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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祠

热度 3 huailu49 2019-10-27 16:32

阳明祠位于贵阳城东扶风山麓，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是为纪念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1472-1528年）而建。 查：公元1506-1510年（时值明武宗正德年间），因受宦官刘瑾迫害，王阳明被谪贬至贵州龙场（位于贵阳西北七十里的修文县）当了几年驿栈驿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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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修文王阳明之阳明洞2

ssglwu 2018-9-26 08:08

王阳明洞与心学 吴国林 2018 年 9 月 26 日 阳明的心学，在我看来，属于真正的哲学。 修文的阳明洞，当年蒋介石也关过张学良。估计蒋希望张能反思。 现在的阳明洞，早没见王阳明当时能见的竹林，惟有洞仍在。在洞中思宇宙，似乎如柏拉图的洞穴之说。 近年来，阳明心学在大陆有较大的反映。似乎靠心学就能够解决许多问题。如果仅从心出发，就能解决许多的现实问题，那么，中国的许多问题早就不存在了，也就不会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抗日战争等等。心学仅是从一个方面对人或物的认知，仅从心来认知世界是远远不足的，这在于世界不仅仅属于心，世界还有其客观实在的方面，即物质性方面。只有当心（意识）与客观实在（物质）相结合，才能获得认知世界的正确途径。 对于人所在的世界，已然不是天然的世界，而是一个技术的世界，或人化自然，或人工自然，这其中的意向与客观实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心来思事物，西方有现象学等，对心本身有更深入的研究。 但阳明对于心本身，没有展开研究。正如他在龙场格竹子，当然可以用心格，但仍然需要用外物去格，从而将心格与外物格统一起来，可以对照，原来的心格是否正确，是否走在真理之路上。 阳明在他的《传习录》中提出：“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 。”其中的“本体”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它是否就是后来翻译 ontology 为“本体论”的一个原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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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修文王阳明之阳明洞

ssglwu 2018-9-24 22:12

拜访 修文 王阳明之阳明洞 吴国林 2018 年 9 月 24 日，中秋夜 阳明心学是近年来影响 渐大的哲学学问。从心来认识宇宙，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年暑假专程去了阳明洞，探索先生当年所思所想。 阳明心学是我个人赞同的、具有哲学水平的哲学，真有哲学思想，而且当了官后，还能静下来做学问，在中国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当然， 阳明心学还需要推进 ，比如， 心又是什么呢?还能推进吗?这需要与当代科技相结合才有可能 ，可惜的是，当代搞中国哲学的有的人，其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基础，不怎么的，因而希望他们来完成心学的推进，是可想而知的。而在西方，有现象学对意识的深入研究。 下面先介绍阳明先生的基本情况。下一部分，我来评价一阳明先生的心学。 以下文字信息来自网上，稍有修改。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他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 宸濠之乱 而被封为 新建伯 ，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 孔子 （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 孔、孟、朱、王 。 阳明心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 阳明洞位于贵阳市修文县 城东1.5公里的栖霞山上， 王守仁 （人称“阳明先生”） 谪 为龙场（今修文县城）驿丞时，曾居于此洞而得名。王守仁在此三年，其著名的 “ 致良知”、“知行合一” 等重要思想便是在此写出的。 博主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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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遭孙中山否定，被蒋介石推崇：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是什么？

