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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 2009-5-2 12:18

顾炎武 1613 - 1682 中国江苏昆山按顾炎武平生履历，其诗文创作活动大体可分三个时期：崇祯时期、顺治时期、康熙时期。崇祯时期是顾氏诗文创作生涯的预备阶段和初创时期。这期间，他在应付科举考试而为贴括之学的同时，也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不过其传世者极少，至今所存者仅有文字已残缺不全的《题叶圣野襄画卷》一首（ 1642 ）和只能大致推定为甲申以前作品的《和若士兄孔昭元奉诸子游黄歇山大风雨之作》一首，而现存于《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1983 ）的散文中，可以断定为明末所作的仅有《亭林佚文辑补》中的《与归庄手札》 8 篇。从他在这期间致归庄的一则手札中可以了知其原委情由之大概：弟诗不足观，以比兄作，则瓴甋之于宝鼎矣。何足翣！敬完赵。吾辈不能多读书，未宜轻作诗文，如盆盎中水，何裨于沧海之大，祗供人覆瓿而已。予将守口如瓶，不作雷鸣之瓦釜矣。由此推想，顾炎武在这时期刻意创作的诗文原本就不会太多，何况其后来又曾对潘耒说：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平生所作，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故纵使其早年诗文作品并不算少，至潘耒编刻顾诗文集时，他出于尊重先生遗愿，也会有意将这些旧作弃之于集外。入清以后，顾炎武的诗文作品渐次增多，据王蘧常先生所编《顾亭林诗谱》统计，顾炎武一生赋诗凡 332 篇 428 首；而现存于《顾亭林诗文集》的散文则有 316 篇，此外尚有佚文《致归元恭札》（ 1667 ） 1 篇，其中可以断定为清顺治年间作品的有二十余篇包括议论文 6 篇乙酉四论（ 1645 ）、《庙号议》（ 1646 ）、《庙讳御名议》（ 1646 ），记 4 篇《杨氏祠堂记》（ 1654 ）、《都督吴公死事略》（ 1656 ）、《齐四王冢记》（ 1657 ）、《拽梯郎君祠记》（ 1659 ），序 7 篇《方月斯诗草序》（ 1656 ）、《礼仪郑注句读序》（ 1657 ）、《吴才老韵补正序》（ 1657 ）、《劳山图志序》（ 1657 ）、《营平二州事序》（ 1659 ）、《顾与治诗序》（ 1660 ）、《吕氏千字文序》（ 1661 ），墓志、行状 4 篇《吴同初行状》（ 1646 ）、《先妣王硕人行状》（ 1646 ）、《歙王君墓志铭》（ 1646 ）、《汝州知州钱君行状》（ 1657 ）；可以断定为康熙年间所作者，有议论文 4 篇《北岳辨》（ 1662 ）、《郡县论》（ 1664 ？）、《钱粮论》（ 1663 1677 之间）、《生员论》（约 1668 1677 之间），序 10 篇《肇域志序》（约 1662 ）、《吴才老韵补正序》（ 1657 ）、《西安府儒学碑目序》（ 1663 ）、《朱子斗诗序》（ 1663 ）、《程正夫诗序》（ 1666 ）、《音学五书序》（ 1667 ）、《钞书自序》（ 1668 ）、《初刻日知录自序》（ 1676 ）、《广宋遗民录序》（ 1679 ）、《音学五书后序》（ 1680 ），跋 2 篇《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书籍启后》（ 1662 ）、《书太虚山人象象谭后》（ 1679 ），记 4 篇《五台山记》（ 1663 ）、《裴村记》（ 1663 ）、《复庵记》（ 1663 ）、《圣慈天庆宫记》（ 1666 ），墓志、行状 5 篇《书吴潘二子事》（ 1663 ）、《文林郎王君墓志铭》（ 1672 ）、《从叔父行状》（ 1673 ）、《常熟陈君墓志铭》（ 1675 ）、《寇公墓志铭》（ 1679 ），杂文 6 篇《谒櫕宫文一》（ 1662 ）、《谒櫕宫文二》（ 1663 ）、《谒櫕宫文三》（ 1669 ）、《谒櫕宫文四》（ 1677 ）、《广师》（ 1678 ）、《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 1681 ）；此外，绝大多数为不同时期的信札，可以精确系年者约 70 余篇，其中较重要的有《与潘次耕》（ 1666 ；载《亭林文集》卷六）、《与友人论学书》（ 1667 ；《文集》卷三）、《与黄太冲书》（ 1676 ；《亭林佚文辑补》）、《与施愚山书》（ 1679 ；《文集》卷三、《蒋山佣残稿》卷二）、《与次耕书》二则（ 1679 ；《文集》卷四、《残稿》卷三）、《与史馆诸君书》（ 1679 ；《文集》卷三、《残稿》卷一）、《与三侄书》（ 1679 ；《文集》卷四、《残稿》卷三）、《答徐甥公肃书》（ 1680 ；《文集》卷六）、《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1681 ；《文集》卷三）等。