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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这些民间捐赠在大学运行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jiangming800403 2016-8-13 13:09; 藤校既没有联邦政府的财政拨款，又不拿地方（州）政府的补助。这些顶级的私立高校主要收入来源有以下几种：民间捐赠（以及用这些收入进行投资营运所得）、学费收入、研究经费、以及服务性（包括技术产业化）收入。这种基本运行结构（财政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事）上的差异决定了学校之间在独立的精神和人格、服务于社会的意识、以及人才成长模式上的迥然不同的两种局面。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贾伟科学网博客。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5898-996199.html -------------------------------------------------------------------------------------------------------------------------------------- 美国公立（州立）大学的规模也很大，州立高校中也有很多名校，比藤校更多。关键是这些民间捐赠在大学运行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比如小布什读耶鲁大学是不是受到了这些捐赠的影响; 个人分类: 教学相长|1087 次阅读|0 个评论

私立大学可以改变中国大学体制中的弱点: 热度 19 lin602 2016-2-28 22:37;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开始，彻底改变了大队的集体体制，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乡镇企业拉开了工业与商业改革的大幕。因为不同的体制，开展了竞争，放弃了大锅饭，让中国的经济在这三十年中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看看高校，应该说体制没有根本的变化，基本上‘人民公社的模式’。如果中国的高校要想在体制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引入私立大学或股份制大学，自主招生，自发文凭，舆论监督，政府宏观管理不干预具体人事与运行，让所有高校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这会慢慢对现有的大学体制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目前中国的大学基本上一个部门办大学，都是一家的，没有实际的竞争，没有实际的办学自主权与人事权，校领导由上级任命，与今天的企业机制比起来，体制上应该说相差太多了。与世界上大学比起来来，更需要进行体制上研究与改革。目前中国的大学体制基本上是‘人民公社模式’，严格来说高校之间是几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一个‘法人’，这种模式是不存在竞争的，说透了，高校运行机制目前还是‘计划经济’，一切都在计划中。不过，这种转变会与国企改革一样，有阵痛，甚至是撕心裂肺的痛。优胜劣汰，让社会认可来进行选择，会让高校的管理与理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3729 次阅读|31 个评论

未来的中国大学: 热度 61 weijia2009 2013-3-11 05:36; 未来的中国大学贾伟暑假的时候带着全家去了一趟北卡的 Asheville ，在那儿参观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叫 Biltmore House。老实说在这深山老林、人烟稀少的地方看到这样一栋楼还是很震撼的。仔细研究这个楼，才知道是属于美国 Vanderbilt 家族的财产。这个范德比尔特和洛克菲勒家族齐名，在美国渊源很深，它名下的庞大财团具有长达百余年的历史。有个数据可以参考下，在 1870 年前后，范德比尔特家族通过搞蒸汽船航运和铁路运输，其私有财产达到 2 亿美元以上，折合今天的市值应该是在 1000 亿美元左右，这个身家在当时（包括现在）绝对算得上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了。老范家族的人尽管富可敌国，但他们和老洛两个家族做了相同的一件事，就是捐资兴办了两所一流大学，即北美著名的范德比尔特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和洛克菲勒大学 (Rockefeller University) 。我一面感叹 Biltmore House 的壮观，一面在想未来我们一流大学的背后不知是否会有像范德比尔特这样的中国实业家作为奠基人？中国自古以来是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我在推测，随着国际大学对中国市场的全面渗透以及中国民间有识之士的大举介入，未来的大学中将会出现公立大学（目前的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支持的大学）、私立大学（民营）、以及中外合营的大学（国外高校在中国的分校）三足鼎立的局面。目前中国刚刚诞生了几家中外合营的高校，如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来自北卡的）杜克 - 昆山大学、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这几所大学中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尚未开张，还处于工程建设阶段，据说还有几所国外大学正在与中方紧锣密鼓的洽谈和准备之中。在私立大学方面，尽管全国范围内已有不少民营高校，真正高起点、高质量的私立大学却还没有脱颖而出的，也没有迹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在中国缺乏大量的民间教育捐助或许还有文化上的因素。最近我跟一位意大利裔的美国教授聊过这件事，他认为从公益捐款的角度，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相似，两国的富人都喜欢将钱财传给下一代，后人在此基础上继续累积，再往下传；而美国富人多喜欢把钱财捐出去，让孩子自己去自食其力。一个内在的原因是在中国文化里，家庭责任远远高于社会责任。这个似乎也没错，但实际上这样的理念和教育下社会公德心和公益心就弱化了。我们每个小康之家都愿意为自己孩子的教育牺牲一切，却不一定愿意出手相助社会上千千万万的孩子，集众人之力去创办一所真正的具有独立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大学！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建国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 1876 － 1962 ）这个名字，但可能不太清楚这位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传教士为中国教育所做的贡献。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创始人，在 1919 年受聘担任燕大首任校长后，他用不到 10 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在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到 1937 年，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 250 万美元（当年范德比尔特家族办大学的捐款是 100 万美元），在 1917 年，燕大年度总预算为 3.5 万美元，有 87% 来自教会捐助。值得一提的是在司徒雷登先生的推动和努力下，燕大不差钱了，而“司校长”本人却一直过得生活拮据，即便是在 1946-49 年当过美国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穷困潦倒。回到美国后他常年寄居在朋友家中，于 1962 年 9 月在华盛顿病逝。他生前希望能将骨灰埋在燕京大学校内，但这个愿望始终无法实现，直到去世 46 年以后（ 2008 年），他的骨灰被安葬于中国杭州半山安贤园。未来中国大学中，培养独立精神和健全人格的私立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希望所在！但私立大学取决于民间捐款，而我们的范德比尔特和司徒雷登在哪里呢？ Biltmore House; 15926 次阅读|89 个评论

中国教育必须推倒“三座大山”: zhangqq 2010-11-1 11:30; 中国教育必须推倒三座大山（在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上的演讲）章启群新中国教育成就斐然，改革开放30年教育亦有不小成就。但是，今天中国教育面临巨大危机。对于当前教育危害性，很多人估计远远不足。因为教育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处理不当会马上产生后果，立竿见影。教育涉及每个个体的一生，涉及群体的是一代人，造成的后果大约三十年以后才能出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训是人们总结的真理。我们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们当前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大概到三十年后会爆发为社会问题。 1．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教育危机的第一个方面：人才培养。这也是钱学森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一个非常尖锐的事实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所有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中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钱永健、丘成桐、陶哲轩）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现在中国大陆的小学、中学、大学无关。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数大约400多万。在大陆受过教育的30到40岁的中国人大约在一亿以上，却没有一人能获得诺贝尔、菲尔兹奖。教育危机的第二个方面：人格教育失败。简单说没有礼义廉耻教育。表现的烈度：教师、医生杀幼儿园儿童，中学生、大学生杀老师。表现的广度：从农民工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人格教育一样失败。例如：没有平等意识，只尊重他们有用的人。不敬业。中国足球是各行各业的缩影。这些事件过去即使有，也是个别的，在当下中国比较密集出现、爆发。这些问题根源都在于教育。因为，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任何人都知道，河流的上游如果污染了，下游在劫难逃。如果说社会生活是条河，那么，教育就是这条河的上游。没有人天生就能获得人类的文明，每个个体进入文明的道路就是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是野蛮人。因此，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会产生终生的影响。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受过9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至于大学、硕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实质上他们没有受到完善的人格教育。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只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野蛮人，或者说，只是过去意义上的手艺人。