些工作的流程已经被标准化了,就跟流水线一样。那么,独立思考、独立创新的创造力,可能是用在工作以外的方面,比如他可以增加文学修养、关注社会热点、培养个人兴趣等等。但他们的本职工作可能相对规范化,按已有的要求做好就行了,创造力并不是他们工作的最主要部分。但对知识分子来讲,他们的工作本身就需要创造力,因此不应该用流程化的设计和管理方法,不应该被老板或是上级预先规定。 然而,中国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的知识分子,就像技术工人一样,用统一的指标来要求、衡量他们,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创造性的工作者,他们的工作不是程序化的,不能随便让外行的人来评价和管理。创造性本身就难用统一标准来衡量,把思想应当开放的人进行程序化的管理,这导致了许多中国高等学校的学者缺乏创新。 知识分子应该以追求知识、追求独立思想、追求创造性思想为职业。他们不是在业余生活中发挥创造性,而是在职业中发挥创造性。他们工作的价值,就是在于他们的想法和其他人不一样,在于他们的标新立异。所以,社会应该对有志于标新立异的人,对思想独立、有追求的人给予充分的自由。 《知识分子》就是为有独立想法、有创造性追求的一群人服务的,让知识分子们能在这里分享彼此的想法和追求。 总的来讲,《知识分子》是以提倡个人独立思想、提倡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新风尚而创建的平台。我本人也很愿意,为发扬这种风尚贡献一己之力。希望大家在我们的文章中,能够看到我们所强调的 “ 知识分子 ” 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识生活。 欢迎个人转发分享,刊物和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事宜: zizaifenxiang@163.com 。 《知识分子》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并担任主编。关注请加微信号: 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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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四十不惑”是个“千年老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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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四十不惑”是个“千年老坑儿”?   大民   两千多年前孔子挖了个“坑儿”,很多中国人掉进去了,至今没爬出来。   这个坑是“四十不惑”。   我最近考察了一下,发现所谓“不惑”就是看问题明白了,通透了,对于人世间明的暗的“规则”了如指掌,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了。“不惑”了的人基本上是这样的:不做没做过的事情,不做有风险的事情,做任何事情都要在心里一遍遍盘算投入和产出比,甚至连本能方面的需求也要计划好了按流程操作,以完成任务为主要目的。   在中国文化里,“老成”是个超级褒义词,四十多的人若还有激情有活力,新点子一个又一个,大多是不被领导看重的,周围的朋友们在夸他年轻活力不服老的同时,一般也存了一份疑虑:“这人……行吗?”有人不到四十就说自己提前“不惑”了,意思是成熟了想开了,凡事无可无不可。我遭遇过一桌子四十多男人争喝酸奶的奇观,原因是“四十多了喝白酒不行了”。我有个外地朋友,我问他的电子信箱是什么,他说“我都四十多了哪里来的电子信箱”!当然,也有人七老八十了还像个孩子,一般都是作家艺术家。韩美林七十多了说起话来还手舞足蹈,提一些三岁孩子的问题。马克思六十岁了还开始学俄语而且学得不错呢。   我自己是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穿越“不惑”之年的。之前的很多年就为这个两千多年的“坑儿”伤脑筋。我是编杂志的,整天为杂志的发展神魂颠倒,半夜想出点子来也赶紧给领导发过去,很显然,这就是不成熟不明白有思想有追求有野心不安于现状的表现。就这水平,够得上孔老先生的“不惑”标准吗?   “不惑”的长寿面吃过了之后我发现一点也没变,似乎也没必要为这么个两千多年的虚无缥缈的“坑儿”困住了自己。我就是单纯懵懂激情冲动又怎么了?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只要善事好事,率性地做一下又如何?   我接着又反思了一下孔子挖的这个“千年老坑儿”,忽然有重大发现: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完全是小农经济,天人合一,靠天吃饭,男孩女孩到了青春期就结婚生子,十四五岁就可以当家长了,四十几岁当爷爷很正常。当了爷爷的人“不惑”一下应该没什么不可以。现在呢,三十岁才刚刚读完博士学位呢,四十岁才是个只有十来年工龄的新手、生手,怎么可能“不惑”!怎么能够“不惑”!   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是累加型的,越是文明发达就越是需要继承和学习更多的东西。过去三门基础课就可以上大学了,现在是十几门一块考还不过瘾,还要加试特长爱好音体美。八十年代初的高考数学题让现在的初中生来做,已经是小菜一碟。寿命长了,要学习的东西多了,要进入社会,做一个优秀的社会人,十年寒窗苦读根本不够用,要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一生奔跑不歇息。   “人生从四十岁开始”,这是一百年前一个西方女作家说的。四十岁,生理心理成熟了,孩子也生育完成,各方面还是年富力强精力饱满魅力无限,怎么说都是开始真正的精彩人生的时候,若是因为孔子挖的那个古老的“坑儿”造成心理阴影,战战兢兢,犹犹豫豫,那可真是害死人了!   我这段时间热衷写“博文”,朋友们发现我还是有激情有活力有责任心,表扬我是个“热血青年”,我很高兴,说明我以实际行动爬出了“孔子老坑”,心理上战胜了国人所谓“老成”“稳重”的观念误区。告诉自己,我还年轻,还可以干些事情。   大多数人一路奋斗过来,过了四十基本上就懈怠了,殊不知已经到了成功的临界点,再坚持一下就会成功。但是因为为了符合所谓“不惑”的标准只好放弃奋斗,变得谨小慎微,循规蹈矩起来。我已经过了四十岁,可还是不舍得懈怠,准备推迟“不惑”到五十岁。   这话很严肃,不是开玩笑。   如果五十还是不能“不惑”呢?那我就再推迟十年。六十不行就七十,继续推迟!退一万步,像冰心、巴金那样,将对真理正义的赤诚和激情燃烧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不也很好吗?   (原发《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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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中国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双重载体
geneculture 2015-6-25 23:45
甲骨文是刻在龟壳上的。我们的话题,可从甲骨文(物化的中文汉字)和易经的特殊符号(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数字和文字二为一体的极为特殊的双语)说到博大精深的中文(中国文字、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国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双重载体,及其在计算机时代将再度崛起的双重形式化的中文棋盘(形式化的中文字屋)--这个机会是西方强弱两极的人工智能观点及方法都没有解决的自然语言理解即歧义如何排除的问题,其典型应用之一就是如何提供高质量的机译结果--很好的双语对(无论是短语还是句子)的问题。 典型的广义双语(语文和算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当时的中国既没有拼音文字也没有阿拉伯数字,只有汉字和易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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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罗慰年:刘小枫可以崇拜毛泽东,但不能忽悠人
fqng1008 2015-6-7 16:34
【邓晓芒,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任哲学系教授、博导,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2009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训会:前段时间,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刘小枫的“国父论”,那篇文章虽然反响不小,但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还是偏学理了,您能不能再就这个话题做一个相对浅显一些的点评。 邓晓芒:我的文章没有评刘小枫的观点,只是评了他的学理,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什么观点都可以。要崇拜毛泽东也未尝不可,喜欢他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不能去要求这些人不喜欢他。但是,刘小枫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把道理讲清楚,不能忽悠人,而且我相信,凭刘的智商,他绝对不是说不清楚的。那么,我认为,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做学问不太诚实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有点看不过眼了。 这些年来,不是逼到我头上我不会主动去说别人什么的,不去过多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我觉得非说不可了,不说的话就失职了。做学问的人,碰到这种忽悠的事情,而且是有着这么大影响的一个人在忽悠,就确实有发声的必要了。于是,我就花了一个星期写了那篇文章,对我来讲,花这么长时间去写一篇文章,还是比较少的,最后完成的稿子也不是很好读,至少不是那么适合大众阅读,太长了。 袁训会:因为您评述的是刘的文章,写作中势必要引用很多他的东西,这也影响了您那篇文章的可读性。 邓晓芒:对,而且还要逐一进行逻辑辨析和事实澄清,一般公众可能不太爱看,他们爱看的就是观点打架,你什么观点,他什么观点,就像看一场球赛一样,我站在哪一边,他站在哪一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觉得这一点有必要做些改变了。中国老百姓太过于喜欢凑热闹,而我跟刘小枫论争恰好不是凑热闹,而是要讲道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老百姓也要学会听道理了。 像我前边讲的,刘小枫讲什么观点都是可以的,他说孙中山不如毛泽东,可以说,但前提是得拿出证据来,而不能光喊口号。作为一个影响力这么大的学者,就更不能只喊口号了,学者要做的工作是讲道理。 袁训会:应当说,这些年来,从刘小枫的一些文章里边,很多人读出了他的转向。因为,刘本人早年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启蒙者,包括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年纪大很多的人都有读他的书,这一点,在您的那篇文章中也有提及。 邓晓芒:我们都受他的惠,他早年研究基督教、研究海德格尔、研究西方现代哲学,因为他外语好,当时很多东西都是他引进译介的。所以,我们当年虽然打交道不多,但是确实是朋友,我也不否认他做过的贡献。 刘小枫转向是骨子里的士大夫情结作怪 袁训会:有学者分析说,近些年来,他受施密特的影响太大了。 邓晓芒:受谁的影响都可以,但是我觉得问题根源还在于,刘小枫骨子里那股士大夫情结太重。中国的士大夫素来离不开政治,最后都要走上从政的道路,但要想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就必须借助某种政治力量才能上位。而且,这些士大夫最骨子里的东西就是辅佐帝王安邦治国,当帝王师,我想,也正是这个因素使得刘小枫能接受施密特吧。从学理上来讲,施密特其实是没有多少真东西的,他只是代表了一种学术倾向,作为一个纳粹法学家,他最重要的倾向是把哲学归结为政治学,进而充当政治工具。当然,在德国,这套东西多少还是有些学理的,拿到中国来一说,它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为“阶级斗争”辩护的一种学说了,进而演化成帝王之术。 袁训会: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施密特搞的那一套东西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阶级斗争理论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可以用施密特的相关理论来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但另外一些学者指出,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邓晓芒:不是一回事,但是刘小枫把它搞成了一回事,因为纳粹哲学家还是有他的学理的,不管是希特勒、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它都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区别,中国人不讲什么理论,一搞就完全是政治工具,西方人还不是这样。海德格尔也曾经为纳粹服务,但是海德格尔的理论是非常深的。施密特虽然被定性为纳粹哲学家,但是他肯定是有他的学理的,但是中国人把他引进来,就把那个学理全部撇开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把他的政治倾向引进来为我所用。而且中国知识人历来就是如此,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其实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有着很深的哲学学理,但严复在翻译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删掉,仅仅保留了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观点。他所谓的翻译要求做到信、达、雅,他自己首先就没做到信,他翻译的时候就有选择,而且有歪曲和引导。刘小枫更是免不了,中国这些五四以来甚至于以前的介绍西学的人总是想把西方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摆脱不了这个传统情结。所以,刘小枫的转向也好,提出国父论也罢,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士大夫情结在作怪。我早就说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基督徒,尽管他入了基督教,也拿了神学博士,但他至多只算得上一段时间的“文化基督徒”,不是正儿八经的基督徒。 袁训会:针对刘小枫的这种转向,不少学者表示了担忧,认为他引进并且演绎施密特的那套理论,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理论,他们将之视作一种极右理论,而在国内与之对应的还有另一股极左思潮,他们认为,这两股思潮对中国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您又怎么评判这种观点? 邓晓芒:当然这些概念都不是很准确,但是指出的问题大体上是对的。 文革虽然是极左造成的,但是现在为文革翻案就有极右之嫌,因为这种观点主张回到文革,并不是真要搞社会主义,主要是着眼于那种威权统治和对最高领袖的盲从,和当年的纳粹差不多。 西方是肉吃腻了要减肥 中国则是饭都吃不饱 袁训会:在国内,与刘小枫一样,在诠释国家主义这块有着异曲同工的另一种思潮,我觉得应该是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新左派”,虽然这两者研究的旨趣和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可能有些区别,但是最后达到的现实效果是极其类似的。而且,我注意到,他们的学术作品都比较生涩,一般人很难读得懂。 邓晓芒:他们打的是都学问派这面旗帜,包括刘小枫,他的文章开口就是“你们要讲学理”,他们就是用学理这种东西来唬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给他们清理。90年代,我读汪晖的一本书,当时就想写一篇文章去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刘小枫一样,汪晖的论述也是处处是漏洞,仔细辨析的话,是没什么学理可言的,思维逻辑也是不清晰的,他只不过是堆砌了很多新学术名词,用这些名词唬人,搞得他好像很有学理似的,但实际上大多是些情绪化的表达,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无奈,我没有太多时间来做这个清理工作,而且汪晖的书很厚,我逐一清理,时间成本上太划不来了。 袁训会:但汪晖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邓晓芒:这是因为汪晖的学术主张同国际上近些年出现的后现代思潮比较吻合。确实,就某些西方国家而言,这些年来理性主义开暴露出某种片面性甚至弊病,于是,这些国家的部分学者对照本国国情,开始对启蒙、理性等传统价值理念进行反思,认为什么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理性主义,还有本质主义都过时了,当今社会需要做的是回到一种原始的混沌的不下定义的状态。汪晖对中国问题的解读和发声,恰恰迎合了西方的这股新思潮,但这显然是一种文化错位。现在总有那样一种声音,认为启蒙、理性这些都是西方不要了的东西,是西方丢弃掉的东西。也许某种程度上,事实确乎如此,但我要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启蒙和理性仍旧是我们最需要的。西方国家是在启蒙和理性已经成体系,并且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制度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去反思这种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可以促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但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我最近出了一本《启蒙的进化》,在书中,关于启蒙,我的观点是启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启蒙需要一点一点往前推,正如福柯所理解的那样,启蒙是一种哲学的进取方式。 在西方,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表达,而且是在整个体系已经固化,想动摇也动摇不了这个前提下,后现代思潮再怎么高谈阔论都没关系。汪晖这套东西,他拿到外国去说,我也没意见,但是拿到中国来说,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面对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嘛!人家是吃肉已经吃腻了,减肥,我们这些贫农,这些打工的,连饭都没有吃,连馒头都吃不上,他却说要减肥,这不是搞错了对象吗?所以,他们这一套忽悠,完全是挟洋以自重,是不切实际的。人家说我是西方派,我哪里是西方派啊,汪晖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方派,挟洋自重的西方派,适合于住在西方,却偏要在中国发言。 袁训会:汪晖的受重视,是不是跟一些西方学者也有关系? 邓晓芒:在西方,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也会用中国的例子来为西方的后现代弊病作证,比如桑德尔就拼命的夸中国,说中国搞得如何如何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理性的启蒙的弊病。这显然也是搞错了。连李泽厚都不同意桑德尔的那些东西。当然也不能说他讲得完全没道理,桑德尔的理论放在西方国家的当下背景下还是有点道理的,而且他是比较先锋比较激进的,对西方现实也是有实实在在的触动的。但对中国就完全是一种误读。 中国的自由主义仍旧很不成熟 袁训会: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刘小枫还是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的观点不仅更能为官方所认可和接受,而且在民间舆论场也得到了高度的认同,相反,在整个21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却是逐步式微的,您觉得,这其中因由又是什么? 邓晓芒:我觉得这不奇怪,中国作为一个皇权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摆脱不了这种皇权主义的影响,天天巴望一个青天大老爷来为自己主持公道,上访等行为都是这种表现。 另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本身还不成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很多很有名的而且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有点悲壮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都不是很成熟,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一般思想--叛逆思想这个层次上;他们继承的是从老庄到魏晋名士(像竹林七贤)再到明清异端的叛逆传统。但是,这个传统跟自由主义中间是有一层隔膜的,并不不能等同于自由主义。我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包括鲁迅,鲁迅应该算自由主义的一杆旗帜了,但是鲁迅自己承认受到老庄影响,而且他特别欣赏民间的叛逆,欣赏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的人物,当然,也不是说不能不欣赏,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能反抗总比不反抗要好。但是,另一方面,鲁迅的思想也已经开始跳脱出这个框框,他的作品中闪现了不少更高层次的自由主义思想,但鲁迅毕竟不是哲学家,他并没有对这些思想做一个澄清。 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澄清自由主义的一些原理,梳理像独立人格、人权、民主这样一些概念,逐一澄清,继而同以往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和附会划清界限。当然,划清界限也不是说传统的那些东西都要不得,而且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要想自己的身上完全没有传统留下的烙印,那也是不可能的,拿我个人来讲,我就认为自己也承袭了中国传统中的那种叛逆精神。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想把传统里边的这部分同真正的自由主义原理划清,虽然中国人一时半会还不见得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做到自由主义的一些要求,但这些原理必须作为自由主义的标准竖起来。遗憾的是,在很多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那儿,这个标准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他们还是没有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根源,没有搞清楚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之相关的像人权、民主和法治等理论的真正原意,他们都没有下足够的功夫。所以,他们在骨子里抵挡不了来自其他思潮的批评。 一些自由主义者想搞宪政,但是当他们面对毛派的攻势时,却怎么也招架不住,因为毛派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套东西,它会显得更加振振有词。比如,拿平等来讲,毛派也讲平等,但这个平等跟西方自由主义原理里边讲的平等观该怎样区分,自由主义学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远远不够。像刘小枫的文章里,就提出毛泽东搞文革是要追求平等,我认为根本就不是什么平等。为什么不是平等?这在我的文章里边早就做过解释,但现在像这样的工作,做的人还是太少了。 什么才是平等,我认为,平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有一种观点说,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主义却只讲自由,这是完全不懂得自由主义原理的外行话,以为平等和自由可以分开。我们说,尽管自由和平等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只能是自由人的平等。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真正尽到启蒙的责任 袁训会:据我所知,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出现和发展的时间比毛左和新左都要早,而且是早很多。这一思潮自从被引进中国后,虽然会有一些演变,但总体感觉,它始终还是尝试着在中国进行启蒙,而一直都没能成为参与政治的主导力量。 邓晓芒:这个恐怕还要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主要还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所导致的,中国很多民众的思想水平仍然停留在几千年以前或者是文革时期,没有什么长进。当然,民众没长进的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没有长进,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的真谛说清楚,没有真正尽到启蒙的责任。 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当务之急应当是把启蒙的一些道理,包括普世价值的一些原理原原本本地搞清楚,然后写到自己的文章中,贯彻到自己的言行中,让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受到感染和熏陶,进而超出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思想局限。我认为,现在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所以我才讲“第三次启蒙”,因为虽然老百姓的思想里边还会有不少困惑和冲突,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以上访为例,到了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还是选择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来维护新的权利,解决新的问题呢?实际上,通过这种类似于拦御驾式的上访是维不了权、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现在的情况,已经跟49年以前农村里边的那种乡绅社会很不同了。 传统的熟人社会里边,官府机构平白无故整死一个人,他所生活的那个宗族里边的人根本就没法容忍,整个乡里很快就会闹起来。现在则完全不同了,现在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原子,而个体被整死后,他根本就没地方告,也不会有人替他说话,不如踩死一只蚂蚁。但是,也不要因此而灰心,不要以为是个体就对抗不了,该维护的权利还是要尽力去维护。但显然,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所做的启蒙工作和理论准备是很不够的,有些领域,甚至根本就没有做。 当然,这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搞民主的一个通病,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由于前期的启蒙不到位,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即使是实现了自由民主,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比如泰国的问题,再比如,台湾这次学生闹事的问题,都属于不成熟,启蒙、民主观念都不成熟,上街的学生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就可以代表人民,因此就可以闹事,就可以怎么样,一身正气,不懂得妥协。虽然他们很可爱,站在立法院讲台上面,觉得自己已经能够掌控天下了,实际上言行是很幼稚的。 袁训会:甚至宣称自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邓晓芒:虽然学生们的诉求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必须遵照一套程序,而这套程序远不是纸上的规定所能确立的,它需要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观念作为支撑,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没有形成这种观念。 相比台湾,泰国就更离谱了,他们是红衫军闹完黄衫军闹,黄衫军闹完红衫军闹,闹个没完没了。红衫军代表底层,黄衫军相对有钱,于是,在黄衫军那儿,上街的理由就是他们纳税多,政权应该是他们说了算,反对普选。这哪是什么启蒙和民主的观念啊?那谁钱多谁就上台,这跟传统意义上的买官卖官有什么区别?太荒唐了。这只能说明,泰国在进行民主选举之前,知识分子做的启蒙工作太不到位了,甚至可以说在泰国,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像样的启蒙 长远而言文化心理层面的改变才是根本 袁训会: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公知”的问题,如果从价值取向来判断的话,应当说这个群体中还是偏自由主义的人更多一些,相信您肯定也注意到了,“公知”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污名化得不成样子了,当然,这里边除了一些政治因素以外,“公知”群体本身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他们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仍旧乐于“喊口号”、“扣帽子”。 邓晓芒:你说的这些都客观存在,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有人去做的,包括像贺卫方他们针对现实中的司法不公发声,就是应该的,而且我也很佩服他们,觉得他们干的很多事情是不错的。但是,我更着重于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针对现实发声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就长远的角度而言,恐怕文化心理层面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我把更多的把精力放在了这方面,也就是研究中国人内心的那种思维模式。我认为,这个思维模式是不自觉的,可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不管一个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官僚还是公知,某种程度上都存在思维模式的问题,我认为,是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好好检讨一下了。然后,慢慢地将之扩展开来,通过文化讨论等方式,进而提炼出更高层次的理论,再去影响一般的知识分子,最后逐步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这样做才可能有效果。 今天的中国,就经济层面而言,虽然遭遇了诸如国进民退等方面的阻力,但总体而言,市场化仍旧是改变不了的必然趋势。我前面讲的事情,同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是相适应的,我们有必要营造一个符合经济市场化方向的意识形态,包括相应的文化心理基础,而国民性改造就是第一步。 我们说,鲁迅虽然看到了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但是他无处着手,因为单从文学方面入手,是触动不了根本的,当然,也会起到一些效果,比如我们就受了不少鲁迅作品的启发,但是,要去真正触动这个社会的深层肌理,还是得从头做起,鲁迅先生只是给我们指了一个方向。 “文化决定论”就是一顶帽子 袁训会:如前所述,您这些年主张做的主要工作是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思想启蒙,而且一直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对现下体制的影响,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某种程度上像是一种文化决定论。 邓晓芒:这就是一顶帽子,只要强调什么东西很重要,他就说你是什么决定论。我当然不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我只是说进行思想启蒙的作用更大一些,更深层次一些,影响更长远一些。否则就算建立了宪政民主,也搞不好,最后就会弄成泰国那样,甚至更糟糕。伊朗号称也搞投票,搞选举,但你能说伊朗是民主国家吗? 别人走的路好,你就得学着走 袁训会:您说的一百年走出来,这个“走出来”是指什么? 邓晓芒:那就是别的国家已经探索出来的那条路啊,我们终究还是要踏上这条正轨的。自己走的路和别人不同,这没什么可骄傲的,相反,别人走的路好,你就得学着走,当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走,保留自身特色也无可厚非。 尽管走上这条路的,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它终究是人类的发展方向,而且一旦走上这条路,不管成功与否,都是很难退回去的,印度、埃及、俄罗斯都退不回去了。不能因为你走得不好,摔跤了,就说是路不好。 袁训会:您所说的“一百年”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真正的正常化或者说现代化,还是其他? 邓晓芒:这当然不是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中国人要意识到自己是个人,从文化心理上意识到自己有独立人格,这个恐怕比国家正常后还要远一点,它至少要具备下边这么几个条件: 首先,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把权贵资本主义彻底改掉,然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才会慢慢地适应正常的市场经济和它的发展。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中国人到外国去,实际也就适应了人家那里的规矩,也要不了多长时间,只要你的法制健全,你能够正常运作,政策和法律给人的预期就是,诚信就能挣钱养活自己,搞歪门邪道就会亏本,就会倾家荡产。诚实劳动、诚信发财,这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教导也是相符合的。但是市场经济这一套规则要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还不光是目前的既得利益阻碍,将来还有体制上和观念上的障碍要突破,所以我估计中国人的思维真要转过来,可能还要一百年。而且你看现在的教育,教出来的这些学生仍然是那种不开窍的,被洗脑了的,首先这个东西要改,这个东西五十年能不能改得了或者三十年,然后再培养出新一代人来。 中国不能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袁训会:也就是说,这个烙印可能要几代人慢慢地去掉。 邓晓芒:所以,对于现下体制内对一些浅层次方面的改革,我抱以比较悲观的期望。另一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能够做的就是从深层次去思考厘清一些问题,但这与外部大环境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外在控制方面没有一些人去争取一些权利,知识分子研究出的那些东西,官方直接给封杀了,相应的理论也就没可能产生影响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怎么能没有公众知识分子呢?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游离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或者说不受收买、不受控制、能自由发展的这些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对其进行污名化呢?这说明中国民众的观念还是陈旧的,总认为跟政府过不去的人不是好人。 当年我研究康德,康德提出不可知论,他对于世事的看法、国家的看法、权力的看法跟我们今天差不多,而且他认为不光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一般的人也不该用暴力去抗拒暴力,他认为推翻不正义政府的行为本身也是不正义的。在康德那儿,民众应该保留的唯一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教科书上说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现在看起来,这种软弱性其实是有他的道理,因为他追求的是超越意义上的正义,任何人都不能代表正义,不管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还是尼德兰革命,都不能代表正义,因为革命成功后,新的世俗政权在上台的那一刻就不再完全代表正义了。 但是,被统治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正义的标准去要求和批评政府,这就是康德说的唯一权利——言论。现代社会,人的政治本性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国家,国家的命令也是每一个国民应当服从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民众和国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各自出于自身利益展开斗争,而只有言论是可以把那种理想性的原则拿来作为标准,能够要求世俗的国家也好,人民也好,都要以此为标准来改善自己,于是历史就会慢慢的前进。 康德提出的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康德主张不要抗拒暴力,但是他又不悲观,他认为历史肯定会越来越文明,他最高的世俗理想是走向民主、共和,甚至于包括国际的理想--永久和平,某种程度来说,今天的欧盟不就是永久和平吗。 袁训会:“永久和平说”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很小。 邓晓芒:对,今天如果有人说法国和德国会打仗,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他们已经相安无事几十年了,原来却是夙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是很有预见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袁训会:但康德这么说也容易被人批评,是不是过于浪漫化了。 邓晓芒:所有人都批评他,后来黑格尔也批评他,黑格尔说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战争是必要的,战争可以使人类保持活力,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种观点比康德更加过时。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把政治和教育混为一谈 袁训会:说到这儿,我想起前段时间读余英时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说中国转一个身很难,在那篇文章中,他认为最终的解决之道可能还是要集中到倡导法治这一块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邓晓芒:目前我觉得最紧急的是从教育体制入手。最近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卸任,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揭示了一些教育中的弊病,以及自己的诸多无可奈何,现在是人人都无从着手,无力改变。 所以,我曾经说过,教育改革的最佳时机在80年代初期,因为那会是体制最不完善的时候。反倒是后来随着体制的逐渐完善,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今天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很多是一批听话而又心怀鬼胎的人,通过教育去磨掉人的锋芒,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深谙处世之道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教育会让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去学习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对于这一套东西,相信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从小学就开始做一些改变的话,还仍旧实行的是原来那一套教育方式的话,其他方面很难有让人满意的起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教育改革问题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教改的前提是政改,比如,在学校里取消政治课,开公民课,原来有人还提出过大学里面要取消党委,这些显然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我在《中国教育的病根》那篇文章里指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政治和教育混为一谈,古代就有皇帝是最高导师的传统,所有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再就是伦理规范中非常看重“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我们先不管天地,只消说君亲师一体,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的死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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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崇的普世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
热度 4 jiasf 2015-4-23 19:34
习总参加第三次万隆亚非会议,发表 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号召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传递出了中国推崇的普世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 不论是哪国人,都是地球人,都是人类的一员。地球只有一个,资源不足、环境退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必须完成的共同使命。因此,国际社会应有共同利益观, 平等合作, 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为了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树立平等的权力观,统筹协商全球治理。 不管为了什么高尚的目的,制造冲突和混乱,或运用霸权强迫、欺凌,都不是正义。 还是中华文化推崇的和谐、互让、共赢价值,更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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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李明阳老师-中国文化会继续扩张
热度 6 gaoshannankai 2015-2-21 19:25
李明阳老师的博文 历史的沉浮话爱国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14548-869335.html 里面提到了中国发展的一部浓缩历史,正好对我此前的一篇博文 里面提到的一个观点有支持作用。 那就是即使近代中国领土被列强 蚕食,但从更长一个历史时间窗口来看,中国的文化是扩张的。 这种扩张来自于中国文化内在的几个特征: 1. 大一统文化, 包括和为贵,好面子 等一系列 因素 ,历代统治者都喜欢大和全, 包括我们现在大工程,大项目,大平台,科技界又开始打造科研航空 母舰,都包含这个因素,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假大空。 2. 实用主义, 包括中庸之道,等一系列因素,反正对我有利就干,也别管 从哪里来的,偷来的也行,所以中国人好学习,但是缺乏独立思考,西方技术很容易 在中国得到发挥,同时盗版盛行。 中国人弄虚作假,世界第一。 3. 阴阳学说 , 中国人考虑会从两面出发,我没你跑得快,我可以让你跑得慢;当面 打不过你,背后我可以把你孩子扔到井里。统治者外推儒佛,内用黄老,可以利用一派打压另一派, 坐收渔利。 日本当年侵华搞以华治华就是来自这个思路 ,但是没有贯彻好。 等等,这里不在列举,这些文化因素是根植于我们生活中的,不管冠以儒家,道家, 或者国外传来的佛教,共产主义任何名词,都改不这些固有因素。这些因素 导致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张和传播。 虽然明末以后,由于科技落后,导致中国文化一度成为失败的代名词,但是 如果把近代这300年放到更大的历史窗口来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日本经济和文化 扩张的失败的旧路线,中国不会走,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我们的文化会继续扩张。 未来世界发展的两条主线-你我都能看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07017-8617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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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进步——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和香港占中
热度 5 qyu111 2014-10-26 10:37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法制公报”发表:党的领导下的法制。 习大大高水平:不是“民主”法制,而是党主法制。又一个中国特色! 邓大人经济改革,习大大政治改革,最后实现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西方世界影响下、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逐渐进步。 这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和平演化 ,而不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暴力革命 。希望香港的“民主人士”(实际上是“ 我 主 斗 士” ) ,好好学习党的“法制公报”,看清形势、尊纪守法、以和为贵, 改变中国人的内斗习惯, 让香港成为 协商法制 的样板,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什么时候学会理智协商了,民就自然做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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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文化的包容性
热度 4 张能立 2014-9-27 18:38
当下中国的“国粹派”对抗和阻挡欧美文明的时候,常常亮出“必杀技”:欧美文明是排斥性文明,而中华文明是包容性文明。事情果真如此吗? 人类社会的问题,往往需要通过观察和分析大自然的演变获得启示。中国宋代伟大的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中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类似的意思。只要具有正常理性而不带任何偏见,我们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两个地方具有包容性。一个地方就是垃圾场,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大海。分别见图1和图2: 图1 垃圾场 图2 太平洋 虽然,垃圾场和海洋都有“包容性”,但是,仔细分析,两者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异。垃圾场的“包容性”在于不论是垃圾,还是非垃圾,在垃圾场都有一席之地。垃圾与垃圾之间,非垃圾与非垃圾之间,垃圾与非垃圾之间,彼此“相安无事”。对于大海的“包容性”,中国有一句成语“百川归海,有容乃大”,做了很好的形象说明。显然,没有百川归海,海洋因太阳暴晒不断蒸发而枯竭。但是,百川奔波了数千里,沿途裹挟着黄泥和各种有毒物质。如果海洋对百川中的黄泥和有毒物质,听之任之的话,那么,海洋将会失去蔚蓝的本色。因此,一方面大海欢迎百川归来,另外一方面,大海充分发挥固有的“排毒养颜”功能,将百川中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将其有毒的成分分解和转化掉。就这样大海就是自觉运用科学真理,对百川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得大海一方面蔚蓝的本色依然存在,另外一方面通过从不间断的百川,实现了不断补充新鲜水液。 当然,某个民族建设什么样的包容性文化,是其人权,其他民族无权干涉。但是,垃圾场这种“包容性”文化,肯定是要挨大海这种“包容性”文化的“打”的,假如两种文化起争执的话。如果我们中国人愿意选择挨打,那么,笔者上面说的这番话就是一个P。如果不愿意挨打,除了走大海这种“包容性”文化,敢问还有其它出路的么? 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欧美文化,走垃圾场这种“包容性”之路,都是死路一条。只有走大海这种“包容性”,也就是说,始终用现代人性和科学性,检验各种文化成分,发现存在养分就留下,发现存在有毒成分,就分解或转化,这样的文化的“包容性”才是活路! 复制 去Google翻译 翻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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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和合学派在沪创立
热度 28 何裕民 2014-9-15 20:07
本周五,中医学和合学派创立暨何裕民教授收徒仪式将在上海举行,中医界又增添新力量。 据悉,中医学和合学派是由著名中医肿瘤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联合一批有识之士共同创立,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指导思想,致力于研究和实践现代科学中医,商讨中医及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何裕民教授追根溯源,在朱丹溪“相火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进,立足现代中医,厘清传统医学脉络,融合西方医学、生态医学、心身医学、人文医学、伦理学等思想体系,从哲学角度对中医学进行系统解构,探索医疗资源分配以及促进医患和谐等相关问题,为百姓健康提供实际解决方案。 中医学和合学派,既承载着复兴中医,复兴中国文化的责任,又可成为培养中医人才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本次何裕民教授收徒计划为7名博士,2名博士后,同时期望更多业界人士的加入。 此举得到了国家高层的鼓励首肯,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生态健康基金会,北京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大连医科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专家教授纷纷发来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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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李银河:中国人大多是无神论者吗?
热度 1 wyuehua2004 2014-9-11 08:05
今天,看到新浪网特别推荐的博文《精心呵护自己的心灵》(作者李银河)(原文附后)。该文写的通俗易懂很让人能接近!但文章的前提、推论观点思量一下似乎又让人有点疑惑! E缪斯音乐社区gh$qtBaQK 首先,“中国人大都没有宗教信仰,大都是无神论者”,推敲一下这个“大多”,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能说大多都是“无神论者”。中国古代的墓葬文化表明,中国古人的“世界”是由“天、地、神、仙”四界组成的,恐怕中国人最相信鬼神了,“鬼神”这两字几乎充斥在中国文化中。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有典型的“喊财神”民俗。其实要认真统计一下的话,许多中国民俗多多少少都跟“鬼神”有点关系。显然,这个“神”不能仅指西方的上帝!现实生活中,家长甚至很喜欢用“鬼神”来吓唬小孩!要夸赞别人的话也往往会说“神了”、“神仙日子”。民间还有句谚语来形容这“神仙日子”说:“饭后一袋烟胜如做神仙”! +@6Q6rpDa7PPq6n0 其次,该文延伸的观点说中国人“看重俗世的生活,不关心前生来世”,我也认为不够准确。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中国人最喜欢认祖追宗了,我们不是常用“五百年前是一家”来套近乎吗?当然,该作者肯定不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前世”的,它含有“转世”的意思,这也有的,如中国人得病了,记恨的人就会说“这是前世做坏事遭的报应”。再有,要谴责一个人就会说:“你投错胎啦”!恐怕这些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前生”的“概念”吧?!中国人逢年过节爱烧个纸,遍布全国的寺庙,恐怕这也不能说跟“来世”观没有关系吧?!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之所以受欢迎,流行歌曲《来生缘》的广为传唱,也许正是迎合了中国人的“来世”的心理需求! lSs{w0 再次,该文再延伸的观点说中国人“只看重肉体,不关心灵魂”。我想这句话放在当下西方人身上也许也合适。对心灵的忽视恐怕是时代病而不能说中国人独有。正因为对人类生命的珍惜,心灵才不断被当下学术关注和追问。李银河先生,您的“性学”研究难道跟西方“性意识”的觉醒没有关系吗?按照您的观点,西方有强烈宗教信仰就是对心灵的关注?那西方传统宗教观下的世界还会有您的“性学”研究吗?如果追溯到古代,恐怕中国人是最有资格说我们很关注心灵的。老子的道家出世学说、即使孔子的在世观也最重视心灵的。孔子甚至很轻视体力劳动。相反,西方的希腊,可不能说仅仅重视心灵,柏拉图的武士可在他的理想国中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您倡导的心灵中应该关注的文学艺术包括音乐是不在他的“理想国”度里的。还有亚里斯多德等一些唯物主义者甚至很重视实在的。要不然他们的自然科学后来会这么发达嘛!许多人都曾剖析过“科学为什么没有最先诞生在中国”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其实不难,恐怕这跟中国人太重视那个玄乎的心灵是有一定关系的。 9M Zu#wB(v}*op j0 最后,您还得出结论说“强身健体就是国人的宗教”。确实,中国的中医很发达,甚至提出“治未病”的先进理念。但残害身体的事也不少啊!远的不说,现在在世的老人仍还能跟我们聊聊女人裹小脚的事情。恐怕有空去调查的话,还有裹小脚的女人活在世。至少这些现象已经不能说明中国把“强身建体”提到了“宗教”的地步吧!当然,您可能会说,您文章是针对当下来讲的。很可惜,老祖宗的“治未病”理念今天几乎要“失传”了。现实生活中喜欢到健身房去的多了些,但不一定就把“强身健体”当“宗教”了。即使广场舞流行,也不能说是“宗教”化了!看看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也许您会觉得您的文章还有修改的余地! 9~5Gx8a8B$T:O!Pn0 当然,尽管您的前提、论证有些瑕疵,但不能不说,您的善意引导是值得赞许的! Q@J'o h:y0 {ahIv,dFg9a b%e;}0 附原文如下: #^9pNJ7`Y9bFId0 E缪斯音乐社区-CI4we:e9S 5Y}5i,{ @ E缪斯音乐社区7m+I_V~ 由于中国人大都没有宗教信仰,大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世俗的生活,世俗的价值观。所谓世俗的价值观,就是只看重俗世的生活,不关心前生来世;只看重肉体,不关心灵魂。因为大家心里明镜似的,生命既无前生来世,死后也无灵魂,所以强身健体就是国人的宗教,精心呵护身体就是全民最关注的事情。这一点,从各类媒体中有大量养生类信息而且最受各类人群欢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 sR/Mu0 人应当精心呵护自己的身体,那就是要时时关注它,监测它的各项指标;人还应当精心呵护自己的心灵,也应当时时关注它,监测它的健康度、精致度和愉悦度。 E缪斯音乐社区G-Q%x | y 有的人的生活是病态的,不健康的。比如那些吸毒的人,嗜酒的人,心胸狭窄的人。吸毒伤身,嗜酒伤肝,心胸狭窄的人成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肉身的不健康与心灵的不健康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对癌症成因的一个极端说法就是,它根本就是一种精神病,即抑郁的不健康的心态导致的疾病。 |7o4^0FOX:h#j4F,}0 由于中国人大都没有宗教信仰,大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世俗的生活,世俗的价值观。所谓世俗的价值观,就是只看重俗世的生活,不关心前生来世;只看重肉体,不关心灵魂。因为大家心里明镜似的,生命既无前生来世,死后也无灵魂,所以强身健体就是国人的宗教,精心呵护身体就是全民最关注的事情。这一点,从各类媒体中有大量养生类信息而且最受各类人群欢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人应当精心呵护自己的身体,那就是要时时关注它,监测它的各项指标;人还应当精心呵护自己的心灵,也应当时时关注它,监测它的健康度、精致度和愉悦度。有的人的生活是病态的,不健康的。比如那些吸毒的人,嗜酒的人,心胸狭窄 有的人的生活是粗粝的,不精致的。衣食住行全不讲究,乱七八糟。食只果腹,衣只蔽体,对于音乐、美术、文学、哲学全无兴趣,只读畅销书,只看肥皂剧,从不享用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这些精致灵魂创作出来的精致作品,生活质量很低,不只是物质生活质量低,而且精神生活质量低。 3jb+Y#l1\L0 有的人的生活是苦闷的,不快乐的。活得无精打采,沉闷纠结。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既感觉不到食之美味,也感觉不到性之欢愉,更感觉不到纯粹精神的愉悦。世俗生活中的快乐不外有三类:肉体的快乐,人际关系的快乐,精神的快乐。如果在这三个方面都感觉不到愉悦,人的生活是多么沉闷难熬。 -R;U9\DE%`aE7T0 由于中国人大都没有宗教信仰,大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世俗的生活,世俗的价值观。所谓世俗的价值观,就是只看重俗世的生活,不关心前生来世;只看重肉体,不关心灵魂。因为大家心里明镜似的,生命既无前生来世,死后也无灵魂,所以强身健体就是国人的宗教,精心呵护身体就是全民最关注的事情。这一点,从各类媒体中有大量养生类信息而且最受各类人群欢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人应当精心呵护自己的身体,那就是要时时关注它,监测它的各项指标;人还应当精心呵护自己的心灵,也应当时时关注它,监测它的健康度、精致度和愉悦度。有的人的生活是病态的,不健康的。比如那些吸毒的人,嗜酒的人,心胸狭窄 既然没有前生,没有来世,既然死后也无灵魂,就好好关注此生此世,精心呵护目前这个生命,尽量地让它健康,精致,愉悦,这才对得起自己宝贵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3p-f\bmW![*}V0 E缪斯音乐社区cGq CM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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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性格性格决定疾病
热度 29 何裕民 2014-9-1 18:40
著名肿瘤治疗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日前做客人文大讲堂,以他几十年的教学和行医经历,从文化、性格和疾病的关系着手,为我们解开了许多疑虑。而何教授关于得癌症就好比打牌时摸到了一把“同花顺”的说法,令人印象深刻。    有一种病,叫文化相关综合征   大家都知道,人会生病,吃得不当会生病,受了感染会生病。但是人们可能没注意到,文化因素、性格因素也影响疾病。   医学界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文化相关综合征,这个综合征和文化有关。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中国妈妈喜欢坐月子。我有一个朋友,50多岁了,每次到他家去,他80多岁的母亲都要抱怨一番,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得了一身病。外国人根本不懂,月子没坐好会落下一身病?她们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地了。   还有一个传说中的缩阳症,说的是当男性睾丸、女性乳头萎缩时,就会死人。据说这个病是100多年前首先在马来西亚发现的,而且只发生在当地华人身上,死了很多人。   中国文化认为男根非常重要,男性生殖器官萎缩(突然紧张后身体自然反应),意味着此人快没命了,这种文化观念导致人们潜意识中产生一种恐惧,继而影响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这种现象就叫文化相关综合征。疾病和文化有关,值得我们重视。    亢奋性格的人,容易得冠心病   文化影响认识,认识影响个性,个性塑造心理,个性或心理会影响健康,不同文化造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   以日本为例,日本人平时脸上都是笑嘻嘻的,很谦和,但内心常愤愤不平。最近炒得火热的钓鱼岛事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日益强大,令他们“愤愤不平”。这种性格导致日本人的消化性溃疡、胃病发病率世界第一。   美国人今天打伊拉克,明天打阿富汗,雄赳赳、气昂昂地到处插手,什么都要管,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美国人的冠心病、高血压发病率世界第一,这是亢奋性格形成的。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在农村很少看到得抑郁症的人,而在城市文化层次高的人群中也很少看到歇斯底里的发作。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性格,不同性格会影响健康,性格无所谓好和坏,影响健康以后就要引起我们充分重视。所以我提一个口号,就是养生不仅仅是管好嘴,迈开腿,养生先要从安顿好心开始,把心养好。心安好了,情绪就好了。    生癌和道德无关,和性格有关   性格和癌症是一个大话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只讲一个观点,生癌和道德没关系,但是和性格有关。精神因素不是癌症的直接致病因素,而是癌症的促发因素,促使它发展,或者诱发癌变加速,是一种催化剂。癌症的发生和环境有关,和工作压力有关,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这是肯定的。   有一个现象,城市女性癌症患者集中在三类人:一是财务和与数据打交道的人,像统计、审计、人事管理;二是中小学老师;三是办公室的中低层管理人员。这三类人工作要求很细腻,长期的工作环境塑造了她们一种精致的个性,什么都想做得最好,什么都不想放弃,始终生活在压力之中。这些人乳腺癌、卵巢癌和肺癌的发病率很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城市有很多环卫女工,她们却很少生肺癌,女性肺癌集中在财务人员,这就是性格问题。   现代研究表明,长期、持续的压力,我们叫慢性应激,是发生和导致癌症恶化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人老是希望世界是完美的,看不惯就会愤愤不平,心中的愤恨转换成一种压力,压力需要不断动员生理潜能去应对,身体始终处于应急状态,不是活得很累吗?当今社会在快速进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压力当中,我们要学会自我减压。    得癌症,就如打牌摸到“同花顺”   关于癌症我还要稍微强调一下,癌细胞是有智慧的,癌症和我们以前理解的不一样,所有细胞都有生存下来的能力,包括癌细胞。因此我特别强调对于癌症,我们要用智慧来对待它,而不是简单地杀死它。   癌症的发生我将它称为同花顺理论。大家都打过牌,知道一手黑桃同花顺最大,人们之所以得癌,就是因为“运气太好了”,摸到了一把同花顺,这把牌是一张一张摸上来的。每个人身体中都有促使癌症发生的因素,你很可能因为某一个意外因素把最后一张牌送上去了,凑齐了一把同花顺。   我有一位病人,原来是慢性炎症,再加上长期压力,胆囊出问题了,来我这里看病的时候,胆管细胞可能已有癌变倾向,只不过还没疯长,当时我劝他拿掉胆囊,但他没有听进去。后来因为工作上一连串突发事件的打击,使他自身的免疫功能大大下降,癌细胞借此疯长,这就把最后一张牌凑上去了。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叠加效应,癌症的发生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很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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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和安慰也是临床医学的重要手段
热度 26 何裕民 2014-8-7 17:25
仅仅追求生物学上的“治愈”,是错误的 中国文化中有一些阴暗的东西,比如讲究权谋,喜欢把别人当成是达到私人目的的手段;对一个人好,是因为这个人可以帮自己的忙,而不是真正要去帮助对方。实际上人本身应该成为目的,教师帮助学生是要让学生成才,医生帮助病人是要解除病人的疾苦,而不能把评职称、赚钱、博名声当成目的,把学生和病人当成手段。 另一方面,医学领域有一些怪现象,也常常混淆了目的和手段。 美国撒拉纳克湖畔墓志铭上的一段广受关注的格言早已指出:“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很显然,帮助、安慰等也都是临床医学的重要手段,尽管它们不都是生物学的,也常说不出多少科学成分在内,但却是很有效的。 只不过人们常在错误的观念主导下,把这些呵护生命的重要手段撇之一旁,偏执地把生物学治疗,且仅仅是追求生物学上的“治愈”,当成了实用医学的全部。这至少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把手段错当成了目的,治疗成了医学的目的和全部;二是把生物学等的科学手段无限拔高,而舍弃包括心理安慰、社会帮助等的其他许多同样具有呵护生命、促进健康作用的手段和方法。 治癌的根本目的,是让患者活下去 在当今中国,癌症已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第一位死因。过去30年,中国癌症死亡率增加了80%。中国癌症谱已经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癌症的流行特点,肺癌、肝癌、胃癌、食道癌和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5种杀手,乳腺癌则成为女性的第一号杀手。 仔细分析,从今天的现实环境来看,癌症与精神失常一样,都是文明的产物。癌症可以说是一种“人类自我制造的疾病”,污染、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引发癌症的因素。 癌症的发生是正常基因调控正常细胞分化过程中出现异常,类似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发育障碍。 但这些“孩子”再坏,它们也还是自身的“孩子”!而格杀勿论的化、放疗手段,并无法区分出“好孩子”“坏孩子”(正常细胞和异常细胞),因为它们都是自体的孙代、重孙代“孩子”(指子代细胞),有着同种同源性,杀死“坏孩子”八千,也许伤及“好孩子”一万。 穷追猛打不是聪明的对策,许多情况下,可采取积极措施,或防范其出现,或减缓其发生,或减少其伤害,或修复其后果。不是一味地打击,而是综合,多环节着手,某些方面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体现智慧! 总体上讲,目前常用的手术、放疗等方法,都是局部治疗。而癌症是以局部表现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单纯的肿块切除甚或大范围切除,以及大剂量、大面积放疗,并不一定能提高治愈率,反而会导致患者生存质量下降。而化疗虽然是全身性治疗手段,但有效率并不高,价格却奇高;好处不大,副作用大。放化疗都是成指数杀灭癌细胞,即只能杀灭一定比例的癌细胞。 所以,无论重复多少次也不可能真正100%地清除癌细胞。 严格地说,治疗疾病最终的目的是恢复患者的健康和劳动能力,保存患者的生命。消灭某种疾病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可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常常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结果造成南辕北辙,出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结果。就像我们对患者实行手术、放疗或化疗,目的是为了治愈该患者;消灭肿瘤只是治愈该患者的手段,可是我们却常常为了消灭肿瘤而把患者这个“人”也一起消灭掉了。 所以,只要能够让患者好好活下去,癌细胞并非一定要斩尽杀绝,因为,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让患者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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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行仁老师商榷“中华文明向何方?”
热度 3 张能立 2014-7-29 07:19
1.为什么我要向应老师商榷“中华文明向何方?” 最近科学网因北大饶毅教授的“告别自慰 正视史实:复旦大学中国学专家宜补课”博文,掀起了一股讨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这个命题的热潮。应行云老师独具匠心,从这股热潮中看出了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由此写出了一篇“中华文明向何方?”博文。应老师早年留学美国,并且获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应老师和他的同学程代展老师,是笔者在科学网上非常敬重的老师。敬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有笔者这辈子无法企及的美国受教育的经历,二是数学专业水准是笔者难以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因如此,笔者将应老师和程老师的多篇博文,特意保留在有道云笔记本中,供日后仔细研读和学习。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系列原因,笔者产生了向应老师商榷“中华文明向何方?”的念头和冲动。 2.如何与应老师商榷? 笔者准备分两步向应老师商榷。第一步将笔者在应老师这篇博文之后的求教和应老师的回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升序排列,以便读者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第二步是准备就应老师提出的核心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置矛盾”谈谈自己的初步看法,进一步求教于应老师和读者朋友。下面是笔者和应老师的“对话”: 张能立 2014-7-25 08:10 武际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力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72-17904.html 张能立 2014-7-25 08:18 论正交定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813163.html “汉语妨碍现代数学和科学学习及研究”相关博文合集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791607.html 中药、汉语与科学思维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803513.html 张能立 2014-7-25 15:33 美参议院通过决议 要求中国将钻井平台撤离南海 http://www.kuaixunshe.com/xinwen/jujiao/28732.html ----------------------------------------------------------------------------- 美国一发话,中国立马很听话。应老师,您认为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应对的呢?中华文明不管向何方,首先要解决不受洋人欺负。不然,在家里莺歌燕舞,一派和谐景象,在外面还是低头做人。 张能立 2014-7-25 15:56 数学和科学的力量已经主宰着地球。谁的文化、语言和思维对发展本国的数学和科学水平有利,那么,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占有优势。文化、语言和思维的高低,是通过数学和科学水平的高低来得以最终裁决的。任何人 也无法阻挡这个裁决。 张能立 2014-7-25 16:08 难道应老师眼里的“中华文明未必不能发展出更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可以游离于现在的数学和科学体系之外?如果不能游离,那么,中华文明与现代数学和科学的“接口”何在? 应老师回复 (2014-7-26 01:59):这是盲从西方”非此即彼“的排它性思想,不了解善于包容吸收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不能有数学吗?数学不过是工具,不是上帝,学了数学就不能用非数学方法吗?科学的定义不断地被修正,如果它不能够包含对实践有意义的思想成果,谁在乎谁游离? 张能立 2014-7-25 16:46 “世上许多习以为常、十分神圣的观念,不过是经过长期灌输视为真理的谎言,其实都经不起逻辑的推敲”--看来应老师也还是看重逻辑的呢。应老师,要是没有逻辑,如何识破您认为的“真理的谎言”的呢?如果识破“真理的谎言”需要逻辑的话,那么,我们中华文化的逻辑在哪里的呢?中华文化本身需要接受应老师认可的逻辑的检验吗? 应老师回复(2014-7-26 01:17):我一般不回复不经头脑、纯粹情绪发泄的评论,看你不懈地跟帖评论,又写了不少主张终结中国文化全面西化的博文。就给你个建议:评论首先要读原帖,内容要有针对性才有意义。 我这博文里花了一半的文字,说明中国历史上怎么错过严谨逻辑基础的建立,造成了科学落后,结论是要补上这一课。后一半的文字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包容消化西方科学思想的精华,但不必毁灭自己,接受排它性的”真理“崇拜。你不能够读懂这些? 你所引用的那段话是为了说明,西方所强调的”真理“其实与自己的作为是矛盾的,按照西方追求真理的思想是不可容忍的,但却是这样做。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务实的,容忍矛盾,寻求在矛盾中的中庸平衡,是思想与行为一致的文化。希望能想明白这个逻辑。 张能立 2014-7-26 15:32 非常感谢应老师对我的回应。不过应老师的这段话“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务实的,容忍矛盾,寻求在矛盾中的中庸平衡,是思想与行为一致的文化。希望能想明白这个逻辑。”中的“逻辑”的内涵,非数学中的逻辑的吧?说实话,也许我被数学和科学害了,硬是想不明白应老师所言的这个“逻辑”。 应老师回复(2014-7-27 00:32):因为在逻辑中“矛盾”的概念,中国文化追求的是“知”与“行”如一,务实的文化精神与务实的行为,这个层次上的不矛盾。而排斥异端的文化,要求指导行为的信念间的不矛盾,但在实践上却务实地把矛盾的信念放在一起,需要哪个用哪个。信仰与人性之间的矛盾,从文艺复兴就开始纠结,到现在仍然是与追求真理的信念相矛盾。 你不理解,并不意外。因为你的根据都是从西方宗教文化的角度反对任何异端,这里的理由在评论 和博文中已经讲了很明白了。你还是用不同的话,重复相同的事,拒绝跳出框框,当然无法理解。 我不再回复这类没有新意的评论了。 张能立 2014-7-27 07:01 谢谢应老师进一步赐教。不过,要是按照通常的学术规则,您的这句话“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务实的,容忍矛盾,寻求在矛盾中的中庸平衡,是思想与行为一致的文化。希望能想明白这个逻辑。”中的“逻辑”,修改为“道理”比较合适,因为,从事数学和科学研究的人,一般文字中出现的“逻辑”指的是形式逻辑。但是,从您这句观点中,我只看到了命题,没有看到从一个命题到另外一个命题的推理。既然没有推理,何来的逻辑的呢?您说我拒绝跳出框框,站在我这个角度,您何尝不是的呢?我还是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您所认同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式的逻辑),对于您的数学研究起了哪些作用的呢?如果您能够分享这些经验,那么,我想支持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式逻辑)的人就更有底气。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式逻辑),不能支撑您的数学研究,那么中国文化(中国式逻辑)能长久得下去的吗? 应老师回复(2014-7-27 10:36):西方文化有排它性,不承认与“真理”相异的观点可能是对的,所以有框框。而务实的中国文化,容许相异的观点并存,能够理解西方观点的推理和结论,正如我这个系列的博文都是出西方的观念来谈自己之间的冲突,所以我认为我不受框框限制。 应老师回复(2014-7-27 10:26):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在得出所有的理论研究结果和较有深度的数学证明之前,首先都有形象结果,直接看到结论。然后才用严谨的逻辑来检验和表达这个结果。这个直观形象来自联想和类比的推想,这是中国传统做学问中推想方式。灵感的来源。 许多人根本不理解中国经典的作用,比如说八卦易经等经典是思想训练教材,是给人“玩”的,而不是学习记忆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以定理和公式的方式,来表达知识财富,而是用典型案例。在我的数理等各种学习中,我所记忆的也都是各种典型图像,而不是背诵定理,多年以后图像在,知识仍在,定义和定理都可以按图像,用逻辑即时重构出来。就我所知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掌握知识的。这也是我在博文中强调,逻辑是用来作为精确知识传递的工具。 张能立 2014-7-27 10:32 谢谢应老师进一步回应我。应老师强调的图像记忆,洋人也有的。洋人心理学著作中的记忆部分,远远比我们中国人经验认知深刻和广泛。简单说,中国人有的(正确的思维方面),洋人也有;反之,则差的太远。谈谈科学与技术有何不同及其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815007.html 欢迎应老师和大家批评指正。 张能立 2014-7-27 10:44 应老师回复(2014-7-27 10:36):西方文化有排它性,不承认与“真理”相异的观点可能是对的,所以有框框。而务实的中国文化,容许相异的观点并存,能够理解西方观点的推理和结论,正如我这个系列的博文都是出西方的观念来谈自己之间的冲突,所以我认为我不受框框限制。 ---------------------------------------------------------------------------- 应老师这样相容矛盾的观点和西方排他性观点,犹如数学中的平行公理的选择。不过,现实生活虽然处处充满数学,但与数学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如果应老师这个相容矛盾的观点,不能有助于解决洋人的“坚船利炮”这个对于中国人刻骨铭心之痛,那么,应老师相容矛盾的观点,能够被中国人接受么?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国人都接受了应老师的观点,那么,洋人的鞭子就不会抽过来的么?我们中国人用什么力量抵挡洋人的鞭子的呢? 应老师回复(2014-7-27 11:14):唉,这什么跟什么呀!学西方连该怎么辩论都没学到,不说了。 张能立 2014-7-27 12:09 应老师回复(2014-7-27 11:14):唉,这什么跟什么呀!学西方连该怎么辩论都没学到,不说了。 --------------------------------------------------------------------------- 应老师这是向量和分量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中华民族崛起,中华民族一劳永逸解决“洋人的坚船利炮”问题,中华民族步入现代化文明,这是中国人的“向量”,所有的因子,都要是有利于增大这个“向量”的长度。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老师,每一个这样的人,心中都不应该忘记这个的“向量”。 张能立 2014-7-28 09:41 谈谈“全盘西化”的今生今世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815223.html 欢迎应老师和大家批评指正。 复制 去Google翻译 翻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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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种种,科学网博主之间的称呼,民间称呼
热度 11 dulizhi95 2014-7-28 20:33
称谓种种,科学网博主之间的称呼,民间称呼 中国一向喜欢标榜是所谓的“礼仪之邦”,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称谓非常注重,作为个人,国人往往也很计较这个。跟老外不一样,西方老外,即使是对明显的直系长辈或主管“领导”,往往也直呼其名。 其实所谓的礼仪之邦,更多体现的是虚伪和虚荣,而国人对称谓的注重,体现的则是中国文化从来就有的反平等意识。尊卑关系、地位的高低,包括某些虚伪虚荣,都必须通过称谓表示出来。 比如,官场,官本位,官高于民,大官高于小官。所以,对官,你绝对不能直呼其名,你必须喊官职。其中尤其注意不能高职低喊,国人无不懂得这样的道理,假使一个人是厅长,你却喊他“某处长”,或一个人是副厅长,你喊的时候却不懂得把那个副字去掉的话,那是非常犯忌的。关于官职,我党发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汇:“首长”,这个词汇可包含了无限的荣耀权威和受尊敬度。当年 Z 们才厚们走到哪里,也是众人景仰的“首长”。 对教师职业的人称“老师”,由于中国古文化一直主张所谓的“师道尊严”及“为人师表”,“老师”这一称谓似乎包含了极大的尊荣。 有趣的是,官场上的一些官们,包括戏子界的一些戏子们,往往也喜欢被人称为老师,殊不知当今世道老师这一称谓早已失去了其内在的尊荣内涵。 若是在以前,中国的文人肯定瞧不起戏子,戏子也断断没有资格称老师。道理很简单,古代最起码你要考中举人才有资格成为受尊敬的文人。而人群中能中举人的凤毛麟角,比例很小,且待遇也相对不低。他们当然有资格瞧不起戏子。 当今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垃圾头脑不能考上大学,即使上不了正规大学,杂牌的,乃至专科,然后花点钱或凭权力弄个研究生博士,然后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蒙骗一点根本没价值的“科研成果”,就是“科学家”了。因而大量的“科学家”你只要考考其稍稍复杂一点的思路,即可看出其最平庸的智力。这些人若善于交易,往往还能堂而皇之地作为“评审专家”。 科学网的科学家们之间往往也喜欢互称老师。就我个人而言,别人给我一句杜老师我也以对称原则回以老师,但其实不喜欢这个称呼。当然,对明显年长的我都称老师。 当今老师这一称谓早已失去了其内在的价值,谈几点理由: 1, 一是泛滥,仅仅是高校,教师队伍就极其庞大,什么样的垃圾头脑不能成为老师甚至“教授”。若是用于教学,远远不需要如此多的教师,关键是要蒙“业绩”,要“科研”,结果非常明显的是劳民伤财。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高校往往越垃圾的头脑越善于“科研”,逻辑很简单,“科研”无非就是蒙完全没有实质价值的“论文”,或权钱交易的所谓“项目”,这个根本不需要智商,当然,或需要“情商”?头脑优一点的,一般想搞点真名堂,而这个往往不那么容易,反而还不行。客观结果就是:越垃圾的头脑,越“容易”出“科研成果”。各位如若不服我的这一论断的话,非常简单,抽样审查一下众多的“科研”成果。结果是高校的“教授”和“科学家”泛滥,一泛滥,当然也就不值钱了。 2, 各位看看高校的老师科学家们为了“进步”而玩的种种手段,就不难明白“老师”这个称谓已经不值钱了。 3, 即使是学生,现在也普遍不会从内心尊敬老师。一是现在的学生也懂得势利了,不能给他带来利益(利益无非就是虚蒙“科研成果”去骗钱,或凭你的官职和权力给他“安排一下”),他就不可能尊敬你。而即使你能给他带来利益,由于分赃不均,他也有可能跟你反目成仇。不信看看越来越不在少数的学生举报老师事件。二是,当今大量的老师“导师”们,正是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去教会学生们如何蒙骗“科研成果”,从而在学生的内心深处,早已失去了形象。所以,当今的戏子们称老师,并没有抬高自己,反而是降低了。 就我个人而言,最好是所有比我年轻的都喊我老杜,年长的则直接喊名字,或喊一声“小杜”我也很高兴呢。 其实按辈分称谓也很无聊。小时候在村子里我们家辈分还是比较高的。村里有兄弟两,年龄明显长于我老爸,我喊他们大哥细哥。问题是他们的儿子年龄显著长于我,我同样喊大哥细哥。 本文系被两个同样的三四岁小孩分喊爷爷叔叔,有感而发! 有时候走在小区内,碰到三四岁的小娃,父母三十左右。有让喊我“叔叔”的,也有让喊我“爷爷”的,我都觉得有点窘。尽管很高兴被喊“叔叔”。 一次邻居家的小娃喊我“爷爷”,我说不要喊爷爷,就喊老杜。 真希望中国人从有主导权的官们开始,能大程度地去掉虚蒙、虚荣、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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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热度 22 lin602 2014-6-24 21:47
许多人都比较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其实人的行为就是文化的体现),这都内含着文化的基因。文化是最难演变的,不是一时经济好转或政治制度改变就马上见效的。 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但时常想这问题,中国文化为什么成今天这个样子。 一个国家最最深层的东西就是文化! 我觉得中国文化今天这样子,主要影响因素有这三个方面: 1 统一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消除了国家与国家互相争战你死我活的现实环境。春秋战国时期有数百小诸侯国,互相争战,你死我活,新武器、新思想、人才及管理都必须创新。这是保持活力不被灭掉的因素。秦始皇统一国家后,外部征战尽管有,但已经不多了,中国成了‘笼中虎’。反观欧洲,拿破仑曾经想统一欧洲,希特勒也有这个梦想,但都没有成功,目前为止,欧洲还是没有统一,欧洲历史上就没有消除争战。欧洲各国的状态就有点象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而日本的战国时期的结束,差不多四百年前,而中国已经二千多年了。没有外部的生死威胁,人是没有危机感的,也不让新思想占主流。春秋的诸子百家变成了独尊儒家,思想慢慢僵化,文化也在慢慢退化,缺少一个优胜劣汰的思想。 2 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无论从人身上还是在思想上禁锢了中国的普通民众。连坐制、灭族让人觉得只有顺从才能生存,只要忠君其他皆次之,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奸臣,一个又一个岳飞式的英雄死在了‘奸臣’之手。权力腐败是二千多年来的一个主旋律,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3 人均资源少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人口逐渐增加,土地逐步被权势之人兼并,当许多人吃不上喝不上时,加上阶级矛盾增加,就开始改朝换代,通过战争,人口减少到几分之一甚至十多分之一,以达到人均资源新的平衡。在穷面前,人是很难优雅的。 当然还有不少其他因素影响着中国文化,我觉得这三个文化可能影响是最大的。 坐在沙发上随手写的,只是表达这个看法,说说供博友们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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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恶劣基因?
热度 17 jiangjinsong 2014-6-13 10:20
中国文化中似乎有一种基因,那就是唱道德高调,而不去践行。说得多好听,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从来不想自己去实行。 说动物平等,猪牛羊鸡和狗是平等的,都该保护,这当然没错。如果真去践行,那真是了不起。 但是他说这句话不是提倡保护猪牛羊鸡,而是反对你去保护狗。 这种把聪明才智用于内耗,用于破坏,用于阻人行善的习惯真是恶劣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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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文摘(091124) 中西文化差异真那么大吗等18则
xuxfyuwp 2014-4-17 15:15
中西文化差异真那么大吗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11日在第1版“望海楼”栏目中,刊登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和考古学院院士罗多弼的文章。摘登如下。 上世纪 80年代,很多中国人开始反思中西文化的“异质论”。有人主张西化;也有人主张回归传统,一方面,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西方缺乏的宝贵东西;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认同自己的传统,否则就会出现认同危机。 我在这里描述的是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常常把中国跟欧洲文化的区别说得太过,把表象上的差异描述为本质上的差异。比如,主张西化的人认为,“超越”是现代文化必不可少、也是传统中国文化没有的东西;主张回归传统的人则强调,“天人合一”的概念非常重要,这是中国一直都有但是欧洲没有的概念。 这两种论点对吗?站得住脚吗?我认为,可能站不住脚。说中国没有“超越”或者说中国的“超越”跟西方的“超越”有所不同,大概是对的,但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非完全不同,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不能说西方没有。中国文化本身也有很多内在的区别,西方文化也一样。两种文化各自内在的差异,大概还要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其实,我们也应该对区别感兴趣,这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与其说中西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如说这是本质的变奏。 我们都是人,归根结底,我们具有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喜怒哀乐,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每种文化也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我相信独特性还是以普遍性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独特性是普遍性的具体体现。 有一种权力叫看法 我是机关的一名老科员。多年来,我对看法一词有了很大程度的了解,也有一种切肤之痛。如果你的上司对你有了看法,那是一件十分不妙的事情。 我大学毕业后便进入机关人事部门工作,写了一篇关于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对策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了。我很高兴。我本以为展示了才华,露了脸,能够得到领导的赞赏和器重。没想到事情恰恰相反。领导对我有了看法。他们认为,我写的文章中反映了单位管理中的一些问题,这是揭了单位的短处,将不应向社会公开的问题公开了,影响是很坏的。我因此受到局长的严厉批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写论文了。可是,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局长、副局长早已升迁,可是,我在单位领导心目中的看法却一直没有改变。 看法其实是一种权力。能够产生看法的人大多是领导。一般员工是没有资格产生看法的,只能产生想法。 如今,我的女儿已经参加了工作。她问我,参加工作以后应该注意什么。我告诉她,千万不要让领导对你产生什么看法。女儿问我,什么是看法。我支吾了半天,也没有说出标准答案。我只得说,这个你自己去体会。不久,女儿告诉我,说她们局长对她有了看法。我一听这话,心想,坏了。女儿看我怪怪的样子,补充说:局长说我的文笔不错,想让我当秘书。我说,原来是这样,吓了我一跳。我说,领导对你说的十有八九是想法,而不是看法。 (摘自10月26日《遵义日报》作者牟丕志) 官网应该少些“官气” 《解放日报》11月10日在解放论坛刊登周楠撰写的时评说,近日,几则相关消息让人遗憾地发现,原本与网络风马牛不相及的官气,居然也频频惊现某些官方网站。 一则名曰:“双胞胎政绩”。中原两个乡镇,在各自的政府网站上,挂出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政绩报道。两个不同的乡镇,不仅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一致,就连种植的树苗也完全一样! 一则名曰:“官文博客”。某省60多位县(市、区)主要领导先后实名开设 “民生博客”,共发表博文300余篇。但记者观察发现,有的博客其实就是“官文博客”,没有原创博文,全是会议上的讲话稿、致辞等。 “双胞胎政绩”、“官文博客”的出现,让人啼笑皆非,更让人敬而远之。因为群众透过这样的官网,看到的是一些官员对工作的敷衍和失职,和视群众为“愚民”的无礼和怠慢,哪里还有信息的平等化传播可言? 其实,既然有开官网、官博的勇气,就不妨少些“官气”与“应景”,多些“亲和”与“常态”。 在公开、及时、准确地公布政务信息的基础上,官网应该真正坦露自己的真知和真情,并将其打造成常态化的建言献策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如此,才能使官网真正成为一种民主的形式,促进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为朋友“定价” 一次朋友聚会后各自散去,我走在最后,捡到一个小本,估计是谁遗忘在那儿的。 随手翻开,想找找有关小本主人的线索。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电话、MSN和电子邮箱。比较有趣的是,在各种号码的备注栏,都写着主人对这个朋友的价值判断,大致可分为:资源、潜在、常用、无用。 一个当局长的朋友,名字后面赫然写着的是资源;一位当总经理或法官的朋友,也享受同等待遇。我特意找了自己的名字,忝列“潜在”的序列中,这让我莫名地感到有些羞愧。 常用的,是些亲友、麻友、送水工、单位同事或孩子老师的电话。但他本上“无用”的人,是谁? 本上“无用”的人并不多,显见是有所选择的结果。只有两个人的名字后面加了这样的注脚,一个我不认识,另一个则是他高中的同学,此人一直把小本的主人当成最好的哥儿们,前两年下岗了,现在在外地打工。还好,捡到本的不是他。(摘自《青年博览》第11期作者曾颖) 尊重“网络民意”与“尊重民意”的距离 《中国改革报》11月9日刊登吴龙贵撰写的时评说,近日,贵州省思南县杨家坳乡下官阡村众多村民试图阻止乡政府在该村实行的引水工程,认为这将使村里水源枯竭。一边是意志坚决,誓死保卫水源的村民,一边是志在必得,决意开拓水源的乡政府,双方剑拔弩张,冲突眼看就要升级。这时,网上一篇帖子使得这一事件悄然改变了发展轨迹,并于近日得到解决:乡政府表示放弃该工程,重新寻找水源。 一篇网帖,在短短几天之内化解了一起官民冲突,无疑成就了一段舆论监督的佳话。略感遗憾的是,在这起事件中,被尊重的只是“网络民意”,而非真正的“民意”。对于在当地水源引水的问题,村民自始至终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村民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很明显,乡政府最后做出让步的决定,与事件逐步升级而形成的网络“围观”效应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章指出,本质而言,仅仅尊重网络民意,还是一种“闹大才处理”的管治思维。政府能够尊重网络民意当然是好事,但民众更希望真正的民意能得到尊重。但现在看来,两者之间的距离还很遥远,舆论监督也才刚刚起步。 张抗抗谈“悦读”与“苦读” 据《中华读书报》11月11日报道,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近日在一次文学论坛上表示,一个人的成长史其实就是阅读史,是书籍的乳汁培育了自己的心智与情商。她后来选择从事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好像就是为了把书籍给予她的好东西,变成自己的语言故事回馈给读者。她还谈到,在各类图书极大丰富的当下,读者需要克服“从众”心理,首先知道自己 “要什么”、 “缺什么”,然后准确地作出选择和判断。要把知识类、工具类图书的“速效治疗”、能量补充阅读,与调理身心、陶冶性情的长效“滋补”阅读结合起来;把“博览”与“精读”在时间上作出合理的配置。张抗抗强调,“悦读”是必要的,但仅是悦读容易流于肤浅,“苦读”是对悦读的升华,一旦自愿进入苦读,也就进入了读书的另一个境界。 党史图书要立足学术前沿 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编审高秀清在《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刊文指出,党史图书要立足学术前沿,及时把握已获得学术界或政界认同的新认识。比如,在抗日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提法上,过去就有“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两种认识。2005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若干重大提法”中,对二者关系作出明确界定:“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是包含从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在内的整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八年抗战”与“全国性抗战”相联系, “十四年抗战”与“局部抗战”相联系。这就使怎样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准确的标准。再如,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把 “红军长征”与“二万五千里”相联系。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不是所有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都走了“二万五千里”,只有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行程是 “二万五千里”。这样,准确使用“二万五千里”就有了严格界限。 美国大学的录取风波 最近,发生在伊利诺斯大学的录取丑闻,引起一系列大学高官的辞职。事情起源于《芝加哥论坛报》五月份发表的一份调查。该调查称伊利诺斯大学分校在2005-2009年期间录取的学生中有些人受到特别照顾,州长立即任命一个独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一有四万多学生的学校,这些年来的录取中竟有800名学生被列入另册,作为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800个学生并非全不合格。 这么剧烈的反响,反映了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大趋势:大学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前沿阵地,如果这里都守不住,其他方面就更难谈公平。目前美国经济危机深重,大学学费照涨不误,学生和家长们怨声载道,大学录取要是摆不平,自然会民愤汹汹。从伊利诺斯大学的丑闻看,连校长点名录取学生都成了罪状,乃至整个大学领导层一锅端,全部辞职。可见,拿纳税人钱办的学校,不如此无法取信于民。 (摘自11月13日《今晚报》作者薛涌) 民众为何质疑官员自评高分 《瞭望》新闻周刊第46期刊登林蔚的文章说,近日,在广东省对全省2007年、2008年党政领导干部基础教育工作进行的责任考核中,广州市副市长徐志彪述职自评98分和佛山市委书记述职自评97分“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世界引起一片“呛”声。 论理,广东公开述职报告和自我评分的做法应该赢得喝彩才对。但人们似乎忘记称赞它的透明公开,却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批评、质疑“自评高分”上。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官员的自评与百姓的“他评”竟会落差那么大? 文章认为,客观原因很可能出在考核“试卷”的设计上。说白了,就是标准太低。而主观原因,恐怕主要还是对老百姓所思所想所盼所感缺少真正关注。徐副市长分管的教育在官员们那里不是仍未转正的代课教师们的委屈,不是等待兑现 “相当于公务员工资”的教师们的焦虑,也不是交不起 “择校费”的学生家长的忧愁……而只是一项工作,一件要做的事情。正如一位此次同样给自己打高分的官员所说:“省里前两年定下的考核指标,我们都一一完成了”,但缺少“人本”这个灵魂,老百姓全然没感觉。 因此,导致官员们纷纷高分自评从而引发公众质疑和不满的那套考核评价指标和系统,应引起政府充分注意和重视。它表面上反映的只是在官员的考核评价中重数据轻群众感受的问题,本质上却折射出了政府对民意的轻慢。 广州徐副市长在看到网民尖锐的指责后说 “自己内心感到很愧疚”,令人感到了几分欣慰。但愿这种“愧疚”,不仅能促使官员们今后的自评不再那么高调,而且能真正促使对官员业绩考核从观念到内容的转变,进而推进政府的改革和转型。 “新能源”究竟是否产能过剩国家部门相互质疑是一种进步 《北京青年报》11月17日刊登冯海宁的文章说,中国科技部在近期完成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对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的说法表示了质疑,认为这一判断有失公允。此前,工信部、发改委指出,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重复建设、无序上马的问题非常严重。 新能源产业究竟是否“产能过剩”?两个国家部门之间说法不一,谁对谁错显然目前不好下结论,有待于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调查。但科技部质疑工信部的意义,不仅有利于揭示“产能过剩”的真相,更有利于推进政府部门之间互相质疑、互相监督。 质疑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然而在现实中,质疑几乎变成了公民的专利,很少能听到政府部门的相互质疑之声。现在,科技部质疑工信部无疑开了个好头,打破了官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潜规则”,让推动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质疑,从公众对政府行为和社会现象,上升到政府部门对政府部门,这种“升级”其实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在民主问题上谨防“神经衰弱”症 《学习时报》 11月16日刊登薛鑫良的文章说,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在讲话中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文章说,一个不容回避和掩饰的事实是,毛泽东、邓小平批评的那种 “恶劣作风”、那种“神经衰弱”的状况,至今并没有绝迹,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颇有卷土重来、屡禁不止、变本加厉、积重难返之势。 文章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国家的生命。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首先就要从保障人民群众的 “话语权”做起,切实防止和纠正那种“批评难,批评领导干部更难,批评上级领导难上加难”的状况。 林砺儒:全人格教育 林砺儒先生是钱学森中学时代的校长。钱老晚年曾经列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学校长教育家林砺儒是其中之一。林砺儒在北师大附中做校长期间培养的人才五花八门,与钱学森前后脚的同期学子,还有张岱年、于光远和十几位院士。 钱学森上中学的时候,校长林砺儒把孩子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看得非常重。所以钱老后来回忆,当时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几乎没人刻意追求满分。能考80分以上就是好学生,“但这80分是真正学来的扎扎实实的知识。什么时候考试,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 ” 同样是北师大附中的老校友于光远也曾这样强调,我考试不要求高分,80分我就很满足了。考60分比较容易,在60分的基础上努力一把,可以考到70分,再努力一把可以考80分,80分再努一把力也许只能考到八十一二分,越往上越难,所以我就不要考高分,太浪费时间了。到了80分,我就去学新的东西。 在林砺儒先生的理论中,中学教育不是某种职业的准备,而是建立“全人格”,为将来个性发展打基础。一个中学生培养文学素养不是为了当名作家或将来卖文讨饭;培养他科学素养也不是为了他成为科学家;艺术也一样,都是基础性的,为了激发他的人格活力。只有这样的中学教育,才能让孩子不会成为有学历没学问,有教育没教养的人。 北京教育学院梅汝莉教授认为,教育家林砺儒先生的全人格教育理念值得我们今天借鉴,是抵制功利主义对基础教育侵蚀的利器。 (摘自11月17日 《中国青年报》作者堵力) 不要随便说自己是“读书人” 日前,陈丹青在深圳读书论坛上发表演讲,题目是“我为什么说我不是读书人”。陈丹青说,一个人是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的。 陈丹青说,读书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你读书也好,弄艺术也好,不要把它弄成一个身份。他回忆,自己出国前一些明明很牛的人却十分谦逊,从不说自己是读书人这些话。相反,回国以后遇见了一些新朋友,就经常听见“我是读书人”、“我是艺术家”、“我是搞学问的”等等。而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绝对不会说“我是读书人”这种话,精通20多种语言的他,在清华大学填表时只填了两种语言,把自己会的东西都抹掉了。今天,我们大面积失去了读书的传统,读书反而成为一种身份确认。 陈丹青说,他有时在一些场合遇到一些人,人家开口就说“我是一个生意人,俗人”,这话听起来是自嘲,其实背后是得意的,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在里头。 陈丹青告诉大家,他说自己不是读书人,正是想给书保留最后一点诚意和敬意。因为每次读书都让你发现你知道得太少。“常常有人让我推荐阅读书目,我怎么好意思推荐呢?所有书教会你的就一件事,不要自以为是,要自以为非。 ” (摘自11月11日《深圳商报》作者李福莹) 它真的能治病吗 揭开“神奇”钛圈的“魔力”之谜 据新华社11月12日报道,“戴上10分钟,颈椎马上直挺;戴上8小时,减轻肩膀、后背的劳损酸痛,浑身马上轻松;戴上15天,告别肩周炎,赶走颈椎病,活动自如。”自从去年以来,一种号称引进国外先进科技的“钛圈”逐渐成为许多上班族的新宠。在其广告宣传中,其宣称的功能十分强大,不仅能迅速缓解疲劳,甚至对冠心病、老年痴呆、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都有显著效果。这样一根类似绳子,号称添加了钛金属的装饰品,是否真具有商家宣称的“神奇”疗效?它真的能治病吗? 然而,记者从钛圈的销售网站上发现,号称有神奇治疗功能的钛圈产品并没获得我国的医疗器械许可证。 这种神奇的钛金属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吗?“因为钛对人体体液有极好的耐蚀性,没有毒性,与肌肉组织亲合性能良好,所以钛也被广泛运用于医疗行业,主要是做医疗器械及外科矫形材料,钛制牙、心脏内瓣、隔膜、骨关节及固定螺钉、钛骨头等。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秘书长王向东说,到现在为止,都是将钛作为人体生物材料使用。钛圈宣称的治疗颈椎病或是肩周炎纯属子虚乌有,到现在国际上对钛的研究中都没有提及钛有这些功效。 谁来重视不“巴结领导”的人 《新华每日电讯》11月16日刊登评论说,11月14日,在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要求组织部长们,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 从前不久的“不让老实人吃亏”,到重视“不巴结领导的人”,李源潮不断用白话式的语言诠释干部人事工作的要求。李源潮的告诫契合了公众的普遍感受,有很强针对性,引发了强烈共鸣。 纵观近年来各地查处的用人腐败事件,“带病提拔”的、“跑官要官”的,说白了都要先讨好领导,才能获得晋升的机会。即使有一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在“逆淘汰”的环境下,慢慢地也不得不迎合领导、巴结领导,否则难有升迁的机会,甚至没有干事的机会。 究其原因,目前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初始提名权、任用权、考评权大多掌握在领导手中。 在肯定李源潮讲话切中时弊的同时,网友也在异口同声发问:如何执行落实?如何不让老实人吃亏,谁来重视不巴结领导的人? 文章指出,保障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有被提拔重用的机会,需要领导者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但从根本上还要靠制度。这也是推进中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具体来说,就要在官员选拔和评价中加大民意的比重,限制规范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用人权,才能改变领导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领导对人事安排不是一言堂,员工的提拔升迁并非完全系于领导,“巴结领导”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变得没那么必要,最终失去市场。 这方面的探索其实已经展开。据新华社11月5日报道,安徽铜陵从去年底以来,启动干部初始提名制度改革,使干部提名透明化、民主化,由少数人提名变为多数人提名,尤其是普通干部职工也成为提名主体之一。作为改革的成果,当地一名民主党派技术干部,被提拔为铜陵市重点工程建设局总工程师。对此,他本人颇感意外:“我平时与上级领导和各方面的交往较少,没想到还能提拔。 ” 这是制度改革的胜利。 抢话有错 离席不该     近日,广州市人大代表到市环保局调研。在会议研讨中,人大代表邓成明发言,才说出一句就被环保局长丁红都打断。邓代表对此十分不满,在丁红都的挽留下还是离开了会场。   人大代表发问是在履行监督职能,局长虽有权答辩,但在代表的发言未完之前,不应打断或抢话。看来局长在“一把手”与“被监督者”之间,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也许,“一把手”抢话已经习惯成自然。在“X长”管辖之域,就算抢了其他人的话,也不会有人胆敢离场。   人大代表是民意的代表,听取情况汇报,是代表民意为之,不是个人之事。发言被抢白,固然有理由生气,但人大职责不能丢。履行职能不能负气,作为人大代表,更不能脆弱到经不起一次抢白。   之所以要推进依法行政,是因为行政权只有在法律的轨道内行使,才不致伤害公众利益。发生在广州的局长抢话与代表离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应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新京报》11.13) 赌球逼走赵本山   4年前,赵本山以董事长身份入主辽足,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联姻只维持了180天。而对于自己为何要退出足球圈,赵本山始终讳莫如深。直到今天,赌球这颗中国足球的“毒瘤”被暴露在无影灯下,才有圈内人站出曝料,“赵本山是被赌球逼走的”。   在赵本山与辽足“牵手”之时,他就明确表态,“我这个人最反对黑哨、假球、赌球这些东西,我会坚定不移地同这些事情作斗争。”但是,一些让他看不懂的“诡异”比赛,还是时有发生。   熟悉赵本山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不轻言放弃的人,可为什么遇到足球之后,却让他变成了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本山那时不离开是真不行了。因为他看出来,以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来抗衡整个中国足球的恶势力。虽然他一再告诫球员要坚决杜绝赌球、假球等一切丑陋的东西,但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不是他一个人能控制的,所以在他决定离开辽足时,除了不甘,更多的是心寒。”圈内人士说。 (《扬子晚报》11.13 赵妹文) 月球上发现了水!     10月9日,美国航天局制造的半人马座火箭以9000公里时速撞向常年背阴的凯布斯月球坑,形成直径20米至30米的大坑。   经过历时一个月的数据分析后,科学家兴奋地得出结论:月球有水。据悉,半人马座火箭在凯布斯月球坑的撞击,扬起至少25加仑(95升)水,而这一数量,仅仅是在单个月球坑单次撞击所扬起的“水量”。   不过,月球存在的并非液态水,而是气态和冰态水。充足的月球水,不仅可为登月宇航员建立长期营地提供基本生存可能,而且还可为火箭等航天器提供燃料燃烧所需氧气,甚至可直接转化为氢类燃料。 (《北京青年报》11.15 凌朔文) (原文写于2009-11-25 06:33:37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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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见闻(7)----汉字在越南
xuxfyuwp 2014-4-16 09:43
历史上,在汉唐时期,中国曾统治越南达千年之久,汉语也曾是越南的官方语言。唐朝末年中国处于混乱时期,公元939年越南脱离了中国的直接统治而独立。独立后,越南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定期向中国朝贡,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儒家思想仍对越南产程着重要影响。这种藩属关系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入侵越南后才结束。 提及这段历史,可以多少对在越南看到的中国文化遗迹有所理解。在大街上,除了中国餐馆外,基本上看不到汉字了,全都是目前已融入拉丁语系的字母。但若有机会参观一些历史古迹或传统的公园、寺庙,则看到的全是汉字,如著名的文庙国子监,展示的全是儒家文化,不知一点汉字也不懂的越南人在这些地方如何能理解其文化内涵,确实给人一种文化断代的感觉。 汉字在越南没有沿用下来,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我听到的大概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汉字确实比较复杂,历史上在官方虽然很有地位,但与老百姓用的民间语言有一定距离。即使在使用汉字时,民间也发展出了一种文字,称作“字字喃”,与汉语关系密切,但并未最终取代汉字。二是欧洲传教士16世纪进入越南后,为便于与当地越南人沟通,利用欧洲人熟悉的罗马字来替越南语设计了一套新的文字系统,经过多年的演化,最终由法国传教士通过编撰字典的方式完成了最终版本,形成了当今越南人普遍使用的官方文字和语言。 最终越南彻底告别汉字,应是在越共领导下宣布独立后的事,这可能牵涉到更多的政治因素了。 在听越南人讲话时,有些用词与汉语还是很近的,据说从发音上看,60-70%的词来自汉语。特别是更接近广东一带的发音。完整句子很难听懂,但一些词可以猜出,如勇敢、交流、政治、劳动、经验等。 (原文写于2009-06-27 20:38:44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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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告教授'反革命'事件”的疑问
xuxfyuwp 2014-4-15 14:55
读了《南方周末》1295期关于“政法大学的学生因‘不赞成’教授的观点而告官报警”的文章后,专门到网上查了一下信息源,疑点甚多。 一是关于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政法大学的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了博文,指责两个女学生因该教授在课堂上讲了批评政府、批评中国文化等内容而向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他反革命。从博文的内容看,除了题目上教授用了“反革命”一词,其他地方均未出现。显然,“反革命”这一敏感词的迅速传播并无事实依据。两个女学生是不是真的去告了教授,也缺少实证,仅是教授根据回忆:“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怎么能作为学生告状的依据呢?教授就是这样做出判定“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未免有些牵强。 二是关于教授的授课内容。我赞成教授“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但学生也有提出质疑的权利。学生是如何反对教授批评中国文化、中国政府,因没有具体内容,在此不便做出分析。但教授以“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这样的方式作为回应显然欠妥。身为教授,就应有随时接受质疑的雅量。否则,仅允许你有批评的权利,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就得走人,这能说是教授所倡导的“比较正常的思维”方式吗?为什么教授对学生就不能包容一些呢? 三是关于教授在课堂里究竟该讲什么。从教授的博文中,可以了解到引起争议的内容是发生在《古代汉语》课上,学生来上这门课主要是学习古汉语知识的。讲古汉语会涉及到文化、政治方面的内容,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发表观点,但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时应慎重,至少应注意介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对于文化、政治这类话题会存在多种不同意见,甚至有些观点会与现存法律相冲突。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不允许教授将课堂作为自己宣传个人政治、宗教观点阵地。当我看到有的文章中以《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来为该教授辩护时,确实感到疑惑:在课堂上,每个教授真的有可以随意向学生灌输个人政见的自由吗? 四是关于两个学生的处境。虽然关于此事的基本的事实还未搞清,但在各种媒体上已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不知道这两个女生会承受怎样的压力,特别是看到一些著名学者表态,以此事件为例支持“学术自由”时,很为两名女学生的处境担心。在互联网的时代,有时一些缺乏事实依据的责难对当事人带来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希望这一事件能以比较理性的方式得到解决。 (原文写于2008-12-08 16:13:30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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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十五题-读书笔记(1)
Samdy 2014-4-2 14:35
1、季羡林对佛教的态度和研究佛教的缘由 季羡林对于佛教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对于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的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探究,则会发现它教义和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都尤其产生的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1)。可见季羡林对宗教是喜欢的,但是为什么又要去研究它呢?一些史学家一味的谩骂宗教不是实事求是,说佛教浑身是宝更不是实事求是。必须对佛教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不研究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2)。 2、季老对于宗教的认识 季老在和冯正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是宗教先消灭还是国家和阶级先消失?最终得到一致的认识,国家和阶级先与宗教消失。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克思认为宗教是有宗教需求的人们所创造的,“宗教需求”包括多种含义:真正的需求、虚幻的需求,甚至麻醉的需求。否认需求不是一个唯物主义。 那我们能不能去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呢?很明显不能,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们也用不着去“消灭”(3)。那么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呢?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4)。 3、内行外行 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一个外行反而一眼能够看出来(5)。尽管季老对于佛教的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谈论佛学教义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太落后了,应该奋起直追。 参考文献: (1)我和佛教研究(代序)P1-S2-L2 (2)我和佛教研究(代序)P2_S4_L1 (3)我和佛教的研究(代序)P4_S2_L1 (4) 我和佛教的研究(代序)P4_S3_L1 (5)我和佛教的研究(代序)P5_S1_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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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及相关词语----中国文化中的混沌漫谈1
热度 1 Mech 2014-3-3 09:30
要知道词义,就需要查字典。现代的古汉语字典比较权威的要算《辞源》,对古汉语词语的溯源及演变梳理清晰。该书从 1908 年开始编撰,商务印书馆在 1979 年分 4 册出版了修订本, 1988 年又出版了修订本的合订本。以下引用《辞源》均是指该版本。引用时依照该书体例,仍用下划曲线表示书名,下划直线表示朝代名、地名或人名,但把原来的繁体字改为了简体字。除释义外,有些例句有丰富信息,后面还要展开讨论。 “混沌”及其同义词“混芒”及其变形“混茫”的释义: 【混沌】 天地未开辟以前的元气状态。 易乾凿度 上:“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似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似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混沌。 ( 作者附注:查阅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8 卷《 周 易乾凿度 》,这里的 “ 混沌”作“浑沦” 。 ) 【混芒】 犹混沌。谓世界初形成时蒙昧的状态。 庄子缮性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 释文 :“崔( 譔 ) 云:混混芒芒,未分时也。” 也作“混茫”。 抱朴子诘鲍 :“夫混茫以无名为贵,群生以得意为欢。” “混沌”相关词语“浑沌”及其近义词“浑沦”和“浑敦”的释义: 【浑沌】 ① 指天地形成前的元气状态。同“混沌”。 淮南子诠言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 汉王充 论衡谈天 :“说 易 者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 ② 清浊不分貌。 庄子应帝王 :“中央之帝为浑沌。” 释文 :“崔( 譔 ) 云:‘浑沌无孔窍也。’李(轨)云:‘清浊未分也,比喻自然。’”后用以形容愚昧无知。参见“浑敦”。 ③ 传说中的恶兽名。 汉东方朔 神异经西荒经 :“ 昆仑 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两目不见,两耳而不闻,有腹而无藏,有肠直而不旋,食物径过。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天使其然,名为浑沌。” 【浑沦】 ① 指宇宙形成前的迷 濛 状态。同“浑沌”。 列子天瑞 :“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 ② 浑然一片,囫囵。 朱子语类辑略 二 读书法 :“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事物,久久看作两三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 元耶律楚材 湛然 居士集 九 谢圣安澄公馈药 诗:“仔细咀嚼元不碍,浑沦吞下也无防” 【浑敦】 愚昧,冥顽。 左传 文 十八年:“昔 帝鸿氏 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 嚚 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 注 :“谓 驩 兜 。浑敦,不开通之貌。” 史记五帝记 作“浑沌”。 “混沌”近义词“鸿濛”、“濛澒”和“濛鸿”、“庞鸿”的释义: 【鸿濛】 宇宙未形成前的混沌之气。 淮南子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窕冥冥,芒 芠 漠闵 , 鸿濛 鸿洞 , 莫知其门。” 楚辞 汉刘向 九叹 :“贯鸿 濛 以东 朅 兮 , 维六龙於扶桑。” 【濛 澒 】 ① 宇宙未形成元气未分的混沌状态。 论衡 汉王充 谈天 :“儒书又言,溟 涬濛澒 ,气未分之类也 。”也作“ 濛 鸿”。见“ 濛 鸿 ① ”。 ② 广大无涯貌。 楚辞天问 汉王逸 叙 :“既有解说,乃复乃复多连蹇其文,故厥义不昭,微指不晰。” 【濛鸿】 ① 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同“庞鸿”、“濛 澒 ”。 淮南子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窕冥冥,芒 芠 漠闵 , 鸿濛 鸿洞 , 莫知其门。” 楚辞 汉刘向 九叹 :“贯鸿濛以东 朅 兮 , 维六龙於扶桑。” ② 醉貌。 宋辛弃疾 稼轩词 三 水调歌头元如投宿博山寺见者惊叹其老 :“有时三盏两盏,淡酒醉濛 鸿。” 【庞鸿】古人以天体未形成前,宇宙浑然一体,称为庞鸿。即浑然宏大之意。 汉张衡 河间集 二 灵宪 :“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浑成,先天地生,气体固未可得而形,故道志之言云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其气体固未可得而形,其迟速固未可得而纪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谓庞鸿。” 后汉书天文志 上 注 作 “庬鸿”, 艺文类聚 一作“庞洪”。 总结《辞源》上述释义,“混沌”、“混芒 ( 混茫 ) ”、“浑沌”、“浑沦”、“鸿濛”、“濛澒”、“濛鸿”和“庞鸿”都指天地形成之前的元气状态,“浑沌”又指清浊不分貌,“浑沦”指浑然一片,“浑沌”和“浑敦”还有愚昧无知的意思,“浑沌”也是传说中的恶兽名。 在《辞源》对“混沌”的释义外,“混沌”有时与“浑沌”或“浑敦”一样,也指愚昧不晓事理。例如,《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中,潘金莲先后骂武大“混沌魍魉”、“腌臜混沌”和“混沌浊物”。又例如,《金瓶梅》第十四回,李瓶儿骂花子虚“魍魉混沌”。 从上述词义看,“混沌”和“浑沌”都可以做为 chaos 的汉译,而且“浑沌”的含义更为丰富,似乎是更贴切的翻译。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混沌研究时,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有不同的翻译偏好。物理学家翻译为“混沌”,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在《物理学进展》上的长篇综述“ 分岔、混沌、奇怪吸引子、湍流及其它:关于确定论系统中的内在随机性 ” 。 力学家倾向于翻译为“浑沌”,例如北京大学力学系教授朱照宣在《 力学进展 》上的综述“ 非线性动力学中的浑沌 ” 。数学家则译为“混乱”或“紊动”,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教授熊金城在《数学进展》上的综述“线段映射的动力系统:非游荡集,拓扑熵以及混乱”。 后来出于种种原因,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确定“混沌”为科学词汇 chaos 的汉译。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化中的混沌时,除“混沌”外同时也包括“浑沌”、“混茫”、“浑沦”等词义相近的词语。 鉴于 chaos 最可能的汉译只是“混沌”和“浑沌”。这里简略说明“混”和“浑”本意的区别。中国最早的字典是代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63 年重印了该书 1873 年清代同治年间的广东文人和书商陈昌治的刻本,并附加了检字表。 “混”和“浑”的字义:混,丰流也;浑,混流声也。顺便一提,笔者在《说文解字》中没有看到“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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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一种低智和反智文化
热度 50 张能立 2014-2-15 00:04
提及中国文化,很少有国人不激动和自豪的。激动和自豪的地方就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古文化,只有中国文化这个独苗一直没有间断,从古代延续要现在。可是,很少有国人意识到中国文化具有低智和反智特征。就反智这个特征而言,笔者只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武际可老师和著名作家王小波曾经批判过中国文化的反智特征。 武际可老师在其著作《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一书中,批判中国文化具有反智特征如下: “封建专制制的第三个恶果,在专制的统治下,从理论认知上形成鄙视科学技术的传统。由于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附于统治者,走向上爬‘学而优则仕’的路;另一类是远离统治者,走逍遥出世的隐士道路。这两种道理的知识分子,各自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为走前一条路的理论基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欲达则先达人’,‘忠、恕’,“仁、义”等一系列说教都是为这条道路服务的。” “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在批判商朝的皇帝纣时说他‘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注解说:‘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据人身、巧指器物为异耳’。中国传统上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就是从这里来的。实际上,在专制统治下,是有一批人想靠进献发明以图皇帝嘉许达到做官的目的。古代有许多发明,在没有市场经济的需求下,只能作为宫廷游乐之用。例如与力学相关的发明,被中香炉、孔明灯、轮船、爆竹、火箭、焰火、风筝、竹蜻蜓、编钟都是这样的。上述儒家著作的观点,认为靠这种发明以求晋升的路子是一条不足取的道路,不是仕途正道。仕途正道是读经应试。”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为隐士道路服务的。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 “他们主张无为到了什么程度呢,在《庄子.外编.天地》中有一段: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掬掬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掣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以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 “这段话深刻反映了道家对于技术革新的无为态度。为了要保持“道”的“纯白”,连任何先进的工具都羞于使用。更不用说去勤奋地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了。” “在周朝的著作《易经》中有一句话:‘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孔颖达注解说:‘备天下之物招致天下之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为天下之利,惟圣人能然。’中国从古就有很强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人类活动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认识与发现自然规律的活动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也就是说,你要是作一件什么事,他就要问‘有什么用’。如果你回答不出有什么用,就被认为是‘无的放矢’,这被认为是反对科学研究的最有力的武器。何况这里的‘应用’经常被解释为爵位的晋升、财源的开发等等。 ” 王小波在其著作《沉默的大多数》有一篇“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文章,作者被荷兰人较早年代运用科学与技术解决的排涝问题所震撼,对比作者作为知青下放的中国农村,中国人在解决实际问题,基本上只会苦干,很少能够巧干。作者在文章中说道:“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在同一本著作中,王小波的另外一篇文章“人性的逆转”,也较深刻地揭露了中国文化的反智和反人性特征。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武际可老师是根据儒道两家的经典著作和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论证了中国文化的反智性。王小波是采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游学欧洲的见闻和自己当年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的实际生活体验进行对比,论证了中国文化的反智特征。其实,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肯定沉淀着通过生活经验获得的认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智慧的,这一点不分中外。不过,我们民族文化具有低智特征,鲜见有人提及。本博文除了介绍武际可老师和王小波两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智特征的论述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要论证中国文化具有低智特征。 什么是文化的低智特征的呢?这要从康德的认知论说起。 关于人类的认知过程,康德有几点著名的论断:“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再从感觉上升到概念,最后形成思想”(Thus all human cognition begins with intuitions, proceeds from thence to conceptions,and ends with ideas.) 。文化的低智特征就是对于大自然及人类自身的认知,仅仅在经验圈子里面打转,没有能够实现从经验抽象到概念,更没有实现把概念综合为一种思想。正因为低智文化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受低智文化教育和影响的人,特别害怕和反感概念辨析。在我的老家乡下农村,乡亲们经常将一些喜欢辨析概念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的言行,斥为“究经”、“裹经”或“结根”(注:这些都是方言的发音,不一定是其拼写)。但是,乡里“究经”的人,毕竟没有受过现代数学和科学训练,顶多是采取互相矛盾和列举事实来“究经”。因为,“究经”的人,不能运用形式逻辑和科学实证来分析或者辩论问题,太多的时候,是用自己的错误见解替代对方的错误意见。因此,喜欢“究经”的人的言辞,常常被乡亲们视为“歪究”,意思是不讲道理。从康德的认知论来看,喜欢“究经”的国人,远比反感“究经”的国人更有智慧,或者更有可能得到挽救。因为,喜欢“究经”的人,虽然往往不会形式逻辑和科学实证,但是,至少有概念意识,而反感“究经”的国人,即使经验再丰富,仍然是没有概念意识,认知仍然是在经验这个圈子打转。可是,像“究经”这样有初步智慧的人,却不被乡亲们待见。反而遭到乡亲们嘲笑或者鄙视。我们乡里将这类人称为“不懂板”。看看,连基本概念辨析这点智慧都没有,怎么可能学习现代数学和科学的呢?连“究经”这点智慧苗头都不能容忍,整个文化不是低智或反智,还会是什么的呢?我们这种低智和反智文化,居然还敢做领袖全人类的“中国梦”。这样的低智和反智文化,我们没有被灭亡,已经是老天格外开恩。如果我们不能看清这点的话,老天不会有第二次“法外开恩”的。 太多的网友,见到我对中国元素(思维、语言及文化),如此猛烈批判,深表不满。有少数留言污言秽语或人身攻击,笔者深表遗憾。笔者要着重声明的是,本人没有接受任何外国资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迄今为止,还没有迈出国门一步,出于自救以及救救自家孩子的目的出发,将自己肤浅或者错误的认识,不怕丢丑和被抹黑地分享出来。一方面期待饱学之士能够伸出友爱之手,纠正本人的错误认知;另外一方面,更加期待本人曾经走过的错误之路,成为绝路,不要再被其他人士,特别是被孩子们所重复。其实,本人批判中国元素(思维、语言及文化)的内因,与那些批评中国PM2.5事情的国人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因为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并且还深爱着这个国家所致。就像那些认同环保理念的国人,对待祖国大好河山被污染不能坐以待毙一样,本人对于中国元素(思维、与及文化)妨碍我们民族的智性发展,同样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我本人就是受害者,我的孩子和中国其他的孩子仍然继续在受害。为了我们民族最终能够与欧美匹敌,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早日享受到鲁迅先生一直呐喊的“第三样时代”,也就是能够做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的时代,本人豁出来做一个过河卒,鼓与呼! 最后,本人要特别对科学网上的教授们呼吁:中美大学老师的差异,始终决定中美之间的差异。如果中国大学教授不如美国大学教授,那么,习总见到奥巴马就要低头。中国大学老师如果不洗心革面,老老实实地追求科学真理,还在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的话,中国大学老师的水平将会被美国大学老师远远抛在身后,我们这些大学老师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的呢? 参考文献: 1、武际可著,《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p9 2、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8,p68 3、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1978英文版,p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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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中国文化应该具有普世价值
热度 3 wangql 2014-2-13 17:19
--学习习主席关于弘扬中华文化讲话的体会之二 4.先进的中国文化应该具有普世价值 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是去芜存菁,推陈出新,建立起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文化体系。在这个新文化体系中,应该突显出先进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 以来华留学生为例。2012年共计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28,330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学机构中学习。如果我们的学校文化和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没有任何普世的价值,别人来交流什么?学习什么?他们在中国长期生活形成的世界观还能和自己的国家相容吗? 再以孔子学院为例。截至2013年年底,全球已建立440 所孔子学院和646 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20个国家(地区)。如果我们的文化中没有普世价值,那么这些孔子学院又如何存在下去?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求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提炼出中国先进文化的普世价值是我们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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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科学网组织一场大辩论:中国文化是专制文化吗?
热度 17 张能立 2013-12-13 17:37
科学网编辑老师: 你们好!“学生保研诚信事件”爆发以来,引起了海内外大学老师和同学们的广泛关注,关于此事的博文,估计不会低于100篇,参与讨论的人数也是为数众多。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专制文化与现代人性文化之间的较量”。为了能够让这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情,更加具有实质意义,我郑重向科学网建议,开展一场文化大辩论,辩论题目就是:中国文化是专制文化吗? 中国的改革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其实,首功要记在发生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个历史事件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断然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不可讳言的是,正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通过改革搞市场经济,一方面带来了物质方面的繁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带来精神上的困惑和环境的恶化。最近一段时间,全国数十个省份长时间的雾霾,让每个中国人对中国发展的前途产生了忧虑。针对这些客观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拟定了“六十条”改革目标,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针对非常复杂的现实情况,习主席强调了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相结合,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强调了执政党要有非凡的勇气和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解决改革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从中国的改革历史看,伟大的改革总是需要非凡的理论指导,只有这样才可能尽最大努力避免“摸石头过河”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损失。科学网作为全国最大的智网,理所当然,要为中国新的改革事业提供理论支持。笔者衷心期待通过一场“中国文化是专制文化吗?”大辩论,能够为正在展开的“攻坚克难”的改革新长征,提供理论支撑。笔者深信,这样的一场文化大辩论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将会是对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次超越! 笔者在这里强烈呼吁:科学网编辑老师,历史的责任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了,让我们一起用勇气和智慧迎接吧! 图1 “真理标准大讨论”今与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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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朋友就几个社会学问题的对话
热度 4 yanjundu 2013-11-17 21:16
下午,朋友找我聊天,她翻开本子上记着的几个问题,想听听我的看法。 朋友: 如果中国汉字和汉语消失,中国的文化会不会也消失了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有一天全部讲英语,不讲汉语了,那中国的文化是不是就都消失了呢? 我: 首先你得说说,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朋友: 比如,婚庆的时候,得贴中国的喜字,没有喜字,就感觉没那么喜庆;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击“缶”,如果没有了汉字,那“缶”这个文化就不存在了,“缶”也不念fou了,成英文翻译了。 我: 先说“缶”,即便汉语言消失了,“缶”这种中国独有的乐器还存在着,只是换一个名称而已。不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名称,本身并没有意义;“马”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对应的看到的一匹马,换成horse也一样。另外,婚庆缺了喜字,还照样是中国的文化,只是少了几个字而已。分析一个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也就是最本质的东西,如果本质没有变,少数地方变了,也无妨。比如生物学中,同一个物种的不同个体,也有很大的变异,但是,并不是变异大,就成了另外一个物种。英语,到了美国之后,结合当地的情况,有些读音和拼写有了变化,成为美式英语,但是,本质的东西没变。另外,英语虽然成为新加坡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官方语言,但这些国家的文化并不会消失。 还有,我觉得“文字”算作文明,而不是文化。 朋友: 那文明与文化怎么区别呢? 我: 我的理解,文明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比如建筑,农业,文字;而文化是虚的东西,比如仁义礼智信,中庸文化。不过,我们生活中常常把两者混在一起说。那么中国有哪些文化呢?我觉得包括中国的饮食、书法、戏剧、太极、旗袍。可是你看看,现在我们的文明与文化是不是都不是中国的主流呢? 我们大多数人不再穿旗袍,胡同和四合院都快要被拆完了,又有多少中国人会去欣赏戏剧和书法呢,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一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现在处在濒危状态,需要去保护,需要去传承。 朋友: 如果中国人都开始讲英语了,那势必得了解一些欧美文化,比如基督教,到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人信仰基督,佛教的第一大教位置会被取代,这是不是改变中国文化了? 我: 如果都讲英文,随着大家对基督教的了解越多,信仰的人越多,这是正常的。但是,佛教作为中国第一大教,这不是中国的文化,因为佛教本来就是来自印度。那有一天其他宗教成为第一大教,又何妨? 朋友: 记得你以前说过中国应该废除汉字,改学英语。 我:这不是我说的,是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夕,胡适和陈独秀等一批学者,提出废除汉语,改为英语或希腊语(还是拉丁语),他们认为中文太复杂,不利于普及。不过,他们那会是针对文言文的,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都是用文言文,非常不利于老百姓学,文盲率特别高。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普及白话。不过,你现在读胡适写的有些白话文诗歌,看起来比较“肤浅”,但是,评价一个人或事物,要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而不是当下,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站在那个年代,能写白话诗本身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总的来说,中国的汉语言消失,对中国的文化是有影响,包括戏剧、书法,但对其他方面影响不大。但是,从多样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应该保护任何一门语言和文字,毕竟多样化的世界才是美好的。 朋友: 第2个问题,中国如果放开说话,会不会乱?如果人们能够言论自由了,说话没有顾忌了,人们会造谣,那不就乱了吗? 我: 欧美国家有足够的言论自由,并没有乱,可见放开说话并不一定就会乱。中国现在的法治不健全,如果只是一个方面放开了,那乱不乱就不好说了。在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说出想说的话,而不必恐惧。而国内的媒体和网络,涉及到一些敏感词,你是发布不出来的。能发布出来的一些被官方认定为是谣言的,比如微博被转发500次,那就要追究法律责任。追求责任本来是正确的,但是,是不是“谣言”的认定上,在一个媒体不能自由监督政府的国家,我认为是不靠谱的。说你是谣言,你就是谣言,有谁能反驳? 那美国是怎么处理这种肆意的言论自由的呢?举个例子,前几年美国有个中学生建了一个网页,题为“杀死布什!”,画面是布什总统流血的照片;国家安全局发现后,去女孩子家里谈话,澄清利弊,并没有采取拘留等任何行政措施,仅仅让女孩子把网页停掉,女孩后来把网站改为一个宣传环保的网站。 朋友: 第3个问题:现在国内的官员,频繁调动工作地点,很多人怕出错,就少干事,那怎么推动国家的发展呢? 我: 是啊,很多官员都是抱着“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敢不错”的想法。这点我觉得也应参考一下欧美等国家,看看人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可惜我没有这方面的见识。在分析社会学问题时,包括你这三个问题,都需要对欧美等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有了解,所以我们说一个学者很厉害,说他“学贯中西”,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对比,才能凸显真知灼见。当初法国人托克维尔,如果不是把美国的民主与法国的进行对比,那就不会有这么深刻的思考,写不出那本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有让读者豁然开朗的洞见。美国的Jiared Diamond如果不是把土著与西方文明进行比较,他怎么能回答“为什么白种人征服土著人黑人,而不是反过来”的人类学问题,也就没有获得普利策奖的经典著作 《钢铁、枪炮与细菌》。 回到你的问题,任何人任何事,他的优点,也正蕴含着他的缺点,也就是“优点即缺点”。我这两年深有体会,你即便认为自己这件事情做得多么正确,有人会有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你是不对的。最近新闻说太原市长耿彦波在全城拆迁,很多老百姓支持,觉得太原目前相比哈尔滨沈阳武汉长沙灯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看起来太落后了,需要建设;但必然有很多人反对,因为拆迁会让有些老百姓的家没了。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那对于他的上层领导来说,也是一样的,有的领导会认为你做得好,也有的领导会认为做得不好。在一个民选的国家,你是否能在位,是老百姓投票,只要绝大多数百姓认可你的做法,那你就能继续大踏步的改变一个城市,做实事。而在一个非民选的体制下,你能否保留你的职位或者升职,是领导说了算。如果决定你升职的恰巧是反对你或者与你有利益冲突的领导,那你就成了中国“枪打出头鸟”文化的牺牲品。这样的后果,就是大家在任不敢有太大的动作去让干实事,阻碍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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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从北京开始
sheep021 2013-10-22 12:43
1 北京晨报 2013-10-22 记者从市中医管理局获悉,到今年年底前,全市所有社区医院都将免费为65岁以上常住老年人提供中医体质辨识,并据此为老人量身定制养生保健指导。此外,3岁以内的孩子也将享受两次免费的中医调养服务。全市二、三级中医院都要具备“治未病”服务平台,秋冬季,二、三级中医医院要开展膏方服务。 2 北京晨报 2013-10-22 北京市中高考改革方案向社会公布,从今天起至10月28日公开征求意见。 从2016年开始,高考语文(文理同卷)分值由150分增为180分,文、理科综合分值由300分增至320分。英语考试将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满分为100分,降低50分。中考语文卷总分值由120分增至150分,英语卷总分值由120分减至100分,其中听力50分。 本人预计效果: 1 中医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转行为西医、销售甚至计算机等其他专业谋生将成为历史 2 中国学生英语比中文好的情况也将大为改观。母语还是很“值钱”的 3 北京都开始文化自信了,全国文化自信也就不远了。中文、中医、中国文化的红火日子快要来了 相关链接: 搞中华传统文化,中医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甘肃中医药改革的目标 弘扬中医,不仅要复古,而且要与时俱进,二者缺一不可 大道至简,也至贱 艾灸——至简至易,至神至妙之法 终于发现中医最诡异的地方 谁说中药见效慢——川芎茶调丸应用纪事 看健康渐成时尚,海外招聘中医师月入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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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科学网某年轻学子的一点建议
热度 21 张能立 2013-10-19 21:16
某年轻学子好,我最近一直就想和你说一点什么,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反复在想,跟你具体说一点什么呢?下面的话,也许显得凌乱和没有什么逻辑性,但是我的肺腑之言,供你参考: 1、我看重你的年轻。年龄是人最有分量的资本,远比权力、金钱这些资本大。因为,年轻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注意仅仅是可能。不像我这样年龄大的人,即使顿悟了什么,因年龄关系,也没有什么可能性。换句话说:年轻最大的资本是可塑性大,年龄大了,可塑性已经几乎没有,这是生命的客观规律。 2、我看重你是在科学网实名开博的学生,我想观察你的思想或思维方式,能否被科学网上像程代展老师这类学术大家的思想所影响。 3、我纠结你目前就读的专业:中国哲学史。如果你不用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数学和科学,作为镜子,来照中国哲学的话,很容易陷入中国文化(思维)的泥坑,一辈子也很难爬出来,因而最终浪费了上天赋予你现在年轻的这个最大资本。回首过去,我也是这样浪费了自己的人生,至今心中仍然作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样的好学年轻人,继续重复我的人生悲剧,才以近似于小丑行为艺术方式,在科学网开博。期待我学术道路的悲剧,能够引起你等年轻人的警觉。 4、文化分先验文化和世俗文化。世俗文化是人类可以从生产实践和生活中产生并体验的文化,先验文化是无法判断真伪的文化,是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信仰。不论是科学网著名的曹大侠,还是你这样热爱中国文化的年轻学子,对于文化的思考,在我看来停留在世俗文化这个层次。换句话说,很可能没有意识到先验文化的存在,或者对先验文化不屑一顾。如果恰巧被我猜中,这个责任不是出自你,而是出自中国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夫子和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孔夫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因此,中国文化一直停留在世俗文化这个层次,对于死亡这类先验的东西,中国人是不屑一顾的。再加上革命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视先验的东西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属于“封资修”,不仅没有任何益处,还是革命的对象。正是这些众多原因,导致现在中国人,真正意识到先验文化对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巨大影响的人不多。 5、先验文化本身不能产生力量,毕竟先验的东西,是无法证实的东西。但是,先验文化通过世俗文化,一方面彰显了永恒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彰显了伟大的力量。对于“生”这个问题,孔夫子仅仅是琢磨了人从婴儿到死亡这短短的几十年光景,从未琢磨“人作为一个物种是怎么来的?浩淼的宇宙是怎么来的?”这类先验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孔夫子来说,一律斥为“不知生,焉知死?”。 6、关于宇宙是怎么来的,中国文化仅仅只有“盘古开天”。这出自于三国时期吴国徐整著的《三五历纪》。“盘古开天”里面仅仅涉及天和地的形成,没有涉及人类的由来。西方文化关于宇宙和人类由来的先验文化是《圣经》:“第一天,上帝创造了昼夜;第二天,上帝创造了天空 ;第三天,上帝创造了陆、海及植物;第四天,上帝创造了日月;第五天,上帝创造了动物;第六天,上帝创造了男人及女人;第七天,上帝为他所创造的万物赐福。 犹太神学家斐洛用数字4的和谐来解释第四天创造天体的活动,用五种意义来解释第五天创造动物的活动,用数字6的同样功效解释第六天” 7、仔细对比中西先验文化,我们可以发现有如下差异: (1)历史时间长与短的差异 《圣经》最早版本《摩西五经》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 。而“盘古开天”产生于三国时代,也就是公元260年左右 。虽然,我们祖宗与西方人祖宗都产生了先验文化,但是,西方人的先验文化远比我们早数百年之久。 (2)内容丰富与贫乏的差异 先不管中西先验文化描述的创世纪,是否属实,但是,对比《圣经》和“盘古开天”两者内容,《圣经》描述的创世纪内容,无疑比“盘古开天”要丰富得多。“盘古开天”只描述了天和地的创建,而《圣经》描述了创建白天黑夜、天空、地球(陆、海及植物)、日月、动物、男人和女人。 (3)对世俗文化影响的差异 《圣经》不仅仅描述了创世纪的过程,还描述了上帝与人类签订的合约“摩西十诫” 。西方人的先验文化一直用隐形的力量制约着世俗文化。其实,“摩西十诫”也是形式逻辑的开端,是一种没有例外的文化。再回头审视我们民族的先验文化,“盘古开天”没有“摩西十诫”这类东西,因此,除了对世俗文化没有影响和制约之外,也不能产生出形式逻辑。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万事都有例外”的文化。 (4)有数学与无数学的差异 《圣经》描述的创世纪涉及数学,特别是西方神学家一直在琢磨用数学的奥秘来解读创世纪的过程。反之,“盘古开天”没有涉及到数学。中西先验文化的差别,决定了为什么中国把数学视为一种计算的术,而西方将数学视为“天理”和“和谐”的原因所在。先验文化的这个本质差别,就将欧美数学和中国数学区别开来了:欧美数学是“真”的数学,是“美”的数学,是“艺术”的数学,而中国数学是“工具”的数学,是“术”的数学。 8、做学问和搞革命的区别。做学问是重视反对的声音,搞革命是看重拥护的声音。从做学问这个角度看,支持你的声音,并不能提升你的认识,仅仅只能让你体验感官的快乐,只有反对你的声音,才会促使你不断觉悟。特别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刚入学术领域,犹如婴儿牙牙学语,显然正确的地方少,错误的地方多,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反过来才不正常。即使天才般的爱因斯坦真正开始琢磨学术问题的时候,仍然产生了很多错误的奇思妙想。如何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的呢?爱因斯坦就是自己组建奥林匹克科学俱乐部,邀请几个同层次的朋友定期聚会,互相质疑和批评彼此学术见解。通过这种方式,爱因斯坦才慢慢沉淀出举世闻名的四篇伟大学术论文,一举将人类的认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某年轻学子 ,你们年轻的人优势是年龄的优势,是青春活力的优势。虽然我等年长者,因自然规律,慢慢变得没有什么活力,但也有你们年轻人没有的优势:阅历。换句话说,我们年长者经历过年轻,而你们年轻者目前没有经历过年老。正如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血气方刚,认为“宇宙真理”在握,对于有阅历有水平的长者的话,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内心反感。等我慢慢变老了,再回头去看当年长者对我说的话,才明白自己错的很远。可是,时光荏苒,即使我现在意识到错了,但也永远失去了改正的机会,只能当教材示人。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我现在相信宇宙存在普遍真理,只不过,当年年少无知,将不是宇宙真理的东西,视为了宇宙真理。 某年轻学子 ,我写这么多文字,并不是想改变你什么。其实,我还是非常佩服你的,我像你这个年龄就没有你现在这样的勇气,对老师都是唯唯诺诺,哪里还敢与老师争辩什么的呢。你能在科学网开博,并就某些老师的观点,写出自己不同的认识,这真的非常难能可贵。不过,作为过来人,我还是劝你多学习科学网程代展这类老师的文章,他们才是学术大家。学习他们的文章,感受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变化,可以丰富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至于我的文字,我希望你能以鲁迅先生的观点待之:中国人的书,尽量少读,最好不读。 亲爱的年轻朋友,如果你们有缘看到笔者的这篇博文,那么,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写给某同学的,而且也是写给你们的。我们老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将我们当成铺路石,踩着我们迈向真理。如下文字,我们彼此共勉: 虽然出生卑微,但我追求进步; 虽然无知,但我追随睿智者脚步; 虽然庸俗,但我向往高雅; 虽然遭遇冷眼,但我回报笑脸; 虽然有过,但我用奉献社会自我救赎; 虽然身处黑暗,但我向往光明; 虽然是尘世过客,但我追求流星般的一瞬。 注: 某年轻学子 同学,是我在科学网上结识的,缘起于我们彼此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看法。 参考文献: 1、【美】安德鲁.迪克森.怀特著,鲁旭东译,《科学 - 神学论战史》第一卷,p19 2、《摩西五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8%A5%BF%E4%BA%94%E7%B6%93 3、“盘古开天”: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4636/10773672.htm?fromId=104636from=rdtself 4、“摩西十诫”: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8%A5%BF%E5%8D%81%E8%A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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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才是万害之源
热度 5 fpe 2013-10-13 09:12
中国文化才是万害之源 看了黄秀清老师的《比,是万害之源》,我想说比是结果,关键恐怕还是根本性的东西,如文化,才是万害之源。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化这东西,是规范我们所思所想的认识,可是我们浸淫在中国文化里,就忘记了自己是世界的公民,沿着非主流的思想进行到底,这才是难以在主流奖项上获得认可的原因吧。 什么是中国文化?有人说“外儒内法 ” 是中国文化,有人说 “ 表里不一 ” 是中国文化,都是一个意思,表面以人为本,实际上以集体为本,中庸就是两个极端的调和。看上去中庸,实际上并非中庸,这才是中国文化。 比如,中国电影宣传的东西,与以人为本有很大距离,所以很难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同。是技艺不如人么?关键还是文化,是我们是思考方式让人感到难以接受。 比如,范美忠的逃生,本来无可厚非,人家也是人,凭什么要先死?老师为什么要先死,医生为什么不能逃生?当我们用狗尾续貂之时,就脱离 XX 标准了。当我们讨论一些逃生以外的话题时,就让人发现中华文化中的道德标准对待生命的双重看法,对人对己是不同标准的,这就是中国文化。 什么是中国文化?管仲老先生说 “ 利出一门 ” ,就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最强调统一思想,消灭自我,狠斗私字一闪念。本来我以为后者是文革特有的现象,现在发现从古到今,思想的犯罪无时无刻不发生。有人总是希望我们和他保持一致,否则就是犯罪。言罪也好,潜规则也好,反正社会管理没有规则,凭长官的意志办。而思想有禁区,随时随地都是雷区。所以作没有思想的中国人最安全最安稳,这样做,是典型的中国文化。 什么是中国文化?不肯认错,不知反省是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就是裹脚布,不但又 X 又长,而且想怎么裹,就这么裹,根本没有标准。 作中国人的时间越长,越确定自己的早期(历史观)教育有问题。为什么历史真相总是让我们感到胆颤心惊?为什么人人都要痛心疾首才会有正确的历史观? 我们生活中免疫的环境中太久了,以至于害怕与世界接轨。 人人都说以色列是上帝的民族,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认识,以为自己是多么特殊,拿自己的标准当作普世真理,还说别人都被洗脑了。 拿以上三点来认识黄秀清老师的攀比文化,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家只认高考?因为其他的出路被管仲的徒子徒孙封死了。为什么我们要批判范美忠?因为我们不能讨论建筑的问题,而思想的犯罪是不可饶恕的。 为什么我们欣赏外国的电影,而外国人不看中国的电影?因为我们从内心上认可外国的以人为本,可是又不能丢掉道德上的以集体为本。所以看国产电影,总觉得好多好多画蛇添足,好好的题材,非要安装一个集体主义的结尾,让人感到如鲠在喉。当然,有人觉得心安理得,因为如鲠在喉的人都是被洗脑过的,而我们的电影是被审查过的,比医院的无菌室还要干净。干净是干净了,可是南辕北辙还会有效果么? 科学网有一批人喜欢评论,喜欢上纲上线,喜欢搞大字报作人身攻击。不就是一点异见么?可是有人乐此不疲,紧追不舍,“痛打落水狗 “ ,努力占领道德制高点,这也是中国文化,虽然我们很多人都表面上不承认这一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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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正处在爆发的前夜,这头雄狮不仅仅是醒来,还要脱胎换。
热度 3 sheep021 2013-10-11 14:32
任何一种战略,都不能脱离人的因素。而人,并不是作为一个精神上自足的个体出现的,而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体现和支撑著这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的总和就是文化。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角度而言,文化竞争是一切竞争的根本,它体现为历史的进步作用于诸多文化的此消彼融。 从深层次而言,中美两个国家长期持续的角逐事实上是世界两大主流文化相互沟通,相互碰撞的要求和结果。没有此类形式的角逐,文化就必然走向孤立的一元,人类社会赖以进步的内在生机就会窒息。因而,以勇气和执著参与这一角逐,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历史责任感。   综观当今世界,文化竞争是二元对抗和多元并存的格局。一方面,世界上存在两大主流文化群,即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群,和以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欧美文化群。这两大文化群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是其它文化难以相比的。另一方面,世界文化又始终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这既包括文化林立的宏观现象,也包括主流文化中支流侧派相互作用的微观现象。   在二元和多元之间,很难分清哪一个对人类社会更为重要,总体而言,二元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体方向,多元使这一方向又充满变数,因而,二者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然和偶然因素的有机结合。必须看到,我们的星球在宇宙中何其渺小,而人的内心世界又何其深邃,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远非达到了自称的高度文明的水平,价值体系也远非达到可以自为一元的成熟阶段,远到宇宙空间的势力划分,近到对非生命智慧体社会和自然权利的价值承认,无论是欧美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仍然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初级价值体系。因而,任何文化自命不凡的表现,都是对人类无知心态的羞辱。    理智清醒地认识人类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对中国新文化的第一个要求。   从地理上看,中国文化群包括中国,蒙古,东亚和东南亚的所有国家,其主干在中国和日韩,因而也习惯上称为东亚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一,不是自封的,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强迫性的把中国当作一个对手,除了看到其众多的人口和经济潜力外,文化生存的危机感和以此而来的竞争需要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个文化,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必须具有人,空间和时间三方面因素的综合。   人口的重要性已经多次强调过了,一个不能保持人口优势的文化连生存都是问题,更不要说成为主流了。历史上的强大国家,因为本国人口的局限,不能承受扩张带来的压力而最终崩溃的例子数不胜数。从短期而言,人口的质量和素质决定了文化的质量和素质,从长期而言,文化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绝对数量。这是由文化传播和接受的特性导致的。文化不仅体现在精英们的口中笔下,更体现在普通个体的吃穿住行上。饮食婚姻,才是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反观历史,凡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亡国也是暂时的,这就是所谓大国不亡的现象,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各个朝代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的悲剧在于,你可以让汉人投降,却不能让他们改变生活习惯;你可以决定子孙的姓氏,却不能选择子孙的朋友和妻子。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状况许可的条件下,保持人口的优势对世界文化未来的走向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不仅要靠人口的自然增殖,更要靠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和通婚。   其次,文化必须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空间。自古纷争,争地为先,争地是为了争人口,争资源,争文化成长的土壤。近代的地理小国不堪地理限制,向大国挑战,铤而走险,与其说是其侵略本性,不如说是其文化生存危机感的自然反应,所谓出师表中战固亡,不战亦亡,既有力,不如求一战的侥幸心态。欧美文化在最近两百年的飞跃,如果没有地理大发现来释放欧洲大陆文艺复兴聚集的能量,其结果也不外乎自生自灭。就中国而言,其文化的发展是和其地域的扩张相适应的,而中国文化的衰落,也正是自固疆域,不思进取时开始的。所以,地域的稳定和扩张是文化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这对中国这样本身地域已经相当辽阔的国家同样不可或缺。中国的辽阔并不是神定的,而是我们的祖先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中国文化的传统也不是神定的,而是五千年优胜劣汰的结果;同样,中国未来的文化也不是神定的,而是我们踏著祖先的足迹前进的结果。不可否认,会有相当的中国人看了这些会很疑惑,甚至会很不舒服。他们会问∶「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的回答是,世界文化的竞争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静止的形态,地图上的疆域都是暂时的,几百年后只能作为历史的资料,真正决定疆域的是势力的消长,这一点既不能用和平主义的理想代替,也不能用麻木不仁来回避。扩张地域,巩固和扩大中国文化群的根基,和欧美文化群进行碰撞和融合,是历史赋予中国的责任,否则,历史就会选择他国承担这个责任。历史是公正理智的,在历史面前,我们会明白进取心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真正的良心,因为人类还要把眼光放到未来,放到更广阔的宇宙生存空间,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强者是唯一的选择。   最后,一个主流文化还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文化的传播有地理和人口上横向的延展,更有时间上纵向的传承。在横向延展上,人口和地理的坐标不变,因而文化多为量的积累,而在纵向上,人口和地理的坐标发生了变化,文化会发生质的变化。因而,时间是文化内在生命力的试金石。当今主流文化,无一不是经过了时间长期不断的考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文化累计,爆发,沉?,疲弱,再累计,再爆发的循环上升过程。中国文化形成性的爆发开始于春秋,终于秦,这一期间内,中国文化度过了最辉煌的一页,为中国文化奠定了所有的基础。对这一文化财富的消化可以称为沉?,在中国随后的两千年中,文化的发展无不围绕著沉?,再沉?进行的。第一次大的沉?是西汉时期,这一时期儒家和道家确立了在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第二次大的沉?出现在北宋,儒家学说上升到道德政治的理论,同时沿著唐朝的足迹,完成了对佛教本土化的理论改造。明清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沉闷的一章,这时的中国文化已经疲态尽现,乏善可陈。上个世纪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出现了历史上最为剧烈的震荡,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西方欧美优势文化的进入和压制,另一方面,我们还面对了一次日本在同一价值体系内对领导权的挑战。在这种震荡中,中国文化的优势心态只剩下一层表皮,整个价值体系出现了混乱甚至一度崩溃的局面。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国土尚在,人口倍增,而世界局势又处在大和平大融合时期,这样的震荡,反而成为中国文化再次爆发的导火索。一切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文化正处在爆发的前夜,这头雄狮不仅仅是醒来,还要脱胎换骨。   中国的新文化将是怎样的文化,我们既不能从传统的文化传承推论,也不能从欧美文化中得其所然,正如周公再贤,不可尽通百家之说。但无论如何,只要中国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成为中国文化群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必将会得到历史丰厚的回报。反观欧美文化群,刚刚度过了爆发的阶段,而正在经历著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沉?。其爆发在欧洲,开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其沉?是世界范围的,核心在美国。因而和中国文化群相比,欧美文化群体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和现实性。尤其美国,必须承认的是,作为人类文化的继承者和改造者,美国至今的表现都可以无愧于世界之王的称号,正是因为美国文化的产生,第一次模糊了疆域种族的界限,使得人类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也必将为中国的新文化所接受,所发展。   历史选择了美国和中国作为文化竞争的主要对手,因为它相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其内部也有多元性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日韩和台湾对中国文化的继承更为醇厚,日本甚至一度想替代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开拓者。但其狭小的地域和不算众多的人口限制了他们在整个地区内有更广泛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即使是在最混乱的时期中,中国作为整个东亚文化群的核心位置从也未动摇。如果中国放弃对这个地区文化的领导,整个东亚文化就是一盘散沙,将必然会从主流文化的角逐中退出。东南亚属于中国文化群的边缘地带,从   印尼几十年来费尽心思的排华努力就能看出中国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发展潜力。对中国文化群而言,东南亚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因为这里有著文化发展最为丰厚的诱惑∶人口和地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消化和吸收东南亚文化中特有的多元性,中国文化群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化。在这个世纪中,中国文化群如何利用人口,地理和历史的优势在东南亚多元文化中取得领导性地位,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成为中国文化群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勇于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是对中国新文化的第二个要求. 摘自: 转载:争霸天下——中国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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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破不立
热度 8 arthurw321 2013-9-18 16:41
中国文化,是我认为世界上包容能力最强的文化之一。当然排除我孤陋寡闻的原因,还有一些证据。 比如老调重弹,中国是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古国。 中国文化几经战乱但是依然绵延不息。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相似处很多。日本文化就是善于模仿和学习的,而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基本上也是如此。 闭关锁国可以说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但是这其实的文化原因也不得不深究。这说明,中国文化是很容易骄傲的。 但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原文化,几乎将周围所有的其他文化包容了进来。也包括现代的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之韧性,来源于土地。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其根植于土地的那种文明是很难被破除的。 虽然其他文明古国基本也都是农耕文明,比如埃及至于尼罗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还有恒河流域的印度,都是从大河附近肥沃的泥土里成长起来的,但是它们却不知为何纷纷消失于历史长河, 至少,埃及文明之灭亡与古罗马密不可分,两河又与波斯有关,而印度基本上是被蒙古人灭的。(欢迎纠错) 中国附近没有强大的军事帝国吗? 这恐怕没人会承认。从匈奴到蒙古,从契丹到金元,甚至唐朝和清朝也可以算半个。几乎所有的外来军事体都会瓦解,文化也被中国文明吸收了。 这就是文化的吸收力,融合力,抵抗力。 现代的西方文化或者直接称为科学文化,也是一种入侵的文化。 但是在这种文化面前,中国文化没能抵挡住。这是应该的。科学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文化高太多个层级,那些时间中国文化只顾着顾影自怜了。 可是中国文化并没有完全破掉。五四运动倒是喊着打倒孔老二。可是现在我们要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了。 五四运动喊着破除古汉语,使用白话。咱们现在是用白话了,但是,谁不会背一句床前明月光? 五四运动都没有成功的东西,现在外国人说要改造中国文化,一群中国人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接圣旨一样拿过来,多搞笑。 更何况,不破不立这个词还是中国文化里的成语。 什么叫不破不立。字面意思是不破除就不能建立。 现在已经破除了很多了。我们说的是白话,用的是简化字,甚至说的是英语。 当然外国人认为这还不够。我认为这称得上是文化侵略了。 就像日本占领台湾强迫台湾人说日语。 当然科技是好的。毫无疑问。 但是既然科学文化被中国文化包容了,那科学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梁。 没必要为了爬上一座桥梁就削掉自己的一块肉。 不要把中国文化里的某些东西当作包袱。那只是附属的一些增殖性的组织。比如凸出来的一小块肉。一个小瘊子。 切掉也会疼的。很多时候,不需要治疗。 但是我依然不认为中国文化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 不需要不破不立。 包括中医也不需要不破不立。人们只是不知道中医的专业学者们一直在尝试用科学去解释中医理论。 什么废医验药。根本就是不懂的人说出来的。 总之,不破不立,不适合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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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文化中的“左右”
热度 30 何裕民 2013-9-16 15:26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有源远流长的礼仪制度,有许多还延续到了今天。每遇官员开会,安排座次常常是主办者为难的事情,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包括职位、声望、年龄、亲疏等,其中的核心是让各位领导坐什么“位置”,正中者地位最为显赫,这是一目了然的,之后又如何体现尊卑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左右的问题。 春秋以前,左右似无高下之分。战国初期则开始左右有别,右尊左贱。郑玄注《仪礼·乡射礼》的“当左物”时,曰:“左物,下物也”。韦昭注《史记》尝曰:“右犹高,左犹下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谓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亦为例证。此时,主客也有了左右之分,主右而客左,如战国时魏国公子便有“虚左”待客之典故。秦汉起,直至隋唐,右姓、右族均为名门望族,地位显赫。右职也位高一级。而左迁则为降职之隐语。如颜师古注《汉书》曰:“是时尊右而卑左,故谓贬秩任为左迁”。左还有低卑、低下之意。如《史记·灌夫传》曰:“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似可以这么说:起自战国秦汉,右贵左贱,右高左低,右上左下 ( 降职 ) 已浙成为社会上的普通看法,并渗透于众多民俗习惯之中。 然而,《史记·龟策列传》记巫术则又反其义而言之,曰:“左为上,右为下”。究此言,实有所本,本自易理及河图等。我们知道,早期的河图虽佚,但其图作法却仍体现在《易》之论述中。以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为规律。左为东,红日初升,在卦为震,《易传·说卦》遂曰:“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其气始升腾而上。右为西,夕阳渐降,其卦为兑,在时为秋,“万物之所说也 ( 《易传·说卦》 ) ”。时令收获而人悦也,地气已渐趋肃敛潜降,故形成了左上右下之说。不仅河图易理如此,西汉星象家亦作此认识,由于面南而仰视天象,似乎天由右向左旋,日月星辰则由左向右行。《汉书·律历志》即有天左旋之说。《白虎通·三正》释其理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为阴,故右行;犹臣对君也”。意思是说:天为阳,故左旋;相对于天,日月五星为阴,只能右行。这里,左右又和阴阳明确地挂上了构。至少在汉武帝时,堪 ( 天道 ) 舆 ( 地道 ) 家 * 以式推占时,已开始采纳阳左阴右之说。汉武帝时,还出现了自称“左乙”的道士及所作之经,后世则迳以“左乙”来泛指道家著作〔道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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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中国文化起源阶段的障碍
热度 2 techne 2013-8-1 23:59
再议中国文化起源阶段的障碍 (草稿,请勿引用) 王键   笔者在两年多之前,曾写过一篇题为“小议汉语语言的发育问题”的博文,非常初步地,尝试着讨论了一下汉语作为一门语言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最近,也是基于一些进一步的思考,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型难局,包括持续到今天仍然存在的这种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同期的政治、文化却难以有效转型的局面,可能不仅仅源于近现代以来的政府政策失误和政体问题。当然,近现代以来的失误,也是构成这一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这些缺陷之外,可能存在着更深刻的根源。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起源阶段,可能就早已形成了今天的问题的一部分。而在这之中,汉语当然是我们需要检视的首要对象。   笔者在“小议汉语语言的发育问题”文中,曾经用现象学的方式做比喻,当人们在“看”的时候,“看”本身却是隐而不显的。这可能就是汉语问题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重要原因。而最初启发笔者思考汉语语言的发育问题,是源自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马克斯.韦伯在书中曾有些关于汉语语言文化的描述和评论。   韦伯关于汉语文化的评论,大概可以归结为四点:   I.关于象形文字的表达局限   II.关于逻辑的缺乏   III.关于思想同表达的分离   IV.关于超越性的匮乏   在这之中,笔者感觉汉语可能确实存在某些局限性。由于语言在文化中发挥的这种根本性作用,这些缺陷,也就进一步在中国文化的起源阶段,逐渐固化,形成了某些特色。当然,就大多数老百姓日常生活而言,这些特色本身并不会构成障碍。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方面,如韦伯所强调的几点中体现出来的相关领域,汉语就缺乏有效性,在促进中国人思维的深层发育时,缺乏助推力。这些因素,造成中国文化只是在近代西方文明开始入侵后,才在同西方科技、宗教等新事物的接触中,逐步认识到自己的缺陷,也是在同拼音文字的交流中,中国人才终于意识到一些由汉语本身发育不出来也无法理解的东西。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可以参考下西方哲学史上持续的对“存在”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从古希腊就开始讨论,直到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到今天,都始终在不断纠结。然而奇怪的是,倘若仅仅用汉语来解释“存在”问题,这个在西方显得如此重要的问题,却似乎就没法理解了。从汉语词源等方面入手,也几乎没法进行分析。由此,显然就可以导出这样一个结论: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存在问题的讨论,是不可能从汉语以及尤其直接衍生的文化中产生的。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汉语确实存在某些缺陷?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汉语最初直接起源于象形文字,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表意为主夹杂表音的文字。汉语同印欧等语系的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区别。在这方面,像汉语到底是不是比拼音文字更有优势,存在很多争议。认为汉语更优秀的人,喜欢举这些例子来论证:比如,说汉语常用字数较少,大概几千个,而像英语这类拼音为子,常用字大概要几万个。相比之下,汉语更容易使用。   然而,反方意见则认为:汉语的效率较低,也不利于表达复杂思想。在排列组合常用字时,汉语的几千个汉字虽然数量较少,但相对来说只适合表达最简单的思想,而在复杂的情况下,就会失去优势。倘若表达非常复杂细微的含义,相对于汉字如此之少的数量,英语的几万个单词就会显现出优势。同样,对于人类的大脑而言,几千个汉字和几万个英文单词,都完全在大脑能力的可控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汉字太少,又无法不断创造出更多带有有效含义的新汉字,那么汉字的表达能力就是受限的,而语言的受限也进一步限制了人类大脑和个性心理的型塑   此外,还有人认为汉语的优势是可以不断用原有的汉字重新组合,创造新词。比如像“鸡蛋”,“牛奶”,这些词,一目了然,非常直观。但在英文中,"egg","milk",完全是孤立的单词,egg同hen没有直接联系,milk同cow也看不出关联。但是,对此同样可以提出反驳:英语的新词,可以有效脱离原有的语境而造出,这样可以迫使学习者打开新的想象空间。而汉语很多词的创造,如熊猫,小猫熊,等等,都过于局限在现有的生活经验,这就导致在对中文词语进行理解时,总是容易会局限于已有的想象空间,容易让现有经验混淆甚至误导新词所代表的含义。这样来看,汉语的组合优势反倒变成了劣势。   另外,最近还有较为权威的,国内学者冯志伟关于汉字“熵”(entropy)值的测定研究,说明汉字的效率确实存在问题。根据冯的测量,一个汉字的熵为9.65比特,而与其他语言相比,法语一个字母的熵为3.98比特,意大利语一个字母的熵为4.00比特,西班牙语一个字母的熵为4.01比特,英语一个字母的熵为4.03比特,德语一个字母的熵为4.12比特,俄语一个字母的熵为4.35比特,汉字的熵大得惊人。而Shannon“信道编码定理”指出,在一种非扩展的无记忆信源中,码字的平均长度不能小于信源的熵。由于汉字的熵为9.65比特,大于8比特,因此,汉字不能使用单字节(8比特)编码,而要使用双字节(16比特)编码,在信息处理上,汉字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冯志伟根据Shannon的定理的出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提醒我们:由于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可能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变革。   关于象形(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的优劣,已经有过很多讨论。笔者在此不想繁琐地就此重复叙述。大体上,拼音文字的最大优势,可能就是在培养个体的抽象性思维方面,由于语法等因素,因而也会更有逻辑性。而以来象形文字培养出的个体思维,可能在抽象性思维方面容易有缺陷,会比较习惯于具象思维,容易缺乏较强的逻辑性和规则感。   在这个问题上,雅克.拉康的心理学理论也许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尽管拉康是在讨论个体心理分析问题,是在探讨个体意识的起源,但就群体文化的起源而言,这一过程可能具有一定相似性。   拉康理论的第一个启示是“镜像理论”。拉康提出,生物对外在于自身的形象能以一种类似于想象的形式加以占有。儿童是通过外在于自身的形象来认同自己的,无论这是个真实的镜像,还是另一个孩子的形象。由拉康的这一理论,可以推出,自然地理条件等大环境,可能对人类起源时期的文化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相对闭塞,气候严酷,生存艰难,在起源阶段建构文化形象时,就更倾向于具象思维,以此逐渐在社会个体间传递建构,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基体。这也许是促成汉字出现并能够持久传承的最重要因素。   拉康理论的第二个启示是关于“能指”、“所指”的区分和象征的世界。所谓能指,就是指一个声音形象;而所谓所指则是指一个概念。更早的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完全是任意的。拉康认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非清晰明了,从词到意义的过程也并不简单。他进一步声称,在词与意义之间存在着真实的障碍或抵抗。一组意义是由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构成的。所以,词具有优先性,精神生活中的物质和语言因素具有优先性。能指构成了一张网,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能更彻底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它构成了一个本质上是象征的世界。   拉康强调了象征的作用和组织原则。儿童一经诞生,就进入了社会语言文化构成的网络。这也会伴随婴儿的镜像式认同过程。因此,认同于某一形象之外,或者说在认同活动之前,就存在者一种认同作用:运用表意元素的象征性认同。包含理想因素的象征性认同,会将沉溺于假想形象的主体重新解脱出来。拉康区分了“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认为在象征的世界里拥有一席之地,就意味着离开形象的世界。   然而,从汉语的具象思维来看,在概念的提炼以及处理高度抽象的二元对立问题时,难以较好地满足上述分析过程中的各环节。汉语及其思维方式,显然限制了这一象征世界的建构方式,这也许阻碍了更符合近现代文化模式的正常思维和完整心理人格的建构。   笔者以为,抛开其它客观条件不谈,要实现中国文化和政治难题的有效转型,在语言上的变革也是个绕不开的大问题。这其中,也许可以有两大折中方案。其一,或者汉语能够加速内部革新,逐渐大量引入新汉字和新规则,甚至逐渐演变成更接近拼音文字的体系。另一方案,或者中国应当逐渐建立起一套全面的双语教育体制,除汉语外,应要求国民至少自由选修一门像英语这样的拼音文字,或少数民族语言,并能够熟练掌握跨文化交流沟通。在这样的语言基础上,经过长期的跨文化交流,才会真正有效促进中国内部的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坚实转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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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族观
热度 2 liuchuanwu 2013-7-24 17:37
刚才举报了一个公共主页,很难想象有一些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竟然公开宣扬极其错误狭隘的民族观、血统论。这种言论是无知的可怕的极具伤害性的。以下是扩展写出的,都是一些浅显的事实和道理,这是我的民族观历史观。 众所周知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今天的中国同时继承自古代中国(中原),古代吐蕃,古代蒙古(内蒙)及东北、西南等各民族地方。在中华大地上时代生活劳动的,今天都是中华儿女。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不管中原边疆,人数多寡,历史长短,应该说都曾创造过各自独特而灿烂的文化。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大多数民族(特别是满蒙藏维吾尔)的其全部或主体人口分布于我国,这些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都是今天中国宝贵的遗产一部分。古代的中原【注1】王朝是今天的中国一个子集,同时期的其他政权也是同等地位的子集。今天的中国版图大体继承自清朝,而更古的历史地图上会包含同时存在多个古代国家,例如唐和吐蕃。如宋时中原的宋金稍远的西夏和边疆大理吐蕃蒙古西辽。不能把今天的中国等同于古代中国。吐蕃不属于唐朝,大唐不属于吐蕃,但大唐吐蕃都属于中国的一个历史政权。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对当时的中原来说是外来的。我们如果是当年的金朝人或宋朝人当然要抵御蒙古的侵略。但今非昔比,蒙古人的人口主体【注2】居住在今天中国的内蒙青海和新疆,也成了中国人。元朝尽管非汉族建立,但元朝确实是中国的古代朝代。今人不是古人,不是唐朝人或宋朝人,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我们可以对一些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进行理性讨论,争个是非功过。但不能连带着对任何一个,特别是现在存在的民族加以否定。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在“天下”这个范围,天下之内有多个族群或政权,他们在天下里相互依存互相争斗。时过境迁,今天的世界可比“天下”大多了,走出“天下”到世界一看,古时“天下”里互相斗狠的人们对外却成了背景相同的人,都是中国人。 我所举报的主页宣扬的汉族文化正统论及血统论都是错误的。我国今天的以及历史上的民族划分主要基于文化而非血统。我国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融合,仅自秦汉以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很多民族例如鲜卑、契丹、女真等迁居中原后逐渐接受了中原汉族语言文化,成为汉族一员,并影响了后来汉民族的文化发展。存在于我国边疆的众多民族如越人、西南蛮等在也历在史变迁中逐渐成为汉民族一份子。而历史上一部分中原汉族因饥荒战乱等原因迁徙至边疆地区,接受了边疆民族的语言文化,或是在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形态而成为今天我过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历史上因为政治原因而进行的人为民族更变更是不计其数。如元时把北方金朝治下各民族统称为汉人,清朝汉军旗人后代则多填报了满族。今天仅就汉族而言,即使同一姓氏,从南到北面孔长相身体条件也有地域差异。但大家操着同样的语言(尽管有各自口音),写着一样的文字,学着一样的历史,认着同样的汉族的老祖先,他就是汉族。同一块土地上不同朝代生活过不同的人,纵使当年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但随着语言文化的逐渐同化最终都融汇到汉民族这条洪流。而这条洪流就像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流而来,一路汇聚无数支流,有的甚至一时泾渭分明,但随着水流越来越大,最终已不可分出你我,而这却正是我们认识的黄河。今天的民族不是远古的华夏族就如同今天的黄河不是唐古拉山下的小溪水。应该说今天的汉族是从后向前定义的,所以越往前就会发现更多的支流源头,纵使大小不一。我国幅元辽阔,中国做为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延续至今靠的正是靠的汉民族的黄河一样巨大包容性,各民族在汉民族这条大河里互相吸收融合成为内涵更丰富的汉民族。 和血统一样,就文化而言,汉族不是一成不变寻规寻规蹈矩的。基于自然的,历史的各种原因形成,被大部分汉民族成员认可并延续下来的有资格成为汉民族的文化。不管端午节当年是楚国还是的吴国的,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就算哪一天谁谁研究发现是端午节从古代菲律宾泊来的难道我们就不过了么。民族文化也是互相影响的,我们用农历少数民族或是韩国越南看着方便也跟着用,于是农历初一也跟着过年。春节也同时成了他们文化一部分。如果今天某个韩国人或越南人突然发觉春节是从中国来的,就要抵制过年,他爷爷非气死不可。日本的古建筑深受古代中国的影响,今天日本的古庙就不是他们的了么?同样汉族的文化也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影响之前的文化就比之后的正统么,不然,关键看哪个更有代表性,更被广大民众认可。服饰也一样,历朝历代都有较大差异,而且演化过程多次受到外来胡服的影响。中国服饰形式材质多样无比丰富,王公贵族穿华袍,普通百姓穿褂子,富人穿丝,穷人着麻。有很多喜爱古代文化的和爱美人士提倡宽衣广袖的传统服饰并统一称之为汉服,其出发点不错的。但有一些人因此全面否定唐装旗袍是汉民族的一种代表服饰,并以此进行民族攻击是别有用心和错误的。因为这种简约大方的服饰在近代以来早以褪去了其原来的政治属性,并在后来逐渐变化和演化为中国民众的代表服饰之一,这也体现出汉民族的包容性。就服饰而言,本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不要掺上强烈的政治色彩。抛弃现有的深符百姓审美的唐装旗袍,而去恢复上古服饰并称之为运动是天真的,服饰风格会随着生活水平材料技术审美的提升而变化,恢复朝个朝代的呢?让明朝人穿汉朝衣岂不怪诞!或者我们揉合创造几款?这样的衣服戏台上电视里就很多呀。各式古装如果漂亮赞叹几声就好,把它取下来穿在普通人身上就称为运动,仿佛中国文化随着一套漂亮的衣裳一下子就套在身上了,这就变质了。服饰并不天然地按民族分类,民族服饰来源与于人的认同。对待中国文化一定要开阔不能有半点狭隘心理作祟。中国文化包括语言文化各种艺术等,形式多样博大精深,是不是要把曾经拥有胡人血统的诗人找出来并将其作品从汉语言文学的宝库里剔除掉呢,难道今人反没了古人的胸怀么。除了丰富的文学历史,以及建筑绘画书法戏剧音乐武术民间技艺,那一样不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呢。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发展的向前,相比外在的服饰器物,记录在汉字中的千百年来流穿下来的谦逊孝敬包容仁义传统美德更是每个中国人应该继承的。 中国是一块辽阔富饶多彩的土地,没有哪个国家的自然和物产比得上中国丰富多样。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的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堪称瑰宝。中国的文化因丰富而美丽而生命力顽强,能让东西南北不同性格的人都能找到归属感认同感。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在一部分青年人中复古思想开始传播。他们把中国文化简单化符号化。他们在网络中互相传播先入为主的被阉割曲解的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这些人以网络作为知识的来源,却同时热衷于构筑封闭排外的网络圈子,这些对青年人是极有害的。 今人不是古人,中国文化不等于古文化。我们学历史是为了了解过去、而非通过历史定义现在定义未来。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通过历史长河洗刷的、被今天中国人共同认同的才是中国文化。我们不是直接来自上古时代,我们不是从汉唐穿越而来,时光必须经历元明清,这些是今人的直接祖先,我们必须尊重文化的发展规律。中国文化不是千年不变的干尸,中国文化是十几亿中国人共同拥有的开满鲜花的大树,它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绝不会被一部分头脑简单心胸狭窄的人随意裁剪得面目全非。 注1:广义中原,即华夏文化发祥地区和文化中心,包括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关中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汉族世居地区一般还包括巴蜀盆地河西走廊两广辽东及云贵一部,这些地区以农耕文明为主,大体循秦朝疆域。 注2:蒙古人今天共有约1000万,其中600万居于中国境内,280万居于蒙古国,90万居于俄罗斯。鄂温克、土族有时也认为是蒙古人的分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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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文化
热度 3 qyu111 2013-7-12 12:02
看了报上和电台宣传的中国梦:“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试图去理解什么叫“富强、振兴、幸福”。 什么叫富强?富就是有钱?强就是军事强大?就是有工业、农业实力?国家富强就是要和别的国家争富比强? 民族振兴是什么意思?钱多了,火箭上天了,原子弹爆炸了,开上航母了,住上豪宅了,坐上豪车了,挎上毫包了,在国外出手比别人阔绰了,什么都比别人“强”了就是“振兴”? 什么叫幸福?幸福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今天的社会哪些人感觉到幸福?今天的老百姓比以前更幸福了吗? 我幸福吗?如果让我做一个中国梦,我的梦会是什么? 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做过“老大”,富过,有过“钱”;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孝、仁、礼、义”。现在要振兴中华民族,要振兴的是什么?是振兴物质还是振兴文化?现在要比富比强,大概是给西洋人逼的吧。没有钱就要受歧视,没有枪就要挨打。可是,“孝、仁、礼、义”和“争富斗强”比,哪个更文明、更和谐?难道文明胜不过野蛮?必须以蛮制蛮? 梦是理想,虽然不能达到,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迷失了方向人类就不知道往哪里走。如果我要做一个梦,我希望我的梦是: 国家和谐,民族文明,人民安康 。 梦是星星,在天上为我们指引方向。 路在脚下,实实在在、清清楚楚、一步一个脚印: 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健康; 有理解、有尊重、有宽容、有关爱; 不争斗、不嫉妒、不焦躁、不烦恼。 路走对了,人就幸福。 美国曾经梦想做世界老大,但美国的梦是个人利益和美国利益的梦。 只有代表全世界人类共同利益的梦,才是引领世界的梦。 这个梦就是和谐、文明和安康。 当我们在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宣传中国梦的时候,要想清楚和讲清楚什么是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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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与中国文化
张能立 2013-7-3 23:18
前不久,某报刊登一篇有关“宇宙真理”的文章,引起天下大哗。导致非议的并不是否定“宇宙真理”不存在,而是质疑某团体是否真的拥有“宇宙真理”。其实,不同群体的人,总是会将一些信条视为“宇宙真理”。例如,中国各类“自然之友”就视“多样性”为宇宙真理。其实,问题不见得是这样的。如果说宇宙真的存在什么“宇宙真理”的话,“适应性”和“变异”才是真正的“宇宙真理”。如果“多样性”是宇宙真理的话,那么,恐龙灭绝就是很冤的事情。不会有什么人或物来主持公道,以“多样性”裁判恐龙不该灭绝。曾经的地球霸主恐龙灭绝的原因,就是不能适应当时“天道”的变化。 如果承认“适应性”和“变异”是颠之不破的“宇宙真理”的话,那么,鼓励和保护“变异”的文化,与不鼓励和保护“变异”的文化相互竞争,无疑是前者占据上风,并最终取胜。 中西文化的最主要的差异之一就体现在这点上。中国文化不说鼓励和保护“变异”,相反还出重拳打击“变异”。就文化层面来说,什么“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执行层面来讲,将“各种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一直是既定国策。因此,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什么创新性,没有多少创造发明,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不过,几千年历史长河之中,中国还是有零星发现和发明的,这个又作何解?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文化不养人(针对“变异”而言),但是,中国人既然是宇宙一份子,那么,仍然要发生“变异”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对于“变异”而言,中国文化具有逆淘汰作用。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对于“变异”具有逆淘汰作用,结果本来应该呈现“井喷”式发现和发明的事情,最终没有出现,只剩下一点点“漏网之鱼”。这就是为什么自宋朝以来,除了“四大发明”之外,中国再也鲜见举世闻名的发明创造的原因所在。 如果中国文化不改变,变成滋润“变异”的土壤,那么,中国将永远是真实的二流国家,虽然面子上可以做一流国家。因为人类近代史上,从未有过没有创新性和能力的国家是一流国家的。如果“中国梦”是想打如意算盘:不追求创新性和能力,通过“山寨”抄近路成为世界一流国家,那么,这种“中国梦”无疑是黄粱梦! “怎么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呢?”,笔者的看法是:只有老老实实实行欧美主流教育才行。直白说,教育必须完全西化!我们可以从一道小学生数学题目见证中西文化(思维)的差异。下面这道数学题目是美国加州二年级数学题目: 这个题目与通常题目不一样,通常题目是:给出已知量和条件,求未知量。这个题目是给出答案,让学生自己拟一个问题。这道题目除了训练孩子语言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训练孩子思维的“变异”。数学解题里面的“变异”是指改造题目。波利亚在《怎样解题》中介绍了多种改造题目的方法,上面这个例子对应的方法是:将已知量和未知量互换,这是波利亚介绍的改造题目的方法之一。总之,洋人的教育理念、方法和过程,处处充斥着“变异”,洋人的文化滋润“变异”,中国文化视“变异”为洪水猛兽。文化吊诡之处在于,不是一个人想改变就能改变的,而是要群体发生改变,文化才能变化。 不论对中国文化持什么立场,面对“适应性”和“变异”这个“宇宙真理”,中国文化何处何从呢?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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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和强者生存策略刍议
热度 1 张能立 2013-7-3 22:07
从演化的角度看,通常情况下,弱者的最佳生存策略是“随大流”,复制“基因”就行,强者的最佳生存策略是追求“基因”变异。这里的“基因”是广义的,除了有生物学基因的意义之外,还有文化、思想、思维、语言等方面的含义。对于弱者而言,如果不随大流,选择“基因”变异,因个体能力有限,不能保证变异后的基因的生存和演化。对于强者而言,如果不追求基因变异,就不能充分发挥内在的天赋。如果选择基因变异,对于强者而言,有能力和条件保护变异后的基因演化,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就可能筛选出功能更加强大的“基因”。 有一种特殊情况,弱者也会追求“基因”变异。就是当弱者自身活不下去,或者后代难以存活的时候,弱者也会追求“基因”变异--“革命”。有的时候这种来自弱者的“革命”是暴风骤雨式的血腥革命,例如,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有的时候这种弱者的“革命”又是“非暴力式”抗争,例如发生在改革年代的“小岗村大包干”。如果不是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对于绝大部分弱者而言,都是选择随大流。 基于上面的分析,在和平年代,弱者不会成为社会演化的“发动机”。因为和平年代,弱者的生存权和生育权是有基本保障的。和平年代,只有强者才可能是社会演化的“发动机”。因为,强者追求社会演化也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不论弱者和强者,追求更好地活着这个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因为对于“更好地活着”的标准不一样,导致活着的策略不同。 采用上面这套分析框架,几乎可以断言,大陆和平时期的变革,只能指望“蒋经国”式人物出现,否则,目前这种政经格局至少可以维系三十年不会做大的改变。除非是大陆有“蒋经国”式人物出现,或者经济严重衰退,导致民不聊生,否则,不管多少人对现在不满,但是,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无奈。 以上观点,是莫里斯《裸猿》带给笔者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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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精選】丑陋的中国酒文化并略谈“不饮酒戒”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3-5-15 12:12
胡新和教授英年早逝,令人扼腕歎息。胡教授為人善良,隨和,思維敏捷,學問扎實,在中國科學哲學界頗受尊重。據說喝酒的因素也是諸多原因中之一,令人感歎,不由得想起佛教的“不飲酒戒”。 按照佛教的觀點,不飲酒和不殺生、不妄語、不邪淫、不偷盜並稱“五戒”。五戒乃佛教戒律的基礎,是佛子行為基本規定,更高的比丘戒、菩薩戒,可以理解為“五戒”精神的深化和擴展。一般 對宗教不太瞭解或者有偏見的 知識份子,往往對戒律避之唯恐不及,以為戒律是束縛人的身心自由的。通常知識份子會希望談禪說妙,討論一些緣起性空的道理,但是,往往視持戒為執著。殊不知,佛陀制戒意在保護眾生,身心不至受損。佛教戒定慧三學,是以戒為基礎的,沒有嚴謹的持戒功夫,禪定毫無可能,更談不上般若智慧的開顯。所有不持戒不修定的朋友,他們再怎麼談玄說妙,不過是炫耀知識的口頭禪而已,與佛法毫無關係。 不飲酒 與五戒中其他四戒不同。殺生、妄語、偷盜、邪淫,本身就是罪惡,這些行為從本性上就是錯誤的,因此 不殺生、不妄語、不邪淫、不偷盜這四個戒條稱為“性 戒”。而飲酒本身並非罪過,佛教也并不是一刀切禁止飲酒。但是,飲酒容易導致人喪失理智,誘發人犯錯誤甚至犯罪,所以,爲了防微杜漸,更好地保護眾生,佛陀制定了“不飲酒戒”,這一戒條稱為“遮戒”。居士佛子可以選擇是否受不飲酒戒,但一旦受了此戒之後,就應該嚴守, 除非依照佛教的相關規定舍戒, 否則就有犯戒之罪。反過來,普通人不喝酒,不過是不會因為飲酒而傷害身心,耽誤事情而已。而依佛律如法受持不飲酒戒,還有受戒持戒功德。 在佛经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位五戒的信士,一向持戒很清净,有一天从外面回家,因为他很渴,见有一碗酒放在桌上他以为是水,一口喝下了肚,才知是酒,但他仍然是把一碗酒喝光了,由于酒精的刺激,使他失去理智的控制,看有一只鸡从隔壁走过他家,他在失去理性情形下,便把鸡偷来杀了,作了下酒菜,由此而犯了盗、杀二戒。邻居太太不见了鸡,便来问他,他见邻居太太长得极美,起了欲念的淫心,在冲动之下把她强暴了,事后别人问他,他都说没作,这样又犯了淫、妄二戒,他喝了一碗酒,竟然连犯了五戒,由此可见酒的危害,可谓大矣!所以佛陀才制不饮酒戒。 佛經中宣說飲酒害處的文字很多。如: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畋猎嬉戏,耽淫嗜酒,放逸无度,横为非人夺其精气。(属九横死之三,横为非人鬼怪之类,夺其精气而死,是为横死。) 长阿含经之善生经第十二 当知饮酒有六失:一者失财,二者生病,三者斗诤,四者恶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损。善生!若彼长者、长者子饮酒不 已,其家产业日日损减。 分别善恶报应经 复次饮酒三十六过。其过云何。一资财散失。二现多疾病。三因兴斗诤。四增长杀害。五增长嗔恚。六多不遂意。七智慧渐寡。八福德不增。九福德转减。十显露秘密。十一事业不成。十二多增忧苦。十三诸根闇昧。十四毁辱父母。十五不敬沙门。十六不信婆罗门。十七不尊敬佛。十八不敬僧法。十九亲近恶友。二十舍离善友。二十一弃舍饮食。二十二形不隐密。二十三淫欲炽盛。二十四众人不悦。二十五多增语笑。二十六父母不喜。二十七眷属嫌弃。二十八受持非法。二十九远离正法。三十不敬贤善。三十一违犯过非。三十二远离圆寂。三十三颠狂转增。三十四身心散乱。三十五作恶放逸。三十六身谢命终堕大地狱受苦无穷。 四分律藏云饮酒十过 一、颜色恶 谓饮酒之人,颜貌容色,因此变常,无有善相也。   二、下劣 谓饮酒之人,威仪不整,动止轻薄,人所贱恶也。   三、眼见不明 谓恣饮狂痴,瞻视昏瞀,而色境莫辨也。   四、现嗔恚相 谓醉酒之人,行不善法,不顾亲属贤善,恣肆忿怒也。   五、坏田业资生 谓恣饮放逸,破费产业,资财散失也。   六、致疾病 谓饮酒过度,身体失调,以致疾病也。   七、益斗讼 谓醉酒发狠,与人争竞,不惜生命,而斗讼益增也。   八、恶名流布 谓耽饮纵恣,弃舍善法,而丑名恶声,远近流布也。   九、智慧减少 谓饮酒昏迷,狂騃愚痴,而智慧减少也。   十、命终堕恶道 谓朋狎饮酒,善行不修,恶业日增,命终之后,而堕恶道也。 對於我這樣滴酒不沾的酒盲來說,中國飲食文化中無度狂飲,死乞白賴勸酒的文化非常白癡,非常變態,非常虛偽。我在酒桌上看著酒鬼們滑稽的表現,常常感到納悶:你丫到底想不想喝酒?酒對你來說究竟是懲罰還是享受?如果說是懲罰,你們這夥人花那麼多錢買酒來彼此懲罰,不是有病嗎?如果是享受,你丫好這一口,就主動地、大大方方地喝,別等著別人來勸你,說許多廢話來強迫你喝?中國文化中的虛偽、人情、面子等所有醜陋的現象,在觥籌交錯的勸酒活動中,集中地體現出來了。 酒桌上弄虛作假,偷偷把酒吐掉,這種做派,在我一個反對浪費糧食的窮人看來非常無恥。對方分明早已不勝酒力,非要逼著對方忍受身體不適把酒喝掉,我就疑心你們是否有仇,非要和對方過不去,在酒桌上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可以光明正大地報復了。至於說逼著把女人灌醉,我更疑心丫有犯罪動機……而駕車的司機喝得醉醺醺敢開車上路,是不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放在眼中,那些勸司機喝酒的人,更是殘忍至極。 CCAV以及所有的AV上,天天沒完沒了的白酒廣告,讓我覺得是生活在一個野蠻的國度。政府爲了多一點稅收,放任烈性酒廣告肆無忌憚,是對人民健康和安全的不負責任,結果政府官員中也有不少人揮霍民脂民膏的過程中,酗酒而罹患惡疾,甚至早夭身亡,這真是害人害己,因果不爽。 其實,我覺得喜歡喝酒的朋友,只要有自製力、不過量也無妨,酒桌上文明飲酒,適可而止,也不失為人生的享受。但在中國這種惡劣的勸酒文化中,許多人恐難以抵擋各種勸酒的人情、面子,倒也不妨去寺廟受一條“不飲酒戒”,這樣可以理直氣壯地不喝酒,從此一勞永逸地遠離酒難,不亦快哉?
