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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随想: cnruby 2012-1-29 18:21; 刚刚阅读了文章“ 巴菲特给大学生的三个新年忠告 ”。他的忠告是：多读书（知），多实践（行），多爱惜身体（合一，这是我随意而想）。王阳明和巴菲特对生活有着共同的感悟。看来人生活到一定境界，其悟性是相同的。不同是的，王阳明生活在过去的中国，而巴菲特在今天的美国。思想是国家最重要的财富。; 个人分类: 我的生活|229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在“知”和“行”之间：智库的角色: whyhoo 2011-12-5 16:37; 中国传统哲人王阳明在其哲学思考和官僚工作经验中，悟出了“知行合一”的道理。“知行合一”是一个理想状态，在实际生活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任何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和个人来说，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只有停留在“知”的层面，或许永远不会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也就是“实践”，并没有能够提升到“知”的层面。“知行合一”既然是一个理想状态，就需要去追求。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要追求如何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要把“行”提升为“知”。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政策研究者就必须同时了解“知”和“行”，但和这两者本身又不完全一样。首先，政策研究者和“知”者不同。从事“知”的社会群体有很多，但最显著的就是哲学家。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一切，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出来的。因此哲学家或者属于哲学思考的人，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在理想的世界里，有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有些理想是受现实限制而现在不能得到实现，将来或许有可能实现，而有些理想则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的，就是人们所说的“乌托邦”。从现实来看，人类社会从开始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面所产生的理想大多成为历史的记忆。　　政策研究者必须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不懂，那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是现在实现不了，将来可以实现的。马克思曾经说，哲学家有两项任务，一项是解释世界，另一项是改造世界。这是两项关系密切的工作。没有认识世界，就很难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就是认识世界。不过，哲学家的任务主要还是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更多的是让政治家来做要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排除哲学家转变成为政治家。马克思本人就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成为了政治家。不管怎样，在哲学和政治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没有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那么政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历史上，很多具有哲学思维的人成为了政治家，掌握政治大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例子。当时的很多政治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想把很多理想转变成为现实，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国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例子，用其无限制的权力来实现其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如果这些理想事先经过“是否可以实现”的论证，情况可能就会很不相同。很显然，政策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要沟通理念和实际世界，探索理念或者政策思想的实际可行性。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政策研究者的独立性　　其次，政策研究者也必须和政府官员有所区别。这里，政策研究者要寻找自身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和官员的定位不同。政府官员的主要任务是决策和政策执行。这里，有几方面的工作，政策研究者可以做。　　第一、政策研究者很难告诉政府官员做什么，不做什么，因为政策研究者很难获得实际政策世界非常复杂的信息，也很难真正把握政治世界的实际情况。政策研究者所可以做的，是告诉政府官员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情况下不可能做什么；就是说，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可以告诉政府做一个特定政策选择会导致的特定后果。现实地说，政策研究者很难保证决策者的理性，但是可以昭示给决策者通往理性决策的路径和方法。　　第二、要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宏观环境之中。政府官员一般只注重微观，看不到一个政策的大局，或者说，他们会侧重政策的技术面。这就要求政策研究者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比较宏观的内容中加以分析。宏观面的分析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执行。　　第三、政策研究者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是具有利益的组织或者个人，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受制于利益。政策研究者这里就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做到相对的利益独立，就是说独立于某一具体的利益，而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置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总是强调智库独立的重要性。　　第四、政策研究者还必须注意到一个特定政策的伦理和道德性。任何政策，不管其多么科学，都带有伦理和道德面。政策如果和利益相关，那么也不可逃避伦理和道德。就是说，政策很可能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些人可以获益，一些人可能受损。如果忽视政策的道德面，政策的执行就会造成其它方面包括社会政治面的问题。即使道德问题不可避免，但如果事先对此问题有足够的注意，那么至少可以管理和控制道德问题。　　政策研究者应当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知识。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政策科学仍然在发展之中，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很多政策分析者都是学院派人物，很多政策分析工具很难被政策制定者所使用。政府官员感觉到政策分析者的作品不好用，政策研究者感觉到被政府官员冷落。政策研究领域的一种常见情况就是，政策研究和政策实践毫无关系。这需要研究政策的人的思考，以便改进政策研究。　　具体就一个国家的政策研究来说，政策研究者至少必须做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理论指导。任何政策研究必须是理论指导的，但政策研究本身不是理论研究。没有多少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会对理论感兴趣。但如果没有理论，政策研究很难有说服力。需要有理论，但又不是理论文章，这就要求研究者吃透理论，消化理论，把理论隐含在政策分析之中。　　第二是必须具备国际视野。政策研究要具备国际视野，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人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影响。一国内部的发展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一国内部的发展也会产生外部的影响。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无论国内发生什么，都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其次，借鉴外国经验。人们注意到，自近代以来，各国的制度越来越具有趋同倾向。各国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要符合本国的文化、经济、社会等等条件，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各国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学习型国家。这是中国成功的其中一个根源。政策实践是开放的，做政策研究更不能是闭门造车。　　第三是国家实践和地方背景。无论是理论还是国际视野，政策研究最后要落实到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如果不能把政策落实到国家的具体实践和地方背景中，那么政策会缺乏可行性。政策的可行性来自对一个具体国家和地方的理解。从“行”到“知”把握话语权　　第四，政策研究者也必须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很好。在西方知识传统中，从“行”到“知”，即把经验知识概念化和理论化，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研究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在很多政策方面一直把握着话语权的根源。　　中国的政策研究者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强。