另外，尚有未传世之作如《诸忠义传》（至晚写成于 1655 年）、《莘野集序》（ 1681 ）若干篇。顾炎武的诗文还在吴炎在世时（案：吴以康熙二年罹湖州史狱难），即享誉文坛。如前所述，据吴炎称，顾炎武与归庄的古文均曾得到大文豪钱谦益的许可。又据归庄说，对于顾炎武的诗古文，即灌老诸公，皆击节称赏；四方之士见其诗古文者，往往咨嗟爱慕。不过，后世的文人学者似更青睐顾炎武的诗。例如，清杨际昌曾评论说：经史学问，词林如竹垞考核称首，遗民中黄太冲（引者案：即黄宗羲）、顾亭林（炎武）相望江浙间顾文逊黄，黄诗逊顾。杨氏特别欣赏顾炎武的诗，是因其认为顾诗具有清雅有法的品格。他对顾诗艺术特长的这一高度概括，其实是基于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顾炎武学友。 1629 － 1709 ）对顾诗的一段评论：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抒山长老所云清景当中，天地秋色，庶几似之。朱氏这段经典评论，常为后世顾诗评论家所引述。近人对顾诗的品评，其大致亦不外乎此。如陈友琴（笔名珏人、静岩，男，安徽南陵人， 1902 － 1996 ）先生认为，顾诗的艺术特色在于：概括性强，无废话，无冗字；含蓄、凝重；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陈先生也指出顾诗的缺点，是过于着重声韵对偶，用典较多，体裁变化较少，且过于爱写律诗，而尤以长律为多。不过，陈先生视其为缺点者，却未必就是其缺点。例如，其用典较多，就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其诗词必古雅的一种表现。再如，其律诗特多，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正是其诗有法的一种表征。而由于其律诗特多，其体裁自然也就显得变化较少了。以上所论，是为顾诗艺术形式上的总体特色。然而，人们之所以欣赏顾炎武的诗，却并非都是从其艺术形式着眼，也有从思想性方面去欣赏它的。例如，冯鲁川（清代古文桐城派著名学者，山西进士，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先生就是从思想性方面来鉴赏顾诗的。他指出：牧斋、梅村之沈厚，渔洋、竹坨之博雅，宋元以来亦所谓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诗人之诗也。若继体风骚，扶持名教，当时不容己之言作后世不可少之作，当以顾亭林先生为第一。冯氏之见，实有其高明于朱（彝尊）、杨（际昌）之辈者；他所见及的顾诗所具有的扶持名教的作用（其意显指贯穿于顾诗中的爱国精神于世人大有教益），恰恰是为明清之际其他诸大家的诗所稍欠甚或根本缺乏的。应当说，冯氏这个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也是切于实情的。顾炎武的诗，确有如冯氏所说的那种社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有其历史局限性，于今而论，其积极意义显然是要大打折扣了。要而言之，顾炎武的诗作成就，本质地体现在其寓名教之心于古雅之辞，历史性地达到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至于其文章，顾炎武曾自称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应该说，这倒并非是他的过谦之辞，而乃是基于其知己知彼的如实之论，诚如朱东润（江苏泰兴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 1896 － 1988 ）先生所评，顾氏之文具有善用典实，熨帖切当，不事藻饰，纯朴感人之特点，故较诸喜好在字句声律上做功夫的朱氏（彝尊）之文，便显得不如后者那样尔雅了。顾氏文章的纯朴和他的文学思想有着内在联系。其著书立言乃以救民以言自命，因而以文须有益于天下严格自律，故其为文也不贵多，而特重创新；其行文则只求辞主乎达，以此之故，遂不经意文字藻饰，而是重在切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追求其文章有益于天下上做功夫。这也正如其做诗，以其奉行的是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即恪守诗以义为主，音从之的原则，故并不专注于诗之韵律以求其所以为诗，而是在保证不失其所以为诗的前提下，务求不失其所以为我。