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制度建设

标签: 制度建设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再说哈尔滨酒店大火: 热度 2 fpe 2018-8-27 22:06; 再说哈尔滨酒店大火哈尔滨酒店大火，以 20 人的死亡率让国人感到震惊。在我的数据库中，此次大火在国内旅馆大火中大概排名第五，排在汕头华南宾馆大火（ 31 死），哈尔滨汇丰大火（ 31 死），吉林通化东珠宾馆大火（ 24 死），江西临江牡丹宾馆大火（ 22 死）之后，排在后面的还有连云港云华宾馆大火（ 14 死）和哈尔滨白天鹅饭店大火（ 11 死）。这七次旅馆大火，代表着三十年来人群密集场合下旅馆火灾的典型。那么，为什么密集场合的火灾会经常性的发生？一遇到问题，舆论就要陷入一个死循环，“事故必要问责，问责带来事故”。当你严厉问责的时候，很多隐患就不敢被深究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问责制的后果。法制日报今天的报道《哈尔滨酒店火灾应严查三种责任，强化四类防范》，就是问责论的典型。从汉代到今天 2000 多年了，法家文化的问责制被喊得震天响，有没有解决问题呢？火灾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当我们要问责的时候，就是把灾难政治化，陷入了“不敢调查真相，不敢宣传教训”的困境，导致“灾难带来问责，问责导致灾难”的死循环。这里我来说一说国内群体性灾难事故高发的背景原因。当某些人要对另一些人问责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制度性的问题？中国的消防问题，不是问责就可以解决的。第一，中国消防的权力结构是军事化管理，一切归中央管理，他们对地方安全不负责，因为他们拿的是军费，吃的是皇粮，与地方的关系不大。最近的消防改革要改变这种情况，但是，由于传统原因和观念束缚，似乎力度不大；第二，我国的消防标准非常简略，对于逃生标志、疏散通道的要求非常粗略，缺乏可操作性。也就是说，拿一本建规，每个人设计的结果都不太一样。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学过美国标准，大致知道中国建规的源头在哪里。所以，我敢说建规的可操作性差，光从篇幅上说，建规只有美国 LSC 的 1/5 ，说明文字大约只有 1/10 。对于安全这种抽象的概念，标准条文的可操作性很重要。如果没法操作，这个标准的执行效果是有限的。人人都说美国标准繁琐，繁琐背后是技术考量多，所以从业者的待遇高，这是知识的价格。美国消防工作者是公务员体系中待遇最好的一批人，因为他们有技术，懂繁琐。第三，美国的标准，是设计者、生产者、监管者三家坐在一起商量的结果，另外还有学术界的监督，因此貌似更科学（其中也有不少政治和妥协，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中国标准完全没有参考绝大多数使用者的意见，是一小批人参考各国标准拍脑袋的结果，代表性不足，执行效果有限。中国那么大， 120 页的标准就完全覆盖所有的建筑安全设计，这是难以置信的一件事。第四，即使是建规，对于建筑改造的安全设计几乎没有要求。老建筑和新建筑的要求不同，适用年限也不同，如果一刀切，必然会导致不必要的成本。改造成本太高，寻租和腐败就来了，所以改造项目本身就是难题，在现有的建规下不可解决。所以，很多问题都是标准太过简略造成的，不能单纯说某一人的责任。如果你硬要问责，那是拒绝真相和“杀人灭口”。第五，为什么不能引进美国标准呢？美国的消防研究者，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成果促进工业界的改进；中国的消防研究者，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成果能够发表，得到引用。有时候引用率高意味着成果显著，但是在消防领域，标准的理论基础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连我们的国标也是建立在外国理论基础上的，之所以不能完全引进，是没有吃透国外标准的理论基础，所以没有消化，不敢引进，带来很大的隐患。第六，最近发生在山东寿光的“一场雨冲掉菜农一半身家”，其实就是保险投入不足的结果。老百姓为啥不愿投保？因为中国的气候比较怪异，平常不容易成灾，所以为了稳定，政府不愿意宣传灾情，强调政府的救灾本质。既然政府可以救灾，老百姓干嘛自救呢？所以，中国人总是看不懂美国社会对消防工作的重视和尊重，那是他们的自救方式，中国人永远看不懂。人人都想着从政府获得赔偿，那么在中国投入消防就是应付检查，就是纯浪费，是损失，与美国的“ 投入消防是为了省钱，是收益 ”的观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果我们不改变观念，消防工作永远搞不好。自从 1292 年画家高克恭在杭州放弃了宵禁制度，解散了救火队伍之后，中国大约有 600 年完全没有官方消防。当代的消防制度，始于袁世凯在 1902 年办的消防制度，是参考了欧洲和日本的消防制度，然后又经过学习苏联加以改造的结果，可以说是外来空降的西方制度。然而在消防制度的本土化上，我们摸索了一百年，仍然没有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消防制度，现在的应急管理部改革，不过是外国消防制度本土化的又一次尝试，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另一次尝试。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从社会治安的管理者角色转变为社会治安的服务者角色上来。然而，让领导者放弃已有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会发生各种稀奇古怪的灾情，在美国消防看来是匪夷所思的现象。大国崛起，文明兴盛，离不开消防工作的保障，如何发挥消防工作的专业化特征，如何发挥基层消防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考验改革者的智慧。在调查报告出来之前，我只能在这里务虚再务虚了。; 个人分类: 消防时评|494 次阅读|4 个评论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于法周延、于事简便: baocunkuan 2017-6-6 07:5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 “决定”）也明确要“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 这里，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和“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就是生态文明的建章立制要于法周延，即注重制度的系统性，使各项制度相互衔接、系统配套；而这一制度要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还要于事简便，即注重制度的可操作性，明确具体、实在管用。按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要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面向资源、环境与生态三大问题，涵盖政府、企业、社会三大主体，覆盖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三个环节，包括制度创制、体制改革与机制完善等三个层次。首先，建设生态文明是迫于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提出的：一方面，资源、生态与环境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要面对的，也是要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解决的；另一方面，资源、生态与环境问题能否有效解决或解决程度，应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成败或成效、绩效的标识。因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面向资源、环境、生态三大问题。比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严格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标准。。其次，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涵盖政府、企业、社会三大主体。 “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治理的主体则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乃至个人，是多元交互共治，尤其是明确了社会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者的主体地位。因此，体现“治理”理念“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内容之一，是对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及其引发的环境事件、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等公共问题有效的制度响应，以确保生态文明应成为引导和约束政府、企业、社会三大主体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再次，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覆盖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三个环节。其中，源头严防应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的源头，包括人口集聚区的上风向、流域的上游及源头地区。比如当前中西部地区纷纷出台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优惠政策，设立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伴随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的也往往是污染从下游向上游地区的转移；二是污染发生的 “ 物质性 ” 源头，比如对于空气污染控制的能源消费（总量、结构、效率）、交通出行（交通量、出行方式等）以及 “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产业布局与产能等；三是从 “ 政策 - 计划 - 规划 - 项目 ” 决策链而言，相对于位于项目这一决策链末端而言的政策、计划与规划等决策源头，尤其是政府重大决策这一源头，而重大决策的源头性失误又往往在于政策与规划等重大决策的理念与目标上；四是 “考核评价体系”这一指挥棒的源头上，不仅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而且要 “ 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 ”，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最后，依据于法周延于是简便的原则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不仅需要体现完整性，既包括形式上的完整性，又包括功能上的完整性；还要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来构造，这种逻辑结构既包括效力上的逻辑，也包括功能上的逻辑。在分析当前制度能否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上，研究需要创制、优化与完善的制度及其类别、方向和内容，即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包括制度创制、体制改革与机制完善。生态文明的新制度建设与制度体系的完善，应反映政府、企业、社会对生态文明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即包括强制性也包括引导性制度，既包括正式形式也包括非正式形式制度，既包括根本性制度也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规章制度。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将涉及理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管理权限划分等。机制完善就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有关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内部组织和执行中的协作与协调，通过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内部组成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的相互作用实现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特定功能。制度、体制和机制都属于制度范畴，既相互区别，又密不可分：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制约体制，同时生态文明体制又对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生态文明的机制从属于制度且在制度体系运行中对制度体系的有效性（效率、效果等）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通常讲，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其根源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缺失或失效，需要在制度建设与完善上下功夫，需要 “于法周延”；而导致或加剧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诸如产能过剩、承载力与生态红线屡屡被突破等反复出现、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应在执行上下功夫，需要“于事简便”。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 于法周延、于事简便 ”是相互统一的。生态文明的建章立制应注重制度的延续性、系统性，尤其是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及个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以形成全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合力。好的制度更需要好的执行，生态文明的制度执行的，要做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简便才易于严格；凡是复杂的，也往往漏洞也多，也容易被人 “钻空子”。此文刊于“上观”：; 1376 次阅读|0 个评论

打苍蝇、打老虎与制度建设哪个更难: 热度 2 fqng1008 2016-9-25 15:59; 清晨，我照例每天走路上班，有时候早餐在路边解决（打包带走）。今天忽然发现，路边的早餐点都搬到僻静的角落里了。于是好奇地问了问，原来是他们与城管的默契，因为国庆节就要到了。我问，这里生意差多了不是？她说在路边每天卖四五百盒，到这里只有100多盒。言谈中她忽然说起，城管都是临时工，他们一个月才2000多元工资，保护费还是要的。再问保护费多少，她说不多，就50元。我知道，深圳人“以夷制夷”，城管都请临时工，可能正式工也看不起这50元。我想，如果这也算得上腐败，那这些临时工城管可能是最小的苍蝇了。但小苍蝇也是苍蝇，其实打起来并不比老虎简单。想想看，了不起把他们开除，但你只给他2000多元工资，而且他也有执法的权力，他能不想想办法弄点外快？而且与正式工相比，工作辛苦得多而报酬少得多。就是他的正式工上级又不得不同情，而法外施恩吧。当然，如此之类的苍蝇多如牛毛，有职务之便的恐怕都难以保全。各种行业的人等打得过来吗？我上班来往的路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撒在地上、贴在墙上的色情广告，还有许许多多的卖发票、医保套现、制作假证件等等非法活动的广告，手机号码明明确确地写在上面，他们怎么胆子那么大？可能他们已经很有经验，因为知道派出所虽然对扫黄打非热情很高，但对于杜绝源头兴趣不大。至于打老虎，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咱们也不知道。虽然战果辉煌，震慑作用也不小，但治本关键是制度建设。看起来，制度建设却进展不大，给人的感觉是一旦运动过去，死灰复燃应该不成问题。难道不应该更加关注源头堵漏？难道制度建设存在跨不过去的坎？;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869 次阅读|2 个评论

