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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末梢、碎屑与崩解——读胡嘉明、张劼颖《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区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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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與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7年8月號，總第一六二期。pp122﹣134. 發表時有刪節，這裡是原版。】 文明的末梢、碎屑與崩解 ——讀胡嘉明、張劼穎《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區與空間》 田松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 2009 年可以稱為中國的垃圾年。在這一年里，垃圾問題全面爆發，北京、南京、上海、廣州，圍繞垃圾填埋場和焚燒廠的選址和建設，各種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在這一年，王久良推出了他的攝影展和同名紀錄片《垃圾圍城》，產生國際影響。從這一年開始，主流話語對垃圾問題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折，從無視到重視，從輕描淡寫到濃墨重彩。垃圾問題上了頭條，揮之不去。 與此同時，對垃圾問題的討論也逐漸從技術層面擴展到社會、文化、觀念等人文領域。2007年秋天，在我結束了伯克利的訪問回到北師大之後，不斷被毛達介紹認識來自歷史學、人類學，以及地理學領域關注垃圾問題的人文學者，雖然，總人數仍然非常之少。胡嘉明和張劼穎的研究我事先並不知曉，見到她們的著作，有意外之驚喜。 《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區與空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16年出版，這是一部社會學和人類學視角的著作，兩位作者描述了在北京六環外一個叫做冷水村的地方，一個以垃圾為核心，與城市若即若離的另一重社會生活。這重生活平常被“折疊”起來，不僅遠離金領白領，連藍領鐵領也很陌生。雖然，在高檔小區的院門外，人們常常會看到他們駐扎在一個地方收廢品，但是很少會關注他們。他們沒有話語權，發不出聲音，幾乎是透明的。 兩位作者的調查經歷也是很好的故事。張劼穎作為北大社會學碩士自2007年11月，胡嘉明作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城鄉移民項目組成員于2008年底，先後來到冷水村調研，在那裡相識，并開始合作。“冷水村的廢品從業家庭共25戶，分佈聚居在五個大院和數個小院。”（xxiii）到2011年，有17戶家庭成為兩人穩定的調查對象，13戶家庭成為她們“相互信任、深入交流“的朋友。在此基礎上，張劼穎完成了碩士論文，前往香港中文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胡嘉明轉至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系任教。二人重聚中大，決定合寫此書，又于2012年、2013年前往冷水村回訪。此書雖然不厚，卻是從六年累積的田野筆記和錄音中萃取出來的，信息量龐大。（xxiii） 這本小書我陸陸續續讀了幾個月，此後又集中精力，從頭到尾完整地讀了一遍。心情沉重，五味雜陳。書中所描述的現象我并不完全陌生，也符合我以往對垃圾問題的判斷。但是，本書提供的大量細節，還是讓我感到震撼，讓我不由得思考這些細節之間的關聯，并把它們放到我現在關注的文明問題的框架之中。而為了闡釋這種關聯，我不得不尋找新的話語。 這篇文章其實並不是對《廢品生活》的評論，我只是把她們講過的故事重講一遍。 很可能，一座巍峨的大廈不是轟隆一聲被推倒了，而是噗嗤一聲，散了。 1. 食物鏈，垃圾與文明 我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關注垃圾問題，2000年我在納西地區進行田野調研的時候，特意調查每個村寨的垃圾現狀及垃圾觀念。当时，垃圾问题還是人文學者的盲點。直到現在，人們也普遍認為，垃圾問題不過是枝節問題，是個節約問題，無關大局。同時，人們本能地覺得，垃圾問題是技術問題，可以通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而得到解決；或者是管理問題，可以通過社會治理的完善而得到解決。 我的研究首先從物理學入手，把人、社區、城市、乃至人類文明整體視為熱力學系統，討論其中的物質與能量轉化。結論則讓我自己也感到意外：技術進步不能解決垃圾問題，反而會使垃圾問題更加嚴重。我可以相信某一種特別的技術對某一種特別的垃圾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技術的總體進步必然會使社會整體的垃圾問題更加複雜，更加嚴重。 垃圾問題的技術解決存在一個物理學的上限。一個麵包可以直接拿著吃，碎成渣可以捧著吃，因為物質不滅，能量守恆，這是熱力學第一定律。如果把麵包渣撒出去，渣渣當然還在，儘管，一粒一粒完全搜集起來，依然等於原來的麵包。但是，需要注意，一粒一粒地撿渣渣，需要付出更多能量。渣越碎，越分散，付出的能量越高。如果這個能量大於麵包所能提供給人的能量，這個麵包就是不可回收的了──得不償失。按照熱力學第一定律，物質和能量在轉化的過程中保持總量守恆，但是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原理，這種轉化是有方向的──只能從低熵狀態轉化為高熵狀態，簡單地說，只能從可用的轉化為不可用的，從能用的轉化為不能用的。理論上，一個手機裡的各種金屬都在，可以一粒一粒地檢出來，但是，所付出的成本會遠遠大於收益。這就意味著，所謂“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只是一個幻覺。熱力學第二定律，為技術解決設定了不可突破的上限。 垃圾問題是內在于工業文明的。由於垃圾問題的不可解決，工業文明註定是不可持續的。 我把現代化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現代化比作一條食物鏈，它所運\行的前提和結果是：上游優先獲取下游的能源和資源，同時把垃圾送到下游去。上游和下游不是絕對的，在任何一個尺度，都存在著上游和下游。在全球範圍內，歐美、日本是上游；非洲、南美、中國和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是下游；在中國範圍內，東部沿海是上游，西部是下游。一般而言，城市是上游，鄉村是下游；大都市的城市中心區是上游，城郊是下游。 按照這個食物鏈理論，作為下游的鄉村必然要為作為上游的城市輸送相對廉價的能源、資源和勞動力。同樣，大都市的垃圾一定會從城市中心區被送到近郊、遠郊、更遠的郊。垃圾圍城是這個食物鏈運\行的必然結果。 在《廢品生活》所描寫得冷水村，食物鏈中的兩個子鏈條鉸在一起。一方面，圍城的垃圾，成為一部分賴以為生的資源，這部分人來自位於下游的鄉村。另一方面，鄉村為城市輸送的廉價勞動力進入城市，其中一部分進入城市的末梢，以城市的垃圾為生。他們從一個下游，到了另一個下游。兩位作者細緻地描述了他們的生活。 馬大姐租了一個整院，房租一年6000元，房間住人，院子用來堆放廢品。一個大鐵門，旁邊掛著一個木牌，用油漆寫著“廢品收購站”。院子裡面，有堆積如山的塑料瓶子，還有各式廢品，堆得很高。一進她家，就可以看見各種小學生的獎狀，新新舊舊的，貼滿墻面，而地面上一塵不染，床單乾淨平整。整個房間十分敞亮，整潔得讓來客有點兒手足無措，不知道坐哪兒，也不好意思隨便亂坐。實際上，要進她家並不十分容易。他們夫婦戒備心很強，很封閉，不輕易相信任何人。 （14） 如果說人往高處走，那麼在這些人看來，即使都市末梢的冷水村，在食物鏈上的位置，也比他們的故鄉要高一些。 2. 背景的对象化：“非”的生存 要描述冷水村的生活，首先遇到的，我想是語言問題：對於這個長期被折疊的人群，沒有現成的概念來指稱、界定、描述他們，研究者只能不斷地發明新的詞語。 胡嘉明和張劼穎用“非正式經濟”一詞界定這個特殊群體在社會經濟中的角色。“非”這個概念，意味深長。 一幅畫中，有對象有背景。對象是能夠明確辨識的，有名字的，容易描述的。而背景通常是被人忽視的。在攝影家的變焦鏡頭中，背景常常被虛化了，變成一團朦朧的色調。只有在經過精心設計的鑲嵌畫中，比如埃舍爾（M. C. Escher）的一些作品，對象與對象互為背景，把所有的對象都去掉之後，畫面才會是空的。在正常情況下，在對象去掉之後，剩下的背景，都是凌亂的，無法識別的，難以描述的，甚至沒有現成的名詞可以指稱。如果把對象視為集合，則對象去掉之後的背景，是“非集”。 “非集”是依附於“集”而存在的。 《廢品生活》所描述的正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非集。在社會這幅風俗畫中，這些人原本是作為背景存在的。因為是背景，所以是� 有哪種東西造出來就是垃圾，但是所有的東西都可能成為垃圾。所以“垃圾”這個詞，其實是一個非集，指那些不是東西的東西。 以垃圾為生的人，是非正式的人；這種生計，是非正式經濟。都是難以描述，難以名狀的。書中專門有一小節講“非正式經濟與垃圾所建構的曖昧身份”（45﹣47）。 我們認為，本書中所呈現的拾荒者和收廢品人的身份是曖昧的、矛盾的、難以界定的。而正是這種身份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構成了他們在城市生存和取得收入的基礎，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他們被剝削和雙重歧視的處境。 （46） 書中寫到，“收廢品者”來自農村，但是與作為工廠工人或者建築工人的典型的“農民工”不同。他們“兼具自我僱用者和工人的雙重特性”（46）他們像是“小老闆”，可以對自己的“生意”做主，工作時間和工作節奏都可以自己安排。同時，他們又是從事收集、分揀、分類、運\輸等高強度勞動的“工人”。（46） 與其說王大哥是拾荒者，不如說他更像一種低端的“企業家”──每一分錢都是依靠毅力（每天在外奔波）、意志（透過網絡、熟人，自己努力尋找廢品），精打細算成本和賣價，還有自己的勞動力，對臟臭的忍耐，一分一毛的累計（積）起來，經營一個可以養活一家人的廢品買賣生意。當然，他沒有任何的保障、社保、假期、福利。 （26） “與其說是，不如更像……”從字裡行間可以體會到，作者無法用現成的單一詞語來描述王大哥，只能從現有詞語中進行多項選擇，用多個詞語加以描述。 3. 末梢與分形結構 分形是一個後現代科學的術語。分形幾何的發明人曼德勃羅說，分形幾何是大自然的幾何學。我們熟悉的歐式幾何描述的是理念的世界，理想的點、線、面，圓和球，都是現實中不存在的。在面對現實中的云、樹、海浪時，歐與非歐幾何都無能為力。分形的第一大特點是自相似。一棵樹是分形結構，樹幹、樹杈、樹枝，不斷細分下去，任何一個局部的結構，都與整棵樹相似。乾旱土地上的裂紋也是分形結構，任何一個局部的裂紋放大，都與整體相似。人體中的血管、肺葉，都是分形結構。數學的（理想中的）分形結構的第二大特點是，永遠可以細分下去。無論一個多麼微小的局部，把它放大，就能看到更微小的局部。 图 1 一株具有分形結構的草。從中大致可以看出局部與整體的自相似結構，也能預期到，每一個局部都會繼續生長，繼續細分。田松摄影。 把分形這個概念適度拓展，也可以描述社會現象。比如以往討論科學與社會的關係，默認的前提是，科學與社會之間存在明晰的界面，可以把兩者截然分開。但是劉華傑教授認為，科學與社會之間的界面是分形結構 ，這意味著，科學與社會全面纏繞在一起，在任何一個尺度上，都無法把科學與社會截然分開。 如此，前述上游與下游的關係也是分形結構：在任何一個小的區域，都存在上游與下游。同樣，社會組織也是分形結構：在社會的末梢處，會自發地形成微小的結構，并發揮功能。 冷水村位于工业文明的下游，這裡是宏大社會組織的末梢；也是物質轉化鏈條的末梢。《廢品生活》把這個末梢放大了，調整焦距，把原本的背景變成了對象。 收廢品人是聚群而居共同的勞作、生活──垃圾被運\回大院處理和存放，吃、喝、拉、煮也在大院裡完成的模式很普遍。在冷水村，這樣的大院有五個。外來打工人口守望相助，老鄉們共同居住，形成大院；大院對於外界封閉，內部互動密切；大院同時是居住場所，也是生產勞動和交易空間。 （47） 胡嘉明和張劼穎兩位姑娘進入到這個封閉的空間，看到了內部的結構。 廢品場有一個獨特的現象，我們稱之為“組裝家庭”。……在他們共同生活的群落中，常有這樣的情況：不同的小家庭組合起來，合夥吃飯、娛樂；老中青三代不是一家人，卻坐在一起吃晚飯、烤火，共度一天不多的閒暇時光；還會相互提供各種生活、家務上的幫助，尤其是帶孩子。……組裝家庭為社群的成員提供著情感的慰藉，也提供著生活的便利和支持。……對於其中的某些居民來說，這裡就像是他們的家園，甚至像老家一樣。（50） 在書中，冷水村這個社會的末梢呈現出豐富細緻的社會結構。比如，同樣是依靠廢品為生，有人拾荒，免費；有人“包樓”，付費。四川人與河南人有不同的風格。五個大雜院也各有不同。人們通常可能會覺得，收垃圾是件簡單的事兒。但是書中指出，收垃圾是一個複雜勞動。除了要付出體力，還要迅速判斷廢物的價值，決定收不收，用多少錢收；要知道哪些東西去哪兒賣，還要記住隨時波動的價格。不然，會賺不夠錢，甚至虧本。 冷水村自身還直接體現了上下游關係的分形結構。作為北京的下游，冷水村內部有著複雜的結構。村裡有一個國營企業，是一家附設了民用和軍用產品車間的國有研究所。這曾是村裡的最上游。村裡大多農民工都曾在所里打工。所里有一些“正式”工人，享受社會主義福利，包括住房──這個國企的家屬院，當然也是上游的一部分（105）。下游是大片的平民平房，除了留守農民外，都出租給外來人，全村“八成的居民是每天往返北京城裡工作的農民工”。（102）下下游是本書的主角，幾個超過一千平米的大院子，成為“廢品生活”發生的場所。（103）讓村民意外的是，2009年，部分農地被征，建起來一群豪華別墅。一下子躍居冷水村最上游：人造歐式風景，五星級會所，與平民平房只有一渠之隔。（106﹣107） 城鄉交合區最獨特的是它進一步集合和壓縮這些“斷裂”的空間，把不同的時代、文明和發展進程，壓縮在一個很小的區域裡。在這裡，農民工平房還沒有抽水馬桶，富人別墅可能已經是智能家居。這裡有些工廠以最原始的勞動密集模式運\作，一方面有廠子卻以科技機械營運\。在單位的家屬院一邊，可能是新蓋的豪宅，另一邊可能還是老農民的四合院。這種種斷裂的社會關係、勞動模式和發展水平，卻在同一個空間裡互相對立、並存。 （109） 這段描述中的發展主義我并不認同，不過，其中清楚地表現了社會末梢的分形結構。 4. ANT，圍繞垃圾建構起來的生活 序言中提到了卡龍（Michel Callon）和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這倒是應了我專業。拉圖爾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後期的重要人物，他和卡龍的ANT理論影響頗大。這個理論的核心概念是Actor，翻譯成行動者，並不十分妥帖。當然，兩種語言不可能存在完美的對應，翻譯總是包含著偏差和誤讀。英文actor最常見的意思是演員，而且是男演員。一个actor，在一個事件中，不是完全被動的，而是有行動能力的，是能夠對事件進程發揮作用的。在ANT理論中，actor不僅包括人，還包括非人類動物，以及環境、物體。ANT理論影響大，爭議也大，同時也多誤解和誤讀。即使是專業同行，也不能例外。為了寫作此文，我專門找出卡龍的早期文本。 通常認為，ANT最有啟發性的部分在於，把非人動物以及環境、物體與人相提並論，視為有行動能力的主體，而不是被動的客體。在我們通常的觀念里，只有人是事件進程中的核心。所以以往的社會學家更著重討論生產、分配；平等、壓迫；階級、階層……各種相對穩定的角色。不過，這樣的理論並非絕無僅有。 比如傳媒學者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就是信息”。一盞電燈掛在房子中間，不說話，卻讓人的生活圍繞它重新建構。人造光源使人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按照固定的時間上下班。 具體到《廢品生活》中的世界，垃圾不僅不是被動的物品，反而是處於最核心的角色。正是垃圾，使得這25戶人家從不同的地方來到冷水村，構建了以垃圾為核心的生活。在書中，常常可以看到ANT理論的影子。 垃圾在我們的研究中，就是這樣一種具有建構性能力的“能動之物”（actant）。垃圾被城市空間排除，城市空間保持了其現代化、衛生、潔淨的特徵，以及其作為生產和消費場所的身份。垃圾被運\輸到城市的邊緣──城鄉交合區，又建構了新的空間和社會關係。 （47） 書中描述了新的社會關係建構的過程。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重構。在早期來到北京從事廢品收購、垃圾回收的人中，一部分人掌握了這個複雜勞動，積累了經驗，事業做大，於是把老家的親戚朋友帶出來，就出現了一個小社會。人越聚越多，這個小社會的細節越來越豐富。 為了工作方便，節約成本，拾荒者的生活空間和工作空間是合二為一的。他們需要每天長時間和垃圾打交道，生活也會圍繞垃圾來安排，例如和垃圾相處，就決定了他們甚麼時候以及如何吃飯、清潔、休息，穿著甚麼樣的衣物，以及使用甚麼樣的生活用品。如此，生活、工作和垃圾融為一體，就形成了聚群而居、在這個空間中又工作又生活的獨特形態。聚居的群落，也結成了相互交織的緊密的關係網絡。 （48） 一個以垃圾為核心的社會就這樣生成了。這個社會是有活力的，具有自組織能力，也能夠生長出更多的細節。比如，會有為他們服務的小吃店、雜貨店（同樣非正式，沒有執照），以及黑車。 5. 隨時崩塌的生活 精讀卡龍的文本，我發現，ANT的高妙之處還不止於此。 通常人們認為，存在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外部客觀世界，這個客觀的世界存在一個同樣客觀的規律，仿佛冥冥之中存在一塊刻著真理銘文的石碑，科學家只是石碑的發現者，他們的任務無非是用拂塵和抹布把石碑上的泥土擦去，讓預先刻就的銘文呈現出來。這種意象的真理銘文，只能是上帝刻上去的。不過，按照SSK的觀點，科學家只是科學知識的生產者，他們手裡拿著的不僅是拂塵和抹布，還有錘子和鑿子，上面的銘文是他們刻上去的。 也就是說，並沒有一個預先存在的確定的知識。 ANT 把這個邏輯推廣到社會關係上。功能主義社會學把社會視為由一些相對穩定的角色（roles）構成的實體，角色之間有相對穩定的關係。社會學家的任務是把已經存在的關係發現出來，闡釋出來。ANT討論的是actor，按照SSK的邏輯，無論是actor還是他們的關係，都不是預先存在的，更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相互的交往中生成的，並且處於變化之中。 《廢品生活》中所描寫的各種人物，他們與垃圾的關係，也都不是固定的，確定的，是在變化之中的。 不少廢品從業者都有過這樣的遷居史：本來住在二環，後來遷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的頤和園附近，最後落腳在六環外的冷水。我最初以為他們是農民工，對北京市毫不熟悉，慢慢發現他們才是老北京，見證北京的發展軌跡的同時，不斷被邊緣化、農村化，每一次城市化的擴張，都把他們擠向外圍。 （104） 他們的生活在變化，他們與垃圾的關係在變化，他們與城市的關係也在變化。於是這本書所描寫的，只能是在變化的過程中的一個片段，既不是起點，也不是终点。 有的家庭已經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們熟悉這個城市，但是這個城市從來不屬於他們。儘管，每個家庭都是actor(或actant)，有一定的主動權，有一定的行動力。不過，他們的主動權和行動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他們在冷水村的住處，隨時可能被征用，被推倒。他們只能被動地應對這類變化，遷往更遠的地方。 這種“被”的生活，“非”的生活，使他們無法制定長遠的規劃。 ……這些在城市邊緣討生活的人，是多麼容易改變主意。他們多面習慣於沒有計劃，或者隨時改變計劃，不管是長遠的還是近期的。……很多時候，他告訴你一個日期或者一個計劃，但後來你發現他並沒有真的那麼做。不需要問，每個人的計劃都在變動當中。沒有人能肯定未來的打算。 （58） ANT 深刻的地方還在於，那些試圖“揭示”、闡釋、闡發這些關係的學者，也是一個actor。在這個意義上，《廢品生活》所描述的，其實是兩位作者觀察到的現象。而她們的觀察，參與到了她們所觀察到的現象之中。在長時間的調查、訪談中，她們本人，也成了冷水村的“非正式”成員，她們出的主意也會受到重視，對被調查者的生活產生影響。（62） 6. 物質和能量轉化鏈條的末梢 印象派大師高更有一幅畫，題為“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當我們對都市中的一切物品，不斷追問這個問題，就會發現，都市中的一切，歸根結底，都來自於森林、礦藏和天然水體（低熵狀態的物質和能量）；在被廢棄之後，又成為各種形態的垃圾（高熵狀態的物質和能量）。工業文明如同一個熱機，把大自然轉化成垃圾場，熱機的功率越大，技術越發達，轉化垃圾的能力越強。從大自然到垃圾場是一個“能物流”。人類社會，作為一個熱力學系統，依賴著這個能物流。任何人要在城市里生存，都要從這個能物流中截取一部分。顯然，在物質和能量轉化鏈條的上游，能物流如大河一般，密度高，流速快；到了下游，到了末梢，就變成娟娟細流，獲取同等能量和物質需要耗費更多的成本。 能物流的前端必然進入社會建制化的管道，被優先分配，這就是“正式經濟”。剩下的部分，就是“非集”了。“非正式經濟”只能從建制化管道的縫隙中截取漏出來的能物流。廢品和垃圾原本是能物轉化鏈條的末梢，是被拋棄的部分，而廢品回收則要對這個末梢再次分割，提取價值。 書中引用了Joshua Goldstein的研究，在計劃經濟時期，垃圾回收曾經是正式經濟的一部分。1950年代，大約有7000名從事垃圾回收的個體組建為一個叫“北京市廢品回收公司”的國營單位（xv），後來改名為“北京物資回收公司”。2000年后，這家公司“逐漸把原本駐紮社區的回收站，變成地產開發點和出租車公司項目，原來全市兩千多個回收站降為後來的幾個，也順理成章地把單位的老員工分配到新的業務上”（xvi）。國營回收單位一方面壟斷著重型金屬的工業回收，一方面開發新業務。“薪水福利好的國企工人，不願意也不需要在全市迅速增長的小區生產的垃圾堆里尋找、分揀、跨城運\送可回收物品。這種勞動力成本和投入都超高的工序，在這二三十年由十幾萬農民工一力承擔。”（vii）有意思的是，北京物質回收公司也曾嘗試吸納農民工為其工作，“給他們穩定工資、制服、規定工作時間等等，但是這種嘗試大都以失敗收場，收廢品人根本不願被收編到體制裏。”（xvii）這種收編的努力一直持續到今天。不過，顯然，在廢品回收這個領域是明顯的國退民進。 兩位作者在一個腳註中說，“非正式經濟”是“指政府和正規資本都不介入的經濟領域”（11）。“政府不介入是因為它不屬於認為應該提供的服務，而政府要管理這些活動又成本太高；正規資本不介入是因為利潤太低，由於無法集約生產，成本太高。”（11）其實在我看來，政府不介入與資本不介入的原因是一樣的：麵包渣太碎了。 雖然，麵包屑對於人來說，已經過於零散，撿拾成本太高，但是對於螞蟻來說，還可以看做是富礦。“蟻民”依靠能物流的末梢生活，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放棄更多的權利。 如前所述，熵增加是不可逆的。從本已高熵狀態的廢品和垃圾中，析出部分低熵物質，必然會導致周邊環境更大的熵增。從宏觀上看，這項活動一定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空氣污染、水污染都在所難免。對他們自身而言，難免要付出自身和下一代的健康。 拾荒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確實令初來者難以忍受。地面無處下腳，下雨會把整個院子變成坑窪的泥沼，而僅僅是垃圾裡面流出來的膿液，也會讓地面濕滑不堪。當然，進入這個空間，最受到衝擊的首先是嗅覺。撲鼻而來的那種垃圾特有的酸臭氣息，衝進口鼻，強烈的味道令人窒息作嘔。在這樣的空間待得久一點，會令人頭暈。 （45） 就這樣，非正式的人，從事非正式的經濟，過著非正式的人生。 而即使這樣的生活，也能吸引他們離開家鄉，可以推想，鄉村的退化該是何等嚴重。 7. 自由，尊嚴與夢想 不久前，在一個鄉建活動中遇到歌手孫恆，他為大家唱歌，他說，當富士康十三跳之後，他再也坐不下去了，他要為他們寫一支歌。人不是機器，每個人都有尊嚴。 胡嘉明和張劼穎在調查中發現，冷水村很多人剛來北京時，都曾在國有研究所裡打工。但是一兩年后，紛紛跳槽。國企雖然位于冷水村食物鏈的上游，但是真正享受這個上游的是國企里的有編制的正式人員。而他們，作為“非”的合同工，只是這個上游中的下游。這時，對於他們來說，村里的廢品回收行業，反而成了下游中的上游。“ 收廢品正是一個需要一定市場資料和勞動技能，又能獲取高工資的行業。”（106） 顯出上下游分形結構的複雜性。 更有意思的是，差不多所有放棄當工人的，都跟我們說希望更自由一些。（106） 在這本書里，“自由”是一個關鍵詞，在不同的地方反復出現。 事實上，這一點令人驚訝──這個大院幾乎所有的拾荒者，都喜歡說自己“自由”。“自由”在這裡是如此高頻出現的詞語，令我們不得不重新理解，自由對他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自由和垃圾，又有著怎樣的關係。（86） 在程大叔的故事中（85﹣94），兩位作者寫到，程大叔很少真的不出門工作，每天長時間在外面奔波，沒有節假日，嚴寒酷暑、颳風下雨也是每日照舊，“自由度”並不大。不過，相比于在工廠打工，兩位作者總結到：這種自由首先是“給自己打工”所帶來的安全感，不用擔心隨時會被辭退，會被拖欠工資，只要勞動就有收入，並且可以迅速變現；另一方面，這種自由來自那種自己做決定、自己安排時間的“當家做主”之感。（87） 在這裡可以看到，自由與尊嚴是聯繫在一起的。在工廠打工，處於工廠食物鏈的底端，地位卑微，長期被忽視、被冷漠、被剝奪，要忍受與“正式工”同工不同酬的屈辱，大多數人沒有升遷的渠道，更何況工資並不算高。雖然收垃圾也會頻繁遭到白眼、鄙視、屈辱，但是，它們並非來自同事與上級，心裡感受大為不同。 作垃圾生意十幾年，程大叔算得上是個行家了。任何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東西，他都會告訴你用途和銷路。舊球鞋的底會拆下來，賣到橡膠加工廠；舊衣服可以用來做被子的填充物──當然，這被子並不是給人蓋的，而是大棚裡蓋蔬菜用的；完全沒有腐敗的食物，還可以賣到養豬場餵豬。 （88） 從這番描述里，可以感受到，程大叔熟悉自己的工作，也從這個工作中獲得了尊嚴。他是專家，是他在掌控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被工作所掌控。 與尊嚴相關的，還有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以及夢想。 故事的主人公也不認為“廢品生活”是一個正常的生活，他們很多人都有一個理想中的故鄉。他們把北京的生活當做臨時的生活，他們忍受這種生活，是為了回到故鄉。很多人拼命賺錢，在家鄉建一個大房子。王大哥甚至在家鄉縣城的高檔小區裡買了一個電梯房。（29﹣30）。他們把家鄉的房子裝修得極為現代，家具家電，廚衛設施，一應俱全。而在北京則是各種應付。與廢品和垃圾生活在一起，也的確難以講究太多。但是實際上，家鄉的那個大房子好房子，他們往往只能在春節時才能享用。北京的“臨時的”房子，卻是他們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王大哥的電梯房他更多地是在視頻中享受（29），程大叔家裡的新房子空無一人，還要付錢請鄰居幫忙看家（93）。 他們長期“臨時地”生活在北京，但是他們生存的意義要在很少回去的家鄉里獲得，恰如米蘭．昆德拉小說的名字：生活在別處。 然而，家鄉，他們實際上已經回不去了。 8. 無處可退：鄉村的風化與崩解 春節後一次飯局，劉成紀教授說起回老家，說等村裡的老人都走了，老家就回不去了。我說，主要是因為沒有祠堂了。 中國自古皇權不下縣，縣以下鄉紳自治。鄉紳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是地方社會的組織者。在鄉紳階層整體消失之後，鄉間失去了傳統的自組織力量，也失去使自己得以作為自己的文化力量。在全球化的狂風之中，傳統鄉村迅速風化，崩解。 1980 年代之後，中國全面走向市場經濟，而農民的市場經濟地位一直是不清楚的。人民公社解體，土地重新分給農民，但農民並不擁土地的所有權，只擁有幾十年的使用權。農民仍然不能為自己生產的糧食定價。農民在土地上勞動一年的收入，還不如進城打工一個月。義務教育普及，新一代農民接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能力去城裡打工。而城市膨脹，也需要農民進城從事下游的工作。他們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價格低廉的工資甚至還要拖欠、抵賴。 從單一單向的工業文明的發展主義看來，傳統的文化都是落後的、陳舊的、迷信的，沒有價值的，應該丟棄的。1950年代之後，在全國一統的制度化教育中，預設了發展主義、進步主義、科學主義的價值觀，多樣性的文化失去了傳承的正規渠道。相反，農民的孩子受到的學校教育越多，學得越好，越看不起自己的傳統。我把這稱為“傳統地區的教育學悖論”。城市代表進步，鄉村代表落後。使得農民在自己的家鄉失去了意義 。鄉里小學的好學生，被認為應該去縣里讀中學；縣里中學的好學生，該去省城、北上廣讀大學；當然，大學生又把出國當做下一個目標。 新一代農民對於土地越來越疏遠，越來越沒有感情，越來越不會做農活。尤其是那些讀了高中的學生，在人生成形的青春時代，沒有用來向父輩學習在土地上耕作，而是用在學校──學習那些首先用來備考大學的知識上，一旦考不上大學，就成了徹底的邊緣人。沒有能力也不甘心回到農田，只好成為城市里飄蕩著的邊緣人。 歌手孫恆在農村長大，上過大學，做過音樂教師，做過流浪歌手，後來創辦了北京工友之家，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意義。任職北京工友之家的呂途博士寫了兩本關於農民工的著作：《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和《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他們拒絕使用農民工這個詞，認為其中包含歧視，也不準確。他們認為，這個詞在1980年代用來描述那些在農閒時進城打工的農民還算恰當，而現在這些人從來沒有從事過農業，甚至就在城裡出生，所以他們發明了一個新詞：“新工人”！ 既不同於曾經作為統治階級的國企工人，也不是農民。有時，他們也採用打工者，工友來代替。 新工人這個概念似乎還不能包括《廢品生活》故事中的主角，但他們的境遇是相似的。都是第一代離開農村，在城市的邊緣生活，差別只在一者服務于“正式經濟”，一者服務于“非正式經濟”。相對於城市“主流社會”而言，他們有更多的共性。就如呂途和北京工友之家所總結的，城市是“待不下的城市”，家鄉是“回不去的農村”，只好“迷失在城鄉之間”。胡嘉明和張劼穎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他們的下一代，更加難以回去。他們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是，讓下一代上學，讀書，離開“廢品生活”。比如馬大姐，堅決不讓兒子碰垃圾，一下也不能碰（18）。不過還有很多人的後代，轉了一圈，又回到冷水村，與垃圾為伴。 其實可以說，小玲是在這個院子長大的，這裡的人都是她的四川老鄉或者親戚，雖然中間回老家上學，但是放假又會回到北京和父母一起。可以說，她不像一般的農民工“京漂”。反過來，她本來就是在北京長大，北京有太多她的成長記憶。她後來回四川上學、結婚、生小孩，然後又回到北京“老家”，跟一直留京的四川親戚鄰居“重逢”。 （69） 回不去的原因是雙向的。一來，他們的關係、人脈、圍繞垃圾建構起來的生存技能，在家鄉完全沒有用武之地（72）；二來，家鄉已經被風化了。 在文化上，鄉村已經普遍地喪失了自組織能力，不再能為她的子孫提供生活的價值和意義。生態上，經過了三十年的工業化農業，農田已經變成了污染源。環境上，作為工業文明食物鏈的下游，鄉村成為工業文明廢棄物的終端。在他們建在家鄉的大房子外面，隨處可見的很可能是農藥瓶子、化肥袋子，不知來處的建築垃圾，乃至於工業廢棄物。 這種現象是詭異的。他們在都市里過著“廢品生活”，努力減少著都市里的垃圾，而在他們夢想中的家鄉，在他們寄託價值和尊嚴的大房子外面，是另一個垃圾的世界。 她昂著頭，高跟鞋踩過垃圾場，就像是冷水村這個多元社會的絕妙� 詳細論述參見田松，《有限地球時代的懷疑論──未來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嗎》，科學出版社，2007年。 詳細論述參見：田松，垃圾，《今天》雜誌，2011年春季號，pp284-306 劉華傑，相對主義與理解SSK的一種分形模型，北京：科學與社會，2015年第四期，pp43－61. 參見田松，何以知其然也──上帝視角與相對主義，《科學與社會》，2015年第四期，pp62﹣69 田松，在自己的家鄉失去意義，《稻香園隨筆》，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2頁。 呂途，《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0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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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 - 工业化时代

benlion 2019-3-27 19:10

汉机织汉锦 O 网页 ： “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 锦 O 网页 成功复制 O 网页 - 美国崛起的起点 - 就是在镀金时代进行了改革 - 引进中国科举制度建立了内阁 - 文官制度和建立了反垄断法，以及美国孔子爱默生阐述的自立（清华校训）精神。 体制上是 -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间的分离，即，制度设计 - 反垄断法，回避制度（利益交易是严格禁止的）和禁止年龄歧视（退休之前，不能划分年龄段）。 简单地说 - 游戏规则的制定，按规则就是约束自己，不是用来谋求一方的利益获得优势，而是一个社会与机构的发展优势，即，法治模式。 这就是为何 - 儒家（或说书生，即知识分子）入世文化与理性主义，会成为虚无与神秘主义曲解与攻击的对象；因为，理性主义与礼仪之邦（或规范制度）才会使得一个国家强大起来。 优艺名雕故事 —— 撒尿小孩 O 网页 - 从导火索到爆炸是有一个时间差距，从文化战术到危机爆发也是如此，比如， 1905 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在 1920 年明显看到虚无主义 O 网页 ，从已经明显看到美国理性衰微的 2004 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典型的虚无与神秘主义的非理性现象是 2004 年和 2009 年。 任何一个提到“孔子”或“儒家”或“书生”的地方，其实，都可以替换成“知识分子”。谁也不是要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过意不去，而是反对“克己复礼”，谁也不是要与两千多年前的周礼过意不去，而是指的规矩和礼仪。 在曾经九岁的儿童就明白的道理，难道当今的成人世界不明白吗？显然不是，而是是否保持了一颗童心 O 网页 （或说儒家理学的节制欲望与心学的致良知）。 简单一句话 - 一个社会是否发达，在于是否被虚假的东西 - 虚假宗教与虚假科学或虚假道德与虚假产品充斥 。一句话，导致危机的根源，就是不想让伦理和法治来自我约束；然而，伏羲女娲的规矩，既是社会治理的规矩，也是学术伦理与规范的规矩。 注：法家出自儒家子夏学派，伏羲女娲图 O 网页 的规矩和汉代提花机 O 网页 的编织图案 - 提花机穿孔板是计算机软件的原型，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和计算器 O 网页 到图灵和诺依曼计算机模型，这是苹果 🍎 。 - （ 2019 年 3 月网络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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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科学家——《警惕科学（完整版）》第八节