个人分类: 科學宗教|2274 次阅读|3 个评论
为何说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
热度 4 周可真 2013-5-1 22:32
最近三十年多年来,中国飞速发展,其发展的必然之势,迫使中国人不信道教都不行了,因为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发展到空气、水、土壤皆被严重污染,人工制造的食品也几乎无不被污染,普通人绝难再享用到安全食品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想要不受污染之害,唯有信仰道教,按照道教修炼之法,将自己修炼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之境了。吾何以知鲁迅先生的名言“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之有理哉?以此也。
个人分类: 人生.世相|5882 次阅读|6 个评论
心灵的自白:我已经彻底迷失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界处
热度 2 duke01361 2013-4-28 09:38
心灵的自白:我已经彻底迷失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界处 其实没有深入到西方社会的中国人很难理解我为什么会迷失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界处。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只是有些机会接触一些西方文化的皮毛,本质上依然稳固地按着中国文化的轨迹经我行我素地生活... 我原本以为回到中国后就可以重拾新过去接受的那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事规则,但非常遗憾,这样的状态长期让我在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西方文化的交届处象蚂蚁一样地团团转! 我没有做到象某些中国人夸奖另外一些中国人那样“精通中西文化”,据我的了解,中西文化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大潭,哪一个都不可能做到精通,更不用说在任何一个大潭中戏水... 我的这些感慨来自儿子的成长,和自己所面对中国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年轻... 儿子越来越不可改变地承载了西方文化底蕴的一切观念,而年轻的学生则基本放弃了中国过去的价值观念,越发不中不西,让人感觉陌生...而我的中国文化观念依然停留在改革开放那个时期... 每当我面对儿子的时候,我必须保持一种清醒地认知,他虽然看上去是一位“中国”帅哥,但他承载着传统的西方文化理念。作为他的父亲,只能尽力潜入西方文化的潭子里,这样才有“共同”点,才能默默地接近他,并在不知不觉中给他灌输些中国文化的东西... 他的理性、逻辑...让我不可能拿出中国父亲的强势,我必须和他沿着理性、逻辑...这些展开对话... 面对越来越年轻的中国大学生,我可以基本上做到两种文化接触模式,象新加坡那样正统的中国文化,和象英美那样正统的西方文化,但他们所在的中国社会以及他们脑子里的文化,基本上属于不中不西,让你找不到与他们对话的立足点! 面对善于打“超限战”的中国同事,我只能做到无可奈何...吃尽了亏! 这个样子真的让我难以应付! 我的一位英国朋友曾经劝我不要作出回到中国的决定,其中的一条理由就是他估计我会迷失在这样一种情景之中,中国人看我太西化,西方人看我太中国!最终我只能游走于中西文化的交界处,成了无家可归者! 近10年下来,这种情况变得越发真切! 特别是当面对需要我教导的儿子!我这个父亲做的却是有些吃力! 但我坚信基于神圣的爱,我会通过不断提供自我,走出一条中西合璧的新文化之路!
个人分类: On Culture|3119 次阅读|1 个评论
当一个民族变成“吃货”(未删节版)by 李麦逊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3-4-23 08:59
当一个民族变成“吃货”(未删节版) ——我看《舌尖上的中国》兼本书序 编辑推荐 《舌尖上的中国》很精彩,《舌尖下的中国》很无奈! 中国饮食文化批判书,让你了解一个饕餮民族的前世今生! 一个人想要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 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作序 清华大学教授蒋劲松、中国政法发行黎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何袜皮 联袂推荐 内容推荐 本书是一部批判中国食文化并带有追问、自剖、忏悔、既颠覆又具建设性的独特的大众文化读本。作者经由嚣张而幽微的食文化,来梳理和探究母文化中的病灶,为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救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的追溯、论证及结论颇具警示意味:口腔文化对味觉的片面追逐,导致了国人的饥民人格、现世感和身体化生存,并形成和他人、环境、信仰以及自我的紧张关系。作者锥心泣血地呐喊,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越口腔的囚禁。必须将“民以食为天”予以颠覆,回归到“食以民为天”,中国人才能走出“身体化生存”的精神囚笼,回归为健全的人,凝视自己,仰望星空。 作者简介 李麦逊,原名李波,祖籍山西左权,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于四川广元,长期从事写作和英语教育工作。2007年移居美国,和太太Kimberley居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李麦逊和他的作品被媒体广泛报道和争议。 目录 自序 当一个民族变成“吃货” 食以民为天—以“食”为鉴 代序 魔鬼的礼物 第一章 “吃货”即“吃祸” 第二章 “吃货民族”的前世今生 第三章 口腹之欲升华如何成为文化 第四章 盛宴五千年 第五章 饕餮罪vs“吃”教——中西方食文化主要差异 第六章 饕餮的传人——饥民和饥民社会 第七章 今天不吃喝,明天就会死去—国民吃喝风心理机制透析 第八章 打蛇打七寸,对付人捏住他的胃——“吃”是一种秘密武器 第九章 “吃”事虽小,关乎荣辱 第十章 吃”是历史的掘墓机 第十一 章魔鬼液体里泡不出正能量——可悲的中国酒文化 第十二 章多好的材料,却做了马桶——我看美食家(写食主义者)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李麦逊找到了研究中国人的新方法:把“吃”提升到认识论高度,作为透视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具更长远意义的是,这部书从新角度对中国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救赎同时做出了努力,毁灭的同时给予建设,不将希望彻底窒息。《舌尖下的中国》给我的震荡绝非三言两语可以平息,它使我看到“口腔化研究”还有大片待耕耘之地。本书加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必然对老式的中国人研究产生冲击,这个研究是掀开新页的时候了。 ——孙隆基(著名美籍历史学家) 李麦逊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人主要靠味觉认知自己,认同同类,认知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这一命题是能产生丰富文化研究成果的富矿。作为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课题,倘若深入下去,甚至可以像福柯的“性史”、精神病院研究那样产生出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 老实说,对书中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尤其弥漫全书反传统的激烈情绪,但即使如此,我仍要说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蒋劲松(清华大学历史教授)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吃货”即“吃祸” (一)一道人类学难题—亚当和夏娃“国籍”考 有一则寓言式笑话是这样的,据《旧约全书?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是上帝创造的,最初他们诗意地栖息于伊甸园。只因禁不住蛇的引诱而偷食禁果,才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到条件恶劣的地球上繁衍后代。 很多民族都喜欢用这俩人攀附自己的祖先,这时候争议出现了:地球上民族很多,亚当和夏娃究竟属于哪一民族?于是有人论证说,亚当和夏娃可能属于任何一族,但肯定不是中国人。如果是,决不会等到蛇来引诱,就先把那条蛇给“引诱”了,蛇肉红烧,蛇骨熬汤,蛇胆泡酒……办法多了去了。 美国学者伊安?罗伯逊在其著作《社会学》一书中说:“美国人吃牡蛎不吃蜗牛,法国人吃蜗牛不吃蝗虫,非洲的祖鲁人吃蝗虫不吃鱼类,穆斯林吃牛肉不吃猪肉,印度教徒吃猪肉不吃牛肉,俄国人吃牛肉不吃蛇肉……他们都有所不吃。而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大吃家,什么都吃。” 为了避免西方学者的偏见,不妨看国学大师林语堂的阐述(《吾国与吾民?饮食》):“人世间倘若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们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 他还说:“……吾们不得不吃凡手指所能夹持的任何东西……除了医药和烹调上的偶然发现,吾们实在为地球上唯一无所不食的动物,只要吾们的牙齿健在,吾们将永远保持这个地位……” 的确,无论飞禽走兽草木虫鱼,中国人是一个海陆空无所不吃,无所不吃其极的民族。在“民以食为天”的“天条”下,历经几千年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中国的食文化只有“博大精深”这四个字才配。中国堪称世界上唯一的“超级饮食大国”,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文明。这让我们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落后和屈辱后,多多少少保持了一个“没落贵族”的自信心。 不可否认,中国的食文化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发育,成为民族的、公共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早就被誉为“国粹”。当下,食文化在中国无处不在。形形色色的美食媒体和几乎所有的综合媒体,都辟有美食或美食家专栏,美食出版物风起云涌,不遗余力、喋喋不休地挖掘、继承、弘扬我们的口腔文化。 从国家到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食文化研究机构、美食协会、美食家协会。那是一级群众社团组织,有相当的行政级别和社会地位。美食机构常举办名目繁多的烹饪大赛。“伊尹奖”取自中国三大“厨神”之一、厨师鼻祖、夏末商初的宰相伊尹,是中国烹饪界最高奖项,和文学界“茅盾奖”、电影界“金鸡奖”、新闻界“范长江奖”、建筑业“鲁班奖”相提并论,竞争则更激烈。 一些地方纷纷举办美食节,职业技术学校也开设烹饪专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食文化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舌尖上的中国”到处弥漫着美食的气息,“民以食为天”如雷贯耳。 一旦刨根问底,“民以食为天”却是一个堪称阴谋的“伪天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为了发展生产,维持繁衍,“民以食为天”还算合理,但把它作为亘古不变的天条,则近乎于无耻和谋杀!中国近30年飞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物质基础,人们在这个“伪天条”蛊惑下,本末倒置,吃得理直气壮,吃得忘乎所以,吃得匪夷所思,吃得骇人听闻,吃得走火入魔。先富起来的那些吃货老饕们,更是“饥民人格”大爆发,“食”令智昏、暴殄天物乃至人神共愤。 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以食为天职的不是人—那是天蓬先生!一旦灵魂的安宁让位于味觉的快感,原则就招安于利益,理性的光芒也暗淡于世故的阴霭之中。任何对科学的误会和仇视都不能不付出代价,只不过有的代价由个人付出,有的则由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付出罢了。 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为。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每一次对大自然的无耻掠夺,大自然都无情地报复了我们!中国脆弱的生态系统已经敲起了警钟。如果中国人不首先将“贪吃”“滥吃”这一首要陋习改掉,不将狂舞的舌尖收敛住,彻底反思中国食文化并扬弃其中大量糟粕,警钟终将变为丧钟,中国将有崩溃的危险!中国如何垮掉?中国将毁于舌尖、唇齿和肠胃!翻开历史的账目一查,中国已经被吃垮过N次了。 (二)同一条阴沟跌倒N次—从“非典”到“甲肝”的警示 2003年5月23日,香港大学宣布,基因分析证明果子狸“SARS”(非典)样病毒与人类样病毒有99%以上同源性。次年,“SARS”科技攻关组宣布: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主要载体。“疑犯”成为了“元凶”。 果子狸,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如下:“花面狸专上树木食百果,冬月极肥,肉甘平补气,去游风,是桌上珍品……”金庸在《神雕侠侣》里也写过:“那百粤之地毒蛇作羹,老猫炖盅,斑鱼似鼠,巨虾称龙,肥蚝炒响螺,龙虱蒸禾虫,烤小猪而皮脆,煨果狸则肉红,洪七公如登天界,其乐无穷。”果子狸一直被推崇为“山珍之首”。“红烧果子狸”“双冬果子狸”还曾列入国宴。近年来野生果子狸锐减,是市场上的紧俏货,价格暴涨,从2003年每公斤两百块,到2009年就翻倍了。 我当时在重灾区北京。我被囚禁在家一月之久,住在一家大型医院附近,每天都听到救护车呼啸而过,如临大敌。一夜之间生活全被打乱了,社会信心指数一泻千里。无数的商务活动、会议等被取消,餐饮、旅游、交通、娱乐等行业遭受灭顶之灾,经济损失巨大;国际形象空前危机,那一段时间,“中国人=病原体”“隔离中国”等论调甚嚣尘上。 其实,警钟并不是没有敲响过,只是骄傲而健忘的现代人在歌舞升平、大快朵颐带来的感官快感中好了肠胃忘了痛。早在1988年初,上海发生的也曾震惊世界的“甲肝”灾难,同样是一场“吃祸”。 南方沿海居民喜吃毛蚶、蛤蜊、蛏子等海鲜,习惯将蚶类在开水里浸一下,蘸上调料食用,味道鲜美,但病毒不能被灭活。蚶类生长在河口和海湾近海水域,这里富含肝炎病人排泄的病毒。一只毛蚶每日滤水40升,水中肝炎病毒在贝体内被截留、储积,并可在其体内存活3月之久。要从蚶体内分离病毒很困难,当含病毒的海鲜被人吃,病毒就找到新“家”。 据统计,当时上海市约230万人食用过毛蚶。5个月间,报告病例310746人。按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携带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4倍,这意味着当时上海有150多万人是甲肝病毒携带者,而当时上海人口不过1200万。 这场危机严重影响到城市运转:在传染医院、停车棚里、浴室里睡满了病人,市民拎着钢丝床挤在病房外面。生产一线减员1/10,仅柴油机厂就有500多职工感染,销售出去的食品被退货……这场疫情最终导致死亡47人,经济损失达10.65亿元,是当时上海全年预防保健费的24.7倍,卫生事业经费的4.44倍。还不包括外延经济损失,有专家估算过百亿元。 其实,上海人也不是“第一个被螃蟹咬者”。1978年,宁波市民生食泥蚶,近3000人爆发甲肝,经查原是泥蚶养殖场受污染所致,但并没有引起上海人警醒,依然大吃毛蚶。 其实果子狸和蚶类产品只是病原体之一,专家经多年研究发现,很多野生动物自身就是病原体的一个“库”。比如鸟、鼠、蛇、蛙、穿山甲、刺猬、蜥蜴、蝙蝠甚至猪,体内都携带很多类似钩形虫、悬毛虫等寄生虫,可引发精神错乱、心肌炎并发症等多种疾病。科学界普遍认为,艾滋病(HIV)病毒源自猩猩和猴子。 2001年,香港出现的怪病“飞禽传染病”(H5禽流感),正是吃鸟类所致。2009年在墨西哥爆发的“H1N1”(猪流感),是“非典”后又一重大疫情,这种新病毒的源头至今仍未查出。另外,登革热、鼠疫、狂犬病、疟疾、口蹄疫、炭疽、乙型脑炎等都由动物传给人类。仅仅动物身上的曲霉菌和寄生虫所引发的疾病就多达百余种,一旦被感染,现有药物几乎失效。 这一次次“天谴”也许只是一个个凶兆,谁也无法保证比它更加可怕的灾难就不会爆发! (三)过把瘾就死 指望一个贪恋口腹之欲达几千年之久的民族一夜之间就“放下菜刀,闭上嘴巴,立地成佛”简直是痴人说梦。酒食总是让中国人异常兴奋,好了胃,忘了痛。 在“吃”这一点上,中华民族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移”,“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饕餮”,“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还要醉”,“缴枪不缴醋罐罐”,“老子就好那一口”的,气概不逊《西游记》里的天蓬元帅。 “非典”前野生果子狸每公斤售价两百元,到2009年就暴涨一倍,现在恐怕又翻番了。 君不见,就在全国人民谈“非”色变的2003年春,笔者住在重灾区北京,我楼下24小时营业的餐厅和不远处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里没有安静几天,很快就人声鼎沸起来。就像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的鼠类,片刻惊魂后,怯生生地探出脑袋,面面相觑,见自己侥幸逃脱,就心照不宣相视一笑,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接着吃。 在“非典”策源地广东,一些人置国家法律、紧急禁令和身体安危于不顾,顶风作案。在广州禽畜批发市场,各类野生动物照卖不误。食肆里,野味应有尽有。餐厅称,食客一来就点野味,如不经营,就得关门。 更有甚者,白云区西槎路某酒楼竟挂出“现场活剥鳄鱼、娃娃鱼”的红布招牌招揽食客。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时每公斤价格已达1380元,要吃必先预约。当地村民说,这家酒楼开设此吃法两月多了。 2003年8月,北京香山曾发生“馋嘴民工偷吃天价葡萄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媒体都在标题上使用了“馋嘴”二字,颇耐人寻味。案件其实很简单。8月7日凌晨,4名河南籍民工潜入一果园偷吃葡萄。饱餐一顿后又用编织袋装了47斤葡萄带走,被巡逻民警逮个正着。经查实,这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的新品种。该项目仅有100余株,4位民工的馋嘴之 举令其中20余株试验链条中断,被吃葡萄估价1.1万元。9月,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批捕其中三位。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估价被法院认可,这几位倒霉的“馋嘴民工”将面临着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舆论关注下,“天价葡萄”最终估价千元左右。当犯罪嫌疑人李高尚等人知道馋嘴惹下了如此大祸时,后悔得流下了眼泪:“要知道那么贵重,说啥也不敢吃啊。”近一年后民工取保候审,此案后来因广泛关注,最终,葡萄的价值回落到376元,3名民工被无罪释放。 我估计今年初在津巴布韦偷猎40只野生龟的几名中国工人被捕后也一定悔恨交加。 关于中国吃货的新闻,俯拾皆是。就在修订稿交稿前两天偶尔浏览一新闻,居然看见两起几乎可以和上述案件并为“馋嘴连环案”的案件,地点是河南郑州和四川达州,赃物是桃子和鸽子,作案者又是几名馋嘴吃货。 《大河报》2012年7月2日报道:“昨晚,在郑州森林公安局第二派出所,面对白色编织袋内各种娇艳欲滴的桃子,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育种组副研究员牛良痛心不已。而审讯室内一偷桃者也是一脸沮丧,不停嘟囔着:‘俺真不知道偷的桃那么贵啊!’……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华西都市报7月3日讯,2011年6月,达州两男子爬至一栋居民楼楼顶,将楼顶养的12只信鸽偷吃。不久,两人又窜到其他居民楼,先后偷盗27只信鸽和一只母鸡,以及一只兔子。2012年7月,两人准备再次偷盗信鸽时被警方抓获。经达州法院认定,因被盗的29只信鸽价值6700多元,数额巨大,两人分别被判4年。 其实,饿了,馋了,到农家菜地、果园顺手牵羊摘个黄瓜、桃子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本人小时候就有此劣迹,曾被老农民扭送到学校,被兴冲冲的教务主任煞有介事地批评一番,把赃物送进他的厨房,也就不了了之了。“偷食”的确会在口腔快感之外加上心理快感,那种犯规越轨的奇妙快乐,没有“偷食”(偷腥)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只是这些农民太倒霉而已,居然吃进了监狱,不过比起那些吃死的,还不是最冤的。 我想起199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期间的一则电视新闻,揭露日本在中国许多地区留下化学毒弹,到半个世纪后仍然危害中国人。其中东北某地建筑工人挖出一枚毒弹,并倒出一些透明液体,在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情况下,一工人勇敢地伸出舌尖一尝,顷刻死于非命,使人惊恐万状,感慨良多。 2006年8月3日凌晨,武汉地区发生雷暴后,武昌车辆厂公园游乐场罕见出现一地麻雀,有死有活,不计其数。附近居民发现后,不是向环保部门、卫生防疫部门报告,也不是救助放生活麻雀,而是在“禽流感”风声鹤唳时期,乘“雀”之危,争先恐后捕捉一空,上千只麻雀均成吃货们盘中餐囊中物。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过,因为“吃”而丧命的中国吃货实在也是数不胜数。但最让人迷惑不解的还是那些“明知食有毒,偏要吞下肚”的不理智的行为。比如,美食界有一“佳话”,骇人听闻:拼死吃河豚。河豚古称“鳆鱼”,肉质细腻、鲜美无比,但肝脏、生殖腺和血都含巨毒,其毒素远高于氰化钾。朱伟在《考吃》中记载古人烹杀河豚的方法,小心谨慎媲美外科手术:“剖河豚,要先割眼,再去腹中鱼子、内脏,自脊背下刀剁开,洗净血迹,肥厚之处血丝要用银簪细挑干净。然后剥皮,将皮入沸水一滚捞起,用镊子摄去芒刺……”任何环节稍有不慎,必死无疑。但古往今来,在江南一带,自告奋勇吃河豚的仍大有其人。有的不幸中毒,生未必做人杰,死却为饕餮,似乎是无上光荣。至于那些前仆后继的生还者,皆一副不枉此生的满足感和荣誉感—正因为有毒,才有特殊的诱惑力,那份刺激才是最好的调味品。 甚至连说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样淡泊而伪善话语的苏东坡都无法摆脱河豚的诱惑。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春,河豚上市季节,苏东坡赴任江苏常州团练副使时,有位善于烹饪河豚的常州厨妇宴请苏东坡。烹饪后端出去给苏东坡品尝,自己则和家人躲在屏风后观察苏团练的吃相。只见苏大人早已摩拳擦掌,垂涎三尺,一边饕餮不止,一边大叹:“也值一死了!”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 还有岭南人乐“吃”不疲的狗、猫、蛇、鼠、海狸鼠、果子狸、蜥蜴、各种鞭、蚂蚱、蜻蜓、蟑螂、蝗虫、蝎子、白蚁、蛆虫、蝙蝠、蚯蚓、蟋蟀、癞蛤蟆、蛤蟆卵巢……以及生吞河虾,活吃猴脑等习俗,无不令人心惊胆战。 中国吃货们显然已将口腹之欲置于生命之上,无限美味在于舌尖之上,正如无限美景在险峰之巅,吃的就是心跳! 第二章“吃货民族”的前世今生 我们的食文化到底有什么魔力和威力,让我们一刻也不停息地吃了几千年,让十三亿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如痴如醉、一如既往、变本加厉、舍生忘死地吃下去?在这不可理喻的集体性疯狂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畸形而凶猛的心理动机?要反思、批判中国食文化,那么,中国食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吃货到底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博大精深而又穷凶极恶的食文化的发育机制究竟是什么?舌尖下的中国又是怎样一幅景象,它将造成怎样的可怕后果? (一)我食,故我在—国人认识论基础 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被黑格尔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有一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本意是:“通过思考而意识到我的存在,由‘思’而知‘在’。”这句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中国学界被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是“意识决定存在”“思想先于肉体”,遭到唯物主义者严厉的批判,认为其本末倒置、荒谬可笑。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认识论强烈影响了西方人,特别是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理性基本认知方式和认知态度,即使对于食物也如此,辛辣食物尽管味觉愉悦,但因为有害健康而被理智拒绝。中国人对外部的认知却是通过用口、鼻、舌等味觉、嗅觉或者肠、胃等消化系统来进行的。台湾教授张起钧在《烹调原理》一书序言中说:“西方文化(特别是近现代美国式的新教文化)是男女文化,而中国则是一种饮食文化。”我们不妨将中国人的认识论和存在方式推导为:“我食,故我在。” 1.“吃”是中国人朴素的认识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口腔化”的现象特别突出,这在汉语文字中比比皆是:嗜、嗅、吃、喝、啃、咬、咀、嚼、咂、嘶、噬、咽、叮、呷、叼、呕、吐、喷、啜、喂、吸、吮、品、吞、呃、哺、哽、啄、啖……除中华民族,谁能创造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口腔文字”?表面看每个字都是进食招式,其实每个动作还包含着一次认知世界的实践,是由唇、舌、鼻和唾液构成的一套组合动作。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祖先们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对农作物、果蔬、作料的筛选、培育,对于食物加工、菜肴烹饪等,主要通过鼻、口、唇、舌、牙、肠、胃等味觉系统这些本能手段来进行。尤其是舌尖,不足方寸的小小舌尖,遍布味蕾,是味觉神经最集中的地方,无疑是中国人认知世界的开路先锋。 汉代刘安编撰的《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说的是原始农业鼻祖神农氏(也有神农即炎帝之说)在尝百草,定五谷过程中,发现有的味甜,有的味酸,有的味苦,有的味涩。有的吃下后恶心呕吐,甚至肚疼腹泻,有的吃下后精神爽快,吐泻顿止。如此鉴别,一天就中毒七十次。 另一“国粹”中医也是通过味觉实践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医讲究“医食同源”,神农氏(也被称为中医药鼻祖)、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都亲自上山采药,咀嚼草根,感觉疗效,完成药物选定和药方配制。可以断定,很多毒草药的发现和认知,都让中国人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味觉超常发达是一个好厨师的首要条件和生命线。中国古代名厨易牙,传说他的舌尖极善辨别滋味。淄水、温水两河水味略有差异,他只要在舌尖上一舔,就知道哪罐是淄水哪罐是温水。成都火锅名店“谭鱼头火锅”厨师兼创始人,他本是个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退伍的军人,先开书店,很快倒闭,再开火锅店,算半路出家。他毫不谦虚地说,无论什么菜,只要他尝过一口,就可以把它给琢磨出来,不差毫厘。他短时期内的巨大成功和他超常发达的味觉认知鉴赏力不无关系。 同时,味觉敏锐是一个美食家的起码条件。中国人评价某家餐馆,绝对不会说它的营养有多好,环境有多好,卫生有多好,而是菜肴味道如何美妙,味觉至上!好些酒楼门脸两旁都雕着这样的对联:“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的确,中国饮食观的精髓是“五味调和,味道为王”。 所以酒楼餐馆都投其所好,将炮制每道菜肴的师傅编上号,一起上桌接受食客现场鉴评。可以想象,厨师的身价和餐馆的前途完全依赖于他对顾客味觉的讨好程度。环境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它在视觉上有助于进餐,但它只是辅助性指标。顾客对于卫生的要求睁只眼闭只眼,远没有对味觉的要求那样苛刻。 直到现在,这种原始的认知方式还顽强地主宰着中国人的认识论。比如,一个中国旅行者到达一个陌生地方的当务之急,运用朴素而超常的嗅觉系统找到家乡的客栈、会馆、办事处、酒店,活像蚂蚁用触觉寻觅。其实,他们是通过异乡味道醇正的家乡菜验明正身,找到自己和同类,也就找到了存在感,消弭了异域感,找到了安全感。即使在异地的餐馆,中国人也很快会通过陌生客人点的菜式和酒水品牌找到同类,反证出自己的存在,彼此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倍觉亲切和安全。出了国门更如此。美籍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描绘到,很多华人移民到北美,首先选择那些有中餐馆的地方。如果找不到打中国酱油的地方,便立即如迷途羔羊,凄凄惶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有过中医就诊经历的知道,医生在“望”时,会让你露出舌苔,看你是否有“寒”。然后问你是否口中“寡淡”,如果寡淡,就有病兆。大导演李安的《饮食男女》以饮食角度探讨家庭人伦关系,为儿女们操劳了一生的大厨老朱在失去味觉很久后,突然恢复了,他哽咽着喝下女儿为他煲的汤,惊叹:“我终于尝到了味道!”活像死里逃生!显然,老人家是通过验证自己味觉的活着证明自己生命的存在。 显然,那些因“馋嘴”而面临牢狱之灾的民工,一定是因为抵挡不过味觉的诱惑。而东北那个因为品尝化学毒弹泄漏液体而死亡的工人,也是试图用味觉器官来认知和鉴定神秘的不明液体:这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记得国学大师林语堂在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对世界动植物学毫无建树时,不无忧心而又幽默地指出,中国人始终不能冷静地观察一条鱼,而是一心只想着鱼在口中的滋味,想一口吃掉它。这真是太形象了,连我也这样。我记得我在动物园观赏动物时,唾沫异常丰富滋润,对动物烹调后滋味的向往远远大于求知的渴望。提起天鹅,吃货们油然会想起“天鹅肉”,谁会关心它是什么科、什么目,习性如何?是否属于濒危物种呢?大约正是因为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始终没能超过“舌尖阶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不昌,超验思维迟滞,公民观念缺失,生态意识淡薄,而食文化大盛,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 是的,中国人味觉系统异常发达,主要是靠味觉认知自己,认同同类,认知这个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鲁迅曾称赞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我想这人一定是个中国人。毛泽东曾教导人民,要知道梨子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尝是要用口去实行的,由此引申出表达探索、试验、了解等意思的“品味”“品尝”“尝试”等词。思考问题叫“斟酌”,揣度、猜测叫“咀嚼”“琢磨”,理解问题叫做“吸收”“消化”,等等,这些既是进食动作,又是认知世界的实践。反过来,如果不求甚解,则叫做“囫囵吞枣”“生吞活剥”“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 一个动词“尝”将人生百味以及世间万物都统统囊括了。在认知的程度上也有差异,如果学风浮躁,不求甚解,就叫“浅尝辄止”。如果学风严谨,刻苦钻研,则需要“慢嚼细咽”,比如对高层精神和领导讲话就要仔细领会,官话叫“吃透”。 由此还派生出很多词汇。“把玩”“玩味”常用于对某事物,特别是艺术作品的鉴赏。显然,“体味”比“体会”更传神。兴趣、爱好叫“口味”“胃口”。感受效果常用“滋味”来表达。中国人常用“有品味”“没品味”“对胃口”“倒胃口”对一个人或者作品作出正面或负面评价,“没人味”是对一个人非常糟糕的评价。“淡而无味”“不咸不淡”指内容贫瘠或者表达方式平庸,“回味无穷”则是对艺术品的最高评价。“乏味”“平淡”“寡淡”“淡泊”既可形容艺术品,还可形容人的精神状态。比如,“淡然”“淡出”(江湖)。比如《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几天不杀富济贫,就抱怨:“口中淡出个鸟来。” 中国文人还喜欢将作品比喻成“精神食粮”,常在作品的前言、后记或“编者按”里看到“以飨读者”字眼。显然,作品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吃”的!“淡”还被引入经济领域,“清淡”,“看淡”就是前景不看好。 人们的各种心理状态也可以分别用“酸、甜、苦、辣”等味觉差异来认知、反映和表达,极其微妙和形象。比如,“酸”比喻悲痛、失落和嫉妒,酸溜溜、醋意大发等,根据这种心理状态,还引申出两个词汇:“酸楚”,有悲痛、失落之感;“穷酸”则是寒碜、迂腐的意思。“甜”比喻愉悦感觉(在后面章节《文化、审美源于味觉》中有详细论述)。“醉”是比“甜”更上层次的愉悦感。“苦”和“涩”作为“甜”的对立面而存在,如“痛苦”“苦涩”“艰苦”“苦难”“苦闷”“苦孩子”“苦大仇深”“苦海无边”等。“辣”和“辛”表示鲜明的个性、强烈的反对或敌意。“麻”有感觉迟钝、认识不清之意,如“麻木”“麻痹大意”;在四川方言中,将那些不顾场合胡言乱语的人称为“吃麻了”“喝麻了”…… 爱好的雅称叫“嗜好”,“嗜”就是最笼统的嗅觉体验。显然,中国人表达快乐、满意常用的词语“爽”“舒服”和四川人的“巴适”“安逸”基本都是从进餐时的愉悦心理的借代用法。 中国人还习惯用“香”“臭”这个嗅觉体验来指代品质,如“香喷喷”“香饽饽”“书法(棋技、琴技、车技等)臭”“名声很臭”等等。可以想象,如将香港改名为“臭港”将会引起多大的麻烦。 中国人甚至常常将一些复杂的事物用一个“味”字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风味”“人味”“人情味”“火药味”“酸楚味”“意味深长”……当然,这样的“味道”一般要搭配一个“嗅”字成为一次对事物的认识,显然,“嗅”是一个比“尝试”更为微妙而传神的动词。 另外,事物的变质也常被称为“变味”。用公款去革命圣地挥霍,反而振振有词“红色旅游”;同学聚会互相攀比,富翁征婚,都被称为“变了味”。 当然,实在无法表达的、最不可名状的无疑就是“五味杂陈”。 由于中国人对味觉的过于专注、投入,往往顾得了头顾不了尾,一开吃,就现了原形。就像孔雀得意开屏,露出了鸡屁股;狐狸一得意,就露出了尾巴一样。所以吃相常是一个人性格的不自觉流露,是典型的行为心理学。在中国人社交中,为什么和陌生人的见面,常选择共同进餐,除了食礼仪,我想可能是想通过对对方“吃相”的“火力侦察”,揣摩出对方性格,完整地认知对方,以做对策。 如果对方吃得彬彬有礼,有条不紊,浅尝辄止,一定严谨而有心计,得小心应付。如对方处处照顾朋友,注意营造轻松愉快气氛,则是孔子所云“晓以义”的君子,可引为知己;如狼吞虎咽,筷子乱拨,唾沫横飞,一定是粗俗、浅薄、自私、胸无大志之人,可以“晓以利”的小人,合谋去作奸犯科可以,干其他的就免了。 也有例外,比如农村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小伙子去相亲,被招待吃饭是假,“验货”是真,大快朵颐之时,哪知已被对方父母、亲友偷偷观察。如果饭量大且吃得铿锵有力地动山摇,对方就非常喜欢,吃相再不雅观也没关系,农村里不讲究这个。所谓:“吃得,才累得,才受得。”自己女儿才不吃亏。记得《西游记》里,八戒同志主要就是靠他的吃相赢得了高老庄人民的认可和拥戴。 这样的故事是有可靠渊源的。战国名将廉颇老后,赵国屡受秦国侵犯,形势危急。赵王想重新起用廉颇,又担心“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就派人侦察他的饮食起居状况。为了重获赵王重用,廉颇在使臣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哪知该人已被仇人郭开贿赂,他当面对廉颇恭维一番,回到邯郸却向赵王说:“廉将军饭量很好,体魄也健壮,只是他跟我坐了没多少时间,竟出恭三次。”赵王闻罢摇头叹息,不再提召廉颇回来的事了。这就是所谓“一饭三遗矢(今同‘屎’)”,看来能吃固然好,但吃了就拉,也不行! 无独有偶,三国后期,蜀国后主刘禅投降魏国后,司马氏将其挟持到洛阳“投其所好”,让其花天酒地,饱食终日,席间偷偷观察他的吃相。这厮果然“食”令智昏、玩“味”丧志,吃得兢兢业业、乐不思蜀,在酒席上被司马氏百般凌辱而饕餮不止,丑态百出,终于省去了司马氏的心腹大患。 中国人习惯用“吃”来认知和指代社会身份。最古老的如“肉食者鄙”(《左传?曹刿论战》),认为王公贵族目光短浅。如将那些有文化的人称为“喝墨水的”,教师是“吃粉笔灰的”,被纳税人供养的叫“吃皇粮的”,腐败律师和司法官员被称为“吃了原告吃被告”,新民谣中将胡来的交警描绘为:“马路边上吃社会。”在四川,贪官倒台了,老百姓幸灾乐祸:“活该!—吃冤枉吃多了!”所以退赃就叫“把吃进去的吐出来”。 中国文人将发表在报刊上的短小文章叫“豆腐块”,大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自嘲一番,其稿费仅够换一块豆腐。笔者上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教师待遇差劲,师范学院叫“稀饭学院”。而现在网络时代一偶然机会将一个词“打酱油的”用于身份指代,指旁观者或地位卑微的屁民,立即流行起来。这种修辞,我估计最优秀的汉学家也未必明白。 中国人将毫无价值的东西称为“糟粕”,糟粕是指酒糟、豆渣等粗劣食物。“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法应运而生。我上小学起就屡被教育,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是因为中国是一块“肥肉”。 中国人将那些拿着没意义,扔掉又可惜的事物形象地称为“鸡肋”,将坚不可摧的夫妇形容为“糟糠夫妻”“米面夫妻”,自然,纯粹的利益同盟就成了“酒肉朋友”,对一个人最大的污蔑大约是称其为“饭桶”或“酒囊饭袋”。 中国人将不切实际的空想称为“天鹅肉”,将人人想要的东西称为“唐僧肉”,将毫无价值的东西叫做“下水”。四川方言将性格懦弱的人形容为“肉得很”,北方人则称为“面得很”,无论“肉”还是“面”,都软得一塌糊涂。四川人拿朋友开玩笑叫“洗刷”,北方人叫“开涮”,极其形象微妙。 “吃”在中国是生活水平最直观的标准。“温饱”仅仅脱贫,“小康”进了一大步,“富裕”则是天天有肉吃。在以前的汉语话语中,奴隶社会就是“人吃人”,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资本主义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泥沙”。 “吃”可以表达自己的坚定意志。毛泽东有名言:“不辣不革命。”延安时期,斯大林和毛泽东互赠礼物。斯大林送的是皮大衣、皮靴、毛毯和纸烟,毛回赠的是他亲手种的红辣椒。60年代,秘鲁哲学家门德斯来华访问,受到毛泽东的宴请。席间,毛大谈他的“辣椒革命论”:“……凡是喜欢吃辣椒的人,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革命的。”(《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一期周而复《往事回忆记录》第九章)中共建政后十大元帅四川湖南就占了7位,将星中更是“麻辣将军”的天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除了喜怒哀乐,“吃”还可以表达仇恨。最刻骨铭心仇恨的话莫过于“恨不得食其肉”。战国末期,在山西高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长平之战,秦国大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将40万人,几乎杀光了赵国男性。赵国的百姓痛恨白起残毒好杀,发明了一道名菜叫“白起肉”。坑杀赵卒的谷口村,至今家家都做“白起肉”:把豆腐切成小块,千刀万剐,用火烤、水煮、蘸蒜泥吃,以解心头之恨。民间这种对大恶之人的形式上的惩罚从没有断绝过。粉碎“四人帮”后,立即有人推出三雄一雌螃蟹菜品,意义不言而喻:“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中国人用“吃”来认知世界和表达事物还可以从不计其数的借喻性的日常用语中表现出来,如: 人的计量单位—口。见面语—吃了吗?日常生活—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酱醋茶)。生计—捞食。揾食(粤方言)—谋生。谋生—糊口。工作—饭碗。解雇—砸饭碗。挣钱—捞食。稳定工作—铁饭碗。临时工—泥饭碗。公务员—吃皇粮(吃官饭)。富人—肥得流油。穷人—冒酸气。军人—吃军饷的。窝囊废—饭桶。气量—肚量。贪婪—胃口大。贪婪—贪心不足蛇吞象。挑剔—挑肥拣瘦。艰难—含辛茹苦。受苦—吃苦。悔恨(痛苦)苦酒。际遇好转—苦尽甘来。平安—平平淡淡。幸福—吃香喝辣。心平气顺—吃嘛嘛香。心浮气躁—喝水都塞牙。占便宜—不吃白不吃。被占便宜— 吃亏。辩证地看问题—吃亏是福。承受不了—吃不消。承受得了—吃得消。对某事有兴趣—嗜好(好那一口)。面子大—吃得开。面子不够大—吃不开。神通广大—通吃。骗子—混吃混喝。完蛋—歇菜。糊涂—晕菜。电脑盲—菜鸟。弄虚作假(不懂装懂)—装蒜。诉讼—吃官司。坐牢—吃罪。黑社会内讧—黑吃黑。被批评—吃棍子。被拒绝—吃闭门羹。斗殴—吃我一刀。挨了揍—吃耳光。被枪毙—吃枪子儿。自杀—饮弹而亡。屈死—含冤而去。学习—汲取。局势紧张—吃紧。无危机感—紧吃。下棋—吃掉你一个马。打仗—吃掉敌人一个师。占国家便宜—吃政府。占富人便宜—吃大户。占女人便宜—吃豆腐。占男人便宜—吃青春饭。靠女人养活—吃软饭。偷情—偷腥。情场失意—吃醋。老少配—老牛吃嫩草。缺乏远见—吃窝边草。有把握—吃定了。铁了心—老鼠吃秤砣。有苦说不出—哑巴吃黄连。某人行为反常—吃错药了。感觉意外—吃惊。摸牌—吃牌。进货—吃货。股票买进—吃进。侵略—蚕食。侵占—吞并。自私—吃独食。天下大同— 饭大家吃。事情难办—啃硬骨头。轻易而举—小菜一碟。司空见惯—家常便饭。流行广泛—脍炙人口。总结教训—吃一堑,长一智。走俏—吃香(香第二章喷喷、香饽饽)。野蛮—茹毛饮血(狼吞虎咽)。文明—慢嚼细咽。道德沦丧—人吃人。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分配不均—你吃肉我喝汤(啃骨头)。耍特权—吃小灶(吃特供)。贪官哲学—千里求官,为的吃穿。庸民哲学—人生一世,吃喝二字。出嫁—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有非分之念—想吃天鹅肉。见异思迁—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背叛行为—吃张家饭,干李家活(吃里爬外)。阴险—口蜜腹剑。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思进取— 坐吃山空(寅吃卯粮、吃老本)。工作消极—吃闲饭。消极散漫—混吃混喝(饱食终日)。男人面相好—嘴大吃四方。女人貌美—秀色可餐。女人貌丑—清汤挂面。尊重事实—原汁原味。夸大事实—添油加醋。无事生非—吃饱了撑的。给面子—吃那一套。不肯就范于人—不吃那一套。不好拒绝别人—吃了别人的嘴软。麻烦很大—吃不完兜着走。对某人极度厌恶—你去吃屎吧。攀附某人—我和他吃过饭。顶天立地—气吞山河。胆大妄为—吃了豹子胆。心宽体胖—能吃能睡。窝里斗—槽里无食猪拱猪。穷凶极恶—吃人不吐骨头。不讲信用—食言。坚持原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觊觎某事某物—恨不得把它一口吞下。强调吃的重要—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比喻某东西不实用—当不了饭吃。某营生艰难—这碗饭不好吃。引诱别人下水—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在香港,如果官员有腐败的嫌疑就会被廉正公署“请去”—喝咖啡(类似于大陆的“双规”)。深恶痛绝—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梁山好汉报复仇人最解气的办法—把仇人的心肝挖出来下酒吃。 岳飞在其名篇《满江红》中最鼓舞士气的就是—直捣黄龙府,痛饮胡虏血。张国焘分裂党中央时曾经引诱红军战士—打到成都去吃大米。在四川方言中,将拍马溜须、阿谀奉承用了一个比吃更加形象而恶心的词汇—“舔屁股”…… 李麦逊(旅美) 1 今年夏天,北京几位学者朋友、素食者(清华蒋劲松、中国政法黎安等)和我联系,说CCTV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得一塌糊涂,搅得广大吃货们夜不能寐哈喇子泛滥,并引发一系列后续现象。他们敦促我发文评论,也有出版界朋友催我修订书稿再版。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出书系统性讨伐国粹食文化的不肖逆徒。因“非典”促成的这本书已出了四个版本,一晃快十年,我离国也快六年了,对这一国粹的态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激烈。 其实,十年前首版时的参考书名居然和这部纪录片一字之差:《舌苔上的中国》和《舌苔下的中国》。我不否认搭顺风车,权当唱对台戏,添个景加道料,赚声吆喝。 为了修订本书,特地去了CCTV上的《舌尖上的中国》官网。整两天,除细看全片,连研讨会、拍摄花絮、创作人员及专家学者访谈都基本看了,当然,更能体现民意的海量的网络唾沫更不容错过。 和大多数“大尾巴狼”的看法不同,我只看了两集,就判断这绝对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藏得很深的宣传片——是一部预埋动机、先伏立场、片面选材、以最先进拍摄器材最摩登艺术技巧不惜用钱砸出来的唯美主义色彩视觉盛宴,尽管也是一部由iPhone,iPad的眩美外貌和286、奔2乃至算盘处理器拼装起来的怪诞产品,高明仍不超“装裱匠”水平。叫什么都行(宣传片、广告片、故事片、报告文学片、穿越片、悬疑片……),就是不能叫纪录片。 如果无法说服你,还是听听创作人员的“自供状”吧。面对片子播出后的盛况,惊喜之余的总导演、老“吃货”陈晓卿却表示:“好多人理解的,跟我们原来想表达的,不是很吻合。”在他看来,《舌尖上的中国》远不止一部“吃货圣经”,也不仅限于“吃货狂欢”。他说,做纪录片,文化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光讲吃,不就跟美食栏目一样了?这片子是带着对食物的敬意来做的,希望观众能从对美食的热爱品读到对生活的热爱,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玄外之音,你懂的。 陈大导及团队,不是你动机不纯,也不是你的经没念好,实在是“吃货”们悟性太差。尽管你挠准了痒处,却只找准了一个浅层G点。对吃货,你永远不要寄望过高,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早已被中国独特隐秘而凶猛的食文化钳制于舌尖之内,肠肥了,脑子岂能不满?食欲终究只是一种浅层生理反应,看看漫漫西行路上,天蓬元帅是如何屡屡重蹈覆辙的吧。编导们企图让吃货们从对口腹之欲的膜拜提升到对幸福生活的感恩和现状的戴德,其难度不亚于让八戒同志领会科学发展观,让韩二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人权,不是成心为难人么?纯属表错了情,会错了意。 该片另一位主创人员称,只想找到社会中最温暖的东西,自己没有刻意表现黑暗,那也是局部的东西,包括食品安全,“平静中性地表达,传递的是美好,就已经站在正义这一边了。” 不愧是CCTV的,说话总是高屋建瓴到不着调。这句话我反复读了二十次,没领会其中奥妙。我实在弄不懂其中的语法和逻辑关系。依我糟糕的学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偏心同样可以是正义的,只要心里向善。 果然,这世界上有两套逻辑,一种叫“普世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即使中国逻辑,也可以按动机区分为“善意逻辑”和“恶意逻辑”。 2 根据“善意逻辑”,“舌尖上的中国”是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天蓝水碧田园牧歌、炊烟袅袅鸡犬相闻,是食物劳动者淳朴的面孔、健康的古铜色肌肤、惊心动魄的劳动场面、对味觉的膜拜和对自然的敬畏,是其乐融融的亲友餐聚,是母亲亲手做的菜肴和远方游子的乡愁,是大厨们叹为观止的精湛技艺,是餐桌上美轮美奂的美味佳肴,是食品小贩们勤勉的身影和餐馆酒楼的宾至如归…… 依“恶意逻辑”,“舌尖下的中国”是这样一个悲摧世界: 天空灰暗,每年直接死于大气污染者达数十万(空气污染已是北京头号健康杀手),可吸入物MP2.5值标准竟引起外交龃龉;即使按中国标准,全国水系70%以上已不宜饮用(无一城市自来水可直接饮用),不宜养殖,部分甚至不宜浇灌,各种健康疾病越来越严重,癌症村成片增加;土壤退化毒化沙化盐碱化且不断减少,卫星图片里,除了因热带季风带形成的几大沙漠,惟中国版图狰狞如疥疮,异常扎眼;内蒙古的沙漠已追到北京城北不足百公里,十年前我曾探访,触目惊心;各类野生动物珍禽异兽无一能逃脱中国吃货的铁嘴钢牙,而且养殖、运输、烹饪和进食各个环节异常血腥残忍;近海渔业枯竭外海作业屡屡酿成人命和外交冲突,连远在数千公里地图上难觅踪影的蕞尔岛国帕劳也不能幸免……生态濒临于崩溃边缘,中国早已成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说中国食文化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绝不是耸人听闻。 食品安全已成为绝大多数国人的噩梦。陈晓卿解释该片未关注食品安全,是因为去年初开机时食品安全被曝光的程度还不那么可怕,这说辞好像不太CCTV啊!吃货们哪个不知谁个不晓,这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曝光了,“非典”爆发后更加密集。爆发于陈晓卿家乡安徽的“大头娃娃(空壳奶粉)”事件至少导致婴儿数百人受害,死亡多达五六十名,震惊世界,作为资深媒体人和“吃货”,陈先生居然浑然不觉?莫非他老人家真已达到老子所蛊惑的“圣人为腹不为目”境界? 近年来多次民调,食品安全“荣登”国人痛苦指数前三甲,居然成为先富阶层拼命移民的三大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在各国移民中非常奇特。 食品安全也表现在制假者屡教不改甚至百般抵赖,即使特大企业也不例外。就在修订本书时,国内几大食品巨头纷纷“又出事了”:“伊利”婴幼儿配方奶粉重金属汞污染,“三元”被揭“早产”,“圣元”被疑导致女婴性早熟,“蒙牛”被曝长满虫子,安徽78名学生喝“光明”营养餐牛奶后呕吐;最大肉类食品公司“双汇”爆出“蛆虫”丑闻,“湘酒鬼”甚至整个白酒行业爆出“塑化剂”事件(前些年啤酒行业爆出“甲醛事件”)……刚开始,巨头们基本采取百般抵赖的态度。食品打假者无不承担巨大的风险。著名文化人王小山发起抵制“蒙牛”,竟一度被逼得逃亡香港。11月21日,“乳业打假第一人”蒋卫锁因被勒索遇害,案情扑朔迷离。之前还有为“结石宝宝”讨说法惹来牢狱之祸的赵连海,揭露地沟油被杀的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遇害时年仅30岁)…… 比《舌尖上的中国》更火爆的,是汹涌的网络民意:有揭露,有大量行业黑幕甚至自揭黑幕,还有对“特供”的揭露;有攻略,代表性的有软件《中国求生手册》和各类“中国食品安全形势图”;有黑色幽默,代表如时评家作家李承鹏的博文《神农氏后裔》……更多的是吃货们的愤怒和无奈。“舌尖下的中国”还让全体吃货完成了化学扫盲,那些古怪生涩的化学名称,人们如数家珍;“舌尖下的中国”还增强了人民体质,让吃货们无形之中成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原木”和各种慢性毒品的“小白鼠”。如果哪天爆发生化战争核大战乃至世界末日来临,地球上惟有我百毒不侵的吃货民族可以幸存。“舌尖上的中国”堪称诺亚方舟,善莫大焉! “舌尖上的中国”还丰富了汉语发展,催生出“易粪而食”这个新词——指食品生产者明知自己掺杂使假还为之,但不吃自己的产品,还自以为得计。这种愚蠢的自欺欺人的心理循环,便形成“易粪而食”。 连“吃什么”都被搞得焦头烂额,还奢谈什么“怎么吃”?没错,我们是“吃货”,同时也是“恐吃货”。人们最关心的不是怎么吃,而是吃什么,而是一觉醒来会不会基因突变为一只甲壳虫!《舌》片之所以撩拨得吃货们唾液长流,其实也隐射出吃货们对现实的无奈和恐惧。 我刚刚完成的探亲之旅,两只特大号皮箱里一如既往地塞满美国奶粉和保健品。因中国人大肆抢购奶粉,继新西兰、澳洲和香港之后,近期美国一些大商场也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我不得不多跑几个商场,这是怎样一幅画面,怎样一种心情?我不否认《舌》片勾起了海外华人的乡愁,但当他们启程回国前,却免不了钻研一番《求生手册》。 食品行业的道德崩溃表现在全行业,跨行业。为有毒食品大开绿灯的媒体(包括陈晓卿供职单位)也逃不脱干系。 作为世界上最庞杂最昂贵最低效同时也最不作为的食品监管机构,人们很难见到他们主动、自觉地侦破重大关乎百姓生命安全(包括绝大多数吃不上特供的他们自己)的案子,大多是在获得举报或重大事故已发生后才在电视镜头的配合下“雷霆出击”,甚至掀起一场整治运动,硬是把本应严肃的问责,导演成一场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报告会……运动后,街市依旧太平,肠胃仍需和谐。 以上只是食文化的浅层危害,更可怕的是“舌尖下的中国”变异了文化基因,戕害了心灵,自宫了人格发展,钳制了吃货们对世界的认知兴趣、能力和疆域,庸俗化了价值观,异化了人际关系,毒化了社会风气,毁坏了生态……以致结构性阻障了中国历史运行轨迹和命脉。《舌尖上的中国》对中国食文化的理解,实在是以腹障目,“舌”走偏锋,浅薄至极。 被称为国粹的食文化的份量,堪称“吃教”,远比专业吃货美食家们礼赞的玄奥、隐秘甚至致命,这是作者最为忧心如焚的地方,也是本书探溯重点——我试图为大家掀开被美妙“舌尖上的中国”掩饰和绑架了的血淋淋的“舌尖下的中国”,正如要找到一棵参天大树的秘密,你不得不刨出它的根底。 3 由法语词汇“gourmet(美食家)”演化而来的“gourmand”增加了一条释义“贪吃者”。英语中还有个带贬义的词叫“chow”,来自粤语,特指“恋食癖的中国人”,这两个词是“老饕”“吃货”英译的不二选项。当然,你贪吃,别人对你的认知也局限于此。比如,不久前火爆的好莱坞名片《功夫熊猫》,以中国元素讨好中国市场,依然把中国人认知为一群吃货。 随着经济腾飞,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吃货们病态食心理不改,不乏闹出外交纠纷。比如,年初在非洲津巴布韦的四名中国工人偷食40多只野生龟,在当地法院被起诉并驱逐,舆论哗然。 可见,当一个民族沦为“吃货”时,遑论民族复兴?大国何以崛起?靠神州十亿皆天蓬么? 由此想到中国近年来的“大外宣”。大外宣战略也许没错,但由一帮外语水平有限,不懂外国文化、心理也不懂西方媒体的人来操作,战术上糟糕透顶,甚至屡屡闹出笑话。还是拿这部在海内外华人圈火得一塌糊涂的电视片来说,即使以艺术品或宣传片的眼光来看,尽管比前一段时间砸大钱在纽约时代广场屏幕墙竖起几个笑容僵硬的中国名人(西方媒体调侃为“呆头呆脑”“推销衬衫的”)强一些,但绝对谈不上上乘之作。 犹太哲学家阿多诺说:“美学必须以真理性为目标,否则就会被贬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或者更糟,被贬为一种烹饪观。”《舌尖上的中国》就很不幸地沦为了某种偏狭而浅薄的烹饪观。 首先,对劳动者的尊重是全人类的价值,反倒是中国,体力劳动者的尊严被长期公然地制度性地践踏,古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今有“农村户口”“农民工”“下岗职工”和“世界(血汗)工厂”。其次,敬畏食物也是普世价值,除了中国,至今还未听说哪个文化以浪费粮食为荣。再说人伦融于美食,也不是中国食文化的特质,西方人也把餐聚看成亲情交融的机会。英语中有个词“comfortfood”指的就是各类思乡小食品,尤以母亲亲手烹制的为最。 以“美食”为维度,介绍中华文化并没错,错在对受众的不了解。据说这部片子在法国嘎纳电影节引领“中国晚宴”活动,得到各国媒体和机构好评。我对此表示置疑,google了一下,到6月底为止,几乎没一家主流英文媒体为这部片子背书。即使法国媒体叫好也不足证,同为“吃货”的法兰西民族,历来就是西方的一个另类(本书有论证),以致于国学家兼大吃货辜鸿铭曾惺惺相惜,西方列强惟法兰西理解天朝。 即使《舌》片翻译后推广,我也断定其只会成为中国文化形象的负资产。大多数西方人头脑极为“机械”,判断事物的标准也极为“简单”——求真,他们对于真相和诚实的敬畏和坚持有着孩童般的执拗和任性。我太太是极普通的美国人,也喜欢中国美食,我特地邀她看了这部片子,她的态度也许能代表大多数美国人。观看中她的确“眼泪和唾沫”横飞,但也若干次尖叫:“Gross!”“Disgusting!”(恶心!) 中国美食过分注重味觉,严重忽视健康。多油多盐多糖多胆固醇(内脏)多辛辣多腌腊。西餐大多清淡,商场里居然买不到肥肉,惟一的五花肉品是熏肉,但在烹制中肥油均弃食不用。美国人不吃动物内脏、头部、血液、脖子、皮肤、耳朵、鞭等部件一概不吃,甚至四肢也不吃。美国人喜甜食,但大部分是不含糖的替代品。再说味精,上世纪70年代就基本停用,海外中餐馆也纷纷挂起“NoMSG”标志。中国人吃味精的狠劲(尤以火锅和方便面为最),足以把他们吓成肠梗阻胃下垂。 食品恐怖主义最直接的危害无异于健康,甚至断子绝孙!近年来,因为大量食品添加剂,国内不孕症迅速上升。《重庆商报》曾“自爆其丑”,以雄性著称的重庆崽儿,居然超六成精液不合格!这座雄性十足的城市何以雄起?莫非除了“火锅,夜景,美女”三张城市名片之外,还要献出一张“缺精男”? 传统美食绿色环保但制作环境极不卫生,器具极其简陋,厨师个人卫生堪忧。如果说偏远地区条件有限,但一堆大闸蟹放入浴缸的那个镜头,除了让我太太连连摇头,还叫了几声:“MyGod!” 现代美食又大量使用味精、味素、添加剂、非食用材料甚至形形色色的致癌化工原料。 这就是中国食文化的困局。 不错,一些美国人喜欢中国美食,那是因为在美国的中餐迫于严厉法规和顾客饮食习惯已经严重西餐化了(本地中餐馆尽管比国内绝大多数餐馆干净,还是因卫生问题被查封过几次)。去过中国的老美们大快朵颐之际大多有过不堪回忆,不少人进餐后在大街上狼狈寻找马桶。我太太2004年首次随团去中国,餐后病倒,不得不取消行程,回酒店休息了一整天,至今心有余悸。就在我写序言这短短间隙,无意间浏一新闻:据日本共同社6月18日消息,139名学生赴中国旅行后出现腹泻、发烧等症状,保健所调研后判定为感染性肠胃炎。 婴幼儿奶粉里大规模加入三聚氰胺,中国人在非洲滥吃被驱逐,以及上述事件只要发生一次,就算拍100集《舌尖上的中国》,又有多大用处呢?我太太至今不愿在中国生活超过半月,她简单一句话噎得我哑口结舌:“贵国连婴儿奶粉都敢……” 去年秋回国期间,曾和CCTV相关部门联系,想以本书内容为蓝本,拍一部中国食文化反思的纪录片,并发去相关资料。可能当时《舌尖上的中国》拍得正酣,对我这个体制外学者的殷勤呼吁,直接做了“腌腊”和“凉拌”处理。 《舌尖上的中国》固然精彩,终究不过一堆基于自恋并自恋到病态的魔幻现实主义泡沫,说它是“舌尖上的阿Q”也不为过。《舌》片的火爆并不是一件幸事,舌尖扑腾味蕾舞蹈之中,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魅影如影随形。纵观历朝历代,无一不在感官狂欢麻醉中轰然倒塌。 有网友戏言:“7集《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建议央视拍50集《中国生化食品》。”这网友显然太naive(天真),《舌》片第二季已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如果以《舌尖下的中国》作为姊妹篇,上下互动,必将拍出一部“吃教”维度下的完整中国,货真价实不辱纪录片或评论片声誉,且绝对利国利民利世。 “吃货”即“吃祸”,二者既互为因,也互为果。中国食文化早已危如累卵,到非彻底革命不可的时候了。大国崛起终究取决于人,人之所以为人,取决于心,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靠一群吃货大国复兴,最乐观的局面,也不过“肥大”而不是“强大”,如此局面,历史上屡屡出现,一个比一个垮得难看。 再次寄语CCTV,面对一个海外赤子的拳拳之心,堂堂CCTV,你有这样宽阔的胸襟吗? 4 感谢蒋劲松先生和黎安先生。在《舌》片“席卷”全国之际,他们及时在网络上呼吁吃货们冷静,推介本书(旧版本),并敦促我予以关注和抨击。蒋劲松多年前就为我写过书评。黎安先生的那篇精彩的书评,修订达五次,直到我登机前一小时,还收到他的最新修订版。作为虔诚而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是这个感官致死时代少有的醒者,我们这个千年吃货民族因而还有希望。 2013年春节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 蔣科學按:這本書的舊版我曾寫過書評,那時作者還沒有出國,他的名字當時叫李波,那時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還遠不像今天這樣如此令人恐懼焦慮,動物保護意識也遠不及今天,他的書雖有隨意、偏激、粗糙的毛病,但是仍然非常值得思考!在今天中國,這本書的意義更容易被人們所領會了。 另外:我很鬱悶的是,別人在介紹我的工作單位時,往往不是寫成清華大學歷史系,就是說成哲學系,我們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那麼牛的機構,他們就是記不住啊! 舊版書評: 傳統文化的口腔化批判 :http://www.dongbaowang.org/read.php?tid=191f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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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瓶颈在哪里?
benlion 2013-2-28 00:28
技术瓶颈在哪里?
人类发现知识和创造财富,不仅从物质、能源和生物,也从文化和资讯中挖掘资源。 当我们过度批评古代中国文化和体制时,建立新的文化范式、社会体制和经济模式的西方,更能及时发觉或识别东方传统中蕴藏的宝库,比如,系统生物学,采用图论、网络拓扑学等模型方法。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存在接续和叠加现象,比如,第 2 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不仅是数控机床的信息化,并且,包括,通讯技术、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拓展。 而,生物技术,比如,基因信息,尤其系统生物技术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发展,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整合。 科学革命,导致整个科学体系的研究方法、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变革,比如,实验室建制,在以往的生物技术员之外,增加软件工程师,不同学科、系乃至机构之间,比如,基础与临床转化医学,电子学、计算机工程系与医学、生物学系等合作。 (结构论图案,解说:系统生物学 – 外圆,为方法 – 数学、计算、纳米、化学与合成生物学等,曲线 - 理论与实验的结合,三角 - 系统遗传学、系统医学和系统生物工程,为机理与应用。) 生物制造 - 制造方式的革命是新工业革命, 3D 打印也好、雕刻也好、互联网信息也好 – 仍然只是信息技术的延伸 - 必须是 新的制造方式,比如,生物制造,包括,细胞工厂、生物石油、生物计算机、纳米机器人等产业 - 生物工业, 30 年内将可能发生。 软件 - 起源于纺织业的提花机原理,在生物细胞内为基因编程 - 这是细胞计算机的原理,而,真正的革命意义在于人工设计的细胞作为运算机器(自动化细胞)和制造工厂(在体生物反应器) - 带来的将是整个产业链 - 农业、工业、能源和医疗的变革,工业革命必须具备一个影响到几乎所有经济领域才可称之。 也就是 - 软件设计是技术和工程,但不是制造方式,比如,建筑设计和施工不是工业制造, 3D 打印也许可谈得上是制造方式 - 比如,打印出整个建筑物。 生物工业革命,意味彻底变革现有模式的生物产业和经济,而且,将体现在建筑设计、工业生态和制造工业的生物技术化和生物系统设计原理等,人工设计的生物体作为一种制造机器和运算机器等而参与到工业体系中。 关键技术的突破是科学发展和产业革命的前提。 将到来的产业革命,将带来的可能,不仅是工业制造、医疗工程,而且,也可能是实验室革命,比如,知识发现与技术开发的工厂流程化、效率化与规模化。 - 后记见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6952-66580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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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周可真教授人类生存百年说
热度 2 gzchengzhi 2013-2-25 08:50
  周可真教授最近非常关心人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个观点: 不用百年,人类就将被人类毁灭 。   我认为周教授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太准确,因此我在下面留言评论,给出了我的观点。现在我觉得这些评论确实很有创意,故搬迁到博客中,以供更多人士欣赏。   我的评论如下:   “百年有点夸张。不过我的估计是一万年左右。如果世界统一以后,形成中国几千年的那种体制,则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大概就是‘万岁’的意思,不过人类的生活质量会比较低下。如果世界不统一,而是采用现在的西方文化体系,可能会是几千年的时间,不过人类会过的自由一些。总的来说,都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没什么可以为中国文化自豪的。   我现在一直担心地球会不会变成金星现在的状态,或许有待今后的金星探测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答案。”   “基督教末日说,期待大灾难将人类推倒重来,这与西方科技的毁灭性武器的发明有一定的联系。中国人过去天天高呼‘万岁’,应该是在预言人类生存时间大概还剩一万年左右。古代中国人认为一万年真是活的太久了!没有那个必要。或许这是人类从外星球逃难过来所留下的记忆?”   当然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人类的预言往往不太可信,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我之所以认为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还剩下一万年左右,主要是基于我在去年参加博客大赛的奇思妙想的结果(博文:“ 可怕的结论 ”)。结合最近几年对于全球升温速度的一些还不太确定的数据,我感到既然现在的升温速度超过了中生代全球升温速度的几万倍,按照恐龙在地球上生存的几亿年时间推算,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大约还剩下一万年左右。   当然这只是考虑到温室效应而已。如果再考虑各种环境污染、核辐射等人类制造出来的东西,又可能会引起其他的问题。加上人类社会之间各种无厘头的纷争,则可能会导致一部分群体冒着同归于尽的想法,更早地结束我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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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讨应该归于理性
热度 5 qishengwen 2013-2-13 05:31
中国人向来具有谦虚的美德,具有彼此尊重的传统,因此中国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人也自诩华人。但是近以来,中国落后导致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儒家传统文化遭到鞭挞。建国后代之以革命英雄主义,文革期间又对儒家传统进行大肆破坏,加之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冲击,谦虚和礼让这种中国人优秀的基因遭受2000年来未遇之破坏,近于消失。代之以唯利是图,自吹自擂。 目前中国要崛起,迫切需要重构精神家园,恢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载体,特别是科学网的精英博主们,在这个过程中应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而让科学探讨回归理性,则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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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在呼吁什么?——谈谈中国的科学和科学文化环境
热度 43 qyu111 2013-2-12 09:44
最近饶毅在科学网接连发了好几篇文章,全面深入地介绍哈尔滨医科大学张亭栋教授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工作,力挺张亭栋,同时兼评了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不久饶毅也曾经为中国的另外一个科学家屠呦呦的工作大声疾呼。 读着饶毅的文章,就在想几个问题: 饶毅在呼吁什么? 屠、张两个人的工作是不是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中国科学界为什么认识不到,或不认可屠、张以及屠、张们的工作? 中国的科学评价标准和体系和美国的科学评价标准和体系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 奖励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奖应该奖励什么和奖励什么人? 为什么是饶毅在做这件事?饶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支持饶毅的人有多少?是哪些人? 中国的科学文化环境能改变吗?怎么改? 饶毅在呼吁什么? 饶毅的文章看起来是科学的综述,但实际上是在打抱不平,是在替被忽略和忽视了的科学工作者打抱不平。同时是在呼吁,呼吁改变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呼吁重视和褒奖做出重大贡献但却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 屠、张两个人的工作是不是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屠、张两个人的科学工作都是新药发现的工作。一个是发现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另一个是发现了治疗白血病的三氧化二砷。对于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科学和应用价值我想科学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不论是中国科学界还是国际科学界都会承认这两个药的价值,都会承认这两项工作是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工作。 饶毅和不同意饶毅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的显然不是这两项科学发现和科学工作,而是做出这两项工作的人。谁才是这两项工作的功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往”(注:“名”是我改的,原文是“利”)。说到底,大家争的是一个“名”分。这两项工作的“名”应该归谁?当然,“名”的实质也可能是“利”。关于“名”和“利”的关系问题,不在此讨论。 中国科学界为什么认识不到,或不认可屠、张以及屠、张们的贡献? 屠和张的工作是两个典型,实际上反映了屠、张这一类人和这一类人的工作。中国科学界大概不是不认可屠、张的工作,而是不认可屠、张这样的人。不认为屠、张是中国科学家的代表和典范。大家表面上争的是谁是发明人,实际上争的是谁才能代表中国的科学,谁才是中国科学家的典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科学界的事,而是中国文化的事,是中国“人”的事。 中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关于做人和做事,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事就做好了。”言下之意:人没做好,“事”就不能叫“事”。这个“事”往往就被压着,等到外国人把它叫做“事”了,大家又来争这个“事”的名分。 中国做人是什么标准?这是学文科的人要研究的题目,我们学理科的只能说说直觉和感觉: 大多数人认可的标准就是中国人做人的标准 ,即主观标准。中国的文化里没有客观的黑与白、对与错,只有多数人和少数人。虽说美国人批评中国是独裁,但实际上中国成功的独裁往往是裁在多数人一边。 中国的科学评价标准和体系和美国的科学评价标准和体系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 饶毅的文章《中国的学术评价亟待改进》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660353.html ,我这里就不再重复。我这里只说一点:如果我们拿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 美国是评事,中国是评人 。 评事有客观标准,虽然好掌握,但也费事,要把每项工作和每个人在每项工作中的作用仔细研究了,一一对照标准才能评公平了。 评人的标准就不好说了,大家心中有数,每个评审专家的背后又都有一批举足轻重的人,一个评审专家实际上是代表了一批人。最终不是标准说了算,而是圈子内的大多数人说了算。大家认可你了,你就是个人物。大家不认可你,你做什么也没用。 奖励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奖应该奖励什么和奖励什么人? 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奖?设奖的目的是什么? 设奖是要建立一个标准,树立一个典范,指出一个方向,鼓励大家朝这个方向努力。这里同样存在做人的典范和做事的典范。中国人强调做人:首先把人做“好”了,做到大家认可了,其次才是做事。美国人强调做事: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把事做好了就行。因此中国的奖是奖给人,事是人的载体;美国的奖是奖给事,人是事的载体。因此 中国人努力的方向就是做人 ,做一个让大家都接受和认可的人,做事不过是做人的一部分。这个做人往往就做成了“搞关系”。而美国人努力的方向就是做事,把事情做好了,你就得到同行的认可了。如果让世界上的人来评价中国人和美国人,大家会说: 中国人好,产品不好;美国产品好,人不好。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这个道理。 为什么是饶毅在做这件事?饶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支持饶毅的人有多少?是哪些人? 听说饶毅要成为中国科学界的鲁迅,因此他要批评,特别要批评权贵。因此他要疾呼,为平民百姓疾呼,特别为没有被公平对待的人疾呼,要为他们打抱不平。这是鲁迅和饶毅的性格使然,基因决定的,没有办法。 批评人的人是不被被批评的人喜欢的。因此很多人不喜欢鲁迅,因此也有很多人不喜欢饶毅。但是也有人喜欢鲁迅,也有人喜欢饶毅。喜欢鲁迅和饶毅的人是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喜欢权贵。有人出头为他们打击权贵,替他们出气,当然要支持。 然而鲁迅和饶毅是中国人中很少的一种人。他们的声音偶尔地冒出来一下。中国还出过第二个鲁迅吗?中国的饶毅大概也不多。然而中国要打压鲁迅和饶毅的人却大有人在。出来一个打一个,打到最后就没有了。按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环境对人种进行选择。 中国的大多数人和中国大多数人创建的中国文化决定了鲁迅和饶毅的命运,也决定了屠呦呦和张亭栋的命运。 中国的科学文化环境能改变吗?怎么改?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果以人和事来分,可以分为 搞人的文化和做事的文化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人决定的。中国人里是喜欢搞人的人多,还是喜欢做事的人多? 为什么有人喜欢搞人,有人喜欢做事?一般来说,每个人都喜欢做他会做的事,做他能力所及的事。擅长搞人的就喜欢搞人,擅长做事的就喜欢做事。喜欢和能力也是基因决定的,没有办法。中国人中有多少是擅长搞人的?有多少是擅长做事的?重要的问题是,做事的人搞不过搞人的人,搞人的人才能成为管理人的人,成为领导和决策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心”应该是“人心”,这个“力”应该也包括“脑力”。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由领导决定的。要想改变中国的科学文化环境和学术评价体系,必须从人着手,从领导着手。 只有把做事的人推上了领导和决策岗位,中国的科学才有希望。 至于怎么推?谁来推?那又是文科人研究的题目。我们学理科的只知道用转基因和改变基因来改变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决定中国文化的中国文人会问:中国需要成为科学强国吗?西方洋人的那些“器”对中国人有用吗?这个哲学问题,中国人已经问了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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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读林语堂的《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热度 3 qyu111 2013-2-4 08:49
朋友看了我写的博客,问我有没有读过林语堂。我平时是不大看书的,因为看了别人的书写得那么好,自己就没有写作的欲望了。因此我是自己想到了就写,写好了再去看别人的书,看了再改改自己写的东西,把别人说过的话删去,自娱自乐。 既然朋友建议了,于是就买了几本林先生写的书来读。其中一本《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 年 10 月第一版。这本书是林语堂写的应该没错,不过这本书出版的有点没头没脑,既无前言,亦无后记,也没有编者的话。从头看到尾没看到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林语堂 1895 年生人, 1976 年去世。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写在上世纪40年代,估计这本书讲的也是那个年代的故事吧。 这本书是林先生对中国人的素描,讲的是当年中国人的性格、智慧和德性。从上世纪 40 年代算,距今也有 70 年了。这中间中国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和现在正在经历的经济大革命。人也换代了,制度也变了,文化也被革了几次命了,近的、远的西风也刮过了,这本书所描写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应该也大不相同了吧?把这本书中描写的 70 年前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比较一下,倒是可以研究研究中国人的“进化”,或文化的进化。 下面是我对林语堂 70 年前描写的中国人的性格、智慧和德性的总结: 1 、中国人的国民性:自称老大,既老又大。大即伟大,伟大就是看不懂,看不懂才觉得伟大。中国人喜欢叩头请揖让跪拜,说“不错,不错”,说了 5000 年。 2 、中国人的优点:简朴、爱自然、幽默;中国人的缺点:忍耐、散漫、老滑。 3 、中国人的聪明:聪明就是糊涂。聪明和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途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大智若愚。 4 、中国人的粘指性:染指、中饱、分羹、私肥。雁过拔毛,若不染指,非中国人。 5 、 中国人的中庸之道: A 是对的, B 也未见得错。逻辑、学理、法制、纪律都是偏见,情理、常识才是全面,才是真理。 6 、 中国人的人文主义(生命的意义):生存。 7 、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 8 、中国人的智慧和德性: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保守。 70 年过去了,中国人变了吗?中国文化变了吗? 好像没变。没变才是对的、才是科学的,因为中国 人没有变,中国人的 DNA 没有变 。既然基因型( genotype )没有变,表型( phenotype )当然也不会变到哪里去。 要想中国人变?必需做转基因。如果自然一点、生态一点,和外国人做做杂交也可以。 但那还是中国人吗?那还是中国吗? 自然多元,还是不变的好。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三十六计,躲为上计;好死不如歹活。中国都活了 5000 年了,自然有她的智慧和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附:林语堂的与妻相处之道: 如果是妻子在生气,林语堂连话也不说一句,保持沉默。倘若真的吵架了,也是吵过就算了。他的绝招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他认为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林太太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林先生果然是中国人。 与妻相处如此,与人相处更是如此吧。这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智慧、德性和哲学。不过,有什么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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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救救语文”
热度 61 weijia2009 2013-1-22 11:09
也说“救救语文” 贾伟 前两天评审 NIH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项目( Center Grant )。其中有个项目我感觉不错,给了 2 分(分数是由低向高走,最好的是 1 分),好奇之下想在网上看看几个同行评审人在这个项目上的打分情况,结果他们多数给了 2-3 分,看来有戏,不过看到最后一个分数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位仁兄给了 6 分,在对项目的总体评价中除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外,他的主要理由竟然是标书内容有多处拼写、语法错误,还有语句重复。他认为这些错误让他热情大减 (reduced this reviewer’s enthusiasm) 。 这一句“热情大减”,人家一个五年 500 万美元的项目八成就要泡汤了,因为后面的大评委评分是按照我们几个给出的范围来集体打分的,眼下是 2-6 分的范围,最终分数好不了。我开始低头阅读他的评语,结果又笑了,因为我没读几行就发现有明显的语法错误。 说到这里,很自然就想到了前几天科学网上的一篇“ 救救 语文 教育 , 救 救 中华 文化 ”的博文,这篇博文的一个亮点是被另外几位科学网博主修改了其中为数不少的错别字和病句。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篇文章我认真拜读了,我同意张教授在文中强烈表达的学生要提高自己汉语水平的观点。老实说,当时我一遍阅读下来还算通畅,并没有觉得一些错别字和病句影响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不过,在此我还想提一个疑问:我们的中文真的需要抢救吗? 我们现在使用的中文(白话文)其实历史也不长,在上世纪初以前,官方语言是自先秦以来就一直沿用的“文言文”。一百年前在一批文学青年(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的推动下,白话文得以登堂入室,进入主流。当然,这一变革的支撑力和“土壤”是当时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革命。回忆一下咱们中小学时读的鲁迅的文章,总觉得用词和表达有些生涩或别扭,那是因为白话文还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没有完全脱离文言文的影子。 我不是很确定现在大学里的中文是否真的到了一塌糊涂、无可救药的地步;相反,我并不觉得一个社会的语言文字在经济和文化变化如此迅猛的时代能够保持一成不变!变是必然的,而变革就意味着旧的东西的丢失,因为它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而作为我们,也许该思考和询问的是:未来的中文会是什么样子?未来的社会文化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做教授的,应该多一些对未来的思考。有时我在想,也许我们中的很多人因为自身文化上的束缚,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思考和询问(关于未来的)这些问题了。而我们要做的,也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放手 - 让年轻一代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去尝试全新的东西,并相信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答案,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如此,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少些“昨夜无眠”,少些“大声疾呼”,少些居高临下的、心急如焚、语重心长却又空洞无物的教诲。 前阵子和女儿一起看了场电影, Cloud Atlas (云图),只看懂了个七八成。电影讲了六个人在不同时空里的六个故事,时间跨越从公元 1850 年一直到遥远的未来世界,每个故事看似毫不相干却又环环相扣。看完这个电影,我突然在想,也许文化和文明是不会丢失的,它们会在未来的一个什么时候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只要生命延续,整个时空就会因我们的人而连接起来,不论是通过一种 USB类型的 接口,还是通往其他星际的 Stargate 。 过去的东西终会过去。沧海桑田之下,多少帝王的雕栏玉砌、百姓的寻常巷陌、世外的晨钟暮鼓均在历史中灰飞烟灭,如光影中弥漫着的尘埃,在长长的时间隧道里静静的升腾幻化。而那些月满西楼下的瑶天笙鹤般的清丽吟唱,那兰舟催发、晓风残月中的一声叹息,那浔阳江头的如珠玉落盘的琵琶声,那一双与你剪烛西窗的红酥手,它们不会消失,而是被时光打磨得更加鲜活,渗透着彼时的潋滟波光,让我们在未来依然为之怦然心动、心驰神往,也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驿站,在时空的某个端口,在离别与相聚,在执手相望、泪影婆娑的眼眸中,去品味过去,寻找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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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观念多元的中国本土文化之若干子系统
热度 3 周可真 2013-1-17 09:13
一个复杂的文化巨系统中,必并存有 若干 不同性质的文化子系统。 关键是按照实际的生活环境,应该选择其中哪一系的文化。每个人所处的实际生活环境不同,各人对自己与其实际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认知反映和价值判断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人们会倾向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做出不同的选择。 死生观念最能体现文化价值取向。 按其 死生观念 的差异,中国本土文化中至少有如下几个子系统: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雅儒文化 。 (2)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俗儒文化 。 (3)“长生久视”的道者文化 。 (4)“以死生为一条”的隐者文化 。 (5)“羽化登仙”的方士文化 。 (6)“解脱死生”的沙门文化 。 (7)“兴利除害 ,死不旋踵 ”的 侠士文化 。 (8)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雄文化。 (9) “ 石榴裙下死 , 做鬼也风流 ”的色鬼文化。 (10)“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 财迷 文化 。 ( 11 )“好死不如赖活”的大众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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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的人、鬼、妖、仙、神
duke01361 2013-1-15 14:49
中国文化里的人、鬼、妖、仙、神 一、什么是“鬼” 关于什么是“鬼",请见: http://youth.sciencenet.cn/blog-218980-628117.html 二、什么是“妖” “妖”是如何形成的? “道”和“德”的修炼可以使得“非人类”的动物或其他生物具有“人性”或“不完全人性”,这类生物即为“妖”。 “妖”常与“魔”并用。那么什么是“魔”?魔也是一种“鬼”,只不过是那些悖离“道德仁义善”的鬼。 三、什么是“仙” 人类中得“道”者 四、什么是“神” 宇宙中创立“道”的灵 五、孔子对人类的品行分类 君子与小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贤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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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科研”和“网上考今”是可行的
热度 1 hj58 2013-1-11 08:27
“数字化科研”和“网上考今”是可行的 黄佶 (此文摘自笔者写作中的《译龙杂谈》一书的“写作说明”部分)   因特网真是一个好东西,里面有无数的宝藏。不断变换检索词,可以找到无数资料。最有意思的是:在需要的资料遍寻不得的时候,却常常能够发现意外的有用资料,很多甚至是自己以前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去搜索的资料。   因特网也大大地、极大地提高了查找资料的效率。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Google Book 使我足不出户,仅用短短数分钟,就查到出版于 1818 年的书籍中使用了 Loong 这个词。如果没有 Google Book,即使允许我在全世界的图书馆的书库里随意翻阅,我要在汗牛充栋的书山里找到有一个特定单词的书,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路费,也许根本无法找到。   遗憾的是,Google Book 中的很多书籍不公开全部内容,需要付费才能看到。为了搞清楚“The seed of peace, not dragon's teeth”这幅画中的一行德文小字写的是什么,我在 Google Book 中找到一本有关的书,其中的插图都印得比较大,有可能看清楚这行字。但很不幸,偏偏这张图所在的这页,是不公开的。   检索发现上海图书馆有这本书,于是我顶着烈日骑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上图,却因为没有带身份证,不能办阅览证,只能打道回府。第二次去,在借书系统的电脑上费了一番周折(输入索书号,电脑里说没有这本书,试了几次仍然如此。最后我尝试点了旁边的“日文书籍”选项,结果找到了,而实际上这本书是全英文的),又在椅子上坐了半个多小时,书终于到手了。不幸再次降临:虽然该图占了 16 开整整一页的面积,但因为印刷精度不够,这行字本身也比较小,仍然无法看清。回家后在网上求救。科学网的 twang 网友向我提供了该书的电子版,图片精度稍高,但仍然看不太清。   此时突然想到:刊登该图的这本杂志是德国出版的,也许应该直接用德文关键词在网上搜索。借助Google的翻译功能,把英语译为德文,搜索……。结果是:大喜过望!德国海德堡大学(Universit?t Heidelberg)网站居然把这本 1930 年代的杂志的全部内容高精度、免费地放在网上!我终于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张图片的全部细节,当然包括我所要看清楚的那句德文:FriedensSaat, nicht DrachenSaat。   我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网站里找到另一张发表于1827年的图片,正为尺寸太小而遗憾时,突然发现网页上说可以发e-mail过去,索取大尺寸高精度图片。一试,数天后果然发到我信箱里了。   加拿大 Alberta 大学图书馆,把一百年前的杂志(1909年至1919年的 Grain Grower's Guide)扫描放在网上,全世界任何人可随意浏览和下载高清图文。我在微博里写道:“这是什么精神?这就网络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1】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很多绘画资料来自商业网站展示的样品图片,没有它们,本书的材料要缺少很多,内容要逊色很多。我在这里向它们的建设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商品(往往是古旧的孤本)被销售出去之后,网站上有关的资料也被删除了,茫茫浩瀚网络,再也难觅踪迹。希望有学术机构或政府或企业能够系统地保存这些宝贵的资料,商业机构可以酌情收取一定的下载费用,这是造福后人、功德无量的好事情。   资料上网不仅大大方便了全世界的人,也能体现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曾在“大投资不应该忘记网上中文内容的建设”一文中呼吁中国政府大力投资支持网上中文内容的建设:“中国上网人数世界第一,但因特网上中文内容仅占十分之一弱,英文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建设网上中文内容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战略任务,事关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事关中国文化的兴衰,事关人心的向背,其意义绝不亚于建设公路和桥梁。”【2】   对 Google 的翻译功能也要赞扬几句。靠着它,我不但能用德文、法文、俄文、日文等语种的关键词进行检索,还能用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大致了解用各种文字写就的网页内容的含义。而我除了英语,其它语种连字母都不认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帮助,本书资料的收集效率将大大地降低,甚至根本无法完成。如果没有人为的阻挠,我还可以从因特网上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中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因特网,我都标注了详细的网址。可以将本书看做是一个有特定主题的微型搜索引擎。其他研究者可以使用本书引用的资料,但请注明原出处,以示对资料原主人的尊重。   本书的写成使我相信:利用因特网和全世界各种机构建设的数字化图书馆和资料库,“数字化科研”——足不出户,利用电脑搜集所需书面资料——是完全可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报刊和书籍采用数字化出版,在网上“考今”(相对于“考古”)——通过因特网在全世界范围搜索发掘新出现的图文资料——也是完全可行的。 注释: 1,黄佶:“加拿大 alberta 大学图书馆,把一百年前的杂志扫描放在网上,可随意浏览和下载高清图文,这是什么精神?这就网络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的中国,党中央号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中国文化也想走向世界,能不能先从这点小事情上做起呢?中国的老书刊画报连环画能不能放在网上让全世界人免费看呢?”2012年12月13日09:49,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chinahuangji 2,黄佶:大投资不应该忘记网上中文内容的建设,2009年2月8日, http://bbs.jjxj.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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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2012中国文化品牌评估报告》
xscb 2013-1-7 10:16
书名:《2012中国文化品牌评估报告》 作者:柏定国 主编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ISBN:978-7-5100-1314-0 出版时间:2012.12 定价:82.00元 作者简介: 柏定国,1967年生,湖南宁远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湖南省首届青年文化名人,湖南民营文化企业协会(筹)召集人,湖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和欧阳友权教授共同主编2006年至2011年《中国文化品牌年度报告》,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1项国家社科课题和5项省级课题的研究,并承担多个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发展规划课题,兼任多家著名文化企业品牌战略顾问。 目录: 总报告 零 文化品牌要在影响力经济大潮中有责任有担当 ——2012年中国文化品牌评估总报告 柏定国 苏晓芳/1 重点报告 壹 中国文化品牌400强研究报告 价值排行榜课题组/24 贰 区域文化发展指数(CDI)研究报告 CDI课题组/67 叁 中国文化品牌影响力指数报告 影响力指数课题组/85 肆 中国文化品牌竞争优势报告 竞争优势课题组/121 分类报告 伍 中国反文化形式报告 柏定国 周静/131 陆 文化产业管理高等教育发展报告 苏晓芳 洪叶/148 柒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报告 伍亮亮/170 捌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报告 潘蕃/179 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报告 吴碧/193 拾 外来文化报告 杨鹏黄 杜海燕/202 拾壹 美术创作报告 吴佳妮/212 拾贰 数字出版品牌报告 曹乃铭/222 拾叁 咨询业品牌报告 蔡清毅/233 拾肆 家居品牌报告 陈洁/245 拾伍 石雕品牌报告 王文静/254 拾陆 木雕品牌报告 罗昌智/263 拾柒 文房四宝品牌报告 许振福/273 拾捌 陶瓷品牌报告 林朝霞/279 案例分析报告 拾玖 浏阳花炮:中国夜色第一品牌 李钰/297 贰拾 北京景泰蓝:珐琅映衬下的尴尬传统 张云泉/307 贰拾壹 台湾珐琅:大众化的奢侈 杨晓华/311 贰拾贰 福州脱胎漆器:被遗忘的艺术奇葩 叶玉婷/316 贰拾叁 西湖龙井茶:呼唤产品品牌的崛起 郭玉琼/327 贰拾肆 云南普洱茶:理性回归品牌重生 卢雪英/338 贰拾伍 中国红瓷:高科技与好创意的宁馨儿 宋西顺/342 贰拾陆 汝瓷:雨过天青 梦越千年 宋西顺 钱丹丹/350 贰拾柒 景德镇瓷都:最具活力传统文化产业 吴应其/357 贰拾捌 贵州蜡染:散布云贵高原的民族之花 肖绯霞/364 贰拾玖 新疆挂毯:独具一格的东方符号 林晓红/370 叁拾 拉孜藏刀:金爪银翅孜龙刀 黄金洪/374 叁拾壹 宜兴紫砂壶:源自文人茶道 邢峥/378 叁拾贰 杨柳青年画:最欢喜最吉祥 李艳波/387 叁拾叁 潍坊风筝:纸花如雪满天飞 林江珠/393 叁拾肆 西安古城墙:古都文化的守卫者 黄金洪/399 叁拾伍 宣纸:纸寿千年 许振福/404 叁拾陆 阳春根雕:产业繁荣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和立勇/408 叁拾柒 吴县苏绣:五百年品牌三十年市场 应莉雅/414 叁拾捌 湘绣:繁荣景象下的发展阵痛 和立勇/423 后记/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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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很爱很爱我
热度 13 JRoy 2013-1-1 01:40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很爱很爱我
一个台湾朋友:Amy 貌美,气质更佳 她在奢侈品牌Buberry,Dior,Coach等工作过,就能看出来 她给人一种感觉:‘传统中国文化在台湾’,人家就是样本 言谈文雅,举止端方,甚至我有朋友觉得她是佯装,发嗲...... 但是她始终如一,常年如一(,能装得出来吗?) 她讲她2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和男孩子交往过 虽然追她的男孩子各式各样,包括社会名流 (她是台湾华人工商联合会什么来着,在台湾也做过model,曾是马英九总统竞选团队的一员 -- 当然这些都是她讲,我没有核实也不去怀疑) 一次谈话,她跟我抱怨: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很爱很爱我 她在讲这句的时候特有一种台湾腔,且‘很爱很爱’是重复的,恰如刘若英的歌唱得一样 那一刻,我心里一颤,觉得很动人很动人(大有一种物欲横流的红尘人间瞥见一汪单纯真情的感觉,还有人如此坚持自己的白马王子梦 ) 反观:我们都在盲目的追逐名利,占有和满足,各种各样的成就 却忘了是否有个人很爱很爱你 你 是否 还在很爱很爱着某个人 祝,大家新的一年 有个 TA (/依旧 )很爱很爱着你 你也 (/依旧 ) 很爱很爱着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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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反腐间冰期与冰期
baorui352 2013-1-1 00:37
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发表一篇文章原标题: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在后面; 里面还多话,有些觉得有趣,其中一句我特别想引申一下;其中有一段“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先从“正人心”开始。这个“人心”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它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换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风气败坏,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 我想说:那要看是冰期还是间冰期了,“制度比作是冰山,人心和社会风气比作汪洋大海”,两者的水是相通的哦!哪个占主体,主角,那要看寒冷的冰期还是湿润的间冰期了哦,呵呵,现在的“风气”有点冷哦,是制度反腐还是正人心,还得看时间轴哦,判断一下现在的风气与气候吧,呵呵,太搞笑了,这教授,内涵呀。 (一) 最近讨论反腐的人多起来了。在众多反腐的观点中,最有名的立场是主张“从制度上反腐”。持这种立场的人多认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如果没有良好的防腐制度,仅靠一时的动员,未必能长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 “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人来运行。在中国社会里,人、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其次,在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每一个单位、地域、部门、阶层,每一个领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风气,即 潜规则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这时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有人把“分权制衡”当作解决腐败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 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 (二) 然而,上述分析丝毫不是说不需要制度防腐,也不是说不需要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我只是想提醒人们,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也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政治学概念来画饼充饥。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先从“正人心”开始。这个“人心”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它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换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风气败坏,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给 汉武帝 的《举贤良对策》中就曾重点分析了当时为什么会“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像“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他说: 故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举贤良对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四条,我结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义利。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并以“义”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用董仲舒的说法,老百姓爱利、逐利本来就像“水之就下”一样本能、自然;如果不能正确引导,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 二是均寡。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决定人心朝向、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财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三是贤能。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心术端正,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术不正,必然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四是养士。人才不仅要靠发现,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把培养过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谓“兴太学、置明师”。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六艺”树立坚定的信仰,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国的本领。 (三) 固然,靠正人心、敦风俗也不足以彻底消除腐败。甚至可以说,人心和风气的败坏又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引起的?风气与腐败之间存在恶性循环的作用关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风气的独立性,何况风气败坏的原因远不限于腐败。我们必须正视,今日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之风,正是腐败的巨大温床。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无济于事。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制度建设,就应当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我们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就应该思考一下董仲舒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义利问题、均寡问题、贤能问题和养士问题,看看我们多年来做得有哪些不够? 荀子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这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制度建设,更不能代替制度建设。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从人心和风气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不能盲目崇洋、空谈法治;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认识中国社会的规律。制度建设永远都不错,但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不思考制度建设的艰难曲折,难免流于空谈,不切实际。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是南宋学者陈亮上孝宗皇帝书中所言。事隔800多年,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相信它能对我们反腐败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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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哲学
热度 1 benlion 2012-12-28 18:07
– 逻辑自洽体与文化嵌合体 在中国文化里更多偏重于技艺、实践人生和现实社会的生活,在西方文化中偏重于理念、个体沉 谧 和彼岸世界的逻辑分析与思辨,实际上构成了科学与人文哲学 2 大体系。 人类学、文化哲学,在欧洲体系中依然属于科学的传统,而在东方,即使道家和墨家、名家也有逻辑的辩论或在医家、兵家等有理论的易学演绎,但是主体思维依然是现实生活和人生的实践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里表现为唯意识 主义 、 存在主义等流派。 对于社会实践体系来说,政治家与企业家 – 管理和技术与艺术构成重要的要素。中国在经历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之后,立即进入一种偏重于发展社会管理和实用的技术、文艺等传统,在农业文明的经济发展到世界顶峰。如此类同,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移民文化,理论科学家和系统科学思维多来自东欧国家,自身着重于技术、艺术和管理的技术发明型、企业创新型和管理的全球化 影视 文化软影响力的打造。 在全球化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西装产于中国,鞋子购于英国,领带来自意大利,手表是瑞士产,喝着巴西的咖啡等。在工程制造上也是不同配件可以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厂家,这就是一个国际标准化兼容体系。 人类的科学、文化、教育、经济等,在当今世界,无不是如此呢?可以称之为集成或组装式文化、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网络日记是依据记忆所写,也许年轻时代的阅读在脑海里扰动而记录下感想)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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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金饰图案
lzxun123 2012-12-27 17:41
很喜欢。 转自: http://news.xinhuanet.com/collection/2008-06/13/content_8362112.htm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正式成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四鸟绕日”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四鸟绕日”金饰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画面是四只神鸟围绕着太阳飞行,专家也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这是本世纪中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 据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彭常新介绍,由国内著名专家联名推荐的这一金饰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结合公示期间收集到的社会公众建议,国家文物局最终确定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上方采用简体中文“中国文化遗产”;下方采用汉语拼音“ZHONGGUOWENHUAYICHAN”,各民族自治地方可使用当地少数民族文字,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可使用英文“CHINACULTURALHERITAGE”或其他国家文字。标志的标准色彩为金色,也可根据不同需要使用其他颜色。标志核心位置的金饰文物图案,除配合文字使用外也可单独使用。 相关链接 ■获评的四大理由    造型精炼天生好徽识 据国家文物局介绍,太阳神鸟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炼、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 崇拜太阳凝聚民族精神 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华先民崇拜太阳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之作,以此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文物出土表现保护成果 太阳神鸟金饰2001年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是21世纪我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太阳神鸟图案所表达的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彰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烈责任心和神圣使命感。    动感十足蕴涵和谐包容 图案中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的太阳,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十二道太阳光芒与四鸟的“十二”与“四”是中国文化经常使用的数字,诸如十二个月、十二生肖、四季、四方等等,表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自由、美好、团结向上的寓意。而整体完美的圆形图案寓意民族团结、和谐包容,圆形的围合也体现了保护的概念。 "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透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相同的鸟构成。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在红色衬底上观看,该金饰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据此,专家学者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金饰。 通过对"太阳神鸟"金饰进行成分分析,确定其含金量达到了94.2%。系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复锤炼,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太阳崇拜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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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不是阴性文化,而是至阳文化
热度 1 sheep021 2012-12-26 17:18
常常听一些人,包括文化素养很高的人,说,中国文化是阴性文化,西方文化是阳性文化。理由是我们的文化崇尚 “ 阴柔 ” ,而西方文化很 “ 阳刚 ” 。听后不觉大笑:阴阳之辨,犹如“两小儿辨日”,看似言之凿凿,其实都滑稽得可笑。但仔细想想,其实也不可笑,阴阳二仪,看似简单,其实奥妙无穷,阴阳看似两端,其实则一,阴阳互含相辅相成,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要说是一般人,就是很多中医,对阴阳的理解也是简单的、片面的,以至于有人说,能分别阴阳,就是好医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很多理疗事故,都是辨错了阴阳,用错了药。 中国文化以 “ 龙 ” 自喻,龙,行云布雨,乃至阳之物,所以才需要藏在水中,成为海龙王。 东方之国,这怎能是阴性文化呢,简直没有方向感。 中国文化尚柔、尊水,这不是阴性文化的象征,而相反,是至阳文化的象征。理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就像皇帝,总统,各级领导,都天天喊着要亲民,而平头百姓,天天喊着要励志,要升迁。 柔,其实是至阳之性。比如婴儿至柔,死尸僵硬。有生命的植物至柔,死亡之后则变刚变脆。 有人以阴柔,阳刚之说而误认为中国文化是阴性文化,主要是不懂阴阳互含之理。 水至柔,不是因为水这个阴物,而是因为水能含阳,否则早变成冰坨子了,而零下 80 度的冰,比钢铁还硬呢,所以,代表水的坎卦,以两阴爻夹一阳爻表示。为表示火的离卦则以两阳爻夹一阴爻表示——孤阴不藏,独阳不长,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光明来自黑暗。宇宙的背景 永远是黑暗的。而光明的星星 始终要消失的。 道家崇尚水,不是自己要做水,而是因为是至阳,只有藏于水中才能长久不衰,生生不息。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代表太极拳,看似缓而柔,其中却蕴藏着无穷的战斗力和爆发力,你能说太极拳是阴性的吗。 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最后,为啥地球上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从未中断过,而且也是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西方的强国,一旦达到顶峰,很快就分崩离析? 因为文化! 龙,中国古老的图腾。龙,代表的是一种刚健、积极、光明的 力量。 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尊严,凛然而不可侵犯!龙也代表着自强不息、与世奋争的民族精神!龙的传人我们是当的起的,的确具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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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耕读”,数字时代的文化浪漫
热度 1 sheep021 2012-12-15 11:36
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对文化的浮躁而深感不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种“耕读”的精神,需要一种对经典的尊重,需要对经典的重新发现。 “耕读”,数字时代的文化浪漫 高山流水 张大千 绘 耕读 丰子恺 绘 ■王建光 历史上,读书不仅是知识分子获得进阶修身的重要途径,也一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得以实现和传承的一种方式。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而言,读书更是一种使命。在本质上,所谓的“读书”即是读圣贤之书,并由之而发明本心,体认天理,以完善自身的道德构建,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由于这种读书使命的实施和传承都是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之中形成和发展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耕读文化,培育了内涵丰富的耕读精神。 一种中国式的乡村文化 耕读,简单地说即是将农忙耕种与农闲读书结合起来。“耕读”并称始于何时,现难以肯定,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有悠久的历史。耕读精神和耕读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情操和旨趣,而且对其人生理想和治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更高的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 与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后的大部分时期不同,中国社会早在春秋之时即因为孔子所开创的民间教育的兴起,促进了民间讲学的繁荣。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有读书人或避乱隐居,或世代生活于湖边乡下。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读书,或方塘半亩、或草屋几间,或耕作稻粟、或渔樵桑麻,或为佃户只能夜半读书为文,或略有家产可以凭几吟诵寒梅诗札,耕读也因之成为中国的一种乡村文化特色。在那个没有公共图书馆的社会里,不少地区的藏书楼、书院都起到了文化聚集与扩散的功能,并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着耕读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读圣贤书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整个社会对所有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和扩散的社会使命感。 耕读是“耕”与“读”在精神上的高度结合。有“读”之“耕”体现了读书是为了做到明心见性和独善其身,有“耕”之“读”才能保证做到格物致知、洞察世事,修身、齐家,而不是为了区区稻粱之谋。正因为耕读的精神已经内化在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中,融入中国文人的血液,因此,所谓的耕读才不是皓首青灯伴古卷,而是意味着通过读书与圣贤对话的一种情趣和责任,意味着雪夜围炉读禁书的一种欢愉和满足。 一种文化浪漫和人生潇洒 历来,耕与读、书与剑、笔与戎往往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现实的选择。但是与书剑和笔戎不同,耕读历来不是他们一种带有矛盾心态的选择,因为对耕与读的任何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种选择的放弃。 如果说,书剑往往意味着恩仇、笔戎往往意味着国难的话,那么耕读精神则是反映了中国文化士人内心中一种对恬淡人生的向往与践行,是一种修君子之身、养浩然之气的过程,是一种进可入世报国济民、退可出世淡泊明志的人生历练。尤其是在社会变革之际,耕读正是士大夫借以养其浩然之气、保持人生气节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子孙相约事耕耘”(李商隐《子初郊墅》)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自己践行忠孝仁义、坚守读书人气节、报国入世等人生抱负,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陶渊明种豆于南山、王夫之隐于湘乡山中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直到民国时期,一些老派文人仍然对此种人生方式依依不舍。 真正的耕读绝对不是——或者说绝对不是为了寻找某种终南捷径。耕读是为了修身明性,是为了志存高远,并不抱有直接的功利主义目的,也不是为了将某种技能献于帝王之家。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耕读文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明代学者陈白沙的教学方法即是带上弟子去游山。明代王艮虽为盐丁出身,但因为对圣学有体悟,可以收徒讲学,思想广被一方。所以,耕读文化可以铸造真正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传世名著成于耕读之中。 虽然耕读有益于对知与行的验证,但是,耕读绝不是仅仅为了对某种知识的验证。耕读是一种文化品位,是一种不为稻粮谋的人生潇洒,是一种对自己人生品质坚守的防线,这正是“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扬雄《法言·学行》)所以“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思想也被融入读书的精神和旨趣之中,是耕读者对传统的家国天下理想的一种具体践行。徐霞客跋涉于荒山野岭,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正是耕读文化的自然延伸。 耕读都是与经典结合在一起的。有了经典,寒冷的冬夜即不再漫漫,简单的饮食甚至饥饿也不再难熬,正午的锄禾也不再让人乏味。因为在简单的晚饭后,我们可以读书,可以与先哲对话,可以把玩历史,也可以臧否人物。 一种数字时代的心灵滋养 时间进入到所谓的工业化或后工业化阶段,“耕”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体力活动或简单的谋生手段,“读”也已经越来越远离了经典,远离了对思想的追问,而简单地成为一种业余消遣或智力活动。今天的读书,往往读的不是经典,甚至阅读的根本不是“书”、探究的也不是思想,而仅仅是对一种文化“产品”的消费。在许多时候,耕读仿佛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失去曾经有过的人生道德建构意义。耕读的精神离今天的我们越来越远了。 也许会有人说,在今天,耕读是富人才能承担得起的一种奢侈生活。这种观点忽略了耕读的精神,把耕读简单地理解成是在郊外别墅的桃花园中散步,或者是把耕读仅仅理解成读线装书了。 耕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人生态度。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学术的专攻,我们闲暇时间越来越少,我们越来越远离经典、越来越远离自然,也越来越远离耕读。但事实上,耕读精神的淡去并不完全是工业化的结果,虽然耕读产生于农业社会,但其精神并不仅仅依存于农业社会。今天虽然已经没有了传统的耕读方式,但我们仍然可以寻找一种古典的精神。 耕读精神的重获并不依赖于线装书和锄头。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上了电子书和有声读物。多年来,一个320G的大硬盘和一个质量不错的MP3已经成为我的随身装备。通过各种类型的电子书,我读到原来久闻其名而难得一睹的善本,读到了四库全书,读到了一直买不起的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与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五史》、《全唐文》等,读到了台湾版的《中国佛寺志》和《龙藏》,读到了一直没有购齐的广陵古籍刻印社的《笔记小说大观》。有了掌上电子书,我可以随时阅读鲁迅著作,随处检索《资治通鉴》。而且,书可以不用读了,可以听MP3的朗读。我用它们反复播放乔榛和丁建华朗读的《长恨歌》、瞿玄和朗读的《琵琶行》,听了不同人朗读的《曹刿论战》和《桃花源记》等。 事实上,在电子书和MP3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适应时代进步,在现实中寻找“耕读”的情趣,阅读经典、品味思想,那么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诗文中的意蕴,能够使经典贴近生活,能够与先哲对话,也能够在精神的深处重回那种让人依恋的飘满晚霞和炊烟的耕读时代。 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对文化的浮躁而深感不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种“耕读”的精神,需要一种对经典的尊重,需要对经典的重新发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古典,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经典。只要经典在,只要对经典的热情在,耕读的精神就会永存,耕读就会不断地得到重现,在数字时代使心灵得到耕读精神的滋养,获得经典的温暖与慰藉。即使在数字化和工业化时代,我们仍然能够听取书声一片。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 让儿童浸润于中华优秀文化氛围中 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其中精华与糟粕俱在,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杂陈。这就需要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和精神境界的学者对其深入研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探究,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及其精髓得以呈现和传播。 ■朱小蔓 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历尽磨难而不衰,命运多舛而挺拔,文化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进行文化认同的基质,也是全球化时代现代中国人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文化瑰宝。然而,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其中精华与糟粕俱在,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杂陈。这就需要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和精神境界的学者对其深入研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探究,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及其精髓得以呈现和传播。不无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学者并没有对文化加以认真、严肃地解剖和批判性地反思,他们在向民众津津乐道地讲述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渲染了最应该克服和摒弃的、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同样令人遗憾,一些媒体,包括广播、影视、网络、报刊、图书等,出于某种自身利益,制作或出版庸俗、低俗、媚俗的节目或作品,误导社会风气,污染社会环境,这是令人堪忧的。 河南大学李申申教授等人的专著《传承的使命: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问题研究》是一部由教育学者专题讨论中华文化传承的严肃之作,思考“何以和怎样担当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使命”,正是作者的初衷与核心所在。 作者就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与传播问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探究。在对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的概念以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别进行了解析之后,就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命运浮沉进行了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先秦时期的萌发与奠基,汉魏六朝的内部发展与外部融合,隋唐宋的高度融合、再生与鼎盛,元明清的封闭、僵化和怀疑批判后,20世纪的中国又先后经历了“西学”影响下各种思想观念的批判继承与转化、泛政治化与迷失,以及与“现代化”的冲突与融合。 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进行阐述、分析,目的是想从中探寻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究竟何处入手,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今日如何教育的问题作铺垫。 作者具体地分析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教育、弘扬和传播中取得的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时负责任地剖析了其中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作者看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教育、弘扬和传播中存在着诸如迷信化色彩浓厚、片面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低俗化倾向。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大众对文化缺乏足够的批判鉴别能力,致使厚黑化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和传播中肆虐和流行开来,严重违背了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进行教育、弘扬和传播的初衷,甚至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再有,对受众至上的过于推崇,使得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和传播往往为了吸引受众而罔顾故事本身的历史合理性,使故事本身成为目的而非传播优秀文化的载体;而“泛娱乐化”的倾向则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和传播失去了应有的思想内涵。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与传播需要合适而有效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对此,作者从宏观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诸如“中西方文化相比较、碰撞与交融”、“青少年的专门国学教育与大众传播相结合”、“多管齐下,形成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综合力量”等有益的建议。以宽阔的胸襟,将中华文化同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的比较,并在借鉴、吸收域外文化优秀成分的基础上,使二者相碰撞、相交融,从而生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我们对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认知和把握往往存在一定的偏差,要把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深入的比较,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困难。 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与大众传播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它们是教育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与大众传播构成一个互融、互渗、互补的有机统一体,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应该从娃娃抓起,以使儿童和青少年及早浸润于中华优秀文化浓郁的氛围之中,而且教育形式要符合不同年龄人群的认知与情感特点。 促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弘扬的力量是多方面的,作者向我们指出了其中比较关键的三种力量——“政府的提倡和支持是一种主导力量”、“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同时并举”、“营造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意识”,并进行了重点剖析。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与传播是一项重大的、长远的事业,绝非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完成。作者的探讨不尽完善,但所怀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深深热爱,以及对文化和学术探讨的真诚态度是值得尊敬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让儿童浸润于中华优秀文化氛围中 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其中精华与糟粕俱在,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杂陈。这就需要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和精神境界的学者对其深入研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探究,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及其精髓得以呈现和传播。 ■朱小蔓 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历尽磨难而不衰,命运多舛而挺拔,文化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进行文化认同的基质,也是全球化时代现代中国人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文化瑰宝。然而,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其中精华与糟粕俱在,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杂陈。这就需要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和精神境界的学者对其深入研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探究,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及其精髓得以呈现和传播。不无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学者并没有对文化加以认真、严肃地解剖和批判性地反思,他们在向民众津津乐道地讲述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渲染了最应该克服和摒弃的、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同样令人遗憾,一些媒体,包括广播、影视、网络、报刊、图书等,出于某种自身利益,制作或出版庸俗、低俗、媚俗的节目或作品,误导社会风气,污染社会环境,这是令人堪忧的。 河南大学李申申教授等人的专著《传承的使命: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问题研究》是一部由教育学者专题讨论中华文化传承的严肃之作,思考“何以和怎样担当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使命”,正是作者的初衷与核心所在。 作者就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与传播问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探究。在对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的概念以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别进行了解析之后,就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命运浮沉进行了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先秦时期的萌发与奠基,汉魏六朝的内部发展与外部融合,隋唐宋的高度融合、再生与鼎盛,元明清的封闭、僵化和怀疑批判后,20世纪的中国又先后经历了“西学”影响下各种思想观念的批判继承与转化、泛政治化与迷失,以及与“现代化”的冲突与融合。 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进行阐述、分析,目的是想从中探寻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究竟何处入手,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今日如何教育的问题作铺垫。 作者具体地分析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教育、弘扬和传播中取得的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时负责任地剖析了其中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作者看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教育、弘扬和传播中存在着诸如迷信化色彩浓厚、片面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低俗化倾向。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大众对文化缺乏足够的批判鉴别能力,致使厚黑化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和传播中肆虐和流行开来,严重违背了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进行教育、弘扬和传播的初衷,甚至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再有,对受众至上的过于推崇,使得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和传播往往为了吸引受众而罔顾故事本身的历史合理性,使故事本身成为目的而非传播优秀文化的载体;而“泛娱乐化”的倾向则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和传播失去了应有的思想内涵。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与传播需要合适而有效的途径、方法和手段。对此,作者从宏观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诸如“中西方文化相比较、碰撞与交融”、“青少年的专门国学教育与大众传播相结合”、“多管齐下,形成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综合力量”等有益的建议。以宽阔的胸襟,将中华文化同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的比较,并在借鉴、吸收域外文化优秀成分的基础上,使二者相碰撞、相交融,从而生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我们对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认知和把握往往存在一定的偏差,要把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深入的比较,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困难。 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与大众传播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它们是教育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儿童和青少年教育与大众传播构成一个互融、互渗、互补的有机统一体,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应该从娃娃抓起,以使儿童和青少年及早浸润于中华优秀文化浓郁的氛围之中,而且教育形式要符合不同年龄人群的认知与情感特点。 促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弘扬的力量是多方面的,作者向我们指出了其中比较关键的三种力量——“政府的提倡和支持是一种主导力量”、“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同时并举”、“营造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意识”,并进行了重点剖析。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弘扬与传播是一项重大的、长远的事业,绝非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完成。作者的探讨不尽完善,但所怀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深深热爱,以及对文化和学术探讨的真诚态度是值得尊敬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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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得发紫的科学”还是“红得发紫的科学”?
