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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的坐标系
热度 9 tian2009 2019-6-27 12:54
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 16 卷，第二期（ 2019 ）： pp23-39 专题：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再出发 科学史的坐标系 田松 摘 要 本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史学科发展迅速，学术地理版图变化剧烈。很多高校建设科学史系，是为建制化的科学史。建制化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事科学史研究，主要一支是原自然辩证法建制的队伍，后来分化为科技哲学和 STS 等。由于自然辨证法的历史渊源，中国的科技哲学（加 STS ）是一个大学科，人数众多。而科学史则是一个小学科。但是在美国，科技哲学是一个小学科，科学史则是一个大学科。美国高校建制化的科学史系也不多，相当一部分科学史学者身在历史系。而国内历史系则少有学者从事科学史。并且，国内科学史界与历史学界交流不多。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内科学史也呈现多样化趋势。科学史需要走出去，关心历史学，尤其是关心全球史和环境史。科学史与环境史的结合，有望开出一种新的科学史或文明史。 关键词 科学史的建制化、自然辩证法、世界史、环境史、 STS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2017 年 6 月 30 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正式挂牌，创系系主任吴国盛教授自豪地说，这是中国第一个纯粹的“科学史系”。因为中国高校此前有的十几个都是“科学史与某某系”。江晓原教授 1999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创建的，就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当然，中国最早的科学史专业研究机构，是 1957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1975 年升格而成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15 年，该所 28 位研究人员移驾中国科学院大学，与国科大原来的队伍重组，建立了国科大科学技术史系。这些年，不断有高校组建科学史研究机构，比如原北京科技大学李晓岑教授受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组建科学史系。中国科学史学术版图的板块运动还在进行中。 虽然各家机构共享着科学史的名称，大家所理解的科学史是不一样的，所做的工作也各有不同。单就研究对象而言，中科院科学史所的传统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科学史；刚创建不久的清华科学史系，按照吴国盛教授的构想，只以西方科学史为研究对象；再如南京农业大学，长期有一支农史研究队伍；刚刚组建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史，则在其科技考古的优势之上关注气象史。 2018 年下半年，有两个科学史领域的大型会议。首先是 2018 年 9 月 19 日 —22 日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举办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庆祝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国内科学史领域学者百余人到场。然后是 10 月 26 日 —29 日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2018 年度学术年会，与会学者达五百人。各路人马济济一堂，貌似中国已经有了一支庞大的科学史队伍。不过，考虑一下与会者所在的机构，又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与会者除了来自各科学史机构之外，还有相当于一部分来自哲学系（没错，是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比如我所在的机构就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以及某些冠名为“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 ）”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名存实亡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名亦不存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而中国的科技哲学和 STS ，都能追溯到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自然辩证法。 1980 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学界开始与（西方）世界接轨，发现“什么都能装的自然辩证法大筐”在欧美找不到对应专业。范岱年先生主持的学界旗帜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开始打出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旗号，与西方学界有了对接的可能。于是自然辩证法从业人员或转向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栖身哲学系；或自立门户，成立 STS 。名字虽然改了，很多人依然保留着自然辩证法的惯性，既从事科学技术哲学，也同时做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拉卡托斯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蹩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短视的。从事科学哲学的学者常常很重视科学史，甚至科学思想史原本是科学哲学下面的研究方向。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科学史会议上，极少有历史系的学者参加。与此类似，虽然在学术建制上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但是每年的科学社会学年会上，与会者大多来自哲学系和 STS 机构，很少来自社会学系。 中科院科学史所成立之初以整理中国遗产为宗旨，早期所里从事各学科的前辈都来自相关自然科学领域，比如我的导师陈久金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董光璧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可以说，在科学史所里，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史。其优势在于，能够进入相关学科内部，尤其是早期科学史以内史 - 学科史为主，没有受过足够的科学训练，无法入手。在中国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下，就把文科生排除到科学史之外。科学史这门学科也具有了某种特殊性，虽然学科名称中有一个“史”字，科学史的前辈并不认为科学史是历史，而认为科学史是科学。这也导致了另外两件事儿。其一，科学史所原本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代管， 1977 年 7 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科学史所顺理成章地被归入社科院，但是所里的老先生坚决反对，不到半年，科学史所就在 1978 年 1 月 1 日回到了中科院。其二， 1997 年学科调整时， 1990 年曾经设定的两个一级学科自然科学史（理学）和技术科学史（工学）险遭取消，或纳入哲学门类，在当时的各机构科学史学者一致抗议、申诉、公关之下，合并为“科学技术史”，归入理学，而不是人文学科 。 1997 年，在为幸存的科学技术撰写简介时，当时的前辈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科学技术史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属于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范畴。它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探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和规律，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让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下面这段话：“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本身存在着历史结构与逻辑结构辩证统一的互补关系，它与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考古学等关系密切。” 虽然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但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科中，偏偏没有历史学。 从历史上看也的确如此，一方面，从事科学史的绝大部分学者来自相应的理工科专业，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另一方面，从事历史学的学者，也不大碰科学史。与科学史关系最为密切，交往最多的，还是自然辩证法。 曾经作为理工科研究生必修课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大学科；相比之下，科学史则是一个小学科。当然，这个版图在发生变化。随着自然辩证法的必修课地位被严重弱化，原从事自然辩证法的一部分人员并入正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和 STS 都有收缩的趋势。与此同时，虽然某些单位的科学史遭到挤压，总的来说，科学史学科是在扩张之中。当然，惯性还在，就目前而言，从规模上看，自然辩证法仍然是大学科，科学史是小学科。 反观大洋彼岸的另外一端，情况恰好相反。美国的科学史是一个大学科，科学哲学和 STS 则是小学科。美国科学史学会每年一次年会，每次程序册都是厚厚一本。而美国的科学哲学则要小的多，并不是每个大学的哲学系都有科学哲学，即使有，也只有寥寥数人从事着相对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美国科学哲学学会每两年开一次年会，有趣的是，这个年会是与科学史年会联合举办的。就是说，每两年，就会有一次科学史 + 科学哲学年会，程序册都印在一起，正好可以提供比较。我曾赶上过一次，从在会议手册看，科学哲学部分大概只有科学史部分的五分之一。 从程序册上还可以看出，美国科学史的研究领域扩展得非常之宽、非常之泛，几乎所有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科学史的名义下进行，包括 STS ，这使得美国的科学史很像是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成了一个大筐。如果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依然存在建制的话，它最好的对接对象，不应该是科学哲学，而应该是科学史。我虽然人在哲学系，但是三次去美国访问，从未去过哲学系，两次科学史，一次 STS 。 虽然，美国的科学史是一个大学科，但与中国类似，独立的科学史机构并不算多。只有少数几个大学像哈佛大学那样，有独立的科学史系，与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等人文学科并列。而在更多大学，科学史学者在历史系。 所以，在美国盛大的科学史年会中，与会学者少数来自专门的科学史研究机构，更多学者来自历史系、人类学系、或者社会学系，罕有学者来自哲学系。所以在美国，科学史天然是历史的一部分。 扩张中的中国科学史已经走出国门，与欧美的科学史有着越来越多的交往，也开始有在欧美获得科学史学位的青年学者回国。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科学史与历史学的交流极为有限。就我有限的了解，刘华杰教授曾有一位作博物学史的博士，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硕士，来自历史系；吴国盛教授有一位作化学史的博士，去社科院世界史所做了博士后，并留所，走向历史学。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科学史学者，无论出身于专业科学史机构，还是来自哲学系和 STS 机构，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史学训练；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不愿、不敢、不能碰科学史，这不能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有一本书的更名可以作为一个象征。 2003 年，詹姆斯·麦克莱伦第三（ James McClellan III ）和哈罗德 ·多 恩（ Harold Dorn ）的著作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题为《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中文书名虽然精准地符合英文原文，但似乎不符合中文习惯，有一点儿别扭。 2007 年，此书再版，更名为《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就通顺多了，但世界二字，又有点儿多余。这个新书名呼应了国内科学史的扩展，也打破丹皮尔、梅森对科学通史的长期垄断，深受欢迎。不过，对于书的名字，我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几年以后才忽然明白，麦克莱伦第三写的根本不是“科学史”，而是“世界史”。 “世界史”是一种新的历史写法，它不是各个国别史的集合，而是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对象加以叙述。正如通史，也不是各个学科史的集合。 1963 年，威廉 · 麦克尼尔 （ William McNeill ） 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被普遍认为是 “ 新世界史 ” （全球史）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麦克尼尔从全球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的做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可。 这种世界史 1970 年代从美国兴起，到了 1980 年代，就成为大学学科。 大多数欧美学者认为， “ 世界史 ”“ 新世界史 ”“ 全球史 ” 三个概念并无多大差异（而且它们经常被混用），都意味着一门区别于已有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新学科，主要标识是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广阔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 。 20 世纪 90 年 代末 ，当这一史学观念传到我国时，一方面因为我国已有自己的 “ 世界史 ” 概念和学科，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其新史学的特征，我国史学界一般称之为 “ 全球史 ” 。 中国的历史学曾经有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其中的世界历史，其实是不包括中国的外国国别史。到了 2011 年，这两个二级学科都升格为一级学科：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一部分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接受了欧美的世界史概念，主动从不包括中国的世界历史转向了包括中国的世界史。 在世界史的范式中，有一个分支，叫做环境史或者生态史。以往的历史中，不大关注环境，或者把环境作为背景。但是环境史中，环境则成为主角，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行动者。在环境史的代表著作中，有一部《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作者约翰·麦克尼尔（ John McNeill ）正是威廉·麦克尼尔的儿子，这也正好符合世界史与环境史之间的血缘关系。 从《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到《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中文书名的变更，既反应了国内科学史领域对历史学的陌生，也意味着国内历史学领域对科学史的疏离。据说此书的策划、出身于 STS 的潘涛博士，清楚科学史和世界史的差别，仍然从商业推广的角度，更改了书名。实际上，两位作者在序中明确表达了“从一种全球视角来审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想法” 。 无论来自什么机构，至少可以说，中国的科学史已经有了一支相对庞大的研究队伍。在学科归属上，新一代学者应该没有几位依然坚持科学史是科学。如果确认了科学史的人文属性，或者，具体而言，认为科学史是历史，那么，继续与历史学保持距离，就比较奇怪了。至少，科学史学者应该关心一般的历史学领域，有哪些方法上、范式上的重大变革。 在强调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科学史学者与西方科学史学界已经有了密切频繁的交往，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发生了交往。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科学史也有必要有意识地了解史学界的重大变革。 换一种角度看，《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变成《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并未引起多少注意，这恰恰表明，在世界史和科学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交叠。科学本身具有某种超越国界的特征，所以从科学史跨到世界史，或者以世界史来写科学史，都能够顺理成章、顺水推舟。 长期沉溺于以往的科学史，常常会强化缺省配置中的科学主义，产生一种进步的幻觉。比如在美国科学史的创立者萨顿看来，只有科学是进步的，所以科学史就是文明史。而如果结合环境史看科学史，或者通过科学史看环境史，很快就可以消解这种对科学进步的幻觉。因为环境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环境史，直接呈现就是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应所带来的全球性灾难。 看到自己在学术版图中的坐标，对于未来的走向才会有相对清醒的判断。科学史有必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史，看环境史，看历史本身。 参考文献 翟淑婷 . 我国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的确立过程 . 中国科技史杂志 , 2011, 32 (1): 23—37. 刘文明 . 全球史 : 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 人民日报 , 2012-03-01: 理论版 . 詹姆斯 ·E· 麦克莱伦第三 , 哈罗德 · 多恩 . 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 . 上海 : 科技教育出版社 , 2003. 收稿日期： 2018-09-21 作者简介： 田松， 1965 年生 ，吉林四平人，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环境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科学传播等。