传统上，过分强调“知”而轻视“行”，而“知”又不是从“行”而来，因此“知”的层面表现过分道德伦理化，大多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说教，对实际政策没有任何相关性。不能从“行”到“知”，一直是中国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一大阻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有很多好的政策实践，但没有被概念化和理论化。结果，中国的很多实践不被外界所理解，其实内部的理解也很肤浅。大家所做的大都是用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评论中国实践。　　把“行”上升为“知”非常重要。首先是话语权的问题，就是确立自己的政策价值评判体系，而不是总是借用人家的。借用人家不是不可，但事实是用人家的东西很难解释自己。其次，是深刻认识自己，从理论上认识自己。第三，这不仅仅是话语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经验分享。不能上升到概念和理论，就很难解释自己，很难让人家来认识自己。第四，进入世界“政策市场”。如同其他很多事物，世界上也存在着一个“政策市场”，就是各国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的“交易”。而“知”就是这种“交易”的形式。中国改革开放有那么多的政策实践和思想，也不乏很成功的。但为什么在国际“政策市场”上没有中国产品？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把“行”（即政策实践）上升为“知”。　　在当代中国，政府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社会对政策的参与要求也越来越大。随着信息流通的加速，各级政府再也不能像传统那样，凭借自己的主管意志来决策。这一方面表明，决策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政策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中国的政策科学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还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今年（2011年）3月“两会”的记者会上，当问到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执行问题，总理温家宝就是从“知”和“行”这个角度来回答的。现实的情况往往是“知易行难”。很多政策执行不下去，和政策研究投入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很多决策的失误不仅仅是决策者的责任，也是政策研究者的责任。政策研究如何追赶上时代的需要，这是中国的政策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作者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本文是根据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2011年6月26日）的一个发言稿修改而成。）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0823.shtml; 个人分类: 政治|9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心痛的生物学解释: pathologysmu 2011-10-31 09:38; 我是学医的，并不做神经生物学及疼痛的研究，因而这些想法不都是正确的。中国人经常讲“心”，王阳明讲的是“心学”，其实这个心和我们现在的心是有很大的差别，以前讲的“心”其实大部分并不指的是“heart”而是指的是“mind”。按说人悲伤的时候的心痛也应该指的是这个“mind”，但是我们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我，悲伤的时候不只是那个“mind”有感觉，其实我们的“heart”感受似乎更加强烈。我想，心痛的反应程度似乎与人的年龄和成熟度有关的。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过不开心的体验，很小的时候的不开心在我们的心中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改变，所以那时我们可以刚刚还嚎啕大哭马上就可以开心大笑。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惹得父母生气，被父母狠狠地批评了并且说不定还挨了一顿胖揍，这个时候，我们除了痛哭流涕，在心里面怨恨并且怀疑父母是不是亲生的时候，似乎在我们的mind及heart可以感觉到一些变化。从这个时候起这种感觉开始从我们的mind转移到我们的heart。等到成年了，这种转移似乎就更快了，就是你躺在床上或者走在路上，脑子里突然闪过的念头就可以让你心突然抽搐。看来人生的经验越丰富这种转移就越迅速。是不是人生的每一次经验都更加容易建立这种反射，使它逐渐变成“条件性反射”呢。因而一个人要想彻底的不心痛，要么成为傻子，把这种条件反射切断，要么回到婴儿状态。如果这样，你愿意么？我有的时候想，是什么样的激素或者分子能够这么迅速地从中枢（mind）传递到我们的心（heart）？经典的解释似乎是我们悲伤的时候脑内的内啡肽、肾上腺素等会释放到我们的血液中，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心率就会随着而改变。这个时候冠状动脉就会收缩。难道我们的心痛就是这种冠状动脉收缩引起的那种缺氧的感觉吗？我们很多的痛来源于我们内心的冲突。依据我们在后天生活中长期建立的条件反射，如果在某些时候你不想按照世俗的常规去做，你长期建立的条件反射和你想建立还不牢固的反射之间就会有强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你的心脏一会这样反应一会那样反应，你有两个mind指挥同一个heart，那么这个heart不知道听谁的，那么你一定会心痛。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心痛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因为心痛，你要不知难而退，或者你就干脆避开。如果这样，避开是一个选择。如果面对，恐怕我们无法避开心痛。那怎么办呢？乔布斯有句话说的很好，“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不要以为我们长期建立的条件反射就一定是对的。中科院的何士刚教授曾经介绍过几年前发表在science的2篇文章，就是与痛有关的。一个研究是在16对热恋情人身上进行的实验。当女方看到爱人将受到致痛刺激时，虽然痛并不直接作用在自己身上，但自己脑内与痛的情感部分有关的区域也会活动，更进一步，更富有同情心的人在看到别人受到痛苦时与痛苦相关脑区的活动更强。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他（她），他（她）痛或者你想着他（她）痛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痛。另外同期的一篇文章显示，大脑前角皮层的活动增加的程度和感到的痛苦程度呈正比。这似乎是“心痛”的基础。前一段时间，饶毅教授在nature发了一篇雄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将脑中五羟色胺这个基因敲除，让它不能合成五羟色胺，这时公鼠就糊涂了，对公的母的老鼠都会同等追求。什么时候您告诉我，把哪个基因敲除后人就不会心痛，没有烦恼了？那我们大家都把那个基因敲除了或抑制住，这样大家就不用苦在这个世界，也就无需轮回了，是么？不过我估计，如果把那个基因敲了，我们可能都成了傻子，不是么？那我们还活着干吗？; 41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头空: 热度 1 lixia1962 2011-10-22 16:44; 前天在《风雨阳明山》提到王阳明在“格物”体验中连续七天观竹，最终病倒。但其后还是在龙场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今天与我的一个学生讨论学术问题，赞同他的“ 面对科学问题我们应该有挣得面红耳赤的态度”的观点，但也有点担心他考虑事情太多。因为有“有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在你的一生一世是不能解决”。故建议他“可以一边前进，一边思考问题。而不是停止下来，把问题考虑清楚再前进”。特赠其诗一首，以免陷入“抓狂”的境地：观竹七天焰心狂，沾花微笑转头空。幽幽苍天一微尘，一一尘沙可窥孔。星闪星烁几多累，花开花落一时春。船在江中看似停，杨柳迎风又一村。黎夏 2011年10月22日于广州; 2654 次阅读|2 个评论

学习王阳明，可以致良知，改风气: 热度 3 YangFisher 2011-10-20 19:57; 近日来，在网络上对于见死不救的批评很多。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我近日在图书馆翻得王阳明的著作，觉得我们这批评声是否可以停止了。当我们在批评谴责别人的同时，我觉得更加应该思考自己的过失了。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说：“盖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意思是说正统的王道不盛行了，功利之人接着仁义的幌子，为自己谋求私利，并且还欺骗与世人。当然这是王阳明在批评朱学传到明代以后发展出来的虚伪化。指出，明代的程朱理学已经完全流于虚伪，士大夫讲的是仁义道德、忠信孝悌，而求的是声色利禄、富贵权势，就如我们俗话说的“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娼女盗”。反观现在，我们是不是真是如此，世人都好权利富贵，因为权利富贵能给人满足感。但是，在追求这种满足感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良知。道德的沦丧和良知的失落，必须重新建立，而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教育，教育我们学会做人，重新学习儒家思想里面精华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忽略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王阳明的良知说，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典范。他要求我们即知即行，知行合一，而不是言而不行，知行为二。看当今中国是不是如此？完全脱离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是言而不行，政府官员说的是人话，办的是人事。当然，此人若用古人的话来说是“禽兽”。竟然冠以如此称谓，可见古人对此类行为的厌恶。可是如今呢，似乎人人都是如此，嘴上说的很好听，可是做起事来却很难看。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领导人作风不正派，带了不好的头。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官员的道德是风，老百姓的道德是草，草随风倒”，官员的道德水准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大环境。说白了，一群没有道德水准的官员，没有真本事的官僚占据着权力的制高点，不作为。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能树立好社会好风气吗？所以当前社会的弊病，没有一个好的学习大环境，人所学之物没有净化心灵之功效。流行于世的，则是一些励志书籍，快速致富之类的书籍。在国外，尚且还有《圣经》这类宗教类书籍，能让国外人心灵等到净化。可是，我们走的太快，马克思的教义里面没有教育人心灵的东西。所以，在举国推崇马克思的时候，却忘了去如何教育人的心灵。心灵的教育，能让人不虚妄，能让人内心安定，能让人有安全感。人一旦有了安全感，就不会有任何过激或者异常的行为了。致良知，意思就是让人们接近良心，良知即孟子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如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在孟子看来，如果推广四海，可以治天下、保四海；如不能推广，则不能事父母。因此，鄙人认为教育心灵比教育文化知识还要重要。但是在推广教育的同时，一定要做知行合一者，而不是程朱理学到了后期的虚伪化。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致良知论等一些优秀的思想很值得我们学学，用来改改这污浊的社会风气。;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775 次阅读|2 个评论

