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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加剧不平等阻止了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 lixyong 2019-9-9 23:19; 进入21 世纪人类加剧不平等。知识权利的分化、社会资本的积聚、经济的垄断。这些让人类分层为不同的种群。随着人类生活的扩张，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而人类自身因为不平等的加剧。让人类自身发生了种群的分化。犹如一个同学群里因为认知、观念等分化成不同的群体。人类自身的变化反而补充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个人分类: 奇思妙想|1994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美国民权历史看中国人的不平等: 热度 3 GongChen 2013-1-21 12:21; 林肯于 1865 年废除奴隶制。 100 年后，美国黑人仍然被白人歧视，于是有了马丁路德金追求平等的梦想。今年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适逢奥巴马连任总统就职日。没有马丁路德金的追梦，奥巴马是不可能当选总统的。从林肯废除奴隶制到奥巴马 2008 年就任总统，美国黑人奋斗了 143 年。尽管歧视依然存在，但作为一个族群，他们已证明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身在美国的我今天在敬佩马丁路德金的同时也想到了中国的几亿农民。新中国的成立依靠的是农民和农村包围城市来夺取政权的。但最不可思议的是新政权成立后，毛泽东等人却制定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民种地要交地租交粮食，但不拿工资也没有退休金。城里人拿工资享受公费医疗并且有退休金。于是城里人自然觉得高人一等，农村人也就自然地受歧视了。中国的农民向来是很顺服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分田到户广得农民之心，农村户口没有让他们觉得受歧视，有地种已经不错了。但大搞合作社极大地伤害了农民，只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没有引起大范围由下而上的内乱。毛泽东却发起了由上而下的内乱。我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五五开，建国立业和分田到户有功，反右大跃进文革有罪。去年回国时出租车司机说怀念毛泽东时代，我就问你愿意把你的子女送去上山下乡到最边远的农村吗？他顿时语塞。不知当今的怀毛派有几个能实践毛泽东的号召去上山下乡？（我并不反对上山下乡，但应该是自愿而不是强迫。）文革对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的杀伤决不亚于一场战争。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从莫言的小说中管窥一斑。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有农民工作出的很大贡献。中国为什么有了那么多的富人？用马克思的理论来阐述，就是获得了大量的农民工和其他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农民工如果与城里人做同样的工作，他们的工资和待遇一定低很多，这就是超量的剩余价值。政府的税收和富人的存款就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的总和。所以，国家富了，就要提高工资和福利，天经地义。富人也要常思财富之来处，慈善捐赠也是天经地义的，不要等穷人思变了才被迫捐钱。国内的一些小说常写某农民工指着上海或北京的一个高楼骄傲地对儿子说：“爸爸当年就是造这座楼的！”但很少有人写儿子问爸爸：“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穷？为什么还住工棚？为什么我不能和楼里人的孩子一起上学？”为什么农民工作出了贡献以后还是低人一等，还在受歧视？其实，在中国，受歧视的不只是农民工，也不只是农民。普通人在许多场合都可能遭遇歧视，大多习以为常或发几句牢骚了事。中国人喜欢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某校长在致感谢词时说，“我今天要表达三个层次的感谢。第一层次的感谢是给贵校校长；第二层次的感谢是给几位院长；第三层次的感谢是给教授和学生。”校长口出此言，我瞠目结舌。又想到美国某校长拿着垃圾袋来收我们餐后的一次性饭盒，一教授不安欲伸手代之，校长说，“别担心，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能不感动吗？平等常在一些小事上折射出来。我也不是崇洋媚美者。尽管奥巴马当上了总统，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依然存在。美国的枪击案也不知何时是尽头。每个国家都有长处和短处。我相信中国的农民不会永远被歧视。但前提条件是“农村户口”这一歧视性的标签应该摘除了！中国人的公平请从“农村人”与“城里人”平等开始。如果广大的城里人自己觉得比农村人高出一等，那么如何让当官的和老百姓平等呢？！; 个人分类: 随感|2555 次阅读|4 个评论

城市化的私生子: histly 2013-1-16 06:52; 忘记是哪位大牛说过，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取向。《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命运的政治学》（均发表于《开放时代》）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熊易寒，让我产生了结识这位学人的强烈冲动。; 2483 次阅读|0 个评论

答戎可老师：素食利己利人，减少不平等！: 热度 4 jiangjinsong 2012-11-26 10:34; 戎可老师说得对：【吃肉毛病多，高血压、高血脂、易致癌，巴拉巴拉三万字，这谁不知道？】【人间还有压迫，自然界到处都是不平等】老戎，我怎么会觉得吃肉是快乐的？只是有些人不明白吃肉的害处，他们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而杀害动物，损害健康。只要开始吃素就可以避免这些坏处。当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压迫，至少我们自己不去制造压迫、杀害与不平等，这不是很好吗！感觉你是在曲线支持我宣传素食不杀生，谢谢。; 个人分类: 敬畏自然|3531 次阅读|12 个评论