个人分类: 科学哲学|4239 次阅读|22 个评论
科学技术哲学界“选择性”无视的研究领域——国家与全球化层面的STS
热度 2 lvnaiji 2019-2-9 09:42
吕乃基 其一，横向。 重构全球产业链，还是“脱钩”（换一种说法是“自力更生”）。特别是“大国”。这次贸易战中的中兴事件，主角不是中兴，而是芯片；无论事出何因，断供，给予中国乃至世界以极大震撼。除了芯片，还有操作系统，还有根服务器，等等。这些事项足以令中国的决策者夜不能寐。同理，美国等西方国家反过来也对华为的5G充满戒心。 哪里是自力更生与全球产业链的边界？脱钩，可以随心所欲？ 其二，纵向。 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何处可以切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上帝与凯撒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分界线。 类似的问题是，市场主体是企业，全球化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谁是全球市场的主体？企业还是国家，抑或二者之间的某种同盟？ 中国在国内政企边界模糊，国企当道；走向世界之时，中国尽力撇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要求他国政经分离。国家内外关系是一以贯之，还是内外有别，又如何内外有别？ 其三，虚实：网络与现实世界。 由波普尔的世界3、世界2到世界1，知识（互联网早期）、人（价值互联网），以及物（物联网），正在向虚拟世界移民，进而在虚拟世界重新设定彼此间的关系和运行规则，虚拟世界全球化；然而与此同时，现实世界的趋势却是本土化乃至碎片化。 科技哲学自有传统的学科边界和内涵，不过，在全球化风云际会之时，科技哲学界的参与，既义不容辞，也当仁不让。
个人分类: 科技|2811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社会经济价值与分配体系初探
zguodong2006 2019-1-24 16:20
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社会经济价值与分配体系初探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18-11-25 20:18:23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 何哲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着人类即将整体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从而形成拥有新的智慧载体与劳动力体系的全新文明形态与阶段。随着人工智能彻底完成机器从客体工具向主体劳动者的转变，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有效劳动作为价值衡量与分配体系的基础也将随之改变。在人工智能时代，无论是人的体力还是脑力劳动，绝大多数都不再具有主体意义上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的消失，决定了自然人劳动与物质产出系统的分离。物质产出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充裕性。传统的“价值”本身将不再有意义。那么，人工智能时代，什么能够衡量商品的价值？人类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分配产品？这将是一个严肃的深远的话题。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认为：首先，自然人劳动的大规模退出物质生产或许会是一种历史必然；第二，传统上以劳动-货币-商品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将逐渐瓦解；第三，人类将形成以必需品无偿分配与少数生产性劳动与大量的人际交流为结合的新的复合型经济衡量与分配系统。最后，本文提出了未来经济价值与分配体系的七大核心特征。 　　 关键词：人工智能；价值；需求；分配；未来学 　　 作者简介：何哲（男，1982-）陕西西安人，博士，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 　　 　　 当前，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在进入到网络时代后，又迅速的进入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虽然已有六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但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伴随着人类信息计算体系能力的提高和对相关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工智能才得以迅速发展。2016年，谷歌公司的阿尔法狗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而于此同时，在自动驾驶、工业制造、智能应答、市政管理等各个领域，人工智能都在不断深入拓展其应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人工智能将越来越深度的参与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与渗透进人类社会的同时，人工智能本身的属性及其影响也在不断酝酿着重大的变化。首先，越来越进化的人工智能将逐渐改变自身的被动性机器属性：传统的机器是完全的客体性质，无论何种机器，其本质都是由人类控制。而机器这一词汇本身，也体现了这种客体性质，机是指机关机要，器是指器物，即机关构成的器物。人工智能则第一次使得机器能够替代人的行为，特别是人所独具的智慧行为，从而改变其被动性的纯客体属性。其次，在传统的社会发展中，人类劳动这一要素贯穿始终。人因为劳动而自我进化并改变客观世界，最终形成高度繁荣的人类社会，劳动赋予了商品重要的价值属性和交换体系。工业革命后，机器逐渐替代了人类大部分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传统上必须由人承担的复杂的决策等脑力劳动也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也就是说，人的劳动，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不再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整个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其他相关体系，也将发生极为深刻的改变。第三，当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并成为经济社会劳动的主体时，人类将退至何处或者何去何从，这将是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也即人类社会本身的主体性问题，已有一些研究进行探讨。本文主要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我们将逐步深入揭示三个问题：首先，人类劳动在传统经济体系中是居于何种核心位置并组合形成整个人类传统经济体系的？其次，人工智能体系越来越多的替代人类劳动后，将对传统经济体系造成何种重大的价值衡量与交换组合机制障碍？第三，人工智能全面参与后，人类的价值与交换体系应该是什么形态或以什么为基准。 　　 　　 一、传统经济体系中人类劳动的核心位置 　　 　　 本文所谓的传统经济体系，是指相对于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时代而言的。在传统经济体系中，价值和围绕价值形成的价格体系，是整个传统经济市场体系运转的核心逻辑和机制。因此，价值与价格如何形成以及交换，是传统经济体系中最为关键与核心的问题。整体而言，在传统经济体系中，价值与价格的形成主要有三种解释与逻辑，即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与需求均衡论。而无论对于哪种理论，人类劳动都居于核心位置。 　　 　　 （一）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提出的，但是被马克思吸收改造并用以揭示生产过程中连续的价值赋予与传递过程。该理论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 ]。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者连续的劳动过程而不断赋予的；伴随着整个生产链的全过程，商品的价值逐渐累积。马克思将劳动进一步划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本身。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异的人类劳动。”在价值的基础上，则产生了具体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形成与一般等价物——货币交换而形成的商品市场价格。商品价格围绕价值而上下波动，通过商品的流通与交换体系，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性劳动整合起来，形成了致密的改造自然与服务自我的劳动网络。可以看出，在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体系中，人类劳动是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因和存在与运动形态。而从分配角度，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价值都来源于劳动，因此，劳动是商品分配的唯一尺度。 　　 　　 （二）要素价值论 　　 　　 要素价值论则认为，商品的价值与价格取决于投入要素的价值与价格。一般而言，商品的要素是由生产场所（土地）、商品原材料、劳动所共同形成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则加入了知识与技术进步作为重要的要素，此后又将企业家的管理等作为重要的要素加入。因此，写成生产函数就是F=A(Kn,L) ，其中A代表知识与技术（也包括管理），K代表各种生产要素（实质是资本投入），L代表人类劳动。一件商品的价值最终由这些要素共同决定。可以看出，要素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区别是，要素价值论认为价值不全是由劳动本身所创造，资本本身可以产生价值，因此可以参与到产生价值的分配 ]。 　　 　　 尽管如此，仔细探究要素价值论可以发现，要素价值论所否定的是劳动创造所有价值，而本身并没有否定人类劳动。首先，劳动本身是要素价值论中的重要要素。其次，资本累积和投资需要人类的参与，管理活动本身也属于人类劳动。而对于要素的组合也就是知识与技术进步，则更是由人类所投入的大量研发劳动而产生的。一件新产品的提出和技术革新，既包括在实验室科学家对于基础理论的研发，也包括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反复探索形成的特殊工艺，而这些，都是大量的人类劳动凝结形成的。工业革命以后，机器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取代了大量的人类简单劳动，然而，复杂的管理劳动，围绕生产活动形成的广泛的服务性活动（经济学上称之为生产性服务如物流等），以及人从事的科学与技术研发越来越重要。因此，在要素价值论中，人类劳动依然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而在分配领域，要素价值论则将劳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根据劳动的参与程度和比例，综合按各要素投入比例分配产品。 　　 　　 （三）市场均衡论 　　 　　 市场均衡论不考虑商品本身的价值高低问题，而只考虑商品交换时的价格问题。该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其价格进行衡量。价格本身是由市场供需双方的平衡决定的 ]。一个商品或许具有很高的价值含量，但是在市场中供远大于求，就会造成价格的低迷，反之亦然。市场均衡论又进一步演化形成了有效市场、部分有效市场与非有效市场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市场价格反映了产品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价值；非有效市场理论则认为，市场天然不是完全竞争与信息透明的，因此，商品由供需决定的价格不能反映商品本身的价值；部分有效市场理论居于两者的中间。市场均衡论虽然没有直接与人类劳动建立联系。但其本身却蕴含了人类劳动的价值凝结 ]。 　　 　　 对市场均衡论而言，描述商品本身的价格是由市场稀缺性所决定的。稀缺的商品就具有更高的价格。但具体分析商品稀缺性的决定要素，则根源于两者，一是其本身材料的稀缺性。如少见的贵金属和宝石等，然而，在其高昂的价格中，同样蕴含了从原材料开采到商品加工研发等制造环节，以及运输、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所凝结的大量人类劳动。二是来自于核心工艺的独占性和特殊的品牌、质量等。这些同样需要大量的人类劳动，如研发本身，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品牌经营的维护等。当然，一旦大量的劳动性投入在技术和质量、品牌方面形成突破，则会在后续的长期经营中形成稳定的超额收益，被称之为技术、品牌的溢出效应。直到其他竞争者同样投入了大量劳动取得了相同的技术和质量品牌控制等。可以看出，尽管市场均衡论没有直接与人类劳动挂钩，但是其所强调的产品稀缺性要素却与人类劳动的投入密不可分。而在分配领域，市场均衡论则间接形成了劳动参与分配的机制，劳动间接决定产品的稀缺性，复杂劳动创造的稀缺性越高，得到的社会分配越多。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商品价值理论，人类劳动在整个传统经济体系中，都起着直接或者间接的价值标的物关键作用，并以此参与到商品体系的分配过程。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劳动在经济体系中的替代与冲击 　　 　　 （一）传统时代机器对人类生产性劳动替代的特点与局限 　　 　　 机器对于人类劳动的替代并不是近来才有的，而是贯穿人类至今为止的整个历史。原始人类用于劈砸猎物与植物、果实的石头就是最早的工具，替代了人类的双手磨损，工具的组合就形成机器。轮子的发明和此后的车辆的发明，则替代了人类的双腿劳动。此后，高效的人畜力的农具在农业时代得以迅速的普及。进入到工业时代之后，机器迅速的拓展到生产的全过程，从原材料的采集、冶炼到加工、组装、包装、运输等，机器都全面的参与其中。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以前，机器所替代的人类劳动，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简单劳动。虽然机器整体能够完成复杂的制造任务。然而，在每一个环节，机器所能够完成的劳动是相当简单的。如采矿时，机器主要完成挖掘的动作，这一动作只是简单的机械臂的伸展和回收。在人的劳动动作里，也属于非常简单的动作。而纵观所有的机械作用，无非包括推、拉、挤、压、钻孔、切削、折叠等简单劳动。这种将复杂劳作过程分解也归功于社会分工与工业流水线的作用，将复杂的劳动分解成简单的动作，再由机器完成。而机器本身，是无法直接完成多环节的复杂劳动的。 　　 　　 其次，是提供能源的劳动。产生能源的机器，主要通过对含能介质的形态转换实现对外做功输出能量。如蒸汽机利用蒸汽和水的相变，内燃机利用燃料和燃烧后气体的化学变化，再通过对活塞的推、拉动作实现机械能的输出。而这在工业时代以前是通过人力或者畜力、水力等实现的。 　　 　　 第三，是反复重复的劳动。受制于人的疲劳，人无法高强度的长时期完成重复性的劳动。通过机器实现对人的重复性劳动替代，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和避免劳动损伤。 　　 　　 第四，是大强度或者大尺度的劳动。对于加工大尺度工件或者需要高强度施压的劳动，机器很好的实现了替代。如通过层层传递，实现对大型机械的控制，从而在大型矿山中进行劳作，极大提高工作范围和效率。或者是高强度的加工，例如飞机船舶的龙骨，需要高强度一次成型，不能拼接，就只能通过数万吨的巨型水压机进行。 　　 　　 第五，是高精度的劳动。在极细微的环境下，人无法通过自然视觉和手进行加工，就需要借助光学仪器和精密机械进行加工。如微米级的高精度的机械切削，纳米级的集成电路加工，生物领域细胞层面的基因改变等。 　　 　　 尽管工业时代后，机器已经逐渐融入了人类的所有劳动中，但依然有以下几类劳动不能由机器独立完成： 　　 　　 第一，不能自动进行多环节自动耦合的复杂劳动。多环节的复杂劳动需要更为复杂的运动控制系统和更为精妙的机械组合。而这些，需要人类给予精心的设计。并且在多个环节中进行管理控制和人工干预。 　　 　　 第二，不能替代人类进行管理活动。在劳动生产领域以外的管理活动如计划、组织、协调、预算等活动，机器远不能完成。 　　 　　 第三，不能进行复杂环境的判断和决策。虽然在工业革命后，人类同样发现了自动控制原理，如锅炉的温控等，但其根本是利用负反馈设施进行简单的控制。更为复杂的逻辑控制已经是进入到七八十年代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而其他更为复杂的环境判断和决策，机器更是无法进行替代。 　　 　　 第四，不能进行高度思考性的脑力劳动。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以前，机器几乎不能替代人类进行脑力性活动，机械式计算机虽然也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甚至简单的积分运算，但本质都是机械通过刚性的机械传动进行的累计。而在电子计算机发明之后，才逐渐能够在科学计算，逻辑推理，文本处理等脑力劳动中进行一定的辅助活动。 　　 　　 第五，不能进行面对面接触性的服务性劳动。在经济活动中，除了生产环节，还遍布着各种服务环节，包括前期的研发、设计、调查，中期的物流、库存，后期的推广、营销、售后等各个复杂的服务性劳动，这些机器都不能完成，而需要以人为主体进行，特别是在研发端和销售服务端，人的劳动要占到绝大多数。 　　 　　 因此，可以看出，在人工智能出现以前的传统机器时代，人类虽然越来越多的使用机器进行劳动替代，但人类始终在整个经济全过程处于核心位置，机器无论如何重要，但所提供的劳动依然是辅助性的。 　　 　　 （二）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性劳动逐渐替代的阶段性发展 　　 　　 自人工智能出现以来，这种机器从事单纯辅助性劳动的情况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人工智能至今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广义而言，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正式被发明以来，人工智能的萌芽就已经诞生。