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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延龄：任何离开剂量去评价经方疗效的话都站不住脚: 热度 3 sciencepress 2015-7-10 08:51; 张仲景方剂又称为“经方”，是众方之祖，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但经方的本原剂量是多少，却是一个百家争议、千年难决的历史疑问。我关注经方本原剂量，并把经方本原剂量问题作为我的研究兴趣之一，前后已有十多年的时间。我曾经怀疑经方药物计量采用的是汉秤，所以也同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一样，努力寻找一个我可以接受的“真相”，而且我的寻找是锲而不舍的。我曾先后建议我所指导的不同年级的3名博士研究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进行探索，他们是2002级博士生黄英杰，2006级博士生谭曦然和2008级博士生韩美仙。我记得我给他们三人都讲过这样的话：中医历来重视继承前人的经验，按前人的经验用药；在数千年的历史里，中医师传徒，父传子，薪火相传，代代不绝，如果经方药物计量采用的是汉秤，那怎么会经过宋、明，药物的常用剂量竟然下降了六到七成？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所以经方药物计量采用的应该不是汉秤，也就是说经方药物计量的1斤，其量值不应该是250g，或者220g；它的1两，其量值不应该是15.6g，或者13.8g。记得2000年我去台湾讲学，遵朋友的安排去一家中医诊所访问，诊所的主人是一位从美国中医学校毕业的年轻女医师，她把她的一些处方拿给我看。我见大多数都用的是经方，药物用量很大，白术、干姜、茯苓、桂枝、芍药等都是三五十克重，很诧异，其回复为：“我用的是张仲景的量啊。”原来她就是将经方的1两折算为15.6g。当时我对她说：“要慎重哦！”虽然没有直接说那样折算是不对的，但言下之意是很明显的。还有一次，在我校校园里我遇到郝万山教授，向他请教经方本原剂量的有关问题。我知道郝老师认为经方1两的量值是15.6g，他发表了论文，并多次在讲座中谈到他的观点。我记得当时我的问题或许有一点不太礼貌：“像您啊，还有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柯雪帆老师啊，都认为经方1两合今约15.6g。可是您与柯老师在临床上也不这样用啊？” 后来，我参加了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仝小林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的973项目，承担“基于文献及临床经验分析的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研究”课题，仝老师多次催促我赶快把经方本原剂量考证结果拿出来。在前两年里，我的所有研究、所掌握的所有文献，都指向一个事实：经方对药物的计量采用的是汉秤。但是我仍然不敢发表文章。我曾不止一次地说，真的不敢仓促做结论，因为这一次不是发表我个人的观点，这次发表的观点将是973课题的研究结果。近来在读书时，看到有关认识堡垒问题的一些议论。一个人，他的所见可能是不真实、不全面的，他所接受的知识甚至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这些都有可能在他的思维里形成一道樊篱，一个将他的思维团团围住的认识堡垒。如果不出现裂缝，不出现缺口，他的认识将走不出去，他的观点将改变不了。金元以后，特别是明代以来，人们之所以不接受经方计量单位的1两只约为今秤重量的13.8g或15.6g，其实就是受到认识堡垒的阻碍。金元以后，明清以来，普天之下，医生的用量皆小。汉唐大汤剂是几百年前的事，是超过二十代人以前的事。人们久用散剂，遂忘汤法，对大汤剂完全陌生。试想普天之下，三四百年间，医家用的都是小剂量，他们怎么可能设想经方的剂量在数倍甚至十倍以上？但是后来我和我的团队在973课题的压力、动力和助力下，对经方本原剂量问题再一次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之后，我便坚信经方药物计量的确采用的是东汉官秤。这次研究我改变了思路，主要不是对两汉的度量衡量值进行考证。两汉度量衡量值早已被度量衡史专家依据大量的文物和文献，全面考古，细致考证，研究得比较透彻。那是几代度量衡史专家的努力，而且不少专家是倾其毕生精力从事古代度量衡研究。大多数医家是没有能力，尤其是没有精力进行那样深入、全面、细致的研究的。大多数医家所进行的考证、所撰写的文字，都不过是借用、参考度量衡史专家的研究结果而已。我这次的研究思路，我称之为“ 综合逻辑考证 ”，集中精力回答一个问题：经方药物计量不用官秤吗？最后我的答案是，经方药物计量一定要用官秤。我们把理由概况为“四无”：无胆、无需、无力、无它。我们可以问一问，当时的医家有必要在官颁度量衡之外，另外搞一个权衡吗？他们有这个能力吗？当时没有印刷术，书本很少，即使某位特立独行的人物在某种思想的驱动下要搞，他能够实现吗，能够推广吗？如果伊尹或者张仲景本人在著书的时候另搞一套权衡，又有几个人能看到他们的书？