马克思渐行渐远毛泽东越走越近: fqng1008 2010-7-15 08:10; 从巴兰班南神庙回来，我一直在想：作为温和的印度教，为什么要把毁灭之神作为主神来膜拜？尽管导游已经做了解释，我也深知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但我仍然不满足那种泛泛的哲学的、逻辑的一般性结论。印度教为什么设立三位主神：湿婆（毁灭之神）、毗湿奴（秩序之神）和梵天（创造之神）？难道创造不比毁灭重要？当我拟出上面这个文题的时候，思路突然清晰了起来。原来，人类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过程中，凭武力打打杀杀而获得的某种秩序，已经成为制度统治我们很久了，这也许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我不是学政治学的，也没有读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毫无疑问，印度教的创立时期也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不平等时代，也许膜拜毁灭（破坏）之神更能够代表大多数下层人民的心愿。尽管人类社会也需要秩序和创造，人民总是期望能够在一个神祗的带领下毁灭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因而也总是被自己的神祗所利用。回到主题，为什么马克思渐行渐远？我的思考是，来源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观察和分析，当卢梭开始探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就开始寻找社会的相对公平、正义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几乎已经成为无的之矢，无本之木，甚至连我们东方在经历了一番实验之后，也失去了信任的基础。因为，人们只信任有用的思想。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越走越近？可能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相当于我们补上了原始资本积累的早期资本主义的那一课，也获得了它的负面影响严重的分配不公。要改变现实，人们就必须找出自己的图腾，为行为的合理性寻找依据。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一个神祗，人们需要它和利用它，何况它是东方的神祗。我清楚地记得那样的一条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因为要改变不平等，必须请出毁灭之神。但值得思考的是，当年的志士仁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破坏之神（阶级斗争学说）取得了成功，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请出一个本土神祗恐怕是难以胜任的，因为已有先哲为我们探索出另一条更为正确的道路......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简介：卢梭在本书中假想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前曾生活在自然状态中：那时的人类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家庭生活，没有住宅，没有财产，人没有互相攻击和掠夺的本性，只有怜悯他人和自我保存的天然感情；人的各种机能（诸如理性、语言、观念）、欲望和情感（尤其是爱慕、虚荣、贪婪）都处于低级阶段，不存在精神的、政治的不平等。但是人有独特的异于禽兽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共同劳动、家庭的发展促进了人与人的交往，使人的潜在机能被激发起来，导致社会状态的出现。私有制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农业和冶金术的发明是导致这一巨大变革的决定性原因。从此人类产生了许多新的欲望和偏见，道德急剧堕落，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出现了，人类落入了可怕的战争状态。于是富人哄骗穷人订立社会契约，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起源的，它们保护富人欺压穷人，这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一阶段。订立了契约就需要有保障其实施的强力机构，权力的设立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二阶段，它确立强者和弱者的区别。暴君政治的出现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三阶段和顶点，它确立主人和奴隶的区别。既然暴君依仗暴力蹂躏法律，人民就有权用暴力推翻他。本书中的美好的自然状态和邪恶的文明社会对立的论点，导致了卢梭同崇尚理性和进步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决裂。;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488 次阅读|3 个评论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 xsplendor 2010-2-6 20:47; 徐光华 2010/2/5 1. 历史的视野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这是卢梭在他1754 年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话，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人类在蒙昧状态时所享有的各种自由和快乐，而当他们学会农业生产、建造房屋等的时候，人们开始相互依赖，分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私有制产生了，奴役也就随之开始了。为什么人类不能平等地共同享受分工带来的好处呢？因为平等和享受之间本身就存在这矛盾，一旦人知道了某样东西的好处，他总是想要更多。　　这些思想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由释迦牟尼深刻思考过了，他也正确地得出了结论：人痛苦的根源在于无止境的欲望，只有消灭欲望，才能获得快乐。他似乎还正确地预见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苦痛将会越来越多，即所谓正法、像法、末法阶段，在末法时代，信仰佛教的人数渐渐稀少，修行的人更少，修行而证圣道的人则已没有了，到最后佛法也就被世间的邪说和物欲所淹没，纵然尚有佛经存在，也没有人去信受奉行。如今，连千年的古寺也被商业化了，世界虽大，却已难容得尺寸的清静之地，可见已经到了末法阶段。　　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因子，因为它决定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所可能结成的关系。文明的初期人类散布于各地，少有联系，各自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只有当交通和通信手段变得发达之后，分工和市场扩大了，人类也越来越连结在一起，到了全球化的今天则谁也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因为原有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发掘了之前人所不知道的领域，大大扩张了人的欲望。如果说人们一开始只是满足于吃饱穿暖，此时则开始思淫欲。这样，就发生了某些人为了满足其并非必要的欲望而阻碍其他人满足其基本欲望的事情，因为这些更舒适的需求必然要跟基本需求产生竞争，比如说，当一些人把粮食拿来酿酒的时候，其他人所能占有的粮食就减少了。从而，不平等和剥削压迫就产生了，争夺和杀戮也就开始了。　　