顾氏之文的纯朴与其诗之古雅，从本质上说，其实都是表明其在艺术形式上达到了如他本人在评论魏晋以上的古人之诗所说的那种变化自然的境界。其诗文艺术何以能入此高妙之境呢？其友人王宏撰（字山史）在评论其著述成就时，曾称道顾炎武留心经术，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窥测，下笔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顾炎武的另一位学友程先贞（字正夫）亦曾称述曰：东吴顾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于书无所不读，习熟国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贯会通，折衷而守之，卓乎为经济之学者也其著述之富，汗牛充栋，要皆崇正黜邪，一轨于圣贤之微旨。抽关启钥，尽见其全。其辩详以核，其论典以要；其思平实以远，其义纯粹以精。本于经而不泥于昔，闻原于史而不拘于成说。多前贤所未明，一旦自我发之者。自汉、唐以来，诸儒林立，观其意思，略于郑康成、王文中辈相仿佛，皆能深造理窟，力追大雅，以斯文为己任者也。以视今之作者，不啻奏黄钟大吕于秋虫响答之前，其巨细不侔矣。要之，顾炎武所以能在诗文创作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博学多识的缘故。事实上，早在明末时，顾炎武就曾对归庄说过：吾辈不能多读书，未宜轻作诗文，如盆盎中水，何裨于沧海之大，祗供人覆瓿而已。及至老年，他又对弟子潘耒道：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足见，主张为诗作文必须以博学多识作为基础，是顾炎武平生一以贯之的诗文创作之道。正是由于其自觉地坚持和贯彻了这一创作之道，他才能在文学艺术上达到变化自然的高妙境界。其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一方面以其好古而多闻之实学功夫为基础，同时又是其好古而多闻之实学功夫的体现。《亭林文集》卷五《吴同初行状》。此诗为潘耒所编刻之《亭林诗集》所原缺者，是由清人吴映奎最早以《亭林先生佚诗》收录于其《顾亭林先生年谱》中的，但他并未对此诗的写作时间详加考订。直到王冀民先生作《顾亭林诗笺释》，才对其诗写作时间有所推断，谓：先生集中不收甲申以前诗，味此诗状物抒感，略无忧虞激愤之情，当系在学宫为秀才时往来应酬之作。（《顾亭林诗笺释》， p.1030 ）《亭林佚文辑补与归玄恭手札》。《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详言之，《亭林文集》 144 篇，《亭林余集》 16 篇，《蒋山佣残稿》 98 篇，《亭林佚文辑补》 57 篇，《熹庙凉阴记事》 1 篇。这 316 篇中书信部分有些在内容上有重复之处，此类情况一般出现在既载《文集》又载《残稿》者中；其中有些书信极短，仅一二行字，但即便一行十数字我们也把它当作一篇来看待。详见拙作《顾炎武年谱》 55.4 条。《归庄集》卷五《与叶嵋初》。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同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十一。详见陈友琴：《略论顾炎武的诗》，《光明日报》 1964 年 6 月 14 日。转引自沈嘉荣：《顾炎武论考》， p.323 。《亭林文集》卷六《广师》。案：据朱彝尊自述，顾炎武还曾盛称仆古文辞，谓出朝宗、于一（引者案：即侯方域、王猷定）之上（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一《与顾宁人书》）。参见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p.10 、 65 。《日知录》卷十九《直言》：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亭林文集》卷六《答友人论学书》：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无益者不谈。《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曰明道也，记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十九《文不贵多》：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摹仿之病》：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日知录》卷二十一《古人用韵无过十字》。