王飞跃 2017-6-14 09:31

遭孙中山否定，被蒋介石推崇：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是什么？ 文 | 杨津涛 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是什么？它是历史教科书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吗？为何明代之“心学”，会频频出现在近代、乃至当代的改革语境之中？ 什么是“心学”？ 简单说来，王阳明的“心学”，在儒学体系里，是作为“程朱理学”的批判面而存在的。 “心学”关注的焦点，是“知”与“行”——也就是“认知”和“实践”的关系。 （１） 按理学的观点，儒家士子的行为，须以孔孟圣贤的认知为理论指导。 王阳明则认为，在未亲身“实践”之前，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完美“知”，作为“行”的指导。“知”要靠自己的“行”去获得。否则，即便那“知”是孔子所留下的，对自己也未必对；相反，如果是自己在“行”中体会出来的，即便那“知”再怎么显得稀松平庸，也不能说它是错的。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儒学始终是政治性的。所以，王阳明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否定了在政治生活中，有任何不容置疑的理论权威的存在；也否定了用既定的、先验的政治理论来指导现实的政治运作模式。亦即： 在阳明心学看来，“凡是×××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论调是不对的。 （２） 在“知”和“行”谁先谁后这个问题上，理学认为“知”在先，“行”在后，必须先学习贯通孔孟先贤的教导，才能保证行动的正确性。 在王阳明看来，人必然先有想吃东西的心，才会去吃东西。想吃东西的心，才是“行”的开始。在“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障碍，这时候，就需要动用“学、问、思、辨”的能力，去一一克服。换言之，王阳明反对“学问思辨”好了之后再去行动，而是认为：只有在具体的行动中，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学问思辨”，进而获得真正的“知”。 （３） 王阳明的“心学”，提供了两层政治思想资源： 一是打破“理论指导实践”的牢笼，不承认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绝对正确的理论存在。靠自己的实践去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案，则“人人皆可为圣人”。 二是倡导“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万无一失的理论来指导，没有关系。只要大方向没有问题，秉持“致良知”的原则努力去做；在做的过程中，靠着“学问思辨”更新认知并修正行动，“知行合一”循环往复，必能有成。 “心学”具备改革气质 “心学”既然提供了这样的思想资源，也就意味着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必然是“改革”的、“革新”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东亚的近代变革史中，常能见到“心学”的身影。 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阳明学在日本维新志士中颇为流行。被梁启超誉为“日本维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阴，精通阳明学。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维新功臣，皆出自其门下。在他们看来，王阳明说“心外无理”，“虽其一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乃是教导人们不要盲从正统，从而抱定反抗旧有秩序的信念。曾留日的章太炎，对此也有体会：“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 什么叫“自尊无畏”？ “自尊”，就是“人人皆可为圣人”，要相信自己也能通过实践得出真知，不必在“绝对正确的伟人”面前妄自菲薄；“无畏”，就是遇事不必因没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万无一失的理论”的指导而慌张无措，须知做事真正正确的方式，乃是“知行合一”，懂得了“知行合一”，就没什么可慌张的。 明治维新时代，日本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自强，如何处理与列强的关系，如何改革政体……，在当时的东亚，均无可供参考的成熟案例。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兹事体大，自不免使许多人产生畏事情绪。阳明心学，恰可从理论上，为这些维新志士提供一点努力做事的信心。 \0 \0 图：日本维新功臣，自左至右依次：木戸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孙中山对阳明心学先褒后贬 “心学”对晚清的中国革命党人，也有着很深的影响。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人，都曾研习过王阳明的学说。如1906年，宋教仁购买《王阳明集》、《王阳明全书》、《王阳明学提要》之余，还订购了《王学杂志》。宋教仁以阳明学修身、立志，在日记中说，“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矣。” 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对阳明心学的立场，则是先尊后抑。 尊崇立场出现在孙革命生涯的早期。 如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 认为阳明心学对日本维新有大功 ： “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 贬抑立场则出现在革命生涯的晚期。 1919年，孙中山发表其一生中唯一的哲学著作《孙文学说》。书中，孙中山阐释了“行易知难”论， 否定阳明学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 ： “日本之维新，……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孙甚至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不符合“实践之科学”） 孙中山为何会针对阳明心学，发表如此前后矛盾的观点？是因为孙晚年对阳明心说有了新的认知吗？ 其实不是。根源在于：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孙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需要在行动中摸索，故而肯定“知行合一”。及至1919年，三民主义已渐自成一家，孙自认堪为中国革命的指导。 要让自己，成为所有革命党人尊崇的革命导师；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所有革命党人信奉的革命指导思想，自不能再提倡阳明心学。 对孙中山的这种隐秘心思，胡适洞若观火，曾写下评论，直指孙中山否定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改倡“行易知难”，其目的，是想让党人与国人服从自己，奉自己为精神领袖、理论圭臬： “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 蒋介石“力行哲学”里的玄机 孙中山的“继承者”蒋介石，也深受阳明学的影响。据其自述： “（从18岁开始接触王阳明）以后五十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使我百读不厌。” 但孙中山对阳明心学的实用主义态度，却给蒋介石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一方面：蒋面临的处境——尤其是在局部抗战+全面抗战的14年时间里——至为艰险；倡导“自尊无畏”的阳明心学，恰可为其提供精神资源方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蒋又不能公开否定“国父”晚年对阳明心学的贬抑言论。 蒋的处理办法，是发明一个新名词“力行哲学”，作一种牵强的调和。意即：王阳明是对的，“国父”也是对的。二者的冲突，源自某些概念的误解。 所谓“力行哲学”，扼要说来即是：高度强调“行”的重要性，反对在“指导理论”方面做过多纠缠；朝着好的目标方向，赶紧努力去做，才是正途；力行力行，就是“努力去干”。 作为最高领袖，面对前所未有之存亡危机，蒋自问无法给出一种解决国家危难、实现民族复兴的“绝对正确的指导理论”。但阳明心学里的“知行合一”、“自尊无畏”，可以为他消除精神上的惶惑与行动上的不自信；也可以使他在缺乏“绝对正确的指导理论”的情况下，仍能拥有引导党内干部去“力行”的思想资源。这是“力行哲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对于此种背景，蒋后来也有所回顾： “我在二十年前，提出‘力行’两个字的时候，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干部‘沉滞不进，畏难却顾’，所以要提倡‘力行哲学’大家一起来力行。” 图：阳明祠，位于贵阳城东扶风山麓 注释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其原文如下：“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魏常海：《王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迟云飞：《宋教仁的阳明学及伦理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11第4期；李吉奎：《孙中山论明治维新》，《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胡适：《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行易知难说”述评》；《蒋介石日记》1946年12月11日；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自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26、127页。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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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的实践性决定了心学发展的持续性