tian2009 2018-5-11 22:53

【发表于《读书》 2014 年 4 月，第 105-114 页。原文过长，难以自裁，承蒙责任编辑大刀阔斧，并掌控尺度，文章得以顺利发表，非常感谢。这里是经过重新校改的原版，与发表版相比，补上了“动机与特殊论”一节，以及“警惕”一节中删掉的部分。另外，《上海科技报》 2014 年 4 月 18 日发表《理解现代科学共同体》是本文的另一个版本，文章转自我的新浪博客，其中保留了“动机与特殊论”一节，但在其它部分有所删节。 《警惕科学（完整版）》全书链接在此。】 警惕科学家 田松 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读书》发表了我的《警惕科学迷信》，这个标题政治正确、四平八稳，很不符合我故作惊人之语的风格。其实，我的原题是《警惕科学》。这是我第一篇明确地、公然地、全面地否定科学及其技术的文章。当我敲出那四个字的时候，也曾双手发抖，琢磨要不要再委婉一点儿，谨慎一点儿。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有着无比巨大的惯性。所以我很感激编辑的谨慎与善意。 其实，在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的同时，在逻辑上，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果大于其正面作用，给社会造成的麻烦大于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从而为全面否定科学埋下了伏笔。下面，该轮到科学家了。 一、科学共同体 小时候写理想，很多人写过长大要当科学家，为人类造福。那时我们相信，在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幸福之间有必然的关联。诺贝尔奖的设立就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做一名科学家是骄傲的、自豪的，这种特定的职业赋予了从业者以天然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当这种关联不再必然，乃至由正转负的时候，科学家群体遭到怀疑，也是自然的。 科学家这个群体，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科学共同体。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科学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科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不惜上火刑柱；一种如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他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毅然放弃国外的好生活，回国效力。在这两种描述中，科学共同体既是知识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 然而，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顶端的诺奖得主，也有剽窃、造假的，还有给希特勒造毒气室的。中国的情况更令人尴尬。 科学家的形象，我们不妨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加以讨论。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曾经指出，科学家具有两种形象，一个是沉思者，一个是魔法师。所谓“真正的”科学家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传说阿基米德在罗马人攻破家门的时候，还在研究几何问题，他刚说了句，不要弄坏我的圆，就被罗马兵一刀砍了。这是科学家作为知识探索者（沉思者）的标准形象。不过，与古希腊相比，当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不是原来的科学，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魔法师全面取代了沉思者。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科学都是哲学（以及宗教）的一部分，是自由民和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技术则掌握在工匠手里，是哲学家不屑为之的形而下活动。科学与技术几乎没有交集。牛顿书写三大定律的不朽著作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也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今天被称为科学家的那些人，他们从事科学活动都是出于个人爱好，其活动经费或者来自祖上的家产，或者来自贵族的馈赠。现在常说的科学活动的动机，忽略其宗教因素不提，诸如探索自然奥秘、满足个人或人类的好奇心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在那个时代，贵族支持科学活动也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一座小岛（汶岛）连同岛上居民都送给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1546-1601） ，让他在上面建天文台，观测星空；为他提供宽裕的科研和生活费用，长达二十余年，直到腓特烈二世本人去世。腓特烈二世的投入不可谓小，但他并没有要求第谷为他创造生产力。他供养第谷，大概像供养音乐家作曲、画家作画那样。科学知识也如音乐绘画一般，是精神性的知识。第谷大概偶尔陪他聊个天，给他占个星，就算回报了。 如果说科学还有什么社会功能的话，那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提供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解释方案。但在当时，科学的解释方案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最重要的。 二、嬗变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蔓延。到了二十世纪，科学被所有“现代”国家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精神性的科学变成了功利性的科学。 在形而上的层面，科学继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功能。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它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取代了各个传统社会基于本地生态本地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科学家取代了中世纪的神父，成为知识的拥有者，世界的阐释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科学的技术”——由科学推导、衍生出来的技术，使得科学拥有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为技术的来源。 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科学的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于是科学家不仅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乃至于创造者。这个角色是神父所不敢企及的。 二十世纪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扩张的时代。科学的形而上功能稳步推进，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质等基础知识的总体框架在此世纪上半叶已全部完成，为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可以计算的解释方案。科学的形而下功能则迅速膨胀，科学中与技术相关的部分，以及“科学的技术”本身不断发生质的变化，社会生活不断翻新。甚至生物学由博物学变身为数理科学，也成为高技术的母体。二战之后，科学之作为技术母体的形而下功能后来居上，成为科学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功能。 吴国盛教授有一种说法，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是求力的科学，这个描述在吴国盛的理论框架里是非常自洽的。不过，在我描述的问题中，把“求力”改为“求利”更为恰当。“求利”是当下科学的核心特征。虽然“求力”不完全是为了“求利”，但如无力，则不能为利。 二战期间，美国集同盟国之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动用四万三千多人，投入二十二亿美元，造出了三颗原子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活动，此前个人作坊似的科学则被称为“小科学”。科学进入了“大”的时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转了一个直角弯。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这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比太阳还亮的杀人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自己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本来是哲学家，怎么变成了做炸弹的？这是我们投身科学的初衷吗？”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成规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此后，再没有科学共同体有过类似的集体反省。 现在，科学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大学中自然科学门类的院系以及不同层级的研究机构，都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虽然依然有少数私人基金如当年的贵族之供养科学家，没有功利要求。但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下功能，要求科学家生产出具有实际用途的知识——由科学到技术，由技术到产业，这被称为研发（ RD） 和创新。基础学科如纯数学、理论物理等依然存在，但在资金投入上与实用学科不可同日而语。并且，支持基础学科的理由仍然是应用。最典型的说法是法拉第的名言：“你知道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将来吗？”如同沉思者宣称，他的沉思会产生新的魔法。当下的“无用”在未来的可能的“大用”，是基础学科强调其自身价值，争取社会地位的重要理由。 科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大科学时代，只有极少数学科还能由一个人靠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一台计算机来完成。大多数科学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持。大型实验室和大型设备都不是单个个人能够建设、维持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在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位置，比如大学、研究所中的职位、职称；后备队伍同样需要体制中的名分，比如硕士、博士头衔。于是，国家和社会通过行政手段、课题招标、基金分发、教授名额发放、博士生名额发放等形式，足以实现对科学的总体掌控。科学家的个人志趣，要让位于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反过来，科学家必然被课题、项目、基金等大大小小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科学家从思考终极问题的哲学家变成了被赋予具体任务的工匠，从主动的思想者变成了被动的从业者。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 Steven Shapin ）的说法，科学活动从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 在这种机制之下，那些有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学科更容易获得支持，得以生存与发展。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到应用；而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学科则被边缘化。 三、博弈与结盟 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主性——在社会结构中维系自己的存在，扩张自己的规模——这就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必然是，而且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努力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两种必然的结果：一，与社会建制博弈；二，与资本和权力结盟。 科学共同体并不是单一的群体，在其内部还可以分为各种子共同体，它们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越往下，利益越具体。总体上，科学共同体会利用作为知识拥有者的话语优势，稳固、强化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子共同体的行为与之一般无二。于是我们看到，转基因、纳米、核电、水电……每一个子共同体都强调自身的重要性，争取更重要的结构性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有意无意地掩盖、弱化相关的负面效应。比如水电共同体会把水电开发的地质风险、生态风险说得尽可能少；转基因共同体会竭力否定转基因作物对于自然生态及人身健康的危害……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会说：我们这个学科没什么用，发展到现在就够了，不需再要发展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逻辑上，国家和社会从核电专家那里会得到两种可能的报告。一个主张：核能是安全的、清洁的、必要的，是未来的能源，即使有问题也都是可控的；另一个主张：核能风险巨大，核废料处理成本难以估计，非长久之计。前一个报告有可能使核电列入国家计划，核电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增长，连续几十年乃至永久性获得国家经费；后一个报告可能使核能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小规模实验的阶段，核电共同体保持原状甚至萎缩。作为注定要受其影响的旁观者，你觉得核电共同体更有可能提供哪一种报告？ 子共同体之间也进行着博弈。一旦某一学科的某一个人在整个科学共同体或社会结构中获得一个高级职位，这个人所属的机构、所属的学科都会获得巨大的好处。所以申报院士不仅是申报者自己的事情，更是申请者所在学校的事儿。在这类活动中，“四姨太效应”有充分的表现。 “四姨太效应” 是我在二〇〇五年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正式提出的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巩俐饰演的四姨太颂莲假装怀孕，骗得老爷的恩宠，事情败露后，被打入冷宫。大少爷前来探望，说：“你真傻，这种事情怎么能装呢？”四姨太说：“我不傻，时间长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原来，四姨太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假设四姨太和老爷生理正常，四姨太其实大有胜算。老爷是短缺资源，只有一个。以假孕使老爷常来，既增加了自己真孕的机会，也使其她姨太太减少了机会。而一旦真孕，就算当初的假被发现了，又能怎样？在科学共同体争夺诸如重点学科、重大课题等利益的过程中，“四姨太效应”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的现象。每一个申请者，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会努力夸大自身的优势，以获得关注、资助，从而得以生存、延续、乃至壮大。而未能获得资金支持的申请者，则会萎缩，乃至被淘汰。上海交大的陈进教授以假芯片骗取千万资金，事情败露，成为“不真正的”科学家。倘若陈进教授以此巨款，厉兵秣马，励精图治，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造出了真的芯片，又该如何评价呢？ 与资本和权力结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获利方式。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产业的链条紧密得难分彼此。在很多科学活动中，诸如在转基因作物、水电、核电等技术的推广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学共同体、大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强强联合。科学家拥有知识话语权，大企业拥有经济优势，政府部门拥有政治优势，三者结盟，形成坚固稳定的利益“铁三角”，简直无坚不摧！科学家获得社会地位、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府部门获得政绩（ GDP） 和财政收入，皆大欢喜。而国家与公众的长久利益、环境与生态问题，则被忽略、被淡化、被掩盖。 这种结盟甚至能超越地域、国家，成为全球性的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推动者，不但自身雇佣了很多科学家，还以课题、基金等形式购买全世界的科学家；不但在美国农业部、 FDA、 环保部、白宫等机构有代理人，还向其它国家的政界、商界和传媒渗透。在中国农业部官员和中国转基因研究共同体中，有很多人都直接与孟山都公司有利益关联。 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学、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比如某位院士，他是某种技术的专家，在高校做教授，是科学家；同时，在推广该技术的公司里身居高位，是企业家；又同时，由于其院士身份，还能在所属省市的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职位，是官员。一身三面，三位一体。 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的博弈，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利益的博弈，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公众利益、人类未来，并不是它的第一目标。它也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力量，它的博弈也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之下进行的。科学共同体与资本和权力的结盟，也是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结盟。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里，这种结盟并不是对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变成资本和权力的附庸；科学的两重功能，都成了资本与权力的工具。以其形而下功能造出某种产品为资本家赚钱，又以其形而上功能把这种产品包装上一系列好词：先进、高效、无害、必要…… 在资本与权力操控科学的过程中，刘华杰教授提出的“学妖”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所谓学妖，存在与科学共同体与其它共同体的界面上。虽然它隐而不显，但有时起着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要建某一个大坝，需要专家委员会投票，如果第一轮没有通过，可以重新组建专家委员会，组织第二轮投票。只要不断地重新组建委员会，重新投票，最后总可以以高比例通过，并且能够做到不违反程序。那个隐藏在投票者背后的组织者，就是学妖。学妖虽然没有资格投票，但是他能决定谁来投票。科学家作为知识拥有者世界阐释者的身份，就以这种方式让渡出去。 四、动机与特殊论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所以在根本上具有一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善意。在这个前提之下，即使其负面效应，也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属于好心办坏事。如果说在一九六二年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之前，这种想法还情有可原，在此之后，这种想法往好里说，是糊涂，往坏里说，是装糊涂。在我看来，自从工业革命科学与技术联姻开始，科学及其技术的起点和归宿就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 资本为了使自己增殖，有的时候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的时候需要刺激人的需求，还有很多时候，需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而满足另一部分需求。 正如我们中学政治课里所学到的，对于资本家来说，只要能赚钱，生产粮食与生产杀人武器是没有区别的。当科学及其技术服务于资本的时候，其动机之中被人们赋予的善意，其实是不存在的。 资本具有增殖的内在属性，它要求科学和技术能够最快地、最大幅度地使其增殖。我在《警惕科学》一文中有相对充分的论述：只有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数理科学给出的技术能够满足这种要求。而这种技术，其本质上是与地球生态系统相冲突的，它的应用必然会对环境和生态构成损害。因而，很多数理科学的子共同体已经内在地成为生态与环境的破坏者。进而言之，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科学共同体已经内在地具有危害社会的属性。 在这种科学—技术—产业扩张的过程中，社会整体的利益、底层民众的利益、大自然的利益，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但是，由于被伤害者没有话语权，常常被弱化、被忽视、被遮蔽。 科学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当生产者受到资本的约束，并且有逐利动力，它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如何能保证中性、中立、客观？ 比如，转基因作物的各种可能的好处，诸如增产、减少农药用量等，这些知识更容易生产出来，也更容易得到传播，传播到家喻户晓。而论证转基因具有生态危害健康危害的知识，从生产、到发表、再到传播，每一个环节步履维艰。上个世纪末有普泰兹事件——英国生化学家普泰兹因为在实验中发现转基因对小鼠健康造成严重破坏，遭到各种阻挠与诋毁；二零一三年末，又有塞拉利尼事件——法国塞拉利尼教授二〇一二年在《食品和化学毒物学》上发表的论证转基因玉米致癌的论文，在十四个月之后，被杂志出版方宣布撤除。在前几年中国为转基因农作物研究投下的二百四十亿巨额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用到了媒体上。二零一三年三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包含保护孟山都条款的“农业拨款法案 HR933 ”时，中国的主流媒体，那些宣称要在几年之内把转基因粮食摆上中国人餐桌的农业部官员、转基因科学家，以及某些科普人士，都全力传播这一消息，宣称美国政府支持转基因、支持孟山都。而由于全世界反转人士的抗议，此条款在在二零一三年九月被彻底废除时，中国主流媒体却不置一词，那些官员、科学家及科普人士也一律缄口不提。 在孟山都公司将转基因作物推向全世界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中立的、独立的、具有道德力量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共同体。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捆绑在利益之上受制于权力之下的共同体。据我所知，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生态学家蒋高明教授多次被打招呼，让他不要再发表反转言论。这就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 在科学与社会的博弈中，科学共同体常常会祭起一个法宝——科学特殊论。科学特殊论是美国学者布鲁斯·宾伯（ Bruce Bimber ）和大卫·古斯顿（ David H. Guston ）提出的，它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知识论独特 ：科学是唯一真的知识体系，决策者应该听从科学家的建议； 管理学独特 ：科学的专业性使得外行无法管理，需要科学共同体自我管理； 社会学独特 ：科学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科学家共同体总是变得越来越好； 经济学独特 ：科学总是带给社会经济利益，投资科学技术总会获得回报。 虽然从科学哲学等学科的立场上看，每一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所接受，成为科学共同体拒绝外界监督制约的有效武器。比如，在引起争议的时候，相关共同体常常把科学活动简化为科学的知识问题。你不不知道基因是怎么转的，就没有资格讨论转基因问题；你不懂核能是怎么发电的，就没有资格讨论核电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只有他们自己最有资格对自己的活动作出判断。 科学特殊论是科学主义全盛时期的历史遗迹。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 George Sarton, 1884-1956 ）认为，科学是唯一的与社会进步正相关的力量。人们认为科学具有自在的自生的力量，只要科学自由发展，社会就会进步。而当外力干预科学的时候，科学就会停滞，社会就会退步，常用的例子如纳粹德国与文革中国对科学的干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代表理性，被视为抵抗神权神性的一种力量。中国文革之后，科学代表客观真理，被视为抵抗独断政治权威的新权威。人们相信科学是一种中性的、客观的、没有利益倾向的、超越政治立场的力量，期望科学是一种独立的、健康的社会力量，并寄希望于科学特殊论能够保护这种力量。然而，诡异的是，这恰恰表明，科学走向前台，被赋予特殊地位，是作为政治力量出现的。中性中立的科学和科学共同体从来只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实际存在的永远是具体的、被社会结构影响的、与资本和权利结盟的、永远存在着缺陷乃至恶的科学和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具有两面性。当它为资本服务、当它与社会博弈时，会以其魔法取悦社会，诱惑社会，强调科学的种种好处；当它遭到社会质疑的时候，又摆出一副知识拥有者、世界阐释者的高傲面孔，说它是精神性的，是中性的、中立的。 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科学危害社会？ 以往，人们寄希望于科学家的个人道德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道德。默顿曾提出了影响至今的科学精神四原则说—— 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这其实是对小科学时代科学家形象的理想化，它只是默顿对科学共同体的期许，从来不是对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描述。一来，科学家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不比常人道德更高。二来，科学家个人的道德已经不能保证科学不去危害社会。前鉴不远，黄万里先生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学术水平都无法阻挡三门峡与三峡大坝。一位科学家如果与其所属的共同体相对立，会迅速地被边缘化。他在体制中所处的任何位置都会被人取代。这个共同体成批出厂的博士硕士，绝大多数是接受了共同体整体范式的，会主动与体制合作。反过来，也只有那些愿意与体制合作的人，才会获得体制中的位置。体制具有筛选的力量。因而，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觉不足以改变科学共同体整体作为资本与权力附庸的角色，不可能依靠科学家个人的道德自觉来保障科学共同体不去危害社会。 吴国盛教授指出，科学自身的伦理就是更快更高更强，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开疆拓土，科学是无尽的前沿，科学无禁区。所以从科学内部，不存在自我约束的力量。反过来，科学共同体还在努力反抗社会的约束。 事实上，社会对科学的约束已经存在，比如生命科学领域的伦理审查制度。一个课题必须事先通过伦理审查，才能进行。未能通过伦理审查的实验结果无法发表，也就无法被科学共同体中认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不仅包括科学家，也包括从事社会、伦理和法律工作的专家。无论这种伦理约束是生命科学共同体主动地自我约束，还是在社会压力之下不得不达成的妥协，它的存在都意味着，科学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这种伦理审查模式有必要得到强化，并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 五、警惕 人类社会需要建设一种机制，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约束、监督、防范，防止科学危害社会。首先在意识层面上，需要改变以往对于科学家无条件的信任和信赖，消解科学特殊论。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具体的某一位科学家的道德是高尚的，甚至可以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作为个体都是好人，但是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其利益，必然会影响其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当科学共同体宣称他们发明了对人类会有种种好处的某种新技术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欢呼，而是警惕！ 在核电专家强调核电技术安全、清洁、必要且廉价的时候；在转基因专家强调转基因作物高产、抗虫、节省农药的时候；在水电专家宣称长江生态变好的时候；在纳米专家宣称纳米技术将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时候，我们都要警惕！ 科学家集体作恶，并非不可能，并非天方夜谭，并非遥不可及。它们就发生在现在，发生在我们周围。 一九六二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之后的蕾切尔·卡逊遭到了整个美国化工学界（不仅是化工产业）的一致抨击，说她并非专业人士，对 DDT 问题没有发言权；说她文章的煽情大于理性，文学大于科学；说她危言耸听，意在阻碍科学发展，用心险恶；说她是歇斯底里的老处女……这语气，与当下某些人之攻击所谓“极端环保主义”、攻击“反转控”，何其相似乃尔！ 现在的情况更加严峻。我们的社会，正在被这些利益集团包围着，转基因、纳米、核能、水电、太阳能（我没有写错）……，他们虎视眈眈，他们处心积虑，他们妄言发展，谎称进步，把毒药包在糖衣里面，社会在尝到一点甜头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健康问题、社会问题。二〇一三年雾霾笼罩了大半个中国，在我看来，这正是生态系统全面恶化的一个表现，是上天的警示，很多人依然试图寻找单一原因，从烧煤找到尾气，甚至找到了烧烤！人们天真地相信，找到了那个原因，就可以通过新技术加以解决。 杂技演出中，椅子叠得越高，演员的能力越强，观众的掌声越热烈。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叠得越高，危险越大，所有人都知道，这叠椅子终究是要塌的！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却像中了邪一样，竟然能够相信，技术的发展可以是无限的！ 社会问题不能依靠技术来解决。技术只是缓解问题、遮蔽问题、转移问题，从长期看，是饮鸩止渴。一方面，技术的深入使生态危机更加严重，进而导致了人类全面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技术解决，使我们浪费了时间，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时机！ 我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崩溃已经开始了！ 科学及其技术已经具有了地质作用的力量，科学对于社会的危害，对于地球生物圈的伤害，将是整个人类无法承受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猝死的时代！ 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2011 年 2 月 28 日 北京 向阳小院 2013 年 7 月 25 日 长春 西安花园 2013 年 9 月 30 日， 阿尔及尔， Sofitel 2013 年 10 月 14 日 -12 月 25 日 Cambridge, Gray Gardens W. Lamont Library, Harvard Schlesinger Library, Harvard Megabus, Boston to New York Child Memorial Library, Harvard. Porter books store, Cambridge 参见：刘华杰、田松，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细说“学妖”和“四姨太效应，科技中国， 2005 年第 10 期。田松、刘华杰，学妖与四姨太效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玛丽—莫尼克·罗宾著，吴燕译，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参见：刘华杰、田松，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细说“学妖”和“四姨太效应，科技中国， 2005 年第 10 期。田松、刘华杰，学妖与四姨太效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参见：希拉·贾撒诺夫（ Sheila Jasanoff ）主编的《科学技术论手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中，布鲁斯·宾伯（ Bruce Bimber ）和大卫·古斯顿（ David H. Guston ）的文章（第 425-428 页）。感谢吴彤教授提供了对此说的概述及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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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光还是地狱之火——《警惕科学（完整版）》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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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 年 7 月 21 日 B09 、 B10 版。发表时题为《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题目来自正文，但用作本文标题有些不妥，一来嫌大，二来与我在 2012 年《读书》杂志发表的《警惕科技迷信》（原题《警惕科学》）以及我将要发表的《警惕科学家》（《读书》 2014 年第四期）撞题。此文原是应约为平井宪夫《核电员工的最后遗言》中文简体字版所写的序言，因某种故而未能采用。发表时略有删改，收入《警惕科学》与《警惕科学（完整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 ， 2017 ）时，恢复了原稿，并先后有文字上的微调。这里是最终的版本。我自认为，这是对核电负面效应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总结得相对全面的一篇文章。主要结论有二：第一，核电必然（不是可能）存在危害；第二，核电问题不是能源问题，是文明问题——工业文明自身的问题。》 太阳之光还是炼狱之火 ——读平井宪夫《核电员工的最后遗言——福岛事故十五年前的灾难预告》 田 松 一 头悬利刃 一间大屋子，亮丽光鲜，卧室的屋梁下悬着一把刀。刀身沉重，刃口锋利，系在一根头发上，正如古语所说千钧一发。但是专家反复告诉屋子里的人：第一，这根发丝绝对结实，能抗七级地震；第二，这把刀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它，房子里的冰箱、彩电、抽水马桶、无线网络 ⋯⋯ 都不能启动，大家就不 会生活得这么舒服。 日本国民大概一直接受着这样的教育，核电是清洁的，核电是安全的，核电是必要的。就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福岛核事件之后不久，一位在中国生活的著名日本青年还在电视上说，他们不会放弃核电。日本政府与核电企业的宣传何其彻底，让一位自认为有反省精神的青年才俊，灾难之后仍痴情不改。很多日本青年从小就生活在核电站附近，每天看着头顶悬刀，习以为常，不免产生幻觉，真的就相信它能永垂不落了。 也有人早就发出了警告，只是这个声音太弱了。从 1990 年代开始，核电员工平井宪夫就致力于反核宣传，这部《核电员工的最后遗言》 1995 年，平井宪夫的反核演讲曾由一个 NGO 组织自费出版，直到福岛核事件之后，才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并且迅速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就是。虽然我知道核电必然会有问题，但是文中的细节仍让我震惊，没想到问题如此严重，如此荒谬。 平井宪夫生前是日本东京电力的一级技工，曾在包括福岛在内的很多核电站工作，负责监督配管工程的定期检查。平井宪夫于 1996 年 12 月因癌症去世。去世前几年致力于反核活动，留下了很多演讲记录。 2011 年 6 月，经刘黎儿等人的努力，此书在台北出版了中文正体字版。 11 月，中文简体字版又在北京出版，使得大陆读者在核电发展呼声甚高的情况下，能够听到另一种声音。中文版还收入了另外几篇相关文章。有前 GE 公司核反应堆设计师菊地洋一先生的反核演讲；有刘黎儿对前东芝核电设计、维修工程师小仓志郎的采访。这二位都参与过福岛核电厂的设计和制造。福岛事件之初，小仓志郎就在 3 月 16 日举行记者会，揭露福岛设计中的问题。 这些人无疑都是真正的核专家。虽然我一向强调，不需要科学依据，单从历史的、伦理的、哲学的角度，就足以对核电进行全面的否定。但是，在我们这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强烈的时代，他们对于核电的批判更有力度，更容易粉碎公众残存的幻想。 核电这个光鲜的大屋子，其内部早就柱斜梁歪，百孔千疮了。 二 不只是邻居的问题，也是自己的问题 在以往中国人的意识里，核危机远在天边，事不关己。三厘岛也好，切尔诺贝利也好，都是电视里的事儿。福岛核事件之初，也只是隔岸观火。不过，危机很快蔓延过来，很多人惶惶地抢盐。蓦然回首，才发现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核电站已经四处开花了，除了七座已经运行的，还有十一座正在建设，二十五座将要建设，分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更大的危险不来自一衣带水的彼岸，而在我们身边。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这本书说的并不是别人的事情。 在福岛核事件进行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反应耐人寻味。中国的核专家反复强调核电的清洁、安全和必要。事态在一天天恶化，他们的心态却始终乐观，他们永远告诉公众，已经发生的事情远远没有（无知的）公众想象得那样严重，并且不会再恶化了。但是在此期间，日本及国际社会对福岛事件严重程度的认定逐渐提高，最后被认定为七级，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同。德国很快宣布全面放弃核电。而中国的核专家依然宣称，即使日本出了问题，中国也不会出问题。因为中国的技术更先进，更成熟。所以，中国要不为所动，继续发展核电。 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这个而不是那个？我们常常会陷入到这种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我们至今仍然普遍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下，人们相信科学，遵从科学，核电站这样的高科技常被默认为先进、高级的好东西。 我们也曾把科学家视为纯粹知识的拥有者，相信他们有良知，说真话，爱国爱民，为人类造福。所以在遇到重大问题时相信他们的判断。但是，近些年来，在关于牛奶的三聚氰胺、食盐加碘、转基因主粮、瘦肉精等一系列与科学有关的事件中，专家的话语常让我们心生疑窦。我们发现，专家是有立场的，是有利益关联的。电视上的主流核电专家永远在说着同样的话：核电是绿色的，核电是安全的，核电是必要的。 平井宪夫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来自核电专家的不同声音。 三 核事故难以避免 有一利必有一弊，核能之弊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地步。 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核电问题都是突发性的核事故，简单猜想，其原因大致有三： 1，人为失误；2，自然灾害，3，军事打击。切尔诺贝利为其一，福岛为其二。第三种情况虽尚未发生，但其可能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本书中，小仓志郎就明确指出，“有核电设施、有燃料冷却池的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国防可言”（182）“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挂炸弹。”（181） 对于自然灾害，科学主义者常常宣称，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能够对抗并战胜天灾，即使现在不能，将来也必然能，所以要信赖现在的科学，并发展未来的科学。有位核专家说，福岛核电站按设计可抵抗七级地震，没想到来的是九级，所以出事了。而结论竟然是，福岛的设计和建设没有问题，下次按照抵抗九级设计，就好了。这意思是说，是地震来错了。然而，下次地震就不会来错吗？更何况，设计防范九级地震，就真的能扛得过九级以下的地震吗？平井宪夫给了一个案例： 1993年，因四级地震，日本女川核电厂一号机反应堆功率异常上升，机组自动停机。但是问题在于，1984年建厂时，原本的设计是在五级地震时自动停机。平井宪夫说，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明明没有踩刹车，车子却自己紧急刹车一样。“这就意味着，它可能在震度五的时候不会停。”（38） 对于地震、海啸这样的天灾，人力是无法抵抗的。在地质力量面前，人类依靠科技制造的钢筋混凝土，都像面团一样柔软。 即使我们侥幸躲过天灾，人为失误仍然难以避免。尤其是在当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 只要是人，就会有失误。系统越复杂，失误的可能性就越高。核电站所涉及的人为失误可以简单分为这样几个层面： 1，科学层面，理论推导是否准确无误；2，技术设计层面，是否根据准确的科学给出高效、可靠、少污染、少误差⋯⋯的技术设计；3，工程实施层面，设计完美的技术是否能够得到实施，造出完美的工程；4，实际操作层面，任何完美的工程也要人来操作，那么，是否每一位员工都受到了充分的培训，是否能保证操作中不会失误，失误是否能得到及时调整；在工程的长期运行中，设备维护是否充分⋯⋯ 在科学层面上，科学家似乎有足够的自信，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愿意有保留地相信他们的自信。其它层面则每况愈下，平井宪夫说：“不管核电的设计有多完美，实际施工却无法作到与原设计一模一样。核电的蓝图，总是以技术顶尖的工人为绝对前提，做出不容一丝差错的完美设计，但却从来没有任讨论过，我们的现场人员到底有没有这种能耐。”（ 29） 而即使在科学层面上，科学原理也不会永远正确。按照波普尔的说法，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可以被证伪，有可能被推翻。 E＝MC 2 之类的核心原理能够有更长的寿命，而外围的部分，总是在变化着的。变化，就意味着以前有错误，或者不够好。 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让我们看到，日本核电站的工程实施得何其粗糙。乃至于，不同公司制作的管道，因为彼此采取的小数点舍入标准不同，不能对接。（ 51） 施工失误导致的事故时常发生。 1991年，日本美滨核电站发生喉管断裂事故，反应堆内冷却水大量外泄到海里，炉心差点成为空烧状态，多重防卫系统逐一失效，只差0.7秒，就要发生第二个切尔诺贝利事件。（48）调查发现，“细仅二厘米，共计数千支的防震动金属零件，在事故发生时未能及时插入喉管，造成喉管断裂，冷却水外流。”平井宪夫说：“这是施工上的失误，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发现。”（49） 为什么设计不能按计划实施？书中也给出了相应的答案。核电这种高技术装置，从根本上，是企业行为，电力公司致力于利益最大化，就想方设法降低成本。许多工程向外承包，大量培训不足的工人进入工地，他们自身的安全难以得到保证，他们也意识不到，他们的微小失误会导致的怎样严重的后果。 如彭保罗（ Paul Jobin）所说：“目前全球核能工业共同面对的危机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都朝降低成本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走。为了节省成本，维修工作几乎都改由包商承包。核电厂每年至少维修一次，维修工人被曝晒在辐射污染的情况最多，因此维修外包制度所带来的附加利益是，风险也跟着外包出去了，电力公司便可以不用负责。”（142） 所有这些，让我们看到，核电站不发生事故是奇迹，而发生事故，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按照平井宪夫的说法：“日本一直持续发生着重大核安事故”。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技术更进步吗？管理更成熟吗？最近几十年来，中国不断发生各种大型工程事故，楼房倒塌、桥梁坍塌、火车追尾，核电工程何以能置身事外，平安无事？ 四 不出事也是大事——常规问题 常有人说，核电不出事则罢，一出事就是大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只要核电站运行起来，不出事也是大事。即使设计完美、施工完美、操作完美，前述各种可怕的局面都没有发生，核电运行所必然带来的常规问题，仍然同样严重。主要有四： 一，核电运行中，核辐射对工作人员和周边居民的伤害；二，核电运行所释放的放射性废水和废气会伤害工人和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本地的生态环境；三，核废料至今没有找到妥善的处置办法，要在几万年乃至几百万年之内，成为人类的隐患。四，核电站自身在退役之后，变成了巨大的辐射源，污染源，同样是难以解决的隐患。 前两者是随时发生的，是当下的问题；而后两者则更多的是未来的问题，更加隐蔽。 所有这些，本书都有提及。 平井宪夫用了很多篇幅讨论核辐射对员工和附近居民的直接伤害，他本人也是因为遭受辐射而身患癌症， 58岁就去世了。关于辐射对人体的危害，我们现在的知识是非常模糊的。在福岛核事件之后，很多专家出来保证，说辐射随处都有，连吃火锅都有；又宣布了一个安全剂量值，比如正常人每年不超过多少个毫西弗就好。 这种说法完全没有考虑到核物质的特殊性。核辐射对人的伤害与其它物理伤害、化学伤害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有害物质，我们习惯的主要对策其实是稀释，似乎只要浓度足够低，有害物质就不再有害。但是辐射的伤害不仅取决于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也取决于放射性物质本身的性质。一只利箭，可以穿膛而过，如果把它的力量分成一万份，让这只箭一万次蜗牛般地触碰你的身体，你会毫发无损。这是通常理解的稀释。但是，如果这只箭变成一万只小竹签，每只保持原来同样的速度，同样可能击穿身体，如果击中要害，依然致命。所以这种伤害是不能稀释的。而且，这种伤害是能够累积的。想象一下，每天被一只高速飞行的小竹签击中，经年累月，造成的伤害跟原来那只穿胸利箭恐怕没有差别。 平井宪夫说：“核岛区内的一切东西都是放射性物质。每个物质都会释放伤害人体的放射能，当然连灰尘也不例外。”（ 43）而“放射能无论有多微量，都会长期累积。”（44）“辐射会累积在人体，五年、十年、二十年，体内的辐射不是每天早上爬起来就自动归零。住在核电附近的人，每天都持续在体内累积辐射量。”（88）所以好不奇怪，核电员工和附近居民患白血病的几率远远高于其它地区。 在我看来，所谓的安全剂量本身都是值得怀疑的。而最为荒谬的是，福岛核事件发生后，当地核辐射量大幅度提高，日本政府竟然在 3月14日提高安全剂量的值，从五年累积不超过一百毫西弗（或每年二十毫西弗以下）提高到每年二百五十毫西弗。（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建议的最高剂量是每年二十毫西弗）（148）。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核电站运行过程中，还时时向周边环境释放放射性污染物，比如反应堆的冷却水就定期排放到海里。平井宪夫还说了一个小细节：“工人穿过的防护衣必须用水清洗，这些废水全数被排入大海。排水口的放射线值高得不像话，而渔民却在那附近养鱼。”（ 42）这种持续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最终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根据以往的历史，我们可以断定，它必然会破坏本地生态的平衡，并且，会逐渐波及到整个食物链，人类最终也难以幸免。 五 核垃圾，永无葬身之地 影响更为深远的，也是更为隐秘的、更不为人关注的是，核废料与退役后核电站。 核燃料用过之后，被称为乏燃料，乏燃料仍然具有高强度的放射性。乏燃料的处置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小仓志郎说，日本各核电厂都把乏燃料“临时”储放在反应堆上方的核燃料冷却池里。一开始是三十组一束，后来是六十组一束，再后来变成九十组一束。（ 171）越来越密。乏燃料如果密度过大，超过临界体积，也会发生核反应。小仓志郎说，乏燃料冷却池相当于毫无遮拦的反应堆。（182）甚至，乏燃料比反应堆的危险更大。燃料棒中的铀238本身不参与核反应，吸收了核反应产生的中子后，变了剧毒的钚239，钚239的半衰期长达2.41万年。而要等待钚的毒性消失，则需要一百万年。 美国在 1987年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在内华达州的尤卡山建造永久性的乏燃料坟墓，此举遭到内华达州的强烈抗议。2002年，布什政府批准开工，但是在奥巴马上台后，尤卡山计划逐渐搁浅，最终于2010年终止。所以直到现在为止，美国的乏燃料仍然放在核电站里“临时”贮存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核电站自身在退役之后，也会变成难以处理的核垃圾。“核电厂只要插入核燃料棒运转过一次，整座核电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放射性物体。”（ 59）平井宪夫说：“当时我也加入了研究废炉方法的行列，每天绞尽脑汁思考，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拆掉这个充满辐射能的原子炉。拆除核电厂不但要花上比建厂时多出数倍的金钱，也无法避免大量的辐射曝晒。原子炉下方的高污染区，每人一天只能待数十秒，这该怎么进行作业呢？”（58） 一方面，核电在运行，在发展；另一方面，没有人知道，如何建造一个确保短则几万年长则百万年的核废料储存库！ 核垃圾是当下人类留给后代的最大麻烦，我们当下的人类有权利把这个巨大的隐患给后代的子子孙孙吗？ 平井宪夫说：“管理核废料也需要电力跟石油，到时能源的总使用量必定超出核电所产生的能量。而且负责管理这些东西的不是我们，而是往后世世代代的子孙。这到底算那门子的和平利用？”（ 70） 在平井宪夫的一次演讲中，一位小学生愤怒地谴责：“今天晚上聚集在这里的大人们，全部都是装着好人面孔的伪善者！”（ 65）“你们说核电厂很可怕，那为什么要等到核电厂都盖好运转了才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些事？为什么当初施工时不去拼命把它挡下来？”（66） 我们的后人也会这样问我们的。 六 核能低碳是个谎言 本书还戳破了核电减碳的神话。 核电被宣传为清洁能源，是因为发电时不产生二氧化碳。如前所述，核电必然产生各种难以处理的核垃圾，其“脏”甚于人类已经排放的各种污染物。而最可笑的是，核电不排放二氧化碳这个肥皂泡，也被菊地洋一戳破了。 菊地洋一说：“核能从开采铀矿到浓缩处理及燃料加工、废液及废土处理，都需要非常庞大的化石燃料。另外，涉及使用后的燃料及高放射性废弃物的常年放置、为求安全保管必须动用化石燃料的数量，都是难以估计的庞大，我们等于在盖一座不管是建设或维护都需要花费巨资的二氧化碳产生物体。”（ 123－124） 菊地洋一还说，核电厂的冷却液会排放到海里，会使海水升温，使得海水中溶解的二氧化碳被释放出来。 所以综合而言，核电根本不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只不过，这些被核电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没有列入考核而已。 核电的清洁、安全，全都是欺人之谈，那么，为什么核电还会被发展起来？ 七 科学家群体是一个利益同盟 几年前我提出，科学已经从昔日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只有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值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只要那样的技术更容易得到应用。那些具有哲学气质而无实际应用的科学则会被边缘化。中山大学的张华夏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让我感到安慰和安全。科学家群体是我们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不是自由思想者，他们的任务就是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使资本增值的——东西。同样，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科学家群体自身也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也在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此，它必然与权力结盟，与资本结盟。 于是，在当下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任何科学和技术，会首先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只要能使当下的资本增值，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按照双刃剑的说法，科学总是存在负面效应。然而，这两个刃是不对称的。就核电站而言，发电带来的好处明显可见，受益者也明显可见。但是其坏处，则是分散的，隐晦的；受害主体也是不明确的。核电员工和周边居民还有可能表示抗议，寻求赔偿，而本地的河流、海水、鱼虾，则根本发不出声音来。还有，那些将要承担核污染后果的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他们根本还没有出生！ 大科学时代，任何科学家都依附于其群体而存在，任何个体一旦发出与群体不同的声音，就意味着其自身要被边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三聚氰胺、瘦肉精、转基因等事件中，相关科学家都或者集体失声，或者只有一个声音。 平井宪夫的著作提供了大量案例，电力公司与日本政府达成了利益同盟，而核电专家群体则附属于电力公司，为了保住饭碗和退休金，他们自然会选择沉默。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平井出现之前，一直没有具备丰富核电现场经验、知识的人愿意挺身而出。”（ 19）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都是在退休之后，才敢于“豁出去”。 小仓志郎说：“我所以豁出去以真名现身，是有感于自己终生致力的核电，居然成为加害民众的机器，还造成永远不能居住的土地。”（ 184） 平井宪夫、菊地洋一、小仓志郎，他们的自我反省，他们的良知和直言值得我们敬佩。但是，他们并不是核电专家的主流、主体。科学家群体中个别人的道德觉醒，不足以挽救科学家群体与资本和权力结盟的现实。所以，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科学家的最新发明，总是会首先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而越是强有力的技术，对自然的破坏越严重，对未来的剥削越彻底。诸如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都可以作如是观。 八 核问题是工业文明的问题 关于核电开发最后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理由道出了工业文明的无奈与尴尬，连一个遮羞布都算不上了。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的确，如果要保留工业文明的框架，似乎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化石能源有限，很快就要枯竭了，并且会产生二氧化碳；水电开发接近饱和，且生态后果严重；太阳能总量有限，太阳能电池也存在污染问题；风能不稳定，有地域限制；潮汐能更不靠谱⋯⋯数来数去，只有核电最好。 于是，我们主动地把一把沉重的利刃挂在了头顶！ 仔细看看工业文明这个外表已经不十分光鲜的大屋子，就会看到，屋梁上已经悬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刀了。第一把刀的名字叫是化学工业。其实，刀一直在往下掉着，刀下冤魂不绝，但我们总是心存幻想，麻痹自己说，这是发展中必要的代价；安慰自己说，下一把刀会更结实一点儿。最后闹得满头悬刀，刀身越来越重，刀刃越来越利。 当初，曾有物理学家形容，原子弹的爆炸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在地球本身的物理条件下，核裂变是不会发生的。只有万物生长所依靠的太阳，是通过核反应为地球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的。所以，掌握了可控核裂变，就好比掌握了太阳。和平利用核能，这个让人新潮澎湃的口号，当年充满了科学浪漫主义和科学英雄主义的豪情，在今天看，则是人类的野心和狂妄的一次膨胀。 自己造太阳，掌控核能；自己作上帝，创造物种，所有的这些野心和狂妄，都在资本的刺激下一次次地膨胀，反过来，又一次次地充当资本增值的工具。最终，把人类推向灭亡。 而这一次人类的灭亡，要用整个生物圈来殉葬。 工业文明之下，人类无法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物种，不断犯下对其它的物种的罪恶。核电站则将使人类万劫不复。 最近听到一件事儿。一个小伙子，卖了自己的一个肾，只是为了买 iPhone。恐怕所有人都谴责这个小伙子的愚蠢，但是这个小伙子可能会说：我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这个故事只是说明了核电的愚蠢，而没有说明核电的罪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小伙子卖的首先不是自己的肾，而是他邻居的肾，他儿子、孙子的肾。 小仓志郎说：人类根本没有资格用核电，那是透支未来的作法。（ 188） 能源神话是支撑工业文明的诸多神话之一。能源神话宣称，只要有足够的能源，人类当下的文明模式就可以继续下去。但是，这种神话只考虑了物质和能量转化链条的前半截，而没有考虑后半截，垃圾问题。核电站自身的垃圾在根本上埋葬了能源神话。核电在本质上同样是剥夺他人、剥夺其它物种、剥夺生物圈的未来。 核电的问题不是核电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能源问题，而是我们的生存模式问题。反思核电，归根结底，是要反思，人类要怎样活着？ 如果大屋子必然有利刃悬顶，是否我们可以放弃大屋子，回到小屋子里去？ 人类只有一个太阳。人类文明一直是在一个太阳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多出来的太阳，只会是人类的灾难。我们以为给自己带来了太阳之光，其实是点燃了地狱之火。 那个多出来的太阳，来自于资本的贪婪，来自于人类内心的贪婪。 九 平井宪夫祈祷： 只要有核电， 真正的和平就不可能降临于世界 请把美丽的地球留给孩子们吧！ （ 70） 如果我们不能停下来工业文明的步伐，人类文明将会灭亡。 （平井宪夫等，《核电员工最后遗言》，中文正体字版，推手文化公司， 2011年版。本文括号内数字为此版本页码。《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福岛事故十五年前的灾难预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2011年7月14日 2011年7月22日 昆明 文林街 2011年7月26日 云南省图书馆 昆明 卡夫卡 2011年7月27日 昆明 黄土坡 昆明 丹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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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撒手时要撒手——《警惕科学（完整版）》自序

