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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zhaowanlin 2014-6-1 00:36; 父亲济南连续几天居高不下的气温，让人心里颇有些浮躁，同时也让我想到了还在高温中工作的父亲，他也曾拥有像我现在一样的无忧无虑，只是在岁月的打磨和责任的重压之下，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责任至上的父亲形象。（一）当父亲还是一个孩子父亲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的弟弟（我的叔叔）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因而父亲算得上是祖父膝下唯一的男子。而实际上，父亲也是祖母连续生下三个女孩儿之后的第一位男孩儿。所以，在有“男孩偏好”的社会中，他在家中的“地位”和享受的“优待”是可想而知的。从我母亲口中得知，父亲小时候是个十分调皮的“顽童”。譬如在“吃不惯米饭”的时候，他为了争取和家里其他人一样“享用”一顿“蒿子饭”（家乡土话是如此表述的）而耍性子躲进家里的鸡圈之中；或者，有时候跟自己的朋辈一起捉弄别人家的山羊，用一串串鞭炮挂在山羊的尾巴上，点着，然后望着惊慌逃窜的山羊发出童真的笑声…… 当然，在每次“恶搞”之后，即使父亲是家中的“小皇帝”，也终究免不了一顿来自于严厉的祖父的“恶揍”。父亲很聪明，但是对于学习却不大上心。他在上了一个多星期的初中后，就自己提出来退学。为了他的退学，祖父非常生气，不过也没奈何，因为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于学习。所以最后也只好让他“卷着铺盖”跟着同龄人进县城打工了。而从此，父亲就正式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二）当父亲成为“父亲” 无忧无虑的岁月总是逝去的飞快。父亲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开始收获了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父亲”。从他拥有父亲这个“角色”伊始，似乎就注定了他必须跟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告别，就必须要考虑如何肩负起对于这个家庭的“顶梁柱”责任。父亲在成为一位“打工仔”之前，还有一段关于其职业生涯中的小插曲。父亲做过司机，不过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大车”司机，而是那种替别人到煤场拉煤、车头还会“冒黑烟”的拖拉机司机。在充当司机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必须得早早地赶往煤场，然后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方能回家。不过即使这样十分辛苦的工作，也并未得到他预想的收获。司机这份职业并不能满足家里的开销，于是，父亲开始用自己稚嫩的双肩去县城的工地做苦力。那时候，我还年幼，没有去过父亲的“工作”地点，所以现在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还原”那时候父亲工作的场景。而我现在能想象的大概是：夏天的时候，父亲顶着毒辣的太阳，肩头扛着沉重的扁担，脚底踏出一连串深深的脚印…… 但是我也发现，这种想象是万分痛苦的，而且是连续的万分痛苦。因为自己脚下的每一步路都取决于父亲的青春和汗水，当我每次踏上县城的百步梯，我都觉得那是父亲用双肩托起了自己，是父亲用自己的身躯为我铺好了通往未来的道路。（三）炼钢工人：父亲的“职业角色” 那时候，父亲毕竟还年轻，他应该没曾料到自己做苦力得来的报酬却因为某些人的贪婪和人性缺失而得不到兑现。所以后来，他辗转去了码头做工，又由于各种“机缘”，他跟着熟人进了钢厂。也就是从那开始决定了他一直到现在还在从事的工作。当时，在钢厂的收入是相对较高的，尤其是对于我们那里的小山村的农民来说（他们大多眷恋于土地，具有很重的土地情结，排斥流动）。也正是父亲在钢厂的收入，使得我们家里的境况逐渐好转起来。原来的泥墙瓦房子变成了混凝土的平房，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的家里突然多了一台彩电……但是，随着我上大学，弟弟上初中，这些教育上的开销累积起来变成了新的压力，家庭的经济情况再度重新变得有些吃紧。所以，现在的父亲还有母亲还是十分的辛苦和劳累，也因为如此，父亲还是不得不继续呆在钢厂。其实，我并不希望父亲长期呆在钢厂，即使钢厂的工资再高。我曾经去过父亲做工的工厂（父亲曾两度换厂，我都去过），对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至今还有比较深刻的印象：煤炭、废铁、看起来很“老旧”的设备、大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以及被染成黑色的路面和路面低洼处的黑色积水让整个厂子变成由单一的黑色构成的“泼墨画”；炼钢设备的咆哮、汽车的轰鸣还有工人之间的喊话让厂内充斥着高分贝的噪音；钢厂里的巨大灰尘让每个上班的工人几乎都遭遇了一次整容手术，从上班之前的干干净净到下班之后的泥人形象完全就是一次灰尘对人体的覆盖；一座座用石棉瓦简单搭成的小瓦房相互连接起来就变成了厂区里简陋的住宅区，看上去颇似城市中的贫民窟…… （四）父爱的传承父亲成为“父亲”之后，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也放弃了很多原本属于自己的愿望。而且，当他承担了“父亲”这个角色之后，还不得不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而成为一个奔波在外乡的民工。去年春节过后，父亲正在忙着收拾行囊，我傻傻地问父亲为什么那么着急忙慌的想要离家去往工厂，而他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了一句“不出去打工就养不活这个家庭”。就是这样一句很简单的回答，仿佛让我再一次走进了父亲的内心世界：他是那么的无奈，以及在责任和自我之间必须要作出选择的时候是那么的无助。现在，我也渐渐的明白，父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表达爱的方式，我们可能难以从言语中发现父爱的蛛丝马迹，但却能够十分清晰的从父亲的行动当中体会到父爱的伟大之处。而这所有的所有，都会促使我自己进行反思：我该如何回报这份沉甸甸的父爱，又将通过何种方式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2014 年5月26日于济南; 172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恐怖】【复合骨折 Compound Fracture (2013)】【美国】: lcj2212916 2014-5-15 19:20; 导演 : Anthony J. Rickert-Epstein 编剧 : Renae Geerlings / 泰勒·梅恩主演 : 泰勒·梅恩 / 缪斯·沃森 / 德里克·梅耶斯 / Leslie Easterbrook / Renae Geerlings / Alex Saxon 类型: 惊悚 / 恐怖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语言: 英语 IMDb链接: tt2125472 Michael Wolffsen在他妹妹可怕地遭遇死亡以后，他带着他的未婚妻以及他新认的孤儿侄子回到了家里，照顾他的父亲Gary. 自从上次Michael告别父亲后，父亲变了很多：他极其偏执得认为在外面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想要抓住他，而且痴迷于让他的家人不可反驳的接受这一观点。在Michael和他的家人最初认为老头子是患了老年痴呆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Gary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屋外确有不可忽视的恶魔，而且不杀死Wolffsen的所有成员，他誓不罢休。下载地址： http://www.400gb.com/file/64758289; 2770 次阅读|0 个评论

今天是父亲90诞辰: 热度 2 fqng1008 2014-5-9 11:33; 一大早，妹妹发来短信：“哥哥，今天是爸爸诞辰九十周年。昨晚梦见他们，今早醒来查看日期，原来是四月十一。” 我连忙回复：“好久都没有祭奠二老，我抽空为他们写篇悼念文章。”然后上班了。刚才，忙完了手头事情，就开始扫描二位老人的图片。1999年为他们印刷了一本纪念册，也将其中的一些图片扫描过来，算是在这个父亲九十诞辰的日子，为老人们做些事情，以缓释自己的思念之情。今年春节，嫂子在我们这里过年，本来想请嫂子在节日里拜祭老人，也为我们示范一下拜祭的程序（父母亲都不迷信这些，因此我们也缺少这方面的熏陶，还是刚刚记事的时候看见奶奶做过，记忆非常模糊）。但说来说去却又耽搁过去了，至今那些程序我们仍然不太清楚，一直是个遗憾。在这方面，嫂子是个典范，她逢年过节总是记得这些，清明节也一直跟爷爷奶奶扫墓。我这些年年龄到了，渐渐感觉这种习俗还是很有意义的，确实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但少年时，正逢破四旧立新风，没有耳濡目染的教育。父母少年时正逢国难，早早外出参加救亡，也淡漠了这些传统。今天，做完了这些，我的思绪仍然没有打开，贴一段过去的文章（发表在《孝感日报》上），以为纪念（父亲诞辰于农历1924年4月11日，公历1992年8月21日去世）。附：脆弱的生命去年秋天，父亲去世了，两封加急电报一起带给我这意外的消息。我们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匆匆赶回广水老家。父亲躺在客厅的木板床上，他一动也不动，香雾在头前飘绕，冰袋布满周身。身边陪伴着泪流满面的母亲，还有姑姑和妹妹们。掀开头布，他那昔日精明的大眼睛，微微闭合在深凹的眼眶里，长而浓密的眉毛，由浅而深的鱼尾纹，一切容态依旧。他似乎正在熟睡，只是缺少了气息和消失胸廓的呼吸运动。我哭不出来，把脸贴在他丧失了神气的额头上，静静地呆立着…… 生命是脆弱的，对于饱经风霜、身体受到摧残的老人尤其是这样。那天上午，他感到不适，但仍然坚持跟我们写了最后一封信，然后要母亲陪他去医院。没想走到半路，一口痰涌上来，堵住了气管，涎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母亲要他歇一会，他用手指指前面的诊所，拼着命挣到那里，刚坐上板凳就溜下去了，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样匆忙，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在那一瞬间，他把69年的风雨奔波，以及奋斗和追求都划上了句号。无论是爱和恨、苦与乐，还是尊贵和高尚、贫贱与卑微，对他再也不显示任何意义。我猛然感到，人在生与死的搏斗中，显得多么脆弱，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就消逝在上帝的召唤之中。也许，这脆弱本身又蕴涵着某种顽强，父亲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然竭尽全力，他虽然没有保全性命，但终于到达了诊所，那个展示着希望的地方。脆弱的生命往往映衬着倔强的精神。在我们家乡的沙河边，父亲亲眼见过一位提鸡蛋过石板桥的乡下老太太，那位老人坚持将一篮鸡蛋完好无损地提过了桥，放在岸边，人却躺在蛋篮旁再也爬不起来了。父亲设想：那位不知姓名的乡下老人一定赶了很远很远的路，她希望满篮的鸡蛋能换回一些钱解决家里的急用，她一定在桥上就发病了，可能是心肌梗死，更可能是脑溢血。她生命的最后念头是无论如何要保住鸡蛋，她做到了，鸡蛋一个也没有损坏，但都是用生命换来的。父亲小时侯，家乡里土匪闹得厉害。有一次，肖家杆来了，爷爷奶奶慌忙收拾家杂，全家背背扛扛和乡亲们一起赶往几里路外的山寨，9岁的大姑妈担负着背3岁的父亲逃亡的重任。他们及时躲进了山寨，但大姑妈放下父亲就吐出了鲜血，那也是一种近乎致死的求生行动。父亲年轻时，从沦陷区逃亡到重庆求学。他水性不错，一次和同学打赌，在涨水季节横渡长江。没想刚游到江心，一个旋涡把他卷到了江底。他急中生智，拼命横过身来一蹬，虽然摆脱了死亡威胁，脚却被江底的石头划开了一条大口子。而且顺江漂流了20多里，才被同学救上岸，他已经精疲力尽，出了不少血，但终于从死神手里挣了回来。父亲中年时，碰上了反右运动，劳动改造加自然灾害，不少人都没有熬过难关。他们农场里饿死的、病死的、自寻短见的，时有发生，甚至有人饥肠难挨，偷偷打开红薯窖而撑死在里面。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挖地劳动，管教人员别出心裁，将每个人午餐的一碗稀粥放在地头上，必须挖到终端才能进餐。临近下午了，大多数人已经吃到了自己的一份粥，有一个体弱者实在挖不动，才挖了一小点就躺下了。当他看到别人已经收工，就艰难地朝地头爬去，但是在离粥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了，他终于没有吃到这救命之粥。父亲老年时，他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复职后他要夺回失去的损失，认真地备课，声嘶力竭地教学，终于病倒了，他是大汗淋漓地倒在讲台上之后，才回家休息的。后来，他的身体完全垮了，每当有同事先他而去时，他总是十分惆怅，可能预感到死神正在临近。这次就一下子解脱了，尽管他挣扎着到了诊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在与死亡抗争呢？一切都过去了，消失了。生命是什么？对于个体而言，生命是得而复失，生命是瞬息即逝，生命是索命阎罗催逼下的奔跑，生命是对热爱生命者的惩罚；只有死亡是永恒的！面对死亡，不能不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凡由时间赠予的，都由时间带走了；凡是现实存在的，都由现实所遗弃。一切的得到都会失却，一切的追求都是过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个人分类: 谈情说爱|2143 次阅读|4 个评论