教育出了这些问题，我们社会生活的上游就被污染了，所有的其他社会问题必然会暴露出来，这是下游的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 2．窒息中国教育的三座大山当前中国教育不是常态，而是变态。导致变态的根由，我归纳为三座大山：官本位的教育体制，应试教育模式，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第一座大山：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我们用计划无法管理经济，怎么可能用计划来管理教育呢？质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第二座大山：当下的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要过的独木桥，因此，分数是硬道理。应试教育的危害直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伤害、戕害了大多数。中学里的优秀师资主要用在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实质上，我们的中学就是为这些少数人办的，遗忘了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让他们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校门。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种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是难以估计的。举一个极端例子。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16岁的高一学生李明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李明，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可以改变。这种血泪呼喊，直指现存的教育制度！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教育不是那种培养少数精英而伤害大多数的教育。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第二是消磨了一些优秀学生的学习兴趣。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科学创造的一个根本动力就是兴趣。这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第三是人格教育的几乎空白。不能说中小学没有德育和素质教育，但是，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现在的大学生的致命弱点，就是没有经历挫折，难以承受打击。大学生精神出现问题的不少见，高校自杀的学生有不小的数字，而且正在呈上升趋势。第三座大山：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人们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家庭的惟一重心，而且，这个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家庭和社会的这种观念，首先让中、小学和老师产生巨大压力，他们也别无退路。任何学校，如果升学率不行，优秀的生源则会干涸。学校因而经费短缺，老师待遇下降，严重的则会关门大吉。升学率高的学校则完全相反。由此也产生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名牌大学附中的校长，比该大学校长还牛气！其次，望子成龙的观念，导致家庭教育的扭曲，学习成绩也被当作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被家庭和社会压抑的抬不起头来，于是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会悲剧。家庭压迫往往成为摧毁孩子精神支柱的最后一击。社会和家庭的这种观念，为应试教育模式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三座大山关系是：官本位是基础，它维护应试教育模式；应试教育模式直接产生危害；而家长和社会观念虽是被动的，但推波助澜。中国教育必须要推倒这三座大山。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首先是巨大的教育官僚集团。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其中大部分人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我们发现：近十几年来所有的教育改革有一个特点：越改教育行政部门权利越大。所以，他们非常热衷于这样的改革，不亦乐乎！其次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的附庸，捞到巨大的经济利益。现在大家认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暴利。第三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他们实质上也是一种官。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因此，希望现行的教育部门来推倒这三座大山，只能是痴心妄想。 3. 怎样才能推倒这三座大山？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基本一样。当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能用市场的杠杆从外部消解。市场经济不仅滋生、壮大了民间企业，也改造了国营企业。对于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我们只有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因此，中国教育要推到这三座大山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开放私立大学。用市场的规律不仅会在中国兴建起一批一流的私立大学，而且还能盘活我们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等都是私立的。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办教育的共同经验。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推倒三座大山，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模式。我们作一个个案分析：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第一，燕大只要用相当美国教授的薪水（年薪8万美元），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杰出的华人学者。这个年薪已经远远超出了当下国立大学教授和长江学者的年薪。因此，即使像北大、清华、复旦等最好的高校等都无法与之竞争。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它可以单独招生或参加统招）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的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学者们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头衔、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那样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大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北大、清华、复旦等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否则它们将自动出列。因此，它们必须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而是花拳绣腿，它就无法生存。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官僚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现在北大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千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25\1。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作顾问，挂名董事，与此待遇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的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出现这种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形成，因而激励大学之间展开真正的竞争。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民办大学不具有真正私立大学的性质。因为，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捐资兴建的，非盈利的，而我们现在的民办大学都是投资建立的，盈利的，它实质上就是公司。因此，它不是按照教育的规律办学，而是按照经济规律办学；它不可能让教育家来管理，而是让企业家来管理。因此，它既不可能成气候，也不能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只要想到燕京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就会知道私立大学对于中国教育曾经做过的巨大贡献。唯有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体制，在办学、招生的根本制度上作出改革，同时也必须实行税收制度改革，建立民间的教育基金会，实现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建康发展。这样，中国教育才能回到按教育规律办事的常态，才有希望。 4．相关的话：钱的问题现有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持。2010年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到GDP的4%。而且，很多大、中、小学经费严重不足，尤其是非重点的学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闲置、浪费和外流的经费又令人触目惊心！第一是存留在海外的教育基金。欧美过去在中国开办的学校不下上百所，著名的大学也有几十所。解放后我们停办了这些学校，但这些教育基金应该还在，而且是一笔巨大的经费。仅仅燕京大学仍然存在的基金，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同济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我们为什么不让这笔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第二是现在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现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学生留学海外，仅2009年就有29万多人。这些人中拿到大学奖学金的不会超过3万，全额的甚至不会超过1万，自费生约26万多人。初步估算，一个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自费读大学的孩子，每年的费用约人民币20万。按照大学4年毕业计算，每年中国大陆流出海外的教育费用至少是：20万X26万X4=2080亿。而且这里很多是读中学的，还有读研究生的，所需时间更长，费用更大，再加上半奖学金的人，还有29万之后的数以千计的人数，等等，数字会更大。 2080亿是个什么概念？现在985大学（北大）每年国家投入6亿，211大学每年国家投入不到1亿。