tian2009 2018-4-17 17:42

【《警惕科学（完整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此书与《警惕科学》2014年版相比，只增加了一篇文章《警惕科学家》。这篇完整版的序言也只是略有增补——其实是把原序中删去的部分恢复了。】 \0 该撒手时要撒手 ——《警惕科学（完整版）》自序 田 松 2014 年年初，波士顿大雪频频，天寒地冻。图书馆里阳光明艳，温暖亮丽。忽然收到本书初版清样，意外之惊喜。阅读校样，如同穿越过去，与当年的自己相遇，重温思想行进的过程。 这是一本文集，同时也是一部专著。这部小书集中编选了我反思科学、批判科学的重要文章，尽管写作跨度长达十年，但全书是一个整体。各篇文章在思想上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在方法上屡屡出新，见招拆招；在对象上步步为营，攻城略地。各个基本概念没有因为时间跨度过长而前后不一，有细化和深化，但没有自相矛盾。最后，达成对科学和科学共同体总体评价的颠覆。 虽然，这个结局并不是我在开局时所能预料的。 第一篇文章写于 2003 年，此后差不多每一年，我都会打通一个关节，钻破一个牛角尖，留下一两篇文章。我充分地感受到了王小波所强调的思想的乐趣，也同样充分地享受了表达的乐趣。 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思想氛围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前，中国社会充满着高涨的发展之声，人们不相信环境问题已经恶化到不可逆的程度，还相信发展本身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而现在，江河污染、农田毒化，雾霾爆表，连呼吸都成了问题。十年前，大众媒体虽然已经接受了“双刃剑”的说法，科学依然是金光闪闪的神一般的形象；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公然地提出“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了。 遗憾的是，这样的批判常常不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及时的影响。即使雾霾如此严重，人们仍然在奢谈发展，妄言进步，指望更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拯救人类。 就如华杰所说，“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尤其是作为物理系的学生，更是天然的强科学主义者。所以我对科学的批判，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首先不是批判别人，而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批判头脑深处未经思考就接受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 回想起来，我对科学的价值产生怀疑，还是在 1986 年前后，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1998 年，进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个领域之后，这类问题更是挥之不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专业活动的重要部分，也是回答其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每个学者都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文本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在哲学界，可能大多数学者更关注文本世界，甚至很多人的学术与现实无关。我的学术进路恰恰相反。所谓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我的学术，来自我对于现实世界的切肤之痛。我一面到文本中寻找理论资源，一面根据文本，以及我对世界的直接体验，建构理论。六经注我时多，我注六经时少。 在这部小书中，有新问题、新观点，也有新方法。为了解释、解决新的问题，我提出了新的想法，新的想法很快转化为新的方法，新的方法又迅速应用到下一个新问题之中，进而，再产生新的想法，新的方法。 反思一旦启动，纸里包着的火就烧起来了。关于科学、技术、社会、文明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逐渐有了新的解读方式和阐释方式。对于科学的批判逐步深入，逐渐增强。十年前，在完成了我的科学史博士论文之后，我对于工业文明产生了怀疑，并逐渐走向了整体上的否定。几年前，对于科学及其技术的价值也逐渐产生了整体上的怀疑。在我看来，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已经成为一种危害社会的力量。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总体评价，需要逆转了。 这本小书的思考过程及主要方法大致是这样的。 《好的归科学，坏得归魔鬼》以逻辑分析加上小部分词语分析揭示了一个小秘密：隐藏我们的意识深处的话语方式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科学及科学家只接受荣誉，不接受责罚。好事儿来了说是自己的功劳，坏事儿来了说是别人的责任。比如宣称农药和化肥使地球多少人口免于饿死，被歌颂的是科学本身，而当农药与化肥导致全面的土地污染、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之后，被批评的却是“科学技术的滥用”。这种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的行径，只因顶着科学的金字招牌，人们就视而不见，不予追究。 以逻辑对称为刀锋，科学主义的堡垒就被撬开一个裂缝。随后，本书进入第二章。 这一章包括三篇文章，逐步推进。 《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首先用逻辑分析和词语分析，对“中医”、“西医”和“科学”等关键词进行梳理，然后引入话语权分析，重新解读中西医之争。这一部分工作我在另外一篇未收入本书的文章《科学话语权的争夺与策略》中有完整系统的阐释。此文在理论上的突破在于，为了与“科学依据”相对抗，我提出了两个新的依据：“经验依据”和“历史依据”，并把它们排在“科学依据”前面。此后，“历史依据”上升为我的基本方法之一——任何问题，都不妨把它放到历史之中，在长时段下加以考察。这个方法直接受到了董光璧先生的启发，并从人类学中获得了确证。这个方法在本书后面的文章中一直贯穿下来。 《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是我在 2007 年春节前完成的，当时我在伯克利访学，我曾把此文作为礼物，群发给国内的朋友们。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最初只想写个三四千字的轻松文章，没想到越写越长，牵涉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当我把大型奶业公司这个利益因素挖出来的时候，顿时感到天清气爽，一个大牛角尖被钻破了。此后，“资本（立场）分析”也成为我的常规方法之一。 这是本书我最得意的部分。这篇文章综合了多种方法、多种手段。学科上，动用了科学哲学、人类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方法上，采用了逻辑分析、词语分析、历史分析、立场分析；在文体上，有学术讨论、科学普及，甚至还有文学——文中煞有介事的万灵丹，完全是我虚构的。到后来，写作快感滚滚而来，不能自抑。 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超越学科界限，对我们当下的生活作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描述。此文部分满足了这个愿望。在很大意义上，牛奶可以作为所有工业化产品的代表。通过牛奶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一个工业化产品如何进入一个社会，如何从无到有、从意识形态产品到实体产品，也可以看到其中科学、技术、资本、社会政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同样，通过考察牛奶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从草场、奶牛、奶农、奶业公司到最终消费者，也可以对一切工业化产品从原料、生产、运输、消费，最终变成垃圾的全部过程，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就是工业文明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 《我们就是不需要蛋白质》紧接牛奶一文，延续、扩展前面的方法，将营养学作为分析和批判对象，通过对工业化食品的考察，讨论了科学、技术、资本、产业、社会政策等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讨论了工业文明对我们深层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这篇文章完成之后，我对于机械自然观的认识迅速清晰。这是我当下比较常用的一个概念，是我当下的主要批判对象。机械自然观是比科学主义藏得更深的缺省配置。这个概念对于工业文明中的诸多现象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第三章包括两篇文章，《天行有常，逆之不祥》和《太阳之光还是炼狱之火》。两篇文章结构相似，相当于把前面各篇文章对于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批判，统合起来应用到转基因和核电站这两个具体问题上来。前述各种方法，逻辑分析、历史分析、话语权分析、资本（立场）分析、自然观分析，都再次得到具体应用。相对新的内容是，提出了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在工业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的问题，进入了科学社会学。 在分析了食品工业、转基因、核电等案例之后，对科学和科学家做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评价，就顺理成章了。本书的第四章，收官和结尾由两篇文章构成：《警惕科学》和《警惕科学家》，前者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为立足点，后者则直接介入到科学社会学。 《警惕科学》是我第一篇对科学及其技术加以全面否定的文章。由于立论过于强悍，写了很长时间。文章讨论了数理科学、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环境问题之间的深层关联，分析了当下社会中几个关于科学的流俗之见。指出，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从来没有被新的技术消除过，而基于数理科学的新技术，必然会导致更严重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不是可以避免、可以解决的，而是内在于工业文明的。 “双刃剑”的说法现在已经是常识了，很多人可会认为从来如此。实际上，中国媒体在 2000 年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采用了这个说法。在漫长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国人长期把科学视为真理，视为绝对正确的神明，“双刃剑”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是一场思想解放。当然，这个说法非常符合辩证法，能够解释当时已经被承认的“负面效应”，即使科学的捍卫者也不得不接受，只能辩护说“科学不是完美的，但它是最好的”。“非完美但最好”，这个说法源自卡尔·萨根，我称之为“萨根命题”，并找到 N 种破解方式。不过，这本小书并未涉及，暂且放下不谈。可能让十年前的人们感到意外的是，一旦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我们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科学及其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麻烦远远大于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所以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是负面的。如果我们愿意在逻辑上承认这种可能性，那么，很自然地，就可以讨论它的现实性了。 在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整体判断翻盘之后，对于科学共同体的一般态度自然要随之而变。《警惕科学家》从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入手，逐步深入。在工业革命之前，科学只有一种形而上的社会功能：提供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案——这个方案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科学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案，为各工业化国家所接受，乃至成为排他性的解释方案，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此外，科学获得了一个形而下的社会功能：作为技术的母体。科学与科学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不但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甚至是世界的创造者——从来没有任何宗教和神职人员获得过如此地位。科学成为社会建制的一部分，成为一项职业，科学家从自由思想者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职员。于是，得出结论：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一方面，科学共同体的利益会对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中，科学首先服务的是资本的增殖——资本为了使自己增殖，有时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时需要刺激人的需求，有的时候需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这可以为“异化”现象提供一种解释。因而，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反之，则会被边缘化，如博物学，已经不在高校学科名录之中。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与资本结盟、与权力结盟，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科学共同体也一定会与社会进行博弈，谋求更高的社会结构地位。科学活动的动机，如果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求真或者求善，此后则是求利。比较而言，那些基于机械自然观的科学和技术能够更加有效地为资本增殖服务，而按照《警惕科学》中的结论，这样的技术必然导致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技术越强大，问题越严重。 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完成了对科学和科学共同体的全面否定。这同时也构成了全面否定工业文明的部分论证。解决方案同样水到渠成，停下工业文明的步伐，走向生态文明。 相比于学术文本，随笔更适合表达鲜活的思想。这些文章并没有发表在面孔严肃的学术期刊上，但是其中的思想性和学术性丝毫不弱。在我的思想历程中，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读书》杂志影响巨大，包括它的文体。这个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我在写作的时候，都是把《读书》作为预设媒体的。文章写得很兴奋，讲故事，举例子，打比方，不亦乐乎。不过很遗憾，只有《天行有常》、《警惕科学》与《警惕科学家》三篇成功地发表在《读书》上。 需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是，本书中的前三篇文章都曾收入《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科学出版社， 2007 年），为了保证思考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依然收入本书。另外，某些内容在各篇文章之中可能会有重复，考虑到文章自身的完整性以及历史原貌，没有加以整合与删减。如果读者感到是一种时间的浪费，也预先表示歉意。 我们这个世界在工业文明的道路上又奔跑了十年。我从初入行的博士毕业生，变成了一位准资深教师。我总是很不幸地看到，我的悲观预言在逐一应验。 2009 年，垃圾问题在中国全面爆发，从此长驻报纸版面； 2013 年，雾霾降临北京，覆盖中国，挥之不去。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存在局域性的生态事件。所有的局域事件，都将变成全球性的事件。 所有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全面崩溃的前兆。这是工业文明内在的问题，也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应用的必然结果。大限将至，人类需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样发展，而是怎么样停下来；不是继续攫取，而是学会放弃。 该撒手时，要撒手。 2014 年 1 月 23 日 Lamont Library, Harvard 2014 年 2 月 18 日 Upland, California 2014 年 2 月 21 日 DOE, U.C. Berkeley, 2014 年 2 月 28 日， Lamont Library ， Harvard 2017 年 2 月 10 日 北京 向阳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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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在大路上——读金吾伦《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

tian2009 2018-1-24 14:20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1998 年 5 月 13 日第 11 版，发表时署名读焰】 我们走在大路上 ——读金吾伦《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 读焰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 几年前，当通向中关村的路口立起“信息高速公路离我们有多远”的广告牌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对于 INTERNET 还十分陌生。到了今年年初，广州《新周刊》在《 1997 大盘点》中已把上网列为去年的十大时髦之一。据统计： 1996 年中国上网人数为 10 万； 1997 年为 70 万——其中直接联网的 25 万，拨号上网的 25 万，国内中文网页已超过 25 万页；估计 1998 年上网人数将达到 150-200 万。电视上，许多台的电脑栏目中都增加了有关网络的内容；书店里，关于网络的书籍也越来越多。除了技术类著作，更有许多讨论信息技术与人类未来的著作。如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比尔·盖茨的《走向未来》等，然而这一类著作大多是译著，它们固然能给我们以启示，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其中的美国文化立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金吾伦先生的《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武汉出版社，“世界将发生什么”丛书， 1998 年）一书，是中国学者研究信息社会的一部比较全面的著作。金吾伦早年曾师从于光远先生，从事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九十年代，他开始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转向了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本书吸收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成果，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考察未来，同时坚持自己的本土文化立场。 信息高速公路将给我们带来一个与以往有着巨大差异的新社会，依金吾伦的说法，就是社会范式 (social paradigm) 将发生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书中也采用刘吉的说法称“科业时代”）的转变。在新的社会范式中，由于信息交流的便利，物质交流的总量将大大降低。这就是所谓从 A （ atom 原子）到 B （ bit 比特）的转变。从前被一部分人掌握的信息资源将被民众分享。社会的轴心将由权力、财富转向知识，知识将成为社会的决定力量。虽然目前的网络与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人们已经能够藉此感到信息高速公路的强大力量了。如尼葛洛庞帝所说：“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文化生态保护与整体论 信息高速公路使整个世界结成一体。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要么在这个整体中占据一个位置，要么被这个整体淘汰。对此，金吾伦提出了文化生态保护问题。 如同大自然的繁荣需要生态的多样性，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必须以多样性为基础。美国文化作为信息社会最强大的文化，已经对其他文化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信息社会将是一个全球文化共生的社会，还是美国文化全球化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弱势文化的自我发展。如何在网络中生存，同时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是弱势文化所面临的迫切的问题。法国、日本、韩国等国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行动。中国是文化大国，也是文化弱国，因而这个问题同样迫切。 在本书最后一章，金吾伦强调了整体论对于未来社会的意义。“工业时代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培根和笛卡儿观点基础上的方法论。它是以分析为主导的还原方法论。”（ 176 页）“多数人从受教育时起，就致力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以致造成我们对未来的设想缺乏整体的画面，而是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 178 页）“整体论把世界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种事物之间相互联系，不可机械地分割。”（第 175 页）由于蝴蝶效应，“当今世界越来越高的整合性及通信网络的高度发展，有可能使一件偶然的小事引发出重大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树立起全球整体的观念。”（ 179 页）而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正是中国文化的特长。“这种新文化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广阔的空间。……未来的社会，从技术经济的角度上说，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社会，而从文化上说，将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多元共存的社会。”（内容提要）信息革命对中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也是一个机会。 金吾伦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尽快把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作为重要因素考虑进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将为农村劳动力在无需流入城市的情况下找到就业机会提供了可能性。”（ 138 页）“由此可以设想，以传统模式去发展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设想和做法，似应从信息时代的视角重新加以审定。”（ 140 页） 虚拟实在与实在 作为一项将在信息时代普及的技术， VIRTUAL REALITY 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VIRTUAL REALITY 一般译为“虚拟现实”，钱学森建议译为“灵境”，金吾伦则从实在的角度，译为“虚拟实在”。金吾伦认为，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注定要给人类的生存方式带来巨大影响的技术，它“可能给我们的实在观带来根本的变革，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 182 页）。 人类接受的外界信息都是通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得到的，其中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占绝大部分。再现了某一现实片段的视听信息，就基本再现了这一现实片段。人类以往再现现实的最好技术手段是记录视听信息的电影和电视。但是，虚拟实在技术不仅能再现比影视更为逼真的视听信息，还能再现触觉信息。 虚拟实在“可以创造出一种与现实世界一模一样的场景，甚至能创造出一种现实世界中未见过的世界。那么，这样的世界是真实的吗？回答说是不真实的，它是虚拟的。那么，它们是实在的吗？”（ 182 页）“我们可以创造虚拟世界，我们也可以创造真实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有什么先验的理由相信，我们原先认为是真实的现实世界就不是虚幻的？”（ 182 页）虚拟实在将导致人们对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模糊，从而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比如每天在电视上目睹暴力的人们，在面对真实暴力的时候，也采取同样的不干预心态。事实上，现代人所接触的现实应分为两重，一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现实，另一重是通过艺术与大众传媒接受的现实——其中最主要的是由电影和电视构成的影像现实。影像现实与现实的界限已经发生了模糊，虚拟实在将使这种模糊进一步加强。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需要跟上这个变化的时代，但不能盲目跟在它的后面，而需要用我们的力量参与它的形成。金吾伦热情地欢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同时，也以一位哲学家的眼睛看到了未来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这部书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未来的世界，它的出版（或者说信息的传播）也参与了未来世界的形成。 1998 年 3 月 北京 稻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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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撒手时要撒手（完整版）——《警惕科学》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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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撒手时要撒手（完整版） ——《警惕科学》自序 田 松 2014 年年初，波士顿大雪频频，天寒地冻。图书馆里阳光明艳，温暖亮丽。忽然收到本书初版清样，意外之惊喜。阅读校样，如同穿越过去，与当年的自己相遇，重温思想行进的过程。 这是一本文集，同时也是一部专著。这部小书集中编选了我反思科学、批判科学的重要文章，尽管写作跨度长达十年，但全书是一个整体。各篇文章在思想上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在方法上屡屡出新，见招拆招；在对象上步步为营，攻城略地。各个基本概念没有因为时间跨度过长而前后不一，有细化和深化，但没有自相矛盾。最后，达成对科学和科学共同体总体评价的颠覆。 虽然，这个结局并不是我在开局时所能预料的。 第一篇文章写于 2003 年，此后差不多每一年，我都会打通一个关节，钻破一个牛角尖，留下一两篇文章。我充分地感受到了王小波所强调的思想的乐趣，也同样充分地享受了表达的乐趣。 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思想氛围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前，中国社会充满着高涨的发展之声，人们不相信环境问题已经恶化到不可逆的程度，还相信发展本身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而现在，江河污染、农田毒化，雾霾爆表，连呼吸都成了问题。十年前，大众媒体虽然已经接受了“双刃剑”的说法，科学依然是金光闪闪的神一般的形象；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公然地提出“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了。 遗憾的是，这样的批判常常不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及时的影响。即使雾霾如此严重，人们仍然在奢谈发展，妄言进步，指望更发达的科学和技术拯救人类。 就如华杰所说，“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尤其是作为物理系的学生，更是天然的强科学主义者。所以我对科学的批判，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首先不是批判别人，而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批判头脑深处未经思考就接受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 回想起来，我对科学的价值产生怀疑，还是在 1986 年前后，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1998 年，进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个领域之后，这类问题更是挥之不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专业活动的重要部分，也是回答其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每个学者都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文本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在哲学界，可能大多数学者更关注文本世界，甚至很多人的学术与现实无关。我的学术进路恰恰相反。所谓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我的学术，来自我对于现实世界的切肤之痛。我一面到文本中寻找理论资源，一面根据文本，以及我对世界的直接体验，建构理论。六经注我时多，我注六经时少。 在这部小书中，有新问题、新观点，也有新方法。为了解释、解决新的问题，我提出了新的想法，新的想法很快转化为新的方法，新的方法又迅速应用到下一个新问题之中，进而，再产生新的想法，新的方法。 反思一旦启动，纸里包着的火就烧起来了。关于科学、技术、社会、文明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逐渐有了新的解读方式和阐释方式。对于科学的批判逐步深入，逐渐增强。十年前，在完成了我的科学史博士论文之后，我对于工业文明产生了怀疑，并逐渐走向了整体上的否定。几年前，对于科学及其技术的价值也逐渐产生了整体上的怀疑。在我看来，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已经成为一种危害社会的力量。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总体评价，需要逆转了。 这本小书的思考过程及主要方法大致是这样的。 《好的归科学，坏得归魔鬼》以逻辑分析加上小部分词语分析揭示了一个小秘密：隐藏我们的意识深处的话语方式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科学及科学家只接受荣誉，不接受责罚。好事儿来了说是自己的功劳，坏事儿来了说是别人的责任。比如宣称农药和化肥使地球多少人口免于饿死，被歌颂的是科学本身，而当农药与化肥导致全面的土地污染、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之后，被批评的却是“科学技术的滥用”。这种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的行径，只因顶着科学的金字招牌，人们就视而不见，不予追究。 以逻辑对称为刀锋，科学主义的堡垒就被撬开一个裂缝。随后，本书进入第二章。 这一章包括三篇文章，逐步推进。 《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首先用逻辑分析和词语分析，对“中医”、“西医”和“科学”等关键词进行梳理，然后引入话语权分析，重新解读中西医之争。这一部分工作我在另外一篇未收入本书的文章《科学话语权的争夺与策略》中有完整系统的阐释。此文在理论上的突破在于，为了与“科学依据”相对抗，我提出了两个新的依据：“经验依据”和“历史依据”，并把它们排在“科学依据”前面。此后，“历史依据”上升为我的基本方法之一——任何问题，都不妨把它放到历史之中，在长时段下加以考察。这个方法直接受到了董光璧先生的启发，并从人类学中获得了确证。这个方法在本书后面的文章中一直贯穿下来。 《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是我在 2007 年春节前完成的，当时我在伯克利访学，我曾把此文作为礼物，群发给国内的朋友们。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最初只想写个三四千字的轻松文章，没想到越写越长，牵涉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当我把大型奶业公司这个利益因素挖出来的时候，顿时感到天清气爽，一个大牛角尖被钻破了。此后，“资本（立场）分析”也成为我的常规方法之一。 这是本书我最得意的部分。这篇文章综合了多种方法、多种手段。学科上，动用了科学哲学、人类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方法上，采用了逻辑分析、词语分析、历史分析、立场分析；在文体上，有学术讨论、科学普及，甚至还有文学——文中煞有介事的万灵丹，完全是我虚构的。到后来，写作快感滚滚而来，不能自抑。 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超越学科界限，对我们当下的生活作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描述。此文部分满足了这个愿望。在很大意义上，牛奶可以作为所有工业化产品的代表。通过牛奶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一个工业化产品如何进入一个社会，如何从无到有、从意识形态产品到实体产品，也可以看到其中科学、技术、资本、社会政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同样，通过考察牛奶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从草场、奶牛、奶农、奶业公司到最终消费者，也可以对一切工业化产品从原料、生产、运输、消费，最终变成垃圾的全部过程，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就是工业文明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 《我们就是不需要蛋白质》紧接牛奶一文，延续、扩展前面的方法，将营养学作为分析和批判对象，通过对工业化食品的考察，讨论了科学、技术、资本、产业、社会政策等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讨论了工业文明对我们深层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这篇文章完成之后，我对于机械自然观的认识迅速清晰。这是我当下比较常用的一个概念，是我当下的主要批判对象。机械自然观是比科学主义藏得更深的缺省配置。这个概念对于工业文明中的诸多现象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第三章包括两篇文章，《天行有常，逆之不祥》和《太阳之光还是炼狱之火》。两篇文章结构相似，相当于把前面各篇文章对于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批判，统合起来应用到转基因和核电站这两个具体问题上来。前述各种方法，逻辑分析、历史分析、话语权分析、资本（立场）分析、自然观分析，都再次得到具体应用。相对新的内容是，提出了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在工业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的问题，进入了科学社会学。 在分析了食品工业、转基因、核电等案例之后，对科学和科学家做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评价，就顺理成章了。本书的第四章，收官和结尾由两篇文章构成：《警惕科学》和《警惕科学家》，前者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为立足点，后者则直接介入到科学社会学。 《警惕科学》是我第一篇对科学及其技术加以全面否定的文章。由于立论过于强悍，写了很长时间。文章讨论了数理科学、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环境问题之间的深层关联，分析了当下社会中几个关于科学的流俗之见。指出，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从来没有被新的技术消除过，而基于数理科学的新技术，必然会导致更严重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不是可以避免、可以解决的，而是内在于工业文明的。 “双刃剑”的说法现在已经是常识了，很多人可会认为从来如此。实际上，中国媒体在 2000 年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采用了这个说法。在漫长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国人长期把科学视为真理，视为绝对正确的神明，“双刃剑”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是一场思想解放。当然，这个说法非常符合辩证法，能够解释当时已经被承认的“负面效应”，即使科学的捍卫者也不得不接受，只能辩护说“科学不是完美的，但它是最好的”。“非完美但最好”，这个说法源自卡尔·萨根，我称之为“萨根命题”，并找到 N 种破解方式。不过，这本小书并未涉及，暂且放下不谈。可能让十年前的人们感到意外的是，一旦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在逻辑上，我们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科学及其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麻烦远远大于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所以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是负面的。如果我们愿意在逻辑上承认这种可能性，那么，很自然地，就可以讨论它的现实性了。 在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整体判断翻盘之后，对于科学共同体的一般态度自然要随之而变。《警惕科学家》从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入手，逐步深入。在工业革命之前，科学只有一种形而上的社会功能：提供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案——这个方案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科学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案，为各工业化国家所接受，乃至成为排他性的解释方案，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此外，科学获得了一个形而下的社会功能：作为技术的母体。科学与科学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不但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甚至是世界的创造者——从来没有任何宗教和神职人员获得过如此地位。科学成为社会建制的一部分，成为一项职业，科学家从自由思想者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职员。于是，得出结论：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一方面，科学共同体的利益会对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中，科学首先服务的是资本的增殖——资本为了使自己增殖，有时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时需要刺激人的需求，有的时候需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求。这可以为“异化”现象提供一种解释。因而，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更容易得到应用；反之，则会被边缘化，如博物学，已经不在高校学科名录之中。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与资本结盟、与权力结盟，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科学共同体也一定会与社会进行博弈，谋求更高的社会结构地位。科学活动的动机，如果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求真或者求善，此后则是求利。比较而言，那些基于机械自然观的科学和技术能够更加有效地为资本增殖服务，而按照《警惕科学》中的结论，这样的技术必然导致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技术越强大，问题越严重。 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完成了对科学和科学共同体的全面否定。这同时也构成了全面否定工业文明的部分论证。解决方案同样水到渠成，停下工业文明的步伐，走向生态文明。 相比于学术文本，随笔更适合表达鲜活的思想。这些文章并没有发表在面孔严肃的学术期刊上，但是其中的思想性和学术性丝毫不弱。在我的思想历程中，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读书》杂志影响巨大，包括它的文体。这个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我在写作的时候，都是把《读书》作为预设媒体的。文章写得很兴奋，讲故事，举例子，打比方，不亦乐乎。不过很遗憾，只有《天行有常》、《警惕科学》与《警惕科学家》三篇成功地发表在《读书》上。 需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是，本书中的前三篇文章都曾收入《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科学出版社， 2007 年），为了保证思考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依然收入本书。另外，某些内容在各篇文章之中可能会有重复，考虑到文章自身的完整性以及历史原貌，没有加以整合与删减。如果读者感到是一种时间的浪费，也预先表示歉意。 我们这个世界在工业文明的道路上又奔跑了十年。我从初入行的博士毕业生，变成了一位准资深教师。我总是很不幸地看到，我的悲观预言在逐一应验。 2009 年，垃圾问题在中国全面爆发，从此长驻报纸版面； 2013 年，雾霾降临北京，覆盖中国，挥之不去。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存在局域性的生态事件。所有的局域事件，都将变成全球性的事件。 所有这些，都是生态系统全面崩溃的前兆。这是工业文明内在的问题，也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应用的必然结果。大限将至，人类需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样发展，而是怎么样停下来；不是继续攫取，而是学会放弃。 该撒手时，要撒手。 2014 年 1 月 23 日 Lamont Library, Harvard 2014 年 2 月 18 日 Upland,California 2014 年 2 月 21 日 DOE, U.C.Berkeley, 2014 年 2 月 28 日， Lamont Library ， Harvard 2017 年 2 月 10 日 北京 向阳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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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文明的波浪模型看中国的大战略