沉默之殇: 热度 1 yurongming 2014-4-17 08:12; 沉默之殇一个老人，沧桑一生打柴、放排、捕鱼、结绳为什么？生命的最后旅程却容不下，半片调羹父亲走了不到一年，刚是母亲淌下生命，最后一滴眼泪风飘云散，无声无息！唯有，无父无母的孤儿飘渺残留的记忆 …… 一个卑微的生命剧烈的咳嗽、挣扎再剧烈的咳嗽、挣扎只为了咽下，一小半调羹水摇摇头父亲，那一刻您终于笑了！天惊地动，豪迈苍凉父亲，您竟然笑了！是长久的病痛与折磨之后，与命运的终于和解？那一刻您笑得多么坦然和慈祥！伫立坟前父亲，您不孝的儿子只有沉默，甚至没有一滴眼泪而您，再不会那么坦然的笑了再也不会！前行，在人心的沙漠里远了，父亲！远了，母亲！远了，姐姐！只剩我，依然前行; 个人分类: 现代诗歌|2831 次阅读|2 个评论

从含冤蒙难到平反昭雪----记父母亲的一段人生经历: 热度 7 duzhanchi 2014-4-4 14:24; 开头语：我的父亲母亲，命运坎坷起伏。学生时期家道从容，无忧无虑；突遭日寇入侵，前程被毁。青年时期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日渐生活安稳，衣食无忧；中年时期惨遭冤案，下放农村，忍辱负重，贫困潦倒；老年时期平反回城，重获新生，安度晚年，其乐融融。父母先后于2006年和2010离开人世。多年来，我们几个儿女魂牵梦萦，倍加思念；二老的慈祥面孔，和言善语；欢乐时的灿烂笑容，被批斗时的痛苦惨状，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今年，是父母诞辰93周年，值此之际，我与诸妹共同回忆，撰写此文，以告慰双亲在天之灵。我的父亲杜儒英，先后在内蒙古五原县马车运输公司和县运输管理站任会计。他业务熟练，认真负责，日夜操劳，十分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当时，家境尚可，我已参加工作，大妹淑琴，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在即。父母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料到，祸从天降，阶级斗争突然袭来。 1965 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中，有人揭发父亲是漏划地主，贪污公款；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大会小会，逼他老实交代；把父亲依理据实辩解，说成是顽固不化，并把在初中读书的大妹叫去揭发问题。父亲感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就给总团写材料，反映真实情况。岂料报告未出工作组，就被打回，并将此说成是顽固不化，抗拒运动，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厉的批斗和制裁，将他隔离审查，不准回家。家中诸妹年幼，父亲放心不下，恳求看守，允许他回家看看，安顿一下家事。好心的看守郭生华，夜间偷偷放他回家。进屋后，父亲不敢开灯，在黑暗中安慰母亲王春芳说：我没事，成分在五十年代就定成了小商，我也没有拿公家的钱，没有贪污，不要害怕。为不连累看守，他只在家里待了半小时，就匆匆赶回隔离室。在高压之下，没有其他出路，为了免受逼供批斗之苦，为了保全家庭，父亲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他们早已写好的定案材料。 “四清”工作组勒令父亲退赔。当时，家中人口多，收入少，没有积蓄。为了退赔，只得卖掉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台缝纫机，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存放衣物的板箱柜，凑够了定案的“贪污款” 700 多元。至此，家里只剩下了衣服被褥、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成了名符其实的赤贫。 1966 年 8 月中旬，父亲得到通知，被定为地主和贪污份子，开除公职，全家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勒令数日离开县城。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父亲悲痛欲绝，母亲嚎啕大哭，犹如落入万丈深渊。 20 日，这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运输管理站用马车把全家送到了城南公社美星大队第四生产队（胡家村）。村里有一间废弃的土坯房，已多年无人居住，面积不足十平米，队长将全家六口安顿于此。房子的窗户很小，窗纸千疮百孔，门用薄薄的木板钉成。平时如不开门，室内十分黑暗，看不清东西。房屋低矮，站在炕上直不起腰来。进屋后，父亲忧闷满怀，默默无语；母亲眼含泪花，慢慢地收拾东西；妹妹们愁容满面，失掉了往日的欢乐。由于房间狭小，有些物品只好放在室外。但院墙已破旧不堪，只得临时用秸秆圈成一个简易的院子。村里几个顽童，不时往院里和家里扔土块，并喊着“看老地主来”。就这样，父母及妹妹们开始了蒙羞负重的生活。到农村后，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口粮严重不足。当时，农民的口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按人头分配的口粮，二是工分粮，三是自留地粮。其数量，以后二者为主。油和肉来源于社员自养猪。父母八月份到此，无工分粮，无自留地粮，无肉，无油，一无所有，只分得一点可怜的口粮。没有办法，只有靠土豆、萝卜和少量小米度日。早饭为米粒寥寥的萝卜小米稀饭；中饭是萝卜小米饭和菜汤；晚饭为土豆、萝卜。一日三餐，几乎天天如此。加上劳动时间长，身体入不敷出，以致营养严重不良，父母腿脚严重浮肿。母亲慈祥、善良，心灵手巧，会裁剪衣服，经常帮助村里人做些针线活儿。得到帮助的淳朴村民，有时偷偷给点油和菜，父母从内心里感激她（他）们。当时，大妹在五原一中读初二。文革初期，不上课只开会，有空她就回家看看。每当此时，她便把同学吃剩的馒头积攒起来，有的同学还有意多剩些给她留着。父母和妹妹们见到馒头，犹如见到山珍海味，高兴至极。但父母每次都告诫大妹：“咱家成分不好，不要因为这事儿，影响你的前程；下次不要往家带了”。上述饥饿境况，我没有目睹，更没有体验。在红旗下长大的我，与党同心同德，认为应该与地主划清界限，决定不再给家寄钱。不久，父亲来信，将穷苦潦倒的境况告诉了我，希望给寄去点钱；但又一再提示我，要把钱寄给下放前的一位邻居老张，千万不要寄到家里，否则，会受到批斗，甚至将钱没收。我思想斗争激烈，心想，寄钱是不是阶级路线不清，立场不稳？但当想到几个年幼的妹妹，体弱多病的母亲，分文皆无的一家，没有粮食，无钱买菜，如何在饥寒交迫中持续生活？亲情和怜悯之心，占了上风，便寄去 300 元钱。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每月还要给大妹寄 10 元生活费，没有多少积蓄，只能尽我所能。大妹省吃俭用，每月只花几块钱伙食费，剩下都给家里补贴。当时粮食很紧，有钱也难买到。有一次，父亲偶尔听说，距离本村六、七里之外的邻村，有人偷偷卖粮。当时，家里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父亲决定冒险前去买粮。一位好心的村邻，晚上偷偷领着十三岁的二妹霞霞，去邻村买了十来斤小米；后来，父亲又惶惶不安地偷着去买了几次。老天保佑，总算没有被造反派发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总算熬到了第二年夏收。翌年，家里开始盖自己的住房。村里给找了一位师傅，帮助砌墙，十六岁的大妹和父亲当小工。盖房用的材料，不是用模具托的土坯，而是用平锹从地里切出的长方体土墩，每块重达 20 多斤，大妹与父亲将沉重的土墩一个个递上去；当墙砌到一定高度后，更是十分吃力，一天下来，疲倦不堪，累得揪心。但还是坚持下来了，一间十几平米、可以直起腰的土墩房，盖好了，全家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栖身之窝。在忍受生活熬煎的同时，父母还遭到政治上的歧视和高压。白天劳动一天，已劳累不堪，晚饭后也不让休息，常常开会，接受贫下中农批斗；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地主”大牌子，弯腰九十度，低头到膝盖；造反派厉声呵斥，不时地呼喊着打倒地主分子杜儒英的口号。会场上最为积极的是来自天津的知识青年张某某和林某某，不时地用手按父亲的头，有脚踢他的腿，以此表现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比贫下中农更加革命。刚到农村时，还让母亲参加陪斗，政治队长胡某说，母亲帮忙村民做针线活是拉拢和腐蚀贫下中农。母亲有口难辩，只能俯首听呵。有时还叫妹妹们参加批斗，她们看着这种场面，尽管心中难受万分，外表却不敢表露，还要跟着呼喊打倒的口号。全家隐忍蒙羞，饱受人格侮辱。不身临其境，难以体会个中滋味。后来，从县革委会开来信函，证明母亲不是地主，其后才免于陪斗。除此之外，每逢年节，父亲都要被队长叫去训话；有时还被民兵押着，用拖拉机送到公社，站在戏台上，挂着牌子参加陪斗；被斗的是走资派，陪斗的是一大串四类分子 - 地富反坏。自父亲被定为地主分子之后，我便不再直接给他写信。但写给妹妹的信，造反派都要截留，目不识丁的胡某，先找知青代念，进行审查，然后再转交给妹妹；有时干脆扣下不给，全家失去了通信自由。每当社员政治学习时，就让父母亲双双在月光下扫俱乐部前的大街，或到畜圈翻粪。翌日一大早，父亲还要背着箩筐捡粪，为生产队积肥。这一切，都是无偿劳动，不给记工分。多年来，父亲当会计，坐办公室，体力劳动较少。突然间，劳动时间如此之长，强度如此之大，如何承受得了？妹妹们虽然年幼，但已懂事；她们心痛父亲母亲，但无法替代二老受苦受累，只有眼含热泪，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煎熬。除农业劳动之外，每年都要出民工，挖河渠。这项劳动强度大，一般都是挑选二、三十岁的壮劳力参加。父亲当时已近天命之年，但由于是地主分子，所以每次都在劫难逃。工地上，虽然住房简陋，但民工一般在炕上睡觉，而造反派却常常让年近半百的父亲睡在冰冷的地上。劳动项目，主要是用铁锹挖土和用箩筐担土。造反派总是让父亲挑土，通常挖土者在给箩筐添土时，挑土者可以稍事休息，但却给父亲安排二副箩筐，轮流换筐挑土，使之没有喘息的机会。父亲没有言论自由，只有忍气吞声；有些造反派，故意把箩筐装得很满，以显示自己阶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一次，父亲不堪重负，力不能支，当场吐血，流出了无声的眼泪。这种场景，是事后一位村民悄悄告诉我大妹的；她听后，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不敢告诉母亲和妹妹，唯有自己偷偷流泪。有时，父亲出民工回来，途经五原城关，虽然天色已晚，但为了全家的生存，无粮票购粮，就买些葫芦；县城离家四十来里，无钱坐车，就自己挑着，走走歇歇，到家已近半夜；体虚担重，汗水湿透父亲的内衣，母亲见状，唯有掩泪装欢。胡家村地处盐碱地，井水苦而咸，口感极差。村民不得不饮用浑浊的渠水；渠离家远，母亲心脏不好，当父亲外出民工时，只有靠十三岁的二妹挑水。她年幼力薄，勉强为之，步履维艰，左右摇晃，目睹者为之心酸。尚在五原县城读书的大妹，每次回家时，都把水缸担满，以尽量减轻父亲和妹妹的负担。那些年，每年都种水稻。秋天成熟时，地里仍然都是泥泞而冰冷的水。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但生产队长石某，硬让她下水干活。有一次，正在割稻时，母亲一时疼痛难忍，站立不稳，不由自主地坐在了泥水地里。不仅没有人问候，晚上还开批斗会，说母亲耍滑头，玩阴谋，不想参加劳动，母亲有口难分，只能低头认批。其实，像母亲那个年纪的妇女，当时都是在家照料孩子，不再参加劳动。大妹初中毕业之际，正值文革如火如荼，不仅继续升学的幻想破灭，而且由于出身不好，造反派头头不许她与同学一起到农村插队，她身不由己，只能回家，接受当地改造。当时她的户口没有迁到家里，一直放在学校，过了三、四年，去学校迁户时，户口竟然失踪了。找了几个部门，谁也不管这事，无可奈何，大妹成了黑户。好在农村靠挣工分分粮，就没有也无法再去追究；一直等到父亲平反，户口才得到解决。为了减轻父母的政治压力，也为了妹妹们少受欺负，大妹回乡的第二年，就与那个生产队长石某的二弟结婚了。不久有了孩子，母亲以照料外孙女为由，便可少参加重体力劳动。其他三个年幼的妹妹，由于出身不好，也都陆续辍学；为了生活，十三、四岁她们便开始参加成人劳动。三妹艳霞在十五、六岁时，赶牛车拉坯子，车轱辘从脚面压过，留下了后遗症。四妹琴琴也是在赶牛车时，牛惊了，车轮从脚上碾过，好在没有大碍。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先后在农村成了家；残酷的政治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整过了十二个春秋，总算熬到了“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对出身成分渐渐淡化。