《日知录》卷二十一《诗有无韵之句》。参见：《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日知录》卷二十一《古人用韵无过十字》。王宏撰：《山志》。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载沈岱瞻《顾亭林先生同志赠言》。《亭林佚文辑补与归庄手札》。《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案：从文中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的话，可知其文当为傅山五六十岁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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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与玄恭的文学交往——顾亭林诗文研究（三）

可真 2009-5-1 11:30

顾炎武 1613 - 1682 中国江苏昆山在复社诸同仁中，跟顾炎武交往关系最密切的是其同乡同学、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 1506 1571 ）的曾孙归庄（ 1613 1673 ）。（按：归有光，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明代散文家，是唐宋八大家与清代桐城派之间的桥梁，被称为唐宋派。）在其亲密无间的接触与交往过程中，他们各自所本的家学传统也都或多或少对对方产生了一些影响。归庄，字玄恭，昌世子。少通五经，工诸体书。性豪放，善饮，酒酣落笔，辄数千言不能止生平最善顾炎武，以博雅独行相推许，而俱不谐于俗。里中有归奇顾怪之目。诗歌、古文、墨竹无不工，自谓狂草近代无敌，以酒至者，长笺短幅，挥洒不倦，独不喜应贵介。顾、归二人性情颇为相似，且志同道合，自崇祯六年（ 1633 ）订交，他们成为终身挚友。归庄尝自称其二人同乡同学又同心，不须文字见深交。又曾说：每念同里同学，同心同乡，惟兄一人；二十余年，渊路赠处，管鲍相恤，亦惟兄一人。关于他俩早年在文学上的交往情况，顾炎武曾自述道：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厉。自余所见及，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自崇祯之中年，先王考寿七十余无恙。而叔父（引者案：即炎武从叔父顾兰服）既免丧，天下嗷嗷方用兵，而江东晏然无事。以是余与叔父洎同县归生（引者案：指归庄），入则读书作文，出则登山临水，闲以觞咏，弥日竟夕。这一时期顾炎武致归庄的信札，有不少就是反映他们当时这种生活情况的：例一：数日前有诗一章致兄，并借《易演义》，当已达览矣。文藁二首呈正，乃近日之作，恐亦无当于大方之目耳。例二：别兄归至西斋，饮酒一壶，读《离骚》一首，《九歌》六首，《九辩》四首，士衡《拟古》十二首，子美《同谷》七首，《洗兵马》一首。壶中竭，又饮一壶。夜已二更，一醉遂不能起，日高三四丈犹睡也。月之二日将往千墩，面兄之期当在初七八。届期更以酒三爵榼一架奉访于西郊（引者案：归庄系昆山积善乡李巷人。积善乡在县城西北。）与兄考五经谱四声可哉？例三：缉、合、叶、洽不知可通叶否？兄试为考之。《九歌》：操吴弋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辑、洽为韵。《九辨》：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显庸兮，诚未遇其匹合。合、洽为韵。子美《八哀》诗叶、洽为韵。《左司郡中对雨》诗缉、叶为韵。据弟所见如此。此三例说明，顾、归平时常就诗文相互切磋、讨论；也说明，顾炎武通过对古代诗文的赏析，已然对古音韵发生浓厚兴趣，开始探究音韵问题了。顾炎武同归庄的交往关系如此密切，其诗文创作理念及文风诗格势必互受其影响。以归庄来说，其曾祖归有光的文学就对他影响甚深。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常熟人。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 1582--1664 ）曾说：玄恭早夜呼愤，思继述乃祖太仆公之文章，以余为知太仆也，时时就问于余。归庄本人曾自称诗赋师家公。其友人吴炎（？ 1663 ）尝评论其古文道：夫世、穆、神三庙间，海内古文家为最盛，而玉峰归太仆先生其最也。