当然我们提出的依据和理由远不止这“四无”。在此我还想说说经方本原剂量问题研究的意义。有些人认为经方本原剂量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意义。他们说临床上该用多大的量就用多大的量，不需要问经方本原剂量是多少。那么让我们看看经方疗效评价问题吧。历史上曾经有“古方今病不相能”的说法，而另外也有经方效如桴鼓、效如影响的赞誉。如果剂量都不清楚，如何评价经方的效果？当下网络上有一句话“任何脱离了量去谈毒性的话都是耍流氓”。回到经方疗效问题上来，我们可以说，任何离开了剂量而评价经方疗效的话都是站不住脚的。最后，我还想告诉读者一点个人的体会。方药量效研究十多年，特别是五年的973课题研究，对我临床处方用药影响很大。我常说，任何药物的应用都要看剂量是否合适；不是用了没有，而是用够量没有、用了合适的量没有。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甲午年仲秋于北京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傅延龄、宋佳、张林著《经方本原剂量问题研究》一书作者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略有删减。《经方本原剂量问题研究》是《中药临床用量研究丛书》分册之一，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之“基于文献及临床经验分析的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研究”课题成果。张仲景方剂又称为“经方”，是众方之祖，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但经方的本原剂量是多少，这却是一个百家争议、千年难决的历史疑问。著者采用综合逻辑考证方法，基于严谨细致的文献分析、文物对照和药物称重，结合医理与药理，充分论证经方药物计量只能采用东汉官秤，其1两的量值合今约13.8g。非经授权，请勿转载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10）64000159 科学出版社│微信ID：sciencepress-cspm 专业品质学术价值原创好读科学品味; 个人分类: 科学书摘|7114 次阅读|8 个评论

方药用量流域的变化: 热度 1 sciencepress 2015-6-30 08:00; 纵观两千年历史，中药临床流域时而宽泛，时而狭窄，它们的变化也与相应时期的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人文等方面的情况密切相关。比如五加科植物的人参，在汉唐时期，其常用剂量范围很大，后来渐渐地变得很小。有资料显示，在汉唐时期，五加科植物人参在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亦有生长，资源丰富，所以当时临床应用甚为普遍，常用剂量范围亦广。后来由于大量采挖，加之气候变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人参植物资源锐减，导致价格上涨，贫者多难承受，其应用随之减少。魏晋朝野盛行服食，这种人文现象也影响到中药用量，常用中药用量流域图上亦有所反映，表现为紫石英、钟乳石等药物最常用剂量改变及其最常用剂量范围缩窄。再如唐末出现“安史之乱”，交通不便，商贸受阻，药材短缺，人们被迫节省药材，古已有之的煮散剂得到重用，这直接导致了宋代由政府推广煮散剂，煮散剂大行其道，临床中药用量普遍下降。这一主要由社会原因导致的中药用量下降，在流域上也反映出来。一、方药临床用量的历史变化有方剂就有方药的用量。在张仲景之前，记载方药用量的文献不多。所以在方药用量流域的问题上，人们多以张仲景药物用量为源头。在我国历史上，国家度量衡标准曾出现过许多次较大的变化，而国家度量衡标准的变化对方药临床用量流域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经方药物用量经验传承的文献进行研究，最好要以医案为依据。因为医案能够如实记载临床方药用量。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存医药文献中，属于秦汉时期的文献并不多。而且，直到宋、明，属于医案记载的文献也很少。《史记》虽然也记载有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的“诊籍”，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医案，一共有25条，但这些医案都没有记载药物的用量。从三国到晋、唐，时间又过了七、八百年，医药文献里还是缺少医案方面的内容。当然，我们现今仍然保存有从三国到晋、唐时期的不少医药文献，其中晋·王叔和的《脉经》、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孙思邈的《千金方》，以及唐·王焘的《外台秘要》保存最为完整。由于没有医案记载，而且大部分方剂都是对其前人著作中所载方剂的转录，比如《千金方》收录了很多张仲景方剂，但这并不能如实反映孙思邈本人临床方药用量的大小。这样的状况影响我们准确了解那一时期的医家在临床上的方药实际用量水平。