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伟大转折，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后，父亲不再进行无偿劳动，可全部精力用于自家承包的土地，开始过上普通正常的生活。此时，父亲年近花甲，早已心灰意冷，没有任何奢求，只想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五原地处边陲，消息闭塞，父亲无书可读，无报可看，整日埋头劳动，对全国形势一无所知。 1978 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全面论述了当前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分析了造成冤、错、假案的原因，再次阐明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政策，并对纠正范围和时间安排做了具体说明。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我开始沉思：父亲被开除公职，是否也属冤假错案？因为他曾对我说过，解放初在门头沟居住时，他本人的成分已定为小商， 1960 年经五原县肃反委员会复查，确认无误；贪污问题也是子虚乌有。于是，我十余年来第一次直接给父亲写信，告诉他目前党中央正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甄别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错案。并表明了我的态度：关于成分，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关于贪污，符合事实的，就承认下来；不符合事实的，指出错何处，并说明事实真相。总之，一定要实事求是。（见附录1）父亲接到我的信后，犹豫不决，一是，回想起当年对他的逼供场面，仍然心有余悸，如果申诉，万一平反不成，反而罪加一等；二是，十余年来不动脑、未动笔，思维迟钝，写申诉材料感到吃力。我针对他的活思想，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内容，给他进行了详细讲解，以解除他的疑虑，扭转他担心再次受到打击报复的脆弱心理，并答应，由他写初稿，列出事实，由我进行修辞。几经反复，大约在1979年2月将《申诉书》交给了五原县革命委员会（见附录2）。革委会经过一年多的内查、外调、复审，于1980年4月，下发了五革发（1980）94号文件：“杜儒英同志本人成分应为小商，原定地主成分不妥，予以纠正。原定贪污数字亦有出入。故决定恢复杜儒英同志公职，工龄连续计算”（见附录3）。平反了，但仍留了个“贪污”的尾巴，且将“错误”说成是“不妥”，用巧妙的措辞，粉饰当年当权者的过错；不过，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不少领导仍是当年的操刀手，岂肯轻易完全否定自己？父亲心知肚明，既已恢复公职，也就适可而止，毕竟是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而且，当年退赔之款，分文未给退还，父亲唯恐节外生枝，亦未追究。父亲仍然是那么善良，那么识大体，那么善解人意，那么忍辱负重。依据平反文件，按理应该很快给他安排工作。但其后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可谓一波三折。五原县交通局说：父亲原所在单位，已交巴盟运输管理站，应由盟里安排工作。盟交通局将此事交由盟公路运输管理总站处理。该总站发文说：父亲原是集体工，安排到公路段林场，继续按集体工使用，工资待遇可协同有关部门酌定。（见附录4）。这个文件与五原县革委会的平反文件大相径庭。此时，全家户口已转到县城，不再务农，如不服从安排，便无生活来源。为了生计，只好委曲求全，先去林场上班。 1980 年12月，父亲到林场报到。但是，除工资外，其他福利一概不给，按临时工对待。我从植物所人事处了解到：即使是集体人员，分配到国营单位后，也不能算临时工，其待遇应与国营人员相同。父亲感到冤枉，心中憋屈，所以就进行信访（见附录5、6、7）。不曾想，到头来申诉信全部转给了巴盟交通局，交通局又交给了盟公路运输管理总站。总站再次发文，而且变本加厉，将原来“工资待遇可协同有关部门酌定”改为“一切待遇由苗圃决定”。如果不从，就将父亲的材料退回五原县，由五原县解决（见附件8）。父亲看了该文件后，觉得其中有不少不实之词，于是又给交通局党支部的写信，指出其谬误之处，阐明了自己的看法（见附件9）。其后，盟与县两家互相推诿，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父亲当时已经60岁，谁都不愿意接纳就要退休的老人。父亲毫无办法，生活拮据，只好给五原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写信，申请补助，解决住房等经济困难问题（见附录10）。但是，仍是石沉大海，毫无音讯。父亲终日忧思，度日如年。在某些领导看来，让父亲当个临时工，有口饭吃，已是天大恩赐，至于是否按照政策给彻底平反，根本不去顾及。父亲含冤蒙难十几年，精神受尽折磨，身体饱受摧残，经济损失重大，儿女前途被毁，这是谁之过？此类基层领导居然不顾中央三令五申，视民众为草芥，推三阻四，确实可恶可气，但这类人也着实可悲可笑！联想到胡耀邦在平反冤、错、假案中所遇到的强大阻力，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忍不拔的精神，永远值得发扬光大，永远值得万众称道。苍天悲悯。不久，五原县汽车保养厂刘二仁厂长，得知了父亲的现况，特邀他到该厂担任会计之职。这源于刘厂长以往曾与父亲共过事，对父亲十分了解，知道他为人诚恳，工作踏实。在四清运动中，刘曾对父亲不仁，做过伪证，但当下别无选择，父亲还是答应了他。1982年4月，已经61岁的父亲，再次重操旧业，干起了会计工作。他一如既往，仍然是一丝不苟，敬业有加。然而，遗留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因为父亲原是国营职工，现在却按集体职工待遇。其后几年，县领导几经更换，父亲多方交涉，尽管有理有据，但毫无进展。直到1986年，在我中学同窗和校友的帮助下，父亲再次向县委申诉。县委认为父亲的申诉有理有据，经过调查，下文恢复父亲国营职工待遇，退休费由财政局发给，问题才得以解决。神哉！怪哉！仅仅有理有据不行，还得有人才行，人情胜于法，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在此展现无遗。纵观社会，则见怪不怪，原来父亲之案只是无数案例中的一例。这一年，父亲退休，依据有关文件，由大妹接班，总算圆了父母的心愿。父亲生前，每当谈及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时，心情犹如五味翻搅，时悲时喜，嘘唏不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伤口渐渐愈合，恍如一梦的苦难已成往事，父亲终究不失善良本心。他常说，邓小平了不起，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的今天；他由衷地感谢党中央，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父亲所经历的苦难，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尽管历史的巨刃已经滚滚而去，尽管痛苦的回忆令人伤心，然而，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咀嚼往昔的苦楚，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得到启迪：欲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必须健全民主法制，切实依法执政；必须懂得法大如天，至高无上；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建立有效监督体系，使位高权重者不敢为所欲为，使腰缠万贯者不敢胆大妄为；必须以人为本，以民为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附录1：1978年12月27日，我给父亲的信：爸爸：您好！十二年前，您因贪污和漏划地主成分，被解除公职，下放农村。当您来信告诉我这一不辛的消息时，作为立志革命，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我，与您立即划清了界线。从此，我没有直接给您写过一封信，只是通过给妹妹的信，讲一些让您好接受改造的政策，并教育妹妹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背叛家庭的阶级出身。那时，我认为这是非常革命的。十二年过去了，在这些年月里，我对您可以说是冷漠的，因为您是地主啊！但是，我的心情从来没有平静过。我不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只有悔恨出生在这样倒霉的家庭里。春雷一声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四人帮”横行之时的冤案、错案、假案一个个翻过来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错案也正在进行甄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在这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我不禁想起了您十年前的话。您曾在信中对我说：贪污是个冤案，划成地主是个错案。但是，在那时，我对您全然不信，我怎能相信您呢？因为您是地主，是阶级敌人，也是我-一个革命青年政治上的敌人。实际上，我对您的出身并不了解。家乡解放时，我仅四岁，怎能知道您当时的经济地位呢？1953年之后，我就离开了您们，到外地读书，怎能知道您当时的工作情况呢？这就是说，我当时对您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唯心的，是受到了林彪、“四人帮”影响的一种极左表现。这表明我还没有真正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谈论这个问题。1978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阐述的较为全面。这篇文章主要谈论了下面几个问题： 1. 当前形势：两年来，从全党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些冤案、错案、假案得到了纠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激励和推动着各项工作的发展。但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还做得不好。 2. 意义：关系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 3. 方针政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就是实事求是的方针。就是说，依据事实来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没有定错的案子就不必纠正，部分定错的部分纠正，全部定错的全部纠正。 4. 纠正范围：当前主要是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以及在他们错误路线干扰破坏下产生的冤案、错案、假案。同时，不管是什么时候搞的冤案、错案、假案，都一律改正。 5. 造成错案的原因：（1）错误路线的干扰造成的；（2）人们主观片面，粗心大意，偏听偏信，感情用事等思想作风上的毛病造成的。 6. 安排：争取在1979年上半年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基本做完。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我认为，如果您认为以前定贪污和漏划地主两案是正确的，那就不必申诉了。如果认为其中一个案件是错的，那就申诉这个错了的案件，另一个案件就不要申诉了；如果两个案子都是错案，那就全部申诉。在贪污案中，如果一部分是定对的，一部分是定错的，那就只申诉定错了的部分。总之，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弄虚作假。否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您是当事者，自己对自己最了解。我相信您会根据事实做出正确判断的。同时，也不要有这种顾虑：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和几十年前的事了。能弄得清楚吗！小地方比不得大城市，掌握政策不准等。我觉得，只要实事求是，迟早总会落实政策的，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在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赶回农村的，只要是弄错的，都陆续平反了，又回到了北京。能工作的仍给予工作。年纪大的，给以退休，拿退休金。这都说明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正确。下面具体谈谈这两个问题： 1. 关于成分问题在《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因此，如不足三年，或虽有三年而中间有间隔的（不相连续的），也不应定为地主成分。只此一条就不应定为地主。不过，据我估计您可能解放前三年在家务农。