1991年香港科技大学建成花费20亿美元。如果用每年流出的2080亿，近期可以至少建立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教育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此规模的私立大学，能够解决各方面的人才就业。需要的教学人员就有几十万，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也要几十万，相关的建材、设备和服务人员，更是不可胜数。再设想：新建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中学生高考就不会这样玩命，这应该是解决应试教育弊病的根本办法。那些试图通过增加高考的次数的办法，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压力和负担。当然，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中国教育，还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须与纳税制度改革配套，否则无人主动捐资教育。还要改变人们狭隘的望子成龙的观念，要树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要宣传普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目前，恢复私立大学，实现教育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 2010年8月31日下午初稿於燕南园56号，秋高气朗 9月20日再改，大雨将至 11月1日改定，秋色醉人; 个人分类: 未分类|3647 次阅读|3 个评论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案”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lgmxxl 2010-4-8 09:30; 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College) 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汉诺威(Hanover)小镇，是美国著名的 8 所长春藤大学之一。该院成立于 1769 年，由当时的英国总督向学院颁发了经国王乔治三世签字的特许状（ charter) 。根据这一特许状，学院建立了信托基金，成立了管理学院的董事会。 1779 年，学院首任院长去世，其子约翰惠洛克（ John Wheelock) 接任。惠洛克是一位革命家，在美国独立战争功勋卓著，退役前是华盛顿摩下的一名中校。战场上的出色的将领，在管理小小的学院上却出了问题。一个只有文史哲三个教授的学校，让他管理的混乱不堪。在管理上，使用的是指挥部队的那一套办法；在惠洛克主讲神学课堂上，则用的是最原始的填鸭式教学。其工作作风和教学风格遭到学院董事会批评，但他倚老卖老，认为学院是他家的，照常我行我素。不仅不虚心接受批评，而且还偷偷散发匿名小册子，攻击董事会滥用学院公款、干涉学院教学。当时的学院董事会由包括联邦国会参议员、众议员和法官在内的 8 位当地社会贤达组成的。他们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在他们得知惠洛克是匿名小册子作者后，于 1815 年依据学校章程炒了惠洛克的鱿鱼。惠洛克对此当然不予承认，就到新罕布什尔州议会控告达特茅斯学院的董事会挪用学院基金资助乡村传教活动、浪费学校公款、干涉学校教学。他认为这些行为足以使董事会构成毁约，请求州议会采取法律措施，恢复他院长的职位。州议会遂组成调查小组前去学校考察。校董会利用这一机会向调查小组揭发了惠洛克滥用职权、损害学校利益的种种不当行为。并说明乡村传教工作经过了经惠洛克本人批准。但最终州议会还判惠洛克获胜，于 1816 年 6 月 27 日通过了一项改变达特茅斯学院性质的法律。这项法律修改了达特茅斯学院原来的特许状，把学院转为公立大学，由州长威廉普卢默（ William Plumer ）和州政府选派的监事会（ overseer ）管理。州长普卢默认为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州政府有权决定以何种方式来管理大学。董事会立时上书州长，表示不接受新罕布什尔州议会通过的法律，拒绝结束学院的办学行为。强调任何捐赠慈善机构都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特权和财产。董事会的抗命带来了对他们新的惩罚：对抗命的学院董事会成员和教授每人罚款 500 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字。面对州政府的压力，学院的秘书兼司库威廉伍德沃德 (William Wardwood ）立场发生了动手，他偷偷地带走学院的校印、账本和文件，投奔了新设立的公立大学。在伍德沃德拒绝归还这些物品后，学院的董事会向州法院控告伍德沃德非法侵占学院财物，要求他将校印、账本等物归还学院。同时他们还连带控告新罕布什尔州议会擅订法律，未经正当程序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权，破坏了具有契约（ contract) 效力的特许状，损害了他们被宪法所保护的契约权利，要求法院宣布州议会通过的改变学院性质的法律无效。但新罕布什尔州的各级法院均站在州政府一边，判原告败诉，其主要的理由是达特茅斯学院非私人财产，系公共机构 (public corporation) ，即使该校最初系由董事会出资创办的，董事会不能把它仅仅作为私人财产。该校具有公共性质，州政府已经继承了原有的英王殖民地帝国的一切权力和责任，作为代表公民利益的州议会就有权修改原来的特许状，把达特茅斯学院改为公立大学。学院的董事会拒不屈服。他们一方面继续办学，没有教室、图书馆，他们就把教室设在教授的家中，利用社会上的图书馆继续办学。同时，他们积极募集资金，把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819 年 2 月 2 日，最高法院二审作出判决，以 5 票赞成、 1 票反对、 1 票弃权宣判原告达特茅斯学院获胜。由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撰写的判词把案件分成两个问题： (1) 达特茅斯学院的特许状能否看成是联邦宪法所要保护的契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 (2) 新罕布什尔州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构成毁约行为？马歇尔对此的解释是：契约是神圣的，它不会因为美国独立而失效，它保证一个法人存在的永久性。马歇尔强调了契约条款的目的就是要限制未来立法部门对财产权的违反，从而确立了一项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宪法解释原则：各种形式的产权，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法人的，也不管是来自契约还是来自市场，都可以得到宪法契约条款的保护。 1819 年达特茅斯学院案的裁决 , 无论上法律上，还是从美国高等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案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个案例确立了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明确了私立大学的存在与发展同样是符合美国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私立大学不受政府的干预；私立大学的董事会是该校惟一的法定的权力机构。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24.] ；它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为美国强大的私立大学系统的完善、为美国高等教育有序竞争奠定的基础；它也使社会投资办教育的热情得以继续，有效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科学持续发展。; 个人分类: 高教史料|7322 次阅读|1 个评论

从源头，从历史认识中国的大学: drumfish 2009-12-23 09:04; 从源头，从历史认识中国的大学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5727af0100e66q.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此中国大学入门，意在认识大学和中国的大学，特别通过对中国的顶尖大学、中国各个时期高等教育和最佳大学与典范大学的考察，来认识大学与高等教育的现状和轨迹。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西学渐入，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以外语学堂和军事学堂为主，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马尾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武汉湖北武备学堂、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等等。与民国时期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两大军校从政治战术入手不同，早期的军事学堂主要从工程技术入手。此外，也出现了其他类型的学堂，如上海电报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唐山路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四川中西学堂、湖南时务学堂、南京江南高等学堂等等。此外，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学堂，这一时期为主要教授外语和宗教及其他西学的书院，如山东的广文书院、武汉的文华书院、上海的圣约翰书院、苏州的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和南京的汇文书院等等。同时，中国的近代书院也开始创教西学。 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日本后，变法之声顿起。当年，天津中西学堂改办为北洋大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诞生。1898年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和综合大学。1902年新颁钦定学堂章程，时设京师、北洋、山西三所国立大学堂，并先后创立南京两江、武昌两湖、广州两广、北京京师四大优级师范学堂。全国官私均兴起了办学高潮。在推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上海南洋公学、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先后成为早期的三大留学预备学校。这时期的许多新式学堂，或者书院，培养了众多近代人才，如湖南时务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唐山路矿学堂等等，成绩都很显著。1912年以前中国早期的高等学校，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为最重要的两所，而京师大学堂也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北洋大学堂的前身是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903年改名为北洋大学。主要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早期首设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门，学制四年，为中国近代工程学科的鼻祖，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工科大学。后几经变革，1929年后改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抗战时参与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直至1942年恢复国立北洋工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北洋大学正式在天津复校。