风雨阳明山: lixia1962 2011-10-20 16:41; 2011年20日在参加台湾大学空间综合人文社会学会议后离开台湾的前一天，与刘小平登上了台北的阳明山。阳明山以多生茅草，故原名为草山。蒋中正为纪念明代学者王阳明，将其改名为“阳明山”。阳明山包括了大屯山、七星火山为中心的火山群，山顶有地下硫气喷发孔和沸腾滚滚的磺泉，景色奇特怪异而壮观。我们登山时候云雾重重，雾随风来，风中带雨，雨雾不见人。风雨中在磺泉边偶尔听得传来的人语，但四周除了风声，却无一人。山顶上有大片箭竹林。据传王阳明曾与朋友一起到家里种植的竹子旁边，做“格物”体验。他们两人天天面对竹子思考，期盼茅塞顿开那一刻的到来。朋友坚持了三天就病倒了，王阳明坚持七天之后，也病倒在床。但最后王阳明还是在龙场上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经过昼夜苦思，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故有感到：磺泉路边梦幻湖，茅草顶上空对竹。云雾缭绕红杜鹃，龙场悟道性自足。风中人语心中贼，一心光明阳明山。念念不动自归途，心心相照云天上。黎夏 2011年10月20日台北台北阳明山顶箭竹林; 3173 次阅读|0 个评论

对王阳明的心学思考: 热度 1 aaron300 2011-10-15 23:24; 最近有点关注王阳明，当然多半是来自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的影响，我想这段时间开始大多关注王阳明的人都是来自于他的影响。当年明月在他的书中给了王阳明很高的评价，我似乎也被他描述所折服，一个人以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等集一身的人，怎能不让人佩服。古来文弱书生往往难以在沙场建功立业，而恰恰在历史上，能文能武者颇受佩服，王阳明正是这样一人。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前几十年里却将他的思想不折不扣的批判着，认为是他是主观唯心主义，我大多也是受到这个的影响，显然是被“毒害”了呵呵。记得在高中学的思想政治中就有一句他典型的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被书上批得体无完肤。今日细想下来，却发现这句话又有深深哲理。我不想去谈唯物论和唯心论，究竟哪个对哪个错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哲学上永远争论的话题，或者在哲学上有定论的东西。但我突然想到过另外一句话，为什么人喜欢唯心论，因为它更关注人本身。也就是说唯物论是将人自身渺小化，最终将人淹没在物质中，被工具化了。事实上，看看我们人类目前的境况就可以知道，人究竟是目的还是工具？我想一目了然，人们现在生活得越来越累，生活得越来越紧张，本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最后呢人却在这个循环中沦为工具，为了生活更好不得不努力工作，工作加倍，人才能更有钱，更有钱才能买房子，买了房子才能买车子，要不断地好，就要不断努力。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意义丧失了。还有如今的市场经济从根本来说就是靠着浪费和欲望支撑着。只有更大的浪费才能生产更多的东西，只有更多的欲望才能创造更新的东西。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就是将人的浪费行为和内心的欲望不断放大，从而不断丧失了生存的意义，变成工具。而唯心论不断从人的自身，人的身心去思考问题，思考人生存的意义，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有人因为思索而最终崩溃，但也有人从思索中找到不同的法门。佛家从思考人自身，体会到一个“悟”境，人人皆可成佛，只要人悟到自身的意义所在，那么人人皆是佛。“明镜本无台，何处惹尘埃？”心性的无嗔无欲是佛家要追求的真谛。道家则体会到一个“修”境，通过对自身的修行和天人感应，而成道成仙，达成永生。“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从心性上顺应天道，而达诸行为的万能。这也就牵涉到心与理的问题，心顺理而成道。儒家则体会到一个“行”境，也就是要用自身所认知的理来改变自身的行为，然后通过行为来改造世界，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严格来说儒家并不是一个哲学思想，而是一个处事原则、行为方法或治国方略的问题，所以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把儒家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看待，但是事实上儒家很多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浸润了诸多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这种浸润的典型代表和三者浑然一体的再现。传统的朱熹的理学家思想认为人的过程是寻理的过程，如何寻“理”，“理”在何处，这是他必须解答的问题，于是朱熹的回答是理在人之外，需要格物而寻“理”。从而因循了传统儒家的“行”境，通过理解万物，来寻理，然后在指导行为。但是王阳明偏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理”在于外，还是在于内，通过他自身格“竹子”的失败，终究悟到“心即是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穷理就是在穷心，人的心性就是理的根源所在，同时也回到儒家的“行”，加深儒家“行”的思考，也即一个人当了解了这个“理”就应该按照这个理去行为，这就是它的“知行合一”。最终王阳明归结他的心学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前两句深刻受到佛老之学的影响，追求心性的明净，追求意念生发的自然，后两句就是回归儒学，强调理在于心，了解心性辨识善恶，并通过这些善恶之理去从事行为。可以说它是三者的完美结合，也给我们解答在世的生存意义。我们不必像佛老之说遁世脱俗，一样能够达到心境无牵无挂；我们不必想传统理学那样执着于外界的理，而忘却了本身。从而我们既可以心境如明，又可以行万事而成。以上是我对心学的理解，当然浅之又浅，尚需不断学习，还大家望批评指正。; 3384 次阅读|2 个评论

王阳明全集（王守仁全集），word，电子版: 热度 1 yue 2011-10-4 19:40; 王守仁全集.doc 提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认为宋明理学都是以佛教为骨髓和灵魂，以儒家为表皮，这真是愚昧之论。宋明理学的骨髓是当时的科学知识，朱子语类即是证据。如果有人读其书，或许这样的角度，才是很好的阶梯。呜呼，晚期之学，民国之学，都是开辟者，意思是他们都是极其不成熟的。表现为对中国的学术不可能真正搞好，而对外国的学术，更不可呢能搞好。; 个人分类: 活书出版社，可检索图书馆|5106 次阅读|2 个评论

王阳明知行合一臆解: 热度 1 yue 2011-10-4 19:33; 人生要走多少弯路，过去曾经通读过《传习录》，但是现在能够记住多少？而今天翻开《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发现也曾经通读过，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印象。但是这两年对王阳明的学术宗旨“知行合一”有了一点新的理解。行，就是成功的意思。相当于“说你行，你就行”里面的“行”。行，也就是俗话里面的“行不行”的“行”。用当代哲学术语说，就是实践成功。这样“知行合一”就是双重标准，一重是认识标准，用认识本身的标准判断知识是不是真理。例如根据直观、自明、客观、共识、常识等标准。还包括逻辑上所谓的自洽，即逻辑上能够说得通，或者能够为大家共同理解认可。另一重标准是实践标准。知行合一，就是说知识必须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就是说，理论上能够说得通，逻辑上能够说得通，如果付诸实践，但是不能成功，那么就不是正确的知识。行而不知，不是真行。就是说，实践上成功，但是逻辑上理论上说不通，又不能自明，那么仍然不是真正的正确。; 个人分类: 普罗米修斯哲学|3035 次阅读|1 个评论

看花: pathologysmu 2011-10-3 11:45; 最近刚读完一本书，关于王阳明的传记。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的伟人，孔圣人及阳明先生是其中两个，还有半个人为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的两个最风云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对阳明先生极为佩服。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的心学，在中国正统的哲学史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下面一个例子经常被作为这位思想家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言论。王阳明和他的朋友出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真是唯物主义者看到的是唯心主义，你看的又会是什么？国外的先贤笛卡尔也有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也与此同。; 33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转帖：王阳明与日本: jiangjinsong 2011-2-1 21:39; 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有值得我们特书的一章，这就是中国明代的阳明学（王学）东传日本，并在日本产生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影响。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浙江余姚的王阳明先生。