不过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三国、晋、唐时期医家的临床方药用量与张仲景保持着大致相同的水平。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战乱，以及由此导致的交通不便和生产受阻，引起了严重的药材短缺，进而引起临床药物用量的显著下降。一般人所认为的发生在宋代的方药用量下降，其实早在唐末就开始了。按照北宋医家庞安时的说法，唐代的医家已经开始对临床药物用量进行“裁减”，而且，他们还在自己的著述中详细介绍了裁减药物用量的具体方法。宋代医家在临床上主要采用煮散剂，其方药用量进一步缩小；与汉唐医家相比，其用量一般只及其1/3～1/9；在少数情况下，宋代医家的方药用量甚至不及汉唐医家的1/10。不过，在需要用较大剂量的时候，宋代医家也会通过增加煮散剂服药次数，或者改用汉唐大汤剂的方法，增大药物用量，其用量也接近或达到汉唐水平。金元医家的临床方药用量，一般而论，继续着宋代医家“小剂量、窄范围”的特点。到了明代，在经过宋金元约四百年的普遍应用煮散剂之后，人们“久用煮散，遂忘汤法”，似乎忘记了前人的汤液疗法，所以明代医家对汉唐时期的大剂量业已陌生。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提出“古方一两，今用一钱可矣”，这个说法似乎成为继李时珍以后，多数医家在应用古方时确定处方剂量的一个尺度。我们知道，汉唐时期方药计量单位1两的量值合今约13.8g，而明代的1钱合今约3.75g。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医家方药用量下降到汉唐时期平均水平的约27%。民国时期，医家的方药用量延续着明清医家的特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拟定《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于1928年7月8日公布实行。当时的政府确定采用万国公制，1标准制斤为1000g，1市用制为1/2标准制斤，即500g。这样，过去沿用了千年的以约600g为1斤的制度，改为以500g为1斤。然而，当时并没有彻底改为十进制，依然采用16两制，1两之重由过去的37.5g变为约31g，1钱之重由过去的3.75g变为3.1g。这种改变对于中医临床处方来讲，似乎是一个静悄悄的改变。医家仍然像明清医家那样开方，常用处方药物剂量仍然是2钱、3钱、4钱、1两，等等。不过，这时的2钱、3钱、4钱、1两，其量值分别下降了0.8g、1.95g、2.6g和7.4g。当代中医师在临床上的药物用量有逐渐增大的趋势。究其原因，似乎主要与当代使用的药材质量下降有关。近数十年来，野生药材资源越来越少，医生们在临床上使用的大多为种植药材。药农为了提高产量，通常会使用肥料催长，由此生产的药材往往肥壮而力弱。不少人指出,当代中药用量变大与医药界的一些人唯利是图有关。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笔者认为当代药物用量增大也与现代中药药理学、毒理学研究进步有关。人们对中药的药理、毒理认识比以往更加清楚，现代研究结果告诉医生更宽的安全用量范围。不过，虽然当代医家在应用经方和经方所用的药物时，用量有增大的趋势，但由于受到《药典》的限制，所以临床药物用量并没有特别增大。二、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的影响因素自然河流可以分为河床、河滩，河流两岸之间过水的部分为河床，也叫河槽或河身。河滩为河边水深时淹没、水浅时露出的地方。常用中药用量流域也有类似于河床、河滩的部分。在笔者测绘的中药用量流域图中，最常用剂量范围（ D 25% ~D 75% ）类似于河床，该范围以外的部分类似于河滩。影响中药用量流域的因素有很多。 1、医家个人知识与经验纵观历史，有一些医家对于某些药物药量的应用具有突出的特点，比如明代张景岳对熟地的用量特别大。近代名医陆仲安在临床上惯于大量使用黄芪，有“陆大黄芪”的美誉；余无言先生在临床上对生石膏、大黄的用量特别大；当代北京许公岩先生善于大剂量用干姜、甘草；江苏朱良春先生善于大剂量用虫药；广东邓铁涛先生也善于重用黄芪；已故河北医家李可先生善于大剂量用附子。这些具有明显个人特点的用量经验对于相应中药的用量流域都有影响。此外，明清以来个别医家提出的“柴胡劫肝阴、葛根劫胃汁”的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柴胡、葛根用量流域缩窄。 2、年月气候与疾病特点不同年份的气候、六气盛衰，其特点是不一样的。张仲景方剂主要来源于殷·伊尹《汤液经》。殷末周初是历史上的寒冷期，大概由寒邪导致的疾病和寒证多发，相应的是麻黄、桂枝、附子、干姜应用较多，用量也大。宋金元以来，温病学说发展较多，这是否与一个时间段的气温升高有关？气温高，医家对于温热邪气就会给予特别多的重视，相应的是黄芩、石膏、知母、地黄用量较大。自公元前4000年以来，世界范围的气候经历了多次冷暖干湿变化。气候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到临床医家的药物用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等到医家经过临床实践，总结经验，创制方剂，形成理论，著书立说，公诸于世，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笔者没有研究一年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里的药物用量，不过相信药物用量应该存在差别。