高校学费涨声如何伴随掌声？: 热度 8 xiaoshidaguan 2016-7-18 21:56; 近日，据有关媒体报道，国内高校的学费调价声及由此而来的公众质疑声此起彼伏。广东、江西已确定在今年执行新的公办高校学费收费标准，其中，广东省上调幅度达20.2%；内蒙古、海南已召开听证会通过了调价方案，但执行时间尚未确定。另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宁夏公布的普通高校学费收费新标准表明，其文史类、理工农类、医学类的学费涨幅都超过了50%。面对公众追问，一些高校给予了回应，大多将原因归结为“原学费标准已执行多年未变”、“高校生均教育培养成本上升”等方面。这种简单的回复，未就高校学费涨价的依据、标准和是否用之有度等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并不能让人们信服，还难以平息公众的情绪。客观来说，高校学费涨价应是一种新常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2012年修订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高校的收入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学杂费属于事业收入。这为学费由高校征收提供了法律依据。而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学费上涨也有一定现实原因。新世纪以来，高等院校数量的扩大和规模的扩张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得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较以往要强烈得多，更注重高等教育的质量而非数量，这要求高校提高对人才培养的投入，生均培养成本也相应提高。但政府财政补助的增加是缓慢的过程，尤其是一些非重点高校。办学投入的需要和财政补助的相对滞后势必引起了较多高校办学资金的相对缺乏，尤其是用在学生身上的投入仍然不够充分，一些高校甚至还有贷款和相关债务有待还清。为缓解这种现状，高校在一定范围内涨学费就成了一种救急之举。与此同时，根据有关规定，高校学费的征收标准与物价息息相关。近些年，经济在快速发展，物价也在上升，想让高校的学费标准长期固定不变，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和人们的预期。这显然给高校提高长期不变的学费标准提供了空间。不过，高校学费标准的上涨，也应有一定标准，不能任性而为。《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和标准由国家级多部门共同决定；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的学费标准审批权限在省级人民政府。在现阶段，高等教育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难点在于，高校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核算，受制于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学校学生经费投入情况，存在地域和学校差异，而且要在科学合理性上打折扣，那不同地区、不同高校学费涨价的幅度该如何确定？恐怕，这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此外，高校的学费涨了，将用在哪些地方，必须说清楚。有关部门有必要对高校学生培养成本加以公示，说明财政、学校和个人各自在哪些方面为学生的教育付费。不然，学费涨了，广大家长和学生却不明白这些费用将用在哪里，难免会造成误解。要知道，即使在现有的学费标准下，大多数高校都面临着部分学生的学费欠缴问题，这说明有些学生的家庭收入还难以承担学费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再大幅度涨价，必然会影响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进入大学，教育的公平性在市场经济逻辑下就成了空谈。再有，高校征收学费作为一种市场化行为，广大学生和家长作为消费者应该具有议价权力，这就要求高校在涨价前有必要通过听证会，对涨价的依据、标准和时间节点等进行充分说明。如果高校有涨价听证会，但所给的理由和依据等不够具体和有说服力，听证会也就成了摆设，引发舆论也很正常。其实，早在2014年高校学费涨价时，不少人就呼吁高校应就相关内容加以说明，比如成本核算标准、财务公开透明等，但时隔两年，高校在涨学费方面的做法，仍然有值得改进之处。说白了，公众对高校学费涨价的关注和讨论，拷问的是当前高校学费缴纳和高校财务公开制度的科学合理性。在涨学费成为一种常态的趋势下，高校要想在涨学费问题上少一些公众的质疑，恐怕还得政府有关部门和高校共同做出努力，加大相关研究，完善有关制度。如此，涨声伴随掌声，岂不皆大欢喜？（文章首发里“里瑟琦智库”官方微信；作者：肖纲领，特约撰稿）; 个人分类: 教育视界|4557 次阅读|18 个评论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须处理好四大关系: baocunkuan 2016-2-25 15:41; 空间规划作为引导空间资源分配和发展的指南，是“五位一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和实施载体。我国现行具有空间性质的规划包括主体功能区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等多种类型，然而不同规划之间各自为政、发展不均衡、功能定位与作用范围重叠以及协调性较差。本文分析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梳理出我国未来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方向、理念和功能定位，重点从开发与保护，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空间规划与其他规划以及三级空间规划等四大关系进行了研究。这四大关系应是空间规划建章立制阶段需要着重思考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此文刊于新出版的《上海城市管理》（2016年第1期），全文如下：建立空间规划体系须处理好四大关系 ——基于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分析一、前言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重点任务。 2015 年 9 月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中进一步提出，到 2020 年构建起包括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表一十八大以来中央文件对空间规划相关问题的阐述时间文件相关空间及空间规划的内容和要求 2012.11.08 十八大报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2013.11.12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2014.03.16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 2020 年）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 2014.10.23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 2015.04.25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积极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多规合一”。 2015.09.21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到 2020 年，要构建起包括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空间规划分为国家、省、市县三级；市县空间规划要划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明确开发边界和保护边界。等八项生态文明制度。其中，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以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为原则，旨在着力解决空间性规划重叠冲突、部门职责交叉重复等问题。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章立制箭在弦上，应基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分析研究未来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方向和编制要求，尤其应思考空间规划体系建设需要处理的重要关系。二、空间规划体系——基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分析《总体方案》明确了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要整合各类具有空间性质的规划、编制统一的空间规划、实现规划全覆盖，编制国家、省和市县三级规划，建立统一规范的空间规划编制机制，并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下未来空间规划体系的建设方向。不同于现存各类具有空间性质的规划，空间规划的提出应体现“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 ”生态文明理念，见表二。表二现行具有空间属性的规划与未来空间规划体系的区别关键要素现行具有空间性质的规划未来空间规划体系理念追求经济增长，以行政指令主导空间资源配置方式空间均衡、保护和发展平衡、资源承载能力倒逼空间发展方式功能空间定位混乱、空间及土地资源等无序、过度开发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建立空间规划为基础、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层次对应行政区划层级，不同规划具有不同的层级，属于“自上而下”管理方式三级规划，以实现管理层级扁平高效为目标；强调市县实践，体现行政管理重心下沉内容注重发展规模，对空间利用效率和空间布局考虑不足三个空间、两个边界，实现规划全覆盖程序标准不统一、科学性不足、民主参与程度不够技术规范、编制科学、体现民主注：当前具有空间性质的规划是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尤其是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与生态类规划（尤其是生态功能区规划、环境功能区规划）首先，在理念上《总体方案》提出未来空间规划体系要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纠正当前相关规划长期忽视其资源环境影响的做法，将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作为决策的依据和规划编制的前提条件，通过资源环境条件前置并引导和约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以空间规划倒逼发展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促进形成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其次，在空间规划的功能性上，现行具有空间性质的规划侧重于追求经济增长和空间扩张，难以引导空间及土地资源的合理、有序地开发和利用。《总体方案》中明确“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需要构建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强调了空间规划的指南性定位及其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中的基础性作用。规划的本质是对人类活动加以理性的约束和引导。将空间规划定位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与前提，符合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规划先行”的决策传统。再次，空间规划应与行政区划层级和行政职能保持一致，体现行政管理重心下沉的行政体制改革大方向。我国当前多种具有空间性质的规划由于主管部门行政组织架构的不同，不同类型规划编制和管理的层级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例如，主体功能区划分为国家和省二级，重心在省一级；城乡总体规划分为全国、省、市、县、乡(镇)、村庄六级，重心为城镇（地级市、县级市和镇）；土地利用规划分为国家、省、市、县、乡(镇)五级，但从国家到县侧重于各类用地尤其是建设用地指标和耕地保护指标的分解，而到了乡镇一级各类用地才 “ 落地 ” 。因这些规划均属于“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方式，这就导致不同规划之间层级混乱、重心不一，协调与衔接困难。《总体方案》提出空间规划国家、省、市县三级编制，减少了规划的行政层级，体现了管理层级扁平化改革。《总体方案》尤其强调了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并研究制定市县空间规划编制指引和技术规范，意味着未来的空间规划的行政层级（即国家、省、市县）重在市县，体现了行政管理重心下沉。同时，在空间规划的编制内容和技术方法上，当前的规划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规划功能与范围上重叠与缺位并存，其背后是部门间的利益冲突。《总体方案》提出要编制统一的空间规划，实现规划全覆盖；根据主体功能定位划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个空间”，明确开发和保护“两个边界”。其中三个空间为软性要求，两个边界为刚性要求，管控开发活动的“不过界”。当前各规划编制过程中，还存在科学性与规范性不足，不同类型规划之间缺乏制度与机制上互相支撑、程序上互动、内容上衔接。《总体方案》提出要“研究建立统一规范的空间规划编制机制，统一土地分类标准；规划编制前应当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以评价结果作为规划的基本依据”，强调了空间规划编制程序规范性、编制方法的科学性。最后，精英式的规划传统使得当前规划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不足，多为形式上的参与，难以客观、及时反映社会公众的真实诉求，在规划执行中也尚未建立起公众监督的机制，这也是当下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体方案》中提出了社会参与规划编制、规划评议、规划监督的方式和途径，明确由人大负责规划的审议并对当地政府违反规划行为进行问责，体现了国家在健全国家民主制度、提升公共生活民主性和公共性的努力，也丰富了民主协商制度从宏观政治层面到微观治理层面的实践。三、空间规划体系建设须处理好四大关系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当下的中心任务是建章立制，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发展应建立在科学合理、有序适度的基础上。通过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合理分配和适当布局，以及开发、保护两个边界的调整，对区域整体空间的开发和保护进行全面部署和总体安排。从总体层面来看，当前城市建成区、独立工矿区、农村居民点和各类开发区等的总占地面积过大，空间结构不合理性和空间利用效率低下。国土空间开发的着力点应从不断扩张开发和建设面积，转为调整和优化空间结构布局、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上来。空间规划的编制应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城市发展定位等合理确定“三个空间”的适度规模、比例结构以及空间布局等要素。生态空间在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面积占比应不断提高，生产和生活空间应遵循高效集约的原则，但两者之间应根据产业的环境风险特征维持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在优化开发区，空间规划应以恢复生态、保护环境作为约束性目标。通过开发边界和保护边界的划定合理分配生态、生产、生活等三个空间范围。