太仆之为文，粹于理，豪于气，不斤斤剽拾秦汉以来绪余，而独出其性灵才识，以推广尘氛而磅礴上下海内之传述其说而颇俎豆太仆者无异词。然而旁搜极览，卒未有继太仆其人者。何则？其理驳，其气靡也太仆之曾孙玄恭，乃今复以文特名宜乎玄恭之文之继太仆而起也且玄恭之文，固所谓粹于理而豪于气者。要之，无论在主观意志上还是在客观效果上，归庄都是试图继承并且在某些方面确实继承了归有光的文学传统，譬如粹于理而豪于气的风格。顾炎武在文学上既然常跟归庄相互切磋，自然不能不受到归氏家学的某些影响。据顾炎武的挚友吴炎（字赤溟，又字如晦，号赤民，吴江人）说：余尝以后进旅谒虞山（引者案：虞山指钱谦益），颇赏余与潘子力田之为今乐府若序，因屈指东南古文家曰：老夫耄矣，所见如归子玄恭、顾子石户、王子玠石者，乃今又得二子！虞山之于文，三百年间少所许可，何况当世，而推太仆，后举玄恭玄恭、石户皆与予称肺腑交，独恨不识玠石耳。然东南古文家不啻数十百，而虞山所举三家，玉峰居其二焉。我们从钱谦益对当时东南古文家的品评可以体会到，至少在钱氏看来，顾炎武与归庄的古文是属于同一路数，都是从归有光这一脉传承下来的。事实上，不只是钱谦益持有这种看法，顾炎武的学友王宏撰（字修文，亦字无异，号山史，陕西华阴县人，清代关中著名学者， 1622 － 1702 ）也曾称顾炎武下笔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这个观点实质上和钱氏是相同的在明代文坛上归有光是以唐宋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著称的一位散文大家。由此看来，归有光的文学确乎对顾炎武产生了实际影响。反之，顾炎武的家学对归庄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归庄在诗文创作方面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诗仿香山（引者案：指唐白居易）、剑南（引者案：指宋陆游），而豪逸过之。其效法唐宋的诗学品格固然是受诸多因素（特别是其乃祖的文学）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但是顾氏家学的影响无疑也应该是其中因素之一，这种影响正如归氏家学对顾炎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归、顾二人亲密无间的交往活动而达成的。直至康熙初年，虽然其天各一方，他们也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尽管不甚频繁），并就诗文创作继续进行相互探讨、切磋，如康熙六年，顾炎武致庄书中就讲到：两次惠诗文，并已盥手细读。每得佳句，为之徘徊击节，而犹嫌其稍入宋调，不若《孝子传》之真古文、真大家也。顾炎武在明末的诗文作品罕有流传至今者，现只能依据其挚友归庄的同期作品来推测其此阶段诗文创作的大致情况。归庄生前曾自订其从明崇祯七年到清顺治二年（ 1634--1645 ）十二年间所写的文章，其自序曰：此三百余篇者，自甲成语戍至乙酉十二年中之作，体制不一，亦不尽工，于是去其十之五，仅存一百六十篇，分为《回澜》、《破浪》、《安流》、《到海》四集。《回澜》者，丁丑以前，取法先辈，力挽颓风之作也；《破浪》者，戊寅以后，一变其格，大抵议论激昂，气势磅礴，纵横驰骤，不拘绳墨之作也；《安流》者，辛壬之间，意取逢时，酌今古之中，中程式者也；《到海》者，古文之气，传注之理，先民之法，兼得之，而举子之业，蔑有加焉者也虽然，余方悔之矣！天之爱我如此，顾乃敝精神、竭心力于区区之间，真属无谓。假令以十余年之精神心力用之于求道，安知不超入于圣贤之域，何至年过四十而尚无闻乎！可以相信，这一时期顾炎武在诗文创作的志趣和风格上应该是近似于归庄而不会相去太远的，至少在精神心力未尝用之于求道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体制不一，亦不尽工大概也适用于顾炎武；其他方面则未可知也。干隆：《昆新志》，《归庄集》附录二引。《归庄集》卷一《宁人柬来赋此却寄》。《归庄集》卷五《与顾宁人书》。《亭林诗集》卷五《哭归高士》。《亭林文集》卷五《吴同初行状》。《亭林余集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亭林佚文辑补与归庄手札》。同上。同上。钱谦益：《归玄恭恒轩集序》，《归庄集》附录四引。《归庄集》卷五《与某侍郎》。吴炎：《归玄恭古文序》，《归庄集》附录四引。同上。王宏撰：《山志》。王德森：《昆山明贤画像传赞》，《归庄集》附录二引。《致归元恭札》，引自拙著《顾炎武年谱》 55.4 条。案：从这里可见，顾炎武的诗文作品虽然在别人看来具有唐宋大家风范，但他本人（至少在康熙以后）却并不认为宋代诗文是值得效法的。又：顾炎武自述：当先帝颁《孝经》、《小学》厘正文字之日（引者案：时值明崇祯八年），臣乃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据此推想，顾炎武在青年时代还是喜好宋代诗文的。《归庄集》卷三《自订时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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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家学传统——顾亭林诗文研究（一）