因为电子计算机第一次能够用数字化的逻辑计算来部分替代人类的脑力活动。此后，人工智能不断发展，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高潮，诞生了图灵测试以及最初的编程语言；再到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普及和计算科学的发展，日本甚至要提出构建具有自我思考能力的第五代计算机；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伴随着互联网与计算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类面对庞大数据的分析与处理需要，人工智能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 ]。2016年人工智能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成为标志性事件，因为，围棋算法无法通过传统的穷举法进行分析，而势必引入大量的模糊判断和整体局面分析，从而标志着人工智能迈上了新的台阶，而此后的人工智能发展，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更新。 　　 　　 整体而言，目前学界与工业界认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弱人工智能阶段，强人工智能阶段，超人工智能阶段。 　　 　　 1. 弱人工智能时代 　　 　　 所谓弱人工智能，又称之为狭义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ANI），即是指人工智能只能够在某一方面的人类工作上协助或者替代人类，如图像识别、信息检索、信息判断等，而不具备全面复合自我学习能力，无法全面的与人类智慧相比。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已经很长，广义而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都属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在这一阶段，机器只局部性的具备了具体的若干智慧属性的功能，能够部分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而人类本身依然牢牢掌握了对整个经济链条的控制权，人依然是核心的，而机器则依然是物化和资本品的属性。因此，可以说，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劳动并没有被根本性的替代，而是机器更多的部分协助了人的劳动。人的劳动特别是生产决策，人工智能的研发，产品与生产线的设计等，依然在商品的价值中占据重要位置。 　　 　　 2. 强人工智能时代 　　 　　 所谓强人工智能，又称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是指人工智能体具备了普遍的学习和自适应训练能力，具有高度的对外界环境的感知和新事物的理解与学习能力，能够自我学习新的领域和自我完善。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和人一样的学习与理解能力，人类所能够完成的绝大多数劳动，人工智能都可以自主完成。 　　 　　 强人工智能何时到来，在学术和业界争议较大，最为乐观的认为，考虑到人工智能目前的飞速发展，在2020年左右，人工智能就将具备普遍的自我学习与自我进化能力。而较为保守的估计则认为在2050年左右，人工智能才会赶得上人类的智慧。 　　 　　 强人工智能的到来，将使得人类第一次面临着严重的劳动替代问题。在生产领域，绝大多数的生产都是由强人工智能自动完成的，人类更多的只是提出需求，而设计、制造、运输、配送的全过程，几乎都是机器自主实现的。并且，在面对面的服务性活动中，高度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也能够实现对人类的替代，并做到更精确、更及时、更贴心、成本更低。 　　 　　 3. 超人工智能时代 　　 　　 所谓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ASI)，是指在强人工智能的基础上，通过海量的数据整合和高度的学习与自我进化能力，具有远远超越人类智慧水平的人工智能 ]。在这一阶段，机器以日新月异的指数型速度进行自我演化，传统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智慧，都无法与机器相比。 　　 　　 对于超人工智能是否能到来，目前依然有所争论，因为人的进化是宇宙几十亿年的结果。超人工智能是否会在几十年内就会到来，依然是高度不明确的。有学者估计，在2060年，超人工智能有可能出现。 　　 　　 无论怎样，超人工智能一旦诞生，意味着新的智慧形态的进化完成。生物形态的智慧将不再是目前唯一的智慧形态。而在超人工智能阶段，人的智慧在物质产出方面已经没有必要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人都不再成为物质产出的必然主体。人依然可以从事各种形态的劳动，但是，这种劳动更多是自娱自乐性的，而不再成为社会主体的物质产品获得方式。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服务活动而言，高度智慧人工智能与高度拟人态的机器人，将同样可以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劳动之于人，终于失去了其经济意义。在这一阶段，物质的稀缺性和服务的稀缺性都将成为历史概念。人类社会处于普遍的生产性劳动失业当中，那么，物质应该以何种方式衡量其价值，并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全社会的分配从而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和消费活动中的浪费，将是人类即将面临的严重问题。 　　 　　 三、传统经济系统货币价值体系运作的逻辑与优缺点 　　 　　 迄今为止，人类经济体系运作的主体逻辑一直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即通过物质的交换体系来实现劳动的分工与合作，并促进更好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效率改进。一开始人类通过物物交换，然而很快，人类就发明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货币的产生与现代人类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从那时起，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乃至所谓的后工业时代，人类通过货币来衡量商品价值，并实现经济体系的组织和分配，成为贯穿人类经济发展的主线。即便是计划经济的尝试，也没有取消货币的存在。因为这种体系是在落后技术与社会组织条件下的大面积经济生产与公平分配的最优策略，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其背后，隐含着三个核心的现实前提和问题。 　　 　　 （一）物质与物质生产是稀缺的 　　 　　 这里的物质，主要是指能够满足人类物质需求并可进行交换的物品。在传统时代，由于人类生产能力的较为低下和生产要素的缺乏，从而导致了从整体而言，满足人类社会的物质产品相对于人不断增长的需求是稀缺的。物质稀缺性对应的也是物质生产的组织与技术体系的稀缺性。总而言之，在传统时代，物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就意味着在使用和分配物品时，就必须要根据需求的紧迫性和效率性来进行。而在传统时代，对于个体需求的紧迫性和效率性以及兼顾公平性最简单的评价方式，同时也是最不坏的方式，是通过货币价格的方式，来实现程序平等的交换。当然这种交换，往往会产生利益的不均等，或者造成分配向资本集中，但是其对于生产的促进和商品的全社会流通是有更大的益处。因此，传统时代通过货币价值体系来衡量与分配产品，也是物质稀缺性的根本现实所决定的。 　　 　　 （二）人的劳动是物质生产的核心 　　 　　 正是由于物质的稀缺性，那么就决定了人们不能轻而易举的获取生存所需的物品。因此，生存物品的来源就必须要通过个体某种形式的努力，这种努力在自然经济时代，就是个体劳动，个人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才能为自己获取产品。而在商品经济与社会分工发展起来，一个人必须要通过参与某种形式的生产性劳动，才能够从整个经济体中进行交换获取必要的生存物资。因此，劳动的意义就有双重性，一是从个体角度，是个体获取必要生存物资的手段和量的衡量；二是从社会发展角度，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整个社会劳动的组织，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进步协同工作。因此，传统货币价值体系从生产意义而言，就是通过货币价值来实现全社会的劳动协作。 　　 　　 （三）劳动是获取产品分配的重要原则 　　 　　 产品实现后，按照何种方式来分配产品？传统经济体系，主要是按照对产品的劳动贡献程度来实现的，包括按资本分配，也可以认为是对之前劳动获取除去消费的剩余累积价值的承认。因此，劳动成为分配的最重要原则。在工业时代，这一原则还未改变。通过这一原则，实质上促进了人类源源不断的在生产系统上的劳动投入。并通过劳动的组合升级，完成更复杂的工作。 　　 　　 以上可以看出，传统的经济系统，其实质就是以劳动为内在核心，以货币为外在组织形式的生产-交换-分配体系。这一体系经过漫长的人类社会演化，形成了人类在不完备的技术与信息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其典型的优势在于兼顾了成本、效率与公平性，然而，其内在的问题也在于其本身的体系在演化中也受到了自我的侵蚀。 　　 　　 从成本角度，这种传统的劳动-商品-货币方式，运作逻辑最为简单，所有劳动者只需要围绕着提供各种形式的劳动然后获取最大量的货币就可以，理论上，这一过程是不需要外界管理组织调解，而可以自发实现有序的运作的，因此，其额外的成本最小。 　　 　　 从效率角度，根据市场理论，符合一定条件（自由竞争、信息透明、无垄断）的市场，具有天然的优势，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和在竞争中胜出，每个厂商都尽可能的改进生产，节约成本，提高质量，降低价格。而每个消费者受制于预算约束，都尽可能的购买提供最大需求满足的产品。因此，整个体系通过简单的货币系统实现了供需的高效匹配。而在现实中，即便不符合理想条件的市场，也具有较高的效率满意度。 　　 　　 从公平角度，传统的体系至少满足三个方面的公平，一是劳动获取报酬公平，不劳动者不得食，这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二是产品交换形式公平，每一步市场交换在理论上都是等价交换，不存在暴力胁迫的现象；三是竞争胜出公平，市场竞争的胜出者理论上是通过效率与产品改进实现的。 　　 　　 然而，随着传统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这一系统本身也越来越向其不利的方面嬗变，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从目的角度，传统以货币为核心的经济系统从最初的组织劳动增加劳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逐渐演变成了货币系统的自我增值 ]。也就是创造了大量的与实体经济无关或者很低关联的纯粹金融经济来实现货币系统的增值，如将天气纳入期货，将不良贷款包装成债券等，而逐渐失去了组织劳动体系的经济初衷。 　　 　　 从效率角度，当传统以货币为核心的经济系统的初衷逐渐改变后，那么随之货币系统的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所产生的增值就会大于参与实体生产产生的价值增值，那么，整个货币系统的相对成本就会上升。对于实体而言，其融资成本也会相应的上升，也就是说，大量的货币系统空转，抬高了整个体系的资本成本，实际就是抬高了整个劳动-商品-货币的经济系统的总运作成本。 　　 　　 从公平角度，传统货币循环系统越来越自我循环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形成了垄断金融集团，其通过手中累积的越来越多的资本形成了对市场的高度控制权，从而不断从实体生产中抽取利润。这时候，就形成资本一定程度上与劳动的分离，和庞大的垄断资本对具体劳动的剥夺。而劳动的财富累积量越来越赶不上资本循环带来的累积，社会形成严重的分配不平等状态。 　　 　　 因此，从以上的过程来分析，可以看出，在传统时代，劳动形成产品并通过货币实现交换，从而在整个人类社会组织起了庞大的劳动体系。而最终货币的发展反过来侵蚀吞噬劳动基础和剥夺劳动的价值创造能力（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剥夺剩余价值）。当货币交换体系促进劳动的增长和组织时，就产生了经济的正向发展，而当货币交换体系抑制了劳动的增长和组织时，就形成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言以蔽之，人的劳动是传统经济体系的基石，而货币成为人类劳动的衡量基石，在传统时代，“劳动—商品—货币”的组合形成了最优的经济生产与分配体系，围绕货币最终与劳动挂钩，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构建了庞大的经济协作系统，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然而，以上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人类劳动作为经济体系核心基础的地位上，而当机器越来越多的能够替代人类劳动后，传统经济体系的基石和运作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和改变，这直接也动摇了劳动-货币-商品密不可分的循环链条，传统以劳动和货币分配产品的模式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四、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经济体系的可能形态与逻辑 　　 　　 结合当前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可能趋势，可以推断，未来的人类经济体系，将会呈现出以下的一些核心特征： 　　 　　 （一）物质产品将越来越丰富，乃至逐渐改变商品的稀缺性属性 　　 　　 工业革命后，人类通过机器替代了大部分体力劳动，从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第一次在某些情境下解决了产品稀缺性的问题，甚至会形成短期的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然而，这种产品丰富，依然是短期和局部性的。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购买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的不足产生了局部过剩，而不是整体上改变了物质稀缺性。在整个生产性循环中，依然依靠大量的人力劳动，机器在替代人类的同时，也排挤了就业岗位；就业的不充分与资本的越来越集中，形成了购买能力的严重不平等。从而导致，产品的过剩只是相对于有限的购买能力而不是总需求。其次，人所能参与到的劳动是有限的，人力投入的约束性，制约了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第三，在工业时代，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的扩散范围也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少数厂商能够通过对技能与知识的垄断，创造出特殊质量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在总体上是稀缺的。 　　 　　 以上三个层面，在人类未来的阶段，都将产生深刻的改变。 　　 　　 首先，人类相对购买能力的增长速度开始飞速提高。这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技术的飞速提高，降低了单一产品的成本与价格，从而间接极大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伴随着新型经济体投入到世界经济循环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各种生活必需品乃至奢侈品的价格都在整体性的下降。另一方面，个体的其他资本累计，也增加了个体的购买能力。整个社会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普通个体也可以拥有较多的资产性收益。而这些资产性收益又客观上增长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的投入，促进了产品的增多，降低了产品的稀缺性。 　　 　　 其次，人工智能的进步提供了劳动无限增长的可能。在更为先进的人工智能的促使下，智能工厂可以无限的扩张其生产与服务能力，在设计、制造、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机器都可以替代人类，从而进一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物质回收系统也将提高物质的循环利用效率，单一产品的成本进一步被摊薄。 　　 　　 第三，知识的扩散降低了产品的质量差异，从而在总体上改变产品结构性稀缺的属性。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传统时代被少数生产者掌握的技能，能够无损的大面积传播和扩散，网络化生产体系，使得整个全球生产系统能够稳定的生产同样品质的产品。其他相关的设计、服务等知识也同样得以便利的扩散。这就使得传统上少数高端产品的品质稀缺性将由于整体产品的品质提升而消除。 　　 　　 （二）人类劳动与物质性产品生产以及生产性服务逐渐脱离 　　 　　 正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深入的替代人类从事复杂生产性劳动。这就意味着，物质产品的形成与人类劳动将不构成直接关系。在人工智能的初期也就是弱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参与到构建动态柔性的智能生产系统中，并以少量的人类智慧和人工干预实现不同系统的耦合。而在强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以后，人工智能将具备自我设计智能生产系统的能力，从而使得人类只需要下达产品的需求后，智能生产系统将自动提出生产方案，匹配原材料和生产系统，进行要素组合，并利用物联网渠道，进行智能配送。在这一全过程中，绝大多数情况，不需要人工干预，只有少部分极为特殊的需求和例外情景使得生产-配送链条中断，才需要人为进行干预。 　　 　　 而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活动也将被人形机器人所替代。具有高度人工智能嵌入和灵活的感知与运动系统以及仿生的高度拟人外观的机器人，将能够提供今天人类所从事的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工作，如配送、销售、面对面的咨询服务等，而其成本则仅仅是维护费用和一些电费。从物质性产品到大多数服务性产品的形成，都将与人类劳动相脱节。也就是说，生产性劳动这一概念，也将会成为历史。 　　 　　 （三）货币/产品获取与生产性劳动逐渐脱离，货币与市场的内涵将改变 　　 　　 当生产性劳动这一概念逐渐消失后，传统时代的围绕劳动价值形成的货币/商品体系，也将自行消解。货币不再是生产性劳动的度量，而只是一种交换符号。同时，物质产品由于来自于几乎没有人类参与的智能产品体系，也不再需要与生产性劳动挂钩。