热度 2 chunkexue 2017-9-21 11:42

很多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依然在错误的“李约瑟难题”思想指导下追寻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清代甚至宋代就发生工业革命。但如果深入理解了《生态社会人口论》建立的工业文明波浪模型，就会知道这种讨论完全没有意义，就如同讨论波浪还远未到达岸边之前为什么岸上不会被打湿一样不合逻辑。 在今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仅仅是纪念这一场胜利，而应当从更深远的历史角度看待日本的经验教训，和我们自己应当做什么。 中国目前面临的空前历史机会 工业文明的波浪模型是指工业文明是以一种波浪的方式从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向附近的国家传播，像波浪一样一个接一个带动其他国家完成工业革命。由于地球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本来应当是从一个中心向四周传播的波浪，形成了大致从地中海东部开始，由东向西的传播过程。从最早的 古希腊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西班牙和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日本、东南亚...... 现在传递到中国。这个波浪甚至具有相当规律和奇异的地理特征，就是 沿着北纬40度线和北回归线构成的文明带从东向西传递 。中国事实上接受了多个方向来的工业文明波浪影响。一个是从苏联传递过来，另一个是从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传播过来。 人们常说历史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工业文明的波浪模型清楚地揭示了工业文明历史的必然性所在。当它的波浪没有到达中国时，完全不应有任何奢望。但它这个波浪来到时，想躲过都很难。看看今天中国周边的国家，除了朝鲜这样稀有的国家外，有几个不是处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期呢？ 在整个工业文明波浪的传递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会面对工业革命一定历史时期的机会。有些国家对机会把握得很好，在工业文明波浪传到自己国家时达到了很高的跨度。例如古希腊、英国、德国和美国就是典型的案例。而有些国家只是借机通过贸易或工业等发了一些财，工业文明波浪的高峰传走之后，一切即归于平静。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是坐在一起瓜分整个地球的两大国际巨头，而今却沦落为“欧猪五国”成员（ 是国际债券分析家、学者和国际经济界媒体对欧洲五个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较低的经济体的贬称。这个称呼涵盖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他们几乎全都曾是工业文明波峰之巅的历史明星 ）。在这一点上，又有各个国家自己的偶然性和主观意志作用的力量存在。 今天，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波浪进程的波峰之巅，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对中国总共只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该如何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如何能够将工业文明的波峰推升到更高的高度，使自己相比过去有一个更大的文明跨度？如何使自己抓住未来持续的历史机遇，从而使自己能够走得更为长久？这些不仅仅是少数学者精英应当考虑的问题，而且应当成为整个民族考虑的问题。但事实上，连中国的精英学者们都还未对这个问题得到最清醒的意识。 中国学术界过去太过于受到“李约瑟难题”的影响，纠缠于中国历史上宋朝、清朝等为什么没能产生工业革命的“吃后悔药”过程之中。如果明白了工业革命的波浪模型理论，对这个问题就会完全释然了。那个时候工业文明的波浪离中国远着呢！根本就不可能全面继承古希腊文明成果，也不可能明白当时应有的完成科学革命的历史使命，怎么可能产生工业革命呢？甚至于在受了上百年科学文明的熏陶之后的今天，中国人对于什么是科学？应该用什么样的科学精神解决问题理解清楚了吗？似乎还没有。如果今天在受了上百年科学洗礼之后的中国人都依然没完全明白，能指望宋朝和清朝的中国人明白吗？ 日本存在“失去的20年”吗？ 日本是处在承接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波浪的位置上，是亚洲最先发达起来的国家。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就一直是在极力地主动想利用工业文明的机遇，以至于在各个时期存在走火入魔的极端行为。这使它的经验教训具有更多的内涵。日本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同时却因战争罪行成为至今世界上罕有的“不正常”国家。相比之下，与日本同属二战轴心国的意大利和德国却早已经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 日本投降签字那一刻 今天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个看法是，过去20多年是日本“失去的20年”。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仔细想来却是让人很疑惑的。所谓“失去”，要么是指已经得到的东西丢掉了；要么是指本来有可能得到的东西，但却没有能够得到。那么所谓日本“失去的20年”是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呢？ 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丢失了吗？2014年，日本人均GDP是38491，与英国几乎一样，是美国的72%。如果日本不失去20年，其人均GDP应该在什么水平呢？就算达到与美国一样，就是在目前水平上增加38%。说小也不算小，说大也算不大。难道这就是日本20年失去的东西吗？并且，凭什么认为日本与美国人均GDP一样就是天经地义属于日本的东西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些东西的确是日本原来有可能获得的，但却没有能够得到，原因何在？也就是说，假设日本可以得到与美国一样的人均GDP，甚至更高的，超过美国1倍的人均GDP是否有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如何做才可能达到？尽管这种讨论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假设，并且单单从人均GDP角度讨论问题可能是有偏狭的，但这样的讨论对于中国来说却是极有价值的。因为中国当前正好处于20年前的日本所处的阶段。 工业文明的波浪只能从高向低传播 自然界波浪的传播是从波峰向波谷传递，工业文明历史的波浪传播也是如此，这就是顺势而为。一个处于波峰的国家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和金融等优势向处于波谷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开拓，会比反过来去与前一个波峰要容易得多，这是顺势而为。虽然前一个波峰的国家已经失去黄金岁月，但他们还是会具有相当大资金、产品技术和金融优势。但日本在面对自己最重大战略机遇期时，却选择了太多逆势而为的国家战略。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是处于与中国当前非常相似的情况。与处于第一位的美国经济总量开始非常接近，产品技术逐步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日本当时信心满满，推出大量为进入国际领导者行列的计划： 每个城镇，甚至村庄都要创建出自己国际名牌。 震惊世界，并在全球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地区掀起不同跟随狂潮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 ...... 今天我们都认为广场协议阻止了日本发展的势头，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为什么西方国家要不惜一切地阻止日本呢？先发达国家不希望后发达国家超起自己是当然存在的外部因素，但日本自己在最关键时刻缺乏清楚的，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战略却是根本所在。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产品技术的发展，面临着如何开拓更大发展空间的问题。把眼光放在什么方向呢？日本是把眼光放在自己曾跟随着前一个工业文明波峰的美国身上，这引起了与美国之间持续不断的贸易战，尤其是汽车、内存芯片等尖端科技产品领域，一次又一次的贸易战让美国人最终失去了耐心。 今天很多人认为新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必然面对与前发达国家失控的竞争，这并非没有道理，但却并非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思路，日本当时是否有可能采取正确的策略，从而有效延续自己发展的动能呢？ 日本错失的向西发展历史机会 20多年前，当日本经济开始接近世界第一的位置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久。当时的中国与今天完全不同，如果日本要想来领导和整合中国，以当时的实际状况来说，中国对此会是求之不得的心态。 在与日本建交时，虽然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但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双方最终可接受的变相解决方法，日本从1979年开始的近30年间为中国提供了大约32000亿日元（约合300亿美元）的ODA日元贷款。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初的相当长时期里，ODA日元贷款占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在1984年达到一半左右的程度。日本高度发达的家电产品让中国人羡慕不已，在非常长的时期内都以家里能够放上日本原装品牌的家电而倍感荣耀。电视上和电影上的日本文化形象阿童木、真由美、渡秋、阿信、排球女将、山口百惠.......个个深入人心。当时的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处在只能仰望的位置......而此时从中国角度来看的中日关系完全处于蜜月状态。中国媒体上一提到中日关系，强调的全是 “自古以来就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甜美声音，与今日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当年日本的文化形象 设想一下，如果日本在这个最佳历史时机明白自己未来发展的最重大方向和机遇是在其西边的中国，抓住这个最佳的历史时期解决与中国的历史问题，那个时候一个很简单的行为就足以让中国和整个亚洲彻底忘记与日本的仇恨。对比一下德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就足以理解日本错失的历史机会有多么重大。德国伟大的政治家勃兰特在波兰无名烈士墓前一跪，让整个欧洲一下就完全化解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血海深仇。跪下的是勃兰特，但他却让整个德国很快重新站了起来，并在今天成为欧共体的领导者。 为什么勃兰特的行动能够如此成功呢？那是因为二战之后所有欧洲国家都太疲惫了，都想赶紧能找到台阶下，能有和平的机会恢复元气，发展自己。勃兰特能抓住历史的机会给整个欧洲一个出乎所有人意外的大台阶，不仅整个欧洲，而且全世界也就全都赶紧顺着这个大台阶下去了。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当时能有一个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日本政治家在南京雨花台或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一个花圈并跪下，所有中日之间，甚至日本与整个亚洲之间的历史问题很可能全都一笔勾销了。那个时候这样的行为之所以有成功的巨大可能，是因为整个中国和亚洲都急切地需要日本的产品技术和资金。但是，日本需要主动给中国一个台阶，让中国和整个亚洲把包袱放下。这个台阶不仅要足够，而且要有非常好的历史时机配合。 勃兰特一跪泯恩仇 在今天，日本政府领导人还有可能再如此轻易地解决历史问题吗？情况完全不同了。关键原因在于今天的中国和亚洲虽然还是需要日本，但已经不是那么迫切地需要了。历史的机遇一旦错失，几乎就意味着永远失去。 如果当时日本抓住时机永久性地解决历史问题，并且领头来整合整个亚洲的经济，美国并不会马上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而整个亚洲也会对日本感恩戴德，都会想着借机“傍一下日本这个大款”。待日本避开美国锋芒，与整个亚洲合为一体，东京就会是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以东京作为央行所在地成立亚元，即使不能像以法兰克福作为央行所在地成立欧元一样顺理成章，至少也是有极大可能性的。就算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不舒服，只要不时安慰一下，不让美国太过难受，也适时让渡一些利益，美国也很可能就“只好如此”地将就下去，而不至于闹翻了。如果情况是这样，将不会有广场协议，日本再发展20年之后的今天情况会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德国有效抓住了关键的时机解决了历史问题，并在其后成为欧盟的实际领导者，即使面对大量新兴市场对手的竞争，德国依然保持了长久的经济竞争能力。虽然德国人口为8500多万，低于日本的1.27亿，但依托于整个欧盟的广大腹地，为德国经济保持活力提供了有效支撑。15年前，德国与日本经济情况相似，但15年来，德国出口一直保持良好增长，日本却举步为艰。2000-2012年间，德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占到其总出口增长的60%。而中国市场占到日本同期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中国市场对日本如此重要，却因历史问题最终不得不受到影响。 德日对华出口贸易对比 近年来，德国对中国出口也一路高歌猛进，而日本对华出口却处于停滞和波动状态。2014年德国的外贸出口总额达1133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80277.02亿元），较上一年提高3.7%，并再次创下最高纪录。其贸易顺差也位居全球首位，且远超排名第二、第三的中国和沙特，达到了217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361.86亿元）。 仅仅就是20多年时间，已经是沧桑巨变，一切情况都已经恍如隔世。中国充分地用足了这20多年的发展机遇，2010年几乎是一飞冲天地在经济总量上取代了日本的地位，并在短短5年之后超过日本1倍。 从日本的教训之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今日中国尽量避开东边的锋芒，将眼光向西的“一带一路”战略英明之处。但这是否就足够呢？ 工业文明的本质是科学文明 中国具体的情况当然与日本不同，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历史包袱，但中国也有自己需要解决的众多难题。如何充分地利用好未来可能也就10年、最多20年的关键历史机遇，将完全决定中国未来100年、甚至几百年时间的国运。 当我们谈论文明“复兴”时，首先必须清楚一个问题： 复兴的根本标志到底是什么？ 人们常会很容易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或军事等兴旺发达等同于“崛起”，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是不能抓住要害的。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仅靠石油等资源就成为最富裕国家，但很少会认为通过这些方式富裕的国家能被称为一种文明的“崛起”。只有工业文明波浪传播到的顶峰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文明的崛起。我们在《生态社会人口论》一书中阐明了， 工业文明的本质是科学文明。只有科学文明和以科学文明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发达，才能被称为是文明的“崛起 ”。回顾历史上一个接一个崛起的大国，只有最充分依靠科学革命崛起的英国、德国和美国具有最长久的生命力。尤其英国真正完成了近代科学革命，并且第一个实现了工业革命，是近代工业文明波浪传播过程中文明跨度相对最大的一个。而如果仅仅是承接前一个工业革命的波浪，未能在科学文明上有足够跨度的国家，即使通过贸易甚至工业等渠道暴富，但发展后劲明显欠缺。完成这种科学文明的跨越绝非仅靠某几个天才的发现或发明，它应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其精英们超越上一个工业文明波峰共同理想支撑下的结果。 古希腊文明是在古埃及文明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当时的古希腊智者们普遍想法是在古埃及文化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最理想的知识，这使他们实现了原始科学诞生的伟大文明跨越。古希腊人创造的数学和逻辑成为今天整个科学大厦的基石。 文艺复兴最初兴起是在意大利，但是： 意大利的伟大智者达芬奇晚年去了法国。 发明无线电的意大利人马可尼在本国找不到知音，最后去了英国创业成功。马克尼公司尽管已成过去，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却是影响世界的电信巨头。马克尼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杜黑的《控空权》是影响至今的战略名著，在其本国意大利并没有产生什么太大影响，却在美国找到大批拥护者；而写下《国富论》的亚当 斯密在英国获得所有政商贵族的一致尊重。 意大利因得文艺复兴风气之先，首先开启了近代欧洲复兴和科学文明、工业文明的进程，但自己却漫不经心地错失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为什么？ 哈雷并不是在牛顿力学建立之后发现了哈雷彗星，而是他发现哈雷彗星的周期运行规律后请求牛顿计算出它的轨道，由此促使牛顿写下历史性的巨著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坐在苹果树下以科学的方法苦苦思考宇宙和人类社会规律的远远不止是牛顿一个人。但是，本来是意大利人伽俐略通过在古希腊数学和逻辑基础上引入实验方法开启了现代科学之门，并被公认为现代科学之父，他个人的结局竟然是因为他的科学理论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终生监禁。 英国的瓦特在接到俄国高薪职位后被英国人极力挽留下来。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俄国，难道仅仅是瓦特这一念之间的个人职业选择造成的历史轨迹巨变吗？整个英国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都不是某一群人可以做出的事业，这是整个英国的国家和民族大批精英们共同的理念和追求带来的结果。 今天的英国尽管早已逐步远离了工业文明波浪的巅峰，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耀眼光辉已难觅踪迹，但她却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大致上能做出符合自己历史地位的正确选择，从而在今天还是保持了自己在世界上一定的地位。 如果仅仅看现在的美国，可能会觉得高不可攀。但如果与古希腊和英国科学革命的文明跨度相比，他们在英国文明基础之上真正实现文明级别跨越的东西有多少呢？近代英国科学革命之后依然存在的最深刻的科学问题美国文明并没有去解决，也没想到要去解决，甚至偏离科学精髓地加强了这些问题。 古希腊人是完全不相信人的感觉的，这是古希腊文明最基本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基础上，古希腊文明发明了超越人类感觉的数学和逻辑。近代科学革命引入了实验，通过测量仪器回避了人的感觉。牛顿以测量仪器的误差能够无限减少，可以忽略不计，从而附和了古希腊文明对人的极端不信任。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出现将牛顿忽略掉的科学大厦最深刻基石处的一个漏洞重新被展现出来。原来不仅人的感官不是绝对可靠，即使最严格的科学测量过程也必然是有误差的，那么科学如何在有误差的测量基础上获得对世界可靠的认识呢？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文明可以理解的范围。许多像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这样有最深刻洞见的西方历史学家和智者将目光锁定中国，期待具有完全不同思维方式的中国人可以解决西方文明最疑难的问题，但中国人真正理解这种历史的期待了吗？西方文明的期待本身远远不能成为虚荣心满足的依据。 伽利略用斜面小球实验来证明他的落体定律被认为开创了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的先河 美国文明时期，开国的政治家们把民主、自由和人权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毫无疑问，这些人类理想带领美国人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这样做的同时已经不自觉地走到了古希腊文明最基本观念的反面： 将社会的真理建立在了人的感觉基础之上。 这个跳跃是如何实现的？不证，但却未能自明。古希腊文明正是在完全否定人类感官和直觉基础上创造了科学，通过科学的推理等工具，从而使人类可以发现远远超过直觉，甚至是发现者自己最初顽固直觉观念的结果。这是科学可以获得大量伟大发明和发现的强大能力所在。但是美国文明最值得炫耀的价值观，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软胁。人类感觉和直觉的弊病不仅没有被解决，甚至是被神圣化，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很多被统计数据包装的理论，不过是对社会上人们普遍直觉的附合，它们永远无法被证伪。某些情况下的民主和自由可以使人类的创造力获得极大释放，而在人类错误和偏见被神圣化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也屡见不鲜。 美国宪法制定之时场景 日本曾经有这个历史机会超越这一切，但他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做这些事情。历史不会是碰运气，一个民族的历史机遇同样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 100年后，人们或许会发出“ 为什么美国没能最终超越西方文明？ ”的历史之问。 最初的高度决定了能走多远的长度 近代意大利的兴起始于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场复兴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称颂。在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历史上她的确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是她重新延续了工业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但是，“复兴”概念的起点也就决定了她的终点，当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泰勒斯、柏拉图、苏格拉底、欧几里德、色诺芬、毕达哥拉斯等智者的经典和成就被重新研习之后，事实上文艺复兴之路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没有方向了。 此后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个接一个都是兴高采烈地借机发一笔财，连对古希腊文明的感觉都没有了。 日本的兴起始于“脱亚入欧”的梦想。拷贝西方一切，仅改进细节。当日本走到已经无法再简单拷贝西方时，下一步该怎么走其实已经没有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癫狂的兴奋和狂想也就不难理解。 在一个国家还处于极为落后状态时，能够跟上时代步伐就已经感觉是痴人说梦。想想30年前，如果有人说中国不久就会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世界最发达国家水平，能认真看待的人会有几个？只有毛泽东在中国处于非常落后阶段时敢于提出“赶英超美”的设想，但他没能找到实现的正确方法，错误方法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又更加打击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但是，这并不表明小富即安的眼前目标符合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地位。中国并没有轻易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这使中国有机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看待过去和今天的一切。百年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成为中国重新崛起前巨大和沉重的投资，如果我们不能获得相应的更大收益，那也实在对不起自己曾经惨重的付出。从“崛起”“中华文明的复兴”到“中国梦”，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词汇变化背后的涵义是什么。它反应了中国人心中理想变化的过程，但似乎还是处于迷雾状态，需要揭开最后的谜底。因为普通中国人，甚至中国的精英们似乎并没明白这背后真正意味着什么，也并未变成所有中国人，尤其中国精英们心中真正追求的理想。 中国的历史机会如何把握？ 今天，当很多人谈到中国文明的复兴时，心中会是什么概念？“复兴”带有“重新回到昔日兴盛局面”之意。今日中国，要做的只是简单地重回昔日中国大唐、宋朝等时代万邦来朝的盛况吗？如果不能从全球工业文明波浪进程的视角看问题，我们将无法对中国今天的历史进程获得最精确和完善的理解。 今天的中国精英们都在考虑些什么问题呢？ 历史的机遇期已经快要过去，而中国的教育界直到今天竟然还在重复“钱学森之问”。 中国的精英们能够想到如何避免被领先的国家算计，就已经算是战略大师了，所考虑的问题，考虑问题的方式，心中的目标，能够支撑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将科学和工业文明的浪潮推升到什么样的高度？ 无论中国人自己做出什么重大的创新和创造，往往得等待西方人肯定之后才敢认可。这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潜规则。如果中国最顶尖的学术精英们仅仅是抱着能拿几块诺贝尔奖章就能使虚荣心得到足够的满足，况且至今连这个最初级的梦想都感觉遥远无比，而没有理解到今日之中国所需要努力奋头和追求的早已经不是西方人的赞扬和鼓励，而是在全面继承科学文明的基础上，获得赞扬和鼓励西方人的资格，和对未来科学的鉴赏、判断能力。 至今知识界还陷入在“公知”“中偏左”，或者只是重释中国大量历史古纸堆的状态之中飘飘欲仙，能讲几段中国历史故事就算“百家讲坛”，重复点美国一两百年前古纸堆里的东西就自以为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启蒙。这样浅薄的目标和理想能够支撑中国在未来短短的10多年、最多20年历史机遇期里实现什么样的文明跨度呢？ 如同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工业文明巅峰的国家和民族一样，这个波浪之巅不会永远停留在中国。在谈论复兴之梦某些人都还觉得太早的时候，竟然来谈这个似乎有些不太合时宜。但看看日本，甚至于只要回顾一下我们自己最近的30多年就该明白 ： 历史的进程会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快得多。如果我们要想繁荣得更长久，就应该去追寻能够更长久的秘密，以及这个工业文明波浪模型的深刻历史规律。 今天的中国人充分理解到自己历史的机遇和在工业文明波浪进程中可以争取到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了吗？如果连讨论一下中国GDP，甚至人均GDP何时超过美国都觉得是天方夜谭，何谈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宏伟理想？如果没有长期充分的思考，不可能等很快中国前面再也无人可以领路时突然就能灵感迸发。如果都不知道我们要追求什么，怎么可能真正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实现更大的文明跨度，当工业文明的波峰渐渐离去之时，中国的未来与欧猪五国的命运能够不同的理由何在？甚至于能否避免中国重复从辉煌走向落后衰败的历史呢？ 作者简介 汪 涛 独立学者，天使投资人，多家孵化器创业导师。 曾为中兴通讯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者， 现为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投资总裁。 著 作： 《通播网宣言》 《生态社会人口论》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实验、测量与科学》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即将出版） 《纯电动拯救世界》 （即将重新出版） 《科学经济学——看见看不见的手》 （即将出版） 微信公众号：纯科学 新浪微博@汪涛_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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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ssible Ideal: The Use and Misuse of Zero Waste

tian2009 2016-7-25 05:18

An Impossible Ideal: The Use and Misuse of Zero Waste By Tian Song Our misplaced loyalt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our focus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ve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harm to the environment—something we desperately need to address. Yet many wonder if zero waste is a realistic goal or merely a pipe dream. Starting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laws of thermodynamic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t is an impossible ideal. But if zero waste is not the solution, what can we do? Tian Song proposes that, along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and reform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s, the idea of zero waste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we could establish a fu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Tian Song An Impossible Ideal: The Use and Misuse of Zero Waste In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public discourse, waste or garbage has always been seenas a technical or a management problem.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garbage is merely a wrongly placed resource, and thus the garbage problem could be solved with 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one organization puts it: Zero Waste (ZW) is a re-envisioning of how society relates to production, consump -tion and disposal of the products and materials we use every day. ... Its goal is toend the generation of toxic and unnecessarily wasteful products through systemicredesign, channeling remaining discards into reuse or recycling for the creation of new products, and using those materials as engines of local job growth. It requires coordination between engaged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neighborhood activists and neighbors. 1 This understanding of zero waste pins its hope on two things: efficient technology andefficient social management. Simply put, the zero-waste movement is predicated on the idea that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society that does not produce any waste becauseeverything is recyclable and everything can be used again. However is this, in fact, areasonable assumption? If we look at the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rmal dynamics and ecology, achievinga truly zero-waste society is impossible. However, by examining the principles behindthe “circular economy” as well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ystems, zero waste can offer us som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what we need in order tocreate the basis for a fu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ero Waste as a Closed Cycle: Biosphere 2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zero-waste model can be illustrated by using the example ofBiosphere 2, an attempt to create a closed ecological system which failed dramaticallyduring two trials in 1991 and 1994. Constructed in Arizona in 1987, Biosphere 2 was supposed to be a rehearsal of the con-ditions in a space shuttle traveling to another galaxy. It is based on the ideal of a closedmaterial cycle, a complete recycling of matter. For example, humans breathe in O 2 andbreathe out CO 2 , plants take in CO 2 and release O 2 . Humans eat parts of plants and dis-charge fertilizer for them. This, after all, is how it works on “Biosphere 1”—the Earthitself. Biosphere 2 was supposed to be a smaller version of Biosphere 1 and imitate thebioprocesses of nature. If this works, a space shuttle supplied with the necessary basicmaterials, including water and soil, bacteria, plants, animals, and humans, may run as aself-sustained system; the astronauts living in this space shuttle could have food forever.This is the ultimate zero-waste system in which the matter inside, supported by solarenergy from outside, could be used again and again. In practice, however, this proved to be much more difficult. The first trial of Biosphere 2 began on 26 September 1991. Eight scientists were supposed to live inside indepen-dently for two years: they planted food and tried to recycle and reuse everything inside;the only thing from outside was to be the sunshine. Ultimately, the experiment lastedfor 21 months and the eight scientists had to leave on 26 June 1993. The experimentfailed because Biosphere 2 was not able to be maintained as a self-sustained system.Scientists tried one more time; the second experiment started in 1994 and only lastedfor 10 months. How do we explain this failure? Was it merely due to human error and the immense difficulty of recreating something as complex as an entire ecosystem? Or can it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other unavoidable problems inherent in the very concept of a self-sustaining, closed system? The laws of thermodynamics can shed some light on thismatter. ----以上是前两节---- 全文在此下载 ----------------- How to cite: Tian Song . “ An Impossible Ideal: The Use and Misuse of Zero Waste. ” In: “ A Futurewithout Waste? Zero Was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edited by ChristofMauch, RCC Perspectives: Transformations i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2016, no. 3, 15 – 25. RCC Perspectives: Transformations i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s an open-access publication. It is available online at www.environmentandsociety.org/perspectives . Articles may be downloaded, copied, and redistributed free of chargeand the text may be reprinted, provided that the author and source are attributed. Please include this cover sheet whenredistributing the articl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please visit www.rachelcarsoncenter.org .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Leopoldstrasse 11a, 80802 Munich, GERMANY ISSN (print) 2190-5088ISSN (online) 2190-8087 © Copyright of the text is held by the Rachel Carson Center. Image copyright is retained by the individual artists; their permission may be required in case of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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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垃圾：全球食物链与本土政治

热度 2 tian2009 2016-5-21 10:47

（发表于《中国周刊》 2016 年第 1 期， pp44-45. 发表时有大量删节。文末之对策，有一些政治正确的增补，比如“全民总动员”之说，并不符合我的本意。这里是原稿。） 洋垃圾：全球食物链与本土政治 田松 早晨四点，从梦中醒来，朦胧中觉得窗外哪儿不对劲，对面的楼不见了。先是以为玻璃上有水汽，伸手去擦，一下子就醒了。连续几天的红色预警在今天零点结束，而霾不见少，反而更重了。 现实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从前陌生的事物、难以想象的事物、科幻末日的事物，成为生活的常态。 洋垃圾早就存在了。绿色和平组织在 2003 年就对贵屿的进口电子垃圾展开了调查。只不过，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正视，并且努力遮掩。王久良的纪录片《塑料中国》，就如他的上一部纪录片《垃圾围城》一样，又一次把那些早就 普遍 存在的，一直被人忽视、被人遮掩的事物，呈现在亮丽光鲜的都市君子面前。它们虽然是难以想象的，但并非是难以理解的。 “洋垃圾”一词包含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垃圾”，一个是“洋”。 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的内在问题。一切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同时伴随着物质与能量的转化。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天上不会掉馅饼。工业社会中的一切，小到别针、手机，大到楼群、公路，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森林、矿藏、天然水体，亦即大自然本身；而在它们退役之后，都将成为垃圾——固态的、液态的、气态的，以及耗散热。广义地看，雾霾也是垃圾的一种形态。 从物理学的角度，垃圾是一个物理系统在运行一个周期之后排出系统之外的高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物理系统可大可小，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视为一个物理系统。所以工业社会的运行，归根结底，就是把森林、矿藏、天然水体——低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不同形态的垃圾。技术越发达，就越快越多地把自然转化成垃圾。工业文明，就建立在垃圾堆的旁边。作为一个物理系统，必然要有垃圾输出。就好比一个人，必须要吃饭，也必须要排泄！所以，垃圾不可避免，并且必须要排除到系统之外。但是，哪儿是外？ “洋的垃圾”，是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现代化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资本运行的食物链。这个食物链同时也是一个物质和能量的转化链条。它的运行机制是，第一，上游优先获取下游的能源和资源（低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第二，上游要能够把垃圾（高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送到下游去。两条缺一不可。一个现代化国家或者地区，需要有自己的下游，这是它存在的前提。从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链条的前半截，而垃圾问题，则是这个链条的后半截。 在任何一个地理区域中，都存在上游与下游。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是上游，欧洲、日本是上游，中国、非洲、南美是下游；从中国范围内看，东部沿海、京上广是上游，西部是下游；从北京看，城市中心区是上游，周边区县是下游——所以会有垃圾围城。垃圾永远从上游转向下游。 一个传统地区要想加入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游戏，只能从下游进入，那就意味着，为上游提供能源和资源，同时接受上游的垃圾。 垃圾转移的方式有直接的，有间接的，并且主要是间接的。间接，就更加隐秘。工业文明的全球分工，制度性地规定了垃圾转移的方向，确定了垃圾转移的合法性。那些有污染的工厂被转移到下游，而产品则送往上游。处于上游，既可以享受产品，又不承担环境后果。比如 iPhone 、 iPad ，在中国生产，利用中国的能源和资源，污染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源，剥削中国底层劳工的劳动，而产品则走向全世界——的上游。 直接的方式，就是“洋的垃圾”。在 iPhone 用过之后，成为电子垃圾，还可以再出口到中国来。这就走完了上游剥夺下游的食物链全程。 上游总是以或明或暗、或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向下游输送垃圾，但是下游并不是一定要接受洋垃圾的。尽管全球化本身隐含着上游对下游的掠夺，但是在形式上，是以公平贸易的面貌出现的；而在道义上，下游更加没有义务接受上游的垃圾。 所以洋垃圾问题，又是一个本土政治的问题。 虽然接受洋垃圾的国家并不在少数，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以及非洲某些国家也接受洋垃圾。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下游国家、下游地区，都是洋垃圾的倾销地。即使一个“贫穷的”国家，也可以坚持自己的尊严。“ 1987 年春天……一艘装满垃圾的驳船在纽约港和墨西哥湾之间寻找垃圾场：经过五十天的海上航行和被六个州拒绝驶入港口卸船后，又漂回了出发的港口。” 中国的洋垃圾问题，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观念，二是政治。 关于垃圾问题，一直有一种流俗之见，即“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种观念是基于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无限信任，是科学主义在垃圾问题上的表现。这种观念相信，垃圾问题是技术问题，可以随着技术进步而解决。这种观念基于对物理学的粗浅理解，只看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而未能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所以才会相信物质的循环。比如，相信技术手段可以把电子垃圾中的贵重金属逐一提取出来，重新成为原料；相信技术手段可以把废纸、废塑料重新变成相差不多的纸和塑料；相信技术手段可以提取出污水中的污染物，使水变清，使污染物变成原料；相信技术手段可以吸收雾霾，将其中的 pm2.5 压成宝石……按照这种理论，现在越来越多的垃圾堆，将来也可能重新被某种神奇的技术变成一个个硕大的宝藏。 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原理是说，一个现实的热力学系统，它的熵总是会增加的。一个小的系统的任何熵减，都需要从外部注入能量，并且导致包括小系统在内的更大系统的熵总体增加。 2005 年，液态苯进入松花江，苯在江水中扩散，这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把已经扩散的苯从江水中提取出来，那是一个熵减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过程。 从铜矿石中提取铜，对于矿石这个小的系统，是一个熵减的过程。一来，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付出巨大的能量；二来，如果把整个矿山作为一个系统，则是一个熵增的过程，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会有污染，会有废渣。大块的金属铜被切碎，分布到一个个电子器件中，这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些电器变成电子垃圾，运到贵屿，贵屿的打工者把铜再从一个个器件中提取出来，这是一个熵减的过程。被提取出来的铜，的确变成了新的原材料。于是，电子垃圾就成了资源。也只有在这个观念之下，进口垃圾才具有政策上的正当性。 但是，在贵屿提取金属的这个熵减过程，并不能自发地产生，而是有代价的。首先，当然是要付出能量的。其次，这一点更重要，从更大的系统考虑，则必然还是一个熵增的过程。无论技术多么先进，都必然会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必然会导致空气污染、水土污染。因而，总的来说，这种所谓的变废为宝，是得不偿失的。 而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行业之所以能够存在，之所以能够赚钱，之所以能够被政府默许，是因为： 1 ，工人的劳动力成本远远被低估，工人的劳动保护几乎没有被计入成本； 2 ，环境代价没有被计入成本。 这样的经济发展，短期内貌似赚来了钱，获得了 GDP ，从长期看，无异于卖血卖肾，自绝生路。 固然，在现代化初期，很多地区是以出卖资源污染自己的方式进入全球化食物链的。但是终究，极少会有人认为，卖肾买 iPhone 是明智的选择。在《塑料中国》里，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底层打工者都能质疑：如果废旧塑料能赚钱，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去赚，要运到中国来？难道中国的处理技术比美国还高，难道中国的处理技术美国没有？ 到了今天，这样的模式依然还能够存在，是因为，那些赚钱的人，卖的不是自己的肾，而是别人的肾！在贵屿这个模式里，被卖掉的是打工者和本地人的肾，打工者付出血汗与身体，本地人将要承担环境破坏的代价，而赚大钱的人，则远在贵屿之外。 所以，中国的洋垃圾问题，还是本土政治问题，直言之，就是腐败。这里又包括两个层面。其一，现行的法律法规为洋垃圾的进入留下了很多空子；其二，即使现有的法律法规，也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总有特殊人物能够突破禁令。 对于很多社会问题，人们本能地会想到两个解决途径：一是技术解决，二是管理解决。就垃圾问题而言，技术解决可以突破的空间并不大。而在管理上，我们对于自己的垃圾，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启动，比如政府主导的全面的垃圾回收系统尚未建立。当然，由于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的内在问题，无论怎样的技术，怎样的管理，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部，都是无法解决的。垃圾问题的彻底解决，要到生态文明的框架中寻找可能性。 但是，就现实而言，中国的洋垃圾问题，却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主要的责任在政府。首先政府要改变观念，放弃“垃圾是资源”的想象，建立严格的政策防线；其次，政府要下决心，严格执法，御洋垃圾于国门之外。在具体的操作层面，需要环境 NGO 的参与，需要媒体的参与。 曾经见过有企业家这样发问：当年没有钱的时候，我们造伪劣产品，造低端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很有钱了，怎么还在造伪劣产品、低端产品呢？ 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刚刚加入现代化的食物链时，不得不为上游提供能源和资源，不得不接受上游的垃圾，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很有钱了，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怎么还在接受别人的垃圾呢？ 2015 年 12 月 23 日 北京 向阳小院 《垃圾与人类的历史》，［法］卡特琳·德·西尔吉著，刘跃进、魏红荣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第一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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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要过别人的生活

热度 2 tian2009 2016-5-7 14:45

【发表于《民主与科学》 2005 年第四期—— 8 月出版，发表时略有删减。《凤凰周刊》 2005 年第 23 期《水电站也会是河与人的枷锁》为此文的另一种删改版。此为原稿。另，《凤凰周刊》署名田松为图文作者，错。图片作者为汪永晨，特此声明，并向汪女士致歉。】 本文作者的基本观点如下： 1， 水电开发不能解决当地民众的“贫困”状态，反而会使他们更加贫困； 2， 强行水电开发，是大公司对当地民众的剥夺，是当代人对子孙后代的剥夺； 3， 保护生态不是为了给别人欣赏，给别人享受，首先是在保护自己的财富，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 4， 人与自然息息相关，损害自然，也是损害人类自身； 5， 当下的科学尚未揭开自然的全部奥秘，甚至连大部分都说不上，人类不能轻易对自然本身作出大的改变——也没有能力断定这种改变注定朝向对人类有益的方向发展，而实际上，在相当多的时候是有害于人类的； 6， 怒江建坝之争所反应的首先已经不是发展与环保的矛盾，而是地方政府和大公司的短期利益与国家和民众的长久利益之间的矛盾。 是谁要过别人的生活 田 松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个抽象的标语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不知道是谁对谁说的。是官对民说的？还是民对官说的？根据该标语出现的频率、大小、位置，我相信这话是官说的，也许是对民说的，算是表个态；或者也是对官说的，可以解释为互相勉励；如果是给更大的官看的，那应该是表决心，或者是做样子。 有一位西部地区的地方干部说：“让江水白白地流淌，这不是浪费吗？贪污和浪费可是极大的犯罪呀。”当有人告诉他，水并没有白白流走，而是有着比建水电站更大的生态价值，这个世界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很多生物，也是依赖江河流水的。他愕然：“人都管不了，还管得了其他。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得为人民做点事啊！等我退休了，江河爱怎么流就怎么流吧。”（《中国国家地理》 2004 年第 7 期， 228 页）前几天，一位有着巨大利益团体背景的院士前往怒江考察，主张尽快上马怒江电站，也是说要“为人民做一点事情”。然而，为什么建一个水电站就必然等于为“人民做一点事情”呢？这样的事情真的人民需要的吗？ 在一个“贫穷”的地方，人们希望有某种神奇的东西，比如一个高技术装置，这个装置一转，就像打开一个笼头，哗啦哗啦地冒出财富。这个理想当然很好，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叫做聚宝盆。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一部动画片，说一个老爷爷在海里捞上来一个鱼盆，鱼盆里会跳出来一个娃娃，一边唱歌，一边钓鱼，水珠子落到盆外，就变成了珍珠和金豆子。孙悟空也变过类似的东西，一口有极强拷贝能力的大缸，可以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拿东西，几十年也拿不完。这样的事情，即使没有学过热力学定律，从最朴素的道德和常识出发，农民也不会相信。“干活去，还等着天上掉馅饼啊！” 然而，这个理想经过科学和技术的包装，却容易让人信以为真。在我们以往的还原论、机械论的观念里，一个地方建了水电站，仿佛凭空多了一个宝贝。电站一转，就把白白流淌的江河变成了能源，就为那个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下一步就是凭借这个宝贝改变家乡面貌，好在自己的家乡过别人的生活——那种经常在好莱坞影片里出现的为人们仰慕的现代化生活。 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如果有一个装置能够输出一些好东西，那么一定是这个装置所安装的地方本来就存在着可以转化成这些好东西的东西——这个东西无论是命名为资源也好，环境也好，生态也好，反正得有那么个东西。那个神奇的装置只能转化，不能凭空创造！也就是说，那个装置的效率越高，转化得越彻底，就会越早地油尽灯枯。因为，如果那个东西是原来就有的，必然是有限的。对此，科学一点说法叫做资源枯竭。 一条大河自由奔流，在整个领域的自然生态中，承担着某些功能——这些功能尚未全部为科学所了解，相对于自然本身的广阔，当下的科学所了解的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由于这些功能的存在，整个领域的自然生态才能得以保持，大河两岸的人、动物、植物以及水中的生灵，才得以以目前的方式生存。它们相互依托，环环相扣，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使整个生态发生变化。这样的生存状态在怒江领域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年；并且还将这样持续下去……传统的人类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环节——人类必须顺应这个大的生态，才有可能在其中获得持续的生存。 而当我们阻断大河，当河流变成湖泊，当急流变成缓流，大河所承担的这些功能就会丧失，进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于是我们看到，水电站所转化的好东西，其实就是整个领域现有的生态，就是整个领域的植物、动物以及人类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生存！那些不断流淌出去的电能，其实就是一粒粒土壤，一片片青草，就是树木、昆虫、飞禽走兽以及当地人民当下以及未来的生存。 目前，中国西南的很多河流都面临着被拦腰截断的危险，自由奔腾的岷江已经不复存在了。关于怒江梯级电站的争论最近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至于水电公司和地方政府不惜把一位网络名人和一位江湖好汉包装成“著名学者”，让他们为怒江建坝摇旗呐喊。在支持建坝的各种理由之中，最常见的是：让当地百姓一举脱贫致富。且让我们看一组数据。 据《南方周末》 2004 年的 9 月 30 日二版文章《让移民维权更具理性》，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被誉为全国水电行业的五朵金花，截止某日，该电站获得利润 1.2 亿，上缴国家财政一个亿，云南省五千万，库区各县五千万。显然，这三个多亿是漫湾电站这个高技术装置从澜沧江上转化出来的，这些东西本来是生活在那块地方的人们（以及动物和植物）祖祖辈辈并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东西，因而首先是属于它们的。然而我们看到，转化出来的最大一块是属于水电公司的。可以想象，这 1.2 亿中有一部分会作为电站职工的收入和福利，使他们能够过上“别人的生活”；也会有一部分被用来开拓新的事业，到新的地方建新的电站，把更多的“东西”转化成人民币。最小的一块才是属于库区几个县的，而且我们还可以问，县财政增加的这些税收都拿去做什么了？会有多少用到库区生活的人民以及自然环境？文章中写道： 但在距水坝仅800米的田坝村，考察人员发现，这里的240多位居民，一半以上靠拣漫湾电厂的垃圾为生。近10人在水坝修建之后患上了精神病；社区组织在瓦解，吸毒、偷盗、打架斗殴现象普遍。 当时，漫湾电站被认为 “ 投资最省 ” ， “ 效益最高 ” ，成为电站样板。 “ 可是，考察后发现，所谓 ‘ 投资最省 ’ ，其中一个因素是电力公司对当地移民的补偿最低。所谓 ‘ 效益最高 ’ ，其中一个因素是电力公司对移民的后期扶持最少。 ” 现代化的全球化是个食物链，水电站这样的技术装置是则是链条上的马达。在这个食物链中，处于下游的当地农民获利最少，处于上游的大公司获利最多。相反，一旦电站寿终正寝，上游的大公司可以继续寻找新的下游，而承担电站导致的环境后果的，只有当地百姓！ 当地百姓要承担的不仅未来是环境后果，还要付出当下的生存。虎跳峡电站一片反对声中开工了，我无法现象，这样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我们要有多大的疯狂才会忍心把它毁掉？即使资源角度看，这种做法也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虎跳峡东岸是丽江纳西族传统文化保持相对完好的一个地区，按照我所不喜欢的资源说，可以说这里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被计划移民的目的地宁蒗县永宁乡是摩梭人聚集的地方，同样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虽然纳西人和摩梭人同属纳西族，但是风格迥异。这种非自然的移民必将同时对他们的文化资源造成破坏。而对于这样的不可能立即变现的资源，当地政府毫不吝惜，因为虎跳峡可以马上为它们带来每年四个亿的财政收入！ 那么，是谁需要这四个亿呢？难道大具人民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非要这四亿脱贫吗？不是，大具坝子是丽江有名的粮仓，根本就不贫。那么，是丽江其它地区贫困到吃不上饭的地步，需要出卖虎跳峡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吗？当然也不是！而且，同漫湾电站一样，虎跳峡电站这个装置转化出来的人民币，绝大部分要流到丽江之外。 怒江现在是中国唯一或者唯二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它所具有自然生态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怒江两岸生活着十几个民族，其中的文化生态价值也是无可估量的。自然，一定会有很多专家作出利大于弊的结论，从而支持电站。然而，我们真的有能力计算出其中利和弊吗？对于怒江流域这样丰富的生态关系，我们不要使了解它的全部奥秘，甚至一小部分都说不上。其中所蕴含的未知以及这些未知所具有的价值，是多少亿度电都无法比拟的。 然而，那些自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员为什么会积极地主动地推动这些项目，不惜毁掉虎跳峡这样的自然奇观？我想，至少有两个因素： 1 ，这样的工程时至今日仍被视为政绩，可以作为领导升迁的阶梯； 2 ，巨大的财政收入可以大大地改善各级公务员的办公条件，生活质量，使得他们可以过上别人的生活——更不用说其中可能存在的灰色收入了。 所以，怒江建坝之争的关键首先已经不是发展与环保的矛盾，而是地方政府和大公司的短期利益与国家和民众的长久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我们不允许大公司介入，由怒江两岸民众自己集资，修建一个同样的电站，按照地方企业上缴国税地税，那些具有大公司背景的院士、专家，会不会依然支持怒江建坝？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当地民众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地方政府官员在面向外界的时候，常常以民意代表自居。而在面向民众时，他们则往往与大公司达成一致。事先给予美好的允诺，事后则置之不理，直到把问题拖给下届政府。在种种美好的承诺面前，在长期以来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渲染下，当地百姓也曾对水电站之类的建设项目充满憧憬。但是，近些年，随着近年来环保理念的推广，随着对水电认识的深入，民间对各种建设项目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怒江沿岸的很多百姓在参观了漫湾电站之后，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反坝活动之中。在此，很多民间环保组织功不可没，然而，他们也因此承受了更多的压力。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那么，谁该代表国家？当然不是大公司。谁该代表人民？当然也不是地方政府。既不代表人民，又不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和大公司合谋，无视生态科学的最新成果，无视国内外同类工程的教训，无视国家环保部门的再三阻拦，无视当地人民的生存意愿，强行推进这样的项目，如果从前还可以说是认识不够全面、决策失误、好心办坏事，现在则是赤裸裸地掠夺、犯罪！ 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号中，民众的意志在哪儿？民中能否选择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的生活，拒绝为官者为他们安排的生活？ 2004 年 10 月 28 日 2005 年 1 月 20 日 2005 年 4 月 13 日 北京 稻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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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精神危机 工业文明的价值反思与图书馆学的使命与发展