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 1898年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中应运而生，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兼为大学堂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孙家鼐任管学大臣。义和团事变中被毁，由张百熙重办。后与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独立成校。1912年京师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旧思想、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北京大学迅速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佳大学。北京大学不仅是当时的国学中心，更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发起五四运动，彰显北大关心国运的一贯风范。创立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质系等等，为中国大学最早开办。北京大学虽在以后的岁月里历经变革，但终究一脉相承，北大自由民主的精神和显赫声望延续长存。从北洋大学堂到今天的天津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到今天的北京大学，仅百余年里，仔细考察，经过的繁复变化如沧海桑田。其他的大学也多是如此，这样的历史无声地诉说着中国百余年来经历的无数磨难与曲折。尽管如此，宝贵的传统和精神得以追认和发扬。 1912年，战乱导致教育凋谢，当年新立中华民国。国立京师大学易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不久全国划分为六大学区，于六大学区设南京、北京、广东、武昌、成都、沈阳六大高等师范学校。不久，掀起高师改大运动，1920年前后，南京、广东、武昌、成都、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分别改建国立东南、广东、武汉、四川、东北大学。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坚守传统，仅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学校1928年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外交部移至教育部管辖。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出现了最早的黄金时代。 1910年代中后期，六大高师兴起，尤以南京高师最为显著，时称南方最高学府，和北方的北京大学并号北大南高。1920年代高师演变而来的国立大学走向巅峰。尤其南高组建的国立东南大学成为当时全国的最佳大学。1920年代中后期国立东南大学衰落，师资纷纷北上国立清华大学，1920年代中后期国立清华大学兴起，成为新的全国最佳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也在此时期进一步奠定了在教育界的地位。这一时期的著名大学，还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山西大学等。尤其国立北京大学，继京师大学堂之势，民国初年俨然依旧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如美国学者威尔森在英国剑桥大学著书中所述，1920年代的中国大学，著名的是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 南高东大和清华大学是这十多年期间兴起的最耀眼的两所高等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在1902年创建的清朝遗老李瑞清曾任校长的两江师范学堂旧址建立，江谦为首任校长。1920年南高组建国立东南大学，时任南高校长的郭秉文兼首任校长。东南大学以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当时的南高东大，开创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祥地、大本营，更为学衡起源，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也是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声誉鹊起，更受世界关注。为中国众多学科的鼻祖，如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气象系、航空系、体育系、艺术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金融理财系、国际贸易系等等。南高、东大、中大而后南大，一脉相承，南京大学今日的名望和文理诸科的繁盛，实奠基于此。在国内首先实行学分制、选科制、教学法等。发展成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北京大学史学教授梁和钧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有评论：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皆极整齐，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在不亚于北大。著名教育家司徒雷登以其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在其回忆录《中国五十年》中说曾经有这样的评论，东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始于1911年庚款兴学而创立的清华学堂，初期为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清华学校设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28年组建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为首任校长，1931年起梅贻琦任校长。当时的清华大学迅速发展起来，到1930年前后，成为全国最高水平的的大学。国学有四大导师。数学、物理直逼世界一流水平，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任之恭、周培源、熊庆来、孙光远、冯康、华罗庚，名师济济，一些甚至闻名世界。从此奠基了清华大学的声望和顶尖学府的地位。 1927年，北伐战争逐步胜利。国民政府纪念先总理孙中山，于依次捷占的四大古城建设四大国立中山大学；在广州、武汉、南京分别以原国立广东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改建；在杭州则以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农业专门学校为基础创办。稍后，全国实行大学区制，1927年10月建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全国依原划定省份，定名若干大学区，以所在省份及特别区之名命名。首先在江苏、浙江两省试行。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因遭全校师生反对并请求更名国立南京大学，旋即定名国立中央大学。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后定名国立浙江大学。并接收省政府教育厅行政职权。广州的第一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武汉的第二中山大学改名为武汉大学。大学区制在全国特别是江苏受到强烈反对，遂于1929年全国停办。这两三年的战乱和政府对大学的组改，使高等教育元气大伤。稍后复兴。至1937年，大学一派繁荣景象。 ' ? 1930年代早期的全国最佳大学，无疑为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自19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时期衰落以来，一直处于低谷，直到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才得到恢复发展，到1930年代中期，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这一时期的顶尖大学，还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等。交通大学是继北洋大学之后兴起的第二所著名工科大学，也是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大学之一。交通大学在二三十年代发展起来，至今演化成多所大学，可以分为三条主线：1896年设立的上海南洋公学，曾命名南洋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第一交通大学等等，演化至1959年分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1896年设立的山海关北洋铁路学堂，曾命名唐山路矿学堂、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通大学、第二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等等，现演变为西南交通大学。1909年设立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曾命名交通大学北京学校、第三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等，现演变为北京交通大学。曾经统一为国立交通大学、中国交通大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铁道部次长黎照寰任交通大学校长，从此时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为交通大学最黄金的时代。设有土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电机工程学院以及辅助的文理系科。本着求实学，务实业的精神，交通大学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成为有志于工业救国的青年的理想之选。 1937年，抗日之战全线爆发，神州全面国难，东部与中部大学相继被迫西迁。国立的大学，中央大学迁重庆，浙江大学迁贵州，武汉大学迁乐山，交通大学迁重庆，中山大学颠簸三南，东北大学辗转陕川，同济大学流落至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最后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最后迁陕西，与本地学校合并，组建为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先后独立出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等校，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改称国立西北大学，抗日胜利后，部分师生东返，重建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私立大学也多内迁。如作为教会大学的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西迁四川，云集成都华西坝。大学西迁，促进了西南和西北的教育事业。大学也积极做出调整，支持国家的持久抗战。此一非常国难时期，迁至相对安全的西南地区的大学，尽管仍然冒着日轰炸机的侵扰和战争的威胁，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的顶尖大学，除国立中央大学外，还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校。实际上，尽管困难时期，这三所大学抗战八年所培养的成才人物，可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多，做的研究工作也卓有成效。说明国难并不可怕，奋发图强，国人以自己的毅力，众志成城，终能拼出困境。