由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文明社会在总体上具有比善良而强悍的野蛮人更强大的武力，而他们所产生的各种欲望也起到对纯朴人民的腐蚀作用，另外，文明社会具有扩张的本性以不断满足新产生的欲望。所有这些使得文明社会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同化一切其他形式，任何人都不得幸免。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事件起了重要作用，即国家的产生和货币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和私有制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使剥削和压迫得到更好的保证，剥削者们将其制度化，当然国家还兼有管理和抵抗外敌的作用。货币则是为了交易的方便而演化出来的。这两者的产生都大大促进了人的社会化，促进了分工，促进了文明，同时也促进了奴役。货币后来更是成为资本，导致资本主义的诞生，而资本主义则把这两者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尤其是到了当代，信用货币的使用衍生出很多金融手段，使得剥削更为隐秘和更为容易，而国家的武力则可以随时教训不听话的人。 2.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在《国富论》中，亚当. 斯密写到：一国所获的财富，如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但尚未退步，那末，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的低。一国人口的繁殖，，也不可能再有增加。一国的资本，，就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度。这样，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再小。他当时就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增长将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然而这种极限却似乎一直没有发生，这是由于的科学技术的突出贡献，这是斯密那个年代不能想到的，然而科技的发展仍不足以推翻斯密这一论断。　　历史上，当一国达到自身的极限的时候，它便到处殖民，而地球的容量是有限的，当整个世界都被占满之后，就完全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造成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它术开发出了大量新需求，刺激人们的新欲望，以保持资本主义的机器不会停下来。而这些新创造的需求，大都是与已有的一些基本需求相抵触的，甚至根本就是以对前者的剥夺为前提的。　　人类正在耗尽各种自然界赋予的资源；人类在自己身上试验了各种各样的药物，越来越变得脆弱不堪；人制造各种有毒有害物，并把它们散布于自己生活的环境；人们打开了转基因技术的魔盒，这可能将导致人更大的分化。所有这些，其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但且让我当做是减小了人类生存的潜在空间（图1），即科学技术起到了杀鸡取卵的刀子的作用，可是我们还有多少鸡可杀呢？控制气候或移居火星这些只是科学幻想，而即使做到，从长远的讲我们仍将有一天面对极限，科学技术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可是仍在坚持地把人类引向可怕的未知境地。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存在共通之处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为了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人既向自然索取，同时又向他的同类索取，而这两者常常是难以分辨的。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营养丰富而无污染的食物，本是大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现在则大部分人被剥夺了这种最基本的权利。富裕阶层把这种剥夺强加给贫困阶层，在世界范围内则是发达国家则把这种剥夺强加给不发达国家，从历史的角度则是当代人把这种剥夺强加给子孙后代。科技革命实际上是增强了他向自然索取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有助于其向同类索取。　　人类文明的实质就是不断的扩张和同化，处处制造不平等。进入 21世纪之后，危机越加迫近了，这种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的模式，似乎已到了其尽头，那么未来会怎样？在我看来，无非有三种可能，其一：任目前的趋势发展而大家都不作为，期望通过科学技术解救人们于危机之中；其二：大家都自行约束，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避免危机的发生；其三：一部分人转嫁危机到另一部分人的头上，手段有多种，如限制别人对资源的获取和消耗，或者是战争，直接大量地消灭人口。第一种选择，如前所述，只可能延缓危机的到来，然而很多人都仍对此十分迷信；第二种选择是所有善良的人所主张的，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那么善良，所以只是一厢情愿；所以，第三种选择的事实可能性是最大的，我想，这也应该是很多人心底里的想法，虽然不敢公开说出来。在不久前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一直都想让发展中国家承受防止气候变化的代价，当目的没有达到的时候，它们背地里又会做些什么打算呢？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目前的可持续发展危机主要是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带来的一些长远的忧虑，而发展中国家则已经直接承受了各种环境破坏带来的痛苦。在历史上，每当发生饥荒的时候首先饿死的都是穷人，同样的，现在首先承受环境破坏后果的也首先是穷人，或者穷国。所以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在这些解释没有得到统一之前，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实现。　　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类能够从目前的不可持续发展中得到挽救事实上取决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发展出一种智慧：在整体上给自己加以限制，不过度索取和享受。或许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这并不等于人类作为整体拥有了这个智慧，虽然这是必要的一步。并非人没有怜悯之心，但那只是在不损害自身既得利益的前提之下，人或许会不愿意眼看一只猫受到虐待，但是对于遥远地方几万人的死亡也不会有所动衷，而在更高的组织层次上，怜悯几乎从未有。 3. 