那些通晓五运六气学说的医家，他们在临床上对药物用药的把握，应该参考着当年的运气特点。 3、不同学术流派因素中医学术存在鲜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象。张仲景学术、金元四大家学术、温病四大家学术，以及唐容川血证论、当代的火神派学术，这些学术都有大量的传承人，它们对临床医家的处方药量都会产生影响。经方学派每用麻、桂，东垣学派动辄参、芪，明清温病学派畏麻、桂若蛇蝎，火神派用桂、附如谷黍，学术观点影响临床医生的用药，包括药物的用量。 4、经济、政治、地域、商业、交通因素此一方面的因素，本文在前面已有提及。庞安时说：“近世常行煮散，古方汤液存而不用……唐自安史之乱，藩镇跋扈，至于五代，天下兵戈，道路艰难，四方草石，鲜有交通，故医家省约，以汤为煮散。”这段话全面地道出了经济、政治、地域、商业、交通是影响药物用量流域的因素。古代人参的最常用剂量范围的缩窄也与地域、商业等因素有关。如今随着人参种植业的发展，价格下降，人参用量已经显著增大。 5、现代科学因素的影响现代药效学、毒理学研究对中药用量流域的影响是巨大的。朱砂、细辛等药物的用量渐趋于小，马兜铃、关木通的用量几归于零，葛根、丹参的用量渐趋于大，凡此种种，都是由现代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影响中药临床用量的结果。细辛用量下降受传统科学认识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按照“细辛不过钱”用药；朱砂应用减少，包括其用量下降，与人们认识到其中含有重金属有关；马兜铃、关木通的应用趋停，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其中含有马兜铃酸，以及马兜铃酸损害肾脏；葛根、丹参用量趋大，是因为现代研究证实，它们有很好的心脑血管作用。这些都是对传统认识和应用的突破和发展进步。 6、政府管理规定的影响因素以前，历代政府对于医生的临床药物用量是不加管理的。药量大小是医生自己的事。《新修本草》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药典，但它并没有药量方面的规定。1953年，我国发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药典》）。1958年，国家药典委员会增聘中医药专家，组成中医药专门委员会，根据传统中医药理论和经验，起草中药材和中成药标准。由此开启了政府管理医生临床处方中药用量的历史。药典是保证用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指导性法规，然而各版《药典》似乎对中药安全性的关注远远超越了对中药有效性的重视。在对待中药用量的问题上，人们似乎把用药安全放在首要位置，而把中药的有效性放在次要位置。这极有可能让人感觉到在中药用量的问题上，首先要保证的是安全。而为了保证用药安全，他们采取了一个最为简单但并不合适的做法：一刀切地严格甚至极度控制用量。现在中医临床药物用量流域缩窄与《药典》规定有很大关系。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傅延龄、张林、宋佳主编《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一书。《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是《中药临床用量研究丛书》分册之一，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之“基于文献及临床经验分析的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研究”课题成果。《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以历代重要医家的大量文献资料为依据，用“方药用量流”和“方药用量流域”的观点和方法，全面研究两千多年时间里的临床方药用量情况，还原不同年代方药用量传承与变化的历史，并深刻分析其原因；通过对临床常用50种中药在两千多年时间里的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最常用量和最常用量范围的统计，绘制每一味药物的“用量流域图”，直观、清晰地展示各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量特点；选择古今部分重要医家，分析揭示其临床方药用量规律。非经授权，请勿转载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10）64000159 科学出版社│微信ID：sciencepress-cspm 专业品质学术价值原创好读科学品味; 个人分类: 科学书摘|2936 次阅读|1 个评论