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被誉为当时全国的四大名校。全国高招，多数报考四大学，尤其国立中央大学声望之高，三分之二的大学联考考生以该校为第一志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民主风气，是这一时期最壮观的现象。当时，尤其是在后期，尽管一直对外抗战，但是红白两方的内斗并不平静。国立中央大学也是共产党所做工作的重点地方，周恩来、毛泽东均曾来此活动，但是毕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所以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当时的昆明，在与蒋介石一直暗斗不已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保护下，却是一番独特的景象：言论自由、社会政治活动成风。西南联合大学因而成为当时共产党向国民党争取民主斗争的后方堡垒，在1949年后的历史书上留下辉煌一页。 1930年代中后期国立浙江大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事情之一。浙江大学1927年在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的旧址创办，成为当时全国四大中山大学之一，初步奠定了浙大在全国教育格局中的地位。1936年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延聘师资，尤以竺可桢早期在南高东大文理诸科的校友为众，一时国立浙江大学名师荟萃，成果不凡，以文理为主的多科都有长足发展，尤以数学出众。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国立浙江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都是当时后起的高水平综合大学，而在1952年后皆被拆为工科大学，故后人常以北清华、南浙大相称。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大学纷纷回迁，重新出现一派生机。继而内战爆发。那时比较好的大学，分布在北京、南京、杭州、武汉、上海、广州、天津、成都等全国各大城市。民国时期的大学，虽然不同时期都有政治势力的渗透，但是总体来说，大学治校还是相当的独立，学术也是相当的自由。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和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一起被称为中国五大名校。国立中山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云南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国立山西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国立湖南大学等等以及一些专门大学都相当出色。 1949年前中国最好的大学，除了国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前面几乎没有述记。尽管教会大学广被视为殖民渗透的现象，有其副作用的一面，但实际上，当时的教会大学也为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般教会大学由早期开办的书院演化而来。圣约翰是较早的一所教会学校，也是早期最优秀的一所。最早改建为大学的是1902年成立的东吴大学。此后十多年中国所有的十多所教会大学大部分相继成立，后起的如金陵、燕京等校都声誉卓著。教会大学的状况，美国加州大学的誉志久野1928年曾对中国的教会大学做过一个评估，分三类，金陵大学排在A类，燕京大学排在B类，其他的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华中大学、震旦大学、之江大学等校，均属C类，作为中国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入读美国大学补修学分的判断标准。教会大学甚至与国立大学不相上下，如金陵大学在南京堪与中央大学媲美，燕京大学在北京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雄，圣约翰大学在上海与交通大学齐驱。教会大学通常术业有专攻，注重某些传统优势学科的发展，所以都富有个性。协和、湘雅、华西、圣约翰的医学，金陵的农学，齐鲁的医学、天文，燕京的国学、新闻，东吴、朝阳的法学，都办得很出色。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著名大学，如单科性的大学协和医学院，如金陵女子大学。事实上，顶尖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并不逊于国立大学。这些，皆可为大学的典范，或者都可以找到典范的地方。当然，教会大学的学费普遍较高，那时顶尖的教会大学可以说是贵族大学，资本家、地主、官员、社会名流的子女为多。不像国立大学，无论贫富，只要考上，都能深造。早期的教会大学，必修宗教，做礼拜，授课几乎皆为为外文，教师、教材多来自外国，校政皆由外人控制。1920年代前后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才逐步改善。这些还衍生出一些本土的的私立大学，如光华大学出自圣约翰，复旦大学出自震旦。中国本土的私立大学，即教会以外的私立大学，在民国时期也有所发展。最为突出的，北方当属南开大学，南方当属厦门大学。私立大学本可以更学学术独立，自由发展。但是，那时的社会并不十分稳定，环境的因素也不成熟。比如，那个时代就业机会不像现在到处都有，毕业就失业，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现象，连一些教会大学、国立大学都不能幸免，对民间私立大学更是深受困扰的大问题。那时私立大学生存压力很大，像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大学的复旦大学，当时为私立大学，道路曲折，曾经因为经费的压力大量招生，以学费养学校，学生也多是毕业即失业，抱怨四起，最后改为国立，才幸得以生存。民间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良莠不齐，许多大学都经费紧张，存活十分艰难，甚至中途破产。以普遍认为那时最好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为例，南开校长张伯苓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和总统蒋中正也关系密切，因此，抗战时期得以和北方两所最著名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建联合大学；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后一届的毕业生，校方让其自由选择毕业学校，结果选择北大、清华毕业的皆有数百人，选择南开的仅有数十人。可见私立大学社会地位的悬殊，发展的不容易。这个历史的课题，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们又再次相遇。 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立中央大学更名国立南京大学。国立大学取消国立二字。北洋大学更名天津大学。所有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改造为公立大学。1952年，摒弃欧美大学模式，采用苏联模式，编译苏联教材，全国大学进行院系大调整。中国的大学遭到灾难性的打击。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为代表的许多大学更被调整得面目全非。以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为代表的许多大学被大大削弱。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在院系调整以后得到一步登天般的空前充实。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等等都搬离原址。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原私立大学几乎全部取消。产生了一些工科性质的学院如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华中工学院，以及许多单科性质的专门学院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农学院、北京林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大连海运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等等。其时，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校实质类似于工科性质的学院。以航空航天为主的西北工大学、以土木建筑为主的同济大学等大学实质类似于专门性质的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被视作文理综合性大学。1949年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在哈尔滨创建军事工程学院（后来演变为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校），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重点建设，分别培养干部及理论人才、军事国防技术人才、尖端科技人才。1958年起，部分大学开始取消讲师、助教、副教授、教授学衔，统称教员。1966年，中央认为毕业生考核制度是旧社会的产物，高等学校毕业生不搞毕业设计，不写毕业论文。总体上，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遭到了灭绝。大学被视为纯粹的工具，沦为行政的随属，教学常常不能正常进行，科研更是受到极大冲击。这一时期，一些专门性质的学院、工科性质的学院和部分综合文理大学先后成为重点建设的院校，集中在北京的高校为多，科研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这漫长的年代里，高等教育已经远远不能和1949年以前相比。和1912年以前大清的帝国统治一样，封闭的集权不可能容忍自由的学术研究。事实上，不仅仅是丧失了大学的精神、职能和机制。譬如，那些工科性质的学院，包括工科大学，和1949年以前的北洋、交大两所工科大学差别很大；单就教学来说，当时的交大和北洋，除了给予学生工程技术的专业教育外，还辅有良好的人文教育，培养完整的人。譬如，以前的大学有很好的学科交融，这是国内所谓综合大学的文理大学所不具备的。其实，一个学校即使汇集了所有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上没有很好的交融，没有赋予学生基本的人文和科学素养，也不过相当于许多专科学校机械的堆砌而已，算不上真正的University综合大学，也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学生。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在不同程度的延续。后来出现学院改大学，比如华中工学院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南京工学院改名为东南大学，大连工学院改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华南工学院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结果也是名改实不改，而且易致主次不分，变得大而全，更少特色。同样，现在虽然有很多大学冠以交通大学的名称，却很难找出一所有当年交通大学形神的大学来。不过，那一年代，在一些大学也不乏用心读书者，如当时曾经名师荟萃的中科大、哈工大、复旦、人大等校，到现在也出了不少人才。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恢复发展的机遇。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大学逐步恢复正常教学。此后的十多年里，中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迅速得到相当的发展。在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的过程中，大学也在突破过去三十年形成的苏式体制，重新回归到1949年以前的欧美大学模式。