热度 3 qyu111 2012-12-10 17:22
今天在科学网上看到一篇置顶文章,题目是《红得发紫的科学》。我以为文章讲的是“红得发紫的科学”,结果读完以后才知道文章讲的是“红得发紫的科学”。 这两个不是一样吗? 也一样,也不一样。 字面上一样,内容却不一样。 科学网文章是科普,是讲“红得发紫”这件事。讲的是“红得发紫”这个物理现象背后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 我以为这篇文章是讲科学政策,是讲“科学”这件事,是讲科学这件事现在很红,红得已经发紫了。 前一个“红得发紫”是名词,后一个“红得发紫”是形容词。前一个科学是特指颜色科学研究的内容;后一个科学是泛指所有的科学研究。前一个题目是科普;后一个题目是文化讨论。 这就是中国字。是中国字的艺术,也是中国字的麻烦,更是中国文字在科学上的麻烦。理解错了,差去十万八千里。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更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读英文,一个词是一个意思,比较清楚;读中文,不看上下文往往就理解错了意思。有时候不仅要看上下文,还得看语气。所以中国人交流往往在 email 中和电话里都讲不清。一定要见了面,端起了酒杯,甚至是赤膊洗了澡,所有的意思才能够表达清楚。 想起我上中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那时每天学的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记得当时学毛主席诗词时最费解的就是对毛主席诗词的解释,有各种各样的人做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时候争论激烈的时候两派会为了一句话的不同解释甚至动手打了起来。我当时非常纳闷:毛主席不是在北京工作吗?为什么不出来解释一下他老人家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当然仍然在纳闷。 概念模糊和不清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人思维的特点。这个特点对中国人是好处呢还是坏处?对科学研究肯定不是好事。对人的生活和艺术?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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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比较优劣”的不合理性
热度 1 zhanghuatian 2012-12-1 14:05
文化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假如你上学了有人说你是有文化的,没有上学是文盲人们说你是没有文化的。有时候有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等等我们说这个也是文化。 文化这个时候含义是另外一个意思。一般来说我要谈论社会变动的时候我们在两个意义上谈论文化。改革之前我们相信唯物史观,文化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一种所谓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形态好象所有的民族必须依次经过。因此在这这种框架下我们倾向于把文化换成是一种超民族的,与特定的制度对应的上层建筑我们那个时候谈到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而很少谈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这样的东西。 我们说西方的东西,那个时候不把它叫做西方文化,我们一般叫做资本主义文化。而中国的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更没有把它都叫做一种文化。比如说古代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封、资、修”或者是“四旧”,现在是社会主义新文化。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把这两种弄在一起叫做中国文化。 在这样的意义来说出现了所谓先进文化的概念,按照所谓的社会形态理论有先后之分。如果把文化用民族性做定义,这个先进文化就很难说了,假定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西方文化是落后文化,那么从文化的先进与否应该推导民族的先进与否甚至推导出人种的先进与否。就会导致一种种族的优劣的东西。 现在我们讨论文化一般不是这样讲了,我们现象讨论文化一般把它当作民族性,而且往往是跨时代的民族性,也就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而言的。因此我们现在一般都在那里谈“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等,这就变成一个不是时代性的概念,而是所谓的民族性的这样一个概念了。因为文化是民族性,如果说文化有优劣就是说民族性有优劣,既然说民族有优劣就是说种族有优劣,这样意义来说文化优劣论就是种族主义。 谈一种主观的价值偏好。我们往往说中国人喜欢什么什么、西方人喜欢什么、印度人喜欢什么什么,这是文化。在“形而下”层面中西方饮食文化相差比较远,中国人喜欢中餐西方人喜欢西餐。在“形而中”的层面中国强调文明中心主义,而据说这到底是不是这样还有待于讨论。据说西方人比较功利崇拜能人,中国人据说崇拜贤人有道德的人。据说这是一种文化的区别。还有“形而上”层面有人说中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是喜欢“综合形象思维”,西方人喜欢“分析和逻辑思维”。有人说这是最根本的和最深层的文化之别。 从最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区别不管这些说法是不是准确不管差别评价如何,你为认为中国的好还是西方的更好,但是这种文化的区别都被认为是一种价值偏好。我们这个民族喜欢什么,他们民族喜欢什么,一般来说是这样。现在有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价值偏好比较好说,我喜欢吃中餐就是喜欢,一个民族的价值偏好你如何确定呢?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一个中国张三比较重视道德,西方人约翰崇拜能人,这个例子能说明中国人重德西方人重才?但是中国有多少人像张三这样的偏好有多少人,西方有多少人像约翰那样的偏好?中国的李四喜欢“阴阳”的思辨,西方人比尔喜欢“三段论”的推理。同样的问题,他们能够代表各自的民族和文化吗? 有人说谈文化需要有统计依据,90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联合国有关组织下搞了一个叫做“世界价值观调查”我们中国90年代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事情,发放很多的问卷,广泛的在不同的民族搜集问卷,从问卷里面判断是不是各个民族之间的确有那种价值的偏好的不同。 这个里面的确反映一个问题:既然要谈文化、民族性,就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里面除了统计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即使你给人家调查,还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可以判定这些人有同等的可能表达自己的偏好呢?比如我喜欢吃中餐、你喜欢西餐这个体现饮食文化不同,但前提是我们有选择饮食的自由。假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犹太人都吃着杂和面这样的东西,你能不能说这个是代表犹太人饮食文化呢?很难说,你爱不爱都要吃,你吃并不代表爱吃。就是说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偏好前提是你要有选择。 就像在封建社会的高压制度和儒学独尊的笼罩下,你有选择思考和探索的权力吗?如果没有,如何就能说明“中国文化”产生不了科学呢? 陈独秀的“孝道论”非常精辟,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孝文化,因为儿子们都是在古代父权淫威下的苟延残喘之辈,只有“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父权”被消灭了,中国人才有资格谈论孝道。因此,一种文化不管是否存在都要在人们有选择自由的条件下才能体现,如果没有这样前提,文化识别都不太容易,更何谈所谓保存文化或者比较它的优劣呢? 同理,谈论“中国文化是不是有滋生科学的土壤”需要在保证中国文化真正昌明的背景下进行检验,这样才有说服力。否则一切都是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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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腐败、教育改革及其他——博文阅读与思考札记(14)
pww1380 2012-11-30 23:11
中国文化、腐败、教育改革及其他 ——博文阅读与思考札记( 14 ) 杨文祥 1 .( 140 )有朋友认为,把中国文化形容成一个“垃圾桶文化,可能更贴切一些”。 本人认为,如何对待中华先人,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 这是每一位清醒的中国人在当今历史舞台上的理性立足点。 对待中华先人 ,虽不可像原始文明崇拜祖先那样地盲目和迷信,却 不可缺乏对文明先祖足够的尊崇与敬畏,更不可对先人做脱离历史条件的苛求 。 对待民族文化 , 既不可只见其传统优势无视其不足与缺陷而固步自封,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更不可因其不足和缺陷,从现代文明的角度上看甚至是极为严重的缺陷而无视其足堪珍视的文明价值,从而自暴自弃,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传统,否定自己的民族 。 文明的进步与演化进程,实际上是一个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模式在历史上和现实上的各种不同的可能 不断作出文化选择 的过程。 当代中国需要反思的是, 我们究竟是 继承发扬 了 民族文化中的人类文明精华 ,还是在 保留并沿袭了大量封建文化糟粕 的同时,却遗弃了那些 原本不该被遗弃的文化精华 ? 当代中国人尤其需要思考的是 ,究竟是应该 苛求古人 ,完全 否定事实上无法否定的传统 ,还是应该以一种 科学客观并且是合情合理的态度 对待先人,对待传统 ,充分利用当代既有的历史条件,作出 无愧于先人,造福于后世,无愧于历史的历史抉择 ? ——参见:杨文祥《 中国文化 —— 酱缸文化,糊涂文化,还是智慧文化? 》评论回复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37212 2 .( 139 )有朋友认为,关于中国文化的三种形态说法—— 酱缸文化 、 糊涂文化 、 智慧文化 ,都是专制文化挤压成型的。 本人认为,朋友的这一观点是从 政治制度史的角度 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考察。这一考察角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其结论也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 历史背景 就是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形成、发展、嬗变与衰落的历史过程。 这是考察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前提和政治前提 。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又不能仅限于政治制度史这一单一的学术视角,只有通过政治、哲学、文化等多领域、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通过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具有 21 世纪科学理性和历史高度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和相应的科学结论 。 ——参见:杨文祥《 中国文化 —— 酱缸文化,糊涂文化,还是智慧文化? 》评论回复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37212 3 .( 138 )更有朋友认为, 中国几千年的所谓的文明史就是一个在专制体制的压制下,知识分子为了保命只好装糊涂或是被糊涂的历史。 本人认为,历史的事实确实如此。 数千年来专制体制的压制,其目的在于愚民,在于制造愚昧,制造迷信。然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会因此而依循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所限定的历史轨道运行。 封建专制体制对精神和思想的钳制, 既有制造愚昧和迷信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有扼杀自身生命活力,最终导致穷途末路、社会反思与社会变革的客观效果 。这就是文明史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实践的吊诡之处。 就是说,封建专制体制对社会的精神钳制,短期之内的确会发挥其“立竿见影”的愚民实效,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上看,其历史效应却是与封建统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哪里有精神钳制,哪里就必然有精神痛苦。哪里有精神苦痛,哪里就必然会生成深刻的社会思想。 精神钳制所导致的精神苦痛,恰恰是生成人类智慧和社会思想之母 。 正因如此,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所蕴含的智慧和思想,既有麻木不仁的 社会表象 ,又有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 深邃内涵 。 ——参见:杨文祥《 中国文化 —— 酱缸文化,糊涂文化,还是智慧文化? 》评论回复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37212 4 .( 137 )杨学祥教授指出,“ 酱缸与酿酒:酱缸意味着材料的丰富,多种多样,是聚合的过程;酿酒意味着剔除糟粕,分离出精华。酱缸文化和酒文化有不同的层次。 ” 这是一个有振聋发聩,令人豁然开朗之效的醒世之论! 显然,无论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还是这一转型与建设的历史成果—— 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化, 都应该是,同时也必然是这种 “ 酱缸文化 ” 与 “ 酿酒文化 ” 的统一 。 即在民族文化聚合与世界文化整合的基础之上,剔除文化糟粕,提炼出现代文明成果精华。 ——参见:杨文祥《 中国文化——酱缸文化,糊涂文化,还是智慧文化? 》评论回复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37212 5 .( 136 ) 腐败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沿袭数千年的历史痼疾。这一社会毒瘤在今日中国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大面积复发。 这一现实说明了这样一个被世人所忽视却又不容争辩的事实 —— 新中国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 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 真正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上落实 人民作为立法权和民主监督权的权力主体 ,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弘扬正气的社会机制,彻底清除事实上存在并且始终在“长期有效地”发挥实际作用的滋生腐败的腐朽机制 。 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更是一项艰巨的历史课题。 ——杨文祥: yostxie 《 腐败是执政党的致命伤 》评论 http://bbs.gmw.cn/thread-921325-1-1.html 6 .( 135 ) 鲁迅的思想及其文化、学术、历史价值的研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历史课题。从解放思想转变传统思维方式的角度上看,尤其如此。 —— 杨文祥: 谢云章《 参观鲁迅图片展有感 ( 多图 ) 》欣赏与点评 http://bbs.gm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2139page=2#pid1695237 7 .( 134 ) 为世立言,为史存据,烛光灯影,光炳千秋。 ——杨文祥:谢云章《 感谢肖浩辉研究员赠书 ( 附图》欣赏与点评 http://bbs.gmw.cn/thread-908155-1-1.html 8 .( 133 )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如果伴随都市化建设而失去了我们的“天堂”,那么我们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苏杭,而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传统价值之一。 ——参见:杨文祥《 拜读柏舟《声声慢 • 访杭帮菜博物馆》有作 》评论回复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636548 9 .( 132 ) 大学再造 已经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参见:杨文祥《 革故鼎新( 20 ):略论大学精神和一流大学建设 —— 读杨学祥教授诗作《地狱和天堂》感怀 》评论回复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96942-403737.html 10 .( 131 ) 让语言插上智慧的翅膀。 ——杨文祥:黄秀清《 转基因:上帝与教授的对话 》评论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80705do=blogid=6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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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酱缸文化,糊涂文化,还是智慧文化?——李学宽博文
热度 4 pww1380 2012-11-28 21:58
中国文化—— 酱缸文化,糊涂文化,还是智慧文化? ——李学宽博文摄影佳作 《 深秋?寒冬? 》 阅读札记 杨文祥 近日拜读了李学宽老师的博文摄影佳作《 深秋?寒冬? 》,倏然联想到中国的文化,不禁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面对“公园里既有冰挂也有鲜花”的奇景,作者大感困惑,搞不清楚究竟是“深秋还是寒冬”,于是,只好“糊涂了”。 面对一方面是政府在大力调控房地产市场,一方面是房价依然涨势不减,作者再一次大感困惑,搞不清楚未来的房价究竟是“涨还是降”,于是,只好又“糊涂了”。 面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千变万化,面对社会现象的波诡云谲,除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更深谙人间冷暖的诸葛孔明,常人的智能状态恐怕多半只有两种可能,或是糊涂,或是麻木。 糊涂并不可怕,因为 糊涂只不过是一种理性认知不足的状态 。 这一状态,既可能是一个理性认知有待深化的起点,又可能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的那种大智若愚的睿智 。 可怕的是麻木,因为 麻木意味着人对自身智能的信心的丧失,意味着对作为智能生物的人的生命价值的自我放弃 。 置身于这个运行不止,变化无穷的大千世界,人们的糊涂在所难免。面对糊涂,无须悲观。因为糊涂绝非麻木,而是认知与理性的起点,即使在素有 酱缸文化 之称的中国这个迷乱混沌得一塌糊涂的酱缸里,也是如此。 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柏杨,只知道这位文化大师的这个名闻遐迩的“酱缸文化”,却无从见到酱缸的“真容”,更无从了解用酱缸酿制各种面酱、豆瓣酱的工艺和流程。这样,就很难对柏杨的“酱缸文化”这一命题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的理论飞跃”。 年轻一代在理解柏杨的“酱缸文化”时所必然遭遇到的这一“未知世界”以及这一未知世界所带来的认知困境,对那些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和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时代的“遗老”来说,却是他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的生活琐事。 凡是有过用酱缸酿制大酱的经验的人都知道,填充在酱缸里的内容不可不“糊涂”。只有经过长时间地发酵,长时间地酝酿,使填充到缸里的各种食材相互渗透,充分融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难辨“南北东西”,即糊涂到一定的境界——糊涂成“一锅粥”时,眼前的这口大缸才能够“修成正果”——由平平常常的大缸“升华”为名副其实的 酱缸 。 就是说,柏杨眼中的 酱缸文化 ,也可以说是一种 糊涂文化 ,甚至可以说, 实际就是一种 糊涂文化 。这种糊涂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标签就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 如果说柏杨先生的“ 酱缸文化 ”将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口酱缸,给人一种 生活意象 直观的 文化形象 的话,那么,“ 糊涂文化 ”所给予人的,就是一种 精神感受 强烈的 文化感受 。 由于客观世界运动与变化的无限性,人们的糊涂迷惘与理性认知总是伴随这些运动与变化而动态地处于各自不同的层次。即隐匿在这一层层糊涂的背后的现实,并不见得就一定是更为“浓重”的糊涂,有时却往往是其反面——人的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 但凡求知若渴,孜孜以求,终其一生致力于“ 追求真理 ”——提升自己的理性认知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产生这样一种内心的感受——伴随认知领域的不断扩大和认知深度的深化,自己所面临的困惑不是减少了,反倒是“与日俱增”。 人类个体的感受如此,人类整体的认知也是如此 。 人类文明史、科学史和与之相应的人类认知发展史,在其不断发展深化的历史进程中,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这一同样的看似矛盾的现实。正如伴随人类对外层空间认知领域的不断扩大,人类对太空的未知不但没有减少,太空反而在我们面前呈现了更多的奥秘。对宏观世界的探索如此,对微观世界的探索同样如此。 这样,若从另一个侧面看,也许会看到, 在我们中国的这口 硕大无比的 酱缸 里,似乎并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思维里所“痛心疾首”的那种纷杂与混乱,也并不缺少智慧。这是一种基于农业文明,具有东方特色的人类智慧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说,中国的这一 “酱缸文化” 和 “糊涂文化” 实际上又是一种别具一格的 “智慧文化” 。 这样一来,对中国文化如何认识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更加困惑了。 中国文化究竟是一种 酱缸文化 , 糊涂文化 ,还是一种 智慧文化, 在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之前,我们还是不得不接受柏杨先生的“ 酱缸文化 ”这一文化命题。 即我们中国人所置身其中的,依然是一个硕大无比的 优劣杂陈,良莠难辨,被现实功利的杠杆搅拌得一塌糊涂,被数千年的风吹日晒酝酿得五味杂陈浓重无比的 酱缸 。 不过,眼前的这口酱缸已不再是一口简单的和单纯贬义的“ 酱缸 ”,而是一口中性意义甚至是不乏褒义的“ 酱缸 ”,一口既是糊涂的,又是智慧的,更是寓意无限深刻,内涵无限丰富的“ 酱缸 ”。 参见李学宽《 深秋?寒冬?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54303do=blogid=62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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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11、南怀瑾先生论中医(精选)
baishp 2012-11-28 12:18
(选自南怀瑾先生著《中国文化泛言》之《略论中国医药学术与道家之关系序》) 中国医药,既云渊源于道家,而道家又以精微博大著称,其学术自当别自高明,奈何近世以来,一遇西洋医药输入,举国之人,几视其为陈腐朽败不经之学,将欲尽弃而勿论之耶?吾甚疑之,故喜涉猎其中,探寻其迹,乃知古之习医者,必以《内》《难》二经为初基,再次而研习《伤寒》《金匮》《本草》《脉诀》,然后博通群籍,融会诸学,方可以言医。至若粗知《本草》,略记药性,读汤头脉诀或专于科方针砭者,即骤自行医,实为医家之左道,人群之危人也。晚近有研求金元四大家之学,或探《医宗金鉴》之集,已可称为此中巨擎,既谓五运六气之说,徒有名言,概无实义,观摩止此,其它何足论哉。 夫《内》《难》之旨,先须详知人身气化之本,经脉血气与天地阴阳盈虚消长之理,然后效法以养生,应用以医世。......至若五行六运之说,辄取《周易》八卦之理则,智者知气为人生物理学术之最高原则,浅者反视为一派胡言乱统而已。...... 须知《内》《难》二经等所言生老病死之变迁,并天地间物理与人生之关系,统纳法则于《易经》,而易学之理,则本于天文地理人事物理之自然规律,其学术秉承,渊源有本,确非空言妄构,徒为虚玄也。老子有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盖谓人之生存于天地之间,其生命本能现象,与天地自然规律之气化,固有息息相关者存焉,识知天地生物盈虚消长变通之理,然后方可以言养生与医药,中国医药之学术,其根本基础实秉此而来,则较之西洋医学,徒以人身为本位,以卫生医疗药物理论等为专科,大有不同者在焉。 人生天地之间,生活起居,不离地域,日月运行,寒暑迁改,皆与人有俯仰往来密切之影响,穷探此自然规律之来源,则须以本系星球中心之太阳为准则,古称五行以日元为主,即此意也。而所谓“五行”者,谓太阳辐射能之及于地球,互为吸引排荡而生变化,其间并感受其它四大行星互相放射之作用,地球上生物与人,即受行星间各种辐射能而生存,复皆藉地气之中和而受其变化之妙用。行者,即为旋转运行不息之意,强名谓金木水火土,亦为代表显示其现象之名辞,并非谓金即金铁,木即林木也,如食古不化,死守成文,则剑过已远,刻舟何用。至于九宫八卦,六壬推步,乃效法天地生物演变之一种固定法则,以卦显其演变之现象,以宫定其变迁之部位,六壬记其次序,推步述其过程,详知四时寒暑代谢之间,生物之成坏有序,昼夜明暗之际,精神之衰旺不同,例如七日来复,为天地气化同人身气血盈亏之规律,春生冬藏,为热胀冷缩心身互用之情形,良知疾病之由来,非但为外界传染,与饮食起居之所致,即太阳系内各星球之影响人类生存者,随时间空间而互变,更有大且甚者。医药所以为养生,养之医之而不穷究其本元在此,徒为术耳,未足以言学也。 由此研究人身之本能,法则天地造化之奥秘,其微秘精细,如出一撤,古称人身为一小天地,亦决非夸张其辞,丹书所谓:“日出没,比精神之衰旺,月盈昃,喻气血之盛衰。”则知精神与气血,并为生命之中心,五腑之互相关系,有统于五行之运转,六腑之流通,有同于天地气机之往来,血管神经,同于江河之流注,情意畅抑,同于气象之阴晴,奇经八脉,为本能活动气化之径道,丹田命门,为能量储藏之机枢,此皆为生之学,从生命存在而可验其状况,并非有固定之质,不能于死后解剖可知其究竟。 如认窍穴以针灸,为佛道两家知特长,炼神气以长生,乃神仙方伎之专业。秉其学而致用为医药之术,则有一针二灸三砭四汤医之分,辅之以本能力量,有推拿气功之妙用。其它如辨药性,须知地理地质气象性能之互变,究物理,须知有化朽腐为神奇之妙用,总此方得言医,岂非综罗百代,集学术精微之大成者耶! 中国医药之所长既在此,而近世不知而辟之者亦正以此,每况愈下,乃不能会中药之精华,而发扬广大之,徒持门户之争,而蒙文化之羞,不亦事有必致,理所固然乎?须知中国医药,其源流由来虽久,而于东汉南北朝间,已随时代文化而一变,其间吸收古印度与诸国之所长,至盛唐而别具其光芒,历宋金元明,虽间而小变,但皆秉此余绪,出入乘除,现代一切文明,既与西洋文物接触,其交光回互,发扬精辟,正为此一时代有心者之职责,应当急起直追,融会而贯通之,实无暇闭户称尊,彼此拒纳也。西洋医药,寄精细于解剖,穷详证于物理,假手机械之神明,试临床之实验,其小心仔细。确非泛知虚玄理论之空言也。但其囿于生物之理,而昧于宇宙大化之机,视人如物而忽视其气化之精神,此则较之中国医药,似有逊色,若能截长补短,互相融化于一炉,苟日新而日日新之,其仅为民族之光,进而可为人群世界造大幸福,则所谓自亲亲,自仁民,而及于爱物直致于大同之世者,实有厚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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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世界
benlion 2012-11-19 15:37
现代科幻电影 - 源代码、怪异轮船和盗梦空间等,已经进入以艺术的方式探讨人的精神或心灵或大脑活动的世界。源代码和怪异轮船都是人死还脑仍然存在活动的描述,前者能够接受外来的信息暗示而在大脑里寻索记忆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后者人在大脑未死之前陷入一种循环式的梦境中。 附:系统科学的中国文化根基 一、万花筒、分维几何等的中国文化根源:镜像和大箱套小箱; 二、生物遗传发育的环境影响: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 三、社会、心理、生物医学的综合模式:梦的解释、形神合一; 四、结构模型与拓扑学、场理论:经络、花样图式与矩阵数学,等。 回顾与思考个人几十年探索的逻辑和探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等,过去是历史,无论成就还是遗憾,未来是希望,发现和创造永无止境 - 未来要走的方向是科学与艺术、经济与创新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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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民主宣言”
热度 4 yindazhong 2012-11-13 11:18
从“大同思想网”转来诸玄识文章: 中国文化 “ 民主宣言 ” http://www.dtsx.org/2012/1113/860.shtml 核心提示:若是 “ 文化易变 ” ,中国的 “ 民主化 ” 将会随着 “ 海洋立国 ” 而水到渠成;它当是以 “ 多元一统 ” (而非分裂)为前提,以摆脱西方的致命重压为条件,以恢弘德教、涵融西方为内容,以改造现代民主、推行王道大同与天人合一为旨趣。否则的话,那是置人类自毁于无救;即使中国达到欧美的标准,也是徒增一个民主帝国主义,而加速地球村的覆灭。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 “ 中国 …… 最终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宁在其为西方 …… 和她的夙有品质两相结合,开创新局。倘若达不到此目的,纵然取得其政治独立,又有何价值? ” 导论 传统文明乃以性善与自然和解,以孝子受哺于大地母亲而诗意般回馈之;它是 “ 用心 ” 向内平衡,成己成物,赞化天地,而长生久视。现代文明乃以性恶与自然冲突,以逆子暴食于大千怀抱而神意般肢解之;它是 “ 用力 ” 向外平衡,予取予求,摧夷生态,而赴死冲刺。 老子曰:执古御今,蔽而成新。(《道德经》第十四、十五章)从传统看现代,儒家视野中的西方及其民主是什么?它们是处于人类文明的低谷,等同于 “ 黑铁时代 ” 或 “ 据乱世 ” 的社会与政治,只不过因为向外倾压与耗丧生态而暂能平衡或稳定而已!西方文明乃驱动人类自毁的原罪爆炸之中的光环。 “ 黑铁时代 ” 死灰复燃于今之科技文明( “ 复燃 ” 即科学革命,普罗米修斯之火焚烧世界), “ 据乱世 ” 借尸还魂于今之 “ 全球战国 ” ( “ 借尸 ” 即借物质文明,万物之灵蜕变为行尸走肉)。民主乃矛盾疏解于外,因而其内 “ 理性 ” ;它的受害者承受忧患,所以 “ 非理性 ” ;它们相争相害,直到共毁生态。进言之,东西方原是 “ 母子关系 ” ,而同处于阴阳易变的历史大势之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 “……‘ 阳 ’ 在世界的猖獗已经预示着, ……‘ 阳 ’ 就会突然颠倒过来,转变为以 ‘ 阴 ’ 为主。 …… 不仅中国历史,而且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希腊化文明 …… 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 (《历史研究》第 287 页)世界纵横乃有机互动,或主或从,东风西风;除非 “ 劫坏 ” ,有情众生,皆为因缘。唐诗云: “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 这像是中世纪天各一方的中国与欧洲的 “ 文化暧昧 ” ,近现代则相反,即 “ 东方不亮西方亮 ” 。民主西方已经致残文明母亲与大地母亲,并使之面目全非,形态丑陋;如果它 “ 弑母 ” 最终得逞,就是 “ 自然易变、强制平衡 ”—— 创世功尽,地为灰烬( “ 乾坤毁,无以见《易》。 ” (《易经 · 系辞上》));否则,继续 “ 历史易变、文化平衡 ”—— 儒佛心净,阳亢反静(《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 (《易经 · 系辞上》))。 若是 “ 文化易变 ” ,中国的 “ 民主化 ” 将会随着 “ 海洋立国 ” 而水到渠成;它当是以 “ 多元一统 ” (而非分裂)为前提,以摆脱西方的致命重压为条件,以恢弘德教、涵融西方为内容,以改造现代民主、推行王道大同与天人合一为旨趣。否则的话,那是置人类自毁于无救;即使中国达到欧美的标准,也是徒增一个民主帝国主义,而加速地球村的覆灭。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 “ 中国 …… 最终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宁在其为西方 …… 和她的夙有品质两相结合,开创新局。倘若达不到此目的,纵然取得其政治独立,又有何价值? ” ( TheProblemofChin.pp242 ) 一、中西因缘及其趋势 1 .西边的太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 “ 在地理的概况里面,我们已经举出世界历史的大概路线。太阳 —— 光明 —— 从东方升起来。 …… 灿烂的曙色、渐增的光明和旭日上升时火一般的壮丽。 …… 世界历史从 ‘ 东方 ’ 到 ‘ 西方 ’ , …… 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 ” 。(《历史哲学》第 95 页)黑格尔的历史观有两个弊端(对照儒学): A. 否定而新生,不是传递而叠融; B. 凝滞于 “ 西边的太阳 ” ,非像日月星辰之阴阳轮替。作为 “ 西方中心论 ” 典型代表的黑格尔,硬要 “ 文明的太阳 ” 永在西边。这似有可能,如印度《奥义书》云: “…… 太阳既升于极顶之后,而有不起不落之时, …… 故有颂曰: ‘ 唯于此无或升兮,亦无时而或沦,毋或夺我大梵兮 …… 。 ’ 太阳于彼不复升沉,永为午日丽天。 ” 但问题是西方 “ 夺我大梵 ” !为此目的,欧美文明处心积虑地扼杀东方,恩将仇报,盗憎主人,逆子弑母;不仅如此,它要还强夺 “ 自然的太阳 ”—— 实践希腊神话与上帝创世,不惜让普罗米修斯之火焚烧地球。汤因比说: “ 如果没有宙斯 …… 降雷电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会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危险的比喻。 …… 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 …… 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 …… 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 (《人类与大地母亲》第 14 - 15 页)因此,人要想安身立命于天地间,太阳之东升是不能被取代的,其暂时昼夜沉降而已!文明之源泉亦是不能被取代的,其暂时阴阳起伏而已!《奥义经》又曰: “ 出乎太古之元胎,乃见晨曦之光明,辉赫于天之一方。我辈出乎黑暗,观乎崇大之光,高尚之明。达乎诸天处所之太阳,至上之光! ” 难道我们初见光明,就傲视一切,以太阳自居,而自绝于真知之光源?近现代西方及黑格尔之流不正是这样吗! —— 唐诗云: “ 东郎屹立向东方,翘首朝朝候太阳。一片丹心存万古,谁云坐处是遐荒? ” 2 .世界之阴阳。黑格尔的 “ 历史哲学 ” 应该被扬弃,因为纵观世界历史,华夏并非 “ 太阳运行 ” 之片断,应是它的主轴,虽为起落循环,实乃阴阳轮替;而西方则是一次性或间断性的 “ 如日方升、如日中天 ” ,此乃 “ 东方的太阳 ” 之西行,近代欧美与中华文明的因缘关系大抵如此。美国哲学家杜威( JohnDewey , 1859—1952 年)说: “ 世界文明史上原是中国先影响给欧洲的;西欧再传到美国,现在则又夹带着新因素转回老家中国了。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文化绕地球一周的时候。 ”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 218 页)杜威所预测乃言近旨远,虽是渺茫。我们不妨借喻于唐代李商隐之诗句: “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 ; “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 。 —— 前两句喻: “ 西风压倒东风 ” ,百家诸子如花果飘零;后两句喻:夜笼 “ 欧风美雨 ” ,魂招 “ 众星拱北 ” (传统德治。孔子曰: “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 )。汤因比说: “ 宇宙的韵律如此循环往复,画出来一个从阴到阳再回到阴的完整圆圈。但后来的阴状态与先前的阴状态有所不同。 ”“ 因此,在人类的领域里,宇宙的运动规律将会受到精心控制。 ‘ 阴性 ’ 状态似乎可能取代目前的 ‘ 阳性 ’ 状态,而且将不会再让 ‘ 阳 ’ 兴风作浪。 ” (《历史哲学》第 85 页、第 288 页)然而眼下,似已脱离 “ 文明的太阳 ” 的轨道的现代中国,还将能够扭转 “ 世界之阴阳 ” 、从而化险为夷吗?她的传统文化还能复兴广被、含弘光大吗?《易经》曰: “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 非至善文化,不能扭转乾坤而 “ 保合大和 ” ;非如此,不能自天佑之而 “ 各正性命 ” 。 —— 古诗云: “ 因何镇日纷纷乱,因为阴阳数不通。 ” 3 .东方产怪胎。近现代西方是怎样缘起的?一方面,欧洲生态是高纬度,阳光稀,生物量小;因而天人冲突,社会对立,族群妄动,俨然是个 “ 霍布斯邦 ”—— 相争相害,生生灭灭。如此情状乃相反于地处 “ 季风亚洲 ” 的华夏,后者在生态上是 “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 ,在文化上是 “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 (《易经》)那是为什么西方要反叛自然,重新 “ 创世 ” !此是后话,先得拯救。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陷于族群屠戮的欧洲人,幸而被基督教所拯救,尽管肉身乃不死不活于禁欲与禁锢;苟安近千年,宗教腐败加剧人神冲突,矛盾聚爆于内,难以疏解于外。如此地理环境哪能容得下可观的人口和像样的文明!但另一方面,欧洲地缘乃海洋性强(三面环水像是深入海洋的半岛),这有可能使其人获得外来科技与文化,而让他们走向外部世界。地中海有利于向外交通,宣泄矛盾,平衡内部,而成就 “ 文明 ” 。亚当 · 斯密说: “ 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除了大风引起的海浪之外没有任何波涛,水面一平如镜,岛屿众多,又与邻近的海岸贴近,所以极其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海事业。 ” (《国富论》第 17 页)黑格尔进一步说: “…… 地中海是 …… 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 ‘ 世界历史 ’ 便无从设想了。 ” (《历史哲学》第 81 页)但地中海所成就的 “ 文明 ” ,毕竟是区域性的(如希腊、罗马),而非世界性的;后者的前提是,欧洲必须受哺于遥远的东方 ——“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 。果真如此,它的内部就由于祸因乱源统统被宣泄于外,而形成 “ 良性竞争 ” 和 “ 创造佳境 ” ,遂能产生 “ 文明奇迹 ” ,后者却是以牺牲其余世界、传统东方和地球生态为代价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 “ 欧洲人 …… 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地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最终的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成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这一转变的先锋和受惠者。 ” (《全球通史》第 297 页) “…… 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 …… 。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 (《全球通史》 “ 致读者 ” ) —— 古诗云: “ 名沉青史终无色,祸起红尘定有胎。 ” 4 .原罪大爆炸。西方文化的 “ 基因 ” 是物种的斗争性而裂变之,其文明之展开乃 “ 原罪爆炸 ” ,亦即 “ 创造-毁灭 ” 或 “ 创世-末日 ” 之 “ 进化反应 ” ,爆炸之中闪烁着光环,这就是今人所看到的 “ 文明极致 ” 。此全过程都是 “ 正 → 反 → 合 ” 之 “ 反 ” (矛盾大而无 “ 正 ” ,文化劣而无 “ 合 ” ),而且是无限的 “ 反 ” ,但它不能自我展开,须要助缘或条件: “ 缘 ” 有多大, “ 因 ” 就爆炸多大(其中的光环亦然,今人视之为 “ 文明极致 ” ,佛曰 “ 梦幻泡影 ” ,神云 “ 最后晚餐 ” ) —— 给它一个区域,它就爆炸一个区域;给它一个天下,它就爆炸一个天下。所以,阿基米得说: “ 给我一个杠杆,我能撬动地球 ” ;康德所说: “ 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 ” ;上帝说,我什么都不要,我能创造万物,亦能毁灭一切。这样,一颗 “ 定时炸弹 ” 被置于生物圈及其众生之旁,到时就会爆炸!或许银河系中曾有别的生命星球就是这样毁灭的? “ 星象学家米奇奥 · 卡库 …… 认为,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很可能达到了一个点, …… 用 ……‘ 核冬天 ’ 来自我毁灭。 …… 我们的地球可能也会成为 …… 死文明。 ” (《全球通史》第 788 页)回到历史,西方文化先是爆炸内部(中古后期) —— 教俗恶争,无法疏解,缺乏科技而漂洋过海。亚当 · 斯密说: “ 那时,由于人们不知道指南针,人们害怕看不到海岸,又由于造船技术不完善,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之中。 ” (《国富论》第 17 页)十字军得不偿失,矛盾返内,乱不可收。汤因比说: “ 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变成一个分崩离析、互相倾轧的大家族,这种情形既表现在宗教方面,又表现在政治方面。 ” (《人类与大地母亲》第 439 页)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 “ 开始时,西方只是欧亚核心区的一个骚乱多发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频繁的侵略而屡遭毁坏。 ” (《全球通史》第 335 页)这次,陷于 “ 霍布斯状态 ”—— 相争相害,万人战争,愈演愈烈,趋于消亡 —— 的西方,并非得救于上帝(它已拯救过一次,现则自身难保,需要被拯救),而是得救于 “ 东学西渐 ”—— 四波打通和延伸 “ 丝绸之路 ” :蒙古征服、马可波罗、郑和远航、耶教来华。从那以后,欧亚大陆两边逐渐兼容涵摄,泰西之跨越洲洋与摆脱神权均不在话下,遂发生 “ 文明中心 ” 与 “ 文明边缘 ” 的易位,其历史意义有三: A. 文化支流汇入华夏的 “ 万古江河 ” ,而泛滥成 “ 海洋文明 ” 。 B. 西方进入 “ 华夏天下 ” ,而将其裂变为 “ 世界战国 ” 。 C. 华夏历经多个 “ 正 → 反 → 合 ” ,涵消忧患,吞吐天下;这次则是最大最后的 ——“ 反 ” 于西方,却不再 “ 合 ” ,人与人、人与自然愈益冲突而不能缓解;难道 “ 海洋文明 ” 将是 “ 上帝洪水 ” , “ 世界战国 ” 将是 “ 世界末日 ” 吗?上溯中古和近代之交,中国科技帮助欧洲走进 “ 天下 ” ,奠基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中国文化 “ 启蒙 ” 欧洲,令其挣脱神权从而建立 “ 以人为本 ” 的俗世文明(但它抛弃了 “ 和谐至理 ” ,反其道而行之)。于是,西方开始爆炸世界,李约瑟说: “‘ 停滞的 ’ 中国竟是在西方社会结构中起着定时炸弹作用的那么多发现和发明的施主。 ” (《中国印象》下册,第 161 页)这爆炸之中闪耀着光环,它包括民主、法制、科学、资本等。然而,在扩及全球之际,凡此皆陷于世界大战;在达到生物圈的极限之时,则是地球村的 “ 终劫 ” 。这正如汤因比所说: “ 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 ” (《历史研究》第 395 页) —— 古诗云: “ 人间几处变西方,尽作波涛翻海势。 ” 5 .忧患为人类。鸦片战争的深层奥义是:英国,受惠于中国文化因而能以破坏生物圈来造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再用它来炮轰那维护终古和谐、平治天下的华夏文明。汤因比说: “ 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 200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 …… 是和平与稳定的。这 …… 是英国的 ‘ 丰功伟绩 ’ ,但它 …… 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 …… 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突破了生物圈 …… 平衡。 ” (《人类与大地母亲》第 512 页)自从那时,华夏从两千年的 “ 中天下而立 ” 的文明中心,沦为险些亡国灭种的 “ 世界战国 ” 之一员。汤因比又说: “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彼此争战的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 ” (《人类与大地母亲》第 529 页)《易经 · 系辞下》云: “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 作为延续全人类与世界史而承担天职的一部分,中国乃涵融 “ 天下忧患 ”—— 历史上,她大抵是以 “ 忧患之容器 ” 来涵融 “ 草原暴力 ” (欧亚草原,战争源地);近现代,她主要是以 “ 忧患之化身 ” 来涵融 “ 海洋暴力 ” (西方原罪,西化恶邻);后者直接宣泄为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战祸,间接转化为 20 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内乱。 “ 间接转化 ” 须诠释三点;第一、为了救亡图存,五四以后的中国不得不进行自杀式的 “ 转型 ” :亿兆万民从 “ 和谐性之仁静 ” 转为 “ 斗争性之智动 ” ,从而蜕变为 “ 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 ” 。由此社会具有了 “ 爆炸性张力 ” (亦是原罪爆炸):它在 “ 出海 ” 之前,是政治动物,嚼噬同胞及自身;在 “ 开放 ” 之后,是经济动物,嚼噬生态及子孙。第二、主要是美国,通过《雅尔塔密约》( 1945 年 2 月),安排和资助苏俄东侵,说是对日作战、劫战利品,实则红色会师、装备革命;从而再陷忧患余生的中国于内战与阶级斗争之中,以协调美苏于冷战(而非热战)和复兴西欧。此以中国死人数千万为代价来确保 “ 美国式和平 ” ( PaxAmericana ),这是在上次大战中首倡 “ 反秘密外交 ” 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从事的秘密外交的产物(它或许也是 “ 共济会阴谋 ” ,罗斯副总统是其成员)。第三、毛泽东驾驭和释放 “ 爆炸性张力 ” ,虽是造冤案、演浩劫,却也避免更大内耗、彻底消亡;与此同时,新中国颠覆传统, “ 走到历史的反面 ” ,旨在以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以全民族的战斗序列,来 “ 保球籍 ” 和应对冷战乃至新的世界大战。她先后 “ 合纵 ” 、 “ 连横 ” 于两个超级大国,既增进 “ 恐怖平衡 ” ,防止热战毁灭;又乘机展开工业化与现代化。特别是中美结盟( 1970 - 80 年代),此于国际是苏联解体之先决条件,而对中国自己则是 “ 出海契机 ” ,即她幸运地参与世界市场和卷入西方经济。 —— 古诗云: “ 圣人忧患方演易,贤者穷愁始著书。 ” 6 .邪恶的轴心。汤因比说: “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 …… 已经用足够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全部生命消灭。 ” (《人类与大地母亲》第 22 页)眼下, “ 中国崛起 ” 伴随着与之同步升级的内忧外患,这方面的任何 “ 矛盾激化 ” ,都是那正在萎缩的生物圈及其所供养的、愈益脆弱的地球村,所不堪承受的。自由派、民主党和情报局企图再以牺牲中国来保全 “ 文明 ” ,却也是枉费心机,因为动辄一毁俱毁,谁能幸免?(上次美国谋划、以倾覆中华民国来拯救西欧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也是帮凶,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此点)。致力于 “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 的 “ 共济会 ” ,亦是智尽能索、无计可施;因为世界一体、社会密切、互为因果,凡此令这帮阴谋家无法消灭 “ 垃圾人口 ” 、保存 “ 五亿种民 ” ( “ 种民 ” 借喻于《太平经》,该书云:心邪行伪,祸遍灾流;人物皆糜溃,唯种民可免)。实际上,全人类和各党派以及阴谋家均陷于一个 “ 天大阴谋 ”——“ 创世 → 末日 ” ,即基督教的 “ 毁灭世界的计划 ” (只留 “ 上帝的选民 ” ,最好是弃地升天、移民太空,最低保障是 “ 灵魂得救 ” )!《圣经 · 创世纪》云: “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 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 …… 。 ” 汤因比认为,基督本身亦是罪不可赎,即: “ 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将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 …… 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第一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 (《人类与大地母亲》第 17 页)以上帝代言人自居的黑格尔供认: “ 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 …… 不但不是 ‘ 没有上帝 ’ ,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 ” (《历史哲学》第 426 页)老子曰: “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 西方背 “ 道 ” 而驰,其鬼其神,不谋而合,伤害人类及其家园( “ 鬼 ” 即弃神从魔的浮士德 —— 崇尚进步、进化、理性或科学的人士)。 —— 古诗云: “ 甘受鬼神侵骨髓,常忧岐路处风波。 ” 7 .进步向何方?进步,从而拥抱物质文明、享受美好生活,何乐而不为?但问题是:第一、传统东方之 “ 开物成务、唯变所适 ” ,必是 “ 道法自然、人文化成 ” ,故看似 “ 蜗行牛步、停滞不前 ” ,实则细水长流,而众生永生 —— 诸位须知,历史中国在与自然和解、天人合一的前提下,拥有相对最高科技、最多人口,这难道不是一项最伟大的人文工程吗?第二、现代社会之 “ 创造奇迹、登峰造极 ” ,必是 “ 戡役万物、变乱五行 ” ,故看似 “ 万马奔腾、一往无前 ” ,实则竭泽而渔,而毁人毁己 —— 诸位须知,近现代西方在其每一个百年中所创造的财富,都多于以往人类生产的总和,这样下去,人类还能延存几个百年?在儒家的视野中,近现代或今天下,乃华夏之 “ 曲通大同 ” 之 “ 正反合 ” (阴阳易)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变异;那就是:只反不合,阳亢已极,物质愈益膨胀,科技越发创新,文明畸体不能自我稳定,唯靠制造冲突、消耗生态来维持平衡。 “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正常秩序被打乱的星球上 ” 。(《全球通史》第 764 页)原本,生物圈是自我平衡、保持和谐的。老子曰: “ 天之道,利而不害 ” ; “ 天地相和,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 。这对 “ 季风亚洲 ” 颇为 “ 公平 ” ,故称 “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 ;但对其余欧亚则大抵相反,所以 “ 天地不公,神魔乱东 ” 。正因为如此,西方在其有机会 “ 胜出 ” 之际,便劫掠地球生态(世界洲洋),倾覆传统东方(大地母亲的 “ 孝子贤孙 ” );更弑害自然母亲本身:科学与耶教相反相成,方割自然(老子曰:方而不割,大制不割),新造文明(老子曰:化而欲作,始制有名)。欧美文明反叛自然、割裂生态的结果是:生物圈在空间上萎缩大半(原先劣质的部分 —— 西欧 —— 现在倒好:净洁而充盈),在时间上大地母亲及其子众的寿运减少了 99 %以上(本可再持续几十亿年,减为三、四百年,今已快到尽头)。至于现代中国,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为了幸存,她不得不 “ 向西方学恶 ” ,采取工业化、发展型、军国式的文明模式,一方面与列强进行殊死竞争,一方面与之共毁星球家园。( TheProblemofChin. 和《罗素自传》)因此,世界已丧失和谐文化的修复功能,很难回到 “ 正反合 ” 或继续 “ 阴阳易 ” ,其结果或如《易经》所云: “ 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 ; “ 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 ! —— (对于我们来说)唯一的生命星球将永绝生息!即老子曰: “ 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 不过,汤因比寄希望于中国文化,他借用黑格尔的 “ 正题(正 / 阴) → 反题(反 / 阳) → 综合题 ” (合 / 阴),这样说道: “ 人们尚无法预测中国 …… 是否能成功地把传统的 ‘ 正题 ’ 与现代西方的 ‘ 反题 ’ 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 ‘ 综合题 ’ 。 ” (《历史研究》第 394 页) —— 古诗云: “ 我思天地灵长之气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然后运穷劫尽荡而为灰。 ” 二、政治文明的中西比较 此情盛行,人类的政治文化及其智慧已经倒退了好几千年;此风劲吹,文明的航船正驶向死亡之海。 “ 人之迷,其日固旧 ” ;不知真民主、真文明为何物! (一)文化比较 西方政治或现代政治的历史地位如何?它处于人类的政治文明的低谷 —— 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政治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现代自由主义反封建如狂犬吠日;而且较之远古也是最差的,即属于社会蜕变和人性堕落之际的政治,亦即属于 “ 黑铁时代 ” 或 “ 据乱世 ” 的政治(民主西方看似其中的佼佼者,实为人祸之根源)。 —— 第一、希腊神话: A. 黄金时代 →B. 白银时代 →C. 黑铁时代;第二、儒家史观: A. 太平世 →B. 升平世 →C. 据乱世。亦即,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属于韩非子史观之最低阶段 ——“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 争于气力 ” 也就是诉诸力量。西方不正是这样吗?其政治之权力制衡,社会之法律强制,国际之实力均势,霸权之威慑征伐,凡此都是用力,都是作用与反作用。进言之,西方政治或现代政治在精神方面,并非像 “ 传统东方 ” 那样基于尚善之人性,从而以 “ 不治而化 ” 、 “ 无为而治 ” 、 “ 在宥天下 ” 来升华政治文明;而是像 “ 生物社会 ” 那样基于竞争之意向,从而以 “ 法律强制 ” 、 “ 政刑之治 ” 、 “ 权力制衡 ” 来俗化政治文明。 上述 “ 生物社会 ” 何谓?欧美学者回答: “ 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前者使我们一体同心,从而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 ” (托马斯 · 潘恩) “ 在涉及任何政体和确定该体制的一些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并假定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谋权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 (大卫 · 休谟) 上述 “ 传统东方 ” 何谓?亚洲学者回答: “ 在亚洲伟大的思想与宗教系统中 —— 如佛教、印度教、儒家,甚至古代基督教彻底克服了人 ←→ 我、主观 ←→ 客观等分化。由于这个缘故,人类互惠、非我之战胜私我遂成为亚洲文明构成的中心原则。 ” (桥孝三郎) “ 所有亚洲人都爱宇宙之终极,由于这共同的脾性,所有伟大的宗教才都在亚洲产生。 ” (冈仓觉三)印度学者拉德哈克里希南( S . Radhakrishnan )概括东西方,云: 西方文化机械化多于精神,政治多于宗教,较留意暴力而忽视和平 …… 。东方的人民不为霸力而组织,是完善而聚合;他们不恨也不杀戮,不怀疑也不忌妒;他们爱惜并崇拜生活,且互相尊重 …… 。倘若欧洲能达到东方作人的理想,她将有一个比过去更光耀的未来。(《反现代化思潮》第 144 页) (二)历史比较 西方文明为何物?它属于社会生物学家 E . O .威尔逊所说的 “ 文明 ”——“ 文明产生于好战的民族。 …… 文化演变与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交织在一起,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在今天这个时代,文明已经发展到距用原子弹自我毁灭只有以一步之遥的境地。 ” (《论人的天性》第五章 攻击性)若论道德,其非文明。汤因比说: “ 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 ‘ 文明 ’ 社会,而 …… 种种暴行 …… 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 …… 兑现过。 ” (《人类与大地母亲》第 23 页)进而辜鸿铭指出: 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中国人的精神》第 184 页) 西方民主,即当世所崇尚的民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文明之中的粗糙品与畸形物,此与往古那些旨在征服的部落民主或种族民主乃如出一辙;诸如古希腊与日尔曼、罗马与蒙古以及近现代之 “ 民主 ” ,皆同出异名,性质相仿,都是生物层次上的 “ 内部合理 ” 的权力争衡和欲望索求;形式化与排他性于今为烈,亲和感与道德力反不如初。从汤因比检讨古今西方之民主政治,可知雅典酷似今之美国;汤因比说道: 雅典 …… 利用海军力量,使 …… 其他希腊各国陷于附属国的地位。以后雅典公民就靠这种优势物质力量,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进行威逼和掠夺。当时雅典的知识阶层,例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哲学家柏拉图,都曾把雅典的民主政治作为最坏的政治体制谴责过。 …… 民主主义最坏的一个方面,就是 …… 政治家与其说是注意真正的公益,不如说是 …… 更注意自己的当选和连任。民主主义这个弱点,在杰克逊时代以后的美国总统制的历史上,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民主制中的司令官制的历史上,都得到了如实的证明。(《展望 21 世纪》第 272 - 273 页) 西方民主有悖于 “ 万物之灵 ” 之旨趣 —— 勿溺物欲、众生共生、和谐和平。所谓 “ 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 ” ,无论怎样合乎情理和精微广大;按照中国文化,它都仅止于 “ 形而下 ” (器:制度权利),而非达于 “ 形而上 ” (道:天下太平)。《易经》云: “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 ” 进而,孔子曰: “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据此,政刑之治、法律强制乃低级政治,西方民主是也;德礼之治、道德自觉乃高级政治,华夏政治是也。 上世纪中叶,新儒家以 “ 民主与科学 ” 来弥补儒家之 “ 政统 ” 和 “ 学统 ” ,此乃趋时而损道。殊不知,民主与科学在中国早被涵融且超越 —— 两者皆是 “ 双刃剑 ” :争权于社会、争利于自然;故当其 “ 开物成务 ” ,就被 “ 人文化成 ” ,使之利而不害,却也有实无名(科技方面,华夏冠于世界历史和奠基现代科学)。 (三)实践比较 西方民主的产生需要前提和条件:前提是人心的物化或异化,人性本恶或迁恶,智动斗争和自我中心;条件是内部宽松而令其人具有 “ 理性 ” ,这取决于社会矛盾能够疏解于外,否则便是 “ 非理性 ” ,即战争、革命或极权乃至民族自杀。社会矛盾之疏解于外,最先是借助外来文化和科技克服精神桎梏与地理障碍,然后是通过战争与霸权来造成损人利己的国际秩序。欧美文明及其民主之产生,有因、缘、果三要素:因是物化异化(人心邪恶),缘是天朝天下(东学西渐),果是毁人毁己(世界末日)。儒经《礼记》论 “ 物化 ” 云: “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为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恶,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 中国传统政治岂是 “ 封建专制 ” 或 “ 东方专制主义 ” !如用西方的话语,中国传统政治不仅是 “ 民有 ” (邦本政本)、 “ 民享 ” (民生厚生),而且还是 “ 民治 ” (选贤选能)。若按儒家的讲法,第一、形而下 / 器:西方所恃,华夏亦有,如 “ 民有民享民治 ” 。然所不同的有两点: A. 西方乃矛盾宣泄,安内祸外,牺牲生态,故能平衡于 “ 有形民主 ” ;华夏涵融内忧外患,中枢易倾,权且妥协于君主世袭,而制导于德礼。 B. 近代欧美的文明及政治乃与华夏有 “ 母子关系 ” ,彼政治的文官制度宗本于科举制,民主政治则透过启蒙运动而仰撷中国文化(后文详述)。第二、形而上 / 道:华夏独有,西方则无;即华夏政治原则基于: A. 人性善 —— 德心佛性,西方是本恶原罪; B. 道义性 —— 仁义道义,西方是功利权利; C. 天下观 —— 太平大同,西方是国争族纷; D. 天人合 —— 人和天和,西方是弃人弃物(老子曰: “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 西方置人类长存于不顾,而令战争无限升级;置生态共生于不顾,而使资本愈益膨胀)。 西方政治(乃至现代政治)俗囿于 “ 器 ”—— 政刑之治、法律强制的 “ 形下政治 ” ,华夏政治(不含现代中国)雅逸于 “ 道 ”—— 德礼之治、道德自觉的 “ 形上政治 ” 。后者乃 “ 尽精微而致广大 ” : “ 尽精微 ” 之三步曲: A. 人性恶:猛政宽政(法家道家,中和于儒); →B. 人性善:礼制德治(法家辅用,儒家主体); →C. 性至善:无为而治(儒释道融,政隐治臻)。 “ 尽精微 ” 之推而广之,就是 “ 致广大 ” ,即 “ 修己安人、内圣外王 ” ,亦是三步曲: A.“ 内其国而外诸夏 ”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齐其政,不变其俗); →B.“ 内诸夏而外夷狄 ” (德洽四海,协和万邦,天朝藩贡,宾服远夷); →C.“ 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 ” (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民胞物与,天人合一)。此第三步被西方打乱(海洋暴力、最大忧患),或许能被克服;除此之外,华夏的 “ 尽精微、致广大 ” 则知行合一,效用千载。 华夏的 “ 普天之下 ” 何以走通?因为它是天下观或世界主义,和而不同,万物一体,施王道,以情感人,立己立人,所以《易经》云: “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 这正如梁启超指出: “ 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 ” (《先秦政治思想史》第 5 页)西方的 “ 普世价值 ” 何以难行?因为它是国家观与民族主义,同而不和,扼杀异端,施霸道,以力服人,以暴易暴,尽管康德倡导 “ 建立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 ” 。这正如汤因比指出: “ 现代西方民主 …… 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却表现为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 ” (《历史研究》第 8 页)美国学者罗思文( HenryRosemont )指出: 为了美国人民利益、及那些不得不生活在美国外交政策阴影下的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由道德、政治及形而上学的基础出发挑战美国现有意识形态,看来已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 …… 追求普适价值是无可指责的。事实上,这种追求应该加强,如果我们真心希望消除自文艺复兴以来便充斥的民族、种族、宗教及两性间血与仇的暴力斗争。必须指责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只有我们或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全面拥有并实现了这些价值;因此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仗着经济和军事的威慑力量,将这些价值强加在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头上。古典儒学提供了这样一种选择。(《儒家与自由主义》第 251 页) 附录:对照中国传统政治与古今西方民主十个方面,如下: A. 超越性。华夏:形而上(道):依靠教化与楷模示范;西方:形而下(器):全然组织与制度运作。 B. 治理观。华夏:德礼之治,道德自觉,良民自治;西方:政刑之治,政法强制,运用权力。 C. 人性论。华夏:人性本善,从善如流,推己及人;西方:人性本恶,自我中心,原罪爆炸。 D. 价值观。华夏:道义取向,反求诸己,礼让为国;西方:利益取向,向外用力,争取权利。 E. 人民性。华夏:作新民,节欲尚德,礼乐化;西方:人逐利,饮食男女,物欲横流。 F. 动静观。华夏:仁者静, “ 天下有道,庶民不议 ” ;西方:智者动,人人皆为政治动物。 G. 众贤论。华夏:从众尤从贤,贤人高于能人;西方:众人说的算,能人高于贤人。 I. 世界观。华夏:天下观或世界主义,实行王道;西方:国族观与国家利益,对外霸道。 J. 多元化。华夏:和而不同,道德风范下的多样性;西方:同而不和,推行强者的价值标准。 K. 稳定性。华夏:礼义廉耻是 “ 国之四维 ” ;西方:牺牲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而稳定。 三、民主 “ 常识 ” ,吾人须知 人在宇宙万物的体系中,人类本来是平等的 …… 。阳性与阴性是自然做出的差别,善与恶是上苍作出的差别;但是有一类人降生世间,怎么会高出于其余的人之上,俨然像一个新的人种那样与众不同,倒是值得加以探究,了解他们究竟是促进人类幸福的手段还是招致人类苦难的手段。 —— 《常识》(托马斯 · 潘恩) 1 .民主条件。在今天这个国际纷争的时代,一个国家如何实现自由和民主(西方式的、即以人性恶、尚竞争、谋利益为前提的自由民主)?首先必需内部宽松,从而能达成公民妥协与社会有序,以确保它的 “ 生存竞争 ” 是良性的,绝非残争恶斗。怎样才能做到 “ 内部宽松 ” 呢?是 “ 理性 ” ?它是果,不是因。那么, “ 因 ” 究竟是什么?是在客观上,该民族能够顺利地参与世界、从而获取越来越多的生存资料(市场、资源、技术等。实际上是在哄抢生物圈的过程中占上风)。 2 .谁享民主。要想促成民主所必需的内部宽松,就得顺利地参与世界、占有生态,而这又取决于实力、外交和地缘政治。质言之,大国之享有民主须靠霸权,来强有力地推行国家利益,营造宽松和解之 “ 内环境 ” 。次级国家或相对较小的国家的民主化的条件是:要么以其 “ 文化亲缘 ” 或 “ 地缘价值 ” 加入霸权联盟,要么以其 “ 宗教力量 ” 或 “ 资源强势 ” 益于社会稳定。今之中国周边之民主化,多与地缘政治有关,是以加盟美欧、危害华夏来分享 “ 西方优越性 ” 的(殖民文化盛行的香港,也是这方面的无形的受惠者)。 3 .必要之恶。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上述条件,即其内部很紧张,那它一定要采取 “ 极权 ” ,以防止民族自杀和外患灭顶。此种极权是 “ 必要之恶 ” 、 “ 幸存手段 ” 或 “ 权宜之计 ” 。尽管如此,极权之下的国民不得不忍受极大痛苦(政治高压、权力滥用、官员腐败、自由窒息)。但是,若是不顾条件许可而强求民主,则意味着该国深陷战祸,四分五裂,结果是要么民族毁灭,要么 “ 忧患众生 ” 投身于一个更强极权。另一方面,既成极权过于腐败,就会被推翻;此以生存危机为前提,而以 “ 启蒙 ” 为向导,再以恶性循环为后果。 4 .洪水猛兽。人民如水火,或利或害:生存宽松则为人力资源、是公民选民;反之,生存困厄则为祸水之源,是刁民乱民。如果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则民生崩溃,政治颠覆;暴民暴政相因,民有民治难产。权贵亿万和官富几代全是 “ 革命对象 ”—— 自由主义重演法国革命:旧贵族上断头台;激进主义再版苏俄专政:剥削者惨遭消灭。或者,新左派重蹈文革之 “ 浩劫 ” :资本主义及走资派均打倒;保守派模仿汉武之 “ 告緍 ” :中产以上富甲一方者皆破产。当然,这是 “ 封闭时代 ” 之场景,而今中国活跃于地球村,世界不垮,中国不致如此(传统智慧抵销其经济之畸形,后者乃逆境翻身之在所难免)。 5 .长河恶浪。作为一个非附庸和 “ 文明型 ” 的国家,不要指望通过全国起义或暴力革命来实现民主;那样做只能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兵连祸结、外患接踵。如前所述,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是对外成功而内部宽松。古希腊和罗马以及近代英国的民主化直接取决于战争与霸权。地缘政治乃至关重要 —— 能够控制海洋,就能扼制其他强国从而握有霸权;能握有霸权,就能使其内部宽松从而实行民主。早年的美国民主倚靠灭绝土著的边疆政策( “ 天赋人权 ” 则剥夺印地安人的生存权)。在法国大革命及《人权宣言》( 1789 年)之后,该国连续动乱 80 多年,直到 1884 年中法战争(战败导致内阁倒台),它从清朝获得越南,加上不久之后参与瓜分非洲,其民主政治方能渐渐稳定下来。 6 .自由乐章。英国《自由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均已被神圣化。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国王被迫分权于贵族,虽经反复,但其精神和形式则影响后世。然而那时民众主要受害于贵族,而非国王。从中古到近代,西欧的 “ 自由、民主、法制、人权 ” 的障碍,形式上是国王,实质上是贵族等级和神权禁锢。贵族等级在英国乃资产阶级化,在法国是被消灭;其在行政方面逐渐被源于中国科举的文官考试所取代。而神权禁锢之被打碎则得力于中国文化的 “ 启蒙 ” 。至于两个宣言之否定专制压迫,无可非议;但其 “ 天赋人权 ” 所基于的 “ 自然法 ” ,则背离文明真谛: A. 和谐于自然,万物共生(欧美以 “ 人类中心 ” 而征服自然、灭绝物种); B. 和谐于世界,万国咸宁(欧美以 “ 西方中心 ” 而征服世界、灭绝土著)。以上三个文献虽堪称 “ 公平合理 ” ,却也是狭隘的、冲突性的和不可普行的。 7 .人类劣根。民主与极权都是 “ 双刃剑 ” 。极权之双刃剑大部分对内,民主之双刃剑大部分对外;后者或是直接宰制世界、压迫异族,或是加入霸权联盟来狐假虎威、为虎作伥。尽管极权乃对内高压,但它的主旨是向外的,是改变其国际逆境或被动地位,即以最大组织力、动员力和以战斗序列、战争机制来应对霸权集团的致命重压,也是为了谋取国家利益(例如苏俄吞噬弱邻,包括制造蒙古独立。再如冷战时的中国, “ 合纵连横 ” 于两霸之间,而成为真赢家和开启现代化)。另一方面,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均乃生物圈之恶魔:一是有效破坏、一是粗暴劫掠而已。 8 .政治奥义。西方或现代的政治乃至全部文明,看似进步,实则退化;在精神上基于人性恶,俗争于两端(民主 / 极权),恶行于列强(霸权 / 战争),凡此属于人类社会之阴暗面。传统中国乃向上升华:从 “ 形而下 ” (器:像今之权力制度)到 “ 形而上 ” (道:圣贤之感通向化);其有三个飞跃: A. 人性恶须政法强制,导于教民新民; B. 人性善用礼制德治,行于成己成物; C. 性至善乃无为而治,止于尽善尽美。随着 “ 东学西渐 ” ,传统中国 “ 启蒙 ” 近代欧美(启蒙运动),并衍生彼方之政治及民主(科举促成文官考试,诸子百家启发民主政治)。(见拙作:诸玄识:《近现代西方是华夏的子文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0x7ke.html )但是,西方对于中国文化,偏用致邪恶,反动于治道 —— 权利代道义,从众不从贤,国族乱天下,物欲害天人。 9 .塑造极权。 “ 上帝的选民 ” 须要替罪羊,西方离不开敌人,民主倚靠极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极权国家(主要是欧亚两洲,除了苏联,后者却也被西方所拯救),大抵是被 1945 年美苏英三强《雅尔塔密约》所设计和安排的。在东亚,美国安排了共产主义的国际会师,旨在: A. 扼杀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及其富国强兵; B. 作为交换,苏联不接应西欧及希腊的革命高潮; C. 其做法是,由美国资助的远东苏军全面装备中国共产党,美国却对国民党禁运军火,捆绑军事,妖魔政府,以致推 “ 落水狗 ” 于革命洪流之中,置中国于阶级斗争之战场(见拙作:诸玄识 / 《历史揭密: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国际阴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13emm.html )。刚遭罹世界大战,中国再拥抱西方文化的暴力之最,以内战与浩劫、死几千万人,来让欧洲复兴、让世界暂免 “ 热战 ” 而幸存,让西方及其 “ 物质文明 ” 更大膨胀。然今之世界已是市场饱和、生态超限,这意味着人类将会致命性地重蹈 20 世纪人祸之覆辙。当此之际,西方故伎重演:又以牺牲 “ 不民主 ” 的中国来救赎世界,反正她是个 “ 承受忧患的国度 ”—— 历史上承受了千年的 “ 草原暴力 ” ,近现代最大程度地承受了 “ 海洋暴力 ” 。然而, “ 共济会阴谋 ” 若再得逞,则中国乃灭顶之灾,世界也万劫不复! 10 .文明转型。历史中国,传统政治偏于 “ 形而上 ” (道),今人鲜知其奥;疏于 “ 形而下 ” (器),类似现代政治。中央集权有名无实,权力制度隐而不显,五刑备而不用,四裔怀而不征。其旨趣之对内: “ 圣人在上而民不重 ” (老子语) —— 万民免于政治压力;对外: “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 (《易经》) —— 万国免于以暴易暴。如此政治却不堪外患或大型战争,幸亏其文化生效,同化夷狄,有容乃大;但它实在不能胜任于近现代 —— 西方所造成的 “ 世界战国 ” ,所以必须 “ 转型 ” 。此乃自杀式的转型,尽管冠名 “ 进步 ” 。换言之,应对致命忧患所进行的 “ 转型 ” 本身也是致命的: A. 万民蜕变为洪水猛兽,此需驾驭,避免民族自杀; B. 国家至上,权力膨胀,旨在获得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形成战斗序列或军国社会,因而政治超重,反弹尤烈; C. 本想一战而霸,跻身列强,实则一波三折,救亡未遂,从而社会内耗,矛盾聚爆。而今虽是现代化,参与世界,民众已从政治动物变成经济动物,社会也渐宽松自由;但如此 “ 形下政治 ” 之双刃剑有增无减 —— 权力滥用,行政腐败,官民冲突,如何化解? 11. 中国政改。孔子曰: “ 政,宽则民慢(怠慢于法),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苛残于政),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中庸中和)。对照古今,春秋的政治是:主观之 “ 性迁恶 ” 和客观之 “ 内向型 ” 。而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升华于人性善的治道:人性善辅于德治, “ 性至善 ” 治则无为(儒释道,道德自觉,乡里自治,朝廷无为)。现代中国,政治乃 “ 性迁恶、外向型 ” ,在有机会参与世界之前,实行 “ 猛政 ” ,而后变为 “ 宽政 ” ;进而,只有克服霸权的致命重压,她才能有缘于民主,再作升华(返回治道)。在过渡期,最好的治理是 “ 中庸之道 ”—— 宽猛相济。进言之,像中国这般 “ 大一统、文明型 ” 之国家,要实现以 “ 各族团结 ” (而非四分五裂)为前提的民主化,首先须做到: A. 摆脱今之霸权集团的致命重压(以华制华之分离手段、以亚制亚之围堵阵势); B. 确保她自己能够平等地参与世界、占有市场、获取资源(当然也是平等地嚼食地球生物圈); C. 必要时,建立她自己的 “ 世界霸权 ”—— 先须 “ 飞龙在天 ” 方能 “ 群龙无首 ” ;但不执着于此(以免 “ 亢龙有悔 ” ),故而遵守 “ 中庸之道 ” ,以王道代替霸道。中国 “ 胜出 ” 的能力和手段,非仅实力,否则必败,如前苏联;尤须发挥其传统智慧 —— 正合奇出,避实击虚,伐谋伐交,以夷制夷(正合奇出:实力抗衡,外交嬗变;例如新中国曾 “ 合纵连横 ” 于美苏之间而成为冷战的真赢家)。果真中国能够 “ 胜出 ” (充分崛起、海洋立国),那么,天下大势就会按照孔子之 “ 齐鲁道 ” 而演变,即:美一变,至于中;中一变,至于道(霸道民主 → 王道民主 → 大同无为)。 11 .新型民主。 “ 王道民主 ” 即传统中国的 “ 治道 ” ,它的现实意义是:道义取向代替利益取向,天下为公代替国族争衡,选贤与能代替 “ 从民所欲 ” 。因此,中国的民主化,并非是西方化或接纳西方民主;而是中国 —— 以她的文化复兴为前提、以克服霸主的致命重压为条件 —— 再次 “ 启蒙 ” 西方,从而医治和改良西方民主,首先是捡回那在上次 “ 启蒙 ” 的前后被其人所抛弃的 “ 道 ” 。美国学者赫大维和安乐哲在其合著《先贤的民主》书中写道: “ 一个民主化的全球化形式的实现,其希望很大程度上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亚洲 —— 主要是中国 —— 将能提供文化价值观和典章制度,而且这些价值观和典章制度足以对世界其余部分产生吸引力,以弱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的支配地位。 ” (第 7 页) “…… 这就是中国人不必为进入现代时代而抛弃他们以往的一切,因为西方本身也正在向一些新鲜的意识看齐,这其中有些还与古代中国人的视角有相当的共鸣呢。因此,(中国人)不必在现代西方的制度与言语中寻找文化适应的方式。中国能够更富有成效地转向其自己的传统过去 …… 。 ” (第 27 页) 附录:中国传统政治从民本到民治的展开: ◇ 民本民欲。《尚书》曰: “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 此乃儒家政治之基础,但非治道全部。 ◇ 从众从贤。北宋司马光云: “ 圣人举事,与众同欲,故能下协人心,上顺天意。洪范曰: ‘ 三人占,从二人言。 ’ 盖国有大疑,则决之于众,自上世而然矣。 ” 儒家乃从众尤从贤。 ◇ 教民新民。《礼记》曰: “ 君子化民成俗 ……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 儒家致力于良民德治的建设。 ◇ 民德民行。西汉董仲舒云: “ 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 …… (皆)有士君子之行。 ” 儒家之治道:道德自觉,万民自治。 ◇ 选贤选能。《礼记》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儒家之选举,尚德为要。 ◇ 民有民治。《周礼》曰: “ 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 儒家是最早、最彻底的人民治国,但侧重于道德方面。 四、自由民主的新启蒙 (一)、谁启蒙谁? 唐诗云: “ 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 ” 一位老革命自由派(前中组部局长、毛的兼职秘书)最近( 2012 年 9 月 7 日)致词海外民主: “ 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高举这两面大旗;问题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三年也没有没有走好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这需要全民的努力,开展新的启蒙运动 ” 。其精神可嘉,却终不闻道(孔子曰: “ 朝闻道,夕死可也 ” )。笔者诗云: 半生革命罹专政,耄耋尤昏更乱华; 相反相成左右派,朝秦暮楚纵横家。 20 世纪初,当终古维系 “ 天下太平 ” 的文明母亲沦为受难者之际,她的新文化人竟以欧美的 “ 进步法则 ” 来启蒙祖国母亲,这无疑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从而加剧忧患、害人害己(五四运动开文化大革命的先河)。而且一代接一代,冥顽不化。就在内忧外患与 “ 中国崛起 ” 同步升级的今天,华人世界的自由主义不自觉地服务于霸主的 “ 以华制华 ” 。 《易经 · 蒙卦》曰: “…… 童蒙求我 …… ,蒙以养正,圣功也 ” ; “ 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 。耶稣会士来华布道,叹为观止,反而促成 “ 用夏变夷 ” ,引发 17 -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废除神权禁锢,治理以人为本。但西方则抛弃 “ 育德圣功 ” ,果行不义。法国学者彼埃 · 于阿尔指出: …… 发现中国是西方中世纪最大的发现 …… 。 18 世纪是一个亲华、恋华和仇华的时代,这也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某些方面首次被欧洲人了解的时代。 …… 远东以其思想和物质文明,而对欧洲人施加了巨大的影响。 …… 中国不仅仅是在物质文明方面才成为欧洲的楷模。莱布尼茨 …… 赞扬了中国伦理的高尚性。他向伏尔泰提供了其论战武库中的最佳武器。 …… 这些人(汉学家)继续关心魁奈及其学派(古典经济学及自由经济与中国的渊源关系 —— 引者),甚至把法国大革命也视为一场受中国观念激励的运动。 …… 官吏的考试制 …… 也是由于中国的典范作用才得以广泛传播。(谢和耐《中西汇编》第 475 - 476 页) 中国学者辜鸿铭断言,中国文化的启蒙是欧洲结束中世纪、迈向近现代的关键,他说: …… 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们不厌其烦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 。这对上帝神灵真是一个极大的嘲讽。 …… 那些来到中国,要使异教的中国人皈依其宗教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 …… 成为给欧洲传播中国文明思想的工具。因为正是中国文明的思想,那些传教士花费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 …… ,曾经成为打碎其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谢和耐《中西汇编》第 475 - 476 页) (二)、民主多因论 世界纵横是有机一体,今之全球化与极繁荣及其重创生态,乃东西方之合力与接力之所致。民主及其环境(包括它的对立面)亦为共生体与因果性,如佛教云: “ 依正不二 ” 。民主(这里指西方民主或现代民主),看上去只是制度选择,很诱人,甚至为之狂热;实际上远非如此,尽管它本身既简单而又原始,凡俗而无超越。换言之,民主并非决定于其本身的制度选择,它与人性、生态、地缘和海权等密切相关。 ◇ 人性。人性善属于传统东方的范畴,它不会产生上述民主,但却涵融而超越之(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人性恶(物化,人心迁恶)、自我中心和生存竞争等人类的负面因素,是西方民主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及现代文明的前提。然而,人要为他自己的 “ 原罪 ” 付出代价,那就是 “ 世界末日 ” (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西方文化岂不就是 “ 阴谋 ”—— 正在实践上帝的 “ 毁灭世界的计划 ” ? ◇ 生态。生态宽松(加上其他要素)有可能产生民主,反之必是专制、极权或战争乃至毁灭(因为生态压力,大抵是 “ 马尔萨斯陷阱 ” )。但历史上,生态宽松的 “ 乐土 ” (季风亚洲)无缘于上述民主,它根植 “ 仁者静 ” 的文明,即传统东方。唯有那些寄生于外部世界乃至全球性生态的国家或文明,方能产生民主自由。换句话说,民主是以牺牲异域和地球生态为代价的。 ◇ 地缘。地缘优势是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何谓地缘优势?即处于这样一种地理环境中,它易攻易守,便于向外宣泄矛盾,而非相反(承受外患),因而免于内忧外患;并且易于广泛利用或控制外部生态(市场、资源、信息和殖民等)。一言以蔽之,地缘优势意味着该国家或文明不仅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能够优先利用全球性生态。在这方面,海洋地缘胜于大陆地缘,后者易受阻碍,常处劣势。当然也有一些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者,却因为它们所处的 “ 地缘 ” 可被霸主利用(日、韩、台、蒙等),从而有幸享有民主。 ◇ 海权。海权是民主的保障。陆地霸权 —— 苏联和往昔帝国 —— 无缘于民主,这是因为陆地乃崎岖,难以向外宣泄矛盾,而易遭反弹报复,所以在这方面 “ 有为者 ” 恒处于紧张状态。海洋霸权乃相反:机动捷便,宰制四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列强,从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随着其 “ 海洋性 ” 越来越强,称霸(海权)的主动性就越来越大,民主与自由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反之则内部紧张,难行民主。战后至今,美国统合西方及盟邦,控制全球海洋及战略要冲,并且树敌于东方大国(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明冲突),此乃 “ 民主化高潮 ” 之原因。 (三)、社会生物学透视 老子曰: “ 天之道,利而不害。 ” 人,自从其 “ 脱颖而出 ” 于动物界那一刻起,他就失去了 “ 天道 ” 的保护(《易经》曰: “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 ” ; “ 吉无不利,自天佑之 ” )。人是打破生态平衡、践踏自然秩序的动物。与别的物种不同,人的生存竞争是:愈益升级,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不会无条件地受制于自然法及一切法,否则他止于动物,莫能超越而为 “ 人 ” 。因此,除非创发至善文化合于 “ 天道 ” ( “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 ),人恒为 “ 害源 ” :害己害他而不能自救;荼毒生灵及万物,亦承受天灾人祸,愈演愈烈,变本加厉,直到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据此,人,作为一种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动物,他的社会乃 “ 霍布斯邦 ”—— 相争相害,万人战争,冤冤相报,永无宁日。那么,一个民族、国家或文明是如何稳定、哪怕是短期存在的呢? (甲)、向外平衡,趋顺 “ 人类自毁律 ” 而幸生苟活。第一、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不论成功与否,均是短暂的极权。这是因为人的 “ 天性 ” 有两: A. 自我中心:任何人不服从任何人,委身强暴乃权宜之计; B. 强弱易变:任何重新组合都会改变既定格局,比如弱者可以变成强者的对手的盟友。第二、如果能够从海洋方面长期称霸而宰制外部世界(很少遭遇反抗,更不承受人类的祸因乱源),该社会就会稳定于民主与法制(那些非霸权的、次级民主国家几乎都结缘于霸权)。这是因为在由霸权所带来的损人利己、内部宽松的(生态)环境中,人们易于、而且只能在 “ 民主法制 ” 方面达成妥协和趋于平衡。第三、在人类历史上,如此文明是 “ 可遇不可求 ” :因为它原先的 “ 霍布斯邦 ” (相争相害、万人战争)不具有 “ 创造温床 ” (科技发明),故而无力自我突破地缘障碍或国际政治之障碍;唯在获得外来技术与文化的情况下,方有可能(一般来说,己方须踞海洋地缘,易于交流和出击)。正因为这个原故,由乍然相遇之因缘相聚所带来的短暂成功,易被人们看成是历史长河中的 “ 人间正道 ” 。 (乙)、向内平衡,扭转 “ 人类自毁律 ” 而自强不息。上述 “ 人 ” 及其文明之所以固有绝症(死亡律:自我否定、自我毁灭)?是因为原本自然界兼具斗争性与和谐性(两者平衡),人却抛弃后者、放纵前者。传统东方 —— 主要是华夏文明 —— 乃对症下葯,治本为要。那就是向内用力、向内平衡,从深层心灵上涵养德性与天道(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 );同时创发 “ 大圆融智 ” 来驾驭 “ 理性智慧 ”—— 科技和知识(指令人 “ 胜出 ” 于动物界的、又被无限拓展无限滥用的那种智慧,因而也是造成人类自毁的智慧。老子曰: “ 智慧出,有大伪 ” ; “ 虽智大迷 ” )。那么,华夏文明的政治为何物?答:它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或万民自治。但因为该文明没有向外宣泄矛盾(祸害外部世界),所以她就得承受极多的内忧外患或天灾人祸;由此,社会由此常常借助于那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制度(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和武装力量)来治水防夷及靖乱(老子曰:物或恶之,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这后一方面成了今人 —— 受西方宰世所影响的现代人 —— 所诟责的罪柄,故云 “ 封建专制 ” 或 “ 东方专制主义 ” 。实际上,此种权力制度稍有显功于有为,就会 “ 金蝉脱壳 ” 而变异,即它会浸透于和谐文化之中,而升华于德治与无为而治。 (四)、理性与国际争衡 民主需要社会内部是良性竞争,此须具备 “ 理性 ” :妥协、和解、有序。理性从何而来?这是西方文化的独特品种吗?既然西方精神的内核是原罪、是人性本恶,何来如此道德自觉之优良品质?按照社会生物性,人有两种利他主义 —— 无条件利他主义(基于行善的道德自觉)与有条件利他主义(合乎理性的妥协互利)。显然,西方是后一种,即有条件利他主义。那么它的 “ 条件 ” 是什么呢?答:西方的利他主义或公民理性的条件、和它的文明及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是生存竞争在外部世界、且占优势(因而其内部的竞争变得缓和,有利无害);换言之,主要矛盾疏解于外,从而社会内部的竞争变得 “ 利而不害 ” ,而非生命攸关(民主国家内部的公民竞争就像体育比赛,其成败只决定荣辱得失,无关乎生死存亡)。反之,如果生存竞争在内不在外,那就不会有妥协与有序、不会有理性与民主。弗洛伊德说: “ 本能永远大于理性。 ” 休谟更称: “ 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 那些生存竞争囿于内部的国家,就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的民族自杀的状态(相争相害、万人战争);在此情况下,极权主义是防止恶性循环、彻底毁灭唯一办法。 怎样才能做到 “ 生存竞争在外部世界、且占优势 ” 呢?一个国家必须称霸或分享霸权的好处。它意味着霸主掌控世界地缘、市场、资源、粮食、金融、科技、资讯、话语、规则和仲裁等,这首先要拥有压倒一切的军事实力,确保有利于己方的国际秩序,防止发生变异。进而,压倒一切的军事实力如何获得和保持?三方面: A. 经济科技的物质基础, B. 胜者为王的历史惯性(例如 “ 雅尔塔体系 ” 影响至今), C. 得天独厚的海洋地缘。 哪些国家可以 “ 分享霸权 ” (即分享 “ 西方优越性 ” )呢?有三类: A. 天然联系:在种族、宗教、文化和地缘诸方面与霸主共生互存; B. 安全相关:它们所处之独特地缘可被霸主及其盟友长期利用、从军事或非军事方面威胁其战略对手(包括港台,以华制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 不分享霸权 ” 的民主国家,旨在迎合时潮、参与国际。亦分两类:一是 “ 积极性的 ” :资源优势或宗教稳定者;一是 “ 消极性的 ” :不具备条件而强行的(乱国)。 如果说,民主是应运而生;那么,极权是应劫而生。民主之 “ 运 ” 是倚靠霸权,优先分享,其国安和,宽松治理;极权之 “ 劫 ” 是不堪现状,矛盾内爆,其民倾轧,强制整合。关于现代极权主义,这里讲两类:第一、西方内部的争霸的失败者,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意志和俄罗斯等国(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受制于别的海权的竞争者;苏俄也属于此类,在战后又被美国当成其联盟之敌手。第二、惯于和谐、却不善于竞争的传统东方,在被强行拖入 “ 世界战国 ” 之后,又未能及时或顺利地 “ 转型 ” ;因而无力摆脱列强的侵略和霸权国家的致命重压,故内耗极大,它们须用高压手段来整肃内部,并且形成对外的战斗序列或军国机制。 五、社会制度之纵横谈 国人好以 “ 普世价值 ” 管窥于古今华夏,无视高卓文明,更不屑于近百年三朝两党之前仆后继之救亡奇功;因而难以应对与 “ 中国崛起 ” 同步升级的内忧外患。 “ 自由派 ” 华人(含港台)尤以 “ 普世价值 ” 压倒 “ 中国认同 ” ,这无疑是在积聚民族危机。因而须用中国文化来正本清源。 作为一个深陷西方文明的危机或遭受霸权的致命重压的国族,现代极权主义乃 “ 必要之恶 ” ,但仅是权宜手段。西方民主是内部之理性相安与良性竞争,它以霸权或分享霸权、从而摧残外部世界为条件。两种制度相依共存,亦是因果关系。它们在文化上皆是基于人性恶 —— 万民成了洪水猛兽:在国际争衡中占优势的国家及其盟邦,其人是 “ 公民选民 ” ,从而可行民主政治;相反,处于逆境的国家,其人是 “ 乱民暴民 ” ,此需强制整合而一致对外(以免内耗自毁)。再者,现代文明及其制度之维持,均是以牺牲地球生物圈为代价 —— 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对此,欧美及其民主应负罪责)。 传统中国,所谓 “ 封建专制 ” 或 “ 东方专制主义 ” ,有其名而无其实 —— 除了帝王世袭姑且稳定中枢(待大同而恢复禅让)之外,实际上乃相反:显功于治水防夷靖乱之中央集权,大抵被礼乐化或浸隐于儒释道之中;这却是臻于人类社会之政治文明、无与伦比也!基于人性本善的乡里自治,经济上按照国学大师钱穆之论,是互助共生(通财之义、制产恒产)前提下的体制: A. 仁政社会主义(中古以前:井田均田) →B. 伦理自由经济(自宋开始:义庄义田)。植根于人性本善的华夏政治与经济之制度,自始便跻于仁德之境,绝非唯物史观或西方话语之中的 “ 原始社会 → 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钱穆在其所著《国史新论》之 “ 略论中国社会主义 ” 篇章中,这样写道: 《诗》云: “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 礼即人群大生命之体,人类大生命即以群为体;财货则仅为维持生命之一项工具,亦贵通不贵别。亦可谓中国自古代即已为一通财或共产之社会。如言农业,二十而冠,即谓成人,受田百亩,为其生资。六十归田。此为中国古代之井田制度。田属公,不属私,实可谓即中国之共产制度。 …… 故中国春秋以前之封建时期,实不啻一共产社会,例证不胜举。战国以下,中国社会始大变,主要有士阶层之兴起。 …… 自宋以下,士阶层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会通财之共产观念。即如宋代范仲淹之义庄制度,即其一显例。 …… 同氏族中之孤儿寡妇之养与教,皆由义庄公田负其任。范仲淹创此制,初推行于范、朱两姓。后乃通行全中国。每一氏族,各有义庄,历元、明、清三代不衰而益盛。如余家无锡延祥乡七房桥,钱氏一门七房,而共有义庄三所。余幼孤,读书荡口镇之果育学校,亦华氏一义庄所主办。义庄非中国宋以后一明显之社会共产制度而何? …… 《周礼》云: “ 孝、友、睦、姻、任、恤 ” ,孝友不仅专对一家父母兄弟言,亦对宗族全体言,扩而大之,亦可谓乃对全人类言。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是也。而 “ 任恤 ” 二字,尤富广大通财之义。此见中国社会通财共产观念之远有来历。实则通财共产皆近代西方语。中国人道德学问皆主通,故财富权力亦主通。中国之通财,与西方之共产,相互间,有其同,更有其异。一抽象,一具体。一重义理,一务实质。此亦当辨。(第 58 - 63 页) 近代西方的经济学也与华夏有着渊源关系,只不过无情竞争和恶性膨胀的资本主义被 “ 合法化 ” 而已;在华夏本身,物器被人文化成,制度被礼乐涵融,旨在增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长生久视。中国朝廷实行仁政礼制和德治无为,且以 “ 王道 ” 推广 “ 天下太平 ” ,用朝贡制度安排国际秩序。保合大和,各正性命;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此种 “ 理想国 ” 饱经天灾人殃、内忧外患(而非转嫁祸外、致乱世界)的考验,长达数千年行之有效!这个涵融最多忧患(大陆的 “ 草原暴力 ” 和随后的 “ 海洋暴力 ” )、因而致力于 “ 为万世开太平 ” 的华夏,还是一位永葆青春的文明母亲,她直接或间接激活及哺育诸多别的文明,包括欧美文明。她的政治文明早已超越了康德所言 “ 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 ” ,后者在西方的实践中,则是背 “ 道 ” 而驰 —— 从殖民扩张到世界大战,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冲突最大化到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近百年之中国,为了救亡图存或保住 “ 球籍 ” ,进行了自杀性的 “ 转型 ”——“ 向西方学恶 ” (罗素语。或曰 “ 进步 ” ),以求获得足够的组织力、动员力、竞争性与新科技,引进体制和党派,凡此皆是 “ 双刃剑 ” :按照罗素之论,要么成功出海而内耗全人类(民族主义之富国强兵),要么闷在内里而浩劫本民族(共产主义之阶级斗争)。清廷、民国和新中国三者之更替,与其说是改朝换代,不如说是强势接力;前两朝之被推翻,并非是因为 “ 专制独裁 ” ,倒是因为它们在此方面做得实在不够 —— 未能成功地驾驭 “ 洪水猛兽 ” ,来塑造 “ 军国机制 ” (中华民族幸存于 “ 全球战国 ” 所必需);虽然两者劳苦功高,但仍须 “ 强势接力 ” ,故而被时代潮流所淘汰。新中国可谓完成 “ 转型 ” :先是让亿兆万民纵情于政治动物,一方面凝炼极具组织力和动员力的战斗序列,一方面以政治运动消耗过剩的 “ 爆炸性张力 ” ;再是通过出海(参与世界市场)来把政治动物变成经济动物,这个 “ 否极泰来 ” 的契机是中美结盟而对抗苏联( 1970 年代)。 今中国的以物质文明为内容的、面向大洋的现代化(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犹如打开数千年之 “ 礼防 ” ,释放 “ 人欲横流 ” ,从世界屋脊倾泻而下、注入东海、卷动全球,惊恐霸主。如果世界尚不至于战争毁灭或生态毁灭的话,中国必将在西方进一步衰弱的情势下 “ 充分崛起 ” ;这样,中国就不再承受西方的致命重压了!此乃 “ 文明型 ” 大国之民主化之条件。然而无论如何,将来中国的 “ 民主 ” ,绝非是西方式的人性恶、利益取向、国族争衡的体制,而是华夏型的性至善、重义轻利、天下为公的治道。孔子曰: “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 (霸权 → 尚文 → 天下太平)。国学大师钱穆改写为: “ 美一变,至于中;中一变,至于道。 ” (霸道 → 王道 → 大同)。更是逆水行舟,何其山高水险。宋诗云: “ 莫道过岭便无山,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在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 附表:政治文明之中西比较 —— 本体与功用(四性十观) 六、民主新补课 (一)自由主义之殖民文化 “ 西方中心论 ” 或 “ 欧美优越性 ” 是一种想当然的线性思维,它割裂现代世界的东方源头,而强调单个文明的本能作用。对此,英国历史学家约翰 · 霍布森在其所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援引埃里克 · 沃尔夫的话,批判道: 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学到,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称作西方的实体,并且有人把这个西方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和文明,而与其他社会和文明(例如东方)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世界有一个按照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这样的顺序,自主产生的文明谱系图。工业连同民主以及后来产生的美国,都体现了生存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 …… 。这是在误导,首先,因为它把历史变成了一部道德成功史,变成了一场由各个西方竞跑者向下一个接替者传递自由火炬的接力赛。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 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1028842 ) 近代以前的 “ 西洋文明 ” 本是世界历史之边缘的一条间断性的支流,它在不同时期受哺于不同的东方母体,直到 “ 中学西渐 ” 才获得爆炸性的 “ 进化 ”—— 最大、最后的一轮 “ 创世 → 毁灭 ” 。今人唯见此 “ 文明极致 ” ,却茫然于其 “ 因缘聚散 ” ,尤不知它乃 “ 梦幻泡影 ” (佛语。西方文明及其创造物实为泡沫,或致全人类与生物圈灰飞烟灭)。五浊恶世,末法时代,人难自救! 在那些持西方线性思维的西化华人看来,港台及新加坡的殖民地经历与随后的 “ 奇迹 ” ,两者有着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据此类推,如果中国大陆沦为殖民地,反而是个好事。更有甚者,以其广土众民和历史重负为由,说中国 “ 做三百年殖民地 ” 方有希望。此乃低智逻辑之想当然!殊不知,之所以 “ 边缘 ” 更好,是因为中华文明承受着西方的致命重压;在此情势下,中国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韩等),在彼岸霸主看来,具有军事上或文化上 “ 以亚制亚、以华制华 ” 的战略意义,故被利用,幸而分享 “ 西方优越性 ” 。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只因其 “ 地缘政治 ” 欠佳(离中国稍远,又非战略要冲),久被冷落;最近南海争端令它受重视,但在西方衰落的大环境下,小的殖民地 “ 因祸得福 ” 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果真中国沦为殖民地,那么,边缘毫无价值,先被牺牲;整个亚太都会在 “ 泛黃禍 ” 罪名下,重演 16 - 18 世纪的殖民时代的历史悲剧(欧美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却用 “ 普世价值 ” 分裂对手,就像传播 “ 福音 ” 的基督教消灭异端一样)! 回顾 20 世纪的中国,极左演浩劫,右派植祸根。新文化、新文学开风气、亦开潘多拉盒子;老子曰: “ 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 !打开进步的闸门而释放洪水猛兽,此乃 20 世纪中国内乱之原委。左派右派原先皆是废传统而弃历史,求激进而尚斗争。前清张之洞预言: “ 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 今之所谓 “ 自由主义 ” 乃一脉相承、一丘之貉,贩卖殖民文化,充当隐形汉奸。他们蛊惑人心,颇有市场。但无论如何,他们及其信众皆中毒于西方。孔子曰: “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 故须对他们、对大家 “ 启蒙 ” 。古人云: “ 天下治乱视人心,人心邪正视学术。 ” 所以首当在学术方面进行拨乱反正。 —— 《易经 · 蒙卦》曰: “ 蒙以养正,圣功也。 ” (二)西方思潮之泛滥成灾 终古华夏虽屡罹胡患,但无不同化之,融而愈壮,有容乃大。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了忧患之最 ——“ 海洋暴力 ” (相对于往昔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暴力 —— 胡患,它们是古今世界的两大战争源),险些亡国灭种。即使是在 “ 中国崛起 ” 的今天,内忧外患也与之同步升级 —— 她不仅负荷着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而且面对着来自中华内部的诸多挑战。后者在精神上,源于欧美思潮和西方宣传,是近百年神州动乱和分裂的 “ 内因 ” (从国共内战、十年浩劫、到如今殖民文化甚嚣尘上,例如台毒等)。究其原因,所有的 “ 用夷变夏 ” 人士,对于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及其演变趋势,皆缺乏 “ 正见、正思维 ” (借用佛语),因而不解真谛。追溯到清末民初,不少中国文人惊惧于 “ 船坚炮利 ” ,浸洗于 “ 欧风美雨 ” ,如唐诗云: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五四的负面影响既深且巨,孳蔓难图。舍己从人,东施效颦;鄙华崇洋之极,祸起萧墙之始。 —— 张之洞所忧: “ 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 ” 五四开文化大革命之先河。然而若非五四,中华文明及其政治不能进行 “ 转型 ” ,也就不能有效地展开 “ 救亡图存 ” ;这真是进退两难而 “ 内外交困 ” ,一言以蔽之,现代中国承受西方所致的极大忧患! 国学大师钱穆批评胡适等新文化人,是 “ 有思想,无学问 ” ,其 “ 学贯中西 ” 皆为皮毛,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佛教界太虚也曾说: “ 欲求国家安宁,先须有共同之思想和能力 …… 。回观国中思想之纷歧, …… 走入迷途, …… 近来国人虽是好学外国,而未能吸其精髓,仅习其毛皮, …… 致使赫赫全球之东方古文明的 …… 国魂,丧失净尽。 ” (《太虚大师全集 · 中国危机之救济》) 恕我多言:胡适赴美留学,辍农学转哲学,师从大哲学家杜威;后者于 1920 年来华讲演,与五四新文化(废传统、弃历史)唱反调,而云: “ 世界文明史上原是中国先影响给欧洲的;西欧再传到美国,现在则又夹带着新因素转回老家中国了。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文化绕地球一周的时候。 ” 杜威的 “ 文化循环论 ” 被胡适等 “ 疑古派 ” 所压倒。宋诗云: “ 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眇眇万古历,回环今几周 ” 。胡适在此之前未能通过博士论文,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名噪于 “ 全盘西化 ” 。他于十年后被美国母校补予博士,而且竟因为 “ 五四导师 ” ,陆续荣获了 30 多个西方博士。什么是 “ 五四新文化 ” 呢?不就是那导致十年浩劫的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吗(白先勇语)!文化人类学家郑德坤教授说: 现代物质文明的演进,一日千里,真是人类的奇迹。不过饮水思源,这些成就都是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古代这些发明传到欧洲是历史上的事实。可是到了今日欧洲人士,看到的只是目前自己的成功,而忘却、抹杀先前一切有功于科学的贡献。以为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赖于他们的科学家, …… 是他们优秀民族的专长,不免有得意忘形之嫌。 …… 最可惜的是华人自己, …… 五体投地地佩服别人, …… 失掉自尊心。 不仅西方科技,就连其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也是撷取于华夏,后者 “ 启蒙 ” 了近代欧美(启蒙运动即中国文化 “ 启蒙 ” 西洋,助其挣脱神权禁锢和建立俗世文明),它是她的 “ 子文明 ” (请读拙作《中西合流,剧荡全球》)。郭嵩焘 — 胡适开风气之先于殖民文化。他俩只看到民主西方的光明面,绝无承受内忧外患的中国那般乱象;却忽视其阴暗面,即西方乃制造殃患,嫁祸于外。泰西,寄生于海外,偌大的生态,就是动物也有民主(西方民主正是生物层次上的 “ 民主 ” ,以 “ 生态帝国主义 ” 为必要条件)!好的政治不扰乱天下,给世界带来和平;从郭嵩焘那个时代到 1945 年,民主是国际战争的祸源 —— 立宪的英国与共和的法国在 1945 年前的两百年中,发动战争的次数为世界之最! (三)宰世霸主之文化攻势 再说一事:至今备受中国学术界青睐的、已故西方首席汉学家费正清,毕生为了美国利益而研究中国;其治学政治倾向极强,即反对中国文化和儒学。而且,费正清是被美国情报部门派到中国( OSS, 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参与颠覆蒋政权,这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国民党要传承儒家道统(蒋政权表面上败于内战,实际上是被美国颠覆的。另见拙作)。他們认为,只要破坏了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就会自我消解;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费正清及其同仁幸灾乐祸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竟然说: “ 归根到底只有中国内部传统发展出来的偶像破坏运动,采取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才有可能溶解乃至超越儒教的遗产。 ” 西方霸主及其盟邦把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所营造的 “ 西方价值 ” ,用来发动文化攻势。请看哈佛幕僚费正清是怎样说教的,即: 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正面对中国这个最后的共产专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专政背后的,却是一个成功的世界最悠久的专制政体。今欲达成经济现代化,却不要政治现代化 ── 具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这是相当难办的。在美国人心目中,民主政治是其带给世界的救赎礼物。(《中国新史》) 费正清的话,乍听很动人心弦,却似是而非。第一、我认为,所谓的中国 “ 共产专政 ” ,是彼时她应对冷战和新的世界大战的权宜机制(以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来确保 “ 中国球籍 ” ); “ 情随事迁、与时俱进 ” ,而今中国政治则大有为于 “ 现代化 ” 。第二、费正清说 “ 在中国共产党专政背后的,却是一个成功的世界最悠久的专制政体 ” 。这样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是极不公正的;也使他本人陷于自相矛盾,例如费正清在其主编《剑桥中国史》中这样写道: “ 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参加地方管理 …… ,而京城的市井之徒则与朝政无缘。科举考试的人才,来自广大平民。 ” ( 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ume14,pp.38 )第三、费正清说 “ (中国)今欲达成经济现代化,却不要政治现代化 ── 具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这是相当难办的 ” 。我认为,在解除了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之后,内环境即变宽松,中国政治遂能实现理想(罗素说: “ 让中国人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以取代白人国家所热爱的战争 ……” )。然而未来中国所要采取的民主,必将是具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 —— 它融摄且超越 “ 从民所欲 ” 的层面,达到 “ 君子尚德 ” 之高度;它从众尤从贤,重义轻利;它扬弃了国族观,而回归天下观或世界主义。第四、费正清说 “ 在美国人心目中,民主政治是其带给世界的救赎礼物 ” 。美国民主带给世界的 “ 救赎礼物 ” 究竟是什么?是推行国家利益而予取予求、我行我素?是扼杀异端文明而以牙还牙、以暴易暴?是遏止华夏复兴而以华制华、以亚制亚?而是相反,坚持 “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 ?可是美国学者罗思文抱怨于此: “ 国际法可以比现在更为有效,如果美国能遵守自己的诺言;我们的海洋可以比现在更符合生态平衡,如果美国能签署海洋法;当今世界可以比现在更安全,如果美国能像她要求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 (《儒家与自由主义》第 227 页) 费正清的上述言论说明他以汉学家与历史性之相辅相成,来支持对中国的 “ 妖魔化 ” 。持异议的两名美国教授赫大维和安乐哲揭露: “ 我们(美国)更倾向于把中国妖魔化。政客们与媒体向我们显示的是 ‘ 东方暴政 ’ 的中国图象,其政府致力于剥夺其人民的基本权利。这种病态最近在美国社会的某些部门和领域成了主流。 ” (《先贤的民主》第 2 页) (四)真正民主之东方故里 以 “ 东方专制主义 ” 相形见拙于西方民主,此乃当世之学术冤案。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汤因比说: 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 …… 所不可企及的。(《人类与大地母亲》) 应 “ 治水防夷 ” 而兴的中央集权(东方专制主义),不久便被儒术化于仁政德治,加上佛老化于无为而治(道德自觉、乡里自治)。它在 “ 形而下 ” (器、制度)的方面,聚古今政治之至善,实为欧美立国之蓝本(文官考试、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而且举世无双地 “ 致广大 ” (文治于超国家、泛世界);它在 “ 形而上 ” (道、精神)的方面,集东西理想之大成,作为华夏立国之指南,而且独一无二地 “ 尽精微 ” (和合于众生心、万物情)。这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或儒家治道早已涵摄民主,而且超越之;其所达到的高度,甚至比 “ 理想国 ” 还要理想 —— 自下而上的 “ 选贤与能 ” ,无远弗届的 “ 修己安人 ” ,而且一兩千年行之有效;如此公平合理的政治,还有谁能想到、谁能做到! 传统中国政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为:一是道义取向与天下观,它带来天下太平;一是利益取向与国族观,它造成世界冲突。至于 “ 臭名昭著 ” 的皇权及世袭,我们应该理解历史,明了其情有可原:第一、西方民主的条件是向外倾压(牺牲异域与生物圈),故其内部宽和,人有 “ 理性 ” ,这不符合华夏的国情与文化。第二、儒家从不希望天子例外于 “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 ,但在西汉 “ 禅国让贤 ” 引起大乱之后,才不得不曲全其事;尽管如此,儒家在有效地限制皇权和发挥其积极意义的同时,还是坚持 “ 以民为本 ” 的(孟子曰: “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反驳 “ 封建专制说 ” ,他指出: 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专制的政府: “ 那里无法无天,个人独断专行。 ” 但这个定义不如用于我们(西方)古代的君主制,而不宜用于康熙的帝国。事实上,众所周知,中国帝王的权力受到官吏即 “ 曼达林 ” 维护传统礼法的限制。利玛窦在 1609 年撰写了耶穌會士最初在华传教的回忆录, …… 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两个重要特点:帝王几乎不能自己决定任何大事,以及他的私产和公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用于皇宫和王室的费用不同于用于政府机构的费用。(《中国人的智慧》第 13 页) 实质上, “ 民主 ” 与 “ 专制 ” 的说法皆不成立。人是突破性的动物(打破生态平衡),因而也是 “ 无法无天 ” 的动物(不受制于自然法乃至一切法);否则的话,他恒为自然物种,而不能 “ 脱颖而出 ” 。人只受其意念驱使,而不受任何 “ 外在法 ” 所制约(除非满足某种条件),弗洛伊德说: “ 本能的情感要比理性的利益更强。 ” 因此,除非以东方文化调伏人心,人的社会是不能自我稳定的;它既不能自我稳定于民主之下,也不能自我稳定于专制之下。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人的社会才能暂且稳定于 “ 民主 ” 或 “ 专制 ” 之下,那就是: A. 民主的条件是对外扩张或称霸,或者分享其功,从而造成内部宽和; B. 专制的条件是战争或经济危机带来普遍痛苦和绝望,使人民委身于强权。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两者互为因果 —— 专制,既是民主的受害者,又是其支撑物。据此推绎西方民主(三点): A. 它作为一种 “ 生物制度 ” ,只是生存竞争的成果,非由心灵升华而来。 B. 它的思想家只是凡俗思维,非具 “ 圆融智慧 ” ;因为仅是在中华文明为之打开 “ 新世界 ” 的情况下,他们的想当然才像似 “ 真理 ” 。 C. 它不是简单地 “ 输毒于外、损人利己 ” ,而根本就是牺牲全人类和生物圈! 七、 “ 东方专制 ” 是西方民主的源泉 论华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首须说明两点: A. 她是文明中心和母体文明,因而泽被四海、良范万邦; B. 她乃承受忧患和屡经动乱,却不宣泄矛盾、向外平衡。因为后一点,她的文明成就和政治功绩就被内忧外患和周期动荡抵销了一大半,而不像近现代西方之祸外安内、损人利己,故能凸显其 “ 光明面 ” 。因为前一点(中华是文明中心和母体文明),她致力于 “ 平天下 ” ,即她总是涵融遍天下的祸因乱源,却又把和平文化赠予全人类。亦即罗素云,中华民族宁愿容受殃祸,而让世界分享她的文明。( BertrandRussell:TheProblemofChina,P10,Spokesman,1993//TheSelectedLettersof BertrandRussell1914-1940,P216,Routledge,2001 )华夏包荒善恶而吞吐天下,承受忧患而哺育邦国。 历史中国不仅是周边国度的母体,也哺育了近代西方。中国对 “ 欧洲奇迹 ” 的贡献,不仅在科技上(科学革命),而且在思想上(启蒙运动)。后者包括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例如 1944 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道: 中国哲学与其国民性之趋向民治,对于西洋政治哲学实有重大之影响。美国建国之始,若干贤哲倡导革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作风,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此种文化因缘,美国人士现多茫然无知。 …… 中国文化实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为创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动力。(陈立夫 著《中国文化概论》 P112 ,台湾,正中书局, 1987 年) 在创立宪政的方面,法国与美国乃殊途同归,法国革命文献中的 1795 年宪法载有孔子的话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 ” 哲学家牟宗三说: ……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正是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时候。除了德、法思想家崇拜中国外,连最保守的英国也崇拜中国。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茨都极端崇拜中国。有学者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考证出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的理论根据都是来自孟子。现在中国人却糟蹋孔、孟, …… 法国、美国的民主运动的理 论根据竟是靠孟子, …… 在西方却开出现代文明呢?(牟宗三 著 / 罗义俊 编《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第 87 页) 再者,关于欧美引进传统中国的文官制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 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展望二十一世纪 ——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P26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 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及其政治,既有共通之处,又有迥异之点;后者之美善及灵妙,非开发慧眼而不能观赏。唐诗云: “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 进而言之,作为世界历史的政治中心,历史中国的宏观管理的有效性和影响力都远远超出国境,不仅历时最久,而且带来 “ 天下太平 ” (基督教历史和现代西方皆相反)。如果考虑到她不像古今西方和现代国家那样地倾压外部世界和损害地球生态,反而承受内忧外患这一点,即她是自我调节,向内平衡,因而治理的难度极大;那么,中国政治,不论是以朝贡制度去安排天下,还是以内部行政来管理国家,此乃举世无双,古今奇观!关于历史中国的内部行政,谢和耐说: 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一种统一的行政制度能够在如此早期便延伸到如欧洲幅员的广阔地域,而其居民的多样性亦堪与欧洲相比,这确实令人惊讶,值得一书!请想一下米拉博就 1789 年之前的法国发表的言辞,他将其视作是: “ 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 ” 中国 …… 系统安排自己的空间:道路、驿站、粮仓、城池、御敌围墙、河水调节、水库、运河等。中国政治功能发达 …… 。(《中国社会史》第 88 页) ……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 “ 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 …… 。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 。 ” (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98 页)泰西各国原先皆仰慕中华,并模仿其国家制度;直到黑格尔( 1770 - 1831 ) 较为系统地提出 “ 东方专制主义 ” 过一个多世纪之后,它们才反客为主、且恩将仇报的。但黑格尔也承认中国政治乃公平而高卓,因而是欧洲人学习的榜样,他说: “ 国家公职都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所以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 ” (《历史哲学》第 117 页) 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成为 “ 民主、理性、平等、人权和无神论 ” 等理念的故乡。美国汉学家顾立雅( HerrleeGlessnerCreel )指出,中国文化在 17 - 18 世纪的法国导致了 “ 精神的革命 ” , “ 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 ” 。 “ 孔子哲学 ” 甚至对 “ 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 ” 产生了重大作用。 “ 杰斐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 ,西方普遍实行的 “ 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 ” 、 “ 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 ” 等,皆源于儒学。伏尔泰对中华文明全面赞美: “ 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 ” , “ 人类智能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 ”…… 叹息 “ 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 。 不少现代汉学家把法国大革命 “ 视为一场受中国观念激励的运动 ” 。(第 476 页)戴密微说: 在 18 世 纪时,由于孟德斯鸠、伏尔泰和那些被称为 “ 哲学家 ” 学者们的活动,使欧洲感兴趣的已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了,而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 。但欧洲的思想阵地最终还是以最为激烈的方式感到了中国的影响。那些认为中国曾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的 “ 启蒙哲学 ” 的主要源泉之一,实在不乏其人。(第 223 - 224 页) 近代早期,脱离神权的欧美,均在草创制度,其思想之源泉和设计之灵感,主要是中国文化,几乎所有的启蒙学者都崇尚它;所以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皆浸透着儒家精神。总结欧美学者论述此事有四点: A.17 -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 “ 中国热 ” ,启蒙学者利用儒学来打破神权; B.“ 康乾盛世 ” 是非宗教国家的楷模,以此证明非基督教的、俗世政治的可行性; C. 科举制度是世界最伟大发明之一,它是近现代欧美的文官制度的蓝本; D. 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之理念,颇多撷取儒家思想和中华文明。 顺便一提:轻蔑传统、挑战政治的西化华人,都把《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敬若神明,奉为圭臬;却鲜知其弊,且罔闻史实。凡是违反 “ 修己安人 ” 的原则讲人权,必起祸争,人性解放亦致 “ 原罪爆炸 ” ,从而殃满世界,物种渐灭。西方的任何理想(从基督教到今文明)一经落实,无不损人利己,而且总体相反。例如《独立宣言》怎样带来 “ 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 ” 呢?是以灭土著而拓西部为其实现的条件!法国更成问题:《人权宣言》紧跟着长期动乱,全靠殖民扩张为之缓和; 20 世纪中期以前的两百年间,它是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英国)。(摘录于拙作《近现代西方是华夏的子文明》(全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0x7ke.html ) 八、无与伦比的政治文明 (一)辛亥革命是结束封建专制吗? 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主义吗?请看领导推翻两千多年帝制的孙中山是怎么说的,即: …… 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那样利害。而且中国古时的政治 …… 改良了很多,专制淫威也减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觉得十分痛苦。因为不觉得痛苦,便不为这个道理去奋斗。(《三民主义 · 民权主义 · 第三讲》) 我们回想民国以前,清朝皇帝的专制,是怎么样呢?十三年以前,人民和清朝皇帝有什么关系呢?在清朝时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抚,中有府道,下有州县佐杂,所以人民和皇帝的关系很小,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 …… 。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府、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受贫穷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间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三民主义 · 民权主义 · 第二讲》) 这就是说,清朝被推翻的原因,与其说是 “ 专制 ” ,不如说是 “ 积弱 ” ;与其说是 “ 积弱 ” ,不如说是 “ 专制不力 ”—— 因而对外抵抗力也欠缺。质言之,清朝政体属于传统的 “ 天下太平 ” 的模式,它不适应、不胜任于西方宰世的 “ 全球战国 ” ,因而才会发生改朝换代的。百年来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便是打造军国机制,旨在救亡图存 —— 像孙中山所说,从传统的世界主义暂退到现实的民族主义,形成战斗序列,克服至大外患。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在传统政治之下,中国人民并非没有自由,恰恰相反,是自由 “ 太多 ” 了! ……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 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三民主义 · 民权主义 · 第二讲》) 中国人这般 “ 自由 ” ,在往昔太平之世,确是 “ 万民天放 ” ;而在列强交侵之今,则为 “ 一片散沙 ”—— 民族散漫而无组织力,国家阴柔而无动员力,以致不能形成 “ 钢铁长城 ” 一般的抵抗力,此乃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转型之缘由。毛泽东《祭文 · 祭黄帝陵》云: “ 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 民国初期来华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似乎是 “ 旁观者清 ”—— 洞见中国问题之症结:他认为,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祸害,中华民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自我保护;而奉行儒家德治的清朝则不胜此任,尽管它试图强化国家权力。然而,清朝如此 “ 政治转型 ” 的尝试,虽是顺应中外情势,但却令它开罪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地方自治)和西化的自由主义(学术新潮),因而加速了其自身的垮台。杜威的原话是: 清王朝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国际压力下,清政府试图强迫,尤其在财政问题上,实行集权管理。而这是与该国人民的精神完全相背的。这就在原先中立的地方造成了对立。 …… 很显然,中国目前的软弱状况主要是由于她的分裂 …… ,也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率的行政系统所致。 …… 中国如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和稳定的中央政府,那降连修造铁路和实施普及教育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做到。 …… 用强有力的集权的中央政府来治疗中国的疾病,无异于用驱除妖魔的办法来治病。(《中国印象》下册,第 196 - 197 页) 那只有等到外患内忧极深、人民痛苦万状之时,他们 —— 特别是知识份子 —— 才会拥抱一个超强政治!另外,杜威还提及中国传统政治:古代专制很短暂,中国人 “ 依靠无为而治和一种宗教气氛才得以维持生存 ” 。(同上,第 196 页) (二)国学大师与汉学家的见解 谬误成真理,当世多偏见 —— 西方民主乃 “ 文明极致 ” ,传统中国是 “ 封建专制 ” ;此种说法,像似盖棺定论,实乃学界悬案。 上述杜威之论,共识于孙中山与国学大师钱穆,后者则是根本反对 “ 封建专制说 ” 的。钱穆指出: 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 …… 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 “ 专制 ” 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 “ 封建 ” 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国史新论》 P77 ,台湾东大图示公司, 1989 年) 前已提到,主张传统中国是 “ 专制主义 ” 的两位西方学者黑格尔和费正清,都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自相矛盾。专门研究 “ 矛盾 ” (辩证法)的黑格尔却在他的 “ 中国观 ” 上作茧自缚,请看他写的一句前后抵牾的话: “ 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 …… 任何人都能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 ” (《历史哲学》第 117 页)传统中国 “ 没有任何自由 ” ,这是黑格尔的凭空推想。黑格尔的这句话,前半截恰能证明传统中国是民治,而后半截却指其为 “ 专制主义 ” ;但推敲一下,好像是说: “ 内容 ” 是民治, “ 形式 ” 是专制(注:内容与形式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诸范畴之一)。若照此理解,则这句话又和黑格尔的 “ 东方专制主义 ” 的命题相矛盾了。黑格尔的矛盾陷阱真是 “ 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 !然而在抱着殖民文化心态的中国人那里,则没有说不通的 —— 其一、科举制度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其二、具有一定的阶级地位的人才能参政,其三、中国人(特别是古代士人)都很有 “ 奴性 ” 。由此可见,文化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任务,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至于费正清,这位以反儒、反中国文化终其生的美国汉学家,在晚年其言也善 —— 他承认中国的 “ 传统专制 ” 较为公平与合理,儒家尤能发挥主导作用;因而中央集权受到限制,民间走向自治。费正清在其遗著中这样写道: …… 汉代的掌权者学会怎样培训、挑选 …… 致力于正统儒家理想及仪式的读书士人。 …… 到了公元第七世纪,隋唐两代 …… 开始利用考试制度选拔公职人才,从而削弱了贵冑家族的控制权。最后,宋代让奉行理学名教的地方士绅或士大夫阶级管理地方上的事务。 …… 儒家注重君臣子民行止合礼 …… 有助于维持文明社会 …… 。皇帝在理论上拥有无上权威,是帝国架构中的拱顶石。但是,皇帝的中央权威从一开始就启发了许多自我管理的、自立的社会团体形成。结果,中国上下听命于一个理论上 …… 至高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权威事实上却笼罩不到地方的活动领域。以清朝皇帝君临的版图之大而言,他实在是位诸事不管的统治主。大清皇上在理直气壮地消灭了所有的乱民、叛党、谋篡者之后,却几乎从不在国民生活领域里现身。地方士绅和农民凡事只靠自己打点,仅在紧急状况出现时需要请示朝廷。 地方舞台不给中央政府施展机会,关键因素在于礼仪和意识型态。上层阶级的生活以科举考试为重心,即便得第做官的人极少,科考制度却是肯定理学名教的。理学的理想是要训诫百姓黎民服从,教导士人菁英成为以地方事务为己任的自发领袖。军人屯田自行给养、地方士绅经纪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管理的工商行会制约自己的经济生涯、准备应考的举子在书院里自修 ……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P488 - 489 ,台湾正中书局, 1994 年) (三)华夏政治乃人类政治之最高级 难道还有比西方民主更美好的政治?它竟是 “ 东方专制主义 ” 或曰 “ 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 !对照华夏与西方的政治:一是基于人性善、君子尚德、王道修睦、天下观,它迈向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一是基于人性恶、从民所欲、利益取向、国族观,它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毁灭。温斯顿 · 丘吉尔曾说 “ 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如果不算所有其他政府形式的话。 ” 前半句乃认可古希腊贤哲之论,后半句似乎是说,民主相对最好,但远不完美。西洋政治仅此而已。中国人 “ 却早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 ” 并且实践了二千年!(《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 27 页)实际上,中国先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民主。 第一、从文化标准上来看。梁漱溟说: “ 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在中国却不感生疏。 ”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 23 页)孙中山声称: “ 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 …… 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须求之于中国。 ” (《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 · 第四讲》)屈原曰: “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 今我辈则是凝滞于物质文明,莫能通古今之变,所以迷茫于真知。孙中山进而断言,中国政治哲学到达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即: 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 “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 · 第六讲》) 两名美国学者安乐哲和赫大维,在其所著《儒家民主主义》一文中写道:儒家创造了臻于理想之政治,而美国民主则背 “ 道 ” 而驰,今人应该学习先贤,即: 我们打算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约翰 · 杜威的眼光,结合他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 “ 先人的民主 ”(democracyofthedead) 进行考察。我们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方面,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相信,在未来东西文化进一步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北大西洋民主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视野。 …… 我们和杜威一样,认为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将民主理想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制度很虚伪地声称它体现了民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政府是几乎无法充当民主的领头人的,尽管政府总是卷入民主化的进程。每当政府试图充当迈向民主的领头人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设计的民主模式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流产。 …… 民主制度的变革理应沿着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继续向前发展,但是,我们要说,其实民主制度的改革并不见得存在非要这么做不可的充足理由。 …… 我们认为,发展儒家民主主义不仅有益于亚洲的民主化倡导者,而且有益于西方社群主义民主的倡导者。 …… 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日益相互依赖的情形之下,借鉴儒家思想资源对于美国民主来说,是暗示着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方向。最起码,当代美国的问题对一些亚洲文化可以起警戒作用。我们注意到,一些亚洲文化有抛弃儒家思想的倾向,却没有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对亚洲特色的民主可能作出的贡献。( http://www.iafcc.org/qingdian/anlezhe02.htm ) 第二、从历史实践上来看。国史大师钱穆干脆说: “ (从西汉到唐代)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 ” (《中国文化史导论》 P203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辜鸿铭也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是 “ 古已有之 ” ,他援引英国学者的见解而阐述: 为了证明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民主,我在引用一位欧洲大学者 —— 迪金逊教授在《中国旅行日记》中所讲的话,他说: “ 中国人是民主性的人种,其对己待人之态度,达到欧洲民主主义所希望的高度;中国几千年来一值就是民主的,中国是西方民主主义的理想境界 ” 。(《中国人的精神》 P16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这就是说,中国政治文明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西方民主,而进达于人类文明的最高层。梁漱溟说,西方人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在中国早就差不多实现了,即: 德国奥本海末尔 (FeranzOppenheimer) 的名著《国家论》,是从社会学来讲国家之发生和发展以至其将来的。他认为其将来趋势,要成为一种 “ 自由市民团体 ” 。那时,将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但中国从他看来,却早就近于他所谓自由市民团体了。(《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P26 ) 辜鸿铭再借西方学者的话,说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实现了托马斯 · 莫尔的 “ 乌托邦 ” ,即: (瑞典学者)斯万伯氏说得好,托马斯 · 莫尔( ThomasMore )于亨利八世年间在他的乌托邦书中所梦想的社会状况,在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中国人的精神》 P267 ) 法国启蒙运动者伏尔泰赞赏中国的政府组织结构,评价说: “ 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 …… 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录用。 …… 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 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 ” 伏尔泰还感叹: “ 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 我已不得不主张只有中国是世界中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 ” 宋诗云: “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 大哲学家康德尤赞美传统中国的 “ 君子之治 ” ,他说: 古代的中国,他们苦心经营,完成了最完美的社会形态,犹如一个典型的模范社会。 …… 中国人创造了为今日人们已知的最高级的世界文明。 …… 这个国家的伟人们,跟我们德国人比起来,代表更高一层的文化水准, …… 那些君子型的人物,代表一种非常高尚社会的典型,特别是他们超群、优越的风范,使我映象特别深刻。 …… 文明的中国人,谦恭有礼,是多么的完美, …… 中国人高雅的风采,在任何环境中都表现无疑。 …… 可以说,中国人是所有人类中最有深度的人。(陈立夫等 著《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化论文集》 P238 ,台湾 文史哲出版社, 1985 年) 罗素认为,中国文明及其政治远高于西方,至少因为两点:一是它爱和平而鄙弃帝国主义,一是它不具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对异族、对自然的 “ 有效率的破坏性 ” 。罗素说: 儒教 …… 设想世界人类本是能够和平共处的。 …… 儒教是官方教育的内容,任何人都要通过这方面的考试,才能进入文官行列。其结果是,中国政治长期被无神论者所掌握,他们的行政管理没有像西方民族对其统治者所要求的妄动性和破坏性。他们的治道近于庄子的格言(无为在宥、人和天和 —— 引者)。事实上,除了内忧外患所致苦难之外,中国人民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藩邦被允许自治,异族不必惧怕中国,尽管她拥有巨大的人口和资源。( TheProblemofChina,P191 - 192 ) (四)国史治世:比民主还民主 用西方眼光或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传统文明,难免是管中窥豹、挂一漏万 —— 唐诗云: “ 典籍将蠡测,文章若管窥 ” 。我们不妨把现代世界纳入历史的长河之中 —— 唐诗云: “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 ,从而神交于人类文明之整体生命;这样才能够 “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进而做到 “ 追昔抚今,返本开新 ” 。 辨析古今中西之政治文明的方法之一,是 “ 道器之辨 ” 。《易经》云: “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 前者指道义情理,后者指名物制度。就政治比较而言,古今西方偏于 “ 器 ”── 政法强制,其 “ 宽松式 ” 乃民主法制, “ 紧张式 ” 乃集权统制;传统中国重于 “ 道 ”── 道德自觉,其 “ 正面式 ” 乃心身自治, “ 反面式 ” 乃政刑为治。简言之,古今西方的政治大抵为 “ 器 ” 或外在强制力,历史中国的政治多半是 “ 道 ” 或内在道德力;而今世界各国之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 “ 器的政治 ” ,唯重视组织、管理、制度、权力等 “ 工具理性 ” 。难怪梁漱溟反复说明传统中国是很少具有现代国家那样 “ 政法强制 ” 的: 强制力在中国,是不被尊重的。(《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P199 ) 旧时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之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同上第三卷 P198 ) 强制力在中国是备而不用的,而且事实上亦很少用。其最好之证明,即一面还是有政府、有兵、有刑,而一面则消极无为而治。史家所称狱讼清简刑措不用者,皆非虚语。(同上第三卷 P203 ) 梁漱溟的上述观点被西方学者李约瑟所认同,后者用欧美的习惯用语来向西方人诠释传统中国,他说: 社会与世界的秩序并不基于权威的理想,而是基于循环的责任;因而机械式的、量化的、被迫的与外界强加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都不存在。秩序的观念排除了法则的观念。(杜奉贤 著《中国历史发展理论》台北 正中书局 1997 年,第 151 页) 梁漱溟进而举出一例,以社会犯罪率极低来证明中国传统政治(德礼之治、无为而治),实际上是行之有效的;他说: “…… 在邹平乡村,尝闻父老谈,在从前若地方发生命案,极属希罕。光绪廿一年某村发生一命案,远近动色相告,或走数十里往观验尸。若甚新奇,又感严重。盖计算附近一二百里幅员内,二十年光景未曾有过 …… 。 ” (同上第三卷 P203 )另外,明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作了实地考察之后,感慨道: 人民间的斗殴也从未听说过,最多以揪揪头发或抓伤而收场。也没有因为受伤便打伤人或打死人来报复的。正相反,一个人在打架时克制自己不还手的,将受到赞扬,说他谨慎和勇敢。 ……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44 - 45 页) 辜鸿铭认为传统中国是道德自觉,人民自我约束,此可谓高尚之文明;近代西方是政法强制,凭借外力治理,故其文明乃等而下之。他说道: 如麦加温博士谈及中国人特征时,所说的那样: “ 国家须立于人人自治之上。 ”…… 可以肯定,基于人的平静理性之道德文化体系, …… 是个致广大之文明。 …… 欧洲民众, …… 因其没有获得一种全新的道德文化,来约束国民、保持秩序;故今之治安,非本于道德,而纯靠警察或曰 “ 军国主义 ” 之外在力量。卡莱尔说: “ 现代的欧洲各国是无政府状态加警察。 ” 一位法国作家说得更妙: “ 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 ” (《中国人的精神》 P151 ) 进一步分析政治文明:古今西方止于 “ 形而下(器) ”── 刚显之政,其 “ 宽松式 ” 乃放任自由, “ 紧张式 ” 乃警察国家;传统中国进于 “ 形而上(道) ”── 虚隐之治,其 “ 正面式 ” 乃德礼无为, “ 反面式 ” 乃严刑峻法。质言之,西方政治大抵为 “ 形而下 ” 或物质力量(权力制度),中国政治多半是 “ 形而上 ” 或无形力量(天理良知)。亦即梁漱溟说: “ 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 …… 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 ”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P72 )辜鸿铭再从这一方面比较中西文明,他说道: 因我中国人有良民宗教,故其皆感:以物质力量相保,为不必要;警察之外力保护,罕见其用。身家之安全,来自邻里之正义感、同伴之道德心。之所以在中国是如此,因为道义作为人所共遵的法则,被公认为高于任何外力强制。(《中国人的精神》 P20 ) …… 欧洲的社会结构全靠强制力。欧人持两物为治:一是宗教,一是法律。换言之,欧人之为治,基于其对上帝的敬畏、对法律的惧怕,而此两者皆含外力强制之意。 …… 三十年宗教战争,实乃欧人意欲摆脱教士的举动。在摆脱教士之后,敬畏上帝之治安功能,便不复存在;欧人又试图单靠法 律强制来维持其社会秩序。(《中国人的精神》 P21 ) 塑造这般良民品质(和谐性、非斗争性)的确是一项最伟大的 “ 人文工程 ” 之一。传统中国基本上做到了董仲舒所云 “ 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 (政治上人人以礼乐自治其心身,经济上乃互助共生,使得老弱病残孤寡皆有所养),这在当今社会生物学家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 文化生活能不能改变人的行为,使之接近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是不是有可能触到某种符咒或设计一种斯金纳式的技术去制造出一个圣徒的种族!回答是否定的。 ” ( E . O .威尔逊《论人的天性》第七章 利他主义) 然而,这毕竟是 “ 天下太平 ” 之下的美德,加上儒家治道所带来的 “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 ” ,所以中国传统的国民性不堪于外患,更 “ 落伍于 ” 数百年后的 “ 新时代 ”—— 物质文明与全球战国之生存竞争。正因为这个缘故,现代中国发生了 “ 文明转型 ” ,中国人民因而发生 “ 质变 ”—— 变成了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以应对西方文化的致命挑战。这是后话,但无论如何,儒家的治道及其 “ 天下太平 ” 的模式,成功地实践了一兩千年,因而它不能不是防止人类自毁的最好选择。 九、结论 在进步史观、进化论者或科学主义及其所影响的世人 —— 特别是知识分子 —— 看来,近现代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其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等皆是 “ 无比先进 ” 的。然而,在更大的视野中,从传统东方的角度来看,则是完全不同的。 详述如下: 第一、由于 “ 先进 ” 国家造成了和决定着它们和其余世界的彼此差别与因果关系,所以先进是落后的根源,民主是不民主的因缘。这就是说,现代文明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第二、如果把 “ 先进 ” 放到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它并不先进、并不文明。姑且不论如此 “ 先进 ” 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牺牲异域与生态,在空间上灭绝物种、污染家园,在时间上减少生物界的寿命达 99 %。假如地球无限大或有无数个地球,那即使耗丧其 99 %, “ 先进 ” 也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能够 “ 可大可久、日新又新 ” 。近世以来,这般 “ 高度发达 ” 一旦达到地理极限,就爆发世界大战,虽未毁灭,却已置地球村于 “ 恐怖平衡 ” 之中,厄运即将降临;从今往后,人类在环境方面已是 “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 ,一旦达到生态极限,就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因此,上述 “ 先进 ” 的生产力、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实际上是驱动人类自毁的机制与智慧,它们属于低级的文明层次,被魔性开发和神意滥用而已! 第三、如此 “ 先进 ” 处于 “ 正 → 反 → 合 ” 之 “ 反 ” (并非高级阶段 —— 合),而且是传统东方的 “ 正 → 反 → 合 ” 之 “ 反 ” 。它既不能实现自我和合,又破坏别的文化及其和合功能,造成人类自毁而无法挽救。相比之下,华夏不仅能够自我和合,而且已完成许多个 “ 正 → 反 → 合 ” (阴 → 阳 → 阴);不仅是她自己的历史运动,而且是遍天下的融解忧患。就连这次西方之 “ 反 ” (先进),也属于华夏的 “ 正 → 反 → 合 ” ,只不过阳亢太过,文化凌夷,再难和合而已! 我们承认,仅就现在世界而言, “ 民主是个好东西 ” 。但是,今天下乃人类文明之低谷,世界濒于毁灭。再者,对于不民主的国家来说,政治改革谈何容易!民主化并非单纯的制度选择,它须具备更多要素。一些小国(地区)能在地缘政治方面服务于霸主,认贼为父,参与弑母,从而享有 “ 西方优越性 ” 。而对于承受着西方之致命重压的中国来说,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则是从逆境中胜出,乃至克服霸主本身,取而代之;这对双方和世界来说,都是致命的,或是加速全人类的厄运到来! 老 子曰: “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 ”—— 谁能把这个混浊之世变得清静?拯救之道在彼不在此,那就是复兴东方,改良人性 ——“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 : “ 随其心净,即佛土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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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南怀瑾致力的事业:重续中国文化之根
热度 5 Wuyishan 2012-11-8 16:14
南怀瑾致力的事业:重续中国文化之根 和“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得圣吉对话 作者:戴菁 来源:学习时报 2012,11,5 中国文化大师南怀瑾已经驾鹤西去。为了悼念南先生,他的学生彼得得圣吉专程来华,表示要继续南先生未竟的事业。究竟是什么让这东西方两位大师结为师生之缘?这位拜师十五年之久的学生向老师学到了什么?他的收获对我们有何启迪?请看彼得 圣吉的老朋友中央党校报刊社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和他的再次对话。 为什么做南怀瑾的学生 钟国兴:去年您和我说过,今年约我一起去拜访南怀瑾先生,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没想到南先生忽然离我们而去,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您作为一个外国的学习型组织倡导者,是因为什么机缘认识南先生这个国学大师的? 彼得 圣吉:我和南先生是1995年在香港,通过一位台湾的朋友介绍相识,这位台湾的朋友是系统动力学的教授。1997年我参加了南先生的静思活动,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活动,因为在南先生那里这是第一次通过翻译来展开的静思。记得当时有人不理解,问南先生为什么要专门为我增加翻译环节,南先生说:“因为我上辈子欠他的。” 钟国兴:老先生智慧而且幽默。您和南先生的师生关系以及深厚的情谊从此建立起来了,记得您说过每年都和南先生见面,这让许多人都“羡慕嫉妒恨”啊。您被称为“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 ”,而且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有史以来世界十大管理大师”之一,从名声来说比南先生还辉煌,从影响力来说比南先生还大。那么您对南先生为什么那么尊敬,甘当他的学生? 彼得 圣吉:1997年6月我和南先生展开了第一次深度交流,开始认识他的很多学生。他的学生是非常多元化的,来自社会各界,他们都是真正的实践者。我欣赏南先生的原因,在于南先生对中国儒释道研究非常深厚,对这个世界的事情了解很深。我和南先生的谈话,奇妙之处在于,我们所交流的不同话题是随意流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既是和深刻的传统思想,又是和当下一切联系非常紧密。其实对于我和他的交往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南先生对于人类的发展与成长的深度关注和他的思考对当下世界的紧密联系。从 1997年的静思活动开始,我基本上每年至少要见南先生一次,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我每年要见他两次。我们之间通过信件也有来往,我也会写一些报告心得,他也会回复我。他在香港的时候,我去过,后来他搬到上海,我就去上海拜访他。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太湖大学堂的筹划,我也去过当时的场地,参与了设计。 钟国兴:在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怀和对当下世界的关注上,您和南先生是非常一致的。除此之外您成为他的学生还有别的原因吗? 彼得 圣吉:其实我找到南老师不是偶然的,我最初开始修禅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洛杉矶长大的,我在那儿最好的朋友是日本人,所以我和东方文化文明的接触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东方文明的印度、中国、日本文明等,我觉得这些文明是相通的、相互依赖的。我一开始对生意、对商业组织感兴趣,原因就是商业组织非常关键的就是思考相互间依赖的关系和生存的动力。 那么我们再回头去看这段经历,那就是让我在看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时看得清楚了很多。为什么人类那么困惑?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困惑的话,什么样的事情必须发生?这些更深层的、更本源的问题是如何在我们社会的其他组织里反映和暴露出来的,比如企业组织、教育组织? 我们现在再去看南老师的这些著作,他的早期著作其实很艰深,不太容易读懂,因为这些都是从他过去三十年的修炼中形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他最近十年和十五年的写作,更多的是和儒家和孔子相结合。我想他是试图通过这种努力来告诉中国人,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个修炼,它不仅仅是关于制度规则行为的内容,它本身就是一个修炼。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个社会的不同组织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如何组成的,这包括商业组织、教育组织,还有其他组织。 寻求解决心灵问题之道 钟国兴:我知道您的汉语水平是只会说“谢谢”和“再见”,但是我知道您在南先生的影响下对东方文化有了很深的理解。 彼得 圣吉:中国文化让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比如说道家的学说,道家是讲人和自然的关系,是讲人和自然的能量;还有佛教的这种根本之讨论,人的觉悟;在这两个学说中间,还有一个儒家的学说,探讨的就是我们如何去生活。所以在讨论太湖这个地方应该叫什么的时候,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应该把它建成南怀瑾中心,南老师说不行。最后把它叫做大学堂,实际上就是想昭示他的一个想法,他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在于此,就是把儒释道如何融合起来,最终探讨的是我们如何生活。所以很显然,对于我来说,在整个世界里,没有人能像南老师那样成为我的老师。我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到很多与宗教联系相关的大师,但是他们都不会有南老师这样对于当代世界有这么深度的联系。我可以在商业界找到很多在管理方面很有研究的人,但是他们对于人类、对于人的意识也没有这么深入的理解。 钟国兴:中国的文化中儒释道都有终极关怀精神,但是侧重点不同,把它们打通,让他们融合,在现代社会中进行解读,从而在深层次上影响人心和社会,这是一项令人崇敬的事业。 彼得 圣吉: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从我的体会来说的。如果超越我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我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必须在人的意识上有深层的变化,这个世界才能产生变化,但同时这个世界的不同组织机构也必须发生变化,这两个系统必须同时变化,光是意识的变化是不够的。比如管理商业组织,就像我在《第五项修炼》里面讲的,组织处于现在的行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是现在的这样一个行为状态。有很多很多书都讲了如何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但是这些书和研究很少涉及我们如何产生真正的意识的角度。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产生。我们仅仅是效率上的提高,我们有一些新的改善的方法,但是从来都没有真正接触到这种变化的核心。南老师曾经和我说过,中国没有企业家。 钟国兴:他老人家为什么说中国没有企业家,我们社会上可以把搞企业的都叫做企业家啊! 彼得 圣吉:我就问他,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中国应该有上百万的企业家啊。他说,不是这样的,那些人只是希望挣很多钱的人。在中国的传统文明里,企业家是要去改善社会。当然我们可以写好多书去探讨,怎么去提高效率,怎么去融资,怎么去把企业管理好,但是如果我们不谈做企业的本意,不谈做企业的精神,什么都不会改变。 钟国兴:说得太对了,不管是什么家,都要有担当,没有担当只是一个层次较低的人,而不是“家”,更说不上是“大家”。 彼得 圣吉:我们有这样的习惯,看这个世界总是把它看成是一大堆分散和分类的个人。今天我们在做IDEALS项目最终的总结的时候,有三十多位在场,里面有市长,有其他政府官员,还有一些企业的领导者,他们都说这个项目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起营造出来的气氛。当中有很多人说,我们互相都是老师。他们很多都问了很多很深的个人的问题,很多人都说他们在其他的场合和其他做生意的人都不会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很个人,都很深。在这里面大家都注意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变化。当然在过去的四五个月里面,他们也做过这样的静思,但是IDEALS项目的目的是挑战他们作为企业领导和领导者的能力。这个部分一直就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就是人们从内心当中的变化,然后在他们的日常工作当中产生变化。 怎样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钟国兴:要营造一种“场”或者一种氛围,首先要改变心灵,特别是改变自己的内心世界。这让我想起我们党内经常说的一句话: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 彼得 圣吉:这也是南老师曾经说过好多次的话:你要想成为一个领导人,你首先要是一个人。如果说我从南老师那里得到什么,在管理上得到什么,那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你就要完全地、彻底地、毫不犹豫地关注你作为一个人的成长。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把你的修炼和你每天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每天都联系起来,不管是学校、企业还是政府,这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大家会问,如何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呢?其实在讨论当中,他们已经给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他们自己内心产生的这种变化真正和他们每天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他们讨论如何在工作中能用一种更深层次的欣赏去倾听,他们说到开始学会欣赏和感谢周围的人,特别是他们的员工。这就是我从南老师那里学的第一件事,做管理这件事就是教化自己的实践。当你是一个老师,或者其他的管理人员的时候,你对别人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做事上,放在新产品上,放在需要教的课程上,忘记了实际上他们是在跟人打交道,尤其是他们忘记了如果从人的角度出发去做这件事,可以产生非常积极和良好的影响。你可以把它说成管理上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钟国兴:这是我听到的一个学习型组织专家对儒家学说的解读,您的解读应该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和领导干部有独到的启示。看来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和融汇太有必要了。 彼得 圣吉:是的。在我和南老师的关系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世界。我在这些年中总是追问他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事情。他会跟我说,你的工作不是中国,你的工作是这个世界。我在有的地方看到,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道,中西方的交往如何去改善文化之间的彼此欣赏。我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有两个最基本的方面,首先他的工作是和中国有关。上周他的学生宏达讲到为什么南老师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谈到南老师写了很多很多书,而且很多很多人可以读到这些书。南老师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正好是中国文化的根被切断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南老师工作的目的,让中国的文化重新能够生根。 重续中国文化之根 钟国兴:让中国文化重新生根,听到这句话以后,让我的心底里有一种震撼。特别是从一个外国朋友的口中说出,对不起,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您接着讲。 彼得 圣吉:在过去两百年当中,中国在文化根源上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入侵,使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的国家,在所有的地方,一个殖民地国家最严重的事情就是殖民地的人民觉得自己是劣等人。第二个挑战就是二战结束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为了彻底消灭中国阶级的差别,彻底破坏了中国的文化。第三个挑战,我认为对中国的根威胁最大的就是今天,是消费主义,是全球的现代化。这样的过程就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上。我看到南老师工作的目的,就是想帮助人们保留、保护这个根,然后重新建立这个根,尤其是面对正在进行和发生的这个威胁的情况下。 钟国兴:重新建根,何其重要,又谈何容易啊!对于中国来说,要怎么来做呢? 彼得 圣吉:我们刚才说的重新建立根的这样一个过程需要在全球社会的这样一个环境中进行,这也是南老师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于中国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对所有的人类生命,包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作出最大的贡献。我和您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大家关注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可以做出点东西来,我们怎么进入世贸组织,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经济和政治上强大的国家,这个事情已经一直在做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和我们的文化如何能够为全世界作出贡献。当然这不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儒教的信仰者,而是从我们的文化出发,从儒教、道教、佛教出发,如何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更好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南老师会收我这个外国人做学生,我想他就是觉得他的努力不仅仅和中国有关,也是和世界有关。 钟国兴:“我们的文化”,从您的表达方式上可以感受到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感情。这让我们为中国文化感到自豪,也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层魅力体悟不够而感到惭愧。您接着谈南老师努力做的事情。 彼得 圣吉:南老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兴趣研究的方向,大家其实不太关注,是科学。奥托先生在 1999年的时候因为他做了一次访华,他问南老师说,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新的精神时代的开始?南老师说,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新的精神时代和过去的精神时代不同,因为它会是一种融合,是过去的传统精神与科学的融合。因为在 20世纪的科学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洞察,其实到了今天还没有被充分地了解。更加神秘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宇宙中最伟大的能量就是生命的能量,生命的能量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说的“气”。南老师曾经跟我谈到过,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能量的形式,动力的、重力的、电磁力的,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所有的这些都是物理的,都是有限的,宇宙中真正无限的能量形式就是生命的能量形式。他也谈到说,当人类真正理解了生命的能量,人类本身就会发生变化。 钟国兴:因为您的时间安排我们必须结束了。能否简单地对您所讲的做个总结? 彼得 圣吉:好。南老师让我们看到应该共同去关注的,是人的发展,人的成长和人的净化,再有就是我们当代的世界,人的意识与物理世界的融合,人的心与世界的重新融合。 (本报记者戴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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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规》是垃圾”的背后
热度 1 zhanghuatian 2012-11-7 15:19
袁伟时老先生最近批判弟子规,我看了相关报道,老先生的核心思想是这句话: “还有人推崇‘国学’学儒家,我认为这是十分不合适的。现代社会,文化应当是多元的,除了儒家,道家、基督教等各种思想应当百花齐放。” 从这个观点来看,老先生说的完全正确。然而这个社会上的别有用心之徒很多,很快就有人借题发挥说“《弟子规》是垃圾”。 《弟子规》这本古籍的核心思想是宣扬华夏文明的的精华——仁义礼智信,如果有人认为这些东西是垃圾,那就没什么可交流的了。其次《弟子规》是封建时期的产物,它难免有那么一两句糟粕,现代人完全可以分辨,某些人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群众又不是傻子。 我个人非常反感一些学者打着“五四”和“进步”的旗号来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人不懂传统,更不懂“五四”。在五四那个时代,与其说先贤们是在反对“变质的文化”,不如说是在反对“变质的文化衍生出来的制度和权力”。比如中国文化提倡的孝,孝当然是对的,作为儿子、子女孝敬父母老人等等。但是以“孝”的名义剥夺子女的自由,还借此搞严酷的父权——“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就是完全错误的。陈独秀曾经谈过这个问题:什么是“孝”?如果有一个人父母有权利杀他才能孝,“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样的可怕的权利下不得不孝敬,如果没有这个父权就忤逆,你能说他是真孝吗?一个民族的儿子都是这样的,你能说这个民族有“孝”文化吗?所以五四先贤们是在促进华夏文明的重生,让中国人接触到华夏文明的本质,人只有在正常的制度下才能追求正常的文化。而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动不动就打着“进步”等旗号讲歪理的,往往是骗子居多。 对于近年来民间所谓的“国学热”,其实是一帮混混和伪大师利用中国人的无知捞钱找的由头,从马一浮、熊十力这些大师级的人物辞世之后,就再没有大师出现了,连个像样的学者都没有,还扯什么国学复兴?其次,袁伟时先生说的非常正确,推行某种学术,不应该由政府以强制的态度来进行,难道国学在中国要成为第二个政治课吗?多元化和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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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能“出口”文化
热度 26 何裕民 2012-11-5 10:04
昨( 10 月 11 号)下午 5 时许,下班途中,偶见手机有条短信,有友告知:相关方面明确信息,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也许是真的了。当时,心中就怦然而动,倒不是因为莫言的书或什么(其实我很少看文学著作),而是一种源自国人(或更确切地说,国内知识份子)的殷切而多少有点苦涩的渴望,多少年的期盼……。晚七时许,当从网上确认此消息后,说真的,我眼眶湿润了,感慨万千……! 坎坷,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浓缩,也是共和国发展历程的概括,更是民族一个半世纪的写照……英国学者把莫言比为狄更斯,至少,文学上,他可以说是一座丰碑,但仅此够吗?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 上个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刘某,他的东西我早在 80 年代未即已看过,当时真的说不上什么来,似乎是一个不成熟的大学生的有点偏执的呓语……。而后也不见有什么高深的东西,却因为意识形态争斗的需要,此君居然能得奖,只能说:诺奖有时也只是个玩笑,天大的玩笑而已。 然而,对于诺贝尔的科学奖,科学界还是看得很重的。因此,只能说诺奖中有些奖项多少还是掺杂着意识形态或认知差异等非学术(或实力)成份。莫言的文学获奖,可喜可贺,它传递出的信息,不只是一个中国著名文人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还有更多潜藏着的含义。也许,是中国软文化真正开始受到尊重、认知与认可的征兆……。 多少年来,由于身在学术界,一直对中国文化特别有一种异样感觉。十多年前,我就听说著名的政治家、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不屑一顾的说:中国可以制造电视机,可以出口袜子、打火机,但是中国不可能输出文化,也不可能创造观念,因此,成不了真正的大国,不足为惧!……。当时,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你没法说她错,你的确没有体现出你的价值与意义啊!当然,也对这些政治家们的“欧洲中心论”感慨万千!认为他们狂妄与无知,因为他们真的不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对中国话语权的孱弱而感到不安。包括还夹杂着我们这代人的自责,毕竟,这是我们中国学人应尽的义务与职责……。 这些年来,中国在国外办了很多孔子学院。其实,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孔子学院影响并不怎么样!中国文化传播的确是个问题。 遥想 1999 年,国务院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办“ 99 巴黎文化节”的时候,上面指定我代表中医界去宣传中国传统医药学,我们那个展台虽然只有 20 、 30 平方米,但是后来得到了国务院新闻办的通报表扬,因为始终人满为患,是整个展览中参观咨询人数最多的。很明显,西方人通过某种接触,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医药学是能够且乐于接受的。他们认为我们的文化是有价值的,包括有些西方医药界人士,还乐于来中国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中医药。 但是,我们的文化传播手段,包括传播载体、方式方法,包括传播意识,也包括我们的翻译能力、对话能力等,都存在着巨大落差,更不用说在话语权上我们绝对处于弱势。当时,我代表中医去讲解中国文化的时候,就没有去讲阴阳五行,我觉得阴阳五行的概念传播很困难,但是我把五行的思想内涵用个简单模式给外人介绍;把阴阳用两种势力来解释,并做成动画,效果及结果都还是不错。吴阶平、赵启正、丁关根及法国总统代表都立足展台,问这问那,兴趣盎然! 所以,从莫言国际得奖这个问题又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医学国际传播的问题。其实,国内很多人对中医学是不了解。 我经常接触一些海外的医学家,他们对中国国内很多人反对中医感到不可理解!他们认为:在他们国家里,说另类医学也好,说补充医学也好,说自然医学也好,都有它自由生长,发展的宽松余地。因为,即使最发达的西医(如在美国)毕竟也大有不足。然而,健康又是那么地珍贵,因此,寻求中医药帮助,自然而然。但是,在你们中国,中医基础这么深厚,历史这么悠久,疗效又这么确凿,世界卫生组织都在推荐,为什么你们国内有这么多人反感呢?或者反对呢? 我没法回答。但我心里明白:这其实只是某些人脑子里意识形态在作怪!或者说虚无主义导致他们弱视……! 抛开这些不谈,这些年来,内外交流增多。国外对中医的需求就明显增强。例如,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及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院长助理袁钟教授,曾经带着医学专家队伍去加拿大访问,去的都是西医顶级专家,但加拿大他们对中国的西医学不感兴趣,因为西医发源于他们。几个医院都要求与协和合作办医院,或者要求在他们那里合作办中医分院,或者肿瘤科室。包括白求恩大夫工作过的医院,提出强烈的合作愿望,希望“你们中国医院帮助培训用中医药方法,或者自然医学方法帮他们来抗击肿瘤,帮他们培养医生,在他们那里建立科室……”所以,袁钟老师回国后就感慨万千,他跟我多次说“何老师,我们能不能联手?协和医院管培养西医知识,你们负责中医肿瘤治疗教育,国外太需要这一点了……。”可见,正当我们国内为这个还争论不休的时候,国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当然,近些年来,中医学被认可的曙光已经出现。过去一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屠呦呦教授获得世界科技大奖,包括陈竺部长也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大奖,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医学奖,而且,他们的获奖都是从事中医药研究,都和中医药有关。这也预示着:通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医药学以她独特的文化和科技,特有的魅力,雄厚的历史积淀,加上充分的疗效,必将逐渐获得世界范围内更大的认可。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天,并愿意为这个做出更大的努力。 另外一个很充分的实例是:我的病人当中,不管是顽固性的皮肤病到脑瘤,到肝癌,到肾癌,到胰腺癌,到肠癌肝转移,纯种的欧洲人、美国人来寻求我们支持的不少;大都疗效可以。其实,说得更透彻一点,不管从科学角度,还是从技术角度来看,医学总是有欠缺的;它总是需要“补充”的,因此,现实的人们才不管意识形态或中西医之分,有疗效就是好! 在健康及疾病问题上(也包括其他文化及科学技术方面),一个睿智的人应该是谦虚的、包容性的、学会相互取长补短的,那才是世界的眼光与胸襟!那才能真正取得进步,或者更好地帮助人们解决疾厄! 中国文化早晚会走向世界,广为人们接受,并造福人类,这就是莫言获奖后我坚定的信念! 何裕民,写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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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和中国文化有关吗?
热度 2 skylark1981 2012-11-1 08:46
感觉中国人有钱了 , 所以也玩起了高雅 , 要买古字画 , 要买古瓷器 , 要学习四书五经孔孟之道 , 要学习气功 , 要学习养生等等 . 这一切没有一个不是在中国文化的包装下实现的 . 所以景德镇火了 , 李一火了 , 闫芳火了 , 马悦凌 火了 , 张悟本火了 . 到头来发现全部是骗子 , 字画是假的 , 陶瓷是假的 , 文化也是假的 , 养生气功也是假的 . 不管怎样 , 文化还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包装工具 , 这不 , 连麻将也成了宣传中国文化的工具了 , 几个外国人参加了这个比赛,就被认为是宣传中国文化的铁证 . 我还特定查了一下 , 发现有人的确考证了麻将的历史 , 果然发掘了它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 下面抄一段来和大家分享 , 麻将与中国传统文化 http://bbs.tiexue.net/post2_3084124_1.html 从文化角度言之,麻将规则,可折射出国人的处事风格与理念。欲取得胜利,就必须看住上家、盯住下家、防住对家,而欲出纳得体,进退有据,则须揣度他人手中牌势,知己知彼。体现着国人注重人际关系,上下沟通,左右逢源,瞻前顾后,首鼠两端的行为特点。不似西方扑克牌之两两结对,阵线分明,麻将思维讲究既单打独行,又相互利用,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合而不同”的精神,也折射出国人阵线不明,兵无常法,忽视合作精神,强调个人作用的个性取向。而有用之牌保留,无用之牌弃之,更体现出在国人心目中将人分为有用、无用,高低贵贱分明的思维方式。有用者则奉若至宝,强势阶层总被倾心关照;而无用者则不屑一顾,弱势阶层常被弃之不惜。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专家 , 要他们考证 , 完全可以证明麻将和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极深 , 麻将里面包藏着儒家思想 , 道家思想 , 佛家思想 , 包藏了中国的 5000 年历史 . 似乎通过打麻将 , 可以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 . 其实岂止是麻将,在地上随便拿起一块砖头,他们都可以给你证明这个砖头包藏的中国文化. 我但愿这些如愿 , 可是 , 我却清楚记得 , 十多年前 , 麻将是赌博的重要工具 , 所以在很多地方被禁止 . 麻将也是腐败之源 , 很多人借助麻将行贿受贿 . 对于参加麻将比赛的人 , 我敢肯定 , 包括清华学生在内,没有几个真正知道麻将的这些所谓文化 , 其中绝大部分人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竞技罢了 . 每 当看到这些所谓中国文化的闹剧 , 我就觉得好笑 . 归结到底 , 我们的人还是心虚 , 所以必须把这些 东西时刻挂在嘴边上,生怕自己忽然忘记了 . 以后那些用麻将赌博的人,是否可以说:"我们在弘扬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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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饶毅和顾秀林的博客战
热度 10 qyu111 2012-10-29 14:00
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前两天发了一篇博客《扒铁路保龙脉与反转基因保龙种:愚昧岂能延续百年》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626737 )。 接着看到饶毅文中提到的一个人物顾秀林也发了一篇博客《饶毅院长抬举我:回答饶毅的无耻污蔑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8d2520102e7rc.html )。 两篇文章中论战的一个主题: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是一个划时代的新科学技术。现在对待这个科学的新生事物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支持,一种是打压。接下来要看广大中国民众的态度。如果是大多数人支持,那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在中国就得以继续和发展;如果是大多数人反对,那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就是死路一条。 这场论战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试验。试验的结果就能够部分地解释 为什么2000多年来科学在中国总得不到发展。 也可以从一个间接的角度回答中国的科学伟人钱学森之问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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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梭文化与中国文化已严重影响世界
liu005777 2012-10-26 10:39
—— 刘全稳 从泸沽湖回来,我便沉浸在“摩梭”“走婚”的关键词搜索与相关文档的阅读理解中。原来,摩梭文化早已深深地影响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多少人都知道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个“女儿国”,“女儿国”在泸沽湖。 “摩梭家园暨摩梭文化建设与保护国际学术论坛”已成为四川省委、省民委、省社科院、凉山州人民政府的共举。有理由相信,摩梭人坚守的那份独特文化将会成为人类文化的奇葩而芬芳于世。 在我考察摩梭民俗博物馆时了解到,摩梭人不承认自己是纳西族人和蒙古族人, 1954 年,少数民族调查时没有确定摩梭族是一种遗憾,而将摩梭人分别归为纳西族人和蒙古族人则是一种错误。摩梭人的文化习俗肯定是由摩梭人创造的,因为只有自己原有的东西才值得自己坚守,因而现存的摩梭文化绝不会是忽必烈在 1253 年农历十一月南下大理,在永宁休整时创造并被其后裔保守流传下来的结果。 由摩梭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想到了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公报》中提出的“文化安全”问题,一时间将原本只是在小范围议论的“中华文化危机论”推向公开。 中华文化存在安全问题吗?中华文化有危机吗? 我要说:没有! 我认为:摩梭文化已严重影响全中国,中国文化已严重影响世界。因为: 由于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它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世界的每一根神经,因此,能够影响美国的事物,并被美国接受而且推广的则一定是影响世界的。 如果说中国的功夫人与功夫影视逐渐影响了美国,勿宁说美国生产的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是在受到中华文化影响后的结果,影响了全世界。你看那武术招式,人物服饰,建筑风格,蟠龙柱、中式角花窗棱格,中国红,水粉画等,无不透视出中华文化的魅力。虽然表面上是美国电影文化影响了世界,但你能否认中华文化影响了美国电影文化,而硬说成是美国电影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入侵吗?至少我们可以说《花木兰》《功夫熊猫》是中华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交融结果而共同影响了世界。 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了美国,勿宁说中华文化渗透到了美国的千家万户,不然,美国总统大选总爱拿中国说事干什么?仅仅是因为选票?尤其是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第三场辩论将中国单列为话题之一,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文化影响世界的进程。 所以说,中华文化在“现如今眼目下”是不存在安全问题的,是不存在危机的。 相反的,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将令周边国家感到其文化存在安全问题而产生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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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人贿赂诺贝尔奖评委
热度 2 xupeiyang 2012-10-22 08:01
昨日,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马悦然携妻子陈文芬抵达上海。马悦然称他经常收到一些中国作家的来信,内容不外乎是请我翻译成瑞文和英文,推荐评选诺奖之类的。他说道:“有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古书,还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我都退回去了。后来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 马悦然(右)和妻子陈文芬 诺奖评委马悦然爆料有山东干部为获诺奖公然向他行贿,出手阔绰。这个山东干部肯定是个大贪官,脸都丢到国外了。请网友搜索人肉他。文化腐败是值得严重关注的腐败形式。当官的利用特权又是书法家又是国画家又是摄影家又是作家,用自己制造的文化垃圾索贿。披露的冰山一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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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南怀瑾大师往生,甚为悲痛
qunluo 2012-10-1 13:43
惊闻南怀瑾大师往生,甚为悲痛 他是一位中国文化的播种者,是一位上师。 值的每一个中国人尊敬。 ------------------------------------------------------------------------------------------------------------ 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逝世 享年95岁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9/270068.shtm?id=27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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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眼里的中国文化,如围棋般奥妙深邃
热度 1 sheep021 2012-9-28 14:14
按:原来,在西方人眼里,中文才是最难懂的、最难学的。以至于在听不明白某人的谈话时会说:“你简直是在讲中文。” 中文难学、难懂,不是因为其太复杂,而是因为他太简单!奇怪了,太简单怎么会难学呢? 估计是思维方式不同吧,西方人复杂惯了,一下子简单起来,他反而没了方向。就像一个人,总是拄着拐杖走路,一下子离开拐杖,怕是也不习惯。不过,幸运的是,中文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假以时日,深入理解中文的思维之后,也能写出“如天使般行文”的英文作品。毕竟,语言只是表达思维的一个工具,思维才是灵感的源泉。可惜了,很过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对孔孟的理解、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学习,已经远远不如这位老外了。 真不知道,谁才是老外 ? 读完此文,是不是对学好英语有了更大的信心?! 对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大的信心?! ------------------------------- 原文 ------------------------------- 中国文化如围棋般奥妙深邃 01/07/2004 华夏经纬网 我 8 岁那年的一个下午,随妈妈去食品店购物。街上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从我们身旁擦过。妈妈指点着那人说:“ 这个人是疯子,他居然能看懂中文 。”我至今记得那中年男子一头爱因斯坦式的爆炸发型,更可怕的是他头发的颜色火红火红的。那一刻我的确相信自己撞见了一个传说中的魔鬼。 1966 年我正读高中,学校的外语课是拉丁文和法文。我酷爱拉丁文、法文的诗歌,有天在学校图书馆里,我像往常一样在诗歌书架旁倘佯。当我抽出来一本美国诗人庞德的诗歌集时,紧挨着的一本薄薄小册子随着掉了下来,这是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集。我吓了一跳,没想到中国居然会有诗词,这对我来说太新鲜了。随手翻翻我立即就被吸引住了,从未见过如此清新风格的诗词。一星期后,我找到 20 世纪初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 (Anher Waley) 写的《鸦片战争》,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惊奇。因为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只字未提过这么场战争,普通英国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在大英帝国的历史长河里,这段时间短暂东亚局部发生的“小战役”微不足道,再说英国人在这场对华战役中亦没什么了不得的伤亡,故英国人认为不值得提及它然而在鸦片战争那一年,英帝国的广袤海外属地东南亚、中亚、非洲、澳州等地区,有许多比对华“贸易之争”更值得着墨的重大事件。读《鸦片战争》其中一则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年英皇特使朝见中国皇帝时,中英双方曾为特使是否在大清皇帝面前下跪争执不休。最后中国皇帝表态说,洋人要割地赔款我都给他们,但他们在朕面前不下跪,绝不让步。后来达成的折中方案是,英特使在中国皇帝面前照搬拜见英皇的规矩,单膝下跪。读完这段中国历史后我仍意犹未尽,马上又找来韦利翻译的中国古诗词。真意外和难以想象,中国人居然能创作出如此高雅、感人的诗歌。数月后报纸上登出一则消息,爱丁堡大学将新开设中文课。当晚我躺在床上辗转不眠地思量,干吗不上大学去系统地学习中文,这样我就有机会读中文原诗而不需借助译本了。 次日清早我致电大学行政办公室,与主任约好了会面时间。三天后待我坐了两小时火车如期赴约时,主任却将有位怪异的小伙子想学汉语这档子事忘在了脑后,我扑了个空。回家后我继续联络该主任,再次表达期望学习中文的决心。直到开课前夕,中文系千辛万苦地总算从全英国网罗来五名学生。当我告诉高中的拉丁文和法文教师将上大学汉语系就读时,拉丁文老学究连连赞赏我超凡的勇敢。但那位法文女老师却一个劲地摇头耸肩,试图规劝我“不要浪费你的大学时光,还是去学点任何有用的东西吧”。 大学课堂上第一次从录音机里听中国话,那感觉令我灰心极了,听上去所有的声音全是一个调调,这么近似的发音如何来分辨,我们何年何月才能听懂呢 ? 怪不得西方人称中文为天书。第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口语四声仍旧一塌糊涂,磁带里的汉语对话始终只听得一阵哇拉哇拉。旁人看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认为是一小撮“考古学者”。记得第一次去大学图书馆借阅中文语法课本时,那位家庭妇女模样的中年馆员,眼睛从拖到鼻子的眼镜架下端睨着我,愣了一会儿问道:“中文语法,那个语言不是早废除了吗 ? ”大学期间在爱丁堡,我只见过两个四十年代从大陆来的移民,街上有几家香港人开的中餐馆,但他们都只讲广东话。 有两、三次,伦敦的中国使馆官员光临我们的中文课,官员的演讲通篇是吹捧中国文革的大好形势。我着迷的中国文化他们只字不提。我向他们请教孔子、孟子及中国古典文学,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正在破四旧 。为此我特别难过失望。 中国文化如同围棋,游戏规则简单明了,几下子就可以解释清楚,但真正玩起来后才逐渐领略到其中深远的奥妙 。中文也如此,表面看来中文没有动词变化,也没有阴性、阳性词汇及单复数。讲述任何时间发生的事,只需冠上相应的时间副词即可,如刚才、昨天、明天等等。这令初学汉语的西方人兴奋,认为很幸运地躲过了如法文般难啃的动词时态变化。但当他们的汉语真正入门后,就会发现正因为游戏的规则太少,而令外行更加无所适从。英语里有 Chinese Puzzle( 中国迷宫 ) 一词,就是用来比喻晦涩难解的问题,而 Chinese Boxes 则是意喻事情太复杂。 若西方人听不明白某人的谈话时会说:“你简直是在讲中文。” 大学毕业后由于我痴迷老庄、陶渊明的修身哲学,我决意模仿中国古代圣贤的生活方式,隐居到苏格兰深山乡野里,自己辟了一块荒地躬耕自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我知道两千年前我所景仰的陶兄曾如此这般地融入大自然。我一边务农、一边研读中国古代哲学、元曲及明清小说,并为报刊撰稿赚取生活费。 编辑们对我的英文风格深感惊讶和新鲜,报社来信赞美我“难以想象,如天使般的行文”。我深知那是因为“启承转合”的中文写作玄机启发了我的思维,璀璨的中国文化给予了我享用不尽的灵感 。直至今日,我仍坚持用中国文学的技巧逻辑来下笔英文散文。(郭莹 撰稿 克里斯 口述 ) 《老外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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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选集-选集-22
sunapple 2012-9-22 12:26
新民主主义论 (一九四○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一 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⑴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三 中国的历史特点   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⑵。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⑶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⑷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又是什么?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那末,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四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⑸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个形成过程。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⑹、中法战争⑺、中日战争⑻、戊戌变法⑼、辛亥革命⑽、五四运动⑾、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说道: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⑿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⒀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们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礼中改正这个错误。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七 驳资产阶级专政   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   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⒁。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苏运动⒂的教训,不是异常明显的吗?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⒃,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⒄。   依国内环境说,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获得了必要的教训。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然而结果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当一个强大敌人深入国土、抗日战争已打了两年之后,难道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吗?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吗?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我说的是顽固派),二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教训。不见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⒅吗?好家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诚心诚意地奉劝这些先生们,你们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八 驳“左”倾空谈主义   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⒆,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于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驳顽固派   于是资产阶级顽固派就跑出来说:好,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⒇,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这种议论,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之下,已经变成了狂妄的叫嚣。这种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但为了客气一点,叫它作毫无常识,也是可以的。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21),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22),“按劳分配主义”(23),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为了免除误会,并使顽固派开开眼界起见,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了。 一○ 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24),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25)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26)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至于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当然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   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三民主义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一二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27),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28)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29)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30),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31)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32)(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33)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4),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注  释   〔1〕《中国文化》是一九四○年二月在延安创刊的杂志,一九四一年八月终刊。   〔2〕“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语,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3〕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 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的译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5〕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7〕 见本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8〕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9〕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10〕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12〕 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14〕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15〕 指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反苏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广州苏联副领事;同月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绝俄令”,不承认各省苏联领事,勒令各省苏联商业机构停止营业。一九二九年七月蒋介石又受帝国主义的唆使,在东北向苏联挑衅,不久引起军事冲突。   〔16〕 基马尔,又译凯末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指使希腊对土耳其进行武装侵略,土耳其人民得到苏俄的援助,于一九二二年战胜了希腊军队。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基马尔被选为总统。   〔17〕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18〕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19〕 毛泽东在这里是指张君劢及其一伙。张君劢在五四运动后宣扬一种自称为“新玄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提倡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的所谓“精神文明”,同时又鼓吹“自由意志”,一九二三年引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当时张君劢被称为“玄学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经蒋介石授意,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为蒋介石张目。   〔20〕 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1〕 见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22〕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论》一书,宣扬宇宙的实质是“生命之流”,万物的根本问题在于“求生”,用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重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均衡和生存。这种唯生主义的理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的。   〔23〕 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标榜过“按劳分配”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用军事方法强迫劳动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办的工厂、商店里,从事农奴式的劳动,只将很小一部分劳动果实,按劳动情况分配给劳动者。   〔24〕 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写过一篇东西,题为《夹攻之奋斗》(载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25〕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26〕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   〔27〕 “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十九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28〕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六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2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30〕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终刊。   〔31〕 上海《民国日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创刊,国民党一大后正式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曾经宣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被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一九四七年停刊。   〔32〕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33〕 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34〕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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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热度 4 Wuyishan 2012-9-18 11:26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学习时报,2012,9,17 (摘自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版)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覆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 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 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 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 。“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 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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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师也曾救助流浪狗!
热度 3 jiangjinsong 2012-9-7 08:30
蒋科学按: 今天动物保护人士救助受伤和面临屠杀危险犬只的做法,常常被某些朋友讥讽。他们往往认定这种救助行为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合理性。这种贬低中国文化的做法实在是不敢恭维。 其实,印光大师民国时期也曾救助流浪狗的。慈悲护生发自人们的恻隐之心,哪有什么中外之别? #印光大师谈护生# 今年之二百,并去年曹石如之一百,皆作养狗之费。想收条亦已收到。杭州市政府将所有野狗尽行打杀。故佛教会向彼请求捕而送于佛教会。现已收近二千。尚未捕完。此二千狗淡薄食料,每一狗日需一分五厘。二千狗日需三十元。尚需雇人照应喂食。此事用度甚大。以故将阁下之款移作此用。(复江易园居士书六,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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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进步反创新的中国文化
热度 4 caihuayuan 2012-9-3 23:17
我思考越多,越是觉得中国的文化是反进步反创新的,这让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 没有开放性,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创新性,抱着迂腐陈旧活着;没有凝聚力,像一盘散沙 究其原因,中华民族还是几千年前的思想:人脉思想 从古自今大家都在提倡的思想是什么?是人脉! 古代的那些哲学家们,他们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人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全民为上,君次之。。。。。。。。古代的这些哲学思想,是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告诉想得天下和已经得天下的人怎样稳定社会,也就是怎样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 也就是说,虽然也有商鞅变法这样的创新事件,但只是少数,思想的主流不是创新和发展,况且(商鞅变法也是为实现稳固统治地位的目的) 于是,从君主到臣子,君主们想的是如何让臣子和老百姓安分守己,拥戴自己;臣子们想的是如何得到皇上的宠爱,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及如何中饱私囊;他们怎么做呢?首先他们安稳老百姓啊,如何安稳呢?愚民政策!这种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那些平民老百姓从来不去想民主与平等,因为他们脑海里就根本没有民主和人人平等的概念,只有统治者残暴无道时才会有官逼民反的事发生 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消失了么?没有!只是形式稍有变化而已。 你看看官场,不还是一如既往的追求着社会稳定么?执政党一味的追求着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些官员们,和古代那些官员们一模一样,上讨好顶头上司,左右关系维持好,下面关系稳定住,在这个基础上寻求私欲的满足 ----- 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不遗余力的花在人脉稳固上了,而不是放在去发展经济,去构建一个先进的健全的社会制度上;然后,腐败成风,贪官污吏遍地都是 再看商场,那些商场的精英们在干什么?他们和那些大老爷们一样,在努力的拓展自己的人脉圈,因为每一个成年的中国人都知道,你的人脉有多广,你的成就有多大;才华和能力是成就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那那些精英们做什么啊?搞人脉啊,上和领导打好关系,左右打好平级的关系,下面打好与下属的关系;时间和精力也都不遗余力的花在人脉上,之后才是去想如何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开创新技术;而且大多数人做这些目的还是提高和稳固自己的地位上 追求地位的稳定并没有错,错的是发展和稳定本末倒置了。当一个民族把稳定作为最首要最主要的目标的时候,那这个民族的组织形式就是倾向于稳定,倾向于维持一种所谓的和谐状态,每一个人拼命的搞人脉,而不是搞创新,当然跟人家以追求创新和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国家和民族相比要差好远;在这种组织形式下,人们努力的方向不是如何让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渴望创新,追求创新,以及最大限度的培养他们的创造力,而是怕他们有创造力,怕他们打破现有的和谐状态,在这样一个组织形式里,一旦一个庸才通过人脉关系爬至高位,他就会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排除异己,尤其那些有才华的让他们觉得有取代他或者破坏他现有的稳定地位的,他会先把这些令他不安的因素除掉,而且不择手段;而真正搞科学搞技术的人都是全身心投入到他们追求的领域的,他们往往笨拙于接人待物,而且往往孤僻不近人情。这使得他们在那些人脉精英的面前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很多有才华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一展所长的机会,过的比谁都凄惨 一个以创新和发展为主导思想的民族,他们的学校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的是如何从现在的世界去发现问题,如何培养一个人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创新发现能力,以及如何利用发现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奇妙的东西 在中国的学校里,老师的目的不是培养学生的创新发现能力,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个过程,而是让他们去记住问题和答案,能够口头或书面的回答他们千年不变的问题! 记住那些知识有什么用?那些学生物领域的教授们你们现在还记得高中时背的滚瓜烂熟的数学题么?很多东西,如果你不用,在搁置以后不用半年就基本忘的差不多了,那你在那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学去记那些东西不纯粹的浪费青春么?就算记住了,对你们的研究,生活有什么帮助么?除了让你有个知识渊博的名衔,屁用没有! 但是如果你是注重从问题到知识的那个发现过程,那相当于你在不断的研究发现,经过了各种知识的学习,你不但得到了那些知识,更在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用知识去创新的能力,即便是在多年以后你把那些知识忘记了,你的创新能力还在,这是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 一个追求创新和发展的民族就会形成倾向于创新和发展的组织形式。他们的国家制度是倾向于让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实现他们的创造行为的;他们的教育是倾向于培养人的创造力的;他们人民是倾向于追求创新和发展的,他们的文化是倾向于激发人的创新思维的 你看电影么?一定看吧,身为中国人,一定看过不少中国片把?可是你看过的中国片有多少?内容是什么?我从小到大,看来看去,就没看到中国有什么新鲜的片子,什么西游记,封神榜,济公,聊斋,要么金庸武侠神雕侠侣啦,倚天屠龙记啦,或者康熙打底,戏说乾隆,以及抗日的片子;这些片子拍完一拍二,拍完刘德华版的,拍刘亦菲版的,拍来拍去都是一些老掉牙的东西,故事情节你看个开头就能知道结尾; 中国的很多搞笑节目和电影,可是那些导演家眼里的诙谐就是说些脑残的话,做些白痴的举动! 签于此情此景,我不想说,可我不得不说,中国的那些影视导演们都是一些大脑僵化的废物! 我不知道动漫这个因素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影响有多大,可是你看看小日本的动画,基本上每一部日本动画里都凸显着顽强的意志和好战,所以日本就是一个顽强好战的民族,对中国而言虽然像一个野狗,动不动就想撕咬中国,但它是一个有意志力的民族 看看美国的电影或者动漫,他们的片子里总是充满了想象力,他们把最前沿的预测性的思想,把某种新奇的冒险的带有政治敏感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是变态的东西都拍到电影里面去。所以虽然美国是一个比中国年轻几百倍的国家可是它的科学技术很发达,全球领先。对中国而言,美国就是个恶霸,可它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 再看中国的动漫,动画小孩看的最多,他们的心灵纯净最容易接受外界的影响;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从少儿开始培养他们未来的方向,了解心里学的人都知道,人少儿时期的经历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了他成年后的性格和发展方向 中国的那些动画呢?要么只是刻板传授知识,或者描述某个故事(像动画版三国演义),要么和电影一样,搞一些脑残式的情节,像喜羊羊和灰太狼,大耳朵图图。。。。这些智商为负数的片子。中国的动画不是做给小孩的,而是小孩做的. 那些动漫的策划者他们自己没有智商,难道自己也不是从婴儿发育过来的么?难道不知道自己幼时的经历和遭遇对自己的一生有多大影响么?不知道小孩子很爱模仿,他们会从行为上,思考方式都会模仿他们看到的那些人么?可悲的是,中国的动画都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更可悲的是,像喜羊羊和灰太狼这样的动漫受着千百万儿童的青睐,奈之若何? 中华民族呢?我该说什么?一个和谐的民族?礼仪之邦?我更想说,是一个愚昧的民族!被人脉文化毒害至深的民族 出生后刚会说话看电视就被中国动画愚化,到了学校学一些出了学校会被丢的精光的东西来耗费青春,进一步愚化;进入社会在社会上在企业里被人脉思想同化,然后变成一个愚人和大家一起愚化那些还没有被愚化的人 看看这个社会吧,看看有多少人做着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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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立在知识上吗?兼论五四余孽的春秋笔法
热度 1 zhanghuatian 2012-9-2 14:44
最近看某位学者的文章,发现他讨论鬼神和宗教的价值非常有趣。 他说: 知道鬼神没有,不过是知识。而能明了一切鬼神之道不过是人道,鬼神只是为了验证和考验我们的真诚恻怛, 则是智慧。 这里面更深层次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文化更多的是价值意义。文化的意义绝对不是为了揭露真相,探索自然真理。而是为了明善恶是非,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过去的中医接受知识之前,先领悟的是医道,医道远比医术重要。想想也是,心术不正的医生,本事再大有什么用呢? 中国传统的文化核心部分是不能算知识的,只能算说教,是一种有意义的说教。古人教育我们要懂得仁义、利益廉耻等等。虽然没有推理、没有逻辑,但不代表没有价值。比如中国文化对人的评价有君子小人之别,什么是君子?就是那些有正确价值观 、明善恶的人。君子不见得比小人有本事,但君子绝对比小人有道德。价值与事实,不存在谁重要谁正确的说法,那些古代不惜一死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为推翻封建制度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等都是为正确的价值观而活的,他们都是传统君子的典型代表。 什么是“五四余孽”呢?我之前说过,这个定义是著名5毛司马南发明的 既凡是美国的、西方的就是文明的、先进的,就无原则地接受。凡是东方的、中国的无论好坏,总能找到理由把它说成是愚昧的、并加以排斥。 科学网上的五四余孽大多没有常识,而且不讲任何逻辑,简单来讲就是打着理性的旗号玩双重标准。李铭认为圣经是知识,那我们古代的神话《山海经》是不是知识呢?那里面更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和探索吗,而且中国这方面的知识绝对不比西方少。 文化当然包含知识,但是认为文化等同于知识,或者文化建立在知识上就有些无知了。 而李大博主提到的那本《汉谟拉比法典》是一本奴隶制法典,就是为了维护奴隶主权利的恶法,和十进制数学没有任何关系。从法律价值来看甚至不如一套《周礼》。这种有法典的奴隶制国家,甚至不如在没有法典的夏朝建立之前禅让制的原始中国社会。对比西方,中国的传统文化带给中国人民的更多,不然古代中国也不会方方面面都领先于西方了。 其实反对传统也没关系,毕竟这也是一种思潮,但我看不惯的是用两套标准去衡量同一事物,看着让人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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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幻人才培养令人心忧
热度 4 Wuyishan 2012-8-30 11:26
科幻人才培养令人心忧 文·本报记者 王 怡 (科技日报,2012,8,30) 2012年8月15日,《科幻世界》杂志的副总编辑姚海军宣布,将中国当代科幻领域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三体》译成英文版,销售到海外。 《三体》是由科幻作家刘慈欣创作,一部史诗式的科幻三部曲,中文版已累计销售约40万套。在中国科幻迷心目中,它几乎等同于中国的“星球大战”或是“阿凡达”。 《三体》英文版的出版意味着中国长篇科幻对外输出,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借助着科幻这一文学形式在世界进行传播。 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远远比人们想象中的要长,跨度已达百年。从尚处于帝制的晚清时期就有了半文言文的中国科幻,现今国人大多对此并不了解。其实中国科幻早已被国外科幻研究所关注,但若要让中国科幻被广大国人熟悉,尚需时日。 “我们在研究国外的科普作品,寻找规律,写我们中国自己的科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近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一直致力于科幻理论研究和创作的他,现在每年都会培养一到两名科幻文学的研究生。同时,吴岩还在北师大开设了科幻作家写作班和科普作家写作班,为中国科幻和科普的创作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不可被混淆的普通青年与文艺青年 科普和科幻如果不同时出现,常常会被认为两者差不多,都和文学创作相关,其实没那么简单。 “科普和科幻有着本质的区别。打个比方,科普就像是科学的仆人,是为科学技术传播普及知识,让广大受众通晓科学技术,为科学技术的传播服务。科幻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将科学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幻文学描绘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还可能是思想性的实验”。 “儿童喜欢阅读的《十万个为什么》就是科普作品。在书里,科学知识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被讲述出来,读者了解了相应的科学技术。《环游地球八十天》则是一部科幻小说。作品讲述的虽然是在已知的世界中漫游,但是作者构思巧妙,所描述的景色壮观、故事情节惊险、引人入胜,许多东西在当时还没有科技上的现实性。” 在阅读这样的科幻作品时,读者都知道这并不是真实的,也就是作家并未真正的去环游世界,但是读者依然愿意跟随作家进行一次思想上的“环游”,这正是科幻的魅力,它带给了读者幻想的愉悦感。 吴岩十分细致认真的分析着科普科幻的区别。他说:“关于什么是科普,什么是科学传播?在我看来,科普作品就是以科学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大众话语体系,文本中一旦出现矛盾,科学是最终的主宰者。作品和作家,都是科学的奴仆。而科幻,是文学,作品和作家不是科学的奴仆,科幻作品是有文学在规范着它,科学活动只是相关内容的一个部分。文学在我理解就是,个体对于社会反映。在科幻里,作家对于科学技术社会作出他们的反映,蕴含着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几年前,吴岩一直在培养着科幻作家,希望他们能写出中国科幻的好作品。现如今,吴岩还开始了他的科普作家培训。科普作家在写作时是有章法和规则可以遵循的。 “我国的科普创作一直围绕着趣味性在讨论,其实这是一个100年前就讨论的话题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科普真正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我现在正在和我的团队研究国外的科普作品,以发现其中的写作规律,让我们的科普创作可以借鉴。” 这里所讲的“规律”简言之,既是文本构造的方法。比如,我们强调科普的可读性,那么就要关注如何增强其趣味性。这里,为了解释一个科学技术,讲多少个故事适合?将故事置于作品的什么位置?用什么故事引入更能吸引读者阅读?都是科普创作需要思考的。 吴岩和他的团队根据相关的论文,对科普作品创作方法进行摸索和实验。在他们的研究设计中,结合心理学方法是一大特色。请一组儿童读者,对一部科普作品进行阅读,在阅读过程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阅读结束后进行讨论和问卷调查,询问作品哪个情节让其印象深刻,科普知识最终能否被读者所接受等都在设计之中。 阅读科幻并不是学习成绩的敌人 这个暑假吴岩做了很多关于儿童科幻普及阅读的活动。8月8日,在国家图书馆少儿馆,“文津讲坛”吴岩带着他的新书,为200多名来自扬帆计划的孩子谈科幻应该怎样读。 在吴岩看来,科幻是帮助培养合格公民的有力工具。科幻并不拘泥于知识的对错,而是关注创造力,关注科学兴趣,关注科技与时代、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关注创意与未来的联系。因此,读科幻就是要让孩子参与对当前科技发展、道德改进、社会变革的讨论中来,科学教育是为了培养有参与能力的合格公民。 “科幻阅读会耽误学习,这是现在很多家长和老师的一个误区。科幻与学习文化知识并不矛盾。一方面,阅读可以启发孩子思考、活跃思维,另一方面科幻阅读比起其他文学创作类型更能增加阅读趣味性、可读性,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好选择。” 他举例,1999年高考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就是一个典型的科幻题目。如果学生一直关注科幻小说,对于这个题目的作文不会憷头,在考场上自然会有很多灵感迸发,写出优秀的作文。 科幻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创意性。它不认为解决问题存在“唯一办法”,相反应该活跃头脑,开拓视野,敢想敢做,找到新的方法。比如科幻小说中常常会利用时间、空间的多元性来做文章。“时光机”“平行世界”“时间旅行”这些科幻元素,能穿越古今,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正是科幻为我们打开思维束缚,将不可能变成有可能。 在讲座中,最让吴岩印象深刻的是提问环节。“平时,和孩子们面对面的交流并不少,讲座也不少。这一次,面对来自边远地区的孩子,我还是有点担心,和他们聊科幻,该从何谈起?这对我是一个挑战。” “有个孩子问我,我们无法见到您说的书,该怎么办?我说,好的。你们中多少人能上网?没有人举手。我心中咯噔一下子,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为了圆场,我只好说:期待我们的村村通工程尽快发展完善起来,还有我们的农家书屋计划早点完成,希望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好书!” 暑假里,吴岩不仅仅参与了“扬帆计划”讲座,还深入到成都图书卖场,和科幻小读者们面对面的交流,向他们推荐科幻文学作品。 当国人在排队观看《蜘蛛侠》时,我们的科幻电影在哪里 自2010年世界华人科幻协会成立,同年全球华语星云奖由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和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设立。从去年开始,在华语科幻星云奖中,有一个奖项是“最佳科幻影视作品奖”。虽然第一次设立,但是同年的奖项中并没有诞生金奖,只有四部影视作品被评为银奖。当嘉宾打开信封准备宣读获得金奖影视名单时,也没有想到是空白。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说明星云奖的评委客观、公正、严谨的评奖态度;另一面也反映出我国科幻影视在科幻领域失语。 “今年,华语科幻星云奖受到了更多地区科幻人的关注。当我们把评奖公告发出,收到了来自香港、台湾等很多科幻作家的响应,很多作品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这让组委会的评委们很是欣喜”。 在华语科幻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和作家的重视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的委员们并没有过早的庆贺。在他们看来,中国科幻影视要找到自己的路,还任重道远。 这一届华语科幻星云奖为了提携科幻影视,特别发出了关于征集优秀科幻微电影的公告。众所周知,提到科幻电影,人们谈到所谓“大片”多为欧美科幻电影,如《阿凡达》《蜘蛛侠》《变形金刚》等等。这些电影不仅一部出名,其后的续集也是部部上坐,电影周边的产品也是热卖。 科幻电影在欧美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输出,对于其它民族文化形成冲击。 “最实用的例子就是,现在很多学生都热衷于参加托福雅思的英文考试。在其考试中,听力题中也许会有‘BIG BROTHER’‘老大哥’。如果没有阅读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考生们就很难理解对话的深层涵义。又比如‘A Clockwork Orange’《发条橙》这部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后又被美国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当英国人提到‘as queer as a clockwork orange’时,想要表达怪异的意思,如果对这部作品不了解,则不能领会其中的意味。” “我们这一届华语星云奖很希望能在科幻影视方面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觉得如果从短片、微电影做起也许是很好的尝试。可是在实际推广中,我们也发现了困难”。 “视频的制作是需要资金的支撑,在寻找资金支持中我们遇到了难题。”吴岩说在和一些影视公司商谈时,有的公司是答应的很顺利,但最终所能提供的资金少之又少。有的公司只是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去不愿进行投入。 “没有资金,首先吸纳不到优秀影视人才,其次影视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产业,如果没有人愿意在此进行付出,我国科幻影视的发展还只能是空谈”。 科幻影视被国人广泛关注,也许还需要时间,但是中国科幻早已进入了世界科幻人的视野。美国科幻杂志Fiction Study决定在2013年发行一期中国专号。这份科幻理论杂志不仅关注晚清中国科幻作品研究,也会探讨中国科幻电影的意象。 8月末,吴岩要登上飞往芝加哥的飞机,他受邀参加今年在芝加哥举办世界科幻大会——Chicon 7。在那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幻作家、评论家、科幻迷进行交流。吴岩在大会上还会参加著名作家、中国科幻界的好朋友波尔的90岁庆典。他兴奋地说,有不少年轻的内地科幻作家即将赴会,中国科幻正在登上世界科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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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博树:“中国文化战略”:概念辩析与制度前提
热度 1 胡业生 2012-8-24 17:58
进入专题 : 文化战略 ● 张博树 ( 进入专栏 )      1.问题提出的被动性      “中国文化战略”的提出,据说是鉴于全球化进程中“价值冲突”的凸显,尤其是西方   “文化霸权”的渗透与扩张。由此,与其说这个拟议中的“战略”设计是主动出击的结果,不如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应对”意义上的被动反应。   文化,如果不加定义,很容易变成一个大而无当的词。事实上,“中国文化战略”中   的“文化”主要指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也就是,(1)这里的“文化”指文化产品,人类精神劳动的凝结;(2)这个产品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成为人类劳动交换的一部分。   如果从上述角度理解“文化”,则当今中国文化产业的“被动”甚至尴尬甚至确实是一个事实。让我们随便举两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以兹证明:北京每年的金秋书市都是京城文化生活的一大景观。然而,稍事观察不难发现,书市上各摊点堆积如山的图书多是传统“经典”,四大古典小说不知被多少家出版社反复印制了多少版。当然,也不乏现代作品,但在书市里转上3个小时,却很难看到现代作品中的精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其它。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人与文化产业极没有出息的一幕:靠贩卖古人的智慧为今人做门面;装帧日益精美的现代作品却无法掩饰其内在的贫乏。再举一个音像业的例子:现如今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中学生对“美国大片”都情有独钟,说起历届奥斯卡获奖影片亦如数家珍。道理很简单:美国大片的VCD、DVD在中国到处可以买到,盗版盘上市比正版盘还要快,还要早,且价格便宜得出奇。去年我到美国作3个月的短期访问,怀着想做一番比较的心情到美国音像店里转了转,结果大失所望:不像服装超市,在音像店里几乎见不到什么“Made in China”的中国货!当然,美国人文化生活中,也有其非常贫乏的一面,这与他们的历史过于短暂有关,也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以及由此而生发的自傲心理有关。但无论如何,就“文化产业”而言,美国更多的是“输出”而非“输入”,中国更多的是“输入”而非“输出”,尽管我们还常常自诩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大国!   说人家是“文化霸权”?也不尽然。既然是“产业”,这个文化产品的交换过程自然   要遵循市场规律。当消费者拿钱去购买一种消费品时,没有人强迫他去这样做。他是出于自愿而完成其购买行为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消费者偏好的形成与不同产品的竞争力呈相关关系。靠产品自身的质量、信誉而获得的高竞争力与靠暴力强迫别人接受的“霸权”显然不是一回事。   当然,文化、精神产品与其他消费品确有不同之处:它是精神劳作的凝结,也是创作者自身所信奉的价值的载体。文化的传播(文化产品的消费)自然伴随着某种价值信息的传递。而当这个过程发生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当中时,就有可能(请注意:仅仅是有可能)产生某种价值的冲撞、交汇或冲突。   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喜欢这样看问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外来”文化视为一种威胁,而这正好与持“西方文化霸权”论调的辩护性的正统意识形态相吻合,似乎拒斥这种“霸权”是出于捍卫自身文化传统与“国家利益”的需要。   “国家利益”?这倒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在更深入地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今中国文化产业的“被动”状态之前,我们似乎有必要就和“国家利益”相关的某些理论问题做个澄清。      2.“主权国家”:“全球化”视野中文明发展的内在张力      所谓“国家利益”以主权国家的存在为前提,而主权国家本身,严格地讲,乃是15世纪以来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产物。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与商业革命、启蒙运动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文明的理性化水平,而且创造出“民族-国家”这一近代政治-文化结构形式,并在18世纪到20世纪的300年内,演化成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交往组织框架。现代世界史,就是在这个组织框架内书写的。   与欧洲人不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人并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因为那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是欧洲人(以及后来日本人)的坚船利炮教会了中国人什么叫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的拒斥就是有道理的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种更深遂的关于近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哲学视野。   本节的副标题为“‘全球化’视野中文明发展的内在张力”,这里不必就“全球化”作过多的解释,这个词已经用得太滥了。我只想简单地说:本文所谓“全球化”无非是指300年以来人类文明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真正构成文明进程之历史可理解性的最大难题,乃是这个进程内具的张力或二律背反,即同时存在着两种拥有哲学人类学依据的现实运动,而它们彼此之间又呈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状态。   首先,“全球化”意味着在制度现代化基础上人类共享的某些最具根本意义的价值的一般化(现实化)趋势。比如,关于民主的概念,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民族公开坦言反民主,即便是骨子里专制透顶的政权也往往打出“民主”的招牌,这说明民主在当代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为全世界所认同的普遍性价值。当然,民主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是与宪政体制、公民社会的发展、表达自由等制度设施相联系,并藉此得以体现的。人权的概念也是如此。“在每个人身上,整个人类拥有的一切都应该得到承认”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准则。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当今人类对“人权”之类概念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18世纪的卢梭和其他启蒙学者关于“人生而平等”的抽象界定,而更多地把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的实现与每个人所处的历史境遇、文化背景相联系,从而赋予人权概念以历史性。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界定是:既然每个人及其所归属的文化共同体都在一定的社会进化水平上体现着人类价值普遍性的内在要求,那么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人类价值的普遍性与一般化恰恰是通过不同的民族(文化)形式,在不同的社会进化阶段及向着更高的社会进化水平的运动中实现着自身。以美国为例,美国《独立宣言》,这个体现人权精神的重要历史文献,在最初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曾囿于当时的条件而删掉了禁止奴隶贸易的内容,【1】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南北战争后,美国真正废除了奴隶贸易,这既是一个民族在实现人权的道路上取得进步的过程,又是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实践人类价值普遍性的过程。   现在我们再看“文化”与“文化产业”:假如以上关于“全球化”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对“外来”文化和文化产品采取拒斥的态度。如果这种“外来”品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普适性价值,那就不但不应该拒斥,而且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之,不管它来自何方,美国,欧洲,还是什么别的地方。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价值冲突”,也没有必要去消极地“应对”。所需要者,应该身体力行者,倒是分享以别一种民族形式所体现的人类价值的共相,并将其融入本土文化的内在肌体,使它生发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从而使人类价值的普遍性在本土文化形式的特殊性中再次得到确认。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   当然,人类的事务又是复杂的。我们就来看看文明发展之内在张力的另一方面: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与交往框架。就近代世界史而言,民主化的推进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可以被视为同一个过程的结果,但支配其行动的内在机制却大不相同:民主化进程更多地体现了人类“交往理性”潜能的增长(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而以“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则是基于本土利益需求的某种功能体,它的存在本身就预先设定了不同民族国家利益的分立乃至对立。因此,民族国家的行为必定是遵循“目的合理性”规则的,即它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200年来,现代化的传播总是与赤裸裸的利益追逐纠缠在一起,或干脆就是通过后者进行的。现代化之先驱者,英、法、美诸国,既是率先以民族形式的特殊性实践人类民主、自由等价值普遍性的国家,又是现代主权国家框架内追逐自身利益的强者。这给现代史的分析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因为,在制度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的西方大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扩张行为,不但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自私性与不公正性,而且不能排除其利用文化手段增进民族国家利益的可能。   这就是现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理性与愚蠢是搅在一起的,高尚与卑鄙是搅在一起的。当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出兵海湾时,有人称美国的行为是正义之举,也有人讥讽“山姆大叔”此举不过是出于自身石油战略利益的考虑。同样的争论出现在对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的评价上。二者似乎都对也都不对,因为真理很可能更是二者的结合。总之,已经发展到现代文明水平的人类价值的普遍性与“主权”国家框架内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是我们一时还无法摆脱的现实(今后能否摆脱似乎也难定论)。如果说,对于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要制定什么“文化战略”以“应对”外来的挑战,这倒似乎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但是,本文宁愿强调逻辑上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以文化相对主义或“民族国家”利益为幌子,抵制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就中国而言――我们已经看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可能”,而正是今天的现实。当政者的正统意识形态常常故意混淆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与本土政治民主化这两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事情间的界限,借口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维持国内的威权主义政治,拒绝――至少是拖延――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事实上,正是这种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体制的长期延续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内在生命力的贫乏。      3.症结所在:中国文化产业内在生命力贫乏的制度原因      这里需要就“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作出简短的定义。“极权主义”是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类型,指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全部垄断并实施控制;威权主义作为现代专制主义的另一个类型允许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开放,但仍然保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请注意,以上定义的着重点是作为客观实存的制度形式与结构特征,与当政者的自我认知并不是一回事,与被治者对它的认同(合法性)也不是一回事。举例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按照这里的定义,呈现出典型的极权主义制度特征,但毛泽东本人却一直相信他是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前无古人的关于一个“完美社会”的现实可能性的实验;而且,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政者通过自身显示的高度社会动员的能力证明了在被治者那里获得的合法性――尽管严格地说,这种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意义的民本主义基础上,而非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然而,无论如何,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主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一片颂歌声中,使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文化跌入无底的深渊。任何真正的文化产品,都必须、也只能是作者内在精神生命的表达。试想:当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被要求只能用一种思想思考、用一个腔调讲话时,又怎么可能还有“文化”?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市场化道路,“文化”作为一个“产业”也迅速膨胀起来,尤其是那些有利可图的行当,――这倒与市场经济的本性相吻合。但真正严肃的、有份量的精神产品仍极其难觅。那些揭露社会深层问题,反映作者独立思考的剧本、影视作品,那些思想敏锐、但带有“异端”色彩的学术作品,往往在一层层严格的“送审”、检查制度下被“枪毙”,或软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俗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媚俗文化)的充斥市场,充斥街头,充斥银幕,甚至充斥网络。这似乎正表明了当代中国威权主义体制所独有的文化特征:表面的文化市场繁荣与内在文化生命的枯竭并存,且前者正是对后者的掩盖。一方面,威权主义需要制造歌舞生平的气氛以证明“国泰平安”;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任何“异端邪说”破坏“国家的稳定”。――当然,这种逻辑本质上讲仍旧是专制主义的逻辑。   现在要问的是:即便我们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这种“逻辑”真的有助于提升或实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么?否。当一个民族内在的生命活力、文化创造力被自己的制度扼杀时,它怎么会符合民族的“国家利益”呢?当民族最优秀的大脑被禁锢起来,不允许思想更不允许表达时,这种人为制造的群氓状态又怎么会提升“国家利益”呢?   如果我们站在人类文明的普适性价值立场发问,则问题就更大了:构成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创作、文化产品“生产”之前提的,是对个体自由的价值承诺与制度承诺,而后者恰恰是数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一个文化群体要真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可能无视这个事实。否则,就真的会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被“开除球藉”了。   中国文化的衰落与文化产业内在生命力的贫乏源于我们自己的制度――这就是本节的基本结论。至于当代中国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本身的由来、根据及其历史可理解性,这里只能简短地说:它既与特定条件下一代人的选择有关,也与我们的历史传统有关。是的,可能是由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群体过于古老了,我们在享受这份古老带给我们的荣誉之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扭曲是一个更加硕大、复杂的课题,此处就打住不表了。      4.重建公民社会:“中国文化战略”的制度前提        我所理解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化制度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组成部分。制度现代化的另外两个结构部分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从功能上讲,公民社会被赋予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内在使命;从人类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讲,公民社会又是与人类物质再生产同样重要的人类精神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我们可以把出版、传媒系统和教育、科研系统理解为公民社会的两大“硬件”系统,它们大体涵盖了“文化产业”所指称的行业范围,尽管是从不同角度予以定义的。当然,还有一些行业没有包括进去,比如艺术作品的生产(演出业),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资源产业,等等,但它们同样是精神再生产的重要领域。   根据本文提供的有关人类文明发展之内在张力的解释框架,我个人并不反对“中国文化战略”的提法――既然我们还要面对“主权国家”分立乃至对立这样的现实。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认识到:这个“文化战略”的大方向乃是走向与人类文明主潮的同一。那么,什么是当今人类发展的主潮?民主化(包括民主化的价值准则与民主化的制度建构)、对个体的尊重(在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所谓个人与集体的对立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人的尊严与自由的不可剥夺、以及人与自然在更合理状态下的平衡发展。当然,“中国特色”总是要有的,而且非有不可,这就是体现人类价值普遍性的、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民族形式的特殊性。我们的文学、戏剧、音乐、影视,更遑论体现时代意识的哲学,都应该以活生生的中华民族的“这一个”堂而皇之地走进现代世界文明的殿堂。   那么,何以做到这一点?解构中国现存的威权主义体制是关键。“文化”及其“产业”不能是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工具,这至少可以从两层意思上来解释:首先,建立在思想自由基础上的文化创作的多元化是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也是文化的内在生命得以繁衍的先决条件。比如,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说这话的人是前两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高行健――“文学只能是个人的声音”;但我对他的下列感慨却深表赞同:“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2】其次,威权主义体制及其文化专制政策的结果,不但是对文化的扼杀,而且恰恰因此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我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就深有感触:这里接触到的,大量是关于中国否定性的报道。其实,这些声音也不一定都准确,为什么都跑到国外去讲呢?国内不让讲嘛!仍以高行建为例,他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回顾了作者文革时期的经历。我不认为他对文革的描写是全面的,虽然我承认作家有根据自己的感受描写任何对象的权利。问题在于这样的作品在国内发表不了,也就无法形成关于此类题材作品的正常的学术切磋与争鸣。结果呢?国外读者(他们通常对中国事物并不熟悉)只能从《一个人的圣经》这样的作品中,从一个被时代伤害了的个体对时代的过于情绪化的描写中(尽管作者自认为是冷静而冷峻的),获得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某种印象。――我担心,这样的印象很难客观、持平。   事情的逻辑就是这样:国内文化专制的结果势必造成国际文化市场的“一边倒”。从这个意义上讲,威权主义损害、而不是提升了“民族形象”,破坏、而不是捍卫了“国家利益”。这样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及其威权主义体制难道还应该继续下去么?   当然,鉴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不能指望变革在一天之内就告完成。所谓“解构”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相对艰巨的制度转型过程。作为也在从事精神活动、“文化生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我希望今天中国的执政者能审时度势,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摒弃“应对”式的僵化意识形态,逐步实现中国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制度重整,遵从文化生命成长的内在规律和文化产品生产的正常规范。如此,则将是中国文化之大幸,也是中国“国家利益”之大幸。同时,我想强调指出:文化变革及其制度前提――政治民主化――是全民族的事情,需要每一个公民来参与。一个民族只有越来越多的个体意识到自身承载的人类价值的份量并躬身实践之,这个民族才真正有希望。这也正是本文把“重建公民社会”理解为“中国文化战略”的制度前提的根本原因。【3】      注释:   【1】参见卡尔•贝克尔“论《独立宣言》”,载《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北京,三联书   店2001年版,页164。   【2】见高行建“文学的理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载《一个人的圣经》“附录”,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页470。   【3】文化与文化产业既不应是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不应成为市场与金钱的附庸。这个问题对拟议中的“中国文化战略”同样很重要。但深入讨论之已偏离本文的主题,故从略。      (本文作于2002年4月,2003年6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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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封建文化的集大成者
热度 1 duke01361 2012-8-15 23:49
中华文化是封建文化的集大成者 许多文化学者都承认,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三大文化体系,一是中华文化,辐射周边的朝鲜、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另一个文化体系是印度文化,主要影响中东地区;第三个文化体系是英语国家的文化,主要代表是英美,辐射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除了这三大文化体系,其他欧洲区的文化基本上和英美文化大同小异,只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 这三大文化体系背后对应着三大宗教体系,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如果要严格相互对应的话,由于文化之间曾经多次发生融合,而宗教文化基本上却能够独善其身,所以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清晰的边界。文化的融合与宗教的融合比起来要相对容易很多。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本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华文化中有很多元素来源于印度文化。 中国的诸子百家文化与佛文化的整合,铸造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使得中华文化同时体现中华本土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精华。 同时也是的这种文化辐射更为辽阔。 基督教是最后进入中国的一个教种,与佛教在中国传播相对顺利的情况相比较,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得不到任何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同时,也不能受到中国民间的更为广泛的接受和相应。 这样直接导致了中华文化和英语国家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 中华文化脱胎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在封建社会架构这个舞台上演化和发育,最终使得中华文化成为封建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封建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文化体系;与此类似,英语国家的文化跨越了封建和资本社会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英语国家文化已经基本上剔除了其封建文化的核心,应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 再加上文艺复兴的助推,英语国家的文化在其所承载的“价值”方面已经更加关注人性的素求,换言之,英语国家的文化是一种经过妥协后再生的一种文化;而对于中华文化而言,由于没有经历过类似文艺复兴式的涤荡,依然保有完整的封建文化核心要素,包括封建文化的核心价值。类似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五四运动旨在涤荡中华文化中的封建要素,但是由于中华文化已经在把封建文化演绎到了尽致,因此成效远不如文艺复兴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影响来的深远。 本质上而言,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所负载的价值差异主要在于对人的属性的诠释。 很多迹象表明,人性的生物学因素会产生很大的作用,人性中的生物因素可能会成为除生产力、生产方式之外最大的可变量。几乎可以肯定是,人类的生产能力和人性的生物学诉求相比,后者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于上述理解,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大的前提很可能会回归到人性的生物学属性上。 如何处理人性诉求,是否能最大可能满足人性诉求标示了一种文化体系的竞争优势,甚至是生命力。 2012年08月15日于京南小镇 Chinese culture is the feudal culture of the synthesizer Many cultural scholars have recognized thatthere are three major cultural systems in the world, one of these is Chinese culture, the radiation surrounding the Korean, Japan and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other cultural system is the Indian culture, mainly affecting the Middle East; the third culture system is t he cul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mainly represented by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which has aradiation of the world's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hese three cultural systems, other European culture is basically similar to Anglo-American culture and differs just in developmentstages. Interestingly, behind these three cultural systems,there are threecorresponding major religious systems, including Buddhism, Islam and Christianity. Should strictly correspond to each other, then had repeatedly occurred fusion between due to cultura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basically was able to be spared, so we will fin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ntegration is relatively easy compared to many. The local culture in China has a huge influence from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China. Thus, many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been adopted from the Indian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ers of culture and Buddhist culture, has largelycasted the core part of Chinese culture,givingChinese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China's local culture and Indian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is culture is extended toa more extensive radiation. Christianity is the last to enter China, a teaching, and Buddhism in China spread relatively smooth compared to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s still unable to get any government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not by the private sector more widely accept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This led directly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nglish national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born out of the superstructure and the economic base of the feudal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eriod of feudal society,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on the stage of the feudal social structure, and ultimately make the Chinese culture to become the master of feudal culture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feudal culture cultural system; Similarly, the cul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cross the two phases of the feudal and capitalist society, the social basis of these two stages are attached to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culture has been largely removed the feudal culture of the core , should be developed into a typical capitalist culture. Plus the boost of the Renaissance, hosted by the cul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in their "value" has been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ime demand of human nature, in other words, the cul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is a compromise after regeneratio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did not experience similar to the Renaissance-style cleansing, still re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feudal culture, includ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feudal culture. Similar to the Renaissanc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ims to wash away the feudal elements in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the feudal culture of interpretation to every minute of it, so the result is far better than the Renaissance to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cul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Essentially feudal culture and capitalism load value difference l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people. Are many indications that the biological factors of human nature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biological factors of human nature may be the largest addition to the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methods can be variable. Almost certainly yes, compared to the biological demands of human capacity and human nature, the latter has a broader space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nflict and fusion of the biggest premise is likely to return to the biological properties of human nature. How to deal with the demands of human nature, to the maximum extent possible to meet human demands marked a cultural system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even vitality. Xuefeng Pan(need to be modifed) August 15, 2012 in the town of South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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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能执行主观性平等的政策,这帮人必然毁灭中国
liuchao666 2012-8-14 22:14
这则新闻充分说明了客观性平等的荒谬性 周口项城强征农民土地 官员扬言“打死有钱赔” http://news.sohu.com/20120814/n350643652.shtml 近日,周口项城市警察、政府官员和社会青年近200人,在没有和村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对光武办事处辖区147亩耕地进行强征,并将多名村民打伤,光武办事处一领导在强征现场大喊“打死三两个人,光武办事处有钱赔”…… 客观性平等试图从价格上把所有人的生命价值 划上等号 , 这最终必然导致富人对穷人的彻底消灭…… 在生命权利等问题上,必须执行主观性平等, 以上则新闻为例, 主观平等认为: 光武办事处认为打死村民需要赔偿的价格就是办事处领导的生命价格,但绝不是村民的生命价格, 村民的生命价格必须由村民自己标价。 客观性平等试图采用一种基数效用的评价手段, 这本身西方社会的一种简单粗暴处理方式, 中国人一向讲究推己及人的主观性平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该回归自己的传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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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C合作研究归来
sandy99 2012-8-14 15:44
前段时间,前往位于意大利米兰的欧盟联合研究中心开展项目合作研究。 人文环境-JRC位于湖畔,环境很好,周边湖光山色,植被茂盛,空气清新,村民生活闲适。 科研氛围-研究小组每周一进行例会,讨论研究进展。小组的科研几位核心人物permanent staff都是大牛,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向和擅长的领域,担任杂志审稿人、撰写专著、某个专业会议的主席,他们又能够在coodinator的协调下共同去完成一个大的项目;公司员工作为external staff主要提供遥感数据处理系统的技术支持;博士后负责解决项目中遇到的小的技术难题;contractor负责遥感产品验证等技术要求低一些的工作;1名行政人员负责研究所内部和外部协调行政工作;秘书负责为课题组人员出差订购机票、宾馆等一些琐碎的事务。 想想国内的环境,唉(此处省略很多字。。。。。。)。但是,中国文化就是如此,中国行政事业单位的现状就是如此,我们只能去适应。 我喜欢欧洲简单的科研环境,轻松快乐的科研氛围。回想当初本科毕业拿到CU的奖学金,家人觉得我年纪小,硬是不让去。而现在已年近30,有了小孩和家庭,又多了很多牵绊。记得大学时很了解我的老师说,我的性格更适合在国外做科研,现在越来越发现这句话的判断太正确。出国,真的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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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祖”国,“东亚共荣”——看奥运忽发奇想
热度 2 qyu111 2012-8-13 10:09
看奥运会上各国运动员的表演和竞争,看裁判员的激动和抗议,看各国观众的欢呼和表现。 不管是运动项目,还是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的表现,感觉 中、日、韩三国人表现的分不出你我,就好像是兄弟姐妹。 我不禁想:这三国人以前就是一国人吧?用的文字都一样。 这三兄弟后来怎么就分了家了呢?老“日”他当年怎么就这么凶呢?怎么就要残杀其它俩兄弟呢?难道就是为了分房(地)? 最近兄弟间好像又在为地争争吵吵,似乎要动手。 兄弟间为什么不能“共容、共荣”呢? 老“日”他当年提出“大东亚共荣”,概念没错,兄弟团结、携手共进嘛。 问题是如何共荣。按老“日”当年的方法肯定不行,不讲理,霸道又残忍。只考虑自己,没考虑家庭。 现在有两个办法: 要不按东方人的规矩办:父亲或老大说了算。父亲应该是中国,老大也应该是中国吧?日、朝两国都回归“祖”国,合家团圆,东亚共荣。 要不按老“日”崇拜的西方人的民主规矩办:三国合一国,由民众统一选举总统和国会,既民主也公平。 美国共荣了,欧洲也共荣了,亚洲为什么不也共荣呢? 最后讲一个故事: 蒙古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从前有个妈妈叫蒙古,生了三兄弟。 老大叫中国,长大成了政治家,专搞革命; 老二叫日本,长大成了发明家,专搞制造; 老三叫韩国,长大成了文学家,专写韩剧。 后来三兄弟为适应世界竞争潮流合伙开了一个公司叫“亚洲共荣体”: 老大做 CEO ,老二做 CSO ,老三做广告。 三兄弟合作,称雄世界,最后以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教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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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文化论坛第六届通识教育讲习班开幕式上的发言
热度 9 aejj 2012-8-5 18:20
这个暑假本来是要总结一下四年生活的总体感受的,无奈一直懒惰。借着这次发言的机会,也算是对我的人生这段经历的一个小结了吧。 本文亦载于8月1日发行的《中华读书报》上: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8/01/nw.D110000zhdsb_20120801_2-09.htm “极端”的通识教育 ——我的经历和反思 一、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   我今年五月毕业于美国的圣约翰学院。圣约翰学院在美国以极端的通识教育著称。四年都不分专业。所有课程基本都是必修,均是原典阅读和由教授带领的十几人的小班讨论。课程的核心是贯穿四年的经典阅读讨论会,按照规定好的、大致基于年代顺序的书单进行:大一有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的作品,大二有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圣经、塔西陀、奥古斯丁、阿奎那、马基雅维利等,大三包括近代的笛卡尔、弥尔顿、卢梭、休谟、康德,一直到大四的黑格尔、尼采、托克维尔、托尔斯泰、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   与核心经典讨论班同时进行的还有语言、数学和科学三门讨论课。语言课在四年内学习古希腊文和法语,每门语言在进行半年的语法和单词学习以后,细读和翻译相关的经典作品,大一大二的希腊文课,翻译柏拉图的《美诺》和一部古希腊戏剧;高年级的法语课翻译拉辛的戏剧《费德尔》、波德莱尔的诗歌和福楼拜的小说《简单的心》;同时还会穿插细读一些经典的英文作品,比如乔叟、莎士比亚、福克纳、乔伊斯等人的作品。   数学课和科学课也遵循原典小班讨论的原则。数学课四年必修。主要作品有以几何方法为主写成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阿波罗尼斯的《圆锥曲线论》;近代的代数创立时期的的韦达、笛卡尔等人的作品;牛顿、莱布尼茨、欧拉、戴德金等关于微积分和实数理论的著作;一直到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原著,和康托、庞加莱、罗素、哥德尔等人关于严格公理化和数理逻辑的著作。在阅读讨论的同时,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到黑板前做相关的演算和证明。   数学课上的很多阅读是些大部头的作品,而在科学课上,阅读材料中论文和短文章的比例要高一些。生物课主要是观察生物学,比如哈维、歌德、林奈,其次是进化论、遗传学,诸如达尔文、摩尔根、沃森和克里克的著作或论文,同时伴有不同时期探讨生命本质的文章。化学课仅有半年,阅读围绕着分子和原子发现时期各种观点的论文。物理课是科学课中最系统的,总时长约两年,从经典物理时期的伽利略、惠更斯、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安培、法拉第、麦克斯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阶段的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等人的文章或论文。和数学课一样,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在全班面前进行讲解、演算或证明。   除此之外,圣约翰的必修还有一年多的古典音乐:有合唱和乐理学习,还有对经典音乐作品,比如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莫扎特的魔笛、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分析、赏析和讨论。   我们唯一的选修课是高年级才有的八周的精读课,课程的开设五花八门,有核心讨论课书目中书籍的更深入阅读,也有天文学经典、凯恩斯、维特根斯坦、纳博科夫、印度史诗等等。    二、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   圣约翰学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经典原著和小班讨论的极端强调。事实上,它们几乎构成了我四年绝大部分的课内生活。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教科书、二手资料和习题。我无意论证这种极端的教育是否可以是理想中的完美的教育的一种。我其实认为,任何极端的东西都肯定有它不足、矫枉过正甚至糟糕的地方。   关于阅读经典原著,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当时我去圣约翰,只是觉得阅读这些原著是件很牛、很酷、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四年读下来,如果又懂古希腊文又懂量子力学,天下能有几个人能有这等本事。大一的古希腊年还算好,到了大二,阅读圣经和宗教,我的心情有时候都如中世纪般黑暗了。我找到我的老师,开始认真地问为什么要读经典?我当时依然想不通的问题是:一,为什么圣约翰要抑制学生们的创造力和创造欲,强迫学生必修经典,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自由选择自己的阅读和专攻;二,为什么要抛开现代科学和文明的积累,忽略宇宙大爆炸、神经科学、博弈论和行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研读看似原始,甚至错误的古代的地心说、灵魂学说或是伦理学。除了陶冶情操和考古考据以外,这样的阅读为什么必要?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老师回答说,创造力可以是好事,但也可以是坏事。他认为,很多所谓的有创造力的人,自己的身心并不健全,却想着影响和改善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其实已经给世人带来了诸多灾难。面对那些经典著作,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眼光,在完全没有花功夫读书的情况下,就开始用自己的独特观点、学说,或者借后来人的观点学说,去“修正”,“质疑”,“改进”,“批判”,而不知这种个人的小聪明往往是多么廉价。在圣约翰的四年中,我和周围的人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阅读经验。从一开始面对古代经典时现代人审判官般的自傲,到细细品读和讨论中慢慢体会到其微言大义,以及个人的局限,以至最终有时候发展成为了对某些作品近乎宗教般的敬畏,或把它们当成生命中的一个最可靠的慰藉了。通过对原典的阅读,我学到的也许是在保持个性和创造力的同时,知道谦逊,认识到自我性情和智性中的局限、褊狭甚至愚蠢。也许只有那些经典作品的高度,才能让我慢慢觉察到,我以前的很多小聪明和创造力,是真正只能用一个“小”字来形容的。按圣约翰一位同学的话讲就是:“在读那些书之前,我一直在沉睡。”   关于我当时的第二个疑问,即为什么要抛开现代科学与文明那么久的积累,去读那些古代的作品,我的老师当时并没有明确回答。但是在之后我逐渐察觉,圣约翰的这种教育方式并不是简单地认为“积累”越多便越好。它的目的不在于积累知识,不在于追求通常所谓的知识上的“进步”、专业上的进取,或是追赶某学科最新的突破和进展。这些当然不一定不好,但是圣约翰学院似乎认为这些都是研究生院,或是其他职业学校的专业化教育的任务,在这之前,需要做比专业化教育更“根本”的事情,即培养一个人思考的能力,磨砺人的品质和心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在圣约翰读那些经典并不一定是为了饱览诗书,或是成为哲学家或古典专家什么的,而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经典,照这么说,也许可以说是最有“人道”的书籍。   四年下来,也许我,或是我的一些同学最终会成为某门学科杰出的专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当时我预期的一样,成什么样样精通的通才。从学问的角度讲,四年内学如此多的内容只能是走马观花,一辈子的阅读与学习才刚刚起步。这样的原典阅读,首先培养的也许并不仅仅在于学问,而是做学问或是不做学问之前都要培养的一些东西,一些“人之为人”所普遍拥有的品性。    三、“会读,会听,才会说”   圣约翰学院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小班讨论。我对小班讨论的认识经历了和对原典阅读的认识相类似的过程,而且我对讨论的态度一度比对那些古代经典还要傲慢。一开始,我觉得书在手上,每个字都看得懂,看着看着,如果自己悟性不错,就应该能读懂了,有时候自己以为自己读懂了,还暗中嘲笑那些大字儿看得懂,而居然读不出意思的同学。于是,我一度都骄傲地觉得,讨论就是仅仅展示我的阅读成果,给别人答疑解惑而已。帮别人解惑成功,或是把别人的理解论证为“错误”,自己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为了这种虚荣心,有时哪怕读不懂,也会用些牵强附会的方式跟别人假装自己懂了。   不过后来我发现,与别人讨论不仅仅可以是展示成果、答疑解惑,或是辩论观点、战胜或败给对方。有时候我发现原本自己读得一马平川、毫无波澜的文章,在与老师和同龄人的讨论中,居然处处是问题和亮点。有时,即便是我开始认为愚蠢或无知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即便这些问题真是愚蠢,也极有可能给我另一个思考维度的启发。   我进圣约翰的第一堂讨论班,老师便说,要让文本讲话,不要让你们的声音盖过了文本的声音,要倾听文本的声音,还有其他讨论者的声音;会读,会听,才会说。当时觉得这并不会是什么难事。后来才慢慢体味到,讨论桌上除了文本,除了观点的归纳论证,还有多的多的东西:虚荣心、表现欲、竞争欲、害羞,等等。低年级的讨论课,很多时候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人话太多,有的人总是沉默不语,有的人讲话跑题不着边际,甚至有的时候,会争吵到把一些同学气哭气跑。但是经过长期的磨合,讨论的质量逐渐提高,每一位成员逐渐能以“我们”而不是“我”的角度发言。当倾听文本、倾听他人和静心思索成为一种习惯时,讨论才能成为真正的关于文本的“对话”,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发表观点、炫耀知识和才智、或是辩论和争论。也只是在这种时候,那些古老文本的微弱的声音才能浮现,才能被我们捕捉,经典对人的塑造才会更好体现出来。    四、通向自由的道路   由此看来,阅读原著和小班讨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对于才情有限的、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讨论的阅读,很可能无法突破自己理解上的褊狭和局限;而没有阅读的讨论则只能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上,没有高度也没有根基。   这样的教育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是有悖常理的:原典阅读加讨论往往是效率低下的。比起一般课堂上、教科书上的清楚简明的大纲或知识体系,原典的文字往往是模糊、让人困惑的,讨论课的进程很多时候是繁琐、冗长的。圣约翰的理念是,不直接让学生不加思考地接受,不机械地训练思维的能力和技巧,而是让同学们亲自参与现在几乎所有人已经习以为常的,或者是和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感受它们在诞生时期的混沌和挣扎。圣约翰认为,本科教育的首要目标,不是智能和智力,也不是由着性子的那种自由和个性;而是用阅读原典和小班讨论的方式,历练人的智性和性情。而这才是通向个体和群体的真正自由的道路。我的那位老师甚至用有些武断的口气说,理想中的通识教育,其实正是真正关于自由的教育。   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有的去名校深造,有的去科学实验室和公司实习,有的去马来西亚教英文,有的去格鲁吉亚战乱区普及通识教育,有人去餐馆打工,开出租车,或是跑到云南大理学烤面包和少数民族烹饪。我想,四年极端的通识教育,先不论其利与弊,给我的最重要的并不是满脑子的古今学问,我也并不认为对自我的完善已经结束,相反,这只是个开始。   如果非要概括,圣约翰的读书经历让我体验到,对我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做学问和热爱阅读,也不仅仅是个性和创造力,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智性、心灵和道德上的勇气,和古希腊人所言的那种明智和审慎。我将用一生的时间去培养这些习惯和品质。我也该意识到,自己能接受这样的教育是多么的幸运——这种幸运给我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义务,那就是为周围的人、为那些没那么有运气的人、为这个社会,尽力做有益和有帮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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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悟】中国的经与史,理论与实践
热度 1 outcrop 2012-8-3 15:48
忽然想到的一些东西。 宏观来看,如果把中国文化看做一门管理人的学科的话;那么经和史,也许就扮演了管人的理论与管人的实验报告的角色。 《格言联璧》里面有两句话: 一句是,【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说的也许是方向不错,品评历史不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不会和【圣贤】相左;经有了史的佐证,就不会落入口空文章的境地。 另一句是【读经传则根柢厚,看史鉴则事理通,观云天则眼界宽,去嗜欲则胸怀净。】。 觉得很有意思,记录一下。 =============================关于博主============================= 博主的主要兴趣是:知识管理;相关兴趣有:语义网、机电及DIY、哲学与心理、信息安全、科幻等。 我的常用博客在科学网 (访问可点链接,下同); 新浪微博是@outcrop ,欢迎互粉;建了一个超级QQ群:17662971,希望能闲聊无白丁,欢迎加入;自己打理着一个 机电工程师 小网站,欢迎来玩。最近在科学网关注“ 科学网大学 ”,欢迎加入 科学网大学群组 讨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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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先生笔下的中国杨柳
热度 1 BMK 2012-7-30 01:33
吉川幸次郎先生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达到这样程度的日本学者可能不会再有了。这话不是夸张,真的,吉川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到了令我这个中国人也十分吃惊的地步。 吉川先生早年曾受教于日本著名学者,中国戏剧史专家青木正儿先生。青木先生对中国杨柳的感觉传递到了吉川先生那儿。在青木先生看来:“初入扬子江口,两岸一望无尽的柳树,那些柳树无论取哪一棵,它的细致的美感也是压倒日本的柳树的。”(《我的留学记》25页)吉川先生第一次到中国访问的时候,美丽的江南景色彻底征服了他。对中国风景的美,对中国柳树的美,吉川先生不是一般性的赞叹,他还就此专门进行过理论探讨。他说:“我曾请教过植物学者,他先而吃惊,后来解释说,:日本的山植物种类多,所以绿色复杂而呈黑,而中国在同样的面积中植物种类少,所以山色是单一的美丽的绿色。”吉川先生甚至认为:“事实正是这样,而且因为山的原因,水色也特别美。柳树正如青木先生说的也比日本的柳美,太阳的光彩也比日本的美。”(33页) 中国太阳的光彩也比日本的美!这是不是有点像“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啊! 《我的留学记》中有一篇《柳絮漫话》,内容从描写柳絮的唐诗,谈到与朋友一同踏春时北海公园中狂飞乱舞的柳絮(118-121页)。细节不引了,这里只顺带谈一下先生的一个小误会,及书的中文本译者注释中的小错误。 先生在引用李商隐《江东》诗“谢家轻絮沈郎钱”一句后说:“所谓沈郎指晋沈充,‘沈郎钱’好像是指榆树之叶。为什么把榆树叶叫‘沈郎钱’,我忘掉了,现在也不十分清楚”。译者注说,“因为沈充所铸之钱又轻又小,故比之榆树叶”。 按,吉川先生所谓“指榆树之叶”,当是说“沈郎钱”被称为“榆荚钱”。“榆荚钱”原指西汉初年所铸不足分量的轻薄小钱,后泛指同类劣币。榆荚,又称榆钱,是榆树的种子。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与柳絮是同类,故李商隐诗中连带言及。我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饥荒中吃过不少榆钱儿,当时觉得味道很美,现在多年没吃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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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神奇学问的孤寂
热度 5 benlion 2012-7-29 18:55
- 中国文化思想的高深莫测 至今鲜有学者考证清晰中国夏商文明的来龙去脉 , 也有许多历史朝代的文化传播、创造和民族迁徙、通婚等现象难以解读。给我印象依然历历在目的记忆是家乡的民俗,比如,宰鸡将鸡血涂在前门和后门上,送葬棺材上放只大红冠公鸡,来到以色列之后才知道这是典型的以色列宗教传统风俗等。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求拜师傅的情节,而且,总是有大师往往是在高山峻岭里藏而不露的一种印象,尤其是道家的文化传统;因此,至今仍然给我一种期望有一天在哪座大山里寻到大师求得指点。四川广汉发现三星堆文化遗址,长江流域发现悬棺习俗,在曾国藩传记小说中一处提到发现曾子墓葬石洞悬壁,从成都到襄阳 - 曲阜的连线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轴心线。高新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肯怕很大程度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在追求这种来源于神秘之山的文化传统罢了。 我出生在湖南的古台山,属于雪峰山脉的一部分,因为父亲从县委组织部来到那里创建国营林场种植药材,屋后是芍药园,屋前有一条小溪流上有石拱桥,我小时候经常在那个小溪里独自一人从石头底下抓螃蟹。屋后还有一个水井,我们经常往下去看是因为羡慕那非常清晰的水底上的鹅卵石,后山翻过岭是走向另一条河流,那时我经常追哥和姐去学校或者去看姐演戏,现在我仍然能脑海浮现起那学校的教室和那个礼堂里舞蹈的“巴扎嘿”结尾。由于不让我去,经常在路上将我抛掉,我却又从另一条路上追上了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腿腹长出个大瘤子,父亲带我到城里医院检查,医生说要开刀但要等上大了年龄,这话我听见了,于是,父母都不知道夜里我自己独自在床沿上按摩,我也不记得多少岁月,但父亲再带我去医院时惊讶发现肿瘤的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后来,我上小学二年级,母亲负责新华书店,于是我在放学后和节假日帮助母亲卖书,还最多的或最重要的是那些肯怕现在也很难找到的那些极为精美华丽的医学大部头著作,有西医也有中医中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时光,有一次夜间息灯说是防空管制不知是否确实,那时正值的一件事情是批林批孔,但我的直觉就是批林怎么连上一个古代什么孔来批是否不着边际,这种感觉现在仍然能回忆起来,这也是我到大学念书的时刻,在海滩边上的小山包静读的时刻会想到去海外探索社会的道德伦理教育体系。 小学毕业考初中,全城最好的学生进了同一个班级,我家就住在这所学校出门就能看到围墙的一个国营公司里,住房的一旁有一个池塘,一旁有个大草坪,后面还有一个属于我的花园,每当放学,班上我们 4 个最好的同学就在彼此的家中轮流玩转。那时,我不但被邀请参加学校文工团,而且参加城里体委的武术队,一次早上从练完武术回到家中又急于赶上学而烫伤了腿,又是父亲带我去医院,但没有不留伤痕的疗法,于是寻找民间医生,终于用草药治疗好了。后面还有许多涉及到中医药的故事,包括用苦楝树皮治病,外祖母祖传武术和中医秘方和炼制方法等,总之,经历无数经验的验证有效的正宗中医药在那些隐藏的民间大师手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传统 – 隐匿在高山峻岭或就在你的身边默默无声,他们传承徒弟首先要看的是拜师的诚心和做人的仁德。 - 为了纪念我的外祖母。 我的外婆治疗过许多医院治不好的病人,而且,即不收取任何费用,反而提供药物和治疗,可惜,她的儿女无人对传统医学感兴趣,也不知道传承她的医术的人在何处,没有人能再接续或告诉而传承到我,当我上大学后时她已经不在人间。 - 《创业,海的故事》 (4) –
个人分类: 2012|2051 次阅读|9 个评论
吉川幸次郎先生的遗憾
热度 2 BMK 2012-7-25 11:50
吉川幸次郎(1904-1980)先生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他的老师狩野直喜与国学大师王国维有深交,经其传授清儒的治学方法。吉川年青时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入研究,尤精杜诗。吉川先生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感情。他常与学生们共聚一堂读书,读书时用中国语朗读,甚至学者们上课多着中国服装。1979年4月,吉川先生率日本文化访华团(实际是杜诗研究访华团)访问我国。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拜谒杜甫的诞生地——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杜甫窑。访问团到河南后,由先师华锺彦先生陪同。当吉川先生提出要拜谒杜甫窑时,有关领导认为杜甫窑的状况不宜对外宾开放,便请华锺彦先生出面,以交通不便为由,婉拒吉川先生的要求。华先生吟诗一首赠给吉川先生,原诗如下: 窑湾春涨路难开,杜老遗踪锁碧苔。领会青云动高兴,明年扫径待君来。 吉川先生读此诗,知拜谒杜甫窑无望,遗憾地说:“谁知我明年能不能来呢?”回国后,吉川先生回赠华先生五律一首: 子美钓游处,土楼尚存庄。心孩勤枣栗,思壮咏凤凰。命驾青泥阻,凝眸绿野苍。明年邀我去,地主意偏长。 华先生接到此诗后,又以同韵和七律一首: 少陵一笔拔三唐,引得云旗指圣庄。曾托生死歌义马,甘供心血养雏凰。羯胡未靖三巴乱,稷契无成两鬓苍。共诵《登高》洛阳道,论文何日引怀长。 第二年(1980)春天,吉川先生病逝于日本。消息传来,华先生作《悼念日本吉川幸次郎教授》以寄哀思: 闻君归去我心哀,热泪催诗吊夜台。中日论交文会友,京都立教世多才。登临并影成千古,吟咏同声尽一杯。未到窑湾莫惆怅,枫青入梦待君来。 华先生和诗尾联上句叙述与吉川先生考察途中共吟杜甫《登高》篇事,悼诗尾联下句用杜甫《梦李白二首》“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之典。诗篇表达了华先生对吉川先生的深厚情谊与内心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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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周校长不进军【娱乐圈】太可惜了
outcrop 2012-7-23 10:01
《大校长周其凤为母亲写新歌 宋祖英演唱》,在两岸四地大学校长论坛上,周其凤校长担任主持人,昨天,他在接受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赠书之后,也回赠了一张CD给张校长,称“这是我为妈妈新写的一首歌,叫《妈妈的油茶果》。 很巧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前任校长张信刚将一本《 中国文化导读 》赠送给周校长。 哈哈~张信刚这本书赠的也许很合时宜……《XXXX 导读 》! 有网友表示:“小学水平的词被称为‘风格质朴,意味淡雅’,你让网友有才子们情何以堪。” 《妈妈的油茶果》(歌词) 在山溪旁的油坊里 水车吱扭吱扭地旋转着 妈妈背回的茶果哟 榨出了滴滴香油,留下了饼饼茶枯 洁白的油茶花开了又落 化作妈妈年年的果 油茶果的背篓里 装满着妈妈的希望,妈妈的我 在我远行的日子里 妈妈一天一天地变老着 妈妈捎来的茶油 炒香了我的饭团,陶醉了妈的爱抚 啊, 在高山深处的悬崖陡坡 长着妈妈的油茶果 …… 延伸阅读 大校长周其凤为母亲写新歌 宋祖英演唱 http://news.163.com/12/0723/08/8736J3AP00011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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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的五颜六色
热度 1 duke01361 2012-7-19 19:05
中国文化里的五颜六色 传统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五颜”分别为“绿”、“红”、“黄”、“白”和“黑”,分别对应着四季中的“春”、“夏”、“换季”、“秋”和“冬”;又分别对应着中国哲学中的“五行”之“木”、“火”、“土”、“金”和“水”。 在中国人看来,自然之春天,盎然生机为遍野的新绿,夏日,则艳阳高照,如火如荼,一片火红;夏秋交节之季,原野里一片“金黄”,一派丰收的景象,而到了深秋和冬天则四周寒露为霜,亦或白雪茫茫,处处滴水成冰! 中国人认为一年中的四季均有“图腾",春季有“青龙”,夏季有“朱雀”,夏秋之际有“黄龙”,秋天则有“白虎”,而冬天则为“乌龟”(玄武);中国人理解,上述四季中各种“气机”表现为“春生”、“夏长”“趋稳”“秋收”和“冬藏”这样的运动规律。 这影响到中国人对“颜色”的偏好上,中国人一般喜欢“红色”和“黄色”,因为这寓意着“红火”、“热情洋溢”和好的"收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而言,没有比什么“春生”(绿色)、“夏长”(红色)和“秋收”(黄色)这些东西再美好的了!而至于“白露为霜”或“大雪茫茫”“滴水成冰”的季节,食物紧缺,出行不易,这不是很让人“悲哀”的事情么? 所以,中国人把"红”“黄”“绿”视为“吉祥”,而把“白”和"黑”看作很“丧气”的象征! 于是,娶媳妇,过年,大办喜事!张灯结彩,披红挂绿!而到了“死人”,办丧事,则披麻戴孝,黑、白两色! 中国哲学中的“五行”是有“方向”的,"木”在“东”,“火”在“南”(这要是过了赤道,说不定就应该“火”在“北”了,呵呵...),"土”在“中央”,而“金”在“西”(怪不得“西方国家比较富裕”?嘿...),而“水”则在“北”(你知道为什么房屋走水要向南流么?) 中国过去的“皇家”认为他们应该居住在“中央”位置,所以他们很“土”,很“黄”,所以京城宫苑,红墙黄瓦! 皇帝在金殿上,“面南背北”,图个“前景一片光明”和“财源滚滚”(“水生财”,这是典型的自然经济的思想意识啊,尽管“金”也不是“财”,除非“金生水”而“水”浇灌了庄稼“木”才能转化为收获,才有财啊!)。 在"黄"帝的周围,前面是“朱雀”,西面是“白虎”,东面为“青龙”,身后则为“大王八(玄武)。 官员列队的时候,文官在“东边”(望子成龙吧!),武官在“西边”(将门虎子啊!),而只有“黄龙”据其中央!因此中国的“国王”称自己为“皇(黄)帝”,乃“黄龙”就位的气象! 因此帝王家被称为“黄家”(皇家)! 过去中国的科举有一种说法,叫做中科举有“鲤鱼跳龙门”的意思,跳过“龙门”,跳过“黄龙”家的门,站在黄龙家的“东边”,归“青龙”位,与西边的“白虎”相称!是所谓“文东武西”,龙虎相伴!文武不合,则龙争虎斗啊! 龙虎的这种布局也影响到了中国特有的“风水学”,懂风水的人可能知道,一个家庭的阳宅,如果坐北朝南,那么西院墙的位置是“白虎”地,而东院墙的位置为“青龙”地。 脱胎于中国哲学的中国医学有“五色”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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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热度 1 forrestlin 2012-7-17 22:46
目前对“心”的认识与困惑: 1. 中国文化的“心”不仅仅指形而下的器官。从文字上看,肝,脾,肾,肺,脑,肠,胃,膀胱等器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月”字边,即“肉”。但是,唯独“心”,没有“月”字边,这个说明什么?至少,在古人的认识里,“心”不仅停留在有形器官的层面。 2.在中医里,“心”在五行属火。“火”这个东西,很奇妙。“火”到底算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那?“火”看得见,摸得到,从这个层面上说,“火”算是形而下的物质层面;而“火”有质量吗?“火”有形状吗?“火”性炎上,“火”总是向上的,为什么“火”不受万有引力的影响? 3.“病”者,疾加也。“病”从“丙”;“丙”从“火”;“火”从“心”。因此,“病”从“心”也,也就是说,“病”指的是“心”这个层面的不正常。现在很多的“病”,为什么从有形的器官上进行治疗没有效果,因为“病”有心这个层面的问题,光治有形的身体,是无用的。 4.“心”为君主之官,本身不受病。比如肿瘤,为什么没有“心脏”的肿瘤或癌症?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或许才是攻克癌症的真正途径。 暂时就想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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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专家视频讲座是不错的学习方式
zhyll97 2012-7-17 19:11
工作之后,就不会像读书的时候那样经常有听课的机会。工作之后,受到来自各方面压力的影响,难免会影响到个人的心情,或影响到个人的生活,甚至会影响到跟其他人的相处。工作太忙的时候,顾忌不到这些,只是做一个不断干活的机器人。 近日工作繁忙,也影响到了我的个人生活,使我在不断的反思,该如何提高自己的修养?我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养生方面和提高个人修养方面。一个人的健康,除了身体的健康,还要有心理的健康。而能在这方面提供指导的国学精粹我认为一个是黄帝内经,另一个是易经。中国文化流传下来的精髓,几千年的锤炼,我肯定能从中受益。 读书的时候,我的语文,一直就在及格线徘徊,甚至高考,语文都是不及格,以我的水平,要能看懂这两本书,应该是比登天还难。网络这么发达的今天,给我们的学习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在网上看专家讲座。我选择了曲黎敏教授讲解的黄帝内经视频,她的特点就是能把这么深奥的黄帝内经讲解的贴近现实,起码我能听懂,还听的津津有味。另外,我选择了曾仕强教授讲解的易经,加上前段时间刚看过封神榜电视剧,对易经是由周文王所写,感觉了解一些。曾教授相比于其他专家来讲,最大的特点是非常的自信,对他所讲的东西胸有成竹,另外他很亲切,很风趣。学习了几集之后,对人生道理的领悟更深刻了一点。在对自己感到困惑时,学习一下很不错。目前的一切都是天的安排,一切好的,不好的,都有它的道理,我们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其实好与坏之间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学习了一段时间视频后,发现想法豁然开朗。 网络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资源,好好利用网络,看看专家视频讲座,看看专家博客,对于管理好我们自己,很有好处。学习带给我的,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这也可能与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有限有关。 黄帝内经带给我们的是健康,而易经带给我们的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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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烈反对“文化创新”?