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因曾筑室会稽阳明洞，又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为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敢冒“天下之讥”，恢复了已泯灭无闻三百多年的象山之学“圣贤之学”的地位，创立了中国的阳明学（王学），明中叶以后，形成一个庞杂的阳明学派。王阳明生前虽然没有到过日本，但他的思想却东渡日本，并在这个岛国从理论到实践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恐怕是阳明先生生前所始料不及的。一、王阳明与日本的阳明学派首先，谈谈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的亲交。在日本，出现阳明学者是17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但是，早在室町时代就有日本人与王阳明相往来。1510年，日本禅僧，五山大老之一了庵桂悟（公元1424-1514年）以87岁高龄（也有83岁之说），奉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澄之命出使中国，因遭逆风而未果，遂于1511年再次登陆，抵达北京。在贡方物达使命之后，明武宗（朱厚照）慕其高龄，命住宁波育王山广利寺，并赐以金澜袈裟。其间，了庵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相交往。1513年，王阳明与门人徐爱等游四明而经宁波时，曾会见了了庵。同年五月，王阳明听说了庵桂悟即将东归，乃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此序未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却载入日本的有关典籍，如师蛮《本朝高僧传》、伊藤威山《邻交征书》、斋藤《拙堂文话》及伊藤东涯《嗑钗录》等，赠序之真迹本藏于山田祠官正阜人家，后辗转流传至旧摄津三田藩主九鬼子爵家，今则藏于日本三田博物馆。日本学者极重视这一史实。井上哲次郎称：“桂悟亲与阳明接触，为哲学史上决不可看过的事实。川田铁弥在其论著《日本程朱学之源流》中认为：“如桂悟禅宗之外，兼传程朱之学余姚之学，论知行合一之义，为日本王学倡导之篙矢，其在斯人乎！”武内义雄在其《儒教之精神》中则直接指出：“日本阳明学之传，从了庵桂悟开始。”然而，桂悟回国后第二年即谢世，恐怕当时桂悟不可能为阳明学的传播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桂悟与阳明学亲交，阳明作序相送这段佳话，实是日本与阳明学接触之开始，也可算作日本阳明学派的渊源。尽管17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尚未出现阳明学者，但根据日本学者柴田五郎的研究，在日本最早的《传习录》版刻有自庆长至元禄年间禅僧丹后的昙首座版刻的文献，中江藤树门下之子孙所传的《传习录》有“庆安参仲秋风月宗知刊行”的字样，其他均未明记刊行的日期。但从各种材料推测，阳明的文录、文集、则言、《传习录》等，均是在16世纪中叶的“后五山僧侣”时期传入日本的。当时大批的禅僧、医生和朱子学者都怀着对一门新学问的好奇而广泛地阅读王阳明的书籍。如日本朱子学派创始人藤原惺窝和林罗山都明显受过阳明哲学的影响。但这时上尉檀变为日本的阳明学派。作为一个学派，日本的阳明学则是从中江藤树开始的。其次，再看《王阳明全书》与日本阳明学的创立。如前所述，日本阳明学的创立者是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名原，字惟命，号默轩、颐轩。因常在藤树下讲课。被尊称为“藤树先生”。近江（今滋贺县）人。所也被称为“近江圣人”。在32岁之前，藤树基本上信奉朱子学。32至37岁期间，他读了王阳明弟子王畿（龙溪）的《语录》，开始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直至37岁时，他“购得《阳明全书》读之，沈潜反复，大有所得。……于是豁然开悟，多年之疑始释矣。”他惊喜之余，赋诗以志：“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复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从而潜心于阳明著作，完全转向阳明学，他亲书“致良知”三个大字，揭于楣间，并使其门人皆攻读《王阳明全书》。中江藤树作为一名阳明学者，虽未重复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但与王阳明一样，认为“心”是万物本体，他说：“心，统体之总号，太极之异名也。合理气，统性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因此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始祖。这也说明，王阳明的思想首次在日本开出了真正的花朵。第三，王阳明思想与其他日本阳明学者。日本的阳明学派在中江藤树开创之后，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一说存养派），如渊冈山、梁川星岩、春日潜庵等人，其中以渊冈山为中心，忠实地继承了藤树的思想。另一派则注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如熊泽蕃山、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等人，其中有领导都市平民起义的（为大盐中斋），有幕末志士（如吉田松阴）。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日本阳明学派大体上呈马鞍形。即第一次高潮以阳明学元祖中江藤树和他的弟子熊泽蕃山为代表（前期阳明学），熊泽蕃山死后（公元1691年）即进入沉寂阶段，近百年没有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阳明学者。江户时代中期，虽有三轮执斋（公元1669-1744年）在1712年翻刻王阳明的《传习录》，但终未形成阳明学的中兴。着可看作过渡期。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江户时代后期，阳明学派才再度勃兴，形成了继古学派之后与朱子学相抗衡的局面。既是日本的阳明学者，就无疑与中国的王阳明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以下以日本阳明学前后期几个代表人物为例加以说明。中江藤树已如前述。他的弟子熊泽蕃山（公元1619-1691年）则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热心宣传者。他23岁时慕名投到中江藤树门下，受到阳明学熏陶。以后又通过渊冈山学习了阳明学的“良知”说。在仕奉备前侯期间，得到藩主池田光政的重用。受熊泽蕃山的影响，池田光政也渐渐地倾向阳明学，并将中江藤树长子与门人请来，经常研讨文武之道，其中心人物自然是熊泽蕃山。他曾为这些人起草“花园公约”的学则，第一条便是“今，诸子之会约，以致良知为宗。”熊泽蕃山在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时也说：“其时，专于良知之旨。”以后蕃山又随池田光政去江户，一些大名和幕吏也登门向蕃山求教。这样，由于蕃山的宣传，阳明学的影响日渐扩大。后期阳明学者的代表之一佐藤一斋（公元1722-1859年）则是利用其居于官学（朱子学）中枢的合法地位来宣扬了阳明学的，也可以说一斋是在官学的包围中“阳朱阴王”地发展了阳明学。一斋当幕府儒官19年，曾在幕府“官学”大本营“昌平簧”任教，凡士庶人入其门者不下三千人。在其门下和再传弟子中出现了许多活跃于幕末政治舞台的思想家与活动家，如佐久间象山、大桥衲庵、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为明治维新造就了一代人才。 (个人注：这是合观阳明先生事功笃行阳明心学的典型表现。) 后期阳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大盐中斋（公元1796-1837年），名后素，字子起，号中斋，通称平八郎，在思想上笃信王阳明的“良知”说，在政治上则极力把良知理论付诸实践，可以说是日本近代阳明学者中以“实践”二字为其信仰的第一人。1837年，正值日本“天保大饥荒”之时，大阪米商乘机囤积粮食，价格暴涨，饥民乞丐饿死街头，大盐中斋为了赈济灾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纠集学生门徒、近郊农民、城市贫民共三百人，举行了有名的“大盐平八郎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大盐本人也引火自焚，但却狠狠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传播了平等思想，鼓舞了民众，影响很大。总之，从1508年王阳明37岁时于贵州龙场顿悟，从而开创中国的阳明学；到1644年中江藤树37岁时完全转向阳明学，开创日本阳明学派。虽然相距一百三十余年，但从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相互交往时，到后五山僧侣时王阳明著述的传日，其间已为阳明学在日本的诞生从思想上准备了条件。日本的阳明学者，在日本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吸收并宣扬了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基本思想，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日本阳明学派。这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确实是值得一书并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一章。二、阳明学（王学）与日本的近代史如前所述，王阳明的思想东传日本之后，作为理论之花，已经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然而，由于王阳明哲学思想内在逻辑要求，它必然要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一点如果王阳明还不太自觉的话，那么，作为王阳明后继者的日本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者，则是自觉地去努力的。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史始自明治维新，那么我们首先以王学与日本明治维新关系来探讨一下王学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首先，为明治维新运动准备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在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日本的朱子学始终处于官学的统治地位，阳明学则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地位。特别是1790年（宽政二年）幕府发布异学禁令之后，朱子学被定为唯一正统思想，阳明学则被视为异端的谋反之学。然而，在幕府末年，阳明学（王学）成了维新志士所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并因此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披杰出的思想家和领导人。