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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3日陈寅恪致胡适信》

kyotosizumoto 2019-8-11 08:45

《1931年12月3日陈寅恪致胡适信》 作者 京都静源 黄鸣 教授/文学博士 适之先生： 前函介绍之朱延丰先生欲面谒公，有所承教，敬蕲接见为幸。 匆叩著安！ 弟寅恪谨启 十二月三日 【注释】： 无。 【著录】： 此信为《陈寅恪集·书信集》所收录。 【考辨】： 《陈寅恪集·书信集》给此信断代为“约1933年12月3日”。此为第二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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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2019-6-22）：胡适论模仿与创造，梁启超论人生、操作主义论

sanshiphy 2019-6-22 09:32

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绝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新花样。古人说的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 ——胡适《信心与反省》 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 葸 。 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力。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 ——《梁启超家书》 博主按：本条有感于有些同学总是提一些看起来很本质，但实际是很空泛，也无法研究的问题： “操作主义”只是这样一种思想： 科学理论里的概念必须立足于可观测事件，或与可观测事件相关联，而这些可观测事件是可以被测量的。 将概念与可观测事件相联系的是概念的操作性定义，这使概念公开化了。操作性定义使得概念从个人化的感觉和直觉中分离出来，并且允许任何实施可测量操作的人对概念进行检验。 在所有科学学科里， 进步的关键在于放弃本质主义，接受操作主义 。 —— Keith E. Stanovich 《这才是心理学：看穿伪心理学的本质》 博主按：我认为个人的研究方式也应该是“操作主义”的，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现阶段能力的“可操作”性问题，应该尽量选择这些问题去做研究。大学者们不是酸腐书生，他们在治学过程中充分践行了“操作主义”的理念。上面梁启超言论的第二条其实就是一种教人生发自信的“操作主义”。胡适的创造从模仿中来，不妨也可以看做一种创新的“操作主义”。下面来看看杨老的“操作主义”： 我当时着迷 于量子力学统计解释的问题，对于其中关于粒子波函数在测量时会在瞬间收缩到一点觉得不可思议，总想找到一种实验去检验这种说法。于是我就和杨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正如赵午前面所讲，杨先生对学生是十分关照的。这个问题杨先生很耐心地和我谈了两次。第三次时，杨先生说：我想过了。这个问题的确很神秘。但今后我不能再跟你谈这个问题了。这是一种 obsession。如果有 了 obsession，是可以一事无成的。 后来在多次与杨先生的交谈中 杨先生常讲到他的一个习惯：如果他想一个问题，有两三天没有进展，他就会把问题放下，去考虑一个新的问题。 —— 余理华，《杨振宁先生怎样影响了我的研究兴趣和工作方向》 ，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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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述胡适先生自由观

zhou521wu 2019-1-25 09:11

文·功不唐捐 \0 \0 胡适先生是我最崇拜的民国学者，也是我最尊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我的阅读生涯中，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一书是影响我最深，甚至重塑我人生观的的最重要著作之一。但是，不幸的是我觉得胡适先生的学说一直以来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受到它应有的传播。甚至是在大陆还被很多人误解，直到最近，我才欣慰地发现有一些在研究胡适，解读胡适和推广胡适的活动出现，这也民智开启社会进步的表现。 著作本文，一是处于对大师的缅怀，而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先生还有他的思想。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拙见，希望不至于过于亵渎胡适先生的原义。 一直以来，我把自己定位于一位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因此也最想把胡适先生毕生所追求和倡导的自由与民主思想做一介绍。总体来说，胡适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如下： 首先，何为自由和民主？人们总是在谈自由，论自由或者争取自由，而可贵之处在于正确的理解自由主义。我看到真的自由主义少有人把握，假的自由主义却泛滥成灾。假的自由主义成为为我主义，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反对约束，这不是自由而是自私，是一个人完全被自己利益和欲望所控制，所驱使。真的自由主义接近于个性主义，主张充分发展个人才能造成独立自由之人格；自由就是由着自己，不由着他人；自由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做主；自由就是清醒的认知，勇敢的选择和无悔的担当。所以，自由主义有两个原则：其一，自己的行为在不侵犯他人或公众利益的前提下不应随意受到约束；其二，自己行为如果侵犯了他人或公众的利益，需要付出代价。而后，民主是在尊重少数人意见的前提下，遵从多数人意见，而不只是遵从多数人的意见，这本身体现了平等之精神。 其次，如何实践自由主义？胡适先生讲自由主义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民主，第三是容忍，第四是和平渐进的改革。所以他经常强调，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因为容忍允许其他意见的存在，才能发挥出自由的功效，才能实现民主的主张，才能避免暴力的，直接的冲突，才能最终以温和的方式发生改变，逐步提高。一个人争取自身的自由没错，但也要注意容忍他人的自由，允许思想的较量，主张的碰撞，才有可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期望。而争取自由，践行自由既非常容易又非常困难，争自由的最直接的方法在于负责的人说负责任的话，也就是思想和言论自由为自由第一要义。非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会流于晦涩，社会必要退化，因此不要一味的忍辱负重，讨了气自己受着，而是要独立的思想，而为之负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最后，之于个人如何来做。其一，好好读书，学习前人经验，独立思考；其二，与其和人乱叫乱跑，不如研究问题，把自己铸造成器；其三，参与政治，议论政治，加以研究，最重要的是监督权力。所谓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若没有精神独立的人格，充分发展的自我，又何谈国家呢？！ 我想胡适先生的主张一点未曾过时，还能一直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国人走向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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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创造

热度 2 whd 2018-9-17 12:58

先贴几句胡适先生关于创新创造的话。 “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绝不能创造。 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 古人说得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 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我们不要被新名词骗了。 新名词的模仿就是旧名词的“学”字，“学之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话。” “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学人的长处。不肯学如何能创造？” 最近在写些东西，总会有关于创新的问题。 且当吐糟吧。 那些连基本问题和原因都没搞清楚的创新创造，有何意义？ 似乎他们都已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看到了其他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似乎现在的他们就比当年的巨人厉害了不少。 你知道巨人在说的是什么吗？ 驴头马嘴。 站起来还没站稳的人，就开始要奔跑了。 想没错，谁TM还没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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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舌头与假舌头

热度 3 fdc1947 2018-7-11 08:44

真舌头与假舌头 现代汉字中有不少常用字都包含有“舌”的组分，例如活、敌、话、甜、乱、适、括、辞、恬、鸹等等，这些字都与舌头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 有些字像我这样年龄略大一些的人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它们与舌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小时候读书识字的时候，这些字的写法与“舌”并没有什么关系。后来， 推行简化字，才把它们的某个偏旁写成了舌。比如，辞和乱两个字就是如此。 辞，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写成“辭”的，麻烦得很，那时候的官方用字还是这样的繁体字。两千多年来，我们的汉字一直是用笔写的，即使印刷书籍，也要先用笔写，然后用刀刻。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手写的多。手写，当然就想写得快一点。于是，早在“辭”这样的“正楷字”出现以前，就有了“草字”。所谓草字，自然是很潦草的，把很多笔画都省略掉，让人能够看出来字的模样，根据上下文，能够看清楚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了。下面的辭字，一个是模仿“书圣”王羲之写的，另一个则是模仿王羲之的超级粉丝、历史上最有名的“圣明帝王”唐太宗写的 与正楷字“辭”相比较，王羲之的这个字把右半部忽略的更多，而唐太宗则把左半部简化得更狠一点。但是，从基本笔画次序上看，两个人还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在篆字形成的过程中，就有了很多“简化字”或“异体字”，在形成“辭”字的同时，还有“ 辤”和“辝”这样的写法，上面李世民所写的草字，应当是“辝”的草字。既然“皇帝”都可以写，那么民间当然也可以这样写。现在的简化字辞大概就是这样诞生的。 既然辭可以写成辞，那么相同偏旁的繁体字“亂”，简化写成乱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辞和乱，它们是辭和亂的简化字，它们中间的舌，并不是真正的“舌头”而是辭亂这样的字左部的模拟，也就是说，这两个字中间的舌是个假舌头。 还有两个字， 敌和适，人们也容易看出来，它们中间的舌也是简化字的产物 。 敌，繁体字是敵。适的繁体字是適。它们共同的部分，现在还在用，不过，有意思的是仍然按照其古体写为啻（音chi4）（我们常常用“不啻”，意思是不仅、不止等）。还是说写草字，例如，適的草字，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和尚智永写为 在把这样的草字“楷化”之后，就成为了现在的简化字“适”。用相似的简化方式，把敵也简化成了敌。所以，适和敌中间的“舌”，实际上是啻的草写模样的楷化，也不是真正的舌头。 关于这两个字的简化，实际上是很有些缺陷的。应当认为，这样的简化是考虑不周的。 其原因之一是太不统一，与適、敵有相同部分的字还有好些个，如滴、嘀、嫡、镝、摘、谪等，这些字就都没有照着適和敵的模式简化也无法都按照这个模式简化。 当然，已经做了的事情，是无法改变回来的了。 对于“適”简化成“适”，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说明和弄清楚的。那就是 “适”原来就是一个有用的汉字，音kuo4。 在孔夫子文化很兴盛的年代，適这个字大概不会简化成适。为什么？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名叫南宫适（kuo4）的名人。一位是辅助周文王的名臣。另一位是孔门弟子，也是孔子的大弟子中很有名的一位。孔子称赞南宫适是“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和“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极少有人得到孔子这样的高度赞扬。正因为孔子这样看得上南宫适，才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宫适。那个年月，孔圣人自己都不吃香了，跟他有关的人物就更不提了，谁还去管历史上这两位南宫适（kuo4）？既然适（kuo4）没有用了，那就把適简化成适吧。但是，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中国文化（当然包括孔子文化）又兴盛起来了，两位南宫适先生又常常被提到，被弄乱的“适”字终于露出了乱象。 现在被简化为适的適（音shi4）是往、到某某地方去的意思。著名学者胡適（字適之）（简化为胡适、适之），他的名字可以解释为“到哪里去”（这样做，似乎不大恭敬）。而南宫适的适（音kuo4）是快、疾的意思，与適（shi4）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再说得简单一些，适字现在可以有两个读音，一个是shi4，那是適的简化字；另一个是kuo4，那是古人的名字。而適只有一个读音shi4，现在简化为适。因此， 胡適可以（一般也应当）写为胡适，那是简化字，但是，南宫适（kuo4）绝不能写成南宫適 。 但是，我见到过，某地孔庙中供有南宫适的牌位，那是作为孔门弟子著名的“贤人”陪祀孔子，请孔夫子吃冷猪肉的时候，让这些弟子陪着他老人家一起吃。但是，不幸得很，那里的牌位上把南宫适写成了南宫適。如果南宫适真的来出席祭祀仪式，那里却没有他的座席了。在孔庙中写错孔门弟子的名字，应当是一桩很不应当发生的笑话。 那么，南宫适的适，是不是跟舌头有关呢？也没有关系。这个适（kuo4）字，最早是写为 𨓈 的。走之儿里面上面一个氏下面一个口。其篆字的写法是 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字典》上，都像化石一样保留着这个 𨓈 字，但是现在的字库里很难找到这个字。好不容易找到了，也不知道最后网页上能不能正确地显示出来。 上氏下口，音 guā ，是堵塞、塞住口的意思。当由篆字写成隶书接着转化为正楷字的时候，就被写成了“舌”。具有这个组分的字，除了适字之外，常用的字还有刮、括、蛞、话、活、鸹、聒以及阔等许多字。 对于那些含有“舌”的字，韵母为ua、uo的（对于许多方言区的人来说，还有一个容易判别的特点，那就是大多为入声字），其中的舌都是从这个字（上氏下口）转化来的。所以，这些字中间的舌也都是假舌头。 说了这么许多“假舌头”的字，那么，哪些字含有真舌头呢？ 先看看真舌头的写法 这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像从口中把舌头前伸的样子，篆字的样子也差不多。 甜，从甘从舌，过去也写作 甛 、 餂 。用舌头品出来的甘甜的味道，所以，这里的舌是真的舌头。 舔是舌头的动作，所以从舌。 恬（音 tián ），是心里面安和静，甜的一半作为它的音旁。 铦（音 xiān ），是像铁锨那样的农具，农具的头像舌头那样的形状。引申为锋利。贾谊《过秦论》中有“ 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 ”的句子。 憩（音 qì ），休息的意思，过去这个字的上部写为甜。 舐（音 shì ），用舌头舔，过去写为 舓。又与 狧相通，狧的本义专指狗用舌头舔。 甜、舔、恬、憩、铦、舐等，只有这些字中的舌才是真的舌头。而这些字中大多数字的韵母都是ian。 总之，在大量含有“舌”的组分的汉字，其“舌”的来历，大致可以分成如下三类：一类是因草字简化而成的舌，如乱、辞、敌等，它们与真正的舌头没有关系；第二类是因篆字（上氏下口）在隶化过程中写出的舌，如括、活、话等、它们与舌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类字在三类字中数量最多，他们的韵母为uo或ua；前两类都是假舌头，第三类才是真正的舌头，如甜、舔、恬、憩、铦、舐等。 另外，舌字在正楷字中的写法，最上面的是一撇，有些字，这一撇变成了一横，如舍以及许多含舍的字，这就不是与舌有关的了。与假舌头和真舌头不同，它们是“非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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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催人写自传

yuguo2012 2017-5-11 15:42

图1 胡适 胡适认为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传记讲究的是记实传真，而中国文人恰恰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于是他做表率，写了《胡适四十自述》，同时也呼吁好友写自传。 胡适热衷自传与他的性格有关。温源宁说「胡博士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在他的著作里，谈话里，作风里。他一点也不想有所隐瞒。他没有神秘之处：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无暗影。」 他提倡写自传，出发点很单纯，主要是为了“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图 2 胡适 胡适善交际，朋友多。张中行说，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胡适第一位。 自然，被他催稿写自传的人，也不在少数。随便列几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梁士诒、...... 催是催，但最后交稿的很少。留下的多是遗憾。 图3 林长民和女儿林徽因 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答应了在五十岁生日前写完五十自述，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对胡适说「适之，今年实在太忙了，自述写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补写出来。」不幸的是，他说完这话不到半年，就在郭松龄反奉战争中，死于流弹。胡适很伤心，他说「（林长民）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远不能读的逸书了！」 图4 梁启超 梁启超也答应胡适写自传，但迟迟不开工，「他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可没想到他只活了五十五岁。他亲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中华民国的成立。死前没留下一部自传，真是一大憾事。 图5 梁士诒 梁士诒，这位支持过袁世凯称帝，袁死后数度被通缉的人物，胡适也不放过，认为他在中国政治史和财政史上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诚恳地劝他写自叙，「写他心里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在我看来，这与要求他写坦白材料差不多少，还好，梁士诒在胡适写《胡适四十自述》序之前两个月就死了，不用为躲胡适而发愁了。 最富戏剧性的是位女性朋友，她受胡适感染和鼓励，开始发愤写自传。每写一篇就寄给胡适一篇，胡适一篇接一篇地看，一共看了六七万字，全是实言。他没想到女性这么给力，深受感动。但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位女性朋友在一种特殊情绪发作时竟然把书稿全烧掉了。胡适追悔莫及，之前他因为尊重她，不曾替她留下任何副本...... 参考文献：《胡适四十自述》、《张謇传》序。 图1源于人民网，图2图3图4图5源于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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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聊胡适的博士学位风波

热度 4 xixu 2017-3-14 15:09

再聊胡适的博士学位风波 最近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又谈到胡适的博士学位风波（见 http://m.kdnet.net/share-12162365.html?sform=club ），目前有几种观点：1）唐德刚的观点认为胡适是因为论文需要大改动而拖了；2）夏志清的观点则认为是因为哥大需要的100本副本胡适一直没交；3）有一个传闻是至少当时哥大那个系需要论文出版才给博士；4）最负面的揣测是胡适的答辩就根本没过，后来成名了哥大送他一个。我这里来分析一下。 首先胡适 19 17 年博士答辩被 FAIL了的可能应该是没有的，在美国博士生到了毕业答辩时再被毙了，我只听说过一个极端特殊的例子（答辩没通过倒是把导师气得发昏，当事人似乎还好，后来还把他未通过的博士论文自费出版，送了我一本：-），这个例子不是绝无仅有，也应该是极其罕见。杜威教授若不想给胡适博士学位，不需要等到毕业答辩，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给胡适答辩的机会，前一年的笔试就是最好的时机。所以第四个观点可以歇了。 夏志清的观点用的是富路特教授的信作证据，其实后者很明显是给个台阶。不要说 100本副本这种要求怪异，就是第3个观点所谓要出版才给博士，在哥大这种人治体系里都不大可能，这种要求即便真的有最多也就是个对论文质量把关而且是不绝对的UNWRITTEN RULE，国内大学里的应该都清楚，官僚体系的死规则面对要真的钻空子的大活人是毫无用处的（岔出一句，政府司法公共层面应该法治，无论是谁都得一步步死脑筋照规矩办，效率是低了点但保证公平；私人公司私立大学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胜出，就得像军队要高效率的人治，也即每一层面都得有权力紧扣责任的负责人来人治）。 实际情形应该是如唐德刚所 “猜”的，就是有论文大改的要求，唐德刚说的四个原因，一是答辩委员会唯一懂中文的夏德教授对胡适论文反孔教有不满，二是胡适的论文与其说是博士论文，不如说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教科书；三是杜威作为大牌教授无所谓学生通不通过；四是胡适在哥大只呆了两年。依我看真正的原因就是第二条，胡适头脑的“灵光”从选的论文课题就可以看出来，胡适本身就不是金岳霖、冯友兰、马寅初那种学问人，何况就两年的时间写一篇硕士论文还差不多。胡适当时因为要忙着回北大做教授，还要回国搞文化革命（他当年的一个毛姓青年粉丝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专门山寨了一个荒唐彻底的大革文化命），论文大改就拖下来了，当然这若是没有与杜威商量并得到首肯也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也就有了后来杜威访华胡适翻译轰动学界的事，胡适名声享誉中国之后，到27年再拿到学位也就水到渠成了。至于27年之前胡适算不算博士？严格来说是不算，但照人治的哥大和杜威来看当然就不是问题了，否则胡适这一名人在中国出书冒称哥大博士，最该跳出来的就应该是哥大。 最后作两个结论，第一，胡适不是做学问的，但胡适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金岳霖、冯友兰、马寅初这些做学问的人，所以我的看法胡适其实真的不需要在 27年去补那个博士，当然很有可能是要应付从那时直到今天仍然没变的国人。二是中国大学得好好学习西方大学的人治和博士的资格考查，民国时代留洋而因为“种种原因”没拿到博士学位的有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梁实秋、罗隆基(嫌疑较大）、钱钟书、张光斗等，除了陈寅恪后来回国搞国学做出了学问，其他诸位西方大学还是看得蛮准，当然傅斯年和罗家伦后来大学校长做得很好，拿不到博士岂不正是老天爷开恩指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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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胡适之二

mohsh 2017-1-15 22:36

真心不喜欢胡适，有时甚至有点讨厌。所以，每当有人吹捧他时，就忍不住诋毁几句。 胡先生非常喜欢出风头，一生都是如此；但又很怕担风险。革命虽然能出风头，但风险太大。因此，胡先生是不会做的。但看着别人在革命、在出风头，心理是不舒服的。所以，胡先生提倡 “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 但毕竟有很多人毕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前途，需要胡先生这样的人站出来说话，为自己找理由、挣面子，所以胡先生很有市场，他成为文坛领袖。 但胡先生是耐不住寂寞的人，他实在不能耐住性子去搞研究，所以又转而大谈政治和主义，这样胡先生又摇身一变成为政坛领袖。 胡先生真的很聪明，他很能适应潮流，这点上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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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有感于胡适之《容忍与自由》

热度 1 王飞跃 2016-12-24 23:54

平安夜有感于胡适之《容忍与自由》 2016.12.24 摄于Superfit集智年会，图为王飞跃教授与自己所带部分未毕业学生合影。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讲这是 George Burr 晚年的认识，他自己也是“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自己也是越来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而且必须从自己开始确立这种认识并践行之。当年胡适把十几年前的感言成文，先是命名为《政治家的风度》，目的是告诫别人，后改为《自由与容忍》，但或许是担心给人以“自由比容忍更重要”或“自己自由，别人容忍”的错觉，最终以《容忍与自由》名之，强调“容忍第一，自由第二”，从自己做起，给他人多些自由，自己要多些容忍。 当然，对于任何个人，容忍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容忍的极限，因为人类不但理性是有限，而且智能也是有限的。所以，应对容忍加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的分析与认识：这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赏罚有度的认识。功与赏相配，罪与罚相适。在这方面，许多人说起来明白，但真正面对的时候往往就糊涂了。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2016.12.24 北京 --------------------------------------------------------------------------------------------------------------------------------------------------- --------------------------------------------------------------------------------------------------------------------------------------------------- 附“胡适诞辰125周年：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诞辰 125周年：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短史记 腾讯历史 谌旭彬2016-12-1904:03 与作者交流、质疑文章观点，了解更多历史资讯，有劳移步短史记微信。微信号：tengxun_lishi 图 1954年2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行政院院长”陈诚(右)亲自到机场欢送 文 | 谌旭彬 今年是胡适（ 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诞辰125周年。重温其当年所提倡的极著名的观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当有助于加深对胡适的理解。 胡适公开的解释：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为同时规劝知识界和政府 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 1948年9月。当时，胡适在上海某校演讲，如此说道： “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① 这一观点被广泛传播开来，则要待到 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杂志刊发胡适的文章《容忍与自由》。胡适在文章中写道： “（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 (George Lincoln Burr) 于十七、八年前）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乍听起来，胡适似乎是在规劝台湾当局、规劝蒋介石要“容忍”，不要将“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的人当成敌人。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胡适却把重点落在了对“自己”的要求上：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② 同年 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杂志创刊10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发表讲话，明确解释了自己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目的，是同时规劝“我们自己”和“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 “我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提出一点，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这是我写《容忍与自由》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③ 图：蒋介石 1958年4月10日于台北南港与新任“中研院长”胡适合影 不便明言的隐秘目的：两次公开刊文和讲话都把侧重点放在“我们自己”，旨在缓和《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的紧张关系 其实，除了向民间（我们自己）和当局（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喊话，“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之外，胡适的这两篇文章，应该还有另外一重目的：重申《自由中国》杂志同仁对当局的温和的建设性批评的立场，以换取当局的“容忍”，为杂志争取生存空间。 1959年3月16日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三易标题，即透漏出了胡适的上述心思。该文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后一番变动，《自由与容忍》被置换为《容忍与自由》，明显是为了呼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主题。前一番变动则意味深长： 以《政治家的风度》为标题，可知胡适的本意更倾向于劝说“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要懂得“容忍”。他最终放弃这一标题，明显是不欲恶化《自由中国》同仁与当局的关系—— 1957-1959年，因批评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关系已非常紧张；1957年，台湾军方曾以“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在军中不点名地掀起了一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批判运动。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道：“这半年来所未‘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④。1958年，因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出任总统，《自由中国》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 3月16日的文章，行文最后的落脚点在“我们自己”而非当局，实有公开坦陈《自由中国》同仁对当局并无敌意的用心。这种用心，在同年11月的公开讲话中，表达得更为直接——殷海光曾对胡适3月份的文章提出过批评，认为“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建议“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去”。⑤胡适在11月的讲话中回应道：“殷先生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这番回应，将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人类的良知）与当局的政治权力相提并论。胡适如此避实就虚，目的只在证成“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讲话末尾，胡适还以《自由中国》杂志精神领袖的身份，批评了杂志具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震，勉励众人“容忍”、“克己”、“管束自己”⑥……这些，显然也都是讲给当局听的。 上述两文刊发后不久，胡适私下还曾告诫雷震：“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⑦。胡适希望杂志降低批评的调门，缓和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以求保全。 图：胡适 (右二)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央研究院” 胡适得到了蒋介石的“容忍”，但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自由中国》杂志最终没有能够保住，雷震亦因组党，于 1960年10月被判入狱10年。11月18日，自美国返台的胡适，围绕雷震案，与蒋介石就“容忍”一事有过一番谈话。据胡适日记，谈话中，“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则在表达了自己对当局并无敌意之后，请求蒋拿出雅量来“容忍”雷震等人：“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⑧ 就笔者所见，这很可能是蒋、胡之间，关于“容忍”问题的最后一次直接交流。 自 30年代以来，蒋、胡之间的交往，给了胡一种印象：蒋可以有“容忍”的器量。如1934年，因蒋于军事、内政、外交、财政、教育等领域无不积极干预，胡认为“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托蒋廷黻带信给蒋，劝他“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蒋很快做出回应，发布公开声明，限制自己手令的传达范围。胡适在日记中评价：“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1935年，胡适甚至刊文赞誉蒋“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理由是“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得平和了……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也是因为相信蒋有“容忍”的器量，胡适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给蒋以难堪。如1958年胡出任“中研院”院长，蒋亲临现场并讲话，赞扬胡适的德行并号召众人致力于复兴“明礼义、知廉耻”的传统道德。胡却公然唱了反调：“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⑨ 胡适不知道的是：蒋公开场合对他的尊重，并不代表蒋内心的真实想法。 1959年前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价，大多诸如此类：“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1959年11月7日）、“无耻……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用心不正”（1959年11月20日）、“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1960年9月8日）、“自由主义之文化买办”（1960年10月18日）……蒋对胡适的“容忍”，也并非因为明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道理，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胡适对雷震案发表……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1960年9月8日）”⑩ 胡适得到了“容忍”。但这“容忍”，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偏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1962年3月2日）”。那幅著名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非如坊间所解读的那般，是蒋对胡适的“高度褒赞”；对此联，蒋自己的解释是：“自认为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1962年2月25日）”。（11） 图： 1959年，南港。该年，胡适写成《容忍与自由》，刊出后并作同题演讲 注释 ①胡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1948年9月17日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收录于：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②胡适，《容忍与自由》，刊载于《自由中国》1959年3月16日第20卷第6期。③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载于《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1959年12月1日。PS：对胡适感慨“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美国学者究竟是谁，尚待考证——1959年的文章里，胡适说是“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和自己谈话的时间是“十七、八年前”；但布尔去世于1938年，1941-1942年间胡适已无缘与之谈话。1948年的文章里，胡适只笼统说是美国的“一位老师”，谈话时间是“前年”；如此似更无可能是布尔，但“年已八十”“不久他就死了”等信息，却又与布尔相合（享年81岁）。④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P2594。⑤殷海光，《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收录于：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P145。⑥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⑦据胡颂平编著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段话系1960年3月16日雷震来访时，胡适对他所讲。见该书第3217页。⑧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724-726。胡当时曾对蒋剖白：“‘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了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⑨沈寂，《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收录于《胡适研究第2辑》，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2000。⑩蒋介石日记，全部转引自：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11）同上。 书 名: 一个都不宽 恕:鲁迅和他的论敌 “记得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 想了 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都不宽恕。” 陈漱渝，1941年7月25日出生于重庆，祖籍湖南长沙。原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现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著有《胡适与周氏兄弟》《胡适心头的人影》等。 壹 与复古派的论争 1 估“学衡”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鲁迅与复古派的论争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 估“学衡” 《学衡》杂志简章 《学衡》弁言 中国文学改良论． 评提倡新文化者 《吴宓自编年谱》(节录) 2 批“甲寅” 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诉讼 答KS君 十四年的“读经” 从胡须说到牙齿(节录) 学界的三魂 “碰壁”之余 再来一次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 贰 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 新文化营垒的分化：与现代评论派之辩 关于陈西滢 我的“籍”和“系” 并非闲话 并非闲话(二) 并非闲话(三)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有趣的消息 不是信 我还不能“带住” 无花的蔷薇之三(节录) 粉刷毛厕 参战 剽窃与抄袭 “管闲事”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陈源致周作人 徐志摩致周作人 徐志摩致周作人 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叁 左联时期参加的三次论争 1 “嘘”梁实秋 鲁迅参加“左联”的第一仗 我也来谈梁实秋 卢梭和胃口 文学和出汗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卢梭论女子教育 论批评的态度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资本家的走狗” 2 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 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假面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不通两种 对战争的祈祷 ——读书心得 止哭文学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 附录：反共文人的攻讦 二心集·序言(节录) “以夷制夷” 伪自由书。后记(节录) 准风月谈·后记(节录) 文坛上的贰臣传 解放中国文坛 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 鲁迅加盟左翼之动机 鲁迅卖狗皮膏药 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 鲁迅愿作汉奸 内山完造底秘密天 鲁迅与托派 3 戳穿“第三种人” 戳穿“第三种人” 关于杜衡先生的一篇回忆 论“第三种人” 又论“第三种人”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论“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的出路 ——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 法国通信 ——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 肆 左翼文坛内部之争 1 “革命文学”论争 “革命文学”之辩 “醉眼”中的朦胧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三闲集》序言 艺术与社会生活(节录) 死去了的阿Q时代 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Ouixote的乱舞 ——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 “除掉”鲁迅的“除掉”!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阿Q与鲁迅 “眼中钉” 周伯超致鲁迅 2 鲁迅与田汉之争 鲁迅与田汉 答《戏》周刊编者信(节录) 调和 ——读《社会月报》八月号 田汉致鲁迅 田汉致《戏》周刊编者信 3 鲁迅与廖沫沙之争 廖沫沙误伤鲁迅 花边文学·序言(节录) …… 伍 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 陆 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的短兵相接 …… 参考资料 1. 陈漱渝 ．一个都不宽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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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打倒孔家店”的理由说起

热度 2 fqng1008 2016-7-8 11:53

吕实强的《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第 213 页）有这样一段记载： 1958 年4月10日早上9点，胡适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在新落成的史语所考古馆举行，若干政要与学术界的领导人物都来参加，蒋中正“总统”与陈诚“副总统”亦均亲临。在“蒋总统”的致词中有一段说：“我对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过只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总统”听到胡院长这一段话，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陈诚，赶快拉他坐下，这样“总统”方在典礼结束时告辞离开。 郑小康 在他的博文《打倒孔家店》（ http ：//blog.sciencenet.cn/blog-882964-988753.html ） 中这样评论：“胡适先生讲的道理，在今天来看应该属于常识，遗憾的是这条常识似乎并没有走进每个中国人、中国学者的内心。讲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就认为传统‘一文不值’或‘包治百病’的极端群体仍然不在少数。”一位名叫 proedus 的博友留言：“大概信孔子与用孔子来治别人，是两回事吧？”说的颇有深度。总之，他们的感慨源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启蒙的事情仍然还很艰辛。 不过，我进一步想到的是，与胡适相同地位的学者郭沫若先生。二位学问自然不必多说，“道德品格”却似乎存在很大差异。值得思考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之间的人格差异？假若胡适先生当年留在大陆，他还能够获得学问和人格的双丰收吗？郭沫若先生如果到台湾，会是什么模样？都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才能成就胡先生的“学问”和？ 话题回到“打倒孔家店”，胡适先生回答蒋介石的言论似乎表明，他不是个彻底的革命者。诚如 郑小康 所言， 对于中国文化，“ ‘一文不值’或‘包治百病’的极端群体仍然不在少数”，正确的态度可能如胡适所言，“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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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母亲逼婚、无后主义与胡适的反孝道价值观

zwbyt 2016-5-6 10:56

研究胡适先生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要说有哪个领域没有研究过，似乎已经没有了。但每个领域是否都研究得精细深透呢，那倒也未必。且不说史料有待继续发掘，就是史料发掘后，每个人所用方法及解读角度，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判断与结论。别的不说，单是关涉胡适家庭教育的领域，就基本没有系统的重量级文章与书籍出笼。我这篇小文，也只是框架性地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与心得，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充实。 从目前我对史料的搜罗与梳理来看，除了两篇同题硕士学位论文《胡适家庭伦理思想研究》（2008年河北师大李艳红、2014年南京大学姚馨彩）外，还没有一本专门讨论胡适家庭教育的书。而这两篇论文的主旨也不在探讨以胡适为中心的，父母教育于他的影响，以及他与江冬秀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故在此点上予人启迪不大。 与此同时，精审的探讨胡适家庭教育的学术论文，我也没有读到过，看到的只是一些报章杂志上的短文，但论述的系统性与深度，都远远不够。我因为讲《家庭教育五讲》，其中一讲就是以日记、年谱、传记、家书为主，对民国一些名人的家庭教育做了些考察，故对胡适的家庭教育也有涉及。自以为有些看法，还没有人注意到过，故申说出来以便引致人们的注意。 一 真正研究家庭教育的人，都知道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相当重要。在我们观察胡适的成长过程，以及他对子女的教育时，我们往往很容易受胡先生大名与成就的影响，做出过于浪漫的正向评价。我们读他《四十自述》里对母亲的回忆，虽然提到过母亲在大家庭里的不易，却正如他1960年3月16日与胡颂平的谈话中所说：“我在大家庭里看见母亲受的气——我写《四十自述》时是很客气的，还有许多没有写出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信出版社2014版，以后出自此书只标日月）这在中国旧式大家庭中并不鲜见，但却是我们研究胡适诸多面向所应特别注意的，为何如此说呢？ 胡适/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从好的一面上讲，我们说胡适与人为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他从家庭生活中习得了压抑自己不少真实看法的方法，特别是跟亲近的人之间。换言之，他虽然写得不少，演讲多有，朋友也多，其实他对自己是有不少包裹的，难怪鲁迅在《忆刘半农君》里会将陈独秀与胡适加以对比，前者是“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后者为“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不管这比喻是否恰切，但由于“内无武器，请勿疑虑”的“招牌”，就使不少人轻易相信了胡适所说的话。虽然他父亲胡传320字的《学为人诗》一开始的首句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后面所有的312字都是在说处理人际关系与行为规范的要求，其核心主旨是“以学为人，以期作圣”。父亲虽然在胡适三岁时即去世，但其精神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何况母亲常在其小时候要他走父亲的道路，踏着父亲的步伐，不要跌老子的股。 我的朋友、学者谢泳常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能切入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过一篇《“寡母抚孤”现象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对胡适、鲁迅、茅盾、老舍童年经历的一种理解》，他总结 寡母抚孤有三个特点：幼年丧父，母亲未曾改嫁；婚姻都曾受母亲干涉；这些孤子对母亲都很孝顺，相当能开启人的视野。 但他和后来用地方志研究《列女传》，以及研究作家与童年关系的人，都只注意了这些人如何成才的事实。单看记载下来的“寡母抚孤”的例子，成才率似乎很高，仿佛这样“残缺”的家庭是个成才优势。其实这里面有个统计学的陷阱亦即样本偏差，因为能被记载下来的一定是“母以子贵”，最差也是官方可以拿来做宣传用的“道德模范”——著名孝子。那些更多不被记载的无名之寡母抚孤，就此陷入贫困交加，被生活的泥淖淹没，而不被人知晓，连获得一点人们同情的机会也没有。 胡适的寡母作为大家庭里年轻的后母，在破败的大家庭里，倍受胡适哥嫂的折磨，常常忍气吞声。他从小因文弱且中规中矩被称为“穈先生”，很少做一个活泼的小孩子，后来看惯了家庭里的“政治斗争”，所以他在《我的母亲》一文里说： “ 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 这自然是我们很少看到胡适公开的照片上有怒容的一个原因（也暗合他后来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理念），其练就的过程之辛酸，对他的伤害，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很多人读了胡适《我的母亲》一文，赞赏胡适母亲教子有方，但我读出的更多是辛酸与无奈。寡母的艰辛与不容易，使得胡适只能在婚姻上听母亲之命。他对这桩婚姻的不满，只敢写给其朋友、近仁叔来发泄：“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胡适家书》p.218，金城出版社2013版）寡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让儿子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况且还是一桩自己不喜欢的婚姻。 母亲在婚事上给胡适的压力，是有形与无形、外在与内在兼具。他写信让江冬秀多读书多写信，引起了母亲及江家的猜测。 “ 儿于第三号书中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于此事，从无一毫怨望之心。盖儿深知吾母对于儿之婚事，实已尽心竭力为儿谋一美满家庭，儿如有一毫怨望之心，则真不明时势，不通人情，不识好歹之妄人也。 ”（1915年5月19日） 若与上述1918年5月2日写给胡近仁的信，做一对比，你就会知道胡适的压力有多大。 胡适十二岁多一点就离开了母亲，到上海依二哥求学。这对独立的性格与谋生技巧，的确不无帮助。但稍懂心理学的人都知道分离太早，会使子女与父母亲密关系的维系成问题。你可以敬爱自己的母亲，但就是无法与她有良好的亲密关系，这使得他后来与自己孩子在亲密情感上“有点隔”。这一点他曾在1939年写信给江冬秀说，我们都不配做父母，我们都不曾把儿子当作小朋友看待。这是很沉痛的话，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别说与《梁启超家书》里所体现的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就是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二人与孩子的亲切感，在胡适的生活与信件里也并不多见。 我从不怀疑胡适对母亲的深情，家藏《郭节母廖大夫人清芬录》里即有借悼他人之母而自悼慈母（见拙文《一位悲观主义者的年岁小札》）的题词，后又在《南方都市报》上，读到学者申闻《胡适的应酬与寄托：一段鲜为人知的真情》一文说《陡门秦氏宗谱》有载胡适《减字木兰花》一词，中有“小人有母，毕世坚贞天不寿。游子归来，欲报深恩恨已迟”。但寡母抚孤下成长起来的儿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于母亲在世时受母亲控制而屈从——很多母亲尤其是寡母，在这方面难逃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所指称的“情感勒索”的嫌疑——在母亲去世后，便有持续的反弹。反弹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是针对母亲在某方面的控制作为突破口。胡适用婚姻生活中的偶尔出轨来对母亲之命的反叛，同时用言论来无情地对孝道加以反驳，以至于他称激进反孝道的同道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与“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虽然这样的称号明显属于赠送过猛，但其对反孝道的声援，却是实实在在的。 胡适父亲早逝，母亲艰难独立支撑，得到的爱不整全，致使安全感出现问题。安全感较为缺少的人，特别在乎他人评价，因为需要外在支持与肯定，故胡适终身很在乎人来人往的热闹。而需要外界支持，与“以期成圣” 的父亲要求与自我期许，合力形成了胡适特别在乎事功，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上的做法，这方面梁启超、赵元任、任鸿隽等与他有很些不同，值得将来花笔来对比分析。 二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美满与否，也许作为局外人，无从置喙。但胡适对这婚姻的不满不仅情见乎词，也从他婚外恋情形里有所反应，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不劳多言。江冬秀既是母亲喜欢的人，又能于他留学美国时在家中安慰服侍自己母亲，作为好名誉的胡适于情于理没有办法拒绝。但其间他母亲及岳家几次要催逼他早点结婚，他费尽笔墨解释，其啰嗦词费令人同情。脾气再好的胡适，也未免在心里有不舒服的感受。 《圣经》“创世纪”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表明基督教文化里夫妻关系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但中国文化里却因强调血缘传承，看重后代繁衍，重视祖宗崇拜，将丈夫与父母、子女的关系视为高过夫妻关系。在一个社会人口流动不多，改变缓慢的农业社会，且没有任何社会养老的情形下，以前那种以男性家族为中心的家庭运转模式，自有其共同抵抗诸种生活风险的实际作用。研究家庭心理学的应该清楚，夫妻关系的平等与稳靠，对子女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换言之，夫妻关系不好，乃至不协调，孩子出问题的概率大增。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基本上是比较和谐的。但也出现过“警告”，特别是她知道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后。但江冬秀是否拿菜刀吓退了胡适，目前无论从石原皋还是汪静之的回忆（包括江勇振的研究，都只是用了前者的孤证），都还只是不那么可靠的传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胡适现有的日记及现存家书来看，虽有不少磕碰，但夫妻俩还是算比较好地走过一生——当然江冬秀不少次怀疑他身边有其她人，胡适也没少剖白辩解，甚至有次江冬秀说“比如我死了，你的机会又多一个了”（1938年12月20日）——所以蒋介石送胡适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正如有传闻说胡适准备在美国结婚时，他曾回信给母亲坚定地说，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不必毁”与“不能毁”。这既是他对母亲的孝心与服从，也觉得自己与江冬秀订婚多年，不应该如此无情义，很看重自己事业与名誉的胡适，更深知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1908年胡适才十七岁，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家庭教育》的文章，他说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母亲，因为父亲多半要外出谋生。同时他还认为要改良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办法是广（大）开女学堂。这时他早已与江冬秀订婚五年，其大声疾呼要广开女学堂，与他写回信要江冬秀给他写信、读书，何尝不是公私兼顾的一体两面呢？晚年他还在与医院护士谈话中说： “ 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 ”（1961年5月14日） 其实他这心思江冬秀也早就有洞察： “ ‘你要是讨了个有学问的太太，不就是天天同你在一块，照应帮助你吗？’这句话倒是冤枉我了。我并不想讨一个有学问的太太。 ”（1941年4月10日） 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未必就一定比江冬秀要好，但也许在他看来会提高管教好子女的机率，可见他一生于此萦系难忘。想起自家子女教育的亏欠，特别是在他看来“不成器”的“小三”胡思杜生死未卜，有这样的感慨也在情理之中。 母亲想赶紧让胡适结婚，在他到美国留学之前催逼，到美国之后也毫不懈怠地提及此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胡适也没有少谈“无后主义”。他分明知道结了婚是免不了要从母命，赶快有孩子，以满足她传宗接代的愿望的，但他依旧不停地发表此种不敢在给母亲的信提及的忤逆言论。1908年胡适通过观察三哥过继之事而写成《论继承之不近人情》一文，得出的结论是不在乎一家一姓之传宗接代，而在于服务社会。六年之后还在留美的胡适更发表《家庭的个人主义》，进一步申说家族嗣续传统的六大弊症，提倡“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而在母亲去世，孩子即将出生之时，写了篇《不朽——我的宗教》，将其升华为“宗教”——亦即信奉“社会不朽”。 在儿子胡祖望出生后，他那首有名的《我的儿子》也随即传播开来，一是说“无后主义”的牌子挂不起来了——其实胡适只是理论上提倡“无后主义”，实际生活里并没有刻意不要孩子，不然结婚不久且连生三个孩子就无法自圆其说，虽然我们能替他找的理由是讨母亲对其有后的喜悦——虽然“无后主义”的招牌挂不起来了，但他与鲁迅一样提倡父母于子女无恩，在彼时依旧是石破惊天的说法。所以诗末他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孝顺的儿子。”“堂堂的人”当然是服务于社会，乃使社会不朽。不做孝顺儿子，既符合他提倡的反孝道的价值观，亦算是下意识地对自己母亲在世时他所受到控制的一种反弹吧。 在这样的情境下，胡适与江冬秀又生了一女一儿，所以有人说他并不是真想挂“无后主义”的招牌，因为你说第一个孩子出生属于不小心的话，后两个完全可以“防范”。三个小孩子出生后，胡适的家庭责任感似乎并没有增加，在日记与书信里并没有多少显露。直到自己的女儿素斐去世一年半后，他对江冬秀说自己对不起爱女，如果早点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掉。他痛悔自己糟蹋孩子，有很深的负罪感，因而在梦中哭醒。更早的时候，江冬秀也说：“我们不容易两个孩子养的这样大，想启（起）女儿我完全害死了他，我想到这条路上，我很难的女儿。”（1926年3月4）胡适与江冬秀夫妻俩没有互相谴责对方不负责，推诿自己的责任，这当然是好的。不过，对待孩子，他们的确不如梁启超那样尽心，也不如高梦旦、赵元任他们两家，那样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朋友来一起游乐玩耍。 江冬秀没有管教孩子的经验，好像她的学习能力也有限，更要命的是胡适忙于应酬，她也忙于牌桌上的娱乐。这样一来，他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非常有限，因为愿意且乐意陪伴孩子，只有时间不会撒谎。省略了这样的陪伴过程，其亲情的浓度与和谐程度都会打折扣，这对任何家庭都是如此。罗尔纲作为胡适的学生资质不差，但我们看《师门五年记》及相关忆述，的确看不出胡适夫妇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有多少。尽管罗尔纲非常尽力，辅导与帮助胡思杜学习，但胡思杜的学习与生活习惯，并不尽如人意，这不能不说是父母缺席的结果。 胡适的克制是有名的，关于江冬秀的打牌，他只是没有一点火气的规劝：“你现在身体好吗？小三说你不可太劳心，我想这句话是不错的。你要多休息，少打牌。”（1941年1月20日）唯有一次说得比较重： “ 我盼望你不要多打牌：第一，因为打牌最伤神，你的身体并不那么结实，不要打牌太多；第二，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候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习惯，我颇不放心，所以你多在家照管照管儿子。第三，这个时候究竟不是整天打牌的时候，虽然不能做什么事，也应该买点书看看，写写字，多做点修养的事。这话并不是责怪你，只是我一时想到，写给你想想。 ”（1938年5月5日） 其实我想胡适对江冬秀热衷打牌有意见很久了，但胡适就是胡适，想了很久，却说只是一时想起，且说并非责怪。这种包容怒气的心胸实在广大到让常人只能望其项背的地步，但疏于对孩子的情感陪伴，终究会得到一些他们不曾想要的结果。 胡适乐应酬，江冬秀爱打牌——二人都向往热闹，胡适不在时，江冬秀还热衷认干女儿，两人都向外寻求他人认同与群体归属，孩子往往就可能成为暗中较劲的“家庭政治”的牺牲品——无暇管孩子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江冬秀脾气不好，是急性子，这对孩子不好的影响，更不可低估。在得知丁太太抱养了一个女孩子，江冬秀在给胡适的信里说： “ 我看他不怕麻烦，我没有他的慢性子，我不能要别人的孩子。我连小三长长（常常）没有好口气，是自己生的，要是别人家，一听（定）我不疼爱了。我不会爱小孩子，你比我强得多。 ”（1939年1月1日） 胡适晚年还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秘书与护士说：“小孩子教不好，都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缘故”（1960年1月6日），可见江冬秀的急性子，脾气不好，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令胡适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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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晓雷老师，请进！

热度 2 huailu49 2015-12-15 15:56

这是我今年6月去安徽绩溪上庄胡适故居时拍到的，请看右上角的那张照片的说明，是不是已经改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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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以讹传讹了，一张胡适和胡先骕的合影

热度 6 Einstein 2015-12-15 13:50

近日，在读邓康延写的《老课本 新阅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版），在第293页发现一张照片，说是陈独秀（左）和胡适的合影。但事实上照片中的陈独秀搞错了，他是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这张被说错的照片以讹传讹很久了，我2009年到安徽绩溪上庄胡适故居时，发现也说成是胡适和陈独秀（当时拍了照片，可惜一时找不到了），实在大跌眼镜按：朱晓刚老师留言说，今年他去胡适故居时发现是正确的，有照片为证，见文末他留言的链接。这应该是后来改了的。研究胡先骕的学者胡宗刚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错误，他的博文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2373c30102vkoa.html 但是这张屡被误传的照片还是不断地被以讹传讹，单单在纸质媒体上，我近几年就发现过不止四五处，有一份杂志叫《名人传记》的，大概是前年写陈独秀时，也误引了这张照片，真是三人成虎也。 （ 补充：凭记忆，在龙源电子期刊网上找到了此刊物，发表于2014年第2期《名人传记》，标题：陈独秀与他未能完稿的自传，截图 如下图2） 我把书中这页扫描下来，然后再分别置一张胡先骕的照片与陈独秀的照片，大家就能明白到底是谁了（胡先骕留须、戴眼镜，而陈独秀无）。 1、被误传的照片，其实左是胡先骕，右是胡适。 2、《名人传记》2014年第2期误写的截图 3、胡先骕早年的一张照片 4、陈独秀早年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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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徽骆驼

huailu49 2015-7-15 16:02

这次在绩溪上庄胡适故居，看到一幅胡适墨宝，上书“努力做徽骆驼”。 话说1953年1月10日，旅台绩溪同乡52人在台北市泉州街铁路饭店举行茶会，欢迎胡适回台讲学，并祝贺其62岁生日。席间，大家恳请胡适题字留念，胡适下笔前以徽州话自言自语：“写些什么好呢？”引起哄堂欢笑。略思片刻，胡适即兴题写了“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大字，和绩溪乡亲共勉。也就是在此次聚会上正式成立了“台北市绩溪旅台同乡会”。会后有胡锺吾等人将胡适题写的墨宝复制精裱成锦轴，分发全体旅台同乡，作为本会的精神标志。绩溪上庄的这件“努力做徽骆驼”胡适墨宝，就是台北市绩溪旅台同乡会赠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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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望》到《兰花草》

热度 1 huailu49 2015-7-14 07:36

在绩溪上庄的胡适故居，见到了他早年的一首小诗。可惜既非原诗，亦非其手迹。 话说 1921 年夏天，任教于北大的胡适到西山去，友人熊秉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满心欢喜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这首名为《希望》的小诗：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一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看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多年以后，这首小诗被台湾的陈贤德和张弼二人修改并配上曲子，同时改名为《兰花草》，从而广为传唱。最出名的版本当属刘文正：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 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 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 开得许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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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博士学位

热度 4 huailu49 2015-6-22 14:31

在绩溪上庄的胡适故居，有一块展板列出了胡适一生所获得的博士学位。围绕这些学位，胡适生前身后遭遇过不少议论。 胡适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提交的论文题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当时由7人组成的考评组中，只有1位德国教授精通汉语，故论文被搁置下来。后因胡适急着回国，未来得及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1927年3月，胡适访问美国，向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递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副本，正式领取哲学博士学位证书。 此外，胡适还获有35个荣誉博士学位。时间跨度从1935年至1959年。按学科分：法学24个，文学9个，人文学1个，不明学科1个；按国家和地区分：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 1935年 香港大学 法学博士 1936年 美国哈佛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南加洲大学 文学博士 1939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芝加哥大学 法学博士 1940年 美国韦斯尔阳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杜克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克拉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卜隆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耶鲁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联合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柏令马学院 X X博士 美国宾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1年 美国加州大学 法学博士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森林湖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狄克森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密达瑞学院 法学博士 加拿大多朗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佛蒙特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2年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 文学博士 美国第纳逊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罗却斯德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奥白林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妥尔陀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东北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法学博士 1943年 美国伯克纳尔大学 文学博士 1945年 英国牛津大学 法学博士 1949年 美国柯鲁开特大学 文学博士 1950年 美国克莱蒙研究院 文学博士 1959年 美国夏威夷大学 人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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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诚英的最后归宿

热度 4 huailu49 2015-6-9 19:06

曹诚英是谁？先转载一段百度百科上的文字： 曹诚英，别字佩声，乳名行娟，1902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县旺川。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科，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并留校任教。193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1937年获得遗传育种学的硕士学位归国，同年回国后，在安徽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1943年到复旦大学农学院，成为专职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随复旦大学农学院的一部分来到新组建的沈阳农学院担任教授。1956年被选为沈阳市政协委员。1969年回故乡绩溪，1973年因肺癌逝世于上海。 曹诚英与胡适有着不解之缘。原来，曹诚英是胡适三嫂之妹，与胡适相互倾慕，胡适称曹诚英为表妹，曹诚英称胡适为麇哥（胡适小名叫嗣麇）。这对有情人在长大后虽未成眷属，却在杭州有过一段短暂的浪漫与幸福。据说她生前曾经委托好友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这段刻骨铭心的相思，她珍藏了一辈子，死后也随她带去了天堂。曹诚英的最后归宿，也选在绩溪县旺川村的公路旁，这是一条通往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的必经之路。 一周前笔者从上庄返回绩溪县城途中，特地下车拍了几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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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胡适故里

热度 7 huailu49 2015-6-9 09:38

胡适故里位于安徽绩溪西北方向的上庄镇，从绩溪县城搭乘中巴约1小时车程。据司机师傅说，这条线路其实是亏本的，幸好有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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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读书笔记（二）