（当然我的估计可能不符合事实）。假定已满三年，再做第二步分析：即是否从事主要劳动（按政策规定，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一年满四个月，谓从事主要劳动，不满四个月算附带劳动）。往下，又分二种情况，即当时您与我爷爷分家了没有？假定当时没有分家，按政策规定：“地主家中有人自己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或同时雇人耕种一部分土地，而以主要部分土地出租，其出租数量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二倍以上（例如出租二百亩，自耕和雇人耕种不到一百亩）者，不得称为富农，而应称为地主。其参加劳动的人，如果在家庭中不是居于支配的而是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则参加劳动的人应定为适当的劳动者成分，以别于家庭中其他不参加劳动的人的成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按这个政策，您如果没有从事主要劳动，应划为地主，如从事主要劳动了，您本人应划为中农。假定当时分家了，您又没有从事主要劳动，仍应划成地主。如果您参加主要劳动了，应划为富农，还是中农呢？在《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分界”，“现改为以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为标准，是必要的：一.凡经常雇请一个长工者，或有其他剥削，但其剥削分量的相当于雇请一个长工以下者，均不得认为富农。二.凡经常雇请两个长工，或有其他剥削，其剥削分量的总和相当于雇请两个长工以上者，一般可以算为富农。但家庭消费人口多，生活并不富裕者，仍不应算为富农。三.凡经常剥削分量在相当于雇请一个长工以上，但不到雇请两个长工者，则应仔细计算其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超过者为富农，不超过者为中农或富裕中农。”毛主席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即是说，必须完全按政策办事。您可以根据上述政策，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在提出申请时，可能还需要说明如下几点： 1. 指出1960年五原县肃反委员会已给您定成小商成分。《在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讨论纪要》中指出：“至于那些在土改时就属于可划可不划的人，现在一律不要重划。”您是否属于土改时可划成，也可不划成地主、富农的人呢？要不然，您在内蒙古五原县工作，家乡的各级领导是知道的，为什么一直没有追究呢？ 2.1966 年给您定成地主成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除我大伯这一个证明外，还有无其他证明材料，可靠程度如何？还需说明您与我大伯的关系不好。当时有无逼供，诱供？ 3. 当时，您与我爷爷有无分家？是怎样分的？如果名义上分家了，但实际上经济收入与支出都在一起，则实际上没有分家。这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因为这是分析问题的前提。二.关于贪污问题在您的贪污案中，共定了几起贪污事件，应分别说明每件是否符合实际。凡是符合事实的部分，就承认下来；凡是不符合事实的，就指出错在什么地方，并说明事实真相。另外，需要说明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定错的，证据是否确凿。在申诉时，要抓住主要事实，简明扼要，理由不在多而在于精，太啰嗦领导不耐烦看。申诉信应主要写给五原县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同时给巴盟盟委寄去一份。因为各地落实政策工作进行的快慢不一样，领导掌握政策的水平也不一样，所以您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认为写一次就能解决问题。但只要自己说的是事实，一次不行就再来第二次。我再重复一遍：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以往的定案全部符合事实，您就不必申诉了。反之，如果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就必须提出申诉，否则就会冤屈一辈子。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您不要过于着急，心情也不要太沉重，要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请求县委给您重新调查核实。我本来不想参与此事，怕别人知道后说搞翻案。尽管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但仍不愿意别人知道此事，因为有少数人，只看表面现象，专爱给人扣帽子。但是，您身在农村，整天劳动，怕您对这些事情不了解，所以给您讲一下此事。事情究竟该怎么办，我想您会做出正确决策的。附录2：1979年2月，父亲请求五原县革委会复查平反的申诉信五原县革命委员会：我原在五原县马车运输公司工作，1964年该单位下马，调到五原县运输管理站工作。1966年8月，被下放到五原县城南公社美星四队。这件事情是在“四清”运动中发生的。当时给我定的主要罪行，一是隐瞒年龄，隐瞒成分，漏划地主，逃亡地主；二是大搞贪污，造成马车公司下马；三是抗拒运动，死不交代问题。当年，我认为开展“四清”运动是必要的，我的态度是积极的。在运动中。凡属于我的错误，我都作了诚恳检查，但我既不是漏划地主，也没有贪污公款，当然不应该承认。我的这种态度是符合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而当时工作组的某些人，调查不深入，主观片面，偏听偏信，对事情不做合情合理的分析研究，硬说我是漏划地主，是贪污分子，并把我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成是死不交代，对我进行逼供信。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向总团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但报告未出大组即被打回，随即而来的是扩大批斗，说我抗拒运动。在这种高压之下，没有别的出路，只得屈打成招。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万般无奈，悲痛欲绝。我自从参加工作以后，虽无多大贡献，但一直勤勤恳恳，常常工作到深夜，总想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没想到，到头来落个如此结局，我怎能不使我万般悲戚伤感呢？在给我定案之际，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起来了，林彪、“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之机，窃取了高位，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许多革命干部受到了摧残迫害，其中不少含冤饮恨离世。在这种形势下，我当然无法再去申诉自己的冤屈。我非常苦闷，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还会出现这么多冤案呢？我只有面对现实，埋头老实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农业战线出点微薄之力。同时，我也坚信，事实总归是事实，是不容歪曲和捏造的，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揪出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两年多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拨乱反正，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大好局面，全国人民开始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两年多来，冤案、错案、假案逐步得到了平反昭雪，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从中得到了很大鼓舞。我虽年近六旬，但身体还算不错，急切盼望重返我所热爱的工交战线，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党和人民。然而，我常顾虑重重，一是觉得自己的错案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怕难以弄清，二是看到林彪、“四人帮”宁左勿右的余毒仍未肃清，自己现在身为地主分子，怕别人说我翻案，三是怕原籍证明人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指导下，不敢说公道的、实事求是的话，以致重新出现不真实的材料。因此，我有时心想，干脆不再申诉了，就这样糊里糊涂了此一生算了。但通过学习和仔细琢磨，觉得这种想法又不对头，这不符合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毛主席早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对人错误处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华主席一再强调，要严肃认真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坚决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1978年11月21日）指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过来”，“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就要给以甄别平反，这就是毛主席对处理冤案、错案、假案的基本观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指出：“我们办案子，一是根据事实，二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某个‘长官意志’”，还指出：“什么事情，都要开动脑筋，具体分析，就是对地富反坏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只是因为地富反坏说了几句话，不分析他为什么说这些话，说这些话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来个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犯，捉起来判刑。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定什么问题，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没有问题不能随便往他头上按”。最近，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地富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就有关事项发出了通知。通知中说：“在四类分子中，对部分错定了的人，必须认真负责地做好平反改正工作。凡是错定的，即便已经死亡，也应平反纠正”（1979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教导，华主席的号召，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解放了我的思想，给了我力量，增强了我弄清问题的信心。同时，报纸上也刊登了不少具体事例，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定的97名右派，经重新调查核实，有93人属于错划（197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公安部原定63名右派，经复查有60人属于错划（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安徽省巢县公安局给707人撤消了错定、错戴的“四类分子”帽子，河南省原阳县师寨公社纠正错管的地富分子290人之多，等等。所有这些，更使我相信，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政策不仅能在中央单位落实，也一定会在基层落实，不仅能弄清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也能弄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鼓起勇气，写这份报告，恳请有关部门予以重新审查。为便于领导同志对我的案件重新进行调查、研究、核实，下面仅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作简要说明。（一）关于成分问题在家乡河北省任县王村解放前三年，即1943-1945年，我在剥削阶级家庭生活。当时，我父亲是一家之主，居支配地位，收入和支出全由父亲掌握。我父亲和哥哥均不参加主要劳动。