而大学间的合并重组，作为抵消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的举措，成为这一回归的必然。但政府的过分干预，使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合并大潮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大学间的相互效仿，加剧大学的雷同。造成大学整体质量的低下。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在普及的道路上已经开始，大学扩招也做了很多工作，但在教育的质量方面所做的工作却远远不够。改革开放之后，1983年5月，四位大学校长建议遴选五十所大学重点资助，邓小平给与首肯，但是后来确定的数目只有十分之一。不久之后的十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获得重点投资。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校未能入选。这一时期，科大、人大、清华、北大、复旦、哈工大、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南开、北航、北师大等校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学，南大、浙大基于以前的底子重新崛起，后来崛起的还有华中科大、中山、中南等校。1995年开始了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的211工程。1999年前后，又开始了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的985工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大学首批入选为国家首批建设的重点大学。此后又增加了20余所学校作为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青岛海洋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东北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中国的状况尚未成熟，而不同的执政者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时期总是涌现出不同的发展项目和思路，这也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没有能够产生一所常青的名校的重要原因。现在而言，关于哪些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评鉴。实际上，尽管今天的中国大学太多雷同，但还是术业专攻，各有所长。总体而言，清华、北大、南大、复旦、浙大、上海交大、中国科大、中国人大以及西安交大、哈工大等校是中国大陆地区具有较高声誉的大学，北大、清华尤为突出。人文与社会学科方面具有较高声誉的大学包括北大、人大、南大、复旦、武大等校。理科方面具有较高声誉的大学包括北大、南大、科大等校。工科方面具有较高声誉的大学包括清华、上海交大、浙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天大、东南、华中科大等校。实质上，国内大学的民间声誉和官方给予的地位紧密相连，这也是国立大学的必然和缺陷。中国大学的命运太多受制于政府，加之缺乏良好透明的考量标准和公平的自由竞争体制，中国大学更高水平的发展和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受到极大的压抑。香港地区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也是最近十余年的事情，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已经成为相当顶尖的大学，尤以香港科技大学的成长最为耀眼。1949年前后大陆近半英才去台，对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譬如，那时大陆大量的教授到了台湾大学。对原中央政府而言，台北台湾大学取代了南京中央大学的地位，给予了重点建设。台湾地区许多大学也由大陆大学在台校友建立，典型的如中央政治大学在台复校的国立政治大学，中央大学在台复校的国立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在台复校的国立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在台复校的国立交通大学等等。台湾的教育事业发展迅猛。如今大学林立，一派繁荣，许多专门大学也办得相当的棒，国立的台大、政大、中大、清大、交大、成大等校都已经发展为高水准的研究型大学。虽然东亚顶尖的大学多是国立大学，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大学，却是私立大学居多。美国大学的开放、活力和多样化的特色，丰富了世界的视野。欧洲有众多讲究传统的老牌大学，也有很多的典范。过去，中国的近现代大学在教育救国的梦想中诞生发展，今后，同样需要对国家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世界相处的和谐和自己几千年来传统文明的发扬有所贡献。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在走向发达的道路上，过去几十年所形成的体制制约至今尚未冲破。中国的大学要发展，最迫切的是建立合理的机制，形成大学的风气，并赋予大学独立办学形成各自的特色，质量和水平也自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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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燕京大学还存在: zhangqq 2009-11-17 16:04; 假如燕京大学还存在章启群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北大的校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楼群、南北阁、六院、钟亭等，包括形制古朴、姿态优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时代的北大校园，坐落在城内五四大街的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现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园景致来说，原来的北大远不如燕大。而就学术影响力来说，燕大与北大也是伯仲之间。燕大的这一切，得力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泽东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个人。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由美英四个教会资助的不知名学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并立即对学校进行改革，开始建设燕园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这时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风景幽美的校园，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消，并入北大、清华等，它的存在时间只有33年。33年虽短，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仅举一例：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有7名是燕大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几十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一一举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内，把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建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他凭什么？首先，在教学思想上，虽然燕大是教会资助学校，但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其次是师资，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洪谦等位，都是学界翘楚、学术精英。周作人当时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第三，有充足的经费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它院系与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有关系。因而燕大的经费、学术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司徒雷登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对此无不烂熟于心。问题是：我们的校长们为什么不能做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一个制度与管理问题。燕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立法和体制，其次要有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校长。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要给教育家创造机遇和条件，教育家要善于适应和利用国家教育机构的体制和资源。当前中国大学校长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只要体制好，就能够选拔出教育家做校长；体制不好，再多的教育家也选不上，选上了也无用武之地。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本文特别关心并试图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不同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燕大的成功还向我们提供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如何管理民间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如何适应国家教育体制和行政机构。这是当前中国教育急待解决的问题。燕京大学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涉及到中国国家的教育主导权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1922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7300余所，学生有21万多人。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课程问题。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同时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根据这些规定，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氏任校长。1935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但是，校务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同时，在教育方针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这样燕京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各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妥协、调整。