佐藤一斋的门下人才辈出，如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横井小楠（公元1809-1869年）都是当时著名的洋学家，同时又是阳明学者。他们以阳明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了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动家吉田松阴（公元1830-1859年）、胜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学的。明治初期启蒙运动中的骨干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树等也出自象山门下。吉田松阴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松阴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在阳明学的影响和鼓舞下，他积极主张尊王攘夷，致力于倒幕运动。吉田松阴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据说其学生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明治维新前后叱坼风云、雄飞庙堂的许多俊杰之辈，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久阪玄瑞等，皆出自松阴门下。吉田松阴的高徒，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在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也作诗云：“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萨摩藩的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倾心王学的政治家。他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思想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幕政改革和勤王运动；为奉还大政于天皇，他亲自担任总督府参谋之职，征讨幕府将军；为改革旧制，他首倡废封建改郡县之议；因此，他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正是以上这些信奉或倾向阳明学的杰出人物，以阳明学为理论武器，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瓦解了日本封建体制，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阳明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些论断都是符合日本的历史的。其次，阳明学与日本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西方文化输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中野，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到日本，传播了南欧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和某些实用技术（如洋枪和火药的使用方法），与近代科学文明尚极少接触。当时称之为南蛮之学，简称蛮学。但是，17世纪初德川幕府开始禁教，到17世纪30年代，由禁教发展为禁西书，进而实现“锁国”政策。至此，近一个世纪和西方文化的接触交流便被压抑了。然而，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以后，虽然西学的传播大为受挫。但纯科技的书籍并未列入禁书之列。1720年德川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采取积极态度引进西学书籍，欧洲文化又得以重新传播。这次传入日本的欧洲文化被称为“兰学”，主要是指由荷兰人和荷兰语书籍带来的欧洲文化知识。另外，从中国传来的由西方传教士编著的天文、地理书籍也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不过，直至19世纪初，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如医学、动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几乎不为人知。因此，这个时期所传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1853年，“黑船事件”迫使德川政府锁国政策宣告破产。亲眼目睹了天朝大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时代，日本更感到危机的严重。为避免重蹈前车之鉴，德川幕府和各藩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与此同时，日本又全面加强了对西学的翻译、研究，以所有西方先进国为研究对象，“兰学”因而扩大为“洋学”，也即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发学等。“洋学”的传播，可以说是日本全面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幕府的阳明学者，没有排斥近代西方科学文化，他们同时作为洋学家而积极吸取洋学。其代表人物就是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如前所述，佐久间象山作为佐藤一斋的门人，是倾向于阳明学的。但是。佐久间象山又不偏执于阳明学而排斥朱子学，而是将王阳明重实行的思想与朱子学“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相结合，从阳明学的实行实功立场出发，他反对“无用之学”，提倡“有用之学”。他把朱子学格物穷理说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或为学方法）来接受，并且将它与阳明学的重行思想相结合，这一方面使阳明学的“行”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另一方面也使朱子学的“理”更具有了实践性和现实性。他还痛斥那些反对洋学的人是“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蒙蔽深固，永守孩童之见。此辈唯可唉悯，不足以为商校”。并称赞洋学：“近来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要皆实理，诋足资吾圣学。”（《杂撰·赠小林炳文》）这就为积极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理论上做了准备。（注：王学和朱子学互为补充，非常了不起）著名洋学家横井小楠，注重用心学打破学术偏见和成见。他说：“ 古之学，皆在思之一字，凡人心之知觉，诚无限矣，使广此知觉，则天下无一物为我所遗。心之知觉即思，思而会得其筋，则天下物理，皆成我物矣。”“学问之规模，应致“宇宙皆我分内”，……世之学者，大抵拘执一偏，而狭小我与我心者多矣。” 这显然是把阳明学“宇宙内事皆我分内事”“心无外物”一类命题，观点，反对“拘执一偏”，思想僵化、固守传统的学者和学派，在思想上为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开辟了道路。（这位查了下，划分为朱子学。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明显受到阳明学的影响。）阳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知行合一”，其中又特别重视“行”，重“体究践履，实地用功”，王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知者。”因此，他说自己的为学之道“无非实学。若离了实学为学，去是着空。”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能够站在时代潮流之前，主动提出接受并传播洋学，正是与受阳明学重“实学”，重实功实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他们正是利用阳明学的解放、开拓精神和力行、实用思想，为洋学的普及发展从理论上做了准备，也从舆论上开辟了道路，尽管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者此时对待洋学的态度，仍是“ 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 ”，是以“欧罗巴之说”“资吾圣学”，但在客观上仍促进了幕府末期日本对洋学的接受和普及。传统哲学的阳明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东渐建立起了联盟，由此促进了日本开港倒幕，建立明治维新政权的实现，并且也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文化，迅速实现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点也是不容怀疑的。（这是日本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总之，阳明学作为前近代的思想，虽不具有近代思想的性质，然而其“心即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的基本思想，虽具有“扫物尊心”“师心自用”的片面性，但它强调自尊无畏、力行实功，倡导有用之学，并且也逻辑地包含了尊重个人、强调个性、不惧外物、不畏权势的思想。当这种思想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相契合时，就能发挥合理的积极的作用，成为反对现体制的一种精神武器。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日本的幕府末期，阳明学通过日本的幕末志士，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接合点。也正是因此，阳明学通过日本的幕末志士，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接合点。也正是因此，阳明学能为明治维新造就一大批杰出人才，正像井上哲次郎所说的“试考德川时代的儒教史，朱子学派中不无伟人，然固陋迂腐者颇多。反之，阳明学派中人物，则多有建树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几乎没有。可见，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无疑。”正是这些不具“固陋迂腐”观念，勇于进取的人才，一方面在倒幕维新的运动中，敢于抛头颅、洒热血，自尊无畏而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在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过程中，勇于打破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积极吸收并推进西学在日本的传播，使之普及到武士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无疑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吸收西方科学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阳明学也通过日本的阳明学者（后期阳明学者），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看起来不可思议，然而它却是史实。