热度 2 zywsict 2015-6-1 19:08

《容忍与自由》由胡适先生所著。 胡适先生对宗教的自由发展史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 1 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做空气一样的不可少 。 2. 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援，而不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里面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大家考虑的。 3. 自觉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4. 要想社会以及宗教的学术有进步，也的确非自由不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5. 自由主义，贵在容忍，要承认别人有自由，更要承认有反对党。民主政治最宝贵的就是政府能在制度上承认反对党的存在。 6.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 7. 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 8. 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 9.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10. 我认为中国到现在还是没有阶级存在的，穷富并不是阶级，因为有钱的人，可能因一次战争或投机失败而破产，贫穷的人，亦可以积累奋斗而致富，不像印度那样，有许多明显的阶级存在。我国的阶级观念，已为考试制度所打破。 11. 个人不问政治，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于是不得不问政治。 12 个人如何影响政治？ 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够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 13. 我觉得世界上有两派人：一派是乌龟派；一派是兔子派。凡是在学问上有大成就像达尔文、牛顿这一班人，都是既有兔子的天才，又有乌龟的功力，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堪景仰的人。不过兔子的聪明，不是人人都有的，但乌龟的功力，则人人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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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读书笔记之（一）

热度 1 zywsict 2015-5-29 19:04

《容忍与自由》由胡适先生所著。 胡适先生对宗教的自由发展史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 1. 为什么要读书？ 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智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2. “科学的人生观” 有两个意思：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3. 在为人上 ，胡适讲究“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在治学上，胡适则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4. 胡适先生的三味防身药 ； 第一味药叫做“问题丹”。 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 第三味药叫做“信心汤”。第一味药，“问题丹”，就是说：每个人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作伴，这是你们入世的第一要紧的救命宝丹。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这就是说：每个人进入社会，总得多发展一点专门职业以外的兴趣——“业余”的兴趣。 第三味药，我叫他做“信心汤”，这就是说：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的信心只有一句话：“努力不会白费”，没有一点努力是没有结果的。 5 ， 如何选择专业？ 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6. 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三十一张是名誉博士），又当了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相差不多。我并不是拿钱做标准来较量，但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如何能使社会上的人士对考试及格的人起一种信仰呢？ 7. 我以为在做学问之前，应先有下列两个条件 ：第一是有博大的准备，第二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8. 人生是什么？ 即是人在戏台上演戏，在唱戏。看戏有各种看法，即对人生的看法叫做人生观。但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怎样算好戏？怎样算坏戏？我常想：人生意义就在我们怎样看人生。意义的大小浅深，全在我们怎样去用两手和脑部。人生很短，上寿不过百年，完全可用手脑做事的时候，不过几十年。有人说，人生是梦，是很短的梦。有人说，人生不过是肥皂泡。其实，就是最悲观的说法，也证实我上面所说人生的有没有意义全看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算他是做梦吧，也要做一个热闹的，轰轰烈烈的好梦，不要做悲观的梦。既然辛辛苦苦的上台，就要好好的唱个好戏，唱个像样子的戏，不要跑龙套。人生不是单独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他能看见和想像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他有能看到上至数百万年下至子孙百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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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翟志成：胡适的冯友兰情结（下）

fqng1008 2015-4-12 07:53

（三）英文书评 在胡适的日记中，至少有两处在批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九五○年一月五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 我们知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Chinese Philosophy)，本是由他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在美国宾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英文讲义整理而成的。由于该书其实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精华版，故不特史料精熟，选材精当，而作者更能充分发挥其以简御繁的特出本领，把数千来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源流演变及其精神面貌讲得颇为透切精辟，故冯氏在该书〈自序〉自谓其书「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 此言虽有自伐之嫌，但亦不失其实。是以该书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后，极受中外学界推重，除英文之外，尚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捷克文、日文、韩文、中文等十二种不同文字的译本行世。这本虽「小」而实「大」的书，由于作者是冯友兰之故，在胡适眼中自然是「实在太糟了」。 数月之后，胡适读到了杨联升所撰写的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点文书评，同样感到不满。杨联升本毕业于清华经济系，于四十年代中在哈佛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留在哈佛任教，其人学殖深厚、知识渊博，极为胡适所器重，成了胡适在晚年与之「论学谈诗」的最亲密学生。但杨联升负笈清华之时，冯友兰正担任文学院院长，因冯友兰在清华开的「伦理学」是必修课，故杨联升极可能修过冯友兰的课，不仅在是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是冯友兰的学生。杨联升对冯友兰本无恶感，他曾于一九四六年圣诞新年假期在康桥与冯友兰等人过从，「无话不说，无说不话」，听「冯先生谈了许多学生运动的情形」， 杨联升在哈佛教授「近代文选」（每周五小时），还特别选用了「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跟冯友兰的《新事论》作教本」， 我们知道，《新事论》中本有大量评击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文字，而杨联升竟用之为哈佛教材，可见杨氏当时在学术文化思想上与冯友兰并无对立，甚至还极可能引冯友兰思想为同调。是故当杨联升寄来他评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的英文书评，让胡适读后大为光火。他在答杨联升函中，其语气一反一贯的客客气气，而一变为十分的尖刻凌厉： 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够不上 “ authoritative and comprehensive account”，更不是“a well 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schools.”他一字不提「颜李学派」，可见他无见识。他接受了Northrop 的胡说作纲领，更是好笑。 数年之后，冯友兰的学生卜德（ Derk Dodde）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全部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正式出版，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胡适知道杨联升在一九五四年底曾写了一篇批评卜德（Derk Dodde）译书的英文书评，便忍不住修书向杨联升索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适致杨联升、劳干函云：「又Dodde 译的冯芝生《哲学史》，杨公曾有书评，现寻不着单本，倘有存本，乞再赐一份。」 但当胡适读到了杨联升寄来的书评校样， 不禁彻底失望了。原来杨联升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批评了冯书在佛学一环稍弱之后，其主要的兴趣和篇幅，端在与卜德讨论英文翻译中的技术性和支节性的琐碎问题。 对胡适而言，杨文不仅没能打中冯书的要害，甚至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于是便亲自出手。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胡适日记》云： 旧历乙未元旦。 我早起忽然水泻了八九次。后来服 Kaopactate，才止住。不知何故。 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 “ The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 Derk Bodde）的书评，我担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 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 「正統派」觀點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经学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 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得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 在胡适「扶病打完」的英文书评中，除了不能不承冯书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这个唯一的优点之外，便继续缘用旧时策略，紧紧咬住冯书「正统派观点」这一「根本弱点」不放，藉以把冯书否定。 我们知道，梁启超的《新史学》在刊出时曾洛阳纸贵，风行一时。《新史学》中有一篇著名的〈正统论〉，把「持正统论之史家」，一律丑诋为「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人之奴隶根性」的「陋儒」，从而展开猛烈的挞伐和攻讦。 胡适早年曾极端崇拜梁启超，直到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日他在日记中还是这样写道：「梁启超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从早年胡适对梁启超的无任景仰和崇拜，我们很难说他竟会没有读过梁氏著名的〈论正统〉一文。他在英文书评中，以秉持「正统派」观点为冯书的「根本弱点」，并据之以否定冯书，他的「正统派」意涵是否与梁启超的相同，我们还须作进一步的求证。但即使胡适真的未曾读过〈正统论〉，他在英文书评中使用的「正统论」，也决不会是一个好的字眼。依照胡适一以贯之的「非正统派」的学术立场，近代「正统派」企图维持、辩护和强固的，是已经变成了建设现代中国的最大障碍的传统文化。是以冯友兰、钱穆、张其昀、贺麟、张荫麟等「正统派」，在胡适的眼中，自然是「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原来「反动」、「保守」和「拥护集权」，正是胡适对「正统派」的正解。尽管胡适在日记中，自以为自己的书评已打中了冯书的要害。但对于不明「正统派」这个「今典」的西洋读者，胡适的书评便难免变得有点不知所云。因为，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正统派的观点」（“orthodoxy” Chinese standpoint）并不是一定是负面的批评，有时甚至还是一句恭维的话。 胡适的书评究其实并不能对冯书造成多大的毁损。并且，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自被Derk Bodde翻译成英文之后，至今仍是西方汉学界必读的经典，而胡适居然在「重看冯书两遍」之后，竟然还「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这和胡适曾一再宣扬的「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并不十分吻合。 （四）院士提名 胡适最能予冯友兰以沉重打击的机会，端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和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胡适是主持大局的总操盘手。尤其是文科院士的当选，几乎是胡适说了就算，可谓「一言九鼎」。如果胡适能利用手中的权势，让当时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的冯友兰中箭落马，便可以把冯友兰正式逐出学术主流派，这对名位极有企图心的冯友兰，无疑将是一极难堪的公开羞辱。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录下了一份他在该日「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院士』部分拟提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系：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想不出人名） 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值得注意的是，名列胡适的「拟提名单」之内者共有十七人，除了罗常培、沈兼士和傅增湘三人之外，其余十四人均能顺利出线当选。 尤可怪者，吴敬恒（稚晖）本非学界中人，在学术上亦无重耍成绩，因其有「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虚声兼与胡适友善之故，被胡适提名为哲学组院士之首，其排名尚在汤用彤、金岳霖之前。并且，冯友兰当时已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其哲学成就尚在汤用彤、金岳霖之上，若胡适把其「哲学关门」论坚持到底，哲学组不设院士则已，若设院士冯友兰必居第一。吴稚晖在中国哲学上的贡献，又如何可与的冯友兰相提并论？而胡适所拟的哲学组院士名单中竟有吴稚晖而无冯友兰，可见胡适取舍标准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已迹近是非不分。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是胡适政治上的死敌，而郭沫若的名字，竟也在胡适所拟的「考古学及艺术系」组中排名第二，可见胡适对冯友兰的成见，甚至已超过了政治上的好恶。但是，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毕竟和政界有所不同。政界可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但在学界中只能把灰说成白，把灰说成黑，若要把黑说成白或把白说成黑则相当困难。尽管没有胡适的提名，冯友兰仍旧当选为第一届中研院哲学组的院士，紧接着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委员（常委）。 由此可见，即令以胡适当时的权势，仍无法完全违逆学界最起码的公道和共识。这也说明了冯友兰羽翼早成，已非胡适所能扼制。是以胡适藉公器私用对冯友兰的打压，不仅阻止不了冯氏继续在学术主流中赢取更大的声名，反而暴露出自己的鲜为人知另一面相。 （五）人身攻击 胡适不断从报刊和朋友的书信中得到知，冯友兰在中共统治下吃足了苦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藏有一封唐锡如于一九五○年二月十一日致胡适函。当时唐锡如刚从大陆逃抵香港。其函云： 适之生生： 这儿附上的诗，是施蛰存先生给先生的，他本来预备写信托我带来香港寄，因为危险性太大，所以改写了诗，也没有署名。这张纸是缝在棉袄里的，所以几次检查都没有查出。蛰存先生还嘱我告诉先生，请不要将他的诗公开发表，原因是他现在身在匪区，这对他怕有不利的缘故。……中国的智识份子，除了自甘堕落作卖国贼的以外，都在捱着被侮辱被损害的日子。朱光潜先生在北大，据说有半年多没有一个学生上他的课，结果被逼写了一封「自白书」，在华北人民日报上发表，全国各报即刻转载了。冯友兰先生听说所受的压迫更加厉害，除了一再逼他撰文登报否定他自己的哲学上的见解外，还要他参加京郊土改运动。我的家乡有位老先生，年近七十岁了，是一个中学校长，军事代表逼着他在街上「扭秧歌」表示前进，这位须眉皆白的老先生，当街表演这种丑态，当然引得许多人发出哄笑，可是看了落泪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施蛰存那六首被「缝在棉袄里」夹带出来的呈胡适诗则云： 万 ?无烟囷鹿虚，那堪一夕几抄梳。江南生意随年尽，缀网犹为竭泽渔。 排门豪吏日追呼，征却秋粮又借租。四野萧条少薇蕨，满城鼓吹颂唐虞。 决夺枋榆燕雀喧，欲回天地入杝藩，可怜日暮碧云合，行处凌霄健翮翻。 人生识字忧患始，镕经铸史尔何为。天子圣明臣自昧，蒙恩许作责躬诗。记芝生孟? 长安寇盗多狐魅，汴洛王师亦虎狼。秦妇吟成何处献，韦郎行止费商量。 渡河浮海想艰辛，殉道何须更殉人。虎变久孚天下占，好将禅让辅尧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遥寄深意，此亦天下之公言也。 无论是唐函还是施蛰存呈胡适诗中第四首，都特别提到了冯友兰和朱光潜等大知识子的屈辱与辛酸。这些读之今人鼻酸的惨况，也印证了胡适一再向外宣称的在中共统治下决无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先见之明」。由于胡适对大陆知识的遭遇有存在的真实感悟，他对大陆知识分子有着一份真切的同情和悲悯，甚至在大陆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写文章批判自己之时，也大都秉持着「犯而勿校」的宽恕态度。胡适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日记中曾引王荆公〈寒山拾得〉诗以明志：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 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 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胡适对大陆知识分子的同情、悲悯、宽恕和「犯而勿校」的高尚情操，一遇到冯友兰便不免变了质。冯友兰的苦难，并不能引来胡适的同情心。他明知冯友兰身陷「竹幕」，已没有任何答辩的可能和机会的情势下，还是照样写出全盘否定冯书的英文书评。他也照样引用不实的流言，对冯友兰作人身攻击。据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星期日）条云：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就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个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进一个修士办的学校，又受了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了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掉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个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装满了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胡适明知胡颂平对他的「晚年谈话」有闻必录，而这些记录日后是会出书的。胡适明知大陆知识分子的自白和捡查，泰半是屈于威权和压力之下自行「上纲上线」的自诬和自污之词，不仅与事实相差极远，有许多甚至是根本不能算数的。但胡适这次谈话涉及冯友兰的地方，却似乎是要证明，冯友兰确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而中共批斗冯友兰「一百三十次」其实并没有弄错。并且，胡适依据的材料，又大都是些诬枉之词。首先，关于冯友兰从美国带回电冰箱一事，胡适便弄错了三个地方。（ 1）冯友兰由美返抵国门的时间，其实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而非胡适所说的「一九五○年」；（2）冯氏只带回了一个冰箱，而非三个冰箱；（3）该冰箱已经捐赠清华校医院，而非为了「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据冯友兰女儿冯钟璞说： 回想起来，父亲母亲一生自奉甚俭，对公益之事总是很热心的。一九四八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电冰箱，当时是清华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刻捐出。 其次，冯友兰的长胡子，是在抗战期间由长沙临时大学开赴昆明西南联大路途中才开始留起来的，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始剃掉。蓄长胡的原因，其始是因为途中折臂而不能剃须，其后是因为爱美而不忍剃须，并非如胡适所谓「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事已在闻一多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致其妻函中得到证实。闻一多函云： 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见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 最后，有必要稍稍探究一下，冯友兰是否真如胡适口中所说，是个唯利是图、性好聚俭和吝啬的人？据全汉升夫人告诉笔者，冯太太持家的确十分节俭，家事常亲力亲为，资薪节余亦曾在北京购置一房产。 此与冯钟璞所谓「父亲母亲一生自奉甚俭」相吻合，也与冯氏在反省交代时有房产一项相吻合。 但以资薪节余购置房产本是薪水阶级的生活常态，同时也并非坏事。並且，馮友蘭在北平一共只買了白米斜胡同三號這?一所房子， 絕非如胡適所謂「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冯氏虽自奉甚薄，但对周人之急及公益事业却十分大方。据冯钟璞说，她曾根据其父的遗愿，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把冯友兰的遗产人民币五万圆捐赠北京大学，设立「冯友兰学术基金会」，藉以「在北大中文、历史（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哲学）三系设立奖学金，并每三年一次面向全国奖励有创见的哲学著作。」 冯宗璞还根据其父的遗愿，向家乡河唐县图书馆和祈仪镇中学各捐赠了人民币一万圆。 七万圆人民币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一笔多么惊人的巨款！此外，冯友兰生前曾帮助孙炳文之遗孤求学， 也曾割前院义助闻一多遗属。据冯钟璞说：「闻先生罹难后，清华不再提供住宅。父亲邀闻伯母带孩子到白米斜街家中居住。我们住在后园，立雕一家住前院。……后来我们迁到清华住了，他们一家经组织安排到了解放区……」 闻一多虽与冯友兰在清华同事多年，但由于闻一多在抗战后期思想急剧左倾，曾撰诗文谩骂和嘲讽联大师友同事，连冯友兰也成了他的攻击对象。 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之后，因为冯友兰坚持为拯救联大免于被国府解散故学生罢课必须早日结束，而闻一多则支持学生继续罢课，两人爆发了激烈争论，冯友兰甚至申斥闻一多及其民盟同志为「中共尾巴」。但闻一多遇剌身亡之后，闻一多在民盟的同志因惧祸而纷纷走避，但被闻一多生前嘲骂讥刺的冯友兰却敢于挺身而出适时伸出援手。对于冯友兰的不念旧恶和见义勇为，闻家不免感戴终身。在冯友兰逝世之日，闻一多之子闻立雕曾给宗璞信云：「我永远忘不了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伯父、伯母给我们的关怀、帮助和安慰。我们两家两代人的友谊，是我脑海里永不会消失的美好记忆与回忆。」 所有这些，都可证明冯友兰并非如胡适所形容的那么不堪。 （六）附骨之疽 胡适非常喜欢把「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诗句挂在嘴边。但他可能并没有真正觉察到，这一诗句竟变成了「诗谶」，变成了他一生学行，尤其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真实写照。 如果只能用两个字去概括胡适的学术心灵，这两个字就是「清浅」。胡适对西方现代学术无疑有着相当丰富的常识，而他那既「清」且「浅」的学术心灵，又有助于他把西方现代学术输入中国之时，把这些常识说得清楚、讲得浅显，使当时尚不知现代学术为何物中国读者听得懂也跟得上。当时中国正处在「学问饥荒」的时节，胡适从西方转手的常识，便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疗饥止渴的救命干粮。中国知识阶级正是通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常识性的启蒙和洗礼，才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 但是，常识只有在极端缺乏常识的社会中才变得重要和宝贵，一俟社会不再缺乏常识，常识便会变成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器物，再也乏人关注，鲜人珍惜；一如三飧饭饱的人，所欲求的极可能是山珍海味，而极不可能是干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之所以被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取代，其原因当然有许多方面；但胡书中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常识，而这些常识在中国学术转型完成后，便已一变为平庸无奇的老生常谈，应该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大概是太过陶醉于自己在「开风气」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辉煌胜利罢，聪明绝顶的胡适却忘记了「见好即收」的道理。他在「开风气」之后还念念不忘要继续「为师」。他忘记了「开风气」可以靠常识，而要想在治中国哲学史方面「为师」的话，除了要有常识之外，还必须要有高于常识的「义理」。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的泛科学主义的「实证」或「考据」心灵，又让他特别拙于谈玄说理，因而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对他自己的性向本是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适。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成书之后，居然以为天底下只有他才够资格写中国哲学史。在胡适眼中，西洋人的中国国学程度太差，根本不配写中国哲学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胡适日记》云： 上午去看 M. Pelliot ，谈了二点钟。……我告诉他，他编的目录很多错的。我只读了五十卷子，只占全部三十分之一，已发现了不少错误。他要我把这些错误记出来，他愿意更正。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胡适日记》云： Prof. Soothill 带我去看 Bodleian Library。这是个很有名的Library，但他的Catalogues实在不高明，比起美国的LibraryCatalogues来，这里真是上古时代了。 此间的中国书部更是大笑话！ Soothil自己动手编了一个书目，不知费了多少年月，仅成一小部分。我偶翻一看，其错误大可骇人听闻。《花间集》目云：「这是一册日本诗歌，广政十年在Kyoto印的。」（原文是英文）我问他，怎么知道是在Kyoto印的？他也莫名其妙。翻开一看，书上明写着「大蜀欧阳炯叙」！ ……「金人瑞圣叹」变成了「金朝人，姓瑞，名圣叹」！ ……与此片同类的是《楚辞》卡上写着注者名王逸上！ 希伯和是西方汉学泰斗， Soothill也非等闲之辈。眼看着他们竟可以闹出把金圣叹变为「金朝人，姓瑞，名圣叹」诸如此类的「大笑话」，难怪胡适要从心底里发出「此事非我们来干不可」的概叹。 不仅中文程度甚差的西洋人不够资格撰写中国哲学史，就连中文程度不错的日本人，由于他们实在太笨，对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根本不能领悟，因而也不配撰写中国哲学史。胡适在日记中无论是对铃木贞太郎还是对忽滑谷快天等禅学名宿的作品都有许多相当负面的评价，认为不是「越讲越胡涂」， 就是「辜负了这些好材料」。 胡适曾慨乎言：「日本人信净土、奉真言宗，皆够资格。他们的禅，实在不曾『窥其藩篱』。他们以『禅定』为禅，是印度禅而非中国禅，他们以『茶礼』为禅，是日本禅而非中国禅。」 不仅西洋人不行，东洋人不行，就连名满天下，曾为中国哲学史问题和胡适唱过对台戏的梁启超也不行。胡适在日记中曾试图替梁启超一生作盖棺定论：「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算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 甚至被他一再公开宣称学问远胜自己的傅斯年也不行。胡适虽曾公开恭维过傅氏及其《性命古训辨证》，但胡适内心中对此亦不无保留。胡适对傅斯年的不满，最早见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胡适日记》：「这几天与孟真谈，虽感觉愉快，然未免同时感觉失望。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 胡适对的《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的批评，见于他在 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的致杨联升函： 《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我今夜读一遍，颇不满意，其下篇尤「潦草」，则自序中已言之。实则上中两篇也只够一短文。当时在战祸中，他又太忙，故此书颇不能使人满意，你以为如何？ 傅斯年尚且如此，被胡适谩骂为「天下第一蠢人」的冯友兰当然就更加不行。然而，「第一蠢人」冯友兰居然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之后，不旋踵即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小史》，一九三四年九月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全书。并且，冯友兰的大哲学史和小哲学史在出了中文版之后又出了外文版；而冯友兰居然在撰写完中国哲学史之后，又贾其余勇奋笔写出六大本建立自己「新理学」哲学体系的「贞元之际书」。 尤有甚者，无论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是中国哲学的著述，都是从正面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永恒价值和现代意义，因而又都是和自己一以贯之的「反传统」的文化和学术主张唱对台戏；眼看着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已被冯书所取代，而中外治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们，口中也只有冯友兰而极少再提及自己。被后进超越的失落和被学生「背叛」的怨恨，致令胡适一腔子的不甘心不情愿再加上不服气，郁结成了一团愤愤不平之气。在胡适看来，「第一蠢人」冯友兰之所以胆敢如此的张狂，如此的得意，归根结柢，还不是因为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册至今尚未写出来吗！一念及此，胡适一再的自惕自励，不断的许愿发誓，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册完成。但是，一想到自己曾十分起劲地唱过「哲学关门」和「哲学无用」的高论，自己又怎好意思再去弄这一套「无用」并将要「关门」的学问？幸而胡适想到了以「中国思想史」取代「中国哲学史」的点子，有了此一转换，一来便不致落人口实，二来也遂了自己「独尊史学」的宿愿。一九五○年 一月五日《胡适日记》云： 年底忽收到 Princeton大学的“Special Program in the Humanities” Committee主席Prof. Whitney J.Oates 来信说，有人提我的名，为AlfredHodder Fellowship 之候选人。…… 我想了几天，今天才回信与 Oates，说他们可以考虑我的姓名。我颇想借一栖身之地，把《中国思想史》的英文简写本写定付印。 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 “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 听胡适的语气，原来他之所以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 Alfred Hodder奖助的提名，主要还是为了找一个有薪水可发的地方把自己的《中国思想史》写出来，免得让冯友兰「实在太糟」的《中国哲学简史》继续谬种流传，遗毒天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胡适在该日的日记簿上，剪贴了一则剪报，系剪自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台北《中央日报》记者对胡适的专访。该访问稿报道了胡适即将于十一月九日离美，十二日抵台讲学的新闻；用时也报导了胡适为了著书的缘故要把在普大图书馆的工作辞去的决心。据该记者云：「不过胡博士想写的书却是首先打算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而且要改名为《中国思想史》。他还想完成《中国白话文学史》。此外，《水经注》的稿子他花了好几年的功夫，也想完成。」 我们知道，胡适重要的著作往往只写完并出版了上半部之后，下半部便再没有下文，《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如此，《中国白话文学史》是如此，《四十自述》也是如此。从《中央日报》记者的报道，我们又知道了在所有只有「半部」的著作中，胡适最渴望写完的还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亦即他后来称之为《中国思想史》的那部书。这种渴想之强烈，以致使胡适为了著书连噉饭之地也想过要放弃了。 尽管胡适亟欲把他的《中国思想史》写完，以取代甚至取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但无论他如何睹咒，如何着急，《中国思想史》就是写不出来。胡适把写不出书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好热闹和喜交朋友。周作人曾说过，若要胡适把中国哲学史写完，除非派一连兵把胡适囚禁在山上一二年，不许他下山，不许他会客，不许他谈政治。 胡适对此深以为然。在实在写不出书的时候，胡适也常常突发奇想，希望有一天能被关入大牢里著书。一九三二年底胡适对《东方杂志》记者谈他的新年梦想，曾表示他的梦想是被关在一个理想的牢狱里十至十五年，不许见客，只能读书和著书，好把全部著作都写出来。 一直到了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胡适还在该日日记簿中贴了一张剪报，内有一读者致《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封信。信中引哈佛大学P. A.Sorokin书中语，认为沙俄对「政治犯的流放和监禁，实质上是给了他们一次开销很大的休假。」胡适在该日日记中写道： 此信很有趣。我屡次说，倘使国民党肯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同陈独秀享受一样的待遇（除了他的「土摩登」朋友的探视一项），只消三年，我的几部书都可以写完了。 Sorokin 的书，我没有看见，但他说 Vacationwith most of the expenses paid，大有我当日羡慕独秀的监狱生活的精神。 但胡适毕竟不是陈独秀，国民党既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胆量把他关在大牢里那怕短短的一天，更不消说是关上整整的三年——如果胡适选择了留在大陆接受中共的统治，说不定还真能有把牢底坐穿的希望。正因如此，尽管胡适极其羡慕陈独秀在监狱里的「享受」，到头来还是与坐牢著书无缘。但倘若我们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不能完篇的责任，怪罪到国民党的头上，那也大可不必。即使国民党真的把胡适关在监狱里，让他享受到和陈独秀完全一样的待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还是照样写不出来。因为，胡适既然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著述说得不值一文，他就必须拿出胜过冯友兰的作品。但若要超越冯友兰，胡适便不能再依靠组织介引西方的学术常识——因为中国早已渡过了「学问饥荒」的刻难期，也不能仅仅依靠对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对历史文籍真伪的考证——因为这些都是哲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外缘性和次要性的问题，而必须谈玄说理，必须深入中国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义理系统，并对这些系统作出洽如其分的和相应的评判与安排。然而，胡适除了常识之外，所凭借的主要是考据。胡适常自夸自己有「历史癖」和「考据癖」，但他一生最感兴趣、最引以为傲和最努力从事的工作，只是关于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历史文物真伪的的考证，故他的「历史癖」其实只不过是「考据癖」。余英时曾指出：「胡适在学术上的兴趣本在考证」，「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此真乃确凿不移的结论。 天生的「考据癖」加「狭义的」历史家的训练，使他即使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也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哲学史或思想史最核心的义理和价值问题，转换成了外缘性的考据问题，然后再用外缘的考据企图解决——但其实是掩盖——核心的义理和价值问题。并且，从其极狭隘的泛科学主义信仰出发，胡适对一切形上学不仅毫无会心，毫无兴趣，而且避之还唯恐不及；而胡适反传统的文化立场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步史观，又使胡适灵魂深处怀有着一种现代人对古人的傲慢。 由于胡适对义理和价值问题的排斥，以及对古代哲人欠缺「了解之同情」， 所有这些，都使得他的个人性向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适谈玄说理，因而也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适地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只有看穿了這一層，我們才有可能明白，為什?信誓旦旦要爭分奪秒把《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完成的胡適，卻偏偏要花十年以上的時間，去考證與中國哲學史幾乎扯不上任何關係的《水經注》公案；为什么无限向往坐牢著书生活的胡适，却几乎天天都在宾客盈门的交际应酬中销磨掉大半最宝贵的光阴。胡适这些反其道而行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一种无法写出超越冯友兰的著作，却又不愿去承认，不敢去面对的逃避。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无疑是胡适后半生的附骨之疽和挥之不去的梦魇，而考证《水经注》公案和应酬交际便因之变成了胡适心灵上最佳的避难所。 结 语 自清季以来，在西潮的冲涮之下，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胡适和冯友兰都是这一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转型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新旧道德的并行和中西价值观的混杂。中西的道德和价值观的歧异和冲突，亦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学者在中国和西方「师生之道」的不同选取之中。若依照西方的「师生之道」，在西方学术界，学生在学成之后，总得别出心裁另起炉灶，力求在学问上质疑、挑战、甚至推翻自己老师的学说。规行距步墨守师教于师言无所不悦者，即使在老师的眼中，也是既愚且笨兼没出息的学生。冯友兰之超越胡适，以及冯书之推翻并取代胡书，此之谓顺天应人，亦所谓后来居上与推陈出新，在西方学界便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般的理所当然。但倘若依照中国的「师生之道」，学生又必须恪守师教，对老师心悦诚服，亦步亦趋，一如于孔子之言无不悦的颜回。冯友兰在窥尽胡适之堂奥底蕴之后，居然入室操戈，拔赵帜、易汉帜，以「释古」的典范取消了胡适「疑古」的典范，让乃师抱撼终身。面对中西不同的「师生之道」，以「阐旧邦以释新命」自任的冯友兰所撰取的无疑是西方的价值标准，故对自己推翻和取代老师的学说心安理得，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惭负疚之情；而作为一个曾鼓吹「全盘西化」的反传统主义者，胡适所选取的却反而是中国的传统标准。是故被西方学者视之为天经地义之事，落到胡适头上便完全改变了性质。被学生推翻和超越之后挑激起来的痛楚失落懊恼和妒忌，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情愿不甘心再加上不服气，在胡适心中郁结成一团终生难解的愤愤不平之气。日后胡适只要找到机会，总不会忘记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冯友兰本人实行抹煞和打压。胡适长时期对冯友兰那种近乎非理性的尖酸刻薄，和他一贯以温良恭俭让待人接物的开明绅士形象，构成了如许巨大的反差，这说明了胡适在「师友之道」的立场上，毕竟还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中国人。「全盘西化」岂易为哉，「全盘性反传统」更是谈何容易！ 参考文献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7。 冯友兰，〈自序〉，收入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页1。 杨联升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致胡适函，收入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74-75。 见杨联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致胡适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82。 引自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胡适致杨联升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99。 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适致杨联升、劳干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204。 杨联升于十二月十四日覆胡适函云：「卜德译冯芝生《中国哲学史》，上册我没评过，下册最近评了，HJAS下期刊登，目下只有校样。陈荣捷在PhilosophyEast West合评过上下两册，您想必看见了。冯的《中国哲学小史》，前几年评过，再附上一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241。杨氏寄胡适校样上书有「适之先生教正：学生联升敬呈」等中文字。 杨联升的书评刊于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7, no.3-4（December, 1954），pp.478-48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353。 胡适的书评刊于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 4（July, 1955）, pp.890-900. 梁启超，《新史学》，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2），册4，页20-2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1，页180。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美世界的语意脉络中，orthodoxy有权威、正教、正统、正牌、正规等涵意，即使加了引号也不会变成一个眨义字。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7，页656-657。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研究院票选出第一届院士共八十一人，其中人文组二十八人。他们分别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征、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见中央研究院编，《中央研究院概况》（台北：中央研究院，民71年），页33。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310。 唐锡如，〈唐锡如致胡适函〉，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馆藏号HS-USO1-O16-O2O。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22。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页169。 引自宗璞，〈三松堂岁暮二三事〉，《宗璞文集》（华艺出版社），卷1，页64。冯家至今仍保有清华大学校医院为捐赠冰箱所开的收条。 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542-543。 先师全汉升先生知道笔者近年来研究冯友兰，特别指示笔者访问全夫人。盖全师母在史语所迁昆明时，在生活上常受冯友兰夫人的照拂，其长子任中诞生时亦由冯夫人帮助接生。据全师母说，冯夫人曾一再叮嘱她持家必须勤俭，在条件许可之下，每月必须把薪金一部分节省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冯夫人在北平时，曾每月把冯先生的一半薪金节省下来购置了物业。访问全师母的时间约在一九九七年八月间，一共四次，地点是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活动中心。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505。 笔者在二○○三年九月二十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五十七号走访冯钟璞及其夫婿蔡仲德，据冯钟璞告知，冯友兰仅在抗战前在北平购置了一房子，位于白米斜胡同三号，原为张之洞在京别业云云。该房子在五十年代为补贴家用已转售他人。 见宗璞，〈三松堂岁暮二三事〉，《宗璞文集》，卷1，页64。 见宗璞，〈三松堂岁暮二三事〉，《宗璞文集》，卷1，页64。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98。 宗璞，〈星期三的晚餐〉，《宗璞文集》，卷1，页57。 闻一多曾撰〈八教授颂〉，据他自云「计划是要和教授阶级算账」。被他清算的八教授中，除了用来「作陪」的张奚若和他自己之外，尚有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六人。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胡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723-729。 宗璞，〈星期三的晚餐〉，《宗璞文集》，卷1，页5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342-34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433-434。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读Masson-oursel’s Comparative Philosophy。此书主旨甚可玩味，但是关于东方（尤其是吾国）材料不够，故结论很多误解。其comparative chronology中遗漏甚大。其最大者为（1）不举禅宗之四个世纪；（2）不举清代之思想。此事非我们来干不可。」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233。 见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四、十五日胡适在日记中对铃木的批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229-231。 见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胡适在日记中对忽滑谷的批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361-362。 见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389-390。 引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5，页35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4，页280。 引自《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页194。 「贞元之际书」又简称为「贞元六书」，其中包括《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5）和《新知言》（1946）这六本书。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6-7。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261。 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229。 白吉庵，《胡适传》，页22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8，页234-23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页73。 详见翟志成，〈中国当代学术典范的建立：救亡思潮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页156-164。 陈寅恪，〈审查报告一〉，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一〉，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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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翟志成：胡适的冯友兰情结（上）

fqng1008 2015-4-8 20:05

编者按：翟志成教授此文首发于《随笔》杂志，授权历史百人会网络首发。 引言 胡适当了一辈子的「青年导师」、「学界祭酒」和社会的「意见领袖」，偶然也会劝勉大家「努力做学阀」。 他喜欢热闹、喜欢交际应酬、喜欢提携后进扶危救急，但也会拉帮结派争名争位，有时也会月旦人物引来是非。是以他一生之中，有过众多的学生和朋友，但也结下了一些冤家或对头。在所有的冤家或对头中，冯友兰如果不算是胡适最讨厌之人的话，起码也是最讨厌的人之一。 胡适的主要敌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敌人，一类是学术文化上的敌人。一般而言，胡适对政治上的敌人要比学术文化上的敌人更为宽容一些。但无论是对政敌和学敌，胡适大都放不下「正人君子」的身份和「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 而总会显示出其宽厚、持平、讲理、公道、彬彬有礼和不为已甚的良好态度和修养。例如，鲁迅是胡适的政治敌人，对于鲁迅经常在文章中或明或暗的攻讦讥剌，胡适几乎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对于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天才，胡适一生都秉持着「最诚意的敬爱」， 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无论是在公开或在私下也一再表示钦佩， 并为陈源、苏雪林诬指该书抄袭自日人盐谷温一事大声替鲁迅叫屈。 例如，胡适对梁漱溟的文化观几乎完全不能同意，两人也常为中西文化问题有口头上或文字上的争论，有时双方都不免动了火气而互指对方「刻薄」。 但在胡适的内心深处，对梁漱溟的操守、人格、及其以圣贤自任的气魄和担当其实是十分的敬服， 有时甚至还会兴起自愧不如之叹。 又例如郭沫若兼胡适的政敌与学敌于一身，而胡适也颇为鄙薄其「阿谀」和「无行」， 但由于郭氏在甲骨文研究的成就，胡适也照样提名他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胡适曾说过：「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此话说得何等的好！如果说，胡适对鲁迅、梁漱溟、郭沬若等政敌学敌，确实秉持了「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但当他一面对冯友兰，便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仅「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难得一见，就连他平日颇为自矜的「正人君子」的身份，还有那「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也可以因冯友兰而放下。胡适对冯友兰的心结，几乎是终生不可开解。胡适长时期对冯友兰的种种苛责，与他一贯待人接物的温良恭俭让，构成了如许巨大的反差。这不仅使胡适的研究者咸感困惑，恐怕就连胡适自己一时间亦难以说清楚讲明白。 一、由亲近到疏离 其实，胡适对冯友兰的心结，是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底读到冯友兰寄来的《中国哲学史》部分书稿时始种下的。在此之前，胡适不但不觉得冯友兰讨厌，而且还一度和冯友兰颇为亲近。一九一七年九月，当胡适由美学成归国并第一次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课程之时，冯友兰正好在该校的「中国哲学门」攻读，并刚刚升上三年级。 若以年龄而论，胡适在当时还不满二十七足岁，仅比冯友兰大四岁，比「中国哲学门」二年级生顾颉刚大不到二岁，比「国学门」二年级生傅斯年大四岁多一点。 若以国学修为而论，胡适不仅无法和刘师培、黄侃、陈黻宸、陈汉章等在北大任教的经史学大师比肩，即令与冯友兰、傅斯年、顾颉刚等国文程度超强的大学生相较，亦容或有所不及。但是，这几个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动不动就要带头闹事驱逐「不够格」的老师的危险分子， 却在听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对这个年纪与自己相差不远，国学程度也不见得比自己高明的新来老师，一齐佩服得五体投地。顾颉刚对自己和傅斯年从怀疑胡适到信服胡适的转变，有极生动鲜活的回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怎么说才好的……』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之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冯友兰一贯强调：向西方学习，所要学的并不是西方的「迹」，而是其「所以迹」；即如向神仙学点金术，所要的并不是神仙由石头变出来的黄金，而是神仙那根能把石头变成黄金的手指头。 那根手指头就是现代学术的方法学。冯友兰、顾颉刚、傅斯年在胡适讲授中，真正体验了西方方法学的惊人威力，也领悟到现代学者（如胡适）之所以比传统学者（如陈黻宸、黄侃、陈汉章）站得高，看得远，全在其掌握和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惊骇得「舌挢而不能不」之后，他们便都一齐低首降心，决心以胡适为师，把西方的点石成金术学到手。 而冯友兰则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充满了感恩地谈到了胡适的哲学史课程是如何地引起他对西方的现代学术方法学的惊羡。 即使过了六十多年，冯友兰还是照样兴致勃勃地谈及胡适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和「系统的研究」在方法学上的突破和创新。所谓「证明的手段」和「扼要的手段」，就是把三皇五帝等许许多多的无稽之谈一刀砍掉，一部中国哲学史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么一来便把冯氏从「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中」拉拔了出来。 所谓「系统的研究」，就是摒弃了传统学者述而不作、以选抄编排前人注疏为究竟的治学方式，而代之以审查材料的真伪、分析其中的意义、探究材料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规律性，并全面而系统地把研究所得综合地叙述出来。这又使陷在支离破碎、散漫而无所依归的注释迷雾中的冯友兰，第一次找到了出路、摸着了头绪，从而发见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某些思想系统和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某些线索。 所有这些，都让冯氏自觉「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同样令冯友兰感奋不已的，还是胡适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流露出来的浓烈反传统气息——亦即《三松堂自序》所谓的「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 在冯友兰看来，胡适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悍然注销了儒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统的地位，而只把儒家视为百家中的一家，与以往咸被视为「支流苗裔」甚至是「异端邪说」的各种学术流派平起平坐。其次还表现在他竟敢在讲义上，「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 因为，在胡适以前，中国的学术著作，都是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把自己的话，作为经典的注疏或附庸，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胡适这一「非圣无法」的大动作，实无异于思想上的公然造反。这种「以我为主」的「胆大妄为」，无论从形式上或精神上，都远远超过「六经注我」的陆象山。 冯友兰负笈北大三年，首先是在黄侃的接引下，饱饫了传统国学词章之华美； 接着是在陈黻辰的诱导之下，瞥见了中国义理之学的奥秘； 最后是在胡适的启蒙之下，让他整个学术生命忽然开了窍，跳脱出传统学术的羁拘，窥见了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如果说，黄侃、陈黻宸等传统学者曾把冯友兰引进了中国词章义理之学的新天地，现代学者胡适便让冯友兰窥见了西方方法学更新的天地。这两重天地，对冯友兰而言，后者的境界不仅要远比前者更为充实、更为丰富、更为深刻，而且在位阶上也要远比前者更为优越和更为高级。 在这两重天地的强烈对照之中，冯友兰发见了新文化和旧文化的矛盾和冲突， 他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智的天秤，都迅速向新文化的那一端倾斜。胡适到北大才刚两个月，便因缘际会成了哲学研究所的创所所长， 而冯友兰立刻就选修了胡适在研究所讲授的全部两门功课。 紧接着在三年级下学期，亦即冯氏行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冯友兰除了继续修读胡适的这两门课之外，在西学方面，还选修了沈步洲的语言学概论（三学时）、顾孟余的经济学原理（三学时）以及李石曾的社会哲学（二学时）。 大量的选修西方的社会科学课程，显示了冯氏的治学方向和兴趣，已由传统学问向西学转移。直接促成冯友兰思想转向的老师就是胡适。 在胡适的影响下，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冯友兰与陈钟凡、孙本文、嵇明等十多位同学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哲学会，并「以商榷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 这表明了冯氏已把个人对新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向往，提升为同志间互助和互教的集体活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往往是密切关连的。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冯友兰参加了北大学生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缔结军事协议的集会，并和与会同学一道，不顾蔡元培的劝阻，步行前往总统府请愿。 这又说明了冯友兰的一只脚，已从书斋迈入社会，开始把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行动了。同年六月底，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九月在开封出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 但冯友兰虽人在开封，却心系在胡适等领导下的北京的文化革命运动。他才一到开封任所，便立刻主编《心声》杂志， 企图把他由北京带回的文化革命火种在河南点燃。 他也曾多次投稿傅斯年等主编的《新潮》，直接为文化革命力。一九一九年六月，冯友兰考取了河南省公费留学，同年十二月乘搭中国邮船公司南京号海轮由上海抵达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继续深造。冯友兰之所以选择了哥大而不是美国别的大学，原来又是遵照胡适的指示。《三松堂自序》云：「我要往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找胡适，问美国哲学界的情况，学哲学上哪个大学比较好。他说：『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学的新哲学。』」。 由此，亦可见当时冯友兰对胡适是何等的敬重和信服。 只是，冯友兰到了大西洋彼岸，不仅在地理上远离了胡适，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和胡适渐行渐远。如果说，冯友兰在北大时就像一只关在黑井底下的青蛙，胡适方法学的启蒙，等于揭开了井盖，让他窥见了头顶上斗大的一片蓝天。那么，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冯友兰，便如同青蛙跳出了深井，让他真正看见了西方理代学术的天地之大，宫室之美。冯友兰往昔对胡适的信服和崇拜，也因眼界渐宽而逐渐消减。 当然，这还不是冯友兰与胡适渐行渐远的最重要原因。冯友兰与胡适疏离的最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目睹西方文明内部的严重危机，西方的知识分子正开始对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十九世纪以来风行一时的进步主义和科学主义已开始式微，昨日对西方文化的乐观主义已渐渐被今日的悲观主义所代替。战后西方思想界的重大转变，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五四」风潮，形成了极强烈的反差。一旦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来到欧美，便再也无法对这种强烈的反差视若无睹。君不见就连洋人也承认西方文化并非一切都好么？梁启超和张君劢正是因为旅游了一趟欧洲，才深感不宜妄自菲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冯友兰在美国留学， 又岂能无动于衷！ 其二是冯友兰在哥大攻读博士学位不及一年，便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地把自己的自己的专业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这一转变，固然能使冯友兰易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专业的转变也往往会引起心态的转变。冯氏在改变专业之后，便能以较为同情的态度，与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先哲进行内在对话 (internal dialogue) ，而儿时曾背得烂熟的古典，其中隐而未显的意义和价值，亦在内在的对话和思想的反刍中得以砥砺发明。所有这些，都使他离开胡适的「反传统」立场越来越远，而越来越贴近了他在北大的另一个老师 —— 一生矢志要为中国传统文化辩诬洗冤的当代新儒学开山梁漱溟。冯友兰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 ” (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 ) ， 以「能而未为」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科学， 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隔海唱和。一九二三年暑期冯友兰完成博士论文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West” （《天人损益论》），该论文于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英文本，其后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版中文本，书名被改为《人生哲学》。 如果说，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其辩护策略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并以「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为理由，替中国文化争取平等地位；那么，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其辩护策略则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共通性。在《人生哲学》所罗列的损道、益道和中道三大派中，每派都是由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流派共同组成的。尽管冯友兰在表面上承认了每一派都各有所见， 亦各有所蔽，但他还是把以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为主体的中道派的位阶和价值，置放在损道派和益道派之上，而断定中道派是「其蔽似较少」的「较对之人生论」。 约而言之，冯友兰无非是要向读者表明：西方文化所有的中国文化也有，但中国文化所有的比西方文化还要更好。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冯友兰已基本上脱离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营垒，而正式加入了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行列。 二、导火线 尽管冯友兰在学术文化思想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但直至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书稿寄呈胡适指教之前，亦即在一九二九年底之前，两人仍维持着师生间的微妙关系。冯友兰自一九二三年夏返国在河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恒不安于位，亟思离开河南这个学术文化的边缘地区，到其他学术文化中心谋一位置。 他先后到过广州的广东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最后得偿所愿，于一九二八年秋加入了罗家伦接收清华的领导班子，不但成了中国另一最高学府的教授，而且还先后在清华担任过校秘书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即代校长）等要职，变成了清华第二号人物。 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底，胡适曾与冯友兰有书信往来，彼此也曾「畅谈甚快」，胡适有新的著作也会寄冯友兰一份。 冯友兰尝多次投稿胡适主编的《现代评论》，多次把自己的论文寄呈胡适求教。 黄山书社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共收入的冯友兰致胡适书函六通。此六函中有五函应撰于两人关系尚算正常之时。冯友兰在信中曾向胡适请求介绍工作，请求介绍出书，请求帮助通过中基会的补助等等。其时冯友兰对胡适仍执弟子之礼，每封信末均着有「学生冯友兰谨启」等文字。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谈冯沅君与陆侃如婚事的二封信。冯沅君原名冯恭兰，是冯友兰的胞妹，七岁丧父，在冯友兰的影响下走上创作和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国著名的学者和女作家。冯友兰对沅君极为怜爱，对沅君与陆侃如的婚事原来并不赞成。原因之一是陆侃如比沅君还小三岁，更重要的原因是冯友兰经过调查，发现陆侃如在家乡已与一庄姓女子订有婚约，于是一怒之下曾指责陆家骗婚，因之与陆父闹得极不愉快。 为了其妹的终生幸福，以「长兄如父」自任的冯友兰甚至曾一度想过把沅君介绍给门当  对，而其才学又让自已佩服的陈寅恪。 但此时沅君正热恋她的「璧弟」（侃如），对其兄的「荒谬」之举自然十分反感。 不过，由于一心希望得到家中的祝福，沅君便请出自己在北大的师长胡适与蔡元培出面当调人。冯友兰眼看其妹意不可回，而陆家又满足了他提出的与庄家「登报解除婚约」加上「官厅登记」和「律师证明」等先决条件，也乐意接受了胡适的调停。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致胡适函云：「近接侃如来信，知与庄女士关系已断，并经律师证明。学生即据以与家慈婉商，家慈虽然不免疑虑，但已允诺听舍妹自决，不加干涉，此事可谓告一结束。而先生执柯伐柯，亦于是告厥成功矣。」 但是，两个学术思想南辕北辙，又同在一个城市中治相近专业的人，要长久地和平共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俟胡适读到冯友兰寄来的《中国哲学史》书稿时，维系着胡、冯两人暂时相安无事的微妙 的师徒关系便被撕裂了。在胡适而言，冯书不仅在精神上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唱对台戏，而且还用「释古」的典范取代了自己书中所树立的「疑古」典范， 拔赵帜，树汉帜，等同于入室操戈。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不仅是胡适藉以成名的学术资本，而且还是胡适反传统的重要武库。 胡适已习惯于把别人对这本书的批评，看成是反动的文化势力对革命阵营的反扑。以前他对梁启超的批评便秉持着这种看法。他在一九二一年初致陈独秀函云： 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现在面对冯书的挑战，胡适除了想到这是反动势力的反扑之外，还极可能想到这是学生对师门和「文化革命」的背叛。既然对反动须予以打击，对叛教者更不能宽恕，胡适对冯友兰的批评，便不再念及师生的情谊。对冯友兰而言，在私方面，他之所以能在数年间变成了学术的主流派，全凭自己的努力和争气，而胡适究其实并无给予过多大的帮助，他对胡适并无亏欠；在公方面，学术文化本是天下公器，他与胡适所争者，乃系中国学术文化之大是大非，孔门素有「当仁不让于师」的遗教，西哲亦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明训，又岂可以私谊以害公义！职是之故，冯友兰对自己与胡适的论辩 也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两人一来一往地互相批驳，使得彼此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 两人之中，胡适的最强的一项是考据，最弱的一环是义理；而冯友兰的强项是义理，较弱的一环是考据。胡适在注意到冯书把《老子》一书考订为战国时人作品，故其作者应出生在孔子之后，与自己的书把《老子》的作者考订为孔子的前辈，故《老子》成书应在《论语》之前的论断相舛，因而在《老子》的年代这一考据上的问题向冯友兰发难，藉由一点突破以推翻全面。关于胡、冯两人论争的细节，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加探究，而只能从整体上略加裁断。 冯友兰的所长虽不在考据，但对考据却并不外行。他对于《老子》书成于战国的判断，乃系综合自崔东壁、汪中、梁启超等人对《老子》书及其作者的辨伪和考证成果。冯友兰在书中特别强调：「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 begging the question ）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 而胡适则紧揪着这句话不放，强调若所有证据分而观之不免有为「丐词」之嫌，则虽「合而观之」亦不能确定「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胡适的推理并没有错，冯友兰的「合而观之」法究其实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老子》是战国时作品。但胡适的正确推理并没能给自己带来胜利。因为，按照胡适的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份证据的东西」的硬性规定， 胡适自己就是在没能提供「充份证据」的情势之下，仍旧在其《中国哲学 史大纲》（上册）里把《老子》的成书安排在《论语》之前。换句话说，胡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和冯书中「孔先老后」的说法，都只不过是未能被完全证实的假设，而决不应被视为定论。既然胡适和冯友兰都无法提供充分的确凿证据，证成自己的假设，那么，他们的假设的孰优孰劣，便只能由其「被证成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冯书使用了「合而观之」法，当然能大大增加了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因而又要比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小的胡书高明。 即使以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考据，胡适还是没有办法压倒冯友兰。在当时参加《老子》辩论的学者如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诸人，几乎都一致反对胡适「老先孔后」的论点。 胡适的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 胡适很可能没有觉察到，他的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只不过是一未经证实的假设，而他却一直把这一未经证实的假设，当成了已经被证成了的定论，如此一来便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教人要「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份证据而后信」的「思想和学问的方法」。 并且，他一再以未能提供「充份证据」为理由，以挑剔和否定冯友兰等人「孔先老后」的假设之时，却忘记了自己也同样地未能提供「充份证据」，忘记了自己所坚持的「老先孔后」也只不过是假设，忘记了自己的假设并没有比冯友兰的假设更具优越性。正因如此，胡适把他和冯友兰关于《老子》成书时代的争论，分别写入了他批评冯友兰的中英文的相关文章中，藉以突显冯友兰的荒谬可笑，殊不知却更突显了自己错认假设为定论的谬误。例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中说： 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 四十年来，有些学者好像跑到我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老子那个人和《老子》那部书都推翻，都移后两三百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 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我曾对他说：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 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 …… 其实，冯友兰提出的证据，并非如胡适所谓「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而是一些藉以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例证。这些可能例证，若分而观之，固然不足以证明「孔先老后」（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公开承认），但若合而观之，则能使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尽管合众例证仍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提及，但说得不够清楚）。胡适若因为冯友兰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而拒绝把冯友兰的假设视为定论，拒绝在自己的书中「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这是胡适个人的自由，也无可厚非。但胡适在没有提供充份证据的情势下，却无权把自己「老先孔后」的假设视为定论，也无权要求冯友兰 除非握有百分之百的充份证据始能另行提出「孔先老后」的新假设，更无权禁止冯友兰因自己的假设能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大而自觉其优越。个中道理，本是一清二楚。但胡适却对如此显明的道理视而不见，并大半辈子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可能因为关心则乱的缘故罢。 三、胡适的冯友兰情结 （一）「哲学关门」论 胡适虽以《中国哲学史大纲》「暴得大名」，但胡适的哲学训练，却常变成了某些中国专业哲学家清谈的笑料。例如，金岳霖借弦而歌，在撰写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书面报告中，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发出了相当尖刻和严苛的批判和讥讽： 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实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重效果，既注重效果，则经他眼光看来，乐天安命的人难免变成一种达观的废物。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他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他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 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 金岳霖一直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还不忘狠狠地幽了胡适一默：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说，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在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的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维也纳学派断言一切形上学都没有实证上和认知上的意义，从根本上否定和推翻以形上学为基础的传统哲学的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原先以中国哲学史「暴得大名」的胡适，此时的自我定位，已完成了从哲学家到历史家的转变。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胡适在北京大学也开始宣传「哲学关门论」。不知是否因为哲学家们对自己的轻蔑，还是因为受了冯友兰的刺激，受辱和挫折让一贯以聪明自负又眼高于天的胡适，更加对哲学和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而此一反感，又增强了胡适本来就十分强烈的作为历史家的骄傲和优越感，遂演成了一种「历史的傲慢」。怀着「历史的傲慢」，胡适见到哲学家往往出言不逊，甚至还曾一度设想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取消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让北大的哲学家没有饭吃。据哲学家贺麟回忆道： 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大唱其「哲学要关门」，「哲学家没有饭吃」的论调。他当时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了一个英文的演讲，（讲稿尝在当时北京英文报上发表，）大发其「哲学是坏的科学」的荒谬议论。他从孔德的反动的实证主义出发，认实证科学已代替了哲学，哲学已没有研究的领域，并以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作为哲学上的「树倒猢狲散」，哲学要关门的例证……每遇见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他就一再问他：「你何不早些改行？」他在当时北京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每年照例要重述一遍他的「哲学要关门」的荒谬议论。他甚至打算取消北京大学哲学系，而迫使其他哲学教师「改行」或「没有饭吃」。北京大学哲学系虽未被他取消，但当时唯一用新观点讲授「左派王学」相当受学生欢迎的嵇文甫先生却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贺麟这些话虽是在中共一九五五年批胡适高潮时所说的，但剔除去其中的大批判语言，他所说的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因为，贺麟的话已经在钱穆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胡适确曾一度计划要把北大哲学系 关掉，甚至要以历史系取代整个文学院。钱穆说：「在余初到之年（翟按：即在一九三一年秋），北大历史系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 …… 」 除了逼走嵇文甫，胡适还不顾汤用彤和钱穆的反对，执意解聘了理学大家蒙文通。据钱穆回忆： 某日，……适之告余，秋后蒙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无权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其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蒙文通原是四川经学大师廖平的传灯高弟，后来又曾负笈于支那内学院佛学大师欧阳渐门下，文史哲一身兼通，于宋明理学与佛学之造诣尤为深邃，在北大任教时常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林宰平、熊十力、钱穆、汤用彤等人声应气求。从他在北平时向不入胡适的家门的「稀有之事」看来，他对胡适及胡适的学问大概也无甚敬意。胡适之所以解聘蒙文通，当然也绝对不会仅仅是因为有学生投诉「不懂其所语」。因为，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北大的教师各操家乡方言授课，而蒙文通所操者属于成都官话系统，又要比北大许多教师的家乡方言易懂得多，至少要比钱穆的无锡话易懂得多。 蒙文通被解聘 的真正原因，极可能是由于他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立场而又敢于放言高论，遂使自已成了胡适的眼中钉。为了达成把文学院办成历史系的目标，胡适还以「革新」之名在北大中文系解聘了旧派老教授许用晦和林损。 回想到胡适在二十年代初期才刚掌北大文学院大权，便一口气解聘了包括保皇分子辜鸿铭在内的八个教师， 由蔡元培一手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自由讲学的学风，到了胡适手中便受到了严重的压抑。以胡适愈来愈严重的「历史的傲慢」情结，及其肃整「不适任教师」之铁腕，倘若冯友兰当时不是在清华，而是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过吧？ （二）「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之右者」 但是，「各人头上一片天」，胡适虽在北大有权有势，却还真奈何不了已经在清华打下了一片铁桶江山的冯友兰。眼看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出版完上册之后，不久又出齐了下册，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在出版了十多年之后，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写出下册；更兼陈寅恪和金岳霖所写的扬冯眨胡的三篇「审查报告」，又都附在冯书之后，使得学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冯书要远远胜过己书。所有这些，都很难免让胡适耿耿于怀。 「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胡适也是人，有时难免也会在人前人后月旦人物。只不过，胡适对自己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相当充份的自觉和自信，深知自己的片言只语，都有可能变成了日后的研究者研究和分析的史料。胡适经常劝喻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通信中把发信的年月日书写清楚，以免造成日后研究者考订上的困难，便是此事最有力的左证。正因如此，胡适在人前人后、在书信或日记中对他人的批判讥讽，无论他是有意或是无意，自觉或不自觉， 其损人和伤人的实际效果，和他的公开撰文如果真所有不同的话，也只不过是在时间上的先后而已。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不打算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胡适的日记，不但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且还知道日后一定会出版的。正因如此，他在日记中批评别人，和他的撰文批评并无甚不同。胡适在日记中批评冯友兰的地方有好几处。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月《胡适日记》有云： 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 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主重【要】人物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辞」，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 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 2.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 3.—6.（从略） 这两条就是他们的宗旨了。…… 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胡适是个反传统主义者。如果有人在胡适面前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很可能会被胡适批评、鄙薄和不屑。例如有个湖南的留法学生向胡适请教「《中庸》上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话怎么解？究竟确不确？」弄得胡适又好笑，又好气，在日记中狠狠地嘲笑他「到了法国七年，法文还不曾学会，却记得这些昏乱的胡话！」 又例如胡适有一天与一熟朋友饭后一起去看庄士敦（ Johnston ），闲谈中，胡适听到该朋友说「中国文学胜于西洋」，气得在日记中大骂他「见解甚陋，贻笑于外人。」 甚至是「外人」如牛津之教授 Jenkin 与牛津之锡兰学生会会长及印度学生会会长等在胡适面前称许中国和东方文化，也让胡适听来十分逆耳，在日记中认定他们「装腔作势」，「说的话不是良心话！」 胡适常把维护传统文化与愚昧、保守、反动画上等号，《思想与时代》的编者和主要撰稿者既以「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为其宗旨，自然难免要被胡适划入「愚昧」、「反动」、「保守」和「拥护集权」的另册。但在所有人当中，胡适又最鄙薄冯友兰。因为，胡适知人论世极看重学历和出身。像钱穆、张其昀这一类没有留过洋的「苦学者」，胡适还会因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而不忍苛责，维持着表面的客客气气。但冯友兰既毕业于北大，又是哥大的洋博士，居然还和这些未见过世面，未闻大道的「苦学者」一道宏扬传统文化，在胡适看来，真是愚不可及，白吃了许多洋面包和枉读了好几年洋书。 胡适从来就以聪明自负，并常以自己为标尺去衡量他人。在他看来，真正聪明的人都应像他那样反传统；而维护传统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蠢人所误的聪明人，如梁启超。胡适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在《日记》中曾对梁启超的晚年转向「卫道」相当不满：「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励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 而另一种是不折不扣的蠢人，最着芟如冯友兰。 早在一九三一年春，胡適和錢穆討論老子問題，就突然冒出這一句： 「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之 右者」。 不知胡适所谓的天下第一至蠢，是指冯友兰坚持「孔先老后」的蠢？抑或身为洋博士还去维护中国传统的蠢？当钱穆晚年把胡适的这句话写入了回忆录时，胡适墓木已拱，而冯友兰尚还健在。据冯友兰的学生钟肇鹏说： 一九八七年秋，一次我到冯老家中，谈倒最近我读了钱宾四所写的《师友杂忆》，其中有讲到冯先生的。宾四记胡适谓「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先生听后，默然。良久曰：「胡适顶聪明，但他『作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受这种约束。」 冯友兰虽不像胡适那样自负聪明，但也绝不会想到自己和「愚蠢」二字有任何关连。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胡适竟会把他列为「蠢人」，而且还位居天下等一。大概是钟肇鹏并没有把胡适说此话的时间、地点和脉络交代清楚，致令冯友兰想来想去，最后竟想到了自己在中共立国前夕，没有像胡适那样逃离大陆，因而后来在中共治下受尽折磨，胡适一定是因为我冯友兰不曾作了逃亡的「过河卒子」，从而断定我是天下第一蠢人罢？冯友兰的猜想，简直离题万里！ 这是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一日北大正式开学之日，在学生们如雷般的鼓掌声中，在讲台上为「报答」学生们的「好意」所讲的「老实话」。其原话是：「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人家称我们为『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引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一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 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册 3 ，页 496 。 参见胡适，〈胡适致苏雪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 1983 ），中册，页 339 。 胡适在致周作人函云：「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 …… 」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适在日记中亦云：「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案﹕鲁迅，本名周树人，字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3 ，页 755 。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自序〉云：「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引自胡适，《白话文学史》（台北：胡适纪念馆， 1974 ），卷上，页 9 。 胡适至苏雪林函云：「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案：陈源字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风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 …… 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 gentleman 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引自胡适，〈胡适致苏雪林〉，页 339 。 详见胡适，〈答梁漱溟〉，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上册，页 311-312 。 例如，胡适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月在报上读到〈梁漱溟不肯洗脑〉的报导，十分感叹，忍不住在日记中写道：「漱溟今天的行为也是『殉道者』（ martyr ）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自不通处变』，不能『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8 ，页 219 。 胡适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记中，曾剖判自己与陈独秀和梁漱溟的差异，认为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138 。 一九五○年一月二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8 ，页 4-5 。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7 ，页 656-657 。 胡适，〈胡适致苏雪林〉，页 339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收入氏着，《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卷 1 ，页 187 。 胡适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冯友兰出生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 ，顾颉刚出生于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 ，傅斯年出生于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见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 ? 的一代学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页 1 。 当时北大学生气焰熏天，动不动就驱逐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冯友兰和傅斯年就曾分别在哲学门和国学门当过驱逐老师的带头人。冯友兰曾带头驱逐哲学门教师之事，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96-297 ；傅斯年曾带头驱逐国学门教师之事，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收入氏着，《罗家伦先生文存》（台北：国史馆， 1989 ），册 10 ，页 74-75 。 引自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页 40-41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02-203 。 同上 ，页 119-203 。 同上 ，页 201 。 同上 ，页 200-201 。 同上 ，页 201 。 同上 ，页 201 。 同上 ，页 201 。 同上 ，页 35 。 同上 ，页 186-188 。 同上 ，页 119-203 。 同上 ，页 199-203 。 冯友兰把陈汉章和哲学门部分同学对胡适的讥笑和攻击，看作是当时旧文化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扑。《三松堂自序》云：「 …… 也有不少人对胡适这部书，发了些讥笑之词，认为是胆大妄为 …… 我们的教授（指陈汉章）说他不通 …… 我们学生中间也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这些讥笑之词，从反面说明，这部书在当时是作为新事物出现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02 。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创办哲学研究所，自任所长，时距胡适在同年九月十日出 任北大教授刚好过了两个月。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 1986 ），页 47-48 。 冯友兰当时撰胡适的两门课分别为「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和「中国名学钩沉」。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4 。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5 。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6 。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6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46-47 ；以及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8 。 冯友兰，〈回忆《心声》杂志〉，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3 ，页 971 。 冯友兰，〈《心声》发刊辞〉、〈《心声》第二次复活〉，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3 ，页 817-821 ， 862-863 。 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4 ，页 165 。 该论文完成于一九二○年冬，于一九二一年曾在哥大哲学系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于翌年四月刊于美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 Vol.XXXII, No.3, 一九八三年四月由涂又光译为中文，收入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页 23-42 。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页 24 。 冯友兰，《人生哲学》，后收入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 ，页 347-584 。 冯友兰云：「哲学多有所『蔽』；本书中所谓中道诸哲学，其『蔽』似较少，今依所谓中道诸哲学之观点，旁采实用主义及新实在论之见解，杂以己意，糅为一篇，即以之为吾人所认为较对之人生论焉。」氏着，《人生哲学》，页 509 。 冯友兰说：「在《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里面，我只把各派哲学并列叙述，没有明确地肯定，哪一派是我所认为最有价值的。现在在《人生哲学》里，我明确地说，我所谓中道，是最有价值的。」氏着，《四十年的回顾》，页 179 。 关于冯友兰由反传统主义向文化保守主义转变的心路历程，详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八九五 —— 一九四五〉，《大陆杂志》，卷 98 ，期 1-3 （ 1999 年 1-3 月）， 页 29-36 ， 61-69 ， 114-127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58-59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59-76 。 例如，冯友兰在一九二五年获胡适赠新出的《胡适文存二集》一套。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56-57 。 见冯友兰，〈冯友兰信六通〉，收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 1994 ），册 36 ，页 591-603 。 见冯沅君，〈冯沅君信八通〉（二），收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 36 ，页 606-607 。 见冯沅君，〈冯沅君信八通〉（二），页 606 。 冯沅君在致胡适函云：「芝生来信介绍陈寅恪给我，这种办法未免太荒谬，我决意谢他。」并向胡适举证其兄的「调查报告」是如何如何地「不尽可信」。见冯沅君，〈冯沅君信八通〉（二），页 606 。 引自冯友兰，〈冯友兰信六通〉（四），页 596-597 。 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疑古」典范如何被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释古」典范所取代，笔者在〈师不必贤于弟子：论胡适与冯友兰的二本中国哲学史〉一文中已作了相当深入的探究与分析，该文刊于《新史学》（台北），卷 15 期 3 （ 2004 年 9 月），页 101-145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覆案，于此不赘。 详见本书第一章。 胡适，〈致陈独秀〉，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页 262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 年），上册，页 210-211 。 见胡适，〈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大公报．文学副刊》，期 178 （ 1931 年 6 月 8 日）原载，收入章清、吴根梁编，《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 1991 ），下册，页 742-744 。 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氏着，《胡适文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86 ），页 2 。 冯友兰在一九三○年中覆胡适函云：「学生本认为每条辩论，若只就其自身观之，皆有丐辞之嫌也。学生所注重者，只在合而观之，则可成一系统。如能成一系统，则可以站得住也。自逻辑及科学方法言之，每一辩论，若只就其本身言，多为证据不充分。如吾人见一部分人有死，而谓凡人皆有死，严格言之，其证据如不充分，即演绎法中之 AAA 命题，亦有丐辞之嫌。但此辩论如能合别辩论而成一系统，则可成立矣。吾人今日谈上古史文献不足，有许多问题本不能有决定的结论，然吾人亦不能永远展缓判断。例如吾人讲哲学史，必将老子放一地位，于此时吾人只能将其放在与吾人心目中之上古史系统相适合之地位，此亦无可如何者也。 …… 」其实已点出了假设不等同于定论此一关键问题，但可惜说得还不够清楚，也未能把道理讲透。冯友兰，〈冯友兰信六通〉（五），页 599-602 。 详见胡适，〈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和〈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收入章清、吴根梁编，《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页 745-767 。 致令胡适在北大讲堂，讲出了「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 如果證據足了，我為什  反對？ 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诸如此类负气的话。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06 。 参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页 17 。胡适在该文同一页中还强调：「科学方法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祇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祇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但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却在「证据不够」又「未经证实」的情势下，仍「武断」地把其「老先孔后」的假设「奉为定论」，直接违背了他一辈子宣传的「科学方法」和十字真言。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收入章清、吴根梁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页 6-7 。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二】，页 6-7 。 引自金岳霖，〈回忆录．胡适，我不大懂他〉，氏着，《金岳霖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卷 4 ，页 740 。 引自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收入三联书店编，《胡适思想批判》（北京：三联书店， 1955 ），辑 2 ，页 90 。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6 ），页 147 。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 156 。 笔者曾在一九八四年八月于台北内双溪钱寓晋谒，蒙钱先生接待并赐谈一小时，由于听不懂钱先生所操之语，需蒙何佑森学长代为翻译。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收入唐文一、刘屏编，《往事随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页 235 。 胡适，〈致顾孟余〉，收入耽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页 305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7 ，百 539-540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266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369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380-381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5 ，页 354-355 。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 138 。 引自钟肇鹏，〈片断回忆和一点想法〉，冯钟璞、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页 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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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人与为学（评注本）》书评及媒体报道集