通过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集约化利用等措施适当减少工矿建设空间和农村生活空间，扩大服务业、交通、城市居住、公共设施空间和绿色生态空间。通过引导人口相对集中分布、经济相对集中布局以控制城市蔓延扩张、工业遍地开花和开发区过度分散的问题。在重点开发区，空间规划应在提高开发效率的前提下可适度扩大工业生产空间和城镇生活空间，适当减少农村生活空间以及扩大城镇绿色生态空间实现增强该区域对人口和产业的吸纳能力，并严格控制农业生产空间的减少。通过开发边界和保护边界之间的均衡，尽可能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出现土地过多占用、水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促进区域依托现有核心功能区集中式、据点式开发。应把握开发时序，区分近期、中期和远期实施有序开发，近期重点建设好国家批准的开发区。对目前尚不需要开发的区域，应作为保护边界和开发空间之间的“留白”，作为“储备”的空间资源优先予以保护。限制开发区分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两类。在农产品主产区，耕地空间占比应高于 50% ，并通过约束工业化生产和城镇生活空间，保障足够的农业生产空间。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空间占比应高于 50% ，空间布局应形成以生态空间为基底、生产和生活空间为斑块的布局结构，实行“点上开发、面上保护”。严格遵守开发边界，以开发边界以外地区制定开发活动的“ 负面清单 ” ，严格控制甚至禁止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活动，以保障水面、湿地、林地、草地等大片开敞生态空间，确保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稳定性。两种不同主体功能定位的限制开发区，其生产、生活空间应相对集中，提高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现有产业应实施搬迁或关闭，并按照人口与土地相协调的原则，在人口规模减少的区域，相应减少生活空间的占比。最后在禁止开发区，生态空间和保护边界应逐步扩大，甚至实现区域全覆盖，引导人口按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的顺序逐步有序转移，执行核心区无人居住，缓冲区和实验区人口大幅度减少的空间管控政策和措施。（二）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规划中的参与主体是指能够影响规划决策同时也被规划决策所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总体方案》有关“创新市县空间规划编制方法”的具体描述体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空间规划编制、执行乃至评估的过程，对于提高规划编制质量、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十分重要。首先是公众参与。《总体方案》指出“探索规范化的市县空间规划编制程序，扩大社会参与；规划编制过程中应当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全文公布规划草案，充分听取当地居民意见；规划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和较高精度的规划图，并在网络和其他本地媒体公布；鼓励当地居民对规划执行进行监督，对违反规划的开发建设行为进行举报”，这体现了要求公众应参与空间规划的编制并对空间规划执行、开发建设行为进行监督的要求。在以往各类型的空间规划中，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为政府主导、公众被动告知；在未来空间规划体系中，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逐渐转变为政府协调、公众作为主体主动参与。其次是部门合作。《总体方案》指出“ 鼓励试点地区进行规划编制部门整合，由一个部门负责市县空间规划的编制”，强调市县层面空间规划在不同部门的横向“合一” ，那么哪个部门应为空间规划的编制机关呢？现存空间性质规划的编制机关有发改委、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四个部门，如果空间规划由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或是环保部编制，难免存在部门性、专业规划的嫌疑。较为合理的空间规划编制机关应为综合协调部门，例如发改委，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发改委的宏观调控定位与空间规划在规划中的指南地位相匹配；第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管部门是发改委，较环保部等部门发改委在编制以主体功能区定位为依据的空间规划上具有一定经验优势；第三，《发展规划法》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这为发展规划在理念、职能、权限、管理机构的升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不妨以发改委为空间规划编制的责任主体，建立跨部门、跨学科的规划编制团队，并在规划执行中发挥监督管理和统筹协调的作用，其他相关部门之间也应以空间规划为总纲，进一步编制城乡、土地利用、环境和生态功能区划等专项类空间规划。第三是规划评议委员会。《总体方案》指出可成立由专业人员和有关方面代表组成的规划评议委员会，且规划需要通过规划经评议委员会的论证，规划评议委员会的确立明确了专家在规划中的参与。专家可对规划编制提供专业性咨询意见，就规划基础数据、方法、标准、目标、可行性等提出专业评估意见，起到“智囊团”的作用。专家的介入不仅有利于促进规划科学性的提升，也有利于发挥专家在政府和公众矛盾中的调节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建立专家评议机制的同时，应建立对专家评议的监督机制，确保专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引入当地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主体参与到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代表公众对其进行同步审议和监督，可以有效避免政府型专家，阻止政府和专家之间形成合谋。此外，规划评议委员会也可在特殊时刻（比如群体性事件）充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缓冲带” 、 “缓解器”。因此，在《总体方案》中指出规划经评议委员会论证通过后，应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上级政府部门备案；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定期听取空间规划执行情况报告，对当地政府违反规划行为进行问责。人大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压缩政府在规划编制和执行中的寻租空间，促进政府守法“新常态”的形成。将空间规划的审议权交由人大，通过人大保障规划目标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约束规划编制过程中政府、公众和专家的权力及责任，逐步形成由政府协调和实施、专家指导、公众参与、人大监督问责的多元共治路径。（三）空间规划与其他规划之间的关系《总体方案》提出推进市县“多规合一” ，统一编制市县空间规划，逐步形成一个市县一个规划、一张蓝图。 “多规合一” 并不是指通过空间规划取代其他所有的规划，而是要通过空间规划明确其他规划在空间管制上的可作为和不可作为范围，建立其他各类规划空间控制的 “负面清单”，并将其他规划中相似的职能属性统筹到空间规划中实现，强调相似职能属性的 “合一” ，以实现各类规划之间在目标、指标体系、预测方法、标准规范、以及具体措施等方面上的统一与协调。空间规划划定的耕地、林地、草原、河流、湖泊、湿地等保护边界是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境规划等均必须保护的范围，明确的城镇建设区、工业区、农村居民点等开发边界是其他几个规划进一步确定开发建设活动均不可超越的界限。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等具体工作，应以生态环境规划为统筹，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均不能与生态环境规划相冲突。（四）三级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不同层级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应各行政层级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中的权力、义务以及按照不同资源种类的重要程度，实行国家、省、市县三级代理行使所有权职责的体制，实现效率和公平相统一。国家空间规划为全社会的行动纲领，应以战略决策为主，体现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在全国尺度上制定点 - 线 - 面大范围格局，为下级空间规划指明方向。重点国有林区、生态功能重要的湿地草原、海域滩涂和部分国家公园等，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应交由国家行使所有权和保护权。跨省级行政区或是国家重点区域的规划，如京津冀的空间规划应在国家层面进行编制。省级空间规划上对国家空间规划负责，下安排市县空间规划的任务，承担承上启下和自身建设的三项任务。这一层级的空间规划应按照国家空间规划的整体要求，较为明确、细致的分配和设定管辖区域内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以及开发和保护边界。省域内的重点保护区以及跨市县区域的空间规划编制，如环杭州湾地区空间规划应在省级层面执行。市县空间规划为规划的落实者，应以“细致化”和“可操作”为原则，保障规划目标的可落地。三级空间规划虽然具有上级规划引领下级规划的特征，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和信息反馈也是必不可少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三级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为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关系逻辑。四、结论与建议《总体方案》确定了空间规划的指南性定位，也对空间规划体系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空间规划体系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也需要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协调发展。对尚处于建章立制阶段的空间规划，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展。首先，在实践探索时宜同步开展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有利于保障规划理念合理、技术规范、内容科学；制度构建是规划得以切实落实的保障，再好的规划如果脱离了有效的制度，也难以具体落实。在实践探索时需要同步开展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保障空间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次，应明确不同层级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尤其是权力的负面清单（即不可作为的事项）。明晰政府部门的权责界定是保障空间规划体系内相关规划管理部门之间平等沟通、形成共识的前提。列明权力清单即是确权的过程，有助于防止规划部门之间出现冲突。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在建立权力清单的同时厘清责任清单，保障规划内容从设计切实落到实践层面。此外空间规划应通过负面清单界定其他规划可自由作为的空间，上位规划编制时可以多采取列负面清单的方式，在约束下位规划的同时给予其充分的自由空间，这不仅有利于保障下位规划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也有助于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利益，以及“自下而上”地促进上位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再次，为保障空间规划与其他规划之间的协调统一，空间规划应立足长远，防止短期规划行为。空间规划的编制时限应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但是不同层级的空间规划编制时限不应一刀切，同一空间规划内不同规划内容的时限也应有所差异。例如，空间规划中有关禁建区、生态红线等内容应该是长期有效的，其编制时限可以为 100 年甚至是永久；而空间规划中有关需要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应调整的内容，如农村居民区的规模等，其编制时限可以为短期有效。最后，空间规划应与规划环境评价形成联动机制，在空间规划同步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形成对区域空间开发和利用的“双约束”机制。一方面，开展预测型评价，对空间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和可持续性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估，最大程度上规避生态和环境风险。另一方面通过跟踪评价，对空间规划的执行和实施后的环境效应进行实时监督，避免规划执行上的“失真”或“失误”。参考文献：周芳 , 包存宽等 . 基于行政层级构建 “ 橄榄型 ”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框架 . 中国环境管理 , 2015, 7(4): 28-33. 任进：权力清单制度要破解哪些难题 . 光明日报 ,2015-05-18. 王利明 .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优越性 . 光明日报 ,201 4 -05- 05 . 王贵松 . 调整规划冲突的行政法理 . 清华法学 , 2012, 6( 5 ) : 41-45.; 4799 次阅读|0 个评论