奔腾不息两千多年的中药用量流域图: 热度 3 sciencepress 2015-6-17 08:58; 中药的临床用量，如果用历史的眼光，从上下时间的角度全面地去看，也如自然界的河流一样，是以年代为长度、以用量为宽度的流域，可以称为“中药临床用量流域”。从先秦到如今，中药始终处于临床实际应用之中，由此形成一条长达两千多年的用量流和用量流域。中药用量流域时而宽阔，时而狭窄，它承载着、也反映着科学、自然、社会、人文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 ——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方药用量流、用量流域是我在研究经方药物历代用量特点时提出来的两个概念。方药的应用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句话讲述的事实看似简单，如果仔细想一想，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里讲的是相同的经方，相同的药物，如桂枝、麻黄、葛根、柴胡，以及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小柴胡汤，它们的应用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桂枝、麻黄仍然是桂枝、麻黄，桂枝汤、麻黄汤仍然是桂枝汤、麻黄汤，没有变化。一如我们几千年前吃大米、小麦，至今仍然吃大米、小麦没有变化。化学药物也有经久不衰的，如阿司匹林、布洛芬、硝酸甘油，但毕竟推陈出新，不断淘汰，不断创制，是大局面，是主旋律。中医历史上也曾有关“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观点，但临床历史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经方具有永远而旺盛的生命力。经方和经方药物的应用薪火相传，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形成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所以，经方药物的用量，如果我们把祖孙父子师徒的用量相缀，也形成绵绵不绝的长河。分而言之，一首经方，一味药物，它们的用量，当我们把一代一代医家的用量连缀起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条条连贯的，不绝如缕的细流。于是我便提出来“方药用量流”的观点。方药的用量并不总是相同的，不是整齐划一的。不同的医家，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医家，他们的方药临床用量可能是不相同的。这就恰如一条河流，它从源头向下流去的时候，时而平缓、时而湍急，时而宽阔、时而狭窄。我们对方药用量流，也要把它看成一个四维的事物，而不宜把它看成一条细狭的、平坦的线条。于是我便提出来“方药用量流域”的观点。《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正是我和我的团队采用“方药用量流”、“方药用量流域”的观点进行历代方药临床用量特点研究结果的反映。我们选择了经方常用50味中药为代表，依据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统计，得出了50味中药的5个基本数据：最小用量、最大用量、平均用量、最常用剂量、最常用量范围。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经方常用50种药物2000年的用量流域图，同时对每一幅图的图形特征，从其形成原因，结合医家的经验进行分析。相信这些工作能够帮助读者全面认识历代方药用量，拓宽视野，去掉人们在方药用量认识上的局限和枷锁。石膏用量流域图。笔者运用 “方药用量流”和“方药用量流域”的观点和方法，全面研究两千多年时间里的临床方药用量情况，通过对临床常用50种中药在两千多年时间里的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最常用量和最常用量范围的统计，绘制每一味药物的“用量流域图”，直观、清晰地展示各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量特点。谈到药物用量流域图，不能不说到我的遗憾。我曾设想采用计算机技术，把流域图做得更好一些，我想或许可以用颜色的浓淡来表达药物不同用量使用频次的多少。本书的流域图没有把药物不同用量的频次表达出来，这是不足的，应该承认这是缺点。我这里还想谈一谈我关于方药用量的四个阶段划分。第一个阶段是汉唐时期：在这一时期，临床所用剂型主要为汤剂，用量很大，大抵皆如张仲景著作中记载的剂量，庞安时等人称之为“大汤剂”。第二个阶段是唐末两宋及金元时期：在这一时期，临床所用剂型主要为煮散剂，药物的用量很小，大抵相当于张仲景方药用量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甚至更小。第三个阶段为明清民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汤剂再次成为临床所用主要剂型，煮散剂的应用减少，退居为次要剂型。不过在药物用量上，由于经过从唐末到金元几百年，特别是北、南两宋煮散剂应用，医家已经习惯于小剂量，即使汤剂应用回归，但剂量却没有重新回到大剂量。第四个阶段为当代：在这一时期，虽然单味药物的用量仍与明清以来的用量不相上下，但每一个处方的药味数却大幅度增加。