pww1380 2014-1-25 17:56

信息文明之光（ 89 ）： 当今世界的精神危机 工业文明的价值反思与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及其发展方向 （论文稿） 杨文祥 修定于 2013-7-4 日 ~2014-1-25 日 网络发布时间： 2014-1-25 日 敬告： 本文已经被印刷本刊物采用待发，有意参考或引用本文的朋友务必注明出处并在本文刊发后列入参考引用文献，以免引起版权争议。 题记： 本文是在本人原题为《 “道”“器”之辩——即时论坛 —— 现代人的精神恐慌、工业文明的历史反思与图书馆学理论的未来发展》的博文旧作的基础之上修定的理论文章。今发布于此，希望能够为关心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的朋友提供些许理论上的参考。 一、 当今世界的精神危机 “ 恐惧 ”是人的 心理机能 出于一种 自我保护的本能 而生成的 心理现象 。凡神经系统健全的人，对“恐惧”这一心理现象都不会陌生。 人的生命形成之后，伴随 神经系统 的成熟， 自我意识 也随之逐渐形成。 所谓 自我意识 ，就是对 自我 与 非我 界限的意识与感知 。 一旦形成了自我意识，人的 恐惧心理 就不期而至。 “恐惧心理 源于对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现实环境缺乏了解和把握 。 用理论性较强的语言来讲，就是 恐惧 源于 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 。 ” （引自参考文献1、4） “外出旅行，尤其是独自一人在荒野的远途旅行，一旦 误入 一片杳无人迹，一望无边的荒漠，或一个遮云蔽日，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既无法辨认方向，更找不到前行的道路， 这时就难免心生 恐惧， 心慌意乱 。” （引自参考文献1、4） “这时如果有一个精准的指北针在手，又对所置身其中的大漠或是森林的面积、方位、地形、地貌等地理知识有足够的了解，那么，这种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慌就不会发生。即便由于一时的误判而产生了慌乱，只要消除了误差，恐慌自然就烟消云散”。 （引自参考文献1、4） 人的这种内心的恐惧，是一种极为有害的紧张状态。 这种负面的心理状态如果长期持续而得不到有效纾解的话，就会导致人的心理疾患和精神危机 。 在由 工业文明 走向 信息文明 ，由人类历史上漫长的 物质型文明 不断走向一种 全新的信息型、精神型文明 的当今时代 ， 新旧文明形态的历史转型所造成的人们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现实与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不可避免地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系列这样那样的隐忧，而这些隐忧如果缺乏必要的理性疏导，便会在潜意识中形成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 恐惧 。 我在八年前完成的专著《信息资源价值论》中曾指出，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历史转型，是一种由 物质型文明不断走向信息型、精神型文明 的历史过程。这是一种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些不同历史形态的 物质型文明 整体上 向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信息型和精神型文明 —— 信息文明 的历史转型。这不仅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 文明内涵的升华 ，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生的 文明属性的质变 。 这一史无前列的文明历史形态的转型与文明属性的质变给人类社会和当今世界带来了严峻的历史挑战。 由于这次文明转型是一种从物质型文明向精神型文明的转型，这就必然对人类社会在漫长的物质型文明的历史形态中所形成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带来根本性的冲击和彻底的颠覆。 在这一严峻的挑战面前，在这一空前的冲击和彻底的颠覆之下，无论是根植于 各种神学理论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还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其他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社会理想和精神信仰 ，无一不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历史检验。 在这一历史实践的检验面前，“ 为适应信息文明建设与深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现实需要，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建立在 信息资源 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的 信息文明文化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的形成和诞生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 （引自参考文献2） 这样，在这一新型的文化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形成和成熟之前，我们所曾熟悉和长期遵循的人文价值和相应的社会规范在这一文明转型过程中不断被解构，不断被消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能是一个迅速膨胀的 文化荒漠和精神真空 。 就在这一精神真空和文化荒漠之中，我们失落了传统的精神信念和信仰，陷入了没有方向找不到道路的无比恐惧和慌乱之中 ，由此形成了当今世界人类社会 基于信仰危机的精神危机 。 正如我在不久前完成的一篇图书馆学理论文章中所写的那样，“ 从功利低俗，物欲横流，穷奢极欲的 世风 ，到这种奢靡世风所导致的日益普遍的人心浮躁和醉生梦死的 末世心态 ；从功利浮躁，不计后果的 末世心态 ，到从郁闷到抑郁的 心理畸变 ，以及由这种心理畸变所导致的凶杀、自杀甚至是集体自杀事件的此伏彼起，全球呼应；从以 新纳粹主义 、 原教旨主义 以及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各种 邪教组织 为代表的 极端思潮 在世界各地的不时出现，到“人肉炸弹”这种 仇视文明 ， 危害社会 ，令人闻之色变的 极端行为 的肆虐横行；从 个人肇事 的公共场所枪击、爆炸事件，到 有组织背景的恐怖活动 ， 所有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地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描绘这种 世界性整体恐慌的全景图 。” （引自参考文献6；参见参考文献5） 二、 工业文明的价值反思 面对文明形态的历史转型所引发的举世惊恐与慌乱，我们必须从对文明本质的深入探索和对工业文明的历史反思入手，探索和寻求走出这一旷世精神危机的解困之路。 “在人类历史上， 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在于将人类对自然和物质世界的把握能力的空前提升 。然而，工业文明这一历史成就的取得，基本上是 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以数学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体系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这样， 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 很容易偏离 文明发展的历史轨道 ， 导致对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漠视 。 ” “实际上，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失衡 不但是 工业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且是 当今世界国际社会活生生的现实 。当今世界的精神危机，就是工业文明的这种只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人文价值理性的发展模式所必然导致的历史后果。” （引自参考文献6） 近年来，从对 世界末日 的举世关注，对关于世界末日的 玛雅预言 的狂热炒作，到 以 世界末日 为主题的文学影视作品 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引起的巨大轰动，从此起彼伏的校园暴力事件，到特定群体和个人的极端行为和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所有这一切病态现象，都在在验证了 这一日趋严重的 精神危机的现实存在 。 正如本人在不同的文章里多次强调的那样， 精神不仅仅是人赖以区别于其他物种和其他客观存在的本质所在 ， 同时也是 人的价值的表现形态 。 这样，如果能够一一排除外部世界的种种非学术性的干扰，冷静客观地对 文明的本质 和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 加以深刻反思与审视的话，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 “ 人的本质属性是精神。人类文明和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是 ， 以人文精神为核心价值的人的精神内涵的不断丰富和人的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 。” （引自参考文献6） 因此，“ 人类文明和文明的历史进步 必然是以价值为核心，为目的 ，而 以科学技术为工具，为手段 ” 。 （引自参考文献6） 可是，“工业文明的这种基于以 实用主义哲学和科学技术体系为标志的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漠视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高度发展和非理性的超常规发展 ，不但导致了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失衡 ， 而且 偏离了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正常轨道， 形成了一种 以工具理性来否定价值理性的危险倾向 ” 。 （引自参考文献6） “ 从 以人为本的哲学观 的角度上看 ， 价值不但是人的精神的内核，同时也是人的本质的内核。否定了价值，也就否定了人本身 。 ” （引自参考文献6） “这样，工业文明的这种 重工具理性，忽视甚至下意识地否定价值理性 的发展模式，便走向了文明的反面，形成了 人和人类文明的异化形式 。” （引自参考文献6） “这就是说， 价值理性的严重缺失 是当今人类社会引发世界性整体精神紧张和精神恐慌，并使这种精神紧张和精神恐慌正在迅速演变为危及人类生存与正常发展的 精神危机 的 深层结构性因素 。 ” （引自参考文献6） “总之，当今世界的这场广泛深刻，历史空前的精神危机，不但是 人类 文明历史形态 由 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文明形态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 不确定性 所引发的历史结果 ，更是 工业文明 过度强调物欲与消费 ， 过度倚重工具理性而长期忽视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 所必然导致的历 史恶果 。” （引自参考文献6） 三、 图书馆学的历史使命与未来发展 如果说，以内心的恐慌为内核，以精神危机为表象的社会危机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危机的话，那么，学术研究中的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失衡 就是今天学术界的学术危机，首先是作为以图书馆这一“人类文明的记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所面临的理论危机和生存危机。 学术研究中的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失衡 这一学术危机，是当今世界普遍的精神危机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反映和具体表现形式。 “而近年来包括图书馆学研究在内的诸多综合性学科乃至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所出现的 唯技术论 和 技术主义倾向， 正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 这一病态现状 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 。” （引自参考文献6） 学术研究中的技术主义倾向，其突出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无论其所研究的课题是否具有实际的必要，总要千方百计地借助数学公式来加以分析与表达。对这一倾向，本人曾在去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写有这样两段话： “如果应用得当，则公式胜于‘雄辩’，‘一个公式会胜过千言万语的描述’；可是如果为用而用，对所用公式把握不准，插用公式的目的仅在于招摇‘过市’，吓唬不懂公式的编辑和读者，在这种情况下，所用公式与文章内容往往貌合神离，甚至是南辕北辙，在内行读者的眼里必然原形毕露，自取其辱。 就是说，‘ 公式在科技论文中的应用 ’问题，大则是一个学风问题，小则是一个方法问题。 ” （引自参考文献3） 在这种貌似高深的数学分析中，由于数学公式表现力的局限性，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各自不同的精神和价值诉求的人类个体，全部被抽象为一个个毫无生命和生活气息的数字和数学符号。在这里，志士仁人与江洋大盗的区别不见了，爱因斯坦与一个科盲甚至是智力残障者的区别也不再重要。试想，这种 只重技术不问人文 的学术倾向，如何能够适应信息-知识时代知识创新和信息文明建设所需要的那种 以人为本 和 个性化 的 原创性科学研究 ？ （引自参考文献4） 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和信息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将不断看清这样一个事实： 当科学研究放弃以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完美、完善与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内涵的人文精神诉求和基于这一诉求的价值理性的把握之时 ， 在工具理性的单一作用之下，其学术实践的价值指向就只能固着在眼前的现实利益之上，而其学术价值的最终归宿，也只能回归到科学手段自身 。在这种情况之下， 科学只能日益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不是异化为一种名之为“科学”的智力游戏，就是演化为一种为害人类，断送人类未来的物质力量 。 （引自参考文献4、6） 在社会和历史的视角上分析 ， 图书馆不但是 人类社会的智慧宝库 ，而且是 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 。 作为 人类智慧资源 的监护人 ，图书馆人 具有 智慧资源 的 资源优势 和 智慧资源天然的 理性优势 。 而作为 人类文明 和 人类良知 的守望者 ，图书馆人 更肩负着毋庸置疑的 文明使命 。 具有 智慧资源 的 资源优势 和 智慧资源天然的 理性优势 这两大优势的社会群体 ， 作为 人类文明 和 人类良知 的守望者 ， 理应对人类文明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具有比其他群体更为深刻同时也更为准确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对人类智慧的发展方向也理应具有导航和指向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能 。可是， 如果我们不能 主动而准确地把握文明进步和人类智慧的发展方向，只是一味被动地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 就不但 无法履行自己的天职，连对自身的命运和发展方向也将丧失理性的把握 。 （参见参考文献4） 在科学和学术研究的视角上分析， 图书馆 是 “ 人类文明记忆 ” 和 人类社会信息机制的重要社会载体 ， 图书馆学 则是一种以 人类文明 的这一“ 历史记忆 ”和 人类社会信息机制 的这一 重要社会载体 为 基本研究对象 的专门学科。 这样，在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历史发展脱离了文明的正常轨道，出现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失衡 这一历史性的偏差，从而不得不 从 工业文明 转向 信息文明 的今天，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和未来发展方向就不言而喻了 ” 。 （引自参考文献6） 这就是说，“ 在准确理解和把握 文明的本质及其内涵 的基础之上，准确理解和把握 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方向 ，从 人文价值理性 和 科学工具理性 两个方面全面反映和发展人类文明 ， 扭转和匡正 图书馆学研究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社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失衡这一病态现状 ， 推动学术研究首先是图书馆学研究 走出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失衡所造成的学术危机，进而为人类社会走出当下的精神危机提供理性支持 ， 这不但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文明的转型时期以图书馆这一“ 人类文明的记忆 ”为基本研究对象的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的 核心任务 和责无旁贷的 历史使命 ，同时 也 必然是作为 图书馆学学科理论基础 和这一学科的 科学理性最高表现形态的基础研究的 未来发展方向 。 ” （引自参考文献6） 参考文献： 1 ． pww1380 ( 杨文祥 ) ：《 现代人的精神恐慌、工业文明的历史反思与图书馆学理论的未来发展 》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474749PostID=24983696 2 ．杨文祥．信息资源价值论：信息文明的价值思考．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3 ． 杨文祥． 鲍海飞诗文佳作阅读与鉴赏札记 （14）——公式与学风、世界-世风-人生、太极拳-中医-传统文化及其它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96942-619095.html （科学网） http://blog.gmw.cn/blog-136083-467559.html （光明网） 4 ． 旧作重温： “道”“器”之辩——即时论坛 —— 现代人的精神恐慌、工业文明的历史反思与图书馆学理论的未来发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96942-756917.html 5 ． 杨文祥．论信息文明与信息时代人的素质 —— 兼论信息、创新的哲学本质．河北大学学报 ,2001 ， 1 期 6 ． 杨文祥． 图书馆-人的精神-人类文明的内在联系 当代图书馆学的责任、使命与发展方向 ．（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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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重温：“道”“器”之辩——即时论坛 ——现代人的精神恐慌

pww1380 2014-1-7 21:42

旧作重温： “道”“器”之辩——即时论坛 —— 现代人的精神恐慌、工业文明的历史反思与图书馆学理论的未来发展 杨文祥 题记： 翻阅旧作，发现一篇三年前的旧作值得重温，现将格式与字体稍作调整，在尽可能保持原状的情况之下，在科学网上重新发布。 现代人的精神恐慌、工业文明的历史反思与图书馆学理论的未来发展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474749PostID=25016408 作者: pww1380 2010-07-05 23:15 星期一 晴 海燕的《 有些恐惧 》一文引发了几则有思考价值的评论。略加整理，记录如下，以便于同行、同学、同好一阅： 评论人： pww1380 评论日期： 2010-7-4 12:39 评论内容： 现代人的精神恐慌、工业文明的历史反思与图书馆学理论的未来发展 恐惧源于对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现实环境的缺乏了解和把握 。正如我们误入一片一望无边杳无人迹的荒漠或一个古木参天遮云蔽日的原始森林，无法辨认方向，找不到路在何方时的恐慌。如果我们有一个准确的罗盘在手，又对所置身其中的大漠或是森林的面积、方位、地形地貌等地理知识有足够的了解，这种莫名的恐惧自然就烟消云散。 我们当代人的恐惧源于新旧文明形态的转型 。我们所曾熟悉和遵循的人文价值和社会规范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不断被解构，不断消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迅速膨胀的文化荒漠和精神真空。正是这一精神真空和文化荒漠把我们置于没有方向找不到道路的无比恐慌之中。 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在于人类对自然和物质世界把握能力的空前提升 。而这一历史成就建立在 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以数学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体系为代表的工具理性 的基础之上。于是，在下意识中，工业文明的历史辉煌也就建立在对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漠视的基础之上。这样，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失衡不但是工业文明的历史必然，而且是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的社会现实 。 文化和人类文明是以价值为核心、为目的，以科学技术为工具为手段的 。当现代科学技术的列车呼啸着把人类从 工业文明 推送到 信息文明 这一新型历史文明形态的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人类对信息文明的 价值理性 准备严重不足， 我们面对的是一片杂草丛生的价值荒原和精神真空 。 于是，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恐慌 ， 价值理性准备不足的整体性恐慌 便弥漫在当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当今世界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各种热点和难点社会问题，诸如人心浮躁、极端思潮与恐怖主义活动、社会稳定等，几乎都不过是这种整体性文明恐慌的具体表现和局部表现形式。海燕所感受到的 “ 有些恐惧 ” 恐怕也是如此。 而当前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现的 技术主义倾向 正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 在这种貌似高深莫测的数学分析中， 为了适应工具理性的有限性，每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类个体都被抽象为一个个毫无生命气息的数学符号 。在这里， 孔圣人与江洋大盗的区别不见了，爱因斯坦与一个弱智儿童的区别也不再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得出能够适应信息时代个性化信息需要的科学结论 ？ 历史将证明，当人类的 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 不再是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 科学研究的价值追求固化在科学手段自身的时候，科学也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 ——不再是科学，沦为一种名之为 “ 科学 ” 的智力游戏。 这样，在 图书馆学的危机 中，我们就不难发现 图书馆学研究的未来方向 。 图书馆 作为 人类文明的历史载体和社会信息机制 ，以图书馆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的学术责任就应该是 全面把握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文化价值理性和科学工具理性两个方面反映和发展人类文明 。而 解决当前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文化价值理性与科学工具理性失衡问题，就应该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文明的转型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 。 评论人： shy4079 评论日期： 2010-7-5 14:04 评论内容： 道与器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忽略了。仅仅追逐于技术和应用层面的东西，弱化理论上的指导，已经造成了很多人的迷茫。 评论人： yolyo 评论日期： 2010-7-5 9:43 评论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注重“道”（价值理性）的研究，西方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造就了“器”（工具理性）的疯狂成长。短时间内经济和技术的激增，看似好事，实则自掘坟墓。“科学”、“知识”相对于“思想”、“智慧”还是低层面的东西，如果充分夸大低层次的“器”，忽略“道”的指导，其路向将越走越偏。西方图书馆学一直注重“技术”层面的研究，国内前一阵网络上也有过“技术酒徒”与“人文烟鬼”的争论。图书馆学在整个社会中只是一个方面，是循着西方的脚步继续前进，还是有自己的发展路向，需要当代的图书馆人深思熟虑。 评论人： pww1380 评论日期： 2010-7-5 22:49 评论内容： 上面两位评论人的意见很好。我们图书馆人作为 人类智慧资源的守护人 ， 具有智慧资源的资源优势和智慧资源天然的理性优势 。 具有这两大优势的群体，理应对人类智慧的发展方向具有导航和指向的历史作用 。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把握人类智慧的发展方向，只是一味被动地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就不但无法履行自己的天职——历史使命，连对自身的命运和发展方向也将丧失理性的把握。 如此，我们除了自惭形秽，还有何面目以“人类文明的记忆”、“知识圣殿的守门人”和“人类智慧资源的守护人”的形象在世人面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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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站在文明的转折点上

热度 2 tian2009 2013-8-18 00:00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2013 年 8 月 2 日，第 14 版】 “我想当我们每得到一个蓝天都要生出无尽赞美的时候，我们已不再需要论证生态文明的必需了。但生态文明还只是一个概括性极强的概念，如何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去完善和丰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的这句话是他和一批学者参与著作“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的目标。 近日，该丛书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了前两本：清华大学卢风教授执笔的《生态文明新论》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研究员所著的《生态农场纪实》。 站在文明的转折点上 本报记者 李芸 实习生 马玥浩 《中国科学报》：你主编的这套丛书名为“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目标读者是“决策者”，又言“必读”，为什么会起个这么“霸气”的丛书名？ 田松：丛书名是出版社定的，大概是出于营销上的考虑，但我也比较认同这个定位。一方面，生态文明的顺利推行，需要由决策者自上而下地推进。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已写入了执政党的十八大报告，作为决策者需要对什么是生态文明、如何实现生态文明，有更清醒、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中国科学报》：参与这套丛书写作的作者队伍如何？ 田松：这套丛书源自 2010 年和 2011 年我在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支持下，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两届“生态文明建设系列讲座”。讲座主讲人来自哲学、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不同领域，有书斋里的学者，也有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活动家，包括中国环境史开拓者之一梅雪芹、中国早期从事环境哲学的学者卢风、具体从事生态农业实践的科学家蒋高明、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等等。 对生态文明的观点我们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趋向是一致的，我们希望通过讲座和著书让生态文明的概念逐渐丰富和清晰。 丛书首先推出的两本是卢风的《生态文明新论》和蒋高明的《生态农场纪实》。另外，丛书会是开放的，会有更多关心生态文明问题的学者加入进来讨论。 《中国科学报》：你在丛书“总跋”中提到，“ 生态文明必是与工业文明迥然不同的一种文明形态。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批判，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需要全方位地反思”。这是一种很激烈的观点，要实现生态文明，必须要和工业文明彻底决裂吗？ 田松：有些人相信，保留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在文明的内部做技术性的改造，比如用所谓的“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来替换传统技术，就可以把工业文明改造成生态文明。这也是当下最容易被接受的生态文明的建设方案。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幻觉，非但不能解决既有的问题，还会产生新的隐患。这顶多是工业文明的最后阶段。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工业文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 田松：工业文明是单一的社会进步观，把获取物质作为考察指标。这导致上游掠夺下游，人类掠夺自然。大自然既为人类提供能源和资源，又要承担一切问题。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会首先恶化，然后扩展到上游，进而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地球环境遭到毁灭，全体人类面临灾难。 我们的生态早就不足以支撑当下的文明方式。今年上半年大量雾霾天的出现正说明了我们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如今，我们站在了文明的转折点上。 《中国科学报》：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能解决目前的问题，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田松：这正是工业文明给人的一种假象，似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认为科技的无限可以突破地球的有限。但这是错误的。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就有弊。只是我们更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的利，而忽略科学技术带来的弊。因为首先，科学技术带来的利是立竿见影的，弊却相对隐性而复杂。其次，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好处的人不一定会承担其带来的后果。再次，有些科学技术产生的负面后果的承担者不仅仅是人类，而是生态圈。第四，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通常在很多年以后才会出现。 《中国科学报》：那生态文明会是什么样的？该如何建设？ 田松：生态文明是个概括性极强的概念，我们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已出版的《生态文明新论》中，卢风提到的生态文明是这样的，人类生产和消费的物品应该是亲近环境、亲近自然的绿色物品；生态文明的制度不仅要鼓励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更要激励人们进行非物质消费和非商业交往；生态文明的科技将不再妄言征服自然，而是力图与自然对话，倾听自然的“言说”，尽力维护地球生物圈的健康，成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科技；生态文明的主流观念应以生态学为基本知识背景，而力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其它学者可能会有自己的定义，在细节上一定会有所不同，但是整体理念我想是大致相同的。 在我看来，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对工业文明从技术支持方式、社会制度、对文明的理解以及整个意识形态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其次，要从传统的文明形态中汲取资源，传统文化一直延续着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是未来的生态文明唯一可以借鉴的对象。 《中国科学报》：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实现生态文明的可能性又如何？ 田松：丛书中蒋高明的《生态农场纪实》就是关于生态文明实践的一部著作。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生态学家，他在家乡山东从事生态农业，不仅在理论上，也通过实践活动否定工业化农业。在他的实践中，工业农业的代价土壤盐碱化、土地板结、地下水污染等问题都得到了改善，而且用数据证明了生态农业产量高、成本低。 现在生态文明的实践在农业领域比较多，在中国还有相当数量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生态文明试验场所。这些实践活动，必定对更大范围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榜样与借鉴的作用。我们也会把这样实践成果纳入“生态文明决策者必读丛书”中。 *** 记者手记 *** 田松一直是悲观的。十年前他就有“未来世界是垃圾做的”的论调。 十年前这个说法当然少有人赞同。但 2009 年，中国的垃圾问题全面爆发，愈演愈烈。就在前段我们可能都看到了这样的新闻：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田松的“危言耸听”正在变为现实。 可是当我们还在谈“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垃圾焚烧如何监管到位”时，我想我们没有理解田松的本意。 在田松看来，垃圾问题正如污染问题、环境问题一样，是工业文明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自带的，是在工业文明的形态下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也是他由此批判工业文明、批判现代化的原因。 他说，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无论把它们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会比现实更加过分。工业文明就像一架轰隆隆的列车，越开越快，但是前方五十米，就是悬崖！ 他说，这一轮的文明必将灭绝，就像曾经存在过且辉煌过的雅典、玛雅、吴哥等文明一样。不同的是，这一轮将更加惨烈。因为这一轮的毁灭，是整个生物圈作为陪葬。 听起来好像好莱坞的科幻灾难片。学物理出身的田松，其判断依据很基础：从能量守恒来看，用科技的无限永远不能突破地球的有限；从物质不灭看，工业文明创造的垃圾永远不会消失。 有解决办法吗？生态文明。但是，“我们享受工业文明的便利太多了，工业文明的惯性太大了。生态文明能否建设，取决于人类整体能否觉醒，能否及时转向”。实际上，田松对生态文明的实现并不乐观。 明知不可为，为何还要设坛著书立说？田松笑言，正如癌症患者明知自己已病入膏肓，但也不必终日以泪洗面一样，总可以做点有建设性的事。螳臂当车，不能让工业文明这架列车停下来，但或许能让它到悬崖的时间更长一点。 真心希望田松在杞人忧天。听听悲观主义论调也好，就像田松建议的，每个公民都应该去参观一次垃圾处理厂。只有在那如山的垃圾、刺鼻的气味下，我们才会对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生出更多的思考。 官网链接在此：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8/276155.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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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光还是地狱之火——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tian2009 2013-7-26 11:30

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 年 7 月 21 日。原题《太阳之光还是地狱之火》，发表时的题目《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是编辑改动的。这个说法来自正文文字，也是我的意思。不过，用于此文，稍嫌宽泛。另外，此题与我 2012 年在《读书》发表的《警惕科技迷信》（原题《警惕科学》相近。 此文原是应出版方之约，为平井宪夫著作《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的大陆版所写的序言，因某种故而未能采用。等候至今，终于正式发表。发表时略有删改，这里提供发表时的PDF版。 20130721B09_pdf.pdf 20130721B10_pdf.pdf 我自认为，这是对核电负面效应的可能性总结得相对全面的一篇文章。归纳起来有两点： 首先，核电必然（不是可能）存在危害； 其次，核电问题不是能源问题，是文明问题——工业文明自身的问题。 未删节版，过几天我贴到新浪博客上去。 20130721B09_pdf.pdf 20130721B10_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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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文明

benlion 2013-5-19 17:07

地理大发现，标志地球进入全球文明时代；但是，实际上，人类文明自起源就联络一体，轴心时代文化奠基就可能源于里海 - 黑海到印度、埃及到中东 - 波斯的人类迁徙。远在埃及 - 巴比伦文明及其之前，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远古民族和文明是更早期的人类迁徙；然而，轴心文化奠定了至今现代文明的根基。 轴心时代到中国明朝，东西方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交通， 15-16 世纪奥斯曼帝国兴起导致中断，从而导致欧洲寻找新的航线导致地理大发现。 13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起因于十字军东征和蒙古帝国的兴起，获得阿拉伯帝国收集的大量希腊 - 罗马思辨哲学和中国、印度实践技术等文献，从而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建立大学。 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近现代数学和哲学发展，比如，培根归纳逻辑与实验方法、笛卡尔演绎逻辑与数学方法等，而后，导致了实验科学、工程设计范式的奠基；因此，这是新的文化体系的创建过程。 欧洲文献中，有比较研究芝诺哲学与道家、也有比较论述耶稣与佛陀；但是，德国对中国道家的兴趣、法国研究儒家、英国对墨家的方法等存在偏重点，无疑，欧洲近现代对中国文明及其文化的哲学、艺术、体制和技术、经济等都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 然而，一个文明模式的建立与发展和衰落是一个“文明体”的个体发育，而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转变或发展则是一个同一个人类不同“文明体”的系统进化；因此，埃及 - 巴比伦文明、轴心时代到 16 世纪的文明、近现代文明是文明模式的进化。 近代实验科学，建立在数学方法、实验技术结合的客观知识和规律发现的体系和体制，制造工业建立在工程技术和艺术设计与规模生产的科学管理基础上，为科学研究的实验仪器、媒体（出版和资讯）和数据库（软件和计算机等）提供了条件，科学研究的应用开发又提供了工业化发展的技术和方法前提。 从经验科学、实践技艺到实验科学、系统科学和工程技术、工艺设计等，构成科学与工程范式的转换，也就是科学和技术革命。经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实验科学与系统科学再整合，工程技术与艺术设计再整合，又形成了 21 世纪新的科学范式与工业模式。 第 1 次工业革命是动力机等发明和规模化制造，带来交通和运输革命，第 2 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化制造和计算机等发明，带来通讯和媒体革命，第 3 次工业革命，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整合和机器人技术的突破，将可能带来后工业化与潜海技术、太空文明时代。 - （文明探索 – 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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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还会持续存在下去？

热度 4 chenhuansheng 2013-4-26 01:01

中科院某研究员今天来我校做学术报告，主要从战略高度谈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和发展态势问题。较多的内容是基于本省的情况展开的。 老先生是严谨、诚实的人，很多大实话都说了出来。十年前我听过他的报告，当时很受鼓舞，于是立志要考研究生。今天听说他要来做报告，也很兴奋。 但是听完了却感觉情绪很低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老先生根据世界上多数大国的发展轨迹总结出一条规律，发现环境质量的恶化随工业文明的进程，呈现库兹列茨曲线的变化趋势（我不是很懂）。我们现在处于工业文明的早期-中期过度的阶段，环境问题在一定时间内将持续存在，而且会继续恶化。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有线的调节、协调，将其峰值而已。 这一条听了，我感觉很无奈！ 二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考核发展的指标、执政者的执政思路都是唯经济发展论的。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总体趋势和我们当前面临的直接问题来看，经济的发展仍然是首要的。这样子，很多时候，环境建设让位于经济建设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这样子看，我们教材、舆论所主张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文明的建设，实际上是很微弱无力的。 听完报告，与朋友交流，共同的感受是，老先生的观念有些悲观。但是考虑到老先生是省政府政策制定方面的顾问专家，很多东西是从事实出发的。所以这种悲观的感觉不是性情使然，而是现实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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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比较

benlion 2013-2-25 11:03

哲学思辨、逻辑推理是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信仰的诚实和合作精神是社会成为社会的粘合剂，也是建立法律规范和遵守制度的基础。 俄罗斯约 16 世纪从蒙古汗国独立和发展起来；但是，主体和主流文化传统源自东罗马的东正教 - 教权本位，不同于中国的官本文化 - 官员管理儒生，现代化转型是走向民本或人本的教育和法制。 欧洲中世纪 - 政教合一带来的黑暗，所谓宗教与科学冲突 - 禁锢思想和宗教与科学不分家的冲突。中国千年繁荣 - 政教分离、儒释道分立、私塾教育与科举取士分家等体制的开明带来了创造力。 希腊、波斯、印度、华夏的轴心时代奠基了人类文化模式，往后的文明在这基础上演义，比如，罗马文化源于希腊化时期，中东区域的历史更替，奥斯曼占领拜占庭等，但基调为 4 大区域地缘文化。 西罗马，经历阿提拉、查理曼时期，形成现代意大利、法国、德国的基本地理和文化框架，东欧国家是比较晚的时期，比如，古罗斯、匈牙利、波兰等约 9 世纪之后形成，近代欧洲开始于欧洲大学建立和意大利文艺复兴。 匈奴、蒙古到土耳其等区域文明发展的历史环境是草原游牧，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欧洲是海洋文明形态，日本也以海洋渔业为经济特征，需要冒险和合作精神，而这都不同于中国的农耕文明。 从地理大发现到荷兰渔业，从北海、英吉利海峡区域到英国 - 美国联盟，更是体现出海洋经济和海洋文明模式，需要坚定的信仰、探险和协作精神。 公共意识、群体协作精神匮乏，已经导致中国在工业化过程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不仅需要思考科学发展的创造力和思维方式，更需要从历史上探讨中、西方社会的组织和行为模式的文化根源。 - 海内外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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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科学

热度 4 tian2009 2012-11-23 17:34

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11期，pp96-103. 发表时题为《警惕科技迷信》，略有删节。这是原稿，略有校订。 警 惕科 学 田 松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这个负面效应只能并且必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当然，新的技术仍然会带来新的负面效应，那就由更将来的更新的科学技术来解决，不能因噎废食。总的来说，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之“功”远远大于其“过”。并且，那些“过”还在解决之中。 这是一部触目惊心的著作，书中冷静地介绍了一个个化工产品所导致的负面效应。苯、石棉、多氯联苯、卤化烃、乙烯雌酚、二氧化硫、甲基叔丁基醚、三丁基锡防污剂……，这些名字我们大多感到陌生，但是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陌生而远离我们。恰恰相反，这些东西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如果没有它们，当下的现代化生活根本就无法进行。然而，这些东西无一例外地对人类和生态的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且越俎代庖，现学现卖，简单地讲其中两个。 先讲苯。 苯在这本书里占了一章。1910年代初期，苯的第一种主要用途被发现：在橡胶行业做溶剂。“一战”期间，炸药制造需要甲苯，其产量大增。战后，苯作为溶剂，大量用在人造革、橡胶、胶水制造、制帽、凹版印刷、油漆、粘合剂、涂料、干洗、汽车制造、锡罐头组装等行业之中，也越来越多地用在有机物合成、石油制品生产、发动机燃料等领域。（第64页）反过来，如果没有苯，这些行业的生产都将无法正常运行。现代化的生活逐渐地建立在这些行业之上，建立在苯的存在之上。 此后，关于苯中毒的案例越来越多。虽然也有人建议采用其它物质作为溶剂，但实际上，管理者只在量上不断地加以限制。1946年，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建议，工作场所的苯暴露量限度为100 ppm，1947年这个数字降至50ppm，1948年降至35ppm。然而，1948年，美国石油研究所出版的一份文件中说：唯一绝对安全的水平就是零。（66） 苯不可能被取消，因为一直被我们歌颂的方便的现代化生活，就是建立在类似于苯这样的物质之上。 2001年，人们又意识到，汽油中含有苯！这意味着，不仅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可能与苯有密切接触，在汽车跑过地地方，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86） 这个名词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自然也毫无了解。由于它的陌生，人们也许会认为，它距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其实，它和苯一样，无处不在。它最主要的用途是替代汽油中的铅作为引擎抗爆剂。这是后期技术取代早期技术的一个例子。 这个新材料最初被认为有很多优点。比如“价格低廉，易于制取，具有良好的传输和混合特性”。“能在炼油厂里制得；很容易和汽油混溶，不再分离，其混合物还可以通过现有的管道进行传输”（223）；能使燃料充分燃烧，从而减少一氧化碳以及形成臭氧的前体物的排放（225）。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好处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多，更糟糕的是，与它的前任——铅——一样，甲基叔丁基醚也对环境和人体有害。1990年代之后逐渐确认，这个高科技成果能够诱发癌症、哮喘等疾病（228-232）。由于它“高度的水溶性、流动性和持久性”（227），在它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从发动机的汽缸中跑出来之后，还会长期稳定地存在，到处游荡，遇水而溶。于是导致地下水污染。好在这东西有味道，很低浓度就能被人察觉。一旦水源中的甲基叔丁基醚超过了某个阈值，水源就彻底不能用了。在丹麦，这个阈值被设为180微克每升，而在加利福尼亚，该阈值低至5微克每升。（227） 显然，在甲基叔丁基醚的发明、应用过程中，同样不符合那种一厢情愿的美丽图景。一方面，它对环境和人的健康所造成的伤害还在继续，另一方面，它的前任铅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没有随着它的使用而得到解决。 这样的化工产品比比皆是。在这本书里，还专门说到了石棉、多氯联苯、卤化烃、乙烯雌酚、三丁基锡防污剂等。具体过程与苯和甲基叔丁基醚都惊人地相似。人类当下的生活都建立在它们之上，科学共同体和管理者明知它们会导致环境问题，会对人身健康造成损害，但只能不断地规定最小限量，而不能根本上取缔。 所以，一个讲起来更加顺畅的新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是否功大于过，恐怕是个问题了。 自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算起，五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逐渐减少了，还是越来越严重了？自1990年代，中国普遍地接受了环保的理念算起，二十年来，中国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逐渐减少了，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对于科学技术的功过，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总体评价。 三 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现在普遍应用的科学之技术，都来自数理科学。数理科学的机械自然观与自然本身注定是有冲突的。科学及其技术的力量越强大，冲突越激烈。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整个社会都把资本增殖作为最高目标和最高行为准则，人类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数理科学不仅为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机械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社会进步观等），还提供有助于资本流通、增殖的技术。反过来，社会也对这样的科学和技术予以支持，使得其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 地球生物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各种生物共同演化，彼此相连，地球上的物质相互转化，达成动态平衡。从寒武纪算起，生命的历史大概有五亿年，生物圈里各种物质的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则有五亿年之久；从人类出现算起，也有大概一百万年。 人类目前大量生产的化工产品，有些是自然中从来没有过的，有些在大自然中只以特定的量存在于特定的场合。人类的身体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人类的身体之中，也没有消解这些东西的酶；大自然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大自然中也不存在对应的消解这些东西的微生物群落。所以它们注定会危害生物体的健康，危害环境，最终造成全球生态系统的紊乱。 一项科学的技术在应用之初，它的好处是当下可见的。而其负面效应则很难马上就被人知晓。原因大致如下：有时候，负面效应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被人认识到；有时候，负面效应是分散的，并不集中表现为单一的效应，难以找到责任者；还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与正面效应的享受者不是同一个人群，比如享受者是城市白领，承担者在生产第一线；更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并非是人，而是自然环境，不会说话；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承担者尚未出生，因为其影响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由于负面效应显现的迟滞性，它一旦显现，就已经晚了。并且，一经显现，就不可逆。 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当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发明了一个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欢呼，不应该是歌颂，而应该是警惕。惟此，才有可能把科学及其技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阻拦在其尚未发生的时候。 四 这本书有意识地列举了十二个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称之为十二个迟来的教训。除了一个个化工产品，还介绍了过度捕捞、辐射、美国大湖区的化学品污染等问题。这本书虽然意识到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严重性，并提出了“向历史学习”，“预防原则”等观念。但是，这本书仍然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和技术，试图以加强监督等方式，减少、预防科学技术负面效应所导致的危害，“帮助人们预见代价高昂的后果、实现技术创新利弊影响之间的更好平衡、以及减少‘意外事件’的糟糕后果”（402）。在我看来，对科学及其技术的反思和批判还不够彻底。尽管如此，这本书提供的丰富的资料，足以让我们突破此书自身的思想束缚，在根本上认识科学及其技术的内在问题。 2011年12月6日 北京 向阳小院 Ocean Park Hotel, CA Sunny Yard, Berkeley 北京 向阳小院 （【丹】波尔·哈勒莫斯 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译，《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示通则》，中国环境出版社，2012年。文中括号内数字为该书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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隽永集：思绪一缕 灵感一现 智慧之光 （3）：旧作新编

pww1380 2012-4-17 00:21

隽永集：思绪一缕 灵感一现 智慧之光 （ 3 ）： 旧作新编 杨文祥 题记： 《信息文明之光 • 隽永集》在 这里所捕捉的虽然是一缕缕纷乱的思绪，一瞬间闪现的灵感和看似无序堆积的思想碎片，却很可能是智慧的闪光，更可能是人类精神的瑰宝。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作为一个精神主体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智能、情感与意志的交相辉映。 尽管这缕缕不绝的思绪，一道道闪现不止的灵感和这些支离破碎的思想碎片，不过是一个不安的灵魂在其心湖中荡漾的死水微澜，可是我坚信，这既是我作为一个认知主体、情感主体和意志主体个体精神在不同时间点上起步的开端，更是一个个推动文化思考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车轮继续前行的驿站。 留记于此，以为来日思想的启迪与思维之旅再出发的起点。 ————— 篱风 （杨文祥 pww1380 ）写于 2011-12-30 清晨 （ 06:23 am ）； 修订于 2012-1-11 1 0:31 am 人类在以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为标志的物质型文明走到尽头之时，不是走向信息文明这一精神型文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最新文明形态，就只能走向自己的末日。近年来无论是严肃的学者关于自然灾变的预测还是眼球经济和文字市场的商贩关于世界末日的频频炒作，其内在的逻辑依据和这一依据所揭示的历史趋势都在于此。 参见： 1 ．杨学祥《 2014 年可能发生特大灾害：不是世界末日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77do=blogid=527028 2 ．杨文祥《信息文明之光 (1) ：信息文明与２１世纪的精神家园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378023 3 ．杨文祥《 隽永集： 思绪一缕 灵感一现 智慧之光 （ 2 ）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525865 4 ．杨文祥《 隽永集： 思绪一缕 灵感一现 智慧之光 （ 1 ）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52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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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园新笔之四 什么知识，改变谁的命运