热度 12 wangxh 2012-7-9 16:15
中国存在或出现的很多问题,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会归结为中国文化使然。 现在的中国,这也得创新,那也得创新,虽然许多创新不过是过去的翻版或盗版,用中国话说就是换汤不换药。从上到下,创新几乎成了所有人为之奋斗的唯一动力! 其实,最大的创新应该是什么?——文化创新! 早承认,痛苦早结束!早行动,痛苦早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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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公立和私立,中国文化的碰撞
whyhoo 2012-7-8 09:40
北京——这真是个非常有趣的矛盾。在审查艺术家作品的同时,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文化经济超级大国?答案似乎是通过私人美术馆和博物馆。 中国经济的崛起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博物馆建设热潮提供了资金,政府注重加强国有文化堡垒的建设,越来越多富裕的慈善家和实验艺术赞助人也在为崭露头角的中国艺术家打造展示作品的平台。 “私人博物馆走在了展示当代艺术的最前线,”多德创意(Made in China)公司创始人菲利浦·多德(Philip Dodd)说。该公司总部位于伦敦,致力于为中欧文化交流创造便利条件。 自从中国实验艺术在19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 许多国营文化中心一直拒绝陈列相关作品。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不敬的艺术家都会遭受政府审查。 相反的是,本世纪初出现的私人美术馆和博物馆为当代艺术品提供了分散的庇护所,也为这些艺术家提供了与西方收藏家联系的途径。 现在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在争相创建新的艺术前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来艺术的发展,但是政府仍然是艺术领域的巨头:据中国文物局透露,在中国现有的3400个博物馆中,只有450个属于私人。 中国政府“正致力于软实力的建设,”多德先生说。“手段之一就是艺术。” 但是现在,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年轻管理人员和艺术家们表示,他们想要在这股潮流中起引领作用,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打造世界级的平台。这家新建的美术馆位于北京,造价3亿人民币,约合4710万美元。 从多方面来看,这个2008年开放的美术馆都可以说是个混合体:虽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它是国有,但它由美术学院选拔的专业人士进行独立管理。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说,美术馆8月将会展示一些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由艺术导师,评论家和馆长们推荐的。他补充说,这是中国主要博物馆第一次通过如此民主的过程来选拔参展艺术家。 此次展览受到了纽约新美术馆“比耶稣还年轻的一代”(“Younger than Jesus”)三年展的启发,将会向出生在1977年1月1日之后的艺术家开放。 为什么是这个日期?因为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他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统治以及对中国艺术和宗教基础的摧残也宣告结束。 王春辰说:“对中国来说,1977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尝试将中国向全球的文化和市场力量开放,但却仍在实施定期的管制,为的是保证“人民民主专政” 。 一些从事实验雕塑和装置艺术的艺术家抱怨说,他们被许多政府运营的艺术馆拒之门外。 “我们想要解除长期以来束缚艺术馆展示当代艺术的枷锁,”王先生说。 由政府运营的主要博物馆,包括北京的故宫博物馆和西安的秦兵马俑博物馆,都强调展示中国自文明萌芽时期以来的国力和文化 。经历过耗资25亿元的翻修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示重点仍然是那些歌颂革命的苏联风格油画。 然而,占据中央美院美术馆中心舞台的将会是中国在当代的“变形记”。王先生说:“通过展示反映中国社会变化的作品,我们想要跻身新文化、新文明创造者的行列。” 他补充说, “实际上,全国各地都有两种文化互相竞争:官方文化和先锋艺术家创造的当代艺术。” 中央美院美术馆一直在与上海、广州、成都和西安的新兴博物馆进行合作,通过展品交流来推介年轻艺术家。 这个新的联盟把政府资助的博物馆,比如在展示当代艺术中试水的武汉美术馆,和广东时代美术馆之类的私人博物馆联系在了一起。 中央美院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他们在矶崎新设计的展示空间里举办展览或者培训。在墨西哥雕塑回顾展的开幕式上,墨西哥驻华大使豪尔赫·瓜哈尔多(Jorge Guajardo)说:“这是中国最好的美术馆之一。” 在美术馆与学生们举行完夜间谈话后,美国艺术家杰夫·孔斯(Jeff Koons)说:“这是个非常好的美术馆——在这举办展览将会非常棒。” 王馆长说,最好的展览还会转入美术馆不断增加的合作展馆,比如广东时代美术馆。 侯瀚如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现执掌旧金山艺术学院的博物馆研究部。他说他与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合作,建议把时代美术馆构建成中国南部实验艺术家的平台,目的是“创造一种新的博物馆模式。” 阿兰.弗罗克斯(Alain Fouraux)作为库哈斯团队的一员参与了位于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高科技新大楼的设计,他亦参加时代美术馆的设计工作。“在央视大楼之后,”弗罗克斯先生解释道,“雷姆说,‘我们来尝试与标志性建筑相反的东西吧。’” 两名荷兰建筑师设计了一座成本低廉的美术馆。它分布在一栋居民楼的几个楼层里,可以作为在中国的拥挤城市中开创艺术空间的样版。美术馆的特色在于不仅部署了展出实验性艺术品的创新性画廊,而且还提供进行新艺术品创作的艺术家工作室。 弗罗克斯评价道,“时代美术馆有促进当地艺术活动的潜力。” 侯先生同时也提到:“中国政府仍然想控制文化、遗产、博物馆和社会。”然而随着一些管控的放开,“国有博物馆作为传统宣传机器的一面已经弱化。” 他预计,私人博物馆和画廊最终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博物馆演进的榜样。 有迹象表明,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 由原东德建造的防御技术工厂改造而成的自由画廊构成了北京的798艺术区。这片艺术区长期面临着政府管制的威胁,近年来却成为了首都最大的旅游景点之一。 多德创意的多德先生说,如果国有博物馆希望赢得蜂拥前往798艺术区的中国年轻人的拥护, 那就必须变得和798画廊一样富于创意。 范凌是一位建筑师,她为私有的德艺术博物馆设计了拥有波浪形屋顶的炫酷透明艺术中心。她说,相比于遍布中国大地的“白盒子”式博物馆,798为先锋艺术作品提供了更为合适的展示空间。 798艺术区为争议性的作品提供了避难所。这些作品被国有博物馆排除在外。在798的一个画廊里,艺术家王军展示了他用100元美钞制成的毛氏中山装。他说作品演绎了金钱与权力的相互作用,“这不仅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更象征着整个中国。” 王军去年被关押了三次,因为他呼吁释放异见艺术家艾未未。他说,安全局特工关闭了他的微博,并警告他在下半年不要参与任何艺术活动。 然而,虽然国安人员今年也检查了展出王军作品的那个798画廊,并对所有的参展艺术家和艺术品进行了检查,但却并未禁止他参与联合展览。 同时,作为传统而言相对保守的中国美术馆的馆长,思想开放的范迪安承认“许多新的博物馆和画廊正变得非常受欢迎。” 他接着说道,“在和类似798这样的新艺术区争夺参观者的角力中,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 他说,中国美术馆正准备搬迁到充满未来主义风格的奥林匹克运动村新址,并计划建立一个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 一些最为杰出的先锋建筑设计大师们已经开始争夺设计中国美术馆新馆的任务,包括库哈斯。其他三名建筑师也为这项任务竞争,他们是:弗兰克.盖瑞(Frank Gehry),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和让·努维尔(Jean Nouvel)。 关于政府和私人博物馆之间的竞争,以及政府选择的典型艺术家和当代艺术家之间的竞争,多德创意的多德先生做出了预测:“两种文化之间的竞争最终可能会发展成协作。” 他还说,中国并非唯一一个面对公私博物馆竞争的国家:“全球各地的私人博物馆都在挑战公立博物馆的地位。” 原文见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7/07/c07ar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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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一些糟粕
热度 2 weiwu207 2012-6-21 09:18
中国历史悠久,其文化有过辉煌的历史。正因为历史悠久,中华文化中沉淀了大量糟粕。尤其近年,中国文化被异化,产生了大量糟粕。这些糟粕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导致道德和法律意识及认知水平的降低,阻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尤其会影响子孙的未来。 这种落后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列出主要几点: 1。儒家思想是人们“奴性化”,崇尚权贵的根源,“ 官本位”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 2。缺乏民主平等意识。 什么“上级”、“下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官员搞“一言堂”,“一把手拍板” ; 3。缺乏法律意识; 4。不讲卫生,破坏环境,缺乏远见。 中国要发展,必须更新自己的文化,尤其是更新人的价值观,改变做人上人、做老爷的封建价值观。 要讲民主、平等、法制、爱护环境、讲卫生,有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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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老美的调侃:跟中国干美国要完蛋
热度 5 laserdai 2012-6-17 02:16
老美的调侃:跟中国干美国要完蛋 八千万 对中国文化,国人向来褒贬不一,传统人士对其崇尚有加,而激进斗士则视为一团粪土。一些留洋多年的人,饱受西方文明的浸染,倾慕欧美的民主,创新,奋进,把中国文化看作束缚发展的羁绊,禁锢思想的铁索,腐蚀心灵的荼毒,弃之如草芥。有意思的是,当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嗤之以鼻的时候,许多老外倒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赞叹不已。 有位老美朋友,名牌大学毕业,历任大学教授,公司老板,底蕴深厚,见识不短,对中国文化十分景仰,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conquer the conquerors ”。 遥想当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力射大雕,问鼎中原,后忽必烈傲视群雄,一统河山。也许是汉文化的魅力,也许是汉传统的强悍,元人从此习汉文,着汉服,用汉臣,循汉制,几十年后,当元顺帝被徐达打回草原老家的时候,一定不习惯那种天苍苍,野茫茫,一身权谋为牛羊的游牧生活。他们心中,一定会留恋中原丰富的物产,珍奇的宝藏,但更割舍不 断的是滋养他们思维与认知的汉文化纽带。 至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他们与袁崇焕宁远对峙时,就不停地从中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他们学会了离间计,学会了兵不厌诈,也学会了声东击西,于是,他们的铁骑踏平中原大地。原本是贪恋中原的资源,没曾想,那个皇帝的宝座令他们欲罢不能,象穿上了红舞鞋,至死不已。于是,他们读四书,习六艺,设九卿,呼万岁,再不是那个“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马上部落,而彻底成为中原文化附庸。 再后来,小日本妄图染指中华疆土,有人说如果小日本当年占领中国,当今世界将没有大和民族。我不喜欢假设,只知道,日本,朝鲜,无论他们否认也罢,不服也罢,他们的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根在中原大地。 然后,有人妄加猜测,如果美国和中国打起来,结果将如何。首先,我绝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如今中国多少 “王子皇孙,辇来于美,朝歌夜弦,为美富人”,这么多人质押着,中国将相,谁敢反美;再者,国内上至权贵,下至 P 民,普遍缺钙,缩头乌龟,遍观朝野上下,军中边陲,谁有与老美抗衡的胆识和魄力,哪个敢跟老美拍桌子瞪眼。再说了,美国与中国,虽说利益有冲突,意识相矛盾,但更多的是互利互惠,平衡双赢。 假设只是假设,中美开战,不消说,中国因为有无数的汉奸狗腿,节节败退,最后,全国失陷,全民向美国山呼万岁 … 于是,大陆台湾统一,大中国经济腾飞,当是时也,中、日、韩经济总量独霸全球,学欧盟,推亚元,因中日韩是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国,于是世界原油交易开始以亚元结算。亚元渐渐成为强势币种,世界各国纷纷抛弃美元,改持亚元。美元地位一落千丈,沦为亚元欧元之后的小币种。 此刻,美国债台高筑,却不能似从前那般靠印钞票来抵债,结果只能象冰岛、希腊一样,宣布破产。 然后,中国人携带钞票往美国大举购买美国资产,并大量移民,在美华人越来越多,就象当今的东南亚,华人于是主导了美国经济。 很快,美国这个没有自己的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化的国家,这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暴发户,就象一颗流星,悄然陨落。 中国文化又一次诠释了“ conquer the conquerors ” … (以上中美开战之论乃朋友茶余饭后的笑谈,姑妄说之,姑妄听之,不必认真 ~~ ) 反过来再说中国文化,无论唐诗宋词的韵味,元曲明文的深幽,富春山的坎坷,上河图的炫美,还是唐三彩、宋官窑、元青花、明釉红,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闪亮的瑰宝,而那种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人之初性本善,首孝悌 次谨信的信条,以及“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的愿望,更是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而经久不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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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学院与原创科技问题
热度 1 ssglwu 2012-5-24 09:14
吴国林 目前,国内许多学校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在一些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以宣扬中国文化。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当规模到一定程度,他国只能认为中国正在做文化扩张之事。中国要文化扩张,或者形成一种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否成为一种示范的东西,需要我们考量。事实上,尽管中国的GDP(当然很重要)位于全球第二,但是,我国的GDP的科技含量却相当低。 试问一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多少原创的科技成就?是有还是没有? 当年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还是全世界的老大,但是,被英军的那几只坚船利炮打败了。甲午海战时,中国的GDP也比日本多,也被日本打败了。 没有一流的科技,仅有总量,那是虚的。 只有踏实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构建先进文化,加强人文与科技的基础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中国道路,进而走出中国模式。而不能老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不重视全世界共同认知的一些东西。 附录: 美国要求孔子学院中国教师限期内离境 2012 年 05 月 24 日 人民日报 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2_05/24/14764649_0.shtml 根据美国国务院 5 月 17 日发布的公告,目前在该国持有 J—1 签证的 孔子 学院中国教师将不得不于 6 月 30 日离境。美方称不会为他们续签签证;如果他们愿意,可回到中国再申办适当的交流项目签证。美国各界对此普遍感到震惊、困惑和不解。美国 “ 高等教育新闻 ” 网站 21 日载文称,这一指令将打乱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 20 日,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负责人致信开设了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校长,指出中方尊重美国的法律法规,但不愿意看到因此而造成中断志愿者项目的后果,否则目前在美国蒸蒸日上的汉语课程将会因教师缺失而夭折,致使这些学校和学生蒙受损失。 23 日,孔子学院总部负责人致信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杂志记者,对公告关于美国国务院审查孔子学院资格认证的表述表示了高度关切。 “ 我很关注这一表述对于美国教育机构与汉办和中方高校合作举办孔子学院协议的影响。 ” 单方 “ 喊停 ” 令人困惑 美国国务院签署的这个公告,已发往全美孔子学院,声称尽管孔子学院可能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但其所从事活动必须符合正确的交流规范、遵循相关法规。教授、研究学者、短期访问学者,或学院、大学的学生均不允许在公立和私立小学、中学进行教学,否则便与有关交流访问项目的法规相悖;只有在得到认证的中学以上机构内,才可安排中文课程;并且,持有 J—1 签证的教授只能在这些机构的外语院系内进行授课。 J—1 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签发给来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批准的 “ 交流访问者计划 ” 的各类外籍人士。本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美国官方曾对持有 J—1 签证人员情况进行过调查。 最令人费解之处是,美国官方要求对孔子学院进行所谓的 “ 认证 ” 。公告声称: “ 目前,国务院正在审查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 …… 孔子学院必须申请美国的认证,才能在其所在大学开展教学。 ” 美方称,基于初步审查结果, “ 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这些学院已获得美国的认证 ” ;而之所以需要美国认证,是为了确保教育符合并保持相关既定标准。 知情者告诉记者,孔子学院本身不计学分,不授学位。换言之,孔子学院不具认证的前提;而美国官方迄今也从未说明孔子学院应该向谁认证。横向比较一下,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等在美文化交流机构都毋须得到美国认证。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 ——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及乔治 · 梅森大学孔子学院的负责人均对记者表示,他们对美国官方的这一新要求感到困惑,校方均在就 “ 认证 ” 一事进行讨论与沟通。 政治势力不断抹黑 公告规定显然是对孔子学院的发难,美国各地孔子学院均表示 “ 令人吃惊 ” 、 “ 很不寻常 ” ,并开始讨论如何应对。 舆论指出,人们不明白美国国务院为何要突然出台这样的规定, “ 毕竟,孔子学院在美国校园内已有近 10 年时间 ” 。正如国家汉办负责人所指出的,孔子学院的宗旨是帮助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 , 加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 美国的孔子学院是由美方自愿申请设立的,总部向孔子学院提供包括派遣志愿者在内的所有帮助,均系美方所要求。中方志愿者克服种种困难 , 积极热情服务 , 受到所在学校和家长的广泛欢迎。在合作举办孔子学院过程中,中美双方高校携手并肩 , 成绩斐然 , 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孔子学院已在 106 个国家的 350 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发展更快,现已达到 500 多个。自 2004 年底马里兰大学作为美国第一家高校与中国南开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以来,至今美国已有 81 所孔子学院和 300 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其中 127 个为孔子学院下设的课堂。 但是,美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政治势力,一直对孔子学院横加指责,不断抹黑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今年 3 月 28 日,美国国会外交事务监督与调查专门委员会就 “ 中国公共外交代价 ” 举行听证会时,国会众议员达纳 · 罗尔巴克尔就指责中国通过私营媒体和公共教育 “ 进行宣传 ” 。 美国大众看重交流 22 日,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杰马诺、博士生麦格拉斯和罗宾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致表示,学习汉语有助于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的交流和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自中国的韦薇老师在华盛顿约翰 · 伊顿小学教授一至五年级汉语课程。她告诉记者,学生家长都非常希望学校能继续提供汉语教育,学校其他教师也很配合汉语教学,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汉语将会是十分有用的交流工具。 韦薇的学生莉博蒂的母亲吕德斯夫人对记者说,在华盛顿地区,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校不多,她和丈夫很是费了一番功夫,才给女儿找到一所开设有汉语课程的小学。吕德斯夫人和其他一些家长纷纷表示,孩子们很喜欢汉语,韦薇老师教学水平也很高,希望她能在学校继续教下去。 乔治 · 梅森大学孔子学院一位负责人表示,希望国务院出台的新规没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毕竟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的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 “ 十万强计划 ” 也鼓励美国学生学习汉语。 孔子学院总部负责人指出,中美双方建立了 “ 人文交流机制 ” , “ 十万强计划 ” 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帮助计划的实施,汉办资助了其中 1 万名美国学校师生来华。而帮助招募这 1 万人的服务者,正是这些美国国务院要求 6 月 30 日离境的中国教师! 本报记者了解到,美国有关大学的校长对于国务院签署的这个公告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在干涉学校的教学自主权,他们正与国务院联系并交涉。面对强烈的质疑,美国国务院官员 23 日将赴马里兰大学,与马里兰大学校方、孔子学院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本报华盛顿、北京 5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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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极具两面性
热度 24 laozu 2012-5-21 13:55
戏说!呵呵! 1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百无一用是书生 2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有志不在年高 3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4 、父母在,不远游——好男儿志在四方 5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死不如赖活着 6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7 、功亏一篑——退一步海阔天空 8 、忠孝不能两全 9 、士可杀不可辱——忍辱负重 1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之勇 11 、大丈夫能屈能伸 12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 我们的文化极具两面性,每一个人都可为其所作所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进者器宇轩昂,退者理直气壮。达人们犯难了,进退两难,是非何在?是进亦忧,退亦忧…… 顿悟!好办!不进不退取其中,美曰——中庸之道。 呵呵!就是啥事都可以两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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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革浩劫是<<论语>>慢毒性的急性发作的一个高潮
热度 1 SciteJushi 2012-5-18 16:30
(原载于新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9a9214010147xh.html ) 论语是孔二儒门第一经典, 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吹嘘, 也有人说“以儒治国, 以道治身, 以佛治心”. 不管其效果怎样, 我们需要看看它凭什么治国以至治世的. 其中第二篇为政, 题目就使人想到它是治国之策, 它统领整部经典, 是了解令儒者骄傲的治国宝典论语的适当入口. 为政的第一句是: 子曰“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可译为: 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国政, 就好像北斗星一样, 在自己一定的位置上众多的星星都围绕着它.” 为政的第二句是: 子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可译为: 孔子说“诗经三百首, 用一句话来概括它, 那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为政的第三句是: 子曰“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可译为: 孔子说“用政法来诱导, 使用刑法来整顿, 百姓虽然会克制自己避免犯罪, 但是没有廉耻之心; 用道德来引导, 用礼教来整顿, 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 而且人心服正.” 第一句指明了, 儒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理想社会蓝图, 礼乐之治的目标, “万世太平”的景象. 实现目标的方法是, 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即第二句), 使用道德环境力量诛心(即第三句). 封建统治者代表了最高道德.这集中体现了, 儒的愚昧落后、反动、可耻和恶毒. 论语中其余部分, 是前述纲领的具体化和布局, 包括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为人处事和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以及礼乐规范等. 记录了思想控制、文化专制和诛心的过程方式的一个教学实践. 表述采用对话体, 以一种谈心的方式请君入瓮. 除去前述三句话外, 论语章句片段的排列, 总的看来(居士目前的理解)逻辑条理很弱, 甚至显得零乱. 重要的是, 使人按照各方面要求去做, 而不必须知道为什么. 叙述的逻辑道理可能是次要的; 也可能孔儒自己本就少有逻辑道理, 只求把人编排进去; 更坏的情况是, 有意迷惑愚弄. 其中某些内容, 分散孤立地看起来, 不坏, 或许还有道理, 甚至堪称格言警句, 使论语具有欺骗性. 也正因为此, “儒教徒”及其支持者中, 确实有不少人们, 具有优秀的朴素真诚的仁义道德的品质, 其推广活动也是要诚恳地渡人救世! 用君子小人、忠孝悌恭和仁义道德等概念, 颠来倒去, 故意把封建等级制与个人言行操守混淆等同, 是“诛心德政”的一个关键环节, 是反现代文明的、变态的. 整部作品, 长期被吹嘘为: 博大精深, 体现了圣人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人格品质及教育智慧等;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包括了文、史、哲、人生、教育和社会生活. 但是, 总共才一万多字, 与现在我们常见的哲学和科技理论的学术著作相比, 很短小. 它不屑于谈论自然规律和鬼神、不追求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 也没有通常学术的清晰体系层次. 接受过现代较好的中高等教育的人, 已很难将论语与通常的“学”“术”并论, 听见“儒学”“儒术”也感到别扭. 然而, 为政开篇的一点层次条理, 很重要, 表明论语的“儒术”整体上属于“邪术”、“妖术”和“诈术”之列. 论语对人和社会的毒害是全方位的, 缓慢、持久而深刻. 人们学到的可以是态度、思想方法和思维习惯. 例如, 可模仿论语中的孔二, 以“仁义道德”等为工具借口, 具体内容凭自己的功利需求随意发挥. 这可以是主观上明知故犯, 也可能是自己中毒不知而以为理所当然. 小则可造成个人诚信缺失, 大则造成道德混乱、亲情友情乡情扭曲和情理混淆. 极端的例子, 是文革十年浩劫. 封建社会中凭皇上金口玉言, 如果谁被指为奸臣, 那么转眼就人头落地并祸及家人. 新时代的“阶级觉悟”及“反动派”等问题, 比论语中封建的“忠孝”等“道德”层次高大得多, 也就更有杀伤力. 文革中乱扣帽子和乱打棍子, 即是论语的手法和“智慧”. 文革是论语慢毒性的急性发作的一个巅峰.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_____孔子说“对于千里马不是称赞它的力量, 而是称赞它的品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____ 孔子说“如果有周公那样美妙的才华, 但却骄傲并且吝啬, 那么其它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可见孔儒歧视才能, 极端随意强调“道德品质”, 以至于“骄傲吝啬”这样的“个人缺点”也足以否定人的一切. 文革亦如法炮制. 依此推广, 认真看书学习之后弄通了先进主义的积极分子, 批斗“阶级觉悟”低甚至“反动”的“白专”分子或把他们关入牛棚, 不是同样合理吗? 季羡林老先生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 我实在感到羞耻.” 人们知道他的遭遇, 可以理解他的情绪. 但是, 季先生也有名言:“和谐不简单孔子很伟大.”;“’和’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谐’,这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贡献.” 听起来有些讽刺意味. 希望季先生的“和”与为政第一句的目标景象以及论语规划的等级制人伦秩序有足够区别, 季先生更不可以用儒家论语为方法论指导, 否则, 季先生对人也易构成危险. 季先生谈“人生四要”是:爱国,孝亲,尊师和重友; 他也看到: 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 他还说: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把他的这些个人观点, 代替孔二的仁义道德, 带入论语框架, 来对待赛特居士, 恐怕居士该“死有余辜”了. 居士说倒孔灭儒, 可能被骂为仇恨我们的文化, 当然就不能说爱国了,“人生四要”的第一项就有了致命亏缺, 那么居士的人生可算是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当然可以被关入牛棚甚至被革命了? 居士的“罪过”还很多. 例如, 免疫细胞磁共振成像一事, 表明居士不谦逊、骄傲甚至犯上(老板); 据说居士不常与旧人联系, 更不可能一起去嫖赌, 可被说是傲慢看不起人; 喜欢步行而不坐车, 也不爱请人吃吃喝喝, 更不贿赂, 可谓小气鬼很吝啬; 有时还拿美帝国主义来说事, 可算是忘本媚外; 在免疫细胞磁共振成像中, 不与“同胞”一起搞钱, 还妄图与美帝国主义的ORI勾搭, 不分轻重, 称得上“汉奸”; 人文精神不够, 综合素质有问题, 等等. 凡此种种, 比“周公的骄且吝”更恶劣, 更何况又没有“周公那样美妙的才华”也不是“国学大师”;也许有点科研“夷技”, 但那类玩意儿实在“不足观也已”, 最好也只能列入“人生N (N4) 要”. 根据“以人为本”的立场, 和“道德”挂帅的原则, 分析前述事实后, 判定居士该被消灭, 就用前面博文(2012年5月13日)中的“跨国投毒和致病”的方法, 怎么样? 天作孽尤可活, 自造孽不可活! 新浪Scite Jushi-2012-05-18. 论语章句, 摘自刘琦译评论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2月第4次印刷. 季羡林的谈话和观点, 摘自互联网: 1.腾讯读书 连载书库 人文社科 人文其它 季羡林对话访谈录: 季羡林对话集; 2.启益人生文化传播网 史振伟 国学大师季羡林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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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化强国需要战略布局——专家研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软实力
whyhoo 2012-5-17 16:44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中国是个文化资源大国,但是却不会说我们是文化强国。” 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文资办)、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高书生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学术研讨会上说,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要有战略,否则,这个目标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为了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构想,实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大目标,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于日前举行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知名文化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策略与路径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打好文化大发展的“地基”   “现在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相对落后的文化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高书生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但供给却远远跟不上。其中,既存在着总量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着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结构不平衡,反过来又加剧了总量不足的矛盾,要想解决总量的问题,必须得扩大生产能力,要扩大生产能力就必须得增加投资。“所以说,我们在《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起草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一定和大投入是相匹配的,包括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包括产业当中各种投资者的投入,或者叫投资。”   高书生认为,“十二五”时期是文化发展、文化建设打基础的时期。文化要想跨越式发展,就跟我们建高楼一样,地基一定要打好。这个地基在哪儿呢?分析起来就是一个布局的问题。布局当中既包括了事业和产业的布局,也包括城乡布局、区域布局、功能布局、企业主体的布局等方面,也包括市场布局,既要有商品市场,也要有要素市场。所以说在整个“十二五”文化规划当中,处处体现了我们如何去做好战略布局的问题。   “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怎么样推动文化科学发展的问题。” 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司长于群说,“从基层的实践当中我感到,文化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布局问题,也是当前仍然阻碍文化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主要就是重文化产业,轻文化事业。”   不科学的文化发展方式,特别在基层各级政府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少数地方政府不顾文化发展规律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一些虚假繁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应该正视。另一方面,本来应该由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业发展,由于长期欠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老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没有错,但是忽视甚至是轻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一种短视行为,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这种倾向的实质,有的是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祟,有的仍然是以抓经济建设的思维方式在抓文化建设,是唯GDP的思维方式在文化领域的反映。”于群说。    打好对外传播的“名片”   “‘文化软实力’这个词,我个人一直理解它有两层意义:对内是凝聚力,对外是影响力。而影响力主要是指它可传播的产品、数量和渠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尹鸿表示。   尹鸿分析,如今我们的渠道建设应该说做得非常好,但为什么影响力不足?核心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力量不够“软”,体现在对外文化上的也是硬实力。观察美国的对外政策,尽量是通过第三方来进行文化渗透和对外文化传播,消除政府这只手的有形性,通过第三方这只无形的手,把政府的东西软化了。   “事实上最好的文化传播,一定是我们在满足被接受者的需求。经济学有一句术语:我要把我的需求转化为你的需求,这是最好的传播,而最差的传播就是我永远把我的需求当成你的需求。”尹鸿说。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进行了一组数字对比,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仅占GDP的0.3%左右,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占到了10%,美国达到25%。   “当我们中国的大人、孩子喜逐颜开地看着米老鼠和唐老鸭、聪明的一休的时候,外国电视上却很少中国的东西。” 张国祚说,这些年有很大进步,有的动漫产业产品已经出口60多个国家,很鼓舞人心。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由物质市场转到精神产品市场,而精神产品市场是观念的竞争。思想和观念的竞争,是当前核心价值建设需要关注的最基础的东西,这是在自由竞争、在个人权益充分发挥的过程中实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说。   “要有战略设计,在政策建设的基础上,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交流的战略。”张晓明说,还有技术问题,应特别关注新媒体时代。因为我国在新媒体方面真正走在世界前面,新媒体产生新的消费业态,发展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这可能是扩大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大平台,在这个领域我们就不仅仅是数十万个作家,而是全部的草根大众,每一个人都有创造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权益已经通过新技术,每一个掌握了新技术的人都在自我落实。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新的制度和政策怎么进一步创新还得再研究。”    打好提升软实力这一仗   “任何国家都需两条腿走路,既要有硬实力,又要有软实力。如果硬实力不行,国家可能一打就垮,但如果文化软实力不行,国家可能不打自垮。” 张国祚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路径,首先是增进主流文化的精神感召力,引领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取向,建构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次是增强流行文化的市场吸引力,满足不同接受群体的消费需求,建构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机制;再次是加强大众文化的社会凝聚力,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念,建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信仰;还有扩展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力,缝合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取向,建构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普遍共识;最后是汇聚无形文化的心理驱动力,弥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对立,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话语体系。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文化发展自身有方式转变的问题。”高书生说,文化发展一定是大文化发展,而且这个大文化一定要深入到文化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形成大创作的体制,既包括文学艺术创作,也要包括学术创作,还包括网络文化的创作,既要面向国内也面向国际。同时是大生产,一定是从过去手工业式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一定是大消费,既包括公共文化消费,也包括多样化的、多层次的消费。最后要形成一个大贸易格局。现在推动文化走出去,我们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在文化交流的同时,发展文化贸易,通过贸易的方式,通过推动文化产品的出口,通过我国文化企业海外的投资和经营,来带动、推动文化走出去。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庞井君认为,中国发展文化一定要针对现实、面向未来。这就需要突出核心价值,把文化发展的制度与路径设计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之中,同时要解决媒介融合和新媒体等传播问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才可望得到切实提升。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wh/whzl/201205/t20120517_1583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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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届戛纳电影节:中国的魅力依然在文化!(图)
wangxh 2012-5-17 13:39
第65届戛纳电影节:中国的魅力依然在文化!(图)
当地时间5月16日, 第65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式红毯上,范冰冰再度以一袭颇具中国特色的彩瓷样礼服惊艳四座。从过去的“龙袍”、“鹤裙”再到今天的“CHINA瓷”,范冰冰依然选择向全世界诠释 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 图片来自: 高清:范冰冰“ CHINA瓷”长裙惊艳戛纳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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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学名言
热度 1 qyu111 2012-5-11 10:52
牛津大学的名言是:W hat do you think ? 剑桥大学的名言是:W hat do you know ? 中国大学的名言是:W ho do you know ? 翻译成中文是: 牛津人问:你都在思考什么? 剑桥人问:你都懂什么? 中国人问:你都认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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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趋势
热度 1 hzluan 2012-5-11 06:49
一是人本主义。二是宗教的发展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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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静坐
热度 1 liwenjunao 2012-4-23 15:42
选择《中国文化心理健康》这门课程,最初的意图也只是肤浅的想它是一门公选课而已,然当第一次去听课,第一次静坐后,我感觉这门课出乎了我的意料。最起码,我学到了一种能够使我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的方法,每每躁乱不安时,静坐过后,颇为轻松。 古来佛家与道家都乐于打坐修行,窃以为只是一种形式,未曾想过其内在意义及其功效,而今自己尝试,觉得其并非一件易事,第一次静坐时,纷繁的杂念于脑中乱串,时间一下子漫长了许多,总想着其快点行进,总想着赶快逃离,总想避开那些杂乱,然而却更加烦躁。稍作了解之后,开始放松,开始关注呼吸,开始抛却杂念,开始进入真真属于我的安静。那一刻,一身清爽。 第一次上课也正是和一块相处了三年的好友出现矛盾时,三年内一块扶持,互相鼓励,可谓说艰苦却又美好的时光。但当我们各自步入理想学府,向着希望更迈进了一步时,却分道扬镳,矛盾重重,苦苦思索,不得其果,于是,陷入无比烦躁,无比郁闷,郁郁寡欢之状态。去上课,可谓状态及其之不佳,然,当我坐下来,一个人静静的思考这件事时,我居然想明白了一些东西,居然慢慢放下,慢慢的有了笑容。之后,另一件事情,中国科学院与沙特国王科技大学联合培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心动了,也许是一直以来想要走出去瞧瞧的想法作祟,情绪激昂,兴奋无比,没有考虑任何其他因素,匆匆准备各种资料,联系导师,网报……我忘却了其他,我忘却了我自身条件及各种外界因素,当有空隙思考时,我又一次把自己填入了难以逾越的沟壑。于是,静静的坐了下来,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真真需要的是什么。这一次,它又凑效了。于是,我习惯了这种状态,习惯了静静的坐下让自己有所放松,让自己身心得以愉悦。这是我从这门课上学到的最为重要的财富。 于是想,人,每天忙于生活、人事之余,往往易被外界事物干扰,却又不知如何安定思想,降伏烦恼,甚至贪得无厌,纵欲忘身。导致神志涣散,气血失调,身心俱疲,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静坐,不失为一种自我调节的办法,当你烦恼时,当你不知所以时,静静的坐下来,轻轻的闭上眼,关注着自己的呼吸,慢慢的,慢慢的,将散乱的心念,逐步归于凝定,心定则气和,气和则血顺,不但可以却病强身,而且可以去除主观的迷妄,获得究竟的安乐。 李文军 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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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文革者是借厚昔以薄今
热度 7 周可真 2012-4-17 10:26
《 雷颐:文革“梦魇”为何成某些人的“梦想” 》 今之怀念文革者犹如昔之儒家怀念唐尧虞舜时代,这是对现实社会的中国式批判,千万不要把它当作真是“厚古”,其实只是“薄今”罢了。儒式之“薄今”、“非今”只是采取“厚古”、“崇古”的形式,道式之“薄今”、“非今”更是采取鼓吹“归根”“复命”的方式,这是“薄今”、“非今”之至!儒道文化薰陶出来的中国人,若不满于现实,通常都不直接否定现在,而是肯定过去。不懂中国文化者,往往不得其要领,而为其现象所迷惑,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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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思想遗产与中国思想的秘密(修订稿)
热度 2 zhangqq 2012-4-9 14:44
秦汉思想遗产与中国思想的秘密 公元220年,曹丕废黜了形同虚设的汉献帝,建立了魏国,煊赫的大汉帝国于是寿终正寝。其实,从公元184年东汉末的黄巾起义起,汉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算起来,汉帝国的覆灭距今约两千年了。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曾经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正剧,涌现出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在经历两千年历史风浪淘洗之下,大汉帝国还能给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留下什么呢? 汉帝国的政治、文化遗产我们毋庸讳言。从地上的文物到地下的遗存,从文献、器物到观念、制度,不可胜数,不胜枚举。在本书结束的时候,我只是在思考一个问题:汉代留下的思想遗产与中国人深层观念的关联。 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儒、释、道。儒、释、道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哲学、宗教、艺术、科学、政治等等。而东汉末佛教才刚刚传入,儒、释、道文化结构的形成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能算作汉代的遗产。无论是从形而上学的层面,还是用一般的文本分析或资料统计的方法,我们所谓中国文化内核是儒、释、道的说法,基本是准确的。然而,从具体事实来推证,或者从每个当下的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来看,我们自然发现这个说法或者命题的疏漏和不足。因为,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其实是不会同时具有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至少是在当下的中国,真正具有佛家思想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这包括那些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包括那些受到传统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国人,甚至包括为数不少的一些身披袈裟、削发为僧的中国人。 著名波兰美学史家塔塔凯维奇(W. Tatarkiewicz 1886-1980年)在论及美学史的发展线索时提出,要注意明确的(explicit)美学史和隐含的(implicit)美学史。他所指明确的美学史,是那些文字理论资料;隐含的美学史,是艺术作品中蕴含的趣味。 与此相似,我在这里所论及之“中国思想的秘密”,当然不是指向儒、释、道这些形诸文献、器物,显现在表层的思想,而是试图揭示那些隐形的、即那些存留于普通中国人身上而甚至不被我们意识到的深层观念。我试图追问:与这个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类,例如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斯拉夫、印度、阿拉伯、印第安、非洲人等相比较,作为一个普通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或者是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生活方式熏陶下成长的普通人类,他们意识深处那些独特的东西,是否具有汉代思想的遗存?就是说,在中国人身上那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与汉代思想有何关系?可以看出,我在这里使用的方法,也算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种“本质直观”吧。 以下文字是从这个角度,由三个方面作一述略。 一、阴阳五行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密码 星空被古代中国人称作“天”。“天”是很神秘的,不仅有风和日丽之日,也有电闪雷鸣、疾风暴雨之时,甚至会有日月食这样极为异常的现象,令人十分恐惧、不安。最初的先民认为,自己的命运就是受到这个“天”的主宰和支配,星空于是与天命链接一体,因而产生崇拜天——星空的原始宗教。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对于星空的无知、抱怨与无奈。后来,人们随着对于人类社会和外在世界认识的逐渐深入,产生了一点自信,以为星空——天命不是完全不可知的。据文献的可靠记载,西周时期,周公意识到要“以德配天”,天就能“降之百福”(《诗经·閟宫》),子孙尚可“受天永命”(《尚书·大诰》)。孔子说自己“五十知天命”,也是属于这种自信。但很多时候,他对于天道、天命仍然将信将疑,心怀畏惧。 然而,在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除了对于天命心存畏惧之外,头顶的星空却又如同山河田野、柴米油盐一样,成为与之交融一体的生活环境。《诗经·女曰鸡鸣》云: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这是多么温馨而又生动的家庭生活写照!观天看星,俨然就是今天人们看钟表听天气预报的习惯。此外,由于耕耘、播种、收割的需要,人们必须要通过看星象来确定季节,这是农耕文明必然的生活方式。就像游牧文明必然逐水草而居、渔猎文明必然掌握鱼讯、季风及野兽习性一样。在古代中国人素朴的思想中,天命与星空就是如此奇妙地混合着,在他们每日的生活琐事中体现出来。 因此,知天——对于星空的认识,从观象授时到天道性命,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种不懈的追求。但是,这种探索一开始就可能出现迷途:天命与星空被捆绑一体,宗教、哲学与天文学(或占星学)就纠缠不清了。 先秦时期,天文学是周王室专门之学,除“畴人子弟”之外无人问津。《国语·楚语》云: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可知古代统治者对于天文学也采取一种官方垄断的手段。故先秦儒、墨、道、法、名、兵诸家,皆与天文学无关。孔子只是慨叹:“天何言哉!”“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然而既不言性命与天道,亦不言天象。《易传》所云“天垂象,圣人则之”与此一字之差,思想却有天壤之别。墨子主兼爱、薄葬,都是人事。道家虽然经常提到天,例如《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是一种哲学世界观或宇宙论;《庄子·秋水》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这里提出的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也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无论是老聃还是庄周,从现存资料来看,他们对天象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思想理论与占星学毫不相干。法家严刑峻法,奖励耕战,更不言天文。名家讨论一些被认为是奇怪的问题,例如:“白马非马”、“鸡三足”、“离坚白”、“山比路平”等,完全是逻辑推演和概念辨析。惠施之流似乎根本没有留意,天上的星空对于人间社会还可能有什么意义。提出系统军事理论的兵家,应该出现在战国之后,最早也是春秋末叶。他们运用了一点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但这绝对不是他们的首创。因此,历史给邹衍学派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和舞台,等待他们闪亮登场。 春秋战国之际,主要由于诸侯争霸的政治需要,导致各诸侯国天文学畸形发展,演变成为占星学。(就像现在由于很多高官、富人迷信巫术和宗教,学界对于《易经》算命术的解释成为时尚一样。)这种占星学实际上是天文历算与原始形态的星占巫术捏合的产物。处于当时学术中心齐国稷下的邹衍及其学派,以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智慧,利用这种占星学以及上古素朴的阴阳、“五材”之说,整合成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五德始终”的崭新理论。除了《史记·孟荀列传》的记载之外,现存《管子》基本记录了邹衍学派的主要思想,因此更为可贵。在邹衍学派建构的这种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中,由于占星学中具有关于天体运行的系统知识,并且与观察和经验是符合的,因此,让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学术是一种可靠的关于天的知识,是一种确实可以把握天的规律(天道)的学问,因而被认为是当时最先进的学问和知识。同时,他们的阴阳五行说也扬弃了上古素朴的阴阳和“五材”说,使之脱胎换骨,成为一种完整的哲学理论。于是,邹衍学派在众说纷纭的诸子之中脱颖而出,迅速征服诸子百家,成为一家独大的学说。实际上,邹衍学派理论之所以迅速风靡学界,是人们把作为宇宙构成部分的运行的天体,与作为人的主宰的天混淆了。近代人们把它们划分为天文学的对象和宗教的对象。邹衍学派是用科学为宗教论证并代替宗教的一个成功范例。 邹衍学派开创的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为秦汉之际几乎所有思想家所接纳、吸收,然后加以改造、创新,不仅构成了秦汉思想的骨骼,还是它的灵魂。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之中,董仲舒接受邹衍学派的理论遗产,将其与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整合,是极为自然的。他将邹衍的“五德终始”创造性地改造为“三统”论,将占星学——阴阳五行说创造性地改造,建构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体系。因此,董仲舒不仅借儒家之名,系统阐发了《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而且吸收、融化邹衍学派思想之实,形成“天人感应”的哲学理论。前者所指是政治,后者所指是思想和哲学,二者内外一体,水乳交融,成就了一个大思想家的完美之作。他不仅成为独领风骚的汉代思想界领袖,其思想影响中国达二千年之久。 从邹衍学派,经过董仲舒、司马迁及整个汉代经学,到《黄帝内经》和《汉书·律历志》,秦汉天人思想完成了它的最后建构。这个学说所建构的宇宙时空,从天上七政(日月五星),到地上五行(金木水火土),再到人之五藏(肝肾心脾肺),形成了从天体到人体、宇宙到内脏、宏观到微观的完整世界。人体的血脉、经络、五脏等内在运动,与宇宙天体、自然、社会,都是和谐一致的。整个世界从社会制度(礼)到精神情感(乐)、从外在世界到内在身体,都是一体的。音乐(律吕)正是表达了整个内外世界的律动和节奏。于是,在《汉书·律历志》的天人范式中,宇宙、自然世界以及人类整个世界,都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像人的个体生命一样鲜活灵动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中跃动的节奏和心音,则是音乐。如果说,历法从可视与可感的方面(季节变化),反映和揭示了外在自然的节奏与协调,那么音乐(律吕),则是从可听(可意会但不可言传)的方面,昭示了整个宇宙的内在律动和节奏。因此,历与律在根本上是和谐一致的,都是一种节奏。这是秦汉天人思想的终极形态。 首先把邹衍学派思想系统植入的作品是《月令》。《月令》在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世界图式。由此形成的“明堂月令”之学,不仅即刻盛行于学界,秦始皇已经把它物化到自己的帝王生活之中,成为大兴土木的实际行动。汉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董仲舒、刘歆等人的全部思想和学术与此内在贯通。由于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操纵国家意识形态的智囊,都是“明堂月令”之学的巨大推手,这种落实到具体行为的宗教仪式化活动,便风从影逐,方兴未艾,宗庙、明堂、祭坛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举国尘土飞扬、劳民伤财的这种时尚工程建设,也使得占星学——阴阳五行学说“被”深入人心,成为全体国人从帝王将相、硕儒寒士,到闾巷妇孺、乡里农夫所共知的东西。(如同文革之中的“最高指示”一样。)同时,医学、律学、历学的运用,又将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思想,进一步深化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普遍意识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以“五经”博士领衔的全部汉代学术界,把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整合进入先秦儒家经典“五经”的解释之中,形成了在中国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重镇——两汉经学。因此,两汉经学与占星学——阴阳五行说可谓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即使不说两汉经学的根本观念和思想都来自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但至少可以认为,两汉经学的灵感和方法,都是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汉代经学本身就属于意识形态。汉儒们利用“五经”解释来重建一种不同于先秦儒家学说,目的是把儒家宗教化。楼宇烈先生说过:“从内容上讲,两汉神学目的论实际上是一种用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从形式上讲,两汉神学目的论表现为宗教式的教条”。 虽然汉儒们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但是,两汉所形成的经学传统,却历久不衰。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汉代经学不仅属于学术界、思想界、政界,还有包括当时全部的教育界。我们不难发现,自汉代以降,中国的蒙学读物的核心观念,即是经学的主旨,因而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无不浸染其中。例如《千字文》、《幼学琼林》之类,只要涉及天文地理,或帝王将相,甚至普通人的命运等,无疑都是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翻版。从《三字经》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到《幼学琼林》“三公上应三台,郎官上应列宿”,所谓文人皆为文曲星下凡,强盗都是天罡星在世,等等,无不如此。“读经”是20世纪以前所有中国人受教育的起点。因此,从学龄儿童开始,占星学——阴阳五行说就进入读书人的大脑之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影响。直至今天,还有很多人们蠢蠢欲动,试图重振经学,光复“读经”传统。可见这是一条源远流长而又顽强不息的思想长河。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阴阳五行说,实质上是与占星学连成一体,不可分离的。因为“五行”必然包括“五星”,阴阳必然包含月亮和太阳。这个思想渗透在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等极为广泛的领域之中。在哲学上,全部《易传》的核心观念,即“天垂象,圣人则之”,最典型地反映了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在宗教方面,道教之太极图亦是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一种图解。艺术上,阴阳动静、虚实相生,则是中国艺术的根本旨趣。科学方面,中医则是中国哲学的另一面,是中国哲学的集中体现和可操作的技术。离开阴阳五行理论,所谓经络藏象、虚实干润的中医则荡然无存。甚至体育,从围棋到太极拳术,都集中体现了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我们想象,如果将占星学——阴阳五行说从中国文化中切割出去,源远流长而又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还能留下什么?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体现出无意识之中的占星学——阴阳五行思想。且不说阴阳八卦、风水堪舆之类,我们脱口而出的“阴阳不调”、“阴盛阳衰”即是证据。占星学——阴阳五行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无处不在,挥之不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汉代思想,尤其是汉代经学的巨大历史影响,占星学——阴阳五行说自此以后成为中国思想的一个核心密码,它就遗存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二、“大一统”是中国思想的“集体无意识” 中国是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这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中国上古夏、商、周三代,情形颇类似欧洲的中世纪。虽然都有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按《史记》记载夏代应有),但对于各部落的头领和诸侯而言,不过是部族联盟首领,或是宗法体制的家长。就像中世纪罗马教皇对于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英格兰等国王一样,只是宗教首领(有时候也有政教纷争和教派争议),没有民族国家的行政关系。 中国真正从国体和政体上建成“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是秦始皇和汉高祖。 而秦统一不过十年便土崩瓦解,反而一介布衣出身的刘邦,和一帮屠狗卖缯之徒建立的刘汉王朝,却轰轰烈烈达四百年之久。并且,这个王朝所建立的国体和政体,一直延续了二千年,直到大清帝国覆灭。更有甚者,从文化上说,这个帝国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民族国家的国魂。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根本的意义上说,也是这个“大一统”的传承。 欧洲从中世纪经历近代走进现代,“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建立了众多的民族国家,即德、法、英、意、荷等国,没有产生一个“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虽然今日欧洲的政治家们也试图至少让欧洲从经济上统一起来,为此费尽周折建立了“欧共体”,统一了货币,取消了海关和签证,但不仅距离一个统一的欧洲非常遥远,而且“欧共体”的内部矛盾重重,惨淡经营,前途难以预测。欧洲与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分野?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却很值得我们思考。 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首先是一个政治体制的创新。从三代到西周,以血缘关系为构架的国家体制已经臻于完善。 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已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殷周制度论》)这的确是精彩之论。嫡长子继承制,实质上解决了周王朝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自武王至幽王,传十二世十三王,只有两例是例外。一是懿王死,立其叔辟方为孝王。但孝王死后又传懿王太子燮为夷王,复归王位。二是厉王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后厉王死,乃立厉王之子静为宣王。可见,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一以贯之,没有出轨。这也为后来的封建帝王提供了借鉴和依据,不仅在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形成了强大的惯性,而且是一条政治野心家不敢逾越的红线。 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构的宗法社会体制,随着贵族家族自身的繁衍,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东周基本瓦解。从春秋战国到汉帝国的建立,经过将近五百年特别是战国二百多年间异常惨烈的征战,原先周朝建构的统治基础彻底崩溃了。尤其是短暂的秦朝覆灭以后,贵族阶层基本消亡殆尽。在周秦废墟上建立的刘汉王朝,既没有周天子的血缘关系,甚至没有贵族血统,它的合法性何在?要建立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取周秦而代之才能够长治久安?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是盘桓在当朝最高统治者的头脑之中的根本大事。因此,在汉初的动荡逐渐平息之后,汉武帝即位伊始,便反复思考: 故天将命不可复返,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阙理。 于是策问贤良文学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诸如天人关系,灾异性命,古今之变的根本问题。 汉代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当时的大思想家所深入思索的问题。而且,政治制度的创新首先是一种思想理论的创新。 孔子当年目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试图用恢复“周礼”来匡正乱世,重建社会秩序。孟子在“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战国时期,试图用“仁政”来拯救社会和民生。荀子在战国末年,也预见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将会出现,并试图用“礼法”为它建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大思想家们总是能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洞若观火,并试图为新兴的、正在崛起的社会形态,提供新体制的思想资源并建构意识形态。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共性,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是如此。 作为大思想家,董仲舒据说曾经“三年不窥园”,苦心孤诣,寻求和思考当时社会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当他登临汉武帝策问的朝堂之时,显然是深思熟虑、有备而来。面对汉武帝的问题,他从根本上毅然作出回答: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汉书·董仲舒传》) “大一统”的理念由此诞生。这里的“大”是动词,意即突出强调。“《春秋》大一统”是公羊学的根本观念,实质上是董仲舒崭新的理论创造。虽然从师承上说,《春秋公羊传》是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口授大意,由弟子胡毋生用汉隶写成书本。但是,其解说、完成今文学师法则出于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后来不仅立博士官于太学,而且最终成为汉朝的统治意识,首创之功则毫无疑问是董仲舒。 故《汉书·天文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正是刘歆和班固称董仲舒为“儒者宗”、“群儒首”的来历。 可以说,“大一统”是战国以来所有雄心勃勃的王侯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符合历经战乱人民的希望。因此,汉武帝与董仲舒的朝堂“策论”,实质上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根本诉求,与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出路,在历史转折时刻的幸运际遇。我们可以想象,当汉武帝闻之“大一统”的理念,是何等心情!如果说,没有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家,董仲舒的思想很可能在历史上湮没,或者只能被后世从历史的灰烬中发现。而没有董仲舒这样思想家,汉武帝也只能像历史上更多平庸的帝王一样,只懂得做太平天子,碌碌无为。最多不过像他的父、祖那般,用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的品德,来达到“文景之治”。而像这样对于中国历史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文治武功,则只能与之擦肩而过,稍纵即逝。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经常会出现在历史的拐点,面临旷古未有的历史风云际会,他也深知他需要什么。就像秦始皇对于韩非子思想的思慕与渴望一样,董仲舒提出的思想理论,深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心契。 这里不妨提到刘安与《淮南子》。煌煌几十万言的《淮南子》,除了记述、保留了当时一些思想资料,没有提出一个核心的思想和观念。因此,在新的思想观念甚至在语言上,它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霄壤之别。或许刘安本人自视甚高,但从他招揽的这帮儒生就可以看出,在汉武帝的尺度下,他最多不过一个中等政治家的角色。非常有趣的是,与《淮南子》极为相似的《吕氏春秋》,秦始皇亦视之如敝屣。相反,秦始皇对于《韩非子》却推崇备至,由此对于韩非本人思慕若渴,由此亦可见出《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之高下。而吕不韦与刘安命运如出一辙。我们不能说历史完全是巧合,腐儒与政客,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在这里是以等比的高度,光明鲜亮地展示在历史的舞台上。可以想象,用撰述《淮南子》、《吕氏春秋》这样的儒生,如何能够治国安邦? 董仲舒为刘汉帝国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提供了“《春秋》大一统”思想和“天人感应”理论。“天人感应”论,也就是“阴阳灾异”论,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实质上无法分开。同时,“天人感应”论也是对西周以来“以德配天”的思想的新发展。《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等篇,是董仲舒思想的最好注脚。他认为,只有有道者才能成为王,而王能通天、地、人之道,与天地同大。这就从哲学层面论证了刘汉帝国的合法性。可见,公羊学是董仲舒的政治学,是汉帝国的国家学说。“天人感应”论则是他的哲学,是这个国家学说的理论根据,二者相辅相成。董仲舒的这两大贡献,都是汉朝最高统治者最根本的需要。 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一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实质上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帝国意识形态的艰巨工程。 王国维曾认为,西周取代殷商,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新体制和新文化的建设。他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就是一个崭新的制度和思想文化建设。其实,这应是当时以周公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比起西周建国,汉帝国的建立,则更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进程。整个国家的体制和思想文化建设,同样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问题。这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汉朝这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里,思想的统一是必然的。可以说,没有国家意识形态,就没有完整、统一的国家。 在西方或很多其他国家,宗教实质上起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像基督教在整个欧美所占据的地位和具有的意义一样。“上帝的子民”,就是一个极具凝聚力和振奋人心的口号。在宗教战争中,譬如十字军东征之类,宗教口号就是战争动员的最好方式,“异教徒”无疑为同仇敌忾的死敌。而用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也是最易操作的传播方式。我们看到,虽然没有文化的哥特人、日耳曼人、汪达尔人,打败了优雅的罗马人,但是基督教却战胜了这些蛮族。由此可见宗教的直接效果和巨大征服力量。时至今日,如果没有基督教,整个欧美等西方世界,绝不会有如此正常的社会秩序。 但是,经过周朝的体制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中土原始宗教式微,礼制逐渐昌盛,在汉初要重建一个新的宗教来代替原始崇拜,是绝非可能的。因此,不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需要的,而且把儒家学说宗教化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于是,儒家宗教化运动,是由一个巨大的历史内在必然要求推动的。 董仲舒的智慧在于,他巧妙地利用邹衍学派的遗产,趁占星学思潮大兴之机,把他的《春秋》公羊学变成了半宗教化的东西:孔子成为素王,而大汉帝国,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被孔子预言,现在成为现实。他的思想理论都与天或天意、天命相关,但这与《圣经·创世纪》当然不同,与《新约》中耶稣基督的末世预言,以及释迦摩尼的末法时代预言,都不尽相同。然而,这个中国式的宗教,即儒家宗教化运动,在那个时代的整个思想界,却风生水起,蓬蓬勃勃。大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因此水到渠成。 “大一统”是汉初政治的必然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思想建设的成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这个伟大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毋庸讳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百家争鸣的思想发展是灾难性的。但是,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观念,不仅为汉武帝和刘汉王朝,实质上也为两千年的后来统治者,提供了心灵的钥匙。 历史的悖谬就是如此。 秦汉以降的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大的分裂局面。第一次是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健康(南京)称帝建立东晋,出现南北朝对峙割据,到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共有263年,是最长的一次分裂。唐以后的五代十国分裂,只有公元907年至960年共53年。今天,“大一统”观念则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民众,对于“大一统”几乎都是无条件认同的。否则,他的民族性,至少是民族感就会被否认。试看数千年来,“江山一统”、“全壁河山”,成为无数伟大政治家的抱负和雄心。而“半壁江山”则与“山河破碎”同义,是家国分裂的别称,其中包含多少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中国人的遗恨和血泪。南宋陆游的《示儿》诗可谓家喻户晓: 死后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国家不统一,志士仁人死不瞑目。 三、乡土意识是中国思想的底色 乡土意识最深层的根源,是土地与粮食的内在关系。食物和繁殖,是物种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故孔子曰:“食色,性也。”在农耕文明形态下的人类,必须使用土地生产粮食,人因而能够赖以生存。因此,土地、农民,与农耕文明具有一种天然的关系。这三者是互为一体,相互依存。农民离不开土地,由此便有故土、故乡。所以,乡土意识是农耕文明的“先验意识”(康德语),也是农耕文明的本质特征。 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社稷”,其原初意义就是从乡土思想而来的。“社”由“示”和“土”构成,“示”是祭祀的意思,可见“社”就是进行祭祀的“土”地。后来“示”也指地神,“社”被引申指土地神或祭祀社神之所。“稷”是“土”上长出的粟或黍,即粮食,后指谷神。对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所谓江山社稷,其原本的含义,就是拥有土地,因而能够获得物产和财富。因此,“攻城”是为了“略地”。保家卫国、捍卫主权,就是“神圣领土不可侵犯”,“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寸土必争”。每个封疆大吏都有替帝王的“守土之责”。“守土”是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根本,因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还号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 “民以食为天”,而土地则是其根本保证,也是一种“天”。因而汉语中经常“天地”联用,即所谓“皇天后土”。中国人起誓的见证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天地良心”,正如基督徒把上帝和《圣经》作为起誓的见证一样。“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地”和“天”一样,也被神格化了。因此,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皇都建有专门祭祀土地的地坛。而在广袤的乡村,几乎每乡每村都有供奉土地神的土地庙。虽然其低矮简陋不如其他寺庙、祭坛那样堂皇,但仍是香火不断。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土地庙还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说,在古代中国,人们由对于土地的依赖,进而结成乡里关系,在此之上形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汪洋大海。这种社会关系也是人们情感关系、生活习惯的基础。因此,“故土”常与“故人”、“老乡”相关,“故土难舍”与“故人相见格外亲”是中国人的口头禅。“停船暂相问,或恐是同乡”,是人之常情。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利益关系,“土生土长”是获得当地人民信任的最好说辞,所谓“人生地不熟”,是生存的一个困难以至于威胁。可见,中国人的情感也是从乡土之中“生长”出来的。如同禾苗与水土的关联一样,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与这个黄土地具有无法割断的根本联系。 由于这种农耕文明的“先验意识”,中国历代帝王都把集权和农桑并重。这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秦始皇时期,在东方除了封禅泰山,还兼祭祀八神,即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 直到清代,北京除社稷坛以外还有六坛:天、地、日、月、先农、先蚕。与农业相关的土地制度,因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骨骼。瞿同祖先生说: 封建社会,即是以土地制度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种植农业不曾推广以前,不会有土地制度;土地制度不曾成立以前,封建社会无论如何不会存在,这是谁也不否定的。 由土地、粮食,必然推演到水利。对于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来说,水利一直是国家的大事。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诗经·大雅·泂酌》把指挥灌溉的人称为“民之父母”,这正是“君之宗之”的条件。《诗·鲁颂·閟宫》把这个位置推为后稷:“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当然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更早了,“大禹治水”的传说之所以源远流长,应该都是与中国农耕文明的特征相关。 秦汉之际,甚至在全部中国思想史上,最典型而又系统展示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与农桑并重思想特色的作品,则是《月令》。《月令》是邹衍学派思想与上古农耕社会意识形态相互激荡、冲撞而融合的产物。因此,《月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一种里程碑的意义。它在终结上古农耕社会宇宙观和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建构了一种新的农耕文明背景下的天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五音、五色、五味、五方、十二律与天地日月、山川草木、鸟兽鱼虫、鬼神祖先、男女老少等交互一体,与季节以及每个昼夜发生特定的关联,同时对于帝王后妃、文武百官与士农工商的生活与劳作也逐一安排,展示了中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全景图。 《月令》于是成为汉代的一种宇宙观和意识形态,“诸如《淮南子》的《时则训》、《礼记》的《月令》和《明堂位》、《尚书大传》的《洪范五行传》、《逸礼》中的《王居明堂礼》,以及《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明堂阴阳》三十八篇等,都是发挥这种学说的。” 这即是汉代盛极一时的“明堂月令”之学。这个理论模式不仅在汉代得到空前和畸形的发展,并且影响了整个古代中国思想。 因此,无论是邹衍学派,还是董仲舒,尽管他们的学说对于上古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中断或掩盖上古思想中的乡土意识,反而把这种与农耕文明一起脱胎而出的思想杂糅在自己的理论中,形成了“明堂月令”之学。由于“明堂月令”之学保留了上古农耕文明的思想,并且强调土地和地空方位的观念,乡土意识在汉代思想中得到一种曲折的张扬。中国文化所建立的天地人结构,是汉代从理论上完成的。由此可见,乡土意识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何等顽强和深厚!这也是汉代思想的一个重要启示。 《月令》以后,中国古代天文学基本上一分为三:占星学、历法学、农政学。 这表明,中国农耕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其中仍然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且历法也部分与农政相关。特别值得思索的是,后来所有的农政学著述,内容没有受到强大的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思想影响。二十四节气不仅没有占星学内容,还依照太阳历,与月亮运行的周期无关,因而更加准确,保证了农时无误。 从根本上说,中国农耕文明的封建社会结构,有三个最基本的元素:帝王、儒生(知识分子)和农民。农民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者,帝王是最高统治者,儒生是农业社会知识(书面文本)的创制者和社会管理者。这是在天地人三者之外的另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内在结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时代,儒生们(知识分子)所建构的关于中国社会和世界的思想理论,无论是宇宙论、知识论、政治学,甚至艺术、宗教神学、科学等等思想理论,其渊源都来自这个文明的核心之处,即农耕文明的本源思想。因而,乡土意识不仅只是《月令》天人图式的底色和基调,也是全部传统中国思想的底色和基调。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始终没有中断。无论是战乱还是异族入侵,这个文明的核心依然故我,屹立不倒。这应该是华夏子孙之巨大福祉。因此,在中国社会今日发生巨大转型的时期,中国人的这种乡土意识仍然顽固、坚强。无论是受到何种思潮、理论甚至宗教信仰的冲击,它仍然立于不败之地,具有牢固、独立的地盘,就像当年的占星学——阴阳五行说对它无可奈何一样。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的精神深处,依旧牢牢守护着这种乡土意识。我们看看两首脍炙人口的抒情诗,即可一目了然: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是余光中的《乡愁》。还有于右任的临终诗《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诗又名《国殇》。于右任,陕西三原人,晚年在台湾,非常渴望回归故土,终未如愿。这首诗不仅是他思乡的哀歌,也是一首触动异国他乡中国人灵魂深处隐痛的悲歌。因为,这并非是泛泛的家国之情,而是深藏了一种几千年文明的记忆和精髓。 W.Tatarkiewicz.1999,History of Aesthetics. Volume 1. England: Thoemme Press, p.5. 直到今天,“天”对于中国人仍然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在汉语中,最好的词汇都与“天”有关:“天子”是人间最高统治者,“天才”是人中之龙凤,还有“天之骄子”,“夺天独厚”等等。但是,天既不是基督教的上帝(god),也不纯粹是自然的上苍(sky)。“天命”、“天意”、“天不绝我”、“天无绝人之路”,有宿命的成分,但不等同于宿命,有顺自然(nature)的意思。“天子”虽说是天的儿子,但如果像夏桀、商纣那样,天也会抛弃他们,人民可以革他们的命,取而代之。很多的时候,汉语中的天实指“自然”,例如:“天体”即是裸体,“巧夺天工”意指达到自然造化之境界,“民以食为天”之“天”则指自然本性之意。而“天河”、“天门”、“天宫”、“杞人忧天”等,包括诗家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疑是银河落九天”,其中的“天”,则是天空。更有意味的是,我们常把“My God!”翻译为:“我的天!”其实在字面上是不对等的,但意思十分相近,是很传神的译法。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证明最高统治者即天子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合法性,同时又让这种权利受到制约。他说:“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最终是让帝王成为圣贤。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就是,太平天国中的杨秀清,实际上就代表制约这个权力的人格化的天。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3页。中华书局1987年。 这是瑞士心理分析学哲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的著名观点。按照荣格的说法,人在出生的时候,他(她)的大脑并非完全是个空白。大脑作为心理的物质载体,自然也受到生物学遗传法则的支配,大脑中会遗传下来一些祖先的东西。因此,一个人的心理不仅与他(她)的童年相关,还与他们的祖先、民族连接在一起。这种通过遗传被继承下来的、先天的心理内容,荣格名之为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比如,原始人容易受到毒蛇的伤害,他们对蛇的恐惧可以使他们警惕、防范蛇的攻击。这种恐惧感在遗传中被我们继承下来,因此,当我们有生第一次遇见蛇的时候,都会被吓一大跳。从人出生的那一天起,集体无意识就给个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个体中继承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灵虚象,与相对应的客观事物融为一体,成为意识中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决定了我们知觉和行为的选择性。 本文使用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年)的《新科学》。 从疆域上来说,汉代奠定基本的中国版图,清代最终形成。但是,中国疆域至今还没有完全确定,仅陆地边界而言中国、印度仍未签订协议。 西周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建立了分封的宗法制度。一般认为:“宗法制度是由氏族公社后期的父系家长制发展、演变而来的。初期的作用是为了规范氏族或宗族内部的权益分配关系。后来发展、演变成以区分嫡庶之间权位分配为核心的宗统关系,形成宗法制度。这种制度的最主要特点是嫡为大宗,庶为小宗。小宗之嫡在本支中为大宗,庶仍为小宗。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形成,君权产生,宗法理论成为指导政治的思想原则,形成了以宗统为模式和灵魂的宗统与君统相结合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后来的封建制度,今天学术界称之为分封制度。”(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1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思想,实质上也是为近代国家奠定了合法性。美国《独立宣言》的根本思想就是这个观念。 参见沈文倬:《菿闇文存》第515、517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 李零先生说:“在秦汉时期的宗教改革中,秦皇汉武的贡献很值得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虽有不少个人因素在内,好像相当狂热、迷信、任意胡来,轰轰烈烈而终归于失败,但却对了解中国宗教日趋‘政治化’的倾向是一个合适的观察点,上可以推求其酝酿过程,下可以寻绎其后续发展(以释、道填补其‘宗教空白’)。其作用正像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壹法律度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奠后世之基,不可磨灭的。虽然秦始皇之后,海外寻仙没有了,大规模的巡狩封禅和郊祀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缩小为点状的郊祀和偶尔进行的封禅,好像缩微景观(miniature art)一样,但这种‘大人国’到‘小人国’的转变,前后还是分不开。”(李零《中国方术续考》第184-185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 参见李零《中国方术续考》第143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第14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可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吕氏春秋》及其对于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一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陈遵妫先生说:“从我国历史来讲,天文学实际是研究星象和气象两门知识。”这与西方古代的天文学不同,他们主要是星象学。(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我认为星象方面可以分为占星和历法,气象属于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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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要批评中国人?
热度 44 qyu111 2012-4-7 11:14
最近在科学网上看到很多对中国人、中国人品、中国文化和制度的讨论。 其中有褒扬、有批评、也有辩解和辩护。 批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文章中经常也就会看到拿别的国家的人品和文化来进行比较。 批评中国的中国人常常被指责为“假洋鬼子”和“卖国贼”,被责问“你既然嫌中国不好,为什么还要到中国来?” 我们因此要问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批评中国人? 中国人批评中国人是为了长外国人志气?外国人大概没有几个能看懂也不会看到这些文章,显然也就长不了外国人的志气。 是为了打压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的志气不是“骗”、不是“造假”、不是“急功近利”、不是“不守规矩”。中国人的志气是“自力更生、勤奋勤劳、强国富民”,不在批评之列,因此也不会被打压。 那为什么要批评中国人? 对中国人的批评是有特指对象的。这些批评不是针对好的中国人,不是针对中国人的好品质,而是批评某些坏的中国人和某些中国人中的坏品质。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一个坏现象就是不排队。不排队似乎是件小事,但反映的却是对规矩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的大事,是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的大事。当一个人不守规矩不按次序排队的时候,如果每一个人都批评他,哪怕是拿批评的眼光看着他,他就会有压力,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但是如果没有人批评,那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的人的加入,就永远不会有人守秩序。 批评,也是一种惩罚,是一种在舆论和道德上的对坏行为的惩罚。对自觉和讲道理的人,可以教育;对于不自觉和不讲道理的人,只能用惩罚和管制。 对坏人不管制,对坏品行不批评正是坏品行和坏文化泛滥的根本。我们都遭遇过各种欺骗和假货。都对目前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假和骗恨之入骨。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是为了改进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是为了中国的进步,而并不是要褒扬外国人,长外国人志气,灭中国人威风。 中国人是要威“正风”,而不是要威“邪风”。 对“正风”,需要褒扬,需要鼓励;对“邪风”,需要批评,需要管制、需要打压。 对坏人、坏品行和坏文化的辩解、辩护,或者说句“你屁股上也有屎”的反批评,并不能长中国人的正气,并不会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进步有利。相反,倒是会让坏人舒心,助长了坏人和坏风气。 批评中国人的人中很多是留学归国人员。为什么? 是这批人特别不爱国?特别憎恨中国人?特别憎恨自己?特别不想中国强大和进步? 他们归国是想干什么?是想破坏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破坏中国的经济建设?是美国人的间谍? 中国有句古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和批评。留学人员在中国和外国生活了以后更能看到和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制度的区别,看到中国人的不足的地方和别人先进的地方。对自己缺点的批评和对别人优点的表扬是为了自己的进步。而护短和反批评则是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起不到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 当社会风气好的时候,我们需要多表扬,鼓励更多的人做好事。当社会风气坏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批评,制止坏人和坏事。做坏事比做好事容易,现在的社会是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和惩罚不够。做坏事没有批评和惩罚,就是对坏人坏事的纵容和鼓励。 在科学网上讨论这些问题特别重要,因为这里的读者多是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主流文化的根基,中国的文化是中国社会的导向。希望科学网能多登常登各种观点,把人品、文化、制度的问题讨论透彻,明确是非,端正价值观。教育是个持续的、反复的、长期的任务。 后记: 看到一些不同意批评的议论。希望持反对观点的人能说出反对批评的理由,指出批评的坏处,指出批评对文化和社会进步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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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国博物馆里的 “中国文化”
laojing 2012-3-25 23:35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2-03/23/content_1025205.htm?div=-1 谷世强(美国)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年03月23日 第15 版)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北京智化寺大殿穹顶木制藻井实物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美国康奈尔大学约翰逊艺术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菩萨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年03月23日 第15 版)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北京智化寺大殿穹顶木制藻井实物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美国康奈尔大学约翰逊艺术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菩萨 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博物馆却很多,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全美国据说有各类博物馆1万多座。我多次陪同亲朋参观过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对这两座美国一流博物馆里中华文物藏品数量之多、门类之齐全和珍品之真之难得,都是一见即叹为观止。其实,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艺术博物馆,到同样也是美国东海岸名城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许多美国大博物馆里面都收藏有许多难得一见的中华文物瑰宝。 每有亲朋和国内客户来访,我都喜欢开车带他们看费城艺术博物馆建筑并从这里俯瞰费城市容。位于费城市中心区的费城艺术博物馆建筑相当有气派。这座面积达1.7万平方米的古希腊神庙式建筑有200年历史,可以说和美国历史一样长。这里有约20个展厅,差不多每个展厅中央都有宽大舒适的长方凳,让需要坐下来休息的游客可以面向四壁任何一面坐着,尽情欣赏巨幅油画等藏品,这对老年人尤其重要。这一点,国内博物馆应该借鉴,让参观博物馆真正成为艺术享受而不必疲于奔命。   费城艺术博物馆是全美国收藏法国印象派作品最多的博物馆,该馆收集的东方艺术品文物也非常多,其中中国馆最受参观者欢迎。这里展出的既有北齐雕像、汉代陶俑、造型各异的唐三彩、南北朝兵俑、隋朝酒具、宋代木佛雕头像、元朝瓷枕、明朝做工精细的黄花梨木椅子、难得一见的景泰蓝清朝宫廷带轮子的宠物狗笼子,也有历代书画等,丰富多彩。尤其是那两个如掌上明珠般吸引观众的清朝大水晶球,晶莹剔透美轮美奂,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是我灿烂中华文化皇冠上的明珠啊!其实,费城艺术博物馆最著名的中国文物应该是那个巨大的北京智化寺大殿穹顶木制藻井实物了,藻井中央是栩栩如生的“九龙”浮雕,直到今天都令所有到中国馆的游客用力仰望!   费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这些东海岸名城,都有著名的艺术博物馆,而且很多是常年免费对外开放的。从华盛顿国家艺术博物馆到波士顿美术馆,都收藏并展出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扛鼎之作。尽管这些著名艺术博物馆都值得一看,但如果时间紧张的话,我个人以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非看不可的首选。每次走进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馆,面对大量的中华文化艺术珍宝,都会震撼不已,流连忘返。被称为中国早期绘画三大名作之一的五代董源所绘《溪岸图》就在这里展出。中国馆最引人瞩目的要数那幅有6米高、约10米宽的巨幅中国壁画实物了。这是从山西广胜下寺主殿山墙切割下来的“药师经变”壁画实物。该画绘于元代,画中众佛神态自若,栩栩如生。美国收藏家赛克勒于1964年将其捐赠给了大都会博物馆。当你还没有从“药师经变”巨幅壁画磅礴气势给予的震撼中缓过劲来时,就看到了该壁画对面的镇馆之宝——龙门石窟精华“帝后礼佛图”浮雕。这一北魏年间的创作,代表了中华古代浮雕文化的杰出成就,令人赞叹不已。   美国西海岸名城旧金山人口不足百万,但位于市府旁边的亚洲艺术博物馆规模却很大。该馆收藏有纵贯上下6000年的1.8万多件亚洲艺术文物珍品,其中的中国文物最为令人瞩目。今年我和太太卢琳仔细参观了亚洲艺术博物馆,该馆的中国瓷器、玉器和青铜器等馆藏精品之多着实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该馆不仅号称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而且现任馆长也是美籍华人许杰先生。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中国最早的佛像,4000多年前的中国瓷器,约3000年前的青铜器和约6000年前的玉器等。这里,印度、日本、朝鲜、越南、印尼和柬埔寨等亚洲其它国家文物珍品也不少,可谓古老东方文化艺术的圣殿。   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并非只有在美国大都市的著名博物馆里。两年前我们到康奈尔大学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时,也顺便参观了康乃尔大学的约翰逊艺术博物馆。真没想到,在这所远离大都市的美国大学艺术博物馆里竟然也有很多中国古代青铜器、汉代雕刻和历代书画珍品等中华文物。而且,朴实无华的博物馆建筑还是由美籍华人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现在已成校园一景。费城的宾西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里,中国文物收藏也十分可观。该馆不但收藏有汉、魏、隋、唐时代的石刻精品,而且拥有唐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其他四骏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可见该大学中国文物馆藏水平之高。前不久,宾大博物馆还与国内合作举办了中国“丝绸之路揭秘”展。 每当我站在美国高水平艺术圣殿里面欣赏这些来自中国黄土地的历史文物、艺术珍品时,都会为我们祖先博大精深的艺术文化造诣,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影响之深之远,感到震撼、折服。站在这些来自中国的小到精美瓷器,大到壁画原件和佛雕像前,中华文化的力量让我们激动不已,浮想联翩。这些珍贵中华文物毕竟也无声见证了旧中国的软弱无力,令大量国宝流失海外。所幸,改革开放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火烧圆明圆”那样的惨剧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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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参加的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医学讲座” 。
zhanghuatian 2012-3-23 17:13
前日,张某有幸参加留日华人学者、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副会长、日本安徽联谊会会长汪先恩博士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中医学智慧和改善过敏体质”讲座。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汪博士对中医的观点和思想。 汪先恩博士首先是一名优秀的西医,他从历史、天体、医学及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对中医学作了精彩论述。 他指出,中医学是超越理科范畴的自然医学,也是哲学和方法论,是中华文明的结晶。中医学在华夏文明的背景下诞生,同时承载着其思想内涵。中国古代的各种思想,其合理部分往往浓缩储存于中医学中。例如,秦始皇焚书以统一思想,也明确保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历代如此。因此从中医学中,可以看到《易经》,也可以看到老子、孔子、孙子、阴阳家、法家等诸子百家。 汪先恩还系统阐述了中医思想。他说,中医学的基本思想是“阴阳平衡”理论,生命就是在不太热也不太冷的相对平衡环境下诞生的,生命体的健康就是阴阳处于平衡状态,即身体的机能既不过度亢奋也不过度抑制,物质既不过多也不过少。疾病就是平衡失调状态,而治疗的目的在于恢复平衡。 汪先恩认为当今难治性疾病,其实用中医治本的方法有不少能治好。他以疑难病症之一的过敏性皮炎为实例,西医的止痒消炎和避免过敏原等措施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受到中医治本和重视内因等思想的启发,从改善过敏体质入手,终于使许多人彻底摆脱了痛苦。许多朋友感谢东京文化中心举行有实际意义的健康文化讲座,深谷忠志社长表达了大家的心声,他说:“十几年前苦于糖尿病和高血压,经过汪先生开发的中药产品调养之后,现在完全正常了,是中医学使我恢复了健康。希望多举行这种讲座,让更多的人受益。” 日本人对中药的研究早就超过中国了,他们的优势在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比中国人差,又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们非常善于整合科学和文化经验的资源,并不像国内的某些半吊子博士简单地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看来很多媒体人所说的:中国只不过是当今世界“中药的第一大原料提供国”的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 前些日子在浏览某博士主管的骗子网站新语丝中介绍的关于日本中医的内容,还以为日本人早就废除中医了。对此张某现场请教了几位日本学者,他们说:“中医理论一直是日本医师资格考试的必修课。”骗子网站真是名副其实,没有一句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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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和做
热度 34 饶毅 2012-3-23 11:52
何时“说”,何时“做”,可以非常明确。 自己可以做的范围,自然是做。自己掌管的行政和资源,自己的教学,自己的实验室,都只要做好工作,无需多说。 不过,在中国有很多掌控行政和资源者做的很少、做的不对,这样,有可能出现:做好的与没做的、做不好的看不出差别,至少从外界看来。 也许,以后考虑,有些可推广的事情,需要有时说说。 自己不掌控的,而知道情况、并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如果人家实在无理而且抵制和压制,只好以说的形式来批评。 风气的形成和舆论关系很大,不说不可能改变。 人家能力有限的,我都不说,也就不可能公开批评。如果这些要说,那真是每天都要说了。 人家可能接受意见、或确实有情有可原的困难,我也不公开说。包括我参与过一些单位和一些评审,只要还有从内部改的机会,我就不在外面说。 有些事情,虽然有问题,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改,我坚决不批评他人。比如,高考有弊端,不过,如何改,没人能提出可以克服中国文化带来的困境,批评教育部是白搭,因为高考的问题不在于教育部,而在于整个社会的偏见,迄今各种提议都不能比高考更好。 所以,以“说”的形式来批评的事情,是我知道和思考过的极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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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次中国音乐之旅,一堂中国文化之课
whyhoo 2012-3-22 21:57
——驻欧盟使团举办“欧洲乐器上的中国乐曲”音乐沙龙侧记 2012年3月20日傍晚,来自欧盟机构、智库、学校、媒体,比利时政府和机构,国际组织的一百多位欧洲朋友陆陆续续走进中国驻欧盟使团,参加使团举办的“欧洲乐器上的中国乐曲”音乐沙龙。驻比利时使馆的廖力强大使和高级外交官也相继莅临。许多来过使团的朋友惊奇地发现,以前经常用来举办招待会的多功能厅不再是宽敞大气、灯火辉煌的样子,成了一个静谧、典雅的演出大厅。射灯聚焦出简单而韵味十足的舞台中心,一扇展示中国书法的屏风做背景,灯光的照射使屏风的文化气息蔓延到整个大厅。屏风前的几把椅子静静地等候着音乐家们,他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墙壁上的中国结和顶灯上悬挂着的大红灯笼,为大厅增添了不少生气与活泼。 刚到布鲁塞尔履新不久的驻欧盟使团团长吴海龙大使笑盈盈地与来宾们寒暄,亲切地邀请他们品尝使团准备的精致美食,并请他们到大厅落座。演出开始前,吴大使走上讲台,向来宾们表示欢迎,他说,音乐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能够更加直观地传达人们的情感和心声,在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交流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今晚这台融汇中欧文化和艺术的音乐表演,与今年中欧关系的主题年“中欧文化对话年”十分契合。今年将是中欧相互传递文化精髓的一年,是中欧增进文化交流、加深相互了解的一年,也是中欧携手向世界展现双方文化魅力的一年。今年我们还将启动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它将与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和高层经贸对话一起,使中欧高层交流的机制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使中欧关系形成政治、经贸、人文三大支柱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吴大使致辞后,灯光逐渐暗下去,大家都将目光集中在首先出场的弦乐四重奏演员身上。他们是前来参与“中欧文化对话年”演出活动的江苏交响乐团音乐家,当天早上刚刚抵达布鲁塞尔,特意前来为使团的音乐沙龙演奏乐曲。他们用西洋四重奏的方式分别演奏了中国乐曲《步步高》、《情深意长》和《江南好》。他们优美娴熟的演奏让观众体会到或欢快或缠绵或委婉的感觉,感受到中国南方的怡人风景、风土人情以及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随后上场的是铜管五重奏,他们演奏了《江南神韵》、《草原上的春天》和《掀起你的盖头来》。与之前弦乐的温婉气质不同,铜管的大气奔放一下就让场内气氛热烈活泼起来,新疆舞曲欢快的节奏让许多听众不由自主地合着音乐打起拍子。 为了使欧洲朋友更好地理解中国民乐乃至中国文化,使团新闻与公共外交处负责人结合多媒体演示,在乐曲演奏间隔期间穿插介绍了有关曲目的背景、内容以及象征意义,中国民乐背景知识,中国音乐起源、特点和发展历程、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特点、历史和文化,中欧音乐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并在介绍中启发听众进一步思考中欧音乐、文化以及思想理念的异同和交流互鉴。   通过介绍,来宾们了解到,《情深意长》讲述了红军长征时红军战士与彝族群众的深厚友谊,乐团在介绍过程中相应演奏了描述他们相识、欢聚和离别场景的片段,使观众对乐曲的理解更加深入。   在介绍《江南好》时,幻灯片打出几张苏州的美丽风景照片,诗一般的语言引导着观众在音乐声中想象春雨中飘摇的杨柳枝,暖夏时节荷花的清香,凉爽秋夜里如水的月光,寒冬雪地里傲然的梅花……   在介绍中欧音乐交流史时,观众了解到,欧洲音乐从13世纪开始就进入了中国宫廷,中国民间乐曲也被意大利音乐家融入歌剧创作之中。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欧在音乐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双方音乐家都经常到对方国家进行演出。此次表演的江苏交响乐团就是一个例子。 六首曲目很快就结束了,享受了一场中国民乐盛宴的观众们对乐团的精彩表演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欧洲朋友都表示演出时间太短,意犹未尽。在得知乐团在3月28日将举办一场大型音乐会时,他们纷纷索取演出请柬,许多人还表示要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欣赏优美动听的中国民乐。   欧方来宾纷纷表示,今晚的音乐沙龙非常成功,十分精彩,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美好、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欣赏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音乐,而且还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音乐的知识,既受熏陶,又长见识。通过欣赏中国音乐,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更浓了,也更加认识到中欧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一位智库学者表示,他本身就是音乐发烧友,但平时接触的都是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尤其是传统音乐和民乐所知甚少。今晚的演出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但与西方音乐一样优美、精彩。而且,中国音乐的这种质朴、和谐、含蓄的特点让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欧盟对外行动署中国处负责人表示,她十分赞同吴大使的讲话,“中欧文化对话年”是促进中欧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契机,中欧双方都应努力为主题年的成功推进多做工作,使中欧人文交流更加顺畅、深入。今天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通过音乐这种跨越语言的形式,欧洲来宾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了。 欧盟学校一位老师说,她知道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即将启动,她正在组织学校学生为机制的有关活动做准备。这些年来,中欧之间人文交流明显频繁多了,很多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相信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的启动会进一步巩固这种势头,通过官方的鼓励和支持不断推动中欧人民之间的往来和交流取得新进展。   临走之前,来宾们纷纷与中国音乐家们握手,对他们的成功演出表示祝贺,并表示期待着28日再次欣赏到他们的精彩演出。 原文见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ywcf/t916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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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讨论的问题,文革由谁负责,不可以讨论的:文革有历史成绩
热度 2 wj3235 2012-3-20 20:11
因为重庆唱红歌、打黑,引起了人们对“文革”再来的担心。薄熙来被免职又引起了人们一场广泛的思想讨论。 其实我不关心薄熙来是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是不是给重庆人带来幸福。我担忧的是有人还再讨论“文革:对不对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彻底否定“文革”,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许多人因其而无辜牺牲,中国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许多历史古迹都被毁于一旦。除了看的到的破坏。”文革“还耽误了中国十年黄金的发展时期。而正是这十年许多国家科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国家也相应的步入了文明法治社会。“文革”的可耻还在于,在一个和平时期出现了死亡人数大于战争时期人数的怪相(可能有点夸张)。 这些死亡的人都是被自己的同胞破坏致死,这让后人听了是何等的无语。我们不能把“文革”发生的合理性,成为肯定“文革”的理由。 至于,谁应该来为“文革”负责人,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 个人觉得国家如果真的反思文革,可以真的考虑建立“文革”纪念馆,或者直接把为“文革”正名的行为写入法律定性为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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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
热度 1 LEOLAND 2012-3-13 23:23
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 肖 鹰 题记 没有是非,就没有善恶。欺骗是一切专制和暴力的法术。从破解韩寒神话做起--求真而至善。 在 20 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反智文化主潮 中, 大众文化的消费娱乐和公知学者的犬儒主义是造就“韩寒神话”的两大元素 。前者需要的是“另类成功”偶像,后者需要的是“自由代言”英雄,超越真伪是非,“韩寒”就成为 1999 以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神话。 今天质疑“人造韩寒”,意义不只是要还 13 年前那个“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神话真相,也不只是要甄别“ 80 后意见领袖”的“公民韩寒”的社会诚信,而且是要检讨中国文化的反智主义土壤,进行对公共领域的批评理性启蒙。 理性必须以求真为前提 ,没有求真的理性,必将归结于极权奴役和神话崇拜。 ■  1973 年“白卷英雄张铁生”和 1999 年的“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都在各自的时代代表着当代中国反智文化主潮。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但都被自己的时代树立为“反潮流的英雄”。 ■ 在安徒生童话中,大臣们极力见证“皇帝的新装”,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识。基于同样的理由,“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逾越了社会质疑和文学识别而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主流。 ■ 韩寒和凤姐,都是这个反智时代的代言人,只是在反智的愚乐闹剧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韩寒和凤姐同是这个时代最走红的人。 一 “白卷英雄“的幽灵不散 文革 10 年,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文化记忆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今天重审 1973 年的历史,那个因为声称“历史清白如洗,个人表现胜似黄牛”的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只得 6 分的理化高考卷背面写出那封信《致尊敬的领导》,初衷只是向“尊敬的领导”表示自己因为忙于生产队长的领导工作而失去了复习备考时间,“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然而,这封本是“几乎交白卷”的知识青年张铁生为自我上大学求情的信,却被毛远新、江青一伙改造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而张铁生本人则被树立成“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英雄”。“白卷英雄张铁生”因此成为反文化的“革命符号”:读书不仅无用,读书而且有罪。 1976 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对“读书无用论”的文革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取而代之的社会理念是“知识就是生产力”(民间语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制度的恢复,以考试分数而不是以政治表现作大学录取标准,是对“读书有用”的制度性肯定。与此同时,以“自由”、“民主”、“理性”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的文化启蒙也以重续“五四精神”的路线展开。然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 度过 20 世纪最后 10 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令举世瞠目的中国经济崛起和娱乐明星主导的大众文化市场,这两领域的辉煌拓展反衬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末世沉寂。当知识界的衮衮宿学在清寂中以“学术登场,思想退场”自诩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识者将这个“非知时代”归因于 80 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意外转轨。然而,如果我们熟悉王朔的“痞子文学”早在 80 年代后期就为下一个时代的反智主义兴风作雨的时候,就会懂得,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号呼喊出的并不只是某个边缘群体的不平和抗议,而是在重续“白卷英雄”的反文化精神遗产。在王朔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在“指证”文革理念:知识者最愚蠢,无知者最聪明,反智者最英雄。王朔小说的英雄“玩主”如是说:“您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 20 世纪最后 10 年,在一切领域都可以当称“繁荣”的中国社会,理想主义的溃败和批评理性的瓦解不仅很少被人觉识,而且相反被许多掌握着特殊话语权的人视作社会进步、民众福祉。老作家王蒙将王朔的小说意旨释读为“躲避崇高”,并加以推崇,实际上宣告了 90 年代中国文化的粗鄙化是上下同流的,而非仅是底层潮变。然而,拜金主义可以开拓文化消费市场,却不能提高社会文化品质;犬儒主义在躲避崇高的时候,滋生的并不是个体生活中的自信独立,而是价值失落之后的迷信茫从。在 1999 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明显可见的 GDP 腾飞使全民拜金主义意气风发,而文化上空的精神苍白和价值缺失,已经到了“没有神也要创造神的”紧迫时节。 二 “不读书“:反智时代的“天才神话”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 1999 年中国文化空间,是理想和理性双重缺失的时代,全社会过度旺盛的开发力惟有在“天才”和“大师”的方向上无可着力。然而,这又从反面强化了全社会对“天才”和“大师”的乞求。不仅基于本雅明的神话学原理,而且也基于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 1999 年的中国,铺设好了“天才”和“大师”的神坛,不仅是虚席以待,而且是万民恭候。因此,当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提交仅用一个小时完成的、典籍掌故贯穿全篇、文字考究的千字文《杯中窥人》的时候,一个被期望中的“天才”就登场升座了。参赛者韩寒赢得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杯中窥人》,无论从语气文风、知识引用,还是从思想观念,与 1999 年的文化语境不相通,更与常识中的一个 17 岁的高中学生情趣意识不相通。作为一个曾对当代文学史有一定研究的学者,我认为《杯中窥人》更属于 80 年代早期文化热的语境,而且写作者的心态更近于一个曾经沧海的中年作者。在 1999 年阅读此文,我质疑的不是该文的真实作者身份,而是这一篇以掉书袋为长的作文何以被评为“新概念作文”标杆。准确讲,《杯中窥人》无论对于 17 岁的少年,还是对于 1999 的中国文学,都不是“新”,而是“旧”。 然而, 2000 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在这部 20 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小说的主题是描述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上海高中生的学习生活,却引用了 50 余部中外学术、文学的历史典籍,其中包括《尚书》、《论语》、 《左传》、《史记》、《管锥编》 等具有专业难度的著作,而且其引用并非泛泛而引,是表现了作者对所引文献在一定程度领会之后的“化用”。在出版《三重门》的时候,韩寒因为连续两年 7 科不及格(包括语文在内)在留级重读高一一年之后,被逼退学。无疑,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为《杯中窥人》的作者,韩寒以 17 岁辍学的高中生出版这部包含着“巨额知识”的《三重门》,无异于对中国教育和文化投放了一枚颠覆性的炸弹――它不仅在“偏才辍学生”和“文学天才”之间划上了等号,而且直接成就反对广受社会诟病的“应试教育”的“不读书的天才英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参加者(包括韩寒在内),都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竞赛获奖免试升入名校复旦大学,实际上,复旦大学也决定录取韩寒,但他选择了放弃入学。 更重要的是,因为《三重门》的出版,作者韩寒“被认证”的不仅是非凡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只有神童才可能具有的远超年龄的知识掌握和表现力。但是,不仅父亲韩仁钧的公开表述在描绘一个写作《三重门》之前一年还几乎不读书的“天才玩童”,而且韩寒本人也多次宣称自己不读书,“不读四大名著”。因此,韩寒出版《三重门》,不仅直接抨击了普及教育的“应试教育”,而且对“知识与能力”的学习逻辑也是毁灭的――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了学习的意义。与“白卷英雄”异曲同工, 作为“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神话”在 1999 年再次为“读书无用论”正名 。“读书无用”,因为有“不读书的文学天才”。这对于一个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具有蛊惑力的口号?而对于许多在“应试教育”重压下的学生和家长,这“不读书的文学天才”,无异于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福音。 在 20 世纪后期的中国, 功利主义、文化造星和全社会的反智心态,共同为韩寒的“不读书的文学天才”准备了土壤 。我们相信,历史再重复一次,这个“韩寒神话”也完全会如期重演。问题在于,将韩寒直接扶上“天才神坛”的,并不是擅长于流行偶像造神的娱乐市场,而是当时以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身份集聚起来的包含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内的全国重要的高教和学术机构的著名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作为当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之一,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曾表示:“读罢《三重门》,愈发使我感到惊奇。……在《三重门》的作者韩寒身上,却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若没有知情人告诉你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显然,《三重门》作者表现的非少年的心理和语言的成熟,令熟悉少年作者作品的曹文轩先生“吃惊”,但是,曹先生又说:“他(《三重门》作者)是觉察到了自己的智慧——有智慧在助他。有了智慧,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曹文轩《三重门》序)我们据此可以判断,以作家和文学教授的眼光,曹文轩教授从作品本身,“已几乎不见(作者)孩子的踪影”,“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但是因为在视该作者为文学天才的语境下,“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本来可以展开的对作者真实性的质疑立即转化为对作者天才的迷信。 曹文轩先生对《三重门》作者超年龄的“文学天才”的认定,应当代表着当时认证韩寒为“文学天才”的作家、教授们的普遍意识。我们不怀疑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在 1999 年的反智文化语境下,正常的文化逻辑和学术理性被虚拟了,在面对韩寒这样的“特别案例”(另类)的时候,这些作家和教授们对作品的判断是受控于超作品、超文学的“天才饥渴”语境的。在这个语境中,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改写了个人判断密码,在对于一切可能的天才迹象的求证中,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作为绝对指令植入个人意识深层。在曹文轩教授的《序言》中,《三重门》表现出的成年人的成熟、深刻和智慧被作为作者的超常的文学天才被赞赏,在“求天才心切”的语境下,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一个 16 岁的高中辍学生,不仅没有证据表现出写出前期的必要知识储备,而且没有时空条件保证其写作中对这些知识的检索和引用。如果一个有文学创作和批评经验的作家和教授没有放弃最低限度的质疑意识的话,应当提出的关键质疑是:以韩寒的特殊经历,“一个不读书的天才”,在一年高中学习期间,在 20 万字的《三重门》写中如此熟练的引用“巨额知识”究竟如何可能?而且,从其最近公开的《三重门》手稿视频图像可见,韩寒“写作《三重门》”的“手稿”却如同誊清稿一样整洁―― 17 岁少年创作一部引用“巨额知识”、长达 20 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年高中生学习时间完成,“一次定型”(韩寒自叙语),这作者是神吗? 其实,如果不是基于迫切“认证”《三重门》作者的“文学天才”,一个熟悉文学史的作家和学者可以做出两个判断:第一,《三重门》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远非上乘之作,它不仅没有表现如《少年维特的烦恼》、《了不起的盖茨》和《麦田守望者》等真正天才作者的非凡的文学才华和独特深邃的人生感悟力,而且以极度的填充和炫耀知识而使一部“青春小说”弥漫着严重的冬烘陈腐。第二,《三重门》的文风和手法表现,不仅缺少少年天才之作的才气和青春活力(“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而且就是作为“出自于成年人之手”的作品,也绝不是 20 世纪末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产物,它的作者无疑是一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文学环境滋养定型的,具体讲,它的作者是当时的文化热熏染成熟的小说家,他的心态被这个时代定格了――这不仅表现在《三重门》从语气至叙事手法都严重模仿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而且表现在作者在小说中苦心罗织和炫耀“巨额知识”。从 80 年代早期的文化热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先锋叙事、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身体写作、女性主义写作、新历史写作等等思潮和手法演变,这些都没有在《三重门》中留下痕迹,它的“ 17 岁的作者”犹如一个封冻在 80 年代文化热中的仿钱钟书作家,知识、观念和文风都如此封冻着,这一样一个“少年作者”,如果说是一个书虫式的仿古作家还可以,何谈“文学天才”? 因此,如果当时给予《三重门》一份负责任的文学史鉴定,“文学天才韩寒”的神话也许就无从谈起。然而,当时惊讶于《三重门》作者的“少年老成”的时候,那些负责“天才识别”的作家和文学教授们偏偏遗失了文学史鉴定――这本来是鉴别天才的基本维度。 三 “不学为知“:反智时代的皇帝新衣 在安徒生童话中,那些聚集在一丝不挂的皇帝面前的大臣们,极力见证“皇帝的新装”,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识。在 20 世纪末中国的反智文化语境下,基于同样的理由,“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轻易地逾越了社会质疑和文学识别而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中。一个新的问题在过去 13 年的时间中,没有被警觉:“文学天才韩寒”并没有继续表现他在《三重门》中的创作能力和超龄学识,他成名后前期“转青春风格”的文学作品表现的是很普通、甚至相较同龄作者更为低水平的文学写作能力,而其后期的博客文章所表现的从文字到观念上的“粗痞化”更与《三重门》的作者判若两人。然而,博客的兴起为“文学天才韩寒”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 80 后意见领袖韩寒”、“自由公民韩寒”、甚至于“当代鲁迅韩寒”在博客中适时出现了。 在博客中,韩寒先是以文学批评、继之以社会批评的“另类批评家”形象出现的。 2006 年,当他针对批评家白烨否认 80 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价值写出的《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问世的时候,被震动的不仅是确实“腐而且败”的当代中国文坛,而且正在兴建的以网络为基本媒介的整个中国公共空间。阅读这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你会发现,全文并无正统文学批评论争的理性和逻辑,它没有论述、甚至没有论据,它的全部力量都集聚在它的工整而充满语言颠覆力的标题中。这篇文章奠定了“ 80 后意见领袖韩寒”的“文化-社会批判”的策略和话语逻辑――它的力量来自于话语扭曲产生的爆破力,它表述的只是常识和公理,但它在非逻辑的语言狂欢中表现对被批评对象的肆虐和反叛。因此,读韩寒博客文章,各阶层的读者都会获得异常的欣快感受――虽然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在知性层面传达的只是常识,但是它们的确让阅读者感到无可替代的“解气”。 在 2012 前的最后 5 年中,以“文学天才”打底的“ 80 后意见领袖韩寒”(别称“自由公民韩寒”和“当代鲁迅韩寒”)的成型和成功,既是与这期间整个中国社会的消费主义的泛文化扩展分不开,在韩寒背后的商业集团和媒体都看好并在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个“青年偶像”的包装、塑造;同时,又与在此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在全面商业化、功利化中的批评力丧失相联系。“不读书的天才”韩寒能够成为这期间的“意见领袖”,深层的原因是知识分子退却留下的非理性批评冲动的社会需要――实际上是发泄和解气的需要――为韩寒的“第二个神话”提供了现实土壤。问题在于,在个人与媒体之间的不对等,在批评理性与媒体资本逻辑之间的不平衡,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博客为平台的“神话韩寒”,这个“韩寒”的博客文章,如同定期发布的“圣旨”一样,哪怕全文只有一个“喂”或“·”,所在网站都会将该“文”推荐到网站首页,而且点击率就是数以百万记。在这个以点击率为影响力的博客时代,“韩寒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就造成了。 在这个“不读书的天才”韩寒成为“意见领袖”的时代,是社会批评理性被媒体传播逻辑取代或操控的时代。作为“自由公民”偶像, 韩寒形象的自我悖论 表现为:他的“自由言论”培养的支持者(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却多以对偶像“韩寒”的无条件的“忠诚”和“捍卫”为前提,当这些韩粉们对于韩寒的异议者总是施以网络暴力围攻的时候,我们看到,伴随着“韩寒的自由批判”,是网络公共空间中的“韩寒恐怖”。因此,我们不得不检讨的是,为什么“自由公民韩寒”并没有培养起他的支持者对于异见者的平等意识?为什么“韩寒的言论自由”要以其拥戴者(粉丝)对他人批评韩寒的“网络暴力”为前提。由此,难道我们不应当检讨韩寒那些充满反智主义趋向的批评话语和策略中所包含的反自由、反民主的暴力极权基因吗?当然,我们就不应当奇怪,为何“自由公民”韩寒从来没有针对于“偶像韩寒”享受的媒体特权(霸权)作任何反思和自戒。 四 无知者的暴力:“自由公民韩寒”的原相 然而,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或“意见领袖”,“韩寒神话”的全部虚幻性和矛盾性在这次“质疑人造韩寒”的网络运动中彻底暴露出来。韩寒本人、韩父韩仁钧及其长期合作者路金波,在回应麦田、方舟子等人“质疑韩寒作品被代笔”中,表现的霸道、蛮恨和前后矛盾,与“自由公民”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 韩寒本人的表现尤其不符合媒体塑造的“韩寒形象” 。在这 20 余天中,他的极端、失态和自相矛盾的言行,不仅破灭了“自由公民韩寒”的偶像形象,而且暴露了从语言表达到知识学养的严重缺陷――不仅完全不具备《三重门》的“文学天才”的影子,而且缺少一个 80 后青年普遍的文明见识和心胸气度。 对于被质疑代笔,韩寒初期回应说:“这是最下流的招数,利用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披着质疑的外衣,干着诽谤的勾当。”(《正常文章一篇》)近半月后,韩寒更如此界定对他代笔的质疑“一个团伙因为发泄私愤,预设立场再有罪推论进行到丧心病狂”(韩寒《答春绿》)作为一个以“自由公民”身份立足于网络而且以犀利、勇猛批评社会著称的“青年偶像韩寒”竟然如此看待和回应质疑,不啻于是自我背叛。如果韩寒确有一点他曾经标榜的“自由公民素质”,他就应当首先肯定别人的质疑权利,进而应当反思自己为何招致“被代笔”这样严重的质疑。在事件发展 20 余天的进展中,韩寒始终用方舟子等质疑者“公报私仇”等阴谋论说辞回应质疑,既不敢称认方舟子等人介入质疑是有自己“悬赏征寻代笔者”这一前提,更不敢面对多位学界质疑者公布出来的严谨、理性的质疑论据。从既有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可确认,无论韩寒参赛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过程,还是他作为一个包括语文在内七科不及格的体育特长生却在 16 岁创作《三重门》这部汇集高密度知识信息并且表现出成熟深刻的成人视角,都存在严重的疑点。 对一个多年来被社会接受为“文学天才”的作品产生作者真实性质疑,并且展开理性的分析、考辨,是中国社会文化理性进步的表现。 这就是方舟子所代表的质疑者做的工作。当韩寒将这样的质疑指控为“最下流的招数”、“诽谤的勾当”、“一个团伙发泄私愤”而进行恶意回应的时候,实际上也放弃了 理性反驳质疑、合理自我澄清 的机会。 然而,过了半个月,韩寒似乎忘记了自称“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不仅在博客中用图文展示“写作《三重门》的手稿”,而且要用这 1000 页手稿上法院证明《三重门》是韩寒本人原原创,而非“被父代笔”。韩寒提供的手稿,如果获得司法验证,只能证明韩寒本人是手稿文字书写者,并不能证明韩寒本人是《三重门》的原创作者。鉴于已经公开的事实和证据,由于韩寒父子文学的特殊历史,韩寒需要提供直接证据证明:父亲韩仁钧没有条件为他提供《三重门》原创。无疑,这比通过 DNA 证明父子俩没有父子关系还难――而且即使证明(当然我们相信不可能)两人没有父子关系,仍然不足以证明韩仁钧先生没有为《三重门》代笔。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是可以成立的。其实,韩寒不理解,他需要而且可能证明的只是自己作为“文学天才”的创作力――他遭受质疑的根本正在于无论《三重门》写作的当时,还是后来的 13 年,韩寒不是合理表现,而是让公众对他的文学创作力产生严重质疑。 对于面对方舟子坚持质疑,韩寒不是正面回应,转而诉诸法律,他声称:“诉讼是为了让我的手稿和证据能够确证,也为了防止行业开此先河,就是当你看一个作家不顺眼,不需要观点之争,不需要文学批评,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说他的某篇文章是别人写的,于是这个作家的名誉将受到损害。”(韩寒《二月零三日》) 韩寒显然在这里创建了一个完全不符合文学史的“作家风险” ――作家可以任意被质疑代笔,而且必将遭受名誉损失。韩寒将此说法作为证明自己清白和反击方舟子的武器,在 企图将自己面临的被质疑困境普遍化、抽象化 的同时,暴露了他自身作为一个 1999 年成名的“文学天才”,迄至 13 年后的今天始终没有进入文学写作史,不懂得 一个真正置身于文学写作史的作家,是不需要、也不用担心被质疑代笔的。 当韩寒反复向媒体申诉这一说法的时候,他此举的实际效果是在反证“被代笔的质疑”。 在这次“质疑韩寒被代笔”事件进展到本文写作的今天,我与多位公开表达意见的学者一样认为,无论方舟子所代表的质疑者将把“质疑代笔”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什么程度,也无论韩寒起诉方舟子侵犯名誉权是否胜诉,“韩寒偶像”是破碎了。正如没有直接证据,方舟子就不能最终坐实“韩寒被代笔”,“韩寒偶像”的破裂,不是因为这次由麦田引发而自由展开的理性而强劲的“代笔质疑”,甚至也不是因为韩寒及其支持者不能有效证实《三重门》等作品为韩寒原创,而是因为韩寒在整个回应质疑过程有 三个在根本上与“韩寒偶像”的应有品质完全相反的表现 :第一,始终敌视被质疑,甚至以诋毁污辱质疑者人格的方式回应质疑;第二,不仅始终无视质疑者据以质疑的论据的客观存在(这些论据绝大多数来自韩寒父子公开出版的作品和媒体言论),而且对于自己(包括其父韩仁钧)的言论缺少责任感;第三,无论其博客文章和视频言论,均表现了与“文学天才”,尤其是与《三重门》作者完全相反的语言能力和文史水平。 韩寒回应《三重门》的知识来源说:“为了显示自己读书很多,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下了很多可以引用的地方,用在文章里和第一本小说《三重门》里,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很多教授大为震惊,觉得我旁征博引,其实我只是有多少存款花多少钱而已。少年总是特别希望自己是老成的和高深的,就好比以前有一个傻逼给我女朋友写英语情书,我居然没看懂,因为把爱情说成‘ love ’总是太肤浅了,讲成‘ affection ’自然显得有文化。《杯中窥人》也是这样一篇文章。在 2005 年之后的很多采访里,我已经反思并嘲笑自己说,那是一篇很装逼的文章,《三重门》是一本很装逼的书。”(韩寒:《正常文章一篇》) 质疑者、资深编辑张放说:“其实《三重门》作者对上述知识的使用上,用‘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形容更为恰当。也就是说,作者绝对不是表层意义上地、像高一生那样地泛泛地了解上述知识面里的知识,并非为了秀而秀。正相反,作者的知识储备,显然还远不仅止于此。更大胆一点说,是有着更宽泛的阅读量的,像拿小水杯从一个大桶里舀水一样自如。也正如此,才会给人一种作者是成年人的判断。”(张放博客《一个回应加一个道歉》)张放的评议不仅与曹文轩的《序言》相吻合,也与《三重门》责任袁敏的评议相吻合。袁敏说:“(《三重门》)果然很棒,它的行文似有《红楼梦》的格局,它的用笔又有《围城》的韵味,它的语言藏龙卧虎、吸古纳典,语言本身有细节、有性格、有生命,充满灵性。它写的是一部校园小说,但却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个 17 岁的少年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对周围的一切,常能发出一些深刻独到、直抵要害的见解来,那份智慧、那种敏锐足以让成年人都汗颜。” (袁敏《 我编<三重门>的前前后后》。 韩寒用“抄书装逼”搪塞关于《三重门》“巨额知识来源”的质疑,不仅违背了他的肯定者和质疑者对《三重门》共同的评判,而且表现了“不读书天才”的无赖相――当然,一味逃避质疑而罔顾事实的时候,也不恤 13 年前以自己的文学信誉将他扶上“文学天才”神坛的老师们的苦心了。然而,就本文而言,这个“抄书装逼”的自供虽然并非《三重门》来源的实话,但的确 把一个反智主义时代的“人造偶像”的内底给翻倒出来了 。然而,“公民韩寒”的无赖相更强烈的表现在其博客中的《质疑鲁迅》一文,在这篇韩寒自称“转载”的无主文章中,作者用恶搞鲁迅的方式影射“质疑韩寒就如质疑鲁迅”,此文极力炫技耀识的文气手法与韩寒博客文章《答春绿》别无一致,而且两文表现的对质疑者的复仇心切的刻薄凶戾只能出自同一作者。读这篇《质疑鲁迅》,我们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对文学艺术有真的尊重、对理性、平等和自由有真的信仰的“自由公民”所为。它让我们看到,为了自我维护,一切(包括自己宣称、主张的)价值都可以践踏,这不就是那个“非革命”、“非民主”,只要“一点写作自由”的“公民韩寒”的神话,这个神话的精髓不就是“既杀戮政府,又要杀戮人民”的信仰? 总结韩寒对这次被质疑代笔的回应,我们可以概括出他的 三个策略 :第一,“文学天才无所不能”,“你做不到的,不能说我做不到”;第二,“抄书装逼”,我不读书,但我抄书,“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第三,“遗忘”,自己说法前后不一,父子说法互相矛盾,“ 13 年前的事谁还记得?”这三个策略,对于质疑者,就如三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坑,任何事实确凿的质疑都会如遭遇黑洞一样,被陷落其中――所以韩寒至今不是据理据实反驳质疑,而是一言以蔽之,质疑者对他的质疑全部是“捏造”、“造谣”和“抹黑”。在“三重坑”背后的韩寒,给予公众的是诚意还是欺诈?是真相还是谎言?是负责还是推诿?恐怕细心观察的人士多会选择每个问题的第二答案。 在近一月来,韩寒及其主要支持者(特别是韩父韩仁钧和合作出版人路金波)公开做出的全部回应,不仅丝毫没有有益于澄清质疑,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强化和印证了“人造韩寒”的质疑。 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韩寒本人回应质疑的全部说法都在向公众指向一个判断:韩寒在撒谎 。我本人在阅读双方争议全部文章和相关视频后,认为虽然尚没有直接证据揭示“人造韩寒”的真相,但是今天面对质疑的韩寒始终在为 13 年前的真相撒谎。 对于深陷质疑困境中的青年韩寒,我们要提醒的是:真相解放韩寒――一个宽容的社会可以原谅那个 13 年前“被文学天才”的孩子,一个理性的社会理解 17 岁的他“装逼挖坑”,一个温和的社会接受他对 13 年前“被文学天才”的“历史遗忘”,但是,社会的宽容、理性与温和,绝不能成为容忍 13 年后这个“天才人偶”继续撒谎的理由。 六 两个英雄 一种反智 在以“白卷英雄”张铁生为男主人公原型的电影《决裂》中,男主人公凭着一双长满厚茧的“劳动者的手”取代了电影中的代表知识传授者的教授(反动权威)的位置。在当代以网络媒体主体的公共公间中,韩寒以一个“不读书的天才”成为“自由公民”偶像。他们成为偶像(英雄)的时代不同,但共同的就是, 反智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潮 。在文革时代,张铁生并不孤独,在他身旁还有更年少的反潮流英雄黄帅;而在当代的反智文化主潮涌动中,在韩寒的身旁有以低俗表演走红中国的小沈阳、“抄书抄得好”的出版奇人郭敬明和“网络呕像”凤姐等偶像群星。韩寒和凤姐,都是这个反智时代的代言人,只是在反智的愚乐闹剧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是在同一个市场走红。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韩寒和凤姐同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质疑韩寒作品代笔论争中,不问真假是非而力挺韩寒的,不仅是沉潜于网络的无名“韩粉”,也不仅是那些在娱乐市场上与韩寒惺惺相惜的娱乐明星,还 有不少活跃于公共领域、以“理性”、“独立”著称的“公知教授” 。人大教授 张鸣 称,韩寒是“非公权力”公众人物,不应在被“打假”之例;北大教授 郑也夫 称,韩寒非学者教授,无须对他进行“打假”。清华教授 郭于华 根本无视在次被质疑事件中,韩寒一再表现的对自由、理性、平等的践踏,多次公开撰文坚称“韩寒之可贵,在于他的独立、自主、率性,这些都是社会中的稀缺之物”。她将诸多教授、学者对韩寒的理性质疑定性为 “厮杀”、“互殴互毁”,表现了“对个人极度不宽容甚至刻薄,而同时对制度之恶却宽容体谅”的“劣根性”;认为质疑韩寒的“恶果”就是“没人再批判强权暴力,无暇再关注弱者的处境”。(上述教授言论分别见其博客、微博)公知教授们,都把“自由代言”的希望寄托在“公民韩寒”身上了,但是,如果他们不是闭眼而是理性面对这位“公民韩寒”在面对质疑时的表现,难道他们不会看到的不是一个“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的“韩寒”吗?我们的理性独立的公知教授就是要为中国民众捍卫这样一个“公民韩寒”? 2 月 3 日韩寒发表博文称“我也将不再回应此事,就此事,现在收笔。” (《二月零三日》) SOHO 中国 CEO 张欣 女士说:“韩寒的谢幕词让人读了想哭,无论是曾经犀利的韩寒,还是现在情绪低落的韩寒,总有他独特的魅力。” (张欣微博)由一位企业高管说出这个“韩寒总有他独特的魅力”的感叹,表达的是对“韩寒”的“偶像魅力”的欣赏,已经成为这个反智时代的跨阶层的“超是非”的审美无意识。它告诉我们, 一个反智时代,就是一个全民需要偶像、不需要真相的时代 。 在一个习惯了奴役和崇拜的国度,就是“自由”和“反叛”,也要攀援在一个偶像身上--即使是一个虚假的偶像,总比失去偶像要好。当代中国文化的大悲剧在于,没有偶像,真正心酸和恐惧的还不是那些在茫然中徘徊的少男少女,而是那些在公众看起来很不凡的学者名流--他们(她们 ) 不仅是“天才韩寒”生命长青的暖房,而且左右着普通公众、尤其是年轻公众的“自由理性”。因此,无论现实中的韩寒表现了多少无知、谎言和无赖,也无论多么令人失望,作为一个“人偶”,韩寒“总有他独特的魅力”。建立在反智文化时代语境基础上的韩寒的独特魅力在于:他既是一个超值的娱乐消费偶像,又是一个“自由代言”的政治符号。 这次韩寒偶像被质疑而迅速破碎,开始的是 当代中国批评理性的再次觉醒 ,它预兆的是 被中断的当代中国的理性启蒙将会重续 。美国学者曾将网络视为一个蛮荒的世界,这是“不读书的天才”韩寒成为网络偶像的天然土壤。但是,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全民化,网络的文明和理性开发必将进入日程。这次“偶像韩寒”在方舟子所代表的学者和文化人士的理性而坚韧的质疑中破灭,就是 一个中国网络文明进步的证实 ,而且它的 意义是超越网络而辐射到全社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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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宗教的文化才是最好的文化
热度 5 Zhanglincn 2012-3-11 08:00
1864年7月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被清朝的政府军攻陷,历史上一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虽然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的一条应该是以宗教为旗帜的运动在中国文化场景中是没有市场的,中华文化渊源流长的最大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是唯一一个没有宗教基础的人文文化。 宗教无论如何高尚都只是代表着一个派别,无论其信奉者的最高领导和纲领是耶稣和圣经、安拉和古兰经,还是释迦摩尼和大藏经,宗教只是一个信徒组成的集团,如果信徒们除了做礼拜之外还经常顾及集团的利益,那就会导致不同宗教以及派别之间的战争,宗教战争可以说是历史上非常常见的政治现象,想必大家都知道非常著名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故事,宗教经常可以因为派别不同而相互迫害或相互消灭。 然而在东方的中国,宗教却一直以来没有主宰人民和政治的精神形态,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无比巨大的生命力。这种力量不是宗教信仰可以加以概括和实现的,如果非要用宗教的语言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力量,那只能说:中国文化的最高宗教领导是历史中的众多人物(你可以称作祖先但一直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而最高的教义就是历史故事本身! 看中国的历史典籍你就会感叹:那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啊!从中国历史中走出来的一个个光辉耀眼的人物正是中国人不断得到传承和不断得到感染的精神力量,历史在这个场面宏大的背景中用一个个人物的人格、才华和品格,为中国人的精神注入着源源不断的力量,这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力量,一直到现在你都会毫不困难地感觉到这个没有宗教统治的国家,她那已经过世的优秀儿女们的影响,比如孔子孟子,比如秦王嬴政,比如汉王刘邦,比如武则天,比如岳飞,比如朱元璋,比如于谦,比如曾国藩,比如孙中山,比如...不可枚举不可罗列,其中有万事流芳的历代名相,更有遗臭万年的各朝奸臣,这些人物通过历史场景给人们讲述的故事深刻地影响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和追求,即使在今天你透过繁华的灯火看人们复杂的生活的时候,某种被已故历史人格影响的东西依然在强烈传承,有时生活的艰辛会让你深刻感觉这些历史的故事所传递给你的做人的道理。 中国文化看似没有宗教的约束,却依然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这不是空洞的上帝给予的敬畏,这是前人历史的真实故事给后人的人生感悟!这种文化虽然看似异常松散,但却具有斩不断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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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文化--汉语诗律学
liuyingxiang 2012-3-3 13:26
真正的中国文化--汉语诗律学
曾经拜读过王力教授这本书,不过封面是绿色硬壳的,呵呵。“平平仄仄仄平平”。没有好的中国语言修养,写不出诗嘞。 附:王力教授简历 王力,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生于1900年8月10日,卒于1986年5月3日。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同时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原名誉校长。 1913年小学毕业后失学。1916年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1924 年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 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 长,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语言学系主任。1954年调北京大学任教授,直至去世。曾兼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1956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7年冬赴波兰讲学。曾当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五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曾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60年来,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6年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在40年代,王力的语法著作和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都对汉语语法研究起了重要的影响。 王力在音韵学方面用力最勤。早年在法国专攻实验语音学,著有《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年)。他的《中国音韵学》(1936年,1955年再版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一书用现代语音学理论解释传统音韵学的概念,叙述了传统的今音学(《广韵》音系)、古音学和等韵学的基本内容。此外,王力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音韵的论文,例如《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年)、《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年)、《汉越语研究》(1948年)、《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年)、《古韵脂微物质月五部的分野》(1963年)、《先秦古韵拟测问题》(1964年)、《黄侃古音学述评》(1978年)、《古无去声例证》(1980年)、《〈经典释文〉反切考》(1982年)等以及《 汉语音韵 》(1962年)、《楚辞韵读》(1980年)、《诗经韵读》(1980年)和《汉语语音史》 (1985年)等专著。王力在上古音方面的贡献有三:①脂、微分部。王力受到前人的启发,利用先秦韵字和谐声材料从与真、质(至)相对的脂部中分出与文、物(队)相对的微部,这个结论已为一般学者所承认。②在古韵部的构拟上,主张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阴声韵部都是开音节。对高本汉的学说(每个韵部有两个以上的主元音、阴声韵部大都收浊塞音尾 -□、-d 、-b、-r之类)作了修正。③认为上古声调分平入两大类,它们又各分长短二类,即长平、短平,长入、短入,后来演变为平、上、去、入四声。这就肯定了上古声调中除音高外音长也起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他认为,这种主张可以解释上古许多阴声字(即长入,中古多变读为去声)和入声字(即短入)相押的事实,同时也与汉藏语系许多语言具有的元音分长短的普遍特征相类似。这个说法受到研究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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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whyhoo 2012-2-29 21:08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段洁龙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谈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 从民族歌舞《云南映象》到首届“中澳文学论坛”,从朗朗音乐会到悉尼“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从“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主题杂技演出,到“中华风韵”系列之《多彩贵州风》大型民族歌舞……自2011年6月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开幕以来,百余项中澳文化交流活动相继精彩亮相,其中近七成活动登陆作为澳文化重镇的悉尼。 作为相关活动的重要统筹方和参与者,中国驻悉尼总领事段洁龙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本次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堪称迄今为止,文化项目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双边文化交流活动。   台前精彩少不了幕后的用心经营。段洁龙告诉记者,在引入文化项目过程中,驻悉尼总领馆积极尝试,大胆创新,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确保相关活动有重点、有层次、有高潮,文化交流成效显著。   在政府层面,驻悉尼总领馆与当地官方保持密切沟通,促使相关文化项目赢得空前支持。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和悉尼市政府通过其官方网站发布“中国文化年”新闻并建立“中国文化年”链接。悉尼市政府为“中国文化年”制作了上百面宣传彩旗,悬挂在市中心主要街道。这是悉尼市政府首次为外国政府投资宣传其文化活动。   记者了解到,驻悉尼总领馆高度重视与当地媒体的关系,鼓励媒体参与相关报道。总领馆还首次与当地传媒企业合作,在悉尼公共场所的80块电子屏幕上,连续两个月滚动播出介绍“中国文化年”活动的宣传片。此外,相关企业还利用悉尼机场沿线的多个大幅广告为相关活动造势。   在谈到“中国文化年”活动的功能和效果时,段洁龙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交流是沟通各国人民心灵和感情的桥梁,在促进国与国理解与信任方面可发挥独特作用。日益深入的民间文化交流使中澳人民走得更近,也使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越发巩固。   他特别指出,今年适逢中澳两国建交40周年,与双边关系启动之时相比,中澳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都取得长足进展。如今中澳每年上百万人来往于两国间,汉语成为在澳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语言,两国人文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当被问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理想境界时,段洁龙援引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的话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澳之间只要相互尊重欣赏对方文化,理解包容文化差异,坚持循序渐进、和而不同的原则,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流将会赢得更为和谐的气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说。 原文见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ywcf/t9089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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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尼.休斯敦走了
jiasf 2012-2-25 17:37
记得姚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上场前信基督教的球员会祈祷“上帝给我力量”,而中国文化中缺少这样的精神力量!他很希望有这样的力量! 不论是智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大都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缺乏信仰。所有曾有的形形色色的精神支柱都被破了,想要建立新的信仰却很不容易,不论是政治的主义还是科学的理论。 实际上不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从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后走出去的人,似乎都缺乏足够强大的能够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几位出国的好朋友,最终皈依了基督教,他们说心灵终于获得了安宁,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我相信他们所说、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我真诚地祝福他们! 但问题是,对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信教就真的能解决灵魂安宁的问题吗? 惠特尼.休斯敦是我很喜欢的歌唱家,尤其是她与玛丽亚.凯瑞合唱的"When youBelieve",存在电脑里经常听。那天听说她被人发现死在旅馆的浴缸里,非常震惊而悲凉。后来知道她家庭不和、沾上毒品、身体和精神都垮了。一个歌艺那么完美、鼓励大家相信奇迹的人,生活却是如此不幸! 在惠特尼之前,还有杰克逊等杰出的人。 信仰的问题,不唯在信上帝的人比例很低的中国存在,在信上帝比例很高的西方同样存在。这是伴随人类始终的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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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世纪大讲堂】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启蒙
dongzg101 2012-2-22 07:17
【世纪大讲堂】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启蒙 2012年01月20日 12:12 来源:凤凰讲堂 7 人参与 5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课程简介: 最近几年,我们发现中国城市的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农民明显觉得有钱了,有钱以后该干什么?那就要考虑两个问题了:一是万一没钱了怎么办;二是这些钱该如何去花。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第二个。我们的财政有了很大的起色,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启蒙了? 推荐理由: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很多震惊中外的文化都起源于中国。可时代越进步越让人难过,别的国家讲解《论语》头头是道,自己人却不一定能全背下来。别把自己的文化弄丢了。 推荐星级:★★★★ 相关新闻: · 从大历史看中国复兴 大讲堂成都站精彩图集 · 话古今中国复兴 大讲堂成都站抢票通道开启 · 石齐平:中国复兴的大历史观察 · 石齐平成都话历史 纵跨三千年谈中国复兴 2011-11-05世纪大讲堂 中国的文化复兴与启蒙 20111105世纪大讲堂:中国的文化复兴与启蒙 吴晓蕙 标签: 中国文化 复兴 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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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不过三
热度 1 qyu111 2012-2-18 08:53
"三"这个数在我们中国人的感情和文化里是个“魔”数,凡事不过三。 “凡事不过三”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三是一个“坎”,凡事都过不了三,或是过了三就成: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富不过三代。 三顾茅庐,事无三不成。 连美帝国主义,也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身上。 另一个是三是“终极”,凡事不过就是三: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许慎《说文解字》)。 东北三宝,云南三宝、浙江三宝、江苏三宝、安徽三宝 ……. 。 三思而行,君子三戒,举一反三。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说起中国现代历史,也不过就是个三: 中国革命之父提出的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毛主席领导推翻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邓主席说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实也是三条: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 第四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的也就是那前三条。 江主席提出了三个代表:生产力、文化、人民利益。 现在胡主席是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想起了小时候上学学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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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谦虚使人落后 骄傲使人进步
热度 8 newnt191919 2012-2-16 20:41
事实上: 谦虚使人落后  骄傲使人进步
毛主席说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来自《尚书 . 大禹谟》的“满招损,谦受益”一语,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流传了几千年。毛主席的语录是否属于抄袭姑且不论,毛主席本人其实就没有谦虚过。这句流传几千年的谚语并不对,有误导民族气节之嫌,属于落后的文化。实际上:谦虚使人落后, 骄傲使人进步。简析如下: 谦虚不能使人进步,追求才能使人进步, 中国式的谦虚导致中庸,不追求 胜过对手、战胜自然,最终导致落后。虚心常常是心虚。例如:美国人似乎从来就不谦虚,但也没有落后啊!中国人谦虚了几千年也没有进步啊。 骄傲不会使人落后,骄傲使人自信,使人目标远大,最终导致人不断进步,以维持骄傲。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就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国家也如此。还是美国,一直就骄傲,自称是世界的领导者,也一直在不断进步,以维护领导者的骄傲地位。 一点随想,不对之处请网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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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当中国文化来到西方市场 从杂技看“走出去”
whyhoo 2012-2-13 22:13
1月23日,从摩纳哥传来第36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的评奖消息,中国上海杂技团有限公司的“大跳板”和“男子艺术造型”共获本届杂技节最高奖“金小丑”奖。   此时在法国,中国重庆杂技艺术团正在各大城市巡回演出,该团刚刚结束了在巴黎的70场《木兰传奇》演出。   如今在世界各地,人们看到的最多的中国演出,是龙狮翻飞,是杂技绝活。杂技,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吸引着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走出去”走到哪里    ——以亲民的姿态进入大众   1月16日当地时间下午,巴黎樊尚森林公园的“凤凰马戏”大篷里爆发出狂欢般的喝采声、欢呼声,重庆杂技团的杂技剧《木兰传奇》在这里进行第70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结束,法国“凤凰马戏”主席阿兰·巴士里一上台,就对站在台上谢幕的40位飒爽英姿的中国演员连连鞠躬,然后说了一番令人动容的话:“感谢重庆杂技团的演员们,感谢你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努力去做,用高超的技艺,给了观众最大的享受!”这位著名演出商深知,他又一次成功了,中国杂技又一次攫取了法国观众的心!   在散场的人潮中,记者截住了特伦·卡洛琳一大家人共三代九口进行采访。调皮的孙辈们说“故事好看”,奶奶彬彬有礼地说“非常喜欢”,中年父母说,一家人常一起看演出,歌剧、芭蕾票价贵,小孩又坐不住,马戏票价便宜,还惊险刺激,一人才36欧元,全家都高兴。   59天、70场、30万观众,这样的影响面,也只有杂技才能做到!说杂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扮演着重要的独特角色,毫不为过。   阿兰·巴士里,法国“凤凰马戏”主席兼法国“明日”世界马戏节主席,从事马戏事业已经45年,与中国做“生意”也已近20年,对于“中国杂技”在法国以至欧洲的影响最有发言权。他说,“中国杂技”在中法文化交往中有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北京马戏”,不管哪家中国杂技团来演出,法国观众认的,就是“北京马戏”这个品牌,就像BeijingOpera(京剧)一样有名。但是他强调:“京剧可远远不如北京马戏在法国有这么多粉丝!”   据阿兰介绍,法国人看马戏已有近230年历史,和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时间差不多。马戏在欧洲经历了一个从王宫贵族到寻常百姓的逐渐放下身段的过程,最早仅有高空、手技、马术等,后来发展到杂技、滑稽、驯兽等,于是从豪华剧场搬进马戏大篷,最终成为一种无分阶层、不论老少的全民娱乐。现在马戏已成为法国人生活的“必需品”,多数家庭都有这笔开销,大凡庆典、生日、宴请等,都能看到马戏演员的身手。圣诞新年前后,法国6000万人中至少有上千万人观看马戏,每年最火的时候,樊尚公园同时有三个马戏大篷在演出,市场之大,人心之深入,在各类演出中首屈一指。   阿兰·巴士里观点: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开放的好政策。走到西方首先要想到观众,要让演员和观众非常亲近,没有距离感。    “走出去”以什么心态    ——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在中国国内,不少人认为,杂技是一种低档次的“杂耍”,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确实,杂技在中国市场上并没有受到欧美那样的礼遇,这与杂技节目的老化陈旧有关,但也与国人对“杂技”的偏见有关。   法国的情况截然不同。阿兰先生自豪地说,法国从来把马戏与巴黎歌剧院这两个品牌同等看待,他自己曾获得以总统名誉颁发的国家荣誉勋章,他也是法国文化部和总理府的座上客,每年都受邀推荐节目。在法国,提起他的“凤凰马戏”无人不晓。他的结论是:所有艺术都只有优劣之分而没有贵贱之别。   杂技演员还向记者讲了一个在美国发生的故事。2010年重庆杂技团在田纳西州塞维维尔市大雾山宫殿剧院演出7个月200场,有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几乎每天都穿正装来看演出,散场还到后台向演员一一祝贺,送花送酒,说“Seeyoutomorrow”(明天见),剧场说他可以不买票了,而他非要自掏腰包,最终,他自费看了150场演出!   在摩纳哥这个富裕的欧洲小国,记者更加感受到欧洲人对马戏的亲近与崇尚。1974年创办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是由摩纳哥王室三代亲自倡导和主办的国际性节日,与巴黎“明日”马戏比赛同为世界最高水准。   带队参赛的上海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俞亦纲赛前就说“有信心拿奖”,果然,该团选送的两个节目在20个国家的29个节目中共同拿到一个“金小丑奖”(另一“金小丑奖”为德国“驯象与杂技”获得),记者眼见得好几位欧洲演出商迫不及待找到他洽谈下一步演出意向。俞亦纲说:“中国文化拿什么走出去?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要了解当地观众,要与他们产生共鸣。”   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本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评委边发吉在评价上海获奖节目时说:“中国杂技在国际上有独特地位,以集体节目和高难技艺见长,目前正在克服编排、结构等舞台理念方面的弱点,越来越符合国际艺术走向。”   边发吉观点: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文化,当代文明使一切文化都成为大众文化,不应人为划分高低贵贱。杂技现在创汇占我国所有表演艺术出口的80%,国际影响不言而喻。文化艺术是使一个国家飞得更高的翅膀,中国文化要自信地走出去,这是对国家形象最好的宣传。    “走出去”用什么方法    ——民间方式更为灵活   通过民间方式直接走进演出市场,无疑是中国文化走进西方大众最便捷的途径。   话说一年多前,当阿兰先生来到重庆选节目时,《木兰传奇》的最初版本让他不停摇头,这位深谙市场人心的法国“大腕”没有掩饰心中的失望:故事平淡、剧情单薄、没有高潮、节奏松散,他知道这样的演出在法国是不会有人买票的。接下来他的团队为这台演出进行了“大手术”——增加旁白交代背景讲清中国故事,减掉冗长过渡内容凸显高难技巧,用巧用好变脸空竹等元素彰显中国文化。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掐时间,一件道具一件道具地取舍,一次一次地重新排练。   说起《木兰传奇》从2009年到2011年间进行的“脱胎换骨”的改造,重庆杂技艺术团团长王亚非、团长助理李杰、编导叶茂都十分佩服阿兰先生和他的团队。他们感触最深的是法方的“市场即观众”的视角。   而阿兰先生并不认为功劳全在于“凤凰马戏”,他说,《木兰传奇》的成功,是“北京马戏”与“凤凰马戏”两块牌子共同运作影响市场的结果。演出之前,法国媒体就坚信这两个品牌的结合将制作出“巴黎无与伦比的马戏演出”,30万张票先期就售出一半;演出之后,报纸电视更是好评如潮。   阿兰先生曾在10余年间与中国多个杂技团有过合作,官方民间形式都曾亲历。他向记者坦陈心迹:之所以这次能与重庆杂技团合作得这么顺手,制作出一台全新的节目,完全是基于双方一种非常直接方便的沟通与合作,重庆杂技团非常理解和配合他的商业和文化两者结合的理念,这成为双方的共同着眼点。他说,从商业上讲,法国对商业演出不但没有补贴,还有着严格的税收制度,每场演出必须支付中法两方全体人员的工资、演出费和保险,所以即使票房再好他也只能“稍赚”而不可能“大赚”,这就更加促使他“一切从观众也即从票房出发”;从文化上说,越多观众来看“北京马戏”,就使越多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这是我的激情所在”。   重庆杂技艺术团团长王亚非观点:西方的文化市场很规范,中国文化团体走出去,要了解他们的市场规律,适应对方才能融入社会,知己知彼,就能最直接地进入到最大的市场和最广的人群中,使商业与文化最大限度地融合起来。    “走出去”持何种身份    ——变求生存为求发展   重庆艺术杂技团的《木兰传奇》是中国杂技剧第一次进入欧洲市场,合同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从在巴黎驻场演出到转战尼斯、里昂、图卢兹、日内瓦、布鲁塞尔等欧洲城市巡演,将以115场划上句号,打破了中国知名杂技团在此地创造的纪录。   在与重庆杂技艺术团演员的多次交谈中,得知中国的杂技团体早就习惯于长时间的演出了,连续好几个月在异国他乡演出一二百场,已是寻常之事。西方马戏市场尤以年底年初最为红火,问他们多少个春节没与家人团聚了,这些20岁上下的青年人说是“七八年”了,不免有些神伤。国内杂技演出市场不景气,演员没演出只能拿很少的工资,在国际上寻找舞台不失为一种出路。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演员们都有自己朴实的感受和期待:“过去杂技艺人在街头卖艺,现在我们代表中国在国外演出,走向主流社会,挺振奋人心的。”“国内不是没有杂技的市场,只是做得还不够好。”“杂技用肢体语言让外国人知道中国历史文化、了解中国艺术,观众起立鼓掌的时候,真是一种享受。”“现在国家最重视文化,今年重庆国际马戏城就要建成了。”“我们这个戏和我们团都在走上坡路,我们有信心。”   杂技演员希望:国内的杂技市场也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开发好发展好,到那时,他们的根基不同处境不同,就不会以生存为主要目的走出国门,再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走得更稳当、更洒脱、更自信!(单三娅) 原文见 http://www.cflac.org.cn/ys/yszj/zjpl/201202/t20120213_128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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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锋:中国文化三峡论
whyhoo 2012-2-12 19:37
中国人喜欢请客送礼,不喜欢朋友之交淡如水;遇事喜欢拉关系,而不喜欢找律师;喜欢搞小圈子,而不喜欢大集体;喜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喜欢钻研、发明科学技术。这些问题皆由文化而起,必由文化而决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请客送礼,而不喜欢朋友之交淡如水?为什么中国人遇事喜欢拉关系,而不喜欢找律师?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搞小圈子,而不喜欢大集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喜欢钻研、发明科学技术?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形式主义,而不喜欢落实到底?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履行义务,而不喜欢维护权利?为什么中国人距离法治的市场经济还那么遥远?这些问题皆由文化而起,必由文化而决。如果我们能从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理出线索,从中找到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文化基因,那么我们就会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优劣,而心怀先进文化,向往之、行动之。   文化定义,眼花缭乱,心中所属,则是梁漱溟先生的解释,即“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此定义,大文化视角,宏观涵盖,可以匹配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可以帮助世人看清中国的历史文化概貌。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史,由礼文化红线串成的中国文化有三种具体形态——礼乐文化、礼俗文化、礼法文化。虽然三种形态的文化都是礼的文化,但与礼搭配的元素却是颇有讲究:礼与乐的结合是情投意合,共同服务于宗法社会;礼与俗的结合是日久生情,共同服务于专制社会;礼与法的结合是人为撮合,共同服务于和谐社会。   礼乐文化:礼与乐之间情投意合   礼乐文化产生于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由礼制和乐制构成。礼制定等级,乐制促和谐。礼分等级,乐定秩序,宗法有制,人各就位,天下和谐。   礼制,即周礼,是西周人生活的基本规则。千万不可小看周礼,因为它包罗万象,上天入地的万事万物都在它的规划之内。说白了,你该干啥、不该干啥,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不可违背;你的等级、位序、身份在哪里,都给你规定得清清楚楚,也不可以乱了,否则就会遭到惩罚。不管是天命鬼神,还是天文气象,都有它的变化规律;不管是治国理政、官员职责,还是家庭伦理,都有它的等级顺序;不管是农业、商业、医学、算命,还是日常生活开销,都有它的习惯规定;不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花鸟鱼成,都有它的自然活法。 有了这套东西,就可以上管天,中管人,下管地,活着的、死了的、想象中的都有了自身命中的定数。   周礼最明显的特点是“尊尊”,也就是有区别、有等级,即区别尊、卑、贵、贱,万事万物都有个尊、卑、贵、贱。依据这个规则,那时的人一出生,便有了区别,有了尊、卑、贵、贱,有了天生的不平等。例如,出生在帝王家的人,天生就是上等人,就是要做帝王、诸侯、贵族的,而农民家的孩子就只能做下等人的工作了。这就是天命所归,周礼所定,不可更改。再如,在宗法制度上有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则,就是“嫡长子继承法”,即家庭的财产、债务由这个家庭的男孩子、长子继承,而其他的儿子只能靠下一等级的产权关系、分配关系生活。中国几千年的重男轻女习俗就由此而来。社会有了“尊尊”,就有了等级秩序,人就有了生活的方法。整个社会照这样做了,就会非常稳定。   礼乐文化中的“乐”,是指音乐制度。用音乐制度与周礼相配,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因为周礼划定了人的等级,规定了人的贵贱,也容易引起平民百姓的不满,怎么消除不满呢?要靠音乐制度来抚平人心的不满,即让各等级的人唱歌、奏乐,激发共同的喜怒哀乐,在规定的音乐陶冶中屏蔽那些不合谐的声音。 在润物细无声的音乐演奏中,众人情绪调理得差不多,就可以和谐共处,不再去发泄不满了,社会秩序也就稳定了。这也是音乐制度的“亲亲”特点,也就是促进和谐的意思。   当然,唱歌、奏乐也得有个规矩,才能与礼制配套实施。首先,官方要设一个专门掌管音乐的机构,具有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与中央音乐学院合署办公的职能,既教育各等级的人学习音乐知识,又让他们懂得演奏音乐的规矩和官方的权威。其次,要让这些音乐专业人才知道在什么场合奏什么音乐,敲什么乐器,配什么舞蹈。如在祭祀天神的时候,要选用尊贵的黄钟音律,要用庄严的大吕音调歌唱,要跳“云门”类的舞蹈,以表示对上天的崇敬;在祭祀地神的时候,要选用肃穆的太簇音律,要用庄重的应钟音调歌唱,要跳“咸池”类的舞蹈,以表示对地神的尊敬。再次,要在不同的人中间,根据等级、身份使用不同的音乐形式。如君王相见,演奏大雅类音乐,诸侯间相见,演奏小雅类音乐,君王、诸侯在特殊场合使用的音乐,平民百姓不可擅自使用。最后,在不同场合、不同等级的人群中,演奏音乐,也有人数和编制的规定。一般来说,在演奏音乐时,从王侯贵族到一般士人是递减的人数、编制要求,也就是说,等级越高,演奏音乐的规定人数越多,反之,越少。   可见, 礼乐搭配,刚柔相济。礼制规定人的等级、身份,这是刚性制度,不得违反,违反了必受刑罚;乐制规定人的音乐选用,使人从温柔的音乐歌唱练习中受到礼制的教化,默默遵守礼制的规定。 礼与乐门当户对、情投意合、相濡以沫,互相配合,共同维护了西周奠定的宗法秩序,向后世遗传了宗法制度基因,传播了西周民众雅致守序的风范。   礼乐文化存在了300多年,也教化了世人300多年。不幸的是,到了春秋和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礼乐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氛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乱世枭雄们不再相信这套制度,开始以武力征伐的方式探索新的文化信条。幸运的是,儒家孔子最信周礼,最向往西周的生活,最羡慕西周的宗法制度。孔子不光信,还动口说、动手做,以身作则,知行合一,用一生的时间整理出《诗》、《书》、《易》、《礼》、《乐》、《春秋》等渗透周礼精神的典籍,并四处传播周礼学说,弘扬周礼社会理想。他的学生还把他的心得、体会整理成《论语》传播后世,没成想竟然奠定了中国2000余年礼俗文化的根基。   礼俗文化:礼与俗之间日久生情   礼俗文化来源于礼乐文化,经孔子接力,秦皇统一政权,到汉武帝确立其统治地位,其间也经历了600余年的风风雨雨。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儒家推崇的周礼文化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战胜了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等九家学派,登上了西汉武帝的政治专制神坛,惟我独尊了2000余年。   礼俗文化来源于礼乐文化,又不同于礼乐文化。因为《乐经》失传,礼乐文化失掉一臂,但是周礼精髓沿袭,《论语》思想渗透,并被西汉董仲舒加入了阴阳五行、法家、神学等思想元素,构成了新的礼制,并进入了世俗社会,融于世俗生活,经世俗社会教化、习得、养成、推移,演化为世俗人生习惯,礼文化与世俗元素搭配,日久生情,循环于一治一乱而奠定了中国2000余年的文化秩序。   礼俗文化的出发点在于宗法制度的起点——家庭关系。人生于家庭,产生人际关系,即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又向外拓展,推而广之,就是家族关系、宗族关系、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师徒关系、朋友关系,从而构成伦理社会。关系近了,情谊就深,相互之间的义务关系就紧密,社会就稳定。2000余年,中国世俗社会把这套东西反复演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正所谓礼与俗之间日久生情,且是难以割舍的情谊。   这种礼俗文化有六大特点:   一是伦理本位。礼俗文化由家庭伦理之孝悌关系扩展为“五伦八德”,即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进而形成了2000余年的伦理社会。   二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使用“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中国人之间关系的远近差别,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面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一样,扔出的石头就是人自己,而形成的波纹圈就是各种社会关系,越近的圈代表社会关系与自己越近,反之越远,从而形成差序格局。如《礼记•祭统》中所述十种远近关系: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就是中国伦理社会的差序格局。   三是私德盛行。正因为存在差序格局,中国伦理社会构成于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组织网络,所以中国人之间私德盛行。“五伦八德”皆由家庭私人关系派生而来,又有远近、亲疏、贵贱之别,一个具体的人使用这种关系时就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带有很大的伸缩性和灵活度。例如,一个人痛恨贪官,常骂贪官,但是,如果这个贪官是自己的父亲、亲戚,或好友,那么他可能还会“表扬”这个贪官,说他“能干”、“能混”。所谓“大义灭亲”的公德只能是罕见之举。   四是义务关系。在礼俗文化中,一个人要面对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而且会根据私德判断,对这些关系负有一定的义务。所以,中国人在2000余年的历史中被教化成了“义务臣民”、“忍耐小民”和“克己良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其说是一种人生理想,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义务。 到今天,还有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会首先问自己“该不该做”,而不会问自己“愿不愿做”,追根溯源,实际在于义务关系理念超强而权利关系理念超弱所致。   五是名实分离。因为对上的义务关系,所以官员在解释帝王统治政策时,只会说政策的好处,而不会说它的坏处,之后,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谋求政策的变动与适应,可谓之“与时俱进”。由此,一个好的帝王政策之名就与实际适用的政策之实产生了分离。客观上讲,这种名实分离是必须的,因为它实用。但是,这种名实分离也会产生恶果,尤其是社会发展速度超快时,恶果也就愈明显,如表面文章、口是心非、虚与委蛇、公权私用等恶果就会凸显。 又如古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今亦可能有“官员挟中央以令公众”。   六是法治缺位。因为上述五种特点存在,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没有产生出真正的法治精神。在2000余年的历史中,“讼师”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律师被涂抹为“挑拨是非的恶人”,因而没有公正的社会地位,在差序格局中也属于最远的社会关系序列。 到如今,许多普通人之间发生民事纠纷、刑事纠纷,首先会求助于各自的社会关系,而不会首先想到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法治缺位,因而人情难免,私德盛行,公德失位。   在一个礼俗文化统治了2000余年的中国社会中,科学研究成果、民主法治精神稀缺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梁漱溟先生称此礼俗文化的形成为“人类文化之早熟”。 当早熟的礼俗文化遇到了英国、日本等国的坚船利炮所代表的科技生产力、制度生产力攻击时,泱泱大清王朝完败于转瞬之间就不难理解了。   失败的屈辱冲刷着志士仁人的心灵,他们一面向传统的礼俗文化开炮攻击,一面又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治国理念。但是礼俗文化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仍然极为深刻地统治着世人的头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激发着中国人的文化革新劲头,是延续还是割裂礼俗文化,各方未有成熟的定见。   礼法文化:礼与法之间常闹别扭    礼俗文化统治了中国人2000余年而不倒,却倒在了列强的大炮下,不能不让中国人蒙羞知耻。 羞愤之后,中国人对礼俗文化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攻击,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批林批孔”的政治文化运动。   此外,礼俗文化还遭受了戊戌变法、晚清立宪、辛亥革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九次变法运动的冲击。    礼俗文化被打倒了两次,冲击了九次,还能站起来,而且还是以一种新的姿态——礼法文化的面目,站立在世人的面前,不能不说礼俗文化生命力之强。世人迷惑了,不禁发问:这是洗心革面的文化,还是新瓶旧酒的文化?   好像悖论一样,礼文化与法文化共同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礼文化强调私德,法文化强调公德;礼文化强调义务,法文化强调权利;礼文化强调等级,法文化强调平等;礼文化强调内省,法文化强调外束;礼文化强调修为,法文化强调刑律;礼文化强调人情,法文化强调无情;礼文化强调圈子,法文化强调界限;礼文化强调关系,法文化强调法条;礼文化强调境界,法文化强调价值。 看似二律背反的两种文化却在中国社会中共存,理由只有一个:实用。哪种文化实用,就用哪种文化,看心情,看场合,看事件,看理解,看功用,这是多数中国人实用主义的基本判断。   当然,中国人在运用实用主义调和礼与法之间关系的时候,常会闹别扭。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点多于相同点,长期在一起混合,必然生出许多矛盾。以下四种情形常使二者之间产生许多不相容。   第一种情形:损人利己。一般来讲,这种情形最为世人所憎恨,但是损人利己的现象却是屡禁不止,这又是为何?在礼文化中,如果被损的人是小圈子外的人,与己关系不紧密,那么就被允许损人利己。每个人都有一把丈量人际关系的尺子,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但是,在法文化中,如果他人被损,首先要问一个缘由,然后还要判断被损的程度和损人利己的责任。在这里,法律规定是一把尺子,用它来丈量损人利己的责任,并给出刑罚标准。所以,在损人利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上,礼文化与法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例如,有的官员贪污受贿,到死的那一天而没有事发,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他和他的家人可能都认为他的行为很高明,这是礼文化的判断尺度,但是法文化却因为他的行为而蒙羞。   第二种情形:损人不利己。在特殊情况下,这种现象才能出现。例如,有的反社会人群因为社会焦虑而向无辜的儿童痛下杀手,在夺去别人生命的同时也害了自己。在这里,反社会人群可能是由于礼文化中的义气冲动而做了危害他人生命的事情,却不为法文化所包容。   第三种情形:损己利人。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中,损己利人的行为往往被推崇。如一个人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常被贴上崇高的英雄主义、奉献精神标签。从礼文化的角度看,这个人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同时又产生了好的结果,应该尊崇。但是从法文化的角度看,这个人在履行责任的时候,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权利,虽然他人从中得利,但是他的权利却受到了损失,所以美中不足、总有缺憾。   第四种情形:损己不利人。在礼文化中,一个人自暴自弃地生活,别人看着不习惯、很难受,会觉得这个人在做损己不利人的事情。因为个人对整个群体负有不可推卸的正面展示、贯彻生活习俗的责任。但是,在法文化中,一个人自暴自弃地生活,甚至自杀,虽不鼓励,但却是他自己的权利,法律不能因此给这个人定罪、处罚,至于给周围的人带来了伤害,则是另一个道德判断的问题。   在以上四种情形中,礼文化与法文化的判断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说明此二者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共处。这也是整个当今社会潜规则盛行而法治精神短缺现象的一种解读。   是不是二者之间就必然冲突,而没有相容之处呢?非也。二者相容的唯一领域是第五种情形:利己利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利己的行为可以产生利人之效,谓之双赢。这也被张维迎先生称之为“市场逻辑”。礼文化以义务为出发点,强调利人,而法文化以权利为出发点,强调利己,利人与利己相结合,“鱼和熊掌兼得”,礼法文化得以相容,那么中国人就会持续幸福地生活。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相合、相和,也最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不论是政统上的意识形态引导,道统上的文化继承,还是学统上的学术研究,都想把礼文化与法文化的撮合引向此种利己利人的结果。总之,华山一条道,利己又利人,才是礼法得以共存的根本法则。   由上可见,贯穿3000余年中国文化史的一根红线是礼文化,此礼文化接连与乐文化、俗文化、法文化联姻,融合百家,汇通多民族,终成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文化有喜有悲,有功有过,有前世有今生,当然还有未来。不可否认,志士仁人希望一个由礼文化主导的伦理社会最后能顺利过渡到法理社会,同时还不失去伦理社会中那份饱含温暖的人情味。继而,人生活在权利与义务平衡发展的时代,既享受自由、权利、利己,又喜守规则、喜担责任、喜欢利人。乐观地讲,人终将把这种礼法文化化为理想世界中的普世文化,培育出人间乐园中的璀璨文明之花。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原文见 http://www.caijing.com.cn/2011-08-24/110823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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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的疑似有逻辑问题的事例(一)
热度 1 rbhuang5907 2012-2-9 11:07
我见到的疑似有逻辑问题的事例(一)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逻辑学知识。竺可桢将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归结 于没有逻辑。只是到了近代,西方的逻辑学知识才传人中国。也有人认为为什么西方的知识是如此 发达而相对地中国的知识是如此落后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西方自古至今有逻辑且自觉地加 以运用,而中国自古至今都没有逻辑或有了也只是摆设而不能自觉地加以运用。 科学网的读者群应该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相关人士。为了更好地应用逻辑学知识于科学研究 和教学实践中,提高应用逻辑学知识的自觉性,本人想在科学网博客上把日常工作见到的并认 为疑似有逻辑错误的事例罗列在此,与大家共同讨论。本人也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接受教育的, 思维范式没有特别之处,只是最近读了点逻辑学的书籍,有点感悟,但远非专业水平,不当之处 ,敬请谅解。 事例(一): 北京大学林建华和荆西平等编著了一本北京大学教材《无机材料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ISBN编 号:9787301078679 ),在此书的序言中,作者将材料这个概念进行了划分,根据3种不同的标准进 行。(i)按材料的功能性质分为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ii)根据材料的物理性能分为高强材料、超硬 材料、超塑性材料、低温材料等等;(iii)根据材料的化学属性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有 机高分子材料。 逻辑学上概念的划分有一定的规则。作者对材料的上述划分,也是材料学上常见的划分,没有问题 。但是,回到该书的书名,我们会发现该书要阐述的“无机材料”该归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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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出产诺贝尔奖?