综上所述，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直接交往并作序相送，已成为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并且特别受到了日本学者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开了阳明学东传日本的先河。随着16世纪中叶王阳明著述的传日和大批禅僧、医生和朱子学者的广泛阅读，已为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定局面，至中江藤树反复阅读《王阳明全书》而“豁然开悟”，创立日本的阳明学起，可以说，王阳明及其学说已开始在日本民族中间扎下了根。正是这个根，使王阳明及其学说与日本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后来虽经起落，但是，在朱子学一统德川天下的氛围中，在宪政“异学之禁”后，它还是勃然兴起，代表日本下层武士、中小地主及市民的利益，以一种迥异于朱子学的崭新姿态出现在日本思想史的舞台上，并且以“大盐平八郎起义”这一震撼日本全国的实际行动，标明其叛逆性格，客观上构成了对封建幕府的冲击。其影响直到1918年日本“米骚动”时，人们还打着大盐平八郎旗帜，如当时大阪有人传诵“这是忍耐不住的大盐平八郎”句子，山口县有人散发署名“国民大会大正大盐平八郎”的传单，要求降低米价，诛灭富豪，足见其影响之深远。牟宗三先生在为张君励的《比较中日阳明学》一书所写的校后记中道：“一种学术，流于他国，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为新表现。或“桔逾淮而为枳”，此其坏者也。或“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恶果，则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阳明学东传日本之后，适应日本阶段、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被日本的阳明学者吸取了其基本四，并加以合理的发挥和运用。如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他们抛弃了王阳明“行”为向实行、建功立业，强调了“行”的经世致用性；他们还发挥了王阳明思想中强调立志、自尊无畏的思想。正是王阳明的这些思想被日本的阳明学者加以合理的发挥之后，一方面，使它汇入了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流之中，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为日本幕府末期的倒幕维新运动造就了一大批自豪无畏，个性鲜明、前赴后继的俊杰之才，为明治维新的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因而也将日本社会推进到日本传统文化的肌体中，大力倡导吸取并普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明治初年大规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开辟了道路，这无疑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这既是阳明学在日本扎根、开花、结果的过程，也是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而这一切，我们首先应当记住的王阳明——这位诞生于浙江余姚的明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 （这篇文章的来源我没找到，而且很多也都是个人评断，许多部分也存在过于揄扬阳明学的部分，但对于阳明学在前后期实行态度上边截然不同的简明阐述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另一支儒学正宗，先儒朱舜水带给日本在经世致用上边的革新理念。） http://www.lkong.net/thread-357911-1-1.html; 个人分类: 傳統國學|253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听稻盛和夫讲以德服人: jiangjinsong 2010-6-27 17:45; 听稻盛和夫讲以德服人 (2010-06-21 08:21:53) 2010年06月19日 00:01经济观察报张邦松如果他不是稻盛和夫，如果他不是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缔造者，那么他的观点可能会在当今中国被弃如敝屣。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很少有一个企业家能在不断宣讲利他主义、宣讲拼命工作不计回报、宣讲人生的终极价值时，还能获得大批信众除非他真的因此成功了。事实上，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北京)报告会被一千多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企业家挤得满满当当。他们大多面带虔诚，即使在他们小学时代，也未必能流露出如此渴望学习的神情。如果事先带着功利的目的，听稻盛和夫的演讲恐怕会失望而归。他不像杰克韦尔奇、巴菲特或者李嘉诚那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如何在丛林中成为胜利者。他会告诉你一些听上去很简单的做人道理，这些道理甚至看起来与企业经营毫无关系，而且你可能在学校的思想品德课上接触过这些内容。但稻盛和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把这些简单的内容上升为一套完整的经营哲学，并结合他50余年的企业实践告诉你，这样做是可行的。利他主义能否成功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在道与术的权衡中，似乎更倾向于前者。他认为人必须努力工作、反省自身、保持谦虚、多行善举，但其经营哲学有一个终极的归宿，即利他主义。稻盛和夫认为必须以关爱之心、利他之心经营企业，动机至善、私心了无。他在其著作《活法》中说，在经营的过程中间，如果经营者理念是利他的所谓利他，就不是从自己个人私利出发来经营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这看上去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至少这不符合大多数企业家对经营行为的理解。稻盛和夫自己也说：在弱肉强食的商业世界里，我整天把利他、爱、为人着想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不免有人质疑我老是把话说得那么漂亮，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追求利益是经营事业与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因此，有获取利益的欲望其实无可厚非。只是，不能让这个欲望局限在利己的范围，必须把对方的利益也考虑在内，以这种大的欲望为出发点去谋取公益。这样的利他精神最终也会为自己带来好处，而且利益范围还会比原先更为扩大。稻盛和夫以自己创办DDI电信的实践来说明这个听上去很抽象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通讯领域的商机一直是由国营事业的日本电电公社独占。后来，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民营公司得以进入。当时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头NTT，一旦进入市场，必须和长期享有独占地位的巨人共同竞争。其他企业的参与热情因此受到打击，政府借民营化改革降低资费的愿望眼看要成为泡影。既然如此，不如由我来做吧！这个念头在稻盛和夫脑中一闪而过，做陶瓷化工的京瓷决定进军电信市场。与NTT竞争无疑是一场蚂蚁对抗巨象、实力悬殊的战役，更何况对来自不同行业的京瓷而言，那根本是个未知的领域。然而，从零开始的逆境并没有形成阻碍，DDI打从开始营业，业绩就一直在所有新进业者中居于领先地位。最终DDI经过一系列并购后成为了与NTT分庭抗礼的日本第二大电信公司，并进入世界500强。当时不断有人问起成功的原因，稻盛和夫的回答总是：那只能归功于一个为国民尽力、毫无私心的动机。利他的德行，会形成一种跨越困难、带来成功的强大原动力。这是我参与通讯事业过程中所得到的亲身体验。稻盛和夫认为。在理解稻盛和夫的利他主义时，参加报告会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利他主义一旦上升为一种企业价值，而非仅仅是一种工具时，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导致竞争力的逻辑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也许这样的观点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来说，并不容易消化。30年来残酷的市场竞争已经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变得无比现实，大多数经营者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境界如果不是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话。稻盛和夫认为利他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伦理规范，也正是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现在经济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正与利他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传统被人们逐渐遗弃有关。他用自己创办京瓷和DDI的经历证明，利他主义可以在商业社会获得成功，并且是真正的长久之道。经营为何需要哲学稻盛和夫创立京瓷前，曾在一家名为松峰工业的公司工作。当时这家公司连续亏损，工资付不出。企业与工会总是纷争不断，一年到头罢工不停。稻盛和夫的工作室开发新型陶瓷材料，公司待遇低，缺乏像样的研究设备，条件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出出色的研究成果，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投入工作呢？稻盛和夫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烦恼不已。每当有所感悟时，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记在研究实验用的笔记本上。后来他创办京瓷公司的时候，也保留了这个习惯，经常在笔记本中添加经营中新的体悟，将这些工作和经营中的要点重新加以整理。在这一过程当中，稻盛和夫终于领悟了有关工作和经营的理念、思维方式以及具体的方法模式，最终形成了他独特的经营哲学。