小议重大事故背后的人祸论: 热度 19 fpe 2015-12-21 20:48; 小议重大事故背后的人祸论今天的新华社社论的题目是《今年特重大事故不断，各方应深刻反思》，我来说一说作为一名消防工作者对重大事故的看法。重大事故的发生，永远不会是一个人或方面的失误，往往是一系列故障的综合结果。说人祸，很容易转移人们对真相和过程的关注。问责制最后变成了“替罪羊制”，就起不到吸取教训的效果了。所有事故都与人的失误有关，可以说都是人祸，但如果说是人祸，等于白说。人祸论不能解决灾难的赔偿问题，不能解决教训的深入吸取，不能避免再次发生人祸。欧美社会很少挑剔当事人的失误，而是对当事人的单位问责。如果对当事人问责，而不对当事人的单位问责，当事人的单位对人的问题永远不会上心，也就无从考虑提高当事人的素质了。人人都知道中国的教育缺乏实践环节，中国的工作岗位缺乏继续教育的环节（考证不算），那么，我们凭什么说“不称职”的当事人造成了“人祸”？当事人的不称职是当事人的单位决定的，是经济考量的结果，为什么要对当事人而不是他的单位问责？所有的事故都有碎片化管理的贡献。不比不知道，按照欧美的标准，中国搞安全的人，一辈子也无法接触救灾环节，搞救灾的人，永远接触不了安全管理。两者脱节的结果，是人人对安全问题都是“瞎子摸象”，只知道自己掌握的一部分，遇到自己经验本领之外的问题，要么什么也不懂，要么不懂装懂。而现代社会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不是一两个专家碰头就可以认识清楚的，往往是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的综合反应。我国坚持对灾难问题的“黑匣子”调查方式，社会只能得到经过精心构建的“真相”，而宝贵的经验教训，永远停留在少数专家的心中，永远无法服务社会。但凡真真相，一定会触及制度的缺陷，在当代社会一定会无法公开，这是社会的惯性。人们为什么不相信公开的东西，因为公开的东西太少，太纯洁，经不起考验。美国消防之所以变成今天的样子，至少经历了三次灾难， 1972 年的“美国在燃烧”运动， 1979 年的三哩岛核电事故和 2001 年的世贸恐怖袭击，结果美国消防的权利越来越大，对公共安全的管理越来越深入。发达社会重视消防，一条很简单的原因是消防是常设的、永久的、职业的，因此是可以改进，可以问责，可以统筹的。我看国内的趋势是反向的，消防对公安的贡献越来越低，城管、急救、应急办等机构都在分权。“三个和尚没水吃”，道理人人都懂，可是越改革权力和责任越分散，所以重大事故就变成无人负责、无人监管的结果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社会的进步导致消防制度面临的困境就是如此。我对世界消防史研究多一点，有一点我很纳闷的是，为什么各国的消防都是职业的、有偿的、有缺陷的，只有中国的消防是非职业的、无偿的、无缺陷的？敢于对消防工作提意见的人，要么是旁观者，要么是边缘人，所以我也不敢务实，只能就虚谈一谈中美的差异。不断有前辈告诉我，中国消防是雷区，动不动会触雷的。如果某一天我触雷，就悲剧了， 16 年的投入都白干了。如果安全领域都不敢说真话，安全问题如何管理？我在美国大公司干过，她有一套内部的告密系统，与武则天的告密制度很相似，只要你发现了安全隐患，可以越级告，直接向 EHS （负责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的副总）告，他们一定会受理的，告错不罚。没有武则天的制度（以及群众的火眼金睛和 EHS 的一票否决），安全问题永远都搞不好。一个行业协会是否发展正常，有没有合适的伦理是关键。伦理是约束业内同行的一套道德标准。国内总是用官大一级、或者用中央特派员的钦差作法来对付安全问题，别的不说，他们都是外来空降的，很难深入内部。不糊弄钦差，还能端好饭碗吗？问题在于，正常的安全控制是相互监督的，靠业内自律和伦理。一次灾难发生以后，所有的技术相关方都成被告，人人为了洗脱自己把别人拉下水，最后相互攻击的结果，是真相大白。是经济的杠杆，而不是钦差的力量，产生了真相和教训。当然，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是盗版抄袭包庇纵容的文化。如果想朝鲜那样不求进步，这种文化可以保留的。如果需要崛起，就需要一套普世标准，对于行业发展来说，就是行业伦理。起码，行业伦理可以保证大家说真话，减少交流沟通的成本。最后说几句“深圳山体滑坡”问题的认识，这是一个固体的坍塌问题，是气固两相流问题，是液固两相流（泥石流问题，更常见）的对立面。可以说，中国那么大，能够准确认识这种流动的重力流特征本质的人不多，因此能够判断这种结构会在下雨后（负荷增加，内部粘性系数不变，所以坍塌）会坍塌的人不多，我们找谁来问责呢？我们不能假设所有的当事人都能够有博士水平的多相流知识，因此能够认识到危险。中国最缺乏的，是能够用多相流知识基础来解决固体坍塌的人，能够把泥石流问题、雪崩问题、海啸问题、气体 / 液体泄漏问题当作一个问题（重力流问题， Gravity Current ）来解决的力学大师，真的不多，我也只知道一位 T.S. Turner 写过专著。没有大师对理论的把关，就会到处指责人祸，寻找替罪羊，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在于没有让专家出头的调查制度、没有让常识普及的出版制度、缺乏树立可靠标准的理论基础以及推出执行审查标准的人才。如果所有的事故调查都止于人祸，科学发展就丧失了动力，李约瑟难题的最可接受的答案，居然是强有力的政府干涉了科学发展的正常进程。人祸论，就是干扰的方式之一。; 个人分类: 消防时评|7218 次阅读|35 个评论

国务院批转发改委2014年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强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蒋高明 2014-5-21 09:26;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的通知阅读全文：http://bbs.0513.org/thread-2273641-1-1.html 八、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大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力度，研究制定国家主体功能区制度的综合政策体系。严格生态空间保护制度，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加大对自然价值较高的国土空间的保护力度，改变自然资源的粗放利用状态。推动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形成综合补偿与分类补偿相结合，转移支付、横向补偿和市场交易互为补充的生态补偿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制度，制定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健全评价考核、行为奖惩、责任追究等机制，加强资源环境领域法制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坚持铁腕治污、铁规治污。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细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治理为突破口，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管控等关键环节，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治污新机制。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继续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推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和重点单位节能减排，加快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研究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和分解落实机制，研究制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建立健全碳强度下降和节能目标责任制及评价考核体系。出台更为严格的节水管理办法和相关标准。 --; 个人分类: 科学人生|267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郇庆治：打通生态文明“肠梗阻”: baocunkuan 2014-2-23 17:37; 2014 年01月07日 09:22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郇庆治：http://www.cssn.cn/zx/zx_yw/zx_pl/201401/t20140107_937219.shtml 内容摘要：关键词：生态文明作者简介：惟有制度才能真正厘清权责，催生思想自觉和行动力，也惟有制度，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综合性和多维性的本质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可以预计，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将成为今后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生态文明”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先后被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吸纳为重大执政方略，彰显出执政党在发展战略层面的重大阶段性调整。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保障公众生态环境权益的重大民生政治目标。可以说，执政党认可、尊重并保障公民的生态环境权益，在发展战略上的主动“绿化”，目标就是努力在更高水准上满足人民群众的权益需要。这也是新时期执政党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一环。　　无论是十八大确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总体目标，还是过去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打响生态“保卫战”的铿锵行动，都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加速迈进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如果体制与机制上不能及时跟进，就会成为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肠梗阻”。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现实所需，更有现实所困。　　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传统条块分割式的政府架构无法适应综合性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比如“九龙治水”困境——地下水污染，就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再如“诸神争空”——空气污染成分不同，隶属的行政主管部门也不同。二是不少地方的干部考核指挥棒仍以GDP为重。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指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在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然而， “GDP至上”的错误政绩观，无疑会使这根“倒U型曲线”很难回落。比如2012年，河北省仅唐山和邯郸两个地方就有10多座高炉投产，新增钢铁产能2000万吨；而在山西，2012年焦化行业淘汰927万吨落后产能，但几乎被钢铁企业自建大型焦化企业所增加的产能相抵消。　　生态文明建设贵在行动，这有赖中央“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不能越雷池一步”的高压政策，有赖公众对碧水蓝天的殷殷期待，有赖日益严重的PM2.5等问题的倒逼，但放之长远来看，更为有效和持续的因素，还是来自制度建设。惟有制度才能真正厘清权责，催生思想自觉和行动力，也惟有制度，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综合性和多维性的本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新型制度构架，一套涵盖统筹协调、执行监督、责任追究等各个环节，囊括生态管理制度、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社会制度和生态文化制度在内的综合性制度体系。　　用制度保护环境，是一种政治思维和行动上的转变。在环境污染治理阶段，必须有人唱主角，而这个主角，只能是政府而不是别人。不能指望生态环境有效管理可以单凭企业（行业）自治或公民自律来实现。依此而言，三中全会后马上就会实施的新一轮“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也应当首先将环境问题的敏感性、环境保护与市场发展的边界等问题考虑充分。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426 次阅读|0 个评论

支持进一步严格控制评比评选活动: 热度 1 fqng1008 2013-9-12 09:48; 昨天关注到院士评选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刚刚收到今天的《深圳特区报》，头版呈现“国务院砍掉76项评比表彰项目”的标题，副标题是“部分评比活动被指隐藏不正之风，就继续从严从紧清理”，对此深表赞成。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所说：这些评比完全可以由相应的专业团体或者教师与学生来评选，不需要国家行政部门来主持。政府应当关注的重点不仅是那些工作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更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没有把政策落实好的单位和地区。“因为正是那些没有能落实好政策的地方，往往会出现损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现象，而保护老百姓的权利和切身利益是执政为民的根本。” 　　个人感觉，评比评选不应是行政部门职责，而一些政府部门将此纳入正常工作程序，成为显示政绩的方式，这不仅仅难免形式主义。而且，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对造假欺骗、滋生腐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另一方面，过多的评比活动对于基层单位负担很重，常常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对待或应付，最终是劳民伤财。因此特别建议进一步严格控制，大幅度减少，真正做到转变作风。互“赠” 漫画：李楚翘新华社记者张勋编制;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458 次阅读|2 个评论

评“贪官多是苦孩子？”: 热度 6 fqng1008 2013-9-8 14:52; 早两天，人民日报微博【人民微评：贪官多是苦孩子？】谓：“原铁道部高官苏顺虎昨受审，哭求轻判，称小时候捡破烂买作业本。不少贪官都是苦孩子出身，比如王怀忠讨过饭，成克杰上学前没穿过鞋……不被苦难击垮，打拼出一片天，更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而不是欲壑难填，报复性地贪腐。法不容情，无论出身是穷还是富，涉腐必被捉。”（发布于2013-09-05 23:23:22）其中有两个命题：（1）不少贪官为什么都是苦孩子出身？（2）法律不问出身一律平等。其实，人民网（北京）2011-11-04 10:03:16有一则博文“ 贪官中的‘苦孩子’咋就这么多”也谈到这个问题：“ 有人研究贪官，新发现贪官中‘苦孩子多’，多数是少年苦难、励志奋斗，中年得志，成人中之王。如副省长成克杰上学前没穿过鞋；上学还要挑10公斤萝卜到镇上卖；副省长王怀忠要过饭；铁道部长刘志军初中毕业后在武昌段做养路工；药监局长郑筱萸，童年下雨天不舍得穿鞋母亲早逝，依靠国家提供的助学金读完大学。还有四川成都宣传部部长高勇、广西的李乘龙，海南戚火贵等都出身于普通农家。 “韶关市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叶树养在被提审时一边哭一边说，自己长至高中毕业从来没有穿过内裤，也从来没有穿过在商店买的鞋，所穿的鞋子全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布鞋。1975年，叶树养高中毕业后回乡种田。由于勤奋、努力、肯吃苦，当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任村书记，1984年进入县委领导班子。 “ 2011年 7月 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悔过书写道：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他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16岁时，他高中毕业即参加农业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 他认为不外乎两个原因：“ 其一是因为穷害怕了，满脑子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因此更贪婪。...... 其二是这类贪官没有多大的背景，不是世家大族，没有有权势的父母罩着，容易被击中。真正有大背景的就不容易被暴露，因为保护伞的作用是巨大的。翻看中国的历史，真正有大背景的，只要不反对皇帝，多圈几亩地多拿几个钱算什么？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事例还少吗？” 这第二个原因涉及到法律公正问题，似乎认为目前的法律还没有达到完全公正、公平，往往有“权大于法”的现象。我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否则就不会声称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该文进一步剖析：“ 穷孩子偶然当了大官，看到以前当穷孩子时都不敢幻想的金钱、美女，一下子迷失了自己，官方语言叫‘辜负了党的培养，迷失了革命方向。’对比一下那些高干子弟，哪个不是在金钱美女里泡大的，自然宠辱不惊。官方语言叫：‘革命意志坚强。’” 值得玩味的是作者最后的总结：“我在一个县级政府部门工作，深深体会到农民苦出身的人和城市出身的人品性有极大不同。城市人好玩但不好权，有一日三餐过的舒心即可，也可以说很多人无大志，好官者也不乏其人，但从小养成的习性决定了想求不强求，不会苟且钻营，可以说权术能力欠缺，更多的是有一份天真。农村出身的苦孩子却不同，为改变人生境遇奋斗精神极强。一旦进入官场，为了‘进步’，不择手段。平日里好关系拉帮结派，重小群体利益，心思多用来琢磨人，少用来琢磨事，买官卖官。满脑子充斥着权钱交换的‘潜规则’，买官卖官。目前的官员提拔体制，这类‘苦孩子’最适应。兢兢业业工作不如拎包跟班，不如开车陪打牌。这些人一旦掌权，成为贪官是必然，被抓住是偶然。” 这又回到一个人的出身、经历与其情商的关系，苦孩子往往与“暴发户”紧密相连，随后“得志便猖狂”而毁于一旦。然而，一个适合于“暴发户”成长，又成为“暴发户”地狱的社会，是否有值得反思的的地方呢？！; 个人分类: 感悟人生|3122 次阅读|13 个评论