热度 4 qyu111 2012-2-2 09:12
现在科学网对中国的文化讨论的很热烈,大家纷纷发言分析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象西方国家发展的那样迅猛,中国为什么不出产诺贝尔奖。 乐于奉献的人自责没有给世界的物质文明做出一个大国应有的贡献;喜欢竞争的人扼腕叹息我们为什么没有能赢过美国。 分析来分析去实际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影响一个社会的原因扳扳指头算算一共也就是两个:一个是文化,另一个是人。(制度也是文化的一种)。 哪一个人愿意说自己不行?那另一个原因自然就是文化。于是各种各样的声音似乎慢慢集中了起来,最终把责任都推到了我们“文化”的头上。并且理由也很充分:不是我们人不行,我们中国人里也有人拿诺贝尔奖。 文化其实也有很多种:“有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百度语) 再分析来分析去最后把责任怪到了老祖宗“老孔孟庄”头上,居然文章还登上了以“求证科学”出名的西方科学的权威杂志“ Nature ”上。难道“ Nature ”接受评中国文人的文章时也染上了“中国文人的劣习:大而化之”?不知道这篇文章有没有经过“ peer review ”,这些 peer reviewer 里有没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我把文化和人两者归一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字:“人”, 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 当我们讲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指主要人口的文化,老孔孟庄的文化正是为当时的中国的主要人口“农民”所生,而不是为“科学人”服务的科技文化。四大发明不是老孔孟庄的功劳,中国科技的落后也不是老孔孟庄的错。 我们今天讲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文化应该定义清楚是“科技文化”,和这个“科技文化”相关的是“科学人”。 我们把中国的“科学人”分析清楚了,我们就清楚了今天中国“科技文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钱学森、钱伟长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但做出的成绩是在中国。 今天做出成绩的华人科学家是在美国,但他们受的教育是在中国。 中国和美国都能培养出人,中国和美国也都能出成绩。 关键是怎么让“科学人”都来到中国,怎么培养更多的科学人。 有了足够的科学人,就有了产生科技文化的土壤,才能产生科技文化。现在的中国多的是官员和商人,而缺少对科学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没有科学人,当然就没有为科学人服务的科技文化。 如果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明白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官人、军人、文人、商人,少的就是科学人。 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剩下的问题是怎么生产“诺贝尔奖”。 生产的问题要去问商人,商人的回答也会很简单: 一个是人,另一个是钱 。 有了人,有了钱,能把上帝都玩得转,还怕中国出不了“什么什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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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中国文化,是圈内文化阻碍中国的科研!
热度 9 caojian123 2012-2-1 16:27
上篇博文的题目是“不是文化而是体制,阻碍了我国的科研”。结尾是这样的: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科研?答案是体制,因为体制是一小撮人的游戏。众所周知,一小撮人也能创造文化。但这种文化只能是圈内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距甚远。故可以这么认为,现阶段,阻碍我国科研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体制及其圈内文化。要改变这种现状,只能在体制上下功夫,直到圈内文化消失,或圈内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科研才有希望。 中国文化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进化的结果。但圈内文化不同,它往往由体制催生,且有短暂性。如目前的娱乐界文化、足球文化、房地产文化、官二代文化、富二代文化、啃老文化、80后文化、90后文化、项目文化、美女香车文化等,这不都是因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完善而形成的吗?我们的政治体制由部分当权者把持,因为是部分,所以才出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相比大家比我更清楚,懒得说了。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催生的圈内文化是什么呢?那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要知道,在政治体制的权力真空中,抓鼠的当然是哪些手握大权的政客们。不过,有些官员也很自重,没有被这一圈内文化所侵蚀。但数量太少,只算是小概率事件。总之,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联袂上演,舞出这绚丽多彩而又婆娑迷离的圈内文化。我爸是李刚,这一官场文化,官二代文化,80或90文化,啃老文化,大家应该历历在目吧。 中国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勤俭节约,修身齐家,尊师重教,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等,都是为人处事的准则。现在,怎么了,把圈内文化的失败,转嫁到我们老祖宗的头上去了?中华民族就是在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文化中繁衍生息下来的。不信,查看一下历史,那个盛世不是在这一文化中催生的?除了这一文化,你能找到第二种外来文化吗? 中国文化是大众文化,圈内文化是群体文化。正是这一群体文化,成了害群之马,是造成贫富差距、精神空虚、食品安全、建筑安全、人性变态、世态炎凉、尊老受罚、跑项目、拉关系等的恶性肿瘤。 因此,要想实现科研常态化,必须消除各部委已经形成的圈内文化,回归中国文化,即群体文化向大众文化过渡,或重新缔造大众参与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尤其是被少收入绑架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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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贴标签----中国文化与科技发展之乱弹
热度 1 sunyunxu 2012-1-29 22:53
心理学治疗抑郁症时,建议患者不要给自己贴标签。贴标签的行为就是:认为自己(别人)就是那样的,改不了的。其实,贴标签的事情,我们常常在做。给自己贴,给别人贴。自己作的标签,反过来又限制了自己。所谓作茧自缚者。 人们对文化历来也常有贴标签的行为。比如最近热议的饶毅、傅新元教授对中国文化的评议,Nature上宫教授对孔子、庄子之学对科技发展的阻碍等议论,未尝不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 以个人浅见,中国传统文化也许有一些不适合科技发展之处,但言其根本上就会阻碍科技发展的说法,就忒武断了。文化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刹那刹那变化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不变的事物,这在佛教中有很精彩的推理。)中国文化秦时与汉时不同,唐时与隋时不同。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与外界传入的思想相互交融。佛教传入,就使得中国文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致后世,中国人说话已经离不开佛教的一些词汇了。 同样,西方思想与现代科技融入中国文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还有国人不可不信奉的马列之说。仅仅把科技发展慢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大恰当的。试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人在科技界所起到的作用与中国当时的状况,可以一窥端倪。 至于现在慢了,恐怕要有很多客观的观察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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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转基因科学家支一招
热度 4 gzchengzhi 2012-1-29 20:21
  转基因在世界范围都不怎么受人待见,搞得很多转基因科学家们很多的研究无法深入进行下去。   不过我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普通民众都很担心转基因,不敢买转基因的食品,但是中国人对转基因的看法其实与欧盟等国家的民众不同。   我对中国文化有比较长时间的研究,因此我可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或许可以为中国的转基因专家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   我想中国普通老百姓并非反对转基因技术。对转基因不高兴的原因是基于一个非常实在的理由:你这个转基因食品虫子都不敢吃,你就将它拿来给我们吃,难道我们连虫子都不如?   这话看起来似乎有点粗,可理却不粗。追根溯源,这还是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请看一个历史故事:   话说近两千年前西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小时候,他和一群小朋友玩耍,大家看到路边一棵李树果实茂盛,都抢着爬上去摘。可王戎却优哉游哉在一边看热闹。别人奇怪了,这么好的李树大家都去摘了,你为什么不去?王戎告诉她们,如果是一棵生长在路边的李树,那一定有很多人去摘,哪还轮得到我们这些小朋友。可现在这棵李树为什么挂果这么多,却没人去摘,这说明上面结的李子是酸的。其他的小朋友摘下来一吃果然如此。   这个故事说明了王戎的聪明。当然现在看起来,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   比如转基因食品,专家说的再好,讲科学讲道理,可最简单的东西摆在那里:既然那么好吃,为什么虫子吃了就会死掉?在地球的生态链中,人类除了脑子比较好使以外,其他的功能都不如别的动物。生存能力那么强大的虫子都受不了这种食品,何以人类就可以承受得了?   实际上人类获取食物,分辨哪些食物有毒,哪些食物没毒,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获得的经验。当然也有极少数的食物是依靠人类自身的伤害获得教训。比如河豚等。   最极端的例子,有人会反驳说,既然虫子吃得的东西,人类也可以吃,那蛆虫专吃腐烂食物,人类也吃腐烂食物吗?   尽管蛆虫让人恶心,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也是一种非常喜欢吃腐食的动物,比如臭豆腐、腊肉等。不知这是否是从蛆虫吃腐烂食物中获得启示?   从这些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是非常关心食品安全的。只不过采用了一种更加朴素的方法来验证食品安全。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想,如果转基因专家要在中国推广转基因食品,或许可以从一条完全相反的方向来改造食物。比如不再研究抗病虫害的食物,而是专门研究那些虫子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比如将稻米改造成一长出来就会被蜂拥而来的虫子吃个精光的新品种,我相信这样的稻米一定很受欢迎,而且还可以卖的特贵。   当然人类都还没有尝鲜,就让虫子给吃光了,那也不是个办法。其实也好办,既然虫子吃了稻米,那我们就将虫子一块吃掉。那可是高蛋白,呵呵!这种吃法目前据说在柬埔寨等地很流行。    当然还可以使用技术,将这样的稻米隔离开来,防止虫子进来就可以了。不过最不能做的就是打农药。    后记:感觉自己最近写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多了一些?还是间隔时间长些写一点比较好。当然不是休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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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闻“《自然》文章:孔子和庄子文化阻碍科研”
热度 1 deepblue1969 2012-1-29 17:14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这是从网上查到的,当然我也在看庄子的著作,每每被这个2千多年前的古人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想象力所震惊和折服。虽然很多文字还不能精确理解,但作为后辈,真是自叹不如。 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怎样的想象力?这是怎样的洞察力?!和宇宙大爆炸论比一比,会十分让人震惊。 如果后辈中国人如宫教授之流,能够多一点古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发一些其它高水平的文章,而不用像一个张某人那样,靠说祖宗坏话去博得洋人的欢心。 我知道有的学校nature会有上万元的奖金,不知清华水平如何。我这个小人之心众所周知啊。 在古人面前,我们愧称他们的后人。中国人的文化,其中从剃发易服起,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了。这个不是种族观念的问题,而是文化精神的遗弃和丧失。这比读不读懂些许古文更可怕。它会让人把卑躬屈膝,厚颜无耻当做一种正常的生活哲学,同时也用在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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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生”评饶毅和傅新元的文化观
热度 54 qyu111 2012-1-29 08:24
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生”评饶毅的“小聪明”和傅新元的“大而化之” 最近我们一起讨论东西方文化,饶、傅在科学网上都有精彩的文章被科学网“置顶”。 我虽然不是名人,观点不是主流,但也有一些不同意见要说两句。按傅教授的话说;做为靶子,你也要放在那里,让我们打打。前两天写了一篇短文,被傅教授评论说是“喊口号”。这次我花了一点时间,写成了一篇“大字报”。 饶、傅对中国的文化都有所批评。饶毅评的是中国人的 世界观 ,批的是中国人的“小聪明”:“关系文化”。傅新元评的是中国人的 方法论 ,批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劣”习:“大而化之”的不求甚解和浅尝辄止。 关系文化是有关 人 的生活目的和生命意义的文化,因此是世界观。 大而化之是有关创造 物质 文明的方法的文化,所以是方法论。 两人都感叹,正是中国人的这种“落后”文化阻碍了中国人的创造性,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物质文明的贡献,阻碍了中国出产诺贝尔奖。 两位学者都是有洞察力的科学家(虽然可能都没有认识到这是有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讨论),对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的问题批的是一针见血。“关系文化”和“大而化之”确实是让中国人在 20 世纪世界物质文明竞赛中落后的关键原因。正是这个“一针见血”在科学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 但是在见了血之后,做为一个研究生物和生命现象的人自然要再追问一句:这“血”是从哪里来的? 你再研究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血”原来是从中国人的身体里流出来的,是中国人的血。 你再推理下去,你就会明白:要改变中国的文化,必须换血。靠批判,靠教育,估计是“治不了本”。 做为一个生物学者,你马上就会明白,换血会出现的“免疫排异”,弄不好把人弄死。 评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明白我的 “生”评 是什么意思,就是从生物的角度,从人和人的生物属性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根源。只有把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根源弄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中国的文化能不能改,需不需要改,以及怎么改。我们才能知道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否则我们的批判永远是在“因为是这样,所以是这样”的逻辑里兜圈子。批来批去只是批,却不知道如何改。如果说因为从前不好,所以现在不好。那从前的从前是什么?那个从前的不好是怎么来的?责怪中国的统治者?但统治者不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吗? 当你分析和批判刘老根为什么没有刘易斯跑的快的时候,你从文化、教育、技术、训练、以及体委领导人上分析的再全面透彻,批判的再深刻犀利、骂的再酣畅淋漓,也无助于使刘老根跑的比刘易斯更快。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刘老根不是刘易斯,刘老根没有刘易斯的“跑步基因”。 但是如果你让刘易斯去当“龙泉山庄”的村长,让他去管理“龙泉山庄”的村民,我敢“大而化之”的说,刘易斯一定会输给刘老根。 这,就是我要在这篇博文中论述的基本逻辑。 中国人自从被洋人发明的洋枪和洋炮打醒了之后,在批判自己文化的圈子已经兜了 100 年。我们现在需要换一个思路来讨论中国的文化,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化的根源,讨论产生这个文化的人,以及这个人的生物属性。 中华民族是弱竞争性民族 一个文化不是上帝分配给一个民族的,而是由这个民族的人自己创建的,是这个民族创建出来为这个民族的人服务的。我们在评论一个文化的时候,必须去探究这个文化的制造者,也就是产生这种文化的人,问问他们为什么要产生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建立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最合适中国人的文化。 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国人的弱点是什么?长处是什么?中国人为什么产生了“关系文化”和“大而化之”的文化,而西方人产生了创造物质文明的独立、自由、和求证科学的文化? 世界上的人从生物的角度按生存和竞争能力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者,另一类是弱者。在 20 世纪世界物质文明的竞争大赛中,我们聪明不如犹太人,执着不如英国人,精细不如德国人。而这些素质正是创造物质文明所必备的。中国是本分农民的国家。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善良、本分、保守、安于现状的农民。在竞争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相比是弱者,和亚洲其它国家以及和非洲人相比又是强者,所以中国人是“中”国人。 中国人自己和自己比,也有强者和弱者;中国人中也有可以和西方洋人相比的强者(如杨振宁、李政道,如钱学森、钱伟长,如饶、傅二位教授)。但和西方国家整个人口比,特别和美国比,和犹太人比,中国人口中强者远少于弱者。因此,和西方强国比,中国是一个以弱者为主的国家。东方相对于西方,也都是弱者为主要群体的国家。东方人在物质文明大赛中是难以竞争过欧美人的。看清和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妄自菲薄和狂妄自大才是进步的绊脚石。 这就像体育竞技,也是文化的一种。中国人在乒乓球上是永远的霸主,但中国人基本不可能做为群体在篮球和田径上和白人和黑人竞争,除非少数的小概率的特殊的基因组合,如姚明和刘翔。或者是改变人种,把中国人统统变成美国人或非洲人,繁殖出大量的象姚明和刘翔一样体格的中国运动员。 如果把刘翔和姚明做为“美国梦”的例子来教育和培养中国人,以为靠教育和训练能培养出象姚明和刘翔一样的人才,那大部分的中国人将永远是在“做梦”。如果我们自己看不起,从而不发展我们的强项乒乓球,和类似于乒乓球的、技巧性的羽毛球、网球、高尔夫球,而去大力发展外国人看重的、但是我们弱项的田径、篮球和足球,那我敢“大而化之”的说一句:我们在体育上永远做不了世界老大。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文化,相对于吃饭,是精神生活。一个弱者和弱竞争性民族生活在竞争的社会里,要让自己活的轻松,就要产生让弱者安心和开心的文化。于是就有了老子的无为而治,有了孔孟的伦理道德,有了大乘佛教。不论是无为而治、孔孟之道或者是大乘佛教,都是为了让弱者有自知之明,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安于弱者的生活和地位,让弱者和强者能在一起和谐的生活。这,就是中国人的所谓“守旧和安于现状”的文化的根本,是为了让弱竞争性的中国人生活的和平和安逸的文化,是用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文化,是缓解阶级矛盾的文化,是合适中国人的文化,是 弱者文化 。你可以说它是“愚”民文化,你也可以说它是“愉”民文化。当强者也能被教育成为“仁”者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成了“仁”民文化。 中国人喜简便,擅长形象思维;西方人爱复杂,精于抽象思维。 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和西方人也不一样。 我前面的博文说过一个“筷子文化和刀叉文化的区别”,试图说明东方人的喜简便和西方人的爱繁复。中国人贪图筷子的简便,西方人享受刀叉的花样。中国人对西方的刀叉只有一个词来评价:麻烦。东方人怕麻烦,西方人喜欢麻烦。西方人在穿西装礼服,刀叉碟盘中享受。这就是东西方两种人的不同,两种人思维习惯的不一样。 东方人的简陋和西方人的繁复在建筑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最典型的是西方的教堂和中国人的庙。中国人连自己的菩萨都是用稻草泥巴糊出来的,可想而知他们自己生活的简陋。 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可以从文字中看出。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所以创造了象形文字。而欧洲人擅长抽象思维,于是发明了符号文字。 再看一看中国国画和西方油画,特别是西方的印象派和抽象派,两种画不论从原料、技术还是内容都反映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不同,也反映了中国人的简便和欧美人的复杂。 再听一听音乐。中国音乐的轻快和直接,西方音乐的深厚和遥远;中国乐器和简谱的简单,西方乐器和五线谱的复杂,都是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反映。 再来读一读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看一看西方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一作比较,你就会“感觉”到他们不是一样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 Apple ”对“ PC ” , 是不同的操作系统。(“感觉”就是中国人的“大而化之”,对应的是西方实验科学的求证)。东方哲人讲不出西方哲人的理,西方哲人也道不出东方哲人的情。西方哲学家着眼的是“理性”,东方哲学家着重的是“人情”。 东方哲人“大而化之”的感觉可能没错,西方哲人求证的实验科学最终能够证明。 如果今天用现代科技手段把他们大脑中“基因组”、“转录组”和“蛋白组”分析分析,求证一下,你可能就找到了他们做为人的区别,找出东西方文化区别的生物学基础。 欧美人的抽象思维方式和爱好复杂的特性让他们擅长发明创造。而缺乏这些特性的东方人则很难在科学技术方面赶超欧美。和体育竞技一样,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尊重这个事实。 “关系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 当饶毅拿“关系文化”和“发明创造”去比较谁比谁更聪明的时候,是犯了一个概念上的错误 , 把两个不属于一个范畴的东西拿来做比较。就像拿切菜的刀和炒菜的铲去做比较一样,用途不一样,不能说哪个比哪个更好。关系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发明创造是关于“物”的文化。两种文化的服务对象不一样,所以不合适拿来做比较,说谁比谁更聪明。两个聪明是不一样的聪明。 中国人不是没有创造,礼教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它是创造出来管理人的文化,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文化,是一种人情文化,里面充满了智慧和人性。她注重的是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物质生活。她是让人类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也能生活的和平和幸福的人生观,是面对现实的人生观。她强调的是人的“幸福感”。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指这个关系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中聪明”,而是“大聪明”,是管理社会的“大聪明”。 饶毅批的“关系自如的小聪明”指的是“圆滑世故、八面玲珑、拉帮结派”,可能还有“阿谀奉承、行贿受贿”等等的“小聪明”。然而这些“小聪明”只是“关系文化”的“贬”的一面,非主流一面。和中国儒家关系文化不是一回事。中国关系文化的主流是她“褒”的一面: 尊老爱幼、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团结合作。和谐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让人类和自然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这才是中国“关系文化”的原理和主流。关系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世界观。 强调人,理解人,顺应人 才是它的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一面。 老祖宗当然有他们的局限性,当年的人和今天的人也有了很多的差别。我们看中国的传统文化要看她的原理和主要思想,而不要片面,甚或是错误的去理解和加以批判。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先哲更聪明,谦虚永远是中国人的美德。我们虽然没有必要每问必“朝老祖宗磕头”(傅语),但也没有必要没弄清楚老祖宗的意思就按自己的想法把老祖宗编织成“稻草人”在那里穷批猛打。 “大而化之”是直觉和经验 我们再来看傅新元批的中国文人的“劣习”:“大而化之”。孟子大而化之的原话是:“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今天的“百度”上的理解是“ 做事疏忽大意,马马虎虎 ”;傅教授批的应该是“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单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今天的人对“大而化之”的理解有多少“马马虎虎和不求甚解”,对老祖宗的原意有多少歪曲。孟子说的“圣人”是“圣”人,孟子心目中的圣人怎么可能做事“ 疏忽大意、马马虎虎 、不求甚解、浅尝辄止”?我虽然中文不好,但我从原文的上下文去看,孟子说的“大而化之”也应该是“圣人”的一种超人的思维和行事方法。它的精华是“悟性、直觉和经验”。用英文说就是“ gut feeling and common sense ”。因此属于方法论。和大而化之对应的是西方科学的实验和求证。 到底是中国人“大而化之”的感觉智慧?还是西方人的“求证科学”聪明? 这两者其实也不能拿来比,因为这两种方法的对象也不一样。 这里同样也有一个“人”和“物”的问题。 东方哲人感兴趣的是“人”,西方哲人感兴趣的是“物”。 研究人的方法和研究物的方法,当然是有区别的。 人是一个无数信息的有机复杂综合体,把人拆开来一块一块的研究完了拼到一起的是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的思维可以量化,而动物人的思维则很难量化。 东方的科学是经验和感觉科学,西方的科学是实验和分析科学。 感觉是对无数信息的非量化综合,实验是对无数信息的定量分析。 东方哲人琢磨人是凭直觉和经验,西方哲人研究人是靠实验和数据。 即便都是研究人,一个研究的是精神,另一个研究的是物质。 如果说 关系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大而化之就是以人为本的方法论 。 感觉有感觉的智慧,实验有实验的聪明。 我们不要表面的去理解大而化之而加以批判,而是在深刻理解大而化之的原理和含义后,把它用在合适的地方。 按这个思路从古人“大而化之”推导到今天,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西方文化研究“物”创造了物质文明,东方文化研究“人”创造了精神文明。 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理,前瞻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黑格尔说:世界上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合理的一面。我们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应该把精力放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片面和过时”,更应该是去学习思考,看到它主流的、原理的、正面的和合理的一面。批判是容易的,它容易让人在精神上感到满足,但无济于事。 当傅新元说中国传统文化“在方方面面,或明或暗的制约着当代中国的各项发展。甚至在潜意识里,影响,控制和压抑着中国学人思想深度和人文境界。”时,更是“逻辑混乱”,没有根据的凭空猜测,甚至还谈不上“大而化之”,充其量是“大而 造 之”。用上海人的话说,是 拉不出屎怪马桶不好 (哈哈,也让我享受一下批判的痛快)。中国文化,至少是没有能压抑住饶、傅两位教授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境界”。 如果要说文化对人的个性的压抑,西方的宗教对个性的压抑远大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和佛教。西方人的科学创造正是在宗教势力对“邪教”的打压声中茁壮成长的。同样的,东方礼教文化对人行为的控制,甚至灭九族制度也从来没有能压住农民的起义造反。因此,人的独立和创造精神并不是文化能够打压的下去,也不是环境能扶植的起来的。生物科学正在不断的证明动物的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有一天也将证明人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也是人的生物属性,也是由基因决定的。 至于中国这一百年来在科学技术发展上的毫无建树,那是因为连年的战争和动乱,和老祖宗创造的文化没有丝毫的关系。相反,正是因为没有听从祖训,没有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才造成了多年的战争与动乱,影响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因此,中国礼教文化,或关系文化的创建并不是要压制,也压制不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我们没有理由把中国人“缺乏发明创造的大聪明”怪罪到中国老祖宗创造的传统文化上。 我们一方面要避免把中国文化中的精华片面和错误的理解。我们更应该 谦虚谨慎 的仔细读一读、想一想老祖宗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老祖宗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什么样的?老祖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说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对老祖宗不要片面和苛求。当我们清理老祖宗的文化遗产的时候,把你认为是“糟粕”的东西仔细的翻一翻、看一看,你会从中发现处处有金子闪闪发光。老祖宗作为遗产留给我们一块田黄石,我们可不要无知的把它当作古时候压咸菜的石头和垃圾一起清除掉。 今天的我们开着宝马、住着洋房、喝着可乐、吃着鱼翅、唱着哼哼哈嘿、挥舞着高尔夫球杆,早被西方创造的物质文明看花了眼,而对老祖宗创造的东方精神文明不屑一顾。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世界在疯狂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在方方面面,或明或暗的”很多的麻烦与灾难。从广岛的第一颗原子弹,到苏联和日本的核电站泄漏。从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100 年后的 911 大爆炸,都是竞争文化和武器制造给人类带来的麻烦和灾难。人类的竞争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死亡恐怕远远大于自然灾害和疾病。如果我们能深刻的回顾历史,“前瞻”未来,我们就会看到,人类的发展方向不会是永远的竞争,也不会是无限的物质欲的膨胀。我们不要只看到“清华学子”的从 iPhone 到 iPad 到“ i5D ”的“前瞻”,我们更应该看到老祖宗指出的人类发展方向的“前瞻”,看到人类的生活目的不是物质,不是做物质的奴隶,而是和谐的生活,是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环境的和谐。 我们竞争能力弱,但我们会 合作 ;我们不擅长发明创造,但我们是“ 学习能手” 。当我们把合作的“小聪明”和学习的“中聪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一定能够成为和发明创造相媲美的“大聪明”。 以东方的人情文化为指导创建社会体系、指导人类生活,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手段和创造物质文明的方法。这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结合的正确方向,才是适合中国人和中国国情的“前瞻”,才是全世界人类生活的“前瞻”。 东方的精神生活加西方的物质生活,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加美国的科学技术 ,这才是我们的未来和努力方向。 中华文化不“落后” 最后说一说中国文化的“落后”。什么叫做落后?落后的前提是竞争。有竞争,才有领先和落后,才有穷与富。无竞争,当然也就无所谓领先和落后。世界最终的目标是和谐,不是竞争;是散步,不是赛跑。散步文化里只有“区别”没有“差别”,只有“不一样”,没有“先进和落后”,没有“好与坏”。 中国文化是创造精神文明的文化,是化解人与人矛盾的文化,是创造和谐的文化,是人情的文化,是“不争”和消灭竞争的文化,是使世界走向大同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能是落后的文化吗?我们为什么要跟着资本主义的调子去竞争物质创造,然后来宣判我们自己文化的“落后”呢?我们为什么要让刘老根和刘易斯去比短跑,不让刘老根和刘易斯去比“人情味”呢? 我们应该引导世界去比和谐,而不是去比原子弹,去比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创造了竞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消灭竞争。没有了竞争,没有了差别,那就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到了共产主义, 人类就没有高低贵贱,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就是不同的文化 ,而没有“先进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 我们应该以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豪。我们应根据中国人的特性,创造合适中国人的,最终也是合适全人类的文化。这个文化就是: 团结合作,共同富裕的文化 。 我最后再一次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70 年前就说过的话 :“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当我们在追求物质竞争的喧闹声中疲惫和厌倦了的时候,应该去到非洲的荒原和中美洲的玛雅人部落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永恒和原始部落的宁静,在那里静静的思考一下汤因比的话,想一想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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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从未实现政教分离
热度 2 techne 2012-1-28 20:42
中国可能从未实现政教分离 (草稿,请勿引用) 王键   首先要声明,笔者此处谈到的问题并不是指当代。当代中国究竟是否实现了政教分离,这个问题固然可以商榷,但相信对很多人而言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在此处无需多言。在本文中,笔者主要谈的是中国的古代。当然了,有一些西方学者,譬如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已在他的《儒教与道教》书中批判过中国古代对于宗教的不宽容现象。尽管按照后来很多中国学者和汉学家的考证,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问题很多,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是本不够严密和成熟的著作。但单单就韦伯对于宗教的描述而言,倒似乎并不是不靠谱的。   总之,在中国古代历个封建王朝的“超稳定”时期,除了像唐朝这样走向顶峰的某些时段,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能够表现出较强的多元化和包容力特征,在其他时段,恐怕马克斯.韦伯的表述还是比较符合真实情况的。   本文则试图追根溯源,考察下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更古时代的情况。笔者近期读了一些先秦诸子的著作,比如《论语》、《孟子》、《荀子》等著作。总体的感觉是,尽管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化现象是异常繁荣和充斥活力的,但主流文化可能在其起源时期就未能埋下政教分离的基因结构。而这一点可能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也是中国历史中漫长的政教不分时代的深刻根源。   在《荀子》的第28篇“宥坐”中,曾谈到孔子的这样一段经历:孔子做鲁国的代理宰相,结果当政7天就杀掉了与孔子针锋相对在鲁国讲学的学者少正卯。而面对弟子的质疑,孔子大言不惭第大谈人性五大罪恶,只要具备其中之一就应遭诛杀。并且,孔子认定讲学的少正卯同时翻了这五种罪恶,因此必须遭到诛杀。   看过这段表述,笔者不禁感到一丝凉意。尽管孔子在《论语》中,有很多道貌岸然的表述,不可谓不冠冕堂皇。而且,尤其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很多关于浩然正气的表述,恐怕比《论语》更加生动活跃,更加令人感动。若不谈孔孟,在《荀子》中,荀子对于自身(或儒学)思想体系的表达,变得更加庞杂且细致入微,很多地方的表述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一以贯之地,这些思想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都自认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思想体系,那么究竟怎么确定谁是异己,谁是正统?如果我们可以如此诛杀异己,那么是否还存在所谓的正确?   按笔者的理解,这恐怕是中国文化和思想在起源之处就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局限。孔子的一句名言,正所谓“不知生,焉知死?”,片言只语之间却流露出了一种浓厚的“世俗基本教义”倾向。如果按照儒学的正统理解,中国的正统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却是应当是现世主义的,是去宗教化的。在中国历史上,曾流入的佛教等外来宗教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区,最终也未能对中国文化构成太大影响,反倒被中国文化塑造成世俗中心和现世化的,这就是个明证。   无论如何,政教分离的现代起源在美国。但是,不同于中国,美国或欧洲都是基于宗教文化的社区。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基于现世主义的社区,若从现代的视角来看,恐怕也仍然未能实现政教分离。   这其中的重要差别在于,古代的中东地区由于纵横交错,成为古代世界文化最为聚集的地区,由此也产生了世界的几大宗教,即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此后天主教传入欧洲,后来发生了新教改革,基督教又进入北美生根发芽,打造出一片全新的信仰天地。但与中国不同,欧美世界的演进具有两个独特的特征。其一是欧美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漫长宗教时期,与中国的世俗中心主义不同,它具有非常浓厚的信仰中心主义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欧美经历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相互制衡,王权同教权反复较量。尤其在美洲,这一较量最终帮助形成了近现代文明的美国中心。其二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最终形成了政教分离的方案。政教分离实际上就是基于宗教中心主义的一种政治妥协。美国虽然在名义上基督教/天主教占绝大多数人口,但经历了宗教改革,造成信仰宗派林立的局面。名义上的新教信徒,但宗教、伦理和政治主张却可能完全不同。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建国初期经历了激烈的“诸神之争”局面。而杰弗逊的一句话,表明了政教分离的立场主张:我们的邻居究竟信奉什么神,这完全是私人事务,同政府无关。“政府和教会的分离”,正是在这样一种美国语境下得以产生。   然而,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宗教背景,这样一种依据诸神之争来进行界定的“政教分离”却只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政教分离更深刻的含义在于,面对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大分歧,政府是不是应当同价值、伦理世界保持距离?还是应当直接介入这种价值观、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争夺?若从美国的情形来看,政教分离的核心在于政府不干预教会,政治权力同信仰权力两相分离,相互独立。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则存在一种政府控制一切\世俗中心主义的特征,尽管名义上中国不大存在一个宗教社会,但这种表面的世俗生活其实同政教分离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若抛开欧美世界的宗教中心主义和近东世界的诸神之争,从远东地区的情形来看,由于中国自古所具有的特殊封闭地缘,它自古形成了一种浓厚的世俗中心语境。同欧美的王权与教权的反复争夺不同,中国只是在其文明起源阶段具有微弱的教权特征。在夏商周时代,中国的世俗王权尚具有部分对于超越世界的敬畏之心,尚不发达的巫术\神话体系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约束能力。但从中国后来的文明演进过程来看,世俗权力基本上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巫术\神话体系不但未能得到契机进一步发展成复杂的宗教文明体系,反倒进一步衰退为民间的零散活动,中国日益确立出一种以皇权为中心的依赖于世俗政府的权力格局。世俗同信仰之间,无法构成相互制衡的关系。   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中国既无法出现如欧洲宗教改革的那种“人人都可以直面上帝”的宗教解放,更无法出现后来美国的那种由于面临诸神之争进而采取政教分离方式来加以妥协的政治方案。这其中,以孔子和荀子为代表所宣扬的“成圣”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世主义的神话表述。虽然从外观上来看,儒学的表述似乎是无神论的,但所谓“圣人”就相当于一种现世主义的、人人皆可努力成就的此生中的神\上帝的形象。儒家的积极入世,可能是以一种特殊的现世主义方式,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宗教结构。中国的世俗中心主义就以这种不为人关注的方式加以巩固和确立。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由于中国后来持久延续的无神论特征,中国人很容易将世俗中心主义现象同欧美的世俗化现象加以混淆。实际上,欧美的世俗化其渊源并不在于排斥宗教,而在于协调诸神之争。而中国的世俗中心主义其渊源在于现世主义生生活方式对于信仰\彼岸观念的排斥。这恐怕是当代中国人应加以注意却容易忽略的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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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基本准则 及 宁愿这样被culture
热度 1 seesky 2012-1-27 12:49
"Cultural history holds back Chinese research",哈哈哈,cultural history阻挡了中国的研究,没救了吗? 批评中国文化成了大佬们的热爱。这不?这个标题上了nature,恭喜,恭喜先。 hold on... 阅读过孔子吗?阅读过孟子吗?阅读过老子吗?阅读过庄子吗? 如果没有,就不要信口雌黄!对自己没有好处。 我认为做学问的基本准则或原则,老祖宗们已经给了。知道吗?如果不知道也没有关系,那就动动手百度一下,查一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 辨 之,笃行之”出自哪里,然后再批评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迟。 有多少做学问的,更不要提做学“术”的,真正的按照这个准则来?有吗?科学网上到底有没有呢? 一条一条的来,先问我自己。 博学了吗? 答:没有,很多学不来,天生愚钝,不过在努力学些东西。向人学,更向自然母亲学。 审问过吗? 答: 我提了很多问题,记在我的实验记录本上,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重要的问题。 慎思了吗? 答: 嗯,尽量思考全面一点儿,彻底一点儿,不过还是想不明白。继续吧。。。it's open. 明 辨 过吗? 答: 通“辩”?是辩过一些,不过老板不太高兴,搞得我自己也不太高兴,做科研真tmd的累。不过没办法,不辨不行,祖训呢。 笃行中吗? 答: 唉,大部分半途而废,真是个loser啊。。。不过有个东西还在坚持中。 总结:我不太像个合格的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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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汤一介: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
DynamoChina 2012-1-24 14:57
[转载]汤一介: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
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9日21:47 21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访谈   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祝乃娟   实习记者 戴志勇   北京报道    “文明的冲突”   《21世纪》: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你对此怎么评价?   汤一介:我于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刊于《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 ,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   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对他的批评,并补充和修正他的某些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观点有所改变,比如在他为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   但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虽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可以说,他敏锐的观察某一些由于“文明”引起冲突的现象,例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科索沃地区的冲突,甚至伊拉克战争等等,都包含着某些文化?宗教的和价值观的 的原因,但是分析起来,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发生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巴以冲突是为了争夺地区的控制权,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科索沃地区冲突主要是为了大国的战略地位。   不过,我们应看到另一方,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 的不同而引起冲突,例中印之间,中俄之间,甚至中欧之间,都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近十余年里,并没有什么严重冲突,更没有发生过战争。 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现存的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21世纪》:为什么亨廷顿的观点有这样的变化?   汤一介:这正是由于他感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实际上是美国 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在国内又受到“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提出了“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   另一方面,在亨廷顿内心真正希望的是西方文明的“复兴”,“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9·11”以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正在试图确立其作为其他文明的霸主的领导地位。    文明发展应以相互吸收和融合为主   《21世纪》: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实现“共存”吗?   汤一介: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 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 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照我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由文明的原因引起的 。   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例,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特别是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说明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共存。   《21世纪》:“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现存的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那么,我们现在处于怎样一个时代呢?   汤一介: 依我看,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 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火焰,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 在受到印度佛教文化冲击后,再次回到先秦的孔孟,而把中国本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又一次新的飞跃。   《21世纪》:那么,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   汤一介:我认为,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这样说。   首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 ,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   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以群体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的以个体?个人 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等等,等等。   其次,公元前500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而当今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又将会有一个大飞跃。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发展。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的认识此种文化的特点。   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样情况下,如何保存其文化的特性,传承其文化的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们知道, 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是不可能单一化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看,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的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   第三,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全球意识观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 也许21世纪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即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北非文化?伊斯兰文化 ,这四种文化不仅都有着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十亿以上。   《21世纪》:在文化上该如何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呢?   汤一介: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在文化上不仅要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而且必须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   我们回到“传统”,以“传统”为起点,并从“传统”中找寻力量、找寻支点,以推进我们文化的发展,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就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也许将由有着很长历史文化传统的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再次回顾公元二千五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在这新的轴心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些文化传统仍然有着雄厚的人口资源基础,是决不可能被消灭,即使用战争的办法,也只能暂时起一点作用,从长远看,文化仍然必须共存。    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   《21世纪》: 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是儒、道两家 ,它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也有着重要影响。经济全球化影响着文化,它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和战争。在这个新轴心时代,儒家的思想理论是否能对“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汤一介:首先,儒家的“仁学”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源。   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行“仁政”、“王道”可以使不同文化得以共同存在和发展;行“霸道”将引起文明的冲突,而使文化走向单一化,形成文化霸权主义。   当然,孔子的这套“仁学”理论虽然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文化的共存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调节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不同文化得以和谐相处无疑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此外,要使不同文化之间和谐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孔子提倡的“ 和而不同 ”可以为我们提供极有意义的资源。如果我们把“和而不同”用作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它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纷争应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因文化上的不同?例如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 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把“和而不同”作为解决纷争的原则应更有意义。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在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现在中西许多学者都认识到,通过对话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例如 哈贝马斯提出“正义”和“团结”的观念 。我认为,把它们作为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是有意义的。 哈贝马斯的“正义原则”可理解为,要保障每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愿发展的权利;“团结原则”可理解为,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义务。只有不断通过对话和交往等途径,总可以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互动中的良性循环。   《21世纪》:那么道家思想对于现代又有何裨益呢?   汤一介:道家的“道论”能为防止“文明的冲突”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老子《道德经》一书中,“道”是其基本概念,而“自然无为”?顺应自然的规律,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 是“道”的基本特性。今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着种种纷争,无疑是由于贪婪地追求权力和金钱引起的。那些强国为了私利,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弱国的资源,实行强权政治,正是世界混乱无序的根源。也就是说帝国霸权正是“文明冲突”的根源。老子提倡“自然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要做?无为 违背人们愿望的事,这样社会才会安宁,天下才会太平。据此,我认为“无为”也许对新帝国的领导者是一付治病良方,如果他们能接受,将会使世界得以和平和安宁。   因此,我认为老子思想对消解“文明的冲突”论是十分有价值的理论。当然,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思想不可能全然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问题?包括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问题 ,但是他的思想对我们应有重要启示。   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获得新生   《21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和现代在不断地发生着碰撞,那么怎么样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呢,传统文化该如何转型?   汤一介: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重建中国的民族精神?首先是因为1949年以来,中国的民族精神被打断了,我们把孔、孟、程、朱、陆、王全批判掉了,特别是“文革”,破四旧。现在需要重新定位,科学地分析哪些有价值,所以我们面临一个重建的问题。   1980年代已经逐渐在做了,199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我们要有“文化自觉”,我们要在重新审视传统的过程中,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文化,尤其是看到传统文化对今天的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因为有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都在批判,我们的传统几乎是断掉了。   现在已经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迅速发展的世纪,我们过去的观念是不是要发展?即使过去的优秀的,好的,也需要发展,给他新的诠释。如孔子的“仁”,过去讲家和国,现在要考虑全世界,考虑人类,内涵要扩大。   这就同时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西方文化? 从上个世纪以来我们吸收西方的东西,如进化论、尼采、马克思主义,这些都不一定完全消化了。比如杜威的实用主义,胡适就讲得有偏差。佛教进来,我们消化了1000多年,才完全吸收到中国的文化里。现在从1840年算起,才100多年,要把西方的精神真正弄清楚。当然,他们的问题也要弄清楚 。   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文化、世界其他文化的优缺点和发展趋势,才能建立起新的适合现代中国发展的新文化。现代社会有许多弊病,归根结底,是一种健康的、合乎理性的文化精神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要努力。一方面,是学者们要努力,另一方面,具体的工作不能停顿下来,在基层,比如说在北京安定门街道,我们有国学启蒙班,教孩子们读《论语》甚至《三字经》中的一些东西。安定门那边有孔庙和国子监,他们想建成一个文化区,这就很好。北大的“一耽学堂”,也在做类似的工作。这个工作,必须要大家都来做,才能在社会上普及。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介绍国外的好东西,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总之要紧紧扣住如何重建和提高我们的文化精神以及民族精神这个目的。另外,政府应该要大力支持和提倡,光民间的力量,是不行的。但政府目前注意得还不够。但这些只能慢慢来做,不能着急。   《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复兴有何意义?   汤一介:应该说,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个自觉的认识, 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也要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 把我们更好的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地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   反对“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共存”论,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福祉。中华民族有着很长灿烂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它的文化对人类社会无疑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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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说错了吗?
热度 4 jiangjiping 2012-1-24 09:21
饶毅说错了吗? 蒋继平 2012 年 1 月 23 日 近日饶毅先生的一篇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530942 引发了科学网一些博主的广泛热议。首先是王涛的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701do=blogid=530968 的博文,然后是嵇少丞教授的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1597do=blogid=531065 和徐进的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0967do=blogid=531068 两篇文章。 这些文章都有很多评论。 从文章和评论的内容看, 大多数人认为饶毅这篇文章有失水准,而且有拍马护主之嫌。更有人认为他把周校长的身世拿出来为其说话, 缺乏逻辑性, 不是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思维行为。 我认真地读了饶毅的文章,也认真地读了各位的相关文章和评论。 通过阅读和分析, 我觉得大家说得都是有道理的, 只是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一样。 我的意思是,饶毅的文章还是很有水平的, 不过,他有些话没有直说, 他用周校长的身世来说事, 其用意是用来暗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倾向, 即对弱者的藐视和不尊重。 我认为饶毅描述周校长的身世, 就是要告许大家周校长是寒门弟子,没有背景, 没有后台, 靠的完全是自己的实力和才能, 周校长今天获得的成就和地位, 靠的完全是个人的奋斗。 徐进先生在他的 这篇文章中说:“ 3. 饶先生讲了校长的苦难史,但始终搞不清楚逻辑在哪里?难道出生苦难的人就需要得到尊重,出生富庶之家就不能被尊重。拜托,现在已经不是饶先生小时候大家评选又红又专的年代了 。” 也有其他评论具有同样的观点。我对这样的评论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饶毅的逻辑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 因为中国文化向来是尊贵。这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造成的千年痼疾, 即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封建礼教的等级观念。 皇室成员走到那里都要称爷, 是爷们儿, 而平民百姓是草民, 是奴才。 新中国成立后, 也出现过“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说法。今天社会上流行着“官二代”和“拼爹”的风气。 饶毅用人的身世来说事, 其暗指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痼疾—弱者受辱。 周校长没有背景, 虽然是北大校长, 但是也只是一个学者, 在真正的意义上, 没有实权, 对于批评者没有实际的利害关系。换句话说, 周校长没有实际权力来对付攻击者。饶毅没有明说的是, 假如周校长的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是老革命, 是开国元勋, 那么, 会不会有人还会对周校长进行人身攻击? 也许我的身世与周校长一样,当我读到周校长的身世时,几乎热泪盈眶, 深为周校长的精神所感动。我自己小时候也经常赤脚上学, 甚至在冬天赤脚在雪地里走。 周校长身材矮小, 我的听力不好, 几乎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有遭遇这种不幸的人,才能亲身体会到其中的辛酸, 才会产生共鸣。 饶毅对此表示同情, 表明他已经接受西方世界的人人平等的价值观。 再拿我自己的事来说,我获得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 加州大学专门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修改了百年校规,我被列在二十一世纪杰出科学家和二十一世纪大思想家的世界名人录, 这些事件,中国也有人获得过,他们的事迹,国内的一些媒体上就会做报道宣传, 而我的这些事件, 从来没有被报道过。 即使我自己偶然地,不得已的提及,也要受到一些人的流言蜚语。为什么?身世和背景!要是我也有像薄瓜瓜那样的身世和背景,哪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在西方世界,他们就没有这种身世背景的观念,因而,他们就能够一视同仁地把我的名字列在其中。 所以,在我看来,饶毅表面上是为周校长说话,为北大叫屈, 但是实际上,在更深一层的内容上, 是在指责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即对弱者的不尊重和不平等待遇。 综上所述, 饶毅说得没有错, 他仍然对中国的一些事情看不怪。 不过,从他这篇文章来看, 他似乎已经学得圆滑了。他不直说, 而是用暗示的手法。 这使我疑惑, 到底他想改变中国,还是他最终被中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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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事物分别对待:独立需自主
热度 7 饶毅 2012-1-22 12:51
我的老朋友傅新元把我穿中式服装的照片拿出来,放在一篇题目说我守旧的文章中。如果2011年穿中式衣服能佐证守旧,那么1960年代推倒北京的城墙就不是愚蠢而是创新。 其实,中式服装对华人男性有很多优点。我最早穿中装是在St. Louis,起初可能是和有位喜好奇装异服的美国同事竞争好玩,虽然我不可能赶上他那样与妻子共用耳环,也可能因为在飞机场打发时间偶然看到中式服装而买的。在家穿中装,有百利而无一害,方便而舒适。在外穿中装,不用领带、正装便装容易转换,对领带手艺很差的人更是方便。 穿中式服装不代表守旧,批评中国文化很多方面不代表虚无,肯定中国文化某些成分(包括根本原则)也不代表崇拜。 对多种事物,在虚无和崇拜之间还有很多可能。 世界上也并非仅有两种立场和观点、每个人只能非此即彼取其中一种,而是可以对不同具体事情有多种看法、其组合形成的总体观点也有多种。 也许,在分析事实的基础上,有区别地批判、肯定,对每一个说法有自己的道理才是自主,而不是简单以反对一种观点、支持一种立场来定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是真正独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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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元恺:《中国风》的理想与实践
byk0104 2012-1-20 15:51
《中国风》的理想与实践 交响音乐系列《中国风》十年思考 鲍元恺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    从1991年10月我的《中国风》交响音乐系列第一篇《炎黄风情》首演至今已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风》不仅在海峡两岸听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同时受到了西方音乐界的瞩目。 通过《中国风》的创作实践,我认为:产生在封闭社会的中国原生状态的古老传统音乐,要通过同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交流,通过与外来音乐形式的融合,才能获得再生机能而存活于现实文化生活并进而跨入世界乐坛,才能以主流文化的姿容展示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神韵,表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形态和深刻智慧。这种融合,不是割断和否定传统,而是发展和丰富传统。 中国传统音乐必须走出封闭,才能获得开放性发展    “中国风”的主旨是中国传统音乐同西方交响音乐的结合。  交响音乐(这里指的是用交响乐队演奏的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器乐音乐)是伴随欧洲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经过历代艺术家的伟大创造,它已经成为西方音乐中表现力最丰富,适应性最广泛的音乐艺术形式。在同世界各民族独特的传统音乐相融合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大批反映不同民族社会生活,表现不同民族心理素质的风格多样的交响音乐作品,并成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所说的包括交响音乐在内的欧洲专业音乐,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理疆域产生的人类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它不可能涵盖地球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极其丰富的音乐遗产。欧洲专业音乐是从西方宗教音乐发端而以严格的节拍记谱法和统一的和声理论为基础的,它一方面拓展了音乐的多声部张力,完善了音乐的逻辑性结构,另一方面却使旋律、音色和节奏的发展以及音乐的个体表现力受到了制约。而这些方面,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则有着西方专业音乐难以望其项背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古老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灿烂音乐遗产向我们展示了无比广阔的艺术创造天地。“中国风”的宗旨,就是以交响音乐这种开放的艺术形式,作为联结东方同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空间差的桥梁,作为联结古代与现代不同时代审美需求时间差的桥梁,使中国传统音乐打开同世界文化隔绝,同现实生活隔绝的封闭状态,从而在去粗取精,消化融会和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取得开放性发展。 从1990年起,我开始重新学习中国汉族民歌、少数民族民歌和歌舞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以及各类传统器乐曲。我希望以此为基础,分门别类地择其精华,进行同西方音乐形式相结合的再创造。 1991年,我的《中国民歌主题二十四首管弦乐曲》由天津交响乐团在天津首演。全曲分为《燕赵故事》《云岭素描》《黄土悲欢》《巴蜀山歌》《江南雨丝》和《太行春秋》六章,分别以河北、云南、陕西、四川、江苏和山西六省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民歌旋律为基础,以管弦乐的丰富色彩构成一幅幅汉族人民生活的音乐画卷。1994年,我以《中国风》之名冠于整套创作计划,而将这一套取材于汉族民歌的六章组曲命名为《炎黄风情》,列为《中国风》首篇。至今,这部作品已由国内外许多交响乐团先后在许多世界名城演出全曲或选曲四百余场,并由国内外乐团录制了多套唱片。许多中外指挥家以他们的忠于传统又富于个性的艺术诠释在世界各地演奏这些以中国民歌为基础的管弦乐曲。2001年,这部组曲获得中国首届音乐创作金钟奖。 《炎黄风情》之后的《中国风》各个篇章,是在《炎黄风情》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在海内外各界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创作和演出的。这些篇章,在风格和技法方面各有特点:有的使用16世纪欧洲音乐中古老的“固定低音”,有的采用17、18世纪常用的“卡农”和“赋格”,有的则吸收20世纪不同流派的和声手段和节奏手段。它们在同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音调或节奏相结合的过程中,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深化了传统音乐的意境,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得到了听众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拥有广阔而丰厚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中国风》的创作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一方面,它贯穿于我学习音乐和创作音乐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也同整个中国音乐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大工业时代,也没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因而中国的音乐一直非常完整地保留着农业时代的原始形态。这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作曲家与同代西方作曲家相比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拥有广阔而丰厚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因此,前辈作曲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视对中国民间音乐的开掘和研究,尽管各自的途径和方式大不相同。萧友梅、黄自等前辈,就曾倡导用民歌的素材来创作外来形式的器乐音乐。肖友梅先生所说的“从旧乐及民乐中搜集素材,作为创造新国乐的基础”,就是这个意思。在四十年代,贺绿汀根据一首蒙古族民歌改编成同名管弦乐《森吉德玛》,马可根据一组陕北民歌创作了《陕北组曲》,冼星海以五首中国民歌为素材在苏联完成了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与此同时,另一些从欧洲、日本回国的作曲家,如马思聪、丁善德、谭小麟、郑志声、江文也等,也在创作实践中探索民歌旋律同西方作曲技法的结合。马思聪的《思乡曲》就直接引用了《城墙上跑马》这首内蒙民歌,他的《回旋曲》主题用的是另一首内蒙民歌《你走那天刮了一阵风》。江文也的《台湾舞曲》不仅在和声方面,同时也在节奏组织和管弦乐配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些探索,为后来中国民族交响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从1949年到1966年,我们不仅在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包括民歌在内的民族音乐遗产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在运用民间音乐素材创作交响音乐作品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李焕之的《春节序曲》、辛沪光的《嘎达梅林》、何占豪、陈钢的《梁祝》、刘铁山、茅源的《瑶族舞曲》等等,成为这一时期管弦乐创作的突出成果。同时,还出现以某一地区或某一少数民族民歌为主题的大量小型管弦乐组曲。我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学习音乐创作的,当然首先得益于这些同时代的作品。   我是在远离民间音乐沃土的大都市出生和成长的,又是从学习西洋乐器步入音乐殿堂的。我能够如醉如痴地热爱中国传统音乐,能够始终不懈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并且决心通过中西融会的道路把中国传统音乐展现到世界乐坛,除了得益于前辈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得益于当时高度重视民族传统音乐的教育环境外,还要归功于我的两位恩师——何振京老师和苏夏老师。 1957年,我作为长笛学生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中国人民恰恰从这一年开始,走过了一长段艰辛苦难的历程,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然而,在北京鲍家街的音乐学院校园里,我们的老师以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美好追求把我们引向了远离喧嚣尘世的一片艺术净土。在何振京老师的民歌欣赏课上,我们听到的是从粗犷豪放,真情奔泻的陕北“信天游”到“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小调;从委婉细腻,含情脉脉的云南花灯到高亢辽阔的青海“花儿”;从朴拙火热的东北秧歌到率真凄美的爬山调......我们随着何老师的歌声把美好的遐想带到那山间河畔,带到那草原雪岭,我们好像看到了我们的先辈在诉说着他们的苦难与欢乐,讲述着他们的生活与历史。何老师以他对民间音乐的深切热爱和深入研究感染了我们。   苏夏教授是我在大学的第一位主科老师,他反对刻板的模仿西欧古典音乐,提倡民族韵味,提倡雅俗共赏。当时,我和苏夏教授的另两位弟子都醉心于为民歌配和声,尽管有时耽误了主科作业,他还是积极地支持我们用这种方式探索民族风格的和声语言。我们把从何老师那里学来的和间接收集到的民歌都编成了短小的钢琴曲,而苏教授则把格里格、巴托克、哈恰图良以及其它一些民族乐派作曲家的作品提供给我们,以丰富我们的和声技法。当时主要的学习方向是探索为民歌旋律配置具有民族特色和声的问题。那时候,黎英海教授出版了一本《汉族调式及其和声》和一本《民歌小曲五十首》,前者是他的理论,后者是他的实践——钢琴小曲,非常简单,但很有趣。这给当时作曲学生很大启发。当我从苏夏教授班转到江定仙教授班的时候,我的书桌里已经积存了十几大本为民歌配和声的练习了。1973年以后,我在天津音乐学院教作曲,索性把为民歌配置和声列入学生必修的课程。 努力开掘本地传统音乐宝库   1980年,我随天津音协去云南德宏地区搜集民歌,回来以后创作了一系列以云南少数民族民歌为素材的音乐作品。   那一年全国音乐界是“云南热”。一九八零年全国交响乐音乐作品评奖,几部主要获奖作品,像王西麟的《云南音诗》、刘敦南的《山林》钢琴协奏曲、李忠勇的《云岭写生》都是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当然这些作品都是一九八零年以前创作的。云南确实民族众多,民歌丰富,而且未经开发,所以全国各地的作曲家都到那里去采风。五十年代马思聪根据一位云南人寄给他的几首少数民族民歌曲谱创作的管弦乐组曲《山林之歌》,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那确是一组奇妙的音画,引人入胜。但是我想,中国其他地方的民歌也并不逊色,汉族民歌更有着自己的悠久传统,而我们自己总觉得司空见惯,不以为奇,反倒被忽略了。所以,后来,我下决心还是努力开掘自己民族的民歌宝库。   在外国音乐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欧洲一些作曲家曾经对西班牙语系包括一些南美洲国家独特的民间音乐发生兴趣,并以那些地区的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过一些作品,如格林卡的《马德里之夜》、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等等。后来,西班牙语系的作曲家登上乐坛,如西班牙的德一—法亚、阿尔贝尼兹、格拉纳多斯、巴西的维拉—罗勃斯、墨西哥的恰维斯,他们创作了韵味纯正的西班牙和南美洲的拉丁民族专业音乐,这就使其他民族的作曲家在这一方面望尘莫及。对西亚音乐也是如此。十九世纪末,俄国作曲家曾经一窝蜂地注视使他们感到神奇的东方音乐——实际上是西亚阿拉伯风格的音乐。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鲍罗丁、莫索尔斯基、居伊,甚至柴科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都写过类似风格的音乐。后来,外高加索地区的三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成长起来一批优秀作曲家,如亚美尼亚的哈恰图良、阿鲁秋年、巴巴扎年,格鲁吉亚的塔克塔基什维里、秦差泽,阿塞拜疆的阿米罗夫、卡拉耶夫。其中,哈恰图良以其特有的西亚风韵和绚丽的管弦乐技巧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成了西亚风格专业音乐开宗立派的大师。其他地区的作曲家如无特殊需要,再也不必光顾这块人家自己民族的领地了。   地域辽阔的中国,一些拥有少数民族独特音乐传统的地区,如云南、新疆、台湾,这些年正在成长起来一批自己的作曲家。对这些地区传统音乐的开发和再创造,最终还要靠他们。 从1994年起,我每年到台湾访问。除了参加规定的会议、教学、评奖和演出活动外,则尽一切可能接触台湾的传统音乐。在台湾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上至层峦叠嶂飞瀑流泉的阿里山,下至善男信女汇聚如云的鹿港镇,北至沙鸥翔集怪石嶙峋的野柳滩,南至浪影浮沉水天相连的鹅銮鼻,心旷神怡地领略了美丽宝岛的山风海韵,同时也粗略地了解了台湾不同族群的传统音乐和与此有关的背景资料。其中,台湾原住民的生活和音乐引起了我极大兴趣。台湾原住民文化是台湾地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由于两岸长期隔绝,我对台湾原住民音乐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在赴台访问期间,在台湾朋友的帮助下,我在阿里山和台东做了实地考察,并且从许常惠、明立国和吴荣顺三位专家那里获得了关于台湾原住民音乐的系统资料和与此相关的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知识。台湾的音乐家为搜集和整理台湾原住民音乐做了大量深入细致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以我亲自搜集的素材和这些台湾音乐家的工作成果为基础,在2000年创作了交响组曲《台湾音画》(由《玉山日出》《安平怀古》《宜兰童谣》《恒春乡愁》《泰雅情歌》《鹿港庙会》《龙山晚钟》和《达邦节日》八个乐章组成),2000年2月由美国著名指挥家梅哲指挥台北爱乐乐团首演。其后,这部作品多次在欧洲演出。我想,台湾的作曲家也一定能够以台湾原住民的丰富音乐为基础,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将这独特音乐文化的艺术魅力展现到世界乐坛。 “一首农民歌曲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典范”   关于民族传统音乐的艺术价值,许多大师有极其精辟的论述。在《炎黄风情》首演节目单的前言里,我引用了两句话:一是郭沫若的名言“风的价值高于雅,雅高于颂”。另一句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说的:“一首农民歌曲就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典范,它足以同巴赫的赋格曲或莫扎特的奏鸣曲乐章相媲美。”巴托克在这里充分肯定了民歌的艺术价值。   这里谈谈我对巴托克的研究。那是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天津音乐学院许勇三教授指导的研究班上进行的。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我的理想同当年巴托克的作法十分相近。巴托克把自己创作的基础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以过去和当代西方艺术音乐的普通知识作为创作的技巧,以新近发掘出来的乡村音乐——一种无可比拟的完美材料,作为作品的灵魂。”巴托克毕生的艺术实践,正是以民间音乐作为音乐作品的灵魂,通过他的天才创造,为世界音乐宝库增添了独特的精神财富, 从而实现了他自己的理想——“用一种新鲜的,未受几世纪创作影响的农民音乐的因素,去使专业创作的音乐获得新的生命。”我在节目单上自己书写了一个隶书条幅:“植根民族音乐之土,跻身世界艺术之林。”正是这个意思。   从那时起,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巴托克,从《献给孩子们》《小宇宙》《八首即兴曲》《舞蹈组曲》《管弦乐协奏曲》《为钢片琴、打击乐和弦乐而作的音乐》到他的四重奏和钢琴协奏曲。我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感到巴托克的道路与中国作曲家面临的实际情况相当接近。匈牙利的主体民族叫做马加尔族,它原来是亚洲黄种人,据史料记载,是在公元九世纪迁往欧洲的。马加尔族的语言直到现在还残留着突厥语族例如匈奴语的明显痕迹。在民歌当中,这种痕迹就更明显了,民歌旋律的积淀性很强,它可以不受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音乐包括后来的专业音乐的影响,完整地保留在农民的口头当中,一代一代传下来。大量材料表明,马加尔族的民歌与亚洲许多民族的民歌很接近,譬如蒙古族、裕固族、藏族,也包括汉族。这就造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音乐岛”现象。欧洲专业音乐是吸收古代欧洲民间音乐的营养而从宗教音乐发端的,在历史的发展中走过了单声部——平行多声部的奥加农——以不同声部相互对比与模仿为特征的复调音乐——自然大调与和声小调的功能和声体系——以在所有音级上建立导音为特征的变音体系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可是位居欧洲中部的匈牙利自身的农民音乐在调式、结构和表演方式上却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匈牙利十九世纪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专业作曲家并没有真正去了解匈牙利乡村的农民音乐,如李斯特。虽然他在他的几部狂想曲中用了一些匈牙利民歌,但多数不是马加尔族的农民歌曲,而是在匈牙利城市市民中流行了很长时间,并且已经异化了的吉普赛民间音乐。因此李斯特的作品并没有真正表现出匈牙利农民音乐的特征。为了同以前人们知道的这些民歌相区别,巴托克在研究它们时没有笼统地称其为民歌,而是专门标明为农民歌曲。巴托克的创作时间大体上是一九零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个阶段,由印象派发端的欧洲各种新音乐流派和反印象派的序列音乐体系正相继产生。他却在这个时候深入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北非农村,记录、整理、研究农民歌曲,并且把农民歌曲的音调和节奏作为他专业创作的出发点。顿时,巴托克以全新的艺术风格在欧洲乐坛异军突起,用另一位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的话说,就是“成功地联合起两个分裂的半球”。 将民间音乐改编为欧洲形式的器乐曲,或者在器乐曲中引用民间音乐,或者以民间音乐作为器乐作品的主题或素材,并非始于巴托克。从海顿、贝多芬、李斯特、德沃夏克、格里格、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到别尔格、艾夫斯,科普兰,都以各自的方式将民歌使用在自己的创作中。但是,应该说,只有巴托克是真正把民歌当作专业音乐创作的出发点的。他的经验,对于中国作曲家是十分宝贵的。当然,当今的中国的音乐不可能以任何一种现有模式替代自己的创造,包括半个世纪前产生在欧洲的巴托克模式。 走向人民,才能走向世界   西方音乐进入中国不足百年,我们必须面对西方音乐形式并不深入了解的听众考虑自己的创作。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作品走向世界,但是,如果它不能走向自己的人民,所谓“走向世界”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我在《炎黄风情》研讨会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中国风》,是为了让中国听众通过自己熟悉的旋律了解西方音乐形式;同时,也让西方听众通过自己熟悉的音乐形式了解中国音乐的艺术魅力和深刻内涵。” 以原生传统音乐为基础的《中国风》系列音乐,在艺术形式上必须追求雅俗共赏。   雅俗共赏,指的是个体的艺术创作审美需求同群体的艺术传播社会功能的结合。  20世纪西方艺术出现了雅俗分裂并各走极端的文化现象。这是由延绵不断的大小战争和现代工业超速发展导致的物我分离的异化心理所造成的精神后果。一方面,部分艺术家在反叛传统,对立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过激思潮影响下,在超越社会的自我封闭的个体艺术世界寻求精神平衡。于是,便出现了萌生于二十世纪初,发展于大战后的各种与过激思潮社会实践相对应的无调性音乐。而另一方面,社会群体对共性文化模式的普遍淡漠和对个性情感宣泄的普遍需求,加上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商品市场的推波助澜,使产生在同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封闭的中国大陆对于西方的这些文化现象本来是视如洪水猛兽的。但在八十年代,出于对文化专制的反抗和对文化饥渴的补偿,这两种音乐随着经济开放从完全不同的渠道奔涌而来。尽管无调性音乐已经随着过激思潮在世纪末的没落而走向穷途,尽管它的发展只局限在部分音乐学府,但其影响--无论正面的,负面的,都不能低估。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竟拿不出一部雅俗共赏的交响音乐作品作为音乐会保留曲目。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任何经典艺术作品都必定是雅俗共赏的。中国交响音乐无论在三四十年代蹒跚学步阶段,还是在五六十年代最初发展阶段,也都在探索中西融会的同时,把雅俗共赏当作共同的艺术标准。曾长期成为音乐会保留曲目的《思乡曲》《春节序曲》《嘎达梅林》《山林之歌》《二泉映月》和《梁祝》,都是以中国民间音乐为素材的雅俗共赏的作品。   今天重提雅俗共赏,是要在商品经济的社会条件和雅俗分裂的文化背景下,为我们的传统音乐探索一条既不孤芳自赏,脱离社会现实,也不迎合市场, 降低审美标准的坦途。我并不想在艺术创作中刻意追求与众不同的“个人独特风格”,相反,我要努力表现的,倒是所有常人都具备的真情实感。无论是民间音乐,还是专业音乐,其艺术价值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其表现人类共同精神世界的深度和使艺术接受者产生共鸣的广度。 从“洋为中用”到“中为洋用”   实施《中国风》计划,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   这时,随着全球政治两极体系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东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差别急剧缩小。同时, 西方文化由高度生产力而形成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了随经济发展而日渐复兴的东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中国古老的精神文明,正以浴火再生之势,酝酿着下个世纪的蓬勃发展。 这时,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交流不仅再是单向从西方吸收,中国需要世界文化,要“洋为中用”,世界也需要中国文化,需要“中为洋用”。   然而,这时,我们却发现,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了解,远不及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尊重和了解。即使是在号称“世界民族大熔炉”的美国,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不要说音乐会和广播、电视这些公众媒介,就是在专门搜集非欧音乐的资料馆和研究所里,中国传统音乐的比重甚至不如日本、非洲、印度和南太平洋地区。    同时, 我们还发现,我们的交响音乐创作虽然已经从最简单的结构方式跨入了最复杂的序列体系,但我们却未曾系统地把我们中国原生音乐精华通过艺术音乐的形式介绍给当今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战争、政治运动和各种思潮的影响而被耽搁。一方面也由于在此之前,我们自身的思想,艺术条件尚未成熟。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中国风》的构思和创作。 《中国风》迅速走上国际乐坛,是随着东方文明的复兴而成为现实的。但是,我们丰富的传统音乐遗产还远远未被世界所认识。这首先需要我们的专业作曲家正视这个现实,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而我们现在对这件工作的意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从1996年到1999年,在台湾的音乐刊物《乐览》上,展开了一场围绕我的《炎黄风情》艺术思想的讨论。这件事是由旅居挪威的华人廖燃的一篇文章引起的,由于这篇文章已经从否定《炎黄风情》进而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否定中国传统音乐同西方音乐形式的融合,因此引起了华人音乐界的普遍关注。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音乐家连续在发表文章,开展了历时三年的大讨论。其中,定居香港的原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史教授、乐评家王东路先后写了三篇论述《炎黄风情》的论文。其中在香港和台湾发表,后选入《世界学术文库》的《关于跨世纪音乐工程的联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民间音乐的发掘、整理、研究、出版,已具有相当的规模,称得上成绩斐然。但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成果却显得相形见绰了。在世界音乐会舞台上,由现代管弦乐演奏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声音还暗淡得很。我们是民歌丰盈的国度,但在世界上广泛流行的中国民歌却较为稀少。而一国的民歌在世界上流行的程度,同其专业音乐在世界乐坛的地位是成正比的。在此情势下,当我们听到《炎黄风情》这样的佳作,自然是格外兴奋了!”   世界文化史上任何一次文艺复兴运动,都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艺术相互融合为基础的。中国艺术家为重构自己民族的新音乐文化,在洋为中用的路上已经苦苦探索了整整一个世纪。这个世纪,该是我们沿着中为洋用的回程走向世界的时代了。 (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2001年5月修订) IDEAL AND PRACTICE — Composer’s Notes on the Symphonic Series Rhapsody of China by Bao Yuankai Abstract: Since 1990 Chinese composer Bao Yuankai began his composition of the symphonic series Rhapsody of China. Musical pieces included in this series have been performed in the world over 400 times. In the notes the composer states his ideal and practice of composing modern orchestral pieces on the themes selected from Chinese folk or traditional music in order to suit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of the present world. Keywords: Symphony, Rhapsody of China, Chinese Music, Chinese composer It was in 1990 when I began to re-study various Chinese folksongs, dance music, ballad music, traditional operas, and instrumental music. My plan was to compose orchestral works based on the best tunes selected from our musical tradi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colorful and charming Chinese folk or traditional music to be enjoyable for all people in the present world. I supposed that the new works should be both “symphonic” in form. and “Chinese” in essence and, later, I realized the plan in about ten years with the resultant symphonic series Rhapsody of China (Zhongguo feng) . Breaking up the Isolation To combine Chinese folk or traditional music with western modern symphonic forms is a practical way to break up the isolation of Chinese music and bring it up to the world’s stage. Symphonic music is one of the most expressive and capable musical types developed by European musicians in pace with the Europe iIndustrial Rrevolution. With the blending of different musical traditions, a large number of symphonic works, which reflect varied social life and aesthetic demands in varied styles,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past by composers from countries outside Europe. Originated in religious music, European professional music is highly developed with strict notation, systematized harmony, dynamic part writing, and logical struc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on the contrary, implies verve in the facets of simple events. The difference provides us a good opportunity to show our creativity. In 1991, my orchestral suite 24 Orchestral Pieces on the Themes Selected from Chinese Folksongs was premiered in Tianjin. The work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entitled Stories on the Lands of Ancient Yan and Zhao (Yan Zhao gu shi), Sketches of the Highland of Yuannan (Yun ling su miao), Sadness and Happiness on the Yellow Soil Highland (Huang tu bei huan), Mountain Songs of the Ancient States Ba and Shu (Ba Shu shan ge), Drizzle in the South (Jiang nan yu si), and Seasons in Taihang Mountains (Taihang chun qiu) , each of which has four pieces composed on popular themes respectively selected from the Han folksongs in the provinces of Hebei, Yuannan, Shaanxi, Sichua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xi. In 1994, I renamed the suit as Chinese Sights and Sounds (Yan Huang feng qing) to be the initial part of my enlarged plan Rhapsody of China. In 1995, I added the seventh chapter, Charming Tunes of Taiwan (Tai xiang qing yun) , to the suit after the suggestion given by Maestro Chen Chengxiong of Taiwan. So far, the suit has been performed wholly or partially by many symphonic orchestras in Beijing, Shenzhen, Shanghai, Xi’an, Guangzhou, Hong Kong, Taipei, Paris, Berlin, London, Helsinki, Amsterdam, Budapest, Toronto, New York, Los Angeles, and Sydney for almost four hundred times. Recordings under several label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2001, the suite won Gold Bell Prize in the First Music Composition Competition of China. Since then, I have finished the series’ following parts Beijing Symphony (Jing du feng hua) in 1995, Chinese Children’s Songs (Hua xia tong yao) in 1997, Symphonic Sketches of Taiwan (Taiwan yin hua) in 1999, and Melody of the Qin for Strings in 2001 . Styles and techniques applied in this series are not necessarily unified; for developing the folksong themes I may use basso ostinato , canon, fugue, or any new techniques from the 20th-century. We Have Rich and Broad Virgin Fields Having not been reformed by industrialization or renaissanc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has kept its prototype of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all along; this is indeed an advantage that could be taken by Chinese composers. In this sense, we have a rich and broad virgin soil. Therefore, early Chinese modern composer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iscovery from Chinese folk music. As the founding figures of Chinese new music education, both Xiao Youmei (1884-1940) and Huang Zi (1904-1938) advocated using folk music as material to compose new music when they started their teaching in the 1920s and 1930s. Meanwhile, Jiang Wenye (1910-1983) in Japan composed Taiwan Dance (Taiwan wu qu) in 1934 and Ma Sicong (1912-1987) used Suiyuan folksong themes for his Inner Mongolian Suite (Neimeng zu qu) and First Rondo Suiyuan for violin in 1937. In the early 1940s, Xian Xinghai (1905-45) composed Capriccio of China (Zhongguo kuang xiang qu) for orchestra in Russia based on five Chinese folksongs. In 1945, He Luting (1903-99) composed an orchestral piece Senji Dema on the theme of a Mongolian folksong. Late, Ma Ke (1918-76) composed Shaanbei Suite (Shaanbei zu qu) in 1949. All these experiences made significant efforts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ymphonic music, which was flourished in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Symphonic Suite Spring Festival (Chun jie) by Li Huanzhi (1919-99), the Symphonic Poem Gada Meilin by Xin Huguang (1933-), and the Violin Concerto Butterfly Lovers (Liang Shanbo yu Zhu Yingtai) by He Zhanhao (1933-) and Chen Gang (1935-).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I studied composition at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famous works. I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in Tianjin, a metropolitan city far from folk music. I began my early musical education in playing flute, a western musical instrument, in 1957 at the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and then turned to composition. Among my advisors, two professors, He Zhenjing and Su Xia, gave me the lifetime influence in recognizing Chinese folk music. Professor He taught us the course of folksong appreciation, in which we learned Xin tian you of the northern Shannxi, Hua deng of Yunnan, Hua er of Gansu, Qinghai and Ningxia, Yang ge of northeast China, Pa shan diao of the Great Ben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etc. We were so lost in reverie following the singing to the mountains, rivers, plaints, and grasslands where the folksongs emerged. Every student in the class was greatly touched by He’s hearted commitment and deep knowledge of folksong study. Professor He put a seed of Chinese folk arts in our young hearts. Professor Su was the first composition advisor of mine in the Conservatory. He strongly disagree the direct imitation of western music style. Instead, he encouraged us to discover the verve and cha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Under his instruction, I and his other two pupils profoundly did many exercises to arrange the folksongs we had learned into piano pieces with harmony. In order to inspire us, he introduced the piano works by Grieg, Bartok, Khachaturian, and other nationalist composers. At that time, the mean research of ours was how to set proper harmony to Chinese melodies. For this purpose, Li Yinghai, a professor at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ublished his monograph on Chinese stylization of harmony ( Hanzu diaoshi jiqi hesheng 《汉族调式及其和声》 , Shanghai: Shanghai Yinyue Chubanshe, 1957) and a piano book ( Zhongguo minge xiaoqu 50 shou 《中国民歌小曲50首》 , Shanghai: Shanghai Yinyue Chunanshe, 1957). Both of the two books inspired us greatly with theory as well as practical models. So, when I switched from Professor Su’s class to Professor Jiang Dingxian’s, I had accumulated dozens of arranged folksongs. I enjoyed this kind of study so much through my whole life. When I began my teaching at Tianjin Conservatory in 1973, I even opened a new curriculum of Harmonic Arrangement of Folksongs for my students. To Dig in the Treasure of Local Music In 1980, I followed a field trip organized by the Musicians’ Association of Tianjin to the Dehong prefecture of Yunnan to collect folksongs. After home returning, I composed a number of works based on the collected folksongs. Yunnan is indeed a province with multiple nationality and rich folk music. Composers from the whole country therefore like to go to there for seeking inspiration. The year of 1980 was a “Yunnan craze” to Chinese musical circles: Three symphonic works related to Yunnan music won prizes in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symphonic composition, including the Symphonic Poem Yunnan by Wang Xilin, the Piano Concerto Mountain Forest (Shan lin) by Liu Dunnan, and the Sketches of Mountains in Yuannan (Yun ling xie sheng) by Li Zhongyong. Of course, these pieces were completed prior to 1980. Back to the 1950s, Ma Sicong composed his orchestral suite The Songs of Mountain Forest (Shan lin zhi ge) based on several Yunnan folksongs mailed to him by a Yunnan resident. The work is a group of fantastic tone-pictures and strongly influenced the followers. But I considered that other places have rich folk music also, and the folksongs of Han people have long tradition. 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we have ignored our own tradition as seeing it daily. Therefore, I decided to effort my best to dig in my own nationality’s folksongs. Similar situations happened in the world’s musical history. Some European composers were interested in Spanish folk music and Latin American folksongs as well. They composed some works with the musical ideas drew from these areas, including the Souvenir d’une nuit d’été à Madrid by Mikhail Glinka (1804-57), the Spanish capriccio by Nikolay Rimsky-Korsakov (1844-1908), and the Rapsodie espagnole by Maurice Ravel (1875-1937). Later, when Manuel de Falla (1876-1946), Isaac Albéniz (1860-1909), Enrique Granados (1867-1916), Heitor Villa-Lobos (1887-1959), Carlos Chávez (1899-1978) were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the purity of Spanish or Latin American flavor reflected in their professional works is incompatible by composer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Likewis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any Russian composers were attracted by the charm of oriental music – actually the Arabic music in Middle Asia. N. Rimsky-Korsakov, Alexander Borodin (1833-87), Modest Mussorgsky (1839-1881), César Cui (1835-1918), and even Peter Tchaikowsky (1840-1893) and Sergey Rakhmaninov (1873-1943) composed music in such style. Later, a group of excellent composers from the thre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such as Aram Khachaturian (1903-78), Alexander Arutyunyan (1920-), and Arno Babadzhanyan (1921-1983) in Armenia, Otar Taktakishvili (1924-1987) and Sulkhan Tsintsadze (1925-1992) in Georgia, and Fikret Amirov (1922-1984) and Kara Karayev (1918-1982) in Azerbaijan, were growing up. Among them, Khachaturian became the leading master of the western Asian school of professional music, distinguished by his unique western Asian melodic style. and brilliant orchestration skills. Composers from other areas rarely intended to seek for inspiration in this style. then. I have been visiting Taiwan every year since 1994 for conference, teaching, competition, or performance. Whenever possible, I tried to get as closer as I could to the traditional music there. I was attracted by the distinct life and music of the original Taiwanese when I did my field trips in Ali Mountains and Taidong. With the folksongs I learned there I composed the eight-movement suite Symphonic sketches of Taiwan (Taiwan yin hua) in 2000. It was premiered in February of the same year by Taipe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Henry Mazer and, thereafter, performed many times in Europe. A Folksong is a Perfect Artistic Paragon Among European composers, Béla Bartók was the one who profoundly understood and highly evaluated the value of folksongs. Although other composers may sometimes use folksongs in their music, it was Bartók who regarded folk music as the soul of a composition. Perhaps since Chinese and Hungarian share the similar musical tradition, Chinese composers highly recognize and appreciate Bartók. Both his folksong collection practice and his penetrating comments on Hungarian peasant’s songs were highly recognized by Chinese composers as a brilliant model. I started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Bartók in 1979 in Tianjin Conservatory when I became the graduate student of Professor Xu Yongsan.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study of Bartókian music, including For Children , Mikrokosmos , Eight Impromptus , Dance Suite , Concerto for Orchestra , Music for Strings, Percussion and Celesta, Six String Quartets, and Piano Concerto . The deeper I studied, the more I realized that my ideal is similar to the thoughts of Bartók, i.e., using the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to interpret the spirits of folk music. In my words, we should root our new music in the soil of our own tradition and popularize it to the world. Closing to the People and then Go to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using western techniques in Chinese new music creation is not over a century. In this situation, we must consider the acceptability of our works to the common Chinese audience when we compose. We hope our music can be accepted by the world. But, if it is not acceptable even by Chinese people, the efforts towards the world would not come true. I then proposed that my Rhapsody of China should make Chines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western music form. through the music familiar to them and make the foreigner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harming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usic with the form. familiar to them. A Chinese proverb describes this principle as ya su gong shang (“to suit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It means that an individual demand of artistic creation must suit the social needs of artistic dissemination to the In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a phenomenon that the fine arts and popular arts were departing from each other and being developed respectively to their extreme occurred in the west. This was a dissimilated result of the separation of outside and inside worlds caused by constant warfare and excessively rapid modernization. Hence, on one hand, some artists, such as the avant-garde, turned to the artistic circles isolated from the society to seek for individual balance in order to revolt the tradition and the reality as well; on the other hand, popular music was spread quickly in the world due to common people’s faint regard of the classical culture and profound pursuit of giving vent to one’s pent-up feelings and, in addition, due to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musical industry and market. Before the 1980s, the door-closed China resisted the western cultural phenomena as fierce floods and savage beasts. Yet in pace of the open economy, avant-garde music and popular music were introduced in China quickly. Their influences, no matter positive or negative, are not to be ignored. In my opinion, a classical work must be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no matter it is western or eastern, ancient or modern. Chinese symphonic repertoires are all works with this feature. Today, when we review the principle, what we want to do is to build up a way, which is neither self-admired nor self-vulgarized,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 under the market-economy society and refine-popular split cultural background. I am not interested in showing my distinct personal style. in my composition. On the contrary, what I am devotedly pursuing is to express the true feelings of common people. I believe that the aesthetic value of both folk music and professional music is eventually determined by the depth and broadness of the music’s expression of human being’s spirits but nothing else. As China’s door had been opened, we found that not only China needs the world but the world also needs China. And, further, we found that westerner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is comparatively poorer than Chinese’s recognition of theirs. Meanwhile, we realized that we have not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our prototype music to the world yet. So I attempted to make my effort with the Rhapsody series. 美国《音乐中国》MUSIC INCHINA 2004年1-2合刊
个人分类: 炎黄风情|2712 次阅读|0 个评论
老师成“母猪”,问题很严重
热度 4 wliming 2012-1-13 22:45
科网的一位博主,因为读小学的时候淘气,被某女老师无情罚站,对老师怀恨在心,至今还愤愤不平,骂女老师为“一身臭气的母猪”。咳,这事令我们这些老师实在无地自容啊。 老师其实也是很难完美的,性情暴躁的老师大有人在。这就像父母一样,个个都怀着一颗慈爱的望子成龙的心,但他们对待子女,却不是都那么有耐心的,拳腿相加也是常有的事。对于这样的父母,你能骂他们“公猪母猪”吗?有些老师,尤其年轻的老师,年轻气盛,在学生的行为或成绩不如意的时候,就可能表现出那种“母猪”一样的威风来。老师的这样一种姿态,其实是跟中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的。从古至今,老师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嘴脸,古代还要打板子,师傅如父,所谓严师出高徒。所以,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母猪”老师的国度。中国的孩子,一代又一代,就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被训斥,被鞭挞,长成大人,然后再去训斥鞭挞自己的孩子。中国人其实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我们的教育历来就是“母猪”式教育。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开始反思教育的时候,开始比较东西方教育差异的时候,我们才猛然醒悟。所以,我们对过去的老师是不能苛求的。 回想我自己初为人师的时候,那时也是“母猪”式地教学的。对那个时候干过的蠢事我至今仍然感到懊悔不已。比如,当年我指导学生做实验,有个仪器的开关有顺序要求,一个学生不遵守这个顺序,乱开乱关,我一拍桌子,暴跳如雷,把学生吓得满脸通红手掌发抖。现在想起来,无地自容啊。那学生肯定背后骂我“公猪”啊。现在我才明白,学生犯错误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惜太晚了,那时没人告诉你。老师也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咳,做老师难啊。
个人分类: 人生|2054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载]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文化困惑与文化选择
whyhoo 2012-1-12 13:49
【原文出处】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910   【分 类 名】教育学   【作 者】戚万学   【作者简介】戚万学,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014   【关 键 词】道德教育/文化困惑/文化选择   moral education/cultural confusion/cultural choice   百年来,文化发展中的危机和困惑繁不胜数,关乎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思考和讨论也层出不穷,这些困惑和思考为学校道德教育理论建设和实践改革提供了直接的文化土壤和思想源泉。直至今日,一些文化上的困惑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文化上的困惑乃至危机更加明显。对学校道德教育而言,精神和文化上的困惑是当前道德教育的最大困惑,精神和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危机乃是道德教育最深层次的危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正面临着一些困惑和难题,这些难题能否得到有效的破解,学校道德教育能否做出合乎历史和逻辑的文化选择,将是制约未来道德教育改革成效的关键。    一、文化路向的迷失与重建   基于道德与文化之间天然的、本体意义上不可分割的联系,道德和道德教育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谱系之中;道德和道德教育的价值理想体现了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想,其具体内容也反映了某种文化类型所要求的人伦规范。或者说,作为生活样式、生活范型的文化从更上位、更宽广、更基础的层面对道德、道德教育具有引领、规约和协调作用,特定社会与时代的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与文化发展方向也势必从根本上规约和引导着人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离开了文化的路向和谱系,道德和道德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在此意义上,当一个社会已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变更,文化谱系发生紊乱,而新的作为引领整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系统尚未得到整合与重建,新的文化路向并不十分清晰的时候,无论是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伦理建设,还是作为个体的道德选择,进而作为有明确目的性、方向性和系统性的学校道德教育则必然面临方向性的迷惑。因而,从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困惑之宏观层面来看待学校道德教育,审视遭遇文化路向迷失的学校道德教育到底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   在传统社会,伦理建设和道德教育文化路向比较清晰,大体上在儒家文化的框架内(尽管儒家文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运行,并从根本上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人文理想与文化追求。在近代以来外域文化的冲击和我国急剧的社会转型条件下,儒家文化遭受重创,各种外源性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扑面而来,本土的、传统的文化的发展脉络被打乱。历经百余年来的冲突与砥砺、实践与选择,单就文化的发展来说,无论在专业的学术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领域,还没有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应有的发展脉络和努力方向。我们依然盘旋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等一系列文化冲突的困惑与纠缠中。一般来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遭受过两次重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佛学传入中国,第二次是近代西学的引入。与佛学的影响相比,近代以来的西学冲击影响更大,中国文化的调整和回应并没有像第一次融合那样取得成功,后一次的文化转型仍然在途中。我们安身立命的文化之根究竟何在,到底以什么为根基整合陷入混乱的文化,又该如何整合,等等,一直在困扰着中国的文化建设和人们的生活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一直处于模糊状态。文化路向是否清晰不仅表明国人的精神状态如何,事关国人的特质或国人特有的文化和精神追求,而且,对中国的教育、道德教育来说,这种文化路向的长期困惑和模糊,其致命的危害就在于:它可能使学校教育失去应有的文化敏感、文化传承和创造的自主性和生命力;文化的空场其实意味着教育灵魂的缺失。或者说,若不立足于对文化发展、精神文明的脉络及其现状的把握,不着眼于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则既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范型,也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新的可以依赖的文化范型。其结果只能是:文化要么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附庸,完全依托于政治,以政治的逻辑和运作方式来代替精神世界的生产;要么就是回绝了实质性的道德内容和文化精髓,而一味沉沦于道德教条的传输和思维能力的训练。诚然,人们也在用各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和价值传统,检讨当前的文化状态,并力图对道德和道德教育作出新的诠释,但从系统的文化脉络、深层的文化根基和方向性的文化重建的意义上自觉考量学校道德教育的追求和变革的,并不多见。这样,道德教育应有的文化品位、文化追求和文化路向就被遮蔽了,在实践中,则导致了道德教育的技术化、空壳化、相对化、外在化,既不能培养精神丰裕之个体,也不能承载传承文化之重任。   当然,对于文化的重整,尤其是重建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化路向这样一个艰深的社会性的重大课题,并非一时一事之功。它不仅需要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巨大勇气和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感,同时更需要从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变革中汲取养料,以时代的变革作为土壤和支撑,创新性地进行实践的检验与尝试。如果要从最宏观的层面上确立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的话,现代化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方向,而且是未来长时间内的努力方向。“中国的未来将是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成熟的境地。” 对于这一点,尽管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如认为西方的发展证明,现代化本身存在各种问题,已经过时了;现代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等。然而,尽管现代化并非尽善尽美,尽管文化上的现代化比器物、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更加复杂和艰难,尽管历史的逻辑和道德的逻辑未必一致,但现代化却是我们必需的历史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在心态上、精神上,应该成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理性的宗教”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的文化、道德建设必须建立在现代生活的根基之上,现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是探讨文化发展路向的基本前提。 正是这一基本前提,才决定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必须实现且尽可能快地实现现代化,否则,就会在全球化、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中落伍。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才是人们思考的重心所在。   以中国现时代的社会生活为根基,以现代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为根本指向,应该是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改革的努力方向。不过,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现代文化及其价值观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是普适性的还是具有特殊性的?如何看待现代文化和价值观的利弊?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时代性问题。    二、文化传统的断裂与新生   如果说文化路向的选择与重建主要是指向未来,解决新时期的集体文化认同,抑或如何重新塑造自我、文化要到哪里去的问题,那么,文化传统的追溯和承接则要回答的是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曾经怎样走过的问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中,这些文化传统既蕴含着我们的文化基因,标识着我们的文化根生,也是我们以后继续选择、寻找和创造新的自我的前提,离开了这些前提和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继后的创造就会变成无根的游离和漂泊。“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 文化的重建,“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 。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文化传统不只是静态的存在或已经流失的符号,还是活生生的现实,是动态的生活,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绵延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不应该拒绝、也无法彻底拒绝我们所生活其中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精神价值的内核层面,它无时无刻不环绕在我们周围,发挥着某种隐性的规范作用,支配着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精神及其发展模式。   可是,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历程以及相应的文化和教育实践,不难看出,在列强入侵、中西文化落差、传统积弊彰著、富国强民的救赎心态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激进主义思潮时时登台亮相,甚至在长时间内占据主流地位。这一思潮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极为偏激、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另起炉灶,再造另外一种新的文化,从根本上更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文化传统的割裂或淹没,致使儒家文化所积累的道德资源几乎丧失殆尽。诚然,我们文化传统中有一些劣根性的、违背人性和负面的东西,对这些东西应该予以抵制、排斥和清理,但无论从伦理、审美还是其他文化向度上,中华文化传统对社会权威的认同、对整体利益的关切、对和谐及宽容的追求、对个人需要和个体价值的谨慎态度以及所达到的心灵自由、精神高度和人文理想都令世人慨叹,并展示着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随着世界整体历史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华文化日益散发出其光芒夺人的历史魅力,显示出对于全人类的独特贡献。激进主义的观点及其所体现的思维模式把传统与现代置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位置,在急功近利的现代化心态中,异样的声音基本被淹没,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适宜的改造与重组,丰富与更新,而是简单地照搬别人的东西,其结果是,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被人为地割裂,传统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和继承。失去了对传统的自觉体认和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就使得在许多方面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自我。考察百年来的学校教育和道德教育,对待传统伦理、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可见一斑。在急切的现代化心态中,文化、精神领域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了技术领域的逻辑,忙于接轨和赶超。一方面,忽视了那些“先进道德”是植根于其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土壤之上的,所以,我们拿来的似乎总是皮毛和空壳,无法真正生根发芽,更谈不上枝繁叶茂;另一方面,忘记了对自身的那些正面的、积极的文化传统、伦理价值资源的挖掘和培育,甚至以一味排斥的姿态而出现,导致我们的文化生命日渐枯萎,从而失去我们的价值根基。事实上,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使得我们的记忆连贯,而且时时提示我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在现代教育、现代生活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人,若舍弃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就会产生一种异乡漂泊的无助感。人们在拒斥传统、颠覆文化谱系的道路上走得愈远,就愈难以找回自我。   在教育、道德教育领域,究竟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尽管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经历了20世纪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数次的激进主义浪潮,尤其是经历了并不成熟和稳健的现代化的初步洗礼之后,再来审视那些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曾经集毁誉为一身的文化传统,我们就不得不以更理性、更健全、更冷静的态度来反思曾经走过的路,反思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以及在割裂传统后正在尝受的一切,真正把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作为考量一切伦理和教育问题,谋求教育、道德教育现代化之不可回避的维度。这就意味着:道德教育改革或者道德教育的现代化绝不是与自身文化传统、文化谱系的彻底断绝或革命;它一定是植根于自身文化脉络中的再造,新的道德和道德教育一定自觉地融入文化传统的因子;它是自我的文化生命的延续和成长,是更高层次上的一种自我确认和调整,而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说道德教育的改革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变革,是文化传统的自我更新,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次性的,而是渐进的,并且,这种文化承续也只能通过文化的手段即文化精神、文化氛围的浸染和生活实践的锤炼,而不能依赖其他的手段,如政治的规训、技术的操练等实现。另外,对文化传统的自觉并不意味着固守传统或者坠入复古主义的情结中一味地美化传统,如何赋予文化传统以新鲜血液,使文化传统获得新生,更是一项横亘世纪的大课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对传统做出新的更富有时代气息和现实需要的解释,或者从根本上对传统文化作结构性的调整和变革。所幸的是,相关的探讨和尝试已初现端倪,比如:返本开新说、创造性转换说、转换性创造说,等等。在文化和教育实践中,经典和传统又逐渐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个体心性修养、道德操守的层面,儒家文化又逐渐受到重视;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明及其文化传统也别开生面,从一味遭受指责和鄙视到开始赢得人们的尊重……无论如何,问题已不在于要不要传统,而是如何要,如何使传统获得新生的问题。在现代化的缺陷日益彰显、人们也亲身经历了现代化的福祉和苦痛之后,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某些方面还是显示了独特的或者说永恒的魅力。也正因为这样,尽管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承之路依然任重道远,但在伦理和道德教育领域,我们还是充满信心。我们要在树立道德教育的文化本土品格、找寻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以及确立新的文化立场中确证自己道德教育的文化合理性。    三、文化多元化的挑战与应对   尽管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并非铁板一块,在文化生态上也展示出了多样性与丰富性,但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无论在民间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都占据着无可撼动的正统地位,其他文化样态要么被儒家文化所涵化,要么在总体上处于被遮蔽、被压抑的边缘。近代开启的社会转型使得儒家文化居于一尊的格局被打破,各种文化风气、思潮和社会实践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孕育了新的文化丛林。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促成了文化多元时代的来临,在思想学术、日常生活等层面上,那种一元主导、独霸天下的文化格局一去不返,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如果说,千百年来的文化总是彰显着一枝独秀,那么,“当今文化真正进入了一个众生喧哗的部落时代”,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多元文化的出现,无疑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标志着人类在自主、自由和自觉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多元文化的浮现也给教育,尤其是直接指向人的精神成长、价值选择和实现的道德教育以新的生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在多元文化的氛围和前提下,真正的教育才成为可能。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多元文化的生成在给社会和教育制造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譬如:文化多元化的边界何在?如何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扰?如何在多元文化之间寻求统一?多元文化给社会伦理以及当前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带来了哪些问题?对于学校道德教育而言,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多元文化给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带来的影响?应该持守什么样的立场来对青少年进行引导和教育?在多元文化环境之中,学校道德教育到底应该发挥和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这样的作用?等等。“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代各种文化和教育的所有层面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创造性地对付多元的世界观和视角彼此相撞而产生的强大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是学校道德教育在价值多元的世界中所必须加以正视和回答的。   面对多元文化的现实,国内外理论界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反对和敌视文化的多元化,认为不同文化不应该同台登场甚至平起平坐,那些劣等、次要、落后的文化应该服从于优等文化的领导,甚至应该予以清除,应该继续坚持文化一元论的立场,文化多元化是文化走向没落的表现。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文化和民族优越论的倾向。第二种认为,世界和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既是既成的事实,也是未来的大趋势,但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隔阂将使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再信任甚至无法沟通,文化冲突和不可协调不可避免,文化之间的相互抵制、对立和争斗将主宰整个世界,世界将陷入由文化的分裂而带来的分裂和痛苦之中。持该观点的人要么从过分悲观和片面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差异,要么就是仍然存在单一文化至上论的情结,无法以平和、冷静和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异己的存在,比如持“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第三种从乐观的、积极的角度看待多元文化,并支持和推动文化的多元化走势。所谓积极、乐观的态度是指认可并肯定多元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不能仅从悲观、负面的角度来评价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间确有差异和隔阂,但也有互补、互鉴和共通的一面,有着可以对话和共同繁荣的一面,完全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笔者原则上支持第三种观点。就目前的形势看,回避或抵制多元文化的态度显然是不明智的,文化多元化是历史的发展大势。事实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隔阂、交流与对话同在。问题是,如何在尊重与鼓励多元、倡导个性的基础上,寻求最起码的共识、合作和互惠。“不遵循一个允许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与集团之间相互沟通的普遍主义原则,就不可能有多元文化的社会。” 在明了了这一基本的判断或立场的前提下,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无论是对于促成健康、良性的多元文化环境,还是对于启迪和引导个体的文化选择,学校道德教育都是大有可为的。首先,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树立开放、宽容的心态,以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心胸来审视形形色色的文化样式和价值需要,以多种方式来展示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同时,鼓励学生做出自己的选择,引导学生反省和确认自己的文化归属,传承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个性。必须反对一刀切或人为地将文化和价值等级化的简单做法,真正告别各式各样的“中心主义”——种族、民族、性别、阶层、职业、年龄、区域中心主义等。此外,还应该以温和的、理性的方式让学生学会尊重,欣赏不同的文化,寻找文化的共性,学会如何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友好相处、取长补短。    四、文化殖民的压力与自省   按照后殖民理论的观点,在世界步入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仍然没有停止,并事实上造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文化殖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 后殖民理论认为,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如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基于自身的经济和力量优势主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意识的文化传输和同化,或者发展中国家出于加速现代化的谋划而不得不对来自先进国家的文化自动缴械,进而丧失文化和民族自信心等,还是由于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都是不可避免的逻辑事实。具体来讲,在全球交往的时代,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按照事先制订好的符合发达国家利益需求的规则和价值观、审美观来行动,发达国家则通常把这些规则和价值观美化成全世界通用的普适规则和价值观。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则常常由于自卑、盲目和认识上的模糊等原因,对这些规则全盘接受,以至顶礼膜拜,从而丧失了自我,失去了个性发展和原动力,最后在文化上沦为发达国家的精神奴隶,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发达国家的牺牲品。“世界历史中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实行如此大规模力量与思想上的干预,像美国对世界的干预一样……我们总的来说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我们真正(与强加给我们的相对而言)的文化属性是什么的问题上感觉如此支离破碎,被如此贬低或完全抹煞”。 这样,发达国家则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新的统治者和吸血虫。而这种新的殖民较之传统的殖民形式更加可怕,它不仅兵不血刃就获取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亦使弱势群体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和斗志,永远丧失了发展的可能。   文化殖民理论一经提出,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姑且不论文化殖民理论的是非曲直,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处于经济、科技优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与相对落后的地区比较起来,其文化输出的成分更多一些,世界通用的各种标准和规则无疑也是发达国家先期制定的,在许多国家也的确存在“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的潜规则和集体无意识。“站在21世纪门口的绝大多数民族,完全有理由担心,操纵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手中的全球化力量,终将并且已经成为他们推行新型殖民主义的新式武器……人们不能不承认,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必将成为美国化,成为按美国意志塑造全球的运动”。 对于中国来说,在进行快速的现代化转型,迫切希望融入全球化的大家族中,但是,对照后殖民理论的观点和提示,再来反思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就不难发现,我们对待西方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伦理、审美层面的态度,还是需要推敲的。在西方强大势力的推动下,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席卷全球,从衣食起居到人际交往,从生活方式到语言表达,从科技和制度到价值和审美,西方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浸染着人们的身心。在学校教育中,对外来文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照搬有余,而本土化的改造、适应与承换则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讲,说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殖民——文化殖民的压力,可能并不为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不少有识之士敏锐地看到,经济、科技的全球化逻辑并不天然地适用于文化,文化应该有自己特有的逻辑和追求,所以,在积极响应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必要的文化自觉、自省和自立就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基本任务。   所谓文化自觉,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也就是说,文化的自觉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文化选择和文化改造的自主能力,而这一点,既不能通过文化回归也不能通过全盘西化或他化的方式来实现,而是要对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它的规律和特点,它的优势和不足,它在世界多种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全面的把握,对其他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能吸取其精华。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现代化和现代性具有其普遍性、普适性的一面,全球化把世界变为一体,也理所当然要求世界享有包含伦理、法理在内的最起码的、最低限度的公共准则,同时,西方文化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做出的表率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是世界,西方的文化就是最好的文化,西方的价值观就是最好的价值观,那种试图站在“山巅之城”来统帅世界,为人类提供标准和楷模的思想不过是一厢情愿。面对现实中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面对民族文化可能被同质化的危险,面对新的文化殖民,道德教育领域的文化自觉一方面固然应继续以开放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来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固步自封、我族为大、各自为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文化建设和心灵修行应继续站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之上,接受全世界文明的洗礼和冲刷,才能博采众长、永葆青春;但另一方面,更要树立坚强的民族自信心,要始终确信自己的民族和民族文化存在的价值,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和本土文化特色,就等于失去了自我。另外,还必须确立一种信念,即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的改革,要始终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实践,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实际,最终建立起一套我们自己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肯定要融合和吸收各种域外的因素,但外来文化只能是强身健体,为我所用,而不可全盘照搬。在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改革中,人们已从理念、课程、策略与途径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但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似乎还未做正面的回答,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培养和能够培养什么样的道德人格?具体来讲,在全球化带来的强势文化挤压下,道德教育的目标除了要培养世界人、个性化的自我之外,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才能赋予道德教育改革以实质性的内容,而只有具备充分的文化自觉和自省,才能对此问题作出合理的思考。   以上只是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论述了当前中国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的文化困惑或文化上的难题:文化路向的叩问旨在展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应该确立的主导性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使命,它既来自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和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判断,也来自对文化传统和当前文化境遇的厘定;文化传统的追索旨在从纵向的、历史传承的角度来审视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多元文化碰撞的辨析主要是从现实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学校道德教育文化选择的困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文化殖民压力的揭示主要是从全球化的角度和弱势文化的立场来探讨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正在遭遇的困惑。这些文化上的困惑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新世纪学校道德教育必须解决的基本文化问题,在经历了百年的文化冲突和嬗变之后,学校道德教育作出清明而合理的文化自觉就成了人们的共同心愿。毕竟,道德教育并不只是现有文化和社会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它应该成为文化的检视者与开拓者,应该以特有的姿态回应文化上的难题,承担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金耀基 . 从传统到现代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3 、 13.    李泽厚 . 论语今读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429.    余英时 .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429 、 430.    陈晓明 . 思亦邪——当代博士生导师思辨集粹书系 ( 第四辑 ) .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6.55.    L ·斯维德勒 . 全球对话的时代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331 、 330.    阿兰·图海纳 . 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27.    爱德华·萨义德 . 文化与帝国主义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10 、 454-455.    庞朴 . 文化一隅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330.    费孝通 .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 北京大学学报, 1997 , (3).   文化定位、文化选择、文化取向乃至文化重建的焦虑一直都是作为自觉自为的学校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深层意义上的困惑,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转型加剧的背景下,这种来自文化层面的焦虑和困惑愈来愈显著,具体表现为:文化路向的迷失、文化传统的断裂、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和文化殖民的压力等。文化路向的叩问旨在展示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应该确立的主导性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使命;文化传统的追索旨在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审视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多元文化碰撞的辨析是从现实文化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选择的困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文化殖民压力的揭示是从全球化的角度和弱势文化的立场来探讨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正在遭遇的困惑。道德教育应该成为文化的检视者与开拓者,应该以自己特有的姿态回应文化上的难题,承担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    德育研究    The anxiety of cultural orientation, cultural choice and cultural pursuit eve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deep meaning of confusion faced by the self-conscious school moral educ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ggravation, the anxiety and confusion from culture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It is concretely manifested as follows: the loss of cultural direction, the fracture of cultural tradition, the challenge of cultural pluralism and the pressure of cultural colonization. The inquiry on cultural direction aims to display the leading cultural pursuit and cultural mission that current school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demand of cultural tradition aims to exam the cultural root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heritage, the exploration on multi-culture collision aims to analyze the confusion and problems in the cultural selection in school moral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pressure of cultural colonization aims to discover the confusion in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and weak culture.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inspector and pioneer of culture, and answer to the cultural difficulties with its own attitude, so as to shoulder its own history mission. 原文见 http://www.cssn.cn/news/4029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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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和模式探讨
whyhoo 2012-1-12 13:15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1010   【分 类 名】文化创意产业   【英文标题】The Strategic Contents and Model of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Culture   【作 者】齐勇锋/蒋多   【作者简介】齐勇锋/蒋多,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北京100026   齐勇锋,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多,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讲师,博士。   【内容提要】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格局没有改变,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仍存在较大逆差,文化“走出去”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本文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涵与现状进行了创新解读,提出“走出去”战略的本质是在继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使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转变以往吸收多而输出少的局面,形成双向、均衡交流和传播的新格局。与此同时,本文总结分析了“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模式和途径,将其概括为一种“政府扶持、企业运营、银企合作、利用和建设国际化流通渠道与传播平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模式。鉴于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发展的赶超型和后发型特点,本文强调在“十二五”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应当进一步创新有利于文化产业、文化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传播方式和公共政策,兼顾内需、外需两个市场,发展和完善各类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政策扶持、文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更大成效。   【摘 要 题】产业观察   【关 键 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产业/文化贸易   [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0)10-0165-05   国际文化贸易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迅速崛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贸易形式。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强劲,但主要集中在机电、纺织品、视听产品等货物贸易方面,文化服务贸易则仍存在较大的逆差,这与我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挥。因而,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政府主管部门、文化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当前,正值“十一五”即将结束,“十二五”即将开局之际,按照国家《“十一五”时期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本文对文化走出去的内涵、模式及有关政策做进一步的探讨,希望对于加快发展我国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有所裨益。   一、关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和现状分析   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然而,推动文化走出去必须依托强大的文化竞争实力,没有竞争力很难进入国际市场,因而,文化走出去事实上是包含了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和文化贸易发展水平的系统工程。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说,文化交流和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单纯地把文化贸易理解成出口是不全面的。另外,就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看,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内需产业,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和影响力从来是与综合国力的强弱相联系的。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决定了我们一直在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的科学、民主、法制等先进文化,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呈现出单向的“输入”态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文化建设的加强,这种西方文化单向“输入”的局面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即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的进程接近完成,中国已进入继承、吸收、发展和创造自身新文化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时空转换点上,提出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就是要在继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使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转变以往吸收多而输出少的局面,形成双向、均衡交流和传播的新格局。   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更深层含义,是通过展现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在建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从表面看,西方金融监管体制的疏漏难辞其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西方价值观体系中所隐含的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从长远看,人类文明必然是在各民族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发展的,建构和谐发展的国际社会治理结构和发展模式,需要有世界各国认同的普世价值观作为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凸显出以和谐、中庸、仁爱、和而不同、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等中华文化精髓的积极意义,以及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价值所在。与此同时,通过反思金融危机的成因,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科学、和谐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实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通过市场机制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然而,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内需产业。原因在于,一是我国文化市场的开放度有限,与经济领域已经实现全方位开放、甚至于在某些领域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不同,文化领域仍然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实行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在有限开放的政策环境下,期望我国文化内容产品和服务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二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不大,竞争力不强,国内需求还难以满足。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600美元,正处于消费结构的转换点上,城乡居民对文化需求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最近电影市场的火爆表明,文化消费已经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近几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政策扶持,主要着力点在于释放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发展动力,增加文化市场的供给能力。但由于需求旺盛,城乡居民喜闻乐见的精品图书、电影、演出和广播电视节目仍然供不应求。所以,在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以满足内需为主。三是由于语言、民族心理和审美偏好的差别,推动中华文化的跨国、跨文化交流和传播,除了日、韩和东南亚一些“汉字文化圈”国家之外,我国与欧美、俄罗斯、阿拉伯、非洲等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国际文化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在客观上存在着“文化折扣”问题,迈过这道门槛并非易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200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和教科文组织认为,中国近几年来的文化贸易快速发展,已经成长为世界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大国①。实际上,我国出口的主要是玩具、乐器、时尚、家具、视听等硬件产品,属于文化制造业的范畴,而体现内容出口的文化服务贸易的逆差虽然有所缩小,但逆差仍然较大,进出口比例大体在5∶1左右。据同年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成果,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居于美、英、法、德、意、加和西班牙之后,在全球排名第七,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仍有较大落差。总体来看,虽然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格局还没有改变,我国文化走出去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二、关于文化走出去的模式和途径分析   “十一五”以来,在市场需求和国家政策的双向驱动下,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竞争力明显提高,推动了文化贸易的高速增长,并初步积累了一些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发展模式。从行业和企业的层面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托国际销售渠道和发行网络走出去。此种模式常见于影视业和图书出版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借船出海”。包括电影买断发行和分账发行、依托海外中介机构销售电视剧和电视节目、图书出版的多语种国际发行等。2006年,北京华谊兄弟影视公司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次尝试为电影《夜宴》的海外销售提供出口信用担保,使华谊与海外发行商建立“保底分账模式”,减少风险②。2009年,俄罗斯主流电视台之一REN—TV电视台与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达成总额达200多万美元的预购合同,将一部集中国功夫、枪战、历险等元素于一体的当代惊险功夫大片《勇士的最后秘密》引进俄罗斯,这是中国第一部由欧洲主流电视播出媒体出巨资向中国制作公司专项订购的电视连续剧,并已于2010年6月在该电视台的晚间黄金时段播出③。在2009年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华书局《于丹〈论语〉心得》输出瑞典文、挪威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西藏系列》输出英文版,三联书店《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输出面向日、韩、英、美的译文本等④。   二是基于自主知识产权输出策略走出去。此种模式常见于具有内容特色优势的图书出版、影视剧版权销售以及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兴文化产业领域。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以10%的版税收入、10万美元的预付款成功将其出版的《狼图腾》一书的全球英文版权转让给企鹅出版集团⑤。2009年3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华强集团提供100亿元的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华强集团的文化科技产品出口、大型文化项目输出及国内文化科技产业园建设,包括先进的数字电影技术和主题公园等,开创了我国文化产业通过银企合作而走出去的一种全新模式⑥。   三是以国际合资、合作生产的方式走出去。此种模式常见于影视业、图书出版业、演艺业。一般是指中方企业和有实力的海外公司采取合作、合资等方式形成战略联盟,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包括跨国影视合作、图书国际合作出版、中外演艺产品合资合作等。例如,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从2004年开始与美国《读者文摘》合作出版为海外读者量身定做的“文化中国”丛书,以3年周期、每年20种的速度出版,现已进入巴诺书店、亚马逊网上书店等美国图书主流销售渠道,这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英文版图书首次较具规模地进入美国主流图书市场⑦。2009年由华纳-索尼影视公司参与制作并负责海外发行的悬疑情感剧《破茧而出》亮相央视,好莱坞悬念剧大师杰拉德·萨诺夫和国内一线编剧的跨洋合作,既引入了好莱坞的创作机制,又融合了中国式的叙事结构⑧。2009年,中国港中旅集团旗下的天创公司和加拿大伟大艺术家公司联合投资,中加双方按投资比例67∶33分成,而且天创公司在参与投资分成之外,还收取票房总收入15%的剧目版权费,这是中国出口剧目第一次向外国演出商收取由自主知识产权及品牌所产生的附加值——演出版权费⑨。   四是通过直接投资、购并重组外国企业等方式实现海外运营。此种模式常见于影视业、演艺业,包括电影海外制作、电视频道直接到海外落地、投资收购海外文化艺术资产等。例如2009年12月,中国港中旅集团所属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以354万美元的价格,成功完成对美国著名演艺中心城市布兰森白宫剧院的收购,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海外拥有属于自己的剧场,建立起在国际市场上长期竞争的稳固平台,并于2010年7月1日拉开了长期驻点演出的帷幕⑩。又如,截至2009年10月底,中央电视台已就6个国际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语频道、西班牙语频道、法语频道、阿拉伯语频道、俄语频道)的海外落地业务与世界各地的258家当地媒体合作,实施了336个整频道或部分时段的落地项目,总共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节目的落地入户播出,其中整频道落地项目的用户总数约为13248万户(11)。   五是利用国家各类专项资金的杠杆扶持效应走出去。此种模式广泛存在于影视、图书出版、音像等文化产业领域,是目前我国政府常用的促进文化走出去的策略之一,主要包括对出口文化产品、项目、企业和活动的各种专项资助和奖励计划。例如,2006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面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3年来,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100多家出版机构参与,涉及20多个文种的1380多本图书得到资助;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从2009年开始实施《国产影片出口奖励暂行办法》,从当年年底起,首次对符合条件的国产或合作拍摄的出口影片,按照票房收入或合同销售额给予奖励。按照新规定,国家电影主管部门每年对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国产影片,给予海外票房2‰的奖励、中外合拍影片给予海外票房1‰的奖励,对于高票房电影而言将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文化部、商务部已经连续3年对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给予文化出口资金的扶持,培养了一批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2005年起文化部开始实施的“国产音像制品出口专项资金”,对国产音像优秀出口节目、企业和项目以及海外推广项目和个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奖励,极大地推动了国产音像制品走出去的进程。   六是利用国际化平台进行海外推广。此种模式常见于图书出版业、影视业、文化艺术展览等领域,主要是指利用国际书展、国际电影节、国际电视节、国际文化艺术节等国际化商业推广平台,实现海外销售与发行。2009年,中国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加世界最大的国际书展法兰克福书展,有200多家中国出版社携1万多种图书参展,版权输出数突破2000种,法兰克福书展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国际化平台(12)。2009年,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与国内外相关电影单位合作,协助众多制片单位先后参加了伊朗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五届中美电影节,以及第30届“美国电影市场”等著名国际电影节中的市场推广活动,共有数百部(次)的中国影片在这些活动中亮相,并达成诸多销售意向(13)。   我国已经把文化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近几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从国家层面看,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可以说是一种“政府扶持、企业运营、银企合作、利用和建设国际化流通渠道与传播平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模式。    三、关于创新文化走出去发展模式的若干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发展显然是属于赶超型和后发型的。从国际经验看,韩国对我国有更多的借鉴意义,因为韩国不仅也是赶超型、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属于“汉字文化圈”国家,文化类型和我国比较接近。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基本经验是把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紧密结合起来,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紧密结合起来,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在立法、规划、财税政策扶持、产业公共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韩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亚洲后来居上,成为世界重要的文化贸易国家。在具体做法上,韩国设立了半官方的“文化产业振兴院”,在投融资方面设立官民结合的“组合基金”,在促进出口方面采取了财政资助、补贴、减免税和奖励等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措施。韩国的经验表明,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对于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施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发展战略,必须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政府干预市场的作用,通过体制机制和公共政策创新,使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市场合力,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提升,世界各国对我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我国文化走出去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在“十二五”的后金融危机时期,要抓住我国经济率先回升,而西方一些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创新有利于文化产业、文化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传播方式和公共政策,兼顾内需、外需两个市场,发展和完善各类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政策扶持、文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更大成效。   一是按照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要求,制定文化走出去的专项规划和实施细则,提出阶段性的目标和政策措施。要配合国家战略,整合资源,综合运用文化外交、文化贸易、政府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国际论坛、汉语教学和企业对外投资出口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要完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定期交流国际市场信息,解决文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是要培育骨干企业,包括外向型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和文化贸易流通企业。要抓住当前文化内需市场活跃的有利时机,支持一批有发展潜质的混合经济结构的大型文化企业以国际化为目标,通过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加快发展,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要把政府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与企业的市场化运营结合起来,以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支持企业承办这些项目,带动国际文化贸易发展。从国际经验看,政府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往往通过招投标委托企业运营。鉴于我国文化流通企业还比较弱小,缺乏经验,因此需要政府发挥培育市场的职能,待企业成长壮大时政府再适度退出。如果企业在政府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中担负一些角色,从政府来说可能花的成本会相应减少,而企业则既能得到政府资助,同时积累了经验。   三是要继续探索文化走出去的策略方式,包括国际目标市场的选择、节目内容、传播方式和投资方式等。要不断总结经验,根据国际惯例和目标市场的差别,灵活运用多样化的策略方式,选择适合目标国家和地区的节目内容与传播方式,使国际文化传播切实落地,文化贸易更为有效。   四是要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培养懂外语、会经营的国际化的文化贸易人才。国际文化贸易远比国内贸易复杂,流通环节很多,形式多样,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在法律制度、语言环境和审美偏好等方面差异较大,既需要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同时也离不开财务、法律、资产评估、资质认证、保险、检验等中介机构的专业化作用。由于我国文化贸易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无论是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及专业化人才,都远远不够,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培育。   五是要借鉴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以硬件产品出口带动文化服务贸易发展。建议在沿海高新技术开发区、文化产业园区,以及内地具备条件的地区布局一批外向型的文化产品生产基地,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影视、动漫、图书、音像等相关内容产品的生产,以玩具、视听等硬件产品出口带动文化服务贸易发展,同时,大力推动国际版权合作,促使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六是要完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推动对外文化投资和海外购并。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近几年来国家财政和相关文化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出口退税、专项资金、政府奖励、财政补贴等,对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增强财税扶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同时在已出台扶持政策的执行中,要防范企业与政府进行不良博弈的消极作用;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扶持政策,扩大银企合作的范围和领域,抓住当前的有利形势,积极支持我国文化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和收购兼并加快发展,跻身国际文化贸易市场;发挥部际联席会议对各部门已经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的综合协调作用,促使各项政策形成合力。   注释:   ① 《2008:世界创意报告》,三辰音像影库出版社,2008。   ② 中国首次尝试通过政策性保险促进文化产品出口, http://news.cctv.com/china/20060823/103719.shtml 。   ③ 中俄合拍连续剧《勇士的最后秘密》莫斯科, http://www.ccdy.cn/2010 -06/24/content_482051.htm。   ④ 版权输出为中国图书“走出去”架桥辅路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 -10/16/content_12245802.htm。   ⑤ 《狼图腾》英文版权高价转让,《人民日报》2005年9月9日第11版。   ⑥ 华强贷款百亿元“出口”主题公园,《广州日报》2009年3月11日A1版。   ⑦ 驻纽约总领事刘碧伟出席美国《读者文摘》集团与上海新闻出版局合作新闻发布会,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zwbd/t438207.htm 。   ⑧ 中关编剧首度合作悬疑情感剧《破茧而出》,《今晚报》2008年9月18日第10版。   ⑨ 商演形式挺进西方《功夫传奇》伦敦连演,《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6月8日。   ⑩ 中国企业首次成功收购美国剧院将长期驻演, http://www.chinanews.com.cn/life/news/2009/12 -15/2019204.shtml   (11)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海外落地情况, http://big5.cctv.com/gate/big5/blog.cctv.com/html/73/806173 -1087.html。   (12) 法兰克福书展闭幕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创新高, http://news . sina.com.cn/o/2007-10-15/093012729181s.shtml。   (13) 中国电影海外推广风生水起09国片销售增9.22%, http://ent.ifeng.com/movie/news/mainland/detail_2009_12/29/280014_0.shtml 。   原文见 http://www.cssn.cn/news/4218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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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方略
whyhoo 2012-1-12 13: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全面建设的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等得到高度发展,而且要使精神文明得到高度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依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我国文化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新需求,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十七届六中全会还将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将有力推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促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一、文化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力量   文化是经济与政治、历史与当代、民族与世界等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纽带和标志。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在某个阶段、某个方面可能会出现不一致、不平衡的状态,也就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但从总体上看,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与中华民族创造的影响世界的各种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就是这些文明成果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基石。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经济、政治、社会的兴旺发达为支撑,同样离不开文化的兴旺发达为支撑。各个民族的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却有生命力强弱、影响力大小、持续力长短之别。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不仅具有物质、科技、军事、制度的力量,而且一定具有文化的力量。文化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既是一个长期积累的演进过程,又是一个引导培育的自觉过程,是按照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要求进行文化创造和精神生产的过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正是我们党把文化自强建立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之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宏伟目标和战略部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不仅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从军事大国到军事强国的跃升,而且要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跃升。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历经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文化的感召力在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忠实传承、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积极倡导、努力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使得中华文化愈益根深叶茂。当前,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已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和战略武器,意识形态的竞争与较量从来没有“终结”,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赢得文化的竞争与较量,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是思想精神意义上的文化强国,而且也是经济社会意义上的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文化权益意识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文化生产是属于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能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和水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效的检验。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让人民群众既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逐步提高文化素质、塑造高尚人格,这也是文化自强的重要内涵。如果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广大群众欣赏不上、欣赏不起、欣赏不了,这就很难造就文化的繁荣兴旺。目前,在文化资源的配置状况、文化消费的实际能力、文化需求的层次差异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这正是要通过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加以改变,通过文化体制的改革创新加以解决,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强国的精神旗帜   文化具有民族属性,同时具有政治属性。任何国家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自己的社会制度,都要形成维护该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都要以此为核心构建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力和持续力的文化,是文化强国的根基。成为文化强国,并不仅仅是依靠文化产业的发达、文化产品的出口,根本在于主导文化是否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进步、符合人民利益。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表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强国的根本标志和根本因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形式,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精神旗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着文化强国建设的方向;作为精神源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优势;作为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摆在首位、贯彻始终。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干部群众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想支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最具凝聚力的精神传统,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确立了人民行为的价值准则。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德支撑。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着文化创作过程、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壮大、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人才培养等文化建设各个方面。推动文化创作繁荣发展,就要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就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就要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就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就要加强文化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增强文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关于文化建设发展的基本目标原则、方针方法、体制机制的总和。这条发展道路是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走在时代进步潮流前列,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文化发展道路,是富于改革创新精神、保持与时俱进品格的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有了根本保证。   把文化的先进性与层次性统一起来,促进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此保证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社会文化需求、大众文化追求具有多层次性。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从基本国情出发,以先进文化引领而不替代多种社会文化需求,以先进文化提升而不排斥多样大众文化追求。包容各种健康的文化趣味、合理的文化偏好,正是先进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就要形成先进文化、传统文化、通俗文化等多层次文化共同发展的格局,形成百花齐放的态势。   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促进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华文化推向新的高度,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的大环境,要求文化建设不能固步自封、闭关自守,必须适应时代需要,推动文化创新,吸收借鉴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走在时代前列,民族文化才能充满生机、富于活力。   把文化的人民性和多样性统一起来,促进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人民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等不同群众构成,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就不能只提供一种内容、一种风格、一种品味的文化,而是要发展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文化,适应不同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即使是公共文化服务,也要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提供多种选择;即使是文化产业,也要开发特色文化消费市场,提供个性化、分众化、专精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只有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才能为文化的蓬勃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   把文化的政治性和规律性统一起来,促进文化的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文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促使文化反映经济、政治并服务于经济、政治。文化的政治性不否定文化的规律性,政治性也是文化的规律之一。把握和遵循文化发展规律,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文化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必须创新文化发展理念,提高文化改革发展科学化水平,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原文见 http://www.cssn.cn/news/4224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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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记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参观柏林中国文化中心
whyhoo 2012-1-10 15:06
新华网柏林11月4日电 人民日报记者曹鹏程 新华社记者魏建华 班玮   11月3日,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张灯结彩、鼓声隆隆,迎来了中心成立以来不寻常意义的一天。   上午10点,正在德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参观视察,亲切看望、鼓励致力于中德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工作人员和在中心学习培训的中外学生。部分在中心学习的德国学生们在大门前以中国传统击鼓和舞狮热烈欢迎来自中国的贵客。动人的鼓声和优美的舞狮引来过往行人快乐好奇的目光。   一进大厅,正在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展展品和中国民间艺术家用纤维甚至筷子创作的各种艺术品顿时映入眼帘。一件件漂洋过海,凝聚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和文化情怀的艺术精品,发挥着增进中德友谊的作用,也无声地迎接着贾主席的到来。文化中心负责人不无自豪地说,中心每年定期举办的“欢乐春节”、“中心开放日”、“春夏秋冬四季音乐会”等活动和京剧、昆曲、民乐等各种演出,以及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参加的“发现中国”系列讲座等,迄今已举办近300起,恰似一曲曲交相辉映、连绵不绝的中华文化交响乐。   “这些活动德国公众喜欢吗?”——贾主席关心地询问道。   “非常喜欢。”中心负责人回答并介绍说,中心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德国主流社会成员和青少年。今年中心曾举办“梁祝”音乐会,大厅里座无虚席,连地板上都坐满了观众。“国际联欢日”这一天,来参观的德国观众达1200多人,他们都希望在参观护照上盖上中心的图章。中心已经成为向德国公众介绍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使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在德国人心目中具体化,促进了德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缩短了他们与中国的心理距离。   在中心德方工作人员引领下,贾主席来到中心前厅,身着练功服的德国学生为贾主席分别表演太极剑和太极拳。悠扬的音乐伴着流畅的动作,让人亲身体味到了中国太极天人合一的优美境界,引来代表团啧啧称赞之声,贾主席赞扬他们一招一式非常到位,他还幽默地说:“以后我每天早晨也应打两遍,对身体有好处。但是没你们打得好,你们把体育和舞蹈结合起来了。”在场的德国学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中心2层是图书馆和阅览室。图书馆馆长给贾主席介绍说,这里有11500册中文藏书,500多册西文藏书,还有许多中文和德文的报刊,都对所有德国公众开放。当贾主席问到平时来这里的中国人多还是德国人多时,馆长回答说,来这里的德国人很多,有不少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德国汉学家,也有正在学习汉语或者想去中国工作旅游的普通德国人,许多德国人从中国旅游归来还会把游记发给中心工作人员看。   “图书馆有没有中德文对照的书籍?”——贾主席继续问道。   “有很多译成德文的中国名著和各种图书,也有不少译成中文的德国作家作品,很多德国作家会专门来到这里看自己著作的中文版。”   “这样很好,”贾主席说,“希望使用图书馆的德国公众群体层次越多越好,既有汉学家,也应有初学者,有适合他们的文化产品。”   图书馆隔壁的阅览室里,几位白发苍苍的德国学者和几位朝气蓬勃的德国青年正在读书,贾主席轻轻走进去,认真地观察坐在前排的两位老人。拿文克莱·卡琳女士看的是一本描写梅艳芳的中文图书,旁边的汉学家米勒先生看的则是《老北京》。发现贾主席走了进来,他们热情礼貌地站起来与中国领导人握手致意。卡琳女士当场用毛笔写下“中国文化中心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经常来。这里的节目很精彩”。请贾主席点评,贾主席风趣地说:“你写的很好!还盖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印章!可以列入‘书法家’行列了!我们应留下来作纪念。”贾主席还发现另一位名叫贾勒的先生打着一条写着汉字的领带。这位从事德中经贸工作的贾勒告诉贾主席说,这是一条印着《论语》的领带,其中有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在和米勒先生的交谈中,贾主席得知,米勒先生曾在北大学习,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都很有研究,经常到文化中心来查资料、做研究。贾主席向他介绍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不少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他渊博的知识和对中国文化很深的造诣让米勒先生由衷地佩服。他说,我一生都在尽力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更多的德国人,现在我已经快80岁了,今后要让下一代人做更多的工作。   贾主席非常赞许地点头说,看到你们这样热爱并真诚地研究中国,我很受感动。我们在德国看到了很多博物馆、美术馆,了解到德国也有很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中德双方应该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我们愿意吸收别国的优秀文化,也愿意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积极向德国社会和民众介绍中国,特别是希望年轻学生向老一辈学习,继续发挥中德桥梁作用,促进中德友谊。   告别了阅览室的德国朋友,贾主席又来到文化中心教室。在中文教室,几名德国学生正在听中国老师讲课,贾主席的到来立刻使得教室里的气氛热烈起来。教中文的徐老师请贾主席给学生们上节课,在德国学生的掌声中,贾主席指着黑板上写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道,这是孔子的名句,体现了中国人民热情好客、重视交流的传统。过去我们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现在我们仍然愿意与远方的朋友、尤其是德国朋友交流。这几天,外界高度关注中国的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成功对接,这个重大项目中就包含着中德两国科技合作。我在德国考察的宝马和奔驰等公司,也在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交流与合作。中德合作与交往体现在各个领域。语言是最好的交流工具,中国政府鼓励年轻人学习外语,也愿意帮助外国朋友学好汉语。只有学好对方的语言,才能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友谊。贾主席的一席话,引来了在座德国学生的热烈掌声,也坚定了他们学好中文,为中德友好交往和发展搭建桥梁的愿望。   中心开办的“阳光学校”是加强我驻德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中文学习的地方。走在中心走廊,“阳光教室”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阵阵传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贾主席不禁停下脚步,走进教室仔细听孩子们读书。   “贾爷爷好!”——看到贾主席进入教室,同学们欣喜异常。贾主席向孩子们问好,他说:“这是唐朝杜牧写的古诗,如果他能看到德国的秋色,可能这首诗会写得更好。”孩子们听了哈哈大笑。贾主席即兴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说,中国的古诗不仅咏物、而且言志。这首诗用山路、人家、白云、霜叶等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色图,展现出秋天山林的优美景色,体现了诗人豪爽向上的精神。每一首古诗都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要表现诗人的精神世界。老师和同学们用掌声回应贾主席的精彩讲解,贾主席鼓励这些中国外交官的后代们刻苦学习祖国文化,多和德国朋友交流,做中德友好的小使者。   离开前,贾主席勉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继续坚持“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德友谊”的宗旨,奋发努力,开拓创新,让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德决定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仿佛筑起了坚硬的河床,文化则是其中川流不息的河水。这是中德关系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关系的缩影。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应该作出的伟大贡献。 原文见 http://www.cccweb.org/cn/bdypl/100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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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让中华文化“走出去”