我因与继母不和，所以不与父母一起吃饭，他们开小灶，我和我女人、孩子与长工开一个灶。在这三年里，我家雇一个长工，1943-44年的长工是杜洪江，45年是孟艮山（小名：物件）。我与长工共同种我家的地。当时，洪江和物件都是十五、六岁的半劳动力，我是主要劳动力，承担耕、种、锄、浇、收割等主要劳动，负担劳动量的70%。按国务院划分成分的规定：“地主家庭中，有人自己常年参加主要劳动或同时雇人耕种一部分地，……，应称为地主。……其中参加劳动的人，如果在家庭中不是居于支配地位，而是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则参加劳动的人应定为适当的劳动者成分，以别于家庭中其他不参加劳动的人的成分”。我觉得我的情况符合这条政策，我应当被划为“适当的劳动者成分”，不应划为地主成分。因我与继母不和，经常吵架、打架，曾几次想离开家里。1945年下半年，我终于离开了这个家。从离家到1947年，这二年多时间，我在正太线经营行商，1948-1950年夏，在北京门头沟经营小商。门头沟是1949年初解放的，在这解放前三年（1946-1948年）我经营小商。鉴于家乡解放时我不在家，所以没有给我定成分。因此，门头沟公安局给我定为小商成分（见我在门头沟的户口和门头沟到五原的迁移证）。我在五原马车运输公司工作期间，于1959-1960年五原县肃反办公室再次调查核实，通知我为小商成分，已经定案。然而，在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干部李桂成外调归来后说：我父亲“占地1300亩，还有油料加工厂”,“隐瞒年龄8岁”，“地主儿子没有劳动的”，“是逃亡地主”，甚至说“我们的政策是活的，想给你定，就给你定”等等，于是就给定了地主成分。李桂成这些说法，全是不实之词。事实上，“占地1300亩，油料加工厂”是我祖父辈的事情。到我父亲辈，最多时有地200多亩，解放前三年有地100多亩，雇长工一人。我也没有隐瞒年龄，我们村的孟宪五、杜栓住是我的小学同学，他们比我大一、二岁，我属鸡不属牛，这才是事实，可去调查。说“地主儿子没有劳动的”，但当时我确确实实参加主要劳动。说“我们的政策是活的，想给你定，就给你定”，显然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说我是“逃亡地主”，这也不符合事实，理由如下：（1）1946年春节时，我回原籍过年，当时村党支书杜云官还问过我在外经商的情况；1952年我又回家一次，我女人1947年和1954年先后2次回原籍探亲，这几次回家，村里人都知道，如果是逃亡地主，为什么不追究呢？（2）解放初，我在门头沟煤矿开小铺，矿山不少人是我的同乡和连乡，门头沟与原籍行人来往不断，村里人都知道我在门头沟，但原籍没有过问过我的成分，也未通知我是地主成分；（3）1950年到内蒙古以后，我常与我父亲通信，村里人知道我在内蒙五原县，但原籍从来没有说我是漏划地主。从这些事实来看，原籍并不认为我应划为地主分子，当然就谈不上是“逃亡地主”了。（二）关于贪污问题五原县马车运输公司下马，这是上级的指示。下马原因及内情我并不清楚。当时，领导让我动员下放人员，办理具体工作。因此，被下放人员误认为单位下马、人员下放是我搞的，对我怀恨在心，于是就借四清运动之机。诬我“大搞贪污”“使单位下马”。加上四清工作组干部偏听偏信，不深入调查，不合情合理地分析研究问题，简单的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给我定了九桩贪污罪，这实属冤枉。现将实情简述如下：（1）孙魁处有我暂收条一张，给我定为贪污款310元的问题。 1962 年孙魁发利息款时，送来扣回刘旺等4人的储金会款和福利款310元。当时，因发息表没有拿回来，该款无法立即入账，所以给孙魁打了个“暂收310元”的便条。这个条子既无公章，也无我的私章，既没有写款项来源，也没有复写，所以不是入账凭证，只是个人之间暂收款的备忘条。在发息表回来后，我即把310元入账，并在发息表第一页扣款栏中写道：该款是刘旺、孟信林、白根铨等4人的扣回借款，共310元（有发息表为证）。当时，孙魁忘了把暂收310元的条子带来，我想孙是党员领导，值得信任，况且暂收条只是个人间的凭证，该款入账后，该条子就没用了。因此就说：你回去把那个条子撕了就行了。我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但万万没有想到，在四清运动中，由于我揭发了孙的一些问题，他便怀恨在心，进行报复，硬说暂收条上的310元不是发息表上的310元，多次进行逼供，硬让我承认310元是孙给我的分赃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不得不编造假供，说是卖给新华大队一匹马，620元，我与孙各分得310元。但调查时，新华大队说没有这事。后来也没再追问我，不知他们制造什么理由定的。假如310元真是与孙魁的分赃款，我绝不会写暂收条，哪有分赃还开收条的呢？况且，我是4月份接得会计，这310元是5月份发生的，据悉，孙在这阶段没有贪污行为，怎么可能分给我赃款的呢？假如310元是孙正式交来的款，会计必会复写一式二联，并注明款项来源，盖有会计公章，一联入账，一联交对方。如果只开一张暂收条，曾经做过会计的孙魁是必然不会接受的。从上述可见，310元只能是临时性的备忘条。（2）贪污输血费25元的问题。 1962 年，兰米焕被车压伤，需要输血。输血者有6人：本单位5人，乌兰大队1人。马书记指示，以慰问方式每人发给15元，刘主任在条子上作了批示。在取款时，我和陈伟、刘子英三人面对面坐着。我写了个“今领到6人输血费90元”的领条，交给了出纳刘子英，刘取出90元，我当面交给了陈伟（会计室人员），让陈具体办理。陈把款发放后，写了收款人姓名，作为领款条的附条。在四清运动中，乌兰大队的输血者承认收到了15元，而本单位的5人都说只收到了10元，5人共少发25元，将其定成了我的贪污款。此事，完全违背事实，非常不合情合理，因为本单位输血的5人中，陈伟是会计，刘连科是伙食管理员，王玉林是保管员，王风仪是刘主任的连襟，都是经常出入会计室的人，均知道每人补助15元。特别是陈伟既是输血者又是经办人，如果当时只给他10元，出入不符，当时必会提出异议。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为什么外单位的人承认给了15元，而本单位的5人却异口同声地说只给了10元，这不明明是同谋陷害、落井下石吗？（3）贪污补助费15元的问题。有一次（确切年份记不清了），召开管委会研究困难补助，这次确定补助十几个人，其中给我补助15元，是刘二仁亲笔做的记录。发放补助款时，别人都领了，只有我一人尚未领，因刘子英急于入账，催我领款，我就领了。但当时刘二仁不在单位，所以没有盖章。本打算等他回来补盖，但后来都忘了。四清运动中，刘二仁以没有他的盖章为由，不承认应补助我15元，故将此定为贪污款。其实，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领条上虽无刘二仁的章，但有他亲笔写的补助我15元的字样，而且补助汇总条上有孙魁的批示。这怎是贪污呢？况且，如果没有决定给我补助，刘子英也不会催我领款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4）贪污补助费30元的问题。 1963 年，补助我30元，是我写的领条，经刘二仁批示盖章，出纳刘子英付的款。手续健全。但四清运动中，刘二仁不承认在领条上盖过章，于是就定成了贪污。刘的这种行为纯属无赖。刘为什么诬陷我呢？回想起来是有缘由的：有一次，刘要报销其弟刘四仁的医药费，因是临时工，我按规定办事，认为不能报，他认为是我卡他。还有一次，刘提出用公司的帆布给他的孩子做衣服，我不同意，也认为是我卡他，等等。因此，刘对我意见很大，于是借运动之机，采用恶劣手法，颠倒是非，诬我贪污。如果在手续健全的情况下，都可以肆无忌惮地随便根据诬陷之词来定案，还有什么法制可言呢？（5）贪污运费50元的问题。 1963 年秋大抓蔬菜时，经领导批准，我借用单位的非生产车，自己赶车拉过蔬菜。四清运动中，给我折算运费50元，并定为贪污款。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当时单位的非生产车和牲畜，是专供职工借用的。从领导到工人都借过，县工交科也借过，都不收费，这是惯例，为什么单单向我收费？即使收费也罢，为什么还定为贪污款呢？（6）差旅费61元的问题。 1962 年，我因公出差，借了100元，除去报销差旅费外，还欠61元。后来将欠款如数还了。但在运动中，付某以精简合并账目为名，给定成了贪污款。这样定是错误的。因为精简合并科目是工作需要，其他类似款项也是同样处理的。既然归还了这项欠款，怎是贪污呢？即使尚未归还，充其量是拖欠公款，也不应定为贪污啊！但在四清运动中却是有理难辨。（7）购面差价10元的问题 1964 年，在乌海市副食门市部工作的杜宪友粮油不够吃，托我设法帮忙。当时，五原县设有自由市场，国家允许交易，能买到白面，每斤0.28元，粮食局的牌价是0.18元。我给杜宪友买了100斤白面，因不便运面，所以我们商定，我把高价面吃掉，从我的购粮本取粮票寄给他。二者的差价约10元，由他负担。我完全出自助人为乐的好心，并未从中得利，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却把这10元定成了贪污款，这不是冤枉吗？（8）代人卖布从中赚3元的问题。 1963 年，五原县蔬菜社贾老汉，从家乡拿来点自己织的老布，约30尺，托我卖给了马车公司的一个工人，每尺0.6元，共18元。我把18元如数给了贾老汉。四清运动中，这个工人说是每尺0.7元卖给他的，说我从中贪污了3元。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诬陷。（9）贪污款208元的问题。单位下马后，孙魁交来250元，说：这是他和刘子英的错款，交回单位吧！当时，我觉得孙是党员干部，对他很相信，没有想这笔款有什么问题，只是认为是他两人无意造成的差错。但对这笔款如何处理呢？我很为难。如收，以什么名义收呢？如不收，这是领导的意图，又不好不办。我本应开个收据进账，但想到我是主管会计，发生经济差错，也与我监督不力有关，有一定责任。在这种私心杂念支配下，就同意了孙提出的错误处理方法，即把这250元采用抵消办法入账了。抵消方法是，给我和刘子英分别补助70元和138元，下余42元，以刘子英小车下脚款入账。补助条我当场就撕碎了，至于这250元究竟是什么款，我始终不清楚。在四清运动中，刘子英知道我没有保存补助条，不承认补助了他138元，孙也不承认补助我70元是他同意的，这208元全给我定成了贪污款。我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我负有一定责任，但孙、刘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给我和刘子英补助，是孙决定的，给刘补助138元也是事实。如果他现在仍不承认，那就对质，用刘的经济手续去证实。在运动中，有人说，208元是我与孙魁的分赃款，这更不符合情理，因为如果是给我的分赃款，我必然直接装入腰包，就不会入账了，更不会给刘子英垫交小车款了。这不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吗？综上所述，我是没有贪污的。由于我在工作和运动中得罪了本单位一些人，所以他们在运动中，或是钻我一时疏忽漏下的空子，或是牵强附会硬性栽赃，总共给我定了700多元，实是天大冤枉。恳请领导给以重新审查，进行合乎情理的分析，做出正确的决定。报告就写到这里。写完后，我仍心有余悸，因为四清运动中对我逼供信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但转念一想，今非昔比，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既然我的上述申诉是实事求是的，就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一切不实之词终归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的心也就坦然了。由于领导工作很忙，所以不便过于繁琐，许多细节没有写。如果需要，以后再作补充。附录3：1980年4月23日，五原县革委会为父亲平反的文件五革发（1980）94号：《关于杜儒英同志申诉案复查后的批示》交通局：经县革委会主任办公会议一九八0年四月十四日研究认为：杜儒英同志本人成份应为小商，原定地主成份不妥，予以纠正。原定贪污数字亦有出入。故决定恢复杜儒英同志公职，恢复工资六十三元，工龄连续计算，原以工代干，按职工安排。特此批复。附件4：1980年12月3日，巴彦诺尔盟公路运输管理总站的文件五原县交通局：根据五革发（1980）94号文件，关于杜儒英同志申诉案复审后的批复。经我站反复调查，杜儒英同志确系集体工，为了妥善解决杜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同意安排到五原公路段或公路段林场工作，继续按集体工使用。工资待遇可协同有关部门酌定。附录5：1981年1月10日，父亲给交通部和内蒙古交通厅的申诉信中央交通部、内蒙古交通厅：我原在内蒙古五原县运输管理站任会计。1966年9月，被扣上地主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1979年2月，我提出申诉，经有关部门复查，1980年4月23日五原县革委会发了五革发（1980）94号文件。文件中指出：杜儒英同志本人应为小商，原定地主成分不妥，予以纠正，故决定恢复公职，工龄连续计算。根据国家政策，应由原单位安排。因我所在的原工作单位-五原县运输管理站，已于1978年交巴盟交通局直接管理。所以五原县介绍我到巴盟运输管理总站听从分配。但由于我年龄大，所以总站不愿安排，于是就一直托着不给正式分配工作。我认为，巴盟运管总站这样处理是不恰当的。我是国家职工证据确凿，依据如下，请求复查。（一）事实依据：马车运输公司1959年以前为集体单位，我是该单位的会计。1959年初，该公司由集体转为国营。按照五原县人委下达的文件，我已转为国营人员。1962年，该单位又退转为集体单位；在1964年该单位下马时，工人都领了精简费、安家费和1套马车，下放到农村。县交通局局长魏宗源通知我：“县委决定，马车公司的财产交给国家，你到五原县运输站担任会计，公司的善后处理工作由你负责”。