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呢？稻盛和夫认为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在企业经营时，经营哲学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所谓经营哲学，应该是经营公司的规范、规则，或者说是必须遵守的事项。他说。经营公司无论如何都必须有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或事项。这些作为哲学必须在企业里明确确立起来。但事实上，公司的这种规范规则或者说必须遵守的事项并不明确的企业比比皆是。就是这个原因，无论古今东西，各式各样的企业丑闻不断发生。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大企业甚至因为这类丑闻而遭到无情的淘汰。在多数企业里，首先没有经营者向员工们提出作为人何为正确这个问题。而稻盛和夫思考的所谓哲学，却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同时这也是孩童时代父母、老师所教导的做人的最朴实原则，要正直，不能骗人、撒谎等等。这么起码的东西，还需要在企业里讲吗？或许有人感到惊奇，但是正因为不遵守上述理所当然的做人的原则，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企业丑闻。第二个理由，稻盛和夫认为所谓哲学是用来表明企业的目的、企业的目标，也就是要将这个企业办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京瓷公司刚诞生的时候，在日本古都京都西侧中京区西京原町建了一座木结构的房屋，当时员工还不到一百名。面对他们，稻盛和夫反复强调，要把京瓷这个公司办成西京原町第一的企业，成为西京原町第一企业之后，就要成为中京区的第一，接着就是要成为京都第一。实现了京都第一之后，就是要成为日本第一。成为日本第一之后，当然就要成为全球第一的企业。这在当时宛如一个梦想，但这既是给员工的一个梦想，也是为了鼓励作为经营者的我自己。他说。要攀登什么样的山峰，这用来比喻企业经营非常贴切。京瓷是还是中小型企业开始，就立志成为世界第一的精密陶瓷企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方法模式，这种思考归纳成为哲学，这种哲学就是适合于京瓷攀登高山时所需要的装备和准备。要攀登什么样的山峰？你想创办什么样的公司？由于目标的不同，规范公司所需要的哲学思想也不同。一旦确立了远大的目标，那么很自然的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稻盛和夫说。第三个理由，由于哲学可以赋予企业一种优秀的品格，就像人具备人格一样，企业也有企业的品格。企业经营需要非常优秀的哲学，这是因为这种哲学可以赋予企业优秀的品格。人要具备优秀的人格，企业要具备优秀的品格，要做到这点就要明白做人应有的正确的生活态度，而哲学就是作为人何为正确为基准进行对照，从中归纳出正确的为人之道。这种正确的为人之道在普遍的伦理观之上，所以这种哲学超越国界，在全球性经营中也能有效发挥作用。稻盛和夫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到京瓷的海外工厂视察，发现一个美国籍员工工作非常不认真，随意丢弃昂贵的材料，他勃然大怒。后来稻盛和夫才知道，这位员工是经历日本冲绳战役的勇士，经常用东洋鬼子这样的词羞辱他的日本雇主。稻盛和夫说，作为企业领导者可以随时解雇这个员工，可以用权力进行统治。但采用这种方法只要我一转身，员工就可以阳奉阴违，事情肯定做不好。他说，我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在海外企业工作的员工们，对我、对日本常驻人员是否信任、是否尊敬，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怎样做才能做到让对方信任和尊敬呢？那就是优秀的人格。因为人格高尚的人让对方能够做出这样的评价，就是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尊敬最好的方法。要想赢得外国人的尊敬，必须具备特别优秀的人格，就是具备做人的德性。这个德字超越国界，普遍适用，万国共通，不能以德治人，在海外企业的运行就无法成功。; 个人分类: 傳統國學|173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为什么日本企业家崇敬王阳明: jiangjinsong 2010-6-27 17:36; 有些朋友總是以為儒家只會很迂腐、很虛偽地在封建皇朝中為統治者服務。其實，他們大多數人沒有認真讀過儒家經典，更沒有接觸過真正實踐儒家精神的君子。相比之下，傻傻的日本人在很多方面比我們更踏實，更謙虛，更有智慧。为什么日本企业家崇敬王阳明|良知即利润 (2010-06-27 12:00:32) 来源：IT时代周刊 2010年06月10日　　文/姜汝祥　　我这一年来在研究日本企业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日本企业在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主要关注两个人，一个是写《论语》的孔子，另一个就是推出良知体系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论语》大家都知道，但王阳明的良知体系是什么？为什么日本人如此崇敬王阳明？　　王阳明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把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说的窗户纸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就叫良知。　　王阳明的良知体系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起点，那就是事物之理本来就在我们心中，在每个人内心深处。这个理就是我们的良知，比如孝敬父母，比如恻隐之心，比如诚信待人。这些理就是我们的良知，如果我们感觉不到，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被现时社会混淆了是非。　　按这种逻辑，我们做事只需要凭着良知（心）去做即可，因为所有的管理道理，比如公平交易，比如客户价值，比如效率竞争，如此等等都存在于我们心中，都是我们良知的一部分。精英或者领导者并不比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多一点，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皆可为圣贤！　　据说，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传播开来之后，有人不服，就想看王阳明的笑话，正好有一天有人在半夜里捉到一个小偷，便把王阳明找来，问他，你看小偷有良知吗？　　王阳明很坦然地让小偷脱去外衣，随后又请他掉内衣，小偷都照办了。当接下去让小偷脱掉裤子时，小偷犹豫说：这恐怕不妥吧。王阳明便对大家说：羞耻之心，人皆有之，这便是小偷的良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碰到坏人，即使我们不站出来见义勇为，但在内心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坏人的错，也感受到自己的胆怯，这一切便是人的良知。　　由此看来，我们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员工，任何一个管理者，哪一个人不是良知未泯者？既然如此，管理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让每一个人凭良知（心）做事。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知行合一在意念发动之时，对错误的意念正心！　　应当说，王阳明捅破的这一层窗户纸，对今天企业的管理太重要了。比如在执行中我们强调结果，员工有结果良知吗？有责任良知吗？有沟通良知吗？有竞争良知吗？如果说结果、责任、沟通检查、竞争、激励是理的话，那么，这些理在每个人内心都存在，那就是良知。　　既然如此，如果员工不做结果，不承担责任，领导者不检查，不沟通，不激励，那么，问题并不是出在不知上，良知大家都有，而是出在这样的良知并没有革掉错误的私心杂念。所以，出路在于把自己交给天理，信仰按规律办事的天理，王阳明把这一切称之为扬善抑恶，或者叫致良知！　　有日本专家告诉我，日本最崇拜王阳明的人，是被称为日本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在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中，到处是王阳明良知的影子。比如稻盛和夫说，要判断某件事是不是有道理，不能只看其是不是符合逻辑，还应当看它是不是符合人类的道德标准，要思考其与人类价值的相关程度。　　稻盛和夫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创立京都半导体公司后的第二年，新进来的员工要求公司保证他们将来的收入会增加到一定程度。在当时，公司刚成立，连自己都难保，如何保证新人的收入增长？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稻盛和夫与他的合作伙伴认为员工的要求符合人类价值标准，于是不仅答应了员工的要求，还把公司的使命做了重大调整：　　京都半导体公司的理念，就是提供给所有员工物质与心灵成长的机会，并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促进社会与全人类的进步。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楼市出现泡沫，稻盛和夫的公司有很多现金放在银行，连银行都在建议稻盛和夫去炒楼，但稻盛和夫客气地告诉银行：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方式赚钱，而不用炒地皮来赚钱。　　稻盛和夫有一个人生成功方程式：成功=能力＋努力＋态度。他解释说，能力与努力都在0-100间，没有负数，只有态度是-100到+100，有负数，一个态度与价值观错误的人，会让他的能力与努力成为社会的负担！　　业绩的背后是团队，团队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心态，心态的背后是投资。这是我提倡的业绩定律，我想，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投资什么，一定能够帮助你获得持续的业绩了，那就是投资良知！　　一切经营企业的道理本来都在我们内心中，而这，就是我们的良知！　　作者简介：美国《财富》、《哈佛商业评论》特约管理专家撰稿人向稻盛和夫学习：良知即利润向企业家推荐《活法》序无数的中小企业都在苦苦求解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实现业绩的突破。答案就是投资良知，活出真我。而在这一点上，最值得到我们学习的人就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他，一个屡试不第的坏孩子，缔造了京瓷、 KDDI 两家世界 500 强，如今在 78 高龄时还毅然肩负起拯救日航的重任，一生都在突破。既然投资良知如此重要，那么何为良知？王阳明的良知体系告诉我们，事物之理本来就在我们心中，在每个人内心深处。这个理就是我们的良知，比如侧隐之心，比如诚信待人。这些理就是我们的良知，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感觉不到，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被现时社会混淆了是非。