中国的命运　　如前所述，可持续发展有不同的尺度，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困境，那么中国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在上世纪中叶，经过无数的鲜血和牺牲，终于换来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崭新的国家决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又何容易。革命虽然胜利了，斗争却并未停止。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又处于敌对的世界环境下，走社会主义道理意味着很多人的欲望要受到压制，以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重。而当时的西方，由于战争的洗礼和科技革命，正处于其发展的黄金阶段。对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后果，毛泽东有深刻的认识。 1965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 5 月 25 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泽东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当毛泽东认为党内走资派越来越成气候的时候，他冒险发动了文革，但是最终文革失败了，他的目的落空了，这也意味着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失败了，从此中国就不可避免地右转了。　　邓小平否定了文革，他看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差距，这种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文革其间造成的。他希望中国能够很快发展起来，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他提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以便达到最终富裕，但是显然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没有深刻的认识。改革刚开始时的人人平等状态以及建国前三十年人们节衣缩食的积累是发展经济的大大有利条件，只要一放纵人的欲望，经济很快就搞上去了，而伴随的则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环境的破坏、国家整体发展潜力的减弱。邓小平也很担心会发生两极分化，并多次说过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发生两极分化，就是改革失败。　　然而，一切已经是不可避免，到今天，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已大大超出了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据此判断改革已经失败了。一方面是国内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重又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受到外国资本的剥削，这种剥削，不仅直接导致中国的贫穷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发达国家得以将其环境危机转嫁到中国。所以现在已经到了不论向大自然或向人索取都到了极限的时候了，而同时还有帝国主义的手向我们伸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多少余地呢？官僚资本对于新技术的渴望使得它们急切推动像转基因这样可能带来无穷后患的技术强加给全国人民；同样的由于缺乏新技术，官僚资本把目光转向各种必备品，高房价就是其结果之一。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贫富分化将会加大、环境危机将会加深，分裂势力将会更活跃，而人民大众则将更困苦。　　2012,我们能登上方舟吗？; 个人分类: 可持续科学|3765 次阅读|1 个评论

请让我穷得有尊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 entropy 2009-4-16 18:00; 引用自：中国发展简报请让我穷得有尊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作者：刘罡华尔街日报 | 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发布时间：2009-04-14 03:33:25 | 点击数量：46 渣打银行王志浩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的《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一文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其原因恐怕正是王博士在文中指出的，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很多读者是城市人口，虽然他们的收入水平绝大部分应该已处于贫困线之上，但与他人收入的巨大落差却使很多人无法摆脱贫困感。客观地说，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应该是当今世界致富机会最多的国家之一，但致富机会多也就意味着人们贫富差距拉大的几率相应增大，那些在致富竞赛中相对落后的人产生比较大的贫困感也属正常，虽然他们可能实际上并不贫困，甚至还是小富。一定程度的贫困感不是坏事，它可以成为人们致富进取的动力。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有贫困感的人还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挫折感、甚至屈辱感，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清贫但却有尊严地活着。王博士在随后发表的《再谈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一文中援引美国学者Albert Park的观点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不比城镇居民低很多。但为何进城农民工却普遍存在较强的贫困感呢？其原因恐怕正如王博士在解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时所说的，这种差距体现在享受的服务 (而不是工资收入) 方面，这些服务显然构成了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因无法与城里人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所以他们的贫困感被放大；推而广之，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由于享受不到有质量的公共服务，他们的贫困感、甚至屈辱感也会被放大。如果自己要屈辱地去获取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如果自己无法避免受到公职人员粗暴、无理对待的恐惧，如果自己的财产权得不到合理的尊重和保护，很难想像一个人能够以豁达之心对待自己的贫困。