我将原单位的保留资金31万元和房屋全部上缴给了国家，同时把我安排到了运输管理站当会计。后来，我在五原县运输管理站工作了三个年头，人所共知。我的工资年初有预算，年终有决算，为正式职工，编内人员。1965年，巴盟交通处发给了我检查证（即工作证），证上写着：工作单位五原县运输管理站，职务：干部。我的一切福利待遇均按当时国营职工标准发给（当时集体人员的待遇与此不同）。此外，运输管理站的所有报表账簿，都有我的印鉴，足以证明我是运管站的正式会计。当时，五原县没有劳动局（科），各单位都是直接录用人。在县运管站交给巴盟交通处时，与我情况相同的郭生华即按国营职工转了过去。如果我不被错误处理，现在不同样在运管站工作吗？我蒙受了这么大冤屈，精神上受到这么大刺激，经济上受到这么大损失，反而不算国家职工了，这难道合乎政策和情理吗？这个责任难道应该由我来负吗？（二）档案证明：（1）1959年前后，马车公司由集体转为国营时，五原县人委的有关文件中指出：转国营后，原集体干部算国家干部。（2）1966年12月，五原县交通局在四清总结中明确指出我是运输管理站职工。（3）1980年，五原县交通局党总支给我落实政策的总结文件中，提明我是运输管理站职工。（4）五革发（1980）94号文件中，指出我是国家职工，以工代干。依据党中央的政策，错案要纠正，能工作的要尽快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生活。为此，我请求：按照五革发（1980）94号文件，恢复我的国家职工待遇，安排工作，工龄连续计算。附件6:1981年1月13日，父亲给巴彦诺尔盟交通局的信巴盟交通局：巴盟公路运输管理总站1980年12月3日给五原县交通局的通知中说：同意把我“安排到五原公路段或公路段林场工作，继续按集体工使用”。对此我持保留意见。但为了一家老少的吃饭问题，我又不得不在行动上服从分配，暂到林场工作。我虽然“按集体工使用”，但经有关领导部门意见决定，还是发给了我原工资，对此我感激不尽。但是，其他福利待遇却一概没有，这是不合道理的。就算我是集体工，亦应有相应的福利待遇，也应计算工龄。理由如下：（1）根据有关政策规定，集体工应有副食补贴、粮食补贴、劳保用品、烤火费、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同时应计算工龄；（2）五革发（1980）94号文件批示：我的“工龄连续计算”；（3）自从1959年之后，无论在五原马车公司，还是在五原县运输管理站，我一直享受国家职工的所有福利待遇；（4）巴盟地区国营单位使用集体工，如：盟运管总站所属各旗县的8名集体工，均享受上述福利待遇，就连亦工亦农的职工（如公路段林场）也享受上述福利待遇；（5）巴盟地区，如：五原县集体单位的职工，均享受上述福利待遇，也计算工龄。有鉴于此，望局领导根据实事求是的方针和有关政策，研究决定给予我应有的福利待遇和工龄。附件7：1981年1月13日，父亲给五原县县委的信五原县委：自五革发（1980）94号文件下达后，至今已近10个月了。此间，我遵照94号文件精神，把全家户口迁到了城里，但工作安排一直没有落实。我到县、盟奔波了二十余次，劳民伤财，直到去年12月份，有关部门为解决我一家老少的吃饭问题，才勉强让我到五原县公路段林场劳动，但不算正式分配，只是“临时处理办法”，所以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不得不向上级有关领导部门申诉。我原属县交通局下属单位运输管理站职工，“四清”运动时调查定案和这次复查平反都是县委和县交通局经办的。因此，县里对我的安排或退休问题不能不管。我一直在五原县工作，你们最了解我的情况，希望领导能够以组织的名义，与盟里联系，说明我的真实情况，这比我向上级写一百份申诉材料的作用都大。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连续工龄10年以上的，应该退休。我年已六旬，体弱力衰，各单位都不愿意安排，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让我退休较为合适。我热切盼望领导能够尽快妥善解决我的遗留问题。附件8：1981年5月8日，巴彦诺尔盟公路运输管理总站的文件巴运总字（1981）20号：《关于对杜儒英申诉问题的报告》盟交通局：关于杜儒英最近信访中央交通部、内蒙古交通局等有关单位的信件均转到我站，对杜儒英的上访材料，经我们研究报告如下：杜儒英原系五原县马车社的会计，马车社是1956年合作化期间，由个体散车组织发展起来的。于1959年由集体转为地方国营运输公司。后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加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亏损。经县委批准，由国营转为集体所有制。亏损期间，县委采取了下放人员，牲畜放场，车辆入库，人员安排其他劳动等一系列措施，但仍未解决问题，到1964年4月份，县委决定解体马车社，人员分配到农村安家落户或找别的门路。杜儒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五原县交通局负责人，口头通知到五原县运管站当会计的。当时没有办调动手续，也没有和劳动部门联系。1966年4月份，因为杜儒英在马车社的隐瞒成分等问题，被四清工作团开除公职，送农村劳动。1979年落实政策以来，杜儒英向五原县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落实他的问题。所以，五原县交通局派人调查杜儒英的问题，并给五原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报了处理意见。不知为什么，五原县人事局另外写了处理意见。人事局提出的处理意见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杜儒英根本不是干部，五原县主任办公室会议就按人事局意见给杜儒英平反，批到五原县交通局给以安排工作，后转到盟交通局。我们根据盟局意见，派人先后四次对杜儒英的问题做了调查，根据调查材料证明，杜是一名集体工。其理由是：杜儒英是1964年4月份五原县常委决定解体马车社时，调到五原县运管站的。马车社是一个集体单位，杜调出后也没有办理过任何转为国营职工的手续，同时和杜在同一个时期由马车社调到其他单位的职工，也都是按集体工对待。在调出过程中，我们走访了五原地区原来和杜儒英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原来是杜的领导，都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杜儒英一直是集体工。另外，五原县运管站是1978年10月份划归盟总站的，在交接人员时根本没有提到杜儒英。落实政策时，杜儒英也没有向总站提出过要求。五原县是根据什么给落实的，我们不清楚，所以无法安排。但杜儒英多次要求，五原县交通局负责人提出，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取得盟局的同意，安排到五原县公路段苗圃，工资问题和苗圃的领导协议决定。本人已到职半年之久，但不安心工作，多次上访。故我们的意见是：（1）维持原安排意见，继续在苗圃工作，一切待遇由苗圃决定；（2）将杜儒英的材料退回五原县，由五原县考虑解决；（3）要在盟里安排，就由五原县落办、劳动局报请巴盟落办、劳动局审批。抄送：五原县交通局、五原县公路段苗圃、杜儒英附件9：1981年6月19日，父亲给交通局党支部的信交通局党支部：我看了巴盟公路运输总站发出的《关于对杜儒英申诉问题的报告》，感到其中有的提法十分不妥，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不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如下：（1）把在四清中对我的诬陷问题，说成是“杜儒英在马车社的隐瞒成分等问题”。这种提法，极其不妥。（2）给我平反，本来是五原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处理的，巴盟运输管理总站却说是“五原县人事局另外写了处理意见”，这与事实不符。（3）巴盟运输管理总站在文中提出“一切待遇由苗圃决定”，这不是制造混乱吗？因为：①我的基本工资是在马车公司国营阶段根据会计技术评定的，后来到集体阶段，再到运输管理站阶段，一直是原工资不变。集体单位调动的人很多，他们都是保留原工资。我如果不受此奇冤，仍在运管站工作，不也是原工资吗？我受冤多年，反而要降低工资，这符合政策吗？②五革发（1980）94号文体中明确指出：“恢复工资六十三元”；③公路段和县交通局此前已开会确定了我的工资。（4）巴盟运输管理总站说我去五原县运管站“没有办调动手续，也没有和劳动部门联系”，这是实情。在马车公司工作过的一些人员，如张福来、郭生华等，都没有劳动局的调动手续（当时没有劳动局），但都承认他们是国营职工。这种状况，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是当时机构和管理上的缺陷造成的。所以，不能因此而否认我是国营职工。（5）在四清运动中，是县交通局对我错误处理的，给我落实政策也是经县交通局复查撤销的，这本来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但巴盟运输管理总站却埋怨说：“没有向总站提出过要求”。这也太不符合逻辑了。（6）文中说：“在交接人员时根本没有提到杜儒英”。这也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了。因为五原县运输管理站是1978年10月交给盟里的，而我是1979年2月才提出申诉的，当时还在农村，在交接人员时怎么可能提到我的问题呢？（7）巴盟运输管理总站在调查时，只调查在四清运动中给我乱扣帽子的人，只选用自己所需要的材料，以偏概全，这显然说明不了问题。（8）把我的正当上访说成是“不安心工作”，这是错误的。试想，如果处理的公正合理，谁愿意花费精力去上访呢？附件10：1981年10月3日，父亲给五原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信五原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我原在五原县运输管理站任会计，家住城里。1966年9月被错划成地主分子，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1979年2月，我提出申诉，经有关领导部门审查，确认我不是地主分子，而应为小商成分。为此，1980年4月，五原县革委会发出五革发（80）94号文件，给予平反。目前，我本人已得到安排，深为感激。但是，我四个女儿因受我牵连，具被赶到了农村。在十年浩劫期间，其中2个女儿曾在劳动中受伤，我的身体也受到很大摧残，留下了严重的腿痛等后遗症。因此，不得不经常治疗。再加上连年上访，经济受到严重损失，迄今拖欠很多外债，无力偿还。同时，我全家虽转为城市户口，但事隔多年，我原有住房（在城关煤建公司房后）已被拆除。因此，虽已平反年余，至今尚无住房。为此，请求：（1）给我符合接班条件的女儿安排适当工作；（2）目前急待解决住房，但由于经济困难，无力盖房，请求给予补助费，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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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妆盒中的老文书: zhuchaodong 2014-4-2 11:57; 记忆中，我奶奶有个带描金边框的小梳妆盒，有一个镜子和小匣子。这是奶奶的宝贝，很少让别人碰。我也很少听父母提起里面藏着什么，只知道这盒子于奶奶很珍贵。小时候，我也有调皮的时候。曾经躲在奶奶存米的大柜子里，盖上盖子，吃了很多肉丸子。当年，肉丸子可是好东西，一般过年或家里办大事的时候才可能吃到一两个。我一直以为梳妆盒的匣子里面有珠宝玉器。虽心里充满好奇，小心凑近端详多次，却怀有敬畏之心，不敢打开看看，害怕一不小心把奶奶的宝物给碰了。随着年龄增长，感觉梳妆盒不是男孩关心之物。后来，我到南京上大学，奶奶在我就读期间生病去世。为了不影响我上学，家里人没有通知我。后来为此伤心很久，回家次数也少了。慢慢也就淡忘了这个描金梳妆盒。去年，我才得知梳妆盒一直被我一个婶婶和堂妹（二叔家）收藏了很长时间。可惜，后来梳妆盒被毁于炉火。所幸匣中宝物被堂妹小心珍藏起来。实际上，家道贫寒，奶奶并没有什么玉器宝石，只是一直替家族收藏着几封当年很重要的约定文书。其中一封起草于宣统元年（1909年），一封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还有一封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现在，由于当地实行万亩良田工程，繁荣了百年的朱姓村庄已经被整体拆迁到平昌新城。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当年虽身处乡间僻壤，战乱平仍，先辈们处理家常事务，也是遵照祖训，中规中矩，章法分明。文书之中，笔法曼妙，也属可传之物。想来，爷爷应该算是我的“私孰先生”。在我就读上社小学之前，就要求我练了几年毛笔字。可惜后来没有坚持下来，字体到大学之后就没有了章法。爷爷原名生荣，后改为荣生。年轻时，曾经跟随大爷爷在苏北站店。当时，苏北有日本人、国民党和新四军的军队。由于爷爷写了一手好毛笔字，算盘打得好，被新四军的干部看中，差点成了新四军的文书。大爷爷不放心，还是把爷爷送回老家务农，以避乱局。小时候的印象中，爷爷每年春节之前就非常繁忙。村里乡亲大多来请他写春联，对爷爷颇为尊重。父亲初中毕业，迫于生计，就开始在石桥镇上当学徒学木工活。因此我一直以为他除了木工活以外，并没有太多其它爱好，更没有想到他会写毛笔字。父亲除了提过他在儒里中学上学当班干部，很少提到他在学校的事情。等我上了大学，爷爷随奶奶之后辞世，父亲希望我能够写春联。我也曾经尝试了写了一副，却发现功力太浅。最后还是父亲用他拉锯挥斧的手，年年写春联。和爷爷的毛笔字相比，父亲的字不够美，但也是颇有苍劲力道。我和弟弟，虽读完本科读硕士、博士，也就只能打打下手，贴贴春联。现在想来，父亲作为家中长子，应该从小也得到爷爷和家族中这方面的熏陶。宣统元年（1909年）合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合同; 3110 次阅读|1 个评论