whyhoo 2012-1-10 15:01
近年来,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以下简称文化中心)建设快速推进,目前正式开放的已达9个。他们在所在国常态化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欢迎。有读者想了解这些文化中心是怎样的机构、主要开展哪些活动、如何与之接洽等,本报记者日前就上述问题对文化部外联局侯湘华局长进行了访谈。   ——编者   为什么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   侯湘华局长介绍说,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现实需求,是对外文化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方向,是提高国家文化地位、扩大其影响力和软实力、加深相互文明对话和认同的传统而有效的做法。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文化中心的建设,多次考察文化中心或见证其奠基仪式、文件签署等,并对此项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   文化中心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起步和发展的。1988年,我国在毛里求斯和贝宁设立了文化中心。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相继与埃及、法国、马耳他、韩国、德国、日本、蒙古、英国、印度、意大利、西班牙、泰国、俄罗斯、墨西哥、新加坡、罗马尼亚、土耳其、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匈牙利等21个国家的政府签署了设立文化中心的政府文件。目前共有9个文化中心正式运营。   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它是在驻在国开展日常文化活动的国家文化中心 通过举办演出、展览、文化节、影视周、图书节、旅游推介会、体育赛事、产品展示会等专题性或综合性的文化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介当代优秀艺术成果。配合驻外使领馆举办各种活动,推动中国文化产品、文化精神和价值观进入驻在国主流文化视野,进入驻在国社会生活和公众的情感世界。   它是向驻在国提供全方位资讯的国家信息服务中心 与国家图书馆等权威机构合作,利用互联网、数字多媒体向驻在国公众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科技发展和当代社会生活等;定期组织讲座、研讨会、报告会、影片欣赏等活动,增进驻在国公众对中国文化作品、社会现象以及价值观的了解、理解和认同;与驻在国开展图书、信息交流与合作,向公众提供中国信息咨询与服务。   它是推广和教授中国文化及其技能的国家培训中心 与国内外教学和文艺机构合作,运用文化中心的教学资源和远程教育平台,面向公众组织国家水准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培训项目,培养驻在国文艺骨干、文化管理人才和本土师资力量。   它是促进思想研究和项目开发的国家文化研究开发中心 以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为依托,发挥文化名家的影响力,在文化中心开设短期专项工作室,开发合作项目;定期举办沙龙、研讨会和专题学术交流会,发展客座创作、联合制作等长期学术合作项目等。   如何为文化系统搭建平台   文化中心作为承接平台,与国内文化部门联合举办展览、演出、文化节、电影节等活动;作为活动组织机构,邀请国内相关机构、专家学者赴驻在国举办活动;作为承办单位,为国内相关机构举办推介活动。例如:   巴黎:2011年,由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法国中国电影节在巴黎举办,产生了广泛影响。   柏林:国务院新闻办运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资源成功举办了“感知中国——亲水之城青岛图片展”,引起当地公众的广泛关注。   开罗: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参与“开罗国际书展”并组织“中国作家和埃及读者见面会”活动,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和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现状。   毛里求斯和贝宁:中国体育总局健身气功协会在毛里求斯和贝宁中国文化中心推出的短期教学培训,大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如何为地方文化搭建平台   各省、区、市利用文化中心这一平台,推出了“地方文化周”、“地方文化月”等富有地域特色或民族特色的大型综合活动。2011年,“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央地合作计划”的启动,更是为地方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例如:2011年,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展了以“上海文化月”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水准文化活动,让上海在巴黎民众心中的印象更为立体和深刻,同时促成了上海与巴黎有关机构的合作关系。(张燕萍) 原文见 http://www.cccweb.org/cn/bdypl/104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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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许嘉璐:文化产业兴旺关键在要植根本土
whyhoo 2012-1-10 14:45
2012年1月7日-8日,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承办的第九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图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   许嘉璐:尊敬的各位嘉宾上午好!   听到刚才叶朗先生的致辞,我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就把我临时准备和传统的省掉,以节约时间。   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六中全会的决定为我们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提供了空前的优越条件,在当今世界上209个国家,一千多个执政党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以他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的决策者,用四天的时间集中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问题。这种唯一说明什么?的确像六中全会决定所说,中国共产党从他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同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文化的创新。因此六中全会的召开,属于历史的力量,同时又是时代所推崇的。   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审时度势,根据中国的发展,根据世界的形势,深深的把握了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强国,必须继续大力的铸造中国的民族之魂,那就是我们的新文化,同时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真正新,这就是文化要走出去。   第二、六中全会的决定最主要说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文化强国,这四个字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靠着文化使国家强大,另一个中国最终成为一个文化的强国。我想这两种解读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是结果,一个是过程。   第二个问题,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问题要走出去。   下面我用最简短的语言对这三点的体会。   文化来强国或者是打造一个文化的强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过程,如果说全国大多数人取得共识,我们民族的精神核心是什么?同时,对他的研究与传播形成广泛的范围、力度和影响。恐怕需要百年,而当这种精神生活化,进入到所有家庭当中,成为13亿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下意识把它成为为人行动的准则,恐怕一百年之上还要加上一百年。但是如果这个民族对文化自觉,自信了,这个200年是可以缩短的。因为文化的传播它是加速,我们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的强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放文化的生产力,因此文化产业的提到日程上,也就是当然之意,是逻辑上合理。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有上万年的可考的文化的积淀,有3400年以上的文字的记载,这样一个文化古国,当然我们对世界人类文化未来的走向,负有不可推卸义务。这就是当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时代的特色,又集中了中华民族上万年的智慧,把它奉献给世界,供70亿减去14亿之后的其他的人们参考,共同探讨未来应该探讨什么样的道路,这应该成为全民族自觉意识。   放眼全世界,今天的世界和明天的世界也急需要文明的多元化,急需要在多元化当中,中华民族这一员,这不是中华民族自我期许,而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吸收了来自中国的人文主义而形成文艺复兴所提出的人文精神,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的智慧是可以供全世界参考的。为此,当然,我们应该主动让文化走出去。   由此就延伸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中国文化产业一定要兴旺,如何兴旺?那需要学者、企业家,乃至受众的一起研究。在这里,我特别是停顿了一下,加上了一个和受众一起,过去的文化产品常常是学者和艺术家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自己的排练场上编造出来的,并没有广大的受众参与,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今天民主意识高涨的条件下,没有受众的参与,常常专家和艺术家的演出对不上受众趣味口吻,文化产业讲利润,讲销售的,受众不买账,必然不可持续。   我认为中华文化产业的兴旺,关键还不在于操作,从构想、规划、设想乃至付诸工程的实施,关键在于文化的内涵根植于本土。也不在于产品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影视的,还是文字的,说的是中国的事,表现的中国的土地,而在于中国的事,中国的人,中国的土地所包含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刚才叶朗先生的讲话里,两次谈到中国文化的特色,但是我们又不是照史宣科,而是要有时代的精神,要广泛的吸收异志文化当中的精华。一百年来,中国受尽了屈辱,同时让我们广泛的接触和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包括近3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今天的中国人的生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其中有很多都是异志文化的东西,今后这个门开的更大,走出去的人更多,请进来的人更为踊跃。抓住这两件事情,我想文化产业没有不兴旺的可能。   但是万事都是说的容易。   第四个问题,文化产业面临着困难。我归纳为四方面:   第一条困难,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要根植于本土,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把握和体验,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断层太彻底了,断的太久了,因而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了解太前了,文脉断了,人才没有延续下去,因此太缺了,1906年开始在中华文化大地上撤离了旧学,就改为洋学堂,北京大学就首当其冲,而我们的洋学堂越来越远离传统,越来越按照19世纪后半叶西方的大中小学的模式来办,学了人家的皮毛没有学到精髓,今天所谓上学难,上学负担重,种种弊病油然而生。中国的学童们应该说没有童年,童年最宝贵是他的童心、好奇、胡思乱想,说的好听一点是奇思妙想,孩子很少接触大地,仰望星空。不到天夜里走走,他体会不到一个生物怎么从一个种子变成美丽的花朵,结出很好的果实,这个时候枯燥的生物,呆板的生物,就在孩子刚刚萌生遐想的时候就给扼杀了。一个字写错了,要让孩子回去抄50遍上百遍,小手酸酸的,流着眼泪能有美好的想象?当孩子成为生活习惯的时候,到了中学,到了大学依然是像机械一样接受指令,最后他自己真正成为机器去生产物质产品或者是所谓的精神产品。   虽然洋学堂办起来了,在教育系统当中,中华传统文化逐渐的切断了,但是在民间仍然是弥漫着传统的气息,讲笑话,讲仁义礼智,但是经济大潮以来,钱这个字比大自然的太阳还要亮照到每个家庭每个角落,于是人心被撕裂了,人际关系被撕裂了。我们不妨统计一下,就像在北京农村,由于城市建设村民的房屋要拆迁,一个拆迁二字,让多少家庭的父子反目,兄弟阋墙,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走进法庭,吵声震耳。这样农村、城市的街道所残存的一点文化精神也岌岌可危了。这和外科手术接断肢手术太难了,需要用心去领悟,而心去熏陶,今天产生一个问题,谁来熏陶心呢?   第二个困难,两种转化困难。第一个转化,把异志文化的精华转化为我们的,异志文化的精华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每年几十万的留学生生活在校园里并没有接触那里人民的生活,学成归来,普通没有把握异志文化的核心。我们对外国的了解多于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这是事实,但是要进行文化的产业,文化的创新了,不能只学习,我们了解还太浅。异志文化化为我的东西难,而我的东西要化为别人可以接受的东西更难。因为我们对外国人的兴趣,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不了解或者了解甚少。这个东西是理念上的,是感情上的,怎么把它物化,用物质、影视、声音、形式传达给我们。这对任何民族都是很难的,例如基督教所提倡的“善、真”,如何物化?中国的仁义礼智如何物化,物化的东西又如何内化,故宫、长城、兵马俑、马王堆出土的东西如何让它看到?听着声光电的影视感到震撼?不仅仅是震撼,能够受到自己灵魂上的启示,我认为文化产业尤为重要,因为产业是要出产品的。   第四个困难,话语和表现形式的转化,举一个例子,我们博士生的论文,博士生的论文是有格式的要求,这种格式论文下出来了,很多外国专家看不大明白,看看国外的博士论文,他的表述并不是从选择当代就这方面所研究的状况的描述和课题的意义,基本内容和创新点在哪里,没有这些东西,它是看似松散,论文逻辑性非常强,有个性。我们主流报道上的社评或者一般报道很难翻译成外文的,翻译成外文人家也不看。如果有兴趣每人都在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深思一下,参考消息上所登的各国记者所写的同一个事情的报道,再看看中国人所写的报告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东西要养成习惯,说我不,我就这么些,那可以,这是我们自己的自由,你就没有受众吗?要想走出去是走不出去的,送人家,人家往那儿一扔,包括电影、戏剧,我们不要被出去演折子戏,掌声雷动迷惑了。这些没有人接触中国的文化形态。没有作品可信,这就是物化转内化。   我说了一堆的困难,有点扫兴,但是我认为一个个人和一个民族都应该在顺利的时候多想想困难,我们把困难估计足一些,去认真的学习,探索,增强我们的坚韧性,不怕吃苦,用文化产业的艰难蹒跚,体现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中国的文化产业一定会走向辉煌,一定成为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国别的文化产业。祝福大家!谢谢! 原文见 http://www.shihan.org.cn/articles/10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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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赵敦华: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
whyhoo 2012-1-8 10:08
普遍主义是一种相信某些知识、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立场。西方学者曾经用西方中心论为普遍主义辩护,混淆了思想的内容和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遭到来自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方面的正当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所导致的特殊主义,又混淆了真理的内在标准和思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哲学上分析,西方中心论和特殊主义都源于“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特殊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有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民族主义国家曾把特殊主义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流行民族文化特殊主义的思潮,表现为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的民众动员。而中国自古不乏华夏中心论的传统,现在则有以“回归起源”为特点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当今学术界有一些已经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提法,反映出各种特殊主义观点和立场。学术界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中国特色”的标签,隐藏着在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内都放弃普适性目标和标准的危险。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本主义”(本位、本色、本土化),代表了“道统”、“学统”和“政统”合一的复古主张。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反全球化主义,在实践上阻碍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更深层次的思想对话。反“西方话语霸权”的情绪化口号,经不起“什么话语、谁的霸权”的理性推敲。 西方中心论华夏中心论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中国特色文化本位全球化 赵敦华(1949—),男,江苏省南通市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和触类旁通的研究。 G04 A 0439—8041(2007)05—0034—07 当今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繁荣,海纳百川,包容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在这个思想海洋中,不同倾向的思潮相互激荡,不时在水面上迸发出翻滚的浪花。在学术争论中最能牵动人们神经的,恐怕莫过于中西文化之争。虽然这一争论可以说是“百年话题”,但据我的观察,现在的争论早已超出了“体用之争”的范围和深度。围绕中西文化的种种争论,现在指向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焦点: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这两个概念,在文化、政治、文艺、宗教、法律等领域都有所应用。①在哲学上,这两个概念分别是指知识或价值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知识是事实判断,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与反相对主义之争,涉及有没有普遍有效的知识的问题;价值观是价值判断,在道德领域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涉及有没有普遍适用的价值观的问题。本文则旨在从哲学上为普遍主义辩护。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中西文化之争和当前中国学术界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 一、普遍主义的哲学辩护 笔者为之辩护的普遍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立场:某种知识、世界观或价值观,普遍适用于全人类或大多数人类社会。 “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肯定知识或价值观的普适性;后者肯定西方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优越性。优越性不等于普适性。肯定一种文化的优越,并不意味着这种文化中产生的思想必然适用于全人类。反之亦然,普适性的思想并不一定来自优越的文化。 黑格尔和韦伯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不能因此而被说成是普遍主义者。黑格尔以中国哲学为例,说明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具有高于东方哲学的优越性,但他并没有得出西方哲学也适用于中国或东方的结论。韦伯认为,清教具有相对于儒家的优越性,因为清教伦理能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儒家却不能,但他并未因此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会在中国发展、因而中国必然要接受清教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和韦伯关于中国哲学和价值观的论断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但却不能说他们代表了普遍主义的哲学。事实上,黑格尔承认东方的宗教“具有着普遍观念的性格,因而这种普遍的观念,就表现为哲学的观念,哲学的思想”②,但他认为中国的普遍观念只是形式上的抽象普遍,没有达到任何具体普遍的高度③。他只是比较了东西方哲学的优劣高下,而没有使用“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这样的术语。韦伯虽然说救赎宗教是“普遍主义的宗教”,但他认为,在清教内部,既有“神恩特殊主义”,也有“普遍主义的神恩团体”④。在韦伯的文中,“普遍主义的宗教”只是指对神的普遍威力的特殊信仰,而不是指普适的宗教。 普遍主义之所以经常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混淆,是因为文化上的优越性可被用来解释思想上普适性。近几百年来,源于西方的某些学说或价值观在世界各地陆续显示出普适性。在被问及它们为什么会具有普适性时,一个自然的回答是:因为它们是正确的。在被进一步问及它们为什么正确时,一个显得同样自然的回答是:因为产生它们的文化是优越的。对普遍主义的这两个辩护貌似合理,但没有通过现代学术的审视,由此导致了特殊主义的滥觞。我们且来看看这条思想脉络是如何形成的。 20世纪初,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试图用特定的社会条件,尤其是用社会意识形态,来解释知识产生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任何知识都是被社会条件决定了的“存在联结知识”(Seinsverbundenes Wissen)⑤。格尔兹(Clifford Greertz)则指出了这样一个悖论:在特殊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知识社会学,为什么具有解释其他知识的普适性?⑥“曼海姆悖论”指向这样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知识内容的正确性与产生知识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条件无关。⑦但问题是,为了解释知识内容的正确性,人们又要诉诸传统的和现代认识论的内在标准,如:思想的自洽性;与事实相符合;逻辑或语言的结构等等,于是又引起了新的争论。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否认了知识的普遍标准⑧,道德特殊主义则否认了普遍的道德准则和标准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再次显示了偶然的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对一门知识的对象、内容和方法的决定性影响。德里达等人则解构了阅读文本的正确标准:意义、真理、结构或意向。在这些批判思潮面前,西方中心主义的辩护失去了学理基础,特殊主义乘势而起。特殊主义的逻辑是,既然西方文化是特殊的,那么,它所产生的知识和价值也是特殊的,其他文化也是如此。因此,任何知识或价值都没有普适性,而只适用于某一社会、群体或地区。但我们要追问的是:思想的普适性在割断了与产生它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必然联系之后,是不是一定要与某种内在的“真理性”建立起必然联系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维基百科”(www.ell.wikipedia.org)界定,特殊主义包括:文化多元主义,道德特殊主义,认识论、政治、文学中的特殊主义;普遍主义包括:道德普遍主义,自然权利,普遍的真理、政治、宗教等。另外,国际法中还有普遍主义—国际主义学派。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③比如,黑格尔说:中国哲学的“无”只是“表面的抽象游戏,在这里,抽象只是否定的片面活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9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④韦伯:《儒教与道教》,第311、3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⑤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New York;Harvest Books,1936,P.267n;中译本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⑥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221—2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⑦参见W.A.Mullins,Truth and Ideology:Reflections on Mannheim’s Paradox,History and Theory 18(1979),PP.141—154. ⑧参见S.Harvey,Relativism Refuted:A Critique of Contempo- rary 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Dordrecht:D.Reidel,1987. ⑨参见B.w Hooker and M.Little,eds,Moral Particula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不论是普遍主义的西方中心论辩护,还是从反驳这一辩护中兴起的特殊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我称之为“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genealogical dogma of essence)。西方的本质主义深深地扎根于古希腊的“本原”(arche)思想。“本原”就是事物的起源,同时也是本质。西方哲学对“本质”具有决定意义的表达是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哲学过去式”:to ti en einai,意思是:一个事物过去所是的东西。①如果不理解事物开始时的状态决定了它的本质、事物的起源决定了它的发展全过程的观念,就很难理解那个过去式的词组为什么会被译为“essential”(本质)。即使是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家,也接受了这一“发生学的教条”。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尼采和福柯,都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发生学”(一般译作“谱系学”)。尼采用道德发生时的原初状态超越了关于善恶的本质规定②;福柯则认为,他的谱系学“在事物的历史开端发现的不是作为它们本原的纯粹同一性,而是相异事件的纷争”③。 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文化中心主义或本质主义是这样假定的:一种价值观或知识在发生时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本质(“社会条件”、外部“存在”或“内在真理”),因此具有普适性。而特殊主义则假定,这种价值观或知识在发生时所依赖的是差异和纷争状态,它们没有决定性的本质,因此没有普适性。这两者殊途同归,都带有一个共同的假定:本质来自起源,普适性来自本质。它们之间的争论,只是围绕着“起源能否产生本质”这样的问题而展开。 如果在理论上把普遍主义与文化中心论以及与本质主义区别开来,那么不难看出,一种价值观或知识的普适性,不但与产生它的文化优越性无关,而且与它是否具有普遍本质的问题无关,甚至与它是否正确也无必然关联。在我看来,“普适性”指的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思想的内在特征。一种价值观或知识有没有普适性,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所谓实践问题,是说普适性是在实践中实现了的事实。这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一种价值观或知识,如果能够改善任何相信它的入的生活和环境,并能够持续地适应被改变了的环境,那么这种价值观或知识就可以被看作是普适的;(二)一种价值观或知识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不能决定它是否具有普适性;他人对这种价值观或知识的认识、相信和接受,取决于它为他们带来的生活和环境的变化;只有朝向好的方面变化,他们才有可能放弃原有的知识或价值观,而接受这种新的知识或价值观;(三)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普遍主义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去建构,去创造,去在历史中努力实现的东西。中外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就是普遍主义的历史建构过程。中西思想交流史上的事实证明,不但来自西方的思想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社会面貌,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了影响,比如其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很大影响④,甚至对美国的建国者如杰弗逊、富兰克林、潘恩等人的思想也有鲜为人知的深刻影响⑤。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确实比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要大,但这是中国过去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应该有文化大国的心态和思想准备,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向世界贡献出普遍的理论和价值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倡导普遍主义的根本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 ①《亚里士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1029b1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②参见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③Foucault,Language,Couter-Memory,Practice,P.142,ed. by D.Bouchard,Oxford:Blackwell,1977. ④参见利温奇:《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⑤参见Alfred 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 二、特殊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背景 正如中国是西方人的镜子,西方也是中国人的镜子。当我们欣赏西方人对西方中心论的全面清算时,我们也应该反思华夏中心论的影响。当我们开始批判西方哲学的“发生学的教条”时,不妨想一想,中国传统思想是否也有类似的“起源决定论”? 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辨”的传统。据现在很多学者说,华夏与四夷的区别,是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区别。但不可否认,华夏中心论表达了汉人的民族优越感,所谓“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①。只是当时中华文化是强势文化,具有包容、吸收和融合四周少数民族文化的能力,各民族的优越感都还没有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因而最后形成了适用于中国各民族的中国文化。但是,当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两大强势文化相碰撞,华夏中心论不断受到挑战。17世纪,卫道士们以“圣学”的名义批驳西学,即使不情愿地接受了西学天文历算的普适性,也要编造出“西学中源”说,以补偿被损伤了的文化优越感。康熙皇帝写了《论三角形》,说明西方的数学、天文学源于《周髀算经》;反清的一流学者如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对此也深信不疑。②这就说明,是否承认西学的普遍性,这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或其他性质的问题,而是涉及是否坚守华夏中心论的根本性问题。当西学在清末再次涌人中国时,这个问题再次尖锐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张之洞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也正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 在西方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华夏中心论跌落,特殊主义随之兴起。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从理论上分析,特殊主义也相信“起源决定论”的教条。其假设是: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有着西方的特殊本质,起源于中国的思想有着中国的特殊本质,中西方思想不可能具有互相适用于对方的共同本质。从逻辑上说,西方中心论与普遍主义之间没有同一性,特殊主义与文化中心主义之间也没有矛盾。特殊主义完全可以为一种特殊文化的优越性作出辩护。事实上,前面所说的黑格尔和韦伯,以西方文化特有的本质为西方中心论辩护,就是特殊主义与文化中心主义相联系的一个例证。在现代中国,我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更多例证。比如,中国文化特殊主义的种种主张,大多不是针对中国文化自身而发的。通常听到的潜台词是,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优越,而溢于言表的自豪感则是“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炫耀,或是所谓的“75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巴黎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③ 为了理解当今中国的特殊主义思潮,有必要回顾特殊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瓦伦斯廷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他用历史材料证明,在1816年至1976年间,世界大国的政策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周期性地摇摆。拿破仑的统一欧洲政策、俾斯麦的新秩序、国际联盟分别是普遍主义的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之后,分别是欧洲社会革命、“一战”、“二战”这三个特殊主义时期。他还认为,最近的特殊主义时期是“二战”后的冷战紧张期(1945—1962年),随后而来的缓和是普遍主义时期(1963—1976年)。按他的分析,促成普遍主义政策的政治因素有:扩张主义的结束;新的联盟组成;内部改革;经济发展。而促成特殊主义的因素则是:重新瓜分领土;战败或走到战争边缘;社会革命;经济大混乱。据作者统计,全世界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时期每年发生战争与冲突的比例是1.2:2.1。④在我看来,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虽然反映了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但这并非没有是非好坏之分。普遍主义政策至少能比特殊主义更有效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因而也能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利益。 安东尼·史密斯考察了民族主义政治的文化特征。他说:“民族(ethnie)的关键特征是共同起源和传承的神话,这是与其他集体文化认同相区别的最明显的标志。它是一个出发点,由此不仅形成了独自民族性的感受,而且伴随着本群体的中心感和优越感。这样的情感被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忆所强化,比如,精心炮制出关于英雄或‘黄金时代’的神话。”⑤他在《国家的民族起源》一书中指出,“二战”之后的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了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的民众动员。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第1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②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2)。 ③在“百度”网上搜索,这条消息有76300篇网页。 ④Peter Wallensteen,Universalism us.Particularism:On the Limit of Major Power Order.PP.243—257。Journal of Peace Resereh 21(1984). ⑤Anthony Smith,The politics of culture:ethnicity and nation- alism,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ed,P.710, by Tim Ingold,Routledge,2002. ⑥参见Anthony 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Oxford: Blaekwell,1986. 中国的特殊主义思潮具备了上述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世界大国地位带来的亢奋、对民族复兴的迫切期望、华夏中心论的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相互结合,产生出以“回归起源”为特征的文化优越感。“三皇五帝”、“龙图腾”或其他什么图腾,加上“盛世”,竟成为牵动很多人“民族情感”的神经。 中国文化特殊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中国的传统是特殊的,文化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是特殊的。极端者甚至认为,几十万、几百万年前,就有了特殊的中国人种和文化。正如一个搞笑者写道:“你来自元谋,我来自周口,牵着毛茸茸的手向前走,一直走到夏商周。”在国际学术界对人类的起源(特别是对现代智人的起源)、对远古人类的迁徙及其造成的群体、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已经有了大量研究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说中国民族起源于本土,要把文化起源和人种起源这两个不同的学术问题混为一谈,为的是要把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起源推到几十万、几百万年前。须知,文化并不是越古老越好,也不是越纯粹越好。相反,世界上只有那些不断自我更新、不断与其他文化融合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力的文化。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成分也是如此。那些自诩为“古老”、“纯正”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传统中腐朽的一面。 三、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 当今学术界中,有一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提法。肯定性的提法有:中国文化的“本位”、“本色”、“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等等;否定性的提法包括反对“西方话语霸权”和反全球化的种种话语。这些提法在具体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其中有些不乏真知灼见,但总的说来,我的印象是,它们带有特殊主义倾向。既然是倾向,就只能作大致的评论。 当代中国的特殊主义有一新名称,名曰“中国特色”。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一概反对“中国特色”之类的提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当然需要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为国际社会作出自身的特殊贡献。我也不反对在区域文化研究、民俗保护和文艺形式等方面表现中国特色。但是,如果理论研究者纷纷以“中国特色”相标榜,那就免不了东施效颦的俗气。现在,“中国特色的××理论”已成为一个廉价的标签,贴满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每一个学科。看来,我们的认识有一个误区,以为“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以为坚持民族独一无二的特质,也就自然有了世界性意义。这种理解往往满足了西方人、特别是有后现代主义情结的人对其他民族的风俗人情的猎奇心理,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中也有一定市场。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通则,那就等于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内,放弃了普适性的目标和标准。其实,普遍主义的诉求与文化传统的认同之间并无真正的矛盾。请看对人类思想作出重要贡献的犹太思想。犹太人有着极强的民族认同感,在近两千年失去祖国的历史中,他们流落在异国他乡而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但民族传统并没有成为他们创立普适理论的障碍。身为犹太人的思想家从不以“犹太特色”为理论目标,而是世世代代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样,人类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中国文化本位”的意思,其实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即过去视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或政治儒教①)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正统。暂且不论是否可行,这种主张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理论缺陷。它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质,这一特质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一脉相承之统绪”,并且是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将来。中国文化的特质,就“道统”而言是“本位”;就“学统”而言是“本色”;就“政统”而言是“本土化”。“三统”合一,是谓“三本主义”。“三本主义”是中国文化特殊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当前对中国哲学的特殊主义理解,为“中国本色思想”作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注解。从黑格尔开始,西方流行着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其最新版本是德里达在2000年访华时说的一句话:“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②对于一直在解构西方哲学传统的德里达而言,这句话是在褒奖没有落入“哲学”窠臼的中国思想,其弦外之音是把“哲学”等同于“西方哲学”,把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完全对立起来。德里达并不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对他的泛泛之谈,大可不必认真对待。但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坚守“中国思想本色”的人恰恰是最“崇洋”的。他们以西方哲学家对中国传统思想所作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新儒家的文化本位主张,参见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载《民主评论》,1958(1);以政治儒家为本位的主张,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②《是哲学,还是思想?——德里达与王元化的对话》,载《中国图书商报》,2000-12-13。 没有根据的意见(包括黑格尔的“鄙视”和德里达的“褒奖”)为根据,要用“思想史”(或“经史子集”、或“道术”)来代替中国哲学史,要主动退出哲学这一人类精神的最高领域。如果他们承认中国有哲学,那也是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两者有完全不同的“本质”。他们主张,为了维护中国思想的“独特传统”,使其免遭西方哲学的“污染”,就要“自己讲,讲自己”。这些说法即使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也是一种倒退(王国维尚且承认:“哲学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①);与冯友兰的“世界哲学”的概念②和马克思对未来哲学的预言③相比,更有境界上的天壤之别。 “本土化”有多种含义,有的是指借鉴西方学说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学说,有的是指用中国的语言表达并解释来自西方的思想,或者为它补充中国社会的实证材料。中国文化特殊主义认为,那些是“西化”的表现,西方传人的民主和科学没有普适性,中国的现代文化和社会制度是“西化”的产物。他们持与“西化”相对立的“本土化”主张,强调“‘回到本土’意味着回到本土的过去”④,只有“本土的过去”才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本土根基”论者特别注重制度和教育的作用,要用中国古代的“王政”来代替现代民主,用读经来代替现代知识教育,以维护和实现中国本土过去的知识和价值体系。 反西化的最时髦的口号,是反全球化。吊诡的是,这些理论也是从西方进口的,正如反西方中心论的学理基础也是从西方输入的一样。西方的新左派和“后殖民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一起,危言耸听地将全球化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陷阱”,是“市场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信息帝国主义”等等。他们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大行其道,广为流行。⑤当这些说法被用来证明“三本主义”的“政治正确性”时,这些人及其在中国的同道似乎忘记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全球化的后果“使反动派大为惋惜”。马克思如此描述经济的全球化:“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⑥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以低廉的价格摧毁着昔日西方列强的关贸壁垒之际,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仍然保持着对全球化的恐惧和仇外心理。有些人反对的可能只是市场经济以外的全球化,但马克思也明确地肯定了思想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⑦(原编者注:“‘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马克思还明确地肯定了政治全球化的趋势:“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隶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⑧马克思关于全球化趋势的预言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马克思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首先不是一种理论解释,而是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 “三本主义”借助反对“西方中心论”和“西方话语霸权”来获得理论上的合理合法性。如前所述,西方中心论与普遍主义无关。现在谈“西方话语霸权”时,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什么话语?谁的霸权?中国人总是根据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自觉地、有选择地引进西方学说的。凡是在中国流行的西方学说,都不是西方人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主动索取的(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现在主导中国人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和马克思主义,有哪一项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呢?相反,西方列强曾经想向中国强行输出的基督教,至今仍处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边缘。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强加于人的结果。那些决心要充当与“西方话语霸权”决斗的好汉,不妨先扪心自问:在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人究竟是受骗者、受害者,还是获益者和施利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105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见《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593页。 ③马克思预言:“哲学正在世界化”,“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王钦峰:《文化“本土化”、本土普遍主义刍议》,载《河南社会科学》,2005(6)。 ⑤比如,参见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德里克:《后革命氛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汉斯一彼得·马丁等人;《全球化陷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王宁等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等等。 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6、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不错,西方话语确实包含偏见,但偏见不等于霸权。伽达默尔说:“有一种合法的偏见,证明了人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①他还认为,盲从不是权威的本质;权威不是被动地给予的,而只能是主动地获得的;权威与服从无关,倒与知识有关。权威的知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偏见,但偏见却不是不可避免的错误。②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事实也是如此。一些开始被认为是“偏见”的学说,后来被证明是包含普适思想的权威知识;而那些被证明确实是坏偏见的东西,在传播的过程中自然地被淘汰了。 还有一种时行的说法,叫“文化自觉”。在我看来,“文化自觉”不能是没有批判精神地拥抱“本土的过去”,否则,那将是那喀索斯式的自恋。同样,如果“文化自觉”要靠排外心理和传统崇拜来维持,那将是弑父(谋害普适思想)娶母(把祖先文化嫁接在现代文化上)的俄底甫斯式的集体下意识。这两种结局都是死亡:或是憔悴而死,或是疯狂而死。此外,还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文化自觉,那就是普遍主义的自觉。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现在是该作自觉抉择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文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②Cadamer, Truth and Method, Continuum, p.246,248, New York,1975. A Defense of Universalism ——With a Critique of the Particularism about Chinese Culture Zhao Dunhua Abstract: Universalism can be defined as the belief in 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certain knowledge, world-view and value-view. Universalism has often been confused with occidentalcentrism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elativism and skepticism have clarified such confusion rightly. Yet, the particularistic conclusion thus reached involves another confusion, namely, that between intrinsic criterion for truth and practi- cal application of thought. Philosophically speaking, both occidentalcentrism and particularism are committed a genealogical dogma of essence. Politically and ideologically speaking, particularism has been prevailing all over the world. It was used as a means for domestic un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nationalist states in the West. Newly born nationalist states in the third world have often adopted particularism as cultural policy for nationalistic mobilization and elite’s traditionalism. China, with its long tradition of Sinocentrism, has recently shown a particularistic movement, being characterized by seeking the nationalist and cultural superiority through "going back to ancient". The mark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lies an intension of giving up the universal goal and standard in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he claims for the transmitted heritage of orthodoxy, the cultural standard of thought and the indigeniz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are all attempted for the revival of the outdated ideology. Key words: occidentalcentrism, sinocentrism, essentialism, universalism, particularis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standard, globalization 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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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的文化现状及其“走出去”困局
whyhoo 2012-1-7 09:11
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   中国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文化。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二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在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在任何一本西方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三是文官的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把他们进行调动,类似于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里有两个目标,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累积治理整个国家事务的能力。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这里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姓、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接受教育的权利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则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它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营销效果取决于实际内容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实际上,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则越来越处于守势。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产生和开始兴起的文化,仍然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方面已经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另一宗教文化,即穆斯林文化,近年来因为西方反恐怖主义战争,似乎处于守势,甚至消退。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简单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穆斯林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从事恐怖主义的也只有穆斯林文化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极端的基本教义派。实际上,这些年来,尽管有西方的反恐战争,穆斯林这些年在世界上的扩张相当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在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穆斯林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欧洲,穆斯林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穆斯林在欧洲的扩张。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穆斯林的扩张同样迅速。   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文化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说,基督教文化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世俗化成份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是作为这一文化产物的世俗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为载体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穆斯林文化圈内,政府的力量相对软弱,并且也没有类似自由、民主那样的吸引人们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也对穆斯林文化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穆斯林文化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从长远看,会不会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穆斯林文化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信仰空间?这需要人们的关注。 中国文化处于守势   和这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这种守势,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很显然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思维本身就已经相当西方化了。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 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 value)。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   关键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更没有基于文化产品质上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继续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历史。这要就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它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它国家,强迫其它国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现在所有的产品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不简单照抄照搬,要不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把自己打扮成是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政策口号和政策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旦得到了钱,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在西方,如果去掉了那些在贫困潦倒的条件下进行艰难创作的哲学家、小说家、画家、音乐家,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如此吸引我们了。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走出去”。不仅如此,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中国文化的生存空间反而受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巨大的挤压。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它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人们可以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要不就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 作者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为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节选的第二部分。 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12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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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中国文化确实没多少联系
热度 4 gzchengzhi 2012-1-6 22:51
  以前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西方的现代科技是否起源于中国。比如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很丰富的系统论的想法。另外在墨子的著作中,也确实包含了很丰富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光学方面的知识。当然还有四大发明,这都是历史事实。   但现在想起来,这只是反映出中国文化之中的一些技术性成果,这些成果可能更多的是带有经验的成分的。比如墨子所述有关光学方面的知识,只是简单描述了一些现象。而之所以描述这些现象,墨子的初衷恐怕还是跟他期望治理国家有关系。这与儒家的观念是一致的。当然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相比,墨子的理论还是比较接近现代科学技术理论的。遗憾的是墨子并没有如同阿基米德那样总结出系列的科学定律。总体上来说,墨子为代表的学者还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   当然如同蔡伦发明的造纸术,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科技成就。可以用计算机的发明来进行对比。当然我认为蔡伦的工作更杰出一些。不过蔡伦的这一伟大的发明最后在中国社会中的推广应用却似乎出了很大的问题。除了直接用纸张装订成书籍这样的直接应用以外,中国人将蔡伦的发明用来制造祭奠祖先的冥币,另外也有作为厕纸、食品包装之用的。到了后来因为担心知识的传播而出现了禁止一些书籍的出版,甚至如同清朝时的文字狱那样的荒唐的事情出现。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无法将一项新技术做进一步的推广应用,形成基于新技术的全新的人类文化,并由此派生出新的技术和理论出来。   至于儒家学说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与同时代的西方文化相比,无疑是先进的,甚至用现代科学理论来分析,也没有看出其中存在什么问题。但儒家学说所要解决的是人文方面的问题,且儒家学说还完全排斥和鄙视技术。当进入西汉独尊儒术,进而形成宋代开始的理学以后,则变成了一个打压排挤其他学说的理论 。到了这种状况,即便是再科学的理论也无济于事了。当然这种打击其他理论学说的做法对儒家学说本身也百害而无一利,其恶果就是该套理论系统几千年无法得到发展,且最初的好的东西也逐渐丧失掉。   一些人士觉得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人才辈出。然而将这些杰出的人才罗列出来,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所出的人才也并非那么令人满意。这一时期中国所出的主要还是人文方面的人才。而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则是因为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科学文化的巨大挑战,中西文化的结合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而在科技方面,成果显然就小了很多。至于如同杨振宁、李政道等所做的杰出工作则主要还是在美国等西方文化背景下完成的。   其实不光是中国,日本当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进而到西亚,还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当年的奥斯曼帝国虽然繁荣发达,但科学技术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在奥斯曼帝国中,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杰出的科学家。同中国相比,奥斯曼帝国受西方科学文化影响最大,但奥斯曼帝国皇帝也只是将这些科学技术当作是一种维持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利用这些工具,奥斯曼帝国版图扩大到欧亚非三块大陆上面。然而奥斯曼人根本无心进行创新和改进,他们似乎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贵族之间的交往,拜见皇帝等。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落后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反观西方科学文化,则是有非常清晰的脉络可寻的。从亚里斯多德开始思考物体重量与运动速度之间的关系,到阿基米德发现水的浮力的规律,再到伽利略指出亚里斯多德的错误。从哥白尼提出日心学说,到开普勒发现行星三大运动定律,再到牛顿提出牛顿运动定律,理论的历史发展历程清晰可辨。   当然提到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可以提一提基督教文化。理论上来说,基督教文化与科学文化毫无联系,甚至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阻碍作用。比如烧死布鲁诺,审判伽利略等。但可以证实的是,在欧洲,积极的一面在于宗教让比较松散的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消极的一面则在于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欧洲,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削弱了教会的势力以后,整个社会的创造性被极大地发挥了出来,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也有五四运动,另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各种运动,或许是从文艺复兴中获得了灵感。效果如何,有待历史的检验。但我想指出的是,同西方的文艺复兴脱离教会的禁锢相比,中国的这些运动始终说不清楚的是为了脱离什么?如果说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禁锢,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一个如同中世纪基督教会那样的组织来维护。如果说是为了改变古代汉语所形成的不利于学习的状况,可明清以来,大量的白话文小说早已出现。   尽管如此,大家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就是能够如同西方那样,可以在科技方面获得领先。目前据说日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近几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在显著增加。我们的香港地区据说也做得不错。但我有一个忧虑,就是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还是外部驱动的,就是在强大的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下,内部不得不做出的改变。如果有朝一日西方科技完全被我们超越了,我们是否还会退回以前那种不思进取的状态?又或者西方的科学家们被我们同化了,整个世界都变得不思进取了?前者是很糟糕的,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就是一个教训。而出现后面的情况,我就不知如何评论了。      (随笔,有些材料没有核实,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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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写在2012年元旦(俞强)
rwmf 2012-1-4 10:09
2012 年的元旦钟声敲响了,我们迎来了 21 世纪重要的 2012 年。为什么 2012 年重要?因为已经灭亡的地球上最聪明的玛雅人预言 2012 年是地球的末日。 我等到今天才写元旦感想,是因为如果地球在 2012 年钟声敲响的一霎那毁灭了,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写这篇博客。 地球虽然在 2012 年第一天没有毁灭,但地球和地球上的人类按现在的趋势发展,离灭亡也是指日可待。 地球上的资源已经被人类挥霍和毁害的所剩无几; 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让地震、海啸、恶性气候日趋频繁; 国家和国家间的竞争越演越烈,人类制造的原子弹已经足够毁灭地球上的人类;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骚乱的情绪正在不平衡中孕育;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Q : “ 情 ” ,早已被另一个 Q : “ 钱 ” 所取代,人已经不再知道活着的意义。 人类正在向何处去?人类应该怎么办? 英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阿诺德 · 约瑟夫 · 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 1889 年~ 1975 年),他曾被誉为 “ 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 。他的 12 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 “ 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 。 汤因比在 70 年前总结了人类的发展史之后做了总结和预言: 19 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 “ 因为他们发明了蒸汽机 ” 。 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 “ 因为他们发明了电灯和电话 ” 。 而 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 因为 21 世纪的主题不再是发明和创造 ” 。 后面的那些 “ 因为 ” 是我加的,我想汤因比会同意我的话。 汤因比说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他说的是 “ 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 19 世纪和 20 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世纪,是科技文明进步的世纪。这两个世纪不仅发明了蒸汽机、电灯和电话、也发明了后来的原子弹、卫星、电视机、计算机和网络,也发现了 DNA 和开创了现代医药学、发展了现代农业。 这两个世纪的发现和发明解决了人类的基本温饱和生理健康问题,也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的诸多便利。 人类在解决了温饱之后还需要什么?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快乐! 我们今天快乐吗? 我们比昨天更快乐吗? 我们比我们的父母更快乐吗? 我们比 100 年前、 200 年前的人更快乐吗? 如果答案是 “ 否 ” ,我们就得想一想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应该干什么。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是哪些问题?人类应当怎么去解决? 科学技术的发明能解决我们的温饱,但不会让我们更快乐。 也许我们有一天能发明一个 “ 快乐 ” 药,让我们每天吃的乐呵呵。 在 “ 快乐药 ” 出现之前,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上下级问题、朋友亲戚关系 ...... 问题。 我们不是没得吃,没得穿、没地方住。我们是想比别人吃穿住的更好。 21 世纪我们要解决的不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财富分配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的问题。 谁对这些“关系”问题有答案?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哲学。 中国的老、孔、孟、庄,早就给世界和谐指出了方向。 中国人的文化不是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文化,但是是 “ 人 ” 的文化,是 “ 人情 ” 的文化,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人与天(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文化。 中国人在 19 世纪、 20 世纪没有引领世界解决人类的温饱和生理健康问题,中国人要在 21 世纪引领世界解决人的精神健康问题,要引领人类走向平安、和谐和快乐。 21 世纪的主题是和谐,中国人需要看清自己的优势,不要错过了引领世界的机会。 补记: 傅新元说我是 “ 老调重弹 ” ,因为汤因比(他推荐的人物) 70 年前就预言过。 我说我是 “ 老调新谈 ” ,因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给老哲学找到科学证据。 我弹的不仅是汤恩比的老调,我弹的更是老、孔、孟、庄的老调。 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前人早就提出和争论过的,但是也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哲学,不管是希腊的哲学、德国的哲学、英国的哲学、还是中国的哲学,都是对现象的观察和总结, 2000 年来没有根本的变化,都是老调重弹。只是现代科学不断给哲学找出科学证据,证明哲学的正确性。找出 “ 之所以然 ” 。 科学是最终能弄清楚人的本质,以及人的阶级的本质。只有在弄清了人的本质和文化的生物学基础之后,才能知道人类的合理制度应该是怎么样的。 21 世纪 中国生命科学家的机会和使命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给中国的老哲学找出科学根据,引领人类走向和谐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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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春秋之最动人的情书
热度 15 geobob 2011-12-24 22:47
“ 我祈望,在某个风光明媚的街角,遇见你,然后遇见我自己 …” ----------海子 我很喜欢看书信集,书信多是作者真情流露,大致上不会文过饰非或者精心雕琢,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书信,所谓读其著作不如读日记,读日记又不如读书信。最近买了一批书,其中有一本书,收录了一些秦汉至近当代名家赠送妻子的诗文书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代文人墨客诗文浩瀚如烟,不可胜数,然而多见青楼酒馆风尘之作,赠予妻子的似乎并不多,是什么原因呢?怪哉,怪哉! (一) 开篇是东汉诗人秦嘉,存世诗篇尚不足十首,但全部是写给妻子徐淑,是个十足的爱妻好男人。夫妻俩书信往来,情真意切,言语朴实无华却感人至深。先摘录其赠妇诗一首以飨诸君: 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 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 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 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 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属。 此诗具有非常显明的时代特色,具有汉末诗文那种淡淡的忧伤,感慨人生倏忽易老的飘渺之感,又有些诗经的天真思无邪古朴风韵,这和三曹父子诗文类似。本诗首先回顾了与妻子幼年的孤苦,结婚之后平凡而艰难的日子,今当远别黯然销魂之苦,之后用多组事物借喻眷眷深切的思妇之情,末尾表明贞士心迹,堪称佳作。这首诗大概是秦嘉离开妻子赴京师致事,而妻子生病回娘家,不及当面告别,一连写了几首赠妇诗。徐淑也是才女,文才不输于丈夫,当即有诗回赠,在我看来,似乎写的更美: 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沈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 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 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 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 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二) 古琴传奇美谈《凤求凰》,当年穷书生司马相如抚琴一曲打动美人心,俩人私奔之后当垆卖酒,小日子十分幸福,羡煞旁人;真可谓男人有钱就变坏,司马相如略有起色之后就想纳妾,书信预先探知卓文君。自然是卓文君的回信更为有名,她在回信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然后说‘ 锦水汤汤,与君长 诀’ ,还不忘关心司马公‘ 努力加餐勿念妾 ’,在纳妾成风的那个时代她能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实属难得,当为一代女杰也。 或许没有那首‘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元稹名气不会有现在这么大,当年他一介穷困书生,老婆韦氏却是显贵之女,因而元稹也觉得是下嫁,不过他对自己很有信心,自比古代大牛黔娄,后来他果然官居显赫,可惜的是妻子未能等到这一天,他怀着悲痛写下了传诵千古的 《遣悲怀 》 , 诗中说早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苦,日子艰难,如今我官居高位,年薪百万,可是没有你一起来分享,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陆游与唐婉之间的两首 《钗头凤》 就更为有名了,虽然因为东风恶而致欢情薄不得已休妻,终其一生难以忘怀,陆游写诗将近万首,却只有寥寥两句是写给后来妻子的,而为唐婉写了几十首,甚至直到自觉天命不远,老态龙钟,依然到沈园回想起当年美人泪湿透了鲛绡,依稀中又看到了伊人红酥手端来了黄藤酒,之后怀着六十多年的款款深情与唐婉相会去了。在北京的时候,曾看过舞蹈学院大型舞蹈剧《唐婉》,沈园悲歌,芳草萋萋,凄美动人,视觉盛宴,难以忘怀。 (三) 80后同学们大概都会学过一篇 《晏子使楚》 的课文,知道了晏子的聪明机智。晏子是个德才兼备的大牛,官居高位,俸禄丰厚,先后辅佐了齐国的三代君王,齐景公不是什么明君,可他很器重并且离不开晏子。有次景公去晏子家里作客,看到晏子妻子后大为吃惊, 说你这么牛,妻子却又老又丑,寡人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嫁给你如何? 晏子回答说: 她虽然如今又老又丑,可她曾经年轻貌美过 。于是拒绝了景公的好意。 湖阳公主新寡之后,光武帝刘秀就想着为姐姐解决下个人问题,于是姐弟俩对朝臣文武百官评头论足,问姐姐有没有看中的男人呢?湖阳说,姐姐觉得宋弘就很不错嘛,其他的我都看不上眼( 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 )。刘秀知道了姐姐的想法之后,有些头疼因为他深知宋弘是个好男人,就说试试吧看能否搞定他,之后故意约谈宋弘,并且让姐姐躲在屏风后悄悄窥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含蓄的民族,古人更是含蓄的一塌糊涂,喜欢旁敲侧击借物喻意,从来不直接说话,这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礼仪和修养。刘秀是这么开始谈话的: 常言说啊,人显贵之后就要换新朋友,有钱之后就要娶新妻子,这算是人之常情吧?( 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谁料宋弘回答说:臣却听说的是‘ 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宋弘这么一说,刘秀顿时觉得道德制高点已经被宋弘占了,显然搞不定,就很郁闷地对着屏风说: 姐姐没戏啦 ( 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 (四) 历史长河滚滚而去,类似的故事相对很少,绝对数目上也不少。到了近当代,西学东渐,新潮思想冲击之下,男女婚姻观念起起落落,造就了不少欢喜冤家痴男怨女以及荒唐之事。戊戌六君子兼保皇派康有为(鬼王大叔叔肯定最讨厌这类人),虽说自称接受了西洋男女平等之思想,然而先后娶了多个妻妾,包括日本妞,甚至在花甲之年还娶了几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据说当年老朽之年,泛舟西湖,见一浣纱少女貌若天仙,惊为西子重生,于是厚着老脸去提亲,西子家长迫于生活困顿以及康的势力不得已屈从,其他几个妻妾因愤怒而没参加婚礼。康喜欢泛舟西湖,常有艺妓相随,赋诗自比范蠡与西子,以为风流多才,岂知留作一时笑柄。 多情诗人徐志摩则素来认为烈士因为殉国而流传千古,那么为美人殉情也应该是同等光荣的事情,虽身为有妇之夫,辜负芳心几多,当年作为绅士英才与才女美女林徽音陪伴泰戈尔访华传为一时美谈,后不幸殁于看望美女的飞机途中,也算是忠于了自己的信念。 朱自清的散文很美,但是有个特点,喜欢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比喻为和小姑娘相关的,比如水面的荷叶像是少女亭亭的裙摆啦,春天像个小姑娘笑着走着啦,不一而足。所谓人如其文,所以当年与俞平伯同游秦淮,《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里便有了那种微妙可笑的内心纠结斗争,想叫一个歌妓听唱歌却又下不了决心,而俞平伯则表示因为爱妻子所以尊重天下女人所以不想听唱歌。俩人游毕秦淮,各自写了一篇散文,人们认为朱文胜过俞文,可是我怎么老觉得俞文更美呢?至于百年难遇的大才子郭沫若院长也为日本妻子写过情诗,虽然非常香艳但也感人至深,怕是远远胜过赞美毛主席的诗词甚至早年的 《女神》, 只是当日本妻子辛苦拉扯着孩子终于找了个机会来大陆寻夫,得到的消息是郭院长已经再婚了,于是带着无限的遗憾一任时光流逝了。 类似的还有艺术大师张大千,不同的是他去了台湾又娶了姑娘,妻子留在了大陆,张大千后来表示了再娶的愧疚,曾写诗赠大陆四川内江妻子,其中有‘ 银河可许小星藏’ 一句,‘银河’暗指大陆妻子,‘小星’暗指台湾妻子。郁达夫本来和孙荃幸福完满,郁达夫旧体诗极好,当时无人出其右,俩人之间诗词回文尤为美丽感人,或许是男人通病,幸福的日子过得好好的就不知道哪根筋憋住了,移情于大美女王映霞,写了很多封热烈而笨拙的情书,终于打动了对方,或许是他的深情溺死了爱情,婚后并不幸福,遂致决裂;郁达夫后来死于日本宪兵之手,新中国赠予他烈士称号,郁达夫一生虽然有三个妻子,但是政府却把烈士证书送给孙荃保存,也算是一种慰藉了。 至于鲁迅的不幸人所共知,有名无实没感情的婚姻造成了他的悲剧,鲁迅于1925年44岁的时候才结识了27岁的许广平,于是有了闻名于世的被誉为20世纪最美的情书 《两地书 》, 不过鲁迅可能也很受女孩子欢迎,婚后许广平一度闷闷不乐,这在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文章中可窥见一斑,不过多有传言周氏兄弟翻脸也与女人有关,周作人也是当代大家,当年鲁迅资助他留学,如今竟然会捧起茶壶丢他哥哥,而鲁迅去世多年之后周作人在公园看到其高高在上端坐的塑像依旧觉得十分可笑,足见兄弟忿恨之深,不过鲁迅虽然四十多岁才遇到许广平,好歹也终于获得了幸福,真正不幸的只有他可怜的原配夫人了。 (五) 世间虽广,毕竟凡夫俗子居多,以上各大家或学贯中西或博晓古今,惊为天才鬼雄,但究竟迷于儿女情长,所谓英雄气短,虽然常情所致,终不免让人扼腕叹息也。真正的大智慧者当如胡适,遵照父母之命,虽然是小脚的旧式妻子,依然恩爱相守一生,可立为后世楷模,传为佳话。近期如启功也是同一类人,娶了章宝琛,风雨几十年,动乱红色时代他妻子操劳为家,启功后来回家觉得自己无以为报,就请妻子坐在椅子上,他毕恭毕敬地跪着磕了个头,叫了声姐姐;章去世之后,又逢妻子生日,启功炒了不少妻子爱吃的菜,对面放了个空碗,他不断地往里面夹菜,直到菜满了再也无法添加滑落下来,启功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章去世后启功一直独身,期间有女艺术家主动去照顾他,希望能打动他,结果都被启功拒绝了,一直孤独了几十年直到于2005年去世,以终生践行了one-woman的理念。 当代大数学家陈省身也是这样,我不懂数学,不知道陈省身的伟大程度,只知道杨振宁当年写诗把他与欧几里得欧拉嘉当等人并论,陈早年在美国做研究,战争期间妻子在天津抚养孩子,后来他回国感于妻子辛苦操劳,遂发誓此生不再分离,果然之后半个多世纪从未再分开过,于妻子去世后不久就相随而去了。 所谓如胡适、启功、陈省身这些大师,具有完美的人格,真正的智者,人格美丽,学问精深,大德至纯,相濡以沫,巍然如山,当为人类历史上不被超越的巅峰了,而他们的妻子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 (六) 咦?我好像跑题了,那么言归正传。 我看过的这些名家赠妻诗文,固然很美好,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出自 《聊斋志异》 里的一个文弱书生之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鲁公女》。 故事是这样的,鲁公女当然是个泛泛的称呼了,类似于如今的张家小姐赵家姑娘的意思,只不过是表示这个姑娘姓鲁罢了。鲁公很富有,因而鲁公女是个貌美如花的资产阶级小姐,她个性类似于孙权的妹妹,喜欢的都是些男儿本事,喜欢弄枪使棒,骑马狩猎,长发飘飘,衣袖飞舞,策马奔驰,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好不快活逍遥。不巧的是,这姑娘某天打猎的时候,被这贫弱书生看到了,顿时被这姑娘的潇洒貌美摄去了魂魄,可他是穷书生呀,又没考取功名,所以这一见钟情也只能悄悄地藏在心里,随着日子消散了,不再有什么想法。 岂知这姑娘因为打猎杀了不少生,根据封建社会的因果报应迷信理论,于是她一次出猎摔于马下身亡,大概是老天惩罚她偿还那些无辜的动物生命了。因为距离鲁家太远,恰好天又下了大雨,不得已只好把这姑娘停放在一个寺庙中。世上机缘,怎一个巧字能说尽呢,这寺庙正是这书生寄读的地方,他非常难过,日日焚香,想这伊人已失,香消玉殒,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热泪潸潸,喃喃曰: 睹卿一面,长系梦魂,不图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渺若河山,恨何如也!然生有拘束,死无禁忌,九泉有灵,当姗姗而来,以慰仰慕。 大四那年我认真读了《聊斋志异》,还加了些注,这篇我多看了几遍,因而这几句话记得真切,六七年之后的今天我居然还能记得。文言文的魅力也在于此,寥寥数语,即把一枚深情款款的书生的款款深情表达得相当淋漓尽致,恁地感人。这么动人的表白,纵然是一块石头也该被感化现出人形来相会。可想而知,这姑娘被感动的复活了,突然笑着幻化出来,说: 感君之情,不能自己,遂不避私奔之嫌 。 故事就到此告一段落了,就其结局而言,也算是完满了。 (七) 西谚云: 人人爱听好故事 ;古语又云: 中国人民爱八卦 。黑面书生又说: 八卦是热爱生活的表现 。科学网也如此,前几天沸沸扬扬的院士也可算是种消遣的八卦,饭后的谈资。我是中国人民的一员,可能也喜欢八卦,但是我一般不八卦今人或者科学网博友以及现实中好友,因为这可能会引发争吵以及不可预期的结果,就像党校回应中国为何不能两党制的理由一样。我个性平和,不喜欢与人争论,更不愿意与人争论浪费时间。或许八卦真的是一种瘾或者一种病,于是在我的原则限制之下只好八卦了下古人。 于是有聪明的如你这般可能会问,那么八卦今人可能引发争吵摩擦,那么古人就不会么?有诗为赞: ‘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 PS:此刻是平安夜,祝你快乐,一切如愿! 另外写完这篇八卦之后,我突然觉得文中所述人士假如去炒股的话,大概都会赔钱的,只有胡适、启功、陈省身以及文末的聊斋书生能赚钱,聊斋书生为什么能赚钱呢,因为他运气足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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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科学家的误解
热度 4 oasisxiang 2011-12-22 09:05
当今科学家的一个自以为是的观点是:由于我们的科学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好。 事实可能完全不一样:外在物质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样;人心内在越来越空虚,充满贪婪,怨恨,愚昧,傲慢,怀疑一切。 科学家的贡献似乎只是满足了人们外在的感官刺激,世界事实上是走向了堕落,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这包括物质意义上的居住和心灵上的居住。 作为中国人,我们体会的更深:不用过苦日子了,但这社会也越来越失去了公平。有博友感慨中国文化的劣根,但我认为这所谓有劣根的文化,说 的是现代中国文化,或者说,近现代中国文化。 而不是说的中国的儒释道文化,这是国之精髓,只是被国人忘得一干二净,更别谈科学家。只有真正了解,思考,甚至实践过中国儒释道思想精华,哪怕只是其中一派思想文化的人,才比较适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否则都是在讨论中国的“现代文化”。 没有这些内在的素养,科学家只是个争食的动物。 喝过洋墨水的,基本也不例外的,把传统中国人的内涵抛的一干二净;只是他们可以高歌西方对自己的包装。 不错,现代西方从横向比较来看,是更民主,更正义,个人素养更高的;但从更高的角度来看,逃不出唯物质、唯金钱和唯竞争的魔爪。 而传统意义的科学家,如牛顿,孟德尔,爱因斯坦,这些大师的内心都有着深深的哲学和宗教的精神修养,这在国内外新一代科学家内心,基本荡然无存,唯存达尔文主义。 一个nature science文章一大堆的精英科学家,哪怕他发再多的,如果他内心没有对人类,对其他生命,发自肺腑的仁爱和责任,都是潜在的“怪物”,因为受利欲心的驱使,其很容易被掌权者和掌钱者操控,干出骇人听闻的行为来。 这真的是整个世界走向堕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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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好孰坏,存乎于心
热度 1 rain871 2011-12-20 10:56
诸子百家中的墨家,您可有印象? 不好意思,没看过华仔出演的《墨攻》,但其“兼爱,非攻”的思想倒也是知道的,还有墨家那“游侠”般的豪气。 或许,这两天刚好看到三体游戏中墨子建造用于解释三体星球太阳规律的铜球,再加上王老师对墨家的介绍,感叹于梁同学所讲“如果墨家在中国一直发展下来,说不定中国在1000年前就已经能造飞机了”。 自觉得墨家还真是有意思的一家。 可历史确是不能假设的。 因为墨家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即使后面分支成为“墨侠”和“墨辩”两派,而“墨辩”一派也提出了所谓终极哲学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飞矢不动“及”二分“等问题,但却未追问下去,于是逻辑学在中国发展也成了半吊子。 后来,墨家在历史上淹没了,而也正是说明了其和中国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不太相适应。 考究下来,西方文化为何具有逻辑强迫症,而中国文化则更多是形象思维偏多? 于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与艺术? 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何在? 追究其根源,无不在于要顺应人们生活的环境。一切都是为了求生存而已。 说到这里,又想聊聊关于中医、易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 其实,是不是科学又如何。关键能管用就好。 但一说到科学,大家几乎是满眼的崇拜,而其他某些就成了迷信。如此,不也成了迷信科学吗? 那何谓科学呢? 不断地证伪? 于是,科学发展越来越快,因为证明之前科学学说是错误的速度越来越快! 那技术和科学又是否一回事呢? 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仅是一家之言,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供大家批判。 科学是建立在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哲学之上,哲学家们通过抽象和逻辑推理建立一套理论系统,然后再通过验证来证明。 技术则刚好相反,是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和实践,然后得出一系列相关的理论系统。 那么,孰好孰坏,存乎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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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真正强大之处在于其文化极具包容性
热度 17 周可真 2011-12-17 20:00
拙文《或是中日结盟拒美的时候了?(下)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26do=blogid=349799cid=1410886goto=new 匿名 2011-12-17 17:36 这作者忘记了一点,它(中国)本来就是弱国,而她(日本)一直都是强国,为什么大日本要与支那同盟呢? 本博主回复: “大日本”?如果它不是真的“小”,为什么要称名“大”?“大日本”的称呼是真小国的自卑心的一种流露。 小国虽然不一定弱,但永远成不了一个世界大国。中国无论别人怎么称呼它,它都是大国,而且从古至今都是大国,就是它最弱的时候还是大国。 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仅在于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更在于它的文化具有包容性,任何外来文化都会被它吸取并最终化为它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也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入侵者无论怎样都征服不了中国,即使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最终灭亡的却不是中国,而是异族统治者因被中国文化同化而自行消亡。 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优越于动物之处在于人类有文化,而动物没有文化。中国之所以自古至今都是大国,而且从来都没有被入侵者所征服,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一种可以包容其它一切文化的文化。吸纳和利用别的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特殊的生存方式。中国在既大且强的时候曾经主动吸取印度佛教文化,到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的时候,外来的佛教却被中国文化同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近代以来,大而弱的中国在被动状态下一直吸取外来文化,先是因吸取外来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使中国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最近三十几年来,中国更是主动吸取外来的非社会主义文化而使中国摆脱了贫穷状态而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甚至可以假设,当西方文化在西方本土衰落的时候,外来的西方文化却被中国文化同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 中国的真正强大之处不在于它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而在于它的文化对异质文化极具包容性和同化能力。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使它从来不拒斥任何一种对它的发展有利的异质文化,对待异质文化,它总是以我为主地“洋为中用”,使外来文化转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如果说人类是动物世界中对于食物几乎是无所不吃的杂食性最强从而生存能力也最强的“杂食动物”的话,那末,中华民族则是文明世界中对于文化几乎是无所不纳的包容性最强从而生存能力也最强的“包容民族”。也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这种文化特性,所以,当她自我感觉亟需外来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时,她会表现出对自己的文化极度的“自卑”,以至于看起来似乎是持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实质上这种“自卑”不过是如道家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的“玄同”或儒家荀子所谓的“虚”“壹”而“静”的“大清明”,是“得道”或“知道”的一种心境条件。因此,只要按照中国文化的本性特点去理解,那么,最近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自卑”,就应该被合理地理解为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自我感觉亟需外来文化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以虚极静笃的竭诚之心来对待外来文化的“玄同”、“大清明”。这就是说,当今中国并不是处在民族文化深重的危机之中,而是处在民族文化大发展的转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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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教授,真正的爱国男人!
热度 4 doniao 2011-12-11 14:38
饶毅教授对院士选举的抨击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响应,部分专家从一些方面善意地批评了饶教授,劝其冷静和归顺中国文化,实则劝其明哲保身,默默忍受,总有一天会轮到你。但是,从哲学上讲,没有人说的话是完全对的,在某个特殊时期,我们应该提倡他的积极性,打压科学上的不良行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饶毅和施一公等实力派海龟回国肯定不是为了挣个中国院士,鸿鹄之志我们燕雀安知,现在如此的院士选举,确实问题太多,应该赫斯底里一下,改善一下国内学术风气,院士就应该是那些做最好学术的人,饶毅是真男人,中国科学史将有您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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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歧路花园的有限理性
kejidaobao 2011-12-9 15:10
文/王 芳 《穿越歧路花园》(原著名为“The Bounds of Reason in Modern America”,意即“现代美国理性的边界”),展现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司马贺(Herbert A. Simon,1916—2001)一生的追求和留下的足迹,介绍了其关于有限理性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广泛的学术应用成果,探究了他对科学的贡献及对现代生活和思想的影响。 司马贺这个名字,比学术界通用的译名赫伯特·A.西蒙更加中国化,它反映了其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热爱。司马贺曾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1994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司马贺充满激情与好奇心,热情地追逐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运筹学、科学哲学、系统论等诸多跨学科的前沿领域。“他只是一个拥有开拓者灵魂的极具天赋的数学家。……他的开拓性冲动意味着,一旦看见有邻家的炊烟升起,他就准备向下一个拓荒前沿转移……其实,司马贺始终不渝地在追求一系列紧密相关的目标……一条连续的不间断的曲线。” 司马贺是成功的,他几乎在每一个涉猎过的领域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一生的学术思想十分丰富博大,要想一一了解,必须下很大功夫。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初步了解其学术追求的窗口。阅读本书发现,司马贺最重要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有限理性思想。这一概念最先由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提出,认为面对复杂的世界,人类无法趋近完全理性的行为。20世纪40年代,司马贺详细分析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假设的弱点,大力提倡有限理性。他认为:“我们需要不那么全知全能而比较世俗的选择者。” 有限理性思想在经济学、博弈论、决策科学甚至系统论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自司马贺之后,关于有限理性的讨论似乎从未停止。本书指出:“尽管非个人的‘理性化’的力量(如市场和大型组织)发挥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但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家们认为,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非理性的信仰和习惯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宗教和地方文化传统。” 2) 管理科学与组织行为研究。司马贺将管理科学描述成一个研究层级结构本身的学科。“并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证明,社会就应当选择竞争市场而不是政府组织,组织是其活动的制度手段。”从个人有限理性出发,司马贺进一步探索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由于有限的理性,人们就需要组织的帮助来了解足够的知识或快速做出抉择。“我们称之为组织的这种行为模式……对于广义上实现人类理性是很必要的。理性的个体是(而且必须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个体。” 组织加于理性的制约并不是韦伯所谓的官僚控制的“铁笼”。相反,正是它们使理性成为可能。司马贺认为,个人愿意接受组织(以及组织中本人的上级)的权威性,是因为他或她认同这个组织,认可该组织的基本目标是该组织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建立的总体权力结构。因此,组织认同提供了组织需求和个人需求之间的关键联系。它是一个有力的普遍现象,如果没有它,所有理性协调行动所带来的利益都无法实现。 3) 倡导实证主义方法论。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倡导,贯穿于司马贺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这不仅对政治学、组织行为等社会科学产生重要影响,也帮助他轻松切入运筹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研究。“逻辑经验主义进路产生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它将哲学的焦点从事物之定义转向讨论事物的规则之定义。因此,有必要对事实和价值观进行区别。” 对于司马贺而言,知识的“最终目的”是“确定过去和现在的已知事实与将来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从而由当前状况产生唯一一种可能性”。受洛特科思想的影响,司马贺强调数学与实验的价值。洛特科坚信,数学不只是测量或验证通过其他方式形成的概念的一种工具。数学是一种发现工具。它不仅能阐明概念,还能发现隐藏着的关系。 司马贺发现了3种可以对难以控制的世界进行分析控制的广泛策略:统计推断、概念形成、应用认识论。“测度对应用来说是关键,实验也是如此,实验的益处是既有助于改进理论又有助于改善实践。”事实上,经验主义与理论抽象并非完全对立或相互取代,本书指出:“美国科学家的‘经验主义气质’并没有被对理论抽象的新重视所取代,而是与之相结合。” 4) 对政治学科学化的努力。正是基于一种对经验主义的推崇,司马贺将实验、数学等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为政治学的科学化做出了贡献。“像所有学科一样,政治理论应该是一种改善决策的工具。”司马贺认为:“拉斯韦尔的心理学论证及戈斯内尔的定量和实证方法最能具体表征芝加哥学派。但对我以及其他一些研究生而言,从更基本的层次上能表征该学派的,是他们认为政治科学是一门科学这样一种主张。”梅里亚姆认为:“参与政治是用实验方法研究政治学的唯一基础。”这一思想对司马贺有重要影响。 司马贺在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探索也表明,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孜孜不倦的学者。“这种发现模式的欲望是一种壮志豪情,特别是由于试图发现的模式是最隐秘的——人类思想和行为背后的模式。” 司马贺穿越的歧路花园迷离曲折却主线清晰。这本传记将司马贺一生丰富博大的学术思想简洁清晰地勾勒出来,无疑为快速了解司马贺思想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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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那些“中国人”
热度 20 hjf306 2011-12-2 14:32
今日, 吴飞鹏老师 发了一篇博文 【丑陋的那些“中国人”】 ,里面有这么一句: “ 在普通的中国百姓间保存的是中国文化,他们善良,忍耐,吃苦,有的是平凡的良心,这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 ” 读了这句话很有感受,虽说今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在平凡的普通百姓中,还是存有很多中国文化的美好特质。中国人自古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的宗教信仰,大都数民众都是见神拜神,见佛拜佛,因而没有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 但这并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准则、底线 和信仰 ,中国人 时 常挂在嘴上的“良心”,便是我们的信仰。良心 与职业无关,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与学识无关,良心无法定性无法量化,它像是一把朴素的秤杆,民众大多拿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处事。良心和其他优良品质——善良、勤劳、吃苦等,一同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命脉,虽几经艰难,却依然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以下这条新闻是刚从网上看到的,两位贫穷的拾荒者,不惧艰辛、缩衣减食,把一位捡来的女婴培养成人,这位闺女也很争气,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本大学。我不知道神州大地上还有多少这样籍籍无名的布衣百姓,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善良的品质,不怕苦的精神,为自己为他人艰难地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在这片天空下坚强地绽放自己。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 “我考上大学啦!”迁安市建昌营镇张庄村,一个女孩欢快地跑进一座低矮破败的小平房,把大学录取通知书塞进拾荒人喻长富的手里。几近失明的喻长富在那张纸上轻轻摩挲了几下,咧开嘴笑了。闻讯而来的乡邻,都凑过来道喜:“长富,你这闺女可没白捡啊,有出息”,“供出个大学生来,你这十几年的罪没白受”。喻长富憨憨地笑着,心想:时间过得真快啊,这孩子刚来家的时候,还没过满月呢…… 本想捡床铺盖,却捡来个闺女 1992年10月的一天下午,阳光很好,喻长富像往常一样外出收废品。在通往邻村小郭庄的路上,他看见不远处扔着一个行李卷,不由心里一喜:“嘿,家里正愁没有过冬的被子呢,捡一床像样的铺盖可挺好。” 但等他走到近前,把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袱拆开,却傻了眼:一个粉嘟嘟的婴儿在棉被里睡得正香,身上还有50块钱和一张写着生辰年月的纸条。“这还没满月呢,咋就扔了?”喻长富赶紧把孩子抱起来,左右张望了一圈也不见人影,就转身回了家。 “ 那是条命啊,咋能不管?要是光把被子和钱拿走,不管孩子,不是缺了八辈子德了?!” 喻长富的想法很简单。 孩子抱回来后,几经打听也没有她亲生父母的消息,喻长富便决定收养她,起名喻小红。“拉扯个孩子多不易啊,瞅瞅你们家的环境,可别给自己找麻烦!”知道了这事的街坊邻居都劝他。 喻长富何尝不知道其中的难处!家里的房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青砖房,两间堆满了各种破烂的小屋子里,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相依为命的哥哥智力不全,自己又患有遗传性雀盲眼,视力一天不如一天,随时都有完全失明的可能;没有固定收入,靠收破烂勉强维持生活,哥俩都三十多了还没成家。可喻长富却铁了心认下这个闺女 :“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她一口,就当养活个小狗呗。” 话是这么说,可照顾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谈何容易?白天还好些,本家婶子、邻居大娘,经常过来帮忙照看。到了晚上,只能兄弟俩轮流带。孩子一哭他们就慌神,也搞不清是饿了还是尿了,经常手忙脚乱折腾半天,一晚上也别想睡个踏实觉。小家伙还特别爱生病。有一回,孩子发高烧,吃了药也不见好。喻长富心急火燎,顾不得眼睛不好,大半夜抱着孩子磕磕绊绊跑去卫生所打针。 回到家后,孩子哭闹不止,他抱在怀里拍着,哄着,一晚上没合眼,直到烧退了才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喻长富兄弟又当爹,又当妈,尽最大努力呵护着毫无血缘关系的闺女。 偶尔炖点肉,都扒拉到孩子碗里,宁可剩下了留给孩子下顿吃,自己也舍不得多吃几口;别人给点苹果、花生,他们宝贝似的攒起来给孩子当零嘴,自己从来不尝;快过年了,他们勒紧裤腰带,就是饿上两顿也要省几个钱给孩子买身新衣服,而自己的衣服却早已洗得褪了色。 “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孩子念书” 小红六岁那年,喻长富拿出家里仅有的积蓄,把她送进了幼儿园。有人不解:“花那钱干啥?过两年直接上学就行了呗。”喻长富却说 : “上幼儿园能认字,比整天跟我收破烂强。多念书不遭罪,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孩子念书”。 只上过4年学的喻长富,打心眼里盼着闺女有出息。可他卖废品的那点收入,养活三口人已是捉襟见肘,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从前,我们哥俩买块豆腐洒咸盐,就当改善生活。现在连这也吃不上了。”如今又要供孩子读书,压力可想而知。 为了能多挣点钱,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出门,晚上天黑了才回家,推着独轮小车穿梭在周边的村落。可即便如此,好多时候也凑不够学杂费,他还得厚着脸皮到亲戚、街坊家去借,几乎每次给小红的学杂费,都是块八角的零钱、10元、20元的整钱凑成的。 有一年实在交不上学费了,喻长富只好把当年包裹里的50元钱拿了出来。为了这事,他至今还在愧疚:“这个钱存了7年。要不是急着交学费,我就是吃不上饭也不会动的。” 让喻长富欣慰的是,小红学习很努力,从小到大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还记得,小红三年级的时候拿回了第一张奖状。他高兴坏了,中午特意做了米饭,炖了肉。要知道,这样的饭菜对于经常吃清汤挂面、水煮青菜的他们来说,已经相当奢侈了。 喻长富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表达了对孩子努力学习的肯定和鼓励。 “丫头学习好,年年都拿奖状回来,老师总夸她。”喻长富一脸骄傲地说。 小红开家长会,喻长富总是托村里人替他去。他嘴上说要忙着干活攒学费,其实还是怕自己穿得破旧,连累孩子被同学笑话。他从不到学校去,却经常给小红的老师打电话,求他们多关照、严要求。 小红偶尔考试失利,回家闷闷不乐,他就说“考糊了,用大铲子铲铲吧”,逗孩子开心。 不过,宠爱归宠爱,喻长富对小红也有约法三章。小红小时候,有一次去地里玩,把邻居的秧苗拔了,喻长富第一次狠狠打了她几巴掌。喻长富说: “在家怎么闹都行,不能祸害别人的东西,打一顿好长记性。”他还时常叮嘱小红,不能和人打架,不能眼馋别人的东西,更不能偷,人穷也要有志气。小红上了高中后,规矩又多了一条:不许处对象。喻长富说得理直气壮:“处对象耽误学习。咱这家底上个学多不易啊,不能分心。” 几近失明仍坚持收废品,要供闺女上大学、读研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中三年,小红凭借着有效的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心态,一直保持着班里前十名的成绩。 在今年的高考中,以传媒特长参考的她,取得了文化课484分、专业课148分的好成绩,被一本河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录取。 然而,得知第一学年的学费要7400元,小红犹豫了,她不愿老叔(喻长富让小红管哥哥喻长忠叫爸爸,管自己叫老叔)再为了自己的学费发愁。喻长富却说得毫不含糊:“ 学费不用你管,借钱也上”。 在他看来,穷窝窝里出个大学生何其不易,说什么也不能放弃。幸好,就在他心急火燎四处筹措学费的时候,得知他家境况的一些爱心人士及时伸出援手,累计捐款27000余元,解了燃眉之急。 “唐山晚报的读者捐了6000多;奥迪车店捐了1万多;迁安民政局给了3000助学金……” 喻长富说,自己识字不多,没法把这些捐助者都写在纸上,但一笔笔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啥时候也不能忘了人家的好。他还专门办了个存折,把这些钱都存了起来。他说:“家里的几千块钱外债,以后卖破烂慢慢还,这存折上的钱我一分都不动,就留着给丫头上学用。” 小红去石家庄读书,半年才能回家一次,喻长富虽然不舍,却也想得开: “ 孩子大了,哪能老在身边啊。她出息就好,我们不图啥回报。” 他咧嘴一笑,满脸的皱纹堆成了一朵花: “上了大学,将来找份工作,再找个好婆家,就行了。我们哥俩不用她惦记,咋还不能有口饭吃。” 他还说,小红是个懂事的孩子,不嫌家穷,有空就做饭、洗衣服,和他们老哥俩也特别亲。 “前阵子我哥过生日,丫头拿自个攒的钱买了蛋糕,把我哥乐坏了。”说起闺女,喻长富挺知足。 如今,55岁的喻长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依然每天推着独轮小车收废品。他乐呵呵地说 : “我拿推车当拐棍,好歹还能挣俩钱,攒下来给闺女当生活费。”他说,将来小红要是想读研,他还继续供着。 说话间,两只小猫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在喻长富的脚边绕来绕去,亲昵地蹭着。喻长富说,前两天这两只流浪猫来院里找食,他喂了点吃的,没想到它们还赖着不走了。他干脆搭个窝,把猫养起来了:“瞅着怪可怜的,有富余的饭就给一口呗。”也许,当年他决定收养那个被遗弃的女婴时,也只是源于同样的善念。但当他含辛茹苦将孩子抚养成人,最终送进大学的殿堂,就注定了那将是值得这个拾荒人骄傲一生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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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那些“中国人”
热度 58 cwufp 2011-12-2 09:13
这两天,科学网上连续发表一些海外华人或者海外归来美国人的文章,讽刺或者批判了某些国人的不良行为。但是,抬头挂的都是“中国人”。这个让俺这个老土鳖有些挂不住,不得不打破俺不参与掐架的规矩,忍无可忍的要说几句。 要说,人应该自省,有问题更应该自我检查和改正,作为中国人,俺经常这样告诫自己。谁都有犯错的时候,谁都有不检点的时候,检查和改正是应该的,但,那都是个人或者小集团的事情,与中国人无关,更与中国文化的主流无关。 因为曾经统一和强大的中国是汉,所以我们是汉人。在国外,我们的同胞自称唐人,老外也喜欢这么叫我们,因此,在世界各地都有唐人街,那里不仅生活着世代在外漂泊的爱国华侨,也传承者华夏民族的文化。唐人街成为每个城市的旅游景点,也是西方人喜欢去的地方。即便是在国内,民间津津乐道的是秦香莲和陈世美的爱情故事,一个贪图富贵的陈世美被中华民族在舞台上消遣了几百年,说明了大众和主流的价值观。这种道德和修养的水平用于衡量当世的人们,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虎头刀轧掉脑袋。一个趋炎附势的人,一直是中华民族消遣的对象,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因为这种文化一直传承,从古老的昆曲到现代的京剧都是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这就是中国文化。用这样的标准检验一下现在风流华夏的各种人等,也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才,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勇气和脸面去批判别人的龌龊。中国人或者华夏民族一直是世界各民族仰慕的对象,这种仰慕一直延续到 1840 年的鸦片战争。 是的,最近 100 多年来,我们落后了,贫穷了,各种不道德或者不符合自己传统文化的事情也屡屡出现了,丑恶横行,甚至在俺年少时听着很新鲜的杀人,现在也已经不再可能成为新闻。 但是,各式各样的做人的卑鄙和丑陋难道国外就没有?从卖火柴的小女孩到校园杀人案,再到各种强盗式的掠夺和战争,从火烧圆明园到轰炸大使馆,我没有看到什么文明和礼貌,更没有看到什么高贵。但是,谁又会说,这些强盗行径代表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和道德水平? 在普通的中国百姓间保存的是中国文化,他们善良,忍耐,吃苦,有的是平凡的良心,这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当官的和利益集团的相互倾轧,奉承拍马,勾勾搭搭,拉拉扯扯,那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有个定语,那是中国的官场文化,虽然他们自我标榜是主流,但绝对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当自我标榜在宣扬外来文化的先进的时候,最好看看自己是不是正好是标准的丑陋的中国官场文化的代表。几千万丑陋的中国官员绝对不代表十几亿中国人,他们的文化只能是他们自己认为可以代表中国人,每个中国百姓都有一杆秤,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像他们自己一直声称的那样,可以代表自己。 那种随意丑化一个民族的语言俺是不认可的,随意丑化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是一种无知和无耻。一个随意挂上“中国人”进行批判的人,只能是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那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是善良的中国百姓还是丑陋的中国官员。 当民风日下的时候,不去追究当政者的价值观引导政策,而一味责怪草根屁民,就像社会上大众批判的那样,北大已经不再是中国人的北大,是美国人的北大,他们的汉奸文化是用中国纳税人的钱把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都培养成美国人。不知道那些在北大当各种各样教授和 XX 学者的学官们听到这样的评论是否舒服?是否也认为这样的评价是符合事实和应该赞同的。 如果有一天俺移民了,俺会很骄傲的说去当唐人了,而不是去当一个偷鸡摸狗的“中国人”。因为我没有当过任何官,没有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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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席文:科学史和医学史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jlpemail 2011-11-29 05:45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期 席文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系中国文化与科学史教授 很多人把科学史和医学史看作两个领域。那是因为60年前,写自然科学史的是科学家,写医学史的是医生。早期伟大的现代中国科学史学家之一竺可桢教授,就其所受训练和从事的职业而言,是一位气象学家。在竺教授之后的60年内开始工作的最重要的科学史家和数学史家,比如席泽宗教授和陈美东教授,受的也是科学训练。医学史家在中医学院或西医学院受过教育。医学史和科学史起初并没有很多接触,这一点我们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是分开的机构,就可以看出来。   今天,由于这两个领域彼此影响很大,其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就没有很大差异了。医学史学家廖育群教授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现任所长,这一事实就表明,这种机构的分离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这两个研究所都把他们的研究生训练成职业的史学家。两个研究所里,就像国外大学里一样,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一直都在迅速地变化。今天我将谈谈已经发生了的一些变化,以及正在持续地发生的种种变化。我将主要关注科学史和医学史发生变化的相似之处,而不是这两个领域发生变化的差异之处。出于这个原因,我将经常用“科学”一词表示二者。   职业科学史   我从1950年代说起,那时科学史和医学史成了职业领域。我说“职业领域”的意思是指高质量学术的起始。这两个领域质量高实在要早几个世纪。人们能够作为研究者或教员谋生。1950年左右,不少学者正在从事科学史或医学史工作。他们接受的训练仍然几乎全都是科学而不是历史。他们所写的,是他们领域过去的思想如何发展成与现代科学相似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任何不被现代标准认可的东西都不值得研究。他们用语文文献学工具,即批判地阅读和分析文本所说的内容,来批判地研究原始资料。欧洲人有他们的语文文献学传统,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也使用类似和同样通用的证据研究(考证)工具。这两种传统对于弄清某个文献是谁写的、是否可靠、与其他文献有何联系,以及其内容的含义,是非常有价值的。   结果,科学史和医学史往往就成了概念和方法的概要,就像它们在重要书籍中按年代顺序看上去的那样。“变化”通常意味着两本书内容的不同。这种研究的目的,就是鉴别“成就”——谁最先做的、谁做得更像现在知识。它描绘少数科学英雄,而不是普通人。好像哥白尼(Copernicus)、维萨留斯(Vesalius)、沈括(1031-1095)和郭守敬(1231-1316)与那些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样的历史不能解释他们不同之处的原因。除了用影响之类的模糊解释之外,它们也不能说明变化。它们说不出科学家何以有时接受影响而有时却拒斥影响。为了努力理解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它们只着眼于机构。(黄小茹,2008)   这种进路(approach)在长时间里成功了。其受众就像其作者一样,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想知道谁是他们的智识先祖。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时代的知识就像他们作为学生从教科书中学到的那样,是非常可靠和合理的。他们自己的工作就是改进他们时代的概念和方法。他们把历史看作一件追溯同样的改进模式的事情。他们的科学史与一般历史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一般历史是关于诸种社会中无限复杂、非理性与理性相伴的人类经验的历史。   一般科学史的发展   大约从1970年以后,多数西方科学史学家和医学史学家受的就是史学教育而不是科学教育了。他们开始为外行而不是为科学家写作。他们从越南战争(1959-1975)认识到,科学技术常常被用来摧毁生命也用来拯救生命,它们可以作破坏环境的工具也可以作改善环境的工具。史学家对于科学的政治误用的关切,导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把研究题目从古代转到近代,越来越多的研究生选择研究当代科学。例如,我自己系里的12位教授中,有10位研究20世纪甚至21世纪,我们的研究生很少研究1900年以前的事情。   研究你自己的时代时一定要注意,科学家的经济需要、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的竞争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都不能忽视。要注意那些接受一般训练、将永不会出名的科学家做着大部分工作,又引起了很多变化。探究所有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相关的事情,正是我们今天常规研究的一部分。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显然的问题:难道同样的事情在过去就不是真的了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一部主要基于大人物思想的历史就太狭窄了,不能解释科学是如何真正演进的。   大约到1970年代,就在许多像我这样的科学史学家都在自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类学和社会学正在发展的那些研究方法,可能非常有助于研究过去。下一讲我将处理这两个学科的影响,这里我只稍微说几句。   旧的科学史是关于英雄科学家个体的理念和理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导致有价值的结论,但却不会导致均衡的结论。为了达到这种均衡,研究社会和文化在形塑技术变化中的角色,就是必要的了。今天,所有的科学家和医生都意识到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常规和非常规关系、财富、权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是社会学研究的概念。科学家和医生也从他们周围的人们那里,认识到如何理解和澄清他们的经验、如何可以使他人同意,等等。人们分享的那些感觉和方法就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东西,属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中的多数社会科学家探究的都是当下,而不是过去。   1950年代科学社会史创始时,不外是对科学机构的研究: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由于这些机构只接纳那些通常杰出而并非典型的少数科学家,因此这种研究并不导致理解上的重要创新。从那时起,史学家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用于过去,他们也就阐明了种种技术性职业的方方面面。为什么欧洲直到18世纪才有人作为物理科学家或数学家被雇用,而在过去2000年中国科学家就有了这种官职?为什么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学家很少公开争论,甚至更少公开与在世的对手辩论?为什么天文官员比数学官员的争论要多一些?古希腊人以降,科学争论和公开的面对面的辩论在欧洲很正常。这个重要反差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差异表明的是社会习俗、优先权和价值观上更深层的差异,是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   让我通过历史地思考技术变化,给出一些重要变化的具体例子,这些例子首先是欧洲的,然后是中国的。   首先,新理念不能自动地使人确信它们是正确的而且比旧理念好。有些人不只是要发明新的技术方法,而且还要发明新的说服手段。如果这些理念是革命性的,那么,科学家还得创造新手段去说服新公众。没有这些社会发明,变化可能就极其缓慢。尽管哥白尼作为一位天文学家广受尊重,但罗伯特·韦斯特曼(Robert Westman, 1980)却指出,在1543年他的书初版到1600年之间的三代人当中,欧洲总共只有10个人接受哥白尼的地球是行星及所有行星绕太阳运行的理论。哥白尼并非革命家。由于他是为大学里的保守学者们写作的,因此,直至伽利略(Galileo)为他创造了大学以外的新公众的时候,新的理解才过于缓慢地出现。   在17世纪的英格兰,大学主要是训练人做宗教职业。并非令人吃惊的是,那个时代的多数重要科学发现的完成和发展都不在大学里。由于大学并不准备赞许创新者,那么,谁来判断和接受他们的工作呢?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谢弗(Simon Shaffer)1985年对这个新问题给出了一个重要答案(Shapin and Shaffer, 1985)。这就是有名望并对科学感兴趣的受过教育的绅士们,他们相互论证他们的发现和假说。起初他们只在自己家中向少数访客做论证。到1660年,他们组织了欧洲第一个科学学会即皇家学会①。在这个组织里,他们可以向大得多的绅士团体展示和讨论他们的新工作,并把它作为真正的科学发表在学会的学报上。这在今天,比如在《自然科学史研究》这种学报中,已经是一种正常的模式,但是在1660年代它却是一项新发明。   另一个例子是标准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发明(Kohler 1994)。20世纪早期,赫尔曼·缪勒(Herman Muller)及其同事在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实验室里,开始繁殖一种极便于做遗传学问题实验的特殊品种的苍蝇。繁殖了一代以上之后,他们把这些昆虫送给许多正在做同样工作的实验室。结果,这些特殊的果蝇成了多种研究的标准昆虫。这些实验室依靠它们,并通过向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小组告知其工作进展及经常接受他们的建议,作为对这些赠品的回报。结果,哥伦比亚的这个小组存在的时间很长,在那种实验中取得优势地位。这样,一种昆虫成了实验科学中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工具。   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科学的理念和理论都依赖社会活动——新科学家之间新关系的创造,甚至一种新昆虫的创造——都使它们在某些方向的发展更可能。这也使得回答这个问题成为可能,即为什么1280年元初中国雇用了150多位专家改历,但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欧洲却没有这样的项目把五六位天文学家弄到一起。答案在于中国的集权官僚政体。   医学史方面,过去20多年也有同样重要的转变。此前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关于医生及其行医的研究。医生们的著作在1980年代仍然是医学史的主要原始资料,但这些资料并没有详细记载病人的经验。不过在传记和日记里,有许多这样的记载。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广泛研读了论述患者经验的书籍,并且正开始理解普通生活中、病患中和手术中的患者疼痛史②。   中国医书几乎也没有给出有关患者及其经验的知识。不过,10年前张哲嘉(Chang, 1998)的博士论文使用了北京故宫档案馆的文献,非常详尽地追溯了同治皇帝(1861-1875)和慈禧太后(1874-1908年在位)在他们被医官和非官方医师治疗期间的个人看法。他们不是典型的患者,但张哲嘉的工作开辟了对一般病人进行研究的道路。   焦点变化   过去,人们都认为,现代科学是一种知识体,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由于设想其概念和语言是普适的,学者们假定来自不同文化的科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但是,两个国家的化学家的心智习惯真是一样的吗?一项新近的研究③提出,把科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会改变种种意思。作者得出结论说,这在早期是真的,直到今天也是真的。对不同文化的科学家比如中国科学家和日本科学家就相同主题所写的技术性论文,就内容和思想上的差异去做这样的研究,会有价值的。   而且,单单研究科学概念过于狭隘,不能回答广泛的问题。沙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 1988)做了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她比较了东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直线加速器以及使用它们的科学家。组织在多个研究团队里的数百名物理学家需要使用这些机器。那些掌管机器的人给每项实验分配了时段。任何不能得到足够时间的项目都不会成功。特拉维克发现,斯坦福和东京决定分配时间的方式根本不同。差异并非取决于物理学,而是取决于管理实践、工作习惯以及每个地方的人际关系。一项对于日本和美国的火箭项目的比较研究,给这个结论提供了另外的证据④。换言之,要理解科学研究项目的成败,就得承认有现代科学的地方文化。   对于另外一个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很大的进展,关于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研究尤其如此。在每个热切专注于科学研究的国家,剽窃都是一个问题。大量研究调查了近几年美国的许多案例(Judson,2004,第7章)。在中国,一项发表的调查提出,应当对剽窃进行历史研究⑤,但是再过了十几年之后,我们就不知道更多的事情了。据我们所知,20世纪之前模仿在欧洲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惯例。但是没人研究中国的模仿。一些学者也许会把剽窃看作可耻的,但在很早的时代,它在科学上完全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我们想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历史现象,就必须对之做无偏见的探讨。   对中国科学史的新探讨   亚洲研究中国科学的史学家已经开始把许多这样的新方法和新进路用于他们自己的工作了。   日本学者山田庆儿和栗山茂久在关于医学和科学的书中已经把智识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例如,山田庆儿对于授时历的研究(山田庆儿,1980),就是第一部考察中国一次改历的社会、政治和建制方面的著作,该书同时也是技术性方面的著作。当我就同一次改历撰写自己的书(Sivin, 2008)时,我发现这部著作极其有用。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马伯英,1994),对其主题有多维度的丰富调查。冯贤亮(2002)是一直在用新方法研究环境史的几位中国学者之一④。当年轻学者接受训练从种种研究技巧中选择工具时,中国将在常规进路与创新进路之间得到均衡的发展。   使用新工具   让我列举我们知之甚少或者就不知道的一些中国科学史领域,以及研究它们将会用得上的工具。   ●1973年在一部沈括传记中,我注意到北宋时期的许多人都异常地擅长于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和科学,从绘画和诗歌到制地图、发明、数学、天文学和炼丹术。这些学者在此前后的数百年间都罕见。30年后,还没有人解释这种有趣的现象。无疑,很多学者对此都有见解,但这是一个研究问题,而研究还没有做。确实,这个问题,即智识广度的模式,应该有广泛研究兴趣的人去探讨。   ●对于古代科学研究的费用,几乎就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对于大规模的医学贸易,随便是帝国内部还是国际的,也没有多少研究。经济史正好提供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例如, 清华大学 李伯重教授把经济学技巧用于农业史和工业化史⑦。由对老中药铺的研究,我们知道,有丰富的记载可供定量经济学的学者们进行分析⑧。董煜宇对于北宋政府的历日专卖(2007)的新近研究⑨,提供了一个模式。   ●对于欧洲的科学和文学相关的研究在近三十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并且提供了许多富有成效的研究课题。这种工作在中国几乎还没有开始,尽管中国古代科学家和医生在诗歌和其他艺术方面的技能通常高于西方的同类人。文学和诗歌集成往往幸存下来,而且篇幅通常很大。喜欢文学的人都知道,诗歌表达感情,这种感情用文章很难写出来。对此进行的研究,提供了途径去接近那些会被学术所忽略的思想和感情,这样的研究当然还将阐明古代中国文学与科学之间的重要联系。   ●医学史学者最忽视的领域,很可能就是疗效,不仅是药效,还有其他治疗方法的效果。史学家倾向于要么认可早期医生成功治愈患者的陈述,要么拒斥多数陈述。两者都不是理性进路。我们如何评价疗效声称?从狭义的技术性的现代观点看,试验测试并没有给出答案。   我们从医学人类学知道,现代实验室里的疗法产生的结果,不同于原始的社会和环境里用同样的药物或同样的操作所产生的结果。要理解结果,除了技巧之外,我们还得理解那些社会和文化环境。我们也需要研究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他们相互作用的特征、家人或其他在场者的角色,等等。我目前的研究项目是处理一千年前的功效问题,因为一项对于疗法的各个维度的研究是理解古代卫生保健如何发展的唯一可靠的方法。这样的研究是许多学者可以做贡献的。   在5年前出版的一本书里,我的同事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和我论证说,为了得出最可靠的结论,研究问题的各个维度在比较研究中常常是有用的。比较实际上是一种广泛的探究方法。不必要求比较两种不同的文明。我们也可以探究同一个社会的两个时代或两个地方。   史学家趋向于仅仅研究思想史或者仅仅研究社会史,但是这些倾向都是基于欧洲习惯的区分。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家时,还必须理解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属的官僚文化,以及科学家彼此说服的方式,等等。我提出,最有效的进路就是首先要问哪个维度——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组织的、艺术的、数学的等等——与给定的问题相关。然后,我们可以考察那些相关的各个维度。这让我们不仅理解了与问题相关的每个维度,而且还理解了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这个系列演讲中的后续演讲中,我将论述比较和文化簇(cultural manifold)。   我最后想留给你们的,是可能相当大地扩展研究中国科学的学术范围的理念。竺可桢教授65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用这些话结尾:   苟能引起博雅君子对于本问题之探讨,则此文为不虚作矣。⑩    注释:   ①全称是“伦敦改善自然知识皇家学会”。   ②Porter, Dorothy, Roy Porter, 1989, Patient's Progress: Doctors and Docto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③Montgomery, Scott L., 2000, Science in Translation: Movements of Knowledge through Cultures and T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④Sato, Yasushi, 2005, Local Engineering in the Early American and Japanese Space Programs: Human Qualities in Grand System Building. Ph. D. Dissertation,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⑤李佩珊、薛攀皋:《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4):74-80;Li Xiguang and Xiong Lei, 1996, Chinese Researchers Debate Rash of Plagiarism Cases, Science (New Series), 274(5286):337-338.   ⑥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⑦Li Bozhong, 199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 (Studie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s Ltd..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王湘云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⑧见刘永成、赫治清:《万全堂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1):1-15;唐廷献:《中国药业史》,北京:中医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   ⑨董煜宇:《从文化整体概念审视宋代的天文学——以宋代的历日专卖为个案》,载孙小淳和曾雄生编:《宋代国家文化中的科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3页。   ⑩竺可桢:《二十八宿之时代与地点》,载《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53页。   【参考文献】    黄小茹,2008,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中的体制化刍议,《中国科技史杂志》,29(1):30-41.    马伯英,1994,《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Chang, Che-chia (张哲嘉), 1998,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ysician -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1908), Ph. D. Dissertation,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udson, Horace Freeland, 2004, The Great Betrayal: Fraud in Science, New York: Harcourt.    Kohler, Robert E., 1994, Lords of the Fly: Drosophila Genetics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Kuriyama, Shigehisa, 1999,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日)栗山茂久,2001,《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陈信宏译,台北:究竟出版社。(日)栗山茂久,2009,《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陈信宏和张轩辞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Porter, Roy, Dorothy Porter, 1988,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50-1850. London: Fourth Estate.    Shapin, Steven, Simon Schaffer, 1985,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美)史蒂文·谢平、赛门·夏佛,2006,《利维坦与空气泵浦:霍布斯、波以耳与实验生活》,蔡佩君译,台北:行人出版社。(美)史蒂文·夏平、西蒙·谢弗,2008,《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蔡佩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ivin, Nathan, 2008, Granting the Seasons: The Chinese Astronomical Reform of 1280, With a Study of Its Many Dimensions and a Translation of Its Records (授时丛考,Sources 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Secaucus, NJ: Springer.    Traweek, Sharon,1988,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美)沙伦·特拉维克,2003,《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刘珺珺、张大川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Westman, Robert S. , 1980, The Astronomer' s Ro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History of Science, 18:105-147.    山田慶児,1980,《授時暦の道:中国中世の科学と国家》,東京:みすず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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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听饶毅报告“中国文化的双刃剑作用: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
热度 10 liuli66 2011-11-18 10:37
时间: 2011 年 11 月 18 日(周五)下午 3:00-5:3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教三 3405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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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北京精神与中国文化
热度 1 yanjundu 2011-11-8 15:13
漫谈北京精神与中国文化 近日,北京精神正式发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引发了周围人的热议。 依我看,一个城市或者企业或者其它组织的文化或者精神,应该简洁、易记。否则,老百姓都记不住,如何去落实这种精神? 这么看,上海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广东精神(“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都太长了,太抽象;重庆精神(“登高涉远、负重向前”)更是不具体。北京的精神倒是精练,不过“爱国”可以去掉,因为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觉悟和意识,不必强调,“包容”非常重要,“创新”没感觉,“厚德”应是发展目标。 一个政府的管理者,既然制定了所谓精神,应该通过手中的权力去积极引导百姓,通过关键事情的处理,凸显该精神,让人民体会到,什么才是抽象精神的具体化,这样,精神才能够在老百姓手中生根,而不再是空话。 有朋友说:“精神,文化,那是慢慢培养起来的,不是宣传就能搞定的。现在社会没有培养精神、文化的土壤,况且现在所谓的“引导性宣传”更是畸形”。这就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和精神?我还一下子说不出。原来活在中国 30 年,自己竟然一直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好像没人教给我们。不过,我认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应该是在百姓身上能够感觉得到的精神。那么,只能通过自己的体会来总结。中国文化就是冷漠(见面都不打招呼,与邻里或出国都不打招呼;见死不救)?中国文化是自私(人人为己)?中国文化是没有社会责任感(随便污染环境,不为他人和后代考虑)?中国文化是欺骗(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假奶粉、假烟、假酒、瘦肉精、地沟油、水果上涂有毒的蜡)?如果中国文化不是这样,那又为何这些文化痕迹如此易见易感? 朋友同时提到“中国的文化现在只存在于境外华人圈里。”我没有接触过欧美等西方国的华人圈子,但是在电视上看到海外华人“舞狮”和“粽子节”等活动,好像感觉到了中国文化。 最近去台湾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好像寻得真正中国文化的影子。通过与台湾同行的交流,与当地人的接触,通过导游的介绍,我在台湾人身上看到的怎么都是”温、俭、恭、良”? 这种感觉很深刻,不是一两个例子能说尽的。不过还是举几个小例子吧。同行的一位老师的佳能相机充电器坏了,就来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小五金店维修,老板 40 来岁,个子不高,胖墩墩的,微笑着询问充电器哪里有问题,虽然无法修好,但老板说让把电池放在店里,免费充电,第二天来取。另一位老师在眼镜店换了靠鼻子的两个塑料垫,没有收取费用。在台中,麻雀和斑鸠都不怕人,离它们很近,也不飞走,要是在大陆,看见人,早早就飞开了。在福山植物园,很容易看见的是猴子和三猐(一种小鹿),离三猐 1 米 , 它都不会跑走;福山植物园的老师带领我们参观植物园之前,告诉我们一句话:“在这里,动物和植物是主人,我们是来访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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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1世纪全球多极增长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whyhoo 2011-11-7 12:37
【北京论坛(2011)】林毅夫主旨报告:21世纪全球多极增长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一、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处于世界顶峰 。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到了19世纪中叶后当亚非拉许多地方成为西方强权的殖民地或是势力范围时,中国也变成为一个贫穷落后,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 。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民族自决之声此起彼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迎来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自主发展的机会。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多年时间里,一直在探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国内、国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的说法影响深远,上世纪80年代中,一部在国内名噪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中,作者把中国的文明称为黄色的文明,把西方的文明称为蓝色的文明。他们认为黄色的文明是内向的、保守的,蓝色文明是外向的、开放的、积极的,中国要现代化必须从黄色文明变成西方的蓝色文明即是例证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显然并未如上述学者所思考那样,先进行文化的改造再取得经济的发展。1979到201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总量增长了20.6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大为提升。在人口这么众多、条件这么差的基础之上,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的发展,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Lin 2011a)。而且,自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维持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力。现在许多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构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到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他不同文化体系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将充满活力,共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二十一世纪将会是全球经济多级增长的世纪。 我将从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着文化的复兴,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是否可承载中国的现代化等问题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文化复兴的问题,并论证二十一多极增长的世界格局里将可能是各个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二、文化的内涵 要回答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复兴。根据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除了強調可代代相傳之外,此定义跟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組成的统一整体之内涵基本一致。然不同的学者因分析的方便,对文化的内涵会有不同的划分,我个人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倾向于使用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和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 。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恰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经济、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共有、共享。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公社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共有共享的伦理价值则有利于克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这种价值伦理和组织方式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铁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则演进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演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可以储存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单个家庭为克服各种风险透過血緣的紐帶來解決生存保障的問題。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恰的实体。 三、文化复兴的内涵 文化复兴的概念应该与“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及“绵延不断的文化”相对应。谈文化的复兴表示我们的文化过去曾经是先进的文化,而现在变为落后的文化。那么,何谓先进文化?何谓落后文化?另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也就无所谓复兴不复兴的问题,如果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何言复兴? 第一,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当两个文化相冲突时,其差异性会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1840年鸦片战争时,从器物层次看,中国的生产活动以农耕为主,西方已进入到工业化生产,中国的战争武器是弓箭、长矛,西方则是铁甲船、大炮。组织层次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西方则是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宪。价值层次看,中国是以儒家倫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当文化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时,何谓先进?何谓落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的私有相比,前者有利于分担风险,保障生存,后者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伦理价值“仁”和基督教的“爱”,都有“爱人”之义,前者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发,而有亲疏远近之分,后者以神为纽带,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别,也难分高下。其实,把人类文化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器物这个层次,如生产工具、战争工具等等。当我国还在用耕牛时,西方国家已用拖拉机,生产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世纪时,我国使用大刀、长矛,而西方使用洋枪、大炮,因此英法联军能以两万余人,长驱直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所以,文化的先进、落后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 。 第二,文化的绵延不断則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文化的绵延不断,是与文化的消亡相对应的。埃及、罗马、希腊、巴比伦,这些都是闻名的文明古国,但是今天这些名詞對應的仅为政治和經濟实体,它曾代表的古文化已经消失了,但是,消失的是什么?中国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指的又是什么?从文化三个层次中的经济基础来看,中国有著名的四大发明,火药、罗盘、指南针、印刷术,这些发明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经有一段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为是中国的工业革命(Elvin 1973)。因此,在过去5000年中,中国的器物和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变化的。从组织的层次看,周朝时为井田制,为近似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秦汉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组织与生产关系(韦伯1997) ,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从政治组织来看,周朝是封建社会,秦朝废除封建,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汉朝以后一直延续这种方式。既然经济基础、经济与政治组织方式均在变化,那么何者让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綿延不斷所指应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價值体系。孔子称“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本性。冯友兰认为“《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冯友兰,2000)。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时,死伤甚多,虽然,与死者、伤者素不相认,但见此景此情,国人内心所受煎熬就像死难者为自己亲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仁”。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同理,西方社会,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从君权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8、9世纪脱胎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以来,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四、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倫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這是因爲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Kuznets 1966)。以西方为例,Maddison(2006)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 ;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然此非关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是因为科举取士的制度安排,未能强调数学、可控制实验等内容,阻碍了科学革命自主产生于中国的可能,因此,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Lin 1995),只要改变教育的内容,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并不亚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 (Lin 2009)。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 %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Lin 2011b)。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 (麦迪逊2010),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 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 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Lin 2011b)。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Lin 2011a)。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相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林 2007)。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視自我民視,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章句上》),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历代圣贤继承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但表现方式不断变化和丰富。儒家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没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以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五、结语:二十一世纪全球多极增长中各个不同文化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少数几个欧美工业化国家,代表西方强势文明,一直主导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在2000年以前,美、德、英、法、意、加和后来兴起的日本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总合贡献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超过美、日、德、英、法、意、加等老工业化国家(Lin 2011b)。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多极增长的世纪,许多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将会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一倍以上的速度增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World Bank 2011)。 目前世界的主要文明体系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拉美、非洲等(Huntingtong 1996),她们各自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核心伦理价值取向。如本文所述,文明的先进、落后,强势、弱势既然以经济为基础,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以快速的经济发展而取得文化的复兴,其他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国、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多级增长世界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同样是以他们各自所有的文化核心价值为基础,在先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日本、韩国之后,实现的文明成就。所以,二十一世纪迎来的不仅是中国以“仁”为核心伦理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且也将会是各个有着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原文见 http://pkunews.pku.edu.cn/xxfz/2011-11/04/content_2180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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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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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中国文化建设描绘了宏伟蓝图。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自信,最重要的应体现为对中国文化根的尊重与扬弃、对中国文化魂的坚守和创新、对外国文化的包容和借鉴。当代中国文化创造,在理论层面和实际的艺术生产中,对于中国文化根的寻找与重新利用,以及对待中西文化结合的态度,已经不同于上世纪诸多文化寻根之旅,而有了更多自信、坦然与从容。近年来在文艺生产中越吹越烈的“中国风”就是一个显证。但是,所有表面热闹的风向并不就表明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尚需许多沉潜的思索与行动。 在我们可以知悉的文化艺术生产事实中,中国风并不是一个已经确定边界的指称,它产生和生长于民族文化碰撞的语境之下。在文化艺术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中国文化艺术产品面临自认与自立两大挑战,一切以彰显中国特色、突出民族风格为旨归的文化艺术加工都可纳入中国风的范畴。新世纪之初,文学、电影、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向古典回归、向民间乡里寻觅创作之灵、文化之根,这阵风的吹来,或因庄周的蝴蝶之翼,或因杨妃的霓裳羽衣,或为一把纸伞、一颗红豆、一盏雨过天青瓷、一段牧笛吹奏的久远旋律,但这是否已经是中国风的全部,是否还有别样的缘由?针对文化艺术生产者对中国风自我指认的误区,他者接受的误读,甚至为广泛传播而牺牲精髓、炮制表象等问题,我们策划了中国艺术与中国风系列访谈,庶几能对中国风的大致轮廓与内里有更清晰的辨认,然而,这次探究的重点并不在于定义与设限,而恰恰在于拓展中国风的边界、开阔视野,以期更加深入、整体的把握对中国文化艺术产品的创造与传播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文化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中国风 陈少峰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怡梦 (本报记者) 我们的文化产业水平高,中国元素的影响力才能充分体现,反之,想以中国元素去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很难成功。有市场竞争力的作品随便融入什么元素人们都看得津津有味。 文化产业对中国元素有什么影响 怡梦: 据我所知,大陆艺术家对中国传统元素的集中、大规模运用是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此前,方文山、周杰伦的流行歌曲,张艺谋、陈凯歌的大片等艺术作品都对中国传统、民族风格有过或深或浅的表述,人们称这类艺术作品为中国风作品,中国风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陈少峰: 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说,国家鼓励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作品,而不是一味模仿其他民族的艺术风格;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说,不单纯考虑产业如何推广,更要考虑中国文化特色如何延续。这种政策上的导向会传递给很多从事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的人。另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具有传承的价值,比如《青花瓷》中的瓷文化,在传承中有创新,把握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感受方式,融入传统艺术的表达方式,探索如何融合传统与现代。这种探索还受到“韩流”、“日风”等其他民族独特风格的触动,譬如在韩国的文化商品输出中,政府起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令韩国文化既能与产业结合,又能对世界产生影响,韩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对我们有启发。 中国特色依存于民族传统,能体现中华文明源流的艺术作品更有价值,我倾向于称所谓的“中国风”为“华流”,因为我们有华文、华人,汉语为基础的文化艺术以“华”来表达更贴切,“华流”比“中国风”的意识形态色彩淡,文化味道浓。全世界华人创作的艺术作品,虽然有各种方向上的尝试,但都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特色分明,易于形成品牌化的影响力。但目前来看,这种艺术风格的特色还不够鲜明,很多人依赖传统元素,传承、借鉴与创新还没有融会贯通,我们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港台、海外华人的作品也围绕着中国传统艺术的轨道,只不过他们为了和西方对接,要引入现代元素,形成宽广的视角,在当代各国文化之间取长补短。如台湾的云门舞集以现代舞蹈表达汉字书法,这种创新更具有艺术性,既融入传统文化神韵,又对国外的戏剧理念有所借鉴,在各种艺术门类的融合中力图突破传统样式。中国戏曲等传统样式更适合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前生活节奏慢,而当代以青少年为主的消费人群对灵动的、富于现代感的艺术作品感兴趣。 怡梦: 中国风的命名似乎最早出现在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演唱的《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等歌曲中,那么中国风是从港台吹向大陆的吗? 陈少峰: 大陆艺术工作者注重发掘传统元素,这种文化认同为华人所共有,并不一定是受港台影响,但是港台的表现形式对我们有重要启发。在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中,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如果没有特色很难表现民族的力量。而港台是较早接触全球化的前沿阵地,已有很多探索,市场经验比较丰富。在文化商品中融入传统元素并非易事,《兔侠传奇》里塞满中国元素,但表现力和《功夫熊猫》相比还差得很远。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可以启发我们开拓创新视角。动漫、影视制作者应该虚心,不必觉得中国元素被别人抢走了,如果他们能把中国元素表现得原汁原味,相当于和我们同台竞技。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在中国文化熏陶下生长,作品中对传统元素的运用和阐释还不如别人。目前,动漫、影视工作者的文化修养很多停留在元素表层,没有深入发掘其中的理念、精神、神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传说对人性的把握可以超越任何国家和时代而为人们所理解,我们不应仅仅展示中国元素,而是以对元素的再创造参与竞争,以德服人,在竞争中成长。所以我不太赞成禁播外国动漫,这是缺乏进取精神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样的评价机制、竞争机制就成了矮子里拔将军,制作者也接触不到有启发的作品,地方保护不是长久之计。 怡梦: 中国元素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陈少峰: 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问——中国文化产业对中国元素会有什么影响?我们的文化产业水平高,中国元素的影响力才能充分体现,反之,想以中国元素去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很难成功。有市场竞争力的作品随便融入什么元素人们都看得津津有味。中国元素会给文化产业锦上添花,会令文化产业产出精品,但我认为这是第二步,顺序不能颠倒。 这些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在走向世界的层面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仍停留在形式上,没有把内容、形式、底蕴和大众融为一体。 当前艺术生产对中国元素使用是否恰当 怡梦: 有人认为美国电影无论引入什么元素,都是在输出美利坚民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您有何评价? 陈少峰: 艺术家创作的文化艺术作品,只要能构成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政府当然会给予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还包括知识产权等很多方面。换句话说,成功的作品体现了一国的文化艺术影响力,但这不是国家意志,而是综合实力。作品融入的是创作者的艺术理念和文化理解,这不是国家意志能支配的。美国电影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其他民族也需要,但美国电影肯定融入了美国的个性。假如我们一味模仿,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竞争力,全世界的文化艺术会出现一面倒的局面,造成文化失衡、引起国家文化安全危机,这不是政府能解决的,所以要搞文化产业。在大方向上是为打造国家软实力、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具体的作品只要能形成正面影响力,都是有价值的。目前我们的作品还未占领别人的市场,不能责怪别人输出意识形态,市场竞争是实力的较量,实力弱的一方无话可说。在全球范围发展文化产业,真正的竞争力来自企业,不是政府埋单就能做出好作品。艺术家可以独立探索,但在文化艺术的传播中,只有企业竞争力与艺术家创造力的结合,才会有力量。 怡梦: 国内外作品对中国元素的运用、阐释有误区吗? 陈少峰:外国作品使用中国元素是基于某种元素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一个人如果见多识广,就不会在乎文化出身,哪一种文化的提炼与表达能吸引人,他都会去发掘,因为他不是在宣扬爱国主义,而是在生产大众文化产品,为的是吸引全球的受众。但如果只是生硬的拼接、移植,没有人会看,所以不管哪种文化元素,在提炼过程中都会融入人性的因素,以适应人们在生活中对艺术的感知方式。譬如红酒文化,在形式上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元素,但是在人性的共鸣上,我们佩服品酒的高超技艺,欣赏法国人不是简单地把喝酒作为饮食的一部分,而是从中体验到更精致的艺术升华。元素通过什么故事来呈现非常重要,成功的作品主题似曾相识,但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元素的表达要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人性的共同基础,比如“侠”文化,这是中国的,同时又能为其他民族所理解,所以在这个时代仍有共鸣。 所谓文化艺术作品,既是文化的,也是艺术的;文化要面向大众,艺术要表达创作者的理念。两者糅合在一起应不露痕迹,元素的简单堆砌是毫无价值的。比如《花木兰》,创作者看重的是这个故事经过改造能吸引人,它是中国故事,当然要以中国元素作为表现形式,否则就不像“花木兰”。这部作品还使用了美国的方法提炼、改造和创新。 怡梦: 目前我们有对中国元素使用恰当的作品吗? 陈少峰: 艺术工作者有两种:继承性的几乎是照搬传统,葆有传统元素的原汁原味,但在今天这种纯乎传统的表述方式几乎没有市场了;另一种,知道融传统于现代,但不知道怎样融合才能恰到好处。让卡通人物身上背着京剧里的刀枪把子,这毫无意义。不是说某句话、某个动作蕴含中国味才更出彩,所以中国元素在精不在多,关键还是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我们往往以为融入中国元素就具有了中国风格,其实元素和风格还有很大差距。一方面我们对艺术作品创作规律的理解不透彻,对元素生吞活剥,不能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缺乏能为全球受众所认同的角度;另一方面我们市场经验不足,对元素生硬拼接,不能形成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品牌优势。中国讲究自然神韵,艺术家需要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哲学,获得更深的理解,把中国文化变成身体素质的一部分,而不是像旁观者一样把元素堆砌到作品中。 另外,迷恋自身文化元素的表达也不是好事。如果美国创作者是这样,就没有《功夫熊猫》。先考虑创作一个好的作品,在此基础之上融入文化元素才是比较恰当的。对自身文化正面、教条的呈现往往娱乐性不强,真正吸引人的事物其实是有缺陷的,不是完美无瑕的。好看的故事都有戏剧冲突,人性也是在戏剧冲突之中才能展现出来。娱乐片满足的是人们的好奇心和生活中体验不到的诉求。现在很多文化艺术工作者像是搞学术,正统、刻板,缺乏想象力和对人性各个侧面的理解。 想融入中国元素,先要“放弃”中国元素,讲好故事。如果故事不好,又要表达很多概念,又要融入很多元素,这是双重削弱作品的吸引力。中国古代有很多好故事,比如“人鬼情未了”就是中国人发明的,美国人拍出了《人鬼情未了》,说明这个主题人们都会有所共鸣。但我们今天再讲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人鬼情未了”就很不合时宜,因为这是一个套路,里边没有可供回忆的爱情细节,帝王的生活也不能代表普通人,就像《满城尽带黄金甲》里,只有一帧一帧金碧辉煌的画面,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爱看。有的创作者以为外国人喜欢看中国古代宫廷生活,其实外国人欣赏某一种元素,首先看的是它的表现力,看其中有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当然,也不是说现在就不能讲古代故事。比如“穿越剧”,娱乐性强,把古今中外各种元素组合在一起,找到一种戏剧冲突的新方式,我鼓励这种创作思路。只表现历史的电视剧一定会索然无味,一定要打碎历史重新组合,电视剧里可以这样,因为这遵循的是国人自己的观赏趣味。但这种创作思路放到电影中就很难实现价值,因为电影是“走出去”的途径,电影、电视这两种形式在表现传统文化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怡梦: 中国风作品的目标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 陈少峰: 我们的目标是全球市场。在理念上,中国人都支持中国风作品,但国内市场是不是就把握住了?《功夫熊猫》在中国获得好几亿元的票房收入,我们自己的作品最多只有几千万元。在消费层面,支持不等于埋单。所以第一个问题不是中国文化应该融入多少,而是作品有没有生命力,第二个问题才是作品能否恰到好处地融入中国元素,让中国文化随着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全球化的影响力。第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就纠结第二个问题,对作品本身都不具备把握能力,再融入中国元素更让受众困惑,这是目前的瓶颈。我提倡多研究怎么应对市场,不是研究怎么营销,而是探索如何根据市场需求来创作。譬如表达“正义”这个主题,先探讨人类共同的正义,再介绍中国如何看待正义,如果对“正义”这个基本概念都未能达成共识,就想把中国的“正义”灌输给别人,别人不会明白,也不会信服。 中国讲究自然神韵,艺术家需要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哲学,获得更深的理解,把中国文化变成身体素质的一部分,而不是像旁观者一样把元素堆砌到作品中。 海外“中国风”吹来了什么 怡梦: 港台的中国风作品何处值得大陆借鉴? 陈少峰: 台湾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较深,表现力比大陆好。香港对市场的把握能力较强,虽然香港电影也有媚俗的作品,但是制作者大多善于把握大众心理、流行趋势。大陆有自身的优势,人才济济、市场广阔、政府支持力度大,但也存在问题,企业、艺术家比较急功近利,我们太习惯于“快速发展”的思维方式,缺少反思精神。 这些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在走向世界的层面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仍停留在形式上,没有把内容、形式、底蕴和大众融为一体。很多有名的艺术家在尝试,但并未突破,新人找不到机会,企业是后来介入的,还没有经验。这样一来,市场大就未必是好事,因为随便粗制滥造的作品也能获得利润,竞争压力并不大,这不是有利于“走出去”的创作环境。 举例来说,民风民俗、古代传说都是中国元素。张艺谋在形式上有很多探索,但止于形式;陈凯歌在内容上有很多尝试,但止于内容。都缺乏对文化的深度理解和与市场走向的结合,也缺乏对国际文化产业成功案例的研究,更缺乏对制作本身所需要素的了解。先不要想如何才是“中国的”作品,因为我们制作出来的“好作品”一定是“中国的”,我们骨子里就是中国式的思维。但很多艺术家概念先行,这是能力不足的表现。 怡梦: 国外作品对中国的表述,以及他们对本民族风格的描绘,有何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陈少峰: 《功夫熊猫》的创造力值得我们学习。它首先是一个谁都喜欢看的故事,创作者第一考虑的是故事情节怎么发展,动作怎么表现,必须先让人喜欢,而不是先考虑引用什么元素。故事里融入了中国的太极文化,在全世界有八千万人在练太极拳,创作者提炼了太极的哲学理念,在故事情节中呈现得非常圆融。 《千与千寻》的想象力也值得我们学习。宫崎骏对日本文化的表现非常精当。千与千寻的服饰,场景中的建筑,画面的色彩都充分体现日本风格。他对日本传说进行了再创造,比如千与千寻的父母因贪吃而变成猪,比如无脸人等。他对神、怪的表现很灵活,作品里有像八爪鱼一样的怪物,因为日本是以鱼为主要食品的国家。但宫崎骏也不是刻意地去附会日本味,而是他对自身的文化根基有非常深的认同感。日本人很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但他们骨子里是很排外的,而且好胜,有竞争心。他们主要借鉴国外的表达方式和理念,而文化元素和艺术风格是自身固有的。我们的文化产业工作者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比较丰富,但对传统文化积淀比较浅,表达力、想象力都受到基础薄弱的限制。 采访手记 探寻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交融的轨迹,往往不免心存后殖民主义的芥蒂。笔者在设置问题时已潜在地认为,民族文化的“走出去”必须是“毫发无伤”的,任何考虑他民族审美取向、顾及他者思维方式而做出的装扮都无疑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降格。但陈少峰在接受这次访谈时持有的世界文化视野及人类艺术关怀令笔者服膺。文化产业立场积极有效地避免了过度的民族自我保护意识、狭隘的民族偏见等干扰,站在纯粹的文化与艺术视野下观望“民族”与“世界”的离合。访谈中阐发的核心理念是:文化有国籍,艺术无国界。发展文化产业即是以无国界的艺术彰显文化的国籍。理想状态下的全球市场不应预设任何人为的关卡,民族文化自我身份的确认,需要的并非一纸国籍证书,而是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姿态置身于琳琅满目的各民族艺术产品之林,令本民族文化与他者的分野不言自明。所谓的国籍证书,只能由今天的中国自己打造,存在于赞誉与荣耀之中的传统和经典,并非一笔即取即用的遗产,祖先留下的只是素材与灵感。 原文见 http://www.cflac.org.cn/ysb/2011-10/21/content_239422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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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科研的湿地
热度 2 dxniu 2011-11-1 11:18
先引用一段评述: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学生: 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也是世界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他们的学习成绩与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 20 年时间,中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实际情况是 1979 - 1999 , 20 年间,美国有 40 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还有近 200 位亿万富翁。 2004 年 12 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美国就占了 7 名。 中国呢? 科学是多数服从少数,符合美国人的“英雄”主义文化:一个人拯救一堆人。中国的文化是少数服从多数,中庸文化。 家长要求孩子的最常见词是“听话”,创新需要对权威的挑战,这在中国文化中是忤逆的表现,方方面面给你最大的打击和改造。我不清楚“叛逆期”是不是中国教育的特色,相信整体共性上父母的认识和处理方法上应该是有很大差别的。你想不听话么??找死!!经历了一番教育后,勤奋有了,创新的气质没了。 可以这样比喻:中国是文化的湿地,物种繁多,历史悠久,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看上去也没觉得的这摊水多么深,但是下面的土壤早就浸泡松软了,可以长出芦苇,长不成大树。 美国是后开发的田地,之前是荒芜的高地,殖民了杂七杂八的种子肥料和水分后,抢先成了良田。 红杉林可以矗立在他们的国土上几百年上千年经风沥雨,这棵大树长在我们的土地上早就被放倒了当梁,压在砖瓦之下不见天日,谁让我们比他们有文化呢?2000年前我们就知道伐木造房子了,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树上汤秋千,摘果子。 所以,也别太担心我们这里是科研的湿地,出不来栋梁,换个角度看兴许是件好事。 觉得自己是那块料的可以逃离啊,顺便验证一下我的断言:中国人可以在国外拿奖,外国人甭想在中国出头!! 中国大学可以请来拿过诺奖的老头子,说明我们这里的确气候宜人。--可以作为科研度假村。 什么时候能请来能拿诺奖的青壮年才俊??---那时才是向科研培养基地的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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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中 2011-10-23 16:17
时事解码 文化体制改革 不仅仅是做大产业 时事背景:10月18日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决定,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和人民日报社论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是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文化强国成为国家战略。 什么是文化,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是什么?文化强国就是做大文化产业吗?如何才能实现文化强国?就这些问题,一直呼吁将文化立国上升成国家战略的著名学者姚国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专家资料:姚国华,知名学者。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长期致力于文化研究,现代化研究,教育研究,其著作《文化立国-大学重建》(上下两卷)剖析现代化陷阱,提出中国文化战略,在思想界、教育界引起轰动。他主编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也畅销全国。 文化强国,岂止是做文化产业? 解码一 什么是文化?文化对国家的意义是什么?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大脑,社会的发展必须由文化来引领 记者: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似乎是人人都懂,但要人人都说不清的东西?您认为什么是文化?为何要提文化强国? 姚:九年前,我提出文化立国。我说的文化是指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部内涵,包括信仰、思想、智慧、道德、情操等等。但我们平时讲的文化往往只是给人看的排场、表演,是某种玩艺,某种消费品,譬如唱支歌,跳个舞,喊个口号,树个榜样,推出个文化产品,无非是达到政治经济目的的手段、工具。 文化当然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文化与人的大脑相联系,首先是人特有的主观世界,社会的文化构成一个民族的大脑。只有文化才能引领社会的发展。 欧美文明崛起的奥秘在于科学与法律,这植根于他们数千年的理性文化传统,人们追求一种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的道理、规律、秩序。它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成为人们不断深化的共识,引领着现代文明的每一个浪潮。 解码二 做大文化产业就是文化强国吗? 文化产业是必要的,但文化产业并不等于文化建设 记者: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着眼于做大文化产业的。舆论着墨最多的也是关于文化产业问题。文化强国就是做大文化产业吗? 姚:发展文化产业,增加文化投入,扩大经济生活中的文化含量,这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要文化立国、文化强国,首先要把文化当作超越政治、经济的第三个独立维度,培植全社会的文化共识、文化追求、文化趣味以及文化交流的氛围,只有全社会有了丰富的文化生活,人的生活才会更有超越动物生存的丰富价值,人们才会有更多的自由空间,人的智慧才会有更大创造力,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信任。唯其如此,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才可能发生质的进步。将文化改革的重心放在文化产业上,这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而言,不过是隔靴搔痒。 记者:我们的GDP总量在全球国家中已排名第二位,但好像并没有赢得世界的尊敬,我们的发展也陷入了困境。 姚: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缺乏自主文化的引领,好比一个无脑的巨人,只是跟着别人走,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内地跟着深圳走,深圳跟着香港走,香港跟着洋人走。我们学习外来文化,只是模仿人家的看得见的器物和技艺而已,根本而没有掌握先进文明背后的理念和智慧。 在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永远都是人的思想和理念。西方经济强大的背后不是看得见的器物,而是器物背后的文化内涵。 今天国家提到文化强国,但文化建设并没有真正到位。今天众多知识分子及媒体看到经济发展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但很少有人看到没有文化的支撑,政治改革无法摆脱利益集团的恶性角逐,这其实是一百多年前戊戌变法失败就留下的教训。 解码三 失信是法律还是文化问题? 失信的蔓延根本上是一个文化问题 记者:今天,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足可见现在社会失信的严重程度。这是法律问题还是文化问题? 姚:社会失去信任,根本上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明白、相信、仰赖、敬畏的公理,就不会有一个维持公理的制度体系,社会的秩序与人际的合作就会瓦解。人们的生活里只剩下权力、利益,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欲望,社会道德的沦丧、法制的架空就是必然的,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长期进步。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佛山碾童案,反映出的道德沦丧问题,正是文化的长期缺位,精神生活的严重透支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互相提防,漠不关心,社会何以凝聚,人际间怎能协作?千百年来人们心中积淀的怜悯和同情,几乎成为文明的本能,它的丧失是一种可怕的先兆和警示。 解码四 文化强国的路径在哪儿? 文化建设问题实际就是教育重构问题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文化建设需要怎样的氛围? 姚:文化的发展当然首先是每个人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还有全社会多元的对话的氛围。我曾有一句话通过温家宝总理被广泛引用: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所有的人都只关注脚下的事情,那他们是没有未来的。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通过教育实现的。这个教育不只是在校学生的教育,而是全社会的教育。文化是教育的目的,教育是文化的手段。众所周知,三十多年来中国最大失误就在教育。譬如说,我们的教育总是怀着功利目的,把一个既定的、实用的东西灌输给人,却不知道智慧成长的根本,是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创造欲的自由发展。 文化教育的最高殿堂是大学。大学的本意,不是训练大孩子的地方,而是全社会最具活力的智慧共同体,是探讨学问和启发灵感的地方,不是照本宣科的地方。文化建设应该从大学精神重建开始。现代民族崛起的智慧动力就在大学,大学才是真正的特区,是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总设计师。现代文明的每一个强国,无不是先有大学,然后才有经济政治的强大。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以色列等等,没有例外。 记者:近期,关于教育的争议性话题很多,如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为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发放绿领巾;北大自主招生要求学生不孝顺父母的不招等。 姚:中国教育的种种变态现象,源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只是在外力逼迫下的政治、经济的被动应战,缺乏文化的觉醒。因此教育要么是僵化观念的延续,要么是外来知识的灌输,而最直接的操纵者,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抹煞孩子的人格自由,迫使孩子从小服从于权、利、势,在既定规范下背诵、表演、逢迎、盲从。如果任其发展,我们未来将惨淡无光。所以,中国最严重的教育问题,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也就是文化启蒙。 轉載自海峽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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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老百姓呢?
热度 1 wj3235 2011-10-19 22:12
中共是三个代表已经说了n年了。 现在说中共是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我们老百姓呢。 我们和中国文化何干? 国务院: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突出 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10/19/9979330_0.shtml 。 女童两遭碾轧 18路人漠视 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nianyanvtong/ 。 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些也是传统文化吧。怎么造成的呢? 以后是不是还要说,中共不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传统生产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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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字与中国文化随想
blsm 2011-10-19 10:53
无意中在朋友的新浪微博中读到如下内容: 【管理心理学:一件事的启发】 1、一个人可以负责几件事,但一件事只能一个人负责。 2、多人负责就会造成权力斗争和推诿。 3、部门如此,企业如此,社会也如此。 启发:汉字一个中心则为“忠”,两个中心则为“患”,老祖宗造字时就帮我们想清楚了。 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一字可见啊,如果能真正地吸收消化真得能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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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大学讲《诗经》
热度 1 BMK 2011-10-18 21:27
在日本大学讲《诗经》
讲课内容:先秦礼乐文化与《诗经》 结合青铜器资料·讲解《诗经》的文化背景 学生们往往说我讲课太过严肃,我自己不以为然 日本学生提问,说明听进去了·我在倾听翻译对提问内容的解释 此次赴日本大学,计划讲三次课。分别是《诗经》、乐府与中国早期戏剧、宋代戏剧文物与戏剧。《诗经》是我的本行,但要对外国学生讲好,十分不易。我知道,即使是日本学生,现在对中国文化也越来越不感兴趣了。我讲课的目的,就是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让日本学生尽可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了解,引起他们的一点兴趣,这是我作为教师能够做的唯一事情了。我不可能向他们灌输中国学生所必修的马列、毛、邓、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接待我们的日本大学的陆教授是一位日本籍中国人,他说,两校互派教师之始,他就参与翻译。我校派出的一位新闻学教师,曾在日本的课堂上大我们那一套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让他翻译时十分为难。 我讲《诗经》,也像对中国学生一样,从孔子对《诗经》的编辑开始,但讲解的内容和方式都不同。我先是用投影映出孔子的铜像。然后告诉他们我在日本所见孔子的文化影响,比如神保町书店街三省堂书店的名称就来自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一书,总算是勉强抓住了学生的注意。讲解《诗经》的文化背景时。我利用青铜品图像资料,通过射礼等内容,结合日本的祭祀风俗等,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在讲课中,我甚至还用现场表演的方式,介绍先秦时期贵族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舞蹈等。 既是讲《诗经》,就不能跑题。我先请日本教授用日语大体介绍了本课重点篇目《周南·关雎》篇的内容,然后通过诵读和讲解,让学生对本篇有一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讲解中,我联系《周南·桃夭》、《陈风·泽陂》等篇,通过对比,让学生了解为何《关雎》被置为《诗经》首篇。 讲课中,学生大体能够注意听讲,而且随着课程的进行,对讲课内容越来越关注。在提问答疑时间里,有一位女同学说,曾听过日本老师在课堂上讲《桃夭》,是日语讲解的,她没有听过用中国话对该篇的诵读。她问,可否为她诵读一遍。我很投入地诵读一遍,没想到不但这位同学,连其他同学也倾听得十分认真。读完,全班热烈鼓掌。陪同的中村文昭教授在快下课时说,听我讲解《关雎》时的诵读,十分感动,希望能够再诵读一遍。我又尽力而为,诵读后,再次获得教授及全班同学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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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解读"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热度 1 yfwang2009 2011-10-7 22:07
IT巨子乔布斯的去世给世界带来了不亚于任何其他重大事件的巨大冲击。想知道他如何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就应该从了解其内心世界开始。2005年他曾经给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作了精彩演讲,其最后一句话最为经典: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本是作为结束语送给在场毕业生的励志勉励之词,现在看来也是其一生做人的准则,很可能是他的座右铭,有很深的寓意。这段中译文是“求知若渴,虚怀(心)若愚”。译文简练上口颇有古词风范。但当我进一步了解他的人生之后,总感觉中译文好像缺失了点什么。乔布斯是个斗士,他的血液中应该没有中国文化提倡的虚怀若谷的元素。他的stay hungry除了对知识的渴求外,最主要的是要表现不满足现状的态度,不断的追求新的东西,不断的进取是这两个字的真谛。stay foolish也在表达类似的意思,只不过包含了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只要听从自己的心声,踏踏实实的干下去的意思。从他对待员工的严格态度来讲,他绝不会“虚心接受意见,大智若愚”等儒家观念在里面。如果他在某些事情上受到挫折,他不是妥协和气馁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战斗直到成功。这应该是他能够达到如此巅峰成就的秘诀。这个秘诀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科研人员,只有深刻领悟其含义并遵循去做才能在科研中不断创新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巅峰状态,才会富有创造力。 这样看来用中文很难表达乔布斯这几个字的意思,那么怎么办?要不取他名字的拟音:“斯蒂夫汉沽瑞,斯蒂夫弗利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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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基因(1)背景
热度 1 jinkai719 2011-10-2 20:23
常识都是错误的,如果常识都是对的,我们就没有相对论了,同样没有了科学,这个以质疑常识和对所谓权威的反动。 不喜欢太偏激,不喜欢鲁迅的极端,不喜欢方某某的为了利益的忘本大骂中医,我要学胡适的容忍,但是对于某些洋奴,我也没有忍耐了,人的容忍是有限的,所以给那些所谓崇洋媚外的人以一面的镜子,希望他们能别的学不会,质疑批判没有学会,学会了什么?乱伦背祖的行为,这是科学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事情,科学本身具有一种批判和斗争的精神,但是回到了人事和感性的情感上,那就要保持对于前人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激,没有这些,那就是什么?畜牲,夸大了么?没有!埋汰小动物了. 所以我们看见牛顿对于自己的成就,说:“站在了前人的肩膀”,看见了爱因斯坦对于麦克斯韦的尊重,我们的某些人呢? 不要把所有的过错都放在前人身上,如果你爸不是李刚,你也不会有撞人后的扯淡。 西方最喜欢谈两件事情:民主和自由。可是他们有么?除了自然和神的社会,是不能培养一个民族对于人的尊重。西方人喜欢谈历史,几年呢?百十年!好笑,很多人都去朝圣,西方---他们的爱。可是西方人却在研究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我们的去西方人本来是对西方是保持学习的态度去的,但是学会了什么?学不明白了,所以为了给自己出国后回国有了一点可以招摇的东西,所以大谈西方的柏拉图,这种行为很让人觉的联想到《围城》中的方鸿渐。。。。。。。 不喜欢鲁迅,至少他敢与社会争斗,可是方某某去为了钱,大骂中国文化,就可能东施效颦了吧!这样的东施不仅他一个,还有很多,可能这些比东施好一点,但是五十步不能笑百步。。。。。。 美剧和欧洲的连续剧,还有国外的战争新闻,西方的违背基本的伦理也是比比皆是,国外的科学造假还少么?韩国的那位生物学家,还有违反能量守恒的美国某某,可能是对的,毕竟守恒是错的???? 西方文化中的神的作用很大,其中对与世界的思考,可以说没有宗教,是找不到原因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东学西渐”!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堪称神作,但是来自周易的卦象,阳爻和阴爻的变化代表了世界的变化;爱因斯坦对于中国的哲学的认同,不能不能让我们中国人感到内疚,中国的文化,为什么到我们的后来人成了糟粕??? 我们的基因到底是什么?西方文化的基因到底是什么?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让神离开了地球,还让德国出现了纳粹;西方的东西我们能看见多少?进化论带来的后面的结果,西方已经研究了,中国还有些人把这个看作圣经! 爱因斯坦的爱国没有学到,西方的思想家的批判没有学好,学会了西方性学,学会了偷鸡摸狗,这不又把这个归给是中国的老祖宗出来的,可惜可叹! 在这片土地,还在以物质论看待世界,真是可怕,因为我们知道了宇宙意外还有一个宇宙,如果让我停留在物质论里,还不如彻底乘着光回到“子曰:“由,诲女(2),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愿意做孔门下的一只丧家狗,我也不愿意做那只可以被同是人类的人看作的进化的猴子! 我们对对这个世界的科学有贡献的人保持尊重,但是尊重是要在他的基础上对他进行修改或者是推翻的。。。。。 如果有机会带学生,在我的门前一定要写下这样的文字:不读论语,对自己文化不尊重的人,请不要进这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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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泰戈尔珍贵手绘亮相上海 揭秘大师三次访华之路
dongzg101 2011-9-28 11:56
泰戈尔珍贵手绘亮相上海 揭秘大师三次访华之路 2011年09月28日 09:00 来源: 中国文化传媒网 作者: 许婧 上海市档案馆与印度驻沪总领事馆合作举办的《泰戈尔的中国之旅》暨《泰戈尔画作》展,26日在上海揭幕并向公众免费开放。 100余幅珍贵图像再现了1924年4月、1929年3月与6月泰戈尔三次访问中国,开启二十世纪初中印文化交流并在中国掀起一股“泰戈尔热”的历史足迹。 今年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年。主办者称,《泰戈尔的中国之旅》展生动反映出他与上海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且传递出泰戈尔访华的反响,展现了泰戈尔在中国文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透过展览,泰戈尔当年在上海留下难忘的瞬间,勾起人们对当年情景的回忆:1924年4月12日,应 梁启超 、蔡元培之邀,泰戈尔乘“热田丸号”(Atsuta)抵达当时上海的汇山客货运大码头,开始了他的首次中国之旅。泰戈尔与中国文化界人士的交往充满感情,他三度来上海都是住在徐志摩家中。 此次展览展示了泰戈尔当年在抵轮船甲板上的留影,与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等人的合影,以及沪上各团体为泰戈尔举行欢迎会的合影等。 上海档案馆馆长朱纪华指着一幅1924年时 孙中山 的照片说,当年泰戈尔来上海,孙中山特意为他发来一封电报,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 泰戈尔一直对中国的人民和文化怀有美好真挚的感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发表公开信、谈话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带头慷慨解囊,发动募捐,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还在自任校长的印度国际大学中特设中国学院,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 印度驻沪总领事戴思瑞告知,此次展览还包括加尔各答大学珍藏的泰戈尔绘画手稿的数码作品,以及泰戈尔在世界各国的旅行日记。 中国人民一直铭记这位国际友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张仲年说,他曾在印度亲睹泰戈尔绘画手稿真迹,从中可见这位伟大诗人的随性。张仲年认为,此次展出将为上海市民提供一次绘画与诗歌的交响之旅。(记者 许婧) 相关新闻: 徐若瑄上海亮相 爱男友跟更爱工作 徐若瑄上海亮相 爱男友跟更爱工作 陈书娣 标签: 泰戈尔热 加尔各答大学 泰戈尔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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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房屋 有价 艺术 无价
dongzg101 2011-9-28 11:25
那些为艺术品发疯的投资者:一个别针能换一个别墅 2011年09月28日 08:47 来源: 中国文化传媒网 李奥今年36岁,是天津市热电公司的一名员工,天津文交所开张后首批游戏参与者之一,至今仍是天津文交所的追随者。南方周末记者在一个天津文交所投资客论坛里约人采访时,他第一个站了出来。“我不想让你看到那些满腹牢骚的投资客,这对文交所的发展没有好处。”李奥说。 他是在一次看报时了解了天津文交所的,遂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渠道”,于是决定入市,甚至发动周围的亲人、朋友投资,曾帮5个人开户。 天津文交所最初开户只需5万元,但李奥手里只有3万,于是他用信用卡套现开户,最终投入天津文交所40万现金。他说自己总觉得钱不够用,所以要博上一博。 从开始交易第一天1.9元入市,李奥最多的时候获利20万。但现在,他严重被套,甚至想割肉都难找人接盘。他把这一现象归咎为天津文交所修改规则“有点矫枉过正”。 而对于艺术品的真实价值、对于交易是否公开,李奥说他不在乎。“在中国你能认同哪个组织?谁的评估报告出来我都可以说高估了。我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亏了我认栽。” 李奥是目前天津文交所投资客中的活跃分子,现在这批人每天都在收集所谓的“利好消息”。 “我对天津文交所始终抱有信心,只要有积极的政策出来,我都会响应,但也上了几次当。” 采访期间,李奥接到一个电话,圈子里的一位朋友向他询问,“民生银行全面对接天津文交所进入倒计时算不算利好消息”。此时的天津文交所已连续四天跌停,李奥对此未置可否,因为他对天津文交所的规则还心有余悸。 而在天津文交所投资人论坛里,这一消息被解读为“利之所在,大势所趋”。 “一个别针还能换一个别墅呢。”这是李奥对艺术品价值的解读,正是在由买家好恶左右的艺术品市场里,这种说法出现过可以佐证的案例,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李奥们。 和李奥唱反调的也大有人在,天津市河西区一位金姓男士正在对外出售他的天津文交所账号,“把赚钱的机会留给别人吧”,这种说辞充满揶揄味道。 相关新闻: 别墅用地一捂八年 谁在幕后推动暴利 艺术品市场门槛高 普通投资者被拒之门外 陈书娣 标签: 交所 李奥 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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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读书笔记6---------忧心忡忡的我
jinkai719 2011-9-21 18:47
为什么在科学网上写《周易读书笔记》? 原因,作为中国人的很多科学网的人不读中国文化,小部分甚至都在为外国(某超级大国)献殷勤了(也不知道别的国家的大人物能不能看到!完全套用钱穆先生的话,倒出我心中的看到中国文化在很多中国文化人心中的一钱不值的憋闷。一个新的哲学的开始,一定是已有的哲学的反动。卑微的我一家之言,希望更多的大家支持,激起更多的人对本国文化,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尽管他有不完美,或者有缺点,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已经完美的,还要我们来这世界干何?开复先生的那句话还在我耳边荡漾:make the world difference 我尊敬的宾四先生《国史大纲》开篇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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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读书笔记1--------------写在前面的话
jinkai719 2011-9-19 20:44
小时候,我肯定不知道自己现在会读这本书,这本被别人说成“中国文化四大俗”迷信的东西,而且现在是好奇心非常的浓。想到周易,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残疾人士在马路算命;或者很多人因为真正的迷信卦师会走歧路的故事记忆犹新。 中国由于鸦片战争以来,全民群体愤青,矫枉过正,全面西化,将中国的古文化,一巴掌打到底。后来,“马拉车”过来后,更是雪上加霜。中国传统的学术受到了颠覆性的毁灭,让人心疼,但是“否极泰来”的是,我们能把原来书中所谓的那些“圣人”的话能真正看明白,以前趴着看圣人搞不清楚的话,今天站着把圣人的话看明白。易经里面有一层就是圣人的盲目迷信,让周易成为了与“金瓶梅”一样的俗书。其实写性有什么不好?西方哲学和精神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就是“性”。科学网的那些叫嚣一切西化的学者,这怎么看呢?中国文化是糟粕,那西方岂不是罪恶之源了么?孔子“食色男女”,就把孔子退下神坛,看见西方的文化,你就留哈喇子。我想问你是人么?没有孝,没有敬,没有了人“仁”孔子“曰”也就是没有了,只剩下了“日”。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就是怀疑,在科学的世界就是没有谁是老大。科学里有了崇拜,那就是科学的倒退,那就是迷信。怀疑谁?怀疑什么?怀疑的就是那些大师,那些基本的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伽利略怀疑亚里士多德,有了力学第一定律,惯性定律,(当没有地球没有了惯性,你可以一跳,就免费旅行了,不用飞机);爱因斯坦怀疑牛顿,就有了相对论,我现在读到了“引力是时空的曲率”还让人感觉神奇,其实结论中其中的时间的也与作为与空间的一个向量,虽然结论好懂,但是其中过程的数学推理和物理想象确实是天才做的和敢于质疑的精神。(没有提到牛顿,就是因为他的性格有点娘,不符合广大的中国电视宣扬的主人公高大全,哈哈,说笑了,牛顿是同性恋,小心眼,哈哈,说笑了,没有牛顿的微积分公式,我们还在讨论圆的三等分吧) 喜欢西方的科学和质疑,还有逻辑,没有逻辑,数学就是那些看不懂的符号,以前看到数学就头大,原来是抽象的符号在搞鬼,从数目到量度,从自然数到字母,本就是学习算术的第一个“驴桥”。但是讨厌西方文化里的一些东西,西方的文化实质里面就是四个字“科学,上帝”,就是没有人。特别是有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本来好的方面彻底把上帝放在了真空,而把人解放了,但是极端分子就有了法西斯,种族灭亡。或者如某国的大国政策,fuck,别的国家管你老人家何事。 染上“科学”这个东西,人很容易极端,学术上“争半寸之同异”,搞得人事上的小肚鸡肠,鸡毛蒜皮。在论坛里,不少斗鸡争鸣。唉,在所谓学术的会议上的人,看起来都像“鸡”(哈哈,有点过了,其实笔者主要是希望学者们在人事上保持人的特色,能大度一些) 废话一箩筐,就是我们要对《周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健康的大奶奶,就没有健康的民族),我捂嘴,GOD,“胡先生的话总是那样的惊世骇俗”! 《周易》到底是什么? 《史记》:“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中国古学术的源于儒家,儒家的学术思想源于孔子,孔子思想源于《周易》,周易源于周公,周公承启三皇五帝。 钱穆:其实是一个古文字的集合,一横一竖,就把天地的事物给描写了; 南怀瑾:冰河后,原本高级文明留下的高级文化遗留下来的文字,有点玄乎; 胡适:孔子的哲学起源是《周易》,辩证和矛盾; 《周易的正义》:周公教育王室子弟的书和周公自己的自传; 再说一个,科学网上不是有很多“大师”都推崇西方哲人么? 那这些大师应该喜欢《周易》,因为莱布尼茨就是读了周易八卦,想到了二进制,“0.1,”中有上帝。 写了很多废话,其实就是我们想研究国学,就要研究《周易》,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精髓就是周易,“韦编三绝”,孔子研究的是《周易》。国学热,其实应该周易热。热在何为?热在中国文化本身的意义。 你说《周易》是迷信,也行,但是你要读,不读你不知道为什么是迷信,说话要有研究。 你只要读了,就好,孔子不说么:读诗,你什么也不知道,也可以学到一些花花草草的名称。 放轻松了读《周易》,读读增加自己的修养,不是好事么? 有人说了,算卦才是周易的本来,但是我要说“真正的懂易的人是不算卦的,因为那句话有“人在做,天在看” 还有人说了,你一个催化的博士,研究什么《周易》?不好好发论文,如果说你喜欢吃大餐,那么我的大餐就是读书,书是餐,《周易》是大餐;再说我愿意在写论文的时候,同时玩玩卦;游戏《周易》本来就玩。 有人说,《周易》有什么用,不能挣钱?不能当官! 啊哈,打错了。人如果只是势利的活,我也就无话可说了,跟这种人我愿意“管宁割席”, 读周易,最重要的是知道“圆通”,天地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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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为什么不是中国的院士?