一个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司徒雷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当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让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达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之外，也保持适当的弹性，给私立学校以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当前中国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是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导致私立大学教育名存实亡（仅存的民办学校实际是公司，不是学校）。从当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与燕京大学的管理模式的协调，我们或许可以受到启发。虽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教育和办学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会变的。因此，我想现在的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借鉴这种模式，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国际的资金。燕京大学的基金仍然存在，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有上百亿之巨，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今年5月，中科院院士、98岁的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我从燕京大学来》（三联出版社），从书名即可看出侯老对于母校燕大的深情。燕大消失了，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消失了，这对于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时候，经常设想，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第一，燕大只要用美国教授一半的薪水（5万美元左右的年薪），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聘到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学界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些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当杰出的华人学者。就是当下的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等，也没有达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无法与之竞争的。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给整个中国大陆的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的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者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光环和头衔，所谓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书记、部长等等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投机钻营因此在学界失去意义和价值。学者们自然沿着这个路向追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否则将一无所获，荒废人生。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彻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那样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京大学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其他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复旦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请一流的师资，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样，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现象处长薪水高于教授将不会持续，学校有限的财力会集中使用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处长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而是花拳绣腿，它就无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预自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上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现在北京大学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千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25\1。这样的薪水，在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会的中下水平。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作顾问，挂名董事，与此待遇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的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关于这一方面问题，笔者有专门论述，故不赘言。这些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出现，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建康发展。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去，燕京大学是中国私立大学建康发展的第一只春燕。现在，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中国教育春天的到来！ 2009年10月19日夜阑人静时于京西菂园; 个人分类: 未分类|5075 次阅读|0 个评论

开放私立大学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zhangqq 2009-6-4 15:42; 开放私立大学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问题一：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得主？中国人有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钱永健。获得菲尔兹奖也有中国人：丘成桐、陶哲轩。但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现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小学、中学、大学无关。从概率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国留学的人大约130－140万。这个数字不知是杨振宁、李政道时代留学生多少倍。从投入上说，大多数中国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几乎是尽其所能，我们的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至少比西南联大要不知多多少倍。在大陆受过教育的30到40岁的中国人大约在一亿以上，为什么没有一个能获得诺贝尔奖？更令人惊奇的是，五四那一代人，不仅出现了一些文化巨人，还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华罗庚、周培源、陈省身、钱学森、李四光、严济慈、苏步青等，他们在各自领域都是全球科学界的翘楚和领军人物。而他们作出代表性成果的也都在三十多岁。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培养出几个这样的科学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问题可能不仅仅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而是在整个中国教育。科学创造的一个根本动力就是兴趣。兴趣也是一种乐趣。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在繁重的课程和作业的重压下喘息，在各种各样的考试前打拼。他们每天的睡眠基本不足，甚至周末还有奥数、英语、艺术、美术等各种补习。在考场上身经百战的现在中国的中小学生们，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他们对于科学还有真正的兴趣吗？是利用自己的知识来谋生、过好日子，还是一如既往，保持一种旺盛的兴趣不断进行科学探索和创造呢？（可以做个调查：那些中学的数理化奥林匹克金奖得主现在的职业是否与科学研究有关。）而我们的前辈却不是这样，他们终生保持对于科学的兴趣和探索的热情。这可能就是他们与现在孩子的根本不同。可以说，消磨了孩子们终生追求科学的兴趣，是当下教育的一大弊病。从未来着眼，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自己完整的科学研究队伍。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最尖端的科技人才。我们必须要自己培养一流的科学人才！问题二：被遗忘的大多数我们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压倒的重心是学习知识。即使这种教育在德育和素质教育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似乎也在所不惜。然而，不能够上大学特别是理想的大学的人还是大多数，而这个大多数却被学校和社会遗忘了。现在社会和媒体对于中小学生关注的主要是以下几类：一是学习优秀的学生，诸如高考的状元、奥林匹克竞赛的奖牌得主等等；其次是一些具有特殊禀赋的学生，如写小说的、鼓捣电脑的、有发明创造的等等。而对于那些普普通通的大多数，社会和媒体是沉默的。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大多数甚至受到歧视。全国的中学都分为重点和非重点，重点中学也分成各种班。大多数非重点中学、非重点班的学生的身份就是低人一等的标志，他们受到的压力不仅是学习方面的，很多是人格方面的。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家人面前也没有自信。因此，他们的心理很容易扭曲、自暴自弃。中学生中犯罪的，可能主要就是这类学生。应该说，一个人的天赋是有限的，而且每个人的天赋是不同的。科学家也许没有经商的本领，哲学家也少有高级技工的才能。尤其是在当前中国高考的恶性竞争下，有些学生学习成绩不好，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种恶劣的学习环境会给这些大多数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是难以估计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全民的、整体的教育，不是那种培养少数精英而伤害大多数的教育。