热度 1 tian2009 2012-1-16 22:24

稻香园新笔之四 什么知识，改变谁的命运 田 松 张艺谋拍了一个系列公益短片，主题叫做“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抽象说来应该是不错的，我们常常引用的培根说的就是这事儿，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可以改变命运。然而，知识怎么就改变了命运？什么知识，改变谁的命运？ 自严复以来，进化的概念逐渐深入中国人心，在主流话语和大众话语中会漫不经心地表现出来。在我居住的稻香园小区曾经有个修车的小伙子，每次我的车出了问题，总是直接交给他。有一次，说起我刚刚从非洲回来，他脱口而出：“那里很 落后 吧？”这让我感到诧异。他自己已经处在社会底层，却仍然用“落后”这样的话语来描述另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事实上，就连“落后”地区自身也接受了这样的话语。 2005 年， 在西盟佤族自治县，当地一位领导对佤族人一走路就会跳舞，一说话就会唱歌的传统很是自豪，他说：“我们这儿已经是和谐社会了。”这个刚刚出现的意识形态大 词使他能够赋予自己的文化以正面的价值。但是同时，他也说：“我们这儿还很落后”。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大词长期以来又使得他无法为自己的文化而自豪。 落后了，该怎么办呢？ 回答是简单而一律的。落后了，就要发展，就要进步，就要现代化。 每当城市人来到“贫困”山区，看到那里“贫困的”人民，正面的反应是要生出同情之心来，帮助他们进步、发展，而看不到那里曾经存在的乃至依然存在的文化传 统。对于为什么贫穷，当下流行、典型的解释是，因为你落后，因为你不发达，所以穷。对策同样简单而一律：教育投入啊，科技投入啊，招商引资啊！教育投入， 提高人民素质，就能掌握先进生产力了；科技投入，招商引资，就能开办工厂了，就能往外卖点儿什么了，就有钱赚了，于是就进步了，发展了，富裕了！ 纳西族拥有上千卷东巴经，记载着纳西族的传统智慧，包括神话、历史、传说、习俗、祭祀仪式，以及具体的生存技能，被人类学者誉为百科全书。但是，在张艺谋 的公益片中，这些是不能算作知识的。在“进步”、“落后”的话语方式中，知识天然地被定义为服务于工业文明的学校教育中所传授的内容，传统山村被当然地认 为是知识的荒漠。于是，所谓发达地区的人们想要表达善心的时候，常见的选项就是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办教育，捐款，一对一助学，如此等等。一个新式的学 校被看成是文明与发展的星星之火。在农村的墙上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让农民的孩子们刻苦读书，学习服务于工业文明的“先进”知 识，被视为农民致富的终极出路，有着天然的正当性。 然而，李昌平早就说过，农民的贫困是制度性贫困，科技未必能够帮助农民致富，反而会让农民更加贫穷；教育也未必能够让农民在未来致富，却极有可能让农民在当下致贫。 农民为什么贫穷？让我们退回到 80 年 前，退回到毛泽东同志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那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替当时的社会底层人民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种地的吃不上 米，为什么我们的织布的穿不上衣？”在我童年看过的电影里，经常会有这样的台词。穷人自己往往回答：“因为我们的命不好。”而我们的电影主角则坚定地回 答：“不，不是因为你的命不好，而是因为你们被剥削了。” 回答简洁明了，干脆果断！你们为什么穷，因为你们被剥削了。在这种解释之下，对策也很简单：革命——消灭旧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新世界。在毛泽东同志当时的对策之中，什么科技投入、教育投入、招商引资之类，就算是有，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来于尘土，归于尘土》，《博览群书》 2008 年第 3 期） 提到，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地域的人们如果能够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活下来，必然掌握足够的生存智慧，可以与这个地区的环境达成和谐的关系，并可以在这种生活中 获得生存的意义，获得幸福。在自然的环境中，哪怕不是风调雨顺，一棵树只要活下来，也会越长越高。具有漫长历史依据的人类的生存智慧，也应该会使农民的日 子在本山本水之中，一天天地好起来。但是现在，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十年后，却看到很多地方的农民无法以种地为生，整村整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有些人 靠捡垃圾，甚至靠卖血为生。对此，我更愿意相信 80 年前中国共产主义先行者的解释，那不是因为他们落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现代教育，没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被剥削了！ 去年在摩罗先生的博客上看到了《上海证券报》杨斌的一篇文章，《财富是如何从农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 2007 年 7 月 23 日），印证了我的推断。杨斌指出： 农民负担不仅仅只是纳入农村税费改革视野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税费和摊派 (可称之为“老三重负担”，有的专家估计这些负担全国每年约1800亿)，农民负担的主要部分是目前尚不为多数人所认识的间接税费负担(每年近5000亿)和“暗税”负担(本文称之为“新四重”负担) 杨斌先生的原文很长，这里只能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新 四重”负担的第一重是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间接税税含价中，人们在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时不知不觉已经将税收缴纳了，比如农民 花了100元购买工业日用品，实际上已经缴纳了17元的增值税……间接税是可转嫁税，纳税人不等于负税人。流转税形式上看，主要是由城市工商企业缴纳，但 实际承担税收负担的不是企业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消费者，他们在购买商品或进行消费时，将含在价格中的税收一起支付了。并且我国间接税(流转税)实行生 产地课税制度，纳税人以城市工商企业为主，工商业越发达地区其税源也越丰富，获得的流转税也越多，这样工商业集中的大中城市获得的流转税就占最大的比例， 通过分税制分得较大的份额，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 中央政府、省特别是大中城市政府获得的流转税收入，并不是全部由城市消费者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消费者支付的。 对 城市居民而言，他们负担的流转税，通过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等)而得到补偿。但农民负担的流转税却 主要转到了城市，他们居住地政府并没有获得这部分由其辖区内农民负担的流转税，从而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这就形成集中纳税和分散负担的 非对称性。财富由农村、由县乡源源不断地流向大中城市。 这还只是“新四重”的第一项。加上其余的如工农剪刀差、征地补偿不足等几项暗税，根据 2002 年的数据，农民直接或间接贡献的税赋近 8000 亿元。文章读过，触目惊心。财富在制度的安排下源源不断地由农村流向城市，当然就会产生李昌平所说的制度性贫困。 8 亿农民，平均每人每年承担的税赋达到 1000 元之多。这意味着一个三代五口之家，其负担将达到 5000 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农民孩子上了大学，父亲因无力承担学费乃至于自杀的消息。知识在改变命运之前，先要了人的命。 于是我们看到，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在社会底层的某个个人因为苦心读书，龙门一跃，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而命运得以改变。这些故事对于 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可能是成立的。但是，一个山村的整体，却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改变。正如一个打工妹，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打工女皇，居于跨国公司 副总裁的高位，但是打工妹这个阶层的整体，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命运。又如我们某一个个人，可以通过考托考 G ，出国留洋，享受现代化上游的生活，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整体变成美国。 相反，当下全国一统秉承冥尺逻辑的制度化学校教育，会对农村的传统文化构成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教育的价值体系中，传统的生存智慧必然是原始的、落后的、愚 昧的，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教育悖论：受学校教育越多的人，越看不起自己的传统。在这种教育中成功地被格式化，“学有所成”的，他们最好的出路是进入大 城市，成为或中心或边缘的现代人。而剩下的绝大多数，却失去了学习本乡本土的生存技能的大好时机，成了“浪费铺盖卷的废人”（参见田松《在空投的教育中失 去传统》，中华读书报， 2004 年 3 月 24 日）。 于是，一方面，当下的制度化教育把传统文化的潜在传承者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候补劳动力，抽去了传统文明的釜底之薪；另一方面，当传统地区失去了传统的知识体 系，接受了冥尺逻辑之后，也会主动地从下游加入到工业文明的食物链中，为其上游提供自然资源及廉价劳动力。传统的人文生态以及与之相依存的自然生态难以为 继。其结果，生态日益恶化，传统日益消失，而农村则更加贫穷，命运更加艰难。 去年参加一个科学传播会议，一位同行在报告中说到这样的事件。某地，科学家下乡给农民送科学，农民竟然不屑于听。乡里无奈，组织农民去听，还要给农民每人 发十元钱误工费。在若干年前，恐怕我也会为此感到困惑和痛心。科学家把先进的科学知识送到农民家门口，农民不付钱，还倒过来要钱，真让人哀其贫穷，怒其愚 昧。不过我现在则感到这事儿有些荒谬，农民种田，还要“科学家”来教吗？种地是一种高度地方性的知识，农民祖祖辈辈就在本乡本土种田，哪里的土壤如何，气 候如何，什么时候种什么，怎么种，本地的农民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回到几十年前，所谓科学种田，无非是告诉农民，怎么上化肥，怎么打农药。这样的种地方式 在许多地方遭到了传统农民的抵制，只是农民的传统智慧完全不具备话语权，当时的抵制必然被斥为愚昧落后。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经过这几十年农药化肥的大量 使用，土地的肥力几近枯竭，农业生态严重恶化。但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人批评当年的科学家愚昧无知，说当时进行抵制的农民富有远见；相反，当年的科学家依然 居高临下地跑到乡下要指导农民种地。 春节回东北过年，听到来自乡下老家的亲戚们说起农村的状况，更让我感到焦虑。在家乡，农民已经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种地了。以往农业生产的全部环节都是农民 独自完成，但是现在，很多环节都被割裂开来。比如，农民自己已经无法留种育种，只能到种子公司去购买种子。有些村子专门给种子公司种植种子田，种子公司从 商业利益的角度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让农民知道自己种的是什么种子，农民知道自己是种玉米，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玉米，将要在哪儿用。农民只是按照公司的 “科学家”规定的程序和步骤，按部就班地操作就行了，完全不必要甚至不能知道为什么。于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种子公司的农业工人，成了工业化农业流 水线上的环节。农民丧失了自己与土地的关联，丧失了自己传统的生存智慧，只好彻底依附在工业文明食物链的末梢上，便如中了丁春秋的吸星大法。而一旦这块土 地被榨干，食物链必然转移，寻找新的资源。李昌平说，《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南方周末》 2008 年 3 月 6 日 C19 版），可谓一针见血。当外来的工业文明摧毁了本土的传统文明之后，不可能在那里留下一个同样的工业文明，只会留下一片工业文明的残骸。而那里曾经拥有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生活，都将不复存在。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的命运必然是与其山山水水关联在一起的，守护山水，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命运。那么，依靠什么来守护自己的山山水水？第一位的知识不是来自于工业文明的，空投下来的现代知识，而应该是曾经与这片山水长期共存的传统的生存智慧。 尊重传统智慧，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得以可能的前提。早在 1999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上就对传统文明的地方性知识予以了肯定：“传统社会已孕育并完善了各自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它们不仅蕴藏着现代科学迄今为人所不了解的信息，而且也是世界上其他生活方式、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的其他关系以及获取与创造知识的其他方式之反映。” （见《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之附录，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 页） 农村命运的真正改变，是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恢复其自组织的能力，获得对自己事务的主导权。一旦农民身上的严重负担得到解脱，农民的生活会逐渐好起来。这时，所谓现代科学，也可能成为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有益补充。 现在，“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已经具有了极高的意识形态意义，那么，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发展生态文明？我想，首先必须放慢工业文明的脚步，停止工 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害，让传统的生存智慧重新获得话语权，这样，构成未来社会和谐多元中的多元才有可能继续存在，生态文明才有可能出现。 如果说农民也需要掌握现代知识，那么，农民最需要的首先不是科技种田，不是牛顿定律，而是宪法，是关于民主和权利的法律知识。 2008 年 2 月 5 日 长春 西安花园 2008 年 2 月 23 日 北京 密云 2008 年 3 月 6 日 北京 稻香园 2008 年 3 月 9 日 2008 年 3 月 13 日 北京 向阳小院 （发表于《博览群书》 2008 年第 4 期， pp77-81. 这里在文字上重新做了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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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园随笔之三 来于尘土 归于尘土

tian2009 2012-1-15 19:15

稻香园新笔之三 来于尘土，归于尘土 田松 人类只有一个太阳，这个朴素的事实设定了人类可以使用的能源的上限。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地域而言，如果这里的人们在一年的时间里所使用的物质，不超过大地 （盖娅）和太阳在一年里的时间里在这个地域所生长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可以持续的。超出了这个限度，这种生活就不可能依靠本地的资源得以持续：要么失 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逐渐荒芜，凋敝，枯竭；要么从外界巧取、窃取、夺取，引发更大范围的竞争，最终导致更大范围的，乃至全球的荒芜、凋敝和枯竭。 2000 年 10 月 19 日清晨，我们从泸沽湖北部的一座小村出发，经过两天的跋涉，于 20 日 傍晚来到了雄踞木里河与东义河交叉口之上的争伍村。这里没有公路，没有电，没有电话，手机没有信号，收音机也没有信号。所谓的路，只是蜿蜒在山岩密林中的 马帮小路，有的地方只有一脚之宽，有的地方还需要攀爬、跳跃。唯一的代步工具是马。不过，正值农忙，我们没有租到马帮，只好自己做驴。同行的李晓岑在第一 天就打出了大大的脚泡。这一带隶属于四川省木里县依吉乡。不过在明代，曾是云南丽江木土司的势力范围。金沙江，金沙之江也，并非虚浮的美誉，乃是写实。金 沙江上游的很多支流亦然，比如争伍村下面的两条大江。故木土司当年曾在木里设有金矿，并曾派兵驻扎。争伍村村民自称，他们就是当年木土司所派兵丁的后人。 直到现在，全村四十户，除一户外，全是纳西族。争伍村地势险要，站在村口高处，东义河与木里河两个方向的动静可以一览无余，可以料想曾是兵家所争之地。 自争伍向山下几公里，另有一个村名甲波，属纳西族阮可支系，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因素，被划归蒙古族。自依吉乡政府来争伍的路上，还路过另一阮可村甲区。而争 伍则属于纳西族最大的支系：纳西支系。这几个村落构成了一个纳西文化共同体。再远，东义河的对岸，则是俄亚纳西族自治乡，纳西族迁徙史上著名的俄亚大乡， 与争伍等村构成了更大的共同体。 由于地理封闭，这里与外界的交流极为艰难，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东巴文化，也有着自然状态下的文化交流与渗透。我甚至想，在很大程度上，争伍村依然保持着他 们自明代迁居来此时的生活方式。在甲区村口的玛尼堆上，我们看到了刻有东巴文的玛尼石。在争伍的水源处，我们看到了本村东巴设置的祭署道场。 在纳西族的东巴神话中，署是人类的同父异母兄弟，人与署的祖先曾经互相争斗，后来分家。人类拥有田地、道路、房屋、村庄、家畜等一切人类之物，署则拥有山 林、水源、野生动物等人类之外的全部。因而，一个传统纳西人走到山里，看到的不是人类的资源，而是署的财产。人若想动用署的财产，比如盖房伐木，必须由东 巴祭祀，与署沟通，得到许可才可动手。若有人侵害了署的利益，就会遭致灾祸，也需要东巴祭署禳解。所以，传统纳西村寨必有祭署道场。纳西学者李静生曾在文 章中说道，纳西族独特的署自然观“保我纳西族数百年来无环境之忧。”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传统社会的物质生活必然依赖于其所生存的地域，所以，农民不可能不热爱自己的山水。中国农民安土惰迁，一个地方扎下根来，就做好 了子子孙孙天长地久的打算。所以，传统地区必须拥有与环境相处的智慧，并使人在这样的生活中获得幸福，否则，这种生存方式就无法延续。这种智慧往往是以神 话、巫术、原始宗教的方式存在的。在这种生存智慧之中，有一个普遍的方法论，就是类比，拟人，人类以待人之心，对待世上万物——万物有灵，从起点上，就存 了一份敬畏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的良弱之心。 争伍的世界有两个，一个物质世界，一个精神世界。争伍的物质世界为其精神世界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反过来，争伍村的精神世界保障了其物质世界的存在。山神水神，就是山水本身。当精神世界的山神水神在人们的心中消失，现实世界中的山山水水也就岌岌可危了。 在争伍一带，我看到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当地以农业为生，种有大麦、小麦、玉米、苦荞等农作物；也种麻，麻籽榨油，麻衣纺织。各家各户也饲养猪、鸡等家 畜家禽，有马、牛等作为劳动助手。甚至，附近还有铁矿，本地铁匠竟然可以用自制的坩埚、石范铸造犁铧等农具。这样，衣食住行几乎都可以利用本地的资源得到 满足，对外界的需求极少。根据我们的调查，必需从外界引入的似乎只有盐和茶。以往，村民用多余的粮食、布匹，或者用山下江水中淘来的黄金，通过马帮与外界 交换。 由于地域封闭，在理论上，可以对争伍的物质生活做一个定量的考察。争伍的人口、耕地、山林都是相对稳定的；各种粮食的年产量、各种物资的年消耗量都可以做 相对准确的估算，马帮带进争伍村的物资也可以进行有效的统计；因而可以定量地得知人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情况。进而可以推论，争伍一地每年盖娅和太阳的产 出，能够支持这四十户人家过一个什么程度的现代生活？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不过，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考虑，不妨做一个定性的估计。如果从明代中叶算起，争伍村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大约五百年。五百年里，人们也盖了不少房 子，砍了不少树木，但是平均下来，如果人们在一年里砍伐的林木没有超出当地一年里可以生长出来的量，这里的林木就不会减少，人类与署就可以平安相处，也就 可以在这个地方延续下去。争伍村的人类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已经进行了大约五百年的物质交换。倘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强行干预，倘若没有重大的地质变迁，争 伍的生活方式还可以在这里继续下去。 我们还专门调查了垃圾的处理。如其它地区的传统农村一样，平时的垃圾垫猪圈。唯有春节时的垃圾需特别处理，要埋在没有生命的方位。在东巴看来，垃圾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有精神属性，甚至首先是精神的。现代人所遇到的垃圾问题，在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中是不曾有过的。 为什么传统地区不存在垃圾问题？从物质转化与循环的角度看，传统地区所使用的一切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大自然演化出来的，是盖娅体内本来就有的。同时，人类 的用量没有超出一个太阳的供应，所产出的废物有限，能够被大自然（盖娅）重新吸纳。这时，人类是盖娅体内的正常细胞，人类活动所伴随的一切物质和能量转 化，可以理解为盖娅自身肌体活动的一部分。在这五百年里，争伍村的村民把自己的生活镶嵌在大自然自身物质和能量转化之中，整个区域的物质转化近乎是一个封 闭的循环。就如在我童年所生活的东北农村，剩饭剩菜喂猪喂鸡，平日扫地的垃圾倒进猪圈，最终成为肥料。衣服补了穿，穿了补，最后用来纳鞋底，穿在脚上，鞋 底越磨越薄，直至于无。可谓来于尘土，归于尘土。 传统社会的一切，都来于尘土，归于尘土。纳西族传统采用火葬，死后不留骨殖，同样归于尘土。 对于一个太阳的这个限度，总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发展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过更好的生活吗？更好的生活是谁 都 不反对的。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丽江的宣科主持纳西古乐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一群老外，问一位坐在河边晒太阳的纳西老婆婆：为什么你们的生活节奏那么慢？老婆婆说：年轻人，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死亡，你走那么快做什么呢？ 人终有一死。金庸在《神雕英雄传》有这样一个情节，郭靖问成吉思汗，说你攻城掠地，富有万国，等你死了，又需要多大的地方？ 人生一世，来于尘土，也终将归于尘土。生命有限，不过百年。怎样度过这有限的生命，才是值得的？这时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少年时代保尔·柯察金的问题。 什么生活才是好的生活，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答案。在各民族传统圣人所设定的理想世界中，强调的都是个人精神的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只有在工业文明之后，对于物质的占有才成为重要的，乃至最重要的标准。 我当然承认，基本的物质生活是必要的。但是，基本是多少，仍然是文化决定的。在现代人看来，争伍这样的村落的生活，远远没有达到基本的物质生活，而在纳西族的东巴先知看来，现代人的不基本生活，已经是太奢侈了。 以往我们相信，存在一个单一单向的冥冥中的尺度，这个冥尺可以绝对地标出先进、文明、发展、进步的量值。这种现代化的冥尺，是以对物质世界的操控能力为标 度的。然而，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所谓现代化，是需要更多的物质和能量作为支撑的。对于争伍村来说，它的环境能够支撑它过一个什么程度的现代化生活呢？ 同时，这个冥尺也是制造垃圾能力的尺度。现代人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人造的东西，不能归于尘土的东西。争伍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多少年的现代垃圾呢？ 一种可持续的文明，必须解决与环境相处的问题，也必须让人们在这样的生存中获得幸福。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主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主张量入为出，节俭持家，但是，在现代化的大潮到来之后，在所谓的发展进步的名义下，我们进入了一个寅吃卯粮、父夺孙粮的按揭时代。 想象一下高踞于大江之上的争伍村，他们有自己的神灵，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歌声，自己的生存智慧。这样的生活，就一定需要改变吗？ 人是这个世界上的匆匆过客，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人群是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游客，轻轻地来，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叶子，只带走回忆，是好的。 一个人群生活在大山之中，自在地来，自在地去，不因自己的存在而毁坏山林，玷污流水，这样的生存，是好的。 人类作为一个偶然在盖娅中诞生，在一个太阳的照耀下，让来于尘土归于尘土的生命，从来于尘土归于尘土的生活方式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样的文明，是好的。 在争伍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是在东巴家外面的屋顶上度过的，因为东巴要准备法事，不便接待外人。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看到东巴骑着马，手执法器，威风凛凛。那时，东巴依然精神世界的领袖。 然而，就在那一年，一条公路正在通向依吉乡。 2008 年 1 月 30 日 北京 稻香园 2008 年 2 月 4 日 长春 西安花园 （发表于《博览群书》 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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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园新笔之二 上帝造的与人造的

tian2009 2012-1-13 10:06

稻香园新笔之二 上帝造的与人造的 田 松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使用类比这种思考方式，也越来越喜欢采用比喻的说法。我频繁使用上帝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一个人格的上帝，一个可以与人沟通的神。我只是采用了“上帝”这个比喻性的、拟人的说法。当然我也可以辨称，我所说的上帝是爱因斯坦或者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自然（规律）本身。比如我说：“上帝在造出人这种哺乳类动物的时候，没有让人喝牛那种哺乳类动物的奶。”这句话可以转述成：“大自然在演化出人类的时候，人类是不喝牛奶的。”“人喝牛奶，不是上帝的本意，而是人类自作主张”，可以转述为：“人喝牛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进而，在生物圈的层面上，我还可以直接把“上帝”理解为“盖娅”。 相比于艰深的科学术语来说，比喻的、拟人的说法，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因而采用这种叙述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某些看似深奥的问题的讨论。当我采用上帝这个最庞大的拟人法，对于当下很多事物可能产生的生态危害，竟然可以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那就是，上帝造的，常常是好的；人造的，往往是有问题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人们穿衣服，喜欢纯棉的，不喜欢化纤的，那是因为，化纤这种东西是人造的，而棉花是上帝造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棉花也不是纯粹上帝造的，现在我们用的棉花都是经过了人工育种，所以棉花也是人造的。这样说也有道理，不过，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我的想法。我们可以在“上帝造的”与“人造的”之间做一个连续谱，一种物质，越是靠近人造的那一端，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就越容易出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等等；而靠近上帝那一端，则不那么容易出问题，或者不出问题。 在我论证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之后，经常会有人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垃圾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有一种说法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相信未来的技术可以把垃圾堆变废为宝。人们常用的例子是景山，说景山本来就是垃圾山，现在变成了公园，没有产生什么问题。关于垃圾问题，我在其它文章中论述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解决垃圾问题，只会使垃圾问题更加严重。从本文的视角则可以这样表述，现代社会的垃圾与传统社会的垃圾不仅有量的不同，还有质的不同，因为传统社会的垃圾之中所包含的物质，都是上帝造的，都是盖娅体内本来就有的；而现代社会的垃圾之中所包含的物质，大多是人造的，都是盖娅体内自古以来所没有的。 导致了寂静春天的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等，作为现代技术重要成就，都是人造的，不是上帝造的。这些东西会残留在生物体内，并且，沿着食物链，从植物、微生物、昆虫、草食动物、肉食动物、最后到人，位置越高，残留越多，这就是富集。对此，生物学家有我所听不懂的科学的解释。不过，我有我拟人的解释。比如昆虫，是上帝造的，它的食品本来也是上帝造的——用科学话语来说，这些物质一直参与着昆虫体内各种物质的相互作用与转化——昆虫的身体知道怎么处理（或曰消化）这些东西。但是，农药之类的东西是人造的——用科学话语来说，这些物质从来没有参加过昆虫体内各种物质的相互作用与转化——昆虫的身体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们，只好让这些东西留在体内——富集了。 同样，鸡吃了昆虫，对于上帝造的昆虫，鸡的身体知道怎么处理昆虫的身体——消化了，新陈代谢了，变成营养了——但是，对于昆虫的身体之中富集起来的那些人造的东西，鸡的身体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也只好让它们留在体内，进一步富集。同样，人吃了鸡，对于鸡的身体，人的身体知道怎么处理，而对于鸡的身体之中所包含的那些人造的东西，人的身体也不会处理，也只好让它们留在身体之中，更进一步富集。这些富集起来的东西，对于人的身体，只会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因为上帝在把人造出来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在人的身体中放置这些东西。 “现在每个生活在北美洲的人身上带有至少 500 种一战以前闻所未闻的化学物质。”（ 莫德·巴洛、托尼·克拉克著，《蓝金——向窃取世界水资源的公司宣战》，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 3 月 第一版，第 31 页）这些闻所未闻的化学物质，当然都是人造的，不是上帝造的，它们在人的身体里，也就做不了什么好事儿。然而，滑稽的是，这些物质除了来自食物之外，绝大多数来自口服或注射的药品——本来是用来治病，能使身体变好的东西。当然了，这些药品都是西药。而传统中医所使用的中药，几乎都是上帝造的，人的身体知道怎么处理它们。这是中医的又一个好处。 这样的类比还可以继续。 人类的古老文明都是在大河之畔孕育的，传统社会的城市也常常是依河而建。一条大河甚至能串起来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以往的传统社会中，这些城市不但相安无事，还可以利用大河沟通往来，互利互惠。所以有“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的佳话。但是现在，上游成了下游的地狱。大河从一个城市流出，就变成了一条臭水沟，用现在的术语叫做污染。对此，可以这样解释。虽然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同样把垃圾倒进河中，不过那时的垃圾，一来量少，二来，其中所包含的物质都是上帝造的。而现代社会排放的垃圾，一来量大，二来，其物质成分大多是人造的。对于上帝造的东西，河流知道怎么处理它们，就如同上帝造的鸡吃了上帝造的昆虫。——用科学话语来说，这些物质一直参与着河流中各种物质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这个过程是大自然自身物质转化与循环的一个部分。而对于人造的物质，上帝造的河流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如同上帝造的鸡吃了人造的杀虫剂。——用科学话语来说，这些物质不能参与到大自然自身的物质循环和转化之中，还妨碍的大自然原来的物质转化与循环的过程。于是，这些人造的物质，就造成了环境问题。于是我们看到，淮河死掉了，滇池死掉了，太湖也死掉了。 毫无疑问，今后，还将会有更多河流湖泊发黑发臭——死掉。 更进而言之，考虑到地球本身，也就是盖娅，我们可以看到，盖娅的体内已经充满了大量的人造的东西。如果把江河比作盖娅的血液，则人类已经致使盖娅得了坏血病，相当一部分部分血管已经坏死。如果把大气比作盖娅的体液，则人类已经改变了大气的组分——大气中所包含的成分虽然大多数是上帝造的，但是，有些气体上帝并没有造那么多，是人类造出了多余的部分。同时，如果把大地比作盖娅的肌体，则盖娅的肌体中，已经埋设了太多的人造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人造的，不是上帝造的，所以盖娅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们，它们也必然会妨碍盖娅自身正常的物质转化和循环。对于现在我们常见的“降解”一词，我可以做这样的解释，盖娅能够处理的物质，就是可降解的。盖娅不能处理的物质，就是不能降解的，这些东西，大多是人造的。 随着人造的东西越来越多，盖娅的身体也越来越弱，如此以往，积劳成疾，盖娅也是会死掉的。 而且是会猝死的。 在盖娅神话的拟人话语和盖娅学说的“科学”话语之间，有很多阐释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对此，我在稻香园新笔之一《命悬一线的盖娅》（博览群书， 2008 年第一期）中已经有所说明，且让我继续铺陈。 今天的地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生态系统。从地球诞生算起，演化了 46 亿年；从寒武纪算起，演化了 5 亿年；从类人猿出现算起，也有几千万年。这个物质系统演化的每一步，都几乎有无穷种可能性。如果上帝在其中的某一步选择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系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状态。而上帝竟然每一步都走对了——如果他不认为创造人类是一个错误的话！——人类的诞生是一种偶然，而且是几率非常之低的偶然。这种偶然让我感到神奇，也感到敬畏。 这个神奇的过程还可以讲得再科学一点儿，按照现在通行的话语，大概是这样的。地球上的生命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有机物到单细胞，从单细胞到多细胞，逐渐演化出来的。在地球形成之后，各种初始物质就按照物理定律、化学定律和其它各种学的定律开始了它们的相互作用。对这个物质系统影响最大的是太阳，太阳提供了稳定的能量流，也提供着稳定的负熵流。从外太空来看，这个系统中的物质受到了三个周期的作用：一是地球的自转，一天一个周期；二是地球的公转，一年一个周期；三是月亮绕地球的公转，一个月一个周期。同时，这三个周期都是准周期。如果没有周期，物质系统没有循环，就不会产生稳定性的变化，也就不会产生生命。然而，如果是严格的周期，系统的每一个循环准确地回到上一个状态，就不会分化，也不会产生生命。如此，经过了漫长的年代，演化出今天作为生态系统的地球——盖娅。 我们可以假设，自类人猿出现之后的几千万年中，大自然已经演化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全部物质。反过来，就是这些上帝造的物质，在盖娅体内相互作用、转化和循环。地球上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都是盖娅的物质转化和循环过程的一部分。 对于这个过程，我也可以换一种表述方式。 盖娅在 46 亿年前诞生，在阳光的照耀下，肌体、骨骼、血液一天天成长。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盖娅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是她的骨骼，或者是她的血液，或者是她的细胞，或者是她的寄生虫。我们可以把人类比作盖娅的细胞。这个细胞曾经承担着盖娅的某种生理功能。同时，这个细胞自身也依靠盖娅身体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得以存活和生长。但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这个细胞开始变异，变成了癌细胞。 人类细胞的最大变化在于，开始分泌盖娅体内从来没有过的物质，进入到盖娅的血液、体液和肌体。 这些人造的，从来没有参与过大自然自身物质循环与转化的物质，源源不断地进入了自然界，它们对于地球这个复杂系统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变化，并不是现有科学所能算出来的。不过，根据蝴蝶效应，那怕是小的改变，经过长时间的累加，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盖娅来说，不可能是好的，只可能是坏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生态问题。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最终会导致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盖娅死亡，或者猝死！ 如果我们承认地球上的物质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完整的生态系统，承认地球这个生态系统也同样是可以崩溃的；又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盖娅作为一个完整生命的存在，愿意相信盖娅作为一个生命也是会死的；则我们就会看到，相比于上帝造的东西来说，人造的东西，对于地球物质系统，对于盖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人造的，还是上帝造的，这个法则虽然粗糙，但是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定性的对于人类行为之生态影响的判断方法。化工产品的危害大于机械工业的活动；生化产品的危害又大于化工产品。进而我可以断定，转基因这种更高级的技术，会导致更严重的生态危害。想象一下，上帝用了多少年，才能造出来一个与大自然中原有基因相互协调的新基因？而人类能够在短时间向大自然不断输送新的基因，必然会导致大自然微观生态的紊乱。这些人造的基因，相当于直接向盖娅体内释放病毒。 纳米技术也是一样。 癌细胞是一种强大而愚蠢的细胞。虽然强大，但是愚蠢。如果它安安静静地在人体内生活，本来可以与寄主共同生存七八十年。但它却在主人刚到中年的时候把他折腾死了，而它自身，也必将在主人死后，迅速死掉。 人类将是唯一的一种被自己折腾死的物种。而它的死亡，会使整个生物圈为之殉葬。 2006 年 7 月 28 日 北京 稻香园 2007 年 4 月 8 日 Sunshine loft, Berkeley 2008 年 1 月 4 日 北京 稻香园 （发表于《博览群书》 2008 年第二期，这里文字上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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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文明之光（25）：隽永集：思绪一缕 灵感一现 智慧之光 （3）

pww1380 2012-1-8 18:33

信息文明之光（25）：隽永集：思绪一缕 灵感一现 智慧之光 （ 3 ） 杨文祥 题记： 《信息文明之光 • 隽永集》在 这里所捕捉的虽然是一缕缕纷乱的思绪，一瞬间闪现的灵感和看似无序堆积的思想碎片，却很可能是智慧的闪光，更可能是人类精神的瑰宝。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作为一个精神主体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智能、情感与意志的交相辉映。 尽管这缕缕不绝的思绪，一道道闪现不止的灵感和这些支离破碎的思想碎片，不过是一个不安的灵魂在其心湖中荡漾的死水微澜，可是我坚信，这既是我作为一个认知主体、情感主体和意志主体个体精神在不同时间点上起步的开端，更是一个个推动文化思考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车轮继续前行的驿站。 留记于此，以为来日思想的启迪与思维之旅再出发的起点。 ————— 篱风 （杨文祥 pww1380 ）写于 2011-12-30 清晨 （ 06:23 am ）； 修订于 2012-1-11 1 0:31 am 人类在以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为标志的物质型文明走到尽头之时，不是走向信息文明这一精神型文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最新文明形态，就只能走向自己的末日。近年来无论是严肃的学者关于自然灾变的预测还是眼球经济和文字市场的商贩关于世界末日的频频炒作，其内在的逻辑依据和这一依据所揭示的历史趋势都在于此。 参见： 1 ．杨学祥《 2014 年可能发生特大灾害：不是世界末日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77do=blogid=527028 2 ．杨文祥《信息文明之光 (1) ：信息文明与２１世纪的精神家园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378023 3 ．杨文祥《 隽永集： 思绪一缕 灵感一现 智慧之光 （ 2 ）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525865 4 ．杨文祥《 隽永集： 思绪一缕 灵感一现 智慧之光 （ 1 ）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942do=blogid=52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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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

jiangjinsong 2011-8-1 23:23

为生民立命 为天地立心 ▲我们需要从进步的蒙昧主义、科学的蒙昧主义、发展的蒙昧主义中解脱出来，树立独立的思想。——周立 《极化的发展》，周立著，海南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定价：28.00元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蒋高明著，海南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定价：32.00元 我们再也不能为GDP崇拜继续干那些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傻事了。 ——蒋高明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宣传海报 麦苗/设计 莫非/摄影 近期，海南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天下士”丛书率先推出了《极化的发展》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两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下中国14亿人口的生存现状，同时抛出了有关“财富”和“生存”的问题：我们忙忙碌碌、奋不顾身地追求财富，究竟是为了什么？现在所追求的财富是否正在危害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抛弃财富，而更多思考如何还后人一片净土？ □本报记者 杨新美 抱着能为所有关心中国和世界的有识之士提供一个交流园地和信息库藏的理念，海南出版社希望通过“天下士”丛书让所有有代表性的观念在丛书中得到反映或经受考验，并期待该丛书能够成为所有关心人类福祉和文明命运的思想家、战略专家的真正朋友和精神家园。截至目前，“天下士”丛书在海南出版社的努力下，前后出版了《极化的发展》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两书。 天下士 忧国民 书真言 同是归属于“天下士”丛书，两本书的市场反馈却大相径庭：《极化的发展》迄今为止只印了一次共几千册，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在面世不久后就已经开始加印了。 尽管如此，丛书策划编辑能昀却说，其实“这两本书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书”，其内容都非常有深度，只是各自侧重不同，风采不同而已。 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所撰写的《极化的发展》一书，主要从农业角度，用经济学剖析了当前以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弊端，并且指出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农业文明也必将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灭亡。 而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所撰写的《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一书，则罗列出了近三十年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出现的急速倒退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儿童出生缺陷、癌症村蔓延、土壤水资源污染、垃圾围城、沙尘暴肆虐、空气污浊不堪等问题。 这两部书虽然侧重角度不同，一本是谈及农业发展问题，一本是谈及生态环境问题，但其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两本书结合起来阅读时，能很快从一些“谜团”中理出因果。如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中看到蒋高明所写的“吃化肥和添加剂的时代”后，对农民为何要使用害人害己的农药、化肥的问题疑惑不解时，周立的一篇“当粮食遭遇发展主义时代”却为我们给出了农民无奈之举的各种原因；在《极化的发展》中看到“生存系统价值分配的倒金字塔”图示不明白时，蒋高明书中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恰好解释了这个图示；在面对三聚氰胺事件时，周立还用经济学给出了阐释，处于中间商的商家，因为最具有市场力，所以对上骗，对下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充自己的利益。 翻阅两书，能清晰感受到两位作者迥然不同的写作风格。《极化的发展》以事例引出问题，对其进行剖析、论证，更多地跟随作者周立跳跃的思维去拨开“发展”的迷雾，看清人类向前迈进的荆棘；而蒋高明似乎更多的是集中列出一个个事件，给我们展示出中国大地山河的一幅幅画面，给我们留下了“课后题”，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寻找答案。 “周立的书从一个或几个点切入，对于粮食、农村发展进行了具体、详尽的剖析；而蒋高明的书则是搭建整体框架，对中国生态环境进行立体式的、全景式的鸟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说，这两种看问题的方式都很重要，因为以往可能没有人做过这些事情。 “蒋高明写这本书既有环保人士的情怀，又有专业人士的理解和知识”，“作为经济学家，周立能从人、生态去思考，在当今实在很难得”，“要写出这样的书不容易啊，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科学家、知识分子来写出真实”……在采访阅读过这套书的学者们时，几乎都能听到这类评价。 的确，作者写这两本书都是非常艰辛的，为了收集数据、资料、分析、写书花费了多年时间；其次，因为其中涉及当下极具争议的问题，如食品安全、转基因、水电站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写书、出书都如履薄冰。尽管每一步走得都很艰难，但是他们不害怕，也不忐忑，其中每一个数据都是真实的，来自以前的新闻报道或是环保局所提供的数据，他们只是在用事实说话。支撑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是，他们都有忧国忧民的心，并将想法付诸实践，鼓起勇气说出实话。 国在山河破 在萨顶顶那首《万物生》中文版的歌中有着这样几句传唱着： 从前冬天冷呀夏天雨呀水呀 你说那时屋后面有白茫茫茫雪呀 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咸的喝河水…… 而歌词之中的万物之美如今在中国或许已难以觅得踪迹了。这不是在危言耸听，不是在耸人听闻。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里，蒋高明用文字描绘的一幅幅“素描”，我们的大地已经满目疮痍、奄奄一息：森林衰退、草原退化、近海赤潮、江河污染、湿地萎缩、山体滑坡、地表下陷。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真正到了“国在山河破”的危急关头！ 以几个案例说明当下问题的“急”迫： 水资源告急 最近的渤海漏油事件或许会让我们联想起另一起事件——2009年的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由于城西水厂原水受酚类化合物污染，导致市区大面积断水，带来了20万人的饮水问题。 “过去在江河湖泊里捧起水就喝，如今是不可能了。”蒋高明说，过去几年来，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中国水污染到了集中爆发期，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水。” 垃圾焚烧的困惑 今年5月，《南方都市报》连续报道的珠三角“垃圾围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甚至分析说，垃圾围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垃圾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节能减排。而蒋高明说，实际上首都北京也难逃“垃圾围城”。在北京周边有近500多座垃圾场、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其中有的甚至离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居住区、村庄、住宅小区仅相隔1～2公里。 “而在处理垃圾问题中，现在较为严峻、较为隐蔽的问题是——垃圾不分类就进行处理。”蒋高明说。 以广东为例。10年前，广东的确出现了第一批分类垃圾桶，可到2009年广州原先的双色分类垃圾桶却悄悄退场，统一回收垃圾桶重新回到街头。蒋高明解释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居民辛辛苦苦分类的垃圾，最终被环卫工人混在一起，令居民寒心了。 蒋高明说：“垃圾中有一部分是化学家发明技术的成果，这些物质一旦合成，则很难降解。加之垃圾不进行分类处理，随意混为一体焚烧，会产生很多有危害的气体，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谁来为“盘中餐”保驾护航 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等化工名词一遍遍地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而除去这些，蒋高明说，还有好多是被我们消费者熟知却忽视的，如蔬菜上的残留农药，“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禽类的生命周期缩短。 蒋高明提出了疑问，“现在暴露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依靠媒体‘穷追猛打’后才发现的，除此之外，谁还能为我们的‘盘中餐’保驾护航？” “我们总是幻想整体是好的，但当我们把这些例子都拿出来时，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个案，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田松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已经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态问题。问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越来越严重。”而蒋高明的这本书直接说明了环境危急已经到达临界点了，再不注意的话，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崇拜GDP 迷信进步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美丽山河变成今天这幅“落魄”的模样？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喝不到干净的水、吃不到安全的食物？究竟为什么我们的GDP增长了，环境却污染了？蒋高明认为，中国生态环境危急的根源之一就是长期以来我们采用单一的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GDP）来统领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盲目崇拜GDP。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开篇，他就以“跑马圈水”的水电开发、儿童出生缺陷、中国的癌症村等触目惊心的案例，对此结论进行了剖析、论证。 1968年，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曾说：“GDP并没有考虑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那些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和另外一些同样也十分重要的东西。”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算了个账并给出了类似的结论：目前我国有一些政策是GDP指标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环境会受到破坏，没有考虑到人们的生活质量会下降。例如在一个地方建造了一个造纸厂，也许GDP很快就上去了，但排放出的污染物却对生态环境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导致了当地的居民患上癌症等疾病，如此一来挣得钱根本不足以抵消对环境的破坏和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些影响在GDP上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他说，所以今天GDP成为考核官员的一个方法，实际上就是在鼓励这些官员急功近利地以破坏环境、影响民生的方式制造表面上的富裕，而人们的生活却更糟糕了。 除了GDP这个导火索外，在周立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迷信进步，发展正在走向极化。“因为对进步的迷信，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即维持发展，这样本身就是反科学的。”他说，因为正常平衡的社会是一个有负反馈的系统，是一个一个有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系统。在西方国家制衡机制主要依靠三个方面——自律、他律（法律、法规）和神律（宗教或是信仰）。在这种极化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负反馈系统只有他律一支“腿”来使其稳固，这使局面失衡。 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一书中，田松在所写序言——“最后时刻的呼喊”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叫进步？这样的生活进步了吗？什么是发展？这就是发展吗？” 而对此问题，蒋高明在书中回答道，“当老百姓失去清洁的饮用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连生命安全都岌岌可危时，GDP增长、工业产值的飙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是如果发展破坏了生存环境，那就没有道理了。中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不能再继续以牺牲环境和健康换美元了，否则，我们就是对子孙后代犯罪”。 还“青山绿山”之路 “盲目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牺牲环境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有钱人的‘金山银山’不如老百姓‘青山绿山’”。这是蒋高明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中反复强调的。 时下，我们是否能刹住破坏生态环境的“车”？又该如何找回这“青山绿山”？ “当务之急是调整发展思路。”蒋高明说。中共中央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是一个重大创举，是总结人类过去几百年来曲折发展道路所作出的重要理论突破。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推广曾经夭折的绿色GDP，并将其纳入官员考核机制。 对蒋高明的此观点，周立、蒋劲松等人都表示赞同。“绿色GDP这个指标更加真实的反映了社会生态发展的一些情况。这种做法是在不影响原有体制格局的情况前提下，通过修改指标的方法使人们慢慢按照一种更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发展。”蒋劲松说，“绿色GDP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体现，不搞绿色GDP，我们说科学发展完全就是自欺欺人。” 在转向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过程中，田松建议，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明中提取养分，同时可以向少数民族学习。实际上落后的文化，隐藏着的人类的生活智慧，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蒋劲松也说，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生态文明可以汲取的智慧，比如天人合一的理念，节用爱物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国有限的土地可以长期养育众多的人口，而且保持着高度繁荣发达的文化水准，这与近代工业文明在短短几百年中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针对这种生态失衡、发展失衡的情况，周立说，我们需要从对进步的迷信中逃脱出来，树立独立的思想，并且我们每个人可以进行自我救赎，这需要我们要有敬畏大自然的意识，需要自律，并且每个人参与到问题中来，伸出手做力所能及的事。 的确，做好自己，做好点滴小事，就是为解救我国的生态环境作出了一点贡献，某种意义就是另一种爱国的形式。 现在，声音的力度是有了，就等着你来听了；文字是有了深度了，就等着你读到了；书也有了，就等着你了……为拯救美丽家园，从此刻开始阅读这两本书吧！ 《科学时报》 (2011-07-14 B1 读书周刊) 发E-mail给： | 打印 | 评论 | 论坛 | 博客 | 小字号 中字号 大字号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服务条款 | 联系方式 | 电子地图 | 手机版 | RSS | 科学时报社 京ICP备07017567 Copyright @ 2007-2010 科学时报社 All Rights Reserved var __cc_uid="kexue"; _uacct = "UA-2597340-1"; urchin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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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山河破的忧思——《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读后