抗争用于事前改善制度，比谋求事后推倒重来更值得提倡: 热度 7 陈龙珠 2012-7-8 13:39; 今天在科学网首条读到了一个学者遭遇不公而奋起抗争的事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2387-589961.html 读后，本博在想，既然事前知道存在“投独票”问题的存在和严重，为何不先争取约定每张选票的同意人数不得少于某个数呢？抗争用于改善制度，比抗争以求结果推倒重来，更可取。记得大前年本博所在的上海交大试行各学院全体在岗教授对正、副高职的全部申请进行初评，按超过约定最低得票率获得通过者，方能作为当年该学院可以正式受理的有效申请。由于是第一次，意想不到的是，某学院在这一关就淘汰了绝大多数的申请者，导致有效申请人数严重不足于当年计划的聘岗数，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各系在岗教授对友系申请人不熟悉而主要圈了本系的校内外优秀申请人，其中并非刻意打压友系申请人。但即使这样，学校也没同意对当年的结果推倒重来，而是要求采取合适措施在次年全体教授投票前，让大家有充分的时间了解各自系外申请人的情况。在其后最近两年的评审中，该学院未再出现像第一次那样尴尬的局面。今年安徽省卫生厅网评 10名献血先进人物时，采取的就是每份投票必须选满10人方能提交成功的约束方法。当时看到这个规定，就觉得值得推广到其它的评审中去。社会和高校现时都有不良现象，对此除了偶尔不得不采用异常方法抗争外，平时抓住机遇促成改善制度，将会有更多的后来者得益的，而且最终因营造了较为公平的竞争氛围，而更有利于学科乃至学校的长期发展。按目前高校进人的门槛，教师个个优秀，大家共同推动完善制度和个人平时适当做好自我展示，尤其重要。; 个人分类: 高等教育|5417 次阅读|8 个评论

读报随想-2：能否从容办大学——《当今大学难出大学问》读后: 热度 26 sqdai 2012-6-6 06:22;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诗句，拿来形容当今国内不少大学校长的心情，倒是十分贴切。作为高校里的一介布衣，我很同情所看到的大学校长、院长们，他们的日子过得实在不那么从容自在。读到《中国科学报》 5 月 30 日 “大学周刊”中的访谈录《当今大学难出大学问——陈平原谈大学理念与学科评估》（ 2012 年 5 月 30 日第七版），印证了我的上述感觉。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言论： “ 请允许我直说：当下中国大学，有生气，但乱哄哄，通病在于急功近利，无论老师、学生，治学都不够踏实，也不够从容。这种状态，必定倾向于零敲碎打，要出大学问，很难。 ” 文中的受访者陈平原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是一位有大局观的学者，他奋斗在高等教育第一线，所产生的感受应该说是很真切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种感受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细读此文，一一引用原话，陈教授有如下观点： ——“今天的中国大学，在硬体设施以及论文数量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其实差距不大；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大学理念、学术精神以及制度设计。 …… 现在应该反省的，是如何在制度建设以及风气养成方面下功夫，而不是汲汲于提各种激动人心但不切实际的口号。” ——“政府的钱越多，大学的自主性就越小。 …… 教育部管大学，应该让有长期办学经验的好大学自行发展；可实际情况是，教育部权力越来越大，教育部的官员越来越忙——这可不是好趋势。” ——“有志气的好大学，切忌亦步亦趋地依据‘评估指标’来指挥生产；更值得期待的是不计一时短长的大学者与大著作。” ——“一所大学校风是否‘正’，能否‘宁静致远’，关键不在教师，在领导。” 我认为，这些话都很在理，相当精辟。从陈教授的话语中可见，他对当今教育领导的“统一管理”，颇有非议：“连硕士生入学考试都要求‘全国统考’，而且有关方面还在组织撰写并力推‘统编教材’，你就明白这‘大学章程’能起多大作用。”陈教授似乎对时下组织的教学评估并不一概强烈反对，但也颇有微词。他的话外音是：如果这种“统得过死”的局面不改变，“办一流大学”的口号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从从容容办大学只能是一种奢望。近日重读 30 年前出版的好书《过去的大学》（钟叔河、朱纯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初版： 1982 ；扩充版： 2005 ），读到上个世纪那批著名的校长、教授（如蔡元培、梅贻琦、胡适、张伯苓、竺可桢等）写的文章，联系陈教授的访谈录，颇生感慨。我国那群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主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时的时局是何等动荡、条件是何等艰苦！而他们却把这些大学办得有声有色，有些已接近于当时世界名校的水平，其中的玄机何在？他们那个时候能行，为何现在却不行了呢？从这四十篇文章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或者由于乱世中主政者无瑕细细顾及教育，或者由于当时主管教育者有先进的理念，“过去的大学”较少受到行政干预，大学的办学有较大的自主权，加上主持大学的校长有优秀的办学理念，兼收中外教育之长，才会出现那种局面。在那时，没有形形色色的统一章程、繁琐评估，没有填不完的计划书、申请书和各种其它报表，校长和教师可以全心全意地投身教育教学。最令人感动的是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伯苓，一生献身于教育，创建的学校多次被毁，却一次又一次地从容地东山再起；最令人佩服的是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他的“无为而治”的治校方针，给清华带来了那 17 年的辉煌。因此，我很认同陈平原教授的观点，也认为，改变办学理念和实行先进的制度建设是当务之急，只有创造条件，让那些大学校长们和大学里的老师们从从容容地自由自在地放手一搏，华夏大地才会成批地涌现真正一流的大学。写于 2012 年 6 月 6 日晨; 个人分类: 教育随感|5540 次阅读|38 个评论

从研发到产品：英特尔的变与不变: 热度 1 meixianghao 2011-6-2 09:50; 开栏的话：目前，在我国，大批科技成果不能形成产业规模，造成技术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及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机构，也制约着科技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科技成果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政策、制度、人才等多方面因素，也关系到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等多个环节。正因如此，如何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至今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从今天开始，本报《技术·经济》版特辟“创新·转化”栏目，希望能够聚集产学研各方的智慧与心得，共同探讨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诸多问题，分享一些优秀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经验。从研发到产品：英特尔的变与不变变还是不变？对每个以成果产业化为使命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来说，这都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方之熙看来，面对快速发展的技术、变化莫测的市场，要想在不断的变动中一直处于不败之地，除了制度层面的建设外，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于科研人员是否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 □本报记者计红梅网景（Netscape）是上世纪90年代一家非常有名的公司。它所推出的网页浏览器Netscape Navigator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90%以上。微软IE浏览器异军突起后，仍旧秉持原有策略的网景被迫放弃浏览器市场，最终落得被美国在线（AOL）收购的命运。 2000年前后，在欧美及亚洲多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中，与科技及新兴的互联网相关的企业股价均飞速攀升，而苹果公司的股价却不涨反跌。即便如此，苹果还是坚持做它想做的事情。十年之后，苹果超过谷歌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变还是不变？对每个以成果产业化为使命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来说，这都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方之熙看来，面对快速发展的技术、变化莫测的市场，要想在不断的变动中处于不败之地，除了制度层面的建设外，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于科研人员是否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他认为，只有科研人员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才能推动研究机构朝着新的方向前进，才能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那么，对科研人员来说，变要如何变？不变的又要怎样坚守？ 5月27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方之熙和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嵌入式软件实验室总监吴甘沙谈了他们的看法。灵活的适应能力是科研人员的首要素质记者见到吴甘沙的时候，这位年仅三十多岁的研究人员，刚刚被任命为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首位首席工程师。首席工程师这一职位在英特尔的研发体系中地位很高，仅次于院士和资深首席工程师。获得这一职位的科研人员，不仅要在产品应用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还要在技术和战略方向上具备相当强的领导能力。而且，遴选的标准是全球统一的。与其他候选人相比，吴甘沙的履历并不起眼：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求学七年，硕士毕业；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工作十一年。然而，就是这位地地道道的本土化人才，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方之熙看来，灵活的适应能力是科研人员的首要素质，而吴甘沙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吴甘沙自认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一般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安安心心地做下去”。然而，在到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第二年，他就作了一个大胆的选择，从原来的人机界面小组跳到了新成立的编程系统小组，一待就是十年。当时，由方之熙一手组建的编程系统小组网罗了世界上最强的一批编程高手，率先开始做Java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到2004年的时候，吴甘沙所在的小组设计的Java操作系统成为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系统，可以在手机、PDA等多种移动终端上运行。 “我还记得，当时做基准测试，这个系统在手机上的运行速度要比其他最快的系统还快60%~70%。”吴甘沙自豪地说。然而，这个很有潜力发展为现在安卓系统的研究成果却因为英特尔公司的战略调整而搁置了。2005年，英特尔公司面临一个变化，即从单核向多核发展。吴甘沙所在的团队也随之转到并行编程，一做就是四年。直到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定位做嵌入式研究，他又开始主持嵌入式软件的创新。 “起初面对变化的时候，我是很不适应的。”回忆起2005年那次最艰难的转型，吴甘沙坦承。但是，在认识到这一变化已不可逆转之后，他开始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之后的吴甘沙又历经了从编程系统实验室研究经理到嵌入式软件实验室总监的过程。每次面对新的岗位，他都能很快适应工作，并带领自己的团队取得良好的业绩。在英特尔的11年里，他共发表了学术论文10多篇，获得美国及国际专利20多项，还有15项待批中。正是这样的成绩，让他在只有四分之一胜出几率的首席工程师竞争中崭露头角。由追随者变为参与者在英特尔，一到三年内需要的研究由产品部门完成，三到五年内的研究由研究院负责，五到七年后才会产生影响的研究则由公司与学术界合作完成。吴甘沙告诉记者，2005年，他们为了寻找新的方向，采取了与学校合作的方式。当时，他们和斯坦福大学合作设计一个能够运行在GPU上的并行计算软件——Brook。他们也没有想到，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合作会对产业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参与合作的一名斯坦福学生Ian Buck后来去了NVIDIA公司，领导了并行计算架构CUDA这个项目；另一名学生Mike Houston去了AMD公司，代表AMD参与了OpenCL的制定。英特尔则沿着这一方向推出了可以让单一来源的应用程序运行在多核和众核处理器上的编程技术Array Building Blocks（ArBB），其影响可以拓展到万亿级计算的时代。面对变化，吴甘沙个人的经验是，要在适应的过程中主动出击，深入产业界和学术界，从中寻找新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你会变成参与者，而不是跟随者。” 他还建议，要从三方面考虑问题：自身的优势和梦想，以及公司和市场的需求。“变化的结果必然是三方面的融合。” 内在的驱动力与吴甘沙一样，方之熙的本科生涯也是在复旦大学度过的。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的30多年里，他曾在大学工作过，也有过一段创业经历。在协助英特尔公司首席技术官、英特尔研究院总监贾斯汀一步步把美国研究院建立起来后，他被派到中国从事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管理工作。 “不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感到，在具备良好研发实力的基础上，技术人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方之熙说。随着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以产业化为导向的研究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市场风向来决定或者改变研究内容，研究人员就必须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学习怎样适应新的变化，而他们的价值也只有在具备良好的适应性时，才能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科研人员的适应能力对研究机构的创新成果和技术转化率有决定性的作用。方之熙认为，对于工业研究院来说，只有当研究员们能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推动研究院朝着新的方向前进，进而推动整个企业的发展，使得企业的战略、产品、服务更好地满足时代的需求。 “放大到整个公司，如果公司的整体战略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那么后果将是非常危险的。”方之熙再三强调。然而，一方面是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坚守。方之熙告诉记者，在英特尔研究院，变成产品的研究成果大多需要四五年时间的积累。因此，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提倡这样一种精神：作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追求。当看到自己做出来的成果反映在一个产品里，大家都在用，这种满足感是任何其他事物都比不了的，即使是再高的职位、再多的金钱也替代不了这一感觉。 “我们的研究和产品都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方之熙说，要想在工业基础上进一步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很少能看到哪家公司突然做好的。他特别举了苹果公司的例子。这两年苹果公司的产品很火，但大家没有看到十年以前互联网泡沫时每个公司的股票都在拼命地涨，只有它不涨反跌，而苹果却还坚持做它想做的事情。 “今天苹果公司的成功是它积累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在研究院提倡的实在、认真的学术风气。” 吴甘沙告诉记者，能在研究院长期待下来的，肯定是对技术非常有热情、内在驱动力非常强的人才。在这点上，本土人才有自己的优势。“海归人才沟通能力比较强，而本土人才则非常扎实，耐得住寂寞，能够在一个课题上钻研得很深。” “人才多样化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不论海归还是本土人才，各自都有独特的优势。”方之熙也认为，“我们在毕业生里选人的时候，并不太注重学校出身，但所在的研究组和师承是我们比较看重的因素。我们更重视的，是个人的团队能力和学习潜力。” “一个组织里，一定要有不同的人，才能激发出更好的创新。”吴甘沙告诉记者，英特尔招人的时候，所选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符合团队化学反应的，一定要能够弥补团队存在的技术缺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权衡变与不变，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吴甘沙说。《科学时报》 (2011-06-02 A3 技术经济); 个人分类: 技术与经济|3949 次阅读|2 个评论

拉关系与做学术: 热度 5 fqng1008 2011-2-10 09:54; 中国的科学界，伴大腕、拉关系、跑经费几乎成为学术进步的唯一途径。最近，施一公 “ 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的日子 ”一文中谈到他在清华“ 告诫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包括一些他拉过关系、关照过他的人）从心里看不起。在学术界，这永远是真理！在美国是，在中国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 我相信施一公告诫的真理性，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只能来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国几乎完全变样了呢？是文化传统、现实制度，还是庸人使然？又读到陈安的“ 中国科学界：未来往何处去？ ”他的观点似乎认为，当前中国科学界的最核心问题是：做科研的人里面不合格的人太多。那么，正如他自己所言，“那些在国外老老实实做学问，也取得了很多成绩的学者，在西方国家的著名大学里不谋求当官，只专心管好自己实验室，可是一旦回国就立刻谋求获得权力，四处充当‘光环’角色，能多见几次高官就多见几次。”这又是为什么呢？当然，陈安教授最后谈到了“土壤”问题，在他的最后一段没有完成的标题是“学界是社会和政治界的缩影或投影，但是，学者们应该率先脱离这个影子”。是啊，“土壤”是什么？清华那些按照施一公教导的优秀学子要在中国生存，是适应还是改造我们的“土壤”？难道我们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就解决不了中国科学界的“土壤”问题？;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4141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载]黎阳：允许私人打假等于允许私人执法: tian2009 2010-10-21 06:42; ［田松案：关于方舟子是民的打假之害，这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允许私人打假等于允许私人执法 (2010-10-18 13:16:31) 转载标签：方舟子中国肖传国绝对权力《侠客行》杂谈黎阳对于假冒伪劣，任何人都有权举报，但无权私自定性，更无权私自处置。道理很简单：在社会上散布假冒伪劣是社会性公共问题。对社会性公共问题的判断、定性和处理属于公权范围。如果允许私人打假，就等于把真理和是非的判决权交给了私人，等于公权私有化。这跟允许私人执法本质没什么区别，都是把属于公权处理的问题交给私人处理，用私人判决代替公权判决，允许私人根据个人的判断、个人的好恶、个人的利益来决定本该由公权来做的事。有人说，中国如今造假盛行，需要方舟子这样的打假斗士。这叫本末倒置。造假盛行是制度被破坏、公权不作为造成的。企图靠个别人的努力解决制度性问题公权不作为问题本身就是南辕北辙。制度为什么被破坏？公权为什么不作为？谁的责任？如何纠正？这才是真正的要害问题。放着这个根本问题不管却去指望几个方舟子扭转乾坤，这跟当年老佛爷指望几个义和团扭转乾坤扶清灭洋没什么两样。实际上越捧方舟子造假问题会越严重，造假泛滥得不到打击本来就是公权不作为的结果，大捧方舟子等于肯定了用个人行为取代制度行为，等于干脆取消公权而由私权取而代之，实际从根本制度上取消了打假有关部门更有借口不作为了：一切有方舟子代劳，用不着自己操心。造假的更有谱了：只要笼络住方舟子，就不怕被揭发。真有权有势的造起假来更肆无忌惮了：区区一个私人比整个公权部门好对付得多，谅你也不敢太岁头上动土。里外里一算帐，靠私人打假，只有后台不够硬的才会被打，真正的大假根本不怕。这才叫抱薪救火，饮鸩止渴。这一切还是假定方舟子的打假是真正无私学雷锋的情况。实际方舟子哪里有那么纯洁？且不说他不明不白的国籍、神神秘秘的收入、鬼鬼祟祟的真正职业、与国际转基因公司的关系、一贯站在美国立场上指手画脚指责中国的历史、不遗余力拼命宣传转基因无害、专门污蔑有真才实学、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如钱学森、一笔勾销中医中药的立场，光其人品而言就卑劣不堪他自己当年出国就犯了伪造文件罪，使用了假造的侨属证明这点连他自己都不否认，在其大作《侠客行》里不打自招：虽千万人吾往矣，侨办、教委、公安局、领事馆，一关关闯将去，侨属证明、经济担保之类的邪门左道，在我方大侠面前，使一招乾坤大挪移，便轻描淡写，一一化解，终于能漂洋过海，到此岸来唱笑傲江湖。（《新语丝》1994年03增刊 http://xys4.dxiong.com/xys/magazine/GB/1994/xys9403z.txt ）方舟子多篇所谓科普文章已被人揭发是抄袭肖传国正因为揭露了他抄袭才被他怀恨在心、必置死地而后快，以打假名义死缠烂打狠整了人家多年。自己一贯造假还装模作样打假，而且明为打假，实为假打：洋人不打，权贵不打，大假不打，专打中国人，装模作样打小假，心狠手辣专打有真才实学的海归，还公然威胁不准任何人辩护：考虑到中国司法的相关实际，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敢于承接此类案件，本人将细究每个相关律师以前所经办的所有案件的情况，若查出问题，将以中英文在海内外网站大面积登载。（XYS20070313，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xiaochuanguo337.txt ）方舟子果然说到做到，在博客上发表了戴建湘的辩护律师张永红博士、副教授论文抄袭(2010-10-1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mnq7.html ) 众所周知，中国如今抄袭成风，院士抄袭的都司空见惯，何况其他？连你方舟子的博士毕业论文不也照抄不误吗？如果张永红不当戴建湘的辩护律师，方舟子还会把这事挑出来穷追猛打吗？为什么谁替肖传国一方辩护就立刻专挑谁的毛病？这叫打假还叫假公济私打击报复？如果真的容不得半点抄袭，那你怎么不去追究你自己的博士论文抄袭？怎么不去追究周森锋的论文抄袭？不仅如此，你方舟子屁股里的屎多了去了：目无法律，面对不合心意的武汉法院判决公然拒不执行，公然诬蔑武汉法院是肖式法院、枉法法官；教唆自己老婆写文章公然煽动我再也不相信祖国的法律和法庭、我睁大眼睛等待燃烧的熔岩破土而出的时刻；公然指示自己的辩护律师彭剑借律师身份给病人打电话诱导制造假科学调查报告代替医学鉴定、用海外来历不明的资金组织煽动医闹制造骚乱这一切不叫煽动动乱叫什么？如今有大领导包庇没人敢碰，一旦你失去利用价值没了保护伞，看这些老帐新帐有没有人跟一一清你算？允许方舟子私人打假，等于赋予了他不受制约、任凭其主观判断是非真假的绝对权力整天叫嚷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人怎么面对方舟子就再也不吭气了？方舟子目前虽然还没有能直接杀人的绝对硬权力，但大领导的包庇和媒体的狂热吹捧使他实际有了裁判真理和事实的绝对软权力和超然于中国法律管辖的不受制约的绝对特权，而他充分利用了这些绝对权力任意疯狂打击迫害那些为国效力的有真才实学有贡献学者、疯狂打击中医中药、疯狂破坏地震预报、疯狂鼓吹转基因无害论，成立基金会非法集资，到处横行霸道普世价值迷们拼命鼓吹制约权力，但连方舟子这样的无冕科技恶霸都不肯制约，他们所谓的政改是什么货色还不一清二楚？允许私人打假等于允许私人执法。既然允许方舟子私人打假，那就没有理由控告肖传国私人执法既然把公权私有化，允许方舟子根据私人好恶判决孰是孰非，那就等于给了肖传国同样的权利，可以根据私人的好和判决孰善孰恶，这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要指控肖传国用私人的行为取代了公权的执法权，犯法；那就先得指控方舟子私人打假是私人行为取代了公权的判决是非权，同样犯法。科技打假本来是科协的职责。因为科协失职，所以中国科技科教界造假泛滥，所以方舟子这种骗子恶霸乘虚而入兴风作浪到处欺负人。科协不但不深刻反省亡羊补牢痛改前非担当起职责、把打假权力从方舟子这号骗子手里夺回来，反而干脆进一步公开放弃职守，包庇方舟子，把一切责任全部推卸给肖传国，不折不扣的一群尸位素餐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废物。只有确立了对于造假，私人只有权举办，无权打的原则，才能确立对于违法，私人只有权举报，无权执法的原则，否则就是包庇犯罪，官逼民反。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dd9e6d0100mhno.html http://www.rainbowplan.org/bbs/topic.php?topic=123328select=forum=1; 个人分类: 陈年档案|2290 次阅读|1 个评论

学术不端行为的前因后事: tian2009 2010-9-29 20:25; 【发表于《科技中国》 2006 年 8 月号， pp34-39 。发表时题为《恶劣的学术环境：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源》，发表前曾做过重新校对和少许增删，但在发表时未能采用。这里是校对后的版本，并恢复了原题。】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的原因不外是内外两大条。其“内”者，认为是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水平出了问题；其“外”者，则是认为制度上的不完善是不端行为得以出现、忽视、免于制裁从而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一个荣誉感与道德感集体弱化的内部，如何能够生长出健康的制度来？ ●我们的各级教育机构，越发成为以谋求最大投入产出比的产业机构。教育产业越发从整体上悖离了教书育人这个原初意义的教育宗旨。当造假、作弊等不道德行为成为这个产业中的制度化行为时，我们又怎么能够要求学生成为道德楷模呢？而我们的科学家，就是从这样的教育机制中一级一级地升迁上来的。 ●把以英文为主的 SCI 论文作为考核标准，这意味着，中国的科学活动管理者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的科学家进行评判的能力。在把评价标准转让给第三方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当所有的“姨太太”都已认为“四姨太策略”是最佳策略时，我们的学术空气自然充满了浮夸和虚假了的成分。而学术本身，已经退至其后。 ●最关键的制度建设，莫过于恢复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管理从日趋严重的行政化中解脱出来。然后，才谈得上制度建设。学术不端行为的前因后事田松在我们缺省（默认）配置的大众语境和主流话语中，科学家一向是一心为人类十心为真理的美好形象。任何例外都被认为是偶然的、个别的，不能借此抹杀科学家整体形象的。直到近些年来，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才不断为公众所知，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科学家的高大全形象遭到了致命的消解。一直以来关于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中，总有人激动地反问：如果不相信科学，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或：如果连科学都不能相信，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同理可问：如果连科学家都不能相信，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如果连《科学》杂志都不能相信，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当然，按照“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的逻辑，可以把这些行为不端的科学家解释成科学的败类，所以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从而继续保持科学家形象的光辉。然而，这只能是事后诸葛亮的标签，对于如日中天时的黄禹锡和陈进等则毫无发劲之处。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在当时都无法说他们不是科学家，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也很难说他们不是科学家。科学家的不端行为并不是新鲜事物。漫长的科学史上不乏抄袭、侵占、造假事件，只不过一直被主流科学史视而不见（已有若干相关书籍在中国出版。如《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著，朱进宁、方玉珍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现在，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进入了公众视野，成为媒体讨论的对象乃至于焦点。那实在是因为纸里的火终于包不住了。在这个过程中，网络起到了巨大的助燃作用。不断揭露出来的恶性事件不仅消解科学家在国人心中的神圣形象，也让身处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和华裔科学家面上无光，以至于丘成桐称之为国耻。内与外：道德自律和制度约束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困惑和不安。对于其原因的分析以及种种关于预防、调查和惩治的建议，归纳起来，不外乎内外两大条。其“内”者，认为是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水平出了问题，则解决的方案无外乎强调，科学家需要自律，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名利观，假的总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等等。其“外”者，则是强调制度。认为制度上的不完善是不端行为得以出现、忽视、免于制裁从而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相应的良策当然是从制度上下手，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审核机制、惩罚机制，等等。今年海外 120 位科学家联名公开信，其核心也是在呼吁制度建设。这其中还穿插着某网络科学打假名人对于其私人网站之打假合法性的主张，及其信誉死亡与否的争辩。经过了若干年的民主教育，制度建设常被认为是要中之要。