xiao 2015-4-7 16:47

《为人与为学：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书评及媒体报道集 发布者: 雅丽 | 发布时间: 2015-4-7 15:00 | 查看数: 50 | 评论数: 4 | 帖子模式 26国学网注 ：萧伟光，湖北汉川人，哈尔滨工程大学工学学士，清华大学工学硕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师从著名教授楼宇烈先生，研习传统文化。现任《人民日报》编辑。曾担任《清华研究生》报记者、编辑及副主编，《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编辑及执行主编、《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编辑，清华大学西麓学社代理社长，北京大学国学社副社长等。为《楼宇烈先生八秩颂寿文集》（九州出版社）副主编、《群书治要选粹与导学》（人民日报出版社）副主编，在《人民论坛》、《世界宗教文化》、《云梦学刊》、《孔庙国子监论丛》、《宗教哲学》（台湾学术性期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晨报》、凤凰网等期刊、报纸和网络上发表文章多篇。 青年人和青年中国的朋友胡适之 --读《为人与为学：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 王鹏 新文化运动至今已经差不多快一百年了，然而这场运动的影响却还在不断发酵，我们仍处在这场运动的结果当中。近年来，思想界不断掀起反思和重新评估新文化运动的做法。不论出于何种需要，这种反思和重新评估应属正当其时，因为我们这个老大国家的文明似乎仍然没有走出历史转型的大峡谷中。 　　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青年人和青年中国对老年人和老年中国发起的观念和文化上的革新运动。以民主、科学、新道德和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化”要代替以专制、迷信、旧道德和文言文所构成的“旧文化”。年仅26岁的胡适之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在接下来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他的影响遍及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有的成为革命家，有的成为学者，以他们的青年志气逐渐造就了一个“青年中国”。 　　可以说，自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到1962年以“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在台北谢世，胡适在推动文学革命、研究哲学史、整理国故、批判社会（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创造公共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这一生的努力和功绩被誉为“再造文明的尝试”（罗志田著“胡适传”所用书名）。用他的学生兼《胡适杂忆》和《胡适口述自传》的作者唐德刚的话说，胡适做的工作是“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因此，我们今天阅读胡适有两种意义：第一，以“青年人的朋友胡适之”的名义来阅读他。虽然胡适所发挥直接作用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他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他所提出的一些方法，他对青年人的淳淳教导，今天看来仍不过时，仍能影响青年；第二，以“青年中国的朋友胡适之”来阅读他。胡适所塑造的“新文化”，他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之功，他对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殷殷期望，都是我们重读他的现实理由，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眺望国家和青年人的走向。 　　基于这样两重意义，眼下这本《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应运而生。此书收录了胡适在学术和教育方面的经典著述，兼具时代性和启发性。评注者萧伟光乃北大哲学博士，师从楼宇烈先生攻读宋明理学，近年来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议题上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本书的基本论调也是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视野下重新评注胡适。在萧伟光博士的努力下，我们眼前的这本书有三个可读的层次：（1）评注者所选编的胡适言论；（2）评注者所选编的相关作者的言论以及背景介绍；（3）评注者对胡著的评注和解读。 　　先来说第一个层次。作者按照“家庭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读书教育”、“思想与家国天下”、“人生理想与实干”六个次第，将胡适的言论进行了有益而用心的选编。这些文章、演讲以及通信不光对我们理解胡适理想中的“青年中国”（现代中国）具有意义，也对青年人的成长和求学具有启发意义，还能带领我们进入胡适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何以能成为一代儒林之首。 　　比如在“家庭教育”中的《我的母亲》一文，胡适回忆母亲对他的家教，可谓情深意切，感人至深。他的母亲不光是慈母还兼任严父，给了他扎实的做人教育。他的好脾气、待人接物的和气，他的宽恕和体谅，都源自他的母亲。胡适仙逝后，蒋介石为他送去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一评价的确代表了胡适一生的功德及其性格和思想当中的矛盾。胡适脚踏着新旧两个时代，经受着中西两种文化的陶冶，虽然倡导新文化并用新式的方法论重新整理国故，但他的为人却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的样子。 　　在“中学教育”和“读书教育”这两部分，胡适向青年人开出了一系列关于国文和国学的书单，但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国文和国学基础是算不得过关的。虽然所列书目只是他眼中的基础标准，然而对于当今的学校和学生而言均已算作奢侈了。学生本来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各门功课，在国文和国学上不可能投入这么多精力，因此就现实情况来看，这些书目只能供对国文和国学有钻研兴趣的有志青年参阅了。对于如何读书，胡适先生有一句话非常传神：“青年人要读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习惯。”读书买书的习惯一旦形成，读书就顺理成章，压力自然减小很多。他还说：“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对于尚在知识的海洋里迷茫的青年来说，这些真切朴实的话有一种坐标的作用。 　　胡适不光为青年人树立了学问和人生的路标，也为中国现代学术树立了路标，这些路标就是他所倡导的思想方法。在“大学教育”和“思想与家国天下”中，胡适在多个场合都强调治学方法的重要性。虽说就学术造诣而言，胡适的确比不上他的那些学生们比如冯友兰、傅斯年等等。但正是在胡适所订立的坐标之上，中国现代学术才开出一朵又一朵花儿来。胡适一生所身体力行的方法，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概括。但早在1919年发表《少年中国之精神》时，胡适就曾提出年轻人要“注重假设”、“注重实证”。他这一生都在贯彻他从导师杜威那里学来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并以此去考证《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禅宗和《水经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就第二个层次而言，评注者萧博士做了许多难得的工作。不仅向读者介绍了胡适这些文章的思想和背景，也会把他放在同时代的师友和论敌的网络当中来理解他。比如在“家庭教育”这一部分，评注者不仅在背景钩沉里讨论了胡适，还讨论了他的导师杜威、同门陶行知，以及鲁迅先生的家庭教育理念；此外，评注者还阐述了钱穆和贺益德在这一领域的主张；不光如此还分析了“胡适的人际世界”、胡适为什么会谈容忍与自由等等。评注者指出，胡适一生提倡自由主义，其落脚之精髓却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而这恕道却最先受教于他母亲；他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多得力于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所以，胡适正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在“读书教育”这一部分，评注者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后，又分别附加了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钱穆的《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以及二者对于胡适所选书目的评论。之所以在胡适之后还要选取梁启超和钱穆的书目和评论，是要对胡适先生的主张和兴趣有所平衡，把与胡适不同的意见也反映进去，让读者能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国学书目。凡是能引起争议的胡适言论，该书都在背景钩沉和附录里面进行了平衡处理，这也反映了评注者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就第三个层次而言，评注者不光对胡适的言论进行了相对客观的点评和发挥，也把自己就这一问题的认识进行了阐释。评注者的总体态度是，对于胡适先生激进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需要再反思。基于这种态度，评注者将“为学”与“为人”打通，对胡适先生的偏颇进行了一定的纠正和补充。比如还是在“家庭教育”中，当谈及胡适所受母亲的教育时，作者评论道：“智、仁、勇被《中庸》称为三达德，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德行，这三种德行之中，‘仁’又是居于统领地位的，有了‘仁’、‘智’和‘勇’才有了方向、才有动力。……母亲以爱来诠释‘生命的教育’，以自己的生命来诠释这种最好的教育。……没有这种‘生命的教育’，是不可能有中国历史上的胡适之先生的。但可惜的是，胡先生并未能弘扬此‘生命的教育’。”萧博士还指出，胡适之先生等民国名流，救国心切，急于开启民智，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丧失了“仁”而专门求“智”，实在是丧失了固有文化之根本。 　　在“大学教育”中，评注者对《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评论道：“适之先生的‘三味药’，1932年讲，1934年加了‘一味药’继续讲，1960年回到‘三味药’接着讲，大陆讲，台湾继续讲，其实，和适之先生不太重视的孔孟相比，这些话都没有多大力量、都非基于人性之上的切实提点，这都只是一些重要、但绝非根本紧要的话。”这让我想到年轻的李敖在台湾听到胡适演讲后也感慨：胡适的演讲不能不听，也不能多听，因为总是一个样。李敖还感叹胡适先生“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只是，比起李敖，萧伟光博士对胡适的评价更加准确和深邃，他接着写道：“适之先生怀疑中国历史与文化，将其视为死尸、用从西洋学来的一点皮毛加以解剖，消解其意义，解构其价值，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彻底丧失信心，坚信‘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坚信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真理，却来教训我们的青年学生‘不要堕落’，要‘有信心’，这不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吗？”这一反问，听上去刺耳，实则振聋发聩，是当代学人必须要问的问题。在我们不断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20世纪，让青年人丧失文化自信、国家自信的事情我们干得太多了，今天终于对吾国吾族固有之文化有了一些理性和从容的评价和再认识。 　　虽说，在适之先生的领导下现代中国之学问体系得以逐渐建起，但完全搬照西方思维来解剖中国学问的做法也遗留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是错误。萧博士写道：“‘格义’是以我为主、主动消化吸收异质文化，以僧肇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僧人居功至伟；‘反向格义’是邯郸学步、削足适履，适之先生可谓始作俑者——如何扭转此局面，转变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再做西方思想之奴，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阅读至此，评注者的悲愤之情，不言自明。当然，评注者绝非要对胡适之、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先生求全责备，而是向世人，尤其是青年人，提供新的借鉴思路。 　　可以说，萧博士的观点值得借鉴，心情值得理解，但是“西方思想之奴”的说法，仍然值得商榷。是不是说胡适先生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考证中国古典文学就是“西方思想之奴”的体现呢？能否说，目前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学着西方人的方式来分科、裁制本国学问就属于“西方思想之奴”呢？我想也还是值得再思索。我们当然晓得因噎废食，将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悲剧，但历史的车轮有时竟如此急促而剧烈，容不得一批学人慢慢地将固有文化进行变革。我想，胡适先生引入西方思想、促进文化交融的努力，也绝非为了要让西方思想去奴役东方学问。文化的融合，文明的再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曾停顿。文化或文明也绝非是一个整体，不可切割，很多变革都非个人意志可以左右，都属于一种适应环境的结果。 　　今天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适之先生所畅想的“青年中国”之中，这是一个不中不西或亦中亦西的世界：说中文和英文，用筷子和刀叉吃饭，看好莱坞和国产大片，用手机上网，回家过年，去国外度假，珍视人情，热爱知识……。中国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了或充分现代化了，世界也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化了，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很难呼吁知识分子去抵制什么、弘扬什么。因为连“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甚至“文化”、“启蒙”、“教化”这样的概念本身都成了问题。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人类“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青年中国”，更是“青年世界”。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中西之争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古今之争的问题，是人类全新的问题。 　　加速的全球化让所有人都被绑在了一条船上，于是像“复兴中国文化”这样的议题本身就会被“应对人类危机”这样的议题所解构或取代。人欲的泛滥，道德的滑坡，文明的衰落，科技的异化，人伦的危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恶化、战争的潜在……这一系列问题不独为中国所独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药方也不独为中国文化所垄断，而是应继承人类一切可以继承的经验和资源，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希望几百年后，当人工智能以光速在互联网中穿行的时候，胡适先生对于青年人的呼吁：“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挣自由，争取你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挣人格”还能在宇宙中回响，并存有其意义。 （文/王鹏） 本主题由 admin 于 1 小时前 添加图标 推荐 本主题由 admin 于 1 小时前 添加图标 推荐 分享 0 收藏 0 支持 1 反对 0 最新评论 雅丽 发表于 1 小时前 《胡适言论集（评注本）》还原真实的胡适 本报讯《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近期由中国纺织出版社推出。该书是胡适人生言论精华选集。评注者从为人与为学角度，以札记形式编注了胡适在当时即引起很大反响的演讲及言论精要，以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除了胡适，该书还列出梁启超、钱穆推荐的经典阅读书目，对当下国学普及颇具指导意义。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雅丽 发表于 1 小时前 我们都曾错过胡适 湖北日报 杨兴东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表率”，这是一句流传甚广、评价胡适一生的挽联。如果没有对胡适有深入的了解，大多数人对这位有着36个博士头衔的学者印象，恐怕仅仅停留于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先驱，停留于其号召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事实上，胡适的一生正如这句挽联，既有西方的思想，又不失中国传统。萧伟光先生所编的《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试图挖掘胡适言行中饱含传统文化的精华，重新发现胡适价值，促进今人对文化多元的重视。 胡适所处的年代风雨飘摇，列强一面在中国横行，一面也带来了西方的器物与思想。在这种一盛一弱的对比下，无数如胡适一般“先进的中国人”，很自然地青睐于西方思想。但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该是某种思想压倒另一种思想，社会需要的是多元的文化氛围。 西方思想家伏尔泰曾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言行颇多赞美，并藉此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1767年，一位德国青年甚至在给伏尔泰写信中称赞他为“欧洲的孔夫子”，这说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魅力。不过，彼时“救亡压倒启蒙”已成气候，再加之旧派文人对于西学的过分抵制，从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胡适，为快速“救国”，亦高喊“全盘西化”，无奈其初衷却是“取法乎上者，仅得其中”，但一种浪潮既已形成又岂能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所能左右。 尽管胡适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全盘西化”的态度，但他仍没有斩断传统文化的根。比如其对于家庭关系，即明确声称“于家庭从东方”；对于朋友，更是如古之孟尝君，留下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美谈；给青年学生推荐国学书目时，胡适甚至跳过了一些基础性书目比如《史记》等等，而直接推荐《史记探源》，因为在他看来，来求书目者，应该有些国学底子。由此可见，胡适所谓“全盘西化”的确是一种事急从权。今人重新审视胡适，必须看到这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意识。 萧伟光先生在书中感慨，“要培养出胡适之这样的博学之士，更不是现在所能梦想的”。书中所提及的胡适给大学生开国学初读书目一事，即为例证。彼时胡适所开书目，在当年传统教育尚未完全式微的环境下，即令当时的学子感到艰难，更不用说现在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疏远，直接带来的一个明显恶果即是现在学生的写作能力滑坡严重，大学每年扩招，但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从人文素养上来说，远不如以前。 作家熊培云曾说过“错过胡适一百年”，言语中颇有未能与这位先贤往来的遗憾，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而言，与胡适又何尝不是失之交臂。纵观胡适的一生，既治学严谨讲究，又富有士大夫精神，这毫无疑问与其早年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不无关联。今人看待胡适，就要全面看待其一生的思想探索，既遵循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质疑精神，客观评价，又须保留一份温情与敬意，看到传统文化之于胡适的培育作用。唯有此方能理解其“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神，为我们当下的文化注入宽容底蕴，践行胡适所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为文化繁荣培育出一个好的未来。 雅丽 发表于 1 小时前 “2015年我社重点好书”第一批发布 　“自己的孩子父母最了解”。基于这一朴素的理念，北京万卷中心邀请全国各出版社社长（总编）和民营出版公司总经理不定期推荐自己出版社（公司）“2015年我社重点好书”。与别的推荐不同，首先，“2015年我社重点好书”代表了各出版社图书品质的最高水平（至少是“之一”吧！？），其次，出版商及其主要领导者要承担信用与商誉的风险，再次，尽最大可能避免了以畅销为标准的商业因素，第四，此推荐为公益活动，组办者不带任何商业目的。 　　“2015年我社重点好书”第一批正式发布，特别感谢第一批推荐者，也希望更多的出版商加入进来。欢迎广大读者监督，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以便让出版商、读者、中间机构一同打造一个干净的“好书榜”。以下“好书榜”不是排行榜，没有先后之分。 　　推荐人：郝勇，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社长 　　1、《民国才女舌尖上的美丽与优雅》，周小蕾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28.00元。 　　2、《民国才子舌尖上的爱恋与才思》，周小蕾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28.00元。 　　3、《民国名伶舌尖上的温婉与动人》，周小蕾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28.00元。 　　4、《民国名士舌尖上的豪迈与洒脱》，周小蕾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28.00元。 　　推荐人：李红杰，五洲传播出版社社长 　　1、魅力西藏系列丛书（8册），张晓明等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约118元每册。 　　2、绿色中国梦丛书（中、英各6册），肖亦农等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约56元、118元每册。 　　3、喜马拉雅随笔系列（3册），龙安志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98元每册。 　　4、追梦中国系列丛书（6册），刘世英等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109元每册。 　　5、《看不见的唐卡——唐卡艺术》，罗文华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58元每册。 　　推荐人：刘大伟，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 　　1.《甘地文集》（5卷）， 甘地著，尚劝余、黄迎虹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定价：256元（预计）。 　　2.《谭云山集》（上下）， 黄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定价：128元（预计）。 　　3.《乔治•奥威尔小说全集》（6卷），乔治•奥威尔著，胡蕊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155.00元。 　　4.《“80后”批评家年选》，金理、周明全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8元。 　　推荐人：黄立新，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 　　1、《别无选择——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罗平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38.00元。 　　2、《“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罗平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39.80元。 　　3、《一个国家的自杀——假如美国不存在，世界将会怎样？》，（美）迪内希•德•索萨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48.00元。 　　4、《直面寒冰——默克尔的德国十年》，（德）海尔福•伯尔曼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8.00元。 　　5、《躁动的太平洋：美国地缘谋局及海陆空三军的战略扩张》，（美）罗伯特 D.卡普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45.00 元。 　　推荐人：刘志则，北京汇智博达图书音像有限公司总经理 　　1、《生活需要更多的乐事》，黄安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2月第1版，定价：36.00元。 　　2、《聚焦：未来10年业绩增长新引擎》，王冠群著，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48.00元。 　　推荐人：郭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 　　1、《论人的成长》，【美】罗杰斯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月第1版，定价：68.00元、 　　2、《隔壁的中国人：内山完造眼中的中国生活风景》，【日】内山完造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2.00元。 　　3、《蝙蝠侠：猫头鹰法庭》，【美】斯科特•斯奈德编剧，格雷格•卡普洛铅笔稿，乔纳森•格拉派昂墨线，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2月第1版，定价55.00元。 　　4、《我爱偷窥》，【加拿大】霍尔•涅兹维奇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9.80元。 　　5、《中国传统书信鉴赏与写作》，【日】千叶明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月第1版，定价28.00元。 　　推荐人：赵鹏飞，文化发展出版社社长 　　1、《杨红樱儿童情商教育绘本系列》，杨红樱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100.00元。 　　2、《砚台收藏指南（全四册）》，陈国源编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定价：316.00元。 　　3、《品真：三大贡木——黄花梨、紫檀、金丝楠》，曹荻明著，文化发展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99.00元。 　　4、《品真：木中之香——沉香、檀香、崖柏》，曹荻明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99.00元。 　　推荐人：严平，光明书架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 　　1、《给40岁的崭新开始》，松浦弥太郎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5.00元。 　　2、《五天学会绘画（全新扩展版）》，贝蒂•艾德华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46.00元。 　　3. 《慈禧太后的抗衰老食谱》，阪口朱未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32.00元。 　　4. 《100道人气煲汤》，吴吉琳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38.00元。 　　5. 《体质酸性变碱性的关键饮食》，陈彦甫, 吴大为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定价：32.00元。 　　推荐人：郑伟良，中国纺织出版社社长 　　1、《论语（玩诵本）》，杨汝清 主编，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5.00元。 　　2、《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胡适 著，萧伟光 评注，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5.00元。 　　3、《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胡适 著，惠文 评注，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29.80元。 　　4、《论语（插图版）》，于江山主编，（春秋）孔子 著，牧归荑 编译，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6.80元。 　　5、《道德经（插图版）》，于江山◎主编，（春秋）老子 著，曹云鹏 编译，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定价：39.80元。 　　推荐人：陈玲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 　　1.《我的怪物伙伴》系列（包括《我的怪物伙伴•1幽灵列车的秘密》、《我的怪物伙伴•2课间惊魂》），（奥地利）托马斯•布热齐纳著；任辰瑶译，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定价：24.50元∕册 　　2. 《英雄比约》系列（包括《英雄比约•1谁是莫菲尔》、《英雄比约•2地狱之门》）、 托马斯•拉瓦谢里/著 刘羽/译，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3月第一版，定价：22.00元∕册 　　3. 《第一智能——头脑转转转智力游戏书》第二辑，韩国Brian School等 著/曾思齐 译，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定价：180元∕套（7册） 来源：网易　 雅丽 发表于 1 小时前 北大博士生重评胡适作品借民国大师反思“钱学森之问” 北大博士生惠文、肖伟光重新评注的两部胡适经典作品资料图 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8日电（记者张炎良）在当下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上，有一个人的书籍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相反还有水涨船高的趋势。这个人就是被季羡林评价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胡适先生。 近日，北京大学国学院博士生惠文、肖伟光重新评注了胡适的两部经典著作，出版发行了《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和《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他们以青年的视角重读胡适，重新解读当年的北大老校长的思想精髓，产生了不一样的思想火花。 在民国时期，一句“我的朋友胡适”成了许多文人雅士、社会贤达以及草根人物的口头语。甚至，胡适的很多生活细节，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材料，所谓“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他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大V。”评注者惠文说。 当问及评注胡适《四十自述》的原因时，惠文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四十自述》，不仅是胡适生前唯一亲笔撰写的自传，也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名篇之作。古人有四十而不惑的老话，《四十自述》这本心迹自白书，不仅透露了胡适成长的秘密，也是胡适最好的自画像。 惠文认为，要想了解胡适的思想，必须回到胡适生命成长的过程。”在《四十自述》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胡适一生所有重要议题的萌芽，比如推广白话文、‘言论自由’、‘人权和宪政’、‘五鬼乱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等等。有趣的是，胡适在论证自己主张的时候，总是希望找到中国文化的根源。比如在言论自由方面，引用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而另外一本书籍《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评注者肖伟光则以札记形式进行评点，借民国大师来深刻反思”钱学森之问“，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均有深入思考，并特别强调国学经典阅读方法。该书，除了胡适先生，还给出了梁启超、钱穆两位先生推荐的经典阅读书目，对当下国学普及有着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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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先生墨宝

热度 1 wangfutao 2015-3-5 12:40

重寻胡适历程（余英时） .pdf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录 .pdf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pdf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 （1917-19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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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范学堂之一】胡适：论家庭教育

xiao 2015-2-6 14:16

论家庭教育 胡适原文 萧伟光点评 诶！可怜呵！可怜我中国几万万同胞懵懵懂懂无知无识的生在世界上，给人家瞧不起，给人家当奴才当牛马，这种种的苦趣，种种的耻辱，究竟祸根在那里？病源在那里呵？照我看起来，总归是没有家庭教育的结果罢了。 什么叫作家庭教育呢？就是一个人小的时候在家中所受的教训。 列位看官，你们不听见俗语中有一句话么：“山树条，从小弯。”（这是我们徽州的俗语）又说道：“三岁定八十。”可见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 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儿子孙子将来或是荣宗耀祖，或是玷辱祖宗，也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 看官要晓得这少年时代，便是一个人最要紧的关头。这家庭教育，便是过这关头的令箭，所以我今天便详详细细的说一番，列位且听我道来。 我们中国古时候，最注重这家庭教育，儿子还在母亲怀中没有生下来，便要行那胎教。做母亲的，席不正不坐；行步不敢不正；不听非礼之音；不说非礼之言，这便叫作胎教。 儿子生下地来，便要拣一个好的褓姆，好好的教导他。做父母的，更不用说了。列位之中，大约有读过《礼记》的，你看那《礼记》上说的，六岁教他什么，七岁教他什么，八岁九岁教什么，到了十岁，才出来从师读书。十岁以内，便都是父母的教训，这便叫作家庭教育。 看官须记清，我中国古时的人，都是受过家庭教育来的了。 看官要晓得， 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因为做父亲的，断不能不出外干事，断不能常常住在家中，所以这教儿子的事情，便是那做母亲的专责了。古时的人，把娶妻的事情看得极重，女子教育还不致十分抛却。又把儿子看得极重，以为做父母的身后一切责任，都靠儿子，所以这家庭教育十分发达。 只可怜一天不如一天，一朝不如一朝，女子的教育，一日不如一日，家庭教育便一日衰似一日了。 做母亲的，把儿子看做宝贝一般 ，一些也不敢得罪，吃要吃得好，穿要穿得好，做了极狡猾极凶恶的事情，做母亲的还要说这是我儿子的才干呢！这样的事情， 把做儿女的纵容得无法无天，什么事都会干出来 。有时候，父亲看了不过意，说他几句，骂他几声，做母亲的还要偏护着儿子，种种替他遮掩。诶！这便是中国国民愚到这样地位的原因。 这个问题要再不改良，我们中国的人，要都变作蠢蠢的牛马了。 现在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 为什么呢？因为列位看官中，听了兄弟的话，或者有人回去要办起家庭教育来了。但是列位府上的嫂子们，未必个个都会懂得，列位要说改良，他们仍旧照老规矩，极力纵容，极力遮掩，列位又怎样奈何他呢？所以兄弟的意思，很想多开些女学堂。列位要晓得，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 列位要想得到好儿子，便要兴家庭教育，要兴家庭教育，便要大开女学堂。 列位万不可不留意于此呵！ 开女学堂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地方办不到。所以兄弟很巴望列位看官个个回去，劝劝你们的嫂子们，说儿子是一定要教训的，儿子不教训，弄坏了，将来你们老了，倚靠何人？总而言之，这家庭教育在如今，格外要紧，格外不能不办，兄弟是从来不说玩话的呵！ 【点评】 适之先生生于 1891 年，撰写此文时年仅十七岁，其见识之深远、心胸之宽广与文笔之流畅，由此可见一斑。适之先生在成名之前的文章，颇值得好好研究。与其成名之后的偏颇相比，早年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比较中正平和的——看得到问题，更看得到希望，此文即是典范。 【背景钩沉】陶行知、杜威和鲁迅 陶行知先生（ 1891~1946 ）与适之先生是同龄同乡好友，而且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同受教于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杜威（ 1859 ～ 1952 ）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杜威的教育著作在世界很多国家被翻译和出版，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 20 世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杜威，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也是杜威。杜威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强调知与行，主张“从做中学”。陶行知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对杜威的思想加以发展和扬弃，变 “教育即生活”为“生活即教育”，变“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变“从做中学”为“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胡适与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先生是杜威最有名的三个中国弟子。 陶行知在美国读书时，跟孙中山先生的大公子孙科住同一宿舍，但据说他最看不起两个同学：一是胡适，靠外国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 1928 年，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曾这样称赞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一般也认为，杜威最有创造力的学生，不是咱们的适之先生，而是陶行知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费孝通先生的话，我们不应该只了解胡适之先生，还要了解那些适之先生同时代的师友甚至论敌，不如是，则无法真正了解适之先生。 鲁迅先生于 1918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随感录（《随感录二十五》），文章结尾如是呼唤：“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孩子之父和“人”之父有何分别呢？鲁迅先生在文中说：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 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 ；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生与养，一个是本能，一个却不仅仅是本能就能解决的，不仅仅孩子要接受教育，父母也该接受教育。对于家风失范已久的中国人而言，重建家庭、重建家庭教育，实乃文化传承之重要法门。 “父范学堂”与“母范学堂”之开办，实乃当务之急！ 一年之后，也就是 1919 年，鲁迅先生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有意义的课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如是说： 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 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摘选自《为人与为学： 胡适言论集（评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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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热度 11 zywsict 2015-1-31 18:12

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 胡适先生对宗教的自由发展史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 容忍与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 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 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近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竞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Ｏ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 《礼让》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考，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信仰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臣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冶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已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镇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 竞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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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的“好政府主义”

热度 2 zywsict 2015-1-30 18:05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人是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句话道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的区别。胡适先生以此为基础，认为政府也是人类所造出的工具，而这种工具是为大众的需要而存在的。既然政府是一种工具，那么工具最直接的价值就是它的应用价值。所以说好政府就是能够适应公共的需要，并且能够带来可观的效益。 进而胡适先生认为“好政府主义”具有以下的基本观念： （1）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种。 （2）这种工具的特性，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 （3）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从 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所得到的益处： 第一，可得到评判的标准。以工具主义的政府观，来批评政府，觉得凡好工具都是应用的，政府完全是谋公共利益及幸福的一种工具；故凡能应公共的需要，谋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就是好政府，不能为所应为，或为所不应为的，就是坏政府。 第二，可得到民治的原理。政府之为物，不是死板板的工具，是人作的，要防避他的妖怪；《西游记》中的妖怪，加害于唐僧的，如老君的扇子，青牛哪，童子哪，都是工具，只因为主人稍为大意，工具变成了妖怪，就能害人。我们做主人的人民，如果放任政府，不去好好的看守他。这种工具亦必会作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得到民治主义的原理。政府这工具，原为我们大多数人民而设，使不善造善用，则受害者亦即在这些老主人。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掉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义去矫正他。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而老主人不能不常常的监督他，不可不常常地管束他。这是民治主义之浅者，其深义待一涵先生讲之。 第三，可得到革命的原理。刚才说的工具是应用的。不能应用时，便可改换；茶杯漏了换一个，衣服敝了换一件；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是浅显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之下，革命是极平常而且极需要的，并不是稀奇事。 最后胡适先生指出“好政府主义”的实行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 （一）要觉悟政治的重要。大家须觉悟政治不好，什么事都不能办。例如教育事业，谁也相信是要紧的，而北京近年的学校，及武昌高师，因为政治不好，相继感受恶影响。且也政治不好，连实业也兴办不成：去年京汉、京浦路上，打仗一礼拜，而中国煤矿业的商人竟损失了二百五十万之巨。今年武昌、宜昌及其他惨遭兵祸的地方，乃至连小生意都做不成。所以好政府主义的实行，第一须有这种觉悟。 （二）要有公共的目标。有了觉悟，而灰心短气，不定下一个目标出来，也不成功。我们简单明了的，人人能懂的，人人承认的公共目标，就是“好政府”三字。如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其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凡研究尽可高深，预备不妨复杂，而目标则贵简要。故我以“好政府”三字为目标。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便易于实行 （三）要有好人的结合。有了觉悟，及有了目标，尤须有人组合起来，作公共的有组织的进行。厌世家每叹天下事不可为；我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因为好人缩手说不可为，斯不可为矣。故好人须起而进行，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这是谋好政府的实行所必备的第三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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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们都曾错过胡适

xiao 2015-1-23 17:21

湖北日报讯 □ 杨兴东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表率”，这是一句流传甚广、评价胡适一生的挽联。如果没有对胡适有深入的了解，大多数人对这位有着36个博士头衔的学者印象，恐怕仅仅停留于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先驱，停留于其号召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事实上，胡适的一生正如这句挽联，既有西方的思想，又不失中国传统。萧伟光先生所编的《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试图挖掘胡适言行中饱含传统文化的精华，重新发现胡适价值，促进今人对文化多元的重视。 胡适所处的年代风雨飘摇，列强一面在中国横行，一面也带来了西方的器物与思想。在这种一盛一弱的对比下，无数如胡适一般“先进的中国人”，很自然地青睐于西方思想。但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该是某种思想压倒另一种思想，社会需要的是多元的文化氛围。 西方思想家伏尔泰曾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言行颇多赞美，并藉此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1767年，一位德国青年甚至在给伏尔泰写信中称赞他为“欧洲的孔夫子”，这说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魅力。不过，彼时“救亡压倒启蒙”已成气候，再加之旧派文人对于西学的过分抵制，从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胡适，为快速“救国”，亦高喊“全盘西化”，无奈其初衷却是“取法乎上者，仅得其中”，但一种浪潮既已形成又岂能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所能左右。 尽管胡适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全盘西化”的态度，但他仍没有斩断传统文化的根。比如其对于家庭关系，即明确声称“于家庭从东方”；对于朋友，更是如古之孟尝君，留下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美谈；给青年学生推荐国学书目时，胡适甚至跳过了一些基础性书目比如《史记》等等，而直接推荐《史记探源》，因为在他看来，来求书目者，应该有些国学底子。由此可见，胡适所谓“全盘西化”的确是一种事急从权。今人重新审视胡适，必须看到这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意识。 萧伟光先生在书中感慨，“要培养出胡适之这样的博学之士，更不是现在所能梦想的”。书中所提及的胡适给大学生开国学初读书目一事，即为例证。彼时胡适所开书目，在当年传统教育尚未完全式微的环境下，即令当时的学子感到艰难，更不用说现在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疏远，直接带来的一个明显恶果即是现在学生的写作能力滑坡严重，大学每年扩招，但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从人文素养上来说，远不如以前。 作家熊培云曾说过“错过胡适一百年”，言语中颇有未能与这位先贤往来的遗憾，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而言，与胡适又何尝不是失之交臂。纵观胡适的一生，既治学严谨讲究，又富有士大夫精神，这毫无疑问与其早年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不无关联。今人看待胡适，就要全面看待其一生的思想探索，既遵循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质疑精神，客观评价，又须保留一份温情与敬意，看到传统文化之于胡适的培育作用。唯有此方能理解其“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神，为我们当下的文化注入宽容底蕴，践行胡适所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为文化繁荣培育出一个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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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大博士生重评胡适作品 借民国大师反思钱学森之问

xiao 2015-1-23 17:15

　　北大博士生惠文、肖伟光重新评注的两部胡适经典作品　资料图 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8日电（记者张炎良） 在当下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上，有一个人的书籍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相反还有水涨船高的趋势。这个人就是被季羡林评价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胡适先生。 　　近日，北京大学国学院博士生惠文、肖伟光重新评注了胡适的两部经典著作，出版发行了《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和《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他们以青年的视角重读胡适，重新解读当年的北大老校长的思想精髓，产生了不一样的思想火花。 　　在民国时期，一句“我的朋友胡适”成了许多文人雅士、社会贤达以及草根人物的口头语。甚至，胡适的很多生活细节，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材料，所谓“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他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大V。”评注者惠文说。 　　当问及评注胡适《四十自述》的原因时，惠文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四十自述》，不仅是胡适生前唯一亲笔撰写的自传，也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名篇之作。古人有四十而不惑的老话，《四十自述》这本心迹自白书，不仅透露了胡适成长的秘密，也是胡适最好的自画像。 　　惠文认为，要想了解胡适的思想，必须回到胡适生命成长的过程。”在《四十自述》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胡适一生所有重要议题的萌芽，比如推广白话文、‘言论自由’、‘人权和宪政’、‘五鬼乱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等等。有趣的是，胡适在论证自己主张的时候，总是希望找到中国文化的根源。比如在言论自由方面，引用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而另外一本书籍《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评注者肖伟光则以札记形式进行评点，借民国大师来深刻反思”钱学森之问“，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均有深入思考，并特别强调国学经典阅读方法。该书，除了胡适先生，还给出了梁启超、钱穆两位先生推荐的经典阅读书目，对当下国学普及有着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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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来来，到哪来去——读《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有感

xiao 2015-1-4 20:19

了解胡适，知晓其作品是一个途径，观察其经历则是另一个途径。胡适四十岁时，即有为历史存证，为个人存证的想法，专门写了四十自述，用以留住过去时光的回忆。从个体经验角度来说，这也是以个体之经历，为一个时代留影。胡适当然不仅仅自己有这种想法，他亦曾推荐其好友林长民、梁启超留下自述，无奈此二者虽答应写自述，却始终未成文，后竟阖然长逝，来不及留下“我手写我心”式的自我观感。基于此，胡适这篇自述，既然给人留记忆的想法，亦未尝不是对类同与他的“道友”一种折射。通读四十自述你会发现，那些年的知识分子，不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么？胡适有私塾蒙学的经历，鲁迅又何尝没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曾影响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来的路径大多一致，只是奔往未来的方向各自不一。惠文所评注的 这本《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通过展现胡适，带我们领略一代学人的学问与人生。 胡适的学问从哪里来？表面上的答案当然是从书本来，但更深入的想一想，如果没有胡适的孜孜好学，又怎能把书本死的知识变成活人的见解？胡适的父亲是一名士大夫，但事实上胡适所受到的来自父亲直接的教育甚少。胡适出生后两个月，其父便被清廷调往台湾，等到胡适3岁时，他的父亲又意外去世。彼时胡适年龄虽尚小，但家中的异常仍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自述中，胡适称，“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因此，胡适的教育主要由他母亲承担了。事实上，从胡适的成长来看，母亲的这种影响极其重要。惠文先生在评注中特意提到，胡适的母亲只是一名“乡下丫头”，但对胡适读书赞助却一贯慷慨。胡适日记中曾记录这样的故事，其母得知胡适极其喜爱《图书集成》，竟借贷购之，以今人观念，许多家庭只知给孩子吃好穿好，却不知读好书，舍不得在读一些教材之外的书上花费，岂非鲜明的对比？可见，一个学者的成长，自有其自身刻苦的一面，也同样离不开家庭教育的支撑。 这种学问与人生的辩证关系，愈经历时光洗礼愈发显现出魅力。换言之，“胡适的人生”与“胡适的学术”早已相辅相成，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胡适的《四十自述》不为自己避讳，专门提到自己曾有过的堕落与荒诞生活。彼时或基于理想的幻灭，或基于生活的苦闷，学术达人胡适亦流连于酒肆之地，纵情于酒色之中。喝的酩酊大醉时，竟将巡捕也打了。这样一幕场景，或许对现在的学生来说有些诧异，在一贯塑造高大全的话语逻辑下，我们习惯了太多的完美学人形象，而对胡适曾有过的迷茫而感到不解。事实上，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胡适。谁人没有过迷茫的时刻，重要的是及时从中找寻出自己的方向。蹲班房后，胡适觉得对不住母亲，思想发生转变，北上清华，考官费留学。编者惠文于此处感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胡适就进入了出国留学的人生程序，这种从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联想起最近研究生考试前，一名备考生还没有走向考场竟选择跳楼自尽，留书委托同学照顾母亲的荒诞举动，恰折射出胡适基于母亲教育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救可贵。 也许正是对于母亲23岁守寡，独自将他拉扯大的感慨。早年对封建礼教视若无物的胡适，却在家庭观念上仍遵从于中国传统。在众多社会名流追求婚姻自主的潮流面前，胡适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不抵触，乃至留下“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的民国大奇事。好在，胡适也十分幸运，尽管这一桩亲事是传统婚姻，但夫人与胡适的价值观却十分接近。都不信鬼神，因而拉近了留美博士与小脚太太的心理距离。事实上，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多，胡适对夫人的感情也与日俱增，《病中得冬秀书》即是明证。或许，正是在这时，胡适基于传统的婚姻也就真正变成了他自己的婚姻。笔者大胆的猜测，早年满口要求“全盘西化”的胡适，在经历了一些风雨，特别是漫长的婚姻生活之后，也就最终明白“异乎我者未必即非”，理解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真谛。 胡适于婚姻家庭明言“从东方”，但在“全盘西化”论提出时，他似乎又让人感觉到恨不得砸烂旧时代的一切。一个人身上，何以有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胡适的内在冲突，是一代学人急于报国的热情体现，也是自小家庭教育的一个影响。多年以后，告别政治是与非的胡适，最终客观看待传统文化，便说明了一切。其实，这一位博士先生，并非不懂得真正的文化开放，应该是一种多元文化并存，互促互利，而非谁压倒谁，只是鉴于曾经的形势需求，而有所忽略了此。面对胡适的学术与人生，我们需要学会的是胡适晚年的文化包容态度，还原文化本真味道，以开放真诚的姿态拥抱学术研究，而不必把某一种学术文化强行打上“政治正确”的烙印。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胡适用学术与人生诠释了此，后人当有所警醒与明悟。 杨兴东（媒体人） 作品信息：惠文：《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民国大先生经世书系，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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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的胡适——读《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有感