应该承认，近30年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为什么贫困人口越减越少，而念毛泽东时代好日子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多了呢？这说明医疗保健改革这类惠民措施还是太少。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回忆说，自己少年时代其实家里很贫穷，但他一家却并未觉得自己贫穷，他们处处遵循着中产阶级的思维和处事方式。恐怕正因为如此，里根才能一生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如果政府暂时不能帮百姓摆脱贫困，至少要让他穷得有尊严。引用自：企业社会责任资源中心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作者：王志浩来源：华尔街日报时间：中国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上海的街头，似乎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外乡的少年，在红绿灯的间隙，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向宝马、奥迪兜售小商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以城市的桥洞为家。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首都，这是司空见惯的景象。而在上海，这种情况在过去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他们的存在仍然令人记起，还有8,000万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景况下，可想而知，他们的生计将更加艰难。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用于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从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实际基尼系数可能还要高过这个数字，接近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拉美国际基尼系数一般为0.6-0.7）。胡温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将城乡收入差距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并一直致力于通过刺激农村地区的内需来扭转这种失衡局面。但是，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我们将介绍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争论。没有过去的好日子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真是这样吗？在那个时代，农村家庭通过参加集体化农业劳动，根据对集体的贡献大小（工分）分配得到相应收益。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中国南北气候土地差异很大，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在毛的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低。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全国大部分农副粮食市场被关闭，意味着农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为贫穷。据托马斯?罗斯基估算，这一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已高达5或6倍。所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1980年代以后的变化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的实行意味着，资本、技能、一个好的创意、或者有能力获得某个执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个人收入。没有这些条件的人日子不太好过，特别是国企打破铁饭碗，取消福利分房、社会保障和其他补助之后。在准市场经济中崛起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得以增长，未能适应新形势的国企职工的工资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随着整体收入增长而被拉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图中数据来源于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Dwayne Benjamin与其合着者的估算（参见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与 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着，2005年7月），他们的研究显示，1987-2001年期间，中国城镇平均收入以约6%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基尼系数也由0.22上升到0.34。在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劳的、擅长务农并获得了肥沃土地的农民有机会创造更多收入。乡镇企业家和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情况自然导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时，农民工和粮食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土地的质量如何，对于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农产品价格上涨使所有农民受益（同样90年代末，粮食价格下降也伤害了所有农民的利益）。世界银行的学者Martin Ravallion和陈少华的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参见 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这之后，减贫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长之后，保持平缓态势（见图2）。1987年16%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农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这一比例降至7%。但90年代后半段开始又出现了反复，2001年家庭收入不足平均收入一半的农村家庭所占比例又上升到11%（见图4）。黄亚声指出，9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开始超过了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的增幅非常有限。