以劳动换取货币，或者以劳动衡量产品价值和价格的体系，则就不再有实质性的意义与现实存在基础。那么，以下的一系列问题就会自然出现，货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产品的价值将如何形成，将根据何种原则对产品进行分配？ 　　 　　 制度的演化，同时遵循现实的需求和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原则。因此，可以预见，长期存在的货币体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会存在，但其内涵和实体依托将发生深刻的改变。同时，产品由于其高度的丰腴性和低成本，使得产品交换这一型态也将失去意义。任何消费者直接面对的更多的是智能生产系统，绝大多数的物质需求都可以直接从智能生产系统中得到，因此，传统的物质交换市场将消失，而市场这一形态或许会依然存在，但将更多的成为非物质形态对象的交换场所。 　　 　　 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价值与分配体系的发展趋势 　　 　　 由于当前还处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时代转型的时期，未来经济体系的到来可能还需要至少二三十年的时间，因此，这里的探讨，只是基于技术趋势的一种估计。未来的人类社会价值与分配系统，将呈现出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特征： 　　 　　 （一）传统的物质产品交换市场将逐渐消失，市场以非物质性服务活动交换为主 　　 　　 传统时代，以货币为纽带，逐次连接全球市场进行物质交换，形成从原料端到消费端的庞大人类经济体系的模式，在人工智能时代后，将产生深刻的变化。智能网络将深刻的嵌入到整个生产环节的各个部分 ]，绝大多数的劳动系统都由人工智能完成，人类不再参与其中。物质的交换，也不再需要实体的市场而只是进行虚拟的数字结算即可。而对于每个消费者而言，其面对的，也将是完整统一的智能生产系统，消费者只需要提出需求，然后就由智能系统调度进行设计、制造直到配送到家，剩余的物品则由智能系统进行回收。因此，作为人类之间的物质交换功能的市场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原有意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市场体系就会很快消失，市场交换的功能依然将长期存在。但交换的内容已经不再以物质产品为主，而是以极少数的人类自我生产的艺术和个性化产品与人类之间的非生产性/社交性活动为主。产品将是廉价的，但是人类自己生产的将可能很昂贵，虽然看起来质量甚至会更差。而人类之间社交性的活动，也可以通过技能交换，服务交换等形式进行。同样是餐馆，由机器人服务的与预算约束相比将会很廉价，但由人类经营的将会较为昂贵。 　　 　　 （二）货币将逐渐失去其物质交换属性 　　 　　 当传统的物质交换市场将逐渐转型后，货币的物质交换功能，也将逐渐转型。传统时代货币的核心是用于衡量生产性产出价值并帮助实现商品的交换。而随着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可分配货币总量的不断增长，个体所拥有的货币量将远远大于必要的物质产品的交换需求。这时，虽然商品价格依然有高有低，但是，每个个体都可以从智能生产系统上换取足够多的必需品，那么，货币就逐渐失去了物质产品交换媒介的属性。也就是说，即便是在通过智能系统换取物质产品时，个体拥有的货币量将远远大于必要消费的量，货币在物质交换时的预算约束已经不再有意义。 　　 　　 （三）生活必需品由智能系统无偿满足 　　 　　 传统时代，人类需要用不断劳动来换取报酬再购买生活必需品。而在在人工智能时代，脱离了生产性劳动束缚的人们，既没有通过劳动获取必需品的必要，也失去了通过参与生产性劳动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可能。那么，生活必需品由什么来保障？在资源稀缺时代，由于物质的相对稀缺性，人们必须通过预算约束和劳动提供来换取必需品，从而激励劳动和避免浪费。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物质产品的供给将是普遍、丰裕与廉价的。因此，一种更为可行的方式，是在一定的限量（生活必需与适度满足）的范围内，智能系统给予无偿的满足。那么，一个问题随之而言，这种满足会不会抑制产品的多样性和减少市场主体的动机？在传统时代，生产多样的产品，是相对高额代价的，因此，必须要通过市场竞争与激励的方式来实现，并保证过剩产能的退出。而在智能时代，完整的智能柔性生产体系（比如3D打印和全功能机床+智能网络调度系统）将具备了低成本进行多样性生产的能力。同样，人工智能体系，不需要像人类生产者一样被激励。同样的生产需求，如何选择消费者，则可以通过下单时间的排序来分配。而这些，在传统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传统时代在技术上无法在全市场记录每个消费者的下单时间并进行排序（在成本上也承担不起）。而一旦某些产品的下单量超过了当前的生产能力，智能调度系统将调度柔性生产设备生产，并停掉没有需求的产品。这种即时的供需对接，在传统时代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四）少部分生产性活动+大部分非生产性活动创造和换取额外货币 　　 　　 如前所述，长期存在的货币与市场制度并不会轻易消失，反而将会与智能系统的分配长期并存。因为，尽管未来智能时代，物质性产品将相对丰裕，然而世界上总会有相对短缺的事物。那么，这时候，如何衡量这些相对短缺的事物的价值，就需要货币系统和交换市场。在人工智能时代，货币将由什么来创造呢？由于大部分生产性劳动被机器所替代，所以，只有少部分生产性劳动依然由人来进行，这些包括，前沿科学的研发与新自然领域（外太空、极地、深海等）的探索，对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与维护，人机智能系统的交互与训练，创造需求（新产品设计），现实与虚拟空间构件的设计与完善，文学与艺术作品创作等。这些领域，由于其所具有的高度创新性，人工智能要实现完全替代将会经历较长的阶段，将会是人所参与的越来越少的生产性劳动。而其他的创造货币的过程将由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构成，例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谈、陪伴、沟通、知识传递、娱乐、安抚、照顾等各种人类交互活动，都可以被设计成为对应一种可计量的单位，从而换取必需品之外的物质产品和其他的人际的服务。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保证人类社会交互的存在，从而保持人类的社会结构完整与自我进化。 　　 　　 （五）货币主要用于衡量和交换人类之间的非物质性活动 　　 　　 未来社会，创造货币由少量的生产性劳动和大量的人际交互形成，因此，货币的主要用途将是用于衡量与交换人类的非物质性交互活动。一种可能是，未来的智能时代，对于经济性活动的统计将由现在单一的生产总值系统（GDP/GNP）来转换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系统的量，由于在智能时代，高度发达的智能制造体系，将能够通过低成本而灵活的再制造使得物质产品转换其形态和功能，因此，决定物质能力的，主要是某种金属与非金属要素的可转化形态的量（如钢铁、塑料、金银的总量）和能够提供的人工智能劳动工作总量，物质的量+工作时间=产品。而智能劳动体同样可以被工厂生产出来，因此，最重要的是物质系统的量。第二类是少数人类所从事的生产性劳动的总量，这一类量将可以被货币衡量。第三类是人类之间的大量的社会性交互活动，这将成为货币创造的主体。那么货币将会同样被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物质产品的交换券，由智能系统给予无偿分配，由于物质产品会越来越丰裕，其意义将逐渐消失；第二种是创造性生产性劳动的货币，由于此类工作的稀缺性，将使得可以交换大量的物质产品券和社交性货币。第三种，是社交性货币，这种货币将促进人际之间的交流，保留人类的社会性。 　　 　　 （六）时间、技能、知识等多元要素都可以转化为货币 　　 　　 除了以上的几种形成机制外，社会还将发展出丰富的多样货币形成机制。多种人类所具有的要素禀赋，都将可以用于货币形成。主要包括三种，一种是时间，人可以通过向时间银行，抵押自己的社交时间来换取社交性货币，先行消费人的社交性服务。而自己则通过此后的社交性服务来进行偿还。另一种则是技能的交换，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技能分享，则可以更多的获得社交性货币，从而促进人类的技能增长和保持。第三种是向智能系统注入知识，完整的智能系统并不是完备的，人类依然是具有高度智慧与高度感知与行动能力的体系，这在很长的时间内人工智能都不一定能赶上，因此，人类可以不断的向人工智能体系注入知识来换取额外的货币，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性劳动。 　　 　　 （七）货币最终将失去对人类物质与非物质行为的预算约束 　　 　　 货币的目的，是在不完备的技术条件下促进劳动的组合和支出的效率，从而构建完备的人类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系统。而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体系，通过广泛的信息连接，高效的制造能力与不断发展的机器劳动，将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从而解除了人类的物质匮乏恐惧。货币在物质支出的约束上将越来越有限。而对于资源分配的有效性衡量，人与机器融合的智能系统将会形成多元的评判来更有效的提升资源分配的效率。而对于非物质性的人类交互，货币只是一个不断促进人类在未来越来越不为生计发愁的时代，避免社交隔绝与阻止人类懈怠的存在。因此，从本质上而言，以劳动-货币-产品为核心的传统经济系统，将在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与对传统社会的整合进程中，逐渐自我消解，人类将进入更有效率的社会生产与社会交互模式与新的文明阶段。 　　 　　 六、结语 　　 　　 无论怎样，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人工智能体系都将对传统人类的生产、消费与社会交互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改变整个人类文明的现有形态。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体系，将有可能被新的经济形态所替代。经济形态的核心是价值衡量与产品分配，本文从这一核心视角出发，探讨了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可能的经济形态与核心逻辑转换，并提出了七大可能的改变：1）传统的物质产品交换市场将逐渐消失，市场以非物质活动交换为主；2）货币将逐渐失去其物质交换属性；3）生活必需品由智能系统无偿满足；4）少部分生产性活动+大部分非生产性活动创造货币和换取额外货币；5）货币主要用于衡量和交换人类之间的非物质性活动；6）时间、技能、知识等多元要素都可以转化为货币；7）货币最终将失去对人类物质与非物质行为的预算约束。未来的社会发展形成的价值分配体系，可能有多种路径，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者关注。 　　 　　 参考文献 　　 国家行政学院院级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8ZDXM001)。 　　 ]苏星，1992：“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6：3-16. 　　 ]孙亦军，2008：“以要素价值为基础的价值体系重构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12：63-67. 　　 ] Friedman, M.,1976.Price theory : a provisiona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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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何哲：国家数字治理的宏观架构
zguodong2006 2019-1-24 15:53
何哲：国家数字治理的宏观架构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1:31:18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电子政务 ● 何哲 　　 　　 摘要：当今人类正在经历向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时代的转型。数据成为新信息时代的核心要素，也成为国家治理中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数字治理包括两层意义，一是对数据的治理，将数据作为被治理的对象；二是基于数据的治理，将数据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依据。这两个层面互相依赖。就数字治理的现实而言，传统基于科层专业分工形成的宏观结构显然无法适应大数据安全、统一、高效的要求。国家数字治理需要构建新的宏观架构。这一架构，既能统筹管理运作国家所有重要数据，同时也要避免形成新的权力超级部门，避免阻碍数据的安全、可靠并支持实际治理机构的运作。本文探讨了国家数字治理的宏观架构，包括原则、架构、运行机制等。 　　 关键词：数字；治理；架构 　　 　　 作者简介：何哲，博士，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 　　 　　 当前，人类显然已经进入到网络、大数据时代，并正在向人工智能社会转换，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信息时代。在新时代，数字作为社会存在的重要要素，改变了整个传统社会的面貌与连接方式。整个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所有行为，都将被数字所嵌入与改造。国家治理体系，也会如此。因此，数字治理，就成为当今宏观治理结构的一个新的最重要的内容与新的形态。 　　 　　 顾名思义，数字治理，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对数字的治理（Governance of data）,一种是基于数字的治理（Governance based on data）。前者指的是实现对全社会越来越庞大的数据的有效管理与组织。后者则是利用数字实现全社会有效的组织与运行。而这两者，同时也是互相支撑的关系。只有构建完整、高效、安全的数字组织管理体系，才能同步围绕数据构建同样统筹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因此，探索在国家层面的高效数据治理体系，成为当前数字治理的最重要的任务。 　　 　　 本文拟对这一主题分三个层面进行探讨：1）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2）国家数字治理体系面临的核心难点是什么？3）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架构与实现形式是什么？ 　　 　　 一、人类社会数据增长量远超过传统治理体系能力增长 　　 　　 人类社会从几十万年前的原始社会，进入到一万年前的农业社会，再逐渐进入到三四百年前的工业文明后，整个社会的数据量与知识量，都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粗略的估计，在数字通讯技术出现以前，以传统手段所保存的文字、数字、图片和音视频（进行数模转换后），整个社会被存储的知识不会超过1个TB（10的12次方字节）。但是到二战后，人类进入到信息社会后，数据量开始飞速发展。1990年人类进入到万维网时代，数据开始由千万个个人用户产生。2006年智能手机的出现，人类开始进入数据的大增长时代。根据现有的估计，人类在过去两年增长了有史以来90%的数据。根据估计，2006年，人类产生了约1000TB的数据。2016年人类产生了16ZB（10的21次方）的数据，而到2025年将预计产生约160ZB的数据 ]。可以看到，人类正在以指数化的速度来增加数据。这种速度增加，实际上是摩尔定律在数据领域的体现。 　　 　　 而传统上人类的治理能力与各方面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接近于线性化增长的，只有当新的技术革命后，生产率才会短时期大幅度上升，而长期来看则是以百分之几的速度缓慢上升。而很少有这种每年都几乎都在倍增的局面出现。这就产生了严重的治理能力增长与治理对象增长的脱节问题。虽然信息技术同时加强了治理技术与手段，例如人类也可以大规模的管理数据。但全社会的数据增长与统筹管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数字化的指数级增长也意味着社会活动的飞速增长，因为数字化对传统社会的改造，极大提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效率。这也产生了对治理能力的挑战。图1 显示了这种趋势，其中D曲线是数据量随着时间的增长，可以看到进入2000年后，人类数据量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而G曲线是人类治理能力的增长示意。这就体现出了国家治理体系未来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对数据治理的需求与能力差距。 　　 　　 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人类在各个领域不断的数字化的进展，未来数字的增速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保持这样的指数倍增速趋势。直到传统的领域基本都被数字化完毕后，这种速度才会逐渐缓慢下来。 　　 　　 就传统治理体系而言，传统体系是建立在稳定的科层分工的金字塔结构上的。将社会根据专业分为不同的分立领域，并建立对应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从根本上，是形成了高度垂直化与横向区域化的混合结构。这种混合结构在面临新的管理事务时，则是通过不断增加垂直层级或者横向的专业划分来实现的。而这种增加则受制于行政金字塔的运营成本和相应增加的管理成本。因此，其增加的幅度是有限的。而面对大数据规模增加的指数级速度，远远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能力的增加。更不用说要实现完整的数据治理了。 　　 　　 　　 　　 而就传统治理体系而言，其习惯性的方式，依然是建立一种基于科层专业分工的数据体系，以支持原有治理架构的运行。这集中表现在向数字社会转型的初期，各种行政结构，都会以自己的管理结构和管理范围建立相应的数据管理体系 ]。最后形成一个一个封闭的数据块，或者信息孤岛。而就社会而言，各种信息与网络服务企业，同样会根据自己的经营范围和商业活动，建立基于对象与活动的各种大数据集合。这同样形成了一种基于各自企业范围的孤立信息体系。数据在各自的体系中被紧固在业务和组织边界之内，既不利于信息的综合使用和流动，同样，由于各个组织体系的信息安全与监管能力不一，从而导致了在数据组织效率与安全防护方面的参差不齐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加强版的传统组织模式，远远没有发挥出数据社会本应由的高效率和治理高能力。在传统的模式下，越来越多的数据反而成为一种数据累赘而不是实质性提升治理水平的支持。因此，建构一种面向新的数据时代的宏观数字治理架构，就成为当前治理体系最大的挑战。 　　 　　 二、国家数字治理架构的基本原则 　　 　　 新信息时代的国家体系，已经不能简单的被看作一种庞大地域范围的极具多样性的松散结构。至少在数据层面，新信息技术已经极大的增加了国家宏观数据治理能力。在主权范围内的一切数据都变成可以访问和管理的体系。甚至对于大的跨国公司而言，全球范围内的数据，一体化管理亦是一种现实。