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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响水爆炸工厂原合作工程师自述：隐患早有端倪，当地政商关系复杂: oywb2019 2019-3-30 11:38; 响水爆炸工厂原合作工程师自述：隐患早有端倪，当地政商关系复杂记者/石爱华编辑/刘汨爆炸发生后的天嘉宜工厂鹏卫国干了18年工程技术服务，他曾多次到过响水生态化工园，和天嘉宜化工公司有过频繁的业务接触。鹏卫国形容，他们彼此的关系就像“老朋友”一样。 3月21日，响水化工园爆炸的消息在化工圈的微信群里传开，当看到“天嘉宜”三个字出现时，鹏卫国的心里“疼了一下”。鹏卫国向深一度记者细数了过去多年，他在天嘉宜乃至整个响水化工园区的所见所闻，从生产安全到园区规划，再到政商关系，大大小小的问题早有端倪。“这里发生爆炸我并不意外，但毁灭性如此之大是我始料未及的”。爆炸发生后，鹏卫国希望不只是响水，整个化工界以及各地政府，都该把发生的事故当做一次自省的机会，是时候考虑一下了，如何才能让一个化工园健康的发展。以下为鹏卫国自述。爆炸后的救援现场 “最不稳定的因素是人” 我是2007年开始和天嘉宜有接触的，那时他们正准备从江阴搬到响水。后来因为业务关系，我去过天嘉宜在响水的厂区很多次，最后一次去，是2018年的7、8月份。说实话，看到这次爆炸的企业是天嘉宜的时候，我心里“疼了一下”。无论它有什么样的问题，接触多年，我对它还有这片园区都有扯不开的感情。没想到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片废墟。爆炸事故之后，我第一时间在网上查看了现场图片，推断爆炸可能是发生在固废仓库和焚烧车间那片区域，后来一些媒体报道也倾向于这一点。天嘉宜公司的固废焚烧车间位于厂区的最西侧，靠近围墙，外面就是公路。早年建厂时，包括天嘉宜在内的很多企业，对固体废料的处理都不重视，甚至随意掩埋。大约2015年之后，各个企业才纷纷投建了自己的固废焚烧车间。按照天嘉宜生产的产品，它的固废仓库里多是易燃易爆品，比如硝化废料等，一点明火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危险。所以在这种车间，电源系统、仪表仪器都做过防火处理，不会产生火星或者静电。到天嘉宜公司走访时我注意过，固废仓库和焚烧车间的员工都穿了防火防静电的劳保服装。除非操作失误或者使用明火，正常操作下，设备自身和员工活动产生火星和静电进而引起爆炸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排除车间内部不规范操作的可能，一些外部因素同样可能引起爆炸。据我所知，为了环保，去年开始，整个响水化工园区都进行了煤改气，但整个响水化工园区内是没有天然气管道的，大小企业都要使用外置的天然气罐。天嘉宜公司也从去年开始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固废仓库东侧不远的位置就是天然气罐的置放点，两者之间是一条过道，我目测有二三十米左右，理论上是安全距离。更换天然气罐的时候会有运输车进来，一搬这种货车车体都很长。拿天嘉宜公司来说，虽然天然气罐的固定位置与固废车间距离是安全的，但是送气的货车在行驶、掉头的时候，难免会与固废焚烧车间离的很近。媒体报道里，爆炸时有天然气车出入。按照安全规范来说，这类车辆进厂时，需要进行防静电处理。我不清楚，在天嘉宜是否有这类相应的措施。如果车辆产生静电，废料有可能会被引燃引爆。一旦固废车间起火或爆炸，天然气罐也有被引爆的风险。从爆炸后的航拍图上看，天嘉宜的天然气罐已经炸没了，一个气罐储量大约是4000立方，威力是十分可怕的。另外我觉得，最不稳定因素其实是人。比如说一个运送天然气的物流公司，他可能有10辆或者20辆车，每辆车的司机工作方式和习惯都不一样，他到了新的一个地方送气，可能对这个工厂的环境，安全范围都不是很清楚。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除了天然气罐车以外，化工厂内还有运送废料的叉车，这些叉车也是外包的车辆。叉车将废料从车间运送到固废仓库，再运到焚烧炉。我到响水的厂区出差时听人谈起过，很多工厂的叉车都是向附近村里租赁的。按道理说，这些长期在厂区工作的车辆也应该做防火处理。伤者被从现场救出被“赶过来”的化工厂早年，江阴市因为发展化工企业，受到了极大的污染。2007年，江阴地区进行结构转型，决定把中小规模的化工企业“赶出去”。企业留在当地的运营成本增加，一些化工企业就跑到响水来了，天嘉宜等很多工厂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了响水。但是当时，响水地区的配套设施和化工人才都没有，园区没有集中的污水处理厂、没有统一的设备管廊、没有集中的固废处理厂，企业是看中响水地区的税收、土地使用的优惠政策。在化工园建设之初，就有很多环境、安全隐患。建厂之初，各个企业直接铺设通往河道的排污管道，这在当地政府是被默许的，直到近年环保问题被抬上桌面，排污的情况才有所改善。其实我们国内大多数的化工园区都存在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的问题。拿响水化工园区来说，如果在园区里铺管道，集中提供天然气，再通过管道传输到各个企业，只要企业留一个阀门就可以了。现代化的阀门都可以远程监控，这样的话就用不着车辆来回运输燃气，也不存在外部车辆进入园区的风险了。如果一个园区只有一个专门集中的供气点，危险源就只有一个。现在的情况是，天然气罐分布在响水化工园区不同的企业内部，危险源就多了。还有一点，就是专业人才的缺失。就我所知，江阴的工厂搬到响水时，一些有经验的员工跟着过来了，那批员工的“根”不在响水，是不可能长年累月留在这里工作的，势必要回流走。这个时候，工厂就开始招收大量的本地工人。天嘉宜是入驻园区比较早的工厂，也为园区培养了一批人才，一些员工在掌握了某个技能之后，就换到新的公司去领更高的薪水。生产管理是需要积累经验的，一个员工对一个装置熟悉了，它产生问题，可能很快会知道问题点在哪里，但是对于新员工来说，就会手忙脚乱。