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只要我们培养出具有健康人格和良好品行的人，发挥每个人自己的潜能，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就是极大的成功。而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问题三：现代大学生中一些问题的根源我们的中小学对于能够上大学的少数也进行了片面的教育。一个中小学生，只要学习成绩好，就一切都好，成绩差，就一切不好。学习成绩实质上被当作衡量一个中学生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这种标准也影响到社会和家庭。成绩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除非他们舍己救人光荣牺牲才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些上大学的孩子是学校、社会和家庭的宠儿，他们是伴随着阳光、鲜花和掌声一路进入大学的。但是，聪明不能代替道德，智商不能代替良知。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此而碰壁，甚至走上极端。因此，现在的中国大学生，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在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几乎都有不适应的过程，几乎都有失落的感觉。他们具有受宠和被惯孩子的全部心理特征。他们的致命弱点，就是没有经历挫折，难以承受打击。在大学里发生的有些事件，社会上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不是偶然的。大学几乎每年都有因考试作弊、偷盗等违法乱纪的学生受处分、退学和开除。精神出现问题的学生也不少见。更让人痛心的是，高校自杀的学生有不小的数字，而且这几年正在呈上升趋势。北京市在2007年5月8日到16日的8天时间里，有5名大学生连续自杀。2008年大学校园的杀人血案有愈演愈烈之势。10月2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发生令人震惊的杀老师案。为什么经过千辛万苦考到大学还不好好学习？还要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还要自杀、杀人？大学里发生的这些事情，根源都在中小学。不能说我们的中小学没有德育和素质教育。但是，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在升学率仍然是衡量中小学教育硬指标的情况下，我们的德育和素质教育怎么可能落到实处？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分数是硬道理，德育和素质教育只能是花拳秀腿。必由之路：开办真正的私立大学当下的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病是由应试而来。小学要为升中学服务，中学要为升大学服务。高考是个独木桥，我们必须要过。只要躲不过高考，分数就是硬道理。而废除高考，那样不又是文革了吗？因此，人们似乎找到一种借口甚至安慰：高考不是完美的，但它是不可替代的。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似乎都是不完美的必然产物。现阶段高考当然不能废除，上大学当然要考试。但是，要考试未必就一定要玩命，未必要让孩子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在头顶悬上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何让高考成为一种人生路上顺畅的通道，而不是一道人人提心吊胆的鬼门关，这是我们思考的入口处。对策：整治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最根本的还是从高考上思考、下手。我认为，中国高考残酷竞争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大学太少了，尤其是名牌大学太少了，即僧多粥少。那些试图通过增加高考的次数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在粥的分配上打主意，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压力和负担。要改变僧多粥少的状况，既不能用减僧办法，也不能在粥的分配上打主意，只有用增加粥的办法。设想，如果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或者更高，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或者更高，面对高考学生就不会这样玩命了。问题在于，中国怎么可能办那么多的大学？政府没有那么多的钱。中国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虽然逐年加大，可是按照我们以上设想的大学数量当然远远不够。然而，中国的民间却具有充足的教育财力。可惜，由于目前的教育现状，这种民间的教育财力却流失到海外，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流出的资金有多少？我没有精确统计，但可以大略估算一下。现在一个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读大学的孩子，每年的费用约人民币20万。如果每年出去1万人，就是20亿元。按照大学4年毕业计算，大约每年就有4万人在读，我们每年就有80亿人民币流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读中学和研究生。现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有100多万，每年自费出去最保守估计也不会少于1万人。这种资金流失实际上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意味着什么？中国政府1998年以后加大对北大和清华投入的力度，当时每年每校划拨6亿元人民币，据说占全国高等教育投入的六分之一。那么当时全国的高等教育国家投入只有72亿人民币，还不到80亿！就是说，这笔流入海外的教育经费超过了我们的高教总投资，可以办十几个北大或清华！因此，利用民间的资金办教育是一条必由之路。实际上，世界各国的教育都有民间捐助，美国、英国的名牌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的。这是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事业的共同经验，实际上也是教育事业遵循的共同规律。有人要问：中国现在不是有民办的小学、中学、大学吗？为什么不能缓解高考的压力？简单说，我说的私立大学，或者说全世界的私立大学，与中国大陆现在的民办教育具有根本的不同。它们本质区别在于：真正的教育投入是非盈利的，古今中外没有人通过办教育、办学校赚钱，而中国大陆现在绝大多数的民办教育都在盈利、赚钱。这些民办学校实质上就是公司。这样的学校不是按照教育的规律办学，而是按照市场的经济规律办学。它不可能让教育家来管理，而是让企业家来管理。可以看出，现有的中国大陆民办中小学（打工子弟学校可能除外），与国家的中小学竞争的是升学率。它们的目的是挤出国家中小学上大学的学生。而现有的中国大陆民办大学招收的都是高考落榜的学生，同时在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上与公办大学无法相比。因此，它既不可能成气候，也不能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因此，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唯有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其中最根本的是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体制，在办学、招生的根本制度上做出改革。同时也应该与税收制度改革相配套，建立民间的教育基金会。引进这个机制对于现有学校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现有的中国大陆公办学校，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最后一块堡垒。改革它的弊端，也只有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才能实现。就像我们的国家企业改革一样，在引入市场竞争的机制后，一切垄断带来的企业惰性、人员臃肿、低效率等问题都迎刃而解。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各种弊端（包括官本位、学术腐败），在真正的私立小学、中学、大学出现时，会得到彻底的改变。因为不这样，它们就不能生存。当然，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中国教育，还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譬如，要改变人们狭隘的望子成龙的观念，要树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要宣传普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目前，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 1977年，邓小平毅然决定恢复高考，当年就进行招生。现在，我们需要同样的勇气和魄力对僵化的中国教育体制开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我们的教育还是这样，国家未来怎么办？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们等得起吗？ 2009年2月3日于燕南园56号; 个人分类: 未分类|4633 次阅读|1 个评论

用麦肯锡的思路分析中国国立大学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Synthon 2009-5-6 23:37; 首先声明，这篇文章是看过鸿飞老师的blog之后写的，但是并不是针对该文，而是我这些年网上看网友评论教育的一点感受。一点感受，真的只有一点。根据我的观察，凡是有国立大学的国家，国立大学发展得都比私立大学好得多（注1）。无论哪国，无论从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上来讲，国立大学为社会做的贡献都比私立大学多得多。可是，为什么总有人说中国的国立大学问题太多，要改国立为省立市立甚至私立呢？用咨询公司的常规思路来讲（最近看了点关于麦肯锡、波士顿咨询等著名咨询公司的材料，也开始准备他们的招聘，所以最近比较习惯这个思维），既然绝大多数国家，国立大学都是成功的，都是承担着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任务（注2），那么我国就不应该取消国立大学。如果我国的国立大学办得不好，那就应该找到症结所在，向国立大学办得好的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制度和办学方法，改进我国的国立大学。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国立大学却科研做得很好的，但是世界上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有国立大学而且这些国立大学科研做得很好的。从常规的思路来看，我们应该服从统计结果，效仿成功案例比较多的策略（注3），即改进国立大学，而非取消国立大学。注1：有人可能要说美国的科研以私立大学为主，但是请注意，美国没有国立大学。注2：这里说国立大学承担科研的主要任务，是相对于私立大学和地方大学而言的，并没有跟研究所对应的意思。其实相当多的国家，是由国立大学+国立研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比如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也包括中国和印度。当然后两者饱受批评，因为大家攻击国立大学科研效率不高。。。注3：这里并不是说效仿那唯一的一个国家就一定不会成功，但是从投资管理的角度来讲，效仿统计成功案例比较多的策略，投资风险比较小。从咨询公司的常规思路出发，不会建议客户选择效仿一种只有一例成功案例的策略。; 个人分类: 科教评论|6628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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