热度 7 jiangjinsong 2011-5-31 00:36

国在山河破的忧思 蒋劲松 蔣科學按： 此文目前只是草稿，貼出歡迎批評，隨時修改，請勿轉帖，歡迎鏈接。 蒋高明老师是中国科学院有影响的研究员，这不仅表现在他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上，更体现在他对公共问题的介入上，他是中国科学家中少有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这本书，原先题为《国在山河破》，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汇集了蒋高明老师对中国环境问题多方面的观察与思考。书中不仅揭示了中国触目惊心的环境现状，并且对环境恶化的深层原因进行了不懈的追问，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 环境问题，是工业文明的普遍特征，在中国大陆却又有其特殊的表现。事实上，由于中国大陆在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处于低端位置，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技术低下、管理落后，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很难避免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低成本优势。结果，中国大陆虽然没有充分享用全球化的成果，却要比上游承担更多的全球化代价。 中国大陆在环境问题上，先天不足，人口众多，人均拥有的资源量较少，而且分布不均衡；后天不足，大跃进时乱砍森林，计划经济时代围湖造田，工业布局错误，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等等。更不用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同样也有法制建设不健全，环保意识低下等等问题，环境保护常常受到有意无意的漠视。这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 正因如此，与那些处于全球化链条上游，能充分享受利益，且有能力将环境压力有效转移的国家相比，中国不再墨守工业化道路的传统模式，寻找一条能确保生态环境的发展新道路，就更具有紧迫性。 许多人说，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环境状况，可以与富足的经济生活共存，说明我们的环境问题不是工业文明的内在问题，而是因为工业文明不够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法制建设滞后，环保意识低下所致，一句话，是现代化程度不够高的缘故。只要我们努力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改善不足的环节，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上，我们的环境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 但是，依我看来，这样的努力，充其量只能使中国大陆在全球化体系中向上游移动位置，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却不可能改进整个体系的总体效果。因此，不能以此来否定对整个工业文明根本困境的反思。处于全球化链条上游的发达国家的相对优越的处境，永远不能作为整个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因为它总是以那些落后国家的糟糕境况作为代价的。就好像传销骗局中，上线的发财神话，从来都是以众多下线的巨大付出作为前提的。所以，永远不能相信随着传销链条的扩展，下线也能够像上线一样富足。而以中国大陆如此巨大的体量，到那儿找足够多的下线？很难设想它会超越到其他经济体，移到全球化的上游位置。 环境问题并非无解，只是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仅仅在技术进步上着眼，不愿意改变我们自身，不愿意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不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就毫无希望。只有彻底告别现代的生活方式，抛弃人与自然分离、对立的世界观， 超越无限发展和进步的观念，改变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我们才能超越现代性陷阱，才能彻底解决工业文明根深蒂固的顽疾——环境问题。 而要实现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前现代的传统观念以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的宗教，其实就是非常值得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大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环境迫害如此严重。那就是因为，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始终被一种极端的反传统激进思潮所笼罩。现代化进程缺乏相拮抗的力量来予以平衡，这样的现代化自然就会不断陷入盲动、癫狂的境界，各种形式的大跃进不断重演。 不破不立，只有砸烂旧传统，才能建立新传统的文化拆迁，忽视了传统文化内在的变革力量，忽视了文化生态的平衡，忽视了传统的智慧，往往会以科学的名义陷入流行一时的短见和偏见。中国大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其实是社会总体危机在环境上的反映，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片面提倡现代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猖獗所导致的文化危机的环境恶果。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 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在西方触发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环境保护运动，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工业文明内部产生了一种质疑、批判的力量，也鼓励了适用技术、生态友好的科学研究。蒋高明老师所领导主持的内蒙草原的康复实验，在家乡山东的弘毅生态农场就是这种新文明转向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宝贵尝试。然而，这种科学技术的具体努力，如果没有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转向的支撑是难以持续的。 所以，中国大陆深重的环境危机，反过来也是我们重新反思前现代的文化传统价值的良机，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全球化、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重新回味古人的生活理想和文化价值，重新拥抱中国古人的智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这层意义上讲，威胁我们生存的环境危机，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起航的出发点？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重大问题。 我们直面这一问题了吗？我们会给出正确的回答吗？ 蒋高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海南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定价： 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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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时刻的呼喊——蒋高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序

热度 3 tian2009 2011-5-18 13:19

（此文为蒋高明著作《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之序言，发表于《绿叶》2011年第四期，第126-131页。两个版本略有不同。《绿叶》版中，蒋高明著作的书名写为《中国生态危机》，为初定名。这里是作者重新审校的版本，文中黑体为《绿叶》编辑所加。文中注释的页码为蒋高明书中页码。另外，本序言写作时间为2011年，非2010年。是作者失误，特向海南社致歉。） 即使对中国的生态问题早有了解，蒋高明的这部著作仍然让我感到震撼。中国的生态问题不论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过分。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 最后时刻的呼喊 ——蒋高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序 田 松 一 这几天，北京的天空就像扣了一个灰盖子，连太阳的位置都看不见。《环球时报》转述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2011年2月21日的独立检测显示，当天北京的空气污染超过了可检测的最差水平。 据2月22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国土部公开承认，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受重金属污染。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因为接纳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在衡阳到长沙段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这些“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 这样的消息常常出现，似乎在为本书提供新的案例。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年年攀高；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已经威胁到我们最基本的生存。 很多人常说，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会有很多人饿死；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会缺医少药，早早死掉。我们曾经真诚地相信，科学及其技术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事情却诡异地走向了反面，曾经每日可见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现在成了奢侈品，乃至于入口的粮食都出了问题，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什么叫进步？这样的生活进步了吗？ 什么叫发展？这就是发展吗？ 粮食有毒，河水有毒，连空气都有毒，人类的生存还能持续多久？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进步，这样的GDP全球第二，有什么意义呢？ 二 每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常被告知，这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是发展中的代价，是可以治理的。我们也常幻想，在这个局部之外，更大的整体是好的。然而，读过本书，把一个个局部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就会发现，这个整体已经百孔千疮了！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已经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态问题。问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 国在山河破！ 即使对蒋高明的观点早有耳闻，即使对中国的生态问题早有目睹，这部著作仍然让我震撼。中国的生态问题不论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过分。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除在西南（西藏东南部）、东北及天山山脉等地还保存有少数的原始森林外，其它地区的森林几乎全部退化了。中国已经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度。”（第131页） 由于“围海造田”和过度砍伐，中国天然红树林面积己由50年代初的约5万公顷下降到目前的1.5万公顷，70%的红树林丧失。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处于濒危状态，许多生物失去栖息场所和繁殖地，海岸带也失去了重要的生态防护屏障。（第161页） 中国的氮肥利用效率只有30%，就是说，有70%渗入土壤或被雨水带走，进入河流、汇入海洋。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1997年仅农业部记录在案的重度土地污染事故就有1057起。（第58页） 在这部著作里，蒋高明对中国的生态危机做了鸟瞰般的描述：森林退化，河流污染，湿地萎缩，气候异常，沙尘暴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饮用水短缺，食品毒化，化肥、农药过量应用，土地板结、土壤流失，垃圾包围城市、弥漫农村……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直接后果是民生艰难。一度作为田园象征和归宿的农村，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癌症成为农民的高发病：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 ：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 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 ：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陕西商洛市贺嘴头村 ：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1991年周边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 …… 这样的癌症村已经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这个名单在书中整整列了四页！（第21-25页） 我们当年追求的未来是这样的吗？ 我们当年向往的未来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生态危机，是中国接受了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文明在整体上出了问题。 三 在工业文明的整体框架下，科学共同体逐渐蜕变成利益共同体。 在制度上，科学共同体有责任生产出能使资本增值的知识。科学家也从工业革命之前探索自然奥秘、追求形而上知识的哲人，变成了追逐现实利益的匠人。那些依然拥有哲学气质的科学家，很快就被边缘化了。 然而，这些匠人科学家在面对公众的时候，还常常展示其前辈的哲人形象，打着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的幌子，谋求自己的功名利禄。这些年，我们目睹了科学家形象的衰落，几年前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陈进教授造假获取巨额科研经费案，刚刚披露的西安交通大学李连生教授作假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案，都是明证。 更可怕的是，某些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与大公司和某些政府部门强强联合，结成了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在转基因农作物悄悄推广、中国西南大规模水电“开发”等一系列事件中，都能看到这三方面力量的合力推动。科学家获得名誉、地位和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府部门获得财政收入，而直接受到伤害的，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公众，和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生态环境。 现代化是一个食物链，上游地区优先享用下游的资源，并且把污染转移到下游去。科学及其技术是这个链条的马达和润滑剂。在中国内部，总体而言，东部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城市是上游，农村是下游。在全球范围，中国处于中下游。中国以自身的环境和生态代价，为欧美国家提供着廉价的商品，接受着它们的垃圾；同时又因为碳排放全球第一，受到全世界的指责；这使得中国的GDP第二格外荒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中国的某些科学群体所结盟的伙伴，还有国际资本。 当今社会，科学主义依然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人们普遍地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科学家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然而，这个群体并未承担起与其荣誉和地位相称的责任——对于大自然、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的责任。实际上，由于科学家群体人文素质的缺失，很多人并不具备承担这个责任的能力，甚至从未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科学家的蒋高明挺身而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四 蒋高明是一位生态学家。我想，生态学家能够超越数理科学狭隘的机械视野，看到生命和情感。 人们常常忘记一些基本的事实，人是动物，是灵长类人科人属的哺乳类动物。在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可以脱离其它生物而存在，各个物种之间相互依托，共生共荣。只有人类，仿佛游离于大自然的生态链之外，对其它所有物种都无敬畏之心。人类以科学技术为武器，不断侵害其它物种的生存空间。数理科学的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支配了我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大自然被我们看成钟表一样的机械装置，可以拆卸，可以复制，可以替换。所谓“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仿佛人类有能力、有权利对自然进行改造，并且能使人类生活得更好。人以为自己在走向进步，走向发展，其实是走向绝路。当其它物种逐一被人类灭绝之后，人类还能存在多久？ 物理学家能够看到宇宙和原子，却看不到草木鸟兽、地水风土与其间的关联。生态学则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彼此依赖的生命共同体。 对于自然以及基于自然的生活，蒋高明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我常听他说类似这样的话：“土地不喜欢农药和化肥。”在这种表述中，土地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主体，是活着的生命。这是一种与机械论完全不同的环境伦理。对于大自然所遭受的残害，我相信他能感到真切的疼痛。这种疼痛感从他的言谈举止、字里行间，不经意地就能表现出来。这种感同身受的疼痛，使他不能旁观，不能沉默。 蒋高明是一个质朴的人，对于社会正义有着由内而外的追求，浑身上下洋溢着我们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内蒙，他以其生态学实践表明，只要人类不干扰，大自然就能最有效、最经济地恢复草场生态，“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这使很多同行颇有非议。科学家的新奇发明比不上自然本身，科学家也就无法设计课题、获取经费了。 在山东，他创办弘毅生态农场，以其生态学实践证明，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农业或中国传统农业的综合效益要高于工业化农业。这意味着，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农业得不偿失。而他的实践一旦推广，会使大部分农药厂、化肥厂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还需要强调的是，蒋高明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不断在国内外杂志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成果被国外同行写入教科书，以至于有国外学生慕名而来，做他的博士生。作为中科院的研究员，他本来也可以随波逐流，轻松地获得名利。但是他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那个利益共同体的对立面。 作为科学家，蒋高明并不是科学主义者，他能够欣赏非科学的文化。他说，要感谢少数民族（第150页），感谢他们依靠传统文化，保留了一部分原始生态。传统民族敬畏自然，在神灵的指引下，与自然和谐相处。 我一直相信，在神灵话语与生态学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转换关系。 所以我想，生态学家更容易接受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文化相对性：不同的文化只有差异，没有高低。蒋高明的思考已经从生态学延伸到社会、文化，以及文明本身。 蒋高明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分析当下生态危机的根源，抨击那个利益共同体的无知、无耻、无度，批判“带血的GDP”。他在承担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对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这也包括本书的写作。 蒋高明是一位有担当、有情感的科学家。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发自内心，而不是出于利弊得失的精心考量。 五 这是一部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痛心疾首、呕心沥血之作。 这是一位生态学家代表大自然向人类的控诉。 这部著作视野宏大，全方位地揭示了当下中国的生态危机，分析了危机背后的社会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解决方案。 工业文明如一架风烛残年的列车，虽然跑得飞快，却早已破烂不堪，修不胜修，很快就要散架了。 蒋高明的著作，在工业文明的丧钟上又重重地敲了一击。 振聋发聩。 如果这样的声音还不能把我们惊醒，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万劫不复。 我们还来得及吗？ 2011年2月10日 北京-长春 Z62次 2011年2月15日 2011年2月23日 2011年2月27日 北京 向阳小院 蒋高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海南出版社，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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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的痼疾——垃圾问题的热力学阐释及其推论

tian2009 2010-12-12 13:07

本文发表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年第六期， pp45-55. 发表时版本略有差误，这里做了校正。 1 ，第 50 页（此版本第 7 页）中引文使用了正文普通字体，未能变成楷体，也未打引号； 2 ，发表版中注释 非本文所有，疑为误植。发表文本的英文摘要为编辑部所加，特此致谢。此文本所附英文摘要在发表版本的基础之上做了适当的校正。 此文发表于人地关系研究专栏。作为本期栏目主持人，我还约请了另外一篇关于垃圾问题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毛达之《海洋垃圾污染及其治理的历史演变》。主持人的话附在本文后面。 【这里是前两章，欲读全文及其中图片，请下载PDF文档。 工业文明的痼疾垃圾问题的热力学阐释及其推论 】 工业文明的痼疾垃圾问题的热力学阐释及其推论 田 松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 【内容提要】垃圾问题以往被认为是枝节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本文从热力学出发对垃圾问题进行分析。一个人，一个社区，一个城市，都可以看作是类似热机的物理系统。这种有序的具有某种功能的物理系统持续运 行的前提是，从外界输入低熵状态的能量和物质，并向外界输出高熵状态的能量和物质。后者就是这个物理系统的垃圾。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垃圾是系统必然的产 物。因而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下，在地球有限的约束下，技术进步不能解决垃圾问题，反而会使垃圾问题更加严重。垃圾问题将会超过能源问题，成为未来人类社 会最严重的问题。人类解决垃圾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走出工业文明，寻找一个新的文明模式生态文明。 【关键词】垃圾，热力学第二定律，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 语中，垃圾问题一向被视为是枝节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如果某个地方出现了垃圾问题，人们首先会觉得是管理者失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乐观的说法，叫做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即相信垃圾问题是工业社会的副产品，可以随着技术的进步得到解决，乃至于变废为宝。 2009 年 可以算作中国的垃圾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垃圾问题全面爆发，垃圾围城、垃圾处理场超负荷运转、垃圾填埋场提前退役、垃圾填埋场的空气和地下水污染、垃圾 焚烧场选址纠纷等各种与垃圾相关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单是围绕垃圾焚烧厂，就有北京六里屯和阿苏卫、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番禺和李坑的群众 性事件 。如果把与液态垃圾和气态垃圾相关的事件考虑进来，则事态更加严重。 本文将从以热力学为基础，讨论人类社会与垃圾的关系；讨论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下，垃圾问题的必然性。 一，垃圾的界定 中文垃圾一词最迟到 宋代已经成为日常话语，其含义和用法与今无二。《新华字典》垃圾词条的释义为：废弃无用或肮脏破烂之物。其中，废弃是关键。废弃不等于无用， 无用也不一定被废弃。废弃这个词里，隐含着人的主观色彩。废弃的就是不想要的。垃圾这个词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具体指向任何东西，但是任何 东西都可能成为垃圾。一个土豆，放在菜板上，不是垃圾；扔到厨房的垃圾桶里，马上就变成了垃圾；一个无用的手机，一直在抽屉里放着，不是垃圾；扔到客厅的 垃圾桶里，马上就变成了垃圾。因此，可以对垃圾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定义： 所谓垃圾，就是被扔到垃圾桶的东西，被排除到系统之外的东西 。 当然，废弃与无 用又存在关联。就我们将要讨论的物理系统而言，被废弃的，是不能或者难以被这个系统所利用的。废弃，是指被我们界定的系统所废弃。在自然界中，一种 系统废弃的物质（如粪便），可能会被另一个系统所需要。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垃圾是被人类社会所废弃的东西。 二，热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是第一个直接从对技术的研究中产生的自然科学分支。它最初的研究对象是蒸汽机（热机）。蒸汽机是工业革命的首要动力，但蒸汽机的效率非常之低，只有百分之几。提高蒸汽机的效率是当时工程师所关注的重要课题。 1824 年，法国工程师卡诺（ Sadi Carnot, 1796 ― 1832 年）以热质说为基础，通过对热机效率的研究，给出了后来热力学的几乎全部基本定律。 热力学虽然从研究热机出 发，结论却是普适性的。无论什么样的物质系统，都要遵从热力学的基本规律。爱因斯坦对热力学钦佩有加，他说：一个理论，如果它的前提越简单，而且能说明 的各种类型的问题越多，适用的范围越广，那么它给人的印象就越深刻。因此，经典热力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经典热力学是具有普遍内容的唯一的物理理论，我 深信，在其基本概念适用的范围内是绝不会被推翻的。 热力学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定律，第一个定律是人所熟知的能量守恒定律，这个定律虽然不是完全从热力学中产生出来的，但被归到热力学名下。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 论（ 1905 年）诞生之后，由于著名的质能转换关系 E=mc 2 ，这个定律在理论上与另一个古老 的化学定律物质不灭定律就合并成了一个，可以叫做物质与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这个定律说，物质和能量既不能凭空创生，也不能凭空消失，只能从一种形态转化成另一种形态，并在转化的过程中，保持总量不变。这个定律无需过多阐释。 相对而言，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大容易理解。 为了研究热机的效率问题，卡诺设想了一种理想的热机（后人称其为卡诺机），它以理想气体为工作物质，在两个热源之间，通过卡诺循环，对外做功。 图 1 ，热机示意图 图 2 卡诺循环示意图 图一左， T 1 代表高温热源， T 2 代表低温热源。热机在两个热源之间工作；图一右是热机的示意图。图 2 是卡诺循环的示意图。卡诺循环大致如下： 1 ，等温膨胀：热机先接触高温热源 T 1 ，吸收热量 Q 1 ，工作气体达到温度 T 1 ，等温膨胀，推动活塞对外做功 W 1 ； 2 ，绝热膨胀：热机离开高温热源，在绝热状态下膨胀，对外做功 W 2 ，热机工作物质的温度降到 T 2 . 3 ，等温压缩：热机接触低温热源 T 2 ，向低温热源释放热量 Q 2 ，外界对活塞做功 W 3 。 4 ，绝热压缩：热机离开低温热源，在绝热状态下，外界对活塞做功 W 4 ，压缩工作气体，使之升温至 T 1 ，活塞回到原来位置。 在这个循环中，热机对外界所做净功为 W=W 1 +W 2 -W 3 -W 4 。由于能量守恒，热机对外所做的功等于它从高温热源获取的热量 Q 1 ，减去它传递给低温热源的热量 Q 2 ，即 W=Q 1 -Q 2 。热机的效率 =W/Q 1 =1-Q 2 /Q 1 。 卡诺证明，卡诺热机的效率 =1-Q 2 /Q 1 =1-T 2 /T 1 ， 只与两个热源的温度有关，与热机工作物质的属性没有关系。因而提高热机效率的关键在于提高 T 1 ，或者减少 T 2 。 卡诺循环是一种理想的状 态，如果卡诺循环的每一个步骤都无限缓慢、无限均匀，卡诺循环是可逆的。卡诺证明，可逆热机效率是最高的，并且所有可逆热机的效率都相同。而现实中的任何 热机都不可能是可逆的。因而，现实中的任何热机的效率都低于卡诺热机。可逆与不可逆，是引伸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关键。 卡诺去世后，克劳修斯 （ Rudolph Clausius, 1822-1888 ） 和开尔文 （ Lord Kelvin 1824-1907 ） 分别对卡诺总结出来的规律进行研究和阐发，给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两种表述方式。 克劳修斯表述（ 1850 年 ）： 不可能把热量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他变化 。 热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这个过程是可以自发进行的，比如热水和冷水隔着容器相遇，热量传导，最后成为温水。但是这个过程不可逆。一个盆里的温水，自发地一半变成冷水，一半变成热水，是不可能的。 开尔文表述（ 1851 年 ）： 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转变为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 。以热机为例， 只有高温热源 T 1 没有低温热源 T 2 是不可能的。 热能够转化为功，但是不可能完全转化为功。就是说，热机的效率不可能达到 100% 。 如果热机在没有低温热源的情况下也能工作的话，就是一个永动机。让一个这样的热机，从任何一个单一热源，比如海水中吸热，哪怕使海水的温度降低一点点，所 释放的热量完全转化为功，对于人类来说，也是无穷的能量。然后，由于有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些能量在使用之后，还是要转化为热能，就可以重新使海水升温。这 样，人类就有了取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装置虽然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但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故称为第二类永动机。反过来，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可以表述为： 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 第一定律说的是物质和能量的守恒和转化，第二定律说的是，物质和能量的转化是有方向的。但是，哪些过程可以自发进行，哪些过程不能？ 克劳修斯指出，在热力学系统中，还有一个隐藏很深的状态量，他命名为熵 （ entropy ）。 熵来自希腊语，意为转变。所谓状态量，是指描述系统状态的量，比如体积、温度、内能，都是状态量。系统的熵值也是标志系统状态的一个量。这个量，就与 系统的转变有关。它规定着系统自发过程的方向。一个孤立系统（与外界既无物质交换又无能量交换）能够自发地从低熵状态转变到高熵状态，而不能自发地从 低熵状态转变到高熵状态。就好比说，一个物体可以自动地从高处落到低处，而不能自动地从低处升到高处。采用熵这个概念，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有了一个简单的表 述： 一个孤立系统的熵的变化大于或等于零 。如果系统的初始状态没有达到热平衡，则系统会自发地达到热平衡，这是一个熵增的过程。到达热平衡之后，系统的熵不再变化，此后熵增为零。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被称为熵增加原理。 熵与功有密切的 关系。一个系统处于低熵的状态，就有更强的对外做功的能力。系统对外做功，熵增加，就失去了对外做功的能力。就如一个物体在高处具有势能，具有对外做功的 能力；当它从高处落到低处，对外做功，也就失去了对外做功的能力。所以里夫金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有更加通俗的解释：能量总是从能用的，变成不能用的。 熵增加原理是针对孤立系的，对于非孤立系，稍作变通，也可以使用。比如把系统放大，把系统相关联的部分包括进来，成为一个更大的系统；或者对系统做一个明确的边界，考虑进出边界的能量流和熵流。 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对现 实物理世界的很多现象给予解释。比如，从冰箱里取出一块冰，放在手上，冰化成水，水又化成气，从手掌中消失，与此同时，室内的温度略有降低，湿度略有增 高。这个过程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一个熵增的过程。但是相反的过程伸出手掌，掌心慢慢变湿，凝结出一颗水珠，水珠越来越大，最后变成 一个冰块，与此同时，室内的温度略有增高，湿度略有降低虽然不违背热力学第一定律，但是违背第二定律，所以这个过程不会发生。 在宏观上，试图脱离卡诺循环，脱离公式，准确地理解熵的概念，是不容易的。 1877 年，玻尔兹曼（ Ludwig Boltzmann ， 1844-1906 ）为熵找到了微观的解释，把熵定义为系统某一个宏观态的微观可到达态的对数 。 通俗一点儿，可以把熵理解为系统混乱程度的量度。熵值越高，系统越混乱。一个由气体构成的系统，其宏观状态是一个个分子的微观状态所决定的。不同的宏观状 态，对应的微观状态的数目是不一样的。某一宏观态所对应的微观状态的数目越多，该宏观态的熵越大。微观状态数目越多，系统就有更高的几率呈现出其所对应的 宏观态，因而系统会自动地从微观状态数目少的宏观态，变化到微观状态数目多的宏观态，使得系统的熵增加。比如说， 在 桌子上放一千个全同不可分辨的硬币，起初，可以让所有的硬币国徽朝上，这时硬币系统的熵最低。随机地持续地拨弄硬币，有些硬币会被翻过来，也可能再被翻过 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国徽朝上和朝下的硬币数目会大体相同。上下各一半的宏观状态，所对应的微观状态的数目最多，系统熵最大。继 续随机搅动硬币，再经过同样长的时间之后，可以预期，系统会一直处于这个上下各一半的状态，熵达到极大，不再增加。但是，不可能预期会有某个时刻，所有的 硬币回到初始状态，整整齐齐地亮出国徽。虽然理论上存在这种几率，但是几率小到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硬币数量越多，越不可能。 熵这个概念虽然最初是针对 能量 的，但是采用玻尔兹曼的微观解释之后，也很容易从 物质 的角度加以考虑。简而言之，物质在聚集的状态下，熵低；离散的状态下，熵高。比方说，人从矿石中提取硅，使硅由离散的状态变成聚集的状态，这是一个熵减的 过程，为此，人要对矿石做功，付出能量，如果把整个矿山和加工厂作为一个大系统，则大系统熵增；然后，把硅切割开来，放到一个个电子零件中去，硅由聚集态 重新变成离散态，熵增。再比如，把一堆红豆和一堆黄豆作为一个系统，当红豆和黄豆分别堆放时，熵低；把它们混在一起，熵增加。 回过头来考虑热机这个系统，它有如下特征： 1 ，封闭系统：热机与外界有明确的边界，与外界没有物质交换，但是有能量交换，从高温热源吸收，向低温热源放热； 2 ，周期系统：热机一涨一缩是一个循环，每经过一个循环，系统回到原来的状态。 3 ，有序系统：热机承担某种功能，对外做功。 显然，热机这个系统的运 行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从系统之外（高温热源）吸收低熵状态的热量，二是向系统之外（低温热源）排放高熵状态的热量。二者缺一不可。对于热机这个有 序的周期系统而言，从高温热源获得的热量，是维持系统运转的能量；而排向低温热源的热量，则是热机自身所不需要的，必须排除系统之外的它是热机的废 热，是热机的垃圾。 【这里是前两章，欲读全文及其中图片，请下载PDF文档。 工业文明的痼疾垃圾问题的热力学阐释及其推论 】 田松（ 1965- ），哲学博士，理学（科学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人类学、科学传播等。 参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候选人毛达的归纳，特此致谢。 关于这个定义，我将在另外一篇关于垃圾的现象学分析中，另加讨论。 转引自： C. Kittel, 热物理学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81. 扉页 关于这个部分，在任何一个热力学教科书上都有详细的论述。本文采用了一部科普著作的说法。参见：陈宜生，刘书声，谈谈熵，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 pp34-36 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社会观，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 C. Kittel, 热物理学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81. 【这里是前两章，欲读全文及其中图片，请下载PDF文档。 工业文明的痼疾垃圾问题的热力学阐释及其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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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科学人文论坛：刘华杰主讲：阿米什人(the Amish)的生存智慧

tian2009 2010-11-29 04:50

京师科学人文论坛 生态文明建设与传统文化系列讲座第四讲 阿米什人(the Amish)的生存智慧 主讲人：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持人： 田 松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时间：2010年11月30日 星期二 18：30─20：30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主楼B809 主办： 北京市哲学会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环境史研究中心 本系列讲座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支持 联系电话：58801058 内容提要 在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国土上竟然生活着二十多万阿米什人（the Amish）。他们过着简 朴的农村生活，不读大学，不用交流电，规避高科技。他们真的愚昧落后吗？他们 有坚定的信仰，对于教育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努力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自 在且好在着。 刘华杰教授简介 ： 东北人，1966年生，北京大学地质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博士，现为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学和博物学史。 主要著作： 《浑沌学纵横谈》（苗东升、刘华杰著）、《浑沌之旅：科学与文化》、《浑沌语义 与哲学》、《分形艺术》、《以科学的名义》、《一点二阶立场：扫描科学》、《中 国类科学：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等。 主要译作： 《湍鉴：浑沌与整体性科学导引》（与潘涛合译，商务印书馆）、《怎样当一名科学 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事实、虚构和预测》（商务印书馆）、《玫瑰之吻：花的博物学》（北京大 学出版社）等。 本系列其它讲座： 第一讲:梅雪琴，北师大历史学院教授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 第二讲：卢风，清华哲学系教授 生态文明建设与四个转变 10月29日 主楼B809 19：0021：00 第三讲：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阿米什人(the Amish)的生存智慧11月30日 主楼B809 18：3020：30 第四讲：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生态农业，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以山东弘毅农场为例 第五讲：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传统的价值以纳西族署自 然观为例 ----------------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 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 主楼B806 Center for Science Humanity Studi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ebsite: www.scihum.com Email: scihum@bnu.edu.cn Tel: 86-10-588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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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网群英烩No.0021王晓明 在那些塔、釜、管线中有我的追求我的梦

readnet 2010-11-13 14:48

科网群英烩 让水滴洒向为科学网灌水勤奋笔耕的人们 科网群英烩粉墨登场 关键词： 科学网，博客，博主，工业文明，化学，化工，理想主义，王晓明，吴飞鹏，色球，色空间 让 水 滴 洒 向 为 科 学 网 灌 水 勤 奋 笔 耕 的 人 们 科 网 群英 烩 粉 墨 登 场 学者王晓明 发表于2010-6-16 9:31:47 查看评论 ：18 │ 浏览：2160 打印 推荐给朋友 您的姓名： * 必填 您的邮件： 朋友邮件： * 必填 推荐理由： 生活点滴 寒春、吴飞鹏和我：三个理想主义者 最近实在很忙，从上学到上班的transition做的不够好，碰巧这几周下班之后还有诸多事情，以至于我在博客大赛最后几天就停止更新博客了，就连科学网给我发的获奖确认通知都一直没有回复这里算是公开回复一下好了，科网的组织者们辛苦了，也感谢你们给我发奖（尽管还不知道是什么奖），但是我应该不会去颁奖晚会现场了，请你们见谅。 因为太忙，本来打算今年夏天暂停博客的，至少暂停一个月左右，但是看到寒春过世的消息，让我不由得又生了动笔的念头。正在琢磨文章怎么写，又看见吴飞鹏老师删除博客文章，这下，这篇文章非写不可了。 寒春，美国人，英文名Joan Hinton，物理学家费米的学生，随费米参加过曼哈顿工程，之后逐渐信仰共产主义，来到延安，与丈夫阳早一起，成为解放区的农业专家 。美国一直有传闻，说寒春帮助中国做了第一颗原子弹，杨振宁文革期间回国访问，还专门找人核实过这个事情，但传闻终究只是传闻，寒春和阳早，一直在养他们的牛。。。 解放后，寒春夫妇一直是农业部门的外籍专家，不被人注目 ，他们被人关注，大概还是起源于杨振宁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故事，慢慢的，有一些媒体的采访。 偶然有一次，我看见她指责改革开放政策是修正主义，不禁一怔： 真是个理想主义者啊，当年去延安时的理想主义，现在居然还在 。多年以来，寒春和阳早，以及他们的儿子阳和平，都是这么的理想主义。 你可以不赞同她的理想主义，但你不得不同意，她是一个值得敬重的理想主义者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 来中国这么多年，寒春一直还保留着美国国籍，在中国只是持有绿卡，这，是否是另外一种的理想主义呢？ 吴飞鹏老师的理想主义大概不要我多说，这么长时间来在科学网，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离开引发了诸多挽留的文章吧。在盲目追求paper的学界，有这么一位清醒的人，能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民族产业，有空为我国工业界的技术提升多做做贡献，实在是难能可贵 。尽管这种人大概不招主流的喜欢，但却让我敬重！ 把我自己，跟上述两位并列，其实很有些脸红，我无德无才，实在配不上两位，但有一点共通之处的，是 我也有点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 。在所谓的后工业化、信息时代、注意力经济的今天，我总有点莫名其妙的工业文明的情结。目前博士快要毕业，越到接近择业的时候，这种情结就越发的浓重。每次走进工业区，看见厂房，看见安全帽，看见熟悉的塔、釜、管线，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尽管理性的我知道，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选择进入工业界，特别是做生产技术相关的工作，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但是 从感情上，我始终觉得，在那些塔、釜、管线中，有我的追求，有我的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不合时宜，但理想主义者在理想面前，又能如何抉择呢？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35863 * 本文仅代表博主个人观点，与科学网无关。 本文标签： 寒春，吴飞鹏，工业文明，理想主义 相关文章： 卢风讲座:生态文明建设与四个转变 后生可畏 小海龟干掉大海龟 一群科学网大佬在异地批陈儒军 很火辣 邓丽君姐姐和吴飞鹏姐夫 瑞典启示 吳飛鵬:批判批判科学主义的老蒋2----科学的太空舱 吳飛鵬：批判批判科学主义的老蒋1----幻孕症与学术泡沫 成熟的感觉：做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读《红楼梦》偶得（重组） 如果导师注重工程，我更学术，怎么办？ 当前推荐数： 28 推荐人： lixuekuan qlms caxinra hcy98765 jiangjinsong famingkuang lgmxxl yhliu971225 nevergu Wuyishan weah0500 tangchangjie 葛肖虹 neilchau boxcar KONGX pkuzeal chrujun 马红孺 zlyang peng75463 chensuiyang tianyizhang6 wangdh gaojianguo cutefay xupeiyang cwhm 标题： 发表评论人： montec007 尽管这种人大概不招主流的喜欢，但却让我敬重！ 不能说不招科研主流的喜欢。只能说是不招主流的喜欢。 标题： 发表评论人： caxinra 王兄毕业了？找到了那里的工作啊？ 博主回复：还没毕业。 我前面不是说了经费短缺这个暑假科研暂停么？科研暂停总得找地方打点小工啊，呵呵。。。 标题： 发表评论人： boxcar 赞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 ~~~~~~~~~~~~ 理理性 想思想 主主张 义道义 博主回复：吕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呵呵。 标题： 发表评论人： boxcar 我看理想主义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36079 标题： 发表评论人： yatou 遥祝理想主义者早觅佳职！从家乡送去端午节的问候。 博主回复：多谢丫头老师！现在关键是如何定义佳职。。。 标题： 发表评论人： sweety 我敬佩，但是我很难学得来 PS：背景音乐很拉风 标题： 发表评论人： y555120 犬儒主义虽然很多，但是你们很坚强！ 博主回复：多谢！ 标题： 发表评论人： tianyizhang6 能做理想主义者是一种境界。 博主回复：我境界不够，所以可能快做不成了。 标题： 发表评论人： cwufp ip:210.72.154.* 呵呵，理想主义者比较固执，不是什么好事情。 你还年轻，该改还是改改，免得把自己的鼻子撞扁了。 博主回复：多谢吴老师提点！我正在试图改，但是也改的很郁闷。。。 标题： 发表评论人： yatou 标题： 发表评论人： 胡俊峰 标题： 发表评论人： jsnjjlj 写得很好 标题： 发表评论人： cutefay 我觉得我在某些事情上是理想主义者，在某些事情上又很随遇而安 博主回复：嗯，大家都是啊：） 标题： 发表评论人： xiaxiaoxue86 标题： 发表评论人： xiaxiaoxue86 标题： 发表评论人： xiaxiaoxue86 标题： 发表评论人： xiaxiaoxue86 标题： 发表评论人： 缘缘卡 ip:124.126.171.* 公告栏的那段话说的我想哭~我要继续任劳任怨地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公告栏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远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记录总数： 18 总页数： 2 当前页： 2 9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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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风讲座:生态文明建设与“四个转变”