热度 5 qyu111 2011-9-17 13:15
我们前面刚讨论过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在中国院士的选举中落选。我的推论是饶毅可能不符合目前多数中国科学院院士心目中的“做人”的标准。今天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科学家屠呦呦获国际拉斯克科学大奖。我们不禁又要问:屠呦呦怎么不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我们整天都在问中国科学界什么时候才能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想到中国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早就存在了,只是没有被国人认识和认可而已。我们不缺乏世界第一流的人才,也做出了世界第一流的工作。只是这样的工作和这样的人才没有在今天被国人认为是中国科学家的榜样。 为什么? 我们再把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定义和标准拿出来看看,看看屠呦呦哪一点不符合中国院士的标准。中国科学院院士是“ 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给“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的终身荣誉”。 这个标准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科学家做人做事的标范,是中国科学发展的方向。 对照这个标准一字一句的去看,屠呦呦可能是在“系统”两个字上稍微欠缺了一点。在成就上,青蒿素的发现恐怕没有人不承认是创造性的重大发现。 再看看最近的评论文章,听听国内同僚的评议,试图看出屠呦呦没有被国人认可的原因, 总结出三条: 1、 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的功劳,仅靠屠呦呦一个人是做不出来的。 2、屠呦呦不够谦虚谨慎,为自己争功。 3、 屠呦呦名气不大,不是院长所长,没有拿过大奖,不是 973 首席,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不大。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是中国科学的文化和拉斯克、诺贝尔文化的区别。 中国人还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先看这个“人”是不是够院士的标准。 拉斯克是把“事”放在了第一位,看看这个“事”是不是称得上对科学、对人类和社会的重大贡献。 这个“事”定下了,再看看是谁在这个“事”上做出了最大贡献。 按照这两个标准去评判,就明白为什么屠呦呦获得了拉斯克大奖,却没有成为中国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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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2011年拉斯克奖再次表明中国文化里面有宝贝
热度 1 qunluo 2011-9-13 13:53
屠呦呦获2011年拉斯克奖再次表明中国文化里面有宝贝 屠呦呦获2011年拉斯克奖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9/252330.shtm ( 获奖理由是发现青蒿素) 再次表明中国文化里面有宝贝,而且中国文化里明确表明了宝贝在哪里,只是需要你去把它取出来而已。有了蓝图造房子与只有砖瓦去造房子,差别是很大的。中西文化或者说中西科研文化的差别应该也在于此吧! “依图造房”与“摸石头过河”,这是中西科研文化应该走的两条路。但现在是中西都在走“摸石头过河”之路。中国文化有先天优势,我们自己不去利用,而且还妄自菲薄,实在是令人痛心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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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和显规则都是中国文化的不肖子孙——兼答易中天之问
热度 2 fqng1008 2011-9-11 23:36
一、易中天之问 易中天在他的博文“ 谁是潜规则之父 ”中讲到: 2011年8月19日,他和吴思在广州一起接受媒体采访。一记者误把“吴思是‘潜规则’概念之父”,说成“吴思是‘潜规则’之父”。吴思当然不能承认,于是易中天灵机一动,现场采访吴思:“你说你不是‘潜规则’之父,那么谁是?”吴思答:“要弄清楚谁是‘之父’,得先弄清楚谁是‘之母’。我看是皇帝。皇帝制定了各种规则,官员把它们变成了‘潜规则’”。易中天说:“照你这么讲,是官员操了皇上?恐怕不对吧?皇帝生的,是‘明规则’,明媒正娶嘛!潜规则,只能是‘小三’生的。” 于是,易中天提问:“谁是‘小三’?官员跟她,怎么生的‘潜规则’?还有,‘小三’生的潜规则,明明是‘庶子’,怎么会当了‘摄政王’,比皇上生的‘嫡子’(明规则)还起作用?” 易中天的这个提法很有寓意,他希望“有心人不妨琢磨琢磨”。我想,他的这个提法可以表述为“易中天之问”。 二、中国文化的不肖子孙 对于“易中天之问”,我是这样想的:如果皇帝生的是“明规则”,官员生的是“潜规则”,那么他们就是“中国文化”的老婆和小三。因为无论明规则还是潜规则,都是中国文化的子孙。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潜规则“之父”?因为毫无疑问,潜规则不但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基因,而且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子孙。不过,我还要再加强地说一句,无论潜规则还是显规则,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不肖子孙。 为什么不肖?因为潜规则承载的是厚黑文化,显规则承载的是权势(法家)文化和犬儒文化,都是等级社会的产物。鲁迅为什么说中国文化的字里行间都写着“吃人”,因为在强势的法家和儒家文化里,根本没有平等的理念,人在社会中分为三六九等,就是到了地狱还有十八层的区别。想想看,如果我们的显规则没有“人人平等”的起点,个人的权利就无法彰显,也就不具备独立人格以至于存在极大的依附性。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使如林彪已经成为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仍然缺乏独立人格,仍然身临其境地强烈感受到战战兢兢,体会出“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 可以说,皇权社会的一切制度、法律、规则、文件、指示等等,都是为皇权服务的,所谓“天无二日,人无二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皇帝至高无上,其他人都是缺乏独立人格的依附者。 三、解析中国文化 显然,厚黑文化、权势文化和犬儒文化代表着中国的官方文化,而后二者代表着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如果它们是不肖子孙,那么中国文化还有它的优秀子孙吗?或者说,它的优秀子孙只能在民间。 的确,如果按不同政治取向的文化主体分,民间文化可以分为愚民文化和暴民文化,或者可以加入一个介于其中的隐士文化;如果按文化主体的政治态度分,传统文化可以分为暴露文化和歌颂文化,前者根植于民间疾苦,后者倾向于官家好恶。我想,有一种文化主体值得赞扬,他们也许是隐士中的少数为民请命的志士仁人,他们也许是精英中饱含感激之情的知恩图报者,他们也许是劳苦大众的自强自立而不依附的人,他们是理性的自觉者善念的践行者,他们的鼓与呼真正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我统治而不是假人民之名行一己之私的胡作非为。 四、任何文化都不会一无是处 其实,一个时代、一部分人的文化并不是纯粹的,它们来源于这个复杂缤纷的世界,因而沾染了或者吸收了各种文化的杂质。无论是中国文化的优秀子孙,还是不肖子孙,它们都不会十全十美,因此也不会一无是处。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传统,无论它多么地不合时宜,或者缺乏理性深度,但它也是我们这个地域的人群被证明是有效和可行的精神主宰。它以零散、圆韧和普遍的形式蕴藏在生其养其并取用于其的自然领地和繁盛不衰的我们之中,上至宗教、政治,下至生活习俗,大到思想体系,小到格调情趣,远可追至祖先,近可随意出入个人的五官七窍、言谈举止,与经验、教训、得失和废存浑然一体。它流淌于文字底下(如:四书五经)、散布在街景市集之中,历经千万年磨砺、适择从而恒固、传延至今的思维模式。 文化的演进和传承是不断地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择善而从。也许,这才是历史进步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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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从东方升起
热度 1 BMK 2011-9-11 21:06
太阳从东方升起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4年第2期转载的新闻 《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秋之卷,标红部分为刘文的相关内容) 引言 “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个题目,乍一看,有些莫名其妙,其实并非故弄玄虚。它与《巾舞歌辞》事件有密切关系。有关《巾舞歌辞》,本博客的博文《巾舞歌辞与中国文化史》说: “今天给古代文学研究生讲方法课,内容是《汉魏六朝乐府曲唱文本解读》,重点讲解了《巾舞歌辞》。这是保存在《宋书·乐志》和《乐府诗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本是千年未解之迷,由先师杨公骥教授破解,世人始知其为中国最早的戏剧科仪本。它的破译改写了中国戏剧史。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能读懂它了,悲夫!” 博文上传后,有学生留言戏称:“‘只有我能读懂它了’——难道就不能有人与你‘不谋而合’了么?”网友 头上的蝴蝶 留言说:“ 一楼的,我听出来了你在说大路上当关的西北人。哈哈!只不过,他的学生比较多,回击的文章不用自己写。这是一场不对等的争吵。”这些留言好似谜语,局外人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前几天给学生讲课,以有趣的方式触及到这个问题。引起我写这篇博文的兴趣。 正文 先师杨公骥先生对《巾舞歌辞》破解,使有剧本可考的中国戏剧史提前了一千多年。杨先生的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39年后,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当时为副教授)在《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一辑发表《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的演出脚本研究》一文,篇中说:《宋书﹒乐志》所载汉代“巾舞歌诗”《公莫舞》一篇,读起来如同《说苑》所载《越人歌》的越语原词,无从断句,也莫明其妙。因为是璞玉未理,它的价值也就很难估量。我 …… 终于发现:它是一个代言体3场歌舞剧脚本。最近看到杨公骥先生的《西汉歌舞巾剧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 (刊《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鄙见有的地方与杨先生不谋而合……” 同门师兄赵敏俐教授是汉代文学专家,熟悉《巾舞歌辞》的研究历史。他对我说,“‘不谋而合’这种说法太恶劣了”。我曾多次对学生引述赵兄的这句话,还添油加醋地发挥说:杨先生1948年破解这篇文献时,赵某才6岁,说不定还穿开裆裤呢。杨先生的文章1950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赵某也才八岁,刚上小学一年级,那儿说得上什么“谋”不“谋”啊?这就是前述学生留言中“不谋而合”一典的出处。 网友 头上的蝴蝶 留言所涉及,则是这一事件的衍生品。 赵逵夫教授《中华文史论丛》文章发表那年的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那个事件成为世界的焦点,所以赵逵夫教授的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93年,我到南开大学看望正在那里读博士的老朋友左东岭兄,其间提到杨先生的文章。左兄说,听说不久前有人破译了那篇文献(指《巾舞歌辞》 ),作者好像不是说杨先生啊。我大吃一惊,赶快把相关材料找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于是决定写一篇文章以正视听。 我所服务的学校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是1954才成立的,没有收藏1950年的《光明日报》,母校图书馆所藏不巧又都缺这一期,于是我委托左东岭兄在南开大学替我复印了1950年7月19日的《光明日报》,后来,又在东单的中国书店买到了印有赵逵夫教授文章的那期《中华文史论丛》,提笔开写。写作中,发现杨先生的研究也尚有一些应当改进之处,而赵逵夫教授的文章太差了,问题成堆。结果我所写的文章太过冗长,到《文献》编辑部谈稿子时,主编贺敬美先生要我在文章中只正面谈自己的观点,不涉及赵逵夫教授和其他人的文章。我听从了贺先生的建议,后来在《文献》上发表了学术界所熟知的《巾舞歌辞校释》一文。 《巾舞歌辞校释》发表后,我心有不甘,读赵逵夫教授的文章下了那么大功夫,这些时间和精力都白花了?一天,在资料室又偶然发现《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4年第2期很奇怪地刊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报道。这篇名为《在楚辞、宋前戏剧及氐族史研究等领域——赵逵夫解开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之迷》的新闻报道,不知怎地被《人大复印资料》看上了。我读后,更觉历史真像这样被歪曲实在不公,于是将有关材料整理成《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商榷》,批评赵逵夫教授文章中的十类(请读者注意量词)错误,并在引言中指出:“赵文所述,与《巾舞歌辞》的研究历史相去甚远”。文章投到母校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1999年第3期刊出。这下子闯了大祸,引起赵逵夫教授周围一大帮人的长期围攻。这就是网友 头上的蝴蝶 留言所说“ 一场不对等的争吵”的来历。 我不认识 头上的蝴蝶 ,从留言的口气来看,他是古典文学圈子里的人,在这个事件上,对我抱有一定的同情。我感谢他的好意,不过,这位网友可能不知道,尽管我手中不像赵逵夫教授那样掌握着许多资源,但真理在我一边,而且我以为自己的学术能力要比赵逵夫教授和围攻我的那些先生们加起来还要强些。所以“不对等”劣势一方似乎不在我。下面说到正题。 站在赵逵夫教授一边围攻我的人中,除了赵逵夫教授的一帮学生外,还有一个名为刘瑞明的先生,据说是在甘肃某师专(在高校大跃进中大概已经升格为什么学院了)工作。他在这件事中表现很积极,写过多篇文章攻击我,可水平实在不能提。其中一个细节,就是本博文题目的来历。 2002年,这位刘瑞明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公莫舞剧本定性研究评述》的文章。说是“评述”,其实主要内容是借攻击杨先生和我,而替赵逵夫教授作辩护。《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同意我写一篇回应文章,这就是我在《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秋之卷)所发表的《巾舞歌辞研究的历史真相——驳公莫舞剧本定性研究评述》一文。刘瑞明先生那篇文章的问题太多了,为版面所限,好多有趣的内容没有能够写进去,下面所谈即为其一。 从上传影印件可见,刘瑞明先生在文章中攻击我和杨先生说:“杨文、姚文所议科介语有二十个,多是误说。”“如:观众席坐北朝南,演员相反,‘转南’即转身而背向观众,表示离家之意坚决。按,这等于说古代的舞蹈表演场地及舞台方向是定制”,云云。我对学生们说,这位刘先生对于中国戏剧史真是外行到家了。他批评我们关于舞台定制的说法,就如同批评我们说,我们认为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 我对同学们说,这位刘先生(及其背后的团队)不知道,古代舞台的方向确是定制:台口向北,观众席坐北朝南,历来如此,不能随意改变。所以,他的对我们的这个批评是一个大笑话。第二,这一舞台定制和太阳与地球的相对运动密切相关。 为什么舞台的台口向北,而观众席坐北朝南呢?为什么说这一舞台定制和太阳与地球的相对运动密切相关呢?这要从地球与太阳的运动关系,从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在地球上的位置说起。大家都知道,地球不停地自转及围绕太阳进行公转,地球上居住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天体运动现象的影响。中国位于北半球,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人们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居所朝南的方向采光、采暖都比较好。所以,坐北朝南在建筑学上就成为优越的位置,而“南面”就成为尊位。“南面而王”这一说法的形成,就与此有关。 我对同学们说,现存的中国古代戏台、舞楼多是神庙、会馆等公共建筑的一部分。神位当然是南向的,所以舞台的台口必然北向。不然,神灵如何能够安享戏剧艺术?会馆中的戏台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供神的,人们看戏是沾神灵的光,算是旁听。以遍布中原大地的“西商”会馆为例,我考察过的朱仙镇和周口的山西会馆、开封的山陕甘会馆、社旗的山陕会馆等,莫不如此。商人尊奉关帝爷,供奉关帝爷的春秋楼南向。戏楼就不能不北向了。当然有特例,黄竹三教授的文章对此有所描述和解释。其他古代舞台建筑的朝向问题,从理论上来说类乎此。 不久前,上课时,有一位外语系来旁听的女同学举手发言,认为我的上述说法尚有不够严谨之处,这位同学 说,中国还有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在这些地区,一年中有某些时候太阳光中午是从北边照过来的。我表扬这位同学的求实探索精神,并且承认自己的口头表达不能如论文一样严密。就在这门课上,在提问时间里,还有一位旁听生举手,提问鸭嘴兽的动物分类归属。感谢我中学时的生物老师马月英老师,她的教导使我能回答出:鸭嘴兽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纲。这事让我出了一身汗,当个教师真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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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性的真相
yanxun 2011-9-11 09:20
人性的真相   兰溪 | 整理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当中国人不再为衣食而忧,文化断裂,信仰缺失,已成为当下必须面对的问题。几千年中华文明传承,无论儒家的“仁义礼智”,佛家的“因果报应”,还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国人立足之根在于身心修养,而身心修养之本在“信”,那么,现在中国人应该信什么?本栏目将向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及其他高僧大德请教,兼容并包,探讨修养与信仰,致力于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中国有句老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全世界几十亿人,同样都是眼睛、鼻子、嘴巴,但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即使双胞胎,面貌、思想、个性,各不相同,这两句话就是人性问题,非常奇妙。”南怀瑾先生说。   有中欧商学院苏州校友请教南怀瑾先生“人性的真相”,他欣然应允。以下为整理南怀瑾先生讲话。   中国文化的中心   人类的文化,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主要中心都是一个心性问题,它包含了一切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儒道佛三家,唐宋以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佛家讲明心见性,儒家叫存心养性,道家叫修心炼性,所以心性问题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所以,不要看到庙子就拜拜烧香,那只是宗教仪式,这个东西背后,是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的学问,追寻的都是人性的问题。你们现在看到有佛教的庙子,是中国人搞的,我常说释迦牟尼佛是印度的孔子,他提倡不崇拜偶像,反对宗教。可是他这个教化到中国来,就变成了中国的佛教,这是另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那么,什么是这三家文化主要的中心?佛家提出来的明心见性,以这个为宗旨。学佛的为什么要剃光了头出家?不是去玩的,是去追究生命的问题,人的本性的问题。什么是明心呢?我们人怎么有感觉知觉,怎么有情绪,有思想,它们是怎么来的?这个生命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西方文化从生理、医学上认为知觉感觉是脑的问题,可是这个研究方向,快走到尽头了,这个问题很大。将来西方人,研究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恐怕又走到我们的老路,就是佛家提出的明心见性。   生命的本性如何去知道呢?这靠知识,在哲学里头。我们晓得文化里有唯心哲学和唯物哲学。在唯心、唯物之外,还有一个学问很大,在中国佛学叫唯识。人为什么有知觉,情绪思想,他们是怎么来的?生命有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明心见性   心怎么去明,性怎么去见?   中国禅宗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释迦拈花,迦叶微笑”。这是唐朝的时候禅宗刚开始兴盛发展,譬如说庙子上和尚敲木鱼、吃斋、念经,这些都是形式,不谈,我们谈它的内容中心,所以禅宗的文化在中国叫“教外别传”四个字,在佛教的宗教形式、学理之外,另外走一条路,直接指向明心见性,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换句话,禅宗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接轨,产生的新的东方文明,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么一个伟大的目标。   禅宗讲传承,到了中国初唐,禅宗第五代弘忍禅师在湖北黄梅住持。当时出了一个人,就是有名的禅宗六祖,惠能禅师。他开始并不是出家人,上代在广东做官,因为是清官,后代没有路费回老家了,就住在广东新会,现在江门那个地方。他家里很穷,只有一个母亲。   那个时候禅宗流行,有一天,他到山上砍柴拿到街上卖,听到旅馆里有人在念《金刚经》,这部经可以说是指引明心见性的路。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所领悟,这句话是《金刚经》的中心,讲人行为思想的心性修养。他很好奇地问,你读的什么书啊?那个人说是佛经。惠能说,“我懂哦!”那个人说:“你这个砍柴的,都不认识字,你懂这个意思?”于是,这个人建议他到湖北黄梅去跟五祖学习。广东到黄梅,现在开汽车很快,当年走路是很辛苦的。惠能说,那么远,我又穷又没有路费,怎么去啊?还有一个母亲在,我也不能离开,还要谋生养母亲。那个人说我给你钱养母亲,给你路费,这个人很了不起,智慧很高,也没有留下名字。   惠能到了黄梅,五祖说,你是岭南人,又是“ 獠”,你凭什么作佛?惠能讲,“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 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地区虽有南北口音、文化的不同,佛性都是一样的。五祖于是就让他留下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五祖的教育方法,就让他舂米作苦工,消磨他的业障,磨砺他的习气。过了起码一两年,大家都在那里追寻明心见性的问题,他在旁边当然也听到。   五祖年纪大了,想把衣钵传下去,就吩咐弟子们,每人写个偈子报告,佛教的偈子类似中国文化里的诗词。诗词要押韵,要平仄。佛教的偈子,不押韵,不管平仄,一样有味道。五祖有位大弟子神秀,学问很好,修持、功夫也很高,就写了一个偈子在回廊墙上: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我为什么引用这个呢?你们诸位问到,怎么掌握人生的方向、情绪、思想,尤其做老板的,动不动发脾气骂部下,动不动自己认为资本家高高在上,拿薪水的人都比我矮一截,这个心理赶快改掉,看看神秀师父这个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这是智慧,此心要平静,没有杂念妄想,没有情绪。但是人的思想、情绪、感觉随时会发生,郁闷、痛苦、烦恼、自卑、傲慢,各种情绪,分析起来很多。所以要随时拿掉自己心里的情绪、思想、感觉,这是最高也是最基本的修养。“时时勤拂拭”,心境像玻璃镜子一样,灰尘都要擦干净。“勿使惹尘埃”,不可以使情绪、思想、感觉,落到上面,使心境永远保持清明,像每天早晨刚睡醒一样,每天早晨将醒未醒,那个有知性却没有思想或情绪的刹那,保持那个心境,就是最高的修养。   这位大师兄写了这个偈子之后,全庙的和尚们讲,这个偈子真好,传到劳动舂米的惠能那里,他说,我也有一偈,可是我不识字,旁边有位江州别驾,就替他在墙上题写: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人与万物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什么东西都没有,本来空灵自在的,“何处惹尘埃”!哪里有尘埃呢!哪里又有承受者呢!   惠能后来被称为禅门南宗六祖。现在到广东南华寺,他的肉身还存在。五祖之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讲渐修,慢慢一步一步做功夫,做学问,达到明心见性。南宗是讲顿悟的,明心见性,立地成佛,不分男女老幼,每个人都可以是圣人,都可以得道,众生平等。   讲到这个心性的本体,是中国文化禅宗所标榜的。人性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可是现在中国文化刚好把这个丢掉了。   中国现在要恢复这个文化,才能和西方新的科学文化接轨。怎么把善恶的思想、感觉,烦恼的行为,心理的状态,统统研究清楚了,是中国文化教育最高目的之一,也是一切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道德、行为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的核心基础。做好这方面的研究,中国文化很有希望复兴起来。   南怀瑾:   国学大师。1918年生于浙江,少即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兼习武术。青年时钻研道家学术,并发心学佛,遍阅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儒、释、道兼通,隐居讲学数十年,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近年,创办太湖大学堂于江苏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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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信息 透明 才能 -- 理性
dongzg101 2011-9-11 05:10
白岩松被“逼”思考各种问题:信息透明才能理性 2011年09月10日 11:02 来源: 中国文化传媒网 作者: 刘婷 字号: T | T 653 人参与 15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幸福了吗?》出版一周年被“逼”思考各种问题 昨天,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的热卖图书《幸福了吗?》出版一周年。据出版方长江文艺出版社介绍,该书发行量已达百万册。白岩松昨天也对出书一年来更加被“逼”思考的幸福、阅读、媒体等问题谈及自己的看法。在谈到目前关于微博的热点话题时,白岩松表示,微博容易传播谣言,但也在辟谣,它通过一个整体在完成“校正”,媒体也同样如此,只有当信息足够透明时,社会才会建立起一种均衡后的理性。 谈幸福“中国梦”向个体梦想转变 白岩松表示,经过这一年,由于写了这本书,读者与他交流时都往往忽略书名中的问号,以为他知道幸福到底是什么,纷纷向他提问,当然提问就逼着他去思考。他说道,对幸福的感受之一就是“中国梦”的变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国家大梦”正向个人梦想转变。中国百年前的梦是国家的富强,这个国家梦覆盖了所有一切,甚至个人放弃自己的梦想促成国家梦,而且心甘情愿。一百年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让个体的梦想开始张扬和实现?未来一百年,中国的使命就是不让国家的梦压制个体梦想的张扬。他说,比较认同幸福由物质、情感和精神三个方面构成,我们GDP世界第二,为什么焦虑增多了?因为我们的物质比如说是正9分,但精神和情感是向下降的,最后的总和是负分。 谈阅读期待多做文化“面子工程” 由于出书,白岩松对阅读、出版界的一些问题在这一年中也进行了不少思考。他说道,不要为年轻人的阅读担心,“前天一个书店的负责人对我说,书店里最主要的读者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不管是纸书还是电子书,他们都是读书人中最主流的队伍。他们依然是主力军,支撑着图书这个庞大的市场。”而对于目前民营书店经营困难的问题,白岩松表示,他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图书市场萎缩造成的,而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的房租、人工费用上涨太快,使民营书店经营成本急剧增加。他也发现现在各级领导都越来越重视文化,各地的读书节搞得很不错,他期待中国城市能够在文化、人文环境方面上多做点“面子工程”,“比如,城市中每年能不能有几块地方低价甚至不收房租租给开民营书店的人?政府需要拿出这样的地方、专门的资金扶持文化产业,不能光卖地,哪怕拿出点给文化当‘回扣’。房地产商们,如果他们能在每个小区拿出一间屋子,低价租给经营书店的人,说不定小区的房价都会高一点儿。” 谈媒体微博通过整体完成“校正” 对于很多观众能够感受到的央视新闻的变化,白岩松表示,央视新闻改革持续了两年多,围绕新闻频道的改革,陆续把非新闻的栏目进行修整,新闻量明显增大。现在正是搭建重要平台的时期,央视已经建成了50个海外记者站,明后年会达到80个,目前央视也在全国各地建立记者站,新闻资讯量、评论员、评论栏目也在增加。但现在这些还“在路上”,还未到可以进行“评估”的时期,需要全社会对新闻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进行思考。白岩松认为,信息公开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而不是相反。只有当信息足够透明时,社会才会建立起一种均衡后的理性,一种总体理性。在谈到目前关于微博的热点话题时,白岩松表示,整体上微博是积极的力量高还是消极的力量高?有人说微博容易传播谣言,他自己也在微博上“被自杀”过,但微博也在辟谣,它通过一个整体在完成“校正”。据了解,9月12日中秋节13时30分,白岩松还将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与读者面对面沟通并进行签售。(记者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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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艺术大师素描 展中国文化气派
whyhoo 2011-8-31 22:36
“这个题目有一点‘歧义’,好像我把自己称作大师,这个题目会被误读,我前天才意识到,赶紧自画素描一张,并题上小诗:神州大地有灵气,文化名人真不少。若问老叟为何乐,我为大师画素描。——实在是为了纠正误读。”听到李岚清这样“辩解”,现场观众无不会心而笑。 为艺术大师素描 展中国文化气派 ——记“素描大师——李岚清素描作品展” 8 月 30 日,中国文艺家之家三层的展厅,裙楼设置的空间颇让人目不暇接——展厅中有众多文艺大师的画像陈列其间;走到二楼,顿觉开朗,大师们的画像沿着圆形的展厅空间鱼贯排列。 这不是电影世界里虚构的变幻莫测的古老画像展示,而是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美协承办,中国美术馆、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素描大师——李岚清素描作品展”的闪亮呈现。李叔同、萧友梅、郭沫若、田汉、吴昌硕、齐白石、梅兰芳、沙孟海等 120 余位 20 世纪中国艺术家素描一一展开,每幅素描人物画像旁,是创作者专门为他们撰写或编集的诗句,朱红印章嵌于其上。这是近现代文艺大师素描的庞大群像,是中西合璧、创意别开的艺术组合。 素描 + 毛笔 + 宣纸,说明板上作品题目 + 年代 + 所绘人物艺术生平与照片的形制,这样颇有些新创意味的艺术组合而成的作品,与中国文艺家之家绚丽温馨典雅的氛围珠联璧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中宣部副部长翟卫华,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原国务院侨办主任郭东坡,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原云南省省长徐荣凯,原军事科学院院长刘精松,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李屹,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冯远,以及素描展览中所描绘的郭沫若、曹禺、田汉、夏衍等文艺大师们的亲属,国家文化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各全国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联机关各部室负责人纷纷前来观展。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代表孙家正主席和中国文联在开幕式上致辞。艺术家代表潘公凯和雷蕾也在开幕式上讲话。冯远主持了本次展览开幕式。在展览开幕后,中国文联、各全国文艺家协会负责人、艺术评论家以及展览中所涉及的文艺大师们的亲属举行了座谈会。 展览的主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白衣灰裤黑皮鞋,他一来到展览现场,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大师的敬意,文化的敬意 作为展览作品的创作者,李岚清知道所有来观展的人都对他的作品充满好奇。他在开幕式现场向来宾们亲切随和地讲述起自己的创作缘由:“我退休 8 年半。退休之初我就立志:健身健脑,读书写作。这是我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前段时间我专注于音乐和篆刻。一开始,潘公凯就提醒我,根据他父亲潘天寿治印的体会,做篆刻会上瘾的——结果,不幸被他言中:退休之后我沉迷于篆刻,废寝忘食共刻了 700 余方印。去年,我的脊椎再也无法承受这样高强度的压力,但我也不能闲着,所以需要找一个事情,戒掉篆刻的瘾。这一个事情,就是素描。”李岚清幽默的讲述,使现场气氛和谐轻松。而文艺界几乎都知道,李岚清同志近些年为推动音乐普及和创作研究,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艺,为宣传伟大的中华文明,确是呕心沥血,功莫大焉。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在开幕式致辞中给予了精辟的评价。她说:“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是画家必备的一项基本功,注重线条运用的科学和物象造型的准确,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我国现代大师徐悲鸿、王式廓等前辈所推重。岚清同志是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为领导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取得了巨大成就,深受全国人民和文艺界的衷心爱戴。岚清同志心系党的文艺事业,志趣高雅,融贯中西,多才多艺,在繁忙的政务之余,雅好丹青、翰墨,精通音律、篆刻,是广大文艺家的良师和益友,为领导干部修德、从政,也为文艺家从艺、做人树立了典范。今天我们展出的岚清同志的 120 多幅素描作品,以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一体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我国声望夙著的近现代文艺大师们的神韵,堪称独具匠心的艺术创意,不仅为中国文艺家之家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对于扩大宣传我国文艺史上贡献卓著的文艺大师们的艺术成就与影响,对于先进文化的传承和艺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幅素描,再加上与其生平成就相匹配的一首诗、一枚印章……这是对文化的尊重,唤醒了我们对经典文化艺术的崇敬与学习。”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在现场对记者说。那些在展览中“出镜”的文学家、美术家、作曲家、戏剧家、书法家,他们为开创中国近现代文化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产,他们创作的作品,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在艰苦条件下为祖国、为人民、为艺术创作出大量精品,也值得当代人铭记和学习。李岚清办展,李岚清将他的书法、篆刻艺术画册《大众篆刻——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作品集》《诗情画意写金坛》《诗情画意写镇江》赠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美协、中国音协、中国剧协和中国书协,意亦在此。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著名美术家冯远说:“岚清同志非常关心文化事业,这次展览展出的是经过认真钻研和精心创作的作品。其实这些不仅是他在退下领导岗位后丰富退休生活的体现,因为他以前对文化艺术就非常了解,他有深深的文化情怀,深知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此次展览的意义已经超越作品本身,他把这些优秀的文化艺术大师串联成一个展览,表达出对文化艺术发展的深刻认识,让我们思考如何培养社会对文化艺术的爱好、敬畏和敬仰。” “对大师的尊敬也就是对文化的尊敬。李岚清在对待文化历史人物事件上实事求是,他选择这些文化名人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而是为了文化传承、文化自觉的需要。”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沛东说。在作曲家雷蕾的眼中,那些艺术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的人文情操、深刻的思想修养和精湛的艺术水准,“为我们中青年艺术家作出了表率。欣赏这些作品的过程,也是我们重要的学习过程”。 高格调的境界和情趣 120 多名已故文艺大师, 120 多首题画诗, 120 多人的背景介绍,其中创意灵感从何而来?以素描画什么,对李岚清而言,并不是个问题。人们饶有兴趣倾听他的讲述。 “我希望给作曲家画素描。为什么?我感觉我们音乐文化中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那些好听的歌曲、净化心灵的歌曲,大家都知道是谁唱的,却不知道作曲家是谁。有一次我去大学里,却发现那里的老师学生,都知道《歌唱祖国》,都唱《歌唱祖国》,却不知它的创作者王莘这么个大作曲家。”在李岚清看来,音乐的关键环节是作曲——那些大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吕骥、时乐濛……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不为名利,创作出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很难想象,中国人民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没有这些歌曲的激励。” “所以我不服气啊,一定要画下他们!”李岚清一口气画了 44 幅,篆刻的瘾没戒掉,素描“又上瘾了,一发不可收拾”。现场立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后来国家大剧院想将这些作品展出。“我想了想,在国家大剧院展出,不能只展示音乐家。”于是他又画了 7 位戏剧家和 68 位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画家和京剧表演艺术家。 酷爱治印、日前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众篆刻——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展”的李岚清,此次又为这一系列作品治印几十方,与大师素描画像相映成趣。齐白石——独此一格,何香凝——醒狮,沈尹默——人书俱老,朱屺瞻——长乐永康,潘玉良——江南才女、画魂,邓散木——一足鼎立、古拙天美,施光南——在希望的田野上……李岚清眼中的各位艺术大师,其名作、特质、性格、经历,都可以凝聚在一枚小小的印章之中。 当然也可以在诗文之中。李岚清写李桦:饥饿线上苦挣扎,怒潮吼声遍大地。手握刻刀去抗战,征服铁蹄驱顽敌。透过李桦的目光,观众可以看到《饥饿线上》《怒吼吧,中国!》等版画名作;他写雷振邦:五朵金花芦笙恋,冰山来客景颇女,刘三姐与小字辈,老少都爱唱你歌。——悠扬的旋律又似能在耳畔响起。“这些题画诗不是总结性评论,所以我把一些画家的作品、一些文学家自创的诗句‘七编八编’,不是评论他们的艺术,而是意在向大家介绍他们的艺术成就。”听到这里,所有人都不能不为之深深动容。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对展览作品的评价引发现场观众一片共鸣:“李岚清同志画完这些作品后,请我去提意见,这些作品我基本都看过。在裱画店里,我看到了他这一类‘素描 + 诗文’的大部分作品,很惊讶——人物画得很像,实属不易,钦佩之心油然而生。”“素描一词是从西方翻译而来的,中国与之对应的艺术手法是白描。素描需要以铅笔、炭笔在纸本上,以排线的方式用面表现物象。而李岚清的创造则在于,他将素描画在宣纸上。”潘公凯认为,李岚清这种以西式造型训练的方法画自己心中所敬仰的文艺大师的构思,以形式而言,难在材质——“素描用的专用纸,可以用橡皮反复涂擦,而宣纸不能擦,一擦就破。以中国的方式创作,甚至不怕增加难度。这是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素描大师”的展览很素:铅笔的淡灰、诗句的浓黑、宣纸的素白上,只有朱红印点染其间。“这些素描作品形神兼备,线条看似随意却极具灵动感。他为文化名人写的诗,不仅对文化名人做了一番介绍,而且体现了广阔的艺术视野,很具特色。”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吴长江说。潘公凯说:“《诗经》中有‘素以为绚’的说法,以黑白单色表达五彩缤纷的物象的形式,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一种极高格调的艺术境界和高格调的情趣。” 不要忘记文化伟人 “他们人生路上很多东西值得学习。”这是李岚清在“素描大师”创作中的深刻感受。李岚清认为,素描可以传达自己对伟人的理解。他捡拾起几十年前的中学时代曾有过的素描训练,开始谋划以摄影为底本、以素描为形式展现大师的神采。他翻箱倒柜和四处寻找文艺大师的照片资料,“我觉得摄影给人的印象较浅,而人物画相对令人印象深刻。——比如齐白石有不少照片,但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徐悲鸿和吴作人创作的《齐白石像》。” 好找的照片如齐白石,难找的就更多了。“音乐家张曙只有一张照片,而且非常难找。”有些人物的照片甚至只能从老旧的合影中提取出来。这极大地增加了素描创作的难度。许多人物终于找不到照片不得不放弃素描计划。这又大大增加了工作量。“但是,我决不能凭空虚构,一定要有真实影像的依据。这是我的创作原则。”李岚清说。 据夏衍的女儿沈宁说,李岚清选了一张她父亲在上世纪 50 年代拍的照片为创作底本。“他很不简单,那么多人物,都得找到影像资料。有时候不熟悉的人反而能从照片中发现一个人最显著的特点。他用心、用爱画出了夏衍的肖像,非常传神。”而李岚清如何看夏衍?“您父亲当年可是上海的帅哥呢!”李岚清对沈宁说。 在马可的画像前,李岚清向观众们介绍:“延安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以前他是学化学的。”在现场的马可的家属惊呼:“原来您这么熟……”画家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老人坐着轮椅来到现场,她说,李岚清笔下的艺术家,颇有神采。在李可染画像前,李岚清与她畅谈甚欢。“岚风轻吹暖盛世,清波涌流出甘泉。书文璀璨素像美,雅量情义薄云天。”这是时乐濛的夫人王利军眼中的李岚清作品展,诗中嵌入“岚清书雅”,是她的由衷赞许。 音乐家刘炽飞扬的眉毛、冼星海回头遥望的光影……艺术家的风采在展览中历历在目。但李岚清对自己的绘画还有更高的要求。“梅兰芳就很难画,他的神态太美了,你看他嘴角的神韵——” 120 余件作品中,只有一个人是特殊的——他的成就与业绩不属于音乐、美术、书法、文学、戏剧任何一个艺术门类,他是蔡元培。“他是一个独特的人,他是中国艺术教育之父,我觉得他也是中国文艺大师‘之父’。他所倡导的艺术教育,对于今日中国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写他‘学界泰斗世楷模,体智德美育全人’,希望我们不要忘记 20 世纪这些为中国艺术的辉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李岚清说。 李岚清自言,他想把对 20 世纪文艺大家的敬仰聚集在一起,以“团队”的方式建构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呈现大师们的风采,也可以传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对文艺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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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与中国文化
zhangjinami 2011-8-28 20:43
太极拳最早是轩辕模仿动物的动作创造的,最初我们学习是从周围我们看到事物开始的,然后经过慢慢发展,融入了阴阳学术,由武当派张三丰加以修改提升,融入了很多阴阳思想在里面,想到这里,不光是太极拳融入了阴阳学术,中国的水墨画,中医都渗透着阴阳学术,在中国很多为人处世方面的教导方面甚至是兵法累的书籍都深受阴阳学术的影响,既然流传了这麽多年,并且被广泛的运用,阴阳学说肯定有她内在的道理。 到后来太极拳被很多的武术爱好者加以发扬光大,创造出陈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等等。 练习太极拳有很多的讲究,身体什么时候该静,什么时候动、动作如何配合呼吸都有一套理论,但是我认为既然太极拳是可以被改造的,那摩只要按照一些基本的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打出自己的太极拳了,只不过每个人的动作不一样,但是都可以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现在练习太极拳的人,以老人和病后康复的人为主,真的是应该提倡提早练习太极拳,之所以太极拳不被年轻人所崇尚是因为它相比其他一些项目,显示不出年轻人的那种活力来。 第一境界连动作 第二境界 连呼吸 第三境界 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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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不仕有违中国文化
热度 10 wangdh 2011-8-28 14:46
"学而优则不仕"有违中国文化 一直很喜欢孟老师的文字,有才气,有底蕴,有文化。孟老师的文章“ 学而优则不仕 ” ,提出了“学而优则不仕”的改革思想,很是欣赏。随评论道: “有些事情,傍观者清。有些事情,局内人清。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局内人不可以说。像孟老师的题目,当今科学院怎么可能呢。” 借此多说几句。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化,是读书人改变命运的一种追求。读书可以成为人上人。这古语旨在激励年轻人刻苦读书,也是寒门弟子能够改变命运的一个途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中国的励志古语,曾作为古时读书人的座右铭。由于这些明确的目标,所以才有头悬梁、锥刺股的感人故事和精神。 中国人曾经历经多次运动而消除中国文化中的那些糟粕,打破了多个旧传统,建立了许多新风俗、新风尚。五四、文革、改革开放、互联网时代 ……. 文化冲击越来越严重,与传统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在新时代,提倡学而优则不仕是可能的,但却依然是违背中国传统的。 管理是一门学问,是一门艺术。管理者需要智慧,需要智谋,需要胸怀,需要眼光。之所以不学无术的管理者多,心胸狭窄的管理者多,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物质可以更换权力,权力可以获得财富,各种交易已经泛滥身边。老百姓心里倍清楚,把他人当傻瓜才是十足的傻瓜。 现实就是这样,所以需要改革。干部制度怎么改革,是民选还是任命?这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事,那个好那劣,谁心里都清楚,关键是对谁有利,哪些人群的利益最大。 “学而优则不仕”绝对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文化上,都极大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社会面貌。但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主流文化,官员有,老百姓也有,国内学者有,海归学者也有。至于“仕而优则学 ” (其实不优也学)则是当今中国官场文化的一大特点,曾有学者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 我非常赞同“中国科学院的问题,不是科技问题,是文化问题”的观点。实际上这不单是中国科学院的问题,也是中国高校的问题,也是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问题。文化建设太重要了,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文化问题的改革又是最难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轨迹和历史烙印,不同的时代经历不同的社会文化的冲击和洗礼。问题很清楚,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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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不是“儒教文明”,中国文化不是“儒家文化”
热度 3 周可真 2011-8-28 04:31
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很多国内学者都这样说。中华文明是“儒教文明”,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这样说。其实,“儒家文化”和“儒教文明”是有区别的,并不是同一概念,因为不但“文化”和“文明”是互有差异的两个概念,“儒家”和“儒教”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亨廷顿所讲的“儒教”是一个宗教范畴的概念,他认为“文明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但在决定文明的诸“客观因素”中,宗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把中华文明纳入“儒教文明”范畴,并且称中国为“儒教国家”。 远在亨廷顿之前, 20 世纪初的德国学者马克斯 · 韦伯曾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他把儒教和道教等量齐观,认为它们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在 宗教意义上,是否可以把中华文明纳入“儒教文明”范畴,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第一,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名为“儒教”的宗教,这是一个并非不容争议而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二,撇开“儒教”是不是宗教不说,姑且先承认(假定)它是宗教吧。中国从汉代就先后产生了道教和传入了佛教,这两大宗教在其后与“儒教”一起曾经长期地如三驾马车齐驾并驱,实在很难说“儒教”曾一直作为中国宗教的主流支配着道教和佛教,事实倒是,魏晋时期还处在“格义”阶段的佛教更多是受到玄学思想而非“儒教”思想的影响,及其“开宗判教”以后,隋唐佛教也曾长期相对独立发展,虽然受到了“儒教”思想的一些影响,但同时也还受到了道教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一些影响,从被公认为对促成佛教中国化的完成而使之转变成为中国佛教曾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慧能大师的思想来看,其思想显然更多不是受到了“儒教”思想的影响,而是受到了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 ,因为“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坛经》)虽与“儒教”鼻祖孔子“天何言哉”的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更多也更明显的是和道家“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思想相接近,至于宋明时期则是儒、释、道“三教融合”或“三教合流”,这是三教互动的结果,而不能认为是由于“儒教”单向地支配和作用于 道教与佛教的结果; 第三,从其信徒来看, 释、道二教倒是有依其教义而修行的固定宗教团体,释教有僧尼团体,道教有道士团体,“儒教”则并无依其教义而修行的固定宗教团体,所谓“儒者”或“儒士”不过是一个特殊学者群体的名称,这些学者并没有被组织在一个固定的团体中进行修行,至于僧尼、道士和儒者之外的信众,更多半是三教兼信抑或游移于三教之间,固定地崇奉一教信仰的普通信众是很少见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即使承认“儒教”真是一个宗教,如果考虑到后两个方面的情况,也是很难把中国文明界定为“儒教文明”的,因为作为中国文明主体的中华民族,其大多数成员并无专一的宗教信仰,更不用说他们普遍地具有专一的“儒教”信仰了。 “儒家”则原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谓“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一,系指先秦至汉武帝时六个主要学术派别中“ 以‘六艺’为法 ”的一个学派: “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 ” 这也就是说,“儒家”本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不是一个宗教概念。故“儒家文化”应该是指一种学术文化。所谓“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其意思应该是,儒家文化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的确,从中国学术典籍的内容来看,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中,经学类者居其首,而儒家作为“ 以‘六艺’为法 ”的一个学派,其学术恰是以治“六艺” (《诗》、《书》、《礼》、《易》、《春秋》、《乐》)为本质特征的经学,在这个意义上,把儒学文化视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固然是可以的,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在大体上是不错的。 但是,从文化主体方面看,学术文化的主体是学者群体,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则是中华民族中的学者群体,而儒家文化的主体又是中国学者群体中的儒者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要说儒者群体是中国学者群体中的主流,这已显勉强,因为至少在先秦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的西汉初期,儒者群体显然还不是中国学者群体中的主流;魏晋时代“三玄之学”流行,其“三玄”之中只有《周易》为“六艺”之一,《老》、《庄》则均属“道德家”(司马谈语)之经典,故作为当时学者群体之主流的玄学家显然不能被归入“儒家”,有些学者甚至把他们称为“新道家”;隋唐时期,经学虽然是官学,但真正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未必就是当时学者群体中的主流,尽管自隋开皇九年设科举以后,举子们为仕官而不得不学习儒家经典及相关文献资料,但这些举子并不等于是学术意义上的儒者,他们之中除了韩愈这样的极少数人后来不但做了官还成为学者以外,绝大多数并不是什么学者,故单从数量方面看,也是很难说研究儒家经典及相关学术文献的学者是当时学者群体中的主流的,倒是由于当时佛教特盛而佛学家亦特多,这些佛学家再加上道教学者群体和唐诗的作家们(其中有少数也堪称儒家学者)以及其他各类学者,由此构成的宏大学者群体与儒者群体相比,实在难以说后者是主流,前者只是支流,除非把从事儒学者及读过一些儒家经典的文人、举子统统称为“儒者”,从而把他们都纳入“儒家”范畴。 五代及其后的情况较以前有所变化,宋、元、明三代的学术是以理学为主流,清代则以朴学为主流,把理学和朴学都纳入“儒学”(儒家学术)范畴,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那也只能说宋元明清(或再加上西汉后期和东汉)的学术文化是儒学文化,或曰儒学文化是宋元明清学术文化的主流,而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学术文化是儒学文化,更不能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概念在外延上要比“中国学术文化”概念宽泛得多 。 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报》, 1994 年 8 月。 “ 六艺 ” 有两种:一为“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乐》),另一为礼、乐、射、御、书、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讲“六艺”是指“六经”,所谓“‘六艺’经传以千万数”为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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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崔永元: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总有学者、科学家的帮忙!
Helmholtz 2011-8-26 23:41
中国的电视台全世界最脏 崔永元 (中国处在礼崩乐坏的一个时代。知识分子与科研人员的表现令人十分失望。向有良心的媒体工作者崔永元兄表示敬意。 --转者评论)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我该死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经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 来源日期:2011-07-30 | 责任编辑:左小刀 □ 一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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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与“汉奸文化”
热度 1 deepblue1969 2011-8-25 14:22
本来不想凑饶毅落选院士第二轮这一热闹。不过今天看到科学网上登的一篇采访,忍不住又想发表点评论。 下面这段话让我深有感触。 “大众的打抱不平似乎有些偏离靶子,被大家认定应该批驳的院士制度,在饶毅心中只是一个结果,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合作方面是非常不好的,”饶毅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有些人为了得到院士这样的‘金身’,趴着也要进去,拍马屁也要进去。但是他们不去想,如果一个团体中有的人是夹着尾巴进来的,那么你作为团体中的一员,也是没有自尊的。” 在饶毅的观察中,真正品行恶劣、最会溜须拍马的,反而是有过国外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刚回来,年资低。听别人说在中国就得这样,他们就赶快去做,变本加厉。”饶毅说,“反而国内老资格的科学家大都是有自尊的。” 很多人之所以热衷于晋升院士,在饶毅看来,绝大多数人并非看重院士的“副部级待遇”,也并非真有很多人与权力部门勾结进行腐败活动。“更多的还是院士的终身制荣誉在吸引人,一旦得到,这个是拿不掉的。而且院士可以再去选下届的院士,很多人为此而对你卑躬屈膝。”饶毅对本刊说,“有少数人滥用权力,把院士名声搞坏了。但是大多数院士还是有自尊的。””,引自“中国新闻周刊:饶毅,落选者的退选” 饶毅经常讨论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科研的影响和危害。这里附加提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场政治领域的运动为什么针对“文化”,我想他老人家不是针对一时一事,而是考虑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可惜他对个人的能力高估了,对文化的能力低估了。文化是渗透在社会组成成员每个人骨子里的东西,不是像剥夺人的生命那么容易。尤其是中国文化。 另一个话题是一个关于鲁迅的记录片中提到的关于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实质是“观望”,某种意义上是“抵触”。你给猴子带上再花里胡哨的新帽子,它还是猴子,本质上是不会变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有“九斤老太”,有“拿来主义”,其思想不可谓不深刻。当然我这里对“新文化运动”是肯定和支持的,中国需要革命和变革。但如何把旧文化中的糟粕去掉,把她的精华发扬光大,就不是“暴风雨”式的方式所能实现的。这就是文化问题的复杂性。 饶毅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人的“自尊”。在中国文化中,自尊是被慢慢销蚀掉的作为人的重要品德。古人有“不食嗟来之食”,朱自清“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惜这些人都早逝了。那后世或今人,无论从内心主观上,还是客观条件上,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者尘嚣直上,所谓荣华富贵,衣锦还乡,“笑贫不笑娼”。整个的社会文化从“无赖”慢慢过渡到“无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造假还那么理所当然,振振有词,或归咎于环境,或抱怨于社会。从来不说个人的“自尊”是多么宝贵的东西。没有了自尊,何异于娼妓(我都不想这么贬低娼妓)。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耻于当汉奸,或者很轻易地走上汉奸之道,也与我们后世文化传统上“自尊”缺失有关。 自尊的恢复可能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古人讲“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当今社会已经慢慢成为教科书理论、遮羞布,甚至笑柄。所以为什么胡哥要“八荣八耻”,而且不幸也热闹一阵,偃旗息鼓了。 饶毅提出了自尊的命题,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希望在他的身边能聚集起一批人,从民族文化的认识和讨论,到具体地见诸行动,再设法采取合适的方法,比如教育、媒体的渠道引起全民的讨论和思考,扩大影响,中国文化的精华还是有希望发扬光大,饶毅也不枉“落选”院士,并永不参选(可以成立一个中国真正科学院,设立院士称号,何必和那些官家的奴才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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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学术机制中的“文化”影响
Runchiqian 2011-8-25 12:21
纵览科学网博客,众多学者集中热论的焦点之一,是学术研究体制领域中的“种种不公”和常规“怪异”之乱象。众口聚焦之议题,肯定有其深层之原因。唯有探析根源,才能明白事理,进而寻求解决之道。 先前撰文,浅剖钱学森之问,曾言及“学术有学术的规律”,应给学术以自由,让学术按照自己的路子去走。这个道理是“真理”,是事实的真相。然而,现实生活中,真理和真相,都难以以终极面目示人。所以,真理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终达,这不是科学的悲哀,只是科学的局限。 真理,只能存在于现象之中;研究,也只能立足于现实之上。因此,从事学术研究者,尤其是从事理工科研究的学人,在讨论“体制”类弊病的时候,一定要立足于现实,认真思考现实脚下的文化土壤。 文化,是个大概念,想弄明白本身就很难。复杂的问题,不妨简单化去讨论。宽泛的“文化”,有两个大的层面:一是现世的政治,一是历史的传统。前者直接影响它笼罩之下的一切范畴,后者默默渗透它力之所及的全部领域。文化土壤,直接影响着它能生长及产出什么东西,庄稼还是杂草。再优良的种子,如果不考虑土壤,也难以茁壮成长,终成正果。与其咒骂土壤不良,不如改良种子,让它在恶劣的环境里也能健康成长。这不是妥协,而是务实,是“实事求是”。 传统,总是根深蒂固,要改变,绝非一日之功;改变,也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它是民间的,延续的,渐变的,生命力顽强的,它是土质,是土壤的根本和主体,改良,是需要下大力气的,而且必须成功,如果失败了,说不定会成为千古罪人。何况,一方大地之土壤的改良,也绝非哪个农夫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就能做到的。所以,如无伟人之才,圣人之手,还是先去适应比较好。 政治,是现世,是现实,是土壤中的肥料。通常,政治也是立足于传统的,或者说,很难脱离传统,必定深受传统的影响。但政治的变化,要比传统要快得多,也容易得多。政治是肥料,如果能与土质相适应,就能增强土壤肥力,否则,本来土壤就是酸性的,再添加酸性肥料,那只能导致寸草不生。一种政治,如能长期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那就是它迎合了土质的要求。土质是先天的,政治是后天的。后天的政治适应了先天的土质,所以才使土壤有了肥力,土里才能长出一茬又一茬的庄稼。这个道理显而易见。 铺垫完了,回头说正题。在中国的大地上,能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者,是一种幸运。国家把改良土壤、增强土壤肥力的重任放在了我们肩上,这是何等的荣耀!试想,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13亿多人口,又有多少人能幸运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与其抱怨土壤贫瘠,环境恶劣,不如埋头苦干,精心耕耘。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每人只需改良一寸土地,使这一寸土地上长出好庄稼,那么,这一寸适应环境的好庄稼生产出来的种子,就能种满更大面积的土地,终有一天,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可以遍布好庄稼,全国大地都成良田,不是么?至于“先进生产者”、“种粮大户”的帽子戴在谁头上,又何必计较?自己的地里长不长庄稼,老百姓看在眼里,又有哪个不知道呢?说自己亩产万担粮,一定是大跃进和浮夸风,又有哪个不知道呢?大跃进和浮夸风,终究是长远不了的。 时下学人,从事学术研究,在尊重学术规律的前提下,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土壤,思考政治与传统的影响,而不能就学术而学术,就真理而真理。真理存在于现实的空气中,如果是真空,“理”是“真”了,但也死了。对此,我辈学人不可不深思熟虑。 立足现实,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妥协”,而是“务实”,是“求实”。学术体制,是现世政治和历史传统婚媾的产物,必定有其“现实”合理性,不合理的东西,也必然随着时光流逝而渐变或突变。因此,务实的做法是,一定要弄明白学术体制是怎么回事儿。学术研究之路,有高速,有国道、省道、县道,有羊肠小道,有无路悬崖。条条大道通罗马。然而,走高速,要交高额的通行费;走国道、省道,要交路桥费;县道以下,通常免费;羊肠小道和悬崖,虽然不收费,但走的人极少,且风险极高,甚至你想走也可能有人不让你走,不信你走封闭式风景区的羊肠小道试试。这种现实,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体制,是一种中国特色。它或许不合理,但现实是这么回事儿。为了走得快点,就交费走高速,将来有能力了,把收费公路取消。不想走这条路,就绕点道,多选免费路,只要勤快点,辛苦点,也能到终点,还省不少钱。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赶路,为了到达目的地。我们不主张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更不认可那些花公家钱走高速路却在中途走走停停看风景的人。 绕了个大圈子,想说明白个大道理,有点勉为其难。但与其抱怨收费高,或者路不好走,不如认真分析分析,怎么走才能走得更顺,才能合理合法地到达目的地,完成学术研究的任务,达成学人的使命,更好地改良土壤,种出更多的庄稼,生产更多的粮食。倘如此,学人即可有异于庶民,有益于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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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外谈中国文化(未遂)
热度 22 Wuyishan 2011-8-9 06:48
对老外谈中国文化(未遂) 武夷山 90 年代中期在驻美使馆工作期间,一次,对打入中国市场感兴趣的美国某商业团体(记不清是哪一家了)请我去一个研讨会上谈谈中国文化,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不了解中国文化,生意就不好做。我首先想了一下,短短的时间,怎么对老外“宣讲”中国文化呢?还是对比着说比较好。于是,用中文拟了如下的发言提纲: 中国文化典型特征 1. 人伦第一,事功第二。 比如,做买卖不是目的,目的是追求不朽(三不朽之说)。由于“买卖不成仁义在”,故有请客送礼之举。这类做法的存在,其正面作用是有利于双方的长久关系,其负面作用是影响办事效率。 2. 政治结构缺少中间层,中央强大,下层一盘散沙。 民众的自主性( initiative )比较缺乏,故干什么都少不了政府。这一“传统”的正面作用是:官方一旦积极参与某事,效率就很高;负面作用在于:官僚习气盛行( red tape )。 3. 中国是家庭本位,西方是个人本位。 由于家庭本位,中国有很多夫妻店,公司管理层中也可能存在裙带关系,还有一系列的同乡会、同学会等等,都是家庭本位的延伸表现。正面作用:家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利于创业和事业发展;负面作用:缺乏新鲜的想法流入组织,整个组织趋于保守。 4. 中国观念中,“和”( harmony )很重要,辩证思想很重要,由太极图可以看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中国的太极拳,所有动作都是曲线。类似地,处理问题也往往是曲线式的,先扯闲话,再进入正题。直线式处理问题容易造成紧张,容易发生冲突。曲线式处理则比较和缓,故中国人特别重礼仪,动不动就来个剪彩。 5. 重名分,重面子。 西方人文章署名可以按字母次序排,我们非得争个先后。我们给小孩子起名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能把外国人吓死。所以,在各类谈判中,中国人时常在一些不涉及实际利益的枝节问题(但中国人认为关系到面子)上与外国人死磕。 最后要对老外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对任何事物要看到正反两面;第二,要透过一些习俗习惯看到其深层文化意义,不要认为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的就是异端,就是坏的。 然后,我把英文提纲发给对方的会议组织者,对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按照程序,我也请我的领导审一下发言稿。他说:“请客送礼成风就是中国人的陋习,一直受到外国人强烈批评。外交官出去发言,就代表了中国,你还说请客送礼有正面作用,这样合适吗?”吓得我赶紧找了个借口推掉了这个发言机会,而且把发言提纲也撤了回来。对方感到非常遗憾。 我们今天都知道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了,当年我们却主动放弃文化宣传的阵地。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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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whyhoo 2011-8-8 12:52
六百年前,大明三宝太监郑和受明成祖朱棣之重托率领近三万人、二百五十多艘船组成的船队出使西洋诸番邦,加强贸易往来,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朱棣开永乐之风、不避祖制、力排众议,倾全国之力竭力支持郑和下西洋,取得丰硕成果。郑和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带到海外诸国进行交易,换回来西洋特产,并在沿海港口建立贸易中转站,开海外贸易之先河,也奠定了明代永乐中兴之基。中国历来闭关锁国,主要还是受儒家文化和农耕文明的影响,明以前的中国社会也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出使元朝,并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但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却害怕海外番夷,不愿与其往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郑和一下西洋时,南洋诸国就已经有了繁荣的海外贸易,郑和的船队到达这些国家时也引起了巨大轰动,他们惊叹于中国气势宏伟的船队,并对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充满了浓厚的兴趣,郑和船队所带的货物也顿时成了抢手货,番人也纷纷与郑和签订商业协议代理中国商品。郑和带回来的不仅是西洋诸番国的精美物品,更多的是他将中国友及万邦的大国风范展示给了各番国,海外诸国一片祥和景象,和平与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所向往的。下西洋给闭关锁国的明朝带来一股海外的清新空气,当朝中那些腐朽的老臣们还在不断的搬出祖训反对下西洋时,郑和的船队却一次又一次的给朱棣带来惊喜。他的船队走得越来越远,穿过印度洋,到达了非洲、美洲,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三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航海探索的创举,它的意义我想不亚于今天的载人航天工程。大国之争从陆地到海洋、天空、太空,郑和的船队不仅开启了海外贸易,它自身也是海上的一支精锐之师,从战略上来说意义重大。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对明朝诸边国家产生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使他们不敢轻易来犯。朱棣深谋远虑,久经沙场的他有很强的战略意识,“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被其演绎的炉火纯青,郑和的船队就是他战略中的一枚重要棋子。郑和船队的宝船制造工艺高超,航海技术先进,其他番国都想学习,郑和就将这些技艺传授给大家,就展现了我大国之风范。郑和俨然就像是一个海上的帝王,不断的找寻新的国家并与之互通友好、开展贸易,他要是生活在今天肯定就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国使郑和的受欢迎程度超乎想象,他几乎就是大明的代名词,对于番人来说,他就是一位撒播福音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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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市场
热度 1 whyhoo 2011-8-8 12:32
周末又去了趟四川省博物馆,展品跟暑假去时一样,没有更换新藏品。博物馆有藏品二十余万件,展出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由于开馆时间不是很长,有些地方还有待改进。昨天下午参观完博物馆的书画馆和青铜馆后我就去了宋仙桥的古玩市场,在一家卖字画的店铺碰到两个美国人,他们正在看画,我就和他们聊了起来。他们就职于一家跨国公司,这几天在成都出差,瘦高个叫Ian.Jaeger,矮个忘问他名了,他有个四岁的女儿。他们不会讲中文,我就当起了他们的导游。他们很喜欢中国文化,古玩市场品种丰富,字画、玉器、瓷器、仿古家具等等,应有尽有。我边逛边向他们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并与店主讨价还价。Ian本打算给他女朋友买一个装化妆品的小木盒子,不过逛了几家价格太贵,就花了120元买了三个景德镇产的陶瓷品,也算有所收获。另一位花200元买了春、夏、秋、冬四幅一套的山水画,并给她四岁的女儿买了幅画有熊猫的画。他们逛了一下午很高兴,也有所收获,晚上就请我在一家餐馆小搓了一顿。用完餐后我就送他们上了出租车,他们就回酒店了。Ian还用他的BlackBerry给我发了封E-mail表示感谢,下次来成都他还会找我当导游。今天下午我去了那家他们买画的字画店,昨天只有画家夫人在,今天画家也过来了,他平时都在家里创作,他们也感谢我帮了他们的忙。我跟画家聊了艺术创作与鉴赏、文化产业的发展、博物馆的改革等话题,聊得比较宽泛,不够深入。作为一名业余艺术爱好者我的艺术方面的知识还有所欠缺,我打算有时间就来看看字画,只有多看欣赏水平才有提高,最好还能动手进行创作。学理工科的人多点艺术、音乐方面的爱好还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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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淡”文化与“闲谈”文化
热度 2 benlion 2011-7-26 13:03
我刚刚知道一个新名词“咸淡文化” - 咸的海水、淡的河水,大约是在 2003 年在英国我第一次听到从国内来的新词“搞笑”,从此之后至今,每每需要学习国产新词汇。国人的创新能力非常丰富,还包括许多新鲜的食品“技术发明”;但是,问题在于创新的方向需要引起思考。 回到正题,中西医学、中西文化的讨论,可能是自鸦片战争或更早的时刻就开始了,而且,一波又一波的激烈辩论,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以我个人的视野来看,关键在于没有仔细去搞清楚西方近代文明是如何起源与发展的问题,文艺复兴之前与之后的欧洲文明到底区别何在?就如同我们喜欢说现代西方的什么在我们古代已经有了一样,欧美也言必称来源于希腊、罗马传统。 事情真的如是吗?比较东方与西方文化 – 应该是同时期相比,比较西方近现代与希腊 - 罗马文化 – 应该分清传统部分与创新部分;然后,找出创新部分何时开始又来源于何处,并非象常以为的那样所有学术引述文献、资料或来源很客观、公正或不加遗漏,主观因素是很多,客观原因也不少,所以考证、考古、文献学是一个非常艰巨而细致的重要工作。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未,那时年青教师们都集中居住在教师楼里,吃饭在公共食堂里,茶余饭后的闲谈,谈起个人爱好和中西文化等,我就提到刚买刚读完的一本新书《现代西方绘画发展简史》(译著 * )中提到现代西方绘画受到东方文化之影响,得到的是大家半信半疑和更多的讽刺。 同样一件事情是医学教授(副校长和医学权威)对年轻教师的生物学出身的看法,在 1986 年读到系统论的译著时我已经走向系统哲学与生物、医学问题探讨;因而,后来在中科院微生物所时将分子和转基因生物技术、生物信息数据和软件分析技术与系统论结合起来。 1997 年留学到西方,终于在西方的图书馆里直接翻阅原著,还那许多的西方现代画家的资料和传记非常明确而清楚说是受到东方 – 日本艺术的影响。 1986-1993 年我是科学哲学、系统哲学的探讨, 1994-1999 年是科学的探讨 – 在中科院的分子生物技术、生物信息数据库实验中心( 1997 年到国外 – 信号传导与基因调控),以及同中医药大学、日本的药酒公司合作, 1995-2000 年因国际会议和国际协会等与国外科学家通信(包括物理系、化学系、计算机系、人工智能实验室等与生物学、医学研究相关的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纳米科学等科学家)。 同样,关于中医与科学、西医的观点是科学历史、科学哲学的研究,比如,医学( medicine )的定义是科学、技术、艺术等综合的概念,不同于医学科学( medicine science )的概念,再者,科学历史上将经验科学与实证科学划了一个界限 - 但是,一般讲实证科学时不加上定语“实证”。 系统生物学哲学论著国际上也已有出版,中医提到系统生物学是整体论,其实是将注意放在胡德(从论文和资料中)一家上 – 并不是很熟悉系统科学( Systems Science ),甚至不太清楚贝塔郎菲;因此,将系统的概念看成是整体( whole )的概念,还更多会理解成“整体论”是“不可分割” - 同等于原子论( atomy )。 系统不是整体而是介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系统的方法不等于整体的方法而是分析与综合的渗透(或透视)研究方法,这点国际上有大量论述。中医中的整体论或系统思维是系统论发展或受到影响的思维模式;但是,系统论是在分析之后、精细化之后和归纳、演绎逻辑之后的综合化、整合化,这是非常不同的或已经是走过来了的进展。 (医学如何走向,参见 – “中西文化与第 4 期文明”、“关于系统生物学的定义”和“传统不是包袱而是稀有资源”) * ,自中学以来我是几乎,首先要读的是西方科学或哲学原著的中译本;但是,在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演变探索,从而改变了我的看法 - 也就是说,传统是创新的资源。 (修订-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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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吗?
ssglwu 2011-7-26 10:43
吴国林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增长而不是发展,中国人的脑袋开始发热了,以为文化也可以跨越式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建立了比较优势,低成本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创新优势的基础之上,我国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能力都相当弱,没有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技术体系。 一般来说,文化可以分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人文文化的改变是漫长的,不是几年、几十年都能完成。就是科学文化的形成也是漫长的。须知,西方的科学文化的形成是源自古希腊文化。现代科学技术的生长与发展都有古希腊文化的重大影响。从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到今天也没有完成,还差距相当大。搞几个外来加工厂,经济在短期内可以增长,但是,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能力却不是短期内可以增长的。中国几千年的守旧文化、官本位文化、奴性文化等很难在几十年内就得到改变。中国的救亡任务完成了,但文化的启蒙任务还相当大,路还相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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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追忆杰出的物理前辈戈革教授(6)
hanlingeorge 2011-7-19 16:22
本文为熊伟先生原作 六.“快刀手” 中国积弱已愈百年。百年中多少仁人志士以血洗辱,以命试药。药方大都为泊来品。无可否认,西学东渐,翻译家做出极大贡献。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科学进化论输入中国。对 于严复,进化论并不仅仅是纯科学,而更是一剂醒世良方。它的引入影响深远,在今天仍然流行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中,我们依然可以听到严复的声音。但是,严复更为“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更要数他通过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 对中国来说,“赛”先生是仁人志士们确认的一味主药,也是泊来品。要把现代科学移植到中国,少不了翻译家。翻译并非易事,严复就有“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感慨。说求其信已经很困难,但如果只是准确而句子不通顺的话,还不如不译。再加上雅,那就更不容易了。 戈先生有作翻译家的好本钱:他上学时学过英语和德语。五十年代又学了俄语。他的正规训练是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这就是“信”的底子。他热爱中国文化,对方块字情独所钟,能作古典诗词,写个性文章,这就有了雅的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先生有为学问献身和为中国的子孙后代留些东西的宏愿。他固执地相信:“只要翻译出来了,放在那里,中国就会不一样。”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坐冷板凳,辛勤工作,为他人做嫁节裳。在先生的《尼耳斯·玻尔集》译后记中,他说得很实在: “三十多年来我常常想,我花了这么大精力,这么多时间,受了这么多辛苦,遭了这么多冷淡和污蔑来翻译这十二卷《尼耳斯·玻尔集》,到底‘图的’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除了追求个‘充实自己’以外,也不过是一点‘留赠后人’的指望已。” 我觉得,先生尽心于翻译,他心里是有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唐玄奘的,在去丹麦的路上他吟出:     三藏取经有好徒,降妖猴圣化斋猪。     庸庸碌碌沙和尚,也捡人头当数珠。     我亦西来几万程,只将电报作先行。     飞机不过盘丝洞,辜负蛛精食肉情。 先生曾经说他写出的文章与他想写而又能写的相比,不到十分之一。这是多大的浪费呀!我觉得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翻译上,曾经向他建言:多创作自己的,减少些翻译。我的理由很 简单:时间是有限的,只能根据重要性来排列。我认为翻译科学书籍不那么重要,那些有兴趣的人也会有能力去读原文的。 可是先生对我的论点不以为然,他指出: 1.现在科技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即便对广大民众,不读科技书,便不能再算是广博。 2.退一步讲,即便仅仅是能读懂原文的读者,翻译本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原文本不易得。 先生以他翻译的《尼耳斯·玻尔集》为例。他说《玻尔集》的英文版印刷数才以千记,而全世界的大学当以万记。这样,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科技工作者,要想看到英文版的《玻尔集》就太不容易了。而先生的 翻译就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当然还有先生精心加入的注释。(有识者就认为先生“译书所加之注有如金圣叹之批水浒,比正文远好”。) 可惜,国人对先生的苦心的回应是冷淡的。 就拿《玻尔集》的翻译出版来说吧:《玻尔集》一共十二卷。此书第一卷于1972年问世,而到2006才出版最后的两卷。丹麦出一卷先生就译一卷。第十一、十二两卷先生是在 2006年7月才拿到样书的。 2005年的冬天,先生接受了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不理想,不用放大镜已经完全无法阅读一般书报了。2006年为了翻译《玻尔集》的最后两卷,先生只好自己出资,聘请了一 位私人助手。由先生手持放大镜,阅读经过放大复印的原书,同时歪歪斜斜地写出译文,再由助手录入计算机。就这样,从2006年7月15日到2007年6月19日,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内,他们用这种办法译完了第十一、十二两卷的初稿。译完《玻尔集》的最后两卷不到半年,先生就去世了,他也终于没有能够看到这两卷书的出版。现在已经出版的十卷, 命运也不佳。《玻尔集》曲高和寡,出版这十卷书,已经换了三个出版社:第一、第二卷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因不赚钱第三卷到第九卷转到了科学出版社;第十卷科学出版社也不出了 。没有办法,先生只好托人,用一家有名无实的“香港”出版社(“香港”天马出版社)的名义“自费”出版了第十卷。这卷书因系“港版”,不能在大陆随便销售,据说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 于此,我也是问心有愧的。2002年我在北京,又去看先生,他提出要赠送给我已经出版的十卷《玻尔集》。因为我好动,迁居勤,守不住书。十卷《玻尔集》不是小数,当时我怕 我不能善待先生厚赠,就谢绝了先生的美意。现在,每念及此,我就满肚子的遗憾和惭愧,现在先生西行,再要想要有先生题赠的十卷《玻尔集》已绝无可能!而当日我一定也是很让 先生伤心的了! 先生对翻译是精益求精的,例如就Niels Bohr的译音,先生就坚持,前一个用“耳”,后一个用“尔”。先生曾发表专文“玻尔姓氏的译音”说明:这是王竹溪、杨肇廉等物理界前辈当年编写“物理学名词”时审慎酌定的体例,凡外文中的l,对应“耳”,外文中的r,对应“尔”。所以,非“尼耳斯·玻尔”不可。又如,他说有人把Volta译为“沃尔塔”是“太过分了!”,指出Volta乃是国人并不陌生的伏特。 由于有这种严格的标准,他常常觉得有些书必须他亲自来译才行。否则,就很有可能“糟塌了”。在这种心情下,他就忍不住地要把许多精力用于翻译。 严格说来,翻译也不是戈先生的“正业”,他的“正业”是教授物理学。可是翻译是先生投入时间最多,“产量”最高,也最得同行承认的领域。这“副业”也就喧宾夺主,给先生赢来了翻译家的称号。 的确,先生的翻译是很得到同行的赞赏的。例如物理家王福山前辈称赞过戈革先生的外文功底和翻译速度,同是翻译家的赵中立先生也曾赞叹戈革先生的翻译是“又准确,又快,又好”。 先生的翻译涉及许多方面,除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玻尔集》外,还有教科书、人物传记、科学史、剧本等等。 2003年5—6月间,北京“非典”流行。先生闭门译书,以30天时间译完英国作家M.Frayn的剧本《哥本哈根》,全书11.5万字,平均每日将近4000字。其时先生已是八十有二的高龄。他的老朋友,乔佖先生(上海师范学院退休外文教授)称赞他是“快刀手”。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却说“但事实上已比当年慢了许多”。 先生译书还常常要为翻译以外的问题呕心。例如《哥本哈根》剧本1998年问世,就有友人们寄赠先生三个不同的版本。先生也就开始联系翻译出版,经过许多周折,直到2003 年才有了着落。不过,剧作者的代理人在同意出售版权的同时,还有个附加条件,要审阅先生的译稿。先生动了怒,让中方出版者传话:“请你告诉她,就这本书来说,全世界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审阅’我的译稿。咱们不再和她谈了。”对方终于撤回了条件,先生得以着手翻译。可先生以一月时间译完,寄给出版社,八个月后书才出版。而且,编辑还改了先生的译稿。先生悲怒交加,专门为文“常恨乾坤有外行”。 先生一生,发表两千万字,大多数都是翻译。先生为自己治“爬格生”印,并有诗曰:     爬格生非柏格森*,小楼一统岂初心?     可知爬格盈千万,流水高山何处寻? 愿后人能珍惜先生的劳作,使之不再曲高和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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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新时代的中国文化
blilac912 2011-7-19 15:10
中国古文化的辉煌,成于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还有人心被统一规则所灌输。中国人自古乐于并善于大一统,至今尤是。中国古文化拙于兼并包容,有异者,必统一之。之所以能统一,在当时的军事,文化,人心所向上,并没有难于逾越的壁垒。可如今,昔日的中华大帝国只不过是现在地球的林林总总的国家中的之一,无论征服或者取代另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个人愚见,在当今,中国融入世界潮流最大的障碍就是文化上的不兼容。诸位有才能之人,应该提取中国古文化中与时俱进的因子,对接世界文化之流。这是不是中国当代有智之人,所谓的科技,人文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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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比犯罪还严重 何毓琦先生重要博文翻译
热度 5 chrujun 2011-7-16 19:43
博主按:何毓琦先生最近写了一篇重要博文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65do=blogid=465210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丑不可外传这一错误思想导致中国学术不端大量滋生。由于博文是英文,阅读者不多。因此特意翻译何先生这篇博文,期待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只有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及时公开公正处理,才能够真正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大量滋生的现状。 包庇比犯罪还严重 何毓琦文 陈儒军译 “包庇比犯罪还严重”是美国政治中的著名格言。 从1973年开始的“尼克松水门事件”到最近发生于2011年的“Wiener议员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清楚表明包庇和隐瞒政治过错及过失面临的沉重惩罚。 当前中国的学术不端行为大概可归咎于中国家庭文化。 当中国学者的学术不端行为曝光后,学者单位的第一反应是认为该不端行为给单位带来耻辱。 因此,根据家丑不可外传这一中国文化精神,单位倾向于将学术不端行为洗白或掩盖。这导致学术不端行为往往得不到惩罚,从而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进一步诱发。 相反,西方认为学术不端行为是个人事件,单位的责任是对事件开展调查,一旦证实学术不端将解雇或严重惩罚犯事者。 在这里学术不端根本不是单位的污点,掩盖不是学术界的文化。 因此,关于“燕山大学解聘付炜教授职务”的博文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5099do=blogid=464927page=2 展示了值得欢迎的信号。 看来有关方面在逐步吸取教训。 何老原文: Cover-Up Is Often Worse Than the Crime,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65do=blogid=46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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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开始重视东方文化--读《南怀瑾与彼得·圣吉》
热度 1 qunluo 2011-7-15 16:26
西方开始重视东方文化--读《南怀瑾与彼得·圣吉》
西方开始重视东方文化 -- 读《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关于禅、生命和认知的对话》 南怀瑾(1918年—),何许人也? 国学大师 ,诗人, 中国传统文化 的积极传播者 。 南怀瑾学识渊博,教化涵盖儒释,道,融会诸子百家,更及于医卜天文,诗词歌赋,其影响既深又远,得到学界同行普遍赞誉 。 彼得·圣吉(Peter M.Senge),何许人也?美国管理学大师, 学习型组织 之父,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MIT)斯隆管理学院资深 教授 ,国际组织学习协会(SoL)创始人、主席;被《美国商业周刊》称为“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被誉为"21世纪的管理圣经"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的作者 。 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西方管理科学。二者有什么交叉点,老外为什么来向中国人请教? 答曰:中国文化是宝藏,外国人来中国淘宝。 参考文献: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42.htm http://www.hudong.com/wiki/%E5%8D%97%E6%80%80%E7%91%BE http://baike.baidu.com/view/536246.htm http://www.hudong.com/wiki/%E5%BD%BC%E5%BE%97%C2%B7%E5%9C%A3%E5%90%89 当当网关于本书的介绍: 《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关于禅、生命和认知的对话》 - 当当网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27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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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原来可以这样“咬”的
热度 1 kejidaobao 2011-7-13 10:48
文/林绍韩 乍一看到《物理学咬文嚼字》这个书名,颇有些吃惊,很难想象作者如何对物理学字斟句酌。抠字眼,讲精度?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充满了对字句的过分斟酌,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物理学是自然科学,它的概念及各种词汇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客观认识的表述,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错位。作者一定是发现了这种可能的虚假和错位,才会从语言学的角度来一个“咬文嚼字”吧? 怀着好奇心打开这本书,一读顿时让我眼前一亮。本书独辟蹊径,“正史共轶事一色,外语与中文齐飞”,从语言载体的变迁和演化中,寻根究底地探索物理学中各种概念和词汇的真谛。 《物理学咬文嚼字》由30篇专栏文章经修补而成书。作者在开篇语中谈到:“就科学的严谨性而言,真理和谬误有时就像实数轴上的有理数和无理数,比邻而居;稍许的理解偏差就会造成是非颠倒的局面。而语言的灵活性与科学严谨性的不协调正是歧义产生的地方,是科学理解与科学传播的敌人。”可见,语言在科学传播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因为此,作者在开篇的第一句用了孔子的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语言是科学的社会普及载体,科普的过程就是语言对科学表述的过程。当语言携带着科学的思想、历史、人物、事件表达出它的概念和客观存在的认知,你还有不明白的吗!也就是说,准确的科学概念的产生,应是让不同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语言表述习惯与科学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碰撞、融合、统一。该书让我获得了许多不同寻常的有关语言学和物理学的新知识。 何谓物理学?按字典上的解释,物理学是研究大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学问。详细一点说,物理学是关于物质和能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在该书作者看来,当谈论关于某事物(比如飞行)的物理时,它包括相关物质的物理性质、相互作用、其中的过程以及定律等。也可以说,物理学就是(达成)关于世界的数学意义上的理解。 该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传统的科普读物,而是一本建立在对语言学和物理学深入研究、充分考证基础上,提出许多创新见解的著作。本文以书中“质量与质量的起源”、“熵非商——The Myth of Entropy”2个栏目举例分析。 在“质量与质量的起源”中,作者用韩少功的“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不是一一对应的”作为引子,导出了中文的有关“质量”、“国家”、“人物”、“学术”等词组是个语义含混不清的组合。“质量”是指“质”还是“量”,“国家”是指“国”还是“家”,人物是指“人”还是“物”等等。然后讲到“质量”这个词在物理学的语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便展开了物理学和语言学中有关“质量与质量起源”演化的论证。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mole到mass……作者表明:“当我试图对质量这个物理词写点真实的东西时,我感到特别沮丧,因为我根本不懂这个词的内涵。因此,我只能罗列几条我所知道的可能是关于质量的比较重要的认识,聊以塞责。”由此,作者提出了有关“质量和质量起源”的5点创新意见。 在“熵非商——The Myth of Entropy”中,作者对Entropy(熵)这个特殊的物理量的内涵和语言演化进行了探讨。作者从1854年克劳修斯引进的热力学体系的态函数用来表述热力学第二定律开始,讲到传入中国后熵概念的出现及熵与商的区别,追述到许多近代物理学家在“熵”研究中的卓越成就。如玻尔兹曼给出的熵的定量表述,普朗克提出的熵的数学式,熵作为热力学广延量必备性质所具有的可加性,直到吉布斯熵、香农信息熵等。作者鲜明地指出,普朗克虽然是世界知名的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但其一生献给了热力学。热力学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是一门普通的物理学,它与近代量子力学和固体量子论关系密切,没有热力学的研究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量子科学。作者对“熵与商”的咬文嚼字后,引出了大量的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或熵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及其相关的数学模型,并加以追根究底,对考证给出了结论。 然而,该书所录文章又非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因为它具有散文式的写作风格,偶尔也讲点故事、笑话、名言名句,图文并茂,让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融为一体,以达到说理的目的。 作者在举出了一些较著名的“虚假”物理学事件之后提出:学物理的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多加些思考,不是“不可尽信书”,而是要努力培养自己的辨别能力,所谓“常将双眼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留在物理学框架中的所有内容最终都需要被从实验上或逻辑上证实的,那些错误的、虚假的内容最终都会消失掉,韩愈《酬隹少府》所描述的“居然见真赝”式的颠倒黑白只是暂时性的,曹雪芹的“假作真时真亦假”说的是社会上“劣币驱逐良币”的无奈,在物理学上却不会,这大概是物理学迷人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物理学家,多好! 将深奥的物理学与灵活的语言学把握得如此通俗、晓畅,给人生动亲切之感。该书每篇文章虽然不长,却有尺幅千里之势,能让人们在文章中饱尝物理学和世界语言学中的丰硕成果。 写到这里,我想起郑板桥手书的对联:“书从疑处翻成悟,文到穷时自有神。”有疑才有悟,穷时才有神,这正是作者著录此书时的精神写照。这种对科学“咬文嚼字”的精神,是一种科学探索的精神,也是一种科学创新的精神。科普作品的原创动力也应建立在这种精神基础之上。科普作家只有像科学家那样具有科学探索和科学的创新精神,才能出现大量优秀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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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如夏花般绚烂
dtiger009 2011-7-12 12:50
她说:有人说,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生幸福。在对的时间里,我望穿秋水,等待一份真的情,等待一个对的人。 她是刘婷婷,以这样的告白出现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一位29岁的大龄剩女,可没有一丝嫁不出去的危机感和焦虑症,面对生活中、电视里不断的嘉宾勇敢的告白,她沉静而执着,固守那份对于爱情的信仰。 她不是个令人惊为天人的女子,却绝对是个讨人喜欢让人倾慕的女子!她的言语举止,透着大家闺秀的举重若轻和端庄典雅,您能看出她丰富的生活阅历所沉淀下来的睿智和聪颖,又一次让我领略了熟女的风姿。好女人不光是要用眼睛看的,还要用心品,读懂她,也是读懂属于女性的柔美和温情! 我说,这是个值得被爱的女子,只是还没有等到对的人。原来有个经典相声段子,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只要用到女性身上,总能有好词,燕瘦环肥,林妹妹的娇羞和宝姐姐的大气,但是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仿佛一旦过了年龄节点,女性就变得一文不名,对大龄女的歧视一直是很多人无法逾越的坎儿。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在亲身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年龄恐慌症之后,开始正视女性的年龄,开始明白只要用心经营,任何年纪的女性都有不一样的风情,开始学会接纳并发现生活中美不胜收的女性风景! 前天婷婷终于等到了她的白马王子,国籍不过是浮云,语言也不会是障碍,重要的是他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和一份成熟的生活态度,他用爱婷婷、爱婷婷父母和对爱的勇敢以及坚定感动了所有观众和婷婷,并且对结果能处之泰然,只要他曾经为之付出所有努力。 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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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开复认为
dongzg101 2011-7-1 12:11
李开复认为:中国文化中,对大学文凭有极强的认同。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服不服大学,创业的机会都是存在的。大学文凭不应是唯一目标,年轻人应该发现更多的目标。 而说到全中国的创业环境,李开复又首推重庆。 P21 摘自 李开复 创业必经 中国人可以复制的创业课 徐宪江 著 关于治疗癌症的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去年北大提前面试时在北京,遇到了北大肿瘤医院的一些专家,听他们聊了聊关于癌症治疗的一些观点。我发现这些专家的意见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认为要治疗,有的人认为对晚期患者不一定要治疗。各有各的理由。 不治疗的理由 认为一钱花了 家里还要欠下一笔账,治疗的过程很痛苦,最后人还是走了。还不如花钱去全国旅游,吃些压制癌细胞生长的东西。还活得长些。 有一个例子,因维生素 C 而获诺贝尔奖的一个科学家 60 多岁就得了癌症,活到 100 多岁,不仅维 C ,某些中药也有抑制癌细胞继续生长的功能。 癌症的成因有很多种说法 ,环境污染,化合物,食品含激素、西药的过度使用 ,营养过剩 等等。 要抑制癌细胞 ,多吃绿色的蔬菜水果,吃东西要七八成饱。关键是要放松心灵 ,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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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传统农业文化
wdm2010 2011-6-25 14:03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中国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 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 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 运行的农业。 而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小农经济 也可以 说是自然经济 , 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 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 来自己消费 , 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 , 是一种自行商品交换 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 比如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 但小农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 , 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 , 而自然经济主要与商品经济相对。小农经济产生于春 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 , 而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 小农经济的演变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之称 (《诗经 小雅 北山》)。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 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 “ 民得买卖土地 ” 。 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 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 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 “ 富 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 的情况。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他们先是以隐户奴役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制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其前身是隐户农民)两种人物构成的。但不论是哪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上所作的宣告:: “ 六合之内, 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 (《史记 秦始皇 本纪》),和自魏﹑晋、唐以国家名义推行的均田制;而且更主要地表现 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对国家地籍册上的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和 户籍册上的每一个人口的直接课税权。这种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 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也是全部封建的政治、文化 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 - 农民 -“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 ” ,躬耕田畴, 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 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 — 经验理性 ,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 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 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 我国的传统节日, 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来源于农 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 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 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 “ 不耕获,未富也。 务实精神是 “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 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 ” “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 ” 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 — 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 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 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 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 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 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辩体系,他们被西方人 称为 “ 称为 “ 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 ” 的民族。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 , 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 好常恶变。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 “ 经久耐用 ” ,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受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 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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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华成语千句文》引录
carldy 2011-6-20 22:19
【备注】这里引录的是《中华成语千句文》: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492/20001129/330788.html 人民网北京11月29日讯 一部由专家撰写、经过多次高层研讨 的青少年开蒙读物——《中华成语千句文》将于明年初正式发表,现面向全国征求意见。   《中华成语千句文》,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 编写的一部青少年开蒙读物。在北京、杭州等地开过几次高层次的研讨会,小说家金庸、历史学家庞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90岁的老教育家斯霞等人都 对“千句文”给予高度评价。该文将于明年初正式发表。经编写者授权,我们全文发表《中华成语千句文》,面向全国征求意见。   附:撰写者 言   中国文化最让我们感怀兴叹的是汉语。希腊文、拉丁文基本上都死了,但汉语还活着。汉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美国诗人庞德说过:“汉字 永远是诗的,情不自禁是诗的,相反一大行英文字倒不容易成为诗。”为了帮助孩子更好地掌握汉语中的精华――成语,感知成语中蕴藏的历史沧桑、道德戒律、人 生哲理和美学意境,我们编写了这部《中华成语千句文》。   “大雅久不作”,当代开蒙读物需要集中全民族至少是读书界的智慧。我们诚恳地 希望天下有识之士不吝赐教,以点睛之笔,帮助我们把《中华成语千句文》修订完善,让它在各位专家学者和所有读书人的呵护下,成为世纪之交伟大时代精神的体 现。对您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将给予奖励。   一等奖一名,奖励人民币5000元;   二等奖10名,奖励“三辰影库”正版精美经 典影片光盘礼品各一套。   来信、电子邮件截止日期:2000年12月31日。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B座3 层三辰影库,邮编100733。   E-MAIL:qianju@china.com。   中华成语千句文(征求意见稿)    主创人:孙文华   1、民族神话   鸿蒙未辟,宇宙洪荒。亿万斯年,四极不张。   盘古开天,浊沉清扬。天高地厚,乾 坤朗朗。   日月经天,星宿列张。江河行地,浩浩汤汤。   女娲补天,日月重光。夸父逐日,血气贲张。   精卫填海,荡气回肠。 后羿射日,功德无量。   神话故事,意味深长。民族精神,积厚流光。   2、人猿揖别   浩瀚宇宙,银河苍茫。地球生 命,雨露阳光。   斗转星移,天行有常。大陆漂移,七洲四洋。   四时更替,寒来暑往。云行雨施,万物生长。   大千世界,包罗 万象。自然造化,大块文章。   千岩万壑,层峦叠嶂。电闪雷鸣,狂涛巨浪。   云合雾集,千态万状。长林丰草,傲雪凌霜。   飞 禽走兽,虎视鹰扬。适者生存,不主故常。   人猿揖别,挺起脊梁。劳动造人,历尽沧桑。   幕天席地,饮露餐霜。栉风沐雨,昼行夜藏。    茹毛饮血,食果为粮。穴居野处,袭叶为裳。   钻木取火,文明之光。物竞天择,万物灵长。   3、人文初祖   赤县神 州,地老天荒。文明古国,源远流长。   物华天宝,灿烂辉煌。人杰地灵,万世其昌。   三皇五帝,视民如伤。经始大业,万古流芳。    神农教耕,沐雨经霜。遍尝百草,救死扶伤。   轩辕黄帝,始垂衣裳。成命百物,律吕调阳。   结绳记事,不得其详。仓颉造字,天雨粟 粮。   刀耕火种,驯牛牧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日出而作,植谷采桑。日落而息,处顺安常。   尧天舜日,鼓腹击壤。天下 为公,尧舜禅让。   大禹治水,深孚众望。过门不入,千古传唱。   4、文武之道   夏桀商纣,多行不义。酒池肉林,骄 奢淫逸。   怙恶不悛,声名狼藉。恶贯满盈,众叛亲离。   文王兴周,鸣琴而治。政简刑清,有凤来仪。   拘而演易,太极两仪。 变化无穷,天人合一。   吉凶祸福,昼乾夕惕。天行其健,自强不息。   武王伐纣,仁义之师。吊民伐罪,发扬蹈厉。   牧野之 战,灭此朝食。放牛归马,与民休息。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礼乐刑政,宽猛相济。   周公吐哺,宵衣旰食。天下归心,沐仁浴义。    5、五霸七雄   东周王权,有名无实。礼崩乐坏,鞭长莫及。   五霸七雄,各行其是。喧宾夺主,比权量力。   厉兵秣马,攻城 略地。远交近攻,弱肉强食。   名公巨卿,门庭若市。千金买骨,轻财重士。   食客三千,良莠不齐。待价而沽,择木而栖。   毛 遂自荐,露才扬己。脱颖而出,名噪一时。   鸡鸣狗盗,等而下之。东奔西走,随物应机。   郑伯克段,蔑伦悖理。处心积虑,不寒而栗。    宋襄之仁,贻误战机。假仁纵敌,兵法大忌。   越王勾践,辱国丧师。卧薪尝胆,报仇雪耻。   商鞅变法,顿纲振纪。断而敢行,斧钺不 避。   开罪权贵,五马分尸。闻者兴起,顽廉懦立。   赵武灵王,四面受敌。胡服骑射,高见远识。   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田忌 赛马,动态博弈。   悲歌易水,风萧萧兮。图穷匕现,士死知己。   李冰父子,兴修水利。天府之国,沃野千里。   都江古堰,百 世之利。帝王霸业,望尘莫及。   6、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应运而生。百花竞放,百家争鸣。   各抒己见,异彩纷呈。 畅所欲言,众说纷纭。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著书立说,各显其能。   儒家学说,以仁为本。中庸之道,修齐治平。   克己复 礼,天下归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道德文章,历久弥新。春风化雨,泽被苍生。   老庄之道,有无相生。深藏若虚,独善其身。    绝圣弃智,和光同尘。遗世独立,小国寡民。   清心寡欲,与世无争。顺其自然,返朴归真。   墨家巨子,重厚少文。克勤克俭,身体力 行。   非攻兼爱,排难解纷。摩顶放踵,舍己为人。   法家治国,政出一门。君主专权,以刑去刑。   令行禁止,富国强兵。严刑 峻法,民不堪命。   名家善辩,领异标新。白马非马,钩深索隐。   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朝秦暮楚,斗角勾心。   巧舌如簧,娴 于辞令。高谈雄辩,绵里藏针。   孙子兵法,奇正相生。出神入化,莫测高深。   兵不厌诈,出奇制胜。诱敌深入,排兵布阵。    攻心为上,兵不血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7、万世师表   大哉孔子,博闻精思。任重道远,格物致知。   十五志 学,发愤忘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见贤思齐,闻过则喜。敏而好学,三十而立。   首创私学,传授六艺。教学相长,能者为师。    有教无类,不偏不倚。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诲人不倦,苦心孤诣。循循善诱,发蒙启蔽。   温故知新,日省月试。不耻下问,学无常 师。   周游列国,颠沛造次。君子固穷,蹈仁履义。   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删诗定礼,垂范百世。   述而不作,知人论世。煌煌 论语,一言穷理。   安贫乐道,朝闻夕死。川流不息,逝者如斯。   无冕素王,百世之师。金声玉振,高山仰止。   孟母三迁,善 择邻里。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断机训子,郑重其事。教子有方,尽心竭力。   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亚圣孟子,终成大器。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   平治天下,鸿鹄之志。舍我其谁,浩然之气。   8、诗经楚辞   诗三百 篇,直抒胸臆。兴观群怨,诗以言志。   窈窕淑女,谦谦君子。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雨雪霏霏,杨柳依依。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乐而不淫,止乎礼义。悠悠我思,中心藏之。   屈子行吟,颠沛流离。上下求索,参天地兮。   离骚天问,金相玉质。黄钟大吕,沉博绝 丽。   香草美人,衔华佩实。怀瑾握瑜,秉德无私。   举世皆浊,百感交集。负石沉湘,端午享祭。   9、秦皇汉武    秦皇嬴政,前无古人。席卷八荒,整顿乾坤。   中央集权,雷厉风行。设郡立县,同轨共文。   师心自用,独断专行。焚书坑儒,万马齐 喑。   万里长城,蛟跃龙腾。气势磅礴,横亘古今。   佞臣赵高,利令智昏。巧言令色,借刀杀人。   指鹿为马,包藏祸心。生 灵涂炭,民怨沸腾。   陈胜吴广,篝火狐鸣。登高一呼,应者如云。   揭竿而起,斩木为兵。星火燎原,三户亡秦。   西楚霸王, 拔山举鼎。万夫莫当,勇冠三军。   破釜沉舟,先声夺人。一以当十,雷霆万钧。   火烧阿房,一意孤行。匹夫之勇,妇人之仁。    鸿沟中分,鸣金收兵。四面楚歌,心灰意冷。   霸王别姬,乌江自刎。英雄本色,江山美人。   生为人杰,叱咤风云。死亦鬼雄,青史留 名。   汉祖刘邦,市井平民。斩蛇逐鹿,临机制胜。   避实就虚,捷足先登。约法三章,收买人心。   鸿门赴宴,如履薄冰。随机 应变,虎口余生。   招贤纳士,举贤使能。左右逢源,小屈大伸。   威加海内,舞笔弄文。衣锦还乡,竖子成名。   淮阴 韩信,饱经忧患。怀才不遇,一筹莫展。   落魄江湖,时乖运蹇。胯下之辱,委曲求全。   登坛拜将,独当一面。明修暗度,背水一战。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十面埋伏,稳操胜券。   国士无双,如日中天。兔死狗烹,负屈含冤。   成也萧何,时来运转。败也萧何,感慨万 端。   文景之治,开物成务。休养生息,轻徭薄赋。   以农为本,卖刀买犊。精耕细作,五谷丰熟。   安居乐业,自给自 足。强本节用,民殷国富。   萧规曹随,驾轻就熟。无为而治,黄老之术。   武帝刘彻,允文允武。雄才大略,高瞻远瞩。   犁庭 扫穴,开疆拓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李广难封,命蹇数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张骞出使,不远万里。丝绸之路,沟通中 西。   苏武牧羊,心存社稷。卧雪吞毡,矢志不移。   昭君出塞,深明大义。琵琶胡语,如诉如泣。   太史公迁,大才槃 槃。子承父业,家学渊源。   犯颜直谏,仗义执言。奇耻大辱,负重致远。   学究天人,大笔如椽。通达古今,成一家言。   鸿篇 巨制,树碑立传。独树一帜,别开生面。   传神写照,飞文染翰。秉笔直书,言近旨远。   无韵离骚,藏诸名山。史家绝唱,不刊之典。    王莽摄政,谦恭下士。沽名钓誉,偷天换日。   托古改制,徒劳无益。朝令夕改,人亡政息。   光武中兴,回天挽日。正本清源,与民更 始。   班超马援,胸怀大志。投笔从戎,马革裹尸。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西域岭南,立功立事。   10、三国演义    东汉末年,民生凋敝。兵荒马乱,群雄竞起。   枭雄曹操,首屈一指。龙骧虎步,踌躇满志。   唯才是举,远见卓识。济济多士,如虎添 翼。   发号施令,假传圣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   青梅煮酒,旁敲侧击。梦中杀人,狐性多疑。   望梅止渴,略施小计。割发 代首,工于心计。   对酒当歌,横槊赋诗。才兼文武,独步一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诸葛 孔明,惊才风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用行舍藏,韬晦待时。   三顾茅庐,精诚所至。知遇之恩,投桃报李。    隆中对策,审时度势。指点江山,面授机宜。   临危受命,六出奇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舌战群儒,力排众议。草船借箭,妙算神 机。   巧借东风,火烧赤壁。空城妙计,化险为夷。   七擒七纵,有胆有识。六出祁山,矢志不移。   文韬武略,经天纬地。苦心 经营,不遗余力。   事必躬亲,日理万机。出师未捷,积劳成疾。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继无人,此恨何及。   武圣 关羽,义薄云天。赤胆忠心,神人共鉴。   桃园结义,相见恨晚。生死与共,披肝沥胆。   身在曹营,忠心在汉。过关斩将,一往无前。    华容让道,网开一面。知恩图报,仰不愧天。   刮骨疗毒,处之泰然。夜读春秋,手不释卷。   单刀赴会,视若等闲。水淹七军,智勇双 全。   位高权重,志得意满。顾盼自雄,自负不凡。   痛失荆州,令人扼腕。败走麦城,虎落平川。   三强会战,临军对 阵。决一雌雄,赤壁鏖兵。   旌旗蔽日,樯橹连云。刀枪林立,剑戟森森。   风猛火烈,流急水深。人喊马嘶,鼓角齐鸣。   短兵 相接,弓折刀尽。血海尸山,触目惊心。   曹军败北,豕突狼奔。灰飞烟灭,片甲不存。   周郎赤壁,羽扇纶巾。以寡敌众,大获全胜。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天下大势,鼎足三分。   11、名士风流   建安风骨,三曹七子。各领风骚,驰名当世。   登高 能赋,辞藻华丽。辞丰意雄,高情远致。   文章风尚,民情物理。经国大业,不朽盛事。   北海孔融,狷介之士。酒虎诗龙,负才任气。    陈王曹植,龙章凤姿。才高八斗,时运不济。   兄弟阋墙,七步成诗。煮豆燃萁,相煎何急。   洛神之赋,绝妙好辞。出水芙蓉,明眸皓 齿。   凌波微步,婀娜多姿。风流蕴藉,沁人心脾。   魏晋风度,特立独行。名士风流,卓尔不群。   嵇琴阮啸,自由放 任。我行我素,旁若无人。   恃才傲物,盛气凌人。落拓不羁,桀骜不驯。   广陵散绝,千载琴音。六马仰秣,旷古高韵。   书圣 右军,传世兰亭。矫若惊龙,飘若浮云。   谢公灵运,独辟蹊径。寄情山水,怡志养神。   渊明高士,野鹤闲云。高风亮节,玉洁冰清。    不阿权贵,挂冠归隐。采菊东篱,望峰息心。   孤芳自赏,鹤立鸡群。世外桃源,空谷足音。   12、多事之秋   晋末 乱世,多事之秋。兵连祸结,沧海横流。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新亭对泣,借酒浇愁。   祖逖之誓,气冲牛斗。闻鸡起舞,击楫中流。    枕戈待旦,先拔头筹。声名鹊起,动辄得咎。   前功尽弃,痛心疾首。郁郁而终,壮志未酬。   淝水之战,来者不善。投鞭断流, 大言不惭。   一触即溃,人仰马翻。落花流水,抱头鼠窜。   草木皆兵,心惊胆寒。风声鹤唳,魂飞魄散。   铩羽而归,只轮不 返。一蹶不振,瓦解星散。   乐府民歌,璞玉浑金。鼓角横吹,西曲吴声。   关山迢递,木兰从军。巾帼英雄,屡战屡胜。    东南雀飞,连理同心。棒打鸳鸯,绵绵此恨。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举例发凡,文论之尊。   骈四俪六,天机云锦。洛阳纸贵,共赏奇 文。   隋帝杨坚,千秋人物。一统天下,鼎新革故。   暴君杨广,荒淫无度。大逆不道,杀兄弑父。   横征暴敛,巧立名 目。衣冠禽兽,暴殄天物。   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开凿运河,南北通途。   劳民伤财,危机四伏。祸不旋踵,引颈就戮。    12、大唐雄风   唐宗世民,十八举兵。龙腾云起,虎啸风生。   众望所归,发政施仁。励精图治,民为邦本。   前车之鉴,警 钟长鸣。载舟覆舟,发人深省。   广开言路,知人善任。从谏如流,亲贤远佞。   魏征直谏,面折廷争。房谋杜断,练达老成。    科举取士,选贤任能。英雄入彀,龙跃凤鸣。   贞观之治,万象更新。风调雨顺,霞蔚云蒸。   路不拾遗,四海升平。夜不闭户,海晏河清。    武后建周,改朝换姓。不让须眉,旷古绝伦。   大权独揽,高下在心。日月当空,六亲不认。   众矢之的,物议沸腾。依然故我,置若罔 闻。   墓碑无字,聚讼纷纭。是非功过,自有公论。   盛唐气象,大风泱泱。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四方辐辏,万流景 仰。风清弊绝,物阜民康。   甲第连云,画栋雕梁。琼楼玉宇,金碧辉煌。   通都大邑,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纷纷攘攘。   文成 公主,和亲入藏。近悦远来,日使遣唐。   丝绸古道,驼队相望。商旅如云,迎来送往。   敦煌石窟,艺术宝藏。鬼斧神工,穷形尽相。    金刚怒目,佛像端庄。力士凶猛,飞天轻翔。   吴带当风,飘拂飞扬。下笔风雷,淋漓酣畅。   文人墨客,风流倜傥。怡然自得,裘马清 狂。   英雄豪杰,志在四方。意气风发,慷慨激昂。   八面来风,心驰神往。文化交融,其道大光。   开元盛世,好景不 长。承平日久,袭故守常。   偏听偏信,用人不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杨家有女,仪态万方。千娇百媚,国色天香。   月貌 花容,桃羞杏让,倾国倾城,身显名扬。   渔阳鼙鼓,惊破霓裳。安史之乱,当头一棒。   变生不测,临阵磨枪。仓卒应战,损兵折将。    劫后余生,一落千丈。天下汹汹,人心惶惶。   积重难返,病入膏肓。风雨飘摇,名存实亡。   佛教西来,落地生根。慈悲为怀, 普度众生。   晨钟暮鼓,古寺青灯。四大皆空,梦幻泡影。   善男信女,心虔志诚。长斋礼佛,看破红尘。   苦海无边,因果报 应。回头是岸,革面洗心。   玄奘鉴真,得道高僧。西行东渡,自度度人。   六祖慧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六根清净。   当头 棒喝,醍醐灌顶。不立文字,以心传心。   唐诗奇葩,精妙绝伦。登峰造极,炉火纯青。   意在笔先,一气呵成。千锤百炼,精益求 精。   雍容典雅,珠圆玉润。琅琅上口,掷地有声。   诗仙李白,文如其人。斗酒百篇,鬼哭神惊。   妙笔生花,流水行云。羚羊 挂角,无迹可寻。   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才华横溢,超凡入圣。   诗圣杜甫,忧国忧民。切中时弊,入木三分。   沉郁顿挫,风 骨峭峻。陈言务去,惜墨如金。   穷而后工,波澜老成。锋发韵流,下笔有神。   浊酒空壶,酌古斟今。广厦万间,好梦难成。    14、亡国长恨   南唐后主,绝代才人。不识干戈,荒于朝政。   国破家亡,忍辱偷生。阶下之囚,悲不自胜。   不堪回首,触 景生情。天上人间,刻骨铭心。   春花秋月,低唱浅斟。流水落花,人生长恨。   故国之思,魂牵梦萦。字字血泪,感人至深。    15、清明上河   宋祖匡胤,羽翼既成。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江山垂统,先发制人。杯酒释兵,开心见诚。   强干弱枝,内 重外轻。正理平治,偃武修文。   清明上河,游人如云。张灯结彩,积玉堆金。   酒楼茶肆,谈笑风生。勾栏瓦舍,鼓瑟吹笙。    青天包公,正大光明。疾恶如仇,为民请命。   明察秋毫,举重若轻。片言折狱,明正典刑。   铁面无私,大义灭亲。执法如山,不徇私情。    廉洁奉公,堂堂正正。两袖清风,高悬明镜。   16、半壁江山   狼烟四起,南风不竞。靖康之耻,莫此为甚。   高宗 南渡,一夕数惊。丧家之犬,死里逃生。   偏安一隅,粉饰太平。残山剩水,歌舞升平。   三秋桂子,香风熏人。十里荷花,悦目赏心。    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及时行乐,苟且偷生。   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忠臣义士,泣血椎心。   武穆岳飞,三十功名。还我河山, 热血沸腾。   岳母刺字,铭刻在心。精忠报国,社稷之臣。   整军经武,保国安民。号令如山,鸡犬不惊。   壮怀激烈,义愤填 膺。怒发冲冠,威风凛凛。   金戈铁马,坚甲利兵。捷报频传,声威大震。   指日可待,黄龙痛饮。仰天长叹,功败垂成。    奸臣秦桧,祸国殃民。引狼入室,屈节辱命。   卖国求荣,狼子野心。为虎作伥,俯首听命。   莫须有罪,血口喷人。欺天罔地,自毁长 城。   东窗事发,人神共愤。遗臭万年,盖棺论定。   青山忠骨,万古长春。白铁佞臣,千古骂名。   稼轩放翁,剑胆琴 心。中原北望,悲愤填膺。   楼船夜雪,铁马秋风。栏杆拍遍,醉里挑灯。   慷慨悲歌,报国无门。赍志以殁,抱恨终身。   元师 南下,风卷残云。半壁江山,大厦将倾。   孤臣遗老,断梗浮萍。势单力薄,孤掌难鸣。   山河破碎,托孤寄命。主辱臣死,神州陆沉。    文公天祥,碧血丹心。坚贞不屈,铁骨铮铮。   蹈节死义,杀身成仁。天地正气,永照汗青。   17、文章宗匠   文章 宗匠,同声相应。经纶天下,著述等身。   范公仲淹,宠辱不惊。先忧后乐,胸有甲兵。   欧阳文忠,诗文革新。醉翁之意,山水寓情。    司马君实,博古通今。资治通鉴,以史为镜。   荆公安石,变法维新。矫世变俗,激浊扬清。   程朱理学,先知后行。发微阐精,穷理尽 性。   三纲五常,道心治民。灭绝人欲,斯道何明?   宋词瑰宝,炳炳麟麟。含英咀华,寄兴寓情。   清词丽句,情文相 生。字字珠玑,清音幽韵。   豪放婉约,相反相成。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东坡居士,天纵多能。旷世逸才,妙绝时人。   随遇 而安,乐天知命。豁达大度,豪气干云。   大江东去,风流淘尽。铜琶铁板,响遏行云。   才女清照,绣口锦心。绿肥红瘦,俊逸清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哀感顽艳,凄婉动人。   18、一代天骄   塞外茫茫,一望无际。天似穹庐,地广人稀。   大漠 孤烟,长河落日。风吹草低,牛羊遍地。   蒙古健儿,豪放不羁。逐草而居,东迁西徙。   好勇斗狠,孔武有力。纵酒放歌,痛快淋漓。    成吉思汗,异军突起。一代天骄,无与伦比。   弯弓射雕,气吞万里。纵横驰骋,所向披靡。   以战养战,因敌取资。烧杀抢掠,无所顾 忌。   东征西讨,马不停蹄。横扫欧亚,天下无敌。   19、明朝兴衰   红巾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群雄逐鹿。    明祖元璋,大展宏图。积草屯粮,兵劲城固。   后发制人,东荡西除。各个击破,降龙伏虎。   开基立业,建元洪武。鸟尽弓藏,滥杀无 辜。   锦衣横行,如狼似虎。生杀予夺,株连九族。   魏氏阉党,飞扬跋扈。一手遮天,政由己出。   招权纳贿,藏垢纳污。孝子 贤孙,城狐社鼠。   东厂西厂,残民害物。率兽食人,鹰犬塞途。   血雨腥风,道路以目。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天灾 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李闯起兵。   均田免粮,旗帜鲜明。转战千里,行踪无定。   进退失据,险象环生。一波三折,大功告成。    称孤道寡,得意忘形。追赃助饷,杀气腾腾。   祸乱相寻,红颜薄命。冲冠一怒,开关降清。   腹背受敌,形格势禁。大顺政权,短寿促 命。   郡王成功,救危扶倾。南征北战,移师金门。   收复台湾,指挥若定。金瓯无缺,顺天应人。   郑和远航,大张旗 鼓。宣威异域,举世瞩目。   舳舻千里,观者如堵。乘风破浪,风雨无阻。   飘洋过海,观风察俗。奇珍异宝,互通有无。   七下 西洋,应付自如。绝域殊方,心悦诚服。   霞客远游,视险如夷。风尘仆仆,穿荆度棘。   跋山涉水,乐此不疲。寻幽探胜,甘之如 饴。   溶洞石林,光怪陆离。暗河伏流,有声无迹。   溯流穷源,循名责实。析微察异,世传游记。   20、康乾盛世    清朝太祖,一世之雄。白山黑水,戎马倥偬。   创业未半,饮恨而终。后继有人,风虎云龙。   兵强马壮,有恃无恐。虎视眈眈,待机而 动。   问鼎中原,来势汹汹。长驱直入,创业垂统。   康乾盛世,文治武功。四库全书,取精用宏。   民族融合,移孝为忠。幅员 辽阔,四海一统。   思想桎梏,言出祸从。妄自尊大,囿于传统。   21、晚清悲歌   清廷积弱,强敌环伺。闭关锁国, 坐失机宜。   达官显贵,玩物丧志。王侯将相,文恬武嬉。   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不自量力。   虎门销烟,可歌可 泣。鸦片战争,一败涂地。   南京条约,赔款割地。落后挨打,卑躬屈膝。   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明火执仗,横行无忌。   狼狈 为奸,沆瀣一气。蚕食鲸吞,变本加厉。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波澜壮阔,惊天动地。   建都天京,分庭抗礼。矜功伐能,忘乎所以。    自相残杀,大伤元气。重整旗鼓,有心无力。   英法联军,狼贪虎视。火烧名园,掳掠京畿。   洗劫一空,残垣断壁。坐地分赃,令人发 指。   洋务运动,识时通变。御侮自强,刻不容缓。   师夷长技,取长补短。中体西用,瑕瑜互见。   兴办实业,热火朝 天。舍本逐末,事倍功半。   甲午海战,炮火连天。事事掣肘,孤立无援。   舰队官兵,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捐躯赴难。   北洋 水师,毁于一旦。京师震恐,举国哗然。   马关条约,辱国丧权。千年变局,人心震憾。   严译名著,原富天演。优胜劣汰,真知灼见。    公车上书,直言切谏。百日维新,昙花一现。   浏阳谭公,侠肝义胆。冲决网罗,毅然决然。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从容就义,血荐轩 辕。   垂帘听政,苟延残喘。瀛台落日,风雨如磐。   义和团众,赤手空拳。扶清灭洋,可悲可叹。   八国联军,荷枪实弹。杀人 如麻,欲壑难填。   末代王朝,日薄西山。内外交困,天怒人怨。   22、西学东渐   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反思制度, 传播文明。   西学东渐,耳目一新。欧风美雨,心开目明。   希腊文明,理性精神。罗马政治,共和公民。   文艺复兴,倡导人 文。宗教改革,观念创新。   启蒙运动,深入人心。天赋人权,不刊之论。   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科技发明,工业革命。    孙公逸仙,民国之父。百折不挠,备尝艰苦。   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赴汤蹈火,义无反顾。   武昌首义,振臂一呼。辛亥革命,拉朽摧 枯。   推翻帝制,欢欣鼓舞。建立民国,鸿业远图。   三民五权,共和之路。步履维艰,进退维谷。   窃国大盗,民贼独夫。倒行 逆施,死有余辜。   军阀混战,穷兵黩武。封建残余,根深蒂固。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知识分子,大声疾呼。   反帝反封,奋 身不顾。提倡白话,反对八股。   开启民智,移风易俗。科学民主,必由之路。   文明碰撞,际会风云。中西论战,反躬自省。    祖宗成法,错节盘根。抱残守缺,创巨痛深。   全盘西化,急于求成。生搬硬套,矫枉过正。   鉴往知来,熔古铸今。中西合璧,相辅相 成。   传统文化,批判继承。融汇贯通,去芜存精。   周虽旧邦,其命唯新。观乎人文,天下化成。   23、传承文明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璀璨瑰丽。   华夏为号,炎黄为旗。龙凤为图,汉字为记。   典章文物,经史子集。文化积淀,书不尽 意。   厚德载物,通天彻地。薪火相传,百世一系。   24、礼仪之邦   礼仪之邦,重情重义。以和为贵,求同存异。    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温良恭俭,忠信孝悌。   尊老爱幼,子孝父慈。天伦之乐,儿孙绕膝。   幼有所养,关怀备至。老有所终,反哺之 私。   舐犊之爱,倚闾之思。寸草春晖,昊天罔极。   手足之情,同气连枝。兄友弟恭,深情厚谊。   青梅竹马,心有灵犀。两情 相悦,山盟海誓。   燕尔新婚,如胶似漆。伉俪情深,连理比翼。   相敬如宾,善解人意。白头偕老,恩爱夫妻。   高山流水,惺 惺相惜。取友必端,管宁割席。   莫逆之交,同休共戚。一诺千金,无信不立。   街坊邻里,和衷共济。守望相助,唇齿相依。    成人之美,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水火不辞。   四海为家,天涯游子。白云亲舍,莼鲈之思。   树高千丈,情系故里。叶落归根,敬恭桑梓。    中秋佳节,婵娟千里。花好月圆,今夕何夕。   除夕春节,良辰吉日。辞旧迎新,吉祥如意。   25、百年树人   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国之大计,教育为本。   为人师表,明德惟馨。蜡炬成灰,春蚕丝尽。   言传身教,金针度人。潜移默化,春风风人。    学海无涯,力学笃行。书山有路,天道酬勤。   悬梁刺股,映雪囊萤。凿壁偷光,立雪程门。   废寝忘食,枕典席文。目不窥园,聚精会 神。   滴水穿石,磨杵成针。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孜孜以求,循序渐进。逆水行舟,知难而进。   行成于思,业精于勤。厚积 薄发,学无止境。   立身处世,洁身慎行。温柔敦厚,敬业乐群。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善如流,三省吾身。   光明磊落,抱 诚守真。志存高远,出类拔群。   26、琴棋书画   琴棋书画,闲情逸致。弦外之音,蕴藏哲理。   繁弦急管,敲金击 石。阳春白雪,品竹调丝。   千回百转,穿云裂石。八音迭奏,绕梁三日。   纹枰玉子,棋布错峙。纵横捭阖,不可端倪。   楚河 汉界,别有天地。棋逢对手,袖里玄机。   三真六草,炫异争奇。龙飞凤舞,渴骥怒猊。   铁画银钩,劲骨丰肌。颜筋柳骨,遒劲有力。    妙手丹青,尺幅千里。烘云托月,开心写意。   画龙点睛,神来之笔。逸态横生,画中有诗。   27、乐山乐水   渔樵 耕读,林泉之志。竹篱茅舍,墟烟依依。   烟波钓徒,雨蓑风笠。曲水流觞,漱流枕石。   梅兰竹菊,雅人高致。月白风清,心旷神怡。    霞友云朋,梅妻鹤子。胸有丘壑,鸥鹭忘机。   梦游天姥,泛舟赤壁。灞桥烟柳,阳关羌笛。   乐山乐水,风光月霁。回归自然,物我一 体。   28、建筑园林   古典建筑,匀齐对称。秦砖汉瓦,玉石鼎铛。   飞檐斗拱,碧瓦朱甍。流金溢彩,雕龙画凤。    重楼飞阁,美奂美轮。桂殿兰宫,庭院深深。   园林艺术,匠心独运。移天缩地,小山假景。   曲径通幽,移步换景。诗情画意,怡情养 性。   29、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妙趣横生。言简意赅,引人入胜。   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刻舟求剑,冥顽不灵。    买椟还珠,舍质求文。画蛇添足,自作聪明。   守株待兔,坐享其成。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揠苗助长,欲益反损。邯郸学步,东施效 颦。   运斤成风,神乎其神。叶公好龙,徒有虚名。   杞人忧天,荒诞不经。杯弓蛇影,疑鬼疑神。   滥竽充数,混淆视听。井底 之蛙,孤陋寡闻。   南辕北辙,背道而行。黔驴技穷,无计可生。   塞翁失马,祸福相生。愚公移山,有志竟成。    30、戏曲小说   戏曲杂剧,喜闻乐见。曲尽其妙,动人心弦。   梨园弟子,优孟衣冠。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窦娥奇冤,动地 感天。待月西厢,天假良缘。   长生殿内,悱恻缠绵。血溅桃扇,柔肠寸断。   京剧国粹,鳌头独占。粉墨登场,锣鼓喧天。   科 班出身,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有板有眼。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各擅胜场,众口交赞。   古典小说,雅俗共赏。四大名著,不朽 篇章。   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市井之徒,纨绔膏粱。   悲欢离合,荣辱兴亡。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呼之欲出,跃然纸上。百 读不厌,击节称赏。   齐天大圣,百炼成钢。腾云驾雾,登界游方。   大闹天宫,横冲直撞。呵佛骂祖,作乱犯上。   西 天取经,水阔山长。荆棘塞途,路在何方。   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荼毒生灵,兴风作浪。   猴王悟空,从天而降。火眼金睛,变幻无常。    神通广大,保驾护航。降妖除魔,遇难呈祥。   逼上梁山,地煞天罡。铤而走险,雄踞一方。   歃血为盟,捻土为香。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啸聚山林,其应如响。劫富济贫,敢作敢当。   梁山好汉,破军杀将。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水泊梁山,固若金 汤。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聚义而兴,迂忠而亡。轰轰烈烈,生死何妨。   红楼梦幻,迷离惝恍。假语村言,谁解痴狂。    通灵宝玉,惜玉怜香。寻愁觅恨,似傻如狂。   黛玉葬花,百结愁肠。风刀霜剑,满目凄凉。   金玉良缘,水月镜像。木石前盟,殒玉消 香。   贾王史薛,金玉满堂。裘敝金尽,暮景残光。   飞鸟投林,渺渺茫茫。太虚幻境,世事无常。   31、侠义精神    中国功夫,强身健体。内外双修,刚柔相济。   吐纳导引,调心整息。动若脱兔,静若处子。   少林武当,武林圣地。南拳北腿,神乎其 技。   拳经剑谱,不传之秘。勤学苦练,十年面壁。   路见不平,行侠仗义。锄强扶弱,伸张正义。   尚武精神,阳刚之气。平民 百姓,心向往之。   武侠小说,风靡一时。成人童话,匪夷所思。   绿林好汉,江湖义气。不拘小节,放浪行迹。   亡命之徒,害 人害己。狐朋狗友,乌烟瘴气。   刀客剑侠,轻生重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快意恩仇,萍踪浪迹。刀光剑影,身怀绝技。    百步穿杨,借力打力。踏雪无痕,飞檐走壁。   侠骨柔情,红颜知己。爱恨情仇,万缕千丝。   英雄无泪,豪侠尚义。至情至性,仁者无敌。    32、饮食文化   烹调饮食,八大菜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风味小吃,比比皆是。满汉全席,列鼎而食。   山珍海味,雕 盘绮食。美酒佳肴,香留唇齿。   色香味形,融为一体。菜名如诗,别出新意。   玉液琼浆,香飘十里。以酒会友,惜客好义。    置酒高会,座无虚席。开怀畅饮,酒逢知己。   觥筹交错,春风和气。酒酣耳热,谈天说地。   猜拳行令,使酒仗气。日暮酒阑,杯盘狼藉。    醉眼朦胧,言不达意。尽欢而散,旧雨新知。   骚人墨客,他乡故知。一觞一咏,饮酒赋诗。   把酒临风,陶然忘机。神游物外,壶中天 地。   以茶代酒,清神爽气。生津止渴,开郁养体。   灵芽玉瓯,云雾绿溪。微缕吐馨,清香四溢。   文人雅士,品茗引思。碧蕊 天味,清苦到底。   33、商业文明   将本求利,天经地义。仓禀丰实,富而知礼。   利来利往,攘攘熙熙。民自为市, 善者因之。   义利并重,农末相资。通商惠工,民生国计。   管仲相齐,商贾云集。富民强国,经纶济世。   陶朱范蠡,商业祖 师。持筹握算,百不失一。   长安道上,六街三市。南来北往,盛极一时。   东南形胜,纷华靡丽。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六朝 金粉,繁华胜地。商铺店坊,鳞次栉比。   针头线脑,油盐柴米。绫罗绸缎,陶瓷玉器。   茶酒香药,书画金石。琳琅满目,目不暇给。    富商巨贾,囤积居奇。长袖善舞,无往不利。   坐贾行商,研桑心计。贱敛贵出,不失时机。   小本经营,勤业乐事。精打细算,铢累寸 积。   不法之徒,欺行霸市。尔虞我诈,背信弃义。   坑蒙拐骗,伤天害理。假冒伪劣,千夫所指。   百年老店,货真价实。买卖 公平,童叟无欺。   和气生财,日增月益。诚实守信,互惠互利。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五方杂处,鱼龙混迹。   冒险乐园,赌 彩一掷。流氓大亨,追名逐利。   民族工业,满目疮痍。左支右绌,难以为继。   工商巨子,奋袂而起。实业救国,手足胼胝。    状元张謇,及锋而试。弃政从商,风云之志。   东方之珠,国际都市。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中西荟萃,万商云集。购物天堂,游人如织。    金融投资,航运贸易。波谲云诡,操赢致奇。   法治社会,自由经济。生机勃勃,日新月异。   34、科技之光   河图 洛书,鸿爪雪泥。天文历法,规天矩地。   九章算术,条分缕析。圆周密率,析毫剖厘。   夏鼎商彝,国之重器。冶铁煮盐,社稷所系。    能工巧匠,不可胜计。赵州拱桥,气吞虹霓。   蔡伦造纸,毕昇活字。磁针指南,火药霹雳。   四大发明,人类福祉。有口皆碑,丰功伟 绩。   中华医学,自成体系。五行生克,阴阳相济。   望闻问切,本草金石。妙手回春,悬壶济世。   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延年 益寿,固本养气。   35、江山如画   锦绣中华,江山万里。钟灵毓秀,瑰奇壮丽。   名山大川,洞天福地。人文景观, 名胜古迹。   雪域高原,世界屋脊。莽莽昆仑,横空出世。   天山南北,绿洲戈壁。林海雪原,冰天雪地。   泰山独尊,封禅拜 祭。嵩山禅宗,少林绝技。   黄山松石,斗怪争奇。华山独径,绝壁悬梯。   武陵桃源,雾锁烟迷。蓬莱仙境,蜃楼海市。   西湖 潋滟,浓淡相宜。钱塘潮涌,沸天震地。   天涯海角,花香四季。宝岛台湾,风光旖旎。   鱼米之乡,膏腴之地。桂林山水,天下第一。    黄河九曲,逶迤天际。壶口飞瀑,磅礴大气。   长江奔腾,一泻千里。三峡湍流,千仞壁立。   百川归海,汪洋恣肆。一碧万顷,鸥翔鳞 集。   文明摇篮,九州禹迹。炎黄子孙,繁衍生息。   江山如画,叹为观止。千古风流,感慨系之。   36、继往开来    大浪淘沙,千古兴亡。继往开来,慨当以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人类环境,共存共亡。和平发展,时代方 向。   国际接轨,迎头赶上。知识经济,来日方长。   信息网络,势不可挡。生命科学,初露锋芒。   纳米技术,前途无量。宇宙 探索,太空翱翔。   莘莘学子,祖国栋梁。科教兴国,奋发图强。   民族团结,繁荣富强。国家统一,人心所向。   曾经沧海,多 难兴邦。复兴中华,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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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八日定为中国父亲节是有科学依据的
热度 1 xupeiyang 2011-6-19 19:50
定“爸爸”谐音的八月八日为父亲节。 实际上,这个规定比较符合 中国文化 ,因为加入了中国汉字的谐音,并且八月八日的两个八重叠在一起经过变形就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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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的素质教育
热度 2 sheep021 2011-6-12 18:36
素质教育,本质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因此,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文化,成就什么样的素质。关于教育的形式,可以与时俱进,多种多样,据说以后的教育有全部采用电子书的趋势,这个还真不习惯,我是看纸书才过瘾。但是学习效果如何,关键是用人脑,学了之后做什么,关键要看人心,说到底还是个素质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虽然口口声声说要“素质教育”,其实,却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重英语而轻汉语,重技术而轻思想。 本人读大学时,可能有一半的学习时间都用到英语上了,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这个情况。女儿正上小学二年级,英语课程时间已经超过语文的课程时间。同时,随着电脑的普及,汉字写得原来越少,提笔忘字,写错别字现象突出。上个周末,读二年级的女儿给我出了几道文字题目,让我这个自以为文字功底还不错的理工博士大跌眼镜,错了好几道题。难怪女儿经常蔑视我说:你还是个博士呢?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不过,女儿也有个小毛病,的地得三个字分不清,这几乎是年轻人的通病了,哈哈。 其他的,身体柔弱,精神野蛮之类的就不多说,总之,素质教育,不是还很远,而是颠倒了,南辕北辙,越怎越远了…… ------------------------------ ------------------------------ ------------------------------ 中国基础教育不应该搞外语教育,中国文化的传承要靠汉字,而汉字一定是要写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丰富了教学模式,但是有些学校连老师备课都要求打成文档还要传到网上,这是不可取的,板书是教学非常重要的部分,中国汉字不但是象形文字,更是一种中国哲学的体现,汉字在书写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潜移默化,汉字的书法更是一种道德文化的体现,不了解的伙伴可以去看看历史,唐朝为什么要写楷书,写字就是做人,写不好字是不能做官就业的,海龟也不例外,这正是唐朝维护中华文化体系的一种体现;汉字必须通过书写才能流传,所以从小学到大学的作业必须是要手工书写的,我们不反对利用现代科技传播中文,但前提各位你要能写好和学好汉字,现在的写字问题不是字体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影响到文化传承,教育部门必须重视,我建议中央高考和大学毕业、公务员考试加考一篇书法。大家必须发挥影响,从周围的人开始,从周围的孩子开始,让他们开始写汉字和学书法,写的不好不要紧,但一定要开始写…… …… 我们对我们的过去其实知道的很肤浅.如果对华夏文化接触越多,但最后的目光聚集在宗教;那说明我们对华夏文明的理解就还是很肤浅的,可以看一下历史,宗教就是浮云的,个人认为我们信的是祖宗也就是存在过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己,这其实是个有趣的现象,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翻历史和研究,任何宗教到了中国绝对就变了味, 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6e180c01017urs.html#comme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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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海外看高考
热度 8 王铮 2011-6-10 07:34
学子海外看高考
对中国高考,批评者颇多。南方科技大学,甚至发动学生抵制高考。我这里转载一篇留学海外的学者对中国高考的看法。文章的看法很深刻。 中国的高考制度,文化政治形式上是科举制度的延伸,是一种国民平等原则的顶级实现。隋文帝兴科举,废除了贵族制度的“举孝廉”,导致了隋唐帝国的兴旺。这种制度后来演变为高考,实在是中国文化先进的一面。这种制度,在1966年-1977年的12年间,曾经被废除,搞了个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实际上成为了当时的贵族制度通过“走后门”世袭贵族地位的“举孝廉”。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从他恢复高考考试的,如果他不恢复高考,他当时不会得到如日中天的威望,就不可能被拥戴为第三位领导人。华国锋的一个管理学错误就是他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推举制。邓小平恢复高考,借助中国隋唐以降深入民心的平民文化,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中国发展的机会。 今天南方科技大学今天带头抵制高考,实际上是一种贵族文化,试想以南方科大的招生模式,广大工农子弟、小商贩子弟能够承担他的经济费用吗?你可以注意一下,谁在反对高考?就是那些取得贵族地位的,特别是那些官员。 博友大哆啦的文章很深刻,全文转载如下 也谈高考 大哆啦 打开国内的新闻,才发现又一年高考结束了,有的欢喜有的忧愁,有的彻夜放纵也有的怅然若失,不论怎样它都关系到几乎所有中国家庭,有人说这是变相的科举,是封建残留,而我以为我们今天的科举式高考至少推动了中国的阶层流动,让数亿人“活”了起来。 二十年前我的理想就是能上重点大学,至于上了大学后我又干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它关系到家庭的使命与责任,而我要为我和我的父母去实现它;大学毕业了又能干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只是感觉仅有的本科学历似乎难以在社会上自由地行走,更无法自由选择。于是又继续呆在学校里。不知道到干什么就继续让书来填补这份慌张。然后就这样一路走过来了,然后就在寻找“能干什么”的答案中逐渐地认识了自已(或许是成就了不同的自已),再然后发现如今的我已和二十年前的相去太远太远了:二十年前的我原来没有理想,只有责任;二十年前的我原来没有自我,只有自责,可是现在我却要感谢高考,因为它至少改变了一个家庭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如我的父母因为我知道了原来生活可以如此,原来世界还有如此。 可是如果“我”生在英国,以“我”的家庭我只能上三流地区的免费公立学校,我没有奋斗目标,更没有远大理想。我每天上课都很开心,因为很有趣,我也没有束缚,所以总能有好多奇思妙想,可是我毕竟不是天才,所以我的所谓 GOOD IDEA 也就是让生活变得丰富而已,成为名家那种运气是不可能属于我的。至于能否上大学我也不愿意想,因为学费太贵,不知道能否还得起;上了又怎样?我的出身决定了我不属于精英圈层;不上大学也无所谓,反正白领蓝领收入没差别,社会保障完善,我也不需担心生老病死;人生就是如此,即时行乐可能更有意思! 或许我形容得太过火了,但英国的教育就是如此,英国名校的英国本土学生 90% 以上毕业于私校,而这此学生的父母也同样出自私校,毕业于名校。牛津、剑桥是英国平民孩子想都无法想象的,因为他的出身环境几乎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们的父母如此,他也如此,他的后代同样如此!可是在中国,哪怕是最偏远贫困山区的孩子他都会有清华梦、北大梦,他从小就有理想要光宗耀祖,要衣锦还乡,要为这个家庭甚至家族而努力。高考给每一个孩子不论出身,不论贫富,不论地区以同样的机会去成就未来,也改变着自已的命运。或许我们的基础教育很多很多问题,所有人都骂它太不人性,太摧残孩子们的想象力,可是我们唯独忽略了正是这种“僵化”的教育给了占最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承载了亿万中国家庭的精英梦。 没有哪种教育模式是十全十美的,但我相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如果找不到一种被证明为更合理的教育机制来代替,那么关系到数亿中国人的现今教育机制我们一味的抱怨还不如坦然接受更合适。 牛津大学校徽,请看它上面的王冠 北京大学校徽,你可以看到它的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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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悼念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增补)
热度 7 王铮 2011-6-6 19:06
端午节是什么?它实际上是一个悼念有气节知识分子的节日,这种气节在国家面临危险时转变为爱国主义。因此,端午节是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的一次肯定。由于提倡做“驯服工具”,这个节日后来几乎被废除了。没想到韩国人说,你们不要我们要,我们才又捡回了这个尊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的节日。 在端午节,我本来想写点什么,没有时间,就把我对我导师严钦尚先生的悼念文章发表出来吧,取名《端午节,悼念有气节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就写了这文字。顺便说一句。韩国这个名称,的确是中国人发明的,不知道那天会不会要求我们称之为“库利亚”,就像汉城要改名为“首尔”一样。我们中国人,一定是会尊重其他民族的爱好的。 严钦尚先生的理论探索和继承 1992 年,在严钦尚先生去世前的春节,他给我了封信。信中说,他身体还行,就是腿不行了,走不动,不能跑野外了。只能这些理论思考,因此有许多遗憾。 20 年来,我一直把先生的这封信作为他对我的遗嘱:跑野外,搞理论。一年以后我与合作者丁金宏出版了《理论地理学概论》,我们写上献我我们的导师们,主要意思就是想献给胡焕庸先生和严钦尚先生。严钦尚先生一生,基本上走了“跑野外,搞理论”的路。对理论的重视,是他学术生涯的基本特点。因此我们自己的理论著作献给他。 严钦尚先生的理论地理学探索,可以追溯到 1946 年。 1946 年,悉尼,严钦尚先生撰写了自己的硕士论文—— Development of the Nepean River N.S.W , Australia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根据大量的考察数据,精辟地分析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邦 Nepean 河的发育史。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证了 Nepean 河发育早于滨海大断裂,是一条先成河,进而提出了一些河流可由先成的滨海河谷形成。这种先成滨海河谷发育河流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戴维斯地貌发育理论的挑战或者说补充。我没有机会寻先生之路再次考察 Nepean 河,也不知道 Nepean 河的地质基础。但是我们后来总结分析中国的现代雅鲁藏布江、通天河、怒江、红河、西拉木伦河都发育在古板块的缝合线左侧,换言之,大河实际上是在板块闭合处发展起来了,古板块闭合海湾后应该具有滨海河谷发育。大河应该在滨海河谷发育基础上发展,然后受科里奥利里作用河流向右侧(北半球)或左侧(南半球)迁移,形成河谷,而不是如戴维斯设想的有侵蚀切下去。在板块学说出现后,放弃基于槽台学的戴维斯学说的某些观点是容易的,而严钦尚先生早在 1946 年就认识到这一点,反映了他对地理学理论的敏锐创新力。 严钦尚先生对地貌学理论的发展,主要贡献还表现在他 1954 年在中国最早提出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地“就地起沙”的观点。 1952-1954 ,严钦尚先生应邀参加了北方治沙队,在对沙化严重的鄂尔多斯地区认真考察后,他在 1954 年的《科学通报》 11 月号上发表了《 陕北榆林 - 定边流动沙丘及其改造 》 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根据大量的地层的沉积物资料,结合形态分析,提出:“就鄂尔多斯而言,沙是就地而起的”。这是我查到的具有科学考察论据基础的提出中国沙地“就地起沙”论的最早文献。我有时候想,中国北方沙地(不包括大型沙漠)“沙是就地而起”的,应该是我国地理学的主要发现之一,它对中国危害中国环境甚为严重的北方沙地的成因、演变和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这一重要发现虽然对国家后来的环境治理起到了指导作用,但是,提出“就地起沙”的第一人严先生,以及对我国沙漠考察治理以及沙化研究做出贡献的朱震达、吴正都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任职无缘,不能不说无论是对他们个人还是对中国科学而言都是一种遗憾。这可能与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关,我们喜欢“玄之又玄”的“理论”,对实用的科学理论看不上,这不是科学的遗憾吗?在参加治沙队一事上,《竺可桢日记》记录是“邀请”严钦尚参加,而不是“调”严钦尚参加。这说明当时的科学家是得到充分尊重的。竺可桢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是很懂得尊重知识分子的气节的。如何没有气节,整天拉关系,严钦尚、朱震达、吴正等是不会发展起“就地起沙”学说的。当然,他们或许会有更高的荣誉地位。 1954 年后严钦尚先生的“跑野外”进入了新阶段,主要结合国家建设开展地貌学的应用研究。这时有一个故事:1955年“拔教授白旗”,这次运动是专门为“改造”知识分子而开展的。红色学生拿一块混凝土,问:“这是什么岩石?”此前有个气候学教授被问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出。据说是山东根据地来的系领导人当场宣布这个教授是“草包教授”。严钦尚看了“岩石”一眼:“这是一块混凝土。”正面评价这次运动,运动促进了教授注重实际问题,另一面也除了除他们的“节”。在后来与实践结合过程中,严钦尚先生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思想,应该集中研究地貌单元——坡地。关于坡地的重要性我在我的《普通地理学》中做了较多的展示。但是在 1950 年代,人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坡地的意义。 1960 年代开始后,严钦尚先生对宝成铁路沿线的十余个病害工点进行了勘查,查明它们的起因,提出了整治途径和措施,并对西坡大滑坡重点剖析,写成论文。在“跑野外”的基础上,他结合对铁路工程地貌的研究,制定了《坡地发育与工程地貌研究计划》,确定坡地位研究对象。这种根据“跑野外”提出具体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不那些整天讨论“地理学对象、任务、性质“的理论地理学家,高明多了。关于这个计划的思想,先生于 1962 年《科学通报》 3 月号发表题为《我国地貌学研究若干观点的讨论》一文,提出“地貌过去是从地质学的地理学中发展起来的,今后也绝不能减弱与这两门科学的联系,同时更要注意从其它学科部门充实其内容。”“注意吸收技术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材料”,“进一步掌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并且根据这个思想,他的计划提出从力学分析和物质分析入手,研究具有工程意义的坡地过程。为此,先生为地貌班学生专门开设了“坡地发育原理”课程。在科学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科学的发现有独立的同时性。无独有偶,这时英国地貌学家 Mike Kirkby 也提出了坡地的理论研究问题。这事说明1950年代上半叶对教授的冲击,让他们走出“太太的沙龙”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的地学研究,历来因为与实际的结合而具有某种领先性, 1960-1966 年间,中国科学界也得到了有序的支持,大跃进时的浮夸风被克服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也部分恢复了没有强调他们做“驯服工具”,主管科学界的陆定一先生的夫人甚至给自己的当了模范的叔叔第一次打了个电话,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如原子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世界领先的成果。借这个东风,严钦尚先生也可能取得他继“就地起沙”论后的第二次理论突破。可是中国发展得慢了写,这与知识分子“节”被除得太多有关系,中国知识分子被太多地要求结合生产问题,而顾不上理论提升。接着 1966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严钦尚先生被迫停止了科研活动,他提出的《坡地发育与工程地貌研究计划》被迫停止了。那时候还由于他是陆定一先生的亲戚 ,陷入了无休止的被批判,然而他所能交代的是他从来没有与陆定一打过交道,旧知识分子的习惯,他不攀权贵,这无形中保护了他。顶住批斗,个人气节保住了一部分,然而整个知识界的“节”-独立精神没有了。把“节”都除去了。这时国际上的科学发展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停滞,英国利兹大学的 Mike Kirkby 完成了大量野外工作,而且 吸收材料科学理论,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的路,走了与严钦尚先生设想的同样道路,达到了继戴维斯后地貌学另一个里程碑。 1971 年 Mike Kirkby 发表了 Slopes : Form and Process ,建立了地貌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由于政治干扰科学和任人唯“阶级”的路线,中国科学失去了一个创新的机会。这种教训,是中国科学界应该总结的。文化革命后,陆定一夫妇与自己的长辈严钦尚先生联系颇多,不知道陆定一先生这时对自己长期主管的科学界有什么想法,他有没有思考过,剥夺了知识分子的气节,知识分子还有创新能力吗?陆先生后来对许多问题,是有反省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严钦尚先生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创立“比较沉积学”方面,他提出了“形态分析与物质分析相结合”的思想。为比较沉积学奠定了基本的思想方法。这时由于年龄的推移,他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弟子许世远等去做实际工作。不过,他对学术研究仍然是事必躬亲,对自己的研究生,“决不放手”。他不断对对我们强调博士论文要有理论,由于没有理论认识,我有一位师兄,论文据说被他退改了五六遍。我的博士论文是对东海盆地油气资源形成条件开展数值评价的,我最初把精力放在问题的解决上,他看了以后,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式,要求我修改。并且一篇一篇核对了我引用的文献,发现最后列出的文献比文章中实际列举的少了两篇,狠狠批评了我不认真。我的文章因此提出了一个盆地通用恢复的计算框架,现在仍然被引用。 整个 1980 年代,严钦尚先生的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沉积学方面。 1979 年他在《地质学报》一期上发表的论文《苏北金湖凹陷阜宁海侵的沉积环境》,阐明我国东部地区成油环境的基本特性, 1981 年发表了《舟山普陀岛现代海岸带沉积》。以现代海岸带沉积特别是风暴潮的研究,解释了英国北海油田富含石油地层的成因,对于认识含油地层特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石油地质学家的高度赞扬。 1984 他发表了《论滨岸和浅海的风暴沉积》,系统地阐述了风暴潮沉积的特点,提出了他们在成油环境中的作用, 1990 年他指导我完成了关于用数值方法恢复沉积盆地埋藏历史的博士论文 。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现代沉积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可惜,天妒英才, 1992 年的一次疾病让他把发展地理学理论的愿望,留给了我们这些作弟子的。 纵观严钦尚先生一生的理论贡献,早年提出了“就地起沙”理论,中年提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的思想和坡地研究计划,晚年提出了“比较沉积学”的理论框架。他的学术生涯,有幸运的一面,也有不幸的一面。幸运在于, 1947-1949 年的革命,为他提供了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从而借助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机会,接触更多实际问题,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最早提出了“就地起沙”学说 。不幸的是,政治干扰耽误了他继续创新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他搞的理论是跑野外跑出了的,他搞出的理论就没有那么“大气磅礴”了。其实这正是科学理论而不是哲学理论的特点。中国那些玄之又玄的空头理论,实在是中国科学的大忌。 有一次我与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沉积学家,后来的国家最高科学奖获得者刘东生先生谈到李四光先生,我说李四光先生三个理性学术成就被否定了一个半。刘东生先生说,这已经是很伟大的成就了,就怕我们死的时候,连被否定的都没有。严钦尚先生一生的理论追求,第一个成功了,第二个夭折了,第三个尽管他走时还是初创 。这是杰出中的遗憾,遗憾中的杰出。反观中国地理学,我们有多少称的上理论或者学说的东西,我们这些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地理学者,以先生为榜样,更加努力。努力的方向是否包括有气节。当教授们纷纷竞争处长时,是不可能有人思考理论突破的。 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继承先生从事比较沉积学研究,是为不肖。不过他 1962 年提出的“注意吸收技术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材料”,“进一步掌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一直是我从事理论地理学研究的座右铭。在我后来的研究中,对理论地理学的“小理论”做了许多探索,这应该是保持了先生传统,我为此而骄傲。 刘东生院士两次与我谈到,华东师范大学应该推荐严钦尚先生竞选院士。华东师大不推荐,可能与他平时与有关领导联系少有关,这是不是一个“节”的问题,我就不清楚了。往事已经逝去。令我们欣慰的是严先生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在理论上的建树无愧于人间的。。 与陆家的亲戚,文革中被闹得纷纷扬扬。因此我特别一说。陆定一家是严钦尚的母亲的妈家,严钦尚本人是陆妻子的叔叔,按中国传统婚姻辈分一致的原则推测,严钦尚的母亲应该是陆定一的一个姑奶奶。据严先生女儿回忆,文化革命前,严钦尚先生仅与陆家有一次联系,那时严钦尚先生评了模范到北京开会,而且还是通过陆妻的。以陆当时的政治习惯看,对严钦尚这种旧知识分子,与他们联系,一次足矣是符合逻辑的。文革的株连是可怕的。严先生生前从未与我提过与陆家的关系,也从来不谈政治。据我的同学章可奇回忆,严钦尚先生后来喜欢与他聊足球。 当时我们恢复的盆地就是包括今天春晓油田在内的东海西湖凹陷。这时先生仍然保持了他结合国家需要开展科学研究的特点,当然,这对专注理论发展无疑有影响。 这个学说的最后创立,离不开朱震达、吴正等的努力。现在我也不清楚,当年到中国考察的苏联专家,是否有类似“就地起沙”的思想。我有一次写到:“严钦尚先生第一个提出中国北方沙地是就地起沙的.”他知道就批评我:你怎么知道我是第一个,我是论证了鄂尔多斯是就地起沙。所以可能原来有人也有这个想法。承认别人的最早发明权,这就是“气节”。 严钦尚医生还组织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海洋地质学》教材,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我尚没有能力评价严钦尚先生在海洋地质学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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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化的囬归
wyc 2011-6-4 20:28
新西兰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李一冉先生应邀来校作做报告 添加时间:2011-6-3 17:03:39  阅读次数: 139   6月3日,新西兰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李一冉先生应邀来校作“孝道”国学报告会。此次报告会由我校宣传统战部和大连市华夏文化促进会共同主办,我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大连市天资营销策划顾问有限公司和大连市孝德传统文化中心共同承办。社会各界人士及我校师生共同参加了报告会。   一曲《烛光里的妈妈》,报告会拉开序幕。李一冉从孝道之反思、孝道之感恩、孝道之原理、孝道之力行、孝道之忏悔这五个方面对孝道进行了讲述。他结合自己的学习研究经验,强调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还与大家分享了兄友弟恭、长幼有序、遇缘惜缘的行悌道之谛。一个个经典故事娓娓道来,令在场听众心灵震撼,精神升华。   在报告会上,我校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邢繁辉对李一冉能来校为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将高校校园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融合表示感谢。他向李一冉赠送了纪念品,李一冉向学校赠送了有关孝道方面的书籍。   大连市华夏文化促进会党委书记董雁冰在会上致词,他对学校的精心组织和提供场地表示感谢,并倡议大家共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李一冉,新西兰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国际著名教授。二十多年来,潜心研究孝道,编译了《大学》《心经》《道德经》《开悟一口八》等书籍,曾多次赴南非、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各个省市地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新西兰《华页报》《新报》《先驱报》《自理快报》等栏目开辟专栏和个人论坛,曾受到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女士的赞扬。 作者:张薇,编辑:张薇 新闻来源: 党委宣传统战部 摄影: 朱喜田 标题全文作者 幸福童年快乐你我——海事大学幼儿园庆“六一”文艺演出纪实 (1779) 欧洲宇航防务集团SIGNALIS公司CEORemiJULIEN先生一行来校访问 (992)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召开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 (791) 我校召开海事司法鉴定中心成立筹备会 (786) 轮机工程学院团委举行暑期社会实践经验交流会 (728) 奇思妙想一纸规划写未来——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举行“东南融通杯”职业生涯规 (714) 我校成功举办第六届大连市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644) 我校聘任新加坡国立大学BernardTANTiongGie教授为客座教授 (612) 海南边防总队海警某支队首长率官兵来我校“育鲲”轮交流访问 (566) 大连海事大学举行2011年团校开学典礼暨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仪式 (491) 海事学子参加东北五校首届船舶海洋文化节总决赛获佳绩 (378) 全校女教职工体检工作顺利完成 (307) 俄罗斯海洋国立大学教授MelnikovAleksandr来我校讲学 (185) 市科技局处长于晓丹莅临我校并做讲座 (172) 我校首届船舶海洋文化节盛大闭幕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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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的一道数学建模期末考题:用数学模型分析中国文化现象
热度 2 zhaoxc 2011-6-2 16:54
现象:古装戏充斥着中国当前的电影、电视剧,尤其是电视在人们的业余时间中占的比重很大,中国人在这样环境中成长难免不自觉的形成“向后看”的习惯,在思维习惯上并不是向前看或者规划自己的未来,有时甚至听到幼儿园小朋友口中的“想当年”,这种现象俗称“ 眼睛长在后脑勺上”。 背景:才子“诗性江南”在谈中国文化的时候,说儒家没有把未来描绘蓝图,而只是停留在过去。从孔子以来,中国的文人有个坏习惯,那就是好汉专提当年“勇”,而那个“当年”是脑袋里想象出来的。中国人因此没有面对当前的勇气,和这个有关,养成习惯了,一时间改不过来的。 探讨思维习惯的形成过程,结合搜寻几大卫视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播放情况的数据,建模分析长时间的古装电视剧观看对人的思维习惯的影响。 备注: (0)我有用数学模型等数学理念和计算方法解释中国文化和中国现象的想法; (1)数学建模考试是这样的,给学生留有一周时间课外做,允许学生结组,但最多每组三人,可以翻阅任意资料,使用任意软件求解; (2)当然,这道题他们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问题是我自己想的,虽然“恐吓”的话说了不少,这样做估计还是会有一些同学偷懒抄袭,但我的目的是看能做出几种有意义的方案; (3)该问题完全是开放性的,没有答案,目的就是看看学生的想法和实现想法的方法; (4)这个问题纯粹是个人观点,估计不同的人看了觉得我这个问题首先就有问题,那没关系,你可以说大量的电视播放与性格形成无关,因为该问题是纯开放性的,能自圆其说就行; (5)欢迎您对该问题的提法和您的想法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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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十步笑百步到方舟子打假
热度 5 iwesun 2011-5-26 09:42
从五十步笑百步到方舟子打假   中国人很奇怪,总认为要自己清清白白的圣人,才可以可以说别人。   是不是孔子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文化的延续?    这种文化的延续,就是需要英雄也是圣人,各方面都清清白白的圣人。   这样的圣人,不存在也得堆砌和伪装出来。   中国文化的致命弱点,就是缺少认罪,彻底的精神上的认罪,达到存在=罪的高度。   50步和100步,都是瞎编的,是一种世俗的习惯。       杨玲 : 五十步是有资格笑一百步的。    同样是杀人,在战场上面对拿枪的敌人扫射,和面对手无寸铁的妇孺扫射,    前者很难被谴责,而后者即使是被命令,也应该被谴责。    人类还在吃牛羊肉,实际上这些动物的皮具可以看成是副产品,    即使人类不穿皮鞋,按照现在的肉食文化,这些牛羊还是会被屠宰;    但人类不吃海豹肉,也不吃藏羚羊肉,    纯粹为了皮而屠杀,    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些都是世俗的,世俗的标准,仅仅是一种习惯。 仅仅有世俗的标准还是远远不够的。   无论是50步,还是100步,大家都可以笑。   你根本就没有抽象能力。    罪就是罪,存在本身就是犯罪。      方舟子打假,和他本人的人品无关,和他抄袭和老婆抄袭,也无关。   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革命本身就是一张闹剧,不以为这场闹剧中的人千奇百怪,就都定了其进步意义。   恰恰是这样闹剧的革命,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动力。    有理想的革命,全部都会走向一个迷失灵魂的深渊之中,更是终究无法摆脱更大的闹剧的下场。(麻亭光还鼓吹啥理想革命。)    纯粹精神领域,罪只有有无,并无大小。   认罪是一种绝对的态度,部分是自己认罪,还是别人指责你认罪。    人人皆是罪犯,罪犯面前,罪罪平等。    蒋妖一直号称他的罪轻些,纯粹是个骗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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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游戏:论愚民的代价
热度 1 Zhanglincn 2011-5-22 03:27
中国文化从源头开始就将官 府和民 众对立起来,这是个非常令人奇怪的现象,然而造成官 民这种奇怪关系的源头就是:坚持不改的封建愚民政策!封建官场的一条非常流行的上岗标语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切记、切记。 中国人口众多而素质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其坚持不懈的愚民政策。要说中国人愚蠢,那绝对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政治问题,因为自古以来官府的主要政绩就是保持一方安定,而保持一方安定最主要手段就是让人民愚蠢,闭其耳目、愚其心灵,外加儒家的忠孝压力,很难不让如此的社会非常地安定和顺从,如果谁能维持“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老死也不相往来”的社会格局,谁就有可能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机构直接和皇帝老儿对话! 然而何为愚民政策其实大有讲究,其一不能“明火执仗”,要谦虚隐蔽。首要的手段就是启蒙教育。然而过去的学校有官办和民办之分,而民间的私塾的数量更不在少数,如何愚民就需要手段。这其实很简单,无论什么教育机构,重要的不是这机构是谁的,而是这个机构里在教授什么,而官家科举选拔的标准是什么,这很重要。教四书五经,考四书五经,这就是教育上的愚民。然而这种愚民是限制性的,让你只懂这个不要懂那个的愚民,从开始就限制了你的发展,让你一生就只会读这些东西。查阅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那些没有被科举制度选拔上或最终和官场决裂的那些人(没有被愚民成功)才贡献了中国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元素,但即便如此也多局限在人文的领域,让人遗憾!然而此种策略的好处是大大的:人民的忍耐力空前强悍,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发生什么社会问题。 愚民政策的讲究之二就是控制社会舆论。这个政策非常好以至一直沿用到今天,该政策长期的效果已经让非常大的一部分国人觉得这条是非常对的措施,因为有些东西如果让民众知道了就会非常危险,往往会引发社会暴乱,所以此策鄙人拥护备至。然而孰不知此为愚民政策的执行结果之一。控制社会舆论让人民首先不知道事实真相,然后再采取措施不仅可以达到某种重要的效果而且还能处理起来游刃有余,这确实是个聪明的脑袋都能想出来的手段。以往在官 府颁布一条新法令之前往往要封杀消息,不让法令还没颁布就走漏消息,这会让很多人要么逃到国外要么已经做好准备,法令颁布后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如果发生某类丑闻或事件,知道真相的人越少,处理起事件来就越“得心应手”,递个条啊查查背景啊或者扫清后顾之忧啊什么的,哪像今天的互联网(I hate it),大家都知道了想怎样也不行了,况且有时候由于事件过于尖锐冷不丁激发个民乱什么的不是很可怕吗? 然而中国封建愚民后遗症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尤其在每次社会变革之中,这种无论如何都显得“伟大”的群体行为就表现出其强悍的破坏力,虽然有些史学家赞叹其力量而称其为: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但这显然是流于其表而感觉肤浅的观念。中国愚民政策的后遗症的典型案例就是辛亥革命前期鲁迅对愚民的呐喊:“看到围观群众的麻木”,清醒的鲁迅能做的只能是解放他们受困的精神,让他们从愚昧的愚民状态下清醒过来。 官 民对立的历史怪圈催生出这样一种结局:国家不能给人民以更广泛的权利,不然会产生大量刁民,他们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证明这种局面的事件屡屡发生,那就是中国愚民的每次集体活动都会演变成社会严重骚 乱的事实,在这些万众参与的活动中广大民众都能表现出愚民最反动的一面:从游行的正当权利的行使,演变为沿街的打骂、烧砸,然后到升级到抢,最后就到杀!这是中国骚乱的正常模式,为什么愚民会如此不堪,为什么官府会如此恐惧,这当然也源于中国的愚民策略,是其必然的愚民后遗症之一。 “人民智则国智,人民强则国强”这句话非常智慧,但在愚民的中国历史中是永远不会上演的童话,中国愚民制度造就了一大批没有大脑的民众,他们不仅被人摧残,还帮助摧残自己的人来达到继续接着摧残他们的目的,这是何等的愚昧。但无论如何很多人喜欢愚民,首先愚民非常好统治和管理,即便官府的一些人是如何地不肖,也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社会动荡。其次愚民最容易鼓动,煽动愚民去做某事实在件是非常容易的,在某个特殊历史时刻这些人会最先被鼓动起来充当炮灰,因为他们本身生活在底层又是被彻底愚昧了的一群人,他们最容易被某些人煽动起来去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而这些人其实就是鱼肉愚民的一帮人,但他们会借着愚民大众的力量达到继续鱼肉愚民的目的,这些道理只有清醒的人才知道,大多数被愚民过的人到死都被蒙在鼓里。 前段时间看到某些“高层”或者某一群人在鼓吹一种理论,或者递交某种方案,比如“继续扩大私有经济的比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让货币国际化...”“房子降价才是中国经济崩溃的导火索....”,“政府控价是与市场经济规律不符合的倒退行为....."“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等等,这些听起来非常有道理的道理在愚民面前就变成了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的鼓吹很容易让本身已经失去头脑的愚民去拥护这种非常有道理的观点,然后去形成一种社会舆论的氛围,然后再去影响国家政策,让他们的目的变为现实,然而我想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愚民的利益,而是想继续转嫁什么东西给愚民,当然不会是转嫁遗产这类好事了,但愚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庆贺了! 最近还听说药家鑫被二审判了死刑,这本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司法结果,其实没有什么新闻的价值,但却得到了社会强烈的关注。不知道该青年是不是某位上榜暴富的子弟,或者是什么显赫高官的后裔,看了半天什么也不是。在这普通的案子之中又有什么可以值得如此关注和轰动的东西?难道是药青年的大学生身份投射出中国教育的冷漠,还是药青年变态的激情杀人行为让人大开眼界,显然这些都扯得太远,比这更变态冷漠的犯罪行为多的是,唯独这个普通案件如此火爆,难道本该判死刑的药家鑫的最后结局是个值得赞叹的司法进步,我想也不是。但是广大的看客们狂热到竟然上街燃放鞭炮表示庆贺,有许多不知所以的跟着欢呼的愚民们都感觉似乎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喜事,一起跟着傻乐。我没有看到药案的任何司法意义,却看到了中国愚民的悲哀和麻木,被社会舆论影响到如此的程度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拍手庆贺,我很庆幸这场闹剧没有被广大的愚民发展到成为全国性的庆贺活动,然而我不能说没有这种担心,如此的愚民到何时才能获得正常的启蒙最终用大脑思索自己眼前的世界,然后从容地要求自己做为人应该拥有的权利,到最后能够理智地去行使这些权利! 不要妄图救世主出来启蒙愚民的心智,只有自己去启蒙自己,难道做为一个中国人你真的就没有过被愚民的经历?请不要再愚民和被愚民,请赋予公民言论、游行、示威的基本权利,请相信他们在正当行使游行权利时不会再让其变为一场愚民的骚乱,请相信愚民被解放的思想才是中国政府最强大的后盾。赶快停止这场官民对立的愚民政策吧,愚民的可怕不仅仅是摧残了国人的智慧资源,更是为我们的社会埋下了可怕的破坏力量!Game is over, 这场官民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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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管子和耍大刀
热度 1 iwesun 2011-5-18 10:40
弯管子和耍大刀   中国文化有两点,我是深恶痛绝的,弯管子和耍大刀。   我是文盲,弯管子就没办法了。   也不是泰森,耍大刀也是假把式。   看清楚没,我说一个东西好不好,主要原因是自己不擅长,如果自己很擅长的话,就不说不好,而说很好。   很多人再说我视乎在装清纯,其实我从都不清纯。   清纯的认识不会说别人装清纯的,都是荡妇们在说林志玲装清纯。   荡妇们说林志玲装清纯,意思不是说自己不淫荡,而是说林志玲更淫荡的意思。   弯管子和耍大刀,要想生存,必须学一样,文盲是天生的,只好学泰森。   所以,我们这类土匪,看到耍大刀,也是可以理解的。   程序本身就是个弯管子,只进不出,这个程序就根本不不值得的捍卫了。   鲍大仙: 在没有柴火的时候,拿一只兔子出来烧火,烤其他兔子吃,是人道的。   也就是说底线其实就是没底线,上帝允许你随便折腾,直到折腾到宇宙大爆炸。   但有人是阴阳双煞,内外双修。   还分两种,一种是把弯管子和耍大刀分开整的,这种你尽管无法招架,但还是可以拼上一拼的。   但更厉害的是,把弯管子和耍大刀类似鲍大仙这样,把两种药片彻底捣碎了,摇匀了再和你整,这回,你是彻底没招了,死定了。    中国大仙都是一种超时空的存在,接近神的存在。   俺们的大仙全部都是雌雄合体,宇宙无敌。   在世界上,但为啥不是中国人是老大呢?   这里有个个体和群体的问题,中国人的个体人宇宙无敌,别人的群体是没活路的,只要彻底拼命。   这一拼命,刚才说啥来着,宇宙本无底线,直到宇宙大爆炸,大家都可以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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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买画
热度 6 paintinghrh 2011-5-17 11:53
非洲人买画
一个非洲人买了我的画,作品第一次远走这么远的距离,估计 17000 公里左右,天啊。 这个家伙名字是个女性, 45 岁左右吧,女人的年龄隐藏在她的化妆术中,且只能猜不能问,白色皮肤,地道的英语,由此可以大致断定她是一个欧洲移民。 是我的学生林华博士带她来的,先喝一道普洱茶,然后就看画。这个走南闯北的女性,脸上闪烁着异样的光彩,眼睛惊讶地在我和我的作品之间漂流,不停地赞扬: wonderful , very very nice 。最后他选中一副睡莲,问了价钱,然后不语。我不知道她的思想,从表情上看犹豫不决,一个欧洲血统的非洲人,第一次到中国来,对中国文化基本是一个文盲,由此,中国的绘画如何读懂,如何判定价值,她犯难了。最后拍了照片,一走了之。 一年后,她的一个朋友访问中国又来到了西双版纳,她托她的朋友把钱带来了,期间她咨询了懂中国的朋友,然后毫不犹疑地出手。我的中介人说,你的画让非洲人苦思冥想了 365 天,她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艺术。 嘿,有些东西会失之交臂,有些也会失而复得,全在乎你是不是真爱。 有人这样垂爱我的作品,作为艺术家,当然愿意让自己的辛苦之作藏在喜欢他的人手之中。
个人分类: 瑞华绘画|4007 次阅读|5 个评论
如果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人....
censambao 2011-5-17 03:49
最近,号称世界五大宫(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之首的北京故宫频频登上镜,“盗窃门”、“会所门”、“错字门”......三门事件,门门创伤中华博大文化,或许,最文化的故宫应该关门歇歇了。 在这里,不是想探讨故宫的这门那门,我感到惋惜的是,故宫的丑闻,恰恰是我们中国的文化问题的再一次深刻体现。如果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人的话: 1.这个人做事不认真,心态浮躁。 想想我们有多少战略失误,有多少事情是急功近利? 2.这个人做事不踏实,好高骛远。 是不是总想事事拿第一,是不是各种项目总是通过规划、控制,然后又总是按期甚至提起完成,达到预期目标?事事如此,年年这样,这可能吗? 3.这个人做事不讲方法,不能扬长避短。 是不是很多事情都是不讲方法,不看过程,只计较结果?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放弃了自我的优势,更多的去追寻别人的脚步?5000年的光辉与灿烂,到而今是文化丧失殆尽,到处错字连篇 ( http://nifangliubk.blog.163.com/blog/static/12679122020114151135056/?touping )......可预见的时,曾经我们讥笑印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不久这种情况又会在中国上演了。 作为久经中国教育栽培和考验的青年来说,如果以20多年来学校老师批评教育,拿来诊断这个家伙,我看也是问题学生,甚至有病入膏肓的感觉。 关于中国文化、中国教育、中国科技的讨论甚多(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6/233892.s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5/247260.shtm ),这里,我仅从故宫案出发,对中国这个巨人做一个简要把脉,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用个人成长、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祝愿中国巨人早日走上正轨,恢复健康。那时就和谐了...