母亲一生大事记: 热度 14 sstone2009 2014-3-15 11:05; 3月13日，母亲五七，我们把母亲的骨灰安放到苏州西郊的弥陀山公墓。墓地仅两平方米左右，一块碑、两个盛装骨灰盒的石箱，右侧的石箱安放着父亲的骨灰。一九九六年许，拆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随同村里多数人家，在弥陀山公墓购置了这方墓地。父亲在近十年前，也是因肺癌已经先走一步，安放墓地。父亲走后，母亲悲痛了许久，后来渐渐地从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母亲便悄悄地安排这自己的后事，在她临走前，把诸事向我们交代清楚，我们才知道母亲已经准备了许久。母亲的心里，大概一致惦记着父亲，她才会那样充分地准备着。从今往后，母亲可以长伴父亲了。从弥陀山回来，我一直想着应该写一篇关于母亲的记忆，我想题名为《母亲一生大事记》。母亲的大事，只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毕生的追求，平凡、平庸、琐碎，却需要我用生命缅怀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已深深地沁入我的心脾、骨髓！一、抚育儿女母亲先是生了三个女儿，五年后又生了我。要养育四个孩子，母亲承受了巨大的苦难，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想把三姐收养了，据母亲回忆，她实在不忍，便把三姐又领回了家里。母亲终于没有舍弃她的任何一个孩子，并把他们都抚育长大成人。二、尽大嫂之职我的爷爷奶奶生养了两个儿子和领养了一个女儿。我父亲最大，我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爷爷奶奶已经走了，母亲承担起了大嫂应尽的义务，和父亲一起，把父亲的弟弟安排结婚成家，把父亲的妹妹安排出嫁。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大致是弟弟和妹妹以为大嫂没有给他们财产，最终他们都怨恨我的母亲，便渐渐不与我家往来。据说，我父亲的爷爷奶奶曾经很富有，而且父亲欲把两坛自制的酒藏起来，结果被发现后划成了新富农，村里便有传说我父亲的父母给他留了很多财产。大概父亲的弟弟妹妹是因此而怨恨他们的大嫂。而我所知道的是，在农村包产到户之前，我家温饱尚难。我可以想象，母亲受了多大的委屈。母亲偶尔会跟我说起，但她会很高兴，因为那么艰难，她还是把父亲的弟弟妹妹安排好了，而且他们还算幸福。三、保护家产我家最早的房子是那种老式的住宅，南北算四进，呈哑铃状，南边是一间客堂，中间是一个一米左右的走廊，连着走廊的是一间卧室，最北边还有一间厨房，出门便是独墅湖。在我十分幼小的时候，隔壁是父亲的亲弟弟一家，他们一直想把我家中间的走廊拿过去，这样他家同样的走廊可以变成房间，我家却不得不南北隔离、行走极为不便。母亲坚决不同意，由此常常与母亲争吵，很多次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还受了许多皮肉之苦。母亲受了许多这般的苦，那时候，我的大姐和二姐已经稍懂事，他们目睹了这样的惨剧；我和小姐都尚不能记事，每次听到此事，仍会悲痛不已。母亲用柔弱之躯，终于保护住了我们的家。四、建新房农村包产到户后，由于父亲和母亲的勤劳操持，大姐和二姐常去街市贩卖水果，二姐能在独墅湖钓鱼卖，我家的境况很快好起来。有点积蓄后，母亲就催促父亲积累建材，申请盖新房。大约在1984年，我家的新房就在村子外西边的田地里盖了起来，三间平房，房前有一片场地。那时候，村里盖新房的还寥寥无几。三四年以后，村里有人家盖起了楼房，母亲便开始筹划翻盖楼房，不久，我家的楼房在原址盖了起来，楼下三间，楼上两间，边上是一个平台，母亲常常在平台上晒些谷物、米面，还有自制的酱。我上大学以后，在村里开始传说要拆迁以后，母亲极力主张在房前盖起了一间厨房，不久又将厨房和东侧的平房翻盖成了楼房。一两年后，拆迁量面积，这些翻建的房屋都被计算了面积，因此多了不少保障。五、安排儿女成家母亲疼爱她的女儿们，主要表现在女儿出嫁，她都要尽可能参照当时村里最好的条件置办嫁妆。大姐、二姐先后出嫁了。考虑三姐婚事的时候，母亲主张招女婿进来，这样可以让我安心在外读书。我知道此事的时候，三姐已经要办婚事了。我没有想到，这给三姐今后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波折，我在心里常常感到有愧。也许，母亲也很心疼，近些年，她常会提醒我要照顾三姐，甚至为了三姐的一些事情，十分责备我。 1998年秋天，我举办婚礼。那时候，我家拆迁过渡在徐家浜二村，母亲给了我近万元钱，要我尽量办好。我没有听母亲的话，除了按照村里的规矩，没有额外地宴请、也没有任何排场、借口过渡房稍微置办了点家具。我的婚礼很顺利，母亲是最开心的。六、坚持儿子读书我一直认为，母亲最了不起的是坚持要让我读书考大学。我们的村庄离乡镇很远，上学十分不便；我们的村庄离街市又很近，很好挣钱谋生。村子的孩子很早弃学，或者是成绩不好读不下去，或者去做工挣钱。在最艰苦的时候，二姐上学，家里就无法供大姐上学，后来我上学了，三姐也不能上学了。母亲说，“再难，也要供你读书”。母亲常常叮嘱我要“读书出息”。每当初夏来临，村里十几的孩子都会站在独墅湖边钓鱼，母亲却从不让我去钓鱼，怕我分心。我上学的日子，母亲每天早上都会早早起床，给我做好早饭，盛好、凉温，看着我吃完，然后目送我背着书包出门。在母亲的极力主张下，全家都努力着支持我读书。我1990年，我考上了重点大学。我也算是村里第一个正式的大学生。母亲为此充满了幸福和骄傲！母亲的远见和坚持，在村里获得了无上的光荣！七、送亲人在我上大学不久，大姐查出罹患脑胶质瘤，不久做了手术。大姐病后，母亲一直为大姐担心着，并努力地照顾着大姐。一直到大姐去世，十年来，母亲为自己的大女儿操碎了心，悲痛地送走大姐。大姐走后几年，父亲罹患肺癌。父亲癌病已经很晚期了，手术后不到一年，并离开了我们。母亲一直照料着父亲，母亲目睹了父亲的病痛。母亲无力挽回亲人的生命。我可以想象母亲的悲痛！母亲经常烧香、每到节日就会祭奠亲人和先祖、清明前总会催促我安排去上坟扫墓…… 八、准备自己后事父亲走后，母亲便悄悄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母亲把自己的后事安排的十分周到，几乎不需要我们多些操心了，她做好了自己的寿衣、折了足够多的锡箔元宝、拍好了遗像……母亲交代我们要一次性棺材、墓地水泥柱上做两个狮子头、要我们姐弟团结、要姐姐不要多哭、我太爷太奶爷爷奶奶的墓不能留给我要留给我父亲的弟弟家、墓碑上小姐的前夫的名字要去掉、那些衣物她要带去……母亲交代好了所有的一切，并且没有让我们操心、有纠葛。母亲唯独忘了交代，做一个嵌在墓碑上的瓷像！九、烧香拜佛母亲晚年的十几年，花了很多时间、金钱用于烧香拜佛。母亲烧香拜佛是为亲人、儿孙祈福。母亲信佛，也是她坚持善良的本心所在。母亲走完了七十四岁人生。母亲原来是如此智慧！母亲的一生如此苦难，但她一定是自豪的、高兴的、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的！我为我的母亲而骄傲，如果有来生，我愿意还做她的儿子。母亲没有活到八十岁，是我最大的痛！我作为医生，却没有保护好母亲，是我最大的无能！此后，我所能做的，就是纪念母亲、传承母亲的善良和勤奋，我要努力让我的儿孙记住我的母亲！; 个人分类: 家的故事|5769 次阅读|28 个评论

父亲 - 灯笼（12）: 热度 1 sunx0053 2014-2-9 22:29; 1980 年左右，正月十五。我手提着一个父亲亲手做的一个灯笼在家附近走着，心中有一点压抑。自己拿的灯笼是用铁丝搭的架子，金箔纸糊的灯体，上下有突出的灯沿，用金色的和红色的箔纸装设。更细节的装设，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是父亲精心设计得作品。但看到别的小朋友拿着市场上买的用彩纸糊的竹篾为骨架的灯笼跑来跑去，我颇为自己完全不同的灯笼而感到不安。担心小朋友会嘲笑。这和当时父亲把完工的灯笼交给我时，我心里不情愿的感觉是一样的原因。但在硬着头皮，躲躲闪闪地上街时，很快就开始有人问我灯笼是从哪儿买的，说很漂亮，都很羡慕。我心中的担忧就很快一扫而光，高高兴兴地耍起了灯笼。别的我记不得了，但那心情的转变却是清晰深刻。多年以后才意识到，父亲辛辛苦苦地操劳，支撑这个家庭，默默地奉献，用自己所有的精力和一切给我最好的。而自己却在当时生活的纷乱中完全忽略了这些。更谈不上为之心怀感激。那精美的灯笼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自己在平日为了博得这个社会的认可和接纳而努力时，却置父亲那众多宝贵的礼物于不顾：他的做事的耐心，有条有理的安排，他锲而不舍地在逆境中奋斗的精神，他每日不辞劳累满怀仁慈地救死扶伤的行为，它孜孜不舍的学习及永不停留地思索改进技术的谦虚态度，他在风浪中坚忍成为中流砥柱的默默承受，等等，等等。一次次从梦中惊醒在迷途中知返也许是人生必经历的。虽然懊悔错过了当时，却又为现在清楚地认识而庆幸。亲爱的父亲，您的灯笼在阴暗的路途中为我照明，你的爱在我艰辛的人生中给我力量和温暖，伴我一生。; 个人分类: 心语|7729 次阅读|1 个评论

春节的情思: 热度 10 mdzhao 2014-1-30 16:42;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全家团圆，走亲访友，吃年夜饭，放开门炮。可对我早已没了以往那种感觉，因为父母都已经不在，那个一直在心里的家也便不在了。母亲去世后有父亲在的时候，回家过年还是很有家的感觉的，虽然住在妹妹家，但都是与父亲一起吃饭，感觉那还是我的家，一个随时可以包容自己的家。自从父亲去世后，便再也没了那样的感觉，虽然还是住妹妹家，但自己却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时间久了便有麻烦了妹妹和妹夫这样的想法，其实有好几次都想不回上海过年了，不过每次姐姐早早便来催问车票买了没？什么时候到上海？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女如母，姐姐还真有家长的感觉，不回去好像也有愧疚感。今年本来想报一个新马泰11日游的团，干脆在旅途中度过春节，倒也省心。前几年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团，很是动心，那时春节的团比平时都便宜，但那个时候女儿还没高考，假期那么长时间的旅游，怕影响了她学习，而且那些假期都有补课的。今年不用顾虑女儿的时间问题了，再去看却发现，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现如今春节那几天的旅游团都特别贵不说，所有的团居然都已经报满了！看来像我这样宁可在旅游中过春节的人不少，新马泰的游程安排也不太好，所以最后挑挑拣拣去了柬埔寨。但春节还是要去和姐妹们聚一聚的，为了不打扰他们的年夜饭，便准备明天再去，也可以自己安心在初一好好睡个懒觉。前两天看到黄雪寅博主的博文“ 留给父亲的空间 ”，突然触发了自己对父亲的情思。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父亲都不会如母亲那样无微不至，所谓父爱如山，那是一种厚重的爱。记得母亲去世后，女儿刚出生的那一年，自己说带着女儿回去太不方便，其实主要还是老公不太愿意到我们家去过春节，便决定在杭州过春节。父亲竟说他也到杭州来与我们一起过春节，也让妹妹和姐姐能有更多时间自己安排。那是父亲唯一的一次到杭州来过春节，也是我极少的在杭州过的春节。那时自己对春节根本没什么概念，也没认为与平时有什么不同，所以并没准备什么年货之类的，何况女儿刚出生，折腾她已经手忙脚乱了，哪顾得上准备过年的东西。父亲来带了许多吃的，有姐姐自己做的酱肉和蛋饺，还有当时刚出现的贡丸，我还说：这些吃的东西带着多重啊！父亲说：过年总要吃的。我心里还说，现在又不是过去，只有过年的几天才能吃点好的，平时和过年都差不多了。不过直到年初一想到菜场去买条新鲜的鱼，才傻眼地发现，所有的菜摊都没了！没有鱼、没有肉，连素菜都没有！那些摊贩都回家过年了！那时还没超市，所以就真的没有菜了，我只在一家本地人开的小门店里买到了一块豆腐。好在有父亲带来的那些东西，自己翻翻家里还有一颗大白菜，便煮了一锅蛋饺贡丸白菜粉丝汤，蒸了那酱肉，就算过年了，想想在上海过年，父亲准备的那么丰盛的吃的，真有点惭愧。父亲在母亲去世后也有不少人给他介绍老伴，不过父亲还真的很有意思，他坚持不考虑那些从来就不认识的人。有两个阿姨曾进入了候选人行列，都是他们自己单位的。一个阿姨据说以前是很漂亮的，不过退休后大概也好多年没与父亲见过面了。他们见面时父亲竟一点没有掩饰自己的吃惊，对人家说：这么多年没见，没想到你怎么老得这么厉害了？过后父亲有点后悔竟心口如一那么说了，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后来那阿姨没答应与父亲好，我们都说是父亲那句话惹的祸，据说那个阿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很贤惠的，不过我还是相信缘分，父亲大概和她没缘分。另一个阿姨则比父亲年轻许多，当时还没有退休，父亲应该是非常喜欢她的，但姐姐和妹妹都对她印象特别不好，据说她以前也有过骗了男人的钱最后甩了别人的记录。父亲和这个阿姨的感情生活便过得不太顺利，我回上海过年的时候那个阿姨是不来我们家的，父亲则好几次对我说：我要到杭州去住几天，到时候我要带一个人一起去。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要带这个阿姨来，倒也希望他们有点老年恋爱的浪漫，杭州本来便是个最适合恋爱的地方，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便说，好的呀，你带她来呗，要省点钱就住我家，要自由一点就给你到宾馆去包个房间。不过父亲终究还没来得及带那个阿姨来杭州便突然去世了。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会因为没带那个阿姨来杭州玩而带着遗憾，我想应该是会的，估计他一定答应了那个阿姨，而且把我夸了一通。想来父亲对姐姐和妹妹对待这个阿姨的态度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我的态度一定会好得多。我倒真的还是祝福他们的，认为只要父亲自己愿意，那个阿姨能让父亲高兴，他们能走到一起也是好事。我是认为子女哪怕再孝顺，那种对父母的照顾和爱与伴侣的照顾和爱仍是不同的。当然，我因为不在身边，姐姐和妹妹的有些感受是不会有的，但我的确能感到那些日子父亲真有焕发出青春的样子。不过大概还是缘分吧，我只能这么想，他们最后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没让他们完成杭州同行，一直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我其实应该早点对父亲发出邀请，也许便能促成他们来了，我却只是在父亲提到的时候说了句“好的呀”，是否也让父亲担心，真来了之后会遇到什么尴尬？现在想来，自己其实给父亲的真的很少很少，而父亲去世后，却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那个自己从小长大，哪怕离开也一直在心里认同的家从此便没了。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年三十的时候，自己突然便想到了这些，应了那句被多少人说了又说的话：“每逢佳节倍思亲”。; 个人分类: 忆往昔|5840 次阅读|21 个评论