热度 1 xiao 2015-1-4 20:16

国人说四十不惑，究竟四十岁的胡适有无疑惑呢？ 1930年，他在北京大学任教17年，在秋韵无边的11月开始为自己作了一个精致的传；1932年，在秋意初来的9月，他完成了这本有文有诗的《四十自述》，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创办《 独立评论 》。生命长河中的各种激流与风光，前头的艰辛恰好消化成营养，后头的国难与大任尚未到来，他有时间将风雅与温情揉在一起，有足够的理性从历史中看到更多的问题，于是也就给后世的读者一个了解他和他的时代的颇有人情味的文本。 他饱含深情地回忆着自己的父亲母亲，不满三岁，父亲就教他认字，母亲的孝悌、隐忍与自持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他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二、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闯荡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她自有一套教他的方法：每天天刚亮时，就把他喊醒，看他清醒了，才对他说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他认错……他尚未成人，就已经懂得像她那样含蓄地道出先生的错误，他一生重视女子教育、重视家教，莫不与此相关。 英雄可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四十岁的胡适曾带着他的小脚太太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之一。今天去看，虽然他并未关注“进化论”近百年来对国人的精神戕害，虽然他并未看到中国的宗教与别国的不同，乃至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受人质疑，乃至他在四十七岁的时候才会自称自己是“多神信徒”，才会把打倒的孔子重新扶起来……无可否认的是他从那新旧之际的大时代里来，他对学问与人生的那份笃诚，他对教育的那份热诚，他为后人提供的反思与反照，就是四十岁的胡适先生的独特魅力。“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他的笃实的自信与乐天的激情，也是他这一生最独特的魅力。 诚如评注者惠文所言：最要紧的是这本薄薄的小书至少为我们留下了四十岁的胡适如何看待自己的立场和看法……而适之温柔诙谐的笔的确给了读者学问之外的人生，并启迪读者透由这样的独特的人生看到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态度。特别值得阅读的是慧文在评注中有意设置了一些小专题，如《胡适与陈独秀》《进化论在中国》《梁启超与胡适》《民国时期的自杀现象》《道是无缘却有缘：胡适与佛道》等，展开来皆是大文章，而惠文往往精湛简明地道破其中的关键，其敏锐与独到使此书呈现出后人的勃勃生机，而其明白晓畅的点评则往往有神来之喜感，让人忍俊不禁。 作品信息：惠文：《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民国大先生经世书系，中国纺织出版社。 （文/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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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铸造成器——读萧伟光评注《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

xiao 2014-12-28 11:59

人生一大难题即是——如何用古贤的眼光，读今贤的言论，启后贤的觉悟。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忽视其作用，则有悖于历史，陷在争议里，则无济于现实，且因其声望，尤其难以评注其人其行，因此，如何向百年之后的读者展示胡适先生，如何引导当前的读者理解胡适先生，可谓是反观五四的大问题之一。恰如一件艺术作品，因其特殊的形象与背景特质而难言尽，乃至常因所置非宜而顿失其光。伟光在此书中则本着 “温情与敬意”来理解北大老校长胡适先生与其言论，又从数千年中华经典中搜寻其价值与意义，或背景钩沉，或解蔽析漏，非左非右，非是非非，非褒非贬，而在左右是非褒贬之中恢复其原貌与意义。 　　 　　每个时代皆有其核心问题，对照一下近百年来所关心的焦点，五四那一代与我们这一代多少相似多少借鉴？有时的确可以从解决了多少问题出发，有时却要从后果与效益上来评估。如胡适先生当年所总结的：孔教问题、文学改革问题、国语统一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礼教问题、教育改良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毕业生就业问题……诸多问题今日已经不成问题，诸多问题今日仍是问题，更有一种过度研究问题而造成的问题。伟光干练地围绕六大问题展出篇章，在各种文集中找出诸多原始材料，互为资料，托出当时的时代与胡适先生这个人，像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放映出诸多原始照片，耀眼刺心，让人震惊不已。 　　 　　如何看待白话文运动一直是胡适先生绕不开的问题。民国的教育，胡适先生可谓费心颇多，他虽然提倡白话文，却在其策划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与《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反复提到古文的学习与写作，四条标准中有三条如此：人人能看平易的古书；人人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有懂得古文文学的机会。并且假定：国语文占四分之一，古文占四分之三。四年合计，中学课程以二十时为准，国语文所占五小时内，白话文应占二小时，语文与作文一小时，演说一小时，辩论一小时；古文所占十五小时内，古文选本应占十二小时，文法与作文应占三小时。先生所设计的教材，古文的选本从《老子》《檀弓》到姚鼐曾国藩，每个时代的重要作者都应选入；中学毕业生则应该看过经史子集中诸多的好书，他想整理一套“中学国故丛书”，揽括了经史子集中几十乃至几百部整理过的古书。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或有培育师资的可能，今日却皆望尘莫及。当年即愁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今日还是在愁没有合适的教材。最有名的是胡适先生和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开的国学书目，附有钱穆先生的点评以及钱先生所重视的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各见其学问与教育理念，与书中胡适先生《非留学篇》、梁启超先生《人生目的何在》一起，成为此书策划的亮点，亦是理解和研究胡适的重点之一。仅大学教育一项，胡适先生的设计理念已有其充分的考虑，今日或已初具其规模，却仍不具其实质，且留学之风如此猖獗，乃至就业亦因有无留学的资历而受责问，可谓国人自身教育的惨痛失败。“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胡适先生21岁之时即已文采斐然地痛斥此事，而此风不仅未能刹车而仍高速奔驰，可见诸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并非一代两代之间的事，而胡适先生“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的勤勉与信心亦为我辈及后辈提供了方向。 　　 　　伊川每见人论前辈之短，则曰：汝辈且取他长处。熊十力对徐复观起死回生的谩骂，无非是要告诉他：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之学的过程，必将一切视为达道培德的过程——在纷乱的喊声里，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如君子怀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文化必经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淘洗积淀而成，我们皆在其中，胡适先生救国救民的担当，对问题的积极关注与尽心竭力，待人接物的和气温煦，本性上的宽容厚朴，对晚辈不厌其烦的关怀与重视，努力与实干的精神皆为后世的榜样，而透过先生的长袍与微笑，分明看到古人的缩影，古人勤勉担当敬事爱人有信的缩影。 　　 　　其人其事其时，过去皆是未来的铺垫。试想一个饱读旧书的新式留学生，本来以留学为耻，为家计着想去美国学农，学至半途，终于忍无可忍掉头学文，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期望着以教育和学术改变他的国家他的民族，在新旧交替的滚滚大潮中，不停地思考着各种问题、热情地打造着各种教育理想，抱着话筒反反复复说着异国他乡翻译过来的话：“世界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这种菩萨自度的精神乃至于方法，在他反对的中国文化中其实早已有之，站在列祖列宗面前，却因当时的历史困境与各种历史因缘，由他来首当其冲走出一段需要重新审视的路程，乃至其行文与生活皆呈两面，演讲平易而简要，书面文章则古雅高远，婚姻保守老套，爱情则浪漫现代。如此之双面，亦乃五四那一代最明显的冲突，我们这一代最需要提防的坑洞。以身示法，这就是前人之贤与后人之福，亦是历史以它折叠的时空呈现出来的意义。 （文/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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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为人与为学： 胡适言论集（评注本）》后记

xiao 2014-11-26 01:36

后记 2010年开始，本人养成了群发飞信分享读书心得的习惯，主要是古代经典中的格言警句，偶尔也分享一点今人的内容。某次读到胡适之先生给毕业生讲演中的一句话，“你最大的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自觉颇好，群发之。没多久，不料李猛兄就约请我编一本关于胡先生的书。 民国那辈学人对中国的落后痛心疾首，纷纷寻找原因，胡先生的学说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回过头来看，贡献不可谓不大，而失误也不可谓不大。我们不必苛责前贤，前贤已然尽心尽力，做到了他们的一百分，我们只能设身处地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继续前行。 窃以为，清朝三百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专制的高压下，已然名存实亡。这里只能给出一个极简约的线索。 儒学天然面临着与皇权的微妙二重奏：一方面要尊君和忠君，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君权，防范专制，小程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的名论，已然深入人心。宋代尚有君权和士大夫群体的互动与平衡，至明太祖废宰相，中国政治已成跛腿，但经筵尚能保持，师道尊严在皇权面前还有约束力量，张居正才可以在皇帝的支持下试图推行改革，匡正时弊，而且还有民间的力量，教化的权力尚在士大夫手中，书院讲学遍地开花。清代则将经筵中的教化与被教化关系逆转，于是道统与政统合二为一，士大夫之精神几乎彻底被压制，中华民族之元气被斫丧殆尽。 欧风美雨涤荡的晚清，正是民族文化最虚弱的时候，思想最空虚的时候，人才最凋零的时候，这和当年迎接佛教东来的魏晋迥然不同——魏晋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化贵族们以家族为堡垒，传承并且弘扬了文化，新生的玄学对佛学的接引起了绝大作用，三教鼎立的大唐盛世，正孕育于此。民初学人目睹儒学旗帜下朽烂的中国，遂误名为实，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传统，不惜痛自刻责乃至自虐，下了错误的解药，影响深远。好在，中华民族毕竟有着五千年的伟大文明，数百年的摧残虽已使其满目疮痍，但毕竟内力深厚，挺了下来。 但正如史学奇才张荫麟先生所言：“我们的‘民族自虐狂’一天没被抹去，则一切建设复兴的工作，若不是饰烂泥而雕朽木，便是资寇兵而赍盗粮！”名实不辨，是非不分，就会“饰烂泥而雕朽木”，化神奇为腐朽；削足适履，邯郸学步，就会“资寇兵而赍盗粮”，愚不可及。只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有立而无对，一如我们的汉唐，既有鲜明的文化本位，又能“学而不厌”、以最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文化养料，我们的文化才是有希望的、才可能恢复勃勃生机。 事实上，有一点可能是我们读胡先生的书很容易忽视的，特在后记中重点提示，胡先生对两大传统非常推崇：一是科举，一是书院。不幸的是，这两大传统因清末新政而湮灭，胡先生对此曾多次表示惋惜。胡先生有一篇札记名为《书院的教育》，短小精悍，颇值一读，特分享如下： 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划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方法。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对八股的科举而一并废除了文官考试制度；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的教育制度！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 “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胡先生的浩叹，正所谓“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发人深省。 又想起恩师楼宇烈先生常常引用的那段话：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 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 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 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这段话出自《荀子》。我们一般都熟知“仁者爱人”，却不知这并非“仁”的全部内涵。“仁者自爱”才是根本，有了自爱自尊才能自立，才能爱人，才能人爱。“自爱”为本体，“爱人”为功夫，“人爱”为效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不懂得“自爱”的人如何“爱人”？又如何“人爱”？这是最朴素通达的道理，于个人于民族于国家皆然。 此书仅仅是阅读胡先生的一点粗浅见解和补记，不揣谫陋，与诸同好共享。知我罪我，一俟诸君！ 我的联系方式：xiaoweiguang2014@163.com。 萧伟光 甲午秋分丑时 于金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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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为人与为学： 胡适言论集（评注本）》序

热度 2 xiao 2014-11-24 20:04

序 2005 年，钱学森老先生曾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教育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不能仅在现在的教育界找答案。事实上，我们至少应当从钱老提示的民国开始思考。胡适之先生作为民国学人群体中最富灵魂性的人物之一，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无法绕开的一个大人物，理应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叶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就是小时候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天生的一样牢固。 教育原本是个系统工程，要言之，应包含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国人最初的教育，不是在学校或社会上完成的，而是在自己最亲近的人，也就是父母的影响下完成的，这就是中国的家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传统 ，古人蔚为大观的家规、家训及家书就是证明。现在，我们的教育不仅丧失了家教的根基，学校教育也在应试教育中迷失了方向，在数理化等知识方面左冲右突，无法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相较之下，适之先生何其有幸！他有一位好母亲，这个母亲的好并不是因为她博古通今，而是她懂得做人的道理。 适之先生受母亲影响，扎牢了“为人”之本，才有了“为学”的根基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宋代有位大儒曾经说过：“学者，所以学为人也。” 中国的学问向来以人为中心 ，一切的学问都是为了成就人本身，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讲，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孔夫子有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时候的人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将自己当成工具、将学问当成手段，更重要的是，最终能为人群做出贡献的也正是他们；而那些一上来就为功名利禄而学习的人，只是将学问作为敲门砖，门敲开了就将砖扔到一边。 在孔子看来，为学即为己之学，也就是成德之学、成人之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学问，为学与为人，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历来的教育理念是：先成人，再成家。具体地说，就是先学习如何做人，若有可能，再成某方面的专家。 学问既然是为了成就人本身，那么，这种学问必然强调通人之学，而不仅仅成为专家，汉儒所谓“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伎”，意思是说，学问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就是儒者，仅仅知道一些器物、科学道理的只能说是有技能的人。通人之学说起来似乎很难，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通人之学是更符合人性的，正如不偏食更符合常人之养生一般。 古人说一个人博学，常常会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而懂得做人的规矩、通晓世道人心是更为根本的。 有一次孔夫子跟四科十哲之一的子贡讲：“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了才一一记住的吗？”子贡疑惑地说：“是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难道不是吗？”孔夫子意味深长地说：“非也。予一以贯之。”由此观立之，孔子的“集大成”，并不是他把一个个的知识记住了，而是用一个根本之道将其贯彻始终。 这个一以贯之的主线很重要。就像满屋子的铜钱，如果没有一根线贯穿起来，那么就会乱七八糟，徒乱人心，要用的时候也不好找到合适的取出来用 。但是，这根线一定是基于国人的文化传统的，否则，如果是来自外在的强加，生搬硬套一种西方的思潮来断章取义、胡乱剪裁和填充古人的思想，这一定会水土不服且没有生命力的。 在孔夫子看来，这根线不是别的，就是“仁”，是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仁”。 有了自爱（《荀子》有载：“仁者自爱”，这是在孔子心中比“仁者爱人”更为根本的思想）与自重，有了对父母的孝心，有了对天下苍生的仁爱，我们自然就会调动起智慧来学习，这就是中国以仁统智、以慈悲统摄智慧的学问 ，而不是西方哲学所谓的“爱智”的学问——在西方，仁心与慈悲的培养主要是宗教的责任，这与中国书院重智更重仁的架构是颇不相同的。“成家”只是某一方面的“智”，而“成人”则是“仁”，仁可以统摄智，智无法统摄仁，所以，要先成人，再成家。也就是说，先做一个合格的人，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古话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统的教育重视经典诵读、重视父母的言传身教、重视接触大自然培养良好情趣爱好与博大心胸、先种下通人种子的缘由。 《中庸》所谓“仁者，人也”，陆象山所谓“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知识的多少并不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根本性征，是否懂得仁爱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征。 钱穆先生在《怎样做一个中国人》一文中也指出：“当知做人无条件，只要有志做人，连教育条件也可不必要。不识字，不阻碍我做好人；多识字，也不能阻碍我做坏人。”钱先生还多次讲到一个叫作丁龙的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按照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标准，其实就是一个文盲，但正是这个文盲，给中国文化增了莫大的光，而这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所无法做到的。 这个不识字的中国人被美国人评价为：“一个与生俱来的孔子追随者，一个行动上的清教徒，一个信仰上的佛教徒，一个性格上的基督教徒”，“虽然他是个异教徒，但却是一个正直、温和、谨慎、勇敢和友善的人”，“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目不识丁的丁龙在美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文化贵族， 而丁龙所传承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孔孟之道，就是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流淌在他的血液中，铭刻在他的身心与言行中。 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大批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时也需要教育百姓讲仁爱、讲道义、有礼有节、智慧和诚信。读书人有读书人的使命，识字不多的人也自有其责任，两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推动中国文化实现立于固有传统之上的全面复兴。 我们精选了胡适先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言论，在于能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复兴的深刻意义。 适之先生是北大老校长，也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前辈，后生小子在此指指点点，实在是不得已——适之先生有适之先生的伟大，但也有其局限与偏颇，我们无法不正视之。 最后，感恩母亲和已经逝去的父亲，没有父母赐予的身体做底子，编书、写书、撰论文同时进行的压力是无法承受的；感恩岳母一直以来对小女的悉心照料及岳父对小婿的无比信任，感恩内子为这个家庭的辛劳付出，“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感恩北大提供的学术环境；感恩小学同班同学余平女士及谋面不多的许蕾蕾女士，二位从紧张的生活和工作中拨冗为我敲键盘、打出几篇重要的文章；感恩中国纺织出版社的相关领导，感恩李猛兄的抬爱与细致工作——众缘和合，方能有此书的出版。 是为序。 萧伟光 癸巳孔诞初稿于燕园 甲午仲秋改于金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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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博士学位之谜

热度 33 zywsict 2014-11-16 18:05

匿名网友azure1986在我的博文“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中留言： “一个学位造假的骗子，政治文人，在当代中国被一帮人吹捧成圣人。可笑之极。”，对于这个留言我是这样回复的“博主回复(2014-11-15 11:15)：凡是得讲究证据，你既然认为他学位造假，那就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接着这位网友给我提供的如下的证据：“ azure1986 2014-11-15 11:28 1914，美国康乃尔大学文学士学位；191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17年回国。哥大的博士学位这么好拿的啊”；看到这样的证据之后，觉得有必要写篇博文回应一下。 个人觉得学位造假与延迟拿学位根本是两回事，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 胡适博士的学位问题源于： 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为庆祝1954年哥大二百周年纪念，着手编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 ( 1957年出版 )中没有胡适博士的记录，这就引发了胡适博士到底有没有获得哥大博士学位问题的争论。 此外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胡适博士是1927年正式获得哥大的博士学位，而不是1917年归国时获得博士学位。为什么胡适博士会晚十年获得博士学位呢？ 胡适先生在哥大学习一年，再加上在 他在康奈尔大 学所修的学分，已经达 到 哥大博士所要求的学分 。 继而，他于 1916年11月 ，先后通过 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 于是他开始撰写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17年5月22日，胡适先生进行博士答辩。 唐德刚先生给出这样的解释：“胡适先生读博时，哥大的博士答辩三种结果： 第一，“小修通过”——简言之，小修小补以后放行； 第二，“大修通过”——简言之，须大事修改，且须回校补考； 第三，“不通过”——还要解释？似乎很恐怖，因为没有补考的机会。 ” 同时唐先生指出，胡适博士的博士论文答辩是通过的，所以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无疑，但又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是1917年获得，而是1927年获得呢？这缘于当时的哥大有一项规定，凡是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者，必须 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 胡适博士回国后可能一直忙于其他事情，无暇顾及这件事情。回国后他将其博士论文改写为 《中国哲学史大纲》，但他当时没有想到将副本呈送给哥大当局。 直到 1927年， 英国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时， 他要到美国，于是将 他 电请 出版商将 他的博士 论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此外，学者夏志清认为：富氏是胡适返美领取博士学位的见证人，他的话是可信的”富先生指出：“ 胡适博士学位口试，1917年通过，这点无疑；1927年呈送论文副本100份，也是无疑的，前后虽隔十年，但这是博士学位考试的两个“法定程序”，不能割裂来看——1917年口试没通过，一切皆休，没有哥大哲学博士胡适之这号人物；1927年没补上论文副本100份，严格的哥大也不会给名满天下的胡适之破例颁博士学位。 ” 最后学者 胡明在《胡适传论》P306有这样一段话： “1927年胡适补交了1917年撰就的一字未改的论文一百本副本，故尔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在《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1957年发表）中将胡适的博士论文系在1927年之下；而1961年中国图书馆学家袁同礼编纂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则把胡适的论文列在1917年之下，后面加了‘（1927年）’的‘注脚’，正确地点明这篇博士论文完成并通过于1917年，只是1927年才交副本由哥大当局存档而已。” 所以个人觉得胡适博士获得博士学位无疑，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学位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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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陆仲安与胡适的肾炎

热度 11 xie44025 2014-11-9 14:02

中医陆仲安与胡适的肾炎 1920 秋，胡适得了肾炎，用西医久治不愈，后经朋友介绍，求京城名医陆仲安，得以治愈。胡适当时极兴奋， 1921 年 3 月 30 日他为林琴南所画的《陆仲安秋室研经图》所写的题记中清楚地写道：“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是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炎。他们用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示兩，许多人看了，摇头吐吞，但我的病现在好了。”沪上著名西医俞凤宾先生（中华医学会创始人，第三任会长）曾在《中医季刊》发文报道此事，题名为“记黄芪治愈糖尿病方药”，文中云：“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在京中延西医诊治无效。某西医告之同样之病，曾服中药而愈，乃延中医陆君处方，数月痊愈。其处方如下：生黄芪四两，潞当参三两…”俞氏文中不但给出了陆氏所用的完整处方（共 13 味药），而且还注明：“此系民国九年（ 1920 年） 11 月 18 日初诊，治至十年（ 1921 年） 2 月 21 日止之处方。”令人不解的是，俞凤宾此文内容讲的是胡适的“肾脏病”，但文题却误写成“糖尿病”。此文后被郭若定以原文不变地收入其编著的《汉药新觉》一书的《附录》中，这“文题不符”的疏漏，引出此后诸多歧解，并成为后来胡适先生竭力模糊陆仲安治愈其肾炎的口实。 胡适晚年曾有二次在复朋友信中提及陆仲安为其治病之事。一封是 1954 年月 12 日写的“复余序洋”，信中说：“你看见一本书中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其药方为黄芪四两…等等。我也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也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糖尿病的事。”胡适信中严厉地说：“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以书，此事真使我愤怒。”。另一封信是写于 1961 年阴八月初三的“复沈君”，信中说“慢性肾炎，友人中患者，如牛惠生、如俞凤宾皆是有名的西医，皆无法治疗。虽有人传说中医有方治此病，又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医治好 — 其实都不足信。” 1961 年 4 月 5 日，胡适在答他秘书胡颂平之问时的对话：“先生有没有吃过陆仲安的中药？”先生说：“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在这里，胡适似乎是故意利用了俞凤宾那篇“文题不符”的文章，大谈糖尿病，从而避开了陆仲安为他治肾炎的事实。 胡适隐讳陆仲安为他治肾病的事，并非仅仅是他晚年态度。他 1921 年病刚治好时写的赞颂中医药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的洋洋大文，就没有收入在以后出版的《胡适文存》中。但事实总不是都可隐去的。在 1995 年 1 月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出版，此书第 15 册 89 页，胡适民国十年 5 月 24 日的日记中赫然写着“出域…又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根据俞凤宾文，胡适的病用陆仲安的药至民国十年 2 月 21 日止， 5 月 24 日胡氏即出城给陆医生送衣料，可见病愈之后的感激之情。胡适晚年竭力回避之事，他哪里会想到在事隔 70 多年后会由他当年的日记爆光而大白天下呢。 另一陆仲安治胡适肾炎的有力佐证是，治病时他的的乡亲石原皋写的《闲话胡适》一书中：“早年，胡适患肾炎，那时既没有抗生素，更没有激素。西医对这个病束手无策，他乃求之于中医。该时北京最好的中医，第一块牌子为萧发龙，他是慈禧的御医；第二块牌子为施今墨，第三块牌子为陆仲安。陆用药喜用重剂，反对者讥之为蒙古医。胡适请陆诊治，陆的处方以黄芪、党参为主，分量特别重。普通药罐盛不下，乃用砂锅煮药，节制饮食，多吃鱼肚，清炖，不能放盐，完全淡食，难以下嚥。胡适坚持下去。经过陆仲安的精心治疗，他的肾炎居然全好了。”乡亲如此生动细纵的治病细节描写，事情的过程和真相应无疑义也。 胡适的入门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在他于 1998 年 7 月出版的《师门五年纪 . 胡适琐记》（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7 月 北京 第一版）一书中，特别收入了他的二篇文章：“名医陆仲安”和再记名医陆仲安”。文中罗尔纲为师辨解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为什么他自已反而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 胡适有一句名言说，历史是一个可以任人梳妆打扮的女孩。在本案中，胡适为了他心目中的“科学的医学”，也梳妆打扮了一回自己的历史。对那些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五四先辈们来讲，这也许是可以予以理解的吧。但把西方科学当成唯一的科学，并主张‘充分世界化’（即全盘西化），而不惜排斥贬低传统文化，这在方法论上看，恐怕也不是科学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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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博士语录

热度 16 zywsict 2014-10-29 18:10

1. 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个人的人格，就是争社会的人格。因为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2.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3.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4.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5. 少说点空话，多做点实事。 6.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7.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8.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实事，寻求真理。 9. 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国，简直可以亡国。 10. 无目的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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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校长对大学生该说什么

热度 2 manrongchen 2014-6-26 09:10

毕业季校长对大学生说什么 陈满荣 2014.6 四年的苦读终于熬到毕业了，大家有些不舍，于学生、于老师甚至校长叮嘱几句，皆在情理之中，但是该说什么呢。 胡适（ 1891-1962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中，“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对于继续求学之外的人都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性与现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 ……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 …… ”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三种防身的药方值得一试 :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胡适 先生是否切准今日学生的脉搏，胡适先生的方子是否能为当今走出大学校园的学子“防身”，我个人的观点至少比现在媒体上校长们的建议切合实际得多，也更高瞻远瞩一些。 请看媒体上报到的这些校长们对学子的临别赠言： 南大校长动情说“孝”。“无法想象一个不念父母养育之恩的人，怎么可能去真正热爱祖国、感恩生活、帮助他人”。不给父母添负担是孝心的最好体现。但我不明白南大校长所谓“拒绝啃老”，试想，刚刚走出校门的人，假如找到工作，房租、水电、交通、穿衣、吃饭，还要社交、谈对象，自己的收入绝大多数人肯定不够，不啃老坚决不行！更何况老人的钱给谁花？ 东大校长寄语毕业生：“珍惜大好青春，珍惜美丽人生，珍惜美好时代”。时代美好，人生美丽，青春大好，都不错。 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为“没装空调”向学子致歉，“没有能抽出更多时间跟各位小伙伴交流互动”。须知，装空调需要有电力负荷配置，资金到位等等，不是主观一方面能做到的，尤其是城市电力系统配置问题甚是复杂，但因为自己坐在空调屋里忘记给小伙伴装空调，而问心有愧，另当别论。无论如何，校长与成千上万的学生互动交流，恐怕难上加难。一所大学里，连中层领导干部见校长一面都难，更何况学生乎？虚言一句你也信！ 竺可桢 先生对大学生的希望：走出大学要服务社会（大意如此）（《竺可桢日记》 1936 年 9 月 18 日 ）。朱镕基对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写校训“不做假帐”。 巴斯夫中国公司总经理关志华提出：学化工的大学生应宣誓不做污染环境的事。 虽然时代不同，今日校长之言，与胡适赠言比，谁更高明，不言自明。 201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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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重回适之路》观看杂记

热度 2 kexueren07 2014-5-23 22:58

陈丹青： 　　一个人，从历史中被抹去了这么多年，很多时候哪怕人再回来，语境已经不在了。九十年前胡适和鲁迅所处的新文化运动的语境，是中国还是个弱国，穷国，现在中国强大了，富有了，这个语境的一部分已经消失了；但从新文化建设来看，鲁迅和胡适关于实现自由、个人解放、宪政……的理想其实都还没有实现。（片中有受采访者问：“胡适，是胡锦涛的爸爸吗？”有胡适的家乡人说，从小家里人不敢让提胡适；有村人说地方政府对建胡适纪念馆的批语之一是：“他一生走了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胡适族人评说：“他有一个致命伤，就是他那个多党竞争”；上庄小学的学生，了解胡适还是凭借课本上“生于……，卒于……”的字典式词条；语文课还停留在集体诵读课本时代；学生钢琴表演的拿手曲目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琴声机械；孩子们放学排着队一溜烟走出教室时，嘴里不经意哼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胡适上学曾经走的石板路，后来因为上庄当地的企业有了钱，被翻修成了水泥路，再后来又为了发展旅游业而改重新把石板翻到了水泥上面……）中国近代史上有过这么两个人是中国的幸运，他们虽然一个主张革命，一个主张改良，一个亮，一个暗，一个积极，一个消极（这个积极是很高级的积极，消极也是很高级的消极），两个人的调子完全不同，但两种道路他们各自试过了，这总比只有一种选择好。“五四”那代人身上，最可贵的就是身体力行。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都实践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你看胡适的穿着、发型，他其实是二战和一战之间西方绅士的派头，他当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再看照片上他周围的那些人，现在如果你把北大的教授找来，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找来，把中国作协的成员找来，让那些人换上照片里这些人的衣服，也拍不出这样的效果——因为没有那样的气质了。这些人从集体人格上说，都很耿介。 陈之藩： 　　生灵涂炭的事，他看不得；蹂躏人权的事，他看不得；贫穷，他看不得；愚昧，他看不得；病苦，他看不得。而他却又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他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这是他力竭声嘶地提倡科学、提倡民主的根本原因。他心里所想的科学与民主，翻成白话该是假使没有诸葛亮，最好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这也就是民主的最低调子。而他所谓的科学，只是先要少出错，然后再谈立功。 唐德刚： 　　那个时候胡适在纽约做寓公，我听说哥伦比亚大学有个“口述历史”的项目，就去找他，说我可以帮他做记录，稿费拿来，我分点记录费。胡适那时没有什么收入，听我一说他很高兴。他这人身上没有一点道学味。后来每次记录完，我常常请他上饭馆吃饭，但每次都是上不同的饭馆——因为老在同一个地方，让人家看到胡适老是让一个年轻人请吃饭总不太好。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箭垛式的人物。 台北胡适纪念馆馆长潘远哲： 　　1950年代大陆开展胡适思想批判的时候，出了一系列的册子，据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在美国的胡适其实都是很关注的。全世界把这么无聊的书全都看过的，大概只有一个人了，那就是胡适。但他在容让中其实还是带着一种喜悦的，套用《共产党宣言》开篇的话，这只能说明胡适思想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盘旋。 　　我觉得一个没有出国经历过现代化生活的中国人，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出路，像梁漱溟、熊十力他们就是这样，虽然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可能很厉害。胡适不一样。你看他的卫生间洗脸盆、抽水马桶、浴缸，就可以看出他和那个年代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带人来看胡适的卫生间。 余世存： 　　曾经有老外评价中国的民众还是“类人孩”，动不动就容易犯激进、幼稚的毛病。在当代社会充斥戾气的情况下，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主张更显其意义。胡适说：“达摩东来，只为寻一个不受人惑之人。” 许知远： 　　我们去胡适家乡的车上，司机忽然回过神来说：“啊？原来你们不是去胡主席的老家啊？”——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今天的时代，权力很重要，而思想、教养反而不被认为那么重要了。 　　胡适就像一个维基百科，涵盖的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都特别广阔。他的涉猎几乎涵盖了所有现代人文学科。 　　他长得那么帅，那么青春有神气，在西方人眼里，他是一个多么少年中国的形象。 　　对于一个一生享有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不难，难的是对下也不阿谀。胡适能做到这样。他说话其实是有一套策略的，但这个策略还是在他做到真诚的范围内。 　　在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仪式上，蒋介石先发言，言语间有意思说，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有“五四”和自由主义宣传的影响。胡适在紧接着的发言中，第一句话就说：“总统，你说错了。”大家一直以为鲁迅敢于批评，其实真正直言批评过政府的倒是胡适而不是鲁迅。 　　抗日期间，胡适多次拜会了他在哥伦比亚的大学同学、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美国改变绥靖主义立场，为中国抗战主持正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亲自打电话给他说，“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后来有美国学者感叹，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发生，大部分原因就是罗斯福受到了胡适这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影响。 　　胡适在台湾和朋友们庆祝北大诞生60周年时说：“为什么要纪念北大60周年呢？因为我们可以怀念过去的北大，可以悼念现在的北大，也可以展望未来的北大。” 　　晚年病中的胡适通过录音向也住在台大医院的梅贻琦喊话：我和你现在是“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啊！我很想去看您，我猜你一定也很想下来看我，但我想现在你还是先好好养病吧。昨晚我梦见袁一齐（音译）来看我，向护士小姐说我是个“charming patient”， 护士小姐问我什么叫“charming patient”，我告诉她就是“迷人的病人”。 　　胡适在去世之前，还在台北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的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与人握手谈笑，突然心脏病发作就昏倒了，李济想去扶他，但没扶住。他先是头碰到了桌子角，然后跌倒在蔡元培纪念馆的水泥地上，这是他的致命伤。他死后，台湾30万人送别他的灵柩，江冬秀对他们的大儿子胡祖望说：“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呦！”——做学人至此，怎不让人羡慕呢? 　　胡适的族叔兼好友胡近仁的孙子胡从到台湾后，在车上用手机向家人报平安，家人担心长途话费贵，让他少说几句。一到台北胡适纪念馆，胡从就跪地就大哭。镜头里，这个看上去非常乡土的中年村民的背影正对着一面玻璃后面神采奕奕微笑的洋绅士胡适在餐桌前潇洒书写的雕像。据说这是摄制组偷拍的一个镜头，但拍得真好，人的际遇感就这样扑面而来。在台北胡适公园的胡适墓地前，胡从洒上了一小盏茶，说：“适之伯，冬秀娘，你们好！我带家乡的金山时雨茶来看你们了。”胡从的反应一点不给人作做感，他终于“见到”这位从未谋面却无数次听爷爷和乡里说起过的“绩溪最伟大的人”时的百感交集，观众可以感同身受。而这个领整整一代中国人风气之先的“伟大的人”，在乡亲族人眼里，最根本的身份还是“适之伯”。作为一个深深眷恋故土，却在为母奔丧后再也没有回到故乡的人，胡适九泉之下如果有知，应该会喜欢这盏茶。 高小龙(导演)： 　　胡适最后是怎么死的？他在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的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为什么那么激动？其实那时候吴健雄、袁家骝他们回来参加那个活动，对台湾是否真的已经实现了自由还是有怀疑的，胡适想打消他们的怀疑，让他们相信台湾真的是“自由中国的最后一片净土”，但他自己的内心其实也是非常矛盾的。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写下“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那个挽联其实也有点迫不得已的姿态性。他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蒋也曾经想要杀胡适，胡适一直也做到不碰触两人之间的底线。 　　胡从其实是个很神的人。整个上庄大约一万个人，他起码认识9000个，我和他一起走在路上，差不多每个见到他的人都和他打招呼。但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之类的信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见到他时，就觉得应该带他去台湾看看。 附片中两首胡适白话诗： 《奔丧到家》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 便心头狂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呀！”——别无他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 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 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都云散烟消！——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他那一声“好呀！来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两只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6年8月23日 附： 　　那天和张老师说起胡适，说过去我认为他是“过于达观，近乎浅薄”。这回才知道，其实他的白话诗是写得很好的。张老师不以为然，说胡适的诗有几首好，但大多数不怎么样，他最大的贡献是把西方思想引入到了中国。后来他为了反驳别人说他没学问，去校注《水经注》什么的，其实那真不是他的强项。有人说他只能写半部书，他不服气，非要写一部，其实他的半部还比一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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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

carldy 2014-3-26 11:06

胡适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翌年写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历史过去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看，有很多东西值得反思：学界探讨有关语言的改革问题，从这篇老文章，是不是也可以想到点什么呢？ 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 一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甚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 ──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做参考的数据：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这是我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从去年归国以后，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又总括作四条，如下：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甚么话，说甚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甚么时代的人，说甚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这是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二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经邛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甚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甚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甚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为甚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迭」、「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那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甚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三 上节所说，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甚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甚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字典说「这」字该读「鱼彦反」，我们偏读他做「者个」的者字。字典说「么」字是「细小」，我们偏把他用作「甚么」、「那么」的么字。字典说「没」字是「沉也」，「尽也」，我们偏用他做「无有」的无字解。字典说「的」字有许多意义，我们偏把他用来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尔，纵纵尔」的「尔」字。……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我这种议论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我且举几条例为证：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话。这部《喜剧》，风行一世，人都称他做「神圣喜剧」。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便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后来的文学家巴卡嘉（Boccacio, 1313--1375）和洛兰查（Lorenzo de Medici）诸人也都用白话作文学。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国语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国。英伦虽只是一个小岛国，却有无数方言。现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还只是伦敦附近一带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语」。当十四世纪时，各处的方言都有些人用来做书。后来到了十四世纪的末年，出了两位大文学家，一个是是赵叟（Chaucer, 1340--1400）一个是威克列夫（Wycliff, 1320--1384）。赵叟做了许多诗歌，散文都用这「中部土语」。威克列夫把耶教的《旧约》、《新约》也都译成「中部土语」。有了这两个人的文学，使把这「中部土语」变成英国的标准国语。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印刷术输进英国，所印的书多用这「中部土语」，国语的标准更确定了。到十六、十七世纪，萧士比亚和「伊里沙白时代」的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语」，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语了！ 　　此外，法国、德国及其它各国的国语，大都是这样发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细说了。 　　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甚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的用国语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艰难。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的成为国语了。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最有力的是但丁﹝Dante）和阿儿白狄﹝Alberti）两个人），又有了那些有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 　　我常问我自己道：「自从施耐庵以来，很有了些极风行的白话文学，何以中国至今衰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做一两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做白话的只管做白话，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 　　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 四 上文所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乃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如今且说要实行做到这个根本主张，应该怎样进行。 　　我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 　　一、工具　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约有两种： 　　甲、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　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 　　乙、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 …… 都该用白话来做。我们从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作文，养成了一种文言的习惯。所以虽是活人，只会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狠劲，若不用点苦工夫，决不能使用白话圆转如意。若单在《新青年》里面做白话文字，此外还依旧做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决不能磨练成白话的文学家。 　　不但我们提倡白话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我也奉劝他们用白话来做文字。为甚么呢？因为他们若不能做白话文字，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譬如那些不认得中国字的中国人，若主张废汉文，我一定骂他们不配开口。若是我的朋友钱玄同要主张废汉文，我决不敢说他不配开口了。那些不会做白话文字的人来反对白话文学，便和那些不懂汉文的人要废汉文，是一样的荒谬。所以我劝他们多做些白话文字，多做些白话诗歌，试试白话是否有文学的价值。如果试了几年，还觉得白话不如文言，那时再来攻击我们，也还不迟。 　　还有一层。有些人说：「做白话很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这是因为中毒太深之过。受病深了，更宜赶紧医治，否则真不可救了。其实做白话并不难。我有一个侄儿，今年才十五岁，一向在徽州不曾出过门。今年他用白话写信来，居然写得极好。我们徽州话和官话差得很远，我的侄儿不过看了一些白话小说，便会做白话文字了。这可见做白话并不是难事，不过人性的懒惰的居多数，舍不得抛「高文典册」的死文字罢了。 　　二、方法　我以为中国近来文学所以这样腐败，大半虽由于没有适用的「工具」，但是单有「工具」，没有方法，也还不能造新文学。做木匠的人，单有锯凿钻刨，没有规矩师法，决不能造成木器。文学也是如此。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做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我以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且举小说一门为例。现在的小说（单指中国人自己着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 …… 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 …… 好事多磨， …… 遂为情死。」或是「某地某生，游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笃，遂订白头之约， …… 而大妇妒甚，不能相容，女抑郁以死， …… 生抚尸一恸几绝。」 …… 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还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学《儒林外史》或是学《官场现形记》的白话小说。上等的如《广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龟》。这一派小说，只学了《儒林外史》的坏处，却不曾学得他的好处。《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例如娄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两公子自成一段；马二先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萧云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来，可成无数札记小说；接下去，可长至无穷无极。《官场现形记》便是这样。如今的章回小说，大都犯这个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懒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我十年不曾读这书了，但是我闭了眼睛，还觉得书中的人物，如严贡生、如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权勿用， …… 个个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读《水浒》的人，过了二三十年，还不会忘记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 …… 一班人。请问列位读过《广陵潮》和《九尾龟》的人，过了两三个月，心目中除了一个「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还记得几个活灵活现的书中人物？ ── 所以我说，现在的「新小说」，全是不懂得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 ── 小说在中国近年，比较的说来，要算文学中最发达的一门了。小说尚且如此，别种文学如诗歌戏曲，更不用说了。 　　如今且说甚么叫做「文学的方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况且又不是这篇文章的本题，我且约略说几句。 　　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 　　（一）收集材料的方法　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因此，他们不得不做那些极无聊的「汉高帝斩丁公论」，「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至于近人的诗词，更没有甚么材料可说了。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之外，别无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做小说竟须登告白微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我以为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约如下： 　　甲、推广材料的区域　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 …… 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 　　乙、注意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　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　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固是极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决不能做出一部《水浒传》。个人所经验的，所观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 Imagination ），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 　　（二）结构的方法　有了材料，第二步须要讲究结构。结构是个总名词，内中所包甚广，简单说来，可分剪裁和布局两步。 　　甲、剪裁　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块料可做袍子，那块料可做背心。估计定了，方可下剪。文学家的材料也要如此办理。先须看这些材料该用做小诗呢？还是做长歌呢？该用做章回小说呢？还是做短篇小说呢？该用做小说呢？还是做戏本呢？筹划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决定做甚么体裁的文字。 　　乙、布局　体裁定了，再可讲布局。有剪裁，方可「做甚么」；有布局，方可决定「怎样做」。材料剪定了，须要筹算怎样做去始能把这材料用得最得当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宝时代的兵祸，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里，便成了诗料。如今且举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这首诗只写一个过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个人家内偷听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个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孙三代的历史都写出来，并且把那时代兵祸之惨，壮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横行，小民之苦痛，都写得逼真活现，使人读了生无限的感慨。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一篇，写一家夫妇的惨剧，却不从「某人娶妻甚贤，后别有所欢，遂出妻再娶」说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来遇着故夫的时候下笔，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写得充分满意。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 ── 近来的文人全不讲求布局，只顾凑足多少字可卖几块钱，全不问材料用的得当不得当，动人不动人。他们今日做上回的文章，还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处！这样的文人怎样造得出有价值的新文学呢！ 　　（三）描写的方法　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讲描写的方法。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 1 ．写人； 2 ．写境； 3 ．写事； 4 ．写情。 　　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 …… 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 …… 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决不是西湖，也决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决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 ── 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 …… 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如今且回到本文。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们的模范。我这个主张，有两层理由： 　　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二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的「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 ── 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的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倍根（ Bacon ）和法国的孟太恩（ Montaigne ）至于像柏拉图（ Plato ）的「主客体」，赫胥黎（ Huxley ）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 Boswell ）和莫烈（ Morley ）等的长篇传记，弥儿（ Mill ）、弗林克令（ Franklin ）、吉朋（ Gibbon ）等的「自传」，太恩（ Taine ）和白克儿（ Buckle ）等的史论； …… 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工夫，描写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萧士比亚（ Shakespeare ）和莫逆尔（ Molière ）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微戏」（ Symbolic Drama ），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 ──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天梅兰芳正在唱新编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还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尔滚衮》呢！我也不往下数了。 ── 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切， …… 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 ── 以上所说，大旨只在约略表示西洋文学方法的完备。因为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作模范的好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拟几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如下： 　　（一）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我以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剧，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作长序及著者略传，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诗歌一类，不易翻译，只可从缓。 　　（二）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　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 ── 这样译书，不如不译。又如林琴南把萧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萧士比亚的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 　　三、创造　上面所说工具与方法两项，都只是创造新文学的预备。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工夫罢！ 此文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http://wenyixue.bnu.edu.cn/html/jingdianwenben/zhongguowenlun/hushi/2006/1127/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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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jiangtisheng 2014-3-9 02:54

按：该文是胡适先生发表于1918年《每周评论》上的论述。当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中国正处于各种思想潮流、各种学派观点交融的时期。就中国当时面临的形势， 与李大钊等展开了“问题与主义”针锋相对的辩论，用这篇文章阐述了他对于中国社会问题前瞻性的观点。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 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诀。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科，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此文写于民国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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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读新诗之胡适

热度 1 Mech 2014-2-3 08:18

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型的帅才。机缘巧合，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我个人理解，白话诗就是用白话写的诗，可以是有格律的旧体诗，也可以是无旧式格律的新诗。 《尝试集》中两种诗都有，而且在我看来，类似旧体诗的白话诗写得普遍比新诗好。而写得好的新诗，多少也有些像旧体诗。虽然我理解当年尝试用白话写诗的难处，但也不能不觉得，单就诗而论，多数确实不很精彩。 开篇一首“蝴蝶”，往往有些索隐式的解释，其实倒是颇有童趣，能算是上品的儿歌。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麼，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还有首“希望”，好像被谱成曲成了流行歌曲，我年轻的时候还在传唱。因此，估计这首诗在胡适诗作中最广为人知，虽然多数听歌的人未必知道词作者是胡适。我个人理解，这其实不仅是个单纯的故事，折射出普遍的人性。人人心中都有某种“兰花草”。但多数情形却是，有心栽花花不发。就算是花真开了，往往也不过如此，希望满足同样是失去。 希望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我个人很喜欢“一笑”。诗其实一般，但意思有些耐人寻味。人生在世，免不了身不由己，行色匆匆。因此难免要错过很多。只是这些所谓的“错过”未必是真的错过，正相反，恰因为错过的感觉，让所谓错过的，成为了永恒。 一笑 十几年前， 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 我当时不懂得什么， 只觉得他笑得很好。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只是他那一笑还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 我借他做了许多情诗， 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 有的人读了伤心， 有的人读了欢喜。 欢喜也罢，伤心也罢， 其实只是那一笑。 我也许不会再见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 《尝试集》之后也有些不错的新诗。例如收入《胡适文存·尝试后集》的“也是微云”。赵元任给该诗谱了曲。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过後月光明。 只不见去年得游伴， 也没有当日的心情。 不愿勾起相思， 不敢出门看月。 偏偏月进窗来， 害我相思一夜。 值得一提的或许还有胡适的哲理诗。《尝试集》中“梦与真”用类比而不是议论说明道理。 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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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后（5）： 大奶子要不要去争取？

热度 9 Majorite 2014-2-1 10:47

大奶子要不要去争取？ 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教授学者是一群纯真脱俗的，比当下中国大学那些教授整天空虚地端着架子想着争着自己的名利钱财可爱得多，例如，北大著名教授胡适就曾专程到上海中西女塾（中学）发表 “ 争取大奶子 ” 的演讲，他说： “ 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 ” 文科教授这番演讲，生物学教授张竞生受不了，认为胡适的说法即没有科学理论根据，也没有统计数据支持，而且有欺辱青年女生、哗众取宠之嫌，于是到报纸上发文大加挞伐。两位教授就“大奶子”的问题，公开进行了几番笔战。 这问题要放在现在教授们的眼里， “没什么大不了的”(广告词）。 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搞政治的人，一旦权力到手，就以“中国人民素质不足”为由，拒绝实行民主宪政。对此， 北大教授胡适反驳道：“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两回便熟了；上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 依胡适教授看来， 民主宪政如同“大奶子”都是对中华民族有益的，都是要争取才能得到的。 胡适教授还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现在的北大教授还敢公开讲这样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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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胡适）

热度 1 gl6866 2013-10-10 21:33

【按】大学校长每次面临学生毕业之际，都要做一通毕业讲话，对即将走向社会的年轻学子发表一番演说。鼓励他们在未来人生道路上勇敢前行。作为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胡适曾做过一篇题为“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的讲演，为年轻学子指明未来的方向。我看完这篇讲演，也觉得非常感动。科学网就要举办“CN域名杯‘科研梦，从这里起步’博客征文大赛，把胡适的这篇讲演贴在这里，供年轻人参考，就算是“励志”吧。 -----------------------------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吧。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疲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损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原载《独立评论》1932年7月3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jwxd/article_2013101093315.html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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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与钱穆的院士公案