员工流动性太大，对于企业安全生产没有帮助。这两年，我去响水园区时发现，包括天嘉宜在内，在厂房车间见到的员工总是不一样的，可见员工流动性之大。复杂的政商关系在响水化工园区，政、商、民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工作多年，我也有一些见闻。在新闻上，总能看到关于响水化工园污染的报道，但一些企业告诉我，当地还存在着一条举报“产业链”。比如说，一个企业发生了环保排放的问题以后，有一批专门举报的老百姓。举报之后，地方政府去协调，企业给举报者补偿款，举报者拿到钱就不再追究，当地政府也不再查了，政府肯定是希望企业连续生产，带动当地经济。甚至一些企业内部员工也会和当地百姓“合作”，假如某家企业的员工知道今天自己的厂子要排放污染物了，他会通知老百姓去举报，等工厂赔偿举报者之后，员工再从里面“提成”。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这么做。企业对当地政府也是既爱又恨。对于有关部门的态度，企业之间流传着一句“笑脸相迎，关门打狗”的评价。招商引资的时候，笑着脸，给你提供很多政策。等你进来了，买了土地要建厂了，开始“吃拿卡要”，否则会在小事情上“刁难”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某委办局递交一份审批报告，按理作为管理部门，应该告诉我需要带什么材料。但是往往没有经过三次五次是办不完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次性的给你讲清楚，但要是请对方吃个饭或者喝个酒，问题也就解决了。慢慢的，政商之间的“餐桌文化”就形成了。尤其过去，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作为技术服务方，也和企业一起参加过这种饭局，饭桌上总能看到当地官员出现。我曾见过当地官员向企业提出“入股”。在饭局上，官员直接把某些第三方的咨询公司带了过来，他们通常是官员很信任的人开办的。园区内的企业请第三方公司做咨询的话，这笔咨询费在账目上是合理的，至于咨询费的最终去向就不好说了。后来，我自己在饭局上，也遇到过这样的咨询公司，一下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但事实上，没有哪家企业希望和地方官员这样搅在一起。在这样的人际环境之下，一个园区想要健康发展是很难的。爆炸发生前的天嘉宜工厂回不到的从前在中国，很多化工企业的老板都是刚刚“洗完脚上岸”的农民企业家，在大家的观念里，追求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很难接受先进的办厂理念和管理理念。在我看来，我们的很多化工园充其量只能算作“工业集中区”，园区内看似工厂很多，但产品种类很杂，没有一个合理的布局。真正的经济技术开发园区，园区内应该是上下游企业分布合理，企业之间可以互相合作，节约成本。一个具有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园区，是未来园区经济的发展趋势。在世界上，欧洲已经进入到智慧园区的阶段，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在中国跑了很多的园区，包括宁夏、新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都去看过，真正形成规模的、形成良性园区的，只在上海见过。上海园区内，各类企业都是上下游的产业关系，园区里面的水、气、电都是在公共的管廊里经过的，跟响水园区的管廊相比整齐很多，管理也是统一进行。中国的化工园区想要发展，首先在产业链的规划上要进行调整，化工园区在招商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的产业基础。另外，作为地方政府，在人才的培养方面要下一些功夫，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到一个新的地方来投资，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包括新疆、内蒙古都存在这个问题。企业匆匆忙忙的花两三个月培训出来的工人，没有什么操作经验，刚进厂的工人就像刚进学校读书的孩子，对这个领域懵懵懂懂，只会操作某一个步骤，这对安全生产也不利。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也应该向欧洲的国家学习。据我所知，在欧洲，一个化工厂到某地落户的时候，地方政府会对这片土地进行采样，检查土壤的品质，如果企业搬离，必须要把这片土地恢复到原有的品质才行。这样的方式也促进企业自律，如果肆意污染，将来恢复土壤质量的成本就会很高。在国内，污染严重的企业往往是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企业来的时候虽然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往往带来的污染问题更严重，甚至有些企业在厂区直接挖坑填埋，日后修复土地时，代价往往要比收益更高。拿响水来说，如今化工园区去留是旦夕之间的事情，工厂炸掉可以换个地方重来，但对于世世代代生存在这里的百姓来说，有些事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2222 次阅读|0 个评论