可真 2009-4-30 22:56

博主按：学人亭邀我加盟，我不能无所表示，只是入学人亭者大多会吟诗，而我却不会做诗，则何以表示呢？想来想去，还是把自己研究顾炎武的成果中涉及顾氏诗文者拿出一部分，以连载形式予以发表，以贡献给学人亭，至于是否合适，也不去管它了。顾炎武 1613 - 1682 中国江苏昆山顾炎武 55 岁时曾对自己以往的为学经历作过一番总结性的回顾，他说：自少为贴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由此可见，其全部学术活动是起步于诗文的学习与创作。而且，不仅在时序上是这样，在逻辑上诗文的习作亦是其学术活动的基础，他下面的论述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乎？毫无疑问，顾炎武学为诗古文方面的学术活动，是其为学的基本功。顾炎武对诗文的兴趣首先是来自于其家学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文学思想与诗文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定势和定向的作用。据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说，顾炎武本生祖左春坊左赞善讳绍芳、嗣祖太学讳绍芾、兄孝廉讳缃，并以诗文为海内所宗。顾炎武《钞书自序》亦说 : 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着书以传于世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顾绍芳（字实甫）著有《宝庵集》，并论其诗曰：实甫工于五律，不露新颖，矜炼以出之，颇有近于孟襄阳、高苏门者。《喜陆彦先至》云：常忆秋风里，离尊共黯然。所期宁此地，相见忽经年。白眼时人过，青山旅梦牵。悬知有新语，羞属蒯缑篇。另据清《淞南志》载，顾炎武的嗣祖绍芾亦工诗善书，且有《庭闻纪述》、《梦庵诗草》行于世；顾炎武《钞书自序》则称其嗣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炎武本生父同应亦工诗文，并著有《药房》、《秋啸》等集。其同胞兄缃更是天才俊逸，世传其《两京赋》埒平子（引者案：指张衡），《时务策》比长沙（引者案：指贾谊）。显然，顾炎武的家学传统是以工诗文而宗汉唐为主要特点的。顾炎武青少年时代独喜为古文辞以及后来古文辞纵横《左》、《史》，诗独爱盛唐，都与其深蒙家学之熏陶与影响有着内在的关联。《亭林文集》卷二《钞书自序》。其二十年的贴括之学显然不能算是一种学术活动，它理所应当被排除在顾炎武的学术活动之外。《日知录》卷十九《修辞》。载沈岱瞻《顾亭林先生同志赠言》。《亭林文集》卷二《钞书自序》。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五《顾绍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参见钱邦彦：《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万历四十一年条。《亭林文集》卷二《钞书自序》。参见：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万历四十一年条引《苏州府志》。钱邦彦《顾亭林先生年谱》崇祯六年条引《昆新合志》。顾炎武自述，见《亭林文集》卷五《吴同初行状》。李因笃对顾炎武诗文的评语，见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三《钮明府玉樵诗集序》。曾为顾炎武《诗本音》作序的曹学佺在其序言中称吴门顾宁人，家传《诗》学（见顾炎武《音学五书》曹叙），这说明顾炎武在诗文方面确实是深受了其家学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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