而在统一的数字体系之上，传统分立式的治理架构亦会逐渐改变。因此，国家数字治理架构，必须要围绕着新信息时代的新的社会结构来构建。其中将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统一是建设原则 　　 　　 从长远来看，国家数字治理的基本建设原则和发展，是构建一个完备统一的数字治理体系。这一数字治理体系，能够将主权范围内的所有机构与个体所产生的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从而构建起足以针对每一个体的精准公共服务能力，并汇聚支持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 　　 　　 就统一而言，并不是意味着要像传统的模式一样，将数据集中汇聚在一个地方，而是逻辑上的统一和标准上的统一。数据为了安全和高效的可达，必然会形成国家范围内的分布式存储，但是从逻辑体系而言，这些数据都是逻辑统一的。可以在国家层面，进行便利的全数域范围内的可达访问。 　　 　　 从统一的建设原则而言，这一逻辑非常简单，但其实现过程却极为困难。首先，面临着不同的数据标准和格式问题，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各个数据技术服务公司和应用主体各自开发出了自己的数字标准和格式。从而导致数据的统一要逐渐实现对各自数据标准的兼容或者有效的转化。这种转化将会耗费大量的人类劳动和计算能力。未来这种数据的兼容，将主要由人工智能来进行。其次，面临着分立的数据所有者的同意和支持问题。就行政体系而言，行政体系的强制性可以逐渐做到所有行政分支的数据的统一归总管理。然而，对于商业组织而言，行政强制则显然是无效的，这要求在国家立法层面，形成法律约束，实现商业组织的数据开放和管理权的提交。 　　 　　 总之统一原则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国家拥有对主权范围内数据体系的最高管理权。在传统时代，主权范围内的一切资产，理论上国家都有管理权，即便是私有财产，国家主权都要进行登记、备案和确权，并根据需要进行各种管理，例如征税或者保护。而在数据时代，数据作为重要的资源体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管理权。这种管理权与商业组织的数据拥有权并不冲突，商业组织可以继续保持其使用权，但国家要掌握其具体的数据资源情况，并具有最高范围的控制权以构建整体的国家数据体系以及根据需要应对特殊情况。 　　 　　 （二）流通是运作原则 　　 　　 在数据统一的基础上，下一步就是要实现数据的流通。这种流通，其根本目的就是在分立的社会分工部门之间建立横向的联系。而这种横向流动，是长期以来传统分治式的治理体系长期梦寐以求但无法实现。 　　 　　 数据的水平流通是逐渐实现的，首先，是行政体系内的数据流通，行政体系因为其自身的强制性，可以要求整个行政体系内的数据统一体系后进行横向流通。其次，是企业之间的数据流通，企业内部的数据流通类似于行政体系。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数据流通，则需要通过市场的原则进行。第三步，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数据交换，这里面亦有三个原则。一是最高管理权原则，在法律要求下，企业要无条件向政府备案所有的数据或者上交管理权，以用于主权范围内的数据统一。二是在具体的行政管理要求下，企业要基于监管，配合政府具体部门的行业监管或者公共安全监管，提供相应的数据交换。三是政府基于信息与数据公开的原则，将不涉及隐私与安全的，有益于社会公共服务提升的大数据进行无偿公开。从而促进统一的数据体系运作。 　　 　　 （三）安全是底线原则 　　 　　 任何时候，国家数据体系的建设，都应该以安全作为底线原则。这种安全包括三个层面的安全，一是作为数据本身的安全；二是作为数据流通的安全；三是作为数字权利的安全。 　　 　　 所谓数据本身的安全，就是要求任何时候数据能够被无损的存储与获取，并且不受第三方的破坏与窃取。数据流通的安全则是指数据在不同主体之间交互传输与使用环节，同样是可靠、无损与避免被第三方破坏与滥用。数字权利的安全，则是指数据在存储交互使用过程中，不会对数据所对应的个体、组织产生权利的损害，乃至危害整个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转。 　　 　　 以上的三个层面的安全，数据安全主要是要在技术层面建立有效的数据备份、数据组织和数据防护。数据流通的安全，则是要在技术上建立更为安全的传输体系，同时在制度上形成对数据采集、流通、使用的规范制度。数字权利安全则是在更为宏观的法律制度层面，来保障数字时代每一数字主体的基本权利并对整个社会的数字体系进行政治安全的评估和纠正机制 ]。 　　 　　 三、国家宏观数字治理的基本架构设计 　　 　　 根据以上的原则，一个基本的国家宏观数字治理的架构就逐渐清晰，可以用图2表示。在图2中，国家完整的大数据管理体系，由一个独立的国家大数据管理机构居于核心位置进行统筹管理。这一机构，本质上属于相对独立的国家法定机构。这一法定机构，理论上是由国家关于大数据管理的立法授权成立的，其权限包括管理主权范围内的一切数据体系。这一机构，既可以属于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也可以相对独立。从关系上讲，这一机构，服从于国家行政体系的行政领导，并同时首先管理行政机构内部的所有非机密数据。同时，这一机构也服从于来自于立法与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修改其法律授权和对其行政执法进行监督。另一方面，这一机构也受到来自于权力机关和监察机关的政治监督，以确保其实现公民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 　　 　　 从对下的管理权限而言，统一的国家大数据管理机构应该主要包括以下权限：首先是直接管理各地方的大数据管理分支机构和交易机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大数据具有高度统筹和流动的特性，各地方大数据管理分支应该是国家大数据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此外，这一大数据机构，还管理同级政府机关的所有非机密数据（或者机密数据同样由该机构统筹管理，但另外建立数据体系）。第三个核心智能则是统筹管理个人、社会、企业的信息数据，并对企业采集的数据进行审批/备案式的行政监督。最后，全国各地的骨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运营等，应该由该机构进行统筹审批管理。其他相对较小的数据中心，则由地方大数据管理机构进行管理，但国家大数据管理机构，依然具有直接管理的权限。 　　 　　 　　 　　 以上的这一体系，实际上是在国家范围内构建了一个完备的数据体系。通过这种数据体系，把所有的行政行为、商业行为、社会行为和个体行为联系起来。在图2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是通过统一的国家大数据管理机构，形成了国家治理的完整的数据层，在数据层之上则是管理层，数据层对管理层进行有效支撑。而在数据层之下，则是活动/业务层，同样数据层对活动层进行有效支撑，并形成在管理和具体业务之间的交互。 　　 　　 四、国家数字治理的配套支撑体系 　　 　　 从以上的基本结构框架，结合治理现实，可以发现仅有一个治理架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个完整的配套体系给予系统支撑。这一配套体系，包括从法律到制度到运作机制。 　　 　　 （一）一部《国家数据法》 　　 　　 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政府机构和行为均要有法可依。对于数字治理，更是如此。从目前而言，当前我国尚缺乏一部完备的《国家数据法》，导致目前对数字治理的各种原则、措施不够明晰。对各个主体的各种权利界限，亦不清晰。对违法等现象的惩罚，亦是空白。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尽快出台一部《国家数据法》都是极为必要的。 　　 　　 在这部数据法中，其核心重点在于三个层面：一是在个人层面，强调个人的数据权保护。从而避免大数据时代对个体数据盲目采集和流出带来的人身权利伤害。二是规范政府与企业等商业主体的数据采集权限。三是强化国家层面的最高数据管理权及其执行机构和相应的权限。 　　 　　 （二）一个高度整合的国家大数据机构 　　 　　 在《国家数据法》的授权下，一个高度整合的国家大数据机构是实现统筹的国家大数据体系的核心枢纽行政机构。这一行政机构的职责权限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管理国家层面的所有行政机构拥有的数据并进行国家层面的大数据架构建设。其次，是垂直管理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区域大数据管理机构并以此统筹管理主权范围内的所有数据。第三，是负责对国家重点大数据中心进行统一的规划、审批和建设。第四，是负责所有行政体系的大数据公开。第五，是依法统筹对所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对公民的信息采集和相应的数据交易进行审批/备案审查。同时，这一行政机构也同时受到政治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公民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从而保障整个国家大数据体系的有效运行和各种主体中的合法权益。 　　 　　 （三）垂直统筹的上下管理体系 　　 　　 国家大数据管理体系的核心在于统筹。这就要求上下级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实现高度完整的垂直隶属或者以垂为主，兼顾水平。地方大数据管理机构，同样承担起类似国家机构的职能。包括建设和维护支持地方行政运作的大数据体系，审查/备案区域范围内规模内企业与组织的数据采集，区域范围内大数据中心的规划、建设审批等。最关键的则是要明确上下统筹的管理体系。从而保障国家主权对域内所有数据的最高管辖权。而这一管辖权的本质不在于一种强制性的国家权威，其更在于构建全国统筹的数据体系的历史性要求。在这一原则下，各地的大数据机构本质是国家机构的派出机构。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国家范围内所有数据资源体系的统筹管理和体现了对数据资源的国家主权。 　　 　　 五、主要的困难和展望 　　 　　 从当前的现状而言，近年来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都体现了构建全国统一的大数据治理体系的趋势。2015年9月的《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即提出，“充分利用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构建跨部门的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2016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出，“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201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整合构建全国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2018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2022年底前，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总枢纽的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更加完善，全国范围内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做到标准统一、整体联动、业务协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及国家秘密等外，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平台办理，全面实现‘一网通办’”。这些都体现出了在政务大数据领域整合治理的趋势。因此，从未来而言，统筹整合已经是一种确定的政策和发展导向。但是，国家范围内的大数据治理体系依然面临着以下一些困难。 　　 　　 （一）国家有没有对大数据资源的主权或者最高治权 　　 　　 实施国家范围内的统筹大数据治理体系，首先就面临着国家是否拥有大数据资源的主权或者最高治权的问题 ]。不同于传统的土地、矿藏、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对于大数据体系的所有权和治理权归属目前尚处于复杂的争论之中。在这种争论中，充满了权利和利益博弈的问题。最主要的反对的声音显然来自于两者，一是从对涉及数据收集的商业组织而言，目前由于缺乏对商业组织收集大数据的法规要求，因此，采用的是使用者同意的原则。而绝大多数的使用者显然会因为需要使用软件和服务而被动同意。商业组织通过网络服务渠道就获取了大量的用户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在商业组织看来，其拥有天然的所有权，既是商业组织的商业秘密也是其核心资产。国家对其进行统筹管理，则侵害了其资产。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市场和迷惑性。这涉及到对数据属性的界定，准确而言，一切数据的最终产生和所有权来自于产生数据的自然个体和组织。而国家主权本质上来自于人民主权。因此，对于数据的管理主权和最高治权，来自于国家法律的规定，而这一法律代表的是人民意志和人民授权。因此，国家当然拥有最高的数据主权。 　　 　　 第二种反对的声音则是担心国家在拥有对公民数据的最高管理权后，会滥用这一权利从而伤害公民个体的权利。这一担心有其道理，但最终的解决依然是通过法律体系的规范。就如同法律授予了国家机构的强制法定暴力权，但也严格限制了其使用条件和方式，并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了严格保护。同样，国家对主权范围内数据的最高治权也并不会妨碍公民自身的合法权利，相反，国家的最高数据治权最终是用于保护公民的个人数据权利的。 　　 　　 （二）国家数据治理体系是否应该上下垂直一体 　　 　　 另外一种可能的争论则是是否这一体系应该完全的上下垂直一体。或者说，应该区域先行先试，最后再逐渐汇总统筹，而且并不一定要完全的全国一体。目前从全国来看，不少区域已经尝试建立了大数据管理机构或者名为大数据管理机构。但是从其职能来看，大小不一，有的只是政府内部的信息中心的更名，有的则还负责本地区的大数据建设职能。并且普遍没有对商业和社会组织信息采集的监管职能。因此，整体上，显得参差不齐，甚至比较混乱。 　　 　　 过去的经验表明，在很多领域，改革是需要地方逐渐尝试，最后全国汇总。然而，数据时代的特点，就在于高度的流通性和统筹性。就如同铁路的建设首先要统一轨距一样，规矩不同，最终导致的是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当前正处于大数据建设的兴盛时期，正是要尽快出台统一的数据体系标准和统一的治理架构的时候。一味再观望，则日后的建设和统筹成本会更大。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迫切需要顶层设计，构建上下统筹的数据治理体系。 　　 　　 （三）国家是否应该介入商业、社会组织与个体之间的数据采集与保护 　　 　　 第三种核心的争论则是国家公共权力是否应该介入到商业、社会组织与个体之间的数据采集关系。显然，对于政府组织采集公民数据，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法无授权不可为。然而对于商业、社会组织而言，目前完全凭借着双方自愿的关系。是否应该国家干预？ 　　 　　 从现实来看，虽然看似商业与社会组织与个体达成了自愿采集信息的协议。但这种自愿，显然是双方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的 ]。企业在网络服务软件中设置了大量与服务无关的信息采集条款和权限，而用户必须同意，否则就不能接受服务。此外，对于企业掌握了什么公民信息和数据，公民无从得知。是否被滥用甚至被交易，亦无从得知。甚至国家，都无从得知。因此，整个数据采集体系，呈现出严重的混乱无序，乱采乱集的局面。这无论对于个体权利还是整个社会的安全状态，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现有的对单一数据的敏感信息清洗脱敏不能保证整体样本依然会泄露大量的重要社会关键信息。无论从公民权利保护的角度，还是规范社会安全的角度，国家法律和权力体系，都应该介入。欧盟在数据保护方面的措施和探索，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 　　 　　 总体而言，就未来发展而言，一是要规范商业、社会组织对个体的信息采集的基本范围和原则。二是根据企业、社会组织数据采集规模对数据采集活动和范围进行备案，重要的关键信息要进行审批，并对所有的数据资源开放最高管理权限（当然，使用最高管理权需要法律和必要的行政程序）；三是企业、社会组织对个体的信息采集进行通报，公民有权要求删除和阻止后台收集（当然代价是自愿降低服务质量）。 　　 　　 六、结论 　　 　　 本文对国家数据治理的宏观架构进行了基本的设计和建构。其核心观点和思路在于，未来的国家大数据体系必须要形成法治规范、上下完整、高度统筹、促进流通、保障安全的结构。这一结构的基本思路，是在人民主权原则下，形成国家主权对主权范围内所有大数据资源和相关设施的最高治权体系。并配以完备的法律和组织架构进行支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构建统筹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是从传统社会进一步迈向数字社会乃至智慧社会转型的基础。通过构建整个社会完整的数据层，从而实现对全社会管理和活动的有效支撑和治理保障。 　　 　　 参考文献: 　　 国家行政学院院级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世界治理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8ZDXM001) 　　 《数据时代2025》预测2025年全球数据将攀升至163ZB ,新华网，2017-5-11. 　　 何哲. 科层官僚制的困境与人类新时代的行政体系构建 . 新视野, 2018(3). 　　 张平.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选择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 　　 杜雁芸. 大数据时代国家数据主权问题研究 . 国际观察, 2016(3):1-14. 　　 杨震, 徐雷. 大数据时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研究 .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36(2):1-9. 　　 王达, 伍旭川.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主要内容及对我国的启示 . 金融与经济, 2018(4). 　　 　　 原载《电子政务》2019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电子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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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共性技术
zguodong2006 2018-8-26 19:01