政府越腐败，企业越不愿意打官司: niehuihua 2015-9-22 09:45; 【导读】商业纠纷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会影响到企业解决商业纠纷的方式吗？会。使用世界银行 2006 年 1268 家企业的调查数据，作者发现，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就越是倾向于不通过政府部门来解决商业纠纷。原因是，在更腐败的地区，企业主对法院的判决更不信任。此外，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就越是倾向于不通过政府部门来解决劳资纠纷。文 / 方明月聂辉华一、腐败会影响企业打官司吗？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经济，也是一种法治经济。在法治完善的国家或地区，一旦企业和雇员之间或者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契约纠纷时，企业通常会利用法院或者政府认可的仲裁机构来解决。通过法院或者政府这类正式制度解决契约纠纷的好处是，透明的规则能够给当事人提供稳定的预期，以政府为背景的第三方实施力量能够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并且契约纠纷的解决结果可以在市场上公开，从而形成声誉效应。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法治并不完善，当事人往往通过声誉、关系或者自我实施等非正式制度来解决商业纠纷，这不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长期经济增长（ Dixit ， 2004 ； Allen 等， 2005 ）。进一步，发展中国家往往腐败程度更高（ Svensson ， 2005 ），而腐败会破坏法治，这就加剧了企业契约实施的困难。尽管现有文献广泛探讨了腐败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但似乎没有任何文献探讨过腐败对企业契约实施的影响。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地区更腐败，企业面对外部的商业纠纷或者内部的劳资纠纷，它会更倾向于通过政府来解决吗？本文将在理论上填补上述空白，并回答上述问题。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一个地区越是腐败，企业就越是倾向于不通过政府来解决商业纠纷或劳资纠纷。背后的逻辑是，腐败导致政府不作为，破坏了司法公正，从而提高了企业通过政府解决契约实施问题的交易费用，因此腐败地区的企业就更偏向于诉诸非政府力量。然后，我们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利用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和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数据，我们构造了各省的腐败感受指数，以及企业发生外部的商业纠纷和内部的劳资纠纷时向政府寻求帮助的指标。通过 Probit 模型回归分析，我们发现：第一，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就越是倾向于不通过政府或法院来解决商业纠纷。我们揭示了腐败影响商业纠纷解决的一个渠道，在更腐败的地区，企业主对法院的判决更不信任。第二，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就越是倾向于不通过政府来解决劳资纠纷。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了各省纪委书记的任期作为地区腐败程度的工具变量，此外还使用了政府干预程度作为腐败的代理变量，主要结果仍然成立。二、数据和变量（一）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企业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 2006 年春季组织的一次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数据。该调查包括了 1268 家企业，它们分布在全国 12 个城市，包括：长春、丹东、赤峰、北京、石家庄、西安、淄博、重庆、十堰、吴江、杭州和顺德。这 12 个城市涵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囊括了东北、沿海、中部和西部各个地区。这些企业是在给定城市随机抽样的，均为年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该数据包含了企业主个人信息和企业遭遇的契约纠纷问题。另一个数据来源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根据企业年报和专报整理，包含了企业的基本信息和主要财务指标，包括企业所有制、员工人数、固定资产和销售额等（聂辉华等， 201 2 ）。然后我们根据企业法人代码和名称，将两个数据库合并，并删除了一些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786 个企业样本。它们分布在 36 个二位数工业部门，其中国企占大约 12% 。关于腐败的数据主要来自全国工商联 2000 年组织的中国民营企业调查，以及樊纲等（ 2011 ）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人均 GDP 数据来自当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二）变量定义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地区腐败程度对企业选择契约实施方式的影响。因变量是“企业求助于政府”（ Cd_g ），一个二元哑变量。在世界银行 2006 年的调查问卷中，有两个问题与此相关。第一个问题是：在最近一次商业纠纷中，企业是通过下面何种形式解决纠纷的？（ 1 ）法院；（ 2 ）仲裁机构；（ 3 ）通过政府官员调解；（ 4 ）通过朋友或其他民间人士调解；（ 5 ）没有采取行动；（ 6 ）其他。