jiangjinsong 2010-10-28 08:01

京师科学人文论坛 生态文明建设与传统文化系列讲座 第二讲 生 态 文明建 设 与四个 转变 主讲人： 卢 风 清 华大学 哲学系教授 主持人： 田松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时间： 2010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五 19 ： 00─21 ： 00 地点 ： 北京师范大学 主楼 B809 主办： 北京市哲学会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历 史学院 环境史研究中心 本系列讲座获得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支持 联系电话： 58801058 内容提要 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为走向生态文明必须实现四个转变：1、经济运行模式的转变，即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转变为生态经济（涵盖循环经济）；2、科技的转变，即由无限追求征服力的科技转向维护地球生态健康的调适性科技；3、制度的转变，即由受制于资本的逻辑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变为受生态学指导的政治、经济制度；4、观念的转变，即由现代性思想转变为涵盖生态主义的新思想。从我做起即改变自我，改变自我即改变自己的观念。 卢风 教授简介：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政 协 委 员 ，北京市人民政府特 约监 察 员 ，民盟中央教育委 员 会委 员 ，北京市政 协 理 论 与 实 践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 应 用 伦 理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 员 ，清 华 大学 环 境、 资 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研究 员 ，全国科学 逻辑专业 委 员 会副主任委 员 ，《 伦 理学研究》 杂 志 编 委，《科学技 术 与 辩证 法》 杂 志 编 委。 发 表 论 文 100 余篇，已出版的著作有 ： 《启蒙之后 近 现 代西方人价 值 追求的得与失》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享 乐 与生存 现 代人的生活方式与 环 境保 护 》（广 东 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人 类 的家园 现 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 应 用 伦 理学与当代生活》（中央 编译 出版社出版， 2004 年）等。 主 编 出版教材《 应 用 伦 理学 导论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是 北京市 2001 年精品教材建 设项 目 。 本系列其它讲座： 第一 讲 : 梅雪琴，北 师 大 历 史学院 教授 环 境史与 生 态 文明 10月20日 第二 讲 ： 卢风 ，清 华 哲学系教授 生 态 文明 建 设 与 四个 转变 10 月29 日 主楼B809 19：0021：00 第三 讲 ：刘 华 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阿米什人(the Amish)的生存智慧 第四 讲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 生 态农业 ，未来 农业 的 发 展方向 以山 东 弘毅 农场为 例 第五 讲 ：田松，北京 师 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传统的价值以纳西族署自然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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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启示

caoman 2010-9-30 09:27

每次欧洲行，都有新的感受，这次瑞典生物燃气考察之旅，不但增加了新见识，而且触发了诸多启示，涉及环境、教育、经济、社会等方面。 环境方面的启示：中国城市病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了。 瑞典城市环境的显著特点是空气清新、街道清静、建筑精典、绿树成荫。我国城市几十年以前基本也是这般景象，多是依山伴水，传载着中国不同地方的文化。中国30多年的城市建设结果，人均居住面积越来越大，物业管理水平和房价越来越高，空气和水越来越污浊，街道和楼房越来越拥挤吵闹，人造景观和豆腐渣建筑越来越多，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总体来看居住条件是好是坏值得商榷。强烈呼吁：城市建设应由开发转向整改，继承与发扬中国建筑文化，建一座楼房立一个百年丰碑，整改一片小区打造一个生态宜居。 在市中心办公楼院里保留如此的原生态 镶嵌在山水和森林中的城市 教学方面的启示：中国教育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 瑞典教育的特点是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对中小学生学分的管理较松，对老师的管理较严（如教师节有明确规定多少价值的礼物是受贿），崇尚科学和科学家（诺贝尔塔建立在城市中心最重要的位置，其造形与西方教堂相似，见下图）。中国教育的特点一直是应试为主，以分数论胜负，以论文论优劣，以关系论高低，学习期间好学的兴趣被扼杀逐渐沦为分数的奴隶，工作期间一旦取得一点学术成果很快就委以重任被沦为各种关系会议的奴隶，这样下去怎么建世界一流大学？何时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强烈呼吁：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是试验、是必须、是迫不及待。 我终于到了我梦想的地方，几乎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我至少还有三十年 经济方面的启示：中国发展模式到了非转不可的程度了。 瑞典的发展，已经成功从后工业文明发展到了生态文明，这一点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其主要标志是产业链完整，具体表现为新兴产业涉及各种废弃物的利用，和生态维护的各个方面（包括动物的生存环境），经济增长方式是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尚处于后工业文明阶段，表现为资源利用仍然是粗放型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几倍的现象没有根本扭转，虽然树立了科学发展观，制定了利用废弃物的法规，但环境污染依然严重，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其根源在于调整产业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强烈呼吁：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将工作重心从产业结构调整转向政治体制改革。 用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生产沼气净化后直接给汽车加气 酒店里都配备上了垃圾回收桶 用各种有机废弃物生产沼气和有机肥的工厂 城市建设模式转变是我国各市主要领导人急需做的工作，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历史使命，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投身其中，做力所能及并督促各级领导，不做历史罪人和人生憾事，我们一起行动吧！ 原文网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6a1d7f0100md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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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不可能拯救工业文明

tian2009 2010-7-21 08:15

发表于《绿叶》 2010 年 第 6 期， pp61-65 ，发表时题为：低碳不可能拯救工业文明，文中的黑体及分段为编辑所加，特此致谢。 低碳的尴尬和误区 我们需要方向性的改变 田松 一 低碳这两个字现在热起来了。 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人都在琢磨问题的根源，再开出药方。所谓低碳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由于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冰山消融，海平面上升，生物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寄生于生物圈中的人类文明也将遭受没顶之灾。究其根源，则在于导致了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的不断增加。温室气体的增加，则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我们当下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化石燃料（煤炭和石油）的大量燃烧之上的。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就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氧化碳。所以减少碳排放，就是 拯救人类的仙方妙法，也是人类可以为生物圈做出的贡献。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在少量、更少量碳排放的基础上生活，就叫做低碳。从碳的角度出发，最直接 的反应就是寻找少排放碳或者不排放碳的替代性能源，或美其名曰清洁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逐一被人寄以厚望。当然，除了开源之外，还要节流。 大家想出各种节约能源的方法，顺手一搜，就能发现低碳生活多少条之类的行为准则：比如人走灯灭，比如多坐公交少乘出租，比如不用少用塑料袋，如此等等，大 多是给勤俭节约的老传统戴上一个低碳的新帽子，隆重推出。如果说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倡导素食可算上一个。作为一个有五年素龄的素食者，我当然要表示赞成。 然而，总体来说，对于五花八门的低碳法门，我虽然不表示反对，也不觉得能够起多大的作用。甚至，我认为我们关于低碳的讨论存在方向性的偏差。其一，在观念的层面上，大多数低 碳策略，都试图保留工业文明的整体框架，只在局部进行修修补补得的调整，对于当下的生态危机，便如扬汤止沸，注定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其二，在操作性的 层面上，大多低碳条款都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即把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转化为个人行为或者道德问题，则如缘木求鱼，隔靴搔痒。 二 在我看来，用低碳这个药方来拯救工业文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业文明的整体理念，与低碳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所谓低碳经济，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如果经济是 中心词，低碳就注定是做不到的；而如果低碳是中心词，经济则是不必要的。对于人类的未来，对于文明的方向，我们当下的理念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我 们依然强调发展，强调进步，强调 GDP ，把提高经济指标当作全社会最重要的任务。一旦经济低迷，从上到下都感到恐慌，迫不及待地让经 济发展起来。出口不行，就拉动内需；没有内需，就刺激内需。刺激内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老百姓去买本来不想买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我们有强调节能 减排，强调低碳。只要我们把低碳的条文与拉动内需的举措做个对比，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拧着的。比如，按照低碳的原则，生活要简朴，能不买 私家车，就尽量不买。但是按照拉动内需的原则，恨不得劝人们每家买上八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 什么我们可以在都市的街头喝一瓶矿泉水》（《博览群书》， 2006 年第一期），我问了一个印象派画家高更提出过的问题：它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把矿泉水当作一个象征，象征着都市文明里的一切。手机、电视、空调、电脑，立交桥、隔离墩、摩天大楼，对于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追溯它们的来源，追到头儿，就会发 现，它们必然来自矿藏（包括煤炭和石油）、森林和天然水体；再追问它们用过之后，到哪儿去？则会发现它们必然变成各种形态的垃圾我把垃圾做广义的理 解，除了通常所指的固态的垃圾，还包括液态的废水，气态的废气，以及纯粹的耗散热（能量转化的终极形态是热）。从这个角度看，大家视为大敌的二氧化碳只是各种垃圾之中很少的一部分。所有的经济活动，无论是第几产业，归根结底，都会落实到实物上去，归根结底，都会把大自然中的物质和能量变成各种形态的垃圾 这是当下经济活动中所必然涉及的物质和能量转化链条。任何一种新的发明，都会加速这个链条的运转。比如手机，现在几乎人手一台，为此，我们需要开矿 山，需要使用能源，需要利用清水，而在手机废弃之后，则成为废物，变成垃圾，成为巨大的污染源。早有专家预测，十年前的手机电池，很快就成为环境的巨大威胁。每一轮全社会的手机升级，从照相、彩信到上网，从 3G 到 4G ，都会导致新一轮的开矿山，耗能源，污清水，而后成为新的垃圾。然而，所有这些科技发明和经济活动，在我们当下的文明体制中，都是被鼓励的，被赞美的。 当下人们的观念中，还有 一种巨大的误区，我称之为能源信仰。即相信，能源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物质；即相信，只要有足够的 能源，我们就可以解决一切物质性的问题 ，包括垃圾问题。也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开发新能源，才成为当下火热的经济热点。人们相信，存在一种清洁的能源，这种能源不排放碳，甚至不产生任何污染。而只要有足够这样的清洁能 源，我们当下的工业文明既可以延续并且发展，又不产生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首先，在技术上，清洁能源是不可能的。我曾专门写过文 章《清洁能源不清洁》（《新知客》， 2008 年第三期），我强调，能源的清洁与否不在于我们使用了哪一种类型的能源，而在于我们使用了多少。人 类每天应该使用的能源存在一个上限，一旦超过了这个上限，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能源，都是不清洁的，都是注定要导致环境问题与生态问题的。而在能源使用总量很低的情况下，即使是直接烧木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比如刀耕火种的民族，我们直觉地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会破坏环境，但是人类学家看到的却是：一面刀耕 火种，一面青山常绿。其次，我可以假设这种清洁的能源存在，并且真的被我们开发出来，源源不断，而问题在于，我们要用这些能源做什么？用来发展经济？如前 所述，那必然加速从自然到垃圾的经济链条的运转。无穷多的能源，会使得这个链条的转动无比迅速！所以，无穷多的清洁能源的出现，将是人类的灾难，而不 是福音。 我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不是能源问题，而是垃圾问题。以往人们认为，垃圾问题只是枝梢末节问题，是技术问题，并且终究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所以无需担心。但是在我看来，垃 圾（广义的）问题是比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粮食问题更严重的战略问题。而且，垃圾问题也不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得到解决。对此，我曾利用热力学定律加以论证 （《第三类永动机》，博览群书， 2007 年第九期）。不过，在此，我更愿意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论证。这种论证方式更直接，更容易为不懂科学的 普通人所理解。如下：我们当下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但是显然，我们的垃圾问题并不比二十年前弱，而是比二十年前严重；那么同样，二十年后 的科学技术水平也会比现在要高得多，则二十年后的垃圾问题，怎么可能会比今天轻，而不是比今天更严重呢！我不否认个别技术的进步会大大地解决某一种垃圾的 回收再利用问题，但是整体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垃圾问题更加严重。越是高端的技术，所导致的垃圾问题越严重。很多人期待纳米技术能够解决污水问题，我则相 信，这种技术即使能使污水变清，而本身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必然是得不偿失的。我把 2009 年看作是中国的垃圾年，在这一年里， 中国的垃圾问题全面爆发，从年初到年尾，垃圾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着报纸的版面。我们未来的垃圾问题，将会更加严峻！ 三 对于科学及其技术的信赖，是工业文明又一个常见的意识形态。 我们过多地依靠科学，科学家也常常许诺，他们将会发明某种新的技术，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某一个问题。然而，诡异的是，当下我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常常是他们以前发明的为了解决别的问题的 技术所导致的。因为我们当下付诸应用的科学和技术，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有着根本性的冲突。 把我们的文明建立在未来的可能的技术上，是一场豪赌。 我们生活在日益复杂的技术之上，就像杂技中摞椅子，椅子越垒越高，椅子之上的生活越来越危险，而我们 的腰上却没有保险绳，能够保证我们在椅子坍塌的时候，安全着陆。而椅子的坍塌，是早晚的事儿。 因而，在当下的工业文明框架内部，低碳的理念充满着尴尬和误区。如前所述，如果把开发清洁能源作为实行低碳的措施，必然是南辕北辙。因为整个社会结构、整个文明理念是高碳的，无论用什么能源来驱动，都不可能有低碳的结果。而如果把减少能源的使用作为减排的手段，则这种措施又是与工业文明本身强调经济发展的运行模式相违背的。所以在实践中，是难以操作的。 所以低碳的讨论焦 点，很容易就滑向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把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层面上的问题，转化为每一个个人的行为方式问题或者道德问题。各种低碳生活原则都试图教育人们，怎样怎样就可以拯救地球。然而，当整个社会体系、整个文明框架都不改变的情况下，无论有多少个个人主动实行低碳原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举例而言，假设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人走灯灭，自然可以节约一定的能源，而问题在于，我们节约出来的能源，会用到哪儿去？最近几年不断有消息说，杭州、重庆、 济南等大城市在夏天举办冰雕展览，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的角度来说，当然会受到社会体系各个方面的支持。但是，这种活动所耗费的能源我们要用多长时间才节约 出来？大都市里整夜闪亮的广告霓虹灯，当然也是符合经济原则的，又要耗费多少能源？这样追下去，就会发现，相对于整个社会结构所鼓励所支持的这些能源消耗而言，我们从个人生活节约出来的能源，不过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最关键的是，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开发能源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这被视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需！能源一旦开发出来，总是要用的！ 再如塑料袋。即使我们每一个个人都不使用塑料袋，但是，我们从布袋子里掏出来的每一件商品上，却都打着密密麻麻的塑料包装！这种情况下，相信我们一个个个人节约出来的塑料袋对于环境能有实质性的贡献，岂不是太傻太天真了。 然而，这种避开对社会整体进行批评和反思，把矛头指向个体生活的讨论，是阻力最小的，也是最容易获得道德优越感的；同时，也是最麻痹人、最有欺骗性的。在我们陷入哪些行为方式更 加低碳的讨论时，在我们为践行低碳条款而洋洋自得时，我们会忽视真正的目标。而且，我们个人的低碳生活，常常会使得整个社会的高碳生活运行得更加顺畅。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在日常生活中实行低碳原则。我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尽可能地少用塑料袋，不用一次性筷子，尽量乘公共汽车我把这些作为一种姿态，一种象征那种依靠科学从而天降的方便舒适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一个个个人的低碳生活，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实行 低碳生活，真的想要拯救地球，最重要的，是对整个文明进行全面的反思，促使整个文明结构有方向性的改变。 人类需要及时转向一种新 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否则，人类文明将会在很短时间内彻底灭亡。然而，生态文明不是工业文明的延续，不可能通过对工业文明的修修补补而轻易到来。生态文明的建立，需要我们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 我们需要一个整体的方向性的改变。 2010 年 6 月 13 日 北京 向阳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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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外文明探索中的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tian2009 2010-7-17 11:20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7 月 1 日 ， B14 版 地外文明探索中的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田 松 地外文明和外星人一向是科幻小说和电影的重要题材，今年火爆的《阿凡达》以及不大火爆但同样深刻的《第九区》，都说到了地外文明和外星人。同时，探索地外文明竟然也 可以作为现实的科学问题加以讨论。 贴身的科学外衣 顾名思义， 所谓地外文明，是地球以外的文明；所谓外星人，是地外文明中的文明主体，某种智慧生物，乃至于某种人形的智慧生物。其逻辑是：地球是太阳系的一个行星，生命与人是地球物质自然演化的结果；太阳系是银河系中的一个普通星系，在浩瀚的宇宙中，还有数不胜数的银河系；所以，在整个宇宙之中，地球和太阳都不是独一 无二的，必然存在大量与地 - 日系统具有相似物质属性、物理条件的恒星 - 行星系统。在此系统中，演化出生命、智慧生命，乃至于人形的智慧生命，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如吴国盛教授所说，人对于地外生命的想象，是随着科学的进展而不断推向远方的。在哥白尼时代，整个宇宙无非太阳系大小，地外文明只能存身于月亮和火星之上。在布鲁诺 把天球打碎、把群星撒向无际的太空之后，科幻作品中的地外文明，依然要随着天文观测的延伸而渐行渐远。倘非如此，连命名都大有问题。关于地外文明的讨论一 直有着一件极为贴身的科学外衣。 在当下的工业文明中，科学不仅是抽象的认知体系，还可以化身为具体的工具，为资本和国家政府服务。在对地外文明的探索和讨论中，同样包含着这两重属性。 资本主义的惯性 寻找地外文明，是西方资本主义开疆拓土的惯性使然。资本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总是需要新的市场和原料基地，于是有资本主义早期的大航海时代。二战之后，地球仪上已无任何空白，再想发现新大陆，就只能到外太空去打地外文明的主意了。 地理大发现是早期资本主义列强竞争的产物，科学意义上的地外文明探索也是出于人类内部的竞争。起初，太空争夺是冷战的表现形式之一。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苏联发射的，这让美国人感到巨大的压力，于是启动了阿波罗计划。 1969 年， 阿波罗登月成功，美国在太空竞争中扳回了一分，也引发了更多的地外文明想象。这并不只是一场仅为荣誉而战的抽象竞赛，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争夺竞争双 方都相信，太空之中存在着可能开发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可能导致平衡倾斜，决定胜负。所以不难理解，寻找地外文明曾经是美国的官方计划。 1971 年，美国航天局就试图用射电望远镜从太空电磁波中寻找智慧生命的信 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四次向地外文明发出信息漂流瓶，分别由太空探测器先驱者 10 号、 11 号，旅行者 1 号、 2 号送入太空。先驱者送出的是一个金属盘，上面标示着地球的位置和人类文 明的一些基本信息。旅行者送出的是一个可以保存十亿年的金属唱片和一根金刚石唱针，唱片上记录着地球上的声音、人类的语言（其中包括汉语的几种方言），以及人类的音乐（包括中国古曲《高山流水》）。这些漂流瓶的设计者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冷战结束后，两大对立阵营突然消失。美国 官方寻找地外文明的热情迅速下降，但民间依然热度不减。卡尔萨根和拍摄过《 E.T 》（意为外星人）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都热衷于此。 以全人类的名义 科学既能以 其衍生的技术服务于国家和资本，也能因其所追求的普适性，超越具体的国家立场。当然，也的确有人努力超越国家利益，从人类的视角来看待地外文明的探索。美 国 70 年代发射的漂流瓶一定程度上也在试图超越美国立场， 代表全人类向地外文明示好。由此延伸出来的话题是，太空的和平利用！不是某一个国家去寻找服务于该国的资源；而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去寻找服务于人类的资源。 对于太空的和平利用！以全人类的名义探索和开发太空资源！人类的狂妄与自大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常常是一对连体婴儿，形影相随。 很多人真诚地相信，依靠科学及其技术，人类可以走向宇宙深处，与地外文明交流，做生意，并且移民就像哥伦布遇到美洲之后所发生的那样。为全人类而开拓，寻找地外文明就被染上了浓郁的科学的英雄主义和科学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在库布里克的经典《太空奥德赛》之中，有非常生动的呈现。在太空中飞船缓慢行进的画面 上，配乐是蓝色的多瑙河 对于陌生的 人和事，人类的本能反应是防范和恐惧。所以早期的外星人故事，常常表现人类与外星的战争，比如奥逊威尔斯恶作剧般的广播剧《火星人来了》（ 1938 年）。西方社会经过一系列的权利运动之后，权利的主体从白人扩大到 黑人，从男人扩大到女人。外星人不再被视为绝对的异类，于是在很多科幻作品中，外星人被赋予了善的特征。比如斯皮尔伯格的《 E.T. 》。在一定意义上，人类所想象的地外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镜像！ 地外文明的讨论中，还隐含着更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预设：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所以在地球上，人类注定是孤独的。人类只有在外太空才能找到自己的伙伴。人类在自己与地球其它物种之间，划上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并相信自己是地球的主宰。所以才幻想着，一旦地球上资源枯竭，人类就移民太空。人类不仅在地球上可以 为所欲为，到太空还可以耀武扬威寻找地外文明的人，把自己想象成了拯救人类文明、延续人类文明的英雄！ 这种探索与开发地外文明的企图，是工业文明内在逻辑的自然延伸。 毫无益处的安慰剂 不过，《阿凡达》和《第九区》却是两个难得的异数，表达了很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在《阿凡达》中，人类作为地外文明的入侵者，被描写成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野蛮的强盗。在《第九区》中，人类被描绘成奴隶主，无知无耻无情地奴役流落地球的外星人。 这两部电影虽然名为科幻，但更像反乌托邦的寓言，它们的作者没有尽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想象、计算和设计地外文明，而意在表达对于人类社会的批判。就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发明了铁幕，但他并不关心铁幕在技术上怎样实现。铁幕只是一个隐喻。 今天关于地外文明探索的讨论只是科学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点回声。对于当下的人类文明，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梦想征服太空的同时，人类进入了有限地球时代，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工业文明已经穷途末路。但是，工业文明的惯性依然存在，很多人希望以科技无限来突破地球有限，于是，地外文明探索被赋予新的使命：即使暂时不能将人类移民太空，也要尽快将太空资源运回地球，甚至有人说，要将垃圾送到太空。 但我相信， 人类等不及来自遥远的地外文明的拯救。地外文明充其量是一种安慰剂，对于当下的人类危机，没有丝毫益处，相反，会使得我们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在本来错误的方向上走得更远，让世界变得更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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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春、吴飞鹏和我：三个理想主义者

热度 2 Synthon 2010-6-16 09:31

最近实在很忙，从上学到上班的transition做的不够好，碰巧这几周下班之后还有诸多事情，以至于我在博客大赛最后几天就停止更新博客了，就连科学网给我发的获奖确认通知都一直没有回复这里算是公开回复一下好了，科网的组织者们辛苦了，也感谢你们给我发奖（尽管还不知道是什么奖），但是我应该不会去颁奖晚会现场了，请你们见谅。 因为太忙，本来打算今年夏天暂停博客的，至少暂停一个月左右，但是看到寒春过世的消息，让我不由得又生了动笔的念头。正在琢磨文章怎么写，又看见吴飞鹏老师删除博客文章，这下，这篇文章非写不可了。 寒春，美国人，英文名Joan Hinton，物理学家费米的学生，随费米参加过曼哈顿工程，之后逐渐信仰共产主义，来到延安，与丈夫阳早一起，成为解放区的农业专家。美国一直有传闻，说寒春帮助中国做了第一颗原子弹，杨振宁文革期间回国访问，还专门找人核实过这个事情，但传闻终究只是传闻，寒春和阳早，一直在养他们的牛。。。 解放后，寒春夫妇一直是农业部门的外籍专家，不被人注目，他们被人关注，大概还是起源于杨振宁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故事，慢慢的，有一些媒体的采访。偶然有一次，我看见她指责改革开放政策是修正主义，不禁一怔：真是个理想主义者啊，当年去延安时的理想主义，现在居然还在。多年以来，寒春和阳早，以及他们的儿子阳和平，都是这么的理想主义。你可以不赞同她的理想主义，但你不得不同意，她是一个值得敬重的理想主义者。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来中国这么多年，寒春一直还保留着美国国籍，在中国只是持有绿卡，这，是否是另外一种的理想主义呢？ 吴飞鹏老师的理想主义大概不要我多说，这么长时间来在科学网，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离开引发了诸多挽留的文章吧。在盲目追求paper的学界，有这么一位清醒的人，能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民族产业，有空为我国工业界的技术提升多做做贡献，实在是难能可贵。尽管这种人大概不招主流的喜欢，但却让我敬重！ 把我自己，跟上述两位并列，其实很有些脸红，我无德无才，实在配不上两位，但有一点共通之处的，是我也有点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在所谓的后工业化、信息时代、注意力经济的今天，我总有点莫名其妙的工业文明的情结。目前博士快要毕业，越到接近择业的时候，这种情结就越发的浓重。每次走进工业区，看见厂房，看见安全帽，看见熟悉的塔、釜、管线，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尽管理性的我知道，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选择进入工业界，特别是做生产技术相关的工作，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但是从感情上，我始终觉得，在那些塔、釜、管线中，有我的追求，有我的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不合时宜，但理想主义者在理想面前，又能如何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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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摩托目光如炬

tian2009 2010-2-19 20:53

如果田松老 师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现在全世界的所有经济和能源政策都必须改写，人类必须去潘多拉星球采矿，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了。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 土摩托 《科学不是罗生门》 土摩托先生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来我的理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我们需要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如果我们不能停下工业文明的角度，转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将会很快终结。 但是，去潘多拉采矿是不可行的。而且，也是没有用的。 现在有人宣称月球上有什么特别资源，跟着就有人摩拳擦掌，首先，这种方式本身即使理论上可行，逻辑上可行，实际上也注定是得不偿失的；其次，即使没有这些问题，这个思路无非是糟蹋了地球之后，再糟蹋月球，顶多是延缓人类的灭亡；第三，即使我们可以不产生任何后果地采来月球或者外太空的资源，地球上的垃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除非，是把垃圾用火箭发射到外太空去。我在《 第三类永动机 》中已经批驳过了。 人类所能够使用的能源存在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太阳。具体观点，我在《 人类只有一个太阳 》中，早有论述。另外，如果您愿意深入了解我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垃圾理论，这篇文章也有帮助。《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都市的街头喝一瓶矿泉水 》。这些文章都收入在《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之中。 土摩托在博客里 继续来函照登 ，又有认为自己懂物理的各路人士给土摩托写信，告诉他小方的物理论述不对，右木木的也不完全对，我还是想继续问土摩托： 1，他们这些讨论，您能看懂吗？ 2，如果你能看懂，你自己就可以直接批驳我的物理，用不着拿小方来说事儿。实话说，您拉来的这个权威实在是太糟了。根本就不需要我来回应。 如果您看不懂，为什么你认为，您一开始特当回事儿的小方，比我更懂热力学第二定律？ 现在您是否依然认为，这几位来函的作者，比我更懂热力学第二定律？又或者您现在开始认为，他们与我是平等的，他们是在与我讨论，而不是在批判呢？ 您看，他们至少表现得很谦虚，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都是说探讨问题，没有认为自己就绝对正确。而为什么在《科学没有罗生门》中，会以那样揶揄的口吻谈论我的文章、讲座和理论呢？ 我想问问您，您这算不算是一种偏见？ 如果您现在开始相信照登的来函的话，那么，您现在是否认为，您的罗生门，贴得有点儿草率呢？ 真诚地建议您问问自己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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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五十米是悬崖

tian2009 2010-2-5 22:14

前方五十米是悬崖 我们需要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田松 2009年，垃圾问题在各大报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版面。垃圾围城、垃圾处理场超负荷运转、垃圾填埋场提前退役、垃圾填埋场的空气和地下水污染、垃圾焚烧场厂址纠纷，各种与垃圾相关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我无可奈何地看到，我的黑色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1990年代中期，我开始从热力学定律的角度，关注人类文明与整个地球的物质和能量转化的关联，进而开始关注垃圾问题。我曾断言：垃圾问题，将会超出能源问题，成为未来世界最主要的问题。（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23日）有人觉得我哗众取宠，耸人听闻；有人觉得我夸张其辞，根据不足；也有人觉得我偏激、悲观，不过我想，大多数人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即使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那也是在无比遥远的未来。 在我们默认的（缺省配置的）观念里，一旦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本能地要寻求科学的帮助，希望科学能够发明出某种新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垃圾问题，人们也怀有同样乐观的预期，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所谓垃圾，就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仿佛现在作为问题的垃圾，都会被某种未来的技术变废为宝。然而，这只是一个幻觉。 对于这个幻觉，我从两个角度予以说明。 一个是基于历史的，相对而言，这个方式更容易理解。毫无疑问，今天的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但是，我们的垃圾问题并没有比二十年前轻，而是更严重。同理，二十年后的技术水平也会比现在也高得多，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那时的垃圾问题会更轻，而不是更严重呢？ 实际上，现在的垃圾问题恰恰是现代技术导致的。现代垃圾和传统垃圾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在量上，我们垃圾产出是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在质上，构成传统垃圾的物质都是大自然已经有的，有可能回到自然，重新长出花花草草来，而构成现代垃圾的物质，大多是人造的，难以回到自然（科学一点儿的术语叫做不可降解）。从局部上，我不否认某些特殊的技术能够大大缓解某种特别的垃圾，但是，我同样怀疑，这种特殊的技术可能造成新的特别的垃圾，同时，科学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也必将在整体上使垃圾问题更加严重。 科学家常常声称，他们将会发明某种新的技术，来解决当下所面临的某个问题，然而，诡异的是，当下的这个问题，恰恰是他们以前发明的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所导致的。垃圾问题也是这样。 另一个回应是基于物理的，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物质和能量不能凭空创生，也不能凭空消失，只能从一种形态转化成另一种形态。也就是说，我们所喜欢的资源不能平白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只能从大自然已有的资源中转化过来我们以往关注的是这一点，现在仍然关注这一条。很多人都有一种能源崇拜症，似乎有了足够的资源，就什么都有了。然而，我们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另一点我们所讨厌的垃圾，也不能平白无故地消失。 所谓垃圾处理，并不能消灭垃圾，只能试图使垃圾这种物质，转化成别的物质形态。而最大的可能是，转化成另外一种形态的垃圾。在现实中，人们常常采用鸵鸟政策，让它尽可能地消失在人的视野之外。看不到，就假装没有。 目前我们使用的垃圾处理方式，就固态垃圾而言，无非是分类、回收、焚烧、填埋。回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垃圾总量，但是不能彻底消灭垃圾。而且，回收再利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任何再生产品的生产，都需要水、需要电，也必然产生新的垃圾。 在回收之余，还可以再焚烧一部分，把一部分固态垃圾转化成气态垃圾。然后，就只剩下一条出路：填埋。最理想的填埋方式是把垃圾塞到一个个铜墙铁壁的垃圾棺材里。但是，国土的面积是有限的，一个地方埋了一个垃圾棺材，就不能再埋第二个。所以，我们当下舒适便利的现代化生活，是以不断被填满的国土面积为代价的。即使这些垃圾棺材不会泄露，不会爆炸，整个地球也有被填满的那一天。 地球有限，不但能源和资源有限，容纳垃圾的能力也有限。 在有限的地球上生活，无限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目前这种生活的持续也是不可能的。 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自身的问题。只要我们延续工业文明的道路，垃圾问题就必然存在，并且会越来越严重。 刚刚看电视，正在播放一个新款手机的广告，一男一女声嘶力竭地表彰这款手机的各种好处，像电脑，像音响，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总之是诱惑你，刺激你，再买一台手机。消费，生产，生产，消费，这是现代人的生活，也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然而，对于我们的一切工业产品，一旦我们追问一个高更式的问题：它们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就会发现，这个经济链条，也是一个物质和能量的转化链条。一切工业产品归根结底都必然来自：矿藏、森林和天然水体，而它们的去处，则必然是垃圾（固态垃圾、液态垃圾废水、气态垃圾废气，以及一切能量的最终归宿耗散热）。所谓经济发展，就是加速这个链条的转动。工业文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把矿藏、森林和天然水体变成垃圾，文明越发达，机器的效率越高，转化垃圾的速度越快。 在工业文明体制下，国家鼓励这样的经济行为，也呼吁国民加入这个转化链条中去，此所谓拉动内需。经济发展成了社会的最主要目标，一旦经济衰退、萎靡，甚至只是增长率不够高，整个社会就人心惶惶，如丧考妣，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忙不迭地就要刺激经济，提高增长率，却没有想到，经济列车重新加速，冲向的却是悬崖。 我们能够停下来吗？我们愿意停下来吗？ 在我看来，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就坡下驴，放弃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取向。但是，我们却采取了相反的策略，把几千个亿填到了工业文明的锅炉里。 现在，垃圾问题的全面爆发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实现文明走向的战略性转变。 当然，急刹车是不可能的，也是容易翻车的。 但是，我们需要刹车了。 每当我散布这些悲观的言论时，总会有人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然而，你不能因为我们不能给出解决的方案，或者解决的方案不可行，而否定我的问题。我只是一个学者，我只是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坏消息，前方是悬崖。但是往哪儿走，怎么走，需要大家共同去思考。 在我看来，整个社会结构都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首先需要在意识形态层面有所改变，放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宏观政策，放弃以GDP为主要乃至唯一指标的考核方案，采用包括生态环境和个人幸福程度在内的综合指数。具体到垃圾问题，要从国家制度层面把垃圾问题提高到战略问题的高度、提高到与能源问题相提并论的高度予以重视。简单地考虑，假如填埋垃圾的总量减少一倍，就相当于国土面积大了一倍。其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在高新科技领域，要把诸如废旧电池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等与垃圾问题相关的技术开发提高到比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的开发更重要的程度；在当下的国家投入的每一个高科技领域，比如转基因、纳米、干细胞等领域，都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到垃圾处理技术之中。对于每一项即将投入市场的新技术，要求在投放之前，提供解决该产品退役之后的垃圾问题的技术和方案（比如，新上市的手机，厂家必须提供该手机将来退役之后的电池处理以及其它零部件处理的方案）；或者课以专门的垃圾处理税，专门投入到垃圾处理技术的研发领域。在当下现有技术的情况下，制定城市规划法案，全面推广并实施垃圾分类，提高回收比例，提高焚烧的清洁度，减缓垃圾填埋的总量。 在人类未来的生活中，垃圾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要伴随我们。一方面，过去埋下的垃圾并未解决掉，不能因为它们暂时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就对它们掉以轻心，它们依然是人类生活的巨大隐患，早晚需要我们回过头来面对。而当它们迫使我们面对它们时，我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能够停下来，为了延续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每日每时还要产生数量巨大的垃圾，更何况，我们暂时还停不下来，还有虎视眈眈的新技术所将要产生的垃圾需要我们面对。 是焚烧还是填埋，垃圾场是建在近郊还是建在远郊，还只是个开头，一个预演，一个警示。我们还会遇到一波又一波、规模更大问题更严重的垃圾危机。 2010年1月14日 北京 向阳小院 （发表于《理财一周》之《上海杂志》2010年1月18日，C03版，发表时去掉了副标题。另外，关于垃圾焚烧，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只是把固态垃圾转化成气态垃圾。至于清洁焚烧，我想是不可能的。不过，从现实的层面讲，由于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垃圾总量，且能发电，而受害者并不一定在本地，阻力也小，所以更容易且必然为地方政府所采用。文章写得匆忙，字数已经超了，未能对此充分论述。特此说明，我不是主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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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6日公众环保课堂讲座:“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

tian2009 2010-1-12 23:45

2010年1月16日公众环保课堂讲座: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 ●讲座主题：垃圾工业文明难以消弭的最终产物 ●主讲人：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毛达 ●活动时间：1月16日周六，下午2点5点 ●活动地点：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会议室 ●联络人：刘慧莉 1521 065 6612 ●内容介绍： 如果喝过的矿泉水瓶在每个人的家里堆积如山，我们还会这么轻易地喝一瓶矿泉水吗？北师大哲学系老师田松向每一个现代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能够站在街头，喝一瓶矿泉水。 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这其中的垃圾，包含了固体、液体、气体多种形态。在2008年垃圾问题尚未如此占领主流媒体时，田松就发出了这一颇具前瞻性的感叹。不幸的是，他的预感实现地如此之快。人们激辩于垃圾分类、填埋，还是焚烧的2009年，不正是垃圾围城企图自固态转为气态的大规模变身吗？ 本次讲座，田松将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以矿泉水为案例，说明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当下生存方式的产物。 讲座中，他还将以泸沽湖垃圾为例，论述在全球化的现代化工业文明中，下游必然成为上游的垃圾站和能源的供应地。 先读为快，田松老师的文章： 就让垃圾之花开在泸沽湖畔？ http://shc2000.sjtu.edu.cn/0410/jiurangl.htm 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 http://shc2000.sjtu.edu.cn/0406/weilaid.htm 清洁能源不清洁： http://shc2000.sjtu.edu.cn/0804/qingjieneng.htm 我们的文明，建立在垃圾之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da37d010003fq.htm ●公交建议：北京朝阳区北辰西路69号A座（路边两层灰色小楼内），可坐地铁10号线至北土城下，D2出口，乘坐82路、81路到北辰西桥南下（路对面即是），或乘坐113路到民族园西路下，向北100米。 这个网页上有地图：【 http://www.leshuixing.org/2010/01/january-16-public-environmental-classroom-lecture-the-future-of-the-world-is-rubbish-to-do.html 】 这儿也有海报【 http://www.greengo.cn/news.php?id=4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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