共性技术 编辑 本词条缺少 名片图 ，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 编辑 吧！ 我国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共性技术 概念 ，国内现有的定义多是由影响范围出发的。 一种较普遍的看法是：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广泛采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企业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类技术；也有认为共性技术是对整个行业或产业技术水平、产业质量和生产效率都会发挥迅速的带动作用，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一类技术。典型的共性技术有：纳米技术、CAD、太阳能技术等等。 中文名 共性技术 外文名 Generic Technology/ General Purpose Techology 特征 很强的 外部性 管理 政府 行政部门集中管理 特点 由国家研究机构集中管理和资助 虽然美日等国都有集中资助共性技术研究的部门，但其性质却不相同。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由政府行政部门集中管理。政府行政部门负责计划和经费的管理，但本身并不从事共性技术研究。由其下属的国家研究机构承担基础性共性技术研究任务。如日本的METI及其下属的AIST。 第二种是由国家研究机构集中管理和资助。这类机构不仅负有管理职责，同时也承担研究基础性共性技术研究任务。如美国的 NIST 和加拿大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RC)。 词条标签： 科学 ，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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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栋：重视“互联网+精准脱贫”技术的社会适应问题
zguodong2006 2018-7-18 14:21
重视“互联网+精准脱贫”技术的社会适应问题 2018年07月18日 09: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国栋 字号 打印 推荐 　　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需要，体现了深刻的民生内涵。“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嵌入精准脱贫的社会行动是社会创新的新举措。这种社会创新举措触发的技术与社会适应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旧有脱贫方式方法的突破与创新，二是互联网技术嵌入精准脱贫形成新的“技术—社会”动态互构综合体。为了让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分享“网络红利”，需要协调、平衡、治理互联网技术嵌入精准脱贫的社会创新行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互联网+” 　　创新精准脱贫的监督与评价机制 　　2016年10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的《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倡导将互联网应用于反贫困的社会行动，“要实施网络扶贫行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扶贫工作随时随地、四通八达，让贫困地区群众在互联网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是“互联网+”嵌入精准脱贫社会行动现实基础。 　　“互联网+精准脱贫”以互联网相关技术作为支撑，在脱贫的社会行动中对贫困人群进行识别与分类，提升了精准程度，构建网络平台，极大地拓展了帮扶新途径，创新了脱贫的监督与评价机制。“互联网+精准脱贫”能有效推进包括贫困的精准识别、监督、帮扶和有序退出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摆脱以往脱贫方式存在的主观化、人情化、随意化。 　　 “互联网+精准脱贫”的 　　优势与制约 　　互联网普及程度的逐年提升，为开展“互联网+精准脱贫”的社会行动提供了硬件基础。一是依托“+互联网”达到“互联网+”，进一步提升贫困人群社会连通性，避免社会隔离，促进社会融合，使“网络红利”在全社会得到均衡释放。二是通过接入互联网建立受助者同帮助者之间的联系，实现网络自组织功能，形成更具针对性的“一对一”帮扶。三是精准脱贫的技术嵌入可以遏制“数字鸿沟”加大的趋势。另外，把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作为软件基础，具体应用于精准脱贫的社会创新行动之中，进而可以提升精准脱贫的精准程度。 　　“互联网+精准脱贫”的软硬件基础已经具备。一是网络社会数据的可追溯性为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优选路径，目前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技术积累，并在个别地区优先进行了试点。二是对特定人群行为数据的收集在技术上已经实现。三是我国长期一贯地开展反贫困社会行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开展“互联网+精准脱贫”提供了智力基础和实践指南。 　　但是，“互联网+精准脱贫”存在技术方面的社会适应问题，需要格外重视互联网技术对于精准脱贫影响的多样性，强化其正面影响，弱化其负面效应。互联网技术迭代的时间性导致了网络社会的形成及其演化过程具有阶段性和不确定性；互联网技术应用的空间特性构成了网络社会的地域特征；互联网技术同社会的“无缝连接”过程需要更多的社会政策和科技政策发挥粘连作用，以缓冲社会的适应过程。因此，在互联网技术推广、应用、治理的过程中嵌入精准脱贫社会行动，需要参与的行动者之间形成“无缝之网”，形成方向一致的合力。 从多方面关注技术的 　　社会适应问题 　　一是重点关注互联网技术迭代将产生的迭代效应。“迭代效应”有正负之分，需要扩大其正面效应，规避负面效应。在第四代网络通信技术过渡到第五代网络通信技术的过程中，运算能力与识别精度将进一步提升，包括人脸识别、生物信息识别等技术将会拓展到更多的社会应用领域，为精准脱贫带来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与途径。技术迭代提升了信息收集的便利性，更多的信息将会被纳入采集范围，因此需要更严格的措施保障信息安全。 　　二是区别对待互联网普及程度与网络接入的地域性特征之间的匹配问题。网络发展程度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互联网+精准脱贫”需根据地域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三是重视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城乡差异。城市贫困人口行为特征和农村贫困人口行为特征不同，而我国城市类型多样化，所在不同城市的贫困人群行为特征数据也不尽相同，城市与农村信息分享的侧重点也不同。此外，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存在更为多样化的特征，需要更为精细化和精准化分类。 　　四是重视互联网技术在特定贫困人群的年龄层差异与性别差异。由于贫困人群中不同性别与年龄层在对互联网认识上的熟悉程度不同，导致其使用习惯与偏好上存在差别。在精准脱贫社会行动中，互联网接入特定人群的方式方法需要更具灵活性，应通过互联网技术的监测机制对特定贫困人群进行特别关注。 　　五是重点关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在具体应用中的核心算法，妥善建立动态贫困识别与监督机制设置。识别与监督贫困的动态性不仅表现在贫困人群帮扶的策略上，还表现在由于技术迭代带来的贫困监督机制的变化更新上。应依靠网络技术，建立从贫困识别精准，到帮扶多元，再到有序退出的良好运行机制。 　　六是重点跟踪互联网技术社会嵌入特点在精准脱贫社会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网络技术嵌入精准脱贫社会行动，拓展了贫困人群的社会连通性，可寻求更为多元化的贫困帮扶新路径，转化多样社会资源为脱贫资源，提升精准脱贫的准确度。社会资源通过网络嵌入精准脱贫的社会行动，可以提供多样性脱贫资源。来自个人、企业、公益组织对贫困人群的帮扶过程是一种自组织过程，这种自组织客观上提升了精准脱贫的准确度。在精准脱贫过程中善于提供网络平台，谨慎使用“输血式”帮扶，采用资金来源多元化、技术帮扶多样化、教育帮扶多样化，“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造血式”帮扶。对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动态监测过程中，要重视互联网数据接口的多样性，做到数据获取的不重复、不遗漏，保证综合全面的信息获取。 　　七是大力提升贫困地区贫困人群“信息素养”能力建设。贫困人群在接受新技术方面有其接受与习得的困难，需要政府和社会多方协同，帮助其提升网络接入能力，避免由于“信息素养”不足产生的负面消极影响。 　　 （本文系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的创新与治理协同路径研究”（DXB-ZKQN-2017-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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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杜鹏：治理新兴技术风险需整合利益相关者
zguodong2006 2017-7-28 09:23
治理新兴技术风险需整合利益相关者 作者：杜鹏 时间：2014-07-25 浏览次数： 0 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持续而有成效的技术创新，建立了知识经济的战略平台，巩固并强化了其国际竞争优势。这凸显了发展新兴技术的战略意义。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大绿色能源研发投入，加快网络和信息技术开发和基础建设，加大对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拓展纳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空间，力争通过发展新兴技术、培育新产业，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作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战略部署，将科技创新特别是新兴技术创新置于关键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增进人类福祉、改变世界图景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人类社会、自然生态以及环境的各种威胁，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精神考验与伦理挑战。 　　 对新兴技术风险了解滞后 　　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新兴技术研发和应用速度很快，影响范围和程度迅速增加。短时间内，新兴技术从只有少数科学家研究的实验室技术，迅速发展为全球性的科学与产业活动。然而，由于人类对新兴技术风险的知识了解远跟不上其发展步伐，新兴技术对于人类健康、环境及社会伦理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 　　例如，一般认为纳米技术的潜在风险主要表现为环境、健康、安全问题，以及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现有研究表明，纳米材料对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的负面生物效应，但大多数新纳米技术的风险与危害都不能完全在实验室中预测到。就那些不可降解的人造纳米颗粒而言，其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恐怕要经历长期的大规模的累积性检验后才能知晓。另外，关于纳米技术的社会后果，我们只有在产品被引入社会后才能得知。虽然，目前市场上已出现了一系列纳米产品，但我们距离真正的纳米技术时代尚有时日。当前关于纳米技术的社会与伦理后果的考量，更多地是基于想象和推测，我们还不能确定纳米技术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伦理问题。 　　此外，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涉及不同利益主体，包括 政府 有关部门、企业、消费者、科学家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对新兴技术发展的价值敏感性不尽相同。因而对新兴技术风险识别的目标、识别模式，以及风险归因等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不同主体对新兴技术的认知，加剧了新兴技术风险管理的复杂性。 　　因此，新兴技术的风险管理面临着典型的“科林格里奇困境”。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因为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其可能产生影响的足够信息，故虽可以控制，却不知应控制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其产生的影响逐渐明显时，我们知道了应控制什么，却往往很难对其进行控制。 　　 从管理走向治理 　　当前，科学技术不再只是科学界的事，也不再仅关涉到政府，还涉及其他社会角色。新兴技术发展历程表明，技术发展和应用与道德、社会、伦理因素及其他利害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当涉及不确定性问题时，诸多因素混在一起，使相关议题变得复杂。面对新兴技术的潜在风险，仅靠科学界的自治和政府的行政管理是不够的，需要转变观念，从管理走向治理，把新兴技术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整合到一起，发展共同的知识基础，协调各有关利益方，构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伦理规范之间的良性互动，确保科学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其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出发。 　　首先，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面对新兴技术不确定的社会影响，科技界、政府、企业界、社会公众等各主体都应参与到技术发展进程中。无论是面对潜在的社会伦理影响，还是产业监管或者风险管理，都要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协商，积极应对技术潜在的风险和社会疑虑，建立各方共识，使科学发展和决策过程互相支持。 　　其次，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当前，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彻底被颠覆，变成了一种各方主体的新合作方式，贯穿于技术发展的全过程。目前，欧洲已采用“建构性技术评估”方法，开展了积极尝试，各主体通过对某一项具体的技术应用描绘出“社会—技术”的演化构想，对技术未来的社会影响做出趋势预测，并反馈到决策过程，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 　　最后，强调各主体的责任意识。鉴于新兴技术自身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很难通过明晰的条款规范各利益主体行为，因此在新兴技术风险治理中需要强调各利益主体的责任意识。当前，国际上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科学家、企业、社会组织等）行为规范、管理计划（如政府或企业的自愿报告计划、信息共享计划等），这些措施对解决一些关键问题至关重要，也是对新兴技术风险治理的有益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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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两岸STS"
热度 3 dawnshower 2012-10-14 23:08
从科学史所到清华大门，只用了10分钟；从大门到新斋，用了40多分钟……所以进门的时候，讨论会已经开始了。 讨论会的背景见 蒋老师的博文。 形式很有趣，台湾学生和大陆学生交替演讲、交替点评，其间穿插着老师和其他学生的点评。坦白说，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方面的讨论，我总是很难“进入剧情”。因为专业人士做这样的研究时，总是会重点讨论某一个维度，刻意弱化某些维度。但是我总是怀疑他们所讨论的这个维度是否是最重要的、是最具决定性的？这样想着，我就会走神……也许我的思维方式更适合做历史，而不适合做哲学吧。 由于现场的时间非常紧张，所以我当时没能提问，只是记下了精彩片段。 今天几个题目中，刘可同学的《传播媒介对公众理解“上火”的利用和误区——以“王老吉”为例》似乎人气很旺。他的一个中心观点是，厂家出于商业目的，无限制无原则地宣传“上火”概念。这个题目与“牛奶”话题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作者可能高估了传播媒介对于公众的影响力，或者说低估了公众自身的判断力。因为作者忽略了目前饮料市场的一个大环境：高糖、防腐剂、碳酸饮料、奶制品层出不穷的质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款纯植物配方的饮料自然迎合了人们对于天然、健康的向往。我觉得“植物配方”可能才是其真正优势——这种趋势从目前的化妆品市场也能看出来。 柯云皓同学的《台湾犬猫喂食法争议研究》很萌，概括来说，就是“目前猫猫狗狗的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很弱，而且基本上是受大公司Hills的控制”。刘兵老师的一句话点评：“从前没有什么幼儿营养学，但小孩子也能健康成长；现在的幼儿营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小孩子的身体好像也没比从前更好。所以猫猫狗狗需要更好的营养学知识吗？”至于“受大公司的控制”，我悲哀地想到，Hills对于小猫咪小狗狗，不就是像孟山都之于我们吗？ 宗棕的《高士其科普作品的意识形态烙印——一项科普文本的隐喻分析》是我今天最感兴趣的题目。她对文本的技术分析很好。而我之前写过一篇 《周作人散文中的博物学》，与 之有些交集。那个年代，匕首投枪派的“左翼科普”成了科普主流，但是实际上还有一条“科学传播”的暗流——周作人的小品文。他向大众介绍了法布尔的《昆虫记》，介绍了吉尔伯特的《塞尔彭自然史》，他还提出植物命名混乱的问题，还提出“支配着国民的，主要是道教（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与萨满教的（巫术）狂热”，他甚至还提到动物保护……但是，从来几乎没有人把周作人的作品与“科普”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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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的討論會開得真HIGH!