热度 2 gl6866 2013-8-16 23:56

张启明：胡适与钱穆的院士公案 钱穆一直到1968年才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以他的学养和声望，院士来得如此之迟，学界未免议论纷纭。在这一桩公案中，胡适的态度颇可玩味。综合一些相关的资料，我的一个大胆假设是，因为胡适与钱穆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态度上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或明或暗的一些影响，多多少少延迟了钱穆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时间。 钱穆苦学出身，自学成才，凭一部极具功力的《先秦诸子系年稿》被当时的史学权威顾颉刚识拔，推荐到燕京大学教书。后顾又把他推荐给北京大学的胡适。钱到北大之后，凭着之前名震北方学界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出，牢牢站稳了脚跟，再加之极佳的口才，很快成了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隐隐然与胡适分庭抗礼。对钱穆的这两部著作，胡适极表佩服，虽然因为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问题，二人有过学术上的论争。问题出在这以后，当钱穆的学术路向由汉学或说朴学向宋学或说理学转变，充满敬意与温情地谈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他和胡适的分歧显现了。 在中国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胡适是最有代表意义的、集破坏与建设于一身的一位大师。他的坚定的不妥协的反传统倾向，和同样坚定的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核心价值的决心，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当然也有挖掘传统正面价值的工作，但主要是在对外国人说法的时候）。因为反传统，所以胡适对那些褒扬传统的学者一直不怎么喜欢，而更亲近与他有共同留学背景和大致相同价值观的人。他可以很敬佩传统气味很重的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们，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但是他很难与这些人发生心灵上的呼应与共鸣。他敬佩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功力，是因为他们在治学中具有的科学的、实证的精神，而不是因为他们对传统文化表示好感。假如钱穆顺着自己以前的治学路数，仍旧进行以纯客观的考证为主的史学研究，胡适也仍旧可以保持对钱穆的佩服，但钱穆转向了，他转向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此过程中，他的保守倾向亦即中国本位文化立场一览无余。而钱穆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宏大叙事，在胡适看来，可能是大而无当、无法实证因而人言言殊的。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固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作为科学的学术研究，先带着一种成见，必然会扭曲和遮蔽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蕴含的危险因子也可能会在“温情与敬意”下合法化。他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评论了这时候的钱穆：“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因不同的学术路向，而导致对极权的不同态度，这在对人宽容的胡适来说，是很严厉的评价，说明他和钱穆之间在根本处有着严重的歧异。同时，这两人的歧异，也代表着以胡适为领袖的主流学术界和钱穆的歧异。傅斯年作为胡适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这时是主流学术界的实力人物；史学界最负盛名的陈垣和陈寅恪，尽管情感上离不开中国文化，但并不把宣扬传统价值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一点有异于钱穆，而且他们与钱穆的私人交谊也远不及他们和胡适的关系。因此，当时钱穆在一般知识界虽然影响很大，但实际上被排斥于或说自觉地疏离于主流学术界之外。 对这一段公案，钱穆的学生严耕望有这样的描写： 　　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钜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严氏这段描写大体公允。因此，当中央研究院在1947年酝酿、在1948年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时，钱穆的处境很不好。他当时的名气很大、著作很多，“论学养、成绩与名气，先生必当预其列，但选出八十一人，竟无先生名。中研院代表全国学术界，此项举措显然失当，所以当时有‘诸子皆出王官’之讥”（严耕望语）。院士选举特别是人文组院士选举，胡适有极大的影响力，具体操办此事的傅斯年则非常尊重胡适的意见。所以胡傅联手，就基本（不是全部，也不是最终）能够确定人文组院士的选举。在选举之前胡适和傅斯年分别开出的人文组候选名单里，就都没有钱穆的名字。胡适开出的人文组里面的历史学家名单是：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傅斯年开出的是：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或柳诒徵。 院士选举中有提名权的为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1935年选出），这时人文学科方面的评议员除胡适、傅斯年外，还有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王世杰、张其昀、何廉、周鲠生、吴定良等。笔者未能看到这些评议员们提出的人文组的初始名单，但凭钱穆的学术成就和声望，他被素少门户之见的二陈或与其文化立场相同的张其昀提名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完全可能在第一轮的初始名单中。这一名单有510人，包括数理、生物、人文三个组。经过选举筹备委员会的审查和表决，由510人压缩到402人，又压缩到正式候选人150名。150人中，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就在这最后确定的150名候选人的大名单中，钱穆已经不在其中，说明他未通过选举筹备委员会的审查。通过了审查的人文组史学的候选名单是：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徐炳昶、徐中舒、陈受颐、李剑农、柳诒徵、蒋廷黻，共9人，要从这9名候选人中正式选举产生3名院士。在上述胡、傅名单里都有的陈垣在候选人名单中被列入了哲学，也许是他精研宗教的缘故；胡适名单中的张元济被列入了中国文学，傅斯年名单中的余嘉锡也被列入中国文学。1948年3月，正式投票选举院士。在最后当选的院士名单中，人文组的史学是陈垣、陈寅恪、傅斯年和顾颉刚，陈垣重回到史学，总人数则由3人增加到4人。 从上列名单的变化可以看出，正如严耕望所说，钱穆“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在主流学术界并没有话语权。钱穆未能当选为第一届院士，在他自己，是颇为难堪的，后来也一直耿耿于怀。据严耕望回忆，“一九六六年夏，研究院将举办第七次院士会议。这年春间，几位年长院士也许有了觉悟，拟提名先生为候选人，其时我已在香港，得史语所同人的信，请我就近征询先生同意，但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的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钱穆的愤慨是有道理的，他当时已有国学大师、史学大师之名，虽然在主流学术界没有话语权，但也有自己的一批追随者，和国民政府方面也有着良好的关系，加之又非常自负，因此代表学界最高荣誉的院士头衔，他没有能够得到，情何以堪？但平心而论，与最终当选院士的4位历史学家相比，他还是欠缺一些条件。陈垣和陈寅恪是当时史学界声望最著之人；顾颉刚成名甚早，“古史辨”派影响甚大，又是最先提携钱穆之人，钱穆总不能对顾表示愤慨。剩下的只有傅斯年，但傅在学界势力极大，对中国古史确又深造有得，加之一直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想不当院士都难，钱穆即使对他愤慨，那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平心而论，钱穆即使确实不够条件当上第一届院士，但在150人的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是说不过去的。与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最终未选上的徐炳昶、徐中舒、陈受颐、李剑农、蒋廷黻相比（柳诒徵不以史学、而最终以中国文学入选院士），钱穆是毫不逊色的。 在提出、酝酿候选人和最终的选举过程中，胡适的态度，如本文开头所说的，是不是或明或暗的对筹备委员会其他成员产生一些影响呢？我认为多少是有一些的。从30年代到40年代，他对钱穆的好感逐渐降低，上引胡适1943年的日记可为一证。他由美返国执掌北大后，在与朋友们的闲谈中，会不会无意中透露出他对钱穆的不认同？抗战胜利北大复员傅斯年代掌北大，只因观点的不同而不聘钱穆是没有道理的。胡适正式接掌北大后，并没有改正傅斯年的这一决定，这就向主流学术界释放或强化了明显的信号。相较于的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胡适这方面的气魄我认为是不及蔡的。及至到了提出院士候选人名单的时候，胡适干脆就不考虑钱，他的这一态度经小范围的吹风放大（中国向来是无密可保的），对其他评议员们是不是会有些暗示呢？按说以胡适的胸怀，他是不至如此的，但凡人都有软肋，也许胡适自己不觉得，但在我们后来者看来，胡适这时候也许难免动了他自己一再避免的“正谊的火气”。比如，他的名单中有吴稚晖（哲学），吴老先生影响大、功劳大，是值得尊敬的，但要说在学术上有多大贡献，怕也不能很服人。假若说是看中他思想上的创造力和影响力，那么梁漱溟、熊十力以至冯友兰也不可低估，但胡适的名单中也没有他们（冯友兰后来在150人名单上并当选，梁和熊不在150人名单上）。我们把梁、熊、冯和钱穆结合起来看，就能知悉胡适的“正谊的火气”是什么，就是对那些认为中国文化有独特价值（更进一步就是比西方文化价值还高）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以至深闭固拒。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胡适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指明的道路是切实的道路，中国要从老大帝国、中央帝国--过去是形式和心理上的，现在心理上还有残存--转型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国际大家庭的重要但是平等的一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子一定要保持警惕，特别是对极权和专制（反过来说就是奴性）的传统元素一定要一刀两断。所以在文化选择上，在安身立命之处，我站在胡适一边，而不站在钱穆一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说，胡适可以不赞同钱穆的见解，并进行辩驳和争论，但不能无视钱穆这类人的存在，不能利用自己巨大的克里斯玛式的权威影响他人对钱穆的评价（只是我的臆测，希望不是如此），不能不给钱穆一个应有的、公正的学术地位。钱穆假如在150人名单内，选不上，钱穆无话可说，我们也无话可说，但他居然不在名单内，不在学界领袖胡适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内，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因之才有上引“诸子皆出王官”之讥--指人文组当选院士多为史语所人员或与史语所有极深渊源--或许正是主流学术界以外的人对胡适影响选举的暗讽（胡适年轻时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钱穆本人一直到老当然对胡适的倾向是心有余憾的，在《师友杂忆》中对胡适尽管着墨很多，但文字不温不火，态度不冷不热，我们细细体味，其中大有意趣。 胡适于1962年逝世。在他的中研院院长任上，进行过三次院士选举，钱穆始终没有成为院士。史学方面，1958年4月的院士会议，选出蒋廷黻、姚从吾和劳干为院士；1959年7月，选出杨联升为院士；1962年2月24日，即胡适逝世的当天，选出陈盘和何廉为院士。这期间，因为钱穆的学术成就，不少学者觉得应该把钱穆选上。严耕望就认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能尽罗全国显著学人，任令钱先生独树一帜于院士团体之外，已不应该，别人担任院长，事犹可谅，胡先生无疑为全国学术界领袖，若仍不能注意到此一问题，更属遗憾”。所以他“勇敢的给胡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此项意见，希望他积极考虑，并很直率的说，我此番心意，不是为钱先生争取这项无用的荣衔，因为先生学术地位、中外声誉早已大著，独树一帜，愈孤立，愈显光荣；但就研究院而言，尤其就胡先生而言，不能不有此一举，以显示胡先生领袖群伦的形象”。胡适激赏的杨联升也于1959年9月12日致信胡适，提到钱穆的事：“中研院（或史语所）似宜放大通信研究员范围，（无妨增至一二十人）则便于增进对国内外（包括外国人）学人之联络。（例如钱宾四先生，我觉得史语所应该聘作通信研究员，如果怕他不答应，等他明春到耶鲁时我去问问他）”。杨联升这时刚当选为院士，也许知道了一点中研院特别是史语所的内情，信上并没有提到院士的话，但独独把钱穆提出来，言外之意自明。但钱穆这几年始终未成为院士，我不知道是他根本就未被提名，还是因第一届未能当选而拒绝提名。但据上引严耕望对1966年劝说钱穆的回忆看，这几次钱穆似乎根本未被提名，66年的这一次是第一次被提名。这一次钱穆断然拒绝，严耕望只好通知史语所撤消提名。一直到了1968年举办第八次院士会议，钱穆才同意提名，当选院士。严耕望评论说：“先生之当选院士，对于中国史学界，尤其对于中央研究院，意义重大……象征中国学术界之团结，也一洗中科院排斥异己之形。”严是钱的学生，字里行间当然有维护钱的一面，但撇开严的议论，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 揆诸胡适一生的为人，他的宽宏大度、海纳百川，钱穆未能早日成为院士，胡适也许深有苦衷。第一次选举时胡适未提名钱穆为候选人，也不能证明之后的几次选举他仍未考虑钱穆。据严耕望回忆，他向胡适提出钱穆应为院士，胡适“深表同意，与在台几位年长院士筹议提名，但少数有力人士门户之见仍深，致未果行。一九五九年我由美回台后，胡先生曾有一次欲谈此事，又默然中止。后来姚从吾先生才将原委简略的告诉我。”原委是什么？据姚从吾的学生李敖说：胡适曾拿自己的钱搜集钱氏的著作，而且提名其竞选院士。“可是人文组开审查会议时，李济负责审查，他说钱穆反对胡适，我们不能提名他竞选院士，胡适当时解释说：‘我们今天选举院士，是根据他的学术著作，不应该扯到个人恩怨上去。’结果李济又用钱穆没有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提出否决，因此钱穆不得提名。”李济是现代考古学大家，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后到史语所主持殷墟发掘；现在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胡适回台接任中研院长前，曾请李济代理中研院长，他的意见当然是有分量的。而且他对钱穆的不满不屑甚至表现于大庭广众，据余英时的回忆： 一九六O年春天，钱先生在耶鲁大学访问，哈佛燕京学社请他来作一次演讲。钱先生的讲题是“人与学”，……杨（联升）的口译十分顺畅。当时听讲的人很多，李济之先生也恰巧在座。李先生平时喜作青白眼，那天我偶然注意到他白眼时多，青眼时少，感觉十分有趣。事后杨先生告诉我，李先生第二天盛赞杨先生的译才，把原讲的“语病”都掩盖过去了。杨先生只好付之一笑。我记下这一段趣事并不是要算什么旧帐。我是想以此说明当时台北学术界主流对钱先生和新亚书院确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李济之先生不过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据说当时研究院的领导层中，还是胡适之先生的成见最浅） 余先生的这段回忆很生动，结合严耕望的回忆和李敖的说法，主要是因为碍于李济的面子，胡适不想和这位老朋友因为钱穆而在晚年搞得过分不愉快，因之没有更多地为钱穆说话。但以胡适的地位，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考虑，他似乎应该再花点力气为钱穆争一争的。他不能出大力或者竟至不愿出大力，或许是还有那一点点的“正谊的火气”在作怪，心底里仍在排斥钱穆？如果他在世的时候，钱穆能成为院士，两位老者同室切磋，共话中国文化的未来，那该多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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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功不唐捐

热度 5 taol 2013-5-23 19:56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尽管是出自那个特殊的年代，现在看来胡适的有些药方并不过时。前些日子，自己也是有过对未来的迷茫。路毕竟是自己去选择，自己去行走，越是这个时候对未来考虑的也就越多。要真正负担起责任，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 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脸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 【 尽管学生时代也有所谓“压力大”的时候，但是看看真正意义上走上社会的人就能了解，毕竟只是“学生的压力” 】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 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 。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 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 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 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 “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 (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 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 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 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 “功不唐捐!” 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 (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 胡适提到两类“堕落”方式，别说那个年底，就是在自己所认识的人当中，也不是少数。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也是不以为意的。我想这才是最危险、最堕落的方式吧。胡适的药方是开了，但是方子怎么用还是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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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自由中国》

热度 1 zywsict 2013-4-23 20:44

《自由中国》 是一个深受胡适（ 1891.12.17 － 1962.2.24 ）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政论性刊物 。它 是在国民党大溃败的大背景下，由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发起，于 1949 年在台北创立，前期的发行人是胡适，社长为雷震，由于胡适在美国，实际负责人是雷震。胡适在去美国的轮船上为《自由中国》 撰写了发刊词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宗旨就是 “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为自由的中国。” 蒋介石败逃到台湾后，依然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厉行“报禁”“党禁”，台湾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被严格限制。在此背景下，争取言论自由成为《自由中国》的首要目标。 1951 年 6 月 1 日，《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得罪了台湾特务头子彭孟辑，遭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后来依靠胡适的名气，还有雷震的私人关系化解了这次风波。 1951 年 10 月 1 日，《自由中国》刊登《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基本条件》和《 舆论与民主政治》两文，提出“言论自由是一种天赋的基本人权”，直言“民主政治就是舆论政治”，即“被治者对于政府的谋划和施行的公共政策，自应随时发表意见，交换意见，自由讨论，公开辩难 。 1953 年国民党七大期间，《自由中国》刊登《再期望于国民党，读七大全会宣言以后》和《“监察院之将来”》两文，提出民主宪政和三权分立，获罪政府当局，尽管由于胡适的据理力争和积极斡旋，雷震还是被国民党当局解职，开除党籍。 在蒋介石 70 岁生日的时候， 《自由中国》 出版了 “ 祝寿专号 ” ，发表了胡适、雷震等人撰写的十几篇文章，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是大权独揽，要求国民党要选拔人才，限制 “ 总统 ” 的权力，实行 “ 责任内阁制 ” ，军队 国家化 等等。 蒋氏父子得知后暴跳如雷，决定采取措施，对《自由中国》进行封杀。后来，在胡适的斡旋下，雷震等人发表声明才勉强渡过危机。 《自由中国》等媒体和胡适、雷震等知识分子都主张要遵守和维护宪法，反对蒋介石连任，连续刊登了 《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护“宪”乎？毁“宪”乎？》和《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等文章 ，仍然阻止不了蒋介石连任。蒋成功连任后，趁胡适出国做访问期间，将雷震等人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胡适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海外发表了支持雷震与《自由中国》的言论，但都非常的缓和。回台湾后设法积极营救雷震，向蒋介石求情和写特赦书都不奏效。 胡适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一直支持《自由中国》，多次化解了《自由中国》的危机，但他不敢和蒋氏父子决裂，所以在雷震被捕后不敢探监，不敢公开谴责政府，声援雷震。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蒋介石需要胡适为他衬面，另一方面暗地里对他恨之入骨。胡适是提倡自由与民主，当然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但他也逃脱不了世俗，也需要更好生活，也需要荣誉，而这些蒋介石都可以提供给他。所以双方尽管矛盾重重，都不敢公开决裂，只是相互利用罢了。尽管这样仍然磨灭不了胡适为自由与民主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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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尝试歌”颂吾师：我导师的深意

LongLeeLu 2013-2-7 04:25

胡适 作 “ 尝试歌 ” 颂吾师 ：我导师的深意 当年放洋，导师赠送“科学研究艺术”，题写胡适自古成功在尝试诗。“科学研究艺术”一书给我智慧；胡适自古成功在尝试诗， 也给我鼓励。但没读过胡适，老同学赠送我一书，沈卫威的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读来方感 导师的深意。 尝试篇 “ 尝试成功自古无 ” ，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 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 “ 尝试 ” 两个字。 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 作 “ 尝试歌 ” 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内容简介： 本书是《旧事与新知丛书》之一，在很多年以前，人们习惯于说 胡适朋友遍天下。 50 年代，大陆有强大的批胡浪潮，他的儿子和他昔日的朋友，以及众多的学生都上阵了，当然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是被迫，也有真的出自内心的对胡适的不满，关于胡适，当时毛泽东思想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他作为诤友，不乏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台湾先后两次国剿他，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表面对他和和气气，背后和内心却十分讨厌他。因为一个专制独裁政府是不容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的。对他客气，是碍于胡适在国际上的大名，是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对政府有用，这点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装饰，对此胡适自己也十分清楚。 作者： 沈卫威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01-01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难得沉默－代序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写在前面：写诗言情、讲学议政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第一辑 诗缘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逼上梁山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尝试集》自序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评《尝试集》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尝试集》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论胡适的诗 ·自古成功在尝 ... 《文学改良刍议》与欧美意象派诗潮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第二辑 情缘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警告中国的女子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婚姻篇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演说吾国婚制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 ... 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致母亲（一）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致母亲（二）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致胡近仁书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与高梦旦谈自己的婚姻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生活中的女性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的情爱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韦莲司与胡适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和陈衡哲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 ... 《络绮思的问题》的作者告白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对中国婚俗的态度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的婚外恋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再谈胡适与佩声的关系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第三辑 人缘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人生准则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我多管闲事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我的儿子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我的女儿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的小儿子思杜之死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播种者胡适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思想批判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与毛泽东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与蒋介石三任总统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适与国民党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胡祸呢 ? 还是祸胡 ?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后记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 cip ）数据 自古成功在尝试 : 关于胡适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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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近世代数鼻祖算错账 送掉了50个四合院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3-2-4 14:35

何亮亮：1910年的夏天， 胡适 到北京参加留美官费生的考试，放榜那一天，他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达史家胡同的考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胡适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据胡适回忆，之所以从榜尾倒看上去，是因为他自信自己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他的名字，不禁大失所望。不过，当他看过榜单最上面，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 胡适再拿着灯照读“正取”的榜，仍然是倒读上去，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再仔细一看确实“胡达”而不是“胡适”，胡适耐着性子再看上去，相隔很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胡适后来回忆说，他坐车回往地的时候，高兴之余心里却也想着胡达不知是谁，几乎还我空高兴一场。这个让胡适之几乎空欢喜一场的胡达，就是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胡明复。《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都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诞生的，在九位发起人当中，胡明复的学业非常出色，能与之竞争的只有赵元任。 据胡适回忆，他们两个人每学期的总平绩总是在九十分以上，在康奈尔四年，他们两人每年的总成绩都是全校最高的。1917年，胡明复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被近代史家们视为“中国现代数学真正开始的标志”。当时他的博士论文被发表在美国的一流数学杂志上，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广泛注意。在胡适的印象中，胡明复学的是数学物理。但是他“颇注意于他所专习的科学以外的事情”。 在中国科学社创立之初，许多章程都由他独立设计，1916年，中国科学会在美国开第一次年会，社长任鸿隽查询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资料，才发现这个老牌科学组织的运行与胡明复的设计“竟有许多不约而同的地方”。 有了数学家的称号，中国科学社的会计自然非他莫属。不过看似都和数字有关，但是数学博士毕竟和会计不是同一个门类，胡明复算错的时候也不少。曾有有留心过科学社的账目，发现有时候数目对不上，当然，吃亏的从来不会是科学社，而都是胡会计他自己。根据胡明复的统计，10多年中，他为科学社捐的款项达到了两万多银元，在当时这笔钱可以在北京买到50个四合院。 胡明复称自己是科学的“开路小工”，回国之后，他仍然主持中国科学社的社务，长达10年之久。1928年，胡明复在家乡无锡因为有用意外溺水，逝世的时候年仅36岁。 《腾飞中国》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节目专区】 主持人：何亮亮 【主持人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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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打麻将为什么不和牌- 谈“全盘西化”论的失败

热度 3 JRoy 2013-1-24 10:07

全盘西化不是什么新创举，可以追溯到天演论翻译家严复。他从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得出人类也需顺应“运会”（意同进化）。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都是自私的，而自私带来自营，自营带来自治，自治带来自由。 这就是严复认为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为什么富强的原因。中国也应追循此进化之道。 晚清维新人物容闳（1828-1921）提出的“西学东渐”之说，把西学看作是中国富强之唯一可行之道：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不过，提倡全盘西化的鼻祖并不是严复或容闳，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适者生存”给自己取笔名的“胡适”。 胡适毕生终身致力于全盘引入西方的人文思想，哲学体系和民主自由治国信仰。他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与诸子进行对等比较研究，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虽只出版了上卷，有下卷，可都是以西学研究方法作为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他的“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方法论对也对中国学术发展影响深远。 胡适参加过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几次著名的观点论战，这几次论战对于中华文明进步和转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可笑的是，胡适在这几次论战中多数都站在落败的一方。在上世纪十年代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所反对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2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人权论战”以反党治的胡适和罗隆基被迫辞公职去，离开上海而转赴京津另谋生路而告终。在与学贯中西的胡先骕的“文学之争”中，胡适所宣称的文学的“时代精神”终敌不过胡先骕的“勿鹜于时代精神”的观点。事实证明趋时的文学作品无法禁受时间的考验。只有含有“不朽”的要素，超越时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传世的价值。只有在与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的“科玄论战”中，胡适所支持的科学派吴稚晖占了上风。 胡适的全盘西化是在华夏文明处于最低谷的五四时代提出的，如果把当时的历史特定条件放进去，胡适的观点对于封闭的中国有其警醒功效，对于国民们摒弃封闭盲目的唯我独大的精神，敞开胸怀迎接西方文明，科学技术，人文伦理，哲理思辨方法，华夏文明的升华有着积极意义。可这种对西学的投降式的俯首称臣一直被诟病，挑战。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验证，“全盘西化”论渐现颓势，破绽百出，无法自圆其说。胡适的一些推崇西方文明的惊世骇俗言论如今听起来也不再振聋发聩，只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妄自菲薄和无缘无故的自残趋向：中华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 华夏文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洗礼，已经从西方文明里汲取了大量的养分，从愚昧封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生的儒文化，既有自身固有的兼容凝聚的优点，又包含了基督文明的重要元素如科学技术，逻辑思辨等等。这种新生的儒文化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中迸发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活力。这和经历过文艺复兴时期猛烈批判的基督教一样，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而至今仍然是西方的民族主体价值。它同新的价值观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的基本价值体系。当然，这已不是原本的中世纪的基督教，而是经过宗教洗礼的基督教。同文艺复兴思潮一样，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也渗透着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 西方是权力本位的道德价值（right-based morality），所强调的是个人权力的合法性和不可剥夺性， 这种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公民对抗国家权力的武器，常常在个人和国家对抗的脉络中被论述。 而中国是德信本位的道德价值 (virtue-based morality)， 强调的是与人俱来的责任（obligations）如孝道，家责，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儒文化是把家国的利益至于个人权力之上。 前者是契约责任关系，后者是人依其职何人应尽的职责。责任重于权力，职责先于契约。 西方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在以纳什非合作的自我利益的基础上的，是自下而上的，每个成员把合作看做是获得最大利益的唯一途径。 而儒文化则是自上而下的，把自我贡献看做是成员获利的最佳方式，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成员通过自我牺牲和贡献和来构筑坚强的集体，以达到给每个成员提供最大的利益。这种儒家文化观念在现代经济竞争中体现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均是以儒家文化基础形成的经济竞争优势迅速富强起来。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更展现出无可比拟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了经济连续30年两位数的增长，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进入本世纪以后，东盟之中另一个儒文化国家越南，也遵循了同样的发展途径，加入了经济高速增长国家之列。这就了证明了一个事实，儒文化体现了其他文明不具有的现代经济所需的文化价值体系，这是具有规律性的必然。儒文化优越的东西，像勤劳的人口，单一民族，重视家庭，讲究人与社会整体的和谐，是西方国家没有的，能够象火箭助推剂一样让儒文化圈国家取得了欧美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在任何此类时间段内都望尘莫及的突飞猛进。这种优势不仅能在劳动密集型的经济结构里凸显其无私耐劳的优势，还能在经济转型后的技术经济结构里继续得以保持。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属于亚洲，这不无道理。而另一反面，西方价值体系的种种弊端日益呈现，“人人为我，我不为人”的极端自私，贪婪造成的社会经济弊端已让西方社会陷入无法解脱的价值观陷阱和财务债务之中。对于地球有限资源的不合理的霸占让西方无法忍受其他文明崛起，短视的民选政体缺乏历史责任感，行政效率低下，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亚洲，儒文化圈以外的国家的发展速度就远远比不上儒文化圈国家。以菲律宾为例，被西班牙殖民三百三十多年，后又被美国殖民半个世纪 ，是基督教国家。又是民主国家。基本上全盘西化。但是其腐败、落后、贫穷、内乱非常严重，且暴力恐怖主义盛行，菲律宾的经济如果没有少数华侨撑着，更是糟透。综合所有社会指标如发达、清廉、高效，或仅从富裕程度上看，和儒文化圈，如日韩港台新相比，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不仅如此，其他非儒文化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命脉几多都由华裔后代控制。这些这些大多已是3-4后代的华裔的儒家文化烙印依然非常显著。在这种情形下，再奢谈什么“全盘西化”就是仰短避长了。 这个函数可以解读为每个参与者的贡献为 ½, 则获利总和为1(最大值)，减掉成本函数，就是参与者的获利。 反之，如果如果参与者的贡献小于1/2，则获利总和小于1，参与者的获利也就相应减少。 这种利他性的价值观只有在单一文化体系主导的社会里才能发挥其优越性。 胡适老先生不是学理科的，所以他的论点经不起数理的推敲，他的观点也经不起历史的验证。胡适死于1962年，没有看到儒文化国家上世纪后半期的经济上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儒文化的的活力这个历史事实。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估计会为自己的“全盘西化”观点扇自己的嘴巴。 胡适的晚年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对胡适有个非常精彩的评论。有一次胡适打麻将，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的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最终还是和不了牌，而牌桌上家那位女太太则慢条斯理，运筹帏幄，她只摸清一色，而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很快就和牌了。这恐怕就是胡适一生的写照吧，手忙脚乱，七拼八凑，无法为自己的理论圆场，敌不过打清一色的对手。 注： 数学推导参见Can Altruism Hinder Cooperation? by Keisuke Na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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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人嫌胡适

热度 1 sunon77 2012-12-10 05:34

当年胡适做中研院院长的时候，想请吴大猷回来做继任。吴大猷客气地回绝：“我不行。我偶然回来一次，大家对我还客气；真的回来了，大家就会讨厌我了。别说中研院，清华大学里面的人，也会骂我的。” 胡适劝道：“我已经被骂了四十年了。我觉得应该做的，只要60%对国家有利，40%被骂，我不怕骂，我还是会做的。为什么我在外国，别人对我很尊敬，回来后会被骂呢? 因为我认为应该说的，应该做的，就不怕别人的批评！” 中国的科技界，可能还缺少像胡适这样的讨人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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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与陈词

热度 2 陈龙珠 2012-10-7 09:37

@CCTV证券资讯中心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胡适 今天06:13 来自 皮皮时光机 陈龙珠sh ：那是民国时期的胡说，共和国时代的陈词是，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一件事: 看他们的官员车、军警车和私家车在路上是怎么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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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和教育等问题与朋友的对话一

热度 8 yanjundu 2012-10-5 12:16

国庆假期，约好友在咖啡馆一起看书。我捧一本《胡适的声音》，她读《李开复自传》，想到什么问题就一起讨论，基本上是她在提出问题，我尝试回答，内容涉及电视、报纸、主持人、自杀问题、小孩子教育、孝顺、鲁迅与胡适、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等社会、教育和政治问题，不知不觉就讨论了三个多小时 。我跟她开玩笑说：“我们今天的讨论， 像一个访谈节目，你是主持人，我是嘉宾。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由于你读过不少书，对许多问题有思考，有疑问，所以问题都很棒，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很多大众司空见惯的问题，你会问为什么；而且能根据我的回答，深入提问并能跟着讨论下去，最后随着两个人对话的不断深入，使得我俩对问题有更深入入的思考，我相信如果今天有观众在听的话，大家对这些问题也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假如今天能把我俩的对话录下来，绝对是一期非常棒的节目，只可惜这样的节目通不过审查，因为我们的谈话太自由，太有批判性，而且还涉及到很多敏感词。” 下面是我根据回忆整理的部分可以贴出来的对话，作为一个理科生对社会学等相关问题的不成熟看法。因此，很多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荒谬的，还请大家指正。放在这里，也是作为我自己思考问题中间过程的存档。 朋友问： 不成熟的看法是否要表达？是不是应该等认识成熟之后再说出来？ 我答： 我认为不成熟的看法可以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把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有助于大家的讨论，根据讨论，才能够使得不成熟的看法逐渐变得成熟。我觉得国内的教育目前就缺乏一些探索性问题的提出，以及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目前的教科书的内容都是“成熟的看法”，但是“成熟”的另外一面就是“陈旧”和“过时”，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鼓励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甚至编书发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部非常好的著作，这是他在西南联大上课时给学生一边探索一边讲的内容，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提出的概念一般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所以有时候会片面，但是，教育（特别是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任务不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学习，而主要是引导学生向未知领域的进军。至于最终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不成熟”就代表着，可能遭到批判，但是会引发大家思考，我觉得能够引发大家探讨的观点，就是值得提倡的。 朋友： 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当初在李宇春参加“快女”选秀时，特别看不惯她，就到处在各个论坛和贴吧里说李宇春的坏话；为了说更多坏话，她不断搜索和收集李宇春的相关资料，当她搜集到相当多资料的时候，她发现了李宇春的好，开始就变成她的铁杆粉丝了。那我的朋友是不是在没有足够认识清楚李宇春的时候就不应该发表对她的不利评论呢？是否应该等到看法成熟了再去评论呢？ 这样子是不是很不好，这不是成了两面派了？一会认为是 A，一会又认为是B，回头又成A了。 我： 我们所谓的成熟看法，也就是自认为正确的看法，在别人或者过几年自己看来还是不成熟的的。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一个非常成熟和正确的观点，因为对事物的认识可能是不断趋近真理，所以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比较好。你的朋友当初可能就是因为在论坛中提出李宇春的不好，然后看到别人的反驳意见，不断修正自己的意见，才改变主意的。如果当初没有把不成熟的看法贴出来，可能她一辈子都看不惯李宇春了。哲学上说认识的全过程：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所以，也保不准她将来还会改变主意，但是在论坛中的辩论中，使得大家对李宇春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朋友： 是否需要那么偏激？ 比如你刚才说“一定要废除 **”，是不是应该说“我们提倡。。。”，这样缓和和中庸些比较好。 我： 这点我倒是认同胡适和梁漱溟的态度，对事情的看法不应该是中庸的，一定要是极端的。按照胡适的看法，是“反对调和”。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批判的态度只认得是与不是，好与不好。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如果我们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也不走了。所以批判的时候，只是认定一个“是”的方向走，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出来调和。 朋友： 你喜欢哪些主持人？ 我： 我比较喜欢凤凰卫视的几个主持人，像阮次山、杨锦麟和曹景行，喜欢的原因也就是我认为一位出色的主持人应该具备的特质。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不是普通话要有多么标准，人长得要多漂亮，而是要有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独立思考，有思想。普通话只是众多方言中的一种，主持人的普通话只要能让大众听懂即可。电视台的领导们，应该在除了新闻联播之外的其它节目，不再把普通话的标准与否、人的外表看得那么重，而应该更看重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一个人是否有独到的思想、是否有好的思维。相信有这样主持人的节目更精彩。 我问：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报纸？ 朋友： 《京华时报》。 我问： 为什么？ 朋友： 因为《晨报》都是昨天的消息，用来休闲娱乐的版块比较多，《北京晚报》呢，晚上下班后一般没有时间阅读，而且这两个报纸都是陈述了事实，没有自己的观点。而《京华时报》是中午刊出，对于慵懒清闲的人来说，下午就有时间阅读一下。 我： 那你的依据是新闻的时效性评判了。我比较喜欢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要知道《南方周末》作为一个地方的周刊报纸，比《人民日报》这个需要很多行政和事业单位订阅的日报，发行量还要大，为什么？说明读者认可《南方周末》，我觉得《南方周末》能在现有体制下，尽可能的去做一些相对自由和开明的报道和评论，是值得鼓励的 。 朋友： 你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多的疑问？我小时候就有很多的疑问，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比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数学公式和定理是这样的，我就问老师，这些公式是用来干什么的？结果老师告诉我，这个公式是用来算对这道题用的。 我答： 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失败之处。很多知识，老师没有告诉我们是有什么用，只是在那一个劲的灌输，遇到乖学生，就乖乖地学习，遇到不乖的，由于不知道学这个有什么用，就不去好好学，自然成绩不好。 如果教师能够告诉这些不乖的学生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学生会有兴趣去学习，不乖的学生中有部分是有潜质学好的。可惜在灌输式和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下，一些潜在的人才就被耽误了。 朋友：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个学生读初中时遇到难题，就请教老师，老师说到高中就知道了，到了高中，遇到难题，老师说到了大学就知道了，升到大学，请教大学老师，大学老师说：高中前都干嘛去了？！ 朋友： 你对自杀问题怎么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每年都有自杀的？是什么原因让自杀率提高了？ 我： 一个社会有自杀现象是很正常的，应该这么分析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自杀率只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算正常，比如十万分之一；看近年来自杀率是否比较高，需要有一个对照，这和我们做科学研究一样，看施肥是否使幼苗长得更高，需要有一个不施肥的苗区作为对照。看一个大学自杀率是否高，需要与其它学校做比较，说中国大学的自杀率近年来是否增多，需要与以前进行比较，在没有比较结果的统计分析之前，不好下结论说是否提高了。 朋友： 我说说以前看过的一个报道： 一个小学要求所有女生剪掉辫子，如果在规定时间不剪掉，就不用去上学了；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妈妈催着她的女儿去剪辫子，小女孩选择了自杀。你说说怎么避免这样的自杀？ 我答 : 我觉得在这个案例中小女孩之所以自杀，问题出在两方面。首先是小孩子的母亲，平时的教育不够，小孩子之所以不愿意剪掉辫子，应该是觉得剪掉辫子不美了，作为父母，以前没有对孩子进行过“美”的教育：一个女孩子美不美，不在于有没有靓丽的外表和苗条的身材，也不在于是否有顺直的长发，而在于心灵的美，有知识的美， 内心充实的美，以及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人们的美。另一方面，是校方决策的错误。让女孩子剪掉辫子，不论是出于什么考虑，都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规定，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践踏。这两方面只要有一方面得到解决，就不可能发生这个悲剧。而其它自杀案例的避免，也无非在这两个方面：个人方面与环境方面。 朋友： 你怎么看待鲁迅与胡适？ 答：几年前，我没有读过胡适的作品，除了小学和中学教材上几篇鲁迅文章之外，我也没有自发的读过鲁迅的作品。但是，我的印象中鲁迅非常牛，而胡适是不好的。但是，那是政府的洗脑。一个人在没有读过这两人作品时，是不能盲从政府的灌输的。这两年我读过鲁迅的杂文全集，也读过胡适的四五本书，觉得鲁迅与胡适不是一个层次的。如果你没有读过鲁迅的著作，那你应该看过韩寒的博文，鲁迅和韩寒是一个层次的，对社会问题有深入浅出的评论，让人读后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韩寒被誉为“当代鲁迅”。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抬高了韩寒，在没有读过两个人的文章之前，一个人没有权利说韩寒不配当代鲁迅，据我对两个人作品的阅读，我认为称韩寒为“当代鲁迅”是可以接受的。而读胡适的作品不同，不光能对社会问题有好的理解，而且他提供给读者很多“方法”和“思维”，教给我们很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让我们凡事持“批判的态度”，多问“为什么”。我从读胡适作品中收获最大的是对于“容忍”的认同，那种容忍异己的态度是多么的重要！可惜当下的环境中，是多么的不容忍不宽容。如果说鲁迅给我们的是“鱼”，那胡适给我们的是“渔”，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另外，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大师，一定是学贯中西的，刚才说了，做出正确结论，要有“对照”，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更好理解，需要有西方文明和文化作为对照，才容易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因此，没有人敢说“韩寒是当代的胡适”，因为胡适是有学术思想的，不光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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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致毕业生：在不健全的中国 如何不堕落

吴信 2012-6-26 09:49

胡适致毕业生：在不健全的中国 如何不堕落 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脸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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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PK鲁迅

热度 27 xcfcn 2012-6-22 00:09

胡适 PK 鲁迅 这个话题说滥了。 我一直纳闷胡适怎么在大陆这么有名？毕竟胡适在49年后的大陆是缺席的！ 现在才发现，鲁迅是被捧杀的，而胡适是被棒杀的！主导势力就是 CCP 的老大毛润之。 毛同学说“鲁迅同学的骨头是最硬的”！但是，当有人问他鲁迅活到现在的话，会在哪里呢？毛主席坦率地回答：在监狱里。 看来鲁迅也不过是毛先生的一把匕首而已！ 适之大润之两岁，但是当润之还是一个师范生的时候，适之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北大教授！当然也是毛同学神往的精神导师。润之毕业后去北大图书馆谋了一份差使，有些北大教授不拿正眼看他，但是胡适却多次帮忙，甚至润之最后忙活了半年却没有出国留学也深受胡适之的影响。而且胡适曾经专门写文章捧过润之，毛先生也一直执弟子礼。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访问延安，毛泽东显露帝王之气，但也托傅斯年代为向远在美国的胡适问好！胡适却拍一电报叫老毛放下武器，立地成佛，把毛泽东气的！而且就连斯大林也是这么劝老毛的！内战胜利后，毛泽东放话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不尿。毛泽东只好悻悻然把胡适立为战犯。 鼎革后，毛借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转而大力攻击胡适，但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结果， 1956 年 2 月，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对一批知识分子喃喃地自言自语道：“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看来，润之这个学生最终还是没有战胜适之这位先生，即使润之这个时候拥有整个帝国和一群奴才以及人质胡思杜（胡适留在大陆的幼子）。 这些奴才是谁呢？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学者，也是胡适曾经的朋友和同事。请看《胡适思想批判》文集共 8 集的超豪华作者名单： 孙定国、李达、侯外庐、荣孟源、潘梓年、彭柏山、黎澍、冯友兰、任继愈、王若水、艾思奇、贺麟、金岳霖、陈仁炳、李长之、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罗根泽、王元化、陈中凡、冯至、王瑶、黄药眠、何其芳、以群、华岗、钟敬文、刘大杰、夏鼐、范文澜、嵇文甫、高亨、童书业、罗尔纲、翦伯赞、周一良、陈炜谟、陈鹤琴、陈友松、郑天挺、罗常培、钱端升、俞平伯、高一涵。 大概毛泽东跟胡适的关系不仅仅是师生之情吧，或许还有传说中的“基情”成分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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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合理利用业余时间，不堕落。（学习胡适前辈的忠告）

热度 1 lpseven 2012-5-17 17:23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两个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说(《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选自《胡适文存》第4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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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胡适

yyhsci 2012-4-22 20:59

（快要毕业了，看到胡适的散文集《不朽》中这篇文章，转过来给送给所有要毕业的同学。） ########################################################### 毕业班的诸位同学，现在都得离开学校去开始你们自己的事业了，今天的典礼，我们叫做“毕业” (Commencement) 。你们的学校生活现在有一个结束，现在你们开始进入一段新的生活，开始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自己的担子，所以叫做“始业”。 我今天承毕业班同学的好意，承阎校长的好意，要我来说几句话。我进大学是在五十年前 (1910 年 ) ，我毕业是在四十六年前 (1914 年 ) ，够得上做你们的老大哥了。今天我用老大哥的资格，应该送你们一点小礼物。我要送你们的小礼物只是一个防身的药方，给你们离开校门、进入大世界作随时防身救急之用的一个药方。 这个防身药方只有三味药 : 第一味药叫做“问题丹”。 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 第三味药叫做“信心汤”。 第一味药“问题丹”。就是说，每个人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做伴，这是你们入世的第一要紧的救命宝丹。 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年轻入世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两个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在脑子里，时时向你挑战，时时笑你不能对付它，不能奈何它，时时引诱你去想它。 只要你有问题跟着你，你就不会懒惰了，你就会继续有知识上的长进了。 学堂里的书，你带不走；仪器，你带不走；先生，他们不能跟你去，但是问题可以跟你走到天边！有了问题，没有书，你自会省吃省穿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卖田卖地去买仪器！没有好先生，你自会去找好师友；没有资料，你自会上天下地去找资料。 各位青年朋友，你今天离开学校，夹袋里准备了几个问题跟着你走？ 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这就是说，每个人进入社会，总得多发展一点专门职业以外的兴趣——“业余”的兴趣。 你们多数是学工程的，当然不愁找不到吃饭的职业，但四年前你们选择的专门职业，真是你们自己的自由志愿吗？你们现在还感觉你们手里的文凭真可以代表你们每个人终身的志愿、终身的兴趣吗？——换句话说，你们今天不懊悔吗？明年今天还不会懊悔吗？ 你们在这四年里，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业余的兴趣吗？在这四年里，没有发现自己的本行以外的才能吗？ 总而言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意儿，不是为吃饭而是心里喜欢做的，用闲暇时间做的——这种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有时候，一个人的业余活动也许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 英国 19 世纪的两个哲学家，一个是弥尔 (J.S.Mill) ，他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有很大的贡献。一个是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他是一个测量工程师，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思想家。 英国的大政治家丘吉尔，政治是他的终身职业，但他的业余兴趣很多，他在文学、历史两方面都有大成就；他用余力作油画，成绩也很好。 美国总统艾森豪先生，他的终身职业是军事，人都知道他最爱打高尔夫球，但我们知道他的油画也很有功夫。 各位青年朋友，你们的专门职业是不用愁的了，你们的业余兴趣是什么？你们能做的，爱做的业余活动是什么？ 第三味药，我叫他做“信心汤”。这就是说，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存的这个年头，看见的、听见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有时候竟可以叫我们伤心，叫我们发疯。 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没有信心，我们真要发狂自杀了。 我们的信心只有一句话“努力不会白费”，没有一点儿努力是没有结果的。 对你们学工程的青年人，我还用多举例来说明这种信心吗？工程师的人生哲学当然建筑在“努力不白费”的定律的基石之上。 我只举这短短几十年里大家都知道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亨利．福特 (Henry Ford) ，这个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小时半工半读，只读了几年书， 16 岁就在一小机器店里做工，每周工钱两块半美金，晚上还得去帮别家做夜工。 五十七年前 (1903 年 ) 他 39 岁，他创立福特汽车公司 (Ford Motor Co.) ，原定资本十万美元，只招得 2.8 万美元。 五年之后 (1908 年 ) ，他造成了他的最出名的 Model T 汽车，用全力制造这一种车子。 1913 年——我已在大学三年级了，福特先生创立他的第一副“装配线” (Assembly line) 。 1914 年——四十六年前——他就能够完全用“装配线”的原理来制造他的汽车了。同时他宣布他的汽车工人每天只工作八点钟，比别处工人少一点钟——而每天最低工钱 5 元美金，比别人多一倍。 他的汽车开始是 950 美元一部，他逐年减低卖价，从 950 美元直减到 360 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减到 290 美元一部。 他的公司，在创办时 (1903 年 ) 只有 2.8 万元的资本——到 23 年之后 (1926 年 ) 已值得十亿美金了！已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了。 1915 年，他造了 100 万部汽车， 1928 年，他造了 1500 万部车。 他的“装配线”的原则在二十年里造成了全世界的“工业新革命”。 福特的汽车在五十年中征服全世界的历史还不能叫我们发生“努力不白费”的信心吗？ 第二个例子是航空工程与航空工业的历史。 也是五十七年前—— 1903 年 12 月 17 日，正是我 12 整岁的生日——那一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边基帝霍克 (Kitty Hawk) 沙滩上，两个修理脚踏车的匠人，兄弟两人，用他们自己制造的一架飞机，在沙滩上试起飞。弟弟叫 Owille Wright ，他飞起了 12 秒钟；哥哥叫 Wilbur Wright ，他飞起了 59 秒钟。 那是人类制造飞机飞在空中的第一次成功——现在那一天 (12 月 17 日 ) 是全美国庆祝的“航空日”——但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那两个弟兄的试验，但这两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脚踏车修理匠人，他们并不失望，他们继续试飞，继续改良他们的飞机，一直到四年半之后 (1908 年 5 月 ) ，才有重要的报纸来报道那两个人的试飞，那时候，他们已能在空中飞 38 分钟了！ 这四十年中，航空工程的大发展，航空工业的大发展，这是你们学工程的人都知道的，航空工业在最近三十年里已成了世界最大工业的一种。 我第一次看见飞机是在 1912 年；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 1930 年；我第一次飞过太平洋是在二十三年前 (1937 年 ) ；第一次飞过大西洋是在十五年前 (1945 年 ) 。当我第一次飞渡太平洋的时候，从香港到旧金山总共费了七天！去年我第一次坐 Jet 机，从旧金山到纽约，五个半钟点飞了 3000 英里！下月初，我又得飞过太平洋，当天中午起飞，当天晚上就到美国西岸了！ 五十七年前， Kitty Hawk 沙滩上两个脚踏车修理匠人自造的一个飞机居然在空中飞起了 12 秒，那 12 秒钟的飞行就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打开了人类的航空时代。 这不够叫我们深信“努力不会白费”的人生观吗？ 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 (Faith moves mountains) ，又说“功不唐捐” ( 唐是空的意思 ) ，还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 年轻的朋友，你们有这种信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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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道路上的两类困境及四种解决办法

热度 1 xlzheng 2012-4-7 22:08

我们人生道路上比较容易遇到的两类困境：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的欲望。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感觉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为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 , 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 , 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解决这两大类困境的办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 办法之一是：我们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 --- 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们在人生的研究道路商，首先就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办法之二就是：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为糊口而做那种非 “ 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 ” 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办法之三是：得有一点自信。古人说： “ 信心可以移山。 ” 又说： “ 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 ” ？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办法之四是：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 “ 大学 ” ，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支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 “ 铁饭碗 ” 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 毕了业就失业 ” 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已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 摘自：胡适在 1932 年 7 月 3 日 《独立评论》（第七号）及 1934 年的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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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此生最大的责任就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热度 4 xlzheng 2012-4-6 22:27

校园里美好的学习时光总是转舜即逝，人生中有趣的研究问题却是处处存在。铜臭味般的空气总是使人心躁动，为利而动，为利而交，为利而做，最后不得不被利益所驱动，为利益而拖累，而痛苦。金钱至上、项目至上、论文至上、奖项至上的自我驱动方式使得很多人失去了自我与自尊，失去了发自内心的快乐，更失去了上天赏赐于我们多不过百年的人生之旅的重要意义。在此与各位分享胡适先生在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以此共勉！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的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减时，要做学问也为时已晚。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会被后来少年所淘汰。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业已晚矣。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里有功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等到有了图书馆方肯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会读书；凡是要等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缩食去买书，自然会想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30年可读11万页的书。 诸位，11万页的书可以使你成为一名学者。可是，每天看3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工夫，4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最大的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作。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胡适 注： 1. 中国公学简介: 1906年2月，因大批留日学生返抵上海，没有着落，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民房为校舍，筹办中国公学。两江总督端方每月拨银1000两，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校务由执行、评议两部负责，推张邦杰、黄兆祥、 王 抟沙（王敬芳） 为执行部干事，推谭心休、钟右愚为评议部议员。校务实际由 王抟沙(王敬芳) 主持。革命党人于右任、马君武、陈伯平等任教员。1906年4月10日，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共招学生318人，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 2. 公学学子: 　　 1） 胡适 （1891.12.17—1962.2.24）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2） 冯友兰 （1895～1990），1912年冬入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后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其学说与熊十力、金岳霖、贺麟一起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四大流派。 3） 吴晗 （1909～1969），1928年夏入中国公学；后成为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明史研究专家。 4） 吴健雄 （1912～1997），1929年入中国公学任教并学习，深受胡适先生的风范影响。后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44 年参加“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1958 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75 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她的代表美国最高科学荣誉的国家科学勋章，被誉为“核物理女皇”、“中国居里夫人”和“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她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她以对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最终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永恒的星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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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要真理，政治认成功

热度 20 jinsblog 2012-4-5 09:45

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时，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问为什么？答曰：他要是个好人，怎么可能做到那个位置上。这是老百姓一种简单、狭隘，但又不失有些道理的看法。 政治讲究的是成功，学术追求的是真理。政治上的成功，就是到达了目的。学术上的真理，并不是那种永恒的东西，而是一个经受了各种验证的学说或理论。 政治家追求成功，需要使用各种策略和手段，简单来说，就是不择手段。而无论用什么手段，别人看来有理无理，成功者永远都是有理的，这就是历史，例子我就不举了。 学者追求真理，也有各种策略，最根本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事，把事情弄明白，讲清楚，知其所以然，同时能经得住别人的挑剔。更多的时候，得到的是敲打，而不是鲜花。无论有没有人献花喝彩，得到真理就意味着成功。比如生前多少有些不得志的孟德尔，在地下等了十多年，才等到他的时代的到来。人们把他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尽管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精神、荣誉和物质上的享乐。后人来看，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得到了真理。 现在流行的，是用搞政治的方式去做学术，这个我就不说了。 搞学术的人去搞政治，如果不能转换思维，想要以做学术追求真理的方式去搞政治，事情就麻烦了。你要去绣花，得有一双绣花的手和绣花的讲究。你要去杀猪，得有一双杀猪的手和杀猪的门道。要以绣花的方式来杀猪是不行的。在这一点上，最好的例子，无过于胡适。 胡适 做北大校长是在 1945 年 10 月到 1948 年 12 月。尽管胡适曾经筹划邀请钱三强、吴健雄等到北大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但时局动荡，从做北大校长的角度看，胡适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建树。那几年正是国、共两党正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搞教育的人，不会有什么作为。 但无论如何，他是个有自己的思想留下来的北大校长。 胡适一直都以学术的方式，去影响政治，所以一直都很糟心，也没有太多的成功可言。他的一个思想，就是科学方法的要点，简单来说，就是 “ 拿出证据来 ”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他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希望能以改良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改造中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是 1945 年 4 月，胡适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当时董必武是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在与会期间，二人就战后中国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胡适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也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文，提议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结束内战，成为没有武力的第二大党，以议政的方式参政。很多年后，胡适意识到自己的天真，用书生做学问的方式来对待政治，岂有能成的道理。当他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战犯名单上的一员了。 在 1920 年毛泽东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见到前者对后者的恭敬。“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那个时候，两人在发表出来的文字中，似乎有着共同的目标。胡适还赞扬过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说它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民国十年，也就是 1921 年，毛泽东就已经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和胡适的改良路线，完全不同。这一点，可以从《新民学会资料》中见到。 1921 年， 31 岁的胡适养病在家。润之先生和他的新民学会会友，在元月二日的大雪天聚会，讨论“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润之先生认为，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讨论“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时，列举了五种方法： 1 ，社会政策； 2 ，社会民主主义：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 ，无政府主义。当时，毛润之说：“我的意见与何君（何叔衡）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的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从这些资料来看，至少有两点很清楚： 1 ）那时在为中国前途命运折腾的人，所参考的思想方法都来自西方，而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 2 ）早在 1921 年，毛泽东就认定了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 过了很多年，当年胡适提倡的反对党机制，在台湾基本上形成了，尽管经历了很多的困难。而大陆还在寻找体制改革的方法。温总理最近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看到上述的论述，让我感到历史在打转。人们可以拭目以待，看在没有真正的反对党的体系中，中国的社会，如何建立监督机制，达到一个稳态的社会体制。我想投入这个过程的知识分子，都能分清政治和学术的差别， 它们达到目的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注：这段文字，本来是给一个朋友用来讨论的。但TA说：虽然我个人更喜欢《学术要真理，政治认成功》一文，因为它更“有劲”，但谨慎考虑现时期国内的气候，只有忍痛割爱了，不过私下认为，作为博文发表似乎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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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炒作:假如胡适遇到方舟子