根据Benjamin 等人的数据，1987年农村地区基尼系数（衡量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为0.32 ，到2001上升到0.37。城乡之间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变化？图3显示了中国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状况。1987年到2001年，整体基尼系数由0.37上升到0.44。但是，这些数字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争议较大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收入指标中应包括哪些内容──仅包括工资性收入，还是也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是否需要考虑生活成本的不同？城镇地区生活成本高，无疑会侵蚀一部分城镇职工的收入。另一个问题是数据本身。由于数据敏感性等原因，国家统计局并不公布所有采集到的家庭收入数据。而且，即便是发布出来的数据，收入水平高的人可能倾向于低报收入，以免惹来税务官的注意，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低报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补贴。另一个问题是，近些年，随着城市扩张，大量的农村地区划归入城市或城镇。在这一进程中，距离城镇较近的农民（他们相对富裕）被农转非为城镇人口。由于农村人口样本中较富裕的群体转出，农村地区平均收入下降，城乡收入比因而上升，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Benjamin与其合着者将城乡家庭分类保持不变，重新估算了城乡收入比，结果发现，1987-2001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增加很多。当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 Benjamin与其合着者指出，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出现在城市人口之间和农村人口之间，而不是城乡之间。一方面，部分沿海农村与内陆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农民非常富裕，农业经营繁荣（至少在80年代），农民家庭通过较早进城务工积累了一定资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的情况要差很多，部分地区非常贫穷。第二类不平等的程度要高一些，即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上文提及的各种市场力量作用下，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据Benjamin对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现阶段，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我们将具体情况绘制在图5 中。换句话说，工资决定着你是贫穷还是富裕──而工资又更多地取决于你所受的教育水平、社会关系网络、机会等因素。农村地区也体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42%，占农村收入差距的44%。另一方面，来自农业劳动的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但仅占收入差距的6%。也就是说在农村地区，农民家庭是否有经营性收入，对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经营项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 占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29%（见图6）。收入不平等的衡量还存在其他难题。在谈论收入差距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和意义之前，我们先来看西澳大学的Terry Sicular做出的发现（参见How large is Chinas urban-rural gap?, Terry Sicular, Yue Ximing, Bjorn Gustafsson, Li Shi，2007），他们指出官方收入差距统计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官方收入统计没有包括城镇家庭获得的住房补贴，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价值。这一项应该是包括的，因为农村地区很少有类似补贴。加上住房类补贴的话，城镇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们的现金收入所揭示的。 2. 只有城镇居民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也应纳入到城市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中，加入这一点的话，也能够体现城镇家庭收入高于实际。不过随着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推广和改进，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改变。 3. 现有口径没有考虑生活成本的差异，这一点也应该有所体现。月入4000元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可称得上是高收入，但在任何一个大城市，这样的收入水平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某研究发现，城市物价水平较农村高出35-40%（但对这一说法有争议） 4. 农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调查官方样本之外，这意味着城镇家庭收入有所夸大，农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Sicular等人指出，国家统计局城镇收入调查的样本设计包含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在实际数据采集中，可能忽略了建筑工地或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后者可能也从未做城镇暂住人口登记。某调研显示，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农民工，而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低60%（但比农村居民高出40%）。统计数据中忽略农民工意味着估算出的城镇家庭平均工资可能高于实际。同时，农调队在进行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时，可能再次将不在家的农民工排除在外，并且，农民工家庭可能不会如实报告全部汇回收入。