热度 8 jiangjinsong 2012-10-12 23:11
台灣陽明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的老師同學們來到清華園，和本所老師同學們進行學術交流。 今天下午的討論會非常熱烈，爭相發言提問，主持人努力控制時間，還是超過了半個小時，結果趕到餐廳時，飯菜早已變涼！ 大家在飯桌上仍然意猶未盡，繼續討論！ 這樣的討論是我等學者的享受啊！ 我個人最欣賞陽明大學的林宜平老師的報告，林老師應用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的分析視角，通過扎實的研究工作，揭露了過去關於化學污染對女工身體傷害研究的嚴重不足，并通過查找資料找出不良資本家化學污染傷害女工的證據，為女工起訴污染工廠提供了有力的幫助。林教授犀利的女性主義批判視角，扎實的研究工作，積極介入社會活動，維護社會正義，讓人佩服。林教授對他人論文的評論也很認真深入有啓發性，每一個評論都做了專門的PPT,還配上了精心挑選的圖畫照片，令人感動。林教授知性美女、有良知知識份子的風采令人讚歎、敬佩！ 本校美術學院的張朵朵博士後的工作，同樣是應用了女性主義的分析視角，對刺繡手工藝與身體、空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揭示了在現代化急劇變遷中，因為空間改變而導致刺繡手工藝受到衝擊的複雜因果關係。 鄙人偷懶，把上次在北大講過的“抽水馬桶”再說一次，改進不是很多，但是，這次陽明大學的王教授和本所的研究生們提出了很好的問題，對進一步修改幫助很大，感恩！ 個人感覺今天討論會上，女學者們最為風光，俺等鬚眉要努力啊！ 明天他們在北京玩玩，後天週日下午两岸的研究生們要給我們作報告，從題目上感覺應該很精彩，值得期待。感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哦！ 纪念社科学院成立系列活动 暨 第二届「两岸STS学术交流会议」 教师学术报告会 2012年10月12日（周五）14:00-18:00 新斋335 主持人：杨舰 教授 1、王文基，知行未必合一：顾颉刚与神经衰弱的自我管理（评论人：刘兵） 2、蒋劲松，关于抽水马桶的观察与思考（评论人：王文基） 3、林宜平，从飞歌、美之美到RCA（评论人：杨舰） 4、洪 伟，异地校企合作的制度临近效应：一项基于中国专利数据的实证分析（评论人：王文基） 5、王程韡，建构中的公共领域：以新浪网友对“公厕标准”的围观为例（评论人：林宜平） 6、张朵朵，居住空间中的家庭手工艺——以苏州镇湖城市化进程中刺绣手工艺的变化为例（评论人：林宜平） 研究生学术报告会 2012年10月14日（周日）14:30-18:00 新斋335 主持人：刘兵 教授 1、林桂卉，台湾精神医学的自杀论述分析（评论人：刘可） 2、刘 可，传播媒介对公众理解“上火”的利用和误区——以“王老吉”为例（评论人：林桂卉） 3、柯云皓，台湾犬猫喂食法争议研究（评论人：呼思乐） 4、宗 棕，高士其科普作品的意识形态烙印——一项科普文本的隐喻分析（评论人：柯云皓） 5、李 响，化学洗剂、图形软件及网络工具对篆刻艺术的影响（评论人：汤家硕） 6、汤家硕，奇迹与奇景：初探龙发堂与台湾1980年代以降的慢性精神病患安置（评论人：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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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一个入世型研究纲领
liuli66 2012-9-19 18:35
STS：一个入世型研究纲领
西方学者常对 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学）做简单的二分法划分，即“高教会派”——纯学术工作，“低教会派”即政治性或是联盟性行动。这个划分的“隐喻”对中国学者读者价值不大，我们没有“高教会派”、“低教会派”这类宗教知识的背景。 SISMONDO 提出了对 STS 进行划分的两个新维度。第一个维度： STS 是否定位于在理论或基本认识上深化我们科学技术社会建构的理解？第二个维度：它们是否定位于为了具有推动科学和技术的民主控制和参与的政治（广义的；笔者修改为“社会”）或实践价值？这样就可以构成一个象限： “基础认识”水平的高与低，以及“社会价值”的高与低。 虽然这两条轴线并不能覆盖 STS 的全部，但它们可以将 STS 同其他的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区分开来，并能把握该领域的重要特征（参见下图。对SISMONDO象限略作修改 ）。 图中左下角的研究是关于描述性和记录性的。这种类型的 STS 研究一般被标准的 STS “研究”排除在外。 右下角的研究可以主要对“行动主义”活动作出贡献。 左上角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增进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的理论性认识。 右上角的研究既关注现实中的行动主义活动，又致力于增进理论认识。 这样一个智识空间可以称之为“ engaged program ”（入世型研究纲领）。 入世型研究纲领关注那些具有明显社会意义的问题，比如：更关注核能而非凝聚态物理学；更关注农业生物科技而演化系统生物学。 STS 研究的象限论框架，可以让我们超越 STS 理论研究与行动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是可以把它们整合起来。 在现有的 STS 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整合的现象和趋势。近年来 STS 历史表明，建构主义纲领已经扩展到公共领域，考察科学技术与法律和政府的交互作用。 虽然没有人发出纲领性的宣言或吹响进军的号角，但 STS 的重心自发地向着“入世型研究纲领”集结。如今， STS 领域的学术性期刊《科学的社会研究》（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入世型研究纲领”的论文。在社会和政治域境下探讨科学技术的专著也越来越多，并且有些获得了大奖。 当然的世界，是一个“技性科学”（ technoscientific ）的时代；探讨技性科学（如纳米技术、转基因技术、核能科技）的本质特征、经济意义、社会价值、伦理问题、治理问题，越来越成为 STS 的中心议题。 参考文献： SISMONDO，2008. 译文部分参考了wang chengwei初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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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群殴记
热度 34 dawnshower 2012-8-13 14:43
开题群殴记
最近围观了几位同学的开题。参加开题的老师，基本上对他们没有一句正面的评价。对于旁观者而言，这情景让人既喜且畏：一方面，批总是比赞更有趣；另一方面，想到明年这个时候，自己也要被群殴，就有点紧张。 节选部分笔记贴出来。 某同学打算做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甲：“自己都没有思想，你还做思想史研究？” 乙：“这种问题，不但容易引起争论，还容易流于空泛。……你缺一个浓缩了的、核心的东西。” 丙：“虽然我看的思想史方面的书不多，但是在我看过的不多的西方哲学著作中，每一个思想都非常精确，都是一点点推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云里雾里’。而你的提纲，不细致、不准确。” “不要迷信前人。任何人说的话都不能全信。学术论文和流行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个 *** ，他就是胡说八道的。” 还有一个教训。 这位同学在报告的时候说了一句“以往的研究往往仅局限于历史学方面，而没有借助其他学科的内容。我要在我的研究中借鉴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 然而他忽略了一点：在场的老师都是他所说的“仅局限于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者。结果可想而知。 某同学打算做一个现代史方面的内容。 甲：“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些，没有什么值得写的。” “写晚近的东西，最难的一点是，当事人都还活着。你写的对我们来说，都是常识。你怎么能写出新的角度、新的立意？” 乙：“口述史也很难做。每个人都有想掩饰的、遗忘的、说不准的、糊涂的、错误的记忆……档案也很难看到，尤其是敏感的内容。” 丙：“你要批判的人，都还活着，而我们的习俗是‘为尊者讳’。你怎么写？” 丁：“论文不是写八卦文章，你要掌握好各个角度。” “不要把常识的东西当作研究重点。如果典型人物、典型思潮没有找出来，那就太空了。所以，不要以批判为中心。” （有些人可能过于关注现实问题，所以不自觉地在论文中以“批判”为中心，这样一来，文章在外行人看来，可能会比较“好看”，然而在同行看来，却没什么分量，仅仅只是常识。） 戊：“我作为一个外行，都觉得你对这个问题没有谈得太具体，公开出版的资料都没有搜全，更何况内部资料？” 还有一位同学，打算研究某项具体的技术传入中国时的情况。 甲：“技术层面的研究，突破性不大。” 乙：“一种技术的传播，肯定是因为对社会的某个层面产生了作用，那么当时到底它对哪个层面产生了作用？要知道，人很多时候和科学是有距离的。比如，我们大部分人，需要那么高的精度的手表吗？有的人戴着精确到万分之一秒的手表，却老是迟到……” ************************************************************ 这个暑假，哪里也没有去。总觉得夏天还很长，没有尽头。谁想到过着过着，就快完了。 今天忽然感觉到一点秋意，没听到蝉鸣，还有点微凉。 （图片来源于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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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一个“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导言
热度 19 liuli66 2012-6-22 07:54
［liuli按：借 武夷山老师谈“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之际，传播一点STS，讲陆续贴出Bridgstock等著，刘立 等译：《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的一些内容］ 科学社会学家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 ）曾经讲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早先从事化学研究，后来改行从事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回忆说，他曾与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一道接受英国一家广播公司的采访。记者问他们，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方程公式 E=mc 2 ，将可能产生 怎样的实际应用？这两个德高望重的绅士摇摇头，想不出这个公式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更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 1945 年 4 月，这时离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仅仅只差 3 个月的时间；而距爱因斯坦发现 E=mc 2 这个公式并在其狭义相对论表述出来，已有 40 年之久了。这个故事，是波兰尼在其“科学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Science ）一文中讲述的，该文最早发表于 1962 年。波兰尼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想向人们说明，纯科学研究会产生怎样的的实际应用，通常是无法事先预料和预见的，而且不是可以刻意（ unintended ）追求的（ Polanyi 1969 ： 58-9 ）。如果波兰尼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要求科学家对他们的科研工作，在纯科学范畴之外有什么应用承担责任（ accountable, responsible ）。要求科学家回答他的科研工作将导致怎样的结果、会被什么人拿去做什么用，多少有点强人所难，他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如果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担负起责任，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当然，科学家也是人，所以当他们做了一些帮助别人的好事后，他们也喜欢得到赞扬。医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例如基因治疗，正在成为一种应用广泛且效果很好的医疗方法。现在，通过基因疗法，把正常的基因导入人体，能够治愈许多遗传性疾病（ Weatherall 1991 提供了许多例子）。这些治疗技术直接源于纯科学研究，人们把功劳记在科学家的头上，他们为此而开心。事实上，很多致力于生物学领域研究的科学家，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经济资助，因为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医学用途。但是，不应该被过分夸大经济资助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很多的科学家其实都真诚地乐于做好事，帮助别人。 但是，话说回来，既然科学家因为做了好事，帮助了别人而获得了荣誉，那么，如果他们做了坏事，，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他们就必须受到相应的谴责。很多人会奇怪，科学会做坏事吗？有人论证说科学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简直是荒唐！谁能证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总是对人类是有益而无害的？试看专门用来使人致残的小型塑胶炸弹和专门用来使人失明的激光武器，都是反人类的武器，绝对是有害无益的东西。因而，有理由说，为着制造这些武器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做。这种类型的责任，就是所谓的道德责任。 还有人论证说，纵使有些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那不是科学家的过错。这种说法是站不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责任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如果在一种情形下你要求了荣誉，那么在另一种情形下，你就必须接受谴责。 在所有关于科学家责任的讨论中，我们必须区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某一项科学研究带来了某种技术，我们要问：该项科研其总体的效应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对大于错，还是错大于对？进而讨论从事该研究的科学家是否应受到赞扬或是谴责。或者，我们也可以讨论，科学家究竟是否有责任的；我们能够据此或赞扬或谴责他们吗？显然，假设某个研究小组发明了开掘矿井所需要的塑胶炸弹，如果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赞扬，那么，如果这些塑胶炸弹在安哥拉或柬埔寨致使那里的儿童伤残，科学家也不应该因此而受到任何谴责。如果一定要科研小组承担责任，那么他们可能会竭力辩解说，炸弹有助于缩短战争的时间，因而他们应该开展有关研究工作。当然，这种辩解无济于事。 本章主要的目的是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科学家对其研究成果的应用，在道德上是有责任的，但是这种情况只在特定的场合下才成立。这就意味着，在这些特定场合下，根本就没有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科学研究。而且，在这些场合下，科学家对其行为是有责任的。那么，科学家到底在哪些场合下应该对其科研负责，其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尼所说的预见性（ foreseeability ）问题。案例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而曼哈顿计划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案例。如果曼哈顿计划还不能说明科学家的道德责任的话，可能再也没有其他的案例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因此，本章首先对曼哈顿计划做一个简要的概述，接下来就探讨科学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该对其行为负责。最后讨论科学的价值中立性问题。那种认为科学是中性的（ neutrality ）或者说是无价值负荷（ value-free ）的观点，与道德责任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原载：Bridgstock等著，刘立 等译：《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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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t. Prof. Position at Institute of STS, Tsinghua Univ.