热度 2 黄安年 2012-2-25 08:00

凤凰卫视炒作 : 假如胡适遇到方舟子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2 月 25 日 发布 凤凰卫视推出炒作专栏 : 假如胡适遇到方舟子。 谁都清楚时空相差半个世纪以上，胡适是不可能遇到方舟子的，方舟子也不是胡适合一个等级上的人物。然而炒作的题目却是令人深思的，涉及对于学历、学术、神话之类的问题应当怎么看待。如此说来,我们倒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设问：假如方舟子遇到..... 截图照片1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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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胡适

热度 3 chemicalbond 2012-2-24 22:55

偶然看到这个网页，上面的文章非常吸引眼球：假如胡适遇到方舟子。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hushi1/ 原来胡适是半个世纪前的今天去世的。我对胡适了解得不多，不过，这显然主要是由于极端制度下信息控制的后果。看到很多人对他高度的评价，我感觉自己落伍了，即使可以再从网络通过寻找资料去了解他的传奇都可能由于种种的借口繁忙而放弃。这是很让人郁闷的事。非常遗憾，错过了胡适，尤其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错过了认识他的机会。 至于有人为了吸引眼球把方舟子跟他放在一起，这大概会让很多人愤怒。当然，我不会愤怒，只会觉得很搞笑。对于那个用显微镜不断地观测他人人生的家伙，最好还是不要象他一样地走上歧途，就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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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应该嫁“胡适”、而不是“鲁迅”

热度 11 liuliangyun 2011-11-28 17:43

胡适和鲁迅两个同时代的文人，我都喜欢和尊重。 胡适始终是中心人物、鲁迅直到毛时代才居于中心，但无论中心还是边缘人物，他们都坚持了独立人格，并因此被后人敬仰。 读鲁迅文章，感到更压抑，读胡适文章，感觉更奋发和积极，这是我更喜欢胡适些的原因。 另，胡适更正统些，从他们两个对待元配夫人就可以看出不少道德差异了，女人们看来还是嫁胡适类型的要好得多。 http://baike.baidu.com/view/1343807.htm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一八九零年出身于 旌德江村 ，父亲江世贤早年辞世．母亲吕贤英是 庙首吕朝瑞(探花)、 吕佩芬 父子 翰林的后裔。江冬秀里出身于仕官之家，但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仅仅读了几年私熟，初通文字而已。在 辛亥革命 后的 中国社会 里，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姓，但她毕竟是一代名人胡适的夫人。所以又是千百万不幸妇女中的幸运者。“胡远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一个 新文化运动 的倡导者，竟娶了个乡村小脚夫人，不能说不是一件奇闻。因此，“胡适的小脚夫人”，成了 民国 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http://baike.baidu.com/view/263855.htm 朱安，1878年6月生于浙江 绍兴 。祖上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因为鲁迅是长子，从鲁迅父亲去世以后，鲁迅的母亲就开始为鲁迅的婚事操心了。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决定娶来给自己的大儿子鲁迅做媳妇。1901年4月3日，鲁迅母亲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结果在两个年轻人根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作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带来终生痛苦的婚姻大事。 PS：baidu差劲，我补充一段如下： 鲁迅的原配太太朱安。这个长脸高额头的女人，自嫁给鲁迅之后，她就不再是朱安。在鲁迅活着时，她是伺候鲁迅母亲的人。在鲁迅过世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她称呼鲁迅大先生，一生的梦想是能与大先生圆房，她对鲁迅百依百顺，可惜等到50岁，等来的却是鲁迅与许广平在一起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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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其实定位于精神领袖！

热度 15 xcfcn 2011-8-18 02:13

饶毅其实定位于精神领袖！ 我前文还批评饶毅先生对自己没有一个准确定位，也还没有接上中国的地气（ 博客由科学网代管就是一种绝佳的隐喻 ）。刚才看了李维老师的博文， 他 批评饶毅先生没有搞清楚现实和理想的区别，要求饶毅忍辱负重，充当“神经科学”的代言人 / 利益代表。 这让我豁然开朗，才猛地发现其实自己和李维老师的观察都不对，用老乡袁 XX 的话来说，我们的观察只是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格局，跟饶毅本人却完全无关。 饶毅的定位其实是中国的精神领袖，什么神经科学啊，北大院长啊，高层智囊啊，公共知识分子啊，那都是他作为精神领袖的一个侧面，是他本尊的一个分身而已。科学仅仅是他撬动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支点而已。或许从这个角度重新看待饶毅先生的所有作为，你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希望我的这个观察跟饶先生有点关系。 不过，在去魅的专业分工的现代社会，要当哲学王 / 素王 / 精神领袖何以可能？ 或许时空穿越到五四运动时代，饶毅先生能替代胡适的位子。但曾经的“青年导师”被誉为“正在创造历史”的胡适也哀叹过“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虽然此前胡适在给暧昧女友的信中难掩骄傲的说： 说到中国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所遭遇到最危险的敌人竟是这个轻易的成果。我似乎一觉醒过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去年一月在一个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我获选为‘中国十二个最伟大人物’之一。 很少有人能理解到：与暴得的大名斗远比与反对的意见斗更艰难！ 可是，两年后，也即 1925 年，胡适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是“从百尺竿头掉下来”。被中国青年 / 时代抛弃。是啊，谁能跟青年赛跑啊！弄潮者享受浪花，但潮水退去之后，难免露出并不性感的内裤。 虽然饶毅曾经公开说（大意）， 胡适这一代人根本无法跟他比，胡适他们仅仅是留学的博士，而饶毅却是在美的教授！ 但是似乎有一点是相同的，胡适说：“ 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饶毅或许也会说：“ 科学是我的职业，博客是我的娱乐，但政治却是我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但当今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能超越当年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吗？( 饶毅自己也明确说过要告别胡适、超越胡适 ） 我不乐观，但我还是有兴趣围观下去。 祝福饶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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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热度 2 xcfcn 2011-8-5 00:10

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不要太自卑。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实际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 —— 1959 年 11 月 20 日 ，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题目是《容忍与自由》。这是针对雷震“胡适提倡容忍主要应该针对当政有权势者讲”的质疑后的一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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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

热度 1 xcfcn 2011-8-4 22:30

杀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礼记·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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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转载]

halcon 2011-8-4 01:31

《官场现形记》序 《官场现形记》序 -------------------------------------------------------------------------------- 《官场现形记》的著者自称“南亭亭长”，人都知道他是李伯元，却很少人知道他的历史的。前几年因蒋竹庄先生（维乔）的介绍，我收到著者的侄子李祖杰先生的一封长信，才知道他的生平大概。 他的真姓名是李宝嘉，字伯元，江苏上元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 少年时，他在时文与诗赋上都做过功夫。他中秀才时，考的是第一名。他曾应过几次乡试，终不得中举人。后来在上海办《指南报》，不久就停了；又办《游戏报》，是上海“小报”中最早的一种。他后来把《游戏报》卖了，另办《繁华报》。他主办的《游戏报》，我不曾见过。我到上海时（1904），还见着《繁华报》。当时上海已有好几种小报专记妓女的起居，嫖客的消息，戏馆的角色等事。《繁华报》在那些小报之中，文笔与风趣都算得第一流。 他是一个多才艺的人。他的诗词小品散见当时的各小报；他又会刻图章，有《芋香印谱》行于世。他作长篇小说似乎多在光绪庚子（1900）“拳祸”以后。《官场现形记》是他的最长之作，起于光绪辛丑（ 1901），至癸卯年（ 1903）成前三编，每编十二回。后二年（1904—1905）又成一编。次年（光绪丙午，1906）他就死了。此书的第五编也许是别人续到第六十回勉强结束的。他死时，《繁华报》上还登着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上海妓家生活，我不记得书名了；他死后此书听说归一位姓欧阳的朋友续下去，后来就不知下落了。他的长篇小说只有一部《文明小史》是做完的，先在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里分期印出，后来单印发行。 李宝嘉死时只有四十岁，没有儿子，身后也很萧条。当时南方戏剧界中享盛名的须生孙菊仙，因为对他有知己之感，出钱替他料理丧事。（以上记的，大体根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页327—328.鲁迅先生自注，他的记载是根据周桂笙《新庵笔记》三，及李祖杰致胡适书。我现在客中，李先生原书不在我身边，故不及参校。《小说史略》初版记李氏死于三十三年三月，年四十，而下注西历为“1867—1906”。一九○六为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我疑此系印时误排为三十三年。今既不及参校，姑且改为丙午，俟将来用李先生原书订正） 《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这书有光绪癸卯（1903）茂苑惜秋生的序，痛论官的制度；这篇序大概是李宝嘉自己作的。他说：……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 限资之例，始于汉代。……开捐纳之先路，导输助之滥觞。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者，直是欺人之谈！……乃至行博弈之道，掷为孤注；操贩鬻之行，居为奇货。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 沿至于今，变本加厉，凶年饥馑，旱干水溢，皆得援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系随之。……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下之，声色货利则嗜若性命，般乐饮酒则视为故常。观其外，偭规而错矩；观其内，逾闲而荡检。种种荒谬，种种乖戾，虽罄纸墨，不能书也。得失重则妒忌之心生；倾轧甚则睚眦之怨起。……或因调换而龃龉，或因委署而齮龁，所谓投骨于地，犬必争之者，是也。其柔而害物者，且出全力以搏之，设深心以陷之，攻击过于勇夫，蹈袭逾于强敌。…… 国衰而官强，国贫而官富。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 因喟然叹曰：“……我之于官，既无统属，亦鲜关系，惟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则庶几近矣。”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立体仿诸稗野，则无钩章棘句之嫌。纪事出以方言，则无诘屈聱牙之苦。开卷一过，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 作者虽自己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的评语，但这一层实在没有做到，他只做到了“酣畅淋漓”的一步。这部书是从头至尾诅咒官场的书。全书是官的丑史，故没有一个好官，没有一个好人。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自然趋势。 向来人民对于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政府的纸老虎是戳穿了，还加上一种傥来的言论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祸的人，都敢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虽然有过分的描写与溢恶的形容，虽然传闻有不实不尽之处，然而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故《官场现形记》可算是一部社会史料。 《官场现形记》写的官是无所不包的，从那最下级的典史到最高的军机大臣，从土匪出身的到孝廉方正出身的，文的武的，正途的，军功的，捐班的，顶冒的，——只要是个“官”，都有他的份。 一部大书开卷便是一个训蒙私塾，——制造官的工厂。那个傻小子王老三便是候补的赵温，赵温便是候补的王乡绅。王老三不争气，只会躲在赵家厨房里“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在那里啃骨头”。赵温争气一点，能躺在钱典史的烟榻上捧着本《新科闱墨》用功揣摩。其实那哼八股的新科举人同那啃骨头的傻小子有什么分别？所谓科举的“正途出身”，至多也不过是文章用浆子糊在桌子上，低着头死念的结果。功夫深了，运气来了，瞎猫碰到了死老鼠，啃骨头的王老三也会飞黄腾达地“中进士做官”去。 这便是正途出身的官。 钱典史便是捐班出身的官的好代表。他虽然只做得一任典史，却弄了不少的钱回来，造起新房子来，也可以使王乡绅睁着大眼睛流涎生羡，称赞他“这样做官才不算白做”。他的主义只是“千里为官只为财”。他的理想是：“也不想别的好处，只要早些选了出来，到了任，随你甚么苦缺，只要有本事，总可以生发的。” 这都是全书的“楔子”，以下便是“官国活动大写真”的正文了。 正文的第一幕是在江西。江西的藩台正在那里大开方便，出卖官缺。替他经手的是他的兄弟三荷包。请看三荷包报的清账：玉山的王梦梅是个一万二；萍乡的周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沾甫，六千四；新畲赵苓州，四千五；新建王尔梅，三千五；南昌蒋大化，三千；铅山孔庆辂，武宁卢子廷，都是二千。还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也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账的。…… 这笔账很可以代表当日卖官的情形。无论经手的是江西的三荷包，或是两湖制台的十二姨太太，或是北京的黄胖姑，或是宫里的黑大叔，地域有不同，官缺有大小，神通有高低，然而走的都只是这一条路。这都是捐上的加捐。 第一次捐的是“官”，加捐的是“缺”；第一次的钱，名分上是政府得的；第二次的钱是上司自己下腰包的。捐官的钱是有定额的，买缺的钱是没有定额而只有市价的。捐官的钱是史料，买缺的钱更是史料。 “千里为官只为财”，何况这班官又都是花了大本钱来的呢？他们到任之后，第一要捞回捐官的本钱，第二要捞回买缺的本钱，第三还要多弄点利钱。还有那班“带肚子”的账房二爷们，他们也都不是来喝西风的，自然也都要捞几文回去。羊毛总出在羊身上，百姓与国家自然逃不了这班饿狼馋狗的侵害了。公开卖官之弊必至于此。李宝嘉信手拈来，都成材料；其间尽有不实不尽之处，但打个小折扣之后，《官场现形记》终可算是有社会史料的价值的。 《官场现形记》写大官的地方都不见出色，因为这种材料都是间接得来的，全靠来源如何；倘若说故事的人也不是根据亲身的观察，那故事经过几道传述，便成了乡下人说朝廷事，决不会亲切有味了。例如书中说山东抚院阅兵会外宾（第六、七回）等事，看了令人讨厌。又如书中写北京官场的情形（第二十四——二十九回），看了也令人起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大概作者写北京社会的部分完全是摭拾一些很普通的“话柄”勉强串成的。其中如溥四爷认“崇”字（第二十四回，页12），如华中堂开古董铺（第二十五、二十六回），徐大军机论碰头的妙语（第二十六回），都不过是当日喧传人口的“话柄”罢了。在这种地方，这部书的记载是很少文学兴趣的，至多不过是摭拾话柄，替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形留一点史料罢了。 有人说，李宝嘉的家里有人做过佐杂小官。这话我们没有证据，不敢轻信。但读过《官场现形记》的人总都感觉这书写大官都不自然，写佐杂小官却都有声有色。大都作者当初确曾想用全副气力描写几个小官，后来抵抗不住别的“话柄”的引诱，方才改变方针，变成一部摭拾官场话柄的类书。这是作者的大不幸，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不幸。倘使作者当日肯根据亲身的观察，或亲属的经验，决计用全力描写佐杂下僚的社会，他的文学成绩必定大有可观，中国近代小说史上也许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了。可惜他终于有点怕难为情，终不肯抛弃“官场”全部的笼统记载，终不甘用他的天才来做一小部分的具体描写。所以他几回想特别描写佐杂小官，几回都半途收缩回去。 你看此书开头就捧出一位了不得的钱典史，此人真是做官的高手。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总抱定“实事求是”的秘诀。他先巴结赵温，不但想赚他几个钱，还想借他走他的座师吴赞善的门路。后来因为吴赞善对赵温很冷淡，钱典史的热心也就淡了下来。那一天，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赵温穿着衣帽，也混在里头。钱典史跟着溜了进去瞧热闹。 只见吴赞善坐在上面看戏，赵温坐的地方离他还远着哩；一直等到散戏，没有看见吴赞善理他。 大家散了之后，钱典史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现成的老师还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联捷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第二回） 这种细密的心思岂是那死读《新科闱墨》的举人老爷们想得到的吗？ 第三回写钱典史交结戴升，走黄知府的路子，谋得支应局的收支差使，这一段也写的很好。但第四回以下，钱典史便失踪了；作者的眼界抬高了，遂叫一班大官把这些佐杂老爷们都赶跑了。第七回以下，一个候选通判陶子尧上了一个洋务条陈，居然阔了一阵子。 直到第四十三回，作者大概一时缺乏大官的话柄了，忽然又把笔锋收回来描写一大群佐杂小官的生活。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回，这三回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全书最有精彩的部分。这部“佐杂现形记”共有好几幕，都细腻的很。第一幕是在首府（武昌府）的大堂门口，——佐杂太爷们给首府“站班”的所在。那一天，首府把其中的一员，蕲州吏目随凤占，唤了进去，说了几句话。随凤占得此异常的荣遇，出来的时候，同班的二三十个穷佐杂都围了上来，打听消息。这一幕好看的很：其时正是隆冬天气。有的穿件单外褂，有的竟其还是纱的，一个个都钉着黄线织的补子，有些黄线都宕了下来。脚下的靴子多半是尖头上长了一对眼睛。有两个穿着“抓地虎”，还算是好的咧。至于头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绒的也有，都是破旧不堪；间或有一两顶皮的，也是光板子，没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里都一个个冻的红眼睛红鼻子。还有些一把胡子的人，眼泪鼻涕从胡子上直挂下来，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里擦抹。如今听说首府叫随凤占保举人，便认定了随凤占一定有什么大来头了，一齐围住了他，请问贵姓台甫。 当中有一个稍些漂亮些的，亲自走到大堂暖阁后面一看，瞥见有个万民伞的伞架子在那里，他就搬了出来，靠墙摆好，请他坐下谈天（第四十三回，页17）。 底下便是几位佐杂太爷们——随凤占、申守尧、秦梅士等——的高论。后来，申守尧家的一个老妈子来替他拿衣服，无意之中说破了他家里没米下锅，申守尧生气了，打了她一个巴掌，老妈不服气，倒在地上号啕起来。她这一闹，惊动了许多人，围住看热闹。申守尧又羞又急，拖她不起来。后来还亏本府的门政大爷出来骂了几句，要拿她送首县，她才住了哭，站了起来。 此时弄得申守尧说不出的感激，意思想走到门政大爷跟前敷衍两句。谁知等到走上前去，还未开口，那门政大爷早把他看了两眼，回转身就进去了。申守尧更觉羞的无地自容，意思又想过来，趁势吆喝老妈两句，谁知老妈早已跑掉。靴子，帽子，衣包，都丢在地下，没有人拿。……（第四十四回） 幸亏那位“古道热肠”的秦梅士喊他的儿子小狗子来帮忙。 小狗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把鞋取出，等他爸爸换好。老头子也一面把衣裳脱下折好，同靴子包在一处；又把申守尧的包裹，靴子，帽盒，也交代儿子拿着。……无奈小狗子两只手拿不了许多，幸亏他人还伶俐，便在大堂底下找到一根棍子，两头挑着；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合在自己头上，然后挑了衣包，吁呀吁呀的一路喊了出去。 第一幕完了。第二幕是在申守尧的家里。申守尧同那秦小狗子回到家里，只见那挨打的老妈子在堂屋里哭骂。申守尧要撵她走，她要算清了工钱才走，还要讨送礼的脚钱。申守尧没有钱，她就哭骂不止，口口声声“老爷赖工钱，吃脚钱！” 太太正在楼上捉虱子，所以没有下来，后来听得不像样了，只得蓬着头下来解劝。 其时小狗子还未走，……一手拉，一面说道：“申老伯，你不要去理那混账东西。等他走了以后，老伯要送礼，等我来替你送。就是上衙门，也是我来替你拿衣帽。……”申守尧道：“世兄！你是我们秦大哥的少爷，我怎么好常常的烦你送礼拿衣帽呢？”小狗子道：“这些事，我都做惯的；况且送礼是你申老伯挑我赚钱，以后十个钱我也只要四个钱罢了。” 等到太太把老妈子的气平下来了，那位秦大爷的大少爷还不肯走。 申守尧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饭也不要……只是站着不肯走。申守尧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说：“问申老伯要八个铜钱买糖山楂吃。” 可怜申守尧……只得进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我前天当的当只剩了二十三个大钱，在褥子底下，买半升米还不够。今天又没有米下锅，横竖总要再当的了。你就数八个给他，余下的替我收好。”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方才接过铜钱，一头走，一头数了出去。 秦太爷的做官秘诀：“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不可放松”（第四十三回，页20），都完全被他的大少爷学去了！ 第二幕完了。第三幕在制台衙门的客厅上（第四十四回，页11—16），第四幕在蕲州（第四十四回，页17；第四十五回，页6），第五幕在蕲州河里档子班的船上（第四十五回，页6—22），——都是绝好的活动写真，我不必多引了。 这一长篇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很有精彩的描写，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讽之中有诙谐，和《儒林外史》最接近。这一部分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倘使全书都能有这样的风味，《官场现形记》便成了第一流小说了。 但作者终想贪多骛远，又把随凤占、钱琼光一班佐杂太爷抛开，又去写钦差大臣童子良（铁良）的话柄了。从此以后，这部书又回到话柄小说的地位上去。不久作者也就死了。 我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曾说《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模仿《儒林外史》的讽刺小说（《胡适文存》二集，二卷，页173 以下）。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页327 以下）里另标出“谴责小说”的名目，把《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书都归入这一类。他这种区别是很有见地的。他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鲁迅先生最推崇《儒林外史》，曾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目。（《小说史略》，页245） 他又说：是后亦鲜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同书，页253） 鲁迅先生这样推重《儒林外史》，故不愿把近代的谴责小说同《儒林外史》并列。这种主张是我很赞同的。 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故他的小说是一部全神贯注的著作。他是个文学家，又受了颜习斋、李刚主、程绵庄一派的思想的影响，故他的讽刺能成为有见解的社会批评。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他的见解高，故能“哀而不愠，微而婉”。 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都是当时公认的罪恶，正不用什么深刻的观察与高超的见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画，过度的形容，便可以博一般人的欢迎了。故近世的谴责小说的意境都不高，其中如刘鹗《老残游记》之揭清官之恶，真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特别见解了。 鲁迅先生批评《官场现形记》的话也很公平，他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同书，页329） 这部书确是联缀许多“话柄”做成的，既没有结构，又没有剪裁，是第一短处。作者自己很少官场的经验，所记大官的秽史多是间接听得来的“话柄”；有时作者还肯加上一点组织点缀的功夫，有时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技术都免去了，便成了随笔记账。这是第二短处。这样信手拈来的记录，目的在于铺叙“话柄”，而不在于描摹人物，故此书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有一点个性的表现，读者只看见一群饿狗嚷进嚷出而已。唐二乱子乱了一会，忽然又不乱了；刘大侉子侉了一会，忽然又不侉了。贾筱之（假孝子）假孝了一会，也就把老太太撇开了；甄守球（真守旧）似乎应该有点顽固的把戏，然而下文也就没有了。这是第三短处。此书里没有一个好官，也没有一个好人。作者描写这班人，只存谴责之心，毫没有哀矜之意；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时竟不能使人开口一笑。这种风格，在文学上，是很低的。这是第四短处。 但我细读此书，看作者在第四十三回到四十五回里表现的技术，终觉得李宝嘉的成绩不应该这么坏，终觉他不曾充分用他的才力。他在开卷几回里，处处现出模仿《儒林外史》的痕迹。他似乎是想用心做一部讽刺小说的。假使此书用赵温与钱典史做全书的主人翁，用后来描写湖北佐杂小官的技术来叙述这两个人的宦途历史，假使作者当日肯这样做去，这部书未尝不可以成为一部有风趣的讽刺小说。但作者个人生计上的逼迫，浅人社会的要求，都不许作者如此做去。于是李宝嘉遂不得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于是《官场现形记》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 讽刺小说之降为谴责小说，固是文学史上大不幸的事。但当时中国屡败之后，政制社会的积弊都暴露出来了，有心的人都渐渐肯抛弃向来夸大狂的态度，渐渐肯回头来谴责中国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败，社会龌龊。故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 人必须自己承认有病，方才肯延医服药。 故谴责小说暴扬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还不失为国家将兴，社会将改革的气象。 但中国人终是一个夸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夸大狂的心理赶跑了。 到了今日， 人人专会责人而不肯责己，把一切罪状都堆在洋鬼子的肩上；一面自己夸张中国的精神文明，礼义名教，一面骂人家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物资文明！ 在这一个“讳疾而忌医”的时代，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中国社会的罪恶的谴责小说家，真不能不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了 。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上海 《胡适文有三集》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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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胡适

mohsh 2011-7-7 13:10

此前我对胡适先生可以说没有自己的认识，近日抽暇阅读了由胡适自述、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对胡适先生才有了一点自己的不同于过去的认识。 胡适先生是一个矛盾的人，这可能与其所生活的社会与其想生活的社会差异太大有一定关系。胡适先生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实际上，胡适先生始终坚持和宣传其主义和政治思想，如在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不抵抗主义”或“新和平主义”。在多研究些问题方面，胡适先生确没有多下功夫，许多工作开个头就放下了。 胡适先生在思想上是一个“固执”的人，他自小接受了老子的道家思想，而且终生坚持，他留学时接受的“不抵抗主义”或“新和平主义”不过是对其思想做的注解以及其对道家思想理解的不断加深和完善。胡适先生留学中学到了西方哲学的逻辑思维和治学方式，并将其引入并在中国传授下去，可以说是开先河之人 ( 这可能是胡适先生的最主要贡献 ) 。而胡适先生显然在这方面只是牛刀小试，而主要是将这种思维方式融入其思想中，或更确切说力图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证明和维护其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可以说，胡适先生学来了治“古文”的学问，如果坚持可能成为一代治“古文”大家；但他真正想做的是“今文”大家，他很崇拜南宋的朱熹。不过很遗憾这两方面他都没有太成功，至少与他想做并有可能成功的目标而言如是。 胡适先生始终想推广其被西方哲学包装的基于老子道家思想的政治思想，但不合时宜和历史潮流。 总的来说，胡适先生还不算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不失纯朴，可以算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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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致毕业生：在不健全的中国，如何不堕落【转载】

热度 5 halcon 2011-6-26 20:32

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脸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 。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 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 (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 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 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 你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 信心(FAITH)可以移山。 ”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 (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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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单身母亲

热度 10 xcfcn 2011-6-5 19:18

伟大的单身母亲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我们有孟母三迁、断机教子、岳母刺字的故事。去年虎妈蔡美儿的故事也轰动全球。但我这里想讨论的是单身母亲的伟大。 1 、门捷列夫（ 1834-1907 ）的母亲 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大概地球人都知道，因为他是元素周期表的发明人。不过顺便提一下，德国的迈耶尔（ julius Lothar meyer ， 1830-1895 ）几乎同时并且完全独立地提出了元素周期表。 门捷列夫在 1834 年出生于西伯利亚的 Tobolsk 。他是一个中学校长的第 14 个孩子，在他 13 岁时，他父亲双目失明从而退休然后死亡，一年后他母亲管理的一个玻璃工厂遭遇一场大火灾而毁灭。 1849 年，她陪着儿子途径几千英里来到莫斯科，想送门捷列夫进入莫斯科大学，但仅仅因为学区的缘故，门捷列夫作为西伯利亚人而与之无缘。于是，母子俩用最后的钱财出发去了圣彼得堡。 1950 年，门捷列夫蒙准进入圣彼得堡师范学院学习，他母亲也于同年去世。 门捷列夫在 1887 年所著《 水溶液比重之研究 》的序言中写了这样几行意味深长而动人的话：“ 这部作品是作为最小的孩子纪念自己的慈母而写的。只有慈母以自己的辛勤劳动经营工厂才能使儿子长大成人，她以身作则来教育儿子并以慈爱来纠正儿子的错误！她为了使儿子献身科学，毅然离开了西伯利亚，并不惜罄其所有，竭尽全力。临终遗嘱说：‘ 不要欺骗自己，要辛勤地劳动，而不是花言巧语，要耐心地寻求真正的科学真理。 ’因为她知道，人们应该知道更多的东西，并借助于科学的帮助，不是强迫，而是自愿地去消灭成见和错误，而且可以做到：捍卫已经获得的真理，进一步发展自由，共享幸福和内心的愉快。 ”门捷列夫认为母亲的遗训就是神圣的信条。可以说没有母亲的绝决，门捷列夫可能就隐然于广漠的西伯利亚了。 顺便说一句，门捷列夫没有当选沙俄国家科学院院士（1880年接替齐宁），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思想和重婚罪（ 1876 年， 42 岁的门捷列夫疯狂的爱上了外孙女的同学波波娃，并跟现妻列且娃离婚，但是法律规定，离婚之后需要 7 年方可结婚，不过，沙皇赦免了他），他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1906 ， 1907 ）主要是因为 1903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累尼乌斯（ Svante August Arrhenius ， 1859 ～ 1927 ）的强烈反对，据说因为此前门捷列夫批评过阿氏的电离理论。 2 、胡适（ 1891-1962 ）：我的母亲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 - 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的母亲对胡适的影响之大就不需我废话了，仅仅从他能守着个文盲江冬秀不离不弃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说他不想世上又多一个寡妇。虽然胡适一生跟 多个女人有瓜葛 。如韦莲司（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留学时房东的女儿）、曹诚英（江冬秀的伴娘，为胡堕胎过，胡也为她闹过离婚）、徐芳（北大学生）、洛维茨（ Robby Lowitz ，杜威的第二任妻子）。 3 、孙俪（ 1982- ）的母亲 靠海岩《玉观音》中安心这个角色一炮而红的孙俪早在 13 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是母亲的坚毅和宽容成就了孙俪的艺术和爱心。 妈妈让女儿给爸爸打个电话，父爱的关怀也许能够增强女儿锻炼的力量。孙俪的回答很简洁：“ 不！因为我恨他！ ” 直到这时，妈妈才知道女儿心中对抛家离去的父亲怨恨是多么深。她立即赶到军营，与女儿进行了第三次谈心。 “ 如果爸爸在乎女儿，他就不会离开我们。如果爸爸和我们在一起，妈妈您就不会那么辛苦；如果有一个健全的家庭，我怎么会变得如此忧郁、敏感和自卑？ ”孙俪一口气倾诉了三个“如果”，让妈妈听了很心痛。孙俪还告诉妈妈，实际上爸爸很多次打电话给她，孙俪接通电话后咔嚓挂断电话。父母离婚之后，孙俪经常找爷爷，每次去就坐在床上哭，因为妈妈下岗了，爸爸给她们的钱很少，在生活上很艰难，连排骨都吃不上。 “ 孩子，生活中的‘如果’将来还会遇到很多，但是我们不能为怨恨而活着。 ”妈妈帮孙俪轻轻拭去眼泪：“ 生活中要学会宽容，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能原谅的女孩，即使才貌出众也不会快乐呀！ ” 母亲是伟大的，单身母亲就更伟大了，不过这是被逼出来的。我想对男人说的是：要么 DINK 随时可以离婚，要么就为自己的造孽负责：至少陪伴儿女到 18 岁再离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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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幽默和包容

热度 3 pukin 2011-6-5 16:29

唐师曾（唐老鸭）先生最新的一篇博文“ 张中行回忆老北大，《党义》开不下去 ”叙述了张大师回忆胡适、梁思成两段趣事。 1、在一次胡适主持的讨论会上，胡适对台下的学生滔滔不绝。一韩姓学生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打断胡适:“胡先生，您别讲了，您讲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是不行，不过让我讲完可以吗？”在场同学都大喊：“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 什么时候院士做报告的时候，有年轻学子敢当场发飙，估计中国出大师、获诺奖就水到渠成了 2、1947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期末，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怎么考好？”20多个听课的无一回答。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成，说说吧。”还是没人答话。梁先生恍然大悟，说：“还是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选课的请举手。”结果无人举手。梁先生笑了：“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捧场了！”说着，朝下面作了一个大揖。 看来只有民科的繁荣才有官科的昌盛 唐老鸭博文连接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7614501017te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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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景仰的人（三）------胡适《我的信仰》

ant121 2011-5-18 15:22

我父胡珊，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经过一个时期的文史经籍训练后，他对于地理研究，特别是边省的地理，大起兴趣。他前往京师， 怀了一封介绍书，又走了四十二日而达北满吉林，进见钦差大臣吴大激。吴氏是现在见知于欧洲研究中国学问者之中国的一个大考古学家。 胡适（1891 —1962）哲学、文学、史学大师 吴氏延见他，问有什么可以替他为力的。我父说道：“没有什么，只求准我随节去解决中俄界务的纠纷，件我得以研究东北各省的地理。”吴氏对于这个只有秀才底 子，在关外长途跋涉之后，差不多已是身无分文的学者，觉得有味。他带了这个少年去干他那历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个最有价值、最肯做事的帮手。 有一次与我父亲同走的一队人，迷陷在一个广阔的大森林之内，三天找不着出路。到粮食告尽，一切侦察均归失败时，我父亲就提议寻觅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 外面去的，一条溪流找到了手，他们一班人就顺流而行，得达安全的地方。我父亲作了一首长诗纪念这次的事迹，乃四十年后，我在《论杜威教授系统思想说》的一 篇论文里，用这件事实以为例证，虽则我未尝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与我父亲相熟而犹生存着的人，都还认得出这件故事，并写信问我是不是他们故世已久的朋友的 一个小儿子。 吴大激对我父亲虽曾一度向政府荐举他为“有治省才能的人”，政治上却并未得臻通显，历官江苏、台湾后，遂于台湾团中日战争的结果而割让与日本时，以五十五岁的寿延逝世。 我是我父亲的幼儿，也是我母亲的独子。我父亲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国之乱，乱军掠遍安徽南部各县，将其化为灰烬。次娶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长子从小便证明是个难望洗心革面的败子。我父亲丧了次妻后，写信回家，说他一定要讨一个纯良强健的、做庄家人家的女儿。 我外祖父务农，于年终几个月内兼业裁缝。他是出身于一个循善的农家，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全家被杀。因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故被太平军掠做俘虏，带往军中当 差。为要防他逃走，他的脸上就刺了“太平天国”四字，终其身都还留着，但是他吃了种种困苦，居然逃了出来，回到家乡，只寻得一片焦土，无一个家人还得活 着。他勤苦工作。耕种田地，兼做裁缝，裁缝的手艺，是他在贼营里学来的。他渐渐长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个儿女，我母亲就是最长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愿就是想重建被太平军毁了的家传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阳未出，便到溪头去拣选三大担石子，分三次挑回废屋的地基。挑完之后，他才去种田或 去做裁缝。到了晚上回家时，又去三次，挑了三如石子，才吃晚饭。凡此辛苦恒毅的工作，都给我母亲默默看在眼里，他暗恨身为女儿，毫无一点法子能减轻他父亲 的辛苦，促他的梦想实现。 随后来了个媒人，在田里与我外祖父会见，雄辩滔滔的向他替我父亲要他大女儿的庚帖。（按胡先生《我的母亲订婚》一章里面，用的是“八字”二字，英文系 Birthdatep，故译庚贴似较贴切。）我外祖父答应回去和家里商量。但到他在晚上把所提的话对他的妻子说了，她就大生气。她说：“不行！把我女儿嫁 给一个大她三十岁的人，你真想得起？况且他的儿女也有年纪比我们女儿还大的！还有一层，人家自然要说我们嫁女儿给一个老官，是为厂钱财体面而把她牺牲 的。”于是这一对老夫妻吵了一场。后来做父亲的说：“我们问问女儿自己。说来说去，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 到这个问题对我母亲提了出来，她不肯开口。中国女子遇到同类的情形常是这样的。但她心里却在深思沉想。嫁与中年丧偶、兼有成年儿女的人做填房，送给女家的 聘金财扎比一般婚姻却要重得多，这点于她父亲盖房子的计划将大有帮助。况她以前又是见过我父亲的，知道他为全县人所敬重。她爱慕他，愿意嫁他，为的半是英 雄崇拜的意识，但大半却是想望帮助劳苦的父亲的孝恩。所以到她给父亲逼着答话，她就坚决的说：“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作主。男人家四十七岁也 不能算是老。”我外祖父听了，叹了一口气，我外祖母可气的跳起来，忿忿的说：“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罢，听你情愿罢！” 我母亲于一八八九年结婚，时年十七，我则生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我父殁于一八九五年，留下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我父弃世，我母便做了一个有许多成年儿女的大家庭的家长。中国做后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难的。她的生活自此时起，自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 我母亲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有个皇帝垂询张公仪那位家长，问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离拆散。那位老人家因过于衰迈，难以口述，请 准用笔写出回答。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中国道德家时常举出“百忍”的故事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曾觉察到许多苦恼、倾轧、压迫和不 平，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脚媳妇凶恶不善的感情，利如锋刃的话语，含有敌意的嘴脸，我母亲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时忍到不可再忍，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丈夫，她 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我总听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 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的母亲，劝她止哭，母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得个把月。 我母亲虽则并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个早慧的小孩，不满三岁时，就已认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亲每天用红笺方块教我的。我才满 三岁零点，便在学堂里念书。我当时是个多病的小孩，没有搀扶，不能跨一个六英寸高的门槛。但我比学堂里所有别的学生都能读能记些。我从不跟着村中的孩子们 一块儿玩。更因我缺少游戏，我五岁时就得了“先生”的绰号。十五年后，我在康奈耳大学做二年级时，也同是为了这个弱点，而被houD比tor缩读，音与 dog同，故用作谐称。译者）的浑名。 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的一切告诉我。她说她望我踏上他的脚步，她一生只晓得他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据 她说，他是一个多么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间或休假回家的时期中，附近烟窟赌馆都改行停业。她对我说我惟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又 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我往往眼睛半睁半闭的听。但她除遇有女客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外，罕有不施这番晨训的。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学。我年稍长，我总是第一个先到学堂，并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门要钥匙去开学堂的门。钥匙从门缝里递 了出来。我隔一会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朗朗念书了。学堂里到薄暮才放学，届时每个学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日中上课的时间平均是十二小 时。 我母亲一面不许我有任何种类的儿童游戏，一面对于我建一座孔圣庙的孩子气的企图，却给我种种鼓励。我是从我同父异母的姊姊的长子，大我五岁的一个小孩那里 学来的。他拿各种华丽的色纸扎了一座孔庙，使我心里羡慕。我用一个大纸匣子作为正殿，背后开了一个方洞，用一只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摆孔子牌位的内堂。 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贤徒，并贴了些小小的匾对，书着颂扬这位大圣人的字句，其中半系录自我外甥的庙里，半系自书中抄来。在这座玩具的庙前，频频有香炷燃 着。我母亲对于我这番有孩子气的虔敬也觉得欢喜，暗信孔子的神灵一定有报应，使我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并在科考中成为一个及第的士子。 我父亲是一个经学家，也是一个严守朱熹（—一三零——一二零零）的新儒教理学的人。他对于释道两教强烈反对。我还记得见我叔父家（那是我的开蒙学堂）的门 上有一张日光晒谈了的字条，写着“僧道无缘”几个字。我后来才得知道这是我父亲所遗理学家规例的一部。但是我父亲业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 去做了一员小吏，而我的几位哥子则都在上海。剩在家里的妇女们，对于我父亲的理学遗规，没有什么拘束了。他们尊守敬奉祖宗的常礼，并随风俗时会所趋，而自 由礼神拜佛。观音菩萨是他们所最爱的神，我母亲是为了出于焦虑我的健康福祉的念头，也做了观音的虔诚信士。我记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观音阁里去进香，她虽缠 足，缠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还是步行来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里读书。读了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在这个期间，我读习并记诵了下列几部书： 1.《孝经》：孔子后的一部经籍，作者不明。 2.《小学》：一部论新儒教道德学说的书，普通谓系宋哲朱烹所作。 3.《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4.《五经》中的四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 我母亲对于家用向来是节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学金，却坚要比平常要多三倍。平常学金两块银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块钱，后又逐渐增加到十二元。由增加学金这一 点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数目比率所未能给的利益。因为那两元的学生，单单是高声朗读，用心记诵，先生从不劳神去对他讲解所记的字。独我为了有额外学 金的缘故，得享受把功课中每字每句解给我听，就是将死板文字译作白话这项难得的权利。 我年还不满八岁，就能自己念书，由我二哥的提议，先生使我读《资治通鉴》。这部书，实在是大历史家司马光于一零八四年所辑编年式的中国通史。这番读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不久就从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编成有韵的歌诀，以资记忆。 随后有一天，我在叔父家里的废纸箱中，偶然看见一本《水浒传》的残本，便站在箱边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着全部。从此以后，我读尽了本村邻村 所知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用白话或口语写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人胜的趣味。它们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坏的也教，又给了我一件文艺的工具，若干年后，使我 能在中国开始民众所称为“文学革命“（itengRenaissance，直译当为文艺复兴。译者）的运动。 其时，我的宗教生活经过一个特异的激变。我系生长在拜偶像的环境，习于诸神凶恶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狱的民间传说。我十一岁时，一日，温习朱子的《小 学》，这部书是我能背诵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这位理学家引司马光那位史家攻击天堂地狱的通俗信仰的话。这段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判烧春磨，亦 无所施。”这话好像说得很有道理，我对于死后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 往后不久，我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所说起的这一段，述纪元五世纪名范缜的一位哲学家，与朝众竞辩 “神灭论”。朝廷当时是提倡大乘佛法的。范缜的见解，由司马光摄述为这几句话：“形者神之质地，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未闻刃没而利存，岂 容形灭而神在哉。” 这比司马光的形灭神散的见解——一种仍认有精神的理论——还更透彻有理。范缜根本否认精神为一种实体，谓其仅系神之用。这一番化繁为简合着我儿童的心胸。读到“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更使我心悦。 同在那一段内，又引据范缜反对因果轮回说的事。他与竞陵工谈论，王对他说：“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涵之中。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涵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因果之说，由印度传来，在中国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数最有力的观念之一。中国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训。但在现实生活上并不真确。佛教的因果优于中国果报观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过这个问题，将其归之于前世来世不断的轮回。 但是范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这是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而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在那个儿童时代是没有牵强附会的推理的，仅仅是脾性的迎拒罢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仅此而已。 但是这一种心境的激变，在我早年不无可笑的结果，一九零三年的新年里，我到我住在二十四里外的大姊家去拜年。在她家住了几天，我和她的儿子回家，他是来拜 我母亲的年的。他家的一个长工替他挑着新年礼物。我们回到路上，经过一个亭子，供着几个奇形怪状的神像。我停下来对我外甥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 这几个菩萨抛到污泥坑里去罢。”我这带孩子气的毁坏神像主张，把我的同伴大大地吓住了。他们劝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来已经濒于危境的神道。 这一天正是元宵灯节，我们到了家中，家里有许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经饿了，开饭的时候，我外甥又劝我喝了上杯烧酒。酒在我的肚子里，便作怪起来。我不久便在 院子里跑，喊月亮下来看灯。我母亲不悦，叫人来捉我。我在他们前头跑，酒力因我跑路，作用更起得快。我终被捉住，但还努力想挣脱。我母亲抱住我，不久便有 许多人朝我们围拢来。 我心里害怕，便胡言乱道起来。于是我外甥家的长工走到我母亲身边，低低的说：“外婆，我想他定是精神错乱了。恐怕是神道怪了他。今天下午我们路过三门亭， 他提议要把几尊菩萨抛到污泥坑里去。一定是这番话弄出来的事。”我窃听了长工的话，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我喊叫得更凶，好像我就真是三门亭的一个神一样。我 母亲于是便当空焚香祷告，说我年幼无知无咎，许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过，定到亭上去烧香还愿。 这时候，得报说龙灯来了，在我们屋里的人，都急忙跑去看，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一会儿我就睡着了。母亲许的愿，显然是灵应了。一个月后，我母亲和我上外婆家去，她叫我恭恭敬敬地在三门亭还我们许下的愿。 我年甫十三，即离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于上海。自这次别离后，我于十四年之中，只省候过我母亲三次，一总同她住了大约七个月。出自她对我伟大的爱 忱，她送我出门，分明没有酒过一滴眼泪就让我在这广大的世界中，独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发展，所带着的，只是一个母亲的爱，一个读书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 倾向。 我在上海过了六年（一九零四——一九一零），在美国过了七年（一九一零——一九一七）。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 一个都没有毕业，我读了当时所谓的“新教育”的基本东西，以历史、地理、英文、数学，和一点零碎的自然科学为主。从故林纤氏及其他请人的意译文字中，我初 次认识一大批英国和欧洲的小说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马（DU.ereetils）、嚣俄，以及托尔斯泰等氏的都在 内。我读了中国上古、中古几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学家的著作，并喜欢墨翟的兼爱说与老子、庄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学。 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梁启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士、笛卡儿、卢骚、宾坦、康德、达尔文等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个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连续 发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认中国人以一个民族而言，对于欧洲人所具有许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显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国家思想，爱冒险，私人权利观念与热心防 其被侵，爱自由，自治能力，结合的本事与组织的努力，注意身体的培养与健康等。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 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 我又读过严复所译穆勒的《自由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严氏所译赫胥黎的论著，于一八九八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知识阶级的接受。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印新 版以广流传（当时并没有版权），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尤其是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儒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 数年之间，许多的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的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向尝一度闻名的陈炯明以“竞存”为号。我有两个同学名杨天择和孙竞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对于中国以进化论为时尚，也是一个证据。我请我二哥替我起个学名的那天早晨，我还记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他就说，“‘适者生存’中的‘适’字怎么样？”我表同意；先用来做笔名，最后于一九一零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我对于达尔文与斯宾塞两氏进化假说的一些知识，很容易的与几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学说连了起来。例如在道家伪书《列子》所述的下面这个故事中，发现二千 年前有一个一样年轻，同抱一样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欢悦：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日：“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 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日：“不如君言。 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造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而生之，且蚊纳哈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蚊的生人，虎狼生肉者钱？” 一九零六年，我在中国公学同学中，有几位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名《竞业旬报》，——达尔文学说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 以白话刊行。我被邀在创刊号撰搞。一年之后，我独自做编辑。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现行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话语及合理 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在我为这个杂志所著的许多论文内，我猛力攻击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兼持无神论。 一九零八年，我家因营业失败，经济大感困难。我于十七岁上，就必需供给我自己读书，兼供养家中的母亲。我有一年多停学，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课五小时，月得修金八十元。一九一0年，我教了几个月的国文。 那几年（一九零九——一九一零）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也是我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革命在好几省内爆发，每次都归失败。中国公学原是革命活动的中心， 我在那里的旧同学参加此等密谋的实繁有徒，丧失生命的为数也不少。这班政治犯有好些来到上海与我住在一起，我们都是意气消沉，厌世悲观的。我们喝酒，作悲 观的诗词，日夜谈论，且往往作没有输赢的赌博。我们甚至还请了一个老伶工来教我们唱戏。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诗，中有这一句：“霜浓欺日淡”！ 意气消沉与执劳任役驱使我们走人了种种的流浪放荡。有一个雨夜，我喝酒喝得大醉，在镇上与巡捕角斗，把我自己弄进监里去关了一夜。到我次晨回寓，在镜中看 出我脸上的血痕，就记起李白饮酒歌中的这一句：“有人用武力，任出吾身物。”。这一句一时也查不出原文。）我决心脱离教书和我的这班朋友。下了一个月的苦 工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设的学额。我考试及格，即于七月间放洋赴美。 我到美国，满怀悲观。但不久便交结了些朋友，对于那个国家和人民都很喜爱。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时，我坐在那里以哲学的态度看球赛时的粗暴及狂叫欢呼为乐。而这种狂叫欢呼在我看来，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的。但是到竞争愈渐激 烈，我也就开邮悟这种热心。随后我偶然回头望见白了头发的植物学教授劳理先生诚心诚意的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 了。 就是在民国初年最黑暗的时期内，我还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在致一个华友的信里面，我说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为无希望外，没有事情是无希望 的。”（译意——译者。）在我的日记上，我记下些引录的句子，如引克洛浦的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惧就是作伪者。”又如我自己译自勃朗宁的这一节 诗：从不转背而挺身向前，从不怀疑云要破裂，虽合理的弄糟，违理的占胜，而从不作迷梦的，相信我们沉而再升，败而再战，睡而再醒。 一九一四年一月，我写这一句在我的日记上：“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一九一五年，我以关于勃朗宁最优的 论文得受柯生奖金。我论文的题目是《勃朗宁乐观主义辩》。我想来大半是我渐次改变了的人生观使我于替他辩护时，以一种诚信的意识来发言。 我系以在康奈耳大学做纽约农科学院的学生开始我的大学生涯。我的选择是根据了当时中国盛行的，谓中国学生须学点有用的技艺，文学、哲学是没有什么实用的这个信念。但是也有一个经济的动机。农科学院当时不收学费，我心想或许还能够把每月的月费省下一部来汇给我的母亲。 农场上的经验我一点都不曾有过，并且我的心也不在农业上。一年级的英国文学及德文课程，较之农场实习和养果学，反使我感觉兴趣。踌躇观望了一年又半，我最后转人文理学院，一次缴纳四个学期的学费，就是使我受八个月困境的处分。 但是我对于我的新学科觉得更为自然，从不懊悔这番改变。 有一科《欧洲哲学史》——归故克莱顿教授那位恩师主持，——领导我以哲学做了主科。我对于英国文学与政治学也深有兴趣。康奈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 在其领导之下，我读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学家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也读过晚近唯心论者如布拉特莱，鲍森模等的作品，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从未引起我的兴趣。 一九一五年，我往哥林比亚大学，就学于杜威教授，直至一九一七年我回国之时为止。得着杜威的鼓励，我著成我的论文《先秦名学史》这篇论文，使我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重读一遍，并立下我对于中国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础。 我留美的七年间，我有许多课外的活动，影响我的生命和思想，说不定也与我的大学课业一样。当意气颓唐的时候，我对于基督教大感兴趣，且差不多把《圣经》读 完。一九—一年夏，我出席于在宾雪凡尼亚普柯诺派思司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学生会的大会做来宾时，我几乎打定主意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渐渐的与基督教脱离，虽则我对于其发达的历史曾多有习读，因为有好久时光我是一个信仰无抵抗主义的信徒。耶稣降生前五百年，中国哲学家老子曾传授过上善若水，水善应万物而不争。我早年接收老子的这个教训，使我大大的爱着《登山宝训》。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我深为比利时的命运所动，而成了一个确定的无抵抗者。我在康奈耳大同俱乐部）住了三年，结交了许多各种国籍的热心朋友。受着像 那士密氏）和麦慈那样唯心的平和论者的影响，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热心的平和论者。大学废军联盟因维腊特的提议而成立于一九一五年，我是其创办人之一。 到后来，各国际政体俱乐部成立，我在那士密氏和安格尔的领导之下，做了一个最活动的会员，且曾参加过其起首两届的年会。一九一六年，我以我的论文《国际关 系中有代替武力的吗？》得受国际政体俱乐部的奖金。在这篇论文里，我阐明依据以法律为有组织的武力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的哲理。 我的平和主义与国际大同主义往往使我陷人十分麻烦的地位。日本由攻击德国在山东的领土以加人世界大战时，向世界宣布说，这些领土“终将归还中国”。我是留 美华人中唯一相信这个宣言的人，并以文字辩驳说，日本于其所言，说不定是意在必行的。关于这一层，我为许多同辈的学生所嘲笑。及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有名的 对华二十一条件，留美学生，人人都赞成立即与日本开战。我写了一封公开的信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劝告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 严厉攻击，屡被斥为卖国贼。战争是因中国接受一部要求而得避免了，但德国在华领土则直至七年之后才交还中国。 我读易卜生、莫黎和赫胥黎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诚实与发言诚实的重要。我读过易卜生所有的戏剧，特别爱看《人民之敌》、莫黎的《论妥协》，先由我的好友威 廉思女士介绍给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教我：“一种主义，如果健全的话，是代表一种较大的便宜的。为了一时似是而非的便宜而 将其放弃，乃是为小善而牺牲大善。疲弊时代，剥夺高贵的行为和向上的品格，再没有什么有这样拿得定的了。” 赫胥黎还更进一步教授一种理知诚实的方法。他单单是说：“拿也如同可以证明我相信别的东西为合理的那种种证据来，那么我就相信人的不朽了。向我说类比和或 能是说无用的。我说我相信倒转平方律时，我是知道我意何所指的，我必不把我的生命和希望放在较弱的信证上。”赫胥黎也曾说过：“一个人生命中最神圣的举 动，就是说出并感觉得我相信某项某项是真的。生在世上一切最大的赏，一切最重要的罚，都是系在这个举动上”。 人生最神圣的责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我就是从杜威教授学来的。或思想得不精，或思想而不严格的到它的前因后果，接受现成的整块的概念以为思想的前提，而于不 知不觉间受其个人的影响，或多把个人的观念由造成结果而加以测验，在理知上都是没有责任心的。真理的一切最大的发现，历史上一切最大的灾祸，都有赖于此。 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在《思维术》和《实验逻辑论文集》里面，他制出这项技术。我察中不但于实验科学上的发明为 然，即于历史科学上最佳的探讨，内容的详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评等也是如此。在这种种境域内，曾由同是这个技术而得到最佳的结果。这个技术主体上是 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和（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个实验的思想技术，堪当创造的智力这个名称，因其在运用想象机智以寻求证据，做成实验上，和在自思 想有成就的结实所发出满意的结果上，实实在在是有创造性的。奇怪之极，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竟使我变成了一个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 而这种有进化性思想习惯，就做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学工作上的成功之钥。尤更奇怪的，这个历史的思想方法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守旧的人，而时常是进步的人。例 如，我在中国对于文学革命的辩论，全是根据无可否认的历史进化的事实，且一向都非我的对方所能答复得来的。 因有找在幼童时期读书得来的学识，我早久就已摒弃了个人死后生存的观念了。好多年来，我都是以一种“三不朽”的古说为满意，这种古说我是在《春秋左氏传》 里面找出来的。传记里载贤臣叔孙豹于纪元前五四八年（时孔子还只有三岁。泽者按，即鲁襄公二十四年）谓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三者“虽久不忘，此之 谓不朽”。这种学说引动我心有如是之甚，以致我每每向我的外国朋友谈起，并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三W的不朽主义”。 我母亲的逝世使我从新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觉得三不朽的学说有修正的必要。第一层，其弱点在太过概括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其在德行功绩言语上的 成就，其哲理上的智慧能久久不忘的呢？例如哥伦布是可以不朽了，但是他那些别的水手怎样呢？那些替他造船或供给他用具的人，那许多或由作有勇敢的思考，或 由在海洋中作有成无成的探险，替他铺下道路的前导又怎样呢？简括的说，一个人应有多大的成就，才可以得不朽呢？次一层，这个学说对于人类的行为没有消极的 裁制。美德固是不朽的了，但是恶德又怎样呢？我们还要再去借重审判日或地狱之火吗？ 我母亲的活动从未超出家庭间琐屑细事之外，但是她的左右力，能清清楚楚的从来吊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脸上看得出来。我检阅我已死的母亲的生平，我追忆我父亲个 人对她毕生左右的力量，及其对我本身垂久的影响，我遂诚信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什么人，我们所干的一切什么事，我们所讲的一切什么话，从在 世界上某个地方自有其影响这个意义看来，都是不朽的。这个影响又将依次在别个地方有其效果，而此事又将继续人于无限的空间与时间。 正如列勃涅慈有一次所说：“人人都感觉到在宇宙中所经历的一切，以及那目睹一切的人，可以从经历其他各处的事物，甚至曾经并将识别现在的事物中，解识出在 时间与空间上已被移动的事物。我们是看不见一切的，但一切事物都在那里，达到无穷境无穷期”。一个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所以达柯塔的务农者，加利芳尼亚的 种果者，以及千百万别的粮食供给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就是他所想的东西，所以凡曾于他有所左右的人——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以至于他 本区教会的牧师和抚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也就是他所享乐的东西，所以无数美术家和以技取悦的人，无论现尚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无名，崇高 粗俗，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 一千四百年前，有一个人写了一篇论“神灭”的文章，被认为亵读神圣，有如是之甚，以致其君皇敕七十个大儒来相驳难，竟给其驳倒。但是五百年后，有一位史家 把这篇文章在他的伟大的史籍中纪了一个撮要。又过了九百年，然后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偶然碰到这个三十五个字的简单撮要，而这三十五个字，于埋役了一千四百 年之后，突然活了起来而生活于他的身上，更由他而生活于几千几百个男男女女的身上。 一九一二年，我的母校来了一位英国讲师，发表一篇演说，（论中国建立共和的不可能）。他的演讲当时我觉得很为不通，但是我以他对于母音O的特异的发音方法 为有趣，我就坐在那里摹拟以自娱。他的演说久已忘记了，但是他对于母音O的发音方法，这些年来却总与我不离，说不定现在还在我的几千百个学生的口上，而从 没有觉察到是由于我对于布兰特先生的恶作剧的摹仿，而布兰特先生也是从不知道的。 两千五百年前，希马拉雅山的一个山峡里死了一个乞丐。他的尸体在路旁已在腐溃了，来了一个少年王子，看见这个怕人的景象，就从事思考起来。他想到人生及其 他一切事物的无常，遂决心脱离家庭，前往旷野中去想出一个自救以救人类的方法。多年后，他从旷野里出来，做了释迦佛，而向世界宣布他所找出的拯救的方法。 这样，甚至一个死丐尸体的腐溃，对于创立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宗教，也曾不知不觉的贡献了其一部分。 这一个推想的线索引导我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的宗教，因为这个推想在大体上全系根据于社会对我的影响，日积月累而成小我，小我对于其本身是些什么，对于可 以称社会、人类或大自然的那个大我有些什么施为，都留有一个抹不去的痕记这番意思。小我是会要死的，但是他还是继续存活在这个大我身上。这个大我乃是不朽 的，他的一切善恶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无论是显著的或细微的，对的或不对的，有好处或有坏处——样样都是生存在其对于大我所产生的影响上。这个大我永 远生存，做了无数小我胜利或失败的垂久宏大的佐证。 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德，也包括罪孽。就是这项承 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一个死尸的腐烂可以创立一个宗教，但也可以为患全个大陆。一个酒店侍女偶发一个议论，可以使一 个波斯僧侣豁然大悟，但是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发现一个极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几千百万人，但是一个害痨的人吐出的 一小点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几世几代。 人所做的恶事，的确是在他们身后还存在的！就是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责任的意识。小我对于较大的社会的我负有巨大的债项，把他干的什么事情， 作的什么思想，做的什么人物，概行对之负起责任，乃是他的职分。人类之为现在的人类。固是由我们祖先的智行愚行所造而成，但是到我们做完了我们分内时，我 们又将由人类将成为怎么样而受裁判了。我们要说，“我们之后是大灾大厄”吗？抑或要说，“我们之后是幸福无疆”吗？ 一九二三年，我又得了一个时机把我的信条列成更普通的条文。地质学家丁文江氏所著，在我所主编的一个周报上发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一篇文章，开始了一 场用差不多延持了一个足年的长期论战。在中国凡有点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参与其事。到一九二三年终，由某个善经营的出版家把这论战的文章收集起来，字数竟 达二十五万。我被请为这个集子作序。我的序言给这本已繁重的文集又加了一万字，而以我所拟议的“新宇宙观和新人生观的轮廓”为结论，不过有些含有敌意的基 督教会，却以恶作剧的口吻，称其为“胡适的新十诫”，我现在为其自有其价值而选择出来：（译者按：以下原系由中文译成英文，故不再译，即径录胡先生中文原 文。）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学的科学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 ——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序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寻求出来的。 （9）则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我结论道：“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我们在那个自然的宇宙里，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寿不过百年的两手动物——人——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 了。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这 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 然而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的这个涉小的两手动物，却也有他的相当的地位和相当的价值。他用的两手和一个大脑，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方法，造成一点 文化。他不但驯伏了许多禽兽，他还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这些法则来驾驭天行，到现在他居然能叫电气给他赶车，以太阳给他送信了。 他的智慧的长进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长进却又使他的胸襟扩大，想象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现在渐渐的脱离了这种种幼稚的 时期，他现在渐渐明白：空间之大只增加他对于宇宙的美感；时间之长只使帅外明了祖宗创业之艰难；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 甚至于因果律之笼罩一切，也并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因为因果律的作用，一方面使他可以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释过去，预测未来；一方面又使他可以运用他的 智慧，创造新因，以求新果。甚至于生存竞争的观念也并不见得就使他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畜生，也许还可以格外增加他对于同类的同情心，格外使他深信互助的重 要，格外使他注重人为的努力，以减免天然竞争的惨酷与浪费。总而言之，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 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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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红学”