众所周知，经方的药味数很少，宋代以来，虽然也有少数医家常常一个处方用很多药味，但绝大多数医家通常一个处方仅用寥寥数味药物。而到了当代，处方药味数多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北京某中医院对处方药味数的统计表明，该院一个处方平均药味数是18.5味，超过经方平均药味数的3倍。人们现在习惯把这样的处方称为“大处方”。这样的大处方，每一单味药物的用量与汉唐相比虽然不大，但每一个处方的药物用量总量却不小于甚至超过汉唐。笔者根据上述四个阶段的药物用量特点，把它们分别称为大汤剂、煮散剂、小汤剂和新大汤剂阶段。黄芩用量流域图。从汉代到现代，黄芩在用量及治疗范围方面有显著变化。在汉唐时期，黄芩剂量范围不是很宽，但是其常用量、平均用量大。宋代黄芩的剂量范围最宽，但是其平均用量及最常用量较汉唐时期明显降低，呈现出显著的宽范围小剂量的特点。宋代之后黄芩的最常用量、平均用量基本变化不大，在各朝代略有起伏。金元时期以及明代剂量较宋代范围明显缩窄，其平均用量及最常用量也略有降低，表现出窄范围小剂量的特点。清代由于部分医家重用黄芩的原因，剂量范围较明朝拓宽，属于宽范围小剂量。清朝之后，黄芩的剂量范围变窄，应用范围较广，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但是其剂量范围窄、用量小，仍是属于“窄范围、用量小”的特点。古谚曰：“礼失求诸野”。又曰：“耕当问夫，织当问婢。”临床病症是复杂的，多样的，因此药物的用量也应该是多样的。我们对历代药物临床用量特点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近两千年的历史里，药物临床用量符合多样性的特点，药物的用量范围很宽。虽然在宋代以至金元，由于煮散剂是临床应用的主要剂型，临床药物用量呈现“小剂量、窄范围”的特点，但汉唐、明清及民国，药物的用量范围并不狭窄。而即使是两宋、金元，一些医家对于那些用“不可煮散”方剂的病例，药物的用量范围依然很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是，进入当代，临床药物用量的个性化、多样化逐渐丧失。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有关：其一，从1956年开始办规范化的中医药大学教育，至今近六十年，毕业学生数以万计。他们所受到的教育给了他们临床药物常用量范围。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中药的常用量范围也有规定,虽然《药典》并未说明其中给出的用量范围是不可逾越的法圈。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下，众人束手，天下归一。于是我们常常看到，即使很重的病情，医生开的中药仍然在常用量范围之内，一日一剂，不越雷池一步。当然，这样的情况主要存在于“规范管理”的医院。在那些非规范管理的医疗机构，时常还能见到不拘常规的应用。是耶？非耶？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的问题。我常常给学生讲这样一句话：知道常用量范围、法定常用量范围是重要的，而知道非常用量范围，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突破常用量范围，那却是更重要的。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傅延龄、张林、宋佳主编《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一书。《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是《中药临床用量研究丛书》分册之一，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之“基于文献及临床经验分析的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研究”课题成果。《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以历代重要医家的大量文献资料为依据，用“方药用量流”和“方药用量流域”的观点和方法，全面研究两千多年时间里的临床方药用量情况，还原不同年代方药用量传承与变化的历史，并深刻分析其原因；通过对临床常用50种中药在两千多年时间里的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最常用量和最常用量范围的统计，绘制每一味药物的“用量流域图”，直观、清晰地展示各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量特点；选择古今部分重要医家，分析揭示其临床方药用量规律。非经授权，请勿转载转载请留言或联系：（010）64000159 科学出版社│微信ID：sciencepress-cspm 专业品质学术价值原创好读科学品味; 个人分类: 科学书摘|3637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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