写给父亲的话: 热度 42 dmi2007 2014-1-4 08:39; 父亲，您为什么走得那么突然？您把生命的时钟在圣诞前停摆，却一句话也不留给我们。当我像一片孤零的叶子飘回到那块熟悉的土地时，见到的是倒下的树干。您为什么不能重新立起来，让我再挂到您的枝头？我知道，您原本没有打算这么早休息的。那么多的牵挂，那么多的规划，您如何舍得呢！这一切在一瞬间化作了一场梦，可是我却进不了您的梦里！我知道，您一直希望我也是棵能遮风挡雨的大树。我却像一片浮萍四处飘荡。我不知道我能否成为大树，但是请您放心，我会尽我所能，照顾好您牵挂的人。是谁的手在操纵我们的今生，可有另外的手在操纵我们的来世？如果有来世，父亲，我还愿意给您当儿子。好多话，我会慢慢对您讲。远在他乡，您一定要多多保重！不孝儿世宇敬上岁暮山崩裂，家翁去远乡。曾经共天地，从此隔阴阳。风寒悲旧忆，雨冷哭新伤。感念重重恩，三世恨梦长。公元2013年12月23日父亲突患脑梗辞世。心犹乱，故文无章法，诗无格律，惟纪念之絮语。; 个人分类: 生活|5524 次阅读|87 个评论

父亲是棵树: 热度 2 yfzhang01 2014-1-3 23:03; 父亲是棵树，有强有淡，断断续续，在脑海里盘旋了很久，直到医生告知时日不多的时候，树的形象越发清晰，清晰得令我无法形容。儿时的记忆装满了农村的趣事，弹玻璃球，打瓶盖，跳皮筋，上山打柴掏鸟窝，下河摸鱼捉泥鳅，还有那些四季不同时令的瓜果，满满的都是幸福。最美的事情是夏天可以光屁股在河里游泳，因为父亲管得严，所以每次下水都不能把衣服打湿，有时候在河里还会经常往河岸上瞟上几眼，以免被抓现行。回家之后，泡皱了的皮肤依然没能逃过父亲的眼睛，他总是不说话，搞得我们兄弟更害怕，心里怯怯的好几天，也收敛了不少。就这，我还有过两次呛水到不省人事的经历。现在想起来，父亲是棵茂盛的树，而我继续着乘荫纳凉，偶尔风雨的惬意。少年时的记忆变得成熟起来，打猪草，插秧，割水稻，采茶，带弟弟玩，喂妹妹牛奶，早上生火热饭上学去，放学自觉完成作业。那时候我们仍然在农村生活，只有父亲一人在二十里外的城里工作。我搞不清楚大人的事情，父亲也不会和我交流。只是我每次找家里要练习本钱、试卷费什么的，我妈叨唠两句也都会给，这让我在班上很自豪，因为有太多的同学没法交，主要是家里不信任，其次是确实没钱。而我没有这些问题，我也很自信，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也就能主动承担一些家务。而这些，父亲从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记得六年级时的一天放学回家，妈妈病了，不到 1 米 3 的我，骑着父亲二八式自行车去买药，去的半道上，车后胎破了。我跑着去买好药，取出藏在草丛里的车子，推着往回走，天漆黑一片，时不时有猫头鹰的叫声传来，我多期望父亲能在身边啊。现在想起来，父亲正在努力拼搏，移栽到更广阔的土壤，而我获得了自信和足够的坚韧。青年时的记忆全部交给了学习。初中是在父亲工作的学校，爷爷还教我的课，所以，我稍有差错，父亲就很快能知道，但他从没向我流露出他对传言的相信，而总是听我说完前因后果，然后淡淡的说，下次注点意。有时候，我觉得很委屈的事情，他也没有给我期望的义愤填膺的表情和话语，笑着说，没事没事，说清楚就好。因为学校是寄宿制，所以，我算走读生。但因我住学校，我自觉按照住校生一起，早起参加早读。有天早上，闹表坏了，我比平时晚了十分钟起，不想去了，父亲说，去吧，还能读 50 分钟呢。不巧的是，教导主任恰好在抓迟到，结果我被与其他迟到的住校生一起，罚跪在院子里。就这事，我向父亲发了很大的脾气，他好像也很想去替我解释。后来，他说既然都罚了，就吸取教训吧，以后做得更好点，吃点亏也不算坏事。现在想起来，父亲已经占下了一块地，让我这棵小树在他的身边，去经历雨露阳光。上大学的时候，父亲问我钱还够不，要不要带点。我说够了够了，弟弟妹妹还要花钱，给他们攒着，我从他眼神里读到了欣慰和少许的没落。工作了之后，我问父亲钱够不，要不要寄点。他说够了够了，接着就把一年的收支说上一阵子，尤其是年底的时候，若有节余，话语里的高兴让我都有些亢奋。最后嘱咐我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家里能力有限，你买房子什么的是帮不上忙了，但家里不用惦记。父亲手很巧，木工、电工、油漆工、修理工等他基本上都能上手，还做得有模有样。与同事相处得也好，都愿意和他交流，他过得也很知足。 2009 年查出来肝有轻微硬化的时候，我和父亲商量，你现在干的是锅炉工，每天凌晨 3 点多要去，就那点钱，还那么辛苦，别上班了，到北京来吧，我养着。他听了很高兴，仍说，在你那住不习惯，再说我这也不累，多少还能让我和你妈生活无忧，挺好。有一年过年回家，看到父亲书桌上厚厚一摞荣誉证书，我好像突然懂了父亲，仿佛一棵外表落叶的树，而那根深扎在泥土里。后来每次打电话，都说挺好的，什么都好，就是不说胳膊已经疼了半年多了。即使我回到家里，他宁愿去打封闭，也不愿意告诉我他的胳膊还疼着。我说隔了两年没全面检查身体了，来北京吧。他说，在单位查过了，都没问题，过一段时间再去吧。我说小孩想爷爷了，过来看看吧。他沉默了好久一阵子，说，你们带得那么好，我们怕带不好，去了添麻烦。再后来打电话，大多都是我妈接电话了。到今年 7 月，借着带大孙女来北京玩的机会，终于来了，就被我带医院去了，肝癌晚期。我满城医院的跑，各位名医的求，结果确是那么的一致， 3-6 个月的时间吧。在北京疗养治病了两个月，父亲非常积极地配合，我带着他到处找好吃的，开车去看大飞机，去看海，父亲乐观的心态让所有人丝毫没有感觉到异样。后来，他和我谈，还是回去吧，这病没法治了，还花钱，耗费你们的精力。我就把我的收支告诉他，解释先进的科技手段，想方设法去留他，父亲还是回去了。妈说，你爸到家后可高兴了，屋前屋后转了好几圈，邻居都没觉得他得了那么重的病。 23 日晚，父亲住院了。我买好票要回。早上，父亲特意要妈打电话过来，叫我不用回去。他又有点担心，躺在病床上，亲自和我说，打上点滴了，好多了。你工作忙，半个月就放假了，把票退了吧，到时候再回来。 24 日晚，我接到医院工作表哥病危速回的电话，现在高铁上，敲着键盘，脑子里满是父亲躺在病床的样子，眼睛不时的模糊起来。我使劲眨巴眼，望向窗外，一排冬日的树木飞入眼帘，明年春天应该是春意盎然吧。我小孩刚入幼儿园，她还有点不愿意和我们分开，恰好，她教室旁边有一棵大树和一棵小树，我说，大树是爸爸，小树是你。想爸爸的时候，看看大树；你要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我相信，有机会我一定会给她讲大树的故事，里面有父亲的影子。后记： 2013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8 点在高铁上动笔， 11 点 50 完稿。父亲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 19 点 26 分，与世长辞，享年 56 岁。; 个人分类: 生命之悟|3356 次阅读|3 个评论

烧瓜: 热度 4 gladstone 2013-10-18 05:51; 烧瓜，是一种和西瓜、黄金瓜、香瓜同季节、同样种植的水果。离开故乡在外漂泊的十八年，从未见过故乡那样的烧瓜。烧瓜藤长着大大的叶子，一般比起西瓜叶来说，略有点稀。烧瓜产量也不算大，如果遇到稍微干燥的节气，烧瓜则更容易枯萎。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其他瓜果枯萎后的果实往往失去它应有的美味，烧瓜则不然，枯萎后的 “ 晒熟 ” ，显得味道还非常的特别。烧瓜随时都可以摘吃。细嫩的时候，味道清香；长大的时候，味道清淡；成熟的时候，味道清甜。即便因为干枯季节被晒熟的烧瓜，也不失那股清爽的感觉。烧瓜在成熟之前，一般都是青色的外表。由于总有部分不能享受阳光普照，所以底下那一块，总显得那么白。烧瓜成熟之后，皮显得白里透黄，想起来就垂涎三尺——那不费力气的咀嚼就能品味到鲜美的熟透的烧瓜，只属于童年的滋味。其实，在有西瓜、黄金瓜、香瓜的时候，伙伴们都不喜欢吃烧瓜 —— 因为烧瓜着实不那么甜。但是，相比其他瓜果，烧瓜适合于各种状态下的身体。如果你肠胃不适，吃西瓜、香瓜可能会让你病情加重，但吃烧瓜却不会。但对于我，烧瓜的味道最特别，也是我的最爱。还记得那是一九八五年，小学一年级的初夏，我吃到过最难忘的烧瓜。那是我上过的三个小学的第一个，离家里有大概四里路。那个时候，一个有围墙的小学，就是心目中不错的学校，尽管那个小学的围墙时常漏洞百出 —— 学生抄近路的攀爬以及周围居民的顺手牵羊，都给那可以透视校外世界的围墙做出了不俗的贡献。正好是因为这样的围墙，才使得我能在初夏就享受到期盼已久的烧瓜。正在课件休息。对异性天生好奇的我，脑子里不少的时间都会暗想着同班某一个成绩不错的漂亮的小美女。课间休息，是和小美女打招呼的天赐良机。而恰巧在这个时候，一个当时感觉硕大的影子挡住了透明围墙的亮光 —— 是爸爸，站在围墙的外面，眼睛瞪着大大的看着他情窦初开的儿子在 “ 打情骂俏 ” 。这时，我的脑袋一下子耷拉着下来，眼睛也不敢正视着父亲，心里在想，这下糟糕了，这样的表现，会不会换来回家的严厉教训甚至罚跪呢？头脑一片混乱和紧张。爸爸的“来访”，顿时让教室安静了下来，在这种安静中，唯独我的心迟迟得不到安静。爸爸 “ 哼 ” 的一声，打破了片刻的宁静。什么也没有说，爸爸把手里的一小片烧瓜地给了我。头抬起来，眼睛咕噜的往上一看，期待着父亲被 “ 饶恕 ” 的眼神。然而，他还是那么的严肃。我轻轻的抬起右手，接过那一小片烧瓜 —— 一股清凉的感觉顿时让我清醒了过来。在那个时候，不到瓜果基本成熟，一般是吃不到的。爸爸正好也是来到小学附近的村庄 “ 出差 ” ，才从他同行那里得到了一小片烧瓜的。手里捏着烧瓜，也忘记了爸爸什么时候离开的，心里开始从刚才的焦虑转移到烧瓜上来，现在想起，口水还在缓缓的涌出。上课铃很快响起，我细心的呵护着那片烧瓜，守候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在那一节课里，也不知道用左手抚摸过那块烧瓜多少次。终于，等到了课间休息。我埋下头，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每当送到嘴边，一股淡淡的清香把鼻子灌得满满的；到了嘴里，一丝丝的清甜充满喉咙；吃到肚子里，头脑里就幻想着烧瓜成熟的时候蜷在烧瓜丛中摘烧瓜的喜悦。烧瓜用白糖凉拌，放到井水里 “ 冷藏 ” 一会，味道也非常的甜美。但对于我，从爸爸手里接过的那一片烧瓜，总是最美味的。; 个人分类: 家|13408 次阅读|7 个评论

妈妈每周必去的教堂: 热度 14 Majorite 2013-10-15 22:11; 妈妈每周必去的教堂我一直想去看看妈妈每周六下午必去的基督教堂，今天终于如愿。妈妈本来不信教。2006年春天,爸爸突然中风，传教的人来到他的床头，给他祷告，他给人家轰出去，气愤地说：我是老共产党员，焉能迷信你基督。随着爸爸病情的加重，不是党员的妈妈反倒越来越信基督，她相信教友的话，虔诚地希望用她对基督与天父的信仰换取爸爸的健康。爸爸卧床5年，妈妈为他祷告了5年，他还是走了，这没有改变妈妈继续她的信仰，多少年风雨无阻，只要礼拜六必去教堂。后来，妈妈也生了一场病，病好后多了一条拐杖，她拄着拐杖慢慢地挪向教堂，或者推着弟弟从美国给她买的轮椅，走走停下来坐息一会再走，一公里多的路要走半个多小时，这样的运动其实对妈妈的健康有好处。妈妈其实并没有读《圣经》，也不知道 “以马内利”与“哈利路亚”，每次去教堂默默地坐着，听者别人讲道，沉浸在教堂那种虔诚的气氛中。妈妈话不多，与教友们交流也不多。令我惊奇，原来信仰是不需要什么都要先弄清楚的，原先仅为了那份爱。为了妈妈的信仰，我感激地为该教堂做了一份奉献。妈妈的教堂可以坐2000多人，教堂比镇礼堂大。据说，全镇共有7个教堂，教友有一万多人。; 个人分类: 中华民族|2996 次阅读|16 个评论

又是重阳: 热度 9 nightreading 2013-10-13 21:44; 重阳一岁一重阳，十里桂花香。百家登高远，千山万水长。扳手腕小时候/ 想/ 总不能/ 长大了/ 能/ 却不想/ 扳过去/ 因为/ 对面是/ 我的父亲/ 重阳节说养老养老养少养自身，双手捧上雪花银。求得苟安度天命，黄泉路上可招魂。清华园里阎罗妇，血口獠牙厚皮唇。只为金銮一时悦，亿万苍生苦断根。华玉琢，金银配，尔生富贵紫朱门。不知柴米油盐苦，饥寒交迫夜归人。; 个人分类: 诗词歌赋|4560 次阅读|18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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