综合下来，农村家庭收入统计可能低报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 Sicular教授和他的同事对以上问题中的三项进行了调整（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未能对城市公共服务和养老金进行调整）。通过分析调整后的数据，他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官方数据揭示的那么大（他们的结果显示在表1中）。他们发现，1995-2002年期间，城乡收入之比稳定在2.24-2.27倍之间，而不是像官方数据所体现的超过3倍。他们还发现，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仅占到25%，与Benjamin等人的结论基本一致。但贫富差距仍较大幅度地高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后者在1.3-1.8之间，但也表明，至少贫富差距没有继续恶化。（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本文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渣打银行保留该报告版权。）引用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王志浩在笔者之前撰写的《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一文中，我们介绍了对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部分国际研究，他们的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有所夸大，并且，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比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对这些修正主义观点的反对意见，以及中国所采取的相应扶贫政策。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令人忧虑世界银行（在一份未公开的研究报告中）指出，2003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40%。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严重。同时城乡之间生活水准的差距也很大。.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Albert Park对《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中介绍的观点所使用的数据提出质疑。他举例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不比城镇居民低出很多。他以2005年收入调查数据为例，证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城镇居民工资水平的80%（而不是Sicular和其同事所采用的60%）。因此，城镇工资收入数据被高估的程度并没有那么Sichular所认为的那么大。 Park认为，农民工工资水平不那么低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工作时间更长，需要负担的家庭成员数量较少，而且，失业的可能性较低。对此观点我们持有疑义。收入水平是决定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如果农民工必须通过长时间工作获取报酬，那么他们的工资水平或许真有什么地方是不平等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农村家庭人口数量一般都多于城镇家庭，因此不知需要负担的家庭成员数量较少的判断从何而来。并且Park所引用的收入调研数据认为，农民工只将其工资的6%汇回，这一比例之低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其他研究发现，农民工汇回其收入的30%或者更多。更有分量的批评在于，报告第一部分提及的观点未能对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价值进行调整。这一问题Sicular等人承认存在，但由于没有相关数据，他们未能找到解决办法。据Park估算, 城镇居民享受的这类福利相当于增加30% 的工资，比重很大（参见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in China urbanis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policies, 世界银行，2008）。此外，农村家庭的医疗保障负担更大，教育质量也不能与城镇相比。这一点在某种方式上比较隐讳，在调整后的收入数据中体现不出来。总之，以数种方式衡量，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要低于城镇家庭，但二者的收入差距不像官方数据揭示的那么大。主要的差距可能体现在享受的服务方面（而不是工资收入），这些服务显然构成了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以上我们介绍了国外学者就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所作的一些研究，但在很大程度上，争论双方对于中国所采取的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政策措施均持认同态度。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扩大农村投入当前，真正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如果假定农村的贫困是普遍的（这是城乡差距是最大的收入不平等观点的简单推导结论），那么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增加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事实上，近几年政府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对农村加大投入的措施分几个领域进行。这里我们看看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所做的总结（Mid-term evaluation of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2009年3月）： 1.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关于这一题目我们曾经撰文提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已在全国农村大面积铺开，但资金投入仍显不足。目前平均住院费用可报销比例在15%-30%之间，其余花费仍需农民自己承担。 2.增加农业补贴。2009年，中央政府在上年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标准，扩大农作物种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我们在图1 中比较了2004年和2008年的农业补贴力度。同时，国家粮食收购规模自2004年以来呈5倍增长。 3.逐步改革农村土地机制。最近四五年来，农村家庭可以合法出租耕地。