热度 3 黄安年 2011-5-3 09:51

胡适与“红学”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3 日发布 1948 年，当胡适飞离北平之时，不得已舍弃了他的全部藏书，仅从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这一百余箱约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 — 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亦即《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全编》第 253 页） 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不仅出于他对长期收藏的甲戌本的珍爱 , 也说明胡适同《红楼梦》结下的不解之缘。 一 胡适作为 “ 新红学 ” 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不论人们是否完全赞同他的具体学术结论和研究方法，其在红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是确立无移的。因为像胡适这样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对文化的建树常常表现在开风气之先上。 ” 红学 ” 也不例外。胡适所开创的红学考证，不但为诸多新红学研究家承继和发展，其成果且为当代多数红学研究者所承认和取用。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最重要的红学著作，堪称一篇力作，初稿于 1921 年 3 月，同年 11 月完成改定稿。它廓清了索隐派的种种迷雾，从作者家世、时代、版本等方面作了考证研究。 1927 年胡适发现并以重价购得甲戌本，著文介绍了这个仅存十六回抄本特别是所带脂评的价值。其后三十多年间此本一直由 胡适个人收藏，未能及早影印使世人得见真面，不能不是件憾事。然而胡适对脂本的重视和研究具有开创性，功不可没。 此外， 胡适在讲演和书信中也涉及 《红楼梦》，常把考证《红楼梦》作为自己治学方法的一个范例。 新红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作者”和“本子”两大问题作出了答案。许多今天看来是常识的事情，在当年却要花费很大气力才得以证实并被人认可。七、八十年前当索隐大盛之时，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影射时事，猜度秘闻的窼臼里。如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指出的那样，其共同特点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去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比如以为《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的，又如以为是记康熙朝宰相明珠家事的。影响最大的要数以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清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蔡说以为《红楼梦》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以“金陵十二钗”隐拟清初江南名士“寓痛惜之意”。此说影响同蔡元培的学术声望和怀抱的民族革命的严正出发点有关，《石头记索隐》不到十年间即出至第十版，其风行流传可见一斑。因此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及《跋》中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分析批驳蔡说，指出其主观随意性之大：转弯抹角之多。不啻教人猜“笨谜”。索隐诸家，从方法到例证的谬误，足见“这种附会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是无益的。” 然而最终使索隐派退出历史舞台的，还在于胡适考得了《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这是《红楼梦考证》最见功力的部分。胡适从袁枚《随园诗话》的记载入手，依据多种清人笔记及史料，先考曹寅其人；又从《雪桥诗话》中得知雪芹名霑，为曹寅之子，并且顺藤摸瓜，查得与雪芹交好的敦诚兄弟诗作数首。此外更以小说情节与上述史实材料互相印证比附，总结出关于“著者”的六条结论：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四，曹家极盛时，曾力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样的结论以其所据史料的切实和推导逻辑的合理而稳操胜券。相形之下，索隐派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偃旗息鼓。虽则蔡元培个人并未被说服，索隐之作以后还时有出现；但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则已经被考证的新红学代替了。 关于版本，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首次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之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根据是程伟元和高鹗的两篇序及引言，佐以张船山的诗及注，还采用了俞平伯研读小说本身所得出的“内证”。胡适的结论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这比后来完全抹杀倒后四十回的论者，要客观、公允多了。 胡适对脂本的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脂本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地位。由甲戌本的出现，认识到带评的正是早期抄本，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比勘各本推考版本演变的历史。比方推定戚本古于高本；甲戌本早于戚本，庚辰本可代表雪芹逝世前未经别人补改的状况。第三，发现了脂评对研究作者生平家世的文献价值。如据脂评提出了作者逝年的“壬午说”。第四，依据脂评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如认为《风月宝鉴》乃雪芹初稿。第五，依据脂评推考不同于高续后四十回的情节和结局。第六，推考脂砚斋其人。从上举诸项看，对脂本的重视和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但同时也强化了自传说。 综观“作者”和“本子”的两大问题。可以说，今天红学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或曰重要分支，如曹学（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在胡适那里已经发韧或已具雏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了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二 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不限于红学本身，很大程度上带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点在胡适是相当自觉的。他一再申明《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在小说考证的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 …… 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 《全编》第 192 、 194 页 ) 。 应当说，胡适这方面的意图很大程度是实现了的。引一段大家熟悉的有代表性的话：“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 ( 按：指俞平伯《红楼梦辨》 ) ；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 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 顾颉刚《红楼梦辨·序》 ) 胡适后来曾说，颉刚此段“最可以表示当时一辈学人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的‘研究的方法’的态度”；“最可以表示当时我的‘徒弟们’对于‘研究方法改过来了’这一件事实，确曾感觉很大的兴奋。” ( 《全编》第 246 页 ) 。 新红学考证派的研究方法给当时的学界带来如此的振奋不是偶然的，它反映着“五四”新思潮和新的文学观念给学术研究注入的新机。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同正统文学一样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而疑古，求实的精神更激发人们对传统观念和流行见解进行反拨和重估。就如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明确宣称：“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正是这种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体现。 从中西文化的交会和中国学术的传统来看，胡适的方法又渊源有自。胡适曾受教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他信奉并系统评介过实验主义的哲学流派，关于假设求证的“两步说”同杜威有系统的推理思考的“五步说”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胡适的方法又并非全是“舶来品”，他在晚年说得十分清楚：“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方法来考证最普通的小说，叫人知道治学的方法。”“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 ( 《全编》第 374 、 377 页 ) 可见胡适的治学方法，既流灌着西方杜威哲学的血脉，又承接了中国传统朴学的经验。胡适属于由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代，具备学兼中西、开拓创新的特质。因而，以他为代表的新红学，既借助于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又打上了清代朴学的明显印记。 平心而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揭示了科学研究中部分必要的思维过程，包含了鼓励探讨和反对武断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精神。在胡适以前，中国学术史上还没有人明白通俗地作过这种概括。他作《红楼梦考证》就相当严格地遵循这样的方法，锐意搜集事实、寻觅证据 , 不断用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来替代原先那些不那么可靠的间接的证据。胡适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曾五易其说便是一个显例，充分体现了尊重证据、跟着证据走的精神；他的觅得《四松堂集》欣喜若狂，是因为找到了“原手的证据”而不是“转手的证据”，足见看重第一手材料。正因为胡适的考证在方法上有科学的合理的部分，才能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 新红学考证所得的全部积极成果最终几乎都结穴到一点，即《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自叙传的说法把人们的眼光引向小说创作的生活素材，引向作品内容与作家生活经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自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它将两者混同，叠合，翻转来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甚至片言只语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填补史料的空白，则又陷入了困境，走上了和索隐派同样的穿凿附会的老路。 对于“自传说”的谬误，几十年来受到持续很久、规模很大的批判，已广为人知，不必赘说。其实，新红学的另一位主将俞平伯早在 1925 年发表的《 红楼梦辨 的修正》对此就曾作过深刻的自省和相当彻底的修正。认为将小说与信史 混同 简直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觉悟到“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十分可贵的是俞平伯在这里以文学的眼光去体察《红楼梦》，强调“一切真文艺皆为创造的”是“经验的重构”，《红楼梦》在文坛上是“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他希望胡适亦能“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 遗憾的是胡适并没有重视和接受俞平伯的这一希望，一直坚持他的自传说。 1952 年 12 月在台湾大学讲演时，又以此作为治学方法的范例介绍给青年，足见自传说的不可改易同他的研究方法的固守旧辙是紧密相连的。 自传说的困境暴露了胡适方法的缺陷和消极方面。他不适当地将史学的方法侵入到文学领域里去，企图以史学的批评包括和代替文学的批评。何况，即使在史学范围内，“十字真言”也决非万灵。它强调假设来源于头脑中已有的学问、经验和灵感，把求证简单地归结为寻找例证，这就远远不能概括科学研究全部的复杂过程，不能揭示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十字真言完全没有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在稍为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面前，就难以奏效了。正如唐德刚指出的那样，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 ( 《胡适口述自传》注，见该书第 137 页 ) 。这一方法不仅表浅、狭隘，且已陈旧 , 面对像《红楼梦》这样丰富复杂的精神产品，一涉及社会历史内容，胡适的方法就立即破绽百出、无能为力了。 三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红学的内容一直是史学重于文学，这同以考证为主体的新红学是直接相关的。与考证史实相比 , 胡适论及《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地方很少 , 但也并非没有。比如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真价值正在这平谈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这触及到了《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创作风格，是有眼光的。但他又说这是“过分赞美” ( 《全编》第 289 页 ) ，并且一再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红楼梦》里没有一 Plot( 有头有尾的故事 ) 。” (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 64 页 ) 。这就不能不是对《红楼梦》的贬抑了。胡适对后四十回的悲剧结局颇为赞赏，说它“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 ( 《全编》第 117 页 ) ，认为胜过高续以外的种种续书，这也是从文学角度所作的评价。此外，胡适从各本文字的校勘中论证“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并且重视“活的语言”和“俗字”的创造 , 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功底和识力，至今仍然是校勘新本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就胡适个人的学术生涯而言，创立“新红学”应当是很值得回忆的一页。不仅在于学术建树本身，师友之情也是值得怀念的。蔡元培和胡适虽为论辩的双方，但都能相互尊重 , 表现出学者的气度，堪称红学史上的佳话。顾颉刚和俞平伯两位，协力搜集材料，研究探讨，襄助胡适共同创建了新红学。三十多年后，胡适借得《红楼梦辨》，睹物思旧，特志“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 （《全编》第 243 页） 。在海峡两岸完全隔绝的年代，不论在美还是在台，境遇是升还是沉，胡适对《红楼梦》的信息仍不时关注，无论版本的发现 , 还是论著的出版 , 在他的书信、言论中都有反应。只要别人一提起《红楼梦》，仿佛提起了他的“旧恋” （《全编》第 273 页）， 足见他同《红楼梦》缘分之深了。 20 世纪二十年代是胡适学术上最活跃的年代，他涉足的领域很广，大多皆有开创性建树，以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学术上的成就。即以“红学”而论，他的起点几乎就是顶点，《红楼梦考证》以后，除去有关版本和辨伪的几篇重要论著外，整个学说已经凝固，几十年中在口头或文字上虽时常提及，不过反复申说，旧调重弹。而同为新红学开山人的俞平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回过头来审视索隐、自传两派的异同得失，表现出更为超脱的态度和深邃的目光。相形之下，胡适晚年仍固守成说，未能超越，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少有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对其思想学说的评析，“红学”作为他治学的一个范例和典型，加以研讨，或能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兴趣和共识。 （写于 1990 年，原载《文史知识》 1990 年第 12 期，台北《国文天地》 1990 年第 12 期） 附照片 10 张翻拍自《文史知识》 1990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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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鲁迅容易，做胡适难

热度 9 outcrop 2011-4-17 10:58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机会在教材中读到胡适的文章，虽然一直知道有这么一个大家。第一次认真读胡适，是《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此后，有机会便会读读胡适。鲁迅则是经常见到。 虽然胡适与鲁迅都读的很粗浅，但不妨碍我表达下初步的感受，那就是：做鲁迅容易，做胡适难。 鲁迅的容易在于批判，泛泛的批判。一如目前我们对科研制度、人治的批判——脱离深入思考而缺乏解决方案的批判，很多人的批判还是盲从的——别人批判，我听的顺耳，也一起批判起来。无论是“人血馒头”还是阿Q小D王胡，鲁迅批了，读者泄愤了，就了结了，为批判而批判。出路在哪里？周先生也没指出。 胡适的不易在于建设性，具体的导航。建设性的提议，建设性的批判——要做到建设性，很难，难在对事物本质的了解，难在对未来和自身的明确定位与把握。无论是《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少年中国之精神》，胡适都明确的指明了可能适合国人的方向，大气而不失可行性。提出这种建设性的文字，需要眼光、魄力和胆识。惭愧的是，胡先生的很多文字，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仍是振聋发聩。 目前无论学术界还是大环境，也许该正面胡适、重读胡适。 ------------------------延伸阅读----------------------- 还历史一个公道：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39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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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少年中国之精神——胡适

热度 2 outcrop 2011-4-10 19:45

　　前番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借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这四条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一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国的逻辑 　　逻辑即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一般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因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几种现象：(一)灵异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坛及各地的各种迷信；(二)谩骂无理的议论；(三)用诗云子曰作根据的议论；(四)把西洋古人当作无上真理的议论；还有一种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状，我且称它为“目的热”，就是迷信一些空虚的大话，认为高尚的目的，全不问这种观念的意义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说，“我主张统一和平”，大家齐声喝彩，就请他做内阁总理；明天又有人说，“我主张和平统一”，大家又齐声叫好，就举他做大总统；此外还有什么“爱国”哪，“护法”哪，“孔教”哪，“卫道”哪……许多空虚的名词，意义不曾确定，也都有许多人随声附和，认为天经地义。这便是我所说的“目的热”。以上所说各种现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们既然自认为“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且略说科学方法的要点： 　　 (一)注重事实 　　科学方法是用事实作起点的。不要问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我们须要先从研究事实下手，凡游历、调查、统计等事都属于此项。 　　 (二)注重假设 　　单研究事实，算不得科学方法。王阳明对着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么道理来，反病倒了，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学家最重“假设”(Hypothesis)。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三)注重证实 　　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有时候，证实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必须用“试验”方才可以证实；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二、少年中国的人生观 　　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都是“少年中国”的仇敌：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固然不消说了。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如静坐会的人，如坐禅学佛的人，都只是消极的缩头主义；这些人没有生活的胆子，不敢冒险，只求平安，所以变成一班退缩懦夫。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不顾社会的公共幸福，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这三种人生观都是我们该反对的。少年中国的人生观，依我个人看来，该有下列的几种要素： 　　 （一）须有批评的精神 　　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最容易陷入机械的习惯，到了“机械的习惯”的时代，样样事都不知不觉地做去，全不理会何以要这样做，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我们如果发愿要造成少年的中国，第一步便须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二）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 　　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有很多危险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语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拼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吗？那些厌恶这个世界梦想超生别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说了。 　　 （三）须要有社会协进的观念 　　上条所说的冒险进取，并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们既认定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又须认定人类的生活全是社会的生活，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全体，社会的活动是互助的，你靠他帮忙，他靠你帮忙，我又靠你同他帮忙，你同他又靠我帮忙；你少说了一句话，我或者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多尽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和你多尽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点事，社会的全体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便是社会协进的观念。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自然会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觉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有关，自然不肯为社会造恶因，自然要努力为社会种善果，自然不致变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机家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批评的、冒险进取的、社会的人生观。 　 　三、少年中国的精神 　　少年中国的精神并不是别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逻辑和人生观。我且说一件故事作我这番谈话的结论：诸君读过英国史的，一定知道英国前世纪有一种宗教革新的运动，历史上称为“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这种运动的几个领袖如客白尔（Keble）、纽曼（Newman）、福鲁德（Froude）诸人，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想大大地改革一番；这个运动未起事之先，这几位领袖作了一些宗教性的诗歌写在一个册子上。纽曼摘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那句诗是：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翻译出来：“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选自《少年中国》第一期（1919年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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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学位

热度 2 liwei999 2011-4-8 08:33

回答: 还是没解释清楚为什么10年后才拿到博士文凭 由 致远 于 March 26, 2005 05:45:10: 那个年代，美国人尚以到欧洲拿学位为荣，美国的学位并不具有象今日一样的地位，更况且是文科的。到美国留学的一个原因是新世界里对亚洲人多少还客气些，费用也相对低些。当时的欧洲连犹太人都容不得，对亚洲人就更是苛刻了。 镜某的推测是：胡适知道美国的学位与大学的教职的孰轻孰重，哪个日后可以补救哪个不可以补救，因此才有了“毅然”。 文科的功夫不象理工，３０岁就可以“牛”起来。搞文的有了“博士”也不管用，还是要有“胡子”和作品。 那个年代，“学问”少反而能成优点。这样才可以不顾“传动”、才能“革命”，就如同红卫兵们一样。要求那一代人有学问也是不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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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

热度 3 wangxh 2011-2-24 00:42

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新文化运动也快有一个世纪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民主意识，我们的科学态度，与一个世纪以前有多少不同呢？看看当年胡适生先的话语，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 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引自《胡适文集》 广州耗资千万元亚运建筑遭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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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五四回眸：为林琴南一辩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1-1-31 15:56

五四回眸：为林琴南一辩 2008年07月08日 20:00 《中国图书评论》 【 大 中 小 】【 打印 】 ——“方姚卒不之踣”析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号畏庐，著名翻译家 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 《民国日报》，民国六年二月八日 又载《胡适留学日记》，1917年4月7日 一 1936年北大招生考试国文考卷文法改错题下有一小题:“方姚卒不之踣。”若考生知道此句背后的掌故，知道它出自林琴南1917年2月发表的《论古文之不当废》，知道胡适曾拿它让林琴南名声扫地和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中揪住它不放，那他就会按胡适的方式来批改它:此句不通，“踣”为自动词，前面不当有止词“之”；可以说“方姚卒不踣”，亦可以说“方姚卒不因之而踣”，但不可说“方姚卒不之踣”。此乃满分的标准答案。 次年恰好是“方姚卒不之踣”事件20周年。笔名“蔷薇园主”的作者发表了一部以20年前北大往事为题材的章回体小说《五四历史演义》，也将“方姚卒不之踣”作为五四神话之一搬进了小说。在第五回中，几个男女大学生在“新思潮社”讨论胡适的“八不主义”，然后就自然谈到了林琴南，“密斯李”说: 林琴南那个老头儿，也就自讨没趣了，你看他那篇“荆生”的文章，原来暗地里是骂这些主张新文学的人，不该弄些“引车卖浆之流”的俗话来污秽纸墨，却不防自己写出来的标准古文，都犯了文法上的错误，什么“……日日诋方姚而方姚卒不之踣”，他的原意是不该胡适之骂了一句“桐城谬种”，侮辱了他们桐城派古文祖师方望溪、姚姬传，所以说“你们这班小子天天在骂方姚，而方姚并没有被你们打倒”。但在造句的时候，竟造出一个“方姚卒不之踣”的句子来，明明文理不通。这个岔子，给胡适之抓住，和修改小学生文卷一样替他修改起来，也就有趣的很。胡先生说:那句话，可以改成“而方姚卒不踣”，或者改成“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两者都合文法，但原文无论如何，是不合文法的。这的确是无可批驳的。比方我们仿造一个句子说“方姚不之知”，这意思是说“方姚不晓得他”，在文法上，“知”字是一个“他动词”，“之”字是一个“代名词”，是“知”字的“宾格”，这是很通的；但那个“踣”字，是一个“自动词”，意思是说“自己跌了一交”，既然是“自动词”，就不应当无缘无故地加上一个“宾格代名词”，这是很明显的。你想，林琴南做了一世古文，还免不了文法上的错误，这不是吃了不懂科学的亏么？ “密斯李”对“方姚卒不之踣”的语法分析，虽照抄胡适发表于《新青年》上的那篇文章，却为她在同学中赢得了语法学家的雅号。《五四历史演义》不是正史。正史不大可能如此拘泥于细节，例如我手头好几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只字未提“方姚卒不之踣”事件。 或许只有鲁迅先生才深知这一类就一字或一句展开的微小攻击战对全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自己就是这一类微小攻击战的高手。他的《估〈学衡〉》一文仅从《学衡》杂志创刊号里挑出几个字的错误，就使学衡派多年抬不起头。 当胡适和刘半农死死揪住林琴南“方姚卒不之踣”时，他们也是在把小战当大战打。一代文豪林琴南的声望在斯役中大受损失，连拾人余唾的黄口小儿竟也敢对他直呼“老头儿”了。 刘半农（1891-193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 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 若将文学革命仅当做一个学术事件，而不是一场旨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那我们肯定会对文学革命家与古文家之间低水平的争论感到困惑。 实际上，双方很少发生具有学术价值的争论。争夺文化领导权，最便捷的方式不是说服对方，因为权力不是靠说服就能争取到的，而是通过制造一些或大或小的轰动事件，削弱对方的合法性，并把看热闹的公众卷进来，给对手造成一种巨大的舆论压力，然后从窘迫的对手那里把权力夺过来。 用一句“文革”术语来说，是把对方“搞臭”。他臭了，他的观点也就好像不值一提了。 没有证据显示1936年国文考卷的出题者是胡适本人，但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不是。他那时是北大国文系主任，即便不是出题者，至少有可能、也有资格对该考卷事先过目。这道题不仅仅是一道语法改错题。倘若你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掌故，那你极有可能不是按照胡适的方式下手，或竟无从下手，因为这句话没头没尾，而且单就“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看，也实在找不出文法毛病。 与其说是考察考生的古文文法，不如说是考察他们对文学革命史和系主任胡适本人的光荣历史的熟悉程度。如果你竟将这道改错题改错了，那你在北大国文系的阅卷者那里肯定会留下一个糟糕的印象，认为你居然孤陋寡闻到不知道文学革命史和北大校史的一些有趣的细节，不知道系主任大人胡适的名声其实和这句话大有关系，是他1917年取得的对古文家的决定性胜利。 总之，其他的改错题你没有答对，尚情有可原，但“方姚卒不之踣”没答对，那你的令人悲叹的无知就会被看作是对20年前北大的文学革命家们的冒犯。“方姚卒不之踣”就像一个历史的引得，使投考北大的年轻人记住上一代北大人的历史，并再次确认胡适先生的光荣和地位，同时向已于1924年作古的林琴南先生的坟头再踢上一脚。 二 胡适对林琴南的胜利，其实是一字之胜。但在章太炎派的魏晋古文和文字训诂学盛行于世时，桐城派古文家哪怕在一个字上出错，都有可能被人死死揪住不放。何况，林琴南还是北大章派弟子的宿敌。从1903到1913年，掌管京师大学堂和北大文科的几乎都是桐城派文人。他们可归入晚清以来的宋学家的行列，其特点是治学讲究经世致用，善于从经籍中发现微言大义，并大加发挥。宋学家的对立面自然是汉学家，他们反感宋学之空疏，而于文字、音韵、训诂上花功夫，务求一字一句之准确或者说合乎“本意”。汉学大盛于乾嘉，到咸同就走向衰落了，因为此时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宋学应时局之危亡而兴，讲究经世致用的宋学家纷纷进入权力核心，前有桐城派之曾、李，致力于洋务，后有今文家之康、梁，致力于变法，而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新政仅存的硕果，也在宋学家主持下。受到排挤的汉学仅余朴学一线。 但康梁的托古改制却给如日中天的宋学埋下了衰落的因子。先是长沙叶德辉等人撰《翼教丛编》攻康梁诸人为政治目的而妄解经籍，后有章派小学家攻桐城古文家空疏不学。汉学卷土重来。到民国初年，至少在北大，汉学家的声威压倒了宋学家，其标志是章门弟子钱玄同、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人纷纷进入北大，而桐城派古文家严复、林琴南、姚永概、姚永朴等人相继辞职而去。章太炎曾对弟子评价严、林，谓“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浸润唐人小说之风”，“与蒲松龄相次”。 从北大离职后，林琴南给姚永概写了一封信，不点名地谈到章太炎及其弟子:“敝在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搢绅目之──吾弗敢信也！”对章门弟子，则更不客气，谓之“庸妄之谬种”。此信收入林琴南1916年4月出版的《畏庐续集》，章门弟子一眼便能认出其中“庸妄巨子”和“庸妄之谬种”所指为谁。我们也得以知道钱玄同“桐城谬种”一语的来源了。 章门弟子对林琴南旧恨添新仇，正伺机报复他。机会来了: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对古文宣战。章门弟子钱玄同和章氏友人陈独秀立即将胡适点燃的火苗煽成大火，烧向宿敌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而不是魏晋派古文家章太炎，尽管章的古文比林的古文更晦涩，也更喜用生僻字。在2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6号上，陈独秀发表声援胡适的文章《文学革命论》，矛头直指“十八妖魔”（其中归、方、刘、姚皆是林琴南的祖师爷），并贬斥桐城派“悉承前代之敝”，为“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钱玄同则在该号上发表《致陈独秀》，喊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名骂。 钱玄同（1887～1939）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当时还是留美博士生且与北大没有渊源的胡适并不清楚北大章门弟子与桐城古文家之间的门户恩怨，当然也无从知道章太炎后来对他的评价。 章太炎说:“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在《文学改良刍议》为胡适带来“文学革命首举义旗者”（陈独秀封）的美誉时，他觉得有必要拿某个大古文家作攻击的大靶子，以收攻击之奇效。这时（1917年4月7日），他恰好读到上海《民国日报》2月8日刊登的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当废》，像抓到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可以对古文家发起一场小小的攻击了。他将该文全文笔之于日记，并像批改小学生作文那样到处批上“不通”二字，又在最后注明:“此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之’字不通。”兹将林琴南此句所属的那一段落抄录于下，然后陈述胡适判定“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通的理由。 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倡，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 早在一两年前，胡适就对古文家的治经方法表示不满，而在乾嘉诸老及章太炎那里发现了一种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科学方法。他在1916年底的一篇日记中写道:“顷得吴贽甫《点勘墨子读本》，读之终卷，仅得可采者二三事耳。古文家治经治古籍最不足取，以其空疏也……桐城先生岂并《十三经注疏》亦未见之耶？若然，则古文家读书之少真可令人骇怪矣……考据之学，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王氏父子之《经传释词》、《读书杂志》，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于此。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国以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辛亥年作《诗经言字解》，已倡‘以经说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自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其时尚未见《经传释词》也。后稍稍读王氏父子及段（玉裁）、孙（仲容）、章诸人之书，始知‘以经说经’之法，虽已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两年以来，始力屏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桐城古文家吴挚甫（汝纶）乃严复和林纾之师（非受业师），1903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校长，未及赴任，便病死故里，死后弟子和后人将他的日记辑刻成册（《桐城吴汝纶先生日记》）。吴汝纶当然读过《十三经注疏》，但1917年的胡适却没有读过吴汝纶卷帙浩繁的日记，因此出言不逊。日后（1935年），当胡适出版自己的留学日记时，他在上引有关吴汝纶的几行文字下添了一句按语:“此说未免轻易冤枉人。” 他不仅轻易冤枉了吴汝纶，还轻易冤枉了林琴南。林琴南决非白话的敌人。说他是白话运动的前辈，倒更符合事实。1897年，他就在福州刻印了通俗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而且此后常在白话报上发表文章，直到1913年还在北京《平报》上辟白话“讽喻新乐府”专栏。但当他读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后，预感到一场尽废古文的运动行将到来，而欲“力延古文之一线”。 他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其旨不是反对白话，而是反对尽废古文。 但胡适既然不知道林琴南是白话文的前辈，也就从《论古文之不当废》中读出了一个顽固保守派的林琴南。多年后，即林琴南去世两年后的1926年，由于郑振铎和周作人等几位评论家给了林琴南一个公正的评价，对刘半农和胡适形成了一种压力。 刘半农于林琴南死后不久即从巴黎给周作人写信，云:“你批评林琴南很对，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几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不过他若止于发卫道之牢骚而已，也就罢了；他要借重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这哪里是道歉，分明是把钱玄同杜撰的“荆生乃徐树铮”当做了事实（我另有文章论证钱玄同此说纯属造谣）。 即便如此，钱玄同仍不满意刘半农的退让，在《语丝》上发表《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足足骂了林琴南两页纸，最后劝刘半农:“半农啊！我希望您别长前辈底志气，灭自己底威风才好呀。” 看来，林琴南之死，也未能消弭章门弟子对他的恨意。这与非章门弟子的刘半农稍有不同。胡适也非章门弟子，门户恩怨不像钱玄同那样顽固。在一片缅怀林琴南的气氛中，他写了《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谓 :“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文学观念的变迁，而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识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正的舆论。”但这段带歉意的话本身又出现了新的不公正。胡适说林琴南是“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可林老夫子领导了谁？ 三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 胡 适虽非章门弟子，与绩溪胡氏三代汉学也扯不上边，但他对文字训诂颇有热情，此种热情长此以往，或许能使他自学成为一个汉学家。但小学之难，却使胡适浅尝辄止，转而去《马氏文通》中寻找捷径去了，而作为洋务派过渡到维新派的人物，马建忠绝对算不上小学家，而是一个以西语文法律汉语古文的语法学家。胡适盛赞《文通》得归纳法之精髓，但既然该书以西法律古汉语，就更像是演绎法，而胡适以问题成堆的《文通》来律古文，则绝对是演绎法。他批改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当废》时，采取的恰好是马建忠的“葛郎玛”，而非汉学家的小学。 不久，他将自己对林琴南文的评判写成文字，发表在1917年5月《新青年》3卷3号上。兹录相关段落如下: 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不能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林先生曰:“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此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所以者何？古文凡否定动词之止词，若系代名词，皆位于“不”字与动词之间。如“不我与”，“不吾知也”，“未之有也”，“未之前闻也”，皆是其例。然“踣”字乃是内动词，其下不当有止词，故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也。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 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一字之错居然引出如此大的一个结论，足见汉学家胡适其实比宋学家还会借题发挥。这就像一向不太涉足政治的汉学家们一旦对政治发生兴趣，其偏激的程度远远超过向来讲求经世致用而且受过一些政治训练的宋学家，盖因宋学家的政治基于经验，而汉学家则溺于理想。因此，革命中的汉学家其实比宋学家更喜空言放语。 胡适上面那段充斥着马氏术语的文字，用今日之语法术语来翻译，就是:文言中若出现及物动词的否定式，则动词宾语（若为代名词）应倒装，如“未有之”的正确语序是“未之有”。而“踣”为不及物动词，后面不能跟宾语，所以“不之踣”不通。问题是，胡适为何如此肯定“踣”一定是“自动词”（不及物动词），而不是他动词（及物动词）？试举几个反例: 《左传》:队命亡氏，踣其国家。与晋踣之。 《吕氏春秋》:将欲踣之，必先举之。 其中“踣”皆为他动词。踣者，仆也，倒也，毙也，倾覆也，败亡也，陈尸也。“方姚卒不之踣”中之“踣”，作自动词可训为“倒”，作他动词可训为“打倒”。单就“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看，文法上并无任何不通之处，它的意思可以是“方望溪、姚姬传最终也没打败他们”──“他们”即前文所说“攻掊之者”。显然，像胡适那样将“方姚卒不之踣”从上下文中挑出来，以“踣”为自动词而判定此句不通，是站不住脚的。1936年北大国文考卷文法改错题之“方姚卒不之踣”一句，是绝对出错了题。 但将这句话重新放回上下文中，尽管它自身在语法上没有错，于上下文逻辑却不通，因为后跟的是“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一句。这就意味着方姚并没被打倒。此时，“踣”用作自动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对了，因为“之”字此时不再是止词。胡适将“之”读解成止词，“不之踣”当然不通。但“之”字为何一定是止词，而不是别的词类如动词呢？ 古文中常将“之”用作动词，如《史记》动不动就“之楚”、“之宋”的。胡适的北大同事黎锦熙于1929到1930年间仿胡适《诗三百篇言字解》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三百篇之“之”》，对《诗经》中出现的一千零三十九个“之”字进行词性分类:“为代名词者四百；为动词者四；为形容词者五十二；为介词者五百五十二；为助词者三十一。”我们来看看作为动词的“之”的B项: 内动词之“之”，引申用如介词者，时地介词，介所到也。凡二。 《鄘》:“之死矢靡它”（《柏舟》）——《毛传》:“之，至也。”谓“到死时”。“之死矢靡慝。” 翻翻《康熙字典》，在“之”字下可找到这么一条释义:“之，又至也。《诗·鄘风》: ‘之死矢靡它。’”王引之《经词衍释·卷九》亦云: “之，至也。《诗》:‘之死矢靡它。’《传》云:‘至死誓无它心。’《左传》成十七年:‘言之，之暮而卒。’言至暮也。《西京杂记》:‘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之与至对文，言由少至多也。” “之”用作动词时，本表示从一处到另一处，如“自宋之楚”，亦引申为“到什么程度”，如“之死”、“之暮”、“之多”等，其否定形态为“不之”，即“不到什么程度”，与“不至”同。若林琴南将那句被胡适嘲笑的句子改为“方姚卒不至踣”，那胡适是不会在旁边标上“不通”的。但“嗜古者”林琴南不用“至”而用一个颇具古风的“之”。他并不是第一次以“不之”代“不至”。1916年，他发表《读列女传》，文中说:“古礼虽不之行，而廉耻存即礼仪存。咸同之间，妇人之车必帷，出入必裙，外言弗入，内言弗出，男女之限截然。”行者，通行、流行也。显然，“古礼虽不之行”之“之”，决不是内动词“行”之前置代名词。若训为代名词，其所代为“古礼”，主、宾成了同一个东西。林琴南的意思并不是说古礼“不行”，而是“不到行的程度”。若“古礼不行”，就断无“而廉耻存则礼仪存”这后续一句。这就像“方姚卒不之踣”并非“卒不踣”，而是“卒不至踣”，即“终不至倒下”。胡适写作《寄陈独秀》时，正处于《马氏文通》的强大影响下，可惜此书“之”字条下无“至”的释义。 无论“踣”是自动词还是他动词，“方姚卒不之踣”在文法上都通，尽管意义恰好相反。换言之，林老夫子对了，而胡适错了。 但章门弟子钱玄同说什么都不该错，因为文字训诂是章门看家功夫。但我宁可认为钱玄同是知错而将错就错，此乃借机报复林琴南的绝好机会。 钱玄同当然知道“踣”可作他动词。他自己也这么用。 1917年7月，他在《新青年》3卷5号发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谓:“略略懂得几分戊戌改旧法、辛亥建民国、丙辰踣帝制之道理者，必不至再请新国民去研究《佩文韵府》。”“踣帝制”之“踣”，即为他动词，与前文“改”、“建”对文。可他却在1918年3月与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3号上合演了一出双簧戏，以“方姚卒不之踣”来对林琴南落井下石。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1917年初曾热闹过一阵的文学革命此时已有点难以为继的意思了。文学革命家们决定制造一点轰动事件，来重振运动的势头，而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继续拿一个当世文豪开刀。 1917年10月16日，刚被陈独秀聘为北大法科预科教授的刘半农就致信钱玄同说:“文学改良的话说，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阵；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先生说的积极进行，又从这里说出‘新造洋房’的建设，和‘打鸡骂狗’的破坏两种方法来，都与我的意思吻合。”两人一拍即合的结果，就是联手演一出骂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一个笨拙地为林琴南辩护的老夫子，投书《新青年》，再由刘半农以《新青年》编辑身份义正词严地加以驳斥，让林琴南再出洋相。 “王敬轩”的来信有关“方姚卒不之踣”的部分如下，原文密加圈点:“贵报三卷三号胡君通信。以林琴南先生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之字为不通。历引古人之文。谓之字为止词。而踣字是内动词。不当有止词。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身价。竟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马氏强以西文律中文。削趾适履。其书本不足道。昔人有言。文成法立。又曰。文无定法。此中国之言文法。与西人分名动。讲起止。别内外之文法相较。其灵活与板滞。本不可以道里计。胡君谓林先生此文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不知此处两句。起首皆有而字。皆承上文论文者独数方姚一句。两句紧相衔接。文气甚劲。若依胡君改为而方姚卒不踣。则句太短促。不成音节。若改为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则文气近懈矣。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无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 钱玄同将围绕“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文法对错之争，偷换成风格之争。这透露出他可能知道此句并无文法问题。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中，先以钱玄同的方式大骂“桐城孽种”，然后就“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答复云:“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将他证明才是。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顽固党说法，以为非用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略解文法之人──只须高小学生程度──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不能做那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既然几位北大教授都一致判“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通，也就成了铁案了。1920年3月24日，胡适以大师身份对中学国文教员发表《中学语文的教授》的演讲，得意地提到自己当初运用批评法分析“方姚卒不之踣”的经验:“ 此外还可用批评法:由教员寻出古文中不合文法的例句，使学生指出错在何处，何以错了。我从前曾举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说‘踣’是内动词，不该有‘之’字作止词。这种不通的句子古文里极多。前天上海《晶报》上有人举《孟子》‘天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一句，以为‘兴’是内动词，不可有‘之’字作止词。这个例很可为林先生解嘲！这一类的例，使学生批评，可以增长文法的兴趣，可以免去文法的错误。” 《晶报》上的那位挑错者显然受了胡适的影响，而胡适也认为他挑对了。兹将《孟子》里那段话抄录如下，或许会发现胡适又错了。原文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兴之？’对曰‘天下莫不兴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 胡适说“兴”是内动词（即自动词），可明明前面就有一句“孰能兴之”，“兴”作他动词用，其止词“之”代“天下”。成语里有“兴风作浪”，政治话语里有“一语兴邦”，“兴”皆作他动词。胡适将“兴”释为自动词，又将“之”释为止此（代“苗”），则此句不通。但“浡”“兴”同义，两词叠用，画蛇添足，且与前文“则苗槁矣”不成对文。如果孟子仅描绘枯苗遇雨而兴的意思，则云“则苗浡矣”或“则苗兴矣”足矣，且与前文“则苗槁矣”对文。 但孟子此言是向一位冥顽不灵的君主讲解何以能兴天下的道理:欲兴天下，必先以仁政兴民，然后天下兴。“兴民”打动不了梁襄王，但若告诉他兴民是为了“兴天下”，而“天下兴”，“孰能御之”？这就与君王自身利益挂上了钩。孟子担心梁襄王不懂，所以借助比喻。这段比喻有三个喻词，即天、雨、苗，分喻君王、仁政、民。“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两小句没有歧义，问题在对“则苗浡然兴之矣”的解读上。如果孟子此处仅表达“苗浡矣”或“苗兴矣”，则喻意未尽，这不过是“兴民”，尚未引出“兴天下”这个关键意思。沿这个思路，回过头分析“则苗浡然兴之矣”，发现此句并非主谓结构，而是主谓宾结构。“浡然”和“油然”、“沛然”一样，是状语，分别修饰自己的谓语动词（兴、作、下），而“兴”和“作”、“下”一样，分别有自己的宾语（之、云、雨）。“兴”之代名词宾语“之”，代句首之“天”。最终非为“兴苗”，而是“兴天”，此“兴”作“举”解，意为“托举”。《广韵》云:“兴，举也。”就全段结构看，“则苗浡然兴之矣”一句中之“兴之”顺前文“孰能兴之”和“天下莫不兴矣”而下，又引出下文“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兴之”与“望之”呼应。这么一疏通，则孟子“则苗浡然兴之矣”和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皆无文法问题。 四 如此明显的误释，为何竟无人指出？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时人看到胡适来头很大，既是绩溪胡氏三代汉学嫡传，又是新近归国的留美博士，据说中学西学底蕴皆深不可测，令人不敢造次。何况，那一帮令人肃然起敬的北大教授（甚至文字训诂大家钱玄同）也对他佩服有加。 蔡元培校长（他可是前清的进士和翰林，且留欧多年，是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在1918年8月亲自为胡适第一本著作《中国古代哲学史》写序，介绍作者说:“现在治过‘汉学’的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个。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校长大人不知胡适既非绩溪胡氏之后，亦非博士（胡适十年后才拿到博士学位），而胡适本人则隐瞒了这些，不仅默认了蔡校长序言中绩溪胡氏后人一说，且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封面堂而皇之标上“胡适博士著”。是否汉学胡氏之后或是否博士，与学问并无充足关系，但冒充汉学胡氏之后和留美博士并以此震慑他人，博取声望，却非君子之道了。有意思的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却习惯于从道德上贬低林琴南。 其二，《新青年》一班人团结如一人。谁若贸然为林琴南辩解，定会遭到围攻（林琴南自己就是前车之鉴）。得罪胡适，等于得罪“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其景象足以对异议者产生震慑作用，知其难而全身以退。这样，在一群无所顾忌的新青年的围攻中孤军奋战的林老夫子连一个援手都没有。同样遭到骂攻的严复固执地保持沉默，甚至还嘲笑林琴南自讨没趣，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聊以自慰地说:“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林老夫子最后只得到一个叫“王敬轩”的人的声援，而此人的动机则是让林老夫子再次出丑。 林琴南的学生张厚载替他跑了一趟腿（将林的小说《荆生》、《妖梦》寄给上海《新申报》发表），就被蔡校长以损害学校名誉的罪名开除（据说张造了北大许多谣言，但这些谣言后来大多证明是事实。此非本文题中之义，故从略）。 当然，也有看不惯《新青年》骂人作风的读者，例如一个化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投书《新青年》谓:“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 但正如“王敬轩”就是钱玄同一样，“崇拜王敬轩先生者”可能正是陈独秀。两者行文风格太相似，而“浮一大白”乃陈独秀喜用语，《新青年》几大卷文字里找不到第二个人说过“浮一大白”。在1917年2月1日致钱玄同信（载《新青年》2卷6号）中，陈写道:“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于是，陈独秀义正词严地答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即另一个陈独秀:“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之自由；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言之凿凿，倒像“王敬轩”和“崇拜王敬轩先生者”实有其人。 陈独秀说《新青年》“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但他1917年5月在致胡适信中已声明对任何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下封杀令，不使见载于《新青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作为《新青年》主编，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结果，以“研究学理”为宗旨的《新青年》就没刊发一篇有力的反对言论，而所刊登的几篇拙劣的“反对言论”均由《新青年》编辑自己秘密操刀，并栽赃于子虚乌有的“反对派”（有反对者，但没有“反对派”）。整个过程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当然，这和学术没有关系。白话代文言的革命，本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领导权问题。正因为是权力而非学术问题，采取的方式自然是非学术的，以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将文化领导权从文言的使用者即精英手中夺过来，交给说白话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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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唐德刚：白话文运动的省思

jiangjinsong 2010-12-12 08:52

蔣科學按:唐德剛是胡適的高足。但是，很難得的是，他對由胡適先生發動的白話文運動並不是像後人那樣無批判地讚賞。從教育的效果，從傳統文化的繼承角度上看，這一運動流弊實在也不小，值得反省。目前在各地由民間自發推動的兒童經典誦讀運動，正是在此反省基礎上的糾偏之舉。這種實驗是有意義的。中國現代化道路坎坷曲折，有很多原因，五四一代對傳統文化簡單粗暴的態度不能不說也要對此負一定的責任。 唐德刚：白话文运动的省思（转帖）　 　 　 编者按:本文选录自唐德刚译注之《胡适口述自传》第一七九页(传记文学出版社)。胡适曾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用英语自述他的生平。后经其学生唐德刚先生译为中文，唐先生极为尊崇胡适，但在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附在本书之中。本文便是胡适谈到在民国九年，他建议政府以白话教育代替古文教育，掀起一场文字革命的胜利时，唐德刚所作的一段长注。 　　第一，文学革命和其任何革命一样，它的功过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是非留待后人评！只有能看到革命成果的后人，才能作盖棺之论。中国的文学革命，今日也该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了。 　　第二， 这场推行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 建设性和破坏性 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因为他们是这场教育实验中的实验豚鼠(Cuinei pig)。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福是祸，亲身感受，最为真切。 　　笔者不敏，便生在祸福身受这一辈之中。所以近年来个人论胡之作虽然已写了数十万字，久思搁笔，然在刘绍唐先生和一些严肃批评指教的前辈、平辈和晚辈读者们的鼓励之下，稍有管见，仍不敢藏拙，也是这个道理。 　　请先从个人亲身的感受说起: 　　笔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在新学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那时最近的国民小学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学，就只好留在家里，在祖父延师设立的改良私塾上学。由塾师分授英、汉、算三门功课。 　　先祖原是位革命党；后来又是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当政，便把祖宗遗留的封建称呼，磕头仪式，全部豁免。可是 他对我们这个改良私塾里的汉文一课的教学却十分反动:他规定我们要背诵短篇的古文选读，作文也以文言为主，不许用白话。 　　启蒙之后，笔者便在这个改良私塾之内，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到《史记菁华录》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底同班同学，除了两三位实在念不进去的表姐表弟之外，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最后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动地读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书来。在我们十二岁的那一年春天，家人为要送我们投考初中，乃把我和两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学，插班入六年级下学期，以便取得一张小学文凭。 　　这所小学是两位留美乡绅筹款设立的。全校一半是新建的西式楼房。操场上足篮排网一应俱全。校舍内图书馆、实验室也应有尽有。笔者等三个土孩子初入此洋学堂，真是眼花撩乱，自惭土气熏人。 　　我记得我们小学之中国语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适之先生在本文中所说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清楚地记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便是一位黄慰先老师教的，有关早晨和雄鸡的白话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似乎是这样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 　　喔喔喔..喔喔喔 　　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记》。但是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它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们这个毕业班楼下那一间便是初小一年级班。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还记得几句: 　　叮当叮，上午八点钟了！ 　　我们上学去。 　　叮当叮，下午三点钟了！ 　　我们放学回。 　　那时的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诵的习惯。所以早晨上晨课，晚间上自习，只听全楼上下几十个孩子们，一边喔喔喔，一边叮当叮好不闹热！ 小学毕业后，表兄和我又考进当地的初中。我记得初一国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适之先生北大里成熟学生所翻译的，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珂写的《时光老人》。我也记得其中几句像是： 时光老人，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无必要，莫奔跑 表兄和我，又在这国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学年。 　　 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在是他们本能上记忆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份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 　　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叮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 本帖轉自: http://bcxtw.blog.163.com/blog/static/11988172620106221016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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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1932年年6月）