个人分类: 社会视角|231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文化是投降文化
热度 7 magictttt 2011-5-16 17:22
最近在想,中国文化为什么一直延续,而其他的文化走向衰弱。 中国文化没有信仰,是投降文化。投降是一种智慧,是大包容,这也许是中国文化长久生命力的奥秘。 西方文化是神的文化,信仰文化。 “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 。西方的文化提倡自由,提倡信仰,为了心目中的神,命可以不要,决不投降。 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生命文化。 “ 好死不如赖活着 ” ,中国人提倡忍,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只要活命,只要文化可以延续,其他都好商量。 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永远都不会灭亡。 没有了神,信仰文化就没有了。 没有了人,生命文化就没有了。 全世界的人全死光了,中国文化也就灭亡了。 神文化和人文化,哪一个代表着文明?我觉得是人文化 。 神文化最终会走向灭亡。因为神只有一个,两个神无法共存。一种神文化战胜另一种神文化,结果是把对方连根拔掉。这也许就是其他文明走向衰弱的原因。 人文化遇到不可战胜的对手,会投降,也可以说成是包容。别说一个神,来一万个神都没有问题,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基督教来了,佛教来了,伊斯兰教来了,门是打开的,想来都可以来。人文化的精髓在于投降,在于延续,在于融合。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一直延续下来的原因。 所谓的战争,并不是人与人在打仗,是文化和文化在打仗。中国历史上有好几次外族入侵,来了又走了,中国文化还在。蒙古和满清都是例子,打来打去,最后打下的疆土都是我们的。对文化有自信,只管来打,谁打我们都投降。打来打去,最后都是给我们打的。 战争死那么多人,不是为文化死的,是为少部分人的利益死的。他们忽悠,我们热血,我们死了,他们就笑了。烈士要发勋章的,一个一个都是好样的。勋章那块牌牌,害了不少人。热血是坏东西。 战争是不需要的。战争的结果,是死一群人,好不容易建立的文明毁于一旦,重新回到原始社会,大家从头再来。一切战争,都是反文化。 国人讲中国文化,多半是把孔孟那一套搬出来, 2000 多年了,似乎一直没有变过。 不要再谈曾经的辉煌,那都是过去,动不动把老祖宗搬出来,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不要再喊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万里长城,就算一万里长,也只是围城。民族主义是把中国文化关起来,自己不走出去,也不让外面的文化进来。中国文化,一直在原地踏步。 我们的投降文化还应该注入新的东西,那就是 “ 主动 ” ,是 “ 学习 ” ,主动投降,边学习边投降。农耕文化是保守文化,只投降不学习,天天坐在树下等兔子。 抛弃民族主义吧,那不过是故土上的一棵树,地球之上,同样伟大的树还有很多。 没有故土,只有故乡。地球才是故乡。 文化要想不败,需要包容,容得下汉奸,魏征是大汉奸,白求恩也是。 文化要想取胜,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投降。 吸收新文化进来,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变成自己的。 要有这样一种胸襟,别人的就是自己的,自己的就是别人的。 当文化可以容纳下一切的时候,就无敌了。 这是文化的最终走向。 尼克松有句名言:不能战胜就加入进去 (王鸿飞语)。这句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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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代表——弯管子
热度 4 iwesun 2011-5-16 10:19
中国文化的代表——弯管子   俺向来直来直去,没啥原因,就是没文化,被老蒋誉为 冗余文盲 。   小丛的《 接受肖重发的批评,给武大老校长刘道玉扣个大帽子 》   又让我见识了新一代弯管子在成长。   嚣重发,到饶艾,嘿嘿,念起来怎么这么像 嫪毐 啊?   好, 嫪毐 好,雄伟!    嫪毐,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祖先。      老曹重返红尘,回来就得意洋洋讲起了“弯管子心经”,其实这厮根本没修炼到丁点,还挺得意,因为得了真传。    老曹的错觉,起源于把弯管子心经,当成了脸皮厚。    老曹啊老曹,脸皮厚是你的先天神力,不等于武功就一定好,人家专门四两拨千斤。   还得骂孔子,他老人家自己是不是弯管子,我不知道。   但从他之后全部都是弯管子。   这笔账,找不到别人算,只好算到他老人家身上了。   对付弯管子,还得找周星星,据说他在怡红院修得了真功,把弯管子骂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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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
keylabteam 2011-5-14 12:28
如何向国外宣传中国的文化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张: 两个月前,我发了条微博。一个小孩顽皮,小学四年级,上课纪律不好,家长想给他换个第一排的坐位,可少讲废话。问朋友怎么办,朋友说给老师送条 小金链条就能解决。我在网上问,中国这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几小时里上百条回复,都说眼下给老师送礼的名目繁多,很普遍。你在教育圈里,到底是什么状况? 葛: 我告诉你,对中国的社会现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科学的社会学调查。这是个问题。我现在对很多社会现象都很难发表意见。比如你刚才讲的。我 也相信这种现象很普遍。比如说,现在贫富两极分化,极端的例子全世界都有。但是真正有价值的数据不发表,比如说到底中国有多少财富,官方经常辟谣,但请问真实的数据是什么?有些问题,官方部门如果不配合,个人的体验或研究总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凭理性来判断,很难做出社会学的判断。 张:在中国,很多学者说,相对独立的社会研究越来越难做。大家有种印象是,中国的学府,越来越像官府,越来越官僚化了? 葛:学府和教育,早就不是神圣的象牙塔了。有的老师骂大学腐败,我说如果官员可以腐败。大学为什么不可以腐败呢?那不一样吗。医院不腐败吗?哪里还有什么不腐败的地方?因为没有防止腐败的有效措施。 张:现在社会上对中国官员的学历背景很感兴趣。 葛:当然。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应该追查王益(前开发银行副行长)的学历怎么来的。没人敢登,上海不敢登,广州不敢登,最后还是南京登的,登了之后其它媒体再转载的。他是当证监会副主席时拿的经济学博士。他原来在北大读的历史学。到证监会两年,就拿到了经济学博士。 张:这种情形普遍吗? 葛: 相当普遍。上次报上表彰四川省一位副省长回去从事教育科研,我一查,他离开学校时是讲师,随着他官位一步步高升,最后升到教授博导。他所完成的 科研任务连正常的导师都完不成的,我说要么是他剽窃人家的科研成果,要么是人家主动把成果送给他,不久,这个人就出事了,被抓起来了。我说我不是有先见之明,但就是觉得这种情况不正常。 张:比如,现在大学研究生普遍扩招。在职博士生也很多。不知道,大学当局和学术圈讨论这些问题时,有没有不同或反对的意见? 葛: 有,但没有办法。比如说,我做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11 年,没有招收任何一个计划外学生,绝不允许。但其它单位的状况,我知道。有的需要派任务,非要招 50% 至 70% 计划外学生。计划外是可以收钱的。我们这个研究所,其它做不到,有三点我问心无愧,第一,不创收,一分钱都不创收。第二,不办 班,任何班都不办。凭我们的名气,要办培训班很容易。第三,不招任何计划外学生。 张:计划外,是不是就是降低水准? 葛: 是降低水准,你出钱。有些人打电话说要出钱,我说我不要。人家都搞计划外,出钱可以加分,我说我这里没这个事,我一个都不要。只有这样,我才能 维持我们研究所的信誉,能够学术上立足。如果这三条去掉一条就很难保证。我们研究所做研究,没有奖金的。但是话得说回来,真要让我维持下去,我也维持不 住。 我当图书馆馆长,现在第四年。我说,复旦说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但厕所里面怎么不放卫生纸呢?我说,我们图书馆五个馆全部要放卫生纸, 全部放洗手液, 一年算下来,平均每个人次一分钱都不到,完全放得起,一年花一两万块钱。这是文明,是最基本的。我到埃塞俄比亚,那里最穷国家的大学也照样放手纸。但是, 莫斯科大学不放。所以,这并不仅是经济实力问题。 张:中国大学宿舍楼的厕所,也没有手纸。 葛:你就去大学办公楼看,很漂亮的办公楼是不是都有手纸?也未必。是没有钱吗?也没有穷到这个程度。学生素质真的差到要贪拿手纸这个程度吗?也不见得。 张:中国的文明和建设,最自然的选择,应该是学校吧?怎么开始? 葛: 我想,恐怕在中国,这条路是避免不了的,就是宗教跟信仰。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一直在讲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信仰。就算 真的能够让共产党员或公务员树立起核心价值观和 “ 八荣八耻 ” ,对党员、政治家行之有效,那么对普通老百姓呢?就教育本身,我写过文章,题目就叫 " 不是教育 的教育问题 " 。教育,现在已经社会化了。以前你可以不听家长的话,但不能不听老师的话。现在的老师早已没有了这个角色,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东西彻底剥夺了。 现在的教师,只是份工作,绝非一种社会地位或者荣誉。在家长眼里,教师也不过是一个工具,学生可以拿钱去买教师对你的好感,不过如此。 现在,学校已经社会化了。你要指望用教育来解决问题已没有可能。中国总是希望走出一条非宗教的路。我也曾经认为宗教不一定能起作用。但我现在认为已无路可走,可能只能走宗教的路,有可能在下一代达到比较健全的阶段。另一方面,得坚持政教分离。西方国家已做到这一点了,你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宗教不能干预教育,即使在教会学校,也是如此。台湾也做到了,且有很成功的例子,就是宗教关心世俗,像慈济功德会这些比较成功的。 慈济功德会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一所学校,至少对人的灵魂的关心和精神生活。 当然,我也相信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宗教。我认为两种人不需要宗教,一种是真正的智者,他能够把握住自己,也能够做宗教的朋友。但并不需要;另一种是浑浑噩噩的人,根本没有思想,也不需要宗教。但是大多数人介于这两者之间。问题就来了,难道中国只能够利用现有的宗教吗?既然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只能信仰八个政府指定的宗教团体呢?从法律上讲,完全可以创建自己的宗教。 张:如果中国宪法确实履行它的承诺,这八个宗教已经给中国人不少选择了。 葛: 这是一个说法。但中国为什么不能创立自己的宗教呢?中国的民间对宗教有迫切需求。我曾经提出来要制定宗教法,被否决了,说不需要也用不到。比如说国家可以制定有关新宗教建立的法律,比如说有多少人参加,签名,有多少财产,并保证教义不触犯宪法。另外审计它的财务,它就是合法的,为什么不可以呢? 正 ` 教得不到弘扬,邪教就会流行,愚昧无知的东西就都来了。而且可以有法律来规定,比如不许自残,不许伤害他人,不许超越法律的范围,不许强制,在这个前提 下面为什么不可以呢? 事实上,现在这些宗教对社会发挥的作用,总体上讲,还是积极的较多。当然也有些宗教团体腐败了。李一这样的事,他还是道教协会副会长。如果这个事情不败露,下一步他肯定是全国政协委员。你说这是搞什么东西? 张:我对你讲的第二种可能感兴趣。但是,照现在这种社会的信仰情况,要产生自己的宗教,过程会非常漫长吧? 葛: 也可以是某种宗教类的团体,比如像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它还在佛教体系里。另外现有的宗教要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来改革,其实太虚法师在抗战时就提 过,要办人间佛学。佛教要入世,入世关心什么?这本身是可以的。就算基督教,基督教里各种派别也有不同的做法。宗教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这种情况下,有的 是宗教,有的是宗教团体,并不是说大家都去做这个。政府要在相关法律上做一些规定,扶植对社会有益的正教。十七大报告里也表示,要发挥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 用。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可以跟社会、跟慈善、跟各个方面结合,完全可能。它也可以兴办教育。慈济功德会等团体都提供教育服务。在这个基 础上,它不仅关心人的物质生活,也关心人的精神生活。 张:哪几个教派在中国今后五到十年变成相对主流的宗教形态? 葛:恐怕也只有天主教跟基督教。从宗教形态看比较成熟,也比较适合现代社会。马克思韦伯的 " 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 " 一书值得一读。另外它已有很多成功的跟世俗结合,指导世俗生活的体验,是比较成功的。一些教会,像天主教,在中国贫穷的乡村发展得很好。 张力奋:那么,城市呢?比如中国沿海都市,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前景如何? 葛:也会较有发展。现在的城市人,虽然不能说他们不关心精神生活,但是他们寄托精神的方法比较多,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不像农村里比较单一。也有不少人觉得自己没有宗教需要,过得也挺好。总体上讲,城市的生活比较优裕,特别是各种娱乐方式,不会感到精神上有迫切的宗教需求。 张:那么,佛学呢? 葛: 中国眼下的佛教恐怕没有什么出路。佛教中一部分人,已经官僚化或成为敛财的工具。佛教中,有水平的高僧越来越少,许多人庸俗不堪。他们一起议论时,简直听不下去,都议论你这个庙最近生意如何,我们要批一块地,你们现在批了什么等级,最好做了政协委员还要做个常委。很无聊的一批人。有的知道做和尚也是捷径,都是这样来的。比如国内很有名的寺庙,照理住持不能管经营,你另外应该有批人管经营,不能自己兼而有之。你要么不做方丈,你做住持的应该专门管 佛事。你可以聘世俗的经理,但不能一身兼而有之。另外公布了善款没有,哪些是经营,哪些是慈善,都是一笔糊涂帐在里面。 张:那么,这个重建信仰的过程如何开始? 葛:主要还是人的努力,有这样的人发这样的愿。 张:比如像李连杰,前年在达沃斯会议上碰到他。看到他非常专注地投入 “ 一基金 ” 的慈善。但现在好像阻力重重,做的很不顺利 葛: 你去看慈济自传,他一开始也是受到基督教徒的刺激,教徒问他佛教做了些什么,为社会做了什么。所以他发愿要办大学,办医院,最后他都做到了。如果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人,只要政府给一定的宽容度,他也可以做到。慈济所做的不是要求你出家,某种意义上是 NGO ,这种形式我认为中国完全可能做到。大家都反映,如果都是虔诚的教徒,这个社会就安定。有的人一信教,脾气都改了。当然,个别走火入魔的也有。我为什么一开始讲现在缺少严格的社会学调查。中国以 前喜欢搞典型。这么大的国家,谁没有搞过典型,然后就证明自己的合法和合理性。如果严格的社会调查是客观的,就不一定支持他的政策,所以他就不愿意用这些 调查。现在已经造成中国的一些精英,都只讲典型,不讲社会调查,随心所欲。 张:中国一些认真的经济学家正从事的工作,其实应当是深度调查记者的本份,将已经或正发生的事实和过程描述清楚,这很有价值。周其仁教授在这方面一直在做持久的努力。 葛:中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学家是研究对策,就是解释上面的,且以此为荣。他最多是解释。明天上面变了,他也解释。这怎么叫经济学家呢?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做的比你好,假如我愿意做的话。但我不愿意做,这是玩弄嘛。 张:我们回到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你觉得,中国宗教当局最近一段时间,对宗教自由的思路和政策,有什么新的思路或变化? 葛:看不出来。其实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是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比任何行政成本都低,而且它的效果最好。 以前人家说,中国农村两件事情最难,一是征粮,一是计划生育。但是,在中国不少信仰宗教活跃的农村地区,连这两项都完成得最好。农村还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的? 执政党跟政府应该意识到未来的中国,如果再不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恐怕就很难解决诚信和契约精神。 张:你了解城市里家庭教会的现况吗? 葛: 不太了解,只是凭印象。我自己不信教,但是我可以是宗教的朋友,我们之间应该是这个关系,不同宗教之间也应该做朋友,这样才行,才能彼此尊重。 比如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来访,我给他们做报告,我讲的就是不同文化应该互相欣赏,我坚决反对推广中国文化。我说你可以展示中国文化,至于要不要学,是人家 的事,你要讲究平等。 张:现在,孔子学院在海外遭到很多垢病,最后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表现出不好的一面。 葛:我对主管部门建议,你们就老老实实地教汉语。教了汉语以后,人家派什么用处,不是你们的事。教汉语过程中辅助的搞点文化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本末倒置。我再三强调这一点,孔子学院只是用他的名字,而不是说这个学院就是教孔子的,就像歌德学院不是教歌德一样,这是个语言,语言是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你们可以了解中国。至于了解之后你要不要,这是你的事。 张:现在,孔子学院这些做法被看成是国家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文化上的事情,国家最好少干预。干预得越多,在外面就越失败,效果也越不好。 葛: 所以外方院长跟我讲,在他们听过的所有报告中,认为我的报告是最合理的。我举一个例子,我说美国人要求在中国设立美国角,放点书就可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批准,人家为什么让你开 100 所孔子学院呢?这是不对等的。在我看来,复旦大学你就可以开一个美国角,怕什么?我们还有美国中心呢。但是到现在政府没有松口。你想自己在世界办几百所孔子学院,那为什么人家不能到你中国来办同样的机构呢?这样一种心态是办不好的。 张:是的。不少中国官员有这种心态,令人吃惊,包括在很重要的场合,也能感受到类似的情绪。 葛: 甚至一定要强调软实力。我说软实力、还是硬实力。硬跟软,是一个形式,重点在实力。为什么要把这个作为实力呢?我说,请问中国人知道莎士比亚, 有几个是看英文原文的呢?你真要展示中国文化,你就把它翻译出来,让人家了解。要他学中文学到能够读懂《红楼梦》,一万个人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两个。 我们有这么多钱,好好把中国的好东西翻成英文,人家真的要学,不是比通过学中文还快吗? 张:前些年,中国花了不少外汇,在世界最出名的 大都市,举办过 “ BRAVO 中国 ” 的文艺演出,宣传中国文化和艺术,用意是好的。但是,不少观众看了以后说,这本来应当是演给外国人看的节目,发现剧场里坐的绝大多数是自己华人。再说,一台节目叫 “BRAVO CHINA”, 跑到人家国家的剧场,还要让人家为你欢呼。这好像也说不过去? 葛:现在到外国过春节。我看到全是给外国人吃中国带去的饺子。几百个来宾来一下,就说那里有春节。明年再拿中国人的钱去外国过春节,有什么好处呢?好象全世界都过春节,你就光彩了?莫名其妙的。华人多的地方,过春节很正常,但为什么一定要让本地人也过春节呢?  张:其实,说起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也很复杂。 “ 文明 ” 两字,难说清楚。一说起中国文学的精华,我们一定要谈曹雪芹的《红楼梦》。我在英国工作生活20多年,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文学素养不错的英国人谈起过。逢外人必谈这些,还是反映了中国对自己文化的某种不安全感。 葛: 我也觉得《红楼梦》没多大意义,它只反映了清朝社会。这么多人吃《红楼梦》饭,在捧《红楼梦》。有些人说不懂京剧就不懂中国文化,我说我不懂京剧,但我认为中国文化比你懂的还多一点。现在还有一个常用的提法,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说,这是胡说八道。民族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怎么就是世界呢?这什么意思呢?属于民族的东西,才能引起世界的关注。这是对的。但是怎么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因为你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人家才会有兴趣看!请问,裹小脚是中国以前的传统,是民族的,这是不是世界的呢?!。 张:中国常有意愿良好的想法,但可能事与愿违。比如 ,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在海外搞火炬接力。作为一名记者,我对在海外搞火炬接力的意图难以理解。首先 , 这可能反映了中国的主办方还不了解西方的运作。其次,我不觉得,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真有那么多的朋友,足以让她能够完满地走完这个全球接力。那时候,中国已开始讲软实力和中国崛起了。崛起就会导致很多不适应。不适应会转换成担心或者疑虑。在伦敦举办中国奥运火炬接力时,我在唐宁街 10 号跟前目击了示威现场。当时,示威者主要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团体,约有上千人。不过,藏人的比例较小,大多数是英国当地人;街道的另一边,支持火炬接力的多是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但人数明显少于对街的示威者,且几乎看不到洋人面孔。当时,我就问自己,那些中国的好朋友和商业伙伴,经常光顾中英友好场合、现在又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中国对自己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和地位,有时候容易误判。 葛:说句实话,现在比较好的, 就是关起门来讲实话,有些官员还是愿意听的。不像以前你讲实话,马上让你不要讲。这是一个进步,毕竟政府在心里在考虑你的意见,尽管他不一定马上回应。我们争取在允许的范围里多讲一些真话。如果有点技巧,还是能够讲一些的,至少避免说太多假话。这跟以前一定让你讲那些 话,是进步,但最近也有不好的倾向,好像民族主义的情绪越来越强,越来越左,这是不好的。 张:谢谢你,葛剑雄先生。 —— 原载 :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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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分别被中、日两国片面地发展了
热度 5 周可真 2011-3-16 12:52
删除 回复 举报 fqng1008 2011-3-16 10:19 常常听老人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穷凶极恶,但去看一下他们今天的秩序和文明,完全不敢相信那样的历史。 这个国家的国民确实不可思议! 博主回复(2011-3-16 12:36) : 中、日文化同源,只是后来发展路向不同,似乎日本文化是朝“君子约之以礼”的方向发展,中国文化则朝着“仁者爱人”的方向发展了——前者重视外在节文,后者重视内在良知。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汉唐较重视外在节文,宋明以降较重内在良知。日本现在的文化是学习中国汉唐文化发展而来,中国现在的文化是继承和发展宋明文化而来。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和“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家思想分别被中、日两国片面地发展了,其结果是:日本好礼而缺仁,中国好仁而缺礼。 补充:好礼而缺仁者是徒有行为礼仪之外表,而实缺仁爱良知之精神;好仁而缺礼者是不拘行为礼仪之枝节,但重实行仁爱良知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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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的意思
热度 3 fqng1008 2011-2-3 10:00
拜年了,官场中的同学又发来短信: 某老外苦学汉语10年,到中国参加汉语考试。 试题为,请解释下文中每个“意思”的意思。 阿呆给领导送红包时,两个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呆:“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阿呆:“小意思,小意思。”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阿呆:“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阿呆:“是我不好意思。” 老外泪流满面,交白卷回国了。 看后,我也热泪盈眶,中国文化确实博大精深,老外那点悟性还想掌握中国文化?我想,我们的爱国主义者大可不必紧张,就是送他殖民500年,他也文化侵略不了,清朝的历史早就已经获得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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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谈中国文化
xupeiyang 2011-1-9 14:44
与青年谈中国文化 涩楼主人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 广南子 刘再复: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 在劫难逃 品人录 greatch 秦晖与韩德强对话中西文... 广南子 一位教授的幽默智慧课堂(中... 黑驴蹄子 一位教授的智慧幽默课堂(中... 黑驴蹄子 一位教授的智慧幽默课堂(中... 黑驴蹄子 一位教授的幽默智慧课堂(中... 黑驴蹄子 一位教授智慧幽默的课堂(中... 黑驴蹄子 一位教授智慧幽默的课堂(中... 黑驴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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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熊猫说文化
热度 1 fpe 2011-1-8 08:23
功夫熊猫说文化 《功夫熊猫》热已经过去了,笔者有机会重温这部电影,列举了其中的中国元素,看看读者有没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以下是按照出场时间次序出现的中国元素: 1. 子承父业,规避风险,这是熊猫阿波的鸭子爸爸一直灌输的教育理念,很有中国特色。有趣的是,外国父子成功率,要比中国多,最有名的是那个伯努利家族。 2. 放弃理想,立足现实的入世观,不知道打消了多少少年的美梦;自古英雄出少年,可是如果这个潜在的英雄有一个强势的父母,那他是很不幸的。 3. 形意拳:虎、鹤、蛇、猴、蟑螂,这几种八杆子打不着的动物,因为华佗的五禽戏而聚合在一起,可能只有国人能够欣赏。这大概是中国古代的自然崇拜,或图腾。 4. 师傅的权威,令人迷信经验,老人总是对的,这是东方文化; 5. 个人英雄主义,集体总是蠢的,这一点中外略同;联合总是打不过个人,所以国人不善于团队合作。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三个和尚没水吃。 6. 东方神秘主义,读书需要有持敬的态度,符合阅读心理学; 7. 王古的传说,这是西方认定东方异想天开的创见,是航空航天发展历史不得不提到的中国源头。 Wanho (可能叫做王古,也可能是明代的官名,万户),曾经把自己绑在椅子上,用火药推动椅子上天。国人并没有特别记录这件事(王古的死活没有记录),是西方人特别注意到,一直广为流传的逸闻。对此,阿波有两次使用了火药推动的椅子。对于前人思想的重视程度,中国不如外国,如果没有李约瑟,还会有中国四大发明的说法么?中国的东西,需要外国的欣赏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中国人最纳闷的是,为什么外国人老是验证不了针灸的效果呢? 8. 东方文化,人才是培养出来的,说你行,你就行;乌龟大师说阿波是神龙武士,完全没有章法也没有依据,就因为从天而降,还是因为现有的 5 个候选人太差,不得已另选贤能? 9. 没有规则,就是规则。开辟门派的大宗师,总是能够放弃规则,而遵守规则的徒子徒孙,则不免循规蹈矩,缩手缩脚。所谓的潜规则,就是没有规则的规则; 10. 学习需要因材施教。对于又懒又胖的熊猫来说,最好的刺激是所谓的饥饿疗法; 11. 无师自通靠悟性。禅宗总是通过劳其体肤,劳其筋骨来让人达到在穷困潦倒之际产生顿悟的效果,禅宗产生在中国,发扬光大却在日本。 12. 点石成金一阳指。泰狼和阿波都是用一阳指对阵,可是按照物理定律,面积越小,压强越高,自身伤害很大。大概只有中国人喜欢用手指而不是拳头对阵了,打斗时讲礼貌? 13. To have something special, you just believe it special. 这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真不好说。阳明之学好像有一点唯心论,大部分唯心论或自我激励还是西方的多一点。 14. The big fat panda. 这是典型的西方文化,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所以才能人人平等。如果人人都是一样的,那是抑制个人需求的说法,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消灭个性,主张牺牲自我,以求和谐大同,违反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有道是,子承父业弃理想,师傅权威靠培养;国产英雄外发掘,消灭个性求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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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也懂中国文化,看老外是如何认识“关系”的?
chrujun 2010-12-9 00:59
老外现在很注重中国文化。没办法,要赚中国人的钱,不懂中国文化肯定不行。两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命运展示了这一点。二十年前,美国和加拿大的两国公司几乎同时出口地球物理仪器到中国。美国公司技术水平高,但没有在中国搞关系。加拿大公司技术水平差了很多,到了快倒闭的边缘。但加拿大公司研究中国文化,很会在中国拉关系。到了今天,水平高的美国公司早就倒闭了,而加拿大公司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维基百科这样定义关系重要性的: Guanxi describes the basic dynamic in personalized networks of influence, and is a central idea in Chinese society. 关系是中国社会的核心思想。 【1】 维基百科进一步介绍与关系有关的几个关键词(感情、人情和面子):Closely related concepts include that of ganqing , a measure which reflects the depth of feeling within a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renqing , the moral obligation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idea of face , meaning social status, propriety, prestige, or more realistically a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然后,维基百科阐述了关系的重要思想: At its most basic, guanxi describes a pers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wo people in which one is able to prevail upon another to perform a favor or service, or be prevailed upon. The two people need not be of equal social status. Guanxi can also be used to describe a network of contacts, which an individual can call upon when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and through which he or she can exert influence on behalf of another. In addition, guanxi can describe a state of gener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wo people: he/she is aware of my wants/needs and will take them into account when deciding her/his course of future actions which concern or could concern me without any specific discussion or request.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是吃透了上面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在中国也可以混得不错。 【1】http://en.wikipedia.org/wiki/Gu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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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振宁和李政道矛盾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作用
chrujun 2010-12-8 21:08
应该说来,我们在科研领域设计了不少好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往往发挥不了好的作用,中国人总能想到规避手段。于是乎,科研经费的获得往往取决于关系,而不是科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蒲慕明教授的观点有道理。中国科研的很多问题,往往不是体制造成的,应该从科学家本身去找原因。 然而,仅仅认为科学家自律能力差导致中国科研环境出问题是不够的。应该从历史轨迹看中国科研的一系列问题。在这里,我们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矛盾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杨振宁和李政道青年时代在中国长大,在美国体制下做科研,在年青时代就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却在功成名就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目前披露的有限资料来看,他们的矛盾起源于论文署名顺序问题。杨振宁认为他是长者,也提携李政道不少,应该署名第一。而李政道认为该按照字母顺序来署名,他应该署名第一。 由此可以看出,杨振宁的观点来自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而李政道更坚信西方文化观点。因此,两人的矛盾开始了。 此外,李政道也受中国文化里名不正则言不顺影响。于是乎,论文署名顺序在两人看来就非常关键了。即使到了今天,很多中国的导师还要在学生写的论文上署名第一,就是看中论文署名顺序中排名第一的重要性。 君为臣纲。论文署名第一,意味作是起主导作用的君,署名第二,就是低人一等的臣了。 两人为论文署名之所以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中国科研的影响是全方位、全尺度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对君臣关系的认可、实践和维护。 在这种文化里,科技管理者是君,科研工作者是臣。在科研工作者中,院士是君,其他人是臣。依次定义,各人的位置和顺序就注定了。 跑关系,就是对各种君臣关系认可和维护。 不跑关系,就无法建立君臣关系,也拿不到项目。 如果我们再看宽一点,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的矛盾,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子。 周恩来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与他对中国文化的精准把握有关。 由此看来,中国的科研环境要有实质性改善,需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魔咒。 中国文化的可怕之处是99.9%以上的人认可和实践它。想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人,连0.1%都不到,他们失败的命运,往往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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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曝家丑和打压中国:推荐两篇博文
杨学祥 2010-11-11 01:20
自曝家丑和打压中国:推荐两篇博文 杨学祥 中国的崛起引来世界无数钦佩和怀疑的目光:友好的赞叹和恶意的贬低与时俱存,支持之声和打压之力遍布全球。可悲的是,有人看不清国荣我荣,国衰我衰的大局,助纣为虐,开门揖盗,自爆家丑,抹黑中国,充当不光彩的卧底和内鬼。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优良传统和陋习积弊两个方面,爱他就扬长避短,恨他就揭短弃长。国事竞争剧烈,家事内外有别。外刊攻击中国文化的风潮并非是学术之论,而是价值观的偏见,值得中国学者深思和警惕。 推荐两篇博文: 学者黄秀清 发表于2010-11-10 13:16:59 文化被强奸,教授在卖淫 最近除了方舟子/肖传国案件,在科学网最受大家关注的无疑是两起中国人自曝家丑事件:《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张月红在《自然》发表的标题为《一本中国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剽窃》和施一公、饶毅教授在《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科研文化》的文章,二石激起万层浪,家丑外扬引起了包括CCTV等媒体的关注,听说还惊动了最高领导层?张月红主任把自己刊物发生的论文剽窃进行自曝,施一公和饶毅教授则披露了中国科研经费分配的潜规则,这些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令人不解的是,爆丑的作者不约而同地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文化,我不知道这是作者的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不管事实的真像到底如何,个人以为,这种没有根据的一切问题中国文化化的做法值得商榷。毫无疑问,Nature/Science借助中国人的文章在妖魔化中国,如果说中国文化不幸被Nature/Science强奸,谁又是卖淫者? 不幸的中国文化,不仅老外想通过恶心它吸引大众眼球,各种不良的商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在公共场合对其进行糟蹋,以达到赚钱的目的,然而,叫兽砖家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82328 学者曹广福 发表于2010-11-10 22:05:31 谁能改变中国的科技体制? 中国科技体制在国人的眼里早就臭名昭著了,在海龟们的抨击下终于名扬海外,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真的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对科技体制的声讨恐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过去没有停止,现在没有停止,将来也不会停止,因为总会有喝不到粥的和尚。真正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体制的人有多少?我无意为中国的科技体制高唱赞歌,事实上,任何置身其中的人对很多事情都心知肚明。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心知肚明,为什么保持沉默?你保持沉默也罢了,为什么反对别人呐喊?狭义上讲,别人的呐喊与我无益亦无害,所以我无所谓反对与支持,广义上讲,科技体制对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之关心不足为奇。可呐喊能带来什么?真的可以拯救中国的科技于水火之中吗?在我看来,你哪怕是喊破嗓子也未必能撼动如铁板一块的庞大体制,除了可能让群情激奋,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那么,如何才能让中国的科研体制来个翻天覆地呢?这让我想起了李政道先生。众所周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得益于李先生向国家领导人的进言,正是在李先生的倡导下,中国科技人员才有了做研究的资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才有了中国科技的突飞猛进。尽管有许多的不如意,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为千千万万科技人员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技的进步,如果没有国家资金,中国的科技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我认为呐喊改变不了中国科技的命运,只有当具有决定权的领导意识到需要改变什么时,这个世界才有可能真正发生变化,任何把矛盾公开化的做法除了使内部矛盾激化恐怕难以达到呐喊者的初衷。如果我们真想改变什么,那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指责体制或体制内的某些人,而是认真的分析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恰当的途径。读过戴尔.卡耐基《人际关系学》的人一定知道要想对方改变立场,首先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的著名论述,戴尔.卡耐基不是中国人,他的人际关系学理论也并非中国文化,按照戴尔.卡耐基的观点,争吵、呐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尝试着从内部解决矛盾,而一定要把问题公开化呢?我相信公开问题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更何况是在没有拿出任何真凭实据情况下的纯理性分析。你认为体制腐败、学术腐败,私底下你怎么发牢骚、怎么骂娘都无伤大雅,但真正摆到桌面上就一定要证据确凿。当然也许呐喊者手中有真凭实据,果真如此的话,你把这些真凭实据直接上呈国家领导人或许效果更好,说不定立马见效,为什么一定要借助明摆着对中国并不算友好的友邦呢? 每个中国人都期望中国的科技马上腾飞起来,最好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样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再不必看洋鬼子的脸色行事,不必仰人鼻息,你胆敢挑衅我,我立马还以颜色。从这点看,官民的目标是一致的,既然目标一致,就有达成共识从而改变体制的可能。问题是,沟通官与民关系的李政道式的人物在哪里? 我们一个劲的在呐喊,可我们提出过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有人可能会说,大家不是一直在说公正、公平、公开么?我觉得,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都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脱离现实的任何理想化方法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就像解微分方程,离开了边界条件或者初始条件谈论解的存在性有意义吗?因此,在我们决定改变这个世界之前,最好先想清楚几个问题:1、问题的症结在哪里?2、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3、解决这些问题的行之有效的途径是什么?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并研究出比较详细的方案,最好还是先保持冷静。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8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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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被“强奸”,教授在“卖淫”
xqhuang 2010-11-10 13:16
最近除了方舟子/肖传国案件,在科学网最受大家关注的无疑是两起中国人自曝家丑事件:《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张月红在《自然》发表的标题为《一本中国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剽窃》和施一公、饶毅教授在《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科研文化》的文章,二石激起万层浪,家丑外扬引起了包括CCTV等媒体的关注,听说还惊动了最高领导层?张月红主任把自己刊物发生的论文剽窃进行自曝,施一公和饶毅教授则披露了中国科研经费分配的潜规则,这些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令人不解的是,爆丑的作者不约而同地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文化,我不知道这是作者的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不管事实的真像到底如何,个人以为,这种没有根据的一切问题中国文化化的做法值得商榷。毫无疑问,Nature/Science借助中国人的文章在妖魔化中国,如果说中国文化不幸被Nature/Science强奸,谁又是卖淫者? 不幸的中国文化,不仅老外想通过恶心它吸引大众眼球,各种不良的商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在公共场合对其进行糟蹋,以达到赚钱的目的,然而,叫兽砖家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大家可能都知道,时下有一个非常时髦、火爆的节日,它叫性文化节,2003年在广东率先出现,首届5万人次参观,第二届20万人次,第三届30万人次,一年比一年热,今年已远远超50万人次,目前这股性文化节热已席卷内地,全国各城市陆续效仿,当然这里面有教授们的一份功劳。在中国,历来性是一个隐秘的话题,让尴尬的话题变成一个热热闹闹的赚钱盛会,点睛之笔就是在性后面添加文化这种时尚元素,请欣赏教授们的杰作: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民族,其社会、风俗、生活习惯有着浓厚的东方色彩,与西方各国有着显著的文化差异。在高度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都拥有众多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其中在诸如汉文史学、文学和艺术的文献中,保存有不少性文化内容。属于古代医学分支之一的中国古代房中术,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前后即已基本成型,其学科内容已相当于今日的性学。孟子曰:食、色性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对性文化持有非常开明的态度。性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美妙的恩赐,当你用文化的、科学的、自然的、平和的眼光面对性时,它便不再是神秘莫测的恶果。】 顺便再欣赏一下性文化节的图片盛况: 教授们说,性文化节是对中国人性文明、性健康、性科学的洗礼,看了全国各地性文化节的照片,不知道是不是咱没文化?怎么只看到性没有发现文化?如果不经过教授们的文化包装,这难道不是以前公安部门重点打击的的色情表演?教授们,当你们数着商人给你们的红包,有没有想过你们其实是在公开卖淫! 看到屡遭蹂躏、痛苦呻吟的中国文化,我想说,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解决问题也好,赚钱出名也罢,能不能不要去强奸无辜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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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然力是百姓的寄托
chile 2010-10-30 19:52
自古中国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话,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说法。但是从历史到现在还没有让中国百姓知法懂法。所以对一些侵占利益的百姓只有求助于非自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而现在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画个圈圈,诅咒你。 而中国百姓自古就有想逃离统治者管理的理想,同时有期待一些非自然力去抵御来统治阶级的迫害。 能像悟空一样可以十万八千里,是儿时的梦想,也是对一种自由的向往,走到海角天涯,去远离尘世。可是理想终究是理想,怎么也不能跳出如来的掌心。 如果总受到为富不仁及芝麻官的欺诈,不能反抗也不能造反。那么济公就出现了,可以化解百姓在这方面的愿望,在百姓受到欺负时候,济公的扇子一扇,坏人就遭殃了。当富人欺诈穷人时候,扇子一扇,富人就长了一个大瘤子了。 以上是看了一段《济公》想到了。中国的传统的故事里面,好像没有讲如何遵纪守法,如何利用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先例吧!而无辜的百姓总是在世代相传的故事中寻求慰籍。从对神仙和菩萨供奉中,寻求上苍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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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点就在Nature上发“文章”了
wangdh 2010-10-14 21:36
差一点就在 Nature 上发文章了 对于 Nature 上发表关于某中国期刊投稿中 31% 的剽窃(抄袭)率和国人的这种剽窃(抄袭)行为与中国古代文化相关的观点,我曾经进行过评论。主要观点是: 1 )一个中国期刊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期刊 (好像现在改为 International 了); 2 )抄袭和剽窃行为,是个人学术修养问题,不能怪罪中国古代文化。 为此,我们一起讨论了一篇 Correspondence 投往 Nature, 表达了这种观点,希望 Nature 能发表进行澄清。 Nature 编辑开始还是很积极反应的,等收到编辑后的校样时,已经删减得只剩下几行字了,看到编辑的这种剪裁能力时,当时我就笑了,非常佩服这种文字精简能力。就这几句话,我觉得除了题目可以接受外,内容尚有模糊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我们又进行了讨论,对校样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又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了 Nature 的决定:拒发修改稿。这样到手的 Nature 文章,泡汤了。 整个投稿、修稿的过程,我们整理了一下,发表在了 Scientific Ethics 上了。 ******************* B、先看 Nature 拟发表的编辑后的校样稿 Plagiarism not rooted in culture Dont blam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for modern evils in science ( Nature 467, 153: 2010). Plagiarism is becoming more common in China , as it is elsewhere . But this problem cannot be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otherwise it would have existed widely in ancient China and still be evident across Chinese communities today. Copying out of respect in order to learn, with appropriate cit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plagiarism, which is copying to steal credit.【 请英语高手准确翻译这几句话,谢先。】 校样 : 校样proof 。 这是我几次在相关文章中反复强调的观点。不管他人什么观点,我现在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将部分人的剽窃和抄袭现象要归结于中国古代文化呢?读书人做小偷在中国是 more common 吗? A、原稿: Dont blam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for modern evils in science We are surprised that Nature published a Correspondence titled Chinese journal finds 31% of submissions plagiarized ( Nature 467, 153; 2010). It reflects authors poor understanding of plagiarism and editors inappropriate handling of a very sensitive matter and thus has caused an outrage among Chinese scientists. First of all, a journal run by a university in China may not represent (all) Chinese journal(s) and thus the title of the Correspondence is misleading the world if not insulting (all) Chinese. Secondly, the so-called plagiarized submissions may not necessarily be unoriginal as the detection of plagiarism was based on comparing identical or paraphrased chunks of text, the normal function and capability of CrossCheck ( Nature 466, 167; 2010). Nature s editors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a cri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copying text and stealing content as its Editorial had even emphasized a need of human judgment for the plagiarism detection by CrossCheck ( Nature 466, 159; 2010). Unfortunately, Nature allowed this unsubstantiated claim of detecting unoriginal material in a staggering 31% of papers submitted published with a truly staggering title.But this 31% plagiarism found by this particular Chinese journal is not much more staggering than the plagiarism found by other journals ( Nature 466, 167; 2010). Interestingly this Chinese journal 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s pointed out by an online comment posted under the Correspondence.Thus, without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originality and the authorship of the submissions, how could the author reach a conclusion that seemed at blaming only Chinese for submitting plagiarized papers with unoriginal materials?We DEMAND the author to provide us the related raw material for an independent analysis. Even if all the alleged cases of Chinese plagiarism were true, we still cannot believe this particular university-run journal can represent typical Chinese journals.We could not buy the argument that Chinese scientists a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plagiarism than other scientists. It is true that some severe problems including escalated lagiarism exists in modern China.However, all of these modern evils are unlikely results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s Chinese we have been told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that honesty is an essential character for a good human being.We also have a long history of respecting others work by faithfully reproducing them, including verbatim copying others statement with citation and reference.But such respectful treatments of prior arts should not be miss-identified as plagiarism.Plagiarism is substantial unattributed textual copying of another's work (http://ori.dhhs.gov/policies/plagiarism.shtml).It is a behavior driven by greedy for stealing credit and thus gaining undeserved benefits including financial benefits. Such an evil behavior in science happens also and may be more often in societies cheerishing capitalism. So please dont blam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for some modern evil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FTER its door is open.We need to fix these modern evils by promoting our good ancient culture. C、返修稿(被拒发): Opinions on origin and solution for plagiarism In some recent publications ( Nature 467, 153, 252, and 261, 2010)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blamed for the increasingly spreading of plagiarism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This understanding may not be correct and may even prevent the discovery of a right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In fact plagiarism was derived from a Latin word plagiarius and introduced into English around 161525 ( en.wikipedia.org/wiki/ Plagiarism) .It refers to wrongful appropriation, close imitation, or purloining and publication, of another author's language, thoughts, ideas, or expression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m as one's own original work. This stealing without respec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coping with respect, which is a way of learning and promoting others work.. To combat plagiarism,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efficiently and reliably identify true plagiarism and establish a mechanism to effectively and powerfully deter plagiarists. CrossCheck is helpful in detecting similarity but human intelligence is needed for differentiating respectful copying and credit-robbing plagiarism. Publishing directly in English may not form a solution for plagiarism. Opening every publication for unrestricted scientific criticism may intimidate temptation for making false claims including plagiarism. However, to achieve that, some publishers need to change their culture of allowing only very limited space for scientific criticism and exposing unethical plagiarism just occasionally after misconduct is established. 相关链接: http://im1.biz/albums/userpics/10001/SE2010V5N1A3_Nature.htm http://im1.biz/albums/userpics/10001/SE2010V5N1A3_Nature.pdf 校样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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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STS 2010-10-12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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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没有professionalism?
zhumengjin 2010-9-12 00:02
======= ============================================================= Professional一词最早大约出现于1420年,但professional与职业、专业之意挂钩的现代用法始于1811年,而单词professionalism更是1856年才出现,其出现时间比美国的年龄还短了数十年,可见professionalism并无多少历史沉淀。根据牛津词典,英语单词professionalism意指competence or skill expected of a professional,或者the practising of an activity, especially a sport, by professional rather than amateur players( http://www.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professionalism?view=uk )。 根据上述解释,professionalism的直接意思可简单 地理解为专业(家)能力、专业(家)技艺,或者是职业化运动(与业余相对)。 当代汉语没有与professionalism精确对应的专用词汇。如果直译,professionalism可生硬地译为专业主义或职业主义,国内一些文章多用专业主义。除了与外行、业余相对的直接意义之外, p rofessionalism的深层内涵还可延伸为一种信奉、推崇专业化、职业化的哲学观点,或者说是一种职业至上、操守为重的信念,可以理解为人在道德、甚至在信仰层面上坚守职业道德、恪守行业规矩的内省精神。 尽管当代汉语确实没有与professionalism完全等同的固定词汇,但不能以此认定中国文化缺乏professionalism的概念。在这一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上,我不同意置顶博文《继中外优秀传统 改目前庸俗学风》的论断。 事实上,不论是professionalism的直接意义还是延伸意义,不论是当代中国还是古代中国,中国文化从来都不缺乏professionalism的概念,只是涉及一个表述形式和显化程度的问题。比如,在当代中国,人们为了表示做事能力强,常说自己做事很专业;又比如责怪语你做事能不能专业一点以及对事不对人等;再比如公司管理理念标语专业化是质量和效率的保障等等等。这里所提的专业等就体现了professionalism或大致与professionalism的含义相当。我国古代也很讲究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我国自古就有道有道法,行有行规的说法,几乎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道德或信念层面上的道规。即使是不讲道德的不正当行业也有它们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比如,古代文人骚客仿作字画赝品有行规,一定要故意留下蛛丝马迹的破绽,以要求赝品模仿者遵守起码的道德底线。古人云:盗亦有道,就连土匪、强盗也有最低的道规和戒律。当然,古代虽有72行,但职业分化不明显,所以professionalism内涵的显化也不明显。 总之,中国文化中的professionalism基因自古有之,中国文化中的professionalism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从来都不缺professionalism,只是其表达形式、显化程度略有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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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方式
周可真 2010-8-26 15:30
中国文化具有厚德载物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最突出地表现在秦朝以后,先秦诸国各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汉族,此后,中原的汉族又陆续与其他地区的一些民族融合起来,直到清末把满族也差不多完全融合其中。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一次又一次融合的过程,也是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的融合过程。另外,中国本土文化也曾接纳过外来的印度文化(佛教),并使这种异国文化逐渐融入了本土文化;近代以来,外来的西方文化也逐步被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异国文化也逐渐融入了本土文化。 今天的中国文化,其实远不是清朝时候的文化了,更不是明朝或明朝以前的文化了,而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近现文化相杂而生的文化。 春秋史伯有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和就是杂,和实生物就是(五行)杂以成百物。这里的生、成也可以理解为创造。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是来源于它的包容(和、杂)性。 中国古来有杂以成家之说。杂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方式,这种创造方式就是把许多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综合起来,融合成一种具有新质的文化张岱年称之为综合创新。也因为如此,中国文化的大发展都是在主动或被动地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主动对外开放的情况并不多见,一般是在被动情况下(主要是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对外开放的。 所以,30年前邓小平力主的对外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破天荒意义的主动对外开放,这种主动型对外开放的持续进行,必然导致中国文化的大发展,而且必定是空前的大发展。但这种文化大发展不会在短期内见效,必要经过长期的杂才能最终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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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告诉了人类什么?
周可真 2010-6-24 00:10
无论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一种宗教信仰的东西贯穿其中: 西方文化自远古直到现代,始终都存在着关于人神关系的种种故事从希腊神话到圣经再到浮士德传说,所有这些故事都是基于对神的宗教信仰,虽然神的内涵曾经历了一个从原始自然宗教之神到超自然宗教之神演变的过程,但神始终都属于宗教范畴,于神的信仰始终都是属于宗教信仰; 中国从西周到清代的礼义文化则始终存在着关于天人关系(主要是天人和合)的种种学说,所有这些学说都是基于对天的宗教信仰,虽然天的内涵曾经历了一个从意志之天到道德之天演变的过程,但天始终都属于宗教范畴,关于天的信仰始终都是属于宗教信仰。 西方文化中关于人神关系的事故主要是讲人神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造成了人的命运具有悲剧性:在希腊神话中,诸神不必是仁慈的,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打击冒犯他们的人,故当人凭自己意志去追求美好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得为美的生活付出眼泪甚至毁灭的代价;在圣经中,人类祖先偷食禁果的行为看起来是由于受了蛇的诱惑才如此违背上帝的意志,其实是为人类本性所驱使,这种本性决定了他们宁可承受上帝的惩罚也要去追求能够享受到男欢女爱的世俗生活,这种符合人类本性但对上帝来说却是有罪的生活内在地包含着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人性代表恶,神性代表善,因而它也是善与恶的冲突,而且由于神性至上,这就注定了为恶的力量所推动着的人类历史对人类自身来说是一场悲剧,虽然人类在这个过程中会享受到凭其自我意志所欲享受的东西,但是人类终将归于失败的命运;在浮士德传说中,浮士德出卖自己的灵魂而与魔鬼签订契约,这对上帝来说是一种沉沦,但对浮士德来说却是要追求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在上帝眼里是罪恶的生活,并且因此必遭到上帝的惩罚在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与魔鬼签订契约的浮士德最终自己也变成了魔鬼,但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歌德借用《旧约约伯纪》中上帝和魔鬼的赌约作为整部诗剧的线索,最终还是让浮士德升入了天堂。然而,无论如何,在人神之间的冲突中,不管人最终是变成魔鬼还是升入天堂,人的命运都逃脱不了神的掌控。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始终是以天人合一为主题的,所谓天人合一并不说天人之间没有冲突,而是说天人之间的冲突是如张载所说的仇必和而解,天人和谐是天人冲突的大结局,只是这种大结局并不是自然而然会得到,必须依赖于人类对善良的自我本性的自觉所产生的自我意志力,依靠这种自我意志力来抵御一切外来的诱惑,以保全善良的自我本性。这意味着,较诸西方文化中神人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人性与神性的冲突,中国文化中天人之间的冲突则不是人性与天性的冲突,而是人心的自我冲突,即人心中善良的本性与邪恶的情欲之间的冲突,即宋明理学所谓天理与人欲的冲突。由于这个特点,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冲突不像西方文化中的神人冲突那样人的命运终究是掌握于神,而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即在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中,无论是天理战胜人欲还是人欲战胜天理,都是人心自我较量的结果,其冲突的结局根本是取决于人心对自我本性有否自觉的意识,用佛教术语来说,就是取决于自心的悟或迷悟在儒可成圣,在佛可成佛,在道可成仙,反之,迷则终为凡人,为众生,为俗人。 因此, 相对而言,西方文化是基于唯神论的宿命文化,中国文化是基于唯心论的自主文化 。 但是,就中、西文化的同一性来说,无论是西方文化中的唯神论,还是中国文化中的唯心论,它们都是基于对至善者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中的至善者在西方文化中就是上帝,在中国文化中是天。而在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的存在的唯物主义观念中,无论是上帝还是天,它们都是代表着与人相对待的自然界的本质力量;无论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中国的宗教,它们都是基于对自然界的本质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在这种宗教意识中,这种力量对于人来说是不可战胜的。 人不能战胜自然,这就是中、西方的宗教甚至其他一切宗教所揭示的人生原理。 不过,同时我们可以看出, 西方的宗教在告诉人类自然不可战胜的同时,又告诫人类对自然的挑战终究必败;而中国的宗教在告诫人类自然不可战胜的同时,又告诉人类可以战胜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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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感歎:爲什麽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瞭解如此之少?
jiangjinsong 2010-6-9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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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叶浩生教授纵论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意识研究
JYH64J98Y99H 2010-5-29 14:17
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理论心理学协会执委,中国心理学会首批认证心理学家,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浩生 责任意识,包括诸如责任感、责任心、尽责性特质等,是心理学研究和应用中非常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之一,对任务绩效、组织行为、人际关系等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与稳定婚姻、健康行为、寿命长短等也都有正向的关联,因而在法律、咨询、管理等诸多领域受到广泛重视。这些研究大都源于西方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法学领域,不同领域的研究对象存在差异,理论解释难以沟通,测量工具推陈出新,众多研究各执一词,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局面。即使是在西方心理学中,责任意识也没有统一的概念、理论和评价测量工具。国内的诸多相关研究,无论在概念界定、理论背景,还是在结构探索及测量方法上,大多都沿用了西方思路,研究结论及多元化局面也和西方大同小异。 西方责任意识研究,通常将其作为一种个体心理现象。但从根本上说,责任意识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个体心理现象。因此,社会的文化背景必然极大影响着个体的责任意识。如果说责任意识研究的的多元化局面,是个体主义文化的必然结果,那么注重整体性的中国文化,又培育了怎样的责任意识种子呢?本辑两篇文章分别从道家和儒家最为本土和传统的中国文化角度,对责任问题进行了文化考量。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探索现代中国人的责任意识,忽视了道家思想,就等于舍本逐末。《中国传统道家责任心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为探索责任意识的文化渊源作出了努力。作者指出,为政方略主张无为自化,实际上也是无为而无不为;自我责任则是贵己重生,超越自我幻象、回归生命朴茂天真的涵养精神,最终达到无为自化的至德境界;等视万物的经世情怀,则超越了阶级、民族、宗教等分别,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直接催生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博爱精神。上述责任意识结构并非像西方通常认为的三个独立维度,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统一于道家尊崇的真人人格。道家式的责任意识最大特点是它的超越性,要求修养者超越有限自我的束 缚,转向在与宇宙贯通的过程中定位自身,这 是对当前责任主体境界的一种挑战。这一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背景的探索,丰富了有关责任心理结构内容维度的理解,有助于深化责任心理学基础理论的建构。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但并没有发展成为实然的主流。儒家文化虽继承了道家传统,但其积极入世的思想却让它成为了中国人责任意识的直接动力。如果说道家思想中的责任意识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推衍,那么儒家则是一种由我及人的推广。《 责任意识的社会与文化心理学分析 》一文,致力于根据儒家文化,理解现实中中国人的责任意识特征。 作者基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总结了中国人人际关系的义、利、情三要素及其中的责任意识成分,分析了差序责任意识的认同基础、运作范围、三维结构和动态机制,展示了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一圈圈外推、越推越薄的责任差序。这种与公民责任意识原则相背离的差序责任意识,导致了当代中国人独特的责任判断、责任冲突与责任解决模式。这种宏观的考察,显示了文化环境对责任判断的影响,为理解中国人的责任行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视角。 当然,从文化角度探讨责任意识相关的心理内涵、结构与过程,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透彻的了解,这两篇文章也只是做了粗浅的尝试;另外,影响中国人责任意识的思想也不仅仅是本土的儒道两家,佛家思想也对中国人的责任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期待未来研究者能做出更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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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人的新版《三国》片头曲,儿童不宜
HigherQM2007 2010-5-6 19:43
风云起处 苍黄变化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允文允武 三分天下 鼎之轻重 可以问吗 弹剑作歌 披挂上马 霸王大业 不是空话 男儿碰撞 一团火花 百年人生 瞬间光华 塞北秋风猎马 江南春雨杏花 千古江山如诗如画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这首新版《三国》片头曲歌词,只有允文允武一句拽文,其他的狗屁 不通,特别是可以问吗与不是空话两句,程度稍好一点的中学生 也不好意思这么写,真是欺我华夏无人,斯文扫地了吗? 对比《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一首还叫歌吗?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楮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遥想大明才子杨慎作此歌赋,尽用白话,洗尽铅华,已流传500年, 亦 必将千古流芳。观之如今新版劣品,徒增笑柄。如我华夏文明不灭, 有何面目以对后世之来者?呜呼,哀哉!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外,血腥的新版《三国》实为儿童不宜之作品,因为其中尽力渲染 杀人场面。 在这样的剑光血影中长大的我国儿童,长大以后,凡事不 顺,怎么能不草菅人命,杀人放火,手起刀落,弑父杀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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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正宗的继承者是中共
周可真 2010-5-1 02:08
好的电视剧就象一部人生教科书。 最近,我看了《隐形将军》,想了很多。这位作者一定是一位学者,一位严肃的作家,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十分深刻理解的作家。 《隐形将军》所讲的故事的背景是国共起家之时及其后所发生的事。 国共起家之时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能够在这个时代发家并最终成功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军阀中之皎皎者。 两党都是真正的中国党派,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信仰和传统观念,但其中正宗的继承者是中共。 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归根结蒂一句话,孝与忠的矛盾。 孝是亲情,忠是民族情感。 个人与民族的关系是个体与他的类的关系,一定是一种既同又异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是几千年中国历史运动的全部奥秘所在。 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切矛盾仍然是孝与忠的矛盾。 孝,亲情,是当今中国政治腐败的文化根源; 忠,民族情感,是当今中国政治稳定,国家富强的根源。 本文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思维的产物。 注: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根本的文化原因在于其缺乏辩证思维,由此导致其或者只讲亲情,或者只讲民族情感。讲亲情是私,讲民族情感是公。公私兼顾才能掌握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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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两面性与中国人格的双重性
fqng1008 2010-4-10 07:11
一、两面派的由来 中国有着对两面派最丰富、最生动的形容词,如两面三刀、 表里不一 、 阳奉阴违 、 口是心非 、 言不由衷 、 口蜜腹剑 、 佛口蛇心 、心银貌恭、笑 里藏刀、 贼喊捉贼、 嘴甜心毒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泛成语或俗语,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喊哥哥,背后摸家伙、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君子之表,小人其里、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人前道德文章,人后男盗女娼、 说得比唱的还好听、 明里是人,暗里是鬼、台上人民万岁,台下老子第一、人前是君子,人后是流氓、 打着红旗反红旗、 台上光明正大,台下肮脏恶戳 、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 说的是 大众民主,谋的是家天下等等。 难以想象,两面派竟然是来源于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元军和朱元璋领导的义军在黄河以北展开了拉锯战,老百姓苦不堪言,谁来了都要欢迎,都要在门板上贴上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来得勤换得也快。豫北怀庆府人生活节俭,于是想出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用一块薄薄的木板,一面写着欢迎元军的保境安民的标语,另一面写上欢迎义军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标语,哪方来了,就翻出欢迎哪方的标语,既省钱又方便。但想不到这个方法后来竟惹出大祸。 一次,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率军进驻怀庆府,进城见家家门口五颜六色的木牌上满是欢迎标语,心里高兴。可是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木牌翻转,反面全是欢迎元军的标语。常遇春气极之余,下令将凡是挂两面牌的人都满门抄斩。 怀庆府两面牌后来演变为成语两面派,这一段有关两面派来源的血泪史,不仅沉重地阐释了中国的民间智慧,而且也引出中国人格的双重性及其相关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的两面性。 二、显文化和潜文化 中国文化一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官场文化与市井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御用文化与民间文化,儒教文化与土匪文化,君子文化与小人文化,傻子文化与骗子文化,正统文化与谋略文化等等。然而,还有最具鲜明特征的是显文化和潜文化中国文化两面性的一对范畴表面上冠冕堂皇是一套,内里告诫自己和子女的又是另一套。 在中国文化中,正面是阳光文化或称为显文化,冠冕堂皇,催人上进,例如仁、义、礼、智、信、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当然,广义的显文化 包括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 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由于显文化的高调和完美,甚至脱离了人性,只属于圣人和君子那样理想化人格,难以在实践中推行,于是功利主义的、鄙视和漠视人类的美好价值真善美的背面,即阴暗文化或称潜文化就成为显文化的补充。 有人把潜文化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厚黑 文化,即反道德的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与知耻而勇的儒家文化完全相反,厚黑文化通常不为历朝公开宣扬,但如今一本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场腐败的《厚黑学》,却被人们奉为成功之道的经典而风靡于世。二是痞子文化,即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的、不敬畏天地良心的下三滥的心理行为倾向,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典型特征。三是犬儒文化,是理想破灭以后从愤世嫉俗转向不负责任的玩世不恭的处世哲学,既有装孙子的味道,又有嘲弄真善美的玩世不恭。四是游民文化,表现为游离于社会正规秩序之外、失去社会固定角色地位、不讲规则、没有是非、没有相对固化价值观的混世意识和游民心态;五是拜金主义和拜权主义文化,如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的商品拜物教。前几年,南方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潜文化谋丛书》,包括《止学》、《处世悬镜》、《天下无谋文丛》、《韬晦术》、《 权谋残卷 》、《 罗织经》、《荣枯鉴》、《守弱学》、《势胜学》、《予学》、《仕赢学》、《观人经》、《解厄学》等,都是古人对这些潜文化的阐释。 显文化产生于 人如何适应统治者需要的规范。首先是人要听命于天,天的代表者是天子,那就听命于天子,于是儒家提出了大量的规则和道德规范如克己复礼,通过自身的修养来满足统治者的要求。总体上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奴性文化,用鲁 迅的话来说是一种伺候主子的文化。但同时它也有两面性:一方面要求个人如何克制自己来适应统治者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却要对国家具有雄才大略,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和志向。这两方是矛盾的,在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何使之得到完美的统一,这就是这种文化的艺术之所在。用好人去伺候一个坏人,而且坏人还掌握好人的生死大权,同时道德规范了好人不能违背坏人,这对于一个好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于是好人就只有几条路走了,一是好人变成坏人;一是坚持还是好人,这样得到好名声而结束自己生命;再就是既不使自己变成一个坏人,也不坚持自己是个好人,而且使坏人向好人转化,又让他感觉不到,同时又实现了自己治国安邦的宏伟大志。因此,中国人的最有办法是中庸 。 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地构成中国文化。 潜文化是暗中通行的真文化,显文化则常常成了明面上给人看却行不通的假文化。表面上一套, 暗中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色。为什么不少人,特别是五四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主流文化中儒家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是虚伪的,称其为 伪道学,概源于 此 。 三、双重人格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的双重人格,来自现实生活的长期锤炼,又表现为文化的构造。例如:有士可杀不可辱,则有大丈夫能屈能伸;有是可忍孰不可忍,则有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杀身成仁,则有识时务者为俊杰;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则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井底之蛙焉能知大海,则有一叶而知秋;有富贵不能淫,则有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公仆,则有父母官;有华山自古一条路,则有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义无返顾,则有好汉不吃眼前亏;有士为知己者死,则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些泛成语其实是历史的积淀,是我们的祖先、先人和同代们在各自的生活社会实践中根据具体语境说出来的。每个人,当他得到汉语系统的完整教育之后,就能在大脑里形成完全不同的两套思维模式。一套是儒家式的义理哲学,一套则是世俗的明智文化。两套价值体系并存,常能令人不知取舍,却潜移默化地让人具备双重人格。 每个人都可以从汉语里找到自我辩护的泛成语,其实也就是找到了在泛成语及汉语背后存在的道德支撑。因为汉语的很多泛成语都来自于历史事件,都是从典故而来,都是五千年文明的积累。每个泛成语能够流传至今,正说明其道德价值为中国历史社会所容,说明这是世人所遵守的某类规则(无论是法则还是游戏规则,也无论是明规还是潜规则)中的一款。更为关键的是,两套体系又能交叉互动,形成许许多多的子体系。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汉语道德的依据。于是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在我们世世代代的遗传中复制出来,并流传下去。 汉语道德与根本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不同在于,它只是一套说辞,一套宽解自己与他人的话语。它不是真正的道德,它只能在精神上得到一点点的胜利。探讨国人的双重人格,其实质是映射出道德本身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作为社会哲学的儒家文化带有典型的理想主义色彩,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修生养性目的是把自己修炼成君子、圣人,从而实现社会的君子之治和圣人之治。但是,这种理想人格过于高远而且有悖于人性。历史上的官场是知识分子云集之处,也是功利主义最发达之处。只要儒家秉承学而优则仕,倡导官本位,就必然会蜕化为一种个人生存哲学的文化,必然陷入自我分裂的矛盾中,从真信仰走向伪信仰,儒家学说后来就变成了考科举、升官的敲门砖。当今贪污腐败的恶性蔓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信仰的丧失,伪信仰的猖獗。 四、真假观与利害性 五、公德与私欲 六、台前与幕后 七、功利主义:死要面子活受罪 八、核心价值观:提炼还是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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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与中国文化》前言.
可真 2010-1-12 04:11
我从 1982 年由苏州大学考入南开大学,师从方克立先生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至今整整 26 年。这 26 年中,我从事顾炎武研究的时间就占去了一大半,从 1990 年着手撰写《顾炎武年谱》算起,到现在已十足有 18 年了。 我的研究顾炎武,从一开始就是把他当作一位思想文化名人来看待,从文化哲学角度来加以研究的。我对文化哲学的兴趣始发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哲学与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的前言中,我曾做过这样的追述: 1983 年召开的第 17 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哲学与文化。会上,东西方哲学家虽然哲学立场、观点各异,却一致宣称: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正在逐渐地移向文化问题。其时,笔者正当在南开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主攻方向是中国哲学范畴。从那时起,我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的同时,对于文化问题亦自觉地有所关注。 1986 年夏,我国学术界于青岛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文化研讨会,与会者来自社会各界,有各行各业的哲学与文化爱好者,包括本人在内,其总人数竟逾六百,远远超出了会议组织者的预期,以至于其在安排与会者住宿时都有些措手不及(为此还招致了一些与会者的不满)。此次学术会议,论规模,在国内可谓盛况空前。由此可见当时国人于文化问题的关注之热切,五四以后在中国大地再度掀起的文化热当以此次文化大会为标志。从此,我对文化问题亦更加关切了。 青岛会议结束之后,我回苏州大学不久,约于是年秋冬之际,会同有关同事在苏州大学发起、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文化讲座。我对文化问题的学术探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89 年夏,我又参加了在桂林召开的一次道家文化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我作了关于儒释道关系的简短发言。此后,就这个问题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乃撰成了 《试论儒、释、道之联结点》一文,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 1991 年第 3 期。这是我对 文化问题探研的最初成果。 不过,老实说,我起初从文化哲学角度来研究顾炎武时,尚未有明晰的文化哲学概念,当时以为,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对文化现象进行反思性研究,这大概就是属于所谓文化哲学的研究了。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才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文化哲学概念,并且发表了一篇题为 生活 论 哲 学 的未 来 形 态的文章 ,其中提出: 西方哲学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进展,皆是由于探寻前一个阶段的问题的原因而引起的,即由于探寻存在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认识论,进而由于探寻认识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实践论的。据此规律则可以预断:现代哲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将是以探究实践的原因为理论驱动力,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生活论。 同时指出: 一如实践论是对于认识论的一种扬弃,生活论则是对于实践论的一种扬弃。故生活论的研究范围,理所当然包括原属于实践论研究范围的实践和认识在;但是在生活论中,实践和认识不再被看作实践主体的两种活动形式,而是被看作生活主体的一种活动形式社会生活。在生活论视野中,社会生活是人的生活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除了社会生活,人还有另一种生活形式,即个人生活。生活论所要研究的,就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关系。这种研究,亦可理解为是从人的全部生活中来考察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由此达到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论亦即是人论,抑或人学。 并且认为,生活论的内容当包括人论、文化论和历史论三大部分: 人论是生活论的理论基础部分,它以人的本质作为其研究的对象。所谓研究人的本质,就是研究人的内部关系,研究作为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文化论为生活论之主体部分,它以人的全部生活即文化作为对象世界,着重探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关系。 历史论是对人论和文化论的综合,是生活论中的通论。它把人类历史理解为由人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构成的特殊运动,进而通过对人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来达到对于历史本质的把握。 我对文化哲学的上述理解,是反映了我此前的研究经历的,是对这段研究经历的自我反思与理论概括。 本书所收之论文,是属于我所理解的文化哲学范畴的研究成果。以顾炎武与中国文化作为本书的书名,是要表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围绕着顾炎武来进行的,而我对顾炎武的研究是把他放在中国文化整体中去把握的,换言之,顾炎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在我的学术活动中是相互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样的研究应该是属于我所谓生活论(即文化哲学)之文化论范畴。 本书共分四篇: 顾学篇中的八篇是直接研究顾炎武思想的论文,其中《 顾炎武经世观念的历史嬗变》( 2005 )是在发表之后被纳入拙著《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6 )而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的,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被收入本书;而《顾炎武对异质文化的态度》的基本内容则直接来自该拙著,因其比较独特且与本书主题有较高关联度,故经改写后亦被收入本书。其他论文皆是独立于已出版的四部拙著之外的,其中多数已公开发表,只有《略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和《顾炎武实学的特点》是首次在这里发表。 儒学篇中的五篇论 文皆 是首次公开发表,反映了我对儒学及与儒学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新思考。其中《 周易 讲座》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学习与研究《周易》的过程与方法,并表达了我对《周易》的某些独立的学术知见。《文化论视域中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这篇短文以全新视野对原始儒学中的人性论作了别开生面的诠释,尽管未作展开的论述,但自认为对今后的儒学研究具有新的自我启示意义,或许对其他学者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试论孟子的弱权主义及其文化影响》主要从其消极性方面对孟子所提倡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做了分析,认为 如果说贫者之相对于富者,贱者之相对于贵者,前者皆可被归于弱者之类,后者皆可被归于强者之类的话,那末,以贫者不服于富者所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和以贱者不服于贵者所表现出来的反权威主义,则皆可被归于以弱者不服于强者所表现出来的弱权主义之类,这种弱权主义以强者对弱者的同情和弱者对强者的不服为特征,它对造就中国国民特殊的国民性产生了独特的历史影响。其观点未必就能成立,但确是发笔者个人之独见,或者对其他学者具有启发意义。 《我对新儒家哲学的看法》、《复儒与反儒皆非合宜之论》两篇,表达了我对儒学的总体看法,包括对儒学于现时代的意义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我的文化发展观。 道学篇中的六篇除《 论老子的执政之道及其现实意义》以外,均为首次公开发表。《道家名义考》、《 老子是隐士吗? 由反思老、庄同被 归入 道家之理据而引起的思考》和《 先秦道家(老聃学派)代表人物考》都是属于考证性的论文。《法自然即守中 读〈老〉札记一则》和《儒家、道家同尚中道》属于同一组文章,是围绕中概念而开展的对于道家思想的新探索。 文哲篇中除《 中国艺术中的悲秋与悲剧》以外,其他五篇都是反映我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建设所作的方法论思考的论文,主要表达了我的哲学与文化价值观中西文化相互统一、秩序与自由相互统一、哲学与科学相互统一。至于 《 中国艺术中的悲秋与悲剧》一文, 是缘于我在研究顾炎武的过程中,研读了至少千余首诗,对其量有四百余首的顾诗全部精研细读,虽然我对顾诗的研读是从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入手的,主要是探究它们的情感内容和思想内容以及诗人的诗论与文论的思想内容,对其具体的艺术形式未予深究,但以此对文艺美学倒也培养了一种兴趣,况且在传统上美学属于哲学类,至今在中国学科分类上也是如此,只是我对美学素无专门研究,收入本书的这篇文章其实是属于中国哲学的评论性文章,严格说来还算不得美学评论。不过,我对中国古典艺术的某些具体作品特别偏爱,如该文中所提到的苏园、梁祝、红楼之类,对二泉印月也十分欣赏 后者其实也是悲情之作。因此,内心有关于这些作品的具体审美感受,对这种感受予以哲学的思考,就可以使原有的具体审美经验上升为具有一定理论抽象度的美学观念。 本书作为一部学术论文集所表达的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观点,将其汇集成书而出版的目的,是为了积极参与学术共同体的认知交往,并通过这种社会交往来克服自己在某些学术问题上至今尚不自觉的主观偏见,以达到相对客观全面的认识。为此,我衷心希望学界同仁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的意见。 此文原载《江苏社会科学》(南京) 1996 年第 3 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哲学原理》 1996 年 9 月第 7 期全文转载,并被收入拙著 《哲学与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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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文化赤字?
antiscience 2009-11-22 12:21
评:同意张从兴的分析。中国古代文化,老外一直感兴趣,自愿在传播。当代中国文化,老外在什么意义会感兴趣?当代中国,官文化为主,难道让老外喜欢中国的官场文化!老外为了与中国作生意、谈判,当然需要了解一点,但也许并不是真的想学习。中国社会流行官文化,并不奇怪,怪是的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奴才相十足。不敢说真话,这也罢了,老实并没有错。关键的是,这些人经常不必要地说假话、做假见证,讨好权贵。这也不算最厉害的,最可恶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劝领导人做坏事,以科学的名义论证某种恶行是善举,从而把领导人送进阴沟里,坑害领导人也坑害了国家。因此,第一步是,知识分子自律。不说真话可以,但要尽量少说或不说假话,别给领导人乱支损招。 中国文化赤字很大? http://www.zaobao.com/zg/zg091122_008.shtml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11-22) ● 张从兴 中国周记   中国能否尽快摆脱文化赤字并实现文化盈余,与中国是否有高水平的中译外专业人才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关键是在中国文化本身。不久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中国翻译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理应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   王晨所谓的文化赤字,是指中国人在世界上表现中国核心价值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文化产品及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仍然有限,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他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对外交往的不断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对外传播能力,越来越显得重要而紧迫。   在他看来,中国缺乏翻译人才是造成文化赤字的关键因素,因为翻译是对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不论是对于中国尊重文明多样性、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还是对于介绍中国发展、中国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翻译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可是,中国翻译界目前却面临着突出的人才问题,特别是对外传播事业中亟需的高水平的中译外专业人才,相当匮乏。翻译人才队伍的严重断层造成翻译质量上的问题,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形象。 软实力未必和国力成正比   王晨所言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翻译确实是沟通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桥梁,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这点: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翻译工程或翻译事业,并不是由文化输出方进行,而是由文化输入方承担的。   以世界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规模最宏大的翻译事业汉传佛教译经事业为例,作为文化输出方的印度几乎很少主动把佛经翻译成汉文,再输出到中国,反而是作为文化输入方的中国,既有朝廷迎请梵僧、胡僧入华译经弘法(如:东汉之竺法兰、迦摄摩腾,南北朝之鸠摩罗什、真谛),也有华僧远赴天竺求法,把梵文佛经带回国翻译(如东晋之法显、唐之玄奘、宋之义净)。到了20世纪,把藏传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给汉传佛教补充养分的藏汉译经事业,也不始于雪域的喇嘛或仁波切,而是汉地僧侣和居士如:能海、观空、法尊、隆莲、任杰等。   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是否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成正比,也有可议之处。从历史上看,长期四分五裂的古代印度,其国际地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然无法与以大一统为常态的古代中国相提并论,可是却能成为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文化输出方。   至于能海上师和法尊法师等汉地僧侣,在民国年间去学经求法的藏地,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当时的西藏还是农奴制社会。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雪域高原上诞生并发展的藏传佛教,仍然能够成为向汉传佛教补充养分的文化输出方。 而谁也不能否认,作为世界三大宗教文化之一的佛教文化,并非文化软实力。 美国的例子   换个例子,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学术也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应该没人会否认。可是,美国并没有把足以体现美利坚文化软实力的俗文化产品(如:好莱坞大片)或雅文化产品(如:马克吐温、海明威等小说家的小说,塞缪尔亨廷顿、约瑟夫奈等大学者的学术著作)主动翻译成外文。   别的外文不说,把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小说、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估计不是中国大陆人,就是台湾人,再不然就是香港人。   由此可见,中国能否尽快摆脱文化赤字并实现文化盈余,与中国是否有高水平的中译外专业人才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关键是在中国文化本身。   如果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能够为当今世界的文化困境或文化危机提供独具特色且深具创意的解决方案,即使不翻译成外文,外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地主动学习汉语,直接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最后提一句,相信王晨所谓的中国文化指的是当代的中国文化,若是指传统的经典文化,那大可放心,无论是五经之首的《易经》、四书之首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或是孙武子的《孙子兵法》,等等等等,在世界各地早就有了很不错的外文译本,而且不止一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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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于丹——中国的比尔·盖茨
vcitym 2009-10-27 18:32
摘自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9654 您读过《周易》吗?其中的系辞,洋洋洒洒,一下子把一本占卜的书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西方一百多年前有个社会学家叫M韦伯,他将人类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很可能他事先读了《周易》,受了点启发。   按道理,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总应该在形而上和形而下这两个方向上发展其民族理性,既要发展价值理性,又要发展工具理性。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与近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的当代西方文明,在形而上和形而下这两个方向的发育上是均衡的。但在中华文明这里,情况有些不同。   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在近代之前,中国有着西方远远不及的科技成就。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科技既然如此发达,为何近代科学不在中国首先出现?有一个现成的懒汉答案:中国当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道路。可是事情远比这复杂。西方近代科学起步的时候,他们那里也是封建社会,也不是商品经济。事实是,中国在人类历史跨入近代的前夕,就在形而下的方向上衰落了。   让我们看看在十七世纪明清交替的年代中国和欧洲知识领袖们都在干什么。这个世纪很能说明问题。   1578年,李时珍《本草纲目》脱稿;   1611年,伽利略制作成世界上的第一架望远镜;   开普勒的火星运行和行星运行的著作出版;   1628年,哈维发表了血液运行的研究成果;   徐光启《农政全书》脱稿;   1630年,伽利略发表了天文学和新科学方法的著作;   1637年,宋应星《天工开物》刊行;   1641年,徐霞客此年逝世;其游记应在此之前脱稿;   1644年,托里彻里完成了空气压力试验;   1655年,阎若琚开始考证《尚书》;   1661年,波意耳宣布了他的化学研究成果,提出波意耳定律;   1666年,牛顿创立了微积分,完成了白光分析;   1667年,顾炎武完成《音学五书》;   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原理》。   《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看得出中国的知识领袖在做形而下的总结,好像从此以后就洗手不干了似的。而刚从中世纪的神学形而上解放出来的西方知识领袖们却不是在做总结,而是在各个领域里直挂云帆,开拓起步。他们在形而下的方面突然来了精神,要接中国人的班了。   其中1655年阎若琚开始考证《尚书》一事,本来是形而上的探索。十七世纪中国的这一事件,颇受胡适的重视,他把阎若琚的工作同十二世纪朱熹对古文经的怀疑联系起来看。这样,在胡适看来,从朱熹到阎若琚,表明在世界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全球性的疑的思潮中,中国是往形而上疑,考证起儒家经典来了;而西方是往形而下疑,先是哥白尼推翻了地心说,进而是整个科学技术的乘风破浪。   胡适把西方的形而下的开拓和中国的形而上的经典考据看得同等重要,并对中国人在形而上的考据中所形成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传统颇感得意洋洋。他在1934年总结说:   (东西方)这些不同国度的新学术时代的大领袖们在科学精神和方法上有这样非常显著的相像,使他们的工作范围基本不同这一点变得更加引人注意。伽利略、开普勒、波意尔、哈维、牛顿所研究的都是自然的对象,是星球、球体、斜面、望远镜、显微镜、棱镜、化学药品、天文表。而与他们同时的中国所运用的是书本、文字、文献证据。中国人产生了三百年的科学的书本学问;欧洲人产生了一种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   尽管胡适把中国人所创造的三百年的科学的书本学问看得同西方的一种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一样重要,但他自己走的是形而上的路。现在的中国人跟胡适比,有所不同了吗?不管你怎么宣传袁隆平,他的形而下的形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里总是模模糊糊的。安徽大学有位教授,农民叫他魔芋大王,乃全国劳动模范、扶贫状元。他在电视上多次出现过,中央领导多次接见过,他的事迹也在不同的媒体上宣传过。我们都知道他的事迹,但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而走形而上之路的于丹易中天等等等等,转眼间便红遍全国如日中天。哪怕是一个学数理化出身的知识分子,达到一定的地位后,总要玩玩唐诗宋词,才显得深沉;他那支毛笔再臭,也有人拍他的马屁,于是到处题字污染环境,这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吗?有一个叫杨叔子的工科大学教授,博导,素质教育的始作俑者,官至某大学校长。做他的研究生,得先背诵孔夫子的经书,否则不给与专业的指导。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中国人一如既往,仍然走在形而上的大路上,虽然中国人的形而上并非泛指意义的拷问与价值的追求,而专指制度的维护和对弱势者的教诲。不管你怎么大喊大叫地强调形而下的技术创新,中国人的形而上的价值取向是明摆着的。   从阎若琚到胡适,恰是三百年。在这三百年里,西方是形而下的凯旋,中国则在形而上的道路上越走越铁。到了20-21世纪之交,西方造就了一个又微又软的形而下的比尔盖茨,中国造就了一个又淡又定的形而上的于丹。两颗明星的璀璨度差不大离。   于丹是有自己理论的思想家,其次才是文学教授。她的理论核心就是淡定。主流媒体看好于丹之处,我猜想也是这淡定二字。社会要和谐,有人不淡定怎么行?当代大儒们拿孔夫子的原著来诘难于丹,说你于丹的心得根本就不靠《论语》的谱。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年孟轲提出了义的理念,就没有人批评他从仁处走迷了?当年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来制约君权,就没有人批评他从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处走迷了?在南宋,传统的儒家们也曾对朱熹有过同样的不理解。儒家思想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关键是儒家思想在今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孔夫子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淡定,汉朝的中国还用得着接纳佛教?于丹只不过是打着孔夫子的旗号来阐述她自己的思想。历代的儒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于丹淡定主义的作用,可以从网上反映出来,一些青年本来心里忒不平衡,也就是不大淡定的意思,总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心理疙瘩。但读了《心得》,便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美好,他淡定了!至于淡定主义的世界意义,这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就不用我废话了,肯定不会小于比尔盖茨的形而下成就对全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小布什一旦把《心得》印成传单,从空中往山里一撒,拉登们立马淡定。比尔盖茨赚的钱虽然多,但解决这世界的大问题,我是说对付拉登们,还是要靠于丹来淡定他们。 作者简介:傅善增,男,1944年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在天津南开大学任大学英语教师,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和英语教学法。现已退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从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共享一下。 整体思维引领重大自主创新的若干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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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中国文化:出了问题该先解决问题还是先找出原因?
famingkuang 2009-10-6 13:38
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家庭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发现咱中国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一旦出了某个问题,大伙第一件做的事往往是找责任人这是谁负责的?这是谁犯的错?而对问题的处理往往就被放在第二位了。 而问题的原因岂是一时三刻就找得到的?于是你指责我,我指责他,他指责你。所以中国人在出了问题之后往往是骂架,骂解决不了就打架。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放在后边没人管了。 比如,有一次在发发家,B在煮饭的时候忘记插电了,结果到吃饭的时候,饭根本就没熟,这时候A怪B插电这样重要的事都能忘记?B怪C为什么在隔壁看电视都不过来看一下,C怪A一天到晚游手好闲都不煮饭。结果是可想而知了,大伙不但没饭吃,还得了一肚子气,最后各自空着肚子上床蒙头睡大觉。 本来大伙的目的是吃饭,没饭吃,想办法弄饭吃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才是大伙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大伙都忘了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转而进入了相互攻击的战斗中了。这既伤了和气又不解决实际问题。可是咱中国人就那么热衷做这种傻事。 不管是家庭小事还是国家大事,好象都喜欢采用这种方式去解决,我们中国人怎么啦?是哪里出了问题?该不该好好的检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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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下的移动支付使用者使用意愿与行为分析——基于整合型信息接受模型
caoyuanyuan 2009-9-7 17:17
社会科学家,2008年08期 【摘要】文章基于整合型信息接受模型,探讨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移动支付使用者接受和使用行为,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移动支付使用者接受模型,该模型依照Hofstede文化纬度理论,新增了文化层面的五个因素:权力距离、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不确定性回避、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是对整合型信息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的扩展。 【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现代服务业接口技术及其符合性测试平台的研发, 课题编号:2006BAH02A36 1、 引言 根据移动支付论坛( mobile payment forum, http://www.mobilepaymentforum.org )的定义,移动支付是指交易双方为了某种货物或者业务,通过移动设备进行商业交易。移动支付所使用的移动终端可以是手机、 PDA、移动PC等。 随着手机的普及,移动支付业务被当作是一种能够提升运营商收入、体现融合趋势的重点业务来发展。然而,各国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一些国家发展迅速,而同时另外许多国家却阻力重重发展缓慢。根据国信办软科学课题《国际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移动商务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的奥地利、挪威在移动支付应用方面领先于全球其他地区;相对而言,世界上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最发达的国度之一美国的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却还处在一个非常初期的阶段。究其原因,文化应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以往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 ,相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群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同时, 顾客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影响消费者的期望或者感知的因素之一 ,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意向和行为 。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手段,移动支付的接受和使用也自然会受到使用者人群的文化特质所影响。 因此,本研究基于整合型信息接受模型(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 ),并根据 Hofstede 文化纬度理论,建立中国文化背景下移动支付使用者接受模型,以求探索中国文化对移动支付使用者的意向和行为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国外的移动支付使用者采纳或接受研究通常基于技术接受模型( TAM ) 和创新扩散模型 , 探讨模型是否适用于移动支付服务的使用意愿和与实际使用 ,一些研究考虑了移动支付环境的特点,增加了一些影响因素,如成本 、网络外部性 、信任和安全 。 国内陈华平等人基于整合型信息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新增风险认知和成本两个影响移动支付接受意愿的因素,提出移动支付使用者研究模型 。 事实上,影响顾客的期望或者感知的因素有很多,而顾客的文化价值取向就是一个。荷兰的文化学家 Hofstede 将文化价值取向划分为 5 个维度,即权力距离、个人 /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 / 女性特征和长期导向。他认为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上述 5 个维度的大小来加以界定,不同国家或者民族之间的成员存在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 同一国家或者民族内部的成员之间也存在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Alexander 和 Sheila 使用 Hofstede 的理论中对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特质进行了对比,中国文化具有高不确定性避免、集体主义、高权利距、母系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不喜变化、倾向于群体合作、服从上级命令、注重人际关系维系的行为特点 。而国内的研究者则在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母系 / 父系文化这两个纬度的特征有着不同的看法,提出了中国在接纳创新时具有低不确定性风险;和传统文化提倡的母系文化特征相比较,现实文化中父系文化特征日益显露 。 在文化因素对用户的影响方面, Sean Dwyer 等人研究了文化因素对新产品扩散的影响 , Liu 进一步研究了文化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意向 。国内的研究者从 Hofstede 的文化视角探讨了中国文化在创新中的作用 ,并指出文化是研究我国电子政务门户的用户接受水平的重要变量 。 3、 整合型信息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 1989 年 Davis 在理性行为理论( TRA )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接受模式( TAM ) 后,对使用者行为的研究发展迅速,相关的理论研究如模型扩展和各领域的实证研究十分广泛。 Venkatesh 等人对历年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整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在不同的范畴中各自具备解释力,并尝试发现这些实证模型的特色,把模型作整合,提出了整合性信息接受模型( UTAUT ) 。 UTAUT 包含 4 个对使用意愿与行为有影响的关键因素,即期望效用、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以及 4 个控制变量:性别、年龄、经验与自愿。其中期望效用、努力期望和社会影响对使用意愿有重要影响,便利条件对信息技术使用行为有很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这个新架构对使用行为的解释力高达 70% ,比过去所知的任何一个模型均有效。 UTAUT 模型如图所示。 图 1 UTAUT 模型 3.1. 期望效用( performance expectancy ) 使用行为会受到个人的期望效用影响, Venkatesh 对期望效用的定义为,个人相信信息科技的使用能够可以帮助他在工作上获得表现,其影响因素包括知觉有用性、工作合适、相对利益以及结果期望。 3.2. 努力期望( effort expectancy ) 使用行为会受到操作的难易影响, Venkatesh 将影响努力期望的因素归纳为:有用性、复杂性以及容易使用。 3.3. 社会影响( social influence ) 个人对信息接受和使用,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Venkatesh. 对社会影响的定义是,个人察觉到他人认为他应该或不应该使用新信息系统,并将社会影响层面的因素分为主观规范、社会因素、公众形象。 3.4. 便利条件(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 Venkatesh 对便利条件的定义为:个人相信现有组织与技术架构都会支持信息系统的使用。现有组织与技术架构都会影响使用者使用该系统。这一层面的因素包括:认知行为控制、促成条件、一致性。 3.5 控制变量( moderators ) UTAUT 模型中还有四个影响显著的控制变量: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使用经验( experience ),以及自愿性( voluntariness of use )。在以往关于控制变量的研究的基础之上, UTAUT 进一步分析了两个以上变量对使用意愿和行为的复合作用,发现会使影响更为显著。如:在绩效期望对使用意向的影响方面,男性比女性明显,如考虑加入年龄因素,则年轻的男性更为明显;在努力期望方面,女性比男性明显,特别是缺乏使用经验的年轻女性;社会影响方面,女性也比男性明显,尤其是在非自愿情况下且缺乏使用经验的年长女性,而年长者的影响强度会随着使用经验的积累而递减。 4、 Hofstede 文化维度理论 Geert Hofstede 的文化维度理论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被最广泛接受的跨文化理论分析工具。 Hofstede通过对IBM分布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分支机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各国文化与工作相关的文化差异表现在四个方面的维度上:权利距离 ( 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回避 ( 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和男性化和女性化 ( Masculinity/Feminity ) ,后来又在Bond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第五个维度,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 ( Long- term/Short- term Orientation) 。 其中权力距离所谓权力距离 ( Power Distance) 是指 一个社会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 , 其大小是通过权力距离指数 ( PDI: Power Distance Index) 表现出来的。 所谓个体主义社会 (Individualism Society) , 按照霍夫施泰德的观点 , 是指一种组织松垮的社会结构 , 在这种社会中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淡薄 , 人门只顾及他们自己和其直系亲属 ; 而集体主义社会 ( Collectivism Society) 则相反 , 它是一种严密的社会结构 , 其中有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分 , 人们一出生就结合在强大而紧密的内部群体之中 , 这种内部群体为他们提供终生的保护 , 而他们反过来也毫无疑问地忠诚于内部群体。 男性化 / 女性化霍夫施泰德把这种以社会性别角色的分工为基础的 男性化倾向称之为男性或男子气概所代表的维度 ( 即所谓男性度 : Masculinity Di-mension), 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别清楚 , 男人应表现得自信、坚强 , 注重物质成就 , 女人应表现得谦逊、温柔、关注生活质量 ; 而与此相对立的 女性化倾向则被其称之为女性或女性气质所代表的文化维度 ( 即所谓女性度 :Feminine Dimension), 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互相重叠 , 男人与女人都表现得谦逊、恭顺、关注生活质量。 所谓不确定性回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 是指一个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威胁程度 , 并试图以提供较大的职业安全、建立更正式的规则、不容忍偏离的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一个鼓励其成员战胜和开辟未来的社会文化可被视为强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 ; 反之 , 那些教育其成员接受风险 , 学会忍耐 , 接受不同行为的社会文化可被视为弱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 长期 / 短期导向 ( Long- term/Short- term Orientation) 表明一个民族持有的对待长期利益或近期利益的价值观 , 主要反映人们对将来与现在利益进行权衡时考虑长远利益的相对程度。长远取向表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注重将来的倾向 , 并不注重短期利益;而短期取向的人总是期望能快速得到结果 , 注重短期利益 。 5、 考虑文化因素的移动支付使用者接受与使用模型 综合前述研究,考虑文化影响因素,本研究在 UTAUT 模型的基础上增加风险认知影响因素作为影响接受意愿的重要要素,并使用风险认知、期望效用、努力效用、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作为基础要素衡量文化影响因素,如图 2 所示。 图 2 考虑文化因素的移动支付使用者接受与使用模型 5.1 、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 Sean Dwyer 等人认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对群体意见的尊重和信任程度也较高,当某一新产品被群体认可时,就很容易被其他成员所接受。而个人主义文化强调尊重个人意见,崇尚张扬个性,因此,个人的消费选择不易受群体影响。同时,集体主义文化中的集体归属感和攀比心理,也容易促使个人接受群体的选择 。 中国历来被认为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 ,人们普遍存在从众心理,容易受到群体意见的影响。对于移动支付这一新的支付方式,只要被一部分群体接受,就会让其他成员更加容易接受。而当手机支付成为普遍的支付方式之一时,剩余的个体为了让自我感觉没有游离到群体之外,将会更普遍的接受这一支付方式。同时,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还可能导致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用户的移动支付运营商和移动支付方式,更倾向于在已经普遍开展移动支付应用业务的交易中采用这一支付方式。 因此,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因素对社会影响有正向的影响,有利于移动支付被消费者快速接受,有如下命题: 命题 1 :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因素对社会影响有正向的影响。 5.2 、权利距离 在高权利距离的社会中,人们 对大型企业的信任程度也较高,更倾向于通过改变自身的行为来适应企业规则和环境要求 。同时,相对于低权利距离的社会来说,权威阶层在高权利距离的社会中受到尊重和崇敬,他们的意见或行为能够影响社会其他成员的决定。所以当权威阶层率先购买某一新产品时,就能够影响社会其他成员的消费决策,甚至其他社会成员也乐于模仿权威阶层的购买决策。 中国是一个高权利距离的国家 ,出于对银行、通讯等大型企业的信任,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改变自身行为来适应环境,因而在接受和使用过程中,大多数人都遵循着并不方便的种种使用规则,如繁琐的开通手续、步骤繁多的短信支付方式等。同时,在社会中,有良好职业、高收入、高学历的社会阶层受到普遍尊重,当这一阶层逐渐开始使用移动支付,会迅速成为其他阶层个体效仿的对象;由于大多数个体对权威阶层和精英阶层的信任,也会让他们更加相信移动支付是一种有用、有效的新支付方式。 因此,中国文化中的高权利距离对社会影响和努力期望有正向的影响,有利于移动支付被消费者快速接受,有如下命题: 命题 2 :中国文化的高权利距离对社会影响有正向的影响。 命题 3 :中国文化的高权利距离对期望效用有正向的影响。 命题 4 :中国文化的高权利距离对努力期望有正向的影响。 5.3 、不确定规避 不确定规避能够影响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在高不确定规避的社会里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事物会持谨慎态度;而在低不确定规避的社会里,在新生事物的性能、功效等还不被了解时,人们出于好奇态度,往往乐于尝试 。 虽然中国人传统上不崇尚冒险,讲究循规蹈矩,遵守规则,但对于传统道德领域之外的事物一般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低不确定规避,比如基因产品,当欧洲人还在争论其潜在危害性时,基因产品已不知不觉地充斥了中国市场 ,对于电子商务这一新生事物,也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 。同样在对待移动支付这一新生的支付方式时,人们在对其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甚至是相关法规制度还没有很完善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接受和尝试使用。 因此,有如下命题: 命题 5 :中国文化的低不确定规避对风险认知有负向的影响。 5.4 、男性主义 / 女性主义 男性主义重视通过物质财富的占有来表明个人的成功,因而在男性主义社会里人们易于接受新颖的消费,借此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 。而女性主义社会人们更关注生活质量。 中国当前的价值取向已日渐功利化,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准,现实社会中男性主义特征十分凸显。而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较高阶层又呈现出女性主义的文化特征,有良好职业、高收入、高学历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关心细节,注重生活品质。移动支付这一新兴的支付方式,在注重财富和成就的文化氛围中,可以加强消费者对其效用的感受。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对高端消费者来说,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会比较强地影响其对移动支付有用性感受。 因此,有如下命题: 命题 6 :中国现实文化的男性主义对期望效用有正向的影响。 5.5 、长期取向 / 短期取向 长期取向注重节俭,人们能够接受逐步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短期取向急于跟进消费潮流 由于制度环境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在文化现实上表现为较为明显的短期取向 ,新的技术和新的项目相对容易获得各方面的认可,以及政府和各界资金的支持,而较少考虑到旧的设施如何处理的问题,所以说在很多国家存在的旧技术的壁垒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明显。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信用卡成了移动支付发展的一大障碍,而在中国这个障碍不存在的一个表面原因是信用卡在中国并未得到普及,但深层次的文化影响因素中,短期取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于移动支付的发展,短期取向会促使移动支付设施和网络的建设,对移动支付接受有着正向的影响。但从社会资源的角度上,也许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应该慎重考虑一下是否对一些过渡性项目继续投资和建设,比如城市一卡通等。 因此,有如下命题: 命题 7 :中国现实文化的短期取向对便利条件有正向的影响。 6 、结论 图 3 中国文化下的移动支付使用者接受与使用模型 以往对于移动支付接受的研究较为缺乏文化因素影响的研究,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分析了不同的文化维度是如何影响信息接受与使用模型的基础要素,进而影响使用者接受意愿与行为。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化特征对移动支付的接受与使用具有显著支持性。本文提出的命题丰富了移动支付使用者接受与使用模型,为移动支付企业在目标用户选择和开拓市场策略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对移动支付产业发展规划有一定的帮助。 本研究中对中国的文化特质判断主要来自于前人的研究,而事实上不同国家或者民族之间的成员,甚至同一国家或者民族内部的成员之间都可能存在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因此研究还不全面,未来可以细分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Naumov,Alexander I. ,Puffer,Sheila M..Measuring Russian Culture using Hofstede s Dimensions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0,(8):709-718.) 。 Hofste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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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科学?(转载)
hotjava 2009-8-9 19:45
编者按:这是一篇值得好好学习的演讲。对于我们了解科学的一些常识很有帮助。但是,文中有些内容是值得商榷的。世界的主流文化是民主、科学、法治、人性化,这本身就包含了尊重自然,尊重不同的文化及不同的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意思。不可把民主、科学、法治等世界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看成是消灭其他文化的杀手。并且非常不同意吴先生所说的,中国过去一百年是学习西方的一百年,至少中国的 反右 、 大跃进 、 文革 这些事情不是在学习西方,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专制思想在沉渣泛起。中国即使有过学习西方,也是选择错了对象,把西方人丢弃的共产主义拿来中国了。而不是民主与科学与宗教信仰这些东西。另外,中国的科学仅走博物学的路子是行不通的。这可能会容易一些,因为中国缺乏逻辑理性与实验的传统,但有实用理性,这与博物学有近似的地方。但是,这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无益。这是必须理性认识清楚的。 2003 年 9 月 13 日 在国家图书馆 文津讲坛 的讲演。发表于吴国盛著,《反思科学》,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版,第 1-30 页。 究竟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 很荣幸来到这样一个古老而幽深的文化环境里,跟大家一起探讨当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种现象,也就是科学。今天我想讲的是,究竟什么是科学? 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题目呢?原因是今天科学很重要,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却未必很深入、很恰当。我们常听到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话当然是对的,没有错,但如果把科学只是理解成生产力就不对了。科学不仅仅有用处,能够为我们带来物质财富,带来高效率的生活,而且首先是一种精神。虽说我们这几年也有不少人在谈科学精神,但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我认为这个问题学术界也好,大众传媒也好,都没有讲清楚。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吵景是,告别贫困奔小康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大家特别喜欢讨论我们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问题依赖于我们如何看待科学。第三个背景是如何看待当代科学的负面影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和依赖导致的风险这样一些负责影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比较显著,大家看得比较明显,有些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比如化学污染,有些是工业革命之后加剧的比如生态破坏、物种的灭绝、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这里不多说了。大面积的风险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新现象。今天的人类越来越束缚在一个由科技所主宰的庞大体系之中,因其庞大,因其复杂,而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大面积的风险。比如前不久美国东部地区的停电,再比如前不久的冲击波病毒等等,我们对技术越依赖,这些风险就越不可避免。这样一些后果,让我们思考科学最初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目前的这个科学是否达成了我们原初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科学? 把这个背景交代一下,是为了引出我们今天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科学? 简单地讲,所谓的科学,从最广泛意义上讲,是指导人与外部事物之间打交道的理论知识,通常首先是指导人与自然界之间打交道的理论知识。这种知识的最原始的形态是博物学。从我们人类的远古开始,从我们的农耕文化开始,人类就开始辨认周围的动物、植物,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有药用,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动物可以用来驯化,哪些动物是驯化不了的、肯定对我们有害的,这就是基本的博物学知识。 博物学知识有两个功能,第一种是功利性的,刚才讲的那些都是功利知识,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第二种是精神性的,它帮助我们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渠道,建立一种交流的方式,使我们人和自然有一种亲近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博物学知识首先不是功利的,而是要领悟自然,沟通自然,这是人类对待外部世界最原始的动机。这样的知识无论哪种文明都有,西方文明、中国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都有。但由于博物学知识在今天这个大讲功利的时代并不能提供最功利化的知识,因而成了末流,人们有意无意觉得它不怎么科学,至少也是过时了的科学。总的来说,博物学被极大的边缘化了,较少进入现代人的视野,有意无意被遗忘了,人们一提起科学,通常不大会想到它。 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是另外一种科学,就是所谓的近代科学,更准确说是近代西方科学。近代西方科学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一种科学类型,它重视数学的运用,重视实验,也称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由于近代西方科学在今天影响最大,人们往往把 科学 等同于它,往往用它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我们经常说一门真正的科学应该有两个要素,一个就是数学,必须是可以数学化的,量化的,可以进行计算的,可以预测,因而可以控制,第二个是实验,它必须能够诉诸实验。这种说法描述的就是近代西方科学的特征。近代科学现在是主流科学,我们理解人也好,理解万事万物,有机的无机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我们都会认为一种科学的方式就是通过实验来进行的研究,如果没有经过实验的处理,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牢靠的,总而言之,是不 科学 的。现在所谓的实验科学,并不简单是你去观察去求证的问题,牵扯到实验设计、实验预测以及实验数据的可重复性等等,在现代的实验科学背后,它隐含着一套数理结构,所以全面地来讲,近代西方的科学应该叫数理实验科学,如果考虑到博物学在近代西方也有传承,那么上述科学或可称为数理实验传统,以区别于博物学传统,但是数理实验传统是近代科学的主流,也是当今我们能够接受为真正科学的一个标准。 以这个 科学 标准来看,应该说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严格说来西方的古代也没有科学,只有近代才诞生出这么一个数学加实验的数理实验科学。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西方近代科学确实有它自己的来源和先驱者,这里面特别需要提到的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 理性科学 ,近代科学中的 数理 成分,就是直接得自希腊人的这个 理性科学 传统。 什么是理性科学呢?理性科学就是那种单纯通过头脑中的思维和思辨,构造出一套逻辑严密的推理体系,它认为理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讲理推理是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恰当方式。这样一套理性科学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陌生、没有见过的,照我的理解,它是独独属于希腊人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希腊理性科学。 我们迄今为止提出了三类科学:博物学、数理实验科学和理性科学,那么这三类科学是个什么关系?刚才我们提到了,近代的数理实验科学实际上来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的理性科学是近代科学之父之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现代的数理实验科学,在很大意义上忘却了希腊意义上的理性科学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又恰恰是使得现代科学有效的根据,是使得现代科学永保生命活力的一个根据。中机古人说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近代科学的这个源头活水就在希腊理性科学那里,而且我自己相信,现代科学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忘记了这样一个源头活水。对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后进的国家来说,这里面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学到了近代科学的木,这个本却没有学到,我们学到了它功利的方面,它的高效率、好方法的方面,却忘记了这个精神的方面。所以我们今天提出三类科学的概念,目的就是要指出今天最盛行的数理实验科学的限度,指出它的根执,指出如果我们今天忽视这个科学理性,忽视这个科学精神,会使我们的科学发展走偏;还要指出最原始的博物学在今天需要重新得到重视,因为通过博物学这个环节,可以缓和人与自然的冲突,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大家知道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有 科学 的观念在起作用。下面我想依次对理性科学、数理实验科学和博物学分别做一个讨论,以回答究竟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 希腊理性科学 我想先从希腊理性科学说起。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认同,从希腊理性科学到近代欧洲的数理实验科学的发展,构成了科学的正宗来源。即使没有把我们中国看成是科学的发源地,我们似乎也可以暂时承认这一点,因为对现代中国人而言,科学这个词确实是一个外来词,我们的古汉语嘛面没有科学这个词,它是英文science的一个翻译,而且还不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是日本人翻译的。大概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传到中国。早期我们中国曾经把science翻译成格知,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老词,格物致知的意思。日本人觉得西方人的这个学问,science,跟我们中国儒家的学问不大一样,儒学是综合性的学问,文史哲不分的,而这个science是一个分科性的学问,数、理、化、天、地、生,所以把它翻译成科学,取分科之学的意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就科学进行追根究底,首先要承认它是一个洋学问,来自于西方。此外,我们今天沉浸于其中的所谓科学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以数理实验科学为主体的科学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谈科学从希腊开始谈起是有根据的。 希腊人的理性科学与希腊的人文理念有关。我在别处多次讲过,不同的人文理念伴随着不同的人文形式,理性科学在希腊时代,作为一种人文形式,是与希腊人对于自由的追求,与他们把自由为作基本的人文理念密切相关的。比较起来,我们中国古代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文理念,因而也伴随着不同的人文形式。我的意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是把仁作为基本的理想人性,而把礼作为达成这种理想人性的基本形式。 一个民族,一个人也好,他总得追求点什么,他的最基本的追求,取决于他认为什么是理想的人,什么是最值得人类追求的东西。说一千道一万,说到最后,人终有一死,我们之所以自认为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就因为我们觉得人是应该追求点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便决定了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一个人毕生从事的事业。过去许多人总是疑惑,说我们中国人也不笨,都很聪明,为什么我们古代就没有出现西方历史上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呢?我想我们不应该从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只能说不同的人文追求,决定了一个民族会把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智力运用到不同的领域。我们中国的人文形式,并没有体现在科学方面,而是体现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礼仪、道德方面。 希腊人不同,他的最高人文理念是自由。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自由的话,那么他就只能是奴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高贵的人。那么怎么样才能使他懂得 自由 呢?希腊人认为只有学习一门叫做 科学 的知识,才能进入自由的境界。而科学,在他们看来也就是所谓自由的学问。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希腊科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纯粹的非功利的。希腊科学的第一个形态是数学,数学也是希腊时期最发达的一门学问。数学按我们今天的看法,应该属于理科学问,可是在希腊时期,它却既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因为当时文理不分的,如果你非要给它指定一个归属的话,那我说它应该算德育课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希腊人看来,唯有通过数学的方式,我们才可以领悟到那个最高的人文理念 自由 。大家可以看一看,数学的对象是很奇特的,几何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圆,我们现实中的圆没有一个是真正圆的,我们看到的圆或多或少总有点不圆,只有几何学中的圆是真正的圆,是一个最完美的圆。因此,希腊人认为,我们唯有通过学数学才能知道有一个理念世界存在,它超越于我们的此岸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所有成员都是最完善最真实的。希腊人由于发现了这样一个超越的理念世界,而创造了一门理性科学。 理念世界与理性科学的一个特征是纯粹性、内在性。如果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精神世界永远纠缠在各种各样的现实纠纷之中的话,那么我们的思想不可能是纯粹的,我们就要考虑各种各样的现实因素,我们也就不可能给出一个纯粹理性的方案来解决我们世界的问题。比如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更多的是随机应变,见机行事,原则性不强,总是可以通融,这确实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文明道路。希腊人认为,那个最真实的世界是纯粹的,是绝对的,因而是内在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知识,就是哲学。这里所说的哲学,其实也是理性科学的一种形态,是成熟得最早的一种典型的科学形态。严格讲来,中国古代既没有现代数理实验意义上的科学,也没有希腊理性科学意义上的哲学。希腊理性科学的另一个成熟形态就是数学。早期的希腊学问家,既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这是西方科学传统的一个突出的特征,直到近代欧洲都在延续。我们注意到,近代以来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为什么?因为他们考虑来考虑去,最终都要考虑那个纯粹世界的问题,考虑这个世界背后的那个理念问题。从希腊时代开始,哲学和数学以及近代的数理科学,常常是渗透在一起的。 希腊人喜欢辩论,喜欢讨论问题。有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整天没什么事干,吃饱了就上街逛,见到人就跟人讨论、辩论。讨论什么呢?讨论一些概念问题。比如什么是美呀?人们告诉他,美就是花儿、漂亮的姑娘。他说不对,他说你只告诉我花儿美姑娘美,可是什么是美呢?是什么使得姑娘和花儿成为美的东西呢?他追求的是一个普遍性的理念,在追求的过程中,发展了推理的逻辑和技巧。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说,一个没有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反映了希腊人的人文追求。在他们看来,一种生活的理想是通过批判方式而获得的,它不是通过祖宗传下来的,不是通过某种宗教信条灌输下来的,而是通过理性的考察,理性的论证才获得的。内在性、纯粹性和批判性是希腊理性科学的基本特征。 这样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自由的追求,这样一种精神,并不是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有的。现代思想家普遍意识到,近代欧洲的科学之所以能够出现,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吸收和综合了希腊的科学精神有关系。 我们说近代的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就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这个两希文明构成了整个近代西方文明的支柱。近代西方单靠它的科学这一条腿是不够的,它既有它的科学,又有它的宗教和信仰,构成了一条精神支柱。这两大文明在中世纪后期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大家知道,基督教作为宗教和科学本来是两码事,宗教讲天启,讲信仰,而希腊科学讲理性,讲怀疑,讲批判,讲理性的分析,这两者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可是,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家确实对希腊科学和基督教教义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综合,所以诞生了近代的西方文明。 大家知道《圣经》里很多故事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应该说是荒诞不经的,许多故事显然不合情理。但经院哲学家说,我们要把一些表面上的字句和它的精神实质要分开,它可能只是为了让普通民众能够听得懂而做的一些比喻,或者是象征的说法。这明显是为了发展和创新所做的一些权宜策略,但是同样的策略在伊斯兰教那里却没有成功。从科学史上看,整个中世纪的早期,文明的火炬先是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是阿拉伯人最先发现了希腊文明,但是在阿拉伯世界并没有发展出相应的经院哲学,也就是说希腊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并没有渗透到阿拉伯文明中。当时也确实有阿拉伯思想家想把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整合到《古兰经》里去的,但是没有获得成功。当时阿拉伯世界政教合一的首领哈里发说,谁胆敢只需要通过怀疑和批判的头脑就可以掌握真理,那么我们的真主已经为他准备了烈火。这样一说,就堵住了经院哲学这条路。而相反呢,在基督教那边,有一位叫托马斯?阿奎纳的经院哲学思想家,成功地整合了希腊的理性科学与基督教神学,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领域。所以 20 世纪有一位哲学家叫怀特海的人说过,实际上牛顿、伽利略的思想,都是通过阿奎纳这个环节从希腊那里传过来的。 好,我们已经谈过了希腊理性科学,这个理性科学我把称为沉思型的科学。一说沉思,大家肯定想到罗丹的雕像思想者,实际上,许多流传下来的希腊雕像都是沉思的形象,流传下来纺一尊亚里斯多德的雕像也是沉思的形象。为什么把理性科学称为沉思型的科学呢?因为希腊人相信真正的世界,真正的意义世界,真正的价值世界,是理性的世界,而通达这个理性世界的方式是沉思。 近代数理实验科学 我们从考察两个重要的人物进入对近代科学的讨论,一个是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一个是法国的笛卡尔。培根有一句名言叫做 知识就是力量 ,他是近代科学的一个预言者和设计师,他强调近代科学必须用来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所以他谈到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已经指明了近代科学的发展道路。培根科学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科学形象,就是力量型的科学,科学技术必须转化为生产力,必须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力量。 另外一种科学的形象可以由笛卡尔来标志,他也有一句名言,叫做 我思固我在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比较深奥,但却指出了近代人的精神世界所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型。首先,它表明了现代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时代。 我思 成了这个时代一个基本的价值原点,从此以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价值判定都要按照 我 来进行判定,它是否存在,它以什么方式存在,它存在的价值如何,必须以 我 为葫据,这个 我 当然不是笛卡尔本人了。这是一个大写的我,是主体,因此,笛卡尔宣告了一个主体时代的方来。再者, 我思 的这个 思 表达了对希腊理性科学的一种继承,笛卡尔像希腊人一样认为,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思的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是一个内在的世界。只不过,这个世界过去不由人所掌控,而是一个超越的神的领域,现在,开始回归到 我 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今天的价值原点,今天的精神支柱,开始奠定在大写的我、大写的人类主体之上。所以笛卡尔这个人很重要,他指出了现代人类精神的基本动机是主体的 思 ,其实也就是尼采后来所说的 will to power ,强力意志,或者求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求力意志构成了近代主体性的主要内容,也构成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主体意志的开发,主体意志的展示,主体意志的实现,展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轨迹。 过去的哲学史经常说笛卡尔是讲演绎讲推理的,培根是讲观察讲归纳的,笛卡尔是理性主义者,培根是经验主义者,这些都对,但比较表面化。其实他们俩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共同的认同科学都必须是力量化的,都必须是有效率的,都必须是能看到物质效果的,所以近代科学一开始,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有所作为。所以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是我们新科学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使命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有科学,但是过去的科学的任务是理解,是comprehension,是一个综合型的、理解型的知识。人生活在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很渺小的物种,它属于大地,属于自然,在中世纪属于上帝。人生的使命在于意识到这种归属。但是近代以后,这种思想全都变了,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自然是属于我们的,地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主体意志正在上升,这个上升的主体意志要表现自己,因而新型的科学必须是力量化的。这种力量化的、主体外化的新型科学的范式体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个我们看到,现代科学允诺的是一个无限的世界图景。过去欧洲人的世界是有限的,我们中国人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或者我们不太关注它。但从哥白尼开始,有限的、层层包裹着地球的天球被打碎,迎来了一个无限的宇宙图景。哥白尼本人当然没有实现这一点,但他把宇宙的中心由地球移到太阳,使得宇宙的无限化成为可能。地心时代,恒星天球每天绕地旋转一周,所以不能是无限的。中心转移之后,恒星天球成为不必要,为宇宙的无限化准备了逻辑上的可能性。除了宇宙图景的无限化外,数学也从一种有限数学转向无限数学。笛卡尔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直接的贡献,他是直角坐标系的发明者,而我们知道,直角坐标系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平直而无限的三维世界。牛顿在推进无限的世界图景方面也有直接的贡献。大家知道牛顿是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也是微积分的发明者,微积分是无限数学。无限数学和无限的世界图景是近代科学带来的第一个重大的变化。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无限的数学,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无穷的世界图景,原因是人类的主体意志要求一个无限的扩张。今天的乐观主义者普遍相信人类社会是一个无穷发展向上的过程,我们虽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会不断地解决问题,不断地克服困难,所以我们的社会将沿着一个螺旋上升的方式不断进步。在这样一个不断上升的图景背后,实际上蕴涵了一个时间概念上的巨大变化。历史上的大多数文明均认为时间基本上是循环的,有些希腊人甚至相信,多少年之后相同的事情会再一次发生,比如今天这个讲座,在若干年后再次重演,还是在座的这些人,还是我来讲。希腊人是这样,印度更不用说了,印度的轮回观念更加强烈。那么我们中国呢?也有不太强烈的循环观念。但是从基督教开始,时间被认为是一条直线,单向的延伸下去。像耶稣受难的这样事情的不能再重复,所以当时基督教世界与希腊文明的这个冲突一直存在,经过一千年来的演变,欧洲人终于确认了这种单向线性的时间发展观,因此近代以来,线性的、发展的、不可逆的时间观念,成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形而上学背景。 第三个方面,自然被看作一部数学的机器,看作一部可以计算、可以量化的机器,这成为近代科学的另外一个形而上学基础。从常识看,世间万物多种多样,没有雷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正是这样丰富的大千世界,使得我们人生充满着多样性的意义。但是近代科学为了达成自己控制和征服的目标,它需要创建一个控制论的模型。这个模型基于一种新的因果概念,即刺激-反应型的因果概念。原因在希腊时期有四种,有目的因、质料因、形式因和动力因,到了近代以后,四因只剩下一个因,就是动力因,因为什么?因为控制论思想在作怪,对自然的控制、征服和改造成了一个主导动机,于是自然知识体系只抓住了也只需要抓住动力因的方面。所以说近代的数理实验科学本质上是控制论的、机械决定论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掌握不同的输入会导致什么的输出,从而完成对自然系统甚至社会系统的控制。这个目标最早的理想模型,在 18 世纪已经提出了,那就是基于牛顿力学的拉普拉斯模型。拉普拉斯是一位法国天文学家,也是数学家,他把牛顿的力学体系做了进一步的数学化和普遍化,并成功运用于天体力学中。他说,对一个具有非凡计算能力的妖来说,只要给它一个初始条件,它就可以知道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这个妖史称拉普拉斯妖,集中体现了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把全部的事务都还原到一个决定论的理论体系中,有了这样的体系,我们就可以完全控制自然。 这样的体系基于近代科学的数学化纲领和还原论纲领,就是把质的东西全部还原为量的东西,过去的一滴露珠,树上一只鸟的叫声,一段黄昏天空的云彩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但是在现代的科学世界图景中,它们都不具有特殊的意义,除非它被纳入我们要征服和控制的体系中来。如果云彩本身是漂亮的,那么我们可以做模拟,可以模拟它,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中再现它等等。所以说,控制的、支配的动机,要求数学化、还原论的纲领,这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的基本特征。 近代科学经过20世纪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然界本身未必是一个机械论的体系,我们的生命系统未必是可以完全还原的,所以20世纪兴起的很多新的学科,比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非线性科学、混沌学和生态科学等等。这些新的学科越来越展示了一个和古典科学不相同的世界图景。人们发现,世界本质上可能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完全可控制的。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新的科学理念,实际上构成了对近代数理科学的一系列形而上学基础的质疑。 在古典的科学图景中,世界是一个无穷的舞台,可以供人类的主体意志充分地展示。因此我们今天从不怀疑星际移民的可能性,尽管这在古代是很可笑的念头。今天的人类把坟球看成一个能源库、垃圾场,把这个星球全部破坏完了我们可以离开,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因为宇宙是无限的,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星球肯定不止一个。但是我们今天知道,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星球也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 在地球上面,我们的近代科学与技术实施了种种对生命系统的控制,对生态系统的控制,但是我们忘了一点,就是生命系统、生态系统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完全控制的系统。生命本身十分奇怪,当你试图按照某种决定论的方式去改造它的时候,结果你会得到与你预想完全不一样的后果。过去有句老话, 人算不如天算 ,这在现代生态科学中表现得最充分。你费尽心机想拯救某些物种,结果发现你没有把它拯救住,因为生命系统后面有复杂的生态联系,而且人类目前对生命系统的了解应该说仅仅是皮毛,它后面所蕴含的无限复杂的关系还不为我们所知。令人很难相信,生命系统可以完全纳入我们的控制论的范围之内,我想,这是我们近代数理实验型科学所遭遇的极限。 在过去的两百年内,近代科学及其技术,是产生了非常伟大的成就,它确实从总体上,把人类这个物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人类的主体意志。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看就发现,近代的以控制论为主导的这个科技体系难以逃避两个界限。 第一个界限就是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规定的熵增现象。热力第二定律是19世纪发现的,它和能量守恒定律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你即使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也不能逃避熵增过程。这个熵增过程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封闭系统的混乱度必然增加、秩序度必然减少,可用的能量越来越少,最终宇宙会进入一种热平衡状态,所谓的热寂。这当然是一个让人悲观的结论,但19世纪时也有人觉得,宇宙如果是无限的话,热力学第二定律对于整个宇宙可能就会失效。不过,大家尽管觉得这个定律很重要,但究竟为什么重要还不大清楚,到了20世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定律确实重要,而且在许多领域里发挥作用。大家发现,一切机械体系都必定向外界排出高熵,我们的物理体系很难避免熵增的后果,并且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越厉害、越是追求和制造新的秩序,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向外界输出的熵就越多,这是宇宙论和物理学上的一个限制。 第二个界限就是自然系统的不确定性。过去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决定论的,我们原则上可以预言自然界的未来反应,原则上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但是现在来看并不一定。刚才我们提到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风险时期,风险社会的意思是说,由于我们的社会被高度的科技化、高度的复杂化,这个复杂化的科技系统本身就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我们上半年刚刚度过了一个非典时期,这个非典就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典型表现。按照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复杂性系统内部的每一个小小的扰动都有可能波及整个系统,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京的一场风暴,这种所谓的 蝴蝶效应 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 面对这些界限,我们应该反省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反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这种现代性主题的限度。由于我们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引进更多倾向于功利的、器物的层面,突出了近代西方科学背后的现代性主题。相比起来,西方社会由于有它强大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使得它的文化本身具有某种平衡机制,而我们中国呢,我们自己固有的人文传统在过去的一百年来被扬弃得差不多了,而与西方的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相制衡的西方人文精神并没有充分地引进,西方自由的人文理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理想,民主、平等的政治文化,还有待引进。传统的人文丢了很多,西方的人文也学得有限,这是我们目前存在的非常深刻的问题。人文的缺失使得近代的数理实验科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技术发展缺乏一个有效的制约,我们更多地强调了它的效益的一面、力量型的一面、控制和征服的一面、可量化的和可视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类的精神文化中那些不可视、不可量化甚至难以言表的一面。 博物科学 作为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及其限度的反省,我愿意提出博物科学的复兴问题供大家讨论。刚才我提到,所有的古老文明、所有的原始文化都有博物科学,都有对居住地周边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的一个基本认识,对周围的地质地貌特征的基本认识,这样的认识符合原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是一种基本的、内在的生存知识、生活知识。 为了克服今天这个单纯的征服型的、力量型的科学的局限,我提出了两条路线。第一条就是要重新唤醒对希腊理性科学的重视,从西方科学的源头处,找到克服近代力量型科学的限度的根据。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弘扬科学精神的真正动因,也就是说,弘扬科学精神就是要重温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我认为,希腊人开创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就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这条线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还不是特别熟悉,也不大容易为中国学界所理解,因为我们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故乡,也不是科学精神的故乡,希腊人那种对自由,对理性,对真理的单纯的追求,对古代中国人来讲是闻所未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许多西方的文化精神,都不大容易引进。比如法治精神就是如此。我们能够接受 法制 但不太接受 法治 ,前者说的是使用法律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后者则说的是按照法律的要求来治理国家,前者法律是工具,后者法律则是最高的准则。科学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接受科学作为工具,却不容易接受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 为科学而科学 这种自由的精神。这条重温希腊自由精神的线索,还需要下大力气才有可能收到效果。 第二条路线就是博物科学的复兴。下面我多说几句。博物学英文是natural history,直译是自然史,但译成博物学更准确。博物学是对大千世界丰富多样的自然现象进行收集、分类、整理的知识,在早期,它实际上差不多涵盖了除数理科学之外的所有自然科学。像法国18世纪的博物学家布丰的44卷本《博物学》,不仅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知识,也包括天文知识、物理学知识,属于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个百科全书式的风格正是博物学特有的风格,我们中文称为博物学也含有博学的意思在里面。 博物学在近代以后慢慢的丧失了它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科学领域里,过去那种单纯的收集和发现生物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分类,研究它们的亲缘关系,这样的一些学问渐渐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对自然界隐藏着的决定论的规律没有足够的洞察,因而在近代征服自然的时代主题面前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生物学的其它分支,就是那些按照数理实验传统的方法对生命世界进行研究的新兴学科,慢慢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一提到生命科学,就想到了实验室,想到了分子生物学。越来越多的大学不再开设博物学的课程,认为这是小儿科,是哄小孩子玩的,是非常初级和低级的学问。 我们知道,博物科学的意义恰恰不能从单纯的有用性,单纯地控制和改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它代表的是与近代西方数理实验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科学传统,它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与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完全不同。恢复博物学传统,目的在于改变现代主流科学吨待自然的态度。 博物学首先一个特点是要聆听自然、倾听自然,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态度,对自然保持一种谦恭的态度,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自然,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实验室中遭到 拷打 和 拷问 的自然。我们知道,实验室的基本方法就是把事物切开来、分解开来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背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知道了局部就知道了全体,窥一斑而知全豹。所以实验室科学的有效性,建立在这个世界的普遍统一性之上,建立在时间和空间的均匀性之上。但是我们知道博物科学不需要这个前提,它并不要求一种普遍的有效性,它所要求的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直接的接近,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博物学改变的是科学对待研究对象的一种心态。博物学的对象不是无情的,而是有情的,博物学家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要付诸情感的。所有的博物学家都对事物本身有一种热爱,有一种同情和了解。近代科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培养了一种人对于自然的自豪感或者叫傲慢感,那是一种因为拥有科学知识而产生的对于自然的傲慢,以及对于其它物种的优越感,缺乏对其它事物的同情,没有一颗同情之心。这里的同情并不是可怜的意思,而是不认同,不认为能够交流。总体上讲,近代主流科学事实上培养了一种对于自然万物的无情之心。近代的数理科学就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处,就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冷冰冰的,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个数学体系,是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一个体系。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一个要求就是把科学家的个人的追求、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情绪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通过这样一个去人化的过程,来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要求对实验科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达到一种有效的控制,如果你加进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因素,当然难以保证它的高效性。与数理实验科学传统相反,博物学要求一种对自然的亲近,对自然的情感。 博物学在近代最伟大的成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的并不是一套数理体系,他提供的是一套新的自然观念。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现代影响来看,我们可以体会到博物学的重大意义,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生命科学本身,也不仅仅是科学本身,它甚至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存在方式。博物学的现代形态是生态科学、环境科学,我们可以预期,它们也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自然观,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 博物学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起到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作用。进化论可能是今天人文学科最关注的科学理论,因为它实际上决定了对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看法。这里我还想提到德国的文学家歌德。大家知道歌德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写过很多文学作品,但是他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名科学家。他曾经研究过很多动物植物和矿物问题,研究过光学问题。歌德在他大量的关于自然知识的文献之中,一直在探讨 原型 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整个古典文化的共同问题。古典文学有所谓人物的 典型 问题,有思想 主题 问题,古典音乐中有所谓的 主导动机 问题。也就是说,德国的古典音乐,古典文学,古典哲学,包括它的博物学,都是在谈论主导动机、典型原型这样一些基本的原理。大家知道博物学基本的工作是分类,它要为大千世界做一个分类。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图书馆也是在类似博物学的工作,为书分类。每一种分类都代表着对对象的一种理解。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谈典型人物,谈人物性格的划分,实际上,每一种划分都包含着我们对人物的不同理解。在博物学中也一样,你对物种每一种分类,都表示我们对它的基本特征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说在博物学这里,使用了很多在我们看来是人文的方法,人物的个性、主导动机、矛盾的冲突这样一些在文学和艺术批判中经常出现的方法,也同样可以运用在博物学里面。所以我们说博物学是沟通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一个桥梁。 博物学的复兴根据何在?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有现实的根据。我认为,现代的许多新学科,特别是以混沌学、非线性科学和生态科学为代表的新型学科,实际上是在复兴某种博物学传统。博物学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并且以捍卫这个多样性为自己的使命,决不会以追究现象背后的数学结构来消灭多样性。大家知道,我们的地球现在面临很多问题,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由于极大的张扬了自己的意志,极大的扩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却使得其它的物种丧失了它的生存空间。过去 500 年,地球上的很多物种,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大量的灭绝。这个灭绝不是自然的消失,因而自然创生的速度远远小于灭绝的速度,物种的减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环境主义者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我们的生态系统好似一架飞机,我们人类就坐在这架在太空中飞行着的飞机里面,每一个物种就相当于飞机上的一个铆钉,每个物种的灭绝都意味着一个铆钉不翼而飞,长此以往,人类自身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所以,我们今天要大讲特讲拯救生物的多样性。从博物学角度看,多样性乃是我们一切知识的源泉,也我们生活意义的来源。维护自然生态其实也包含着对文化生态的维护。在过去的 500 年内,自然的物种是大大的减少了,其实我们人类的文化生态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越来越多的语言消失掉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被同化掉了,地球上本来存在的众多的方言、土语、希罕的语言消失了。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境内,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消失,很多人不再过他们祖先的生活,不再保留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态的破坏,其结果也不是美妙的。 过去马克思说,一个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我们同样可以说,一个压迫别的物种的物种是不自由的。所以我们今天呼唤物种的多样性,生命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其实在我看来也就是要回到希腊人曾经一度提倡的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物科学与希腊的理性科学是相通的。正因为它们是相通的,所以都能够起到对今天的数理实验科学的纠偏和制衡作用。 今天我们一提到科学二字,大概指的都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是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学,而沉思型的理性科学和亲近自然的博物科学,不大被人重视。今天我借究竟什么是科学这个标题,主要想揭示这三种科学传统在今天的不均衡状态。揭示这种不均衡状态,也为了恢复它们之间的平衡。为了恢复平衡,就需要对主流传统做一个限制,对边缘传统做一个扶持。这种限制和扶持也不是简单地一贬一扬,而是要通过回溯到根源处,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均衡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讲,希腊的理性科学是近代数理科学之根,博物学则是近代实验科学之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传统的根在两千年前的希腊,更在更加久远的古代。希腊那种非功利的理性科学精神在今天的主流科学共同体中也不缺乏,我经常跟很多科学家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科学研究的动机,他们说其实我们对科学的功利的方面也不重视,我们更看重在探索过程中迸发出的灵感火花,更看重那种有所发现、有所获得的快乐,这种精神恰恰是希腊人的那种沉思型的、非功利型的、审美型的科学精神,那种将对真理的探索与人生理想的实现结合在一起的人文精神。 应该说,希腊的理性科学是我们中国文化所不熟悉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为学问而学问,为追求自由而追求真理这样的科学精神,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纠偏现代科技,我们中国文化是插不上嘴的。但是,从另外一条路线,即从博物型科学角度去纠偏现代科技,却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说上的话,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博大精深的博物学资源,我们的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我们的中医药学,都是非常好的博物科学。我们的天人合一的智慧为今天对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环境保护的思想,提供了精神资源。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博物学,实际上是要激活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这个因素,来纠正或者克服当代主流科学中出现的某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也是我今天讲科学的三种传统的目的所在。 我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讨论批评。谢谢大家! 问答 听众:吴教授你好,我认为,环境污染也好,生态破坏也好,就说这些问题是由科学带来的吧,最终还不是得靠科学来解决? 吴:我想这个说法要作分析。作为解决问题的科学,我想你当然指的是近代的数理实验科学。我认为,数理实验科学的解决问题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而从长远来看,这种类型的科学是不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长远来看,还是一个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长远来看,单纯的采用数理实验科学的方法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代科学带来的每一次新技术的实施,必定同时带来了很多当时看不见的后果。技术越高级,后果越深远。这些后果在我们过去的 20 世纪,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比如说导致环境污染的 DDT ,发明的当时是很有好处的,当时确实拯救了很多人,但是后来发现危害很大,这个过程也就经过了十多年二十多年。还有一些高技术成果,目前有利的方面看得比较多,而不利的地方不大容易看见。比如现在很多人讨论的这个转基因作物的问题,现在看来没什么坏处,而好处十分明显,农业增产,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究竟有没有害处,现在不大知道。环境污染的治理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认为通过化学的办法可以彻底治理污染,那你就不大会顾忌排污,你就会认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是行得通的。如果你知道用科学来治理科学所造成的污染,从根本上说是做不到的,当然局部的说可以做到,那你就会顾忌污染。从长远看,这里最终涉及的是正确地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而对数理实验型科学的完全地依赖,坚持认为我们的数理实验科学总是可以不断地发展,总是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你就不会去调整和摆正人与自然之间的位置关系。你会老觉得掌握了现代科学的人类是了不起的,物种灭绝了也不要紧,我们可以通过克隆技术把它克隆出来,生态环境破坏了不要紧,我们再造一个人工生态环境。在这些想法和做法的背后,是决定论的、可逆性的思想在作怪。照此作法,没有什么是需要顾忌的,没有什么是需要敬畏的。问题是,这样搞下去,我们将来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对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局部的暂时的来看是合理的,但是长远来是不够的。因此需要恢复某些原始的科学传统,以对近代主流的数理实验科学传统形成制衡。 听众:吴老师你好,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可能根本解决不了科技带来的问题,因为我们始终生活在这个科学技术里面,发展也好,制约也好,根本没有办法脱离它们。不知您怎么看。 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不认为我能够彻底回答它。现代技术的危险被20世纪后期的许多西方思想家提出过,你这个想法很像他们中的技术决定论者,就是认为现代技术已经脱离了人的控制而自主的发展,人不过只是技术自主发展、自主进化的一个工具。比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一个座架,enframing,起绑定作用的一个东西,像是一个瓮,就是我们叫瓮中之鳖的那个瓮,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当然,海德格尔也未必认为完全出不来,他在后期不断地谈到通过艺术的方式来拯救,通过一种思思出来。 我个人的想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以有两种方式突破这个技术之瓮。一个是外援的方式,即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即古希腊精神中吸取外援,另一个就是内部发掘的方式,即发掘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资源。当然,对我们的外援的东西对于西方是内援,反之,对我们是内援的东西对西方是外援。这两条路,其实大家都在走。西方的内援一直没有断过,所以他们这些年比较重视外援,而我们中国内援中断,外援不足,麻烦更大,问题更多。我刚才提到的科学的三个传统、三个类型,就是想为争取内援外援提供一些线索。 为了解决当代思想的困境,当代人类的问题,当代科学的限度,我们需要向内向外重新寻找新的资源。从西方方面来讲,我们需要寻找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源头,它的源头活水是什么?没有这个源头活水,科学本身是很难持续发展的。对我们中国人而言,除了有一个富国强兵科教兴国的问题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的问题。一个伟大的文化,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民族,如果只是单纯的追求活着,仅仅把人种延续下去的话,那当然是不够的。它需要有一个文化上的发扬光大,可是这样的文化光大怎么样能够跟西方当今最最强势的科学文化结合起来,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复兴博物型科学可能是一个思路,当然这样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走下去的。刚才我们提到托马斯?阿奎那,把希腊的理性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相结合,实际上这种结合也不是他一个人做的,前面有很长的准备,前前后后也得有200来年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过去的100年,完全是西学一边倒的100年。19世纪后期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打倒孔家店了,就德先生,赛先生了,直到现在的科教兴国。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我们中国今天有两个基本的国策,一个是科教兴国,一个是可持续发展,反映了这个情况。 不客气地说,今天有多少搞科学的,知道科学的来源是希腊,知道这种学问的最神圣之处在于它是自由的学问?从上到下,有多少人不是把科学当作实用工具的?有多少科学家以追求自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不是仅仅把科学作为一种职业?又有多少科学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民族文化的复兴有着内在的关联?我今天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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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flowerofmay 2009-3-11 14:31
中国人造字,实在太有学问了,体现出中国人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 比如势字:执力为势;不执力,显然无势。 用势遣词造句:势力;势能;态势;权势;蓄势待发;装腔作势;势如破竹若将其中势字换成执力,其意似乎更好理解。 势不是力本身,但是营造了一种场。研究天下势,其实是研究各方执掌力量状况。实力增强者,势变强,影响力增大;相反势小,则影响力弱。天下势从来不会一成不变,而根据各方力量的改变而变化。 风水轮回转。法国势强时,法语曾风行世界,成为外交通用语言;后来美国势强,美语大行其道;今天,中国势渐强,中文悄然在世界流行。1999年我去美国时,真的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天下势便成如此模样了。更没想到的是,今年牛年,全世界经济走势居然都要看中国了。 究其根本,势还是源于力! (作于2009年2月3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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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中医部分
张三火 2008-12-10 20:03
今天下午,文史出版社的徐社长和王主任来到我院,召开了编者见面会。日前,文史出版社的社长找到我们学校的医古文老师,说是要出一个系列读本《中国文化知识读本》,共计500册。该系列读本分为几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为中医学,想出二十本,希望我们帮助选题。因为是科普读物,要让人们能够读懂,并从中正确了解中医,所以,尽量避免专业术语写作,要通俗易懂,贴近当代生活,可读性要强。 针对上述要求,拟定下列书目: 1、 神奇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 2、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3、 中医外科与华佗 4、 孙思邈与《千金方》 5、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6、 宋代儒医 7、 中国古代的医学教育 8、 奇妙的经络 9、 神奇的针灸疗法 10、 中医诊断疾病的方法望闻问切 11、 阴阳五行与中医学 12、 历史上的长寿中医 13、 中医整体观天人相应 14、 中医藏象学说的奥秘 15、 中医养生之道 16、 医疗保健与传统节日 17、 药食同源中医食疗 18、 中医服食及神秘的炼丹术 19、 中医气象学五运六气学说 20、 中医治病的奥秘辨证论治 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出版,希望这套系列书能让人们更多的了解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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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与时屈伸”的辩证法
可真 2008-10-29 07:12
博主按 :笔者向来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化,言其缺失者多矣,今且换一种眼光来审视,而言其优长。敬请高明驳正。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在其日渐频繁而密切的接触、交流过程中,彼此间的碰撞、冲突不断,至今仍然是矛盾重重,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除非西方国家运用武力入侵中国,中国人从来没有对西方文化进行过决绝的抵制 ,即使是对西方文化进行口诛笔伐的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也未尝真正抵制过西方文化,反倒是,常常的一边在声讨西方文化,一边却在享用西方文化的成果,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握着洋笔、点着洋灯、写着反洋的文章,抑或穿着洋服、拿着洋筒、喊着反洋的口号此类情形,就是在我国的爱国主义影视片中都不难看到,至今也仍有人白天开洋车,晚上写回归原儒的文章,抑或晚上在电视机前或电影馆中欣赏洋片,白天在课堂上大讲或在博客上大写西方文化的堕落。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优越。 在中、西文化接触、交流与碰撞、冲突过程中,中国人所做出的种种反西方文化的表示,其实都是其文化假象,根本不反映其文化本质。 中国人大抵可分君子小人两大类,君子好名,小人好利。好名者爱面子,好利者讲实惠。大凡爱面子的人,最会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明知中国文化不敌西方文化,可心里不服,嘴上要强,于是最易做出 握着洋笔,点着洋灯,写着反洋的文章 之类的事,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反洋是假,死要面子活受罪是真。而大凡讲实惠的人,最易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当其感到西方文化的传入威胁甚至侵害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时,就会竭力反洋,宣扬本土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是如何如何优越,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反洋也是假,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才是真。远近都不说,只举一个不远不近的事例:文革时作为四人帮之死党的陈阿大之流,他们反洋反得最凶,平时却最爱偷着看洋片《风流寡妇》之类。这看似小事,其实以小见大,这般表面上拒西方资本主义于千里之外的绝对反洋分子,其心里实在一点儿都不反洋,甚至可能还有些崇洋心理呢。小人的反洋通常是嘴上反洋,心里崇洋。 总之,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中真正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反洋的人,是极其罕见的。换言之,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并不反洋的,这只要看看平时中国人对待在中国生活或偶尔来访的洋人或老外普遍友善(甚至于显出一副巴结讨好的样子)的态度,就能体会到中国大众内心是怎么看西方的人和文化的。 《周易》是儒家五经之首,《易经》和《易传》最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特质,其中思想实质为儒道兼综的《易传》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言,最为典型地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特质。自强不息是说明了中国人从不服输的要强本性,厚德载物则是说明了中国人从不拒外的宽容本性。要强与宽容的结合就是刚柔并济要强是刚,宽容是柔。 刚柔并济就是中国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性。 这种本性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有时表现为内刚外柔,有时则表现为外刚内柔。内刚外柔是大丈夫之屈,外刚内柔是大丈夫之伸。大丈夫何时屈何时伸,完全看时,是之谓与时屈伸。 与时屈伸也就是《易传》所谓为道屡迁、唯变所适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集中体现中国人大丈夫本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的精神实质是以我为主的实用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集中地反映在邓小平所谓 不管白猫黑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的猫论上。所谓会抓老鼠,就是对我有利。猫论的实用主义本质就在于:凡有利于我者,皆可为我所用。至于是用白猫还是黑猫,这是属于时的问题,它取决于时,时宜用白猫则用白猫,时宜用黑猫则用黑猫。时的本义是季节,即所谓天时也。季节是变换的,季节的变换所体现的是天道的变化。所谓为道屡迁,就是指天道变化。所谓唯变所适,就是指顺应天道变化,根据天时的变换而采取合乎时节的行动。能如此行动者,就是与天地合其德的圣人,即俗语所谓俊杰、大丈夫。中国向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说,此说正在于强调自强有为之人当审时度势而唯变所适,反对不识时务而守株待兔。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犹言大丈夫能屈能伸也。 与时屈伸的辩证法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深受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几乎人人精通此道,仿佛是生来如此。正是这种辩证法,使得中国人决不拒绝对我有利的东西,而不管白猫抑或黑猫,并且只要稍识时务,便知何时该用白猫,何时该用黑猫。在中、西文化接触、交流与碰撞、冲突过程中,只有极少数完全不识时务的人,才会对西方文化进行决绝的抵制,而且这般长有花岗岩脑袋的人在中国是绝对让人瞧不起的,他们的主张也根本没有市场。一般的中国人,不管是爱面子的,还是讲实惠的,都不会对西方文化中那些明明白白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采取发自内心 的拒绝态度。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中国人内部的真正分歧其实不是缘于其文化心理,而是由于其利益关系 ,即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人内部利益关系造成了其利害不同的影响,才使他们表现出诸如崇洋、反洋之类的现象,这些现象本质上不过是其内部利益关系冲突的表现。反洋者之所以反洋,除了完全不识时务的因素以外,通常都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生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的缘故;而崇洋者之所以崇洋则通常都是没有既得利益可以维护的人出于对反洋者的痛恨或热切地期待改变自己现实命运的缘故。但是, 即使既得利益者的反洋,也只是担忧或害怕与他们有利益冲突的同类会因西方文化的传入而获得利益并因此使他们自己蒙受相应的损失而已,其实他们何尝是出于中国文化原因才反洋的呢?他们不过是想独受西方文化之益,而阻止别人分享其利罢了。 明于以上道理,则知 中国压根儿就不存在拒斥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异族文化的文化基因 ,恰恰相反,中国文化中与时屈伸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欢迎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异族文化的。这种以我为主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正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所在。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并且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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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解读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中国文化【转载编辑】
encke 2008-8-12 11:10
(本文中访谈内容来自腾讯网,原文中的部分错别字已更正) 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的千年一叹,一叹千年,使我刻骨铭心。我为中国能有这样的学者而衷心感到开心和骄傲,他从文学美学的高度苦苦探寻着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中的不朽精髓。今天,余秋雨从奥运开幕式中解读中国博大悠远的中国文化,以及他心目中认定的中国核心元素。让我们细细 地去聆听艺术总顾问余秋雨先生的思考吧 余秋雨先生,居中 腾讯体育讯 8月11日,著名作家余秋雨做客腾讯网大型奥运文化系列访谈节目盛事龙门阵,为你解读奥运开幕式中丰富的中国元素。 主持人贺超: 我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姿态看这样的一场比赛,到今天我们的 开幕式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尽管已经变成了昨天的历史,可是这个历史始终停留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我们通过报纸,通过电视,通过网络可以看到很多对于当时开幕式的评论。 主持人王宁: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回忆开幕式都会用壮观、奢华、美丽、奇妙、惊艳等等等等这些非常棒的词汇来形容它。 奥运是一个宣传中国文化的盛事,在做奥运的时候是宣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宣传我们中国的现代文化。 主持人贺超: 这么多的词汇形容开幕式是不为过的,你认为用哪个词形容开幕式最好? 余秋雨: 我一定会让你们失望,我拒绝用词汇,因为中国习惯用形容词来捕捉一个非常宏大的现象,所谓的形容词是人们已经形容过很多很多次以后被大家接受的一个固定的圈套。我们去捕捉一个新的现象很委屈那个现象,所以我一般不用形容词来形容它,我们用一种非常实实在在的说法来形容它,我们做学术人都是如此,到最后拒绝形容词。 主持人王宁: 说说您的实在吧!用实在的话怎么形容开幕式。 余秋雨: 我想它有好几个接受层面,第一个接受层面是世界,全世界对它的感觉,现在看起来评价不错。因为世界对中华文化还是有一种陌生感,他们觉得突然成长起来的巨人到底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都不太清楚,所以有那么多的误会,那么多的猜测,那么多的抱怨甚至有那么多的诬陷都有了。这次看到奥运会,以为你们要做宣传,做什么样的带有自我膨胀的东西,你们一下子回到了古代,安安静静的把自己的祖先,曾经美丽过的东西呈现出来,他们会感到震惊,这个效果达到了,大家都觉得很好看,而这个好看又和高科技连接在一起了。觉得高科技和传统文化的组合是一种我们能够接受的美。这是一种。 第二个层次是国内的观众。国内的观众就层次很多了,一般的观众我相信他和文化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多文化人可能会感到不满足。比如感到人文精神可能不是很明确,不是很感动,但是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他可能就要接受一个盛事大典,就是有一种美丽的热闹的镜头,他们就觉得很痛快。这个目的大概也能够达到了。 文化界和艺术界的朋友,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种非常正常,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是不是在唱反调,不是的,因为艺术的创造是无限可能的,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各种人对于中华文化的把握也不一样,审美也不一样,你认为是不是这个精神,我认为是不是这个精神又不一样,大家如果共同认为是这个精神,表现方法也不一样。你喜欢比如画面的感动,我喜欢的可能不是那么宏大的画面,我喜欢的是另外一种感动方法,可能情况会有一点不一样。 主持人王宁: 有哪个镜头会让你觉得触动您的内心呢? 余秋雨: 整个开幕式当中第一让我感动的是点火,这个点火是太空行走,在人们的众目睽睽之下用这么一种方式实现,我觉得这个构思很好。其次当然我感到是非常好的焰火,是 鸟巢 里边的欢庆直指蓝天,直指夜空,而且把整个城市都包括了,这是那么的绚丽。 还有进入的过程是很好的,是一个画轴,这个也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符号。这个相当不错。从这个思路下来到做到汉字的部位,文字的部位都很好。我们的活字印刷,在这之前各种各样都不错,甚至于包括孔子的弟子们,穿那个服装的颜色设计,我很喜欢。组合成一种既斯文又宏观的团队,这个很好。但是我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探讨,从四个人提携木偶开始,开幕式的脉络开始有点转了,有点零碎,有点转。这个问题后面一直没有能够解决了。漂亮的东西还是很多,船桨,直到点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艺术构思上的问题。在精神上我和团队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个非常正常的重点上的不一样,我比较强调中华文化对现代人的感动的能力还有多少。 就是让人家看的时候,内心的深处会哆嗦一下。 主持人贺超: 您更强调的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东西,因为您会感动。 余秋雨: 不完全是这样的。希腊的雅典奥运会有一些感动的东西,我们这个是非常漂亮,非常宏观,但是总的说来比较外层,这些东西的选择都比较外层,我相信这些导演的思维,我们要呈现大的仪式当然需要外层,但是当外层还没有找到精神内核的时候,这个外层就会显得比较零碎,比较浮面,有的时候会显得比较冗长,比如我找到一个卷轴,卷轴很好,后面反复出现的时候,有的地方就出现稍稍有一点勉强,这个有可能。解说也是一样,有一些片断的演绎过程也会显得有一些冗长了。所以关键就是感人的地方还需要寻找。 主持人王宁: 我突然间发现,其实很多的网友在评价开幕式的时候确实没有用到感动、动人这些词,基本用的是震撼。 余秋雨: 我认为,有的网友有的朋友批评它是人海战术,这个批评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需要人多这是必然的。我后来做过艺术总顾问的,世界团奥会的开幕式,他们是减少了人,但是他们是做出了一个S形的流动体,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走,人海战术的批评是不公平的。和我有差距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留存到今天的古文明,一定还有更多的精神价值的东西,除了这个和字之外,还有更多的精神价值让我今天感动,这个需要寻找,我有一些寻找,我的这个寻找的方法可能和学术界的一些朋友比较一体:就是我们在寻找能够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和在一起、想起它就会眼泪汪汪的一种东西是什么。 主持人王宁: 找到了吗? 余秋雨: 我写了那么多书其实我都在寻找这个东西,走了这么多书,我在18年前辞去了高校校长的职务就是在寻找这个东西,是什么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活下来,是什么让我们充满了伤痕的情况下,还不忍离开它,总有一种力量在,就要寻找这种力量。我们开幕式用非常漂亮的方式把我们的一种审美符号宏观呈现,这已经很感动了,我觉得这个不能否定,但是一定还有感动人的内核。 主持人贺超: 我比较赞成您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也挺理解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想我们要尽力的表现我们的某一种强大,某一种繁荣的时候,我可能在某一种关注度里会把它外放,就会特别强的这种外在形式的表现。比如说一个英雄,我要表现我特别强悍,特别有风采,我可能会忽略或者会弱化某一种特别人性化的东西。就恰恰您刚才提到我们在中间看不到细节,看不到那种让人感动的文化内涵的存在。 余秋雨: 我所说的感动人的东西,它也是要找到外化结构的,不是说几句漂亮的话讲出来,不是的。就要找到外化结构,这个外化结构是非常难非常难的。这一点我必须要这么说,我们的电影艺术家,我们的现场演出的艺术家们他们这些年来为中国符号的展现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你知道艺术就是这样,有的是主要作用于空间的,有的主要作用于情感的内在的时间的,我个人觉得,这一些年来由于我们电影艺术的成功,由于现场表演的成功,作用于视觉空间的东西特别发达。而作用于像音乐一样,作用于情感内涵的东西的外化我们必须薄弱了。所以不是他们团队的东西,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文化呈现上都有这个问题,要呈现一个宫殿,呈现一个海洋般的人群的组合,呈现出非常多的色块的艳丽的搭配,这方面我们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在这里边,还有人之为人,非常普通的人之间的一种今天想起来都要让人很感动,人会发颤的东西,这是需要寻找的。 我多次在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演讲的时候,我说你们看到了我们电视剧、电影那么宏大的场面感到有点害怕和陌生,其实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过那么久,我想告诉你们,中国真正感人的是万家灯火,千家炊烟。在万家灯火、千家炊烟里边的寻常的人情物理一旦用一种最聪明的方法呈现的时候,让人热泪盈眶,而这个东西又是我们对于世界价值的参与。这个地方就是民族情感和世界情感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人类情感,为什么我们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些画面让全世界的人都掉眼泪了。因为这是民族情感和人类情感是合为一体了,我想我们民族精神当中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进一步寻找。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要给团队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只是说他们很成功的完成了一个开始。如果文化界和艺术界对他们有不满足的地方,这正是研究的新的起点。 主持人王宁: 我们的团队已经开始发现或者是开始寻找这些令人感动的东西,比如说最后姚明拉着小林浩的手上台,可能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一种共通的语言或者是共通的环境让大家感受到那个令人感动的一刻。包括在升国旗的时候我们的那些棋手一丝不苟的那些动作已经延续了日日夜夜,但是在这一刻他们体现出来的那些细节还是让人感动的。 余秋雨: 你刚才讲到的姚明领着那个小小孩走的时候,那个当然是令人感动了,如果我参与的话,我会强烈的要求把这个小孩的来历说得更明白一点,不是用语言来说,而是用从废墟里边背出来的好几个小孩救出来的这么小的生命,生命的起点,这是生命的极致状态就是我们的巨人姚明,奥运会就是要展现人类生命的极致状态,但是它的起点是什么呢?我们的汶川地震已经发现了,这里边是有一个仪式存在了,我所寻找的人类学的人性仪式,这里边会有找到,不是说找不到。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时候,歌唱祖国9岁的小女孩,就是她的衣服,她的眼神,她的面对如此空旷的场面和如此多的人毫无害羞和恐惧的那种坦然,这让人感动了。我看到电视报道海外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小孩就掉眼泪了,好多华侨就掉眼泪了,这个就是一个仪式出现了,它没有讲语言,就是这么一个形象让人感动了。 主持人贺超: 这个小孩的父亲是我们的新闻同行,我们法制晚报的一个摄影记者。据说这个小姑娘是在参加张艺谋的奥运歌曲竞选的时候从里边被张导选中的,选中以后一直特别保密,截止到开幕式之前都没有公布出去,所以没有人知道。当时她父亲带着她上 北京 各个商场挑衣服,挑了很多很多衣服,当天晚上我们看的这个红色的衣服是现场挑的。这个小孩天生就是一个不怵事的小姑娘,那么大的场面自己一个人上去唱,和她的天性有关系,她非常放松。 余秋雨: 到仪式的时候,摆脱这个小姑娘本人的经历和本人的素质了,当她出现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一个仪式化的象征,她唱中国人都会唱的歌,而且国旗正在行进,唱的人居然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她完全对世界一点儿不惊恐,这个感觉很好,美丽的不惊恐,这个感觉非常好。我喜欢的仪式是这种仪式,而不是说一定是非常蹊跷的大规模的艳丽的不完全是这个。这个要,要的时候最后要落实到这些点上来。让人们的心理情感在赞叹以后还有感动。我们赞叹的因素非常多,厉害啊,好看啊!壮观啊!奢华啊,好多形容词,最后还是让人心头倾情一颤,两颤,觉得身为中国人真是值得的,有这么一点点。 主持人王宁: 其实我觉得刚才余老师说了很多颤,在我们奥运会进行到第三天真的出现了很多,比如说您刚才特别说到了在赞美之中的不惊恐,比如说昨天的郭文珺,她的经历很坎坷,父母离异,她希望把这块金牌作为自己在之前那么多沧桑坎坷之后的一份献礼,她从开始打枪到最后得到金牌就没有笑过,最后升国旗的时候微笑了,这种平和一定是经过世事沧桑的锻炼才得到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坚韧的脊梁和精神内核。 余秋雨: 现在我们的志愿者,我看到日本的一个知识,这次惊恐的是奥运村里边的那些大学生,那些志愿者的那种快乐,那种平静让他们惊恐,怎么是这样的一代人,这是他们的心理状态。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最高的目标,也就是我们都说文化是什么,是潜在的集体心理,这个集体心理我觉得好。现在人们的心态已经大大的调整过来了,您刚才讲的这个运动员,那个运动员都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呈现。比如 举重 运动员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是小孩,但是他们完全是像小孩一样天真,非常顽皮的笑,笑完以后,最后教练去拥抱他,那就像回到大哥哥或者是爸爸的怀抱里一样。 主持人贺超: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龙清泉最后试举164公斤的时候他失败了,但是他扔下了,然后微笑了。如果是十年以前,我们的运动员如果扔下了可能会特别沮丧。 余秋雨: 十年前也有极优秀的运动员,我觉得让他作为我们民族心态成熟的一个标志,以后还会这样。比如说一样的道理,我们如果说像龙清泉一样,如果举不好的话,也对举不好这件事情,第一,进行一点自我调侃,第二,再给自己鼓鼓劲,我们中华民族现在如果在文化和人文上遇到外面的各种误会或者是遇到有一些不良的批评的时候,我们也用这种心态,就用平常心来面对了。总之是世界如此之大,文化如此之多,我们也对你们曾经不了解过,你们现在不了解我们也很正常,不生气,不愤怒,不极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就厉害了。这个我必须要讲的是,这不是我们刚刚在学,我有一次在中央台曾经有过这个发言,世界上曾经如此大规模的欢迎过世界各国来宾的其实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什么时候?唐代的长安,尽管那个时候谈不上奥运会,但是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当时的罗马城不到五万人,长安是100万人,70几个外交社团,我们长安城里面吃的是阿拉伯面食,用的是罗马一粟,看的是印度杂技,穿的是波斯的服装,世界各国的宗教在我们那儿都有他们的教堂,中国人已经很习惯于用平静的心态面对丝绸之路来的各国的客人,这种平和的心境,从容的心境希望能够在我们新的世纪不仅复活,而且更好的弘扬。 主持人王宁: 开幕式上孔子带着三千弟子入场的时候,耳边相起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什么人能够宽容,还是我们的心态的力量。 余秋雨: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是不是这次奥运会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我说你搞错了,这里没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因为奥运的梦是同一个地球,是不分东西的,是人类共同为健全和友爱所缔造的一个梦,这个梦第一个内容是健全,第二是友爱。上次在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里面我就讲到,我曾经在奥林匹亚的一个最早的运动场里我呆了很久,而且我自己还跑了一圈,我在想,当希腊的运动员开始在长跑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做什么,我当时就想起,我们的祖先其实已经说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已经说出有朋自远方来,已经说出君子当自强不息这样的话,而且每个君子不仅仅是诗书礼乐,而且都要学会射箭,都要学会驾驭车马,都要很强健的,老子这样的人为了步送,他十天十夜的走,他是也好的射箭能手。他们在做古代奥林匹克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祖先也在追求健全和友爱的梦。 主持人贺超: 那您说夸父追日不就是马拉松吗? 余秋雨 : 还有墨子。一方面走十天十夜,还有脑子里面想的是兼爱。不要打仗,非攻,同时自己也要走那么多的路,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个古文明,世界各个古文明都在追求的梦,唯独我们这个梦没有中断。看起来好像我们中间有一段不好的历史,但是文化没中断。 主持人王宁: 刚才特别说到的射箭,要简单的呼吁一下,题外话,因为现在射箭是韩国的长项了,也是他们的强项,刚刚的赛事是男子我们的团体射箭冲进了四强,这是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昨天的时候是中国的射箭得到了团体的银牌,今天如果男子能冲到决赛里面,就证明我们中国正在拾起我们已经丢失这么长时间的文化,肩负在我们身上这么重的责任已经在往前走了,这个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 余秋雨 : 奥运 一方面我们会重温我们过去的祖先的健康的梦,另外一方面,这个梦是没有国界的。为什么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的有一些技艺,如果外国学得好也好,如果有一些技艺,中国学得也特别好。互通有无比较好。 主持人贺超: 这儿有一个简单的资料,您刚才提到日本人,日本NHK电视台在转播了我们的 开幕式 ,著名的歌手谷村新司,这个人其实非常值得一说,当年在80年代的时候很多港台歌手翻唱的歌曲全是谷村新司的歌曲,他们底下有这样的评价,中国做事的规模太惊人了。还有人说,汉字的绝美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书简让我们日本人应该觉得感谢中国文化才对。还有说, 鸟巢 放鸽这是多么动人的创意,太极拳是刚柔并济,潺潺流水与鸟语花香展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这是外国人眼中我们整个开幕式带给他们的触动。 主持人王宁: 中国我们有一个统计,有58%的观众朋友们认为这次奥运会开幕式很成功,有24%的朋友觉得还可以。在为你为奥运开幕式打多少分的100%的是19%,90到99分是42%,80到99分是35%了。应该是良好了,在我们的卷子中。 余秋雨 : 这部作品我们不能以一般的艺术作品的评判来看。我是非常强调现代的戏剧美学,所谓现代的戏剧美学是一定要和它演出的效果和面对的观众的群体的接受程度要直接有关。你不能单纯的来看我们好还是不好。这个没有这个标准,这个标准一定要和我们面对的是40亿观众,他们绝大多数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前提在。我们也唯一的获得了一次向全世界展示的机会,面对这个机会我们能做的事情是要提供几个符号。这几个符号是外国无法重复的,凭心而论,这几个符号的开头的卷轴还有活字印刷的选择是非常精彩的。 主持人王宁: 那29个脚印我很喜欢。 主持人贺超: 太出乎意料了。 余秋雨 : 这是蔡国强他们想出来的。四大发明和文化观念有一点点差异,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歌曲大奖赛讲过,因为四大发明的重要性我还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四大发明重要,但是不是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是这四大,这是当时在近代以后在欧洲产生了传播和影响的是这么几种。而中国自己的主要的发明我想第一是我们是农耕文明,它的天文立法应该是第一项发明。第二我们永远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医中药是它的第二发明,这个很重要。比我们现在讲的更重要一点,但是这个因为世界都了解,所以表达起来方便。 主持人贺超: 像本土文明是四大。 余秋雨 : 前面两种,印刷和造纸比较好,后面两种表现比较薄弱。也难于表达了,所以不要过多的强调四大发明,其实几大几大我是不太喜欢的,我比较喜欢的是你抓住了哪几个符号,透彻的呈现其实就可以了。 主持人王宁: 刚才余老师已经充分的表达了自己一直以来把持的一种精神,就是不极端。绝对不用特别极致的词语,包括不用多么华美的形容词。刚才在聊天的时候余老师特别告诉我们说,他还是会说这次开幕式当中某种不足,他绝对不会只唱赞歌,只说好。这才是我们所有的网友最希望看到的,因为我们是说实话的媒体。 主持人贺超: 我们做了十个精彩瞬间,我们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网友公认认为是非常美的。我们和你们的公认结合起来,然后我们再说缺点。我得先问一下您,您能记住的十个精彩瞬间您跟我们说一说。 余秋雨 :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主持人贺超: 各位先看。这是我们网友选出的十大震撼人心的瞬间。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看看这十大精彩瞬间和您能想象的十大精彩瞬间是否能够结合。 主持人王宁: 焰火点亮日晷。 主持人贺超: 这是大脚印,特别精彩。 这是长卷。 主持人王宁: 火树银花。 主持人贺超: 这是五环。 主持人王宁: 听说这是一个航空的材料制成的。这是龙柱。花季女孩飞天。 主持人贺超: 太极的那个。这是最绚丽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咱们这个火炬的造型。我觉得像中国古代长袍卷的瞬间卷出来的火炬。 主持人王宁: 刚才那个您觉得跟您的共识是一样的吗? 余秋雨 : 有点不一样,我喜欢的都有了,对于龙柱我没有那么看好,对于小女孩飞起来也没有那么看好。还有对于祖国山河的拥抱,这三个没有进入到我所选的最精彩的东西。 主持人王宁: 其实我觉得开幕式是我们开始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一个起点,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世界级的名将都在逛秀水,昨天是阿根廷队在中国买中国结和小火柴盒,我们中国的名将赵蕊蕊在买门票。然后印度的巴比在买长衫。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文化符号? 余秋雨 : 这个民族给人家的生活的体验非常的细节是零售。我们到哪儿去也一样,我总要到市场里面看一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种以政府行为,以官方行为表现出来的某一种隆重,这个隆重也需要,隆重完以后我们要正常生活,大家对于城市的接受是什么?它这个信号是不是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信号能够对接。我的日常生活的信号,因为每个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是寻常人的生活,我们这些寻常人的生活如果对接的话,我愿意住在这座城市,我不但愿意住在这座城市,我甚至愿意把爸爸妈妈都带来,这是了不起的评价。原因何在,原因就是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上对接了。现在如果我到中国的城市去有一些市长或者是市委书记跟我讲,我们要造高尔夫球厂,我们这儿要造多少的 网球 厂,这个跟一般的旅行者和度假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旅行者想有多少好吃的东西,有多少可零售的东西,有多少干净的街道,有多少非常舒服的可以居住的地方。我们中国在接纳世界各国宾客的时候也要明白这一点。第一,我们一般人瞧不起的秀水街,显然是他们的热点,哪怕是最高贵的,我看到电视里报道有好多国家的皇室成员都在秀水街,并不是他们经济贫困到秀水街去,是因为他们愿意到那儿看民间的和他们自己有关的,他们也不是居高临下的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也不是,他们就自己作为一个寻常的人他需要这样走。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进入一种自我参与和创建过程。 所以他们可能对798也比较有兴趣,据我所知,因为哪种长期不是我们博物馆凝固式的创造,它本身属于创造过程当中,在看的人他们自己也有所参与,这个他们会比较喜欢。你刚才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了,我们中国在大期的时候除了像开幕式这样的辉煌呈现之外,还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从容的,充满幸福感的,充满安详感的那个可爱的自然生态。这是世界各国都非常愿意面对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有这样的生态,我可以说,我国外走得多,他们总觉得我们这儿是全部自由都没有的,都没有自由,都觉得过着非常恐怖的生活,好多人都非常可笑的在做这么一种幻想,哪怕是智商极高的一些欧美教授都在做这种幻想,其实我们的寻常生活是非常可爱,甚至某种意义上比我们大的典礼还可爱,比我们大的演出还要可爱,是我们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我这次到四川地震现场看到地震灾难地方的日常生活也让我很感动,它就是日常生活起来了,该卖的还在卖,该买的还在买,该打麻将的还在打。中国人的这种乐观的,幽默的一种拥抱生活的一种精神在那儿获得一种很好的体现。何况我们这儿并没有遇到局部性的大灾难的情况下,那人们的生活变得更有吸引力了。这个我觉得比仪式还要重要,比演出还要重要的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主持人贺超: 其实我们今天的谈话也像开幕式一样,会形成一个前后呼应,您刚才的那句话也呼应了刚才说的八个字,万家灯火和袅袅炊烟。真的融合成为我们最美丽的生活画卷了。 余秋雨 : 这个画卷也是我们的文明成为千年不倒,而且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魅力就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文化人和历史学家所说的是那些金戈铁马,那是搞错了,那些王室里边,这个弟弟杀了那个哥哥,这个爸爸杀了那个儿子,这个其实不重要,它真的不太决定一个文明的盛衰,只是决定一个王室的盛衰,后面换了一个接班的人可能很好,就把这个东西都抹去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文化学者不是说他们不好,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太忙,有点懒惰,把过去历史上已经编好的故事我们再编成电视剧,编成什么,完全基本上顺着这个思路来的,那个有点不好。这次奥运会包括我们开幕式的很大的功劳就是我们开始重新以巨大的热情和全世界人民一起重新读解中华文明。以我们巨大的热情和全世界人民一起重新阅读中华文明,这是非常好。不要再完全读那些老版本了。 我觉得他们的这次开幕式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尽管有一些符号是老的,但是耳目一新的展现,重新阅读中华文明,而这个阅读是和全世界人一起读,这是一个壮丽的视野。 而且也让我们每一位网友,每一位听众都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我们现在的盛事的日子,很重要。 主持人贺超: 其实这也是余先生今天告诉我们的,最真实的文化,最真实的生活是在我们常态的设备(?)中间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所有的将相贵族到头来可能是戏台上的主角,最后会被刷掉,最后留在最总焰火(?)里的传承会永远流传下去。 主持人王宁: 看到您的书了,这是您重新开始阅读中华文化的开始和寻觅吗? 余秋雨 : 这本书我写了20几年,看起来是薄薄的一本书,当时我觉得中华文化的历史要重新读解,我知道我不能那么懒惰光看那么多书,文化大革命时我逃到山里边,突然遇到蒋介石的一个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很多很多古书,但是我后来发现,光阅读不行,而且我读了那么多了,所以我就开始用自己的脚步行走。我行走代价很大,在17、18年前你没有犯错误是很难辞职的,我辞了23次终于被批准,然后我放弃一切就开始去走,这个动力在哪里呢, 我就坚信中华民族一定有一种非常动人的东西让我们受尽艰苦也不忍离去,它一定有一种力量在。 尽管我一生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家里有很多人死于灾难,如果再投生的话,我大概还是选择中国,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唐诗,唐诗太美了,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理由,这是我寻找它的一个理由。我觉得光在中国讲中国还不行,还要和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对比一下,走了17、8年才变成这样的书,这是边走边写,这本书名是《寻觅中华》,这本书如果用中国的语言就叫一个人心中的中国文化史,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文化史,有的是面面俱到的,有的不是,有的是我自己心中的,这就是我自己心中的文化史,从最早的皇帝到夸父追日,实际上在写的过程当中我当然要走很多地方,有一种刺激性的感觉,所以就写了另外一本叫《摩挲大地》,这本书准备出六本,我的文笔生涯就是向读者的一个汇报。 主持人王宁: 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来问问老师他最喜欢看的奥运比赛是哪个? 余秋雨 : 我因为是这样的,昨天看了中国和美国的 篮球 比赛,因为它实在是那些人太吸引我了。 主持人王宁: 是美国人吸引您还是中国人吸引您? 余秋雨 : 都吸引,我在美国时代广场看到姚明的相竖在那儿,觉得非常的吸引。凭心而论,我要看赛况,有的时候很难说自己喜欢的运动我一定要仔细看,有的时候就几个运动员表现得特别好玩,我就喜欢这个了。 举重 ,我个人来说不是特别喜欢,这几个小孩表现得特别好玩,就引起我非常好的关注。 主持人王宁: 我们一点一点欣赏吧!带着我们美丽的眼睛。 主持人贺超: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开幕式的很多的回忆,余先生也在这儿讲了他对于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包括自己文化的一种解读,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像余先生那么优秀了。但是我们可能也不能像他那样走很多国家,我们现在生活在 北京 ,有很多的朋友来到北京,四海一家都在北京,当我们身边有外来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北京的样子,我们心中的中国文化的样子解读给他们,让他们更了解我们。 主持人王宁: 而且最重要的是像刚才余老师说的,要相信自己,要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余老师一起无论是在文字当中还是在旅途当中去寻找我们中华的根,记住就像余老师这本书里面我刚刚看到的一句话,记住,你有美丽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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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化”运动只能引起中国对美国善意的警惕
杨学祥 2008-8-5 08:31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左兰成、司马源发自北京 7 月 31 日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 2008 国防战略》报告,这份 23 页的文件解答了包括美国军方对华战略在内的诸多问题。与 2004 年版的美国《国防战略》只明确提到一次中国不同, 2008 年版多达 17 次。中国不断推进现代化并发展军事能力的主要着眼点是台海冲突,但这也能在其它意外事件中派上用场。美国国防部将通过引导和防范,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及其使用方式的不确定性。我们将继续改进并完善必要时对中国做出反应的能力。我们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战略、计划和意图方面的透明度。我们将与美国政府其它部门合作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以引导中国做出选择。 国防大学海军少将杨毅认为,在美国看来,中国发展对他的霸权是一种威胁,但美国对待这种威胁,不是采取过去的遏制和对抗政策。美国很清楚,这样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正如这份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美国选择引导( shape )和防范( hedge )。 事实上,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引导( shape )和防范( hedge )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好莱坞、《时代》周刊和《科学》期刊封面成为中国文化名人争相追逐的目标,引领中国科学文化新潮流。美国境内的中文网站不断发起一场场去中国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医到中国地震预测(首例海城地震预测已被世界公认),一概都被列为伪科学;从中国科技部到中国顶级科技期刊《中国科学》,一概被批为支持伪科学。美国掀起的这场去中国化运动值得关注。 美国文化科学的先进性不容否认,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客观存在。美国人不能指望中国完全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进入美国文化。因为美国可以豢养少数境外的文化俘虏,却不能养活大批中国文化人。同样,美国可以优待中国的少数精英,却无法维持中国为数众多的平民生活。中国的问题还是需要中国人来解决。去中国化运动只能引起中国对美国善意的警惕。 应该承认,美国文化科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短暂的历史和唯利是图的传统,在世界的形象多受非议,难以取信于天下。中国有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存在于世是合理的,中国存在于世也是合理的。互利互信才是共荣之道, 据《财经网》记者李虎军报道,几年前发端于中国的人兽混合胚胎研究,已经在英国生根发芽。 7 月 18 日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幕的 2008 欧洲科学开放论坛 (ESOF2008) 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干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主任斯蒂芬明格 (Stephen Minger) 博士讲述了人兽混合胚胎研究落户英国的曲折经历 。 今年 1 月,明格博士领导的研究组和纽卡斯尔大学的一个研究组,首次获得英国人类授精与胚胎学管理局 (HFEA) 颁发的人兽混合胚胎研究许可。英国议会下院则正在审议一个新的人类授精与胚胎学法案,新法案如果通过,人兽混合胚胎研究将在这个欧洲大国获得明确的法律支持。在英国发生的这一切,会给欧洲乃至全球的干细胞研究和再生医学带来深远影响。而明格博士等科学家之所以提出人兽混合胚胎研究的想法,得从一位中国女科学家说起 。 2003 年 8 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盛慧珍教授的研究小组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杂志《细胞研究》上发表论文报告说,通过融合人兔细胞,得到了胚胎干细胞。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人兽细胞融合,或者说人兽混合胚胎的正式论文。 2001 年,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陈系古教授曾宣称获得了类似研究成果,但由于未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没有获得国内外同行的普遍承认。明格博士对《财经》记者说,他正是在看到盛慧珍研究组的论文之后,萌生出了在其实验室也开展人兽混合胚胎研究的念头 。 中国期刊绝不像有人描述的那样支持伪科学。可以对比的是,韩国的黄禹锡曾于 2004 年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称已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但最终被证实造假根本没有一起成功的例子 。有谁攻击过《科学》杂志支持科学造假吗? 容忍西方科学杂志的错误(美其名曰对科学的宽容),攻击中国杂志的权威性(美其名曰捍卫科学的纯洁性),双重标准的美国传统令世界瞠目。 美国对中国的引导( shape )和防范( hedge )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 左兰成,司马源。美 08 国防战略 17 次提到中国 明确指出对华防范。 2008 年 08 月 04 日 10:53 新华网。 http://news.sina.com.cn/c/2008-08-04/105316057651.shtml 2. 李虎军。人兽混合胚胎旋风刮到欧洲。百灵网 2008-07-19 18:33:00 。 http://news.beelink.com.cn/20080719/25553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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