2007年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耕地准予出租后，土地收益提高了60%。新增收益中的三分之二为受租人所有（主要进行商业化耕种），三分之一由出租土地的农民获得（农民自己通常进城务工）。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沸腾的舆论显示中央准备简化相关手续，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增加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但是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却只字未提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不清楚会后是否发生了较大转变。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详情见图2）。根据官方统计，半数农村家庭用上自来水。农村电网建设和道路建设投入力度加大。官方数据显示，当前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中，15%将安排用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农业和农村地区总投入从2005年的3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亿元，接近翻倍增长。但是，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却仍为9%未变。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目前，以上措施中的大部分取得成效，尤其是有助于改善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不平等的局面。但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可能导致财力的浪费。如果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城乡之间不平等程度的观点成立，则需要精心策划资金投入的领域和方式。首先要找出贫困者，需要深入调研每一个家庭，找出经济条件欠佳者，实施目标明确的补助。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做好这项工作。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中国的扶贫项目的具体落实程度有所改善。1999年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所有城镇地区，并从2007年开始覆盖农村地区。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低保机制通过一定的程序确定低收入家庭，向其定期发放一定金额（不同地区标准有差异）的生活补助。截至2007年底，如表1所示，农村地区共有3,450万人获得低保保障，每月获得70元现金补贴。另有30万超低收入群体，可以获得特困家庭保障。而且，补助金额在逐步提高。但低保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几年前进行了一项调研，他发现，现有享受低保补助的家庭中有42%其实不具备资格，而符合低保条件但未获得保障的家庭占所有符合条件家庭的49%。其他国家的类似保障机制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另一个问题是未能满足低保要求的低收入者不会收到任何补助，而获得低保者不论其贫困程度，均获得相等金额的补助。此外，还有人担心，低保机制缺乏激励受助者重新就业的机制。还有人提醒中国吸取美英等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教训，以防形成福利养懒汉行为。但是，鉴于目前大部分情况下低保是对收入水平有限的家庭的补助，而且金额也不高，因此对中国来说，目前担忧社会救济养懒汉尚且过早。不过，到未来某一个时点，需要留意这个问题。教育是改善贫困的关键低保及类似救济机制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消除贫困的根本是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中，教育是关键。世界银行Luo Xubei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Zhu Nong所作的研究（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 race to the top, 2008)）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他们发现，中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全国平均的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为10%。中央政府计划于201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目前尚未看到关于该项目进展状况的独立研究报告。官方报告显示免费义务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但一些来自民间渠道的消息则喜忧参半：部分地区免费义务教育普及成效显著，但在一些地区，家庭仍须承担一定的教育费用。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5%，但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着辍学情况，使儿童得以完成初中教育也是一项艰巨任务。某些地区已开始探讨将免费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或许）可以重新设定贫困线标准根据官方数据，2007年中国共有4,3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1,48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但官方数据或许低估了贫困问题。由于早期制定的贫困线标准非常低，而且贫困线的调整严重滞后于收入增长速度，使得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看上去较小。如果以国际贫困线为准，中国贫困人口将达到8,000万人。据报道，国务院正在考虑将贫困线标准调整为国际通行的日收入低于1美元（其中美元为以1993年美元汇率为基准的美元购买力），按年收入计算的话，贫困线将由1,067元上调到1,300元。当然，贫困人口翻倍多少有些尴尬，但此举清楚地表明，北京将正视贫困问题。而且也会使扶贫减困工作的目标更为明确，是应该前进的方向。（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本文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渣打银行保留该报告版权。）引用后记：如果你看完了没有开启搜索引擎，说明你没有仔细看文章。因为我没有引用图片。; 4879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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