chadwick 2012-6-5 18:09
The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in China is looking for an Assistant Professor (full-time, tenure-track) i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China who have conducted STS related research and teaching science 1985, and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STS groups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have about 20 full-time faculties, 20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 as well as 80 graduate and international joint-training students. Tsinghua University is a top 2 university in China. At present, Tsinghua has 14 schools and 56 departments with faculties in science, engineering, humanities, law, medicine, history, philosophy, economics,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art. The University has now over 25,900 students, including 13,100 undergraduates and 12,800 graduate students. As one of China’s most renowned universities, Tsinghu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for fostering tal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fer You are appointed as assistant professor (full-time). A Tenure Track contract enables you to direct your own career based on fixed performance agreements, in relation to which promotion from assistant professor to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subsequently to full professor is possible. A definitive assessment will take place no later than 6 years (2 employment terms) after commencement of the employment, following which employment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and promotion to associate professor may be agreed upon. Salary is paid by th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a certain criteria. Other benefits include, you will get the opportunity to rent the university apartment at an extremely reasonable price, and you can also have the priority to send your kids to the university’s kinder garde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Qualifications As our qualified candidate, you should hold a Ph.D.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STS in world top universities . A fluent language capability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s also needed. You also have experience in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preferably including students in science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or other non-STS fields, and preferably including professional and/or applied STS topics. You should as well have an excellent list of publications in peer-refereed journals, and hav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Dr. Chadwick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in our institute (email: chadwick@tsinghua.edu.cn ; phone: +86-10-62794966-253). Your application should reach us by September 28th, 2012, and should include a CV, a letter of application (including a summary of your teaching evaluations), a summary and table of contents of your dissertation (or your full dissertation), no more than 5 representative papers published in peer-refereed journals or at least one writing sample if you don’t have any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papers are acceptabl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3 or mor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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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STS博士论坛汇总（2004－2008）
wcswolf 2011-6-30 06:11
清华大学STS博士论坛汇总（2004－2008）
第一讲：复杂网络的国内外研究动态报告；时间： 2004年10月30日15：00-17：30；地点：清华大学文南楼404教室；主讲人：于金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马晓彤（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持人：鲍鸥。 第二讲：生物技术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时间： 2004年11月20日下午；地点：清华大学文南楼401教室，主讲人王巍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主持人：鲍鸥。 第三讲：俄罗斯科技体制改革进展，主讲人：张寅生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主持人：鲍鸥；时间： 2004年12月4日下午，地点：文南楼401教室。 第四讲：非物质经济与文化博弈力，主讲人：皇甫晓涛，主持人：刘丹鹤， 时间： 3 月 19 日， 地点： 新斋 324 室 第五讲： ⅰ 、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从国家创新系统视野中看几个基本问题（匡辉， 2001级博士生） ⅱ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黄欣荣， 2002级博士生）ⅲ、全球化视野下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现实化研究（葛秋萍，2002级博士生）， 主持人：刘丹鹤， 时间： 2005年 4 月 8 日， 地点： 新斋 154 室 第六讲：从 CSSS 2004看SFI的复杂性研究，主讲人：薄海，主持人：刘丹鹤，时间：2005年4月22日下午，地点：新斋154室 第七讲： 俄罗斯技术哲学概论 ，主讲人：万长松，主持人：刘丹鹤，时间： 2005 年 6 月 9 日下午，地点：新斋 228 室 俄罗斯技术哲学概论（讲座）.ppt 第八讲 ： 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历史演变，主讲人：李正风，主持人：刘丹鹤，时间： 2005年10月14日下午，地点：新斋335室 第九讲：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框架研，主讲使人：张文霞，主持人：刘丹鹤时间： 2005年10月28日下午， 地点： 新斋 228室 .第十讲：论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主讲人：农华西，主持人：万长松，时间：2005年11月14日下午，地点：新斋353室 第十一讲： e印本学术交流系统及其应用，主讲人：乔冬梅，主持人：万长松，时间：2005年12月9日下午，地点：新斋335室 第十二讲：即将到来的生物技术时代， 主讲人： 王巍，主持人：万长松， 时间： 2005年 12月23日上午， 地点： 新斋 335室 第十三讲：科学文化视野中的梁启超 ----过渡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科学文化知与行，主讲人：姚雅欣，主持人：乔冬梅，时间： 2006年3月2日下午，地点：新斋228 第十四讲：博士后基金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马晓彤、张寅生、李宏芳、皇甫晓涛四位主讲人介绍自己申请博士后基金的经验，然 后分组讨论今年待申请的博士后基金申请报告，主持人：乔冬梅，时间： 2006年3月13日下午，地点：新斋301 第十五讲：我国高校科研中的问题与对策，主讲人：徐杰，主持人：乔冬梅，时间： 2006年4月28日下午，地点：新斋335 第十六讲：日本出版的文化维度，主讲人：吕振合，主持人：乔冬梅，时间： 2006年5月19日下午，地点：新斋353 第十七讲：作为交换的正义，主讲人：高靖生，主持人：乔冬梅，时间： 2006年6月13日 下午 ，地点： 新斋 335 第十八讲：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主讲人：皇甫晓涛，主持人：乔冬梅，时间： 2006年9月15日下午，地点： 新斋 353 第十九讲： 《周易》的研究路径及其思考，主讲人： 史少博， 主持人：乔冬梅，时间： 2006年11月10日下午 ，地点： 新斋 335, 第二十讲 ： 香港技术创新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历史、挑战与对策 ，主讲人： 杜 祖基 ，时间： 2006年12月16日下午 ，地点：新斋 353 第二十一讲： 仪式、象征与秩序——对民俗活动“旺火”的研究，主讲人：刘锦春，主持人：马佰莲，时间： 2007年1月11日下 午，地点：新斋353 第二十二讲：原始性创新、自主创新有关问题，主讲人： 陈雅兰， 主持人：马佰莲研究，时间： 2007 年 3 月 29 日下午 ，地点： 新斋 335 第二十三讲：科学组织运行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当代趋势研究，卢卫红主讲；对人类学科学史的编史研究，刘小玲主讲；主持人：李正风，时间： 2007年4月6日下午，地点：新斋335 第二十四讲：姚莉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争论研究；李春景：基于创新系统视角的香港产业结构高级化研究；于金龙：科学 实践的规范性——劳斯的规范性原理论研究；王娜：语境主义知识观研究。主持人：马佰莲。时间： 2007年4月8日下午， 地点： 新斋 353， 第二十五讲： 论科学家个人自由 ——国家目标与研究自由的关系研究 ，主讲人： 马佰莲，主持人：白欣 ，时间： 2007年6月21日下午 ，地点：新斋 324 第二十六讲 ： 手机技术与社会文化，主讲人： 白歆 ， 主持人：马佰莲， 时间： 2007年7月13日上午 ，地点： 新斋 335 第二十 七 讲： 博士后基金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 陈雅兰、边秀武、马佰莲、刘锦春等 介绍自己申请博士后基金的经验，分组讨论今年待申请的博士后基金申请报告 ， 主持人：马佰莲， 时间： 2007年9月2日上午 ，地点：新斋 353 第二十八讲：复杂性与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研究 ，主讲人： 张仕荣，主持人：马佰莲， 时间： 2007年9月28日下午 ，地点： 新斋 335 第二十九讲： 技术的社会文化研究散论，主讲人： 朱洪启， 主持人：刘世风， 时间： 2007年11月22日下午 ，地点： 新斋 335 第三十讲： 中国资源态势与循环经济，主讲人： 周凯， 主持人：徐占忱 ， 时间： 2007年12月21日下午 ，地点： 新斋 335 第三十一讲：博士后基金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 宋建丽、马佰莲、雷润琴三位博士 后基金一等奖获得者，分别从不同侧面重点介绍自己申请博士后基金的经验，主持人：刘宽红、徐占忱，时间： 2007年1月16日下午，地点：新斋335 第三十二讲：田小飞、胡广丽、王志栋、周充程、张君、苏俊斌六位科技哲学方向博士生，就本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做专题汇报。田小飞 :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及其规范性问题研究，胡广丽:布鲁尔的科学知识社会本性思想研究，王志栋:语用要点识别模型研究，周允程:第一人称信念的哲学研究，张君:知道逻辑中的知识可传递性问题研究，苏俊斌:技术标准的社会协商机制研究。主持人：徐占忱，时间：2008年3月28日下午，地点：新斋335 第三十三讲：“科学理解”的哲学研究——从说明与理解的关系展开，主讲人：袁航（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主持人：刘世风（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后），时间： 2008年10月9日下午，地点：新斋335 第三十四讲：以晚清译著为中心的知识政治学思考，主讲人：崔波（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后），主持人：徐占忱（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后），时间： 2008年10月 17日下午，地点：清华大学新斋154 第三十五讲：全球创新网络 —国内外理论回顾和研究前瞻，主讲人：马琳（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持人：吴金希副教授（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时间： 2008年10月24日上午9：00－11：00，地点：新斋104 2006年9月15日皇甫晓涛报告后合影（左起站：农华西、张文霞、博主、徐杰、乔冬梅、朱洪启、陈雅兰；左起坐：陈宜瑾老师、皇甫晓涛、鲍鸥老师） 皇甫、博主、乔冬梅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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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叫好不叫座，科普书成为鸡肋！
STS 2010-8-7 20:38
至少近十年来，传统科普类书籍一直是许多出版社的鸡肋不出吧，似乎需要有这样一个种类；出吧，几乎没有市场。有少数受到学者的好评，但叫好不叫座，仍然不畅销，而且又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面对这个现象，需要先在概念上有所辨析。 　　越走越窄的传统科普路 　　早期流行的划分法，是将科学出版分成两类：一类是科学前沿的书籍和杂志的出版，这方面迄今没有什么变化惟一的变化就是公众对这类书籍越来越不关注了，这源于学科分化的越来越细；另一类就是所谓的传统科普书籍和杂志，这是面向公众的出版物。 　　但是，传统的科普理念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什么叫科普？因为科学是好东西，要普及给公众，就有了科普这个词。因此科普有一个假定的前提，那就是凡是科学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传统科普以歌颂科学技术为己任，是跪倒在科学面前对科学盲目崇拜的。它是一种科学高高在上，公众嗷嗷待哺的单向灌输的图景。 　　传统科普曾在18、19世纪呈现不少令科学家陶醉的图景。那时会有贵妇人盛装打扮后，在夏夜坐在后花园的石凳上，虔诚聆听天文学家指着星空向她们普及天文知识至少在19世纪，衣冠楚楚的听众还会坐在演讲厅里，聆听科学家面向公众的演讲。这样的图景今天已不可能了。我们几十年的传统科普已将科学弄成一个怪物它既被尊奉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同时却又被普及成一个粗俗之物。 　　今天有些中老年人士感慨科普读物盛况不再，他们质问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科普工作者再不能拿出《十万个为什么》一类的作品来了？其实如果将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和今天的同类书籍相比，后者信息更丰富，界面更亲切，早已比《十万个为什么》进步许多。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之所以创造了销售奇迹，是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同类作品，它客观上处于垄断状态。而今天国内的科普类杂志，能有几万份的销量，就可以傲视群伦了。 　　所以，近年不断有人追问：为何传统科普的路越走越窄？ 　　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在以往一百年中，科学自己越来越远离公众。科学自身的发展使得分科越来越细，概念越来越抽象，结果越来越难以被公众理解；第二，中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最基础的科学知识都已经在学校教育中获得，对传统型科普作品的需求自然也就大大减少了。所以基本上可以断言，传统的科普概念已经过时它需要被超越，需要被包容进一个涵义更广、层次更高的新理念之中。 　　 科学文化成出版新理念 　　这个新理念，通常称之为科学文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科学传播或公众理解科学。它除让公众了解科学技术，还要让公众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科学技术在未来可能带来的灾祸，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科学技术等重要内容。科学文化与公众的关系，是一幅相互尊重、相互影响的互动图景。 　　举例来说，这些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基本上都属于科学文化类图书。书中所谈，除了科学技术本身，也涉及与此有关的思想、哲学、历史、艺术，乃至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比如《寂静的春天》，就是一部典型的科学文化作品。如果按传统科普的写法，就只会介绍杀虫剂怎么制造、怎么使用、有何作用。但《寂静的春天》反思了杀虫剂使用的结果，它的主要任务是指出这个发明有害的一面，这与传统的科普有着本质的区别。 　　挽救传统科普读物的另一条路径，是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现在做科普做得相当活跃的科学松鼠会，就是在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他们的作品没有太多沉重思考，而是把科学变成轻松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等也都可以归入到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之列。但是，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也曾受到一些科普工作者的批评，他们认为，科学是严肃的，怎么能迎合观众的趣味呢？在一些人士看来，科学松鼠会的作品是对科学的庸俗化，因而他们不可能是科普的功臣如果不是罪人的话。 　　可以肯定的是，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不大可能成为传统科普重现辉煌的阳关大道对于传统科普而言，这样的阳关大道恐怕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应该勇敢地直面这一现实。即使是体现了新理念的科学文化书籍，也不太可能会成为流行读物，进入畅销书的行列。作为小众或中众的读物，恐怕是这类书籍的文化宿命。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国内仍然有若干出版社，甚至不惜赔钱地一直在出版这类书籍。这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历史将会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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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E科学教育的新方向
kingstar 2009-12-14 11:23
最近结束的年会上，有幸和钟启泉先生有一次宝贵的面谈，他深刻的指出当前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向STSE。STSE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环境(Environment)的英文缩写。STSE教育思想是对STS的延伸，因为由于在发展科技，生产的同时，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已成为当今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环境(Environment)教育是公民科学素养教育的重要组成方面。 　　由科学，技术，社会，环境构成的STSE教育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环境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指导和实施学科教育的新理念。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为人类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资源，材料，环境，健康等问题，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化学研究有关，化学已成为自然科学的中心学科，与人类生活，社会环境，经济的发展以及新技术领域的关系十分密切，并在其中得到广泛应用，化学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化学学科的教学中有必要渗透和加强STSE教育。 以下的这则新闻更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从飞机上拍摄的乞力马扎罗山顶。新华社记者徐速绘摄 高空俯瞰乞力马扎罗峰顶。新华社记者徐速绘摄 近年来，海拔5896米的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山顶积雪融化、冰川消失现象非常严重，在过去的80年内冰川已经萎缩了80%以上。有环境专家指出，乞力马扎罗雪顶可能将在10年内彻底融化消失，届时乞力马扎罗山独有的赤道雪山奇观将与人类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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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论坛］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所庆30年［片段］
liuli66 2009-5-4 08:37
5月2日 清华大学文北楼 在吴彤老师发表博文ldquo; 清华大学STS形成建制三十年纪念校友聚会rdquo;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f3a7f0100dlfm.html ） 之后，我跟着发布图片信息了。如下： 领导集体（与校友） 老所长魏宏森教授（《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1983年）的作者）做ldquo;历史回眸rdquo; 老教师丁厚德教授，把他珍藏了近20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奖状，正式转交给本所。 该成果的重大贡献是：1992年，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0.7％。 这是我国首次获得这一指标的数据。这一数据为国家及联合国采用，至今未变。 老教师讲过去的事情 校友 校友感言 全体校友大合影 (此合影来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f3a7f0100dlfm.html ） 补充201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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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所慶有感
jiangjinsong 2009-5-2 17:52
30 年所慶有感 蔣勁松 時光荏苒， 1988 年春天來清華面試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充滿幻想和激情的青年，轉眼間卻早已年過不惑。在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體驗了研究生到導師的角色變換，我個人的生命與這個普通而又偉大的教學機構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年耐心教導我們的各位恩師都已經退休，那時還是青年教師的曹南燕、萧廣嶺老師今天已經功成名就，桃李滿天下，成為學界的領軍人物。至於研究所的規模影響、學術成就、人才培養的發展提高，也是有目共睹，學界公認的。當然，與兄弟單位相比，研究所也還存在諸多不足，需要我們全所師生的繼續努力。 在研究所兩年半的學習時間並不長，中間還有長達半年的干擾，但是，這段時間的學習讓我一生受用不盡。導師曾曉萱教授對我和其他同學無微不至的關心，讓人感動。她用言傳身教，讓我們知道作為清華學子永遠都要追求盡善盡美，努力學習，報效祖國。從此以後，每當我懈怠頹廢之際，我眼前都會浮現曾老師身影，想像她會對此如何嚴厲批評。她的殷切期望永遠都是我努力的動力。 還有劉元亮老師的認真不苟，寇世琪老師的清晰條理，姚慧華老師的寬容厚道，他們雖然觀點不同，性格各異，都始終洋溢著一種帶有清華特色的蓬勃生氣，鼓舞著我們克服困難，努力前進。高達聲老師雖然過早地和我們永隔人天了。但是，我直到今天還能清晰地回憶起，他在星期天練習英語，並勉勵我們必須學好外語的情景。 上一輩的這些老師們，經歷了太多的折騰和坎坷，他們耗損了太多的精力和才華，也許他們多少有些遺憾，沒有取得他們本該取得的成就，但是他們的真誠、努力，作為一種精神財富，通過對學生們的潛移默化，已經產生了他們想像不到的長遠而深刻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將與日俱增，綿延不絕。 博士畢業後，有幸回到所裏教書，從學生變成教師，承擔起傳到授業解惑的重任，俗話說有兒方知父母恩，這才真正體會到老教師們的教誨之恩。雖然，教學上很努力，得到學校的嘉獎和肯定，但是，捫心自問，與老教師們的奉獻精神還是相差太多。 而今天同學們，與我們那時相比，則頭腦更加開放，學習條件更為優越，語言能力與專業素質也更加出色，當然，他們也面臨著比我們更加嚴峻的生計壓力，以及愈演愈烈的就業競爭。他們定將擁有更加燦爛的未來，這是他們努力的結果，也要感謝我們這個高速進步的國家提供的絕佳良機。 面對他們，我常常心中感到惶恐，會不會由於自己的能力不足和不夠敬業，耽誤了他們的發展？也常常會替他們擔心，在如此喧囂的環境中，他們能不能把持自己，珍惜可貴的青春，發展自我，貢獻社會？ 有人說，懷舊是年老的徵兆，替青年人擔憂更是落伍的可靠標誌。但是，看到老教師們還精神抖擻，我等後輩小子怎敢言老？在此慶祝建所三十周年之際，謹祝老教師們幸福長壽，快樂平安；也祝願同學們努力學習，進步成長；更要勉勵自己，發奮工作，上不辜負老一輩的精心培養，下不辜负年輕學子的殷切期望，完成學術和精神的承上啟下的使命，在人類綿延不斷的文化長河中履行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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