很多人相信，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做不出坏事，只做好事。反过来，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也跟着做坏事。而道德层面上的呼吁则往往被认为是肤浅的。但是，任何制度都是在具体的与人相关的环境中被执行的。一个制度的有效实行，必然是以被这个制度所制约的大多数人对制度的认同和尊重为前提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试图寻找制度的缝隙，再好的制度也会被钻得百孔千疮，形同虚设。到头来，为了对付满街小偷，我们就需要全民警察——这本身就是个悖论。所以，这里我只能采用一种最为庸俗的观点：制度和对制度的认同——道德——同样重要。制度不是凭空而来的。曾经在《读书》之类的杂志上看过一篇法学普及文章，作者的名字没有记住，应该是类似于林达或丁林那样的学者，不过其中引用的某大师的思想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法律很像是经验科学，它首先对现实的社会运作进行观察，归纳这个人群的行为规则，再总结出法律；而不是凭空制定一套“理想的”或者“完好的”规则从外面强加到某一个人群之上。毫无疑问，总结出来的制度能够获得更大的认同。而外加的制度则容易遭到抵触。因为不同人群对于“理想”和“完好”看法并不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彼之珍馐，我之毒药。比如北大前几年颁布的改革方案，颁布者大概是认为是理想加完好的，但是被改革者并不买账。甚至利益并不受损的教授们也群起攻之。李零先生便有雄文《学校不是养鸡场》名播网上网下。目前，很多关于制度建设的讨论已经深入到精微的细节，如何举报，如何监督，如何惩罚。有民间与官方的共同参与，有国外的成套制度可供参照，一个理想而完好的制度似乎并不难于创新出来。但是古训早有明示：逾淮为枳。在总体社会环境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细节的酷似并不能保证同样的结果。按照那位大师的看法，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制度，应该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部创新出来的。然而，新的悖论是，在一个荣誉感与道德感集体弱化的内部，如何能够生长出健康的制度来？荣誉感的集体弱化 2003 年两院院士增选，媒体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 58 名工程院新院士名单公布剽窃论文者无一当选》（《北京娱乐信报》， 2004 年 1 月 6 日），让人啼笑皆非，不知道是表扬，还是讽刺。潜台词是，在各地学术机构选送参评（电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用语）的院士候选人中，有些人是剽窃了论文的。隔一天，又有新华社消息：《院士道德仍是棘手问题徐匡迪提出五个“不希望”》（《北京晚报》， 2004 年 1 月 8 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郑重而诚恳地说：‘我希望院士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维护院士群体的社会形象。’”无独有偶，“针对院士群体中有个别人出现了学风不端、学术上不民主等行为，路甬祥表示科学院高度重视院士的科学道德和学风问题，并成立了道德委员会，建立了院士谈话制度，制定了院士自律守则等。”《路甬祥向中科院新当选院士提出四点希望》（ 2005 年 12 月 16 日，新华网）。 2005 年两院院士又增选，中国又有新院士了！名单公布之后，中国工程院以“中国工程院”的名义给每位新院士写了一封信（见《光明日报》 2005 年 12 月 14 日），提出了八条“共勉”，其中第五条是这样的：“继续弘扬科学精神，以身作则，努力成为科学道德建设的模范，唯真求实，力戒浮躁，淡泊名利的身体力行者。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同行和同事们的贡献，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正确处理成果、论文和报奖的署名和知识产权问题。加强对自己的学生和助手等年轻人在科学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培养。”信的最后说：“希望您把这封信放在案头，记在心头，常阅常新。”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只是让我感到恍惚，这难道是给院士的信吗？如果院士需要像小学生一样被耳提面命，为什么要评选院士？院士是什么？国家院士，乃一国之士，国士也，国师也。在我们通常所接受的宣传中，院士是国家超一流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精英，代表着全社会的最高学术成就，也当然代表着社会的道德和良心。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占据了学术与道德制高点的群体，谁敢于相信自己有资格并且能够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进行谆谆教导呢？信的落款是“中国工程院”，按照中国国情，应该是中国工程院院长办公室发出的。院办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是院士的服务机构还是管理机构？或者是院长的行政指令的执行机构？我想首先是向主管官员负责的行政机构。官员向国士训话，实在是怪异。听说过刘备三顾茅庐，从未听说过刘备训导诸葛亮。让我们想象一下，在爱因斯坦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之后，忽然收到院办发来的一封信，郑重而恳切地请他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爱因斯坦会有何反应？前不久，江晓原在批评当下学术管理的系列文章中引用了一个老故事，《刺客豫让之“国士遇臣国士报之”》（《社会观察》， 2006 年第 6 期）。豫让说：“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现在，行政机构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管理自己“选”出来的院士，院士们该何以为报呢？回到春秋时代，若某一君子扬言招贤纳士，士一进门，他自己先做一个报告，告诉士们何为仁义，何为廉耻，恐怕当时就会有刚毅自高之士拂袖而去。信中称：“中国工程院要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关键是建设一支素质高、学风正、品德优的院士队伍。”这就好像是某个小学校长，打算从各个班里抽出又聪明又听话的小朋友们组一个特别班，告诉他们应该这样，不该那样，以图最后建设出一支素质高、学风正、品德优的先进班级一样荒谬而愚蠢。难道院士队伍是可以这样建设的吗？实际上，中国的院士除了是其所宣传的那些象征和荣誉，更是一个利益群体。至少，对于理工科人士，相当于教授博导之上的又一级职称。可以想象，如果进入先进班级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还能优先享受奖学金、保送上大学之类的制度化资源，同学们该会怎样争夺小红花，家长们又会怎样各显其能！无意识的反抗、有意识的利用、有组织的监守自盗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重要的道德建设应该是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时期缺省配置教育的一部分，对于已经是成年人的科学家来说，呼吁道德自律，就如该和面的时候才想起来种麦子，未免有点儿来不及。十几年前，我曾在位于京南的一所高校教过几年普通物理。当时该校曾经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抄袭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被抓住了。”不知道传自何处，传播多广。如果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人偷东西，我们会谴责偷东西的人道德败坏。但如果整村都在偷，那一定是某个社会机制出了问题。同样，如果只有一个人抄袭，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但是如果很多人抄袭，乃至于大多数人不去谴责抄袭本身，只是讨论抄袭的技巧和胆量，也一定是某个社会机制出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大规模的抄袭意味着对于某种制度的无意识反抗。当人们对考试课目、内容以及考试方式产生了反感，当人们对于以这样的考试成绩衡量被考试者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而人们既无力、无望改变考试本身，也不能免于这样的考试，无意识的反抗必然出现，同时，抄袭者所要承受的道德打击也会大大削弱。在我读书的时候，虽然大家对于抄袭者普遍鄙视，但是对于政治课的抄袭已经有所宽容。近二十年来，经济精神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很多考试以及教育本身都逐渐演变成各种巨大的产业，经济利益成了这些产业的垄断者所注重乃至于首先考虑的问题。一所小学可以因为收不到巨额赞助费而把学生拒之门外，在我看来，其恶劣不亚于一所医院，在病人家属送来押金之前坚决不做手术。教育事业不再守卫其曾经具有的神圣性，也就失去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畏。我有幸早读几年，没有赶上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位挂勾的时代。作为一位旁观者，我对于那些付出大量时间金钱仍然不得要领，只好走抄袭或代考路线的同学，反倒有所同情了。当集体的、具有官方色彩的不端行为大规模出现之后，普通公众更加能够为自己的抄袭、造假找到道德免责的借口和理由。于是可耻的只是被抓住，而不是抄袭本身。在中国，规模最大后果最严重的考试莫过于高考。而高考本身的公正性则已经遭到了多年的指责。在局部的公平之后，隐藏着全局的大规模的不公正。高考移民正是对这种不公正的有意识的利用，也是对这种不公正的无意识反抗。然而，这种无意识的反抗和有意识的利用或许有可能解决某个个人的问题，却使社会整体的不公正更加严重。对于不道德的默许与麻木，同样会使社会整体的道德空气更加污浊。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民大规模地无耻——或曰荣誉感集体弱化，我想，那首先是这个地方的官员公然地无耻，于是人民也只好选择无耻作为生存策略。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任何一种规则或者潜规则都是一种筛选机制，这就是北岛之所谓通行证与墓志铭。当清高者拂袖而去，剩下来的就是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作弊形式，就是由学校牵头，组织其高二学生冒高三学生之名替考，其目的是竟然提高该学校的升学率，以便在学校间的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甚至从幼儿园开始，我们的各级教育机构越发成为以谋求最大投入产出比为目的的产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乃至为了生存本身，教育产业越发从整体上悖离了育人这个原初的教育宗旨。当造假、作弊等不道德行为成为这个产业中的制度化行为时，当官员和大款交足了钱就可以让秘书代理上课、代理写论文最终得到硕士博士乃至于最终成为博导时，我们的管理者又怎么能够指望学生们心甘情愿地成为道德楷模呢？而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科学家，就是从这样的教育机制中一级一级地升迁上来，筛选出来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当选院士无一剽窃，竟然真的就是个好消息了！量化管理，创新与伪创新在小科学的手工作坊时代，科学家或者是继承了祖上的财产，或者接受了王侯的馈赠，或者另有职业支持日常生活。因为科学活动本身还不是足以谋生的职业。科学家只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探索自然奥秘，或者满足其个人的求知欲，并不需要向谁负责。即使是那些接受馈赠的科学家如开普勒的师傅第谷，在科研的大体方向和具体细节上也拥有完全的自由度，不需要定期向其资助者做中期汇报。当然，第谷与达官显贵们喝茶的时候，也难免会对他们聊聊天上的新鲜事，但也只是聊聊而已。那时科学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大概只有一项：荣誉。所以那时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也只与荣誉有关。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成了社会架构的一部分。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活动逐渐隐退，科学家有了老板。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活动越来越被老板的意向和意象所牵制。老板对科学共同体的要求也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急迫。恨不得今天娶媳妇，明天就要抱孙子。科学活动被视为按照投入产出比来衡量的准经济活动，开始了表格化的“规范的”量化管理。目前，老板最大的要求叫做创新。于是连硕士生的开题报告表上都有一栏，叫做“创新点”，实在是中国品牌，“非常可乐”。在小科学时代，创新是一种不求自得的偶遇。现在则成了悬在科学家头上的利剑。小科学时代的科学家类似于业余作家，有话说，没话就不说。现在的科学家类似于电视台的栏目制片，不论有话没话，有想法没想法，都必须把时间填满。片子好坏只是质量问题，空播则是严重事故。于是科学家必须想方设法泡制 SCI 论文，好不好是质量问题，有没有则是性质问题。何况在当下的量化管理中，好坏，乃至于真伪，都是难以显示的参量。把以英文为主的 SCI 论文作为考核标准，这意味着，中国的科学活动管理者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的科学家进行评判的能力。在把评价标准转让给第三方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很难想象哪个公司请第三方比如猎头公司来考核自己的员工。量化考核越发成为懒人加蠢人的管理方式，在量化考核的养鸡场里，管理者只需要数数鸡们下的蛋——他们甚至让鸡们自己数，自己填表——统计一下复印件，就完成了管理——还似乎显得公正客观。作为一种筛选机制，这样的管理方式必然把那些善于制造 SCI 的人推到更高的位置，同样，不善此道的学者或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沦为边缘，逐渐失去话语权；二是随波逐流，学人家制造 SCI 。写不出正经文章，泡制垃圾文章也可以过关，也可以获得奖励。比如宁波大学引进的郑教授，年 SCI 几十篇，据说奖金上百万。令人瞠目结舌。正所谓劣币驱逐良币，黄钟毁弃，瓦釜轰鸣。生存的本能和学术的尊严：四姨太效应一个共同体一旦形成，就如一个生物体诞生，就有了要求生存的本能。——自我繁殖，自我生长。一所中学作为一个共同体，为了生存，需要提高自己的升学率。大学为了生存，需要提高自己的排名。在升学率和 SCI 成为生存的必须之后，我们的中小学失去了其教育的神圣；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放弃了学术的尊严。在科学共同体被置入社会架构之后，科学共同体的生存就依赖于社会整体需求，反过来，科学共同体也会努力强化自己的在社会架构中的作用，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这时，启动“四姨太效应”已经成为各个学术机构的生存策略。去年，在长沙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刘华杰和我同时作了一场报告，我们分别提出了“学妖”和“四姨太效应”的概念，以解释当下科学活动的某些运作。学妖可以理解为两个共同体界面之间的监控者、管理者或者协调者——这里的共同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可以把大众传媒、政府部门乃至于公众都理解为不同的共同体。“四姨太效应”一词是从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引伸出来。电影中，四姨太为了争宠，假装怀孕，事情败露之后，好心的大少爷责怪四姨太傻，四姨太则说，她不傻，因为只要时间一长，假的就能变成真的。四姨太的策略是这样的：在资源有限，老爷只有一个的情况下，假装怀孕，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真孕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更多地占有了资源，也降低了其它姨太太受孕的几率。而一旦真的怀孕，当初的假孕即使被人发现，也无所谓了。在学术资源的争夺中，每一个追逐基地、重点学科、博士点的学术机构都会把自己的肚子挺起来、垫起来。