在研究丰田的时候，有日本专家告诉我，日本最实践王阳明哲学的，就是稻盛和夫。比如稻盛和夫说所谓真我，就是佛性本身，就是宇宙中存在的睿智本身，也意味着事物的本质、万物的真理，这些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人类是极其崇尚真、善、美的，那是因为人类心中存在具备真、善、美的出色的真我。正因为是心中具备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不停地追求。遵从发自真我和灵魂的理性和良心，以理性和良心抑制感性和本能，积善行德，就能磨炼心智，达到醒悟的至高境界。稻盛和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年日本开放通讯业时，他非常希望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并没有急于申请，而是每晚就寝前审视自己的动机与意图。这样，反反复复经历了半年的时间，才决定二次创业，成立 DDI （现在的 KDDI ）公司，因为此时他已经断定：自己没有任何的私心邪念。虽然没有任何行业经验和技术，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但是营业不久， DDI 公司业绩一直遥遥领先于同期参与的其他企业。而且业绩不断突破，成为一家世界 500 强公司，实质上，背后有一个追寻真我、投资良知的过程：首先是静心，感受新事业的遵循的天理，让良知涌现；其实是格物，分类自己的意图，排除私欲，最后是专注，让良知永驻心中，锁定目标，专注重复。这才有了最终的成功，正像在人们追问 KDDI 为何成功时，稻盛和夫始终如一的答案：是希望有益于国民的、无私的动机才带来这样的成功。现在，稻盛和夫老人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创业，即拯救破产的日航。他同样回归到良知的起点上，他说：也许我并不称职，但我将以我的方式尽最大努力来拯救日航的员工。虽说日航是日本国家的象征，但更重要的，我是为了日航员工的幸福。京瓷社长久芳彻夫也介绍说，他是基于为世人、为社会的信念。可见，稻盛和夫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追寻真我，不断投资、践行良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稻盛和夫获得了人生和事业的不断突破。业绩的背后是团队，团队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心态，心态的背后是投资。这是锡恩的业绩定律，那么，究竟投资什么，才一定能获得业绩的突破，那就是投资良知！什么是良知？一切经营企业、突破业绩的道理本来都在我们内心中，这就是我们的良知！投资良知，活出真我，才能获得业绩的持续突破，对此稻盛和夫是最佳的典范，所以向各位企业家朋友推荐他的《活法》。; 个人分类: 傳統國學|3193 次阅读|1 个评论

一生俯首拜陽明: jiangjinsong 2010-6-24 22:33; 許多朋友把中國近代的積貧積弱簡單地都歸罪於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他們心目中儒家都是吹牛拍馬、一心想做官往上爬的無能庸俗之輩。他們把對現狀的不滿一股腦地發洩在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上面。殊不知，中國傳統文化非常複雜，絕不可以一刀切。現實中的腐敗糟粕未必都是傳統所致，沒准是傳統遭到破壞所致。而傳統文化中寶貴的資源其實是我們應該努力挖掘的。例如，王陽明的心學在近代日本的崛起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小視的作用，爲什麽我們不願意學習利用呢？劉暢兄在鄙人的博文從荒唐的鬼話想到儒家的狂者傳統後留言說：一生俯首拜阳明，可惜啊，说这句话的是个日本人。說的是日本近代一個有名的典故，頗堪玩味，特從網上搜來，僅供參考： 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回到了本土，作为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他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日本天皇任命他为海军军令部部长，将他召回日本，并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面对着与会众人的一片夸赞之声，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与众人，上面只有七个大字：一生伏首拜阳明。相關鏈接: 为什么日本企业家崇敬王阳明中國文化很陽剛; 个人分类: 傳統國學|4175 次阅读|13 个评论

王阳明与龙场顿悟: gulangyu 2009-5-14 14:28; 热爱国学的人，提起王阳明来，一点都不陌生。可以这么说，王阳明是中国儒家文化人格发展到明朝时期典型的代表，但王阳明身上有需要我们更加深入思考的地方。他得君引道到觉民行道的实践开启了宋代理学到明代心学之间的过度。所以，王阳阳是站在理学和心学分岭处徘徊和拓展的人。因其分岭，似曾徘徊；因其思索，得其深刻；因其严谨，得其洒脱；因其放手，得其收获；因其无欲，得其名扬。而这些主要是从王的龙场顿悟说起。当时，王阳明因其上书得罪明朝宦官刘瑾，被贬黜至黔西南的龙场。在被贬黜之前，王曾受过去衣廷杖之辱，试想一个忠君报国、满怀为民谋利的儒家文人，因其奸臣当道，小人陷害，国君不明，身受杖打自然悲伤，但最难承受的是心理留下的伤疤。这在其文字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的痛痒，恐终不济事。中可以深深看出这上封事，下诏狱般的杖打经历给王阳明带来的心理创伤。王阳明的龙场顿悟，其实是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走的问题。他深深思考中国文人向来追求的内圣外王的情节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怎么统一的问题：一个文人生存的价值是不是就是得到一个认可自身价值的开明君主的认可和赏识，在其封官印爵的名利下，引领君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追求？这样的得君引道是不是最佳的选择？换而言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你不能得到赏识和重用，你是否应该变通自己的主张，甚至改变自己的信仰和操守，去迎合世俗的逐利获得官场的一席之地？在报效祖国的立功，内省自身的立德，和著书立说的立言之间究竟哪个最为重要？立功、立德、立言不能兼顾时，又将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均在龙场顿悟期间得到了深入的思索。王阳明下居龙场，野兽为伴，风餐露宿，身处逆境，备受艰辛，但终不忘自己的人生思考。龙场顿悟，也许是王悲哀旅迹的一角，但却酝酿了深深的变革。经过龙场之思，王阳明放弃了得君引道的方向，开始正视人生的另一种价值：立德与立言，通过自身的立德和立言来建构自己的立功。得君与不得君已经不重要，关键的是能将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念，不向世俗的卑微所妥协。这就是王阳明，一个身处逆境不移志向的人，一个不卑不亢的人，一个纵情豪放的人，一个洒脱真实的人。这次龙场顿悟后，王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将龙场顿悟视为王阳明人生的分界线，一点也不夸张。黄宗曦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学成之前，有三变；学成之后，又有三变。而这前三变和后三变之分界线就是龙场顿悟。前三变是指泛滥词章的涉猎阶段，遍读考亭之书的究心朱学阶段以及出入于佛老的交融阶段；后三变是指由龙场悟道之后提出知行合一之说的以默坐澄心为学阶段，到专门倡导致良知之教的阶段，再到居越讲学，所操益熟阶段。由此可见，龙场顿悟后，他转向了陆九渊的心学，开启了觉民行道的实践人生。他是我国历史上首推国民教育之第一阐发者和实践者。众所周知，向来曲高和寡的心学也只是在文人雅士和静身修养之人间推广，而王阳明却将博大精深的心学立到了教化民众上来，将觉民行道做为圣贤立身处世之重任，可见其心境修养之深，魄力和胆识够勇，眼光韬略之远。这就是对于王阳明来说意义非凡的龙场顿悟。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三： 1 国破不当道所迫：王阳明仕途并不顺利，虽有立功，但终不能得人意，往往以悲剧收场。这与明朝当时宦官专权、国君昏庸、小人得志、社会嘈杂、战乱不断、人心恍惚、精神混乱分不开的。这样的乱世中，政治的官场的摸爬滚打最为艰难，除非你放弃自己的为民为国的操守，追逐于名利倾轧的角色技能的争斗中，使用浑身解数，饱得私囊，不然很难有全身立命之所。而这些是王阳明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与其内心的信仰和操守相违背的，所以这才有了王阳明的抑郁不得志，身陷囹圄，罢黜边陲的境域。时世造就了王阳明，造就了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和坚持。 2 家境的熏陶：王阳明出身在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家庭。其高祖王与准与曾祖父王杰，深通经典，著作颇丰；祖父王伦，雅歌豪咏更是不在话下；父亲王华才思敏捷，通达文史，谙习圣贤之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王阳明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启发了他为学读书求圣贤之追求，但同时也形成了王阳明藐视外物、尊重自我、不随流俗、傲视权贵、狂放不羁的个性。这为其舍弃权力世界，潜心钻研心学打下了家庭背景。 3 人格的操守：王阳明自己有自己的操守和人格。他虽然也热忠于功名，但这无非是中国几千来积淀下来为学求官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但在王阳明的心中，有这样一条基本的信仰：做人作官，要行以道，忠君爱国是首要，但也不能违背心性的善良和正义为民之道。虽然这样的圣贤之理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的，但王阳明坚持着，也操守着、信仰着。这正如王阳明在《龙场生问答》中所说的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窃也。今吾不得为行道矣，正因为心中道的坚持，才有了其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则为亨，故遁所以有亨也之通达，才有了龙场顿悟的深刻。我一直认为，为官没有错，错在不能坚持正道；官职设立没有错，错在官员任用的疏忽；官场沟通没有错，错在利益盘结的徇私舞弊；监督没有错，错在不能坦诚相待；官场谋利没有错，错在谋利不能为公。所以，为官须以道，设职须适度，任人须为贤，合作须依法，监督须尽情，谋利须为公。即使乱世，也不能放弃这样的操守；即使短时间内不能实施这样的政治秩序，也不能放弃理想的追求：立于志，根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样的观点，大概王阳明是赞成的吧。; 个人分类: 林中路|6886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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