brbaba 2010-7-3 17:30

翻开泛黄的相片，久远的年代，模糊的青春，但毕业骊歌的感情依旧，在这个栀子花开伤别离的季节，让我们重温昔日名校长们的毕业赠言那是母校的馈赠，一生的精神宝藏，那些犀利的言辞穿越时空隧道，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和当下意义。 　　教育家胡适于1945年9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是胡适先生1932年6月27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那是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他的身份是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为青年学子总结了毕业出路：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再有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了。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未必是救命毫毛，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再有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方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两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它，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它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作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功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作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50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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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父母的牺牲——孩子最可怕的礼物》

bing 2010-7-3 13:35

纪伯伦《先知的灵光 -孩子》 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你们可以给他们爱，却不可以给他们思想；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 胡适《我的儿子》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然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孩子实际上并不是你们的孩子，他们乃是生命本身的企盼，他们只是经你而生，并非从你们而来，他们虽与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你们可以给于他们的，是你们的爱而不是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们可以庇荫他们的身体，却不能庇荫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于明日的世界，那是你们在梦中都无法探访的地方 因为王季庆看了诗人纪伯仑一首关于《孩子》的诗，让她对教育孩子的看法有了180度的转变，其实我对自己很严格，但在我怀孕的时候，看了纪伯仑的书，真的好感动，你清楚知道你绝对不能去掌控另一个个体，即使他是你的孩子，但华人都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财产。所以我很小心努力把孩子当作是一个人，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即使是做错了，他还是有权利去尝试，你只能告诉他有什么选择，他决定了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待王季庆说完这句话，再听她说别人的故事、自己的故事，于是你便知道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一位母亲来说，对一位非常疼爱自己孩子的母亲来说。 一个女子做了母亲，最容易陷入一个窠臼，就是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一切。然教育家马卡连柯却说︰一切都让给孩子，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父母亲所能给于孩子最可怕的礼物。 对孩子来说，他们习惯了风和日丽的天气，直到有一天在自己迎接疾风骤雨的时候，在不测风云的挫折和挑战里，惊慌失措，不知道心中的勇气和智慧该从哪而来。 对父母来说，儿女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孩子身上，直到他们年老时，同样渴望得到全部的关爱，儿女就像风筝，他们想要永远拽住那根线，只有把它牢牢操在手中，心里才有安全感。 做了父亲以后的胡适先生，写过一篇《我的儿子》，里面说道︰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然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王季庆曾经遇到一位母亲，在女儿7岁的时候和丈夫离婚了，她的工作能力强、生活能力很好，但却非常担心独生女儿的种种，开口闭口都是女儿。当王季庆问她：妳的生命有何意义和价值？她如此回答：我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就是要我的女儿正常。 王季庆说：她女儿已经17岁了，不疯不痴不傻，而且长得很漂亮，你认为我可以接受她这样的答案吗？她不是普通老百姓，她是一位博士，在国外也住了很久，可是她的答案竟是如此！王季庆再问她：那妳自己的生命呢？ 她说：我自己有如槁木死灰，我已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只一心一意地想女儿好，我已经把自己放弃了。 一个槁木死灰的妈妈一心一意想让自己的女儿快乐、幸福。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把自己生命的基础放到别人的喜怒哀乐上，交在别人手里，生命的意义竟是女儿正常与否？！面对一个成熟的独立女性有此生命告白，王季庆的嘴巴都张大了。 这母亲每一天都像监狱里的狱卒，把女儿当犯人看，什么都要通过她，即使她在上班，仍然想女儿不知道会不会偷跑出去。因为她对孩子的不信任，造成母女无法沟通，压力越来越大，女儿岂受得了母亲的监视，非逃不可。 后来真有不太好的事发生，华人的父母总是替孩子选择，但选择之后谁要负责？这位母亲以为自己很对，因为她是出于爱心，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以爱之名，做一件与爱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王季庆最后提醒这位母亲：先不要讲女儿如何如何，妳的焦点应该放在妳自己的生命上。先不要对人好，如果你自己是空的。你看到自己快乐吗？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是活，而是要活得快乐，这才值得。这才是给妳女儿最好的东西──身教，影响孩子的一言一行。 孩子有孩子要走的路 王季庆对此也有自己的故事，这听起来很负面，我自己也很痛苦，是我给了孩子自由，他是一个人，我没办法控制他，最后他自己去承受后果，他学到了教训，可是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痛苦。以结果来论的话，人家会觉得还是传统的方法好，但孩子的学习肯定不一样，这是他要走的路，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过去的经历来学习的。 在儿子上高中时，有一次王季庆带他们去看她上标准舞的课，老二看了便有兴趣想学。于是舞蹈班就安排了一个女舞伴给他，是一个年纪较长的女生。跳跳两人就成了朋友，常到家里作客，后来成了情侣。当时老二才17岁，是个中学生，女伴比他大10岁，已经是一个相当能干的职业女性。 王季庆看两人从舞伴到情侣，局面开始失控了。她和孩子分析过，双方的生活背景、年龄差距，而且他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到美国去上大学，两人看来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发展。感情的事，我从来就跟孩子说，惟一的要求就是不要伤害对方，要尊重对方。当时我对孩子说你要去念书，她年纪也大了，怎么可以等你这么多年？ 儿子答应妈妈先做朋友，直到他美国念书后，双方便各自自由发展。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儿子上大学后，不只和对方保持联络，反而因为感受到外在的压力越大，两人的距离越远，两人就越是团结，越是觉得这段爱情是伟大的。 于是，儿子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与对方切断关系，还在他读大二时就结婚了，家人全蒙在鼓里。王季庆说：本来没有什么，我也承认他们的关系，不说什么，儿子毕业后就在太太底下工作，应该很好的。但他们夫妻的关系越来越不平衡，越来越不对劲，儿子和我本来是很亲密的，什么都谈，但两人却慢慢疏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痛苦不是儿子不听你的话，而是你觉得他和你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后来事情的发展是，夫妻两人的事业失败，初生的孩子还小，太太却患上精神分裂症，王季庆眼睁睁看孩子承受巨大的挫折和痛苦，整整10年，在孩子最黄金的10年。作为一个母亲，王季庆的心疼和难过是言语无法说的，但她一直陪儿子，接受他的一切，当时她最常对孩子说的不是当初如果怎样怎样。而是我会一直在这里。 我没有再去责备他，这没有用，我不会让他觉得因为他犯了错而不理他。我已经不能替他做什么，他自己做的自己承担，我只能包容他。直到今天，即使让王季庆早知道结果是这样，她还是觉得：想尽办法去钳制孩子是没有用的，有一些选择，是他自己要做决定的，别人不能替他做。当时他选择了这条路，必然有他自己的原因，只是我不了解。 现在儿子的事业和生活已平稳顺利，王季庆回头看这件事 ：有一些事是无解的，它在正常的状况下是找不到答案的，既然发生了，就不要怨天尤人。 只是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是冲你来的，或是冲儿子来的，无论如何，不管事情好坏，它都成为我儿子人生的一部份，一个过程，值得他去学习。 没有一个女子天生就是一个独立的妈妈，一个独立的妻子，自己的价值自己去寻找，去肯定。王季庆以前也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建立在爱情上──我要我爱的人全心全意地来爱我，如果不是如此，自己就失去了价值。 王季庆遇到一个女子把一生的重心都放在丈夫身上，却因为无法生育，先生与她离婚。她在离婚后患上严重的脑癌，经过一段努力奋斗的抗癌期。 但王季庆看她其实是不要活的，她的痛苦是她指定了只要她先生的爱，只有她先生可以肯定她的价值，因为她的先生不爱她，在她心里早就丧失了活下去的意愿。在她的潜意识里有一点自杀的倾向，但她又不能自杀， 她 把受伤的感情不断压抑下来，慢慢地就变成了她的病。她一生病，就可以转移掉自己的问题 ，你看我很可怜，我生病不是我的错啊！我还要去奋斗、拼命去抗癌！ 王季庆觉得这位女子如果不愿承认自己早已放弃了自己，不承认自己的生命是被动的，如果你不爱我，我就，不管她如何努力去抗癌，都是没有用的。 她提醒说 ：当一个人在情感上受伤时，尽管情绪是负面的，你都要去承认它、认识它、接受它。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价值的，不管你是贫是富，美貌平凡，遇到任何事，从根本上来说，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王季庆参加一个团体叫Pollyanna，其实每个人都有悲观乐观矛盾的地方，Pollyanna就是叫你从乐观的角度去看事情，它有点像傻大姐的意思，不管你发生什么事、任何打击，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份礼物，敲醒你，告诉你应该要改变了，让你变得更快乐。参加这个团体的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抛出来，让其他人帮你从Pollyanna乐观的角度看事情，让别人帮你在困境中看到一些好处和积极面。 王季庆小档案 留学加拿大，并旅美十余年。经历半年的心灵追寻，遍览各类心理、宗教、哲学、神秘学等书籍。于1976年首度接触启悟性的赛斯资料后，心弦震动，遂开始译介赛斯书系列及新时代经典作品共十余种。她也是在台北内湖的中华新时代协会总会创办人，影响很多读者。 较早前来马演讲的许添盛医生，也是受王季庆所影响，成立第一个癌症身心灵治疗团体，鼓励病人真正进入新时代身心灵成长的旅程。 王季庆较为马来西亚人认识的是她所翻译的《与神对话》系列。 孩子（选自纪伯仑的书《先知》） 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说道：请和我们说说关于孩子的事。他于是说道： 孩子实际上并不是你们的孩子 他们乃是生命本身的企盼 他们只是经你而生，并非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与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于他们的，是你们的爱而不是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可以庇荫他们的身体，却不能庇荫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于明日的世界， 那是你们在梦中也无法探访的地方 你可以努力地学像他们一样，但是，不要白费力气要他们像你 因为岁月无法倒流，生命也不会停滞于昨日 你们是弓，孩子是从你们身上发出的生命之箭 那射箭者在苍茫路途中看定目标， 用神力将你们引满一个弯弓，使你手中的箭射得又快又远 当为射箭者所成就的一切欢欣喜悦 因为祂不仅爱那射出的飞箭，也爱手中握的那稳固的弯弓 转自： http://user.qzone.qq.com/1146161811/blog/127801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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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赠与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puremin 2010-6-29 12:38

【转】 胡适：赠与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1932年7月3日胡适先生发表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的一篇文章。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两个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说(《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 这个例子无数次地被胡适用来证明科学可以救国，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残酷的，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哪里还能指望科学能救国！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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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应该当大学校长

fengzhigu123 2010-5-5 19:54

文得按： 近日由于考试诸杂事让文得分身乏术，而内心又不想让博客荒芜了。因为既然要参加博客大赛，既然要 骚 ，那就最好一骚到底，否则岂不有些虎头蛇尾了。好在文得自大二以来一直还算勤快，读了点书，积累了些文字，可以抽空贴上来。而即便如此，众网友的来访、顶贴、留言，我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回复、回访，感觉甚是抱歉。在此向众位网友致歉了。 今天终于解决了一门考试，下周还有一门，待到考完试之后一定要好好的创作，多写点好的文字出来，才能不辜负各位老师、前辈、朋友、同学的支持和厚爱。并且文得在此 声明：以后凡是顶了我、给我留了言的博友，文得一定会做到回访。 在曹广福老师和周可真老师的博客上看到，他们在讨论中国大学的校长应该谁来当的问题，文得一时起了兴趣，加上今晚又有一点时间，就也想跟两位老师一起玩笑玩笑。 文得给自己定的题目是：《文学家应该当大学校长》。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呢，我这是为胡适先生起的，而我自己也是学工科的，不过后来才发现其实胡适先生也是个哲学家的，但因为先前在曹广福老师那里留言说要写这样的一篇文字，所以只有接着侃下去了。 文学家应该做大学校长 作者：曹文得 就在落笔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刚好看到了科学网侯成亚先生博客上的文章《什么是五四精神？》（原文链接：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19825 ）。侯先生在 文章结尾时如是说：五四精神，首先和根本的不在于进步和爱国，而在于科学与民主。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没有过时。但是，有人却不喜欢这种精神，并且千方百计要用其他的那精神、这精神来贬低、冲淡、阉割和抹煞五四精神，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的却，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无论是在那个国家、无论是在那个时间都不会过时。但若要追问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产生，文得却不得不大声高喊：自由，为了科学和民主，首先要为自由歌唱。 唯有充分的个体自由才能保证民主，从而最大化科学。因为所有的科学要么都是建立在对经验的总结、归纳之上；要么就是建立在打破旧有框架，跳出枷锁重新创造之上。唯有充分的自由才能更加多的给人以该种禀赋和冲动。 回归到一个大学的层面，大学校长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他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大学，但他的风格长久的看却会内嵌入这所大学的血脉。 可以办一个严谨有序，有条不紊的大学的人是很多的，因为建这样的大学只是需要一个管理者而已，不太需要创新，按章办事、照方抓药，遇见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有这个能力的。而要办一所充满活力、富于革新精神，有时候甚至有点不太出常规牌的大学，却是很难得。 在我的眼中，胡适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大学培养杰出人才方面，那时候的北京大学自是无需多言。而胡适先生身上透露出来的另一种精神却让人感叹，季羡林先生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回忆说胡适先生在开会的当儿由于听人说起《水经注》便跟人大谈不止，直到会议开完了依旧在讨论，而这就是真正的忠于学术的精神。不仅如此，在季羡林先生的认识中，胡适先生一生所做的事情最让他感动的便是毕生奖掖后进，这样的人在掌握权力的时候，一直不忘提携后进，让道有人所继，不正是和大学的本质相协吗？ 所以要让大学充满活力，文得以为有一真文学家最好了。因为文学家的身上大多有一种酸腐之气，这种气息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是这种酸腐却是能保证他们淡薄钱财和功利束缚的基本条件。他们也正是最能够把握追求真学术内涵，并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度和烂漫幻想的人，这种精神却也正是我们现在的大学所缺少的。 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文学家校长，学校便沾上了一种气息，这种气息无声无息把自由播种，收获一个充满理想和思想的大学，进而收获科学和民主，这也正是大学之道。而具体的制校措施，集堂堂一大学之智慧，我想总会有人提出和想出合理的制度和方法来的。 胡适之先生 胡适之先生 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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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书，读真书；读思想，读人格

热度 1 zls111 2010-5-5 09:31

题记：前段时间看到 武夷山 老师转载的一篇文章 朱学勤：我时常想起鲁迅、胡适与钱穆 ，自己很久没看书了，再想着曾经看过的一些书，觉的经常看些书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有如下关于看书的感悟。 一个人的价值观从其思想就能反映出来，思想程度代表水平。有时可以从交谈中发现一个人的思想，有时能从一个人的处事能力发现。思想即决定高度。 自己创立思想貌似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能的，那只有吸收他人的思想。读书，读真书；从书中吸收思想，学会为人处事。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到读书的力量 或许是我个人的性之所近吧！我从小识字读书，便爱看关于人生教训那一类话。犹忆十五岁那年，在中学校，有一天，礼拜六下午四时，照例上音乐课。先生弹着琴，学生立着唱。我旁坐一位同学，私自携着一册小书，放座位上。我随手取来翻看，却不禁发生了甚大的兴趣。偷看不耐烦，也没有告诉那位同学，拿了那本书，索性偷偷离开了教室，独自找一僻处，直看到深夜，要归宿舍了，才把那书送回那同学。这是一本曾文正公的家训。可怜我当时枉为了一中学生，连书名也根本不知道。当夜一宿无话，明天是礼拜日，一清早，我便跑出校门，径自去大街，到一家旧书铺，正在开卸门板，我从门板缝侧身溜进去，见着店主人忙问，有 曾文正公家训 吗？那书铺主人答道有。我惊异地十分感到满意。他又说，家训连着家书，有好几册，不能分开卖。那书铺主人打量我一番，说：你小小年纪，要看那样的正经书，真好呀！我听他说，又像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喜悦和光荣。他在书堆上检出了一部，比我昨夜所看，书品大，墨字亮，我更感高兴。他要价不过几角钱，我把书价照给了。他问：你是学生吗？我答：是。那个学校呢？我也说了。他说：你一清早从你学校来此地，想来还没有吃东西，就留我在他店铺早餐，我欣然留下了。他和我谈了许多话，说：下次要什么书，尽来他铺子，可以借阅，如要买，决不欺我年幼，索高价。以后我常常去，他这一本那一本的书给我介绍，成为我一位极信任的课外读书指导员。他并说，你只爱，便拿去，一时没有钱，不要紧，我记在账上，你慢慢地还。转瞬暑假了，他说：欠款尽不妨，待明春开学你来时再说吧！如是我因那一部曾文正公家训，结识了一位书铺老板，两年之内，买了他许多廉价书。 来之钱穆《人生十论 》 读书要读好书，真书。现在出来的很多书并不可靠，很多作者没有把心思集中在写书上(当然也不是所有，相对以前)。有能力判断最好，不能判断那怎么办呢？前人一些书很经典，比如钱穆的书,有时瞎看还会误导一个人的思想.我打算最近把钱穆的书浏览下,网上有很多，还是DOC版（附件），稍微排版下就很小了，打印出来看，很方便. 记得早年也经历过上面类似的事情，那是在大学的时候碰到一个书店的老板（之前是电视台记者，退休之后开书店，很好的老师），他向我推荐了不少书，那些书对我后来的思想转变影响不少，至今受益。 我觉的人的一生总有几个思想转变的时候，这些转变对一个人高度很重要。系统的读书和自己的实践是转变的最好方式。 钱穆：人生十论.doc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doc 国史大纲（钱穆）.doc 这些书籍来自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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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孔子

jiangjinsong 2010-3-22 23:50

我並非儒家 並不覺得儒家的思想最高明 也常常會批評儒家的缺點 但是 我對於時至今日知識界流行的對於儒家和孔子的誤解感到非常困惑 覺得許多朋友在批評儒家的時候帶有太強的感情色彩 會把對於現實的不滿 把對於利用儒家和孔子人的不滿 都發洩到孔子和儒家那裡 或者常常會以三個代表這樣的高標準來苛求孔子 以此來否定孔子和儒家在當代的價值 也常常會以一種線性的進步觀 認為農耕文明的思想成就 在今天工業文明時代早已過時 我覺得這些觀念都忽視了傳統的深刻價值 撰寫了《法國革命論》的艾德蒙伯克 在批評法國大革命的過火偏激時指出 當法國革命者標榜理性的時候 他們忘了� 有能力 去領會和闡發了。 博主回复：蒋兄，我认为把儒学的观点引入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秩序或许可以，但以此治 理国家恐不妥，毕竟等级制与平等理念相去甚远，不知蒋兄意下如何？ 评论人：jiangjinsong 标题：孔子为什么没有自杀？ 　 评论内 容： 當我們說開發偉大先輩的思想資源的時候，不會想到簡單照 搬吧？ 即使是柏拉圖如此敵視民主政體，西方學者也仍然不會因此而簡單地說他的進步功能都已耗盡了。 而且，我現在對進步的觀念越來越懷疑，這種啓蒙的觀念與科學主義的淺薄思想很合拍的說。 儒家思想的本質怕也不是等級制吧，雖然在等級制時代產生和發展多少帶沾染時代的局限性。現實的許多問題，未必都要賴到儒家和孔子那裡去，西方人就不是把不 順眼的東西都賴到柏拉圖身上。 在張樂先生的博文後留言： 评论人：jiangjinsong 标题：孔子的思想在当下是否具有现实意义 　 评论内 容： 傳統文化思想資源應該努力去利用、闡發，伟大的思想需要 我們具有偉大的人格和理解力才能對話，才能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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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看中医想到的

热度 28 何裕民 2010-1-28 15:50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何裕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胡适，是20世纪初期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他青年时代曾赴美留学多年，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政治上主张全盘西化。他充满激情地提倡新文化，态度强硬地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胡适改变了对中医的一些偏见。 　　1920年11月，胡适罹患糖尿病与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西医疗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朋友建议他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胡适勉强应允，不料反而治疗痊愈，结果胡适又活了40多年。这把胡适推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对中医，一方面却是中医治好了他的重病。后来，胡适只好退而认为中医不科学，很糊涂，但是能治病。在他的颂文中还是希望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 　　胡适的病给中医治好了，但他并没有认为中医是科学的，仍然希望用西医的那套检验方法来证明中医治病的道理。结果当然会使他失望。原因何在？因为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法，必须用不同的检测方法。事实上，如果简单把西方重分析、重实证的思维方式看做是唯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并以它来检验东方的系统性思维、阴阳平衡理论，结论当然是中医不科学。可以这样说，是检验中医的标尺用错了，而不是中医错了。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能治好病的医学，就应该是科学的医学。客观存在的真理，是不以人们是否承认为标准的，而是以实践为标准的。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位40多岁的张姓患者在眼眶后生了一个肿瘤。当时的主治医生提出局部手术治疗和放化疗的方法。放化疗方法虽然使肿块缩小了，但病情反反复复。后来她考虑接受手术治疗。但由于肿瘤的特殊位置，必须开颅取出，风险较大。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她辗转找到了我们。我们为她进行了辨证论治零毒抑瘤调理，但调理的方向并不是针对眼睛，而是从肝开始调起。因为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肝经上连目系，所以眼的生理病理莫不与肝有着密切关系。经过半年的中药调理，患者的肿块开始逐渐变小，最后不用增强CT检查已经很难发现，而且至今没有不适症状。经历了这次疾病，从此她对中医深信不疑。像这样的病例，在我们的实践中还可以找到许多。 　　中医将人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五脏六腑的盛衰和病变都会通过精血津液等介质表现于体表。高明的中医常常能从脉象、舌苔、眉毛、头发、皮肤、手掌纹路、指甲颜色等身体表面的细微变化诊断出体内的疾病，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 希望现代的胡适们，都是一些有了健康难题时既会找中医看看，又不固守成见，能宽容对待或信服中医的人。 （《健康报》20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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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名校的“忏悔节”

adamliu800 2010-1-20 20:38

中国的学校有一个习惯，喜欢以百年名校、千年学府等名号自居，每逢校庆必然大张旗鼓，大声向世界宣告：今天，我一百岁了！看到这些历史的见证，无不令年轻的学子心驰神往。社会对这些百年名校也纷纷投去仰视的目光。 我看过一篇写于98年北大百年华诞之际的文章《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回忆：内容着实令人吃惊，但也并不意外。校领导、教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刊物上发表了纪念词。第一篇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即宣布：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教务长胡适的文章题目就叫回顾与反省，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庵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的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胡适最后提出了这样的祝词：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第三篇是李大钊教授的感言：我们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胡适先生造像 三位先师的纪念词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反省。校庆不是该庆祝的时候，成绩可以肯定，但不要忘了反省。发现不足，迎头赶上，须臾不敢怠慢。折射到今天我们的校庆，除了歌功颂德，就是拿领导的成绩说事儿，自身发展中的失误和过错一概不提，生怕别人知道学校的负面消息。再把关注的范围缩小拉近，看看我们和身边的同龄人，大家在交流和做事的过程中，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惯用语和心理想象的词是：我以为，经过我的考虑。这虽不能一概而论化为自私或以自我为中心，但缺乏自省，自以为是的帽子是脱不掉的。曾子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三省之三绝非三次，而是多次，甚至成为习惯，即习惯性自省。一位北大老校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非要把生日看作一个节日，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的失误和不足，让灵魂受一次洗礼。 明年，大陆地区大学排行榜状元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面对百年辉煌的清华人会有怎样的冷静思考，我们拭目以待。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用途，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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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胡适

邱泽华 2009-11-21 20:44

是李敖对胡适的力挺，使我对胡适格外感兴趣。 胡适拿过多少学位、会讲几国外语，固然十分令人钦佩，但是我早已忘却。只记得他广为人知的那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 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 只此一句话，足以令我深深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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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转）

gothere 2009-5-4 16:33

作者：冯崇义、杨恒均 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 中国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 ，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呐喊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 不曾呐喊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草泥马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国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 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 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国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 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 我们中国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国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国进行瓜分和分赃 （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国）。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国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 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国早就独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 会侵略中国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国 处于转折关头，中国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 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 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 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 ，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进步。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 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样的一群。 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 幕后黑手 ，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国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 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国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国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 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 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 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 ――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 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 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国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国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 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国引上歧途因为中国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 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立议会制度、进行政党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到陈独 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以人权平等、独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专制、奴隶主义的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 勇前进。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 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国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九十 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权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造 成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世价值 ，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国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中国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 叶。如果考虑到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公正的。 然而，风雨仓皇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误入过歧途，走过弯路，或者走过邪路，那么现在除了少数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弯路和邪路，回归到九十年前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们呼吁、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那条路 收回我们的目光，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我们一边在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一边对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们把我们引向这条羊肠小道的啊），我们应该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遥想九十年前的前辈，感受周围风起云涌的新民，抚思我们内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冯崇义、杨恒均　 2009/5/4 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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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逸：白话文没有发展出适应现代生活的系统词汇

jiangjinsong 2009-5-1 13:14

学者唐逸倡导汉语文化,稱白话文没有发展出适应现代生活的系统词汇（轉貼） (2006-12-19 15:07:54) var $tag=''; var $tag_code='961c48ad63c06bb173772e121d2f26df'; 分类： 科学文化 学者唐逸倡导汉语文化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6-12-19 9:31:07 来源： 新京报 【唐逸先生的文章讀的不多，但是我非常敬佩的學者之一。寫的好像不多，但是出手不凡。記得讀過他寫的關於科學禁區的一文，相關問題并非其專業領域，他也就是那麽隨便一寫，即便如此這個問題好像在國內也是他闡述的最為深刻和全面。有這樣的學者在，我們只要想起就會感到慚愧的。】 推出语言学著作，称语言的自觉就是文化的自觉 　　本报讯（记者张弘）如果以音节为单位，汉语可能是最简洁的语言。严复把穆勒的《自由论》翻译为《群己权界论》，这几个字如果用英语来表达将很冗长。 学者秦晖说。《汉语文化读本》一书出版研讨会日前在第三极书局举行。该书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唐逸表示，语言的自觉就是文化的自觉，这 是他写作该书的目的之一。 　　《汉语文化读本》从汉语文化的角度，列举了当下人们容易读错、用错、写错的字和词，并给出了正确的读音和字义。此外，还列举了常用成语、诗句、诸子百 家引语。唐逸称，白话文没有发展出适应现代生活的系统词汇，反而很快成为负载某些特殊意味的官样文章。其次，白话文未能汲取文言的洗练隽美的汉语特色，形 成新规范，以致现代书面汉语既乏文采，又不清晰，冗沓平庸，颇难卒读。著名出版人沈昌文认为，唐逸先生从汉语文化触及其他问题，有深意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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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胡适

huanghe 2009-4-15 20:49

希望（兰花草） 胡适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兰花草 演唱：卓依婷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　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　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　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开　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　添得许多香 歌曲兰花草的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zNjgxODg=.html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当歌迷们跟着卓依婷 唱这首《兰花草》，可能想不到它的原词作者会是现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胡适。 胡适写下这首原题为《希望》的诗，是在1921年。那年夏天他到西山去，友人熊秉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就写了这首小诗。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他的作品真正为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首《兰花草》可能是流传最广的一个。它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与珍惜跃然纸上，而且琅琅上口。但每哼起这支歌，在那优美的旋律中，我眼前浮现的不是兰花草，而是胡适匆促而执着的身影。当年胡适学成归来，也带着一株兰花草自由主义，他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把它带回来，种到中国的土地上，小心地呵护，殷切地期待它开出花来何止是一日望三回啊！ 我想，正因为胡适有这种焦急的心情，当他看见这株迟迟不开的兰花，才一下子触景生情，萌发诗兴。给它取命为《希望》，也许是希望自由主义思想早日开遍中国吧。如今斯人已去，歌声在耳，想想胡适这株风雨飘摇近百年的兰花草，竟抹不去丝丝的惆怅。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胡适 （ 1891.12.171962.2.24 ） ，汉族，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 1910 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 1914 年往 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 杜威。 1917 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名言： 1. 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2.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 ！ 百度百科中胡适的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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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xxssq 2009-4-13 13:33

读一位朋友的空间，转载他转载的一篇文章，读完之后，颇有感慨。100多年前的话，放到今天，依然适用。 下面是转载内容：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 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 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 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　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原载： http://cncoolbit.spaces.live.com/blog/cns!797C65277C9A445D!193.t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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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玄論戰與科學主義 ——再讀林毓生

jiangjinsong 2009-4-7 23:11

載《民主與科學》2006年第6期 科玄論戰與科學主義 再讀林毓生 蔣勁松 　　發生在民國初年的那場科玄論戰，許多人認為是科學主義戰勝人文主義的一場論戰。然而，著名中國思想史專家林毓生先生對此卻別具隻眼。他雖然在基本立場上比較傾向於玄學派，但卻認為玄學派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和科學派一樣共用了科學主義預設，也就是說，科學主義不僅是參與論戰的一方，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論戰雙方的缺省配置，而且還是論戰雙方出現自相矛盾， 學理存在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當時之所以流行科學主義，在根本上是由於學界對於科學方法和精神瞭解不足所致。時至今日，科學主義仍然是國內學界爭論的熱點問題，重讀林毓生先生的相關著作，相信會幫助我們澄清一些流行的誤解。 　　玄學派代表張君勱，堅持科學並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反對無限制地濫用科學權威，本來是反對科學主義的。然而，林先生指出，張君勱在堅持人生觀問題的相 對獨立性，維持道德自主性時，卻極端地斷定，人生觀必定是主觀的，完全屬於個人的。這樣一來，他原本想要捍衛精神和道德良心的價值，結果卻適得其反。作為所謂玄學派的領袖人物，張君勱也很熱心地希望能夠捍衛儒家立場。但他卻並未主張一種宗教哲學意義上的實在之源來作為精神和道德意識合法化的客觀基礎， 而這本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傳統。這一矛盾現象的根源在於，張君勱和當時的科學派一樣，也接受了實證主義的觀點，認為所有客觀的物件和秩序都只屬於科學研究的範圍。因此，他想要捍衛道德價值的自主性，就只能主張主觀和客觀是完全割裂，絕對不可溝通的，最後在相關道德和價值領域只能被迫堅持相對主義。這樣一來必然陷入自相矛盾，無法在科學主義的攻擊之下全身而退。 　　林先生認為，相比玄學派，科學派一方的問題更大。科學派代表之一丁文江與張君勱一樣把傑方思（ W.Stanley Jevons ）的《科學的原則》的論述作為科學方法的權威來援引，並且都認為歸納是科學的主要方法。可是，傑方思在書中明確表示，科學方法不是簡單的歸納，而更主要的是在科學研究中建立假設的功能，是對於事實加以選擇與解釋，這種選擇與解釋受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帶有預期性的理念影響很大。可見丁文江對於傑方思的科學方法論最核心內容沒有掌握。相比之下，倒是科玄論戰之前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一系列科學方法文章的數學家胡明複，對科學本質和方法理解更深。但是，他那些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在思想界卻不如科學派那些極端而簡單的論述流行。 　　在科學派內部，林毓生認為，作為科學家的丁文江由於熟悉科學實踐，對科學方法使用所需要的條件以及科學方法的局限性瞭解較多，相對說來還算比較謹慎。倒是作為人文學者的胡適先生，由於對科學所知不多，反而把科學方法看得過分簡單，過分誇大科學方法的重要性和適用範圍，科學主義的傾向更加嚴重。 　　胡適將科學方法簡單化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實際上是對科學本質相當程度的誤解和庸俗化。在研究的不同階段，面對不同的研究境況，科學所需要的方法是不同的。企圖總結出簡單的公式是很不科學的。除了要不為舊說所束縛（即所謂大膽假設），嚴格遵循實證經驗（即所謂小心求證）外，更重要的 是要能夠提出新的有價值問題，而這需要長期浸淫於科學相關範式，需要科學中的權威和傳統潛移默化的指導。而這是胡適這樣對科學實踐缺乏瞭解的反傳統主義者所難以理解的。 　　正因為胡適對於科學本質和方法瞭解甚少，所以他才能不滿於當時其他科學派人物僅僅抽象肯定科學人生觀的可能性，敢於白紙黑字地、自信滿滿地提出他的具體的科學人生觀。可是，任何一位元受過起碼邏輯訓練的人，都能立刻看出其科學人生觀實際上是缺乏科學基礎的，只不過是一組從前提推導不出結論的推 理，是一些決定論、機械論的自然觀、社會觀與意志論的雜糅拼湊而已，其中充滿了大量的事實與價值的混淆。 　　例如，胡適聲稱，根椐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知道人類是不死的、不朽的。這顯然是無效的推理，是沒有任何科學根椐的狂想而已。然後，再推論說，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最高的宗教，而替個人謀死後天堂、淨土的宗教是自私自利的宗教。這種推理完全建立在胡適一廂情願的個人偏見和偷換概念基礎上，哪有什麼邏輯的嚴格性可言？因此，林先生批評道，胡適一生總是強調思想清晰何等重要，也常常批評他人思維混亂，可是自己卻陷入嚴重的思維混亂而不知。 　　胡適的科學人生觀並無科學的可靠基礎，卻帶有某種宗教的格調，這鮮明地反映了中國近代科學主義的一大特色，這就是以試圖以科學客觀、可靠的權威來建立某種大一統的准宗教或者意識形態。這種以科學名義建立起來的准宗教或意識形態具有很強的封閉性和獨斷性，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所迫切需要的寬容、多元、開放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即使像胡適這樣秉性溫和、終生提倡自由主義的思想家，科學主義也嚴重地妨礙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評價，對近代中國愈演愈烈的激進思潮的影響就更不用多說了。 　　科學主義在中國近代之所以如此流行，林毓生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傳統秩序的崩潰所產生的普遍的、極其嚴重的文化焦慮，迫切需要一種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安慰。而科學主義極其自信、樂觀和武斷的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和繼承了傳統文化有機一元論的宏大敍事，很能滿足近代中國人的心理需要。因此，雖然在學理上難以成立，雖然同一時期國內學者有更深刻的認識，卻依然以其簡單而強有力的心理作用而獲得廣大知識份子尤其是青年學生的廣泛認同。從這種角度看，中國近代以來流行的科學主義，和西方的科學主義是不盡相同的，具有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是中國長期以來政治權力-文化秩序結合的大一統結構的現代變形。唯一的變化不過是獨尊儒術換成了科學霸權而已。 　　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科學主義仍然甚囂塵上。面臨這一形勢，僅僅在學理上批評科學主義在邏輯上、學理上的不足，雖仍然具有其不容否認的必要性，卻遠不具充分性。我個人覺得，林毓生先生所提倡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應該是很有啟發性的思路。一方面，只有從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中經重新闡釋和解讀，挖掘出既適應現代生活，又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中具有深厚根源的文化資源，我們才能在傳統的佑護和滋養之下創造新文明。 　　另一方面，在多元化成為當今時代主旋律的今天，我們要努力挖掘傳統文化中多元化的資源，借鑒和學習西方文化中多元傳統之間保持一定張力的合理結構，避免中國文化傳統中由於普遍王權長期統治所帶來的一元化意識形態壟斷精神世界的現象的再次重現。 　　20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無論是哈耶克、波蘭尼、還是波普爾等都對科學方法有很精深的研究，都異口同聲地強調文化多元化的極端重要性，同時又都無一例外地一再強調自由主義文化的建設需要傳統的支援。在經歷了20世紀一波又一波的激進運動所帶來的慘痛教訓之後，我們還會將那種徹底否定傳統的科學主義當作救世法寶嗎？ 　　回顧上個世紀初期的科玄論戰，我們應該超越科學主義的極端偏狹的眼界，以一種溫情和尊重的態度來對待我們民族的傳統。然而，這決不是玄學派簡單的反攻倒算，不是要再打一場結局相反的新科玄論戰，而是超越科學主義與玄學派雙方共同的錯誤假定。民族的文化傳統，不是被當作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 的教條頂禮膜拜，而是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最切近的地方性文化資源，通過其與源于西方的文化傳統的互動與張力，來確保我們不至於墮入一元化封閉的文化困境中去。只有這樣，才是為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真正挖掘和充分利用了科玄論戰的思想資源，才真正實現了科學派想要超越傳統窠臼的理想，才真正實現了玄學 派在學理上捍衛人類價值和道德尊嚴的理想。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年。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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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到祖国统一

moxj 2008-11-24 19:24

昨天我给 王伟 留言里我讲到： 要继续写胡适， 胡 先生的影响还将再度有一波可操作的行情．．（这是我在比赛博客的第一条正式留言） 大概我当时又喝多了，说话稀里糊涂．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建议人家写什么．我这个人不通文史，所以也不敢写．但既然看到这个话题，不能不说点什么．我把这篇作为参赛文章，虽然文字最短，但在我的心里却比其它要重的多． 首先解释这个题目：当然不是因为 胡 先生在台湾就用到祖国统一，在台湾也是在中国，没有统一的说法．祖国统一也不是指没有统一的地方，祖国本来就没有什么分裂．只是借用大家习惯用的说法． 关于胡 先生和题目相关话题，大概我这样知识的人去专门研究半年也没什么结果，别说写东西了．所以我只提点通俗的东西． 首先我想到歌唱家 李谷一 ．我不通音律，也不知道几首歌，但在生活中还是能感觉到一点歌声．也感觉到了李谷一前辈的一点成长经历．现在有谁对这些美妙的旋律没有一点感触呢？ 再提一位明星 邓丽 君 ．不管你多大，即使是现在博客最年轻的，可能都听到过她们歌里的音律．听到她们歌声里不只是中华的音律，更有时代的音律，人性的音律？ 还可以再说远点，因为题目里有统一，我又不承认台湾和这有关，所以就是没有统一美国了．上世纪 60 年代，在远离我们的那快领土上兴起了 嬉皮士 运动．它对文化和科技的普及传播到底有多少作用，它还将继续影响这个世界吗？ 把话题说近点，再说说通用网址首页的 非主流 这三个字，我虽然基本没有接触他们，也没有多关注，但他们真的是颓废和非主流吗？ 80 后晚期和 90 后很快不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了吗？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世界终将是你们的？ 　 　 不做什么分析，仅把我上面的四个问题和如下的问题独立作为一篇博文． 今天，有多少人在思考？有多少人在生活？有多少人在生活中思考？ 30 后的兄弟们，你们真的都寻求晚年的生活去了吗？ 40 后的兄弟们，你们真的生活在你们的成绩了吗？ 50 后的兄弟们，你们真的只埋头于拼搏孩子的幸福生活了吗？ 60 后的兄弟们，你们真的只在为自己的事业做最后的冲刺吗？ 70 后的兄弟们，你们真的只在忙碌自己的生活吗？ 80 后的兄弟们，你们真的在当今的社会里只有彷徨吗？ 90 后的兄弟们，你们真的是非主流里的自己吗？ (兄弟只是我的口语,不单指女性,也包括男性等其它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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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女人江冬秀

王铮 2008-10-5 17:46

【按】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发表后，有个网友说王铮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自己感到还不配。因为我是借题发挥，想呼吁人民代表就妇女就业问题提出议案。我这里转载一个自称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女权主义者的文章，原来的题目叫《真正的女人 江冬秀》，题目我改了，用了文章里的一句话，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与前一篇呼应，也有点哗众取宠，取的宠就是希望大家看看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讨论女性就业问题 。我们总不能让社会演化到象江冬秀需要用生命抗争才能维护自己生存权时才关注女性吧。 今天我的学生夫妻就妇女就业问题专门拜访了我，本来应该让他们好好讲讲自己的意见，好为人师的毛病，我自己把着讲了。惭愧。 真正的女人江冬秀 时下的文化，都为胡适先生惋惜，那么个糟糠的妻，江冬秀，小脚，胖子，不仅没有留过洋，连鸡蛋大的字也不识一斗，这么就让胡大师守一辈子？于是有许多江冬秀悍妇的故事。诸如中科院博士写的： 胡适也打算与妻子江冬秀离婚，每当胡适向江冬秀提起此事，江冬秀便大吵大闹，一次竟用裁纸刀刺向胡适的脸部，未中。又一次，江冬秀拿起了一把菜刀，对胡适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再自杀。吓得胡适立刻偃旗息鼓，落荒而逃。 故事写得栩栩如生，博士可能当时在场。可是这个博士想过没有？如果胡适情变了，江冬秀怎么办？两个孩子怎么办？在当时那个社会，这个女人永远被遗弃了，她没有社会能力，只有带着两个孩子守着几亩地等土地改革划一个地主婆？我的奶奶就是这样的。陈独秀的儿子少年时代的命运就是这两个孩子的榜样。一个男人，你既然与女人做了爱生了孩子，你就要负责。江冬秀应该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杰出代表，你胡适不是文化名人吗？社会给了你很高的待遇，你就的作社会的榜样。江冬秀以死相威胁显得不够费厄泼赖，不过不这样江冬秀还有怎么办法？上法庭？在一个没有女权的社会，江冬秀会输得一干二净，回来也只有等待死亡，与其让人逼死，不如一刀下去，自己了断。壮哉，江冬秀！ 有一些人喜欢将鲁迅与胡适比，把江冬秀与朱安比，贬低前者。其实鲁迅与朱安是没有孩子，朱安没有孩子，也就没有母爱鼓舞这她去拼命。鲁迅也相对负责，没有与朱安生孩子。在旧道德方面，许广平始终守着妾的地位，只承认自己与鲁迅同居，不是鲁迅夫人。韦莲司、曹诚英做得到吗？凡此种种，江冬秀不拿生命抗争行吗？江冬秀向男人世界宣布：做爱了，你就得负责！ 最近看了李小文院士的博客，他评价说：江冬秀可能极富中国传统女性的智慧，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毕竟是院士，看法就是高人一等。李院士介绍说： 据胡适日记，有一天胡夫人正打麻将，偶然到客厅。发现落地窗帘后躲了一个人，吓了一大跳。但已经照面，胡夫人临危不乱。客客气气请他快走，还颠着小脚去开门送客。 这与《悲惨世界》里神父莫里哀是同等的高尚。蒋介石赞扬胡适是新思想的先锋，旧道德的模范，胡适的人品应该是受到夫人感染和教诲的。何以见得，李院士还介绍了个故事， 1938 年在美国当大使胡适接到了江冬秀写的白字连篇信： 你现在好比他们教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人加你的罪，何苦呢 ？ 江冬秀在政治上教诲这胡适。胡适一生追求民主、自由，不贪图荣华富贵，与夫人谆谆教诲 早日下台罢 不无关系吧。一个男人有这样的女人提醒着，是这个男人的幸福。时下的男人，发了财的，找个情人，完全不要社会责任，只知道敛财，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肿瘤；当了官的，找一个色艺双馨的情人一起策划着受贿、投机，现在党中央把情人受贿也列入了干部的犯罪范围，这是正确。。 胡适有江冬秀这样的妻子，是幸福的，是前世修的福分。时下这些心里痒痒的文人、科学家们，江冬秀是下不得堂的。 原帖： http://hexun.com/xuefenglianhua/default.html 对了，一个北京大学老人告诉我：李大钊先生也是守着旧式妻子的道德模范，而且李夫人吸食鸦片，李大钊先生需要付出更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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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开脂砚斋的神秘面纱 - 红学是门伪学吗？

泰山 2008-7-31 17:01

撩开脂砚斋的神秘面纱 - 红学是门伪学？ 自从上世纪 20-30 年代胡适开创新红学派以后，以后又有俞平伯，周汝昌等几大推手将红楼梦研究一浪又一浪推向高潮，而红学家依赖的主要资料就是《脂砚斋重评红楼梦》，可以说自从《脂砚斋重评红楼梦》本出现后，《红楼梦》犹如老树新花，研究红楼梦又开了一片新天地。 于是有了红学家、红楼梦学会、红楼梦学刊，欲成为红学家者，先要加入红楼梦学会，而不是红楼梦学会会员者，其文章往往也得不到重视，因为红楼梦研究实际已经被少数红楼梦专家所垄断，所以又出现了草根红学家以别与官方红学家，红楼梦研究出现这种结果恐怕是任何其他文学作品都为未出现的现象。 经过多年的探索，红楼梦研究似乎形成了几大派别，说派别似乎大了点，以研究方式不同，有索引，求证，主观臆猜诸类，其中又有阴谋政变派，或称为牵强附会派，是主观臆猜发展到极端的一类，以刘心武为代表，形成了红学的另外一分支《秦学》 但是令人生疑的是为何能够支持整个红楼梦研究的《脂砚斋重评红楼梦》版本在《红楼梦》出世后一百五六十年内很少有资料提及，无处可查询，且为手抄本。 该手抄本在这百十年内转过多少人手，为何一直没有刊印出来，且脂砚斋究竟为何人？ 脂砚斋一开始就被胡适认为是实有其人，后来的人相信这句话，是因为胡适是个大学者，人们相信的是胡适而不是脂砚斋。 以后的红楼梦研究者也一直认为此人存在，但是一直却找不到实在的资料能够确认此人究竟为何人，于是有人认为是曹雪芹的夫人或最贴切的解释为曹雪芹的身边人。 实际上连曹雪芹是不是红楼梦作者我们都搞不定，我们唯一的依据就是红楼梦第一回里提到的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仅凭这句话我们就能认为作者就是曹雪芹吗？书中的曹雪芹不过是现代意义的编辑而已。 由此我们是否能够怀疑脂砚斋此人根本就不存在，也许根本就是由后人伪托。 假如你仔细读一下脂批，你就会发现脂批的很多内容都是含糊其辞，有的批语简直就是任何一个熟悉红楼梦的人都能写出的东西。 假如有人能够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脂砚斋根本无其人，或其批语完全是后人伪作，那么由这些红学家搭起的红学大厦基石就有一半会倒塌，许多红学家的半世心血就会化为乌有，许多红学家除了抱着自己所写就的毫无意义的论著外，就会变成什么也不是，至多算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已。 确实，脂砚斋可供研究的资料简直是除了一部《脂砚斋重评红楼梦》以外，这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哪个民族，住在何方，我们都一无所知，知道的只是他或她在批语中透露的若干似有似无的只言片语，根据这些我们根本不能确认其人的存在。 就是曹雪芹本人，可供我们参考的资料也少的可怜，《清朝野史大观》只有一句话，道是：（传说是）无锡曹雪芹。而该书也提到当时确有些批本，独独没有提到大名鼎鼎的脂批和脂本，这不是有些奇怪吗？ 《清史稿》人物类倒是提到曹寅一段话，提到他是正白旗，曾经任江宁织造，著作有楝亭诗抄等。奇怪的是高鹗的名字就在他名后，系某年进士等，也没有提到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 然而如果说红楼梦研究是否真的一无是处，那也不能那么说，起码很多红楼梦中隐藏的秘密就是通过不断的研究而慢慢显露出来。 但是脂砚斋的本相不论我们千呼万唤，还是没有任何资料能够佐证，我们一次次的试图撩开罩在脂砚斋面容上的神秘面纱，可是感觉到的还是一股清风。脂砚斋，来无踪，去无影。所能体会到的只是红楼梦书中娟秀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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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吗？

可真 2007-3-13 01:34

近来有人称胡适为建树以科学实证为核心的近代性的思维方式的殿军，认为其思维方法是一种以实证为核心的科学方法。 对此，笔者颇不以为然。 不错，从表面上看，胡适确实说过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 的话，这似乎能表明他的方法是科学的归纳法。但问题是，胡适对于他所细心搜求的事实的态度却是主观主义的。 谁都知道，胡适是服膺于以杜威等为代表的美国现代实用主义的，他曾公开声明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 。正是基于实用主义的世界观，胡适根本就不承认事实或实在的客观性，在他看来，事实或实在是可以人为而任意地加以改变的，以至于可以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正因为如此，胡适在归纳问题上所强调的是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并说：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 如果说其假设是根据对相互差异的客观实事的比较研究而初步归纳得出的结论，则它只是在归纳推理所赖以进行的前提（即证据）尚不充分可靠或其结论尚未得到客观实践的检验的意义上是假设，这里根本不存在一个假设是否大胆这样的问题。 大胆的假设乃是一种故意的预设，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设想，它和虽然尚不充分可靠但却毕竟有相当可靠的关于客观事实的感性材料作为依据而进行初步的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主观地大胆假设的前提之下作小心的求证，则其求证的功夫就不过是出于一种生恐别人不信而为了证明其假设为可信的需要而去寻求实例的支持。如此求证，就很难避免这一样种情况的发生，即使求证过程服务于假设者的主观需要，从而投其所好地避开不利于他的证据，专找有利于他的证据，甚或不惜歪曲事实，将其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使之变成有利于他的证据。 胡适晚年以大量精力投入到搜集《水经注》版本、资料而进行小心的求证之中，就是出于乡谊而为其乡贤戴震辨诬的动机 。即是说，胡氏在从事这项求证工作之前，就先入为主地大胆的假设戴氏之《水经注》非袭赵一清者了。这个假设并不是在他对相关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之后有所发现才提出来的，故纵使其后来确实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其预设是正确的，其整个过程也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归纳过程，因其在程序上是非科学的。由于其不符合科学归纳的程序，也就不能排除当事人在此过程中出于爱护乡贤的乡情而制造伪证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归纳程序，是难保其前提（证据）的真实性的。 胡适之辈致力于吸取西方科学方法的精神诚然可贵，但他们在思想根底上尚未超出今文经学的思维框架，而仅仅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加入了一些科学思维的因素而已。西方的科学方法，经过他们的消化，被严重地歪曲了。他们这种学习西方科学思维的方式与张之洞学习西学的方式实属于同一类型，也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以中国传统今文经学思维为体，以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为用。这不过是鸡零狗碎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而不是从整体性上去把握和消化它，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古代思维方法向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转换。 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向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历史性转换，其实也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就实现了。 文革 期间曾经盛行的诸如 影射史学 之类的思维方法，就是今文经学思维方法的再现。而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地得到恢复并占居了统治地位，但是 左 的思想也还不时作祟，这种 左 的思想在思维方法上实与章太炎的那种脱离归纳的先验演绎法相一致。 参见陈曼娜：《略论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转换》，《哲学研究》 1999 年第 8 期。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 7 期， 1922 年 6 月。 同上。 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 6 卷，第 4 期， 1919 年 4 月。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转引自易竹贤《评胡适的小说考证》，载《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 1993 。 胡适：《王充的论衡》，转引自楼宇烈《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述评》，载《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 如今尽管有人对爱护乡贤说提出异议，但并无足够理由彻底推翻此说，还只能说是不仅仅为了乡谊而已。参见方利山：《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浅议》，载《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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