一旦资源获得，就有了大笔资金，就有了教授指标，那怕是管理一般的机构也会羽翼渐丰。最不济还可以特聘一些成名人士，让他们以该单位的名号发表文章。几年之后，要博导有博导，要 SCI 有 SCI ，甚至也可能借壳下蛋，真的在该机构名下培养出几个优秀的学生来，不就日久成真了！网上有人批评陈进愚蠢，既然靠摩托罗拉骗来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拿出一部分对摩托罗拉做逆向研究，一旦破解并仿造，虽然不是原创，毕竟还是个成果。倘若陈进真的启用这个策略，他的造假还会被发现，被追究吗？对于汉芯这样的理工科成果，人们最终还可以对其真假作出判断。而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硬性的标准。很多人文机构同样获得了几百万乃至于上千万的经费，这些机构每年生产出大量的论文，其中有多少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更是一笔糊涂帐了。因为负责验收的人，往往就是当初同意赋予它们学术资源的人——学妖。学术资源是一个抽象的主体，它对于申请者的审查是通过中介来进行的。中介往往同时身处学界与学术官场之中，按照刘华杰的说法，这是一类重要的学妖。所以毫不奇怪，所有潜在的学妖，比如院士、各级评委、国务院专家组成员……等等重要人物所到之处，都会受到超一流的礼遇。也是这个原因，争夺院士名号不仅是申请者自己的事，更是申请者所在机构的事。同样，在研究人员竞争学术资源，争取课题、基金和项目的时候，也不得不启动四姨太效应。当所有的姨太太都认为四姨太策略是最佳策略时，我们的学术空气自然充满了浮夸和虚假的成分。而学术本身，已经退至其后。合制度的非道德与合道德的反制度在所有人都对交通规则不以为然的时候，马路上必定混乱不堪，只能在被相对认可的潜规则的指导下过马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可能一辈子也过不了马路，或者一步也开不动。而为了过马路，为了赶路，就只好违背交通规则。这是个两难。在学术道德和现行制度的相互关系中，有四种组合。一，既合乎道德又合乎制度；二，既反道德又反制度。对此二者，我们很容易旗帜鲜明地回答，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但是，对于三，合制度的非道德；四，合道德的反制度，我们常常难以把握。宁波的郑教授一度成为某私人打假网站攻击的对象。由于郑教授的行为不能归之为这个网站所乐于举报的剽窃造假等任何一项，他的论文顶多是技术含量不高，并没有违背任何学术规范，该网站只好在道德层面进行打击，称之为制造学术泡沫，骗取国家资源，有违学者的良心。然而，郑教授完全是合乎规则地通过制造 SCI 获得科研奖励的。没偷没抢没编译。即使这些 SCI 属于泡沫，近乎垃圾，也是制度使得郑教授这样的人才脱颖而出。相反，如果宁波大学校方以郑教授论文质量不搞为由，拒绝兑现奖金，我还要为郑教授打抱不平。商鞅城门立柱，本是为了树立规则的尊严，即使搬木头的劳动量不大，也必须兑现他设下了高额奖金。进而言之，如果郑教授以泡沫般的 SCI 换来高额奖金，去支持一个他自己认为重要但是完全不会得到资助的项目，又该如何评论呢！——当然，即使郑教授完全拿来吃喝玩乐，也是他的权利。对于合制度的非道德，非道德的不是合制度的个人，而是制度本身。反过来，也有人出于学术良心要做一些有利于学术的事情，却不得不利用乃至违背现行的学术规则，暗渡陈仓。把这种合道德的反制度揪出来作为所谓“学术腐败”的典型，对于中国现实的学术发展以及学术制度的重建，也无益处。好比某位警察或者义务交通管理员在马路上抓住一个闯红灯的行人就大加挞伐，并不有利于交通秩序的整体改善。尤其是在左右无车，红灯又坏了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术环境整体上仍然在恶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好转，更不能指望一个自居的侠客挽狂澜于既倒。要恢复人们对交通规则的尊重，首先要修好交通灯，不要让它乱跳一气。汪丁丁教授在最近网上公布的文章中指出：“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的大学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政府的官僚管理体制，我们的大学教授的福利日益维系于而不是日益独立于官僚们的偏好与青睐，我们所教授的学生的知识结构日益维系于而不是独立于那些导致创造力源泉枯竭的官僚化的考核指标。”（汪丁丁，《愚蠢的教育管理者》，学术批评网）很多学者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科学研究被学术机构的行政部门制约，是学术不端行为高发的重要原因（如陈蓉霞，《科研被权力束缚是学术腐败症结所在》，《东方早报》， 2006 年 6 月 6 日）。因而最关键的制度建设，莫过于恢复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管理从日趋严重的行政化中解脱出来。然后，才谈得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督、举报和惩罚等细节的讨论。否则，只要养鸡场的性质不变，多么精心设计的管理，还是养鸡场。同时，当学术仍然处于官场之中，如果官场腐败没有得到充分的整治，学术不端行为是没有办法单独解决的。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全身的血液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出了问题，单独治疗他的牛皮癣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 2006 年 7 月 7 日 2006 年 7 月 17 日北京稻香园; 个人分类: 科学文化|4698 次阅读|2 个评论

矿难之后说科普: fpe 2009-11-27 12:45; 矿难之后说科普今天的《南方周末：致命 43 分钟》提供了一点鹤岗矿难的发生经过，让笔者可以根据逃生学原理来比较火场逃生与地下逃生的异同。根据有限的信息，笔者的研究结论是，管理者缺乏应急计划，受害者缺乏逃生常识，监督者严重缺位，全社会安全常识教育缺乏，这是全面的安全管理问题，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造成这么大的灾难的。 21 日凌晨 1 时 37 分，鹤岗煤矿地面指挥部已接到井下报告：瓦斯浓度超标达 12% ， 43 分钟后发生爆炸。其间，有人说停止送电，也有人说电力照旧，无论如何，没有管理好动力源，是造成爆炸的主要原因。其次，当班工人干活一直到爆炸来临的时刻，说明 Mass Notification 手段不足，没有把警报送达每一个人。这是硬件和软件的共同原因造成的局面。第三，瓦斯突出，逆向运行，说明通风系统没有加大风量。通常烟气管理系统可以给逃生路径加压，避免任何烟气的突袭。所有的烟气管理，都是一个风压问题。这一次死者大都是集中于主巷道原有入口，说明该处的通风手段不足，没有备用风压克服意外危险。一句话，没有应对瓦斯突出的技术准备。受害者也有很多毛病不合安全常识。第一，对周围情况不敏感，停电和爆炸都不能引起警觉；第二，原路返回是火场逃生的大忌。井下 500 多人，想一想也知道不可能原路返回。大家都往一处挤，逃生效率低下，容易拥塞。第三，如果井下逃生和建筑逃生的设计差不多，应当是冗余配置的，活下来的，大部分都是逆风而走（灾难顺风而行），避开了危险，属于有安全常识的那种人。所有报道，仅提到安检员的工作，没有提到监督机构，如保险公司，和第三方的检查任务。这是国内矿难文化的重要原因。国内安全文化奉行的是精英主义，只有少部分人经过安全训练，大部分人缺乏常识，这是保险缺位造成的。以人为本，意味著个人的安全自己负责。保险公司要求个人具有一定的安全素质，否则不予投保或门槛很高。如果，这些人有保险的话，保险公司必然每年要教育和培训他们的逃生技能和安全常识。没有经济的杠杆，安全工作是单方面的应付，必然效果不彰。笔者关注这一矿难，对所有文献分析的结果，结论是科普教育有很大问题。比如，没有一篇文献告诉我们，瓦斯是什么，是怎么生成的，为何有意外。笔者当然知道一氧化碳（错误，应该是甲烷）是瓦斯的主要成分，但民众知道吗？瓦斯是外来语，术语，含义是非常不明确的。其次，本来这一矿难应对是科普瓦斯的毒性和预混爆炸的危险的好机会，我们的舆论又在发掘人祸，不肯扎扎实实地科普宣传。中国科技界不差人，差的是科学精神。每一次灾难都是我们安全工作者宣传自己专业的好机会，很可惜的是，很多人都不屑这么做。大家太相信和依赖权威了，不敢超越？所以，我国的安全文化是精英主义的，灾难永远发生在精英不注意的地方。这是与安全问题的广泛性普及性相矛盾的。假如这一灾难发生在美国，又将如何？燃烧学家会模拟出点火原因和能量级别；爆炸专家会估算出爆炸强度和损害大小；逃生专家会找到每一位死者的决策失误和死亡原因；保险工作者会找到所有责任方，并分配经济赔偿任务；消防工作者赶快修改相应领域的安全标准；议员们赶快通过这些标准来避免对手的攻击；臭名昭著的律师们趁机发一点小财；受害者在伤心的同时也得到不少赔偿；损失通过保险制度而分散分担；经验通过各方的研究而深入，通过标准的通过而转化，通过法律的监督而执行，通过每一个人的学习和遵守而安全得到提高。在这种以人为本的制度下，事故重发的概率很小，因为学习比较充分，经验得到推广，如此而已。有道是，灾难发生皆人祸，人祸背后有制度；深挖制度少责人，安全文化靠人人。; 个人分类: 消防时评|4875 次阅读|12 个评论

【转】用制度建设改善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 emlyn 2009-4-17 16:27; 用制度建设改善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吴庆 2006年11月27日11:03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费正清所著《美国与中国》原本是为了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不料问世之际立即成为经典。３５年间，作者亲自修订了４版，增添了不少内容。他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所作的中美比较看到了不少从中国人的视角难以看到的景象。他说，美国人民尽管在历史上也以务农为本，可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之苦，所以很难想象中国农民有多苦，农村有多穷。据粗略估计，中国确实有人居住的地区大约只有美国相应地区的一半，而供养的人口达到美国的四倍。于是，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耕地历来珍贵。与珍贵的耕地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历来便宜。　　这种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两个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农业生产技术。美国的农业是土地密集型的，特点是广种薄收。虽然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产量低于中国，但是人均产量却高出中国很多倍，以至于农民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可以用于交换。而且美国农业所用土地中几乎一半用于放牧，只有４０％用于产粮，让美国人能够享受并出口大量肉类和乳制品。　　倘若采用美国式的土地密集型生产方式，中国的农产品产量早就无法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所以中国农业必须节约土地，代价是大量使用劳力。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业注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只有约２％用于放牧牲畜。即便如此，土地还是不富裕。农民们大量种植水稻，因为只要投入足够多的劳力，水稻的产量能够比小麦高出一倍以上。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也许没有其他方法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　　节约土地的代价是投入大量劳力。农民们先把水稻种植在小块的秧田里，并趁机在大田里种植一些杂粮。一个月后，农民收获了杂粮，然后对大田灌水、施肥、犁地，再把水稻秧苗移植到大田里。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千年，被费正清称为世界上体力的最大花费，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标准，把许多人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勤劳成为中国农业社会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而必须传承的习惯。在这里，费正清用人口压力给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勤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基于经济学的解释。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农民的勤劳并不能换来富裕。中国农民的精耕细作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代价是必须投入成倍的人力，因此人均产量降得很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因，投入的劳力越多，人均产量就越低。农民们微薄的物质收入中至少一半、有时是２／３乃至３／４用于食品。饭菜里没有什么肉，更缺少剩余产品可供交换，农村的集市贸易从未发达过。人的生命同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是充足的，因而是不值钱的。如果我们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本主义没有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中诞生，也可以相信人本主义很难成为中国农村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的资源禀赋因人口增长而恶化。据ＧＷ斯金纳估计，１８０年人口６千万，８７５年８千万，１１９０年１．１亿，１５８５年２亿，１８５０年４．２５亿。计划生育确实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可是在广大农村很难切实执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预言在这块土地上似乎成为现实。他认为：人口的增长源自人类本能的生理需要。由于本能是不随时间改变的，所以人口的增长也是会持续的。只有战争、灾荒和瘟疫可以积极抑制人口的增长。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方面反对情欲不变论，指出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甚至）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中国人口增长的特殊原因：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和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　　事实上，现在农民超生的原因既不是因为不变的情欲，也不是因为落后的观念和思想，而是因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不健全导致家庭依旧发挥着重要得不可或缺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使儿子成为家庭中必不可少的成员。农民的养老保障历来是由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元完成的。所谓养儿防老，对多数农村家长来说，女儿迟早是要嫁出去的，靠得住的只有儿子。作为一介农民，只有养了儿子，后半生才有可能有个依靠。除此之外，一些乡村缺乏保护村民权利、调节村民矛盾的机构或者组织，村民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伸张取决于其家庭或者家族的势力，或者男丁的数量。　　综上所述，计划生育确实是一项基本国策，但是它以打破家庭的基本功能为代价，需要辅之以相应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立足长远、着力于制度建设。若能在建设农村养老保障体制和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保障农民正当权利方面有所作为，必将在近期有利于落实基本国策，在长期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个人分类: 资源环境|2827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制度建设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