如果企业选择了（ 1 ） - （ 3 ），就表明企业求助于政府（含法院和仲裁机构），我们令 Cd_g1=1 ，否则为 0 。类似地，我们定义了企业解决劳资纠纷的方式。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是地区腐败程度（ Corpt ）。由于腐败本身是违法的、隐蔽的，因此对腐败程度的测度一直是现有文献的难题。本文借鉴 Du 等（ 2008 ）的做法，采取各省企业主的腐败感受指数（ Corpt1 ）作为各省的腐败代理变量。在全国工商联 2000 年组织的中国民营企业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本地区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政策来反腐败？”，然后我们计算回答“是”的企业比例，以此作为本地区的腐败感受指数。该指数越高，表明该地区腐败程度越严重。 Du 等（ 2008 ）提供了对该指标合理性的交叉验证。度量地区腐败程度的另一个指标是“中国市场化指数”的二级指标“政府干预”（ Corpt2 ）。根据樊纲等（ 2011 ），它衡量了企业花费在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打交道上的时间和额外金钱支出。因此， Ang 等（ 2014 ）用它表示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政府干预”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表示腐败程度越轻。控制变量包括企业主的特征、企业特征、产业特征和地区特征。描述性统计表明，企业在遭遇外部商业纠纷或内部劳资纠纷时，大约 40% 的情况下会选择通过政府部门来解决。超过七成的企业主有大学文化，大约 40% 是所在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政府顾问，与政府具有比较紧密的政治关联。三、政策含义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由于腐败阻碍了企业的契约实施，破坏了营商环境，不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不利于纯化政企关系。因此，反腐败的范围不仅包括查处腐败官员，也包括减少官员对企业的侵扰，以及建立廉洁的司法防线。惟其如此，反腐败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增长。参考文献：方明月、聂辉华， 2015 ，《腐败对企业契约实施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4 期。下载全文，请访问聂辉华个人网站白鲨在线（ www.niehuihua.com ）的“ 全文链接 ”。想看看更多有趣、有理、有用的经济学故事吗？欢迎阅读聂辉华教授的博弈论普及专著《跟西游记学创业——一本人人都要读的管理秘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月中旬出版。京东、当当、天猫和亚马逊全面发售，输入关键词“聂辉华”或“跟西游记学创业”可以查到。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聂氏政经评论”（ruc_nie）。; 227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为何中国政企关系如此复杂？: niehuihua 2015-6-2 10:36; 文/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导读】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商人远离政府，就是远离信息，就是远离商机，最终很可能远离市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守规矩的商人若不与官员搞关系、做交易，必然被不守规矩的不良商人打败，最终大家一起陷入“所有人都有罪”的困境。最近，亚洲首富王健林在接受《新京报》访谈时说，“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几天之后，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政商关系没那么玄乎”，“大道至简，官商能做到各安其道而又并行不悖，有交集而无交易，就不会最后沦为一根绳上的蚂蚱”。所谓的政商关系，其实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或者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叫“ 政企关系 ”可能更合适，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制度化现象。一、数据图景下的中国政企关系中国的政企关系究竟是不是很复杂？这是一个实证问题，而不是一个规范问题。我认为，中国的政企关系从古至今都很复杂。既然作为“亚洲首富”的王健林都坦诚政企关系很复杂，那它一定不简单。王健林曾任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重要职务，他掌管的大连万达集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一个中国企业家能做到这个地步，一定少不了与政府部门的频繁沟通，一定有超乎寻常的问题解决能力，一定没有外部压力去揭露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因此，如果连王健林都感慨政企关系不好处理，那么政企关系肯定很复杂。诚然，多元化的社会要允许多元化的观点，但一厢情愿地认定政企关系并不复杂的人，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坐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最好让事实来说话。从中国反腐的数据来看，官商勾结的腐败模式将政企关系逼入险境。我们统计了2000-2014年795个副厅级以上贪官案例，发现大约 95% 的贪腐官员涉及接受商人贿赂。官员的权力和商人的金钱、物质或美女之间的交换，几乎是所有贪污腐败的标准模式。例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2002-2012年利用其在原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的职务便利，为山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作文等人在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与其子刘德成共同收受三千五百多万元贿赂。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腐败的官员背后都至少有一群参与腐败的商人。就在王健林的谈话发表之后几天，原陕西首富、金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一坚应有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导致该上市公司停牌。在高压反腐运动之下，不知道还有多少首富们正在为波诡云谲的政企关系而惶恐不安？作为政府座上宾的首富们尚且难以把握政企关系，无数中小企业主们又如何能够在政企关系方面游走自如？而从另一方当事人企业主的角度看，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高难度“必修课”。一方面，企业主希望官员来本企业考察工作，这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主与官员打交道又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大陆 30 个省份 12000 多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每个企业平均每年大约要花 58 天和政府的四个主要部门（税务、公安、环保、劳动与社会保障）打交道，占全年时间的大约六分之一。其中前5%的样本企业，每年要花170天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占全年时间的近一半。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只要在中国经营企业，对这些强势政府部门，企业主不仅“惹不起”，而且“躲不起”。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通过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来构建政企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强加给企业的“时间税”，对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并无帮助。二、中国特殊的复杂政企关系的制度根源是不是只有中国的企业要处理政企关系？当然不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同样要处理政企关系，例如，通过聘请政府官员或议员担任企业的董事、高管或顾问来为企业谋利，美其名曰“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然而，相比较于在法治框架下可预见、可处理、可问责的发达国家政企关系，中国复杂的政企关系确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第一，信息不对称，政策不透明。法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政府的行为完全处于法律框架之下，所有财政预算、政府决策过程是公开、透明的，因此纳税人才可以有效监督政府。而中国仍然处于转型时期，不仅政府的决策过程不够透明，决策的结果（政策）也有很多不为普通人所知道。举例来说，中国各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光是一个中央部委恐怕就有几百种乃至上千种补贴。相信多数人并不知道，原来饲养种猪有政府补贴，种植大棚蔬菜有政府补贴，买挖掘机也有政府补贴。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些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申请程序，补贴政策很多都没有及时、准确地公布。因而最终那些拥有信息优势的人获得了政府补贴，而这些人未必是最需要补贴的。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商人远离政府，就是远离信息，就是远离商机，最终很可能远离市场。不接触政府官员，就无法获得信息和各类优惠政策；但与政府官员走得太近，一旦东窗事发，恐怕就要跟着官员身陷囹圄。这样的政企关系让企业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确比博士后的学问还复杂。第二，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且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人多资源少，再加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政府特别希望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赶超战略。这一逻辑的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而不是像发达国家一样仅进行宏观调控。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本身就不好，更不好的是政府官员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一个企业的投资项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可以快点批准，也可以慢点批准；可以多批准几个，也可以少批准几个。所有这些做法，都可以在政策上找到依据，都是“合法”的。在中国这种“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语）环境下，一个商人要上项目，做投资，就必须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做“朋友”，而且必须打点上上下下所有部门，“阎王小鬼”一个都不能少。否则，“县官不如现管” ，就会出现《中国纪检监察报》所描述的“一个普通办事员能左右项目的落地，一个处长的权力能大到决定一个企业的死活”这样扭曲的现象。于是，工资低、管制权力大的官员，和收入高、被管制的商人之间，就存在一种互惠的交易关系，腐败的温床早已铺就，就等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了。当干预经济的权力缺乏监督时，政企合谋是必然的结果，官商不可能各安其道、各走各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守规矩的商人若不与官员搞关系、做交易，必然被不守规矩的不良商人打败，最终大家一起陷入“所有人都有罪”的困境。第三，官商之间从来不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即便政府政策不透明，官员深度干预微观经济，如果官员和商人之间是对等的契约关系，那么商人至少可以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到独善其身。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这样的条件从来就不具备。中国自古以来，商人和官员就不是平等的地位。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朝以后，“士农工商”的地位格局就已经奠定，并且两千多年以来也没有根本根本改变。我们在山西乔家大院里看到的档案表明，即便在商人地位有所上升的晋商时期，山西商人赚钱之后一定要给自己的祖上、自己以及儿子花钱买一个没有实职的官衔，以便提高社会地位。某种程度上，这与今天的企业主努力争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并无本质区别。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商人地位较高并且可以推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呢？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取决于各国在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英国是海洋国家，比较依赖国际贸易，这种高风险、长时期和远距离的贸易活动不是政府的比较优势，因而凸显了商人的地位。大西洋贸易和商人的力量，共同促成了之后的“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19世纪的世界头号强国。反观中国，由于幅员辽阔，又是内陆国家，重农抑商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不二选择，商人从来就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官府，当然就不可能形成对等的官商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必然要求中国的政企关系或者官商关系正常化、对等化。在短期内，如果反腐败行动变得更加规范化、法治化，同时政府取消更多无效率的管制政策，那么政企关系有望进一步纯化。长期来看，要构建正常的、符合法治精神的政企关系，就必须不断提高政府决策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减少官员的“信息租金”，同时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运行过程，此外还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如果有一天，中国最聪明的人才不是如过江之鲫般涌向政府，而是川流不息地融入商场，那一天中国的政企关系就正常化了，官员和商人便各尽其才、各得其所了。（本文发表于 FT 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6月2日，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原文。图片来自网络。）延伸阅读：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如何应对“政治关联”？如何处置有背景的妖怪？“ 西游记经济学 ”（暂定名）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888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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