热度 1 caoyuanzhiye1 2017-3-15 21:10

王阳明心学的实践性决定了心学发展的持续性 - 副标题 : 用心的三个层次理论与实践 清华大学 张伟 摘要:本文从王阳明心学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分析出发，指出心学的实践性表现在知行合一和“事儿上练”的特点。进一步指出心学实践性决定了心学必然持续性的发展。到底如何发展？应该是体用不二，是回归人性，回归常识，强调智慧的重要和宝贵潜力。超脱传统的 ” 我注六经 ” 的汉学思路和宋学的“六经注我”概念，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再定义生命成长的六经注我含义，顾及自然人的人性常识和社会人的义务平衡，发展心学，提出具体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解决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用心的三个层次理论与9个境界，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解决社会问题，达到孟子提到理想社会。用心的三个层次理论对于帮助现代社会个人走出困境，解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具有重大作用与意义。重构了新理性与新原人。应该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儒学发展一个探索，是心学的接着讲。 王阳明心学的实践性决定了心学发展的持续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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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时空长河与阳明先生同方

caoyuanzhiye1 2016-5-20 22:47

诗词一首 七言。时空长河与阳明先生同方 为纪念王阳明凑设广东和平县治500年学术研讨大会，特赋诗一首。 青竹一节格物长， 学以至圣修身忙， 杖徙夜郎三千里， 玩易窝里沐圣光。 巡狩南赣民生况， 纹枰点兵擒宁王， 岭南智破断藤峡， 凭赖心学一缕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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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译王阳明哲学小语《花》赠德国朋友

热度 14 qhliu 2016-4-21 15:28

一位德国小伙，31岁，素食却善饮中国白酒。喜欢中国文化，在岳麓书院内爱晚亭旁流连忘返。不但希望有人给他翻译古文，还希望能翻译爱晚亭旁刻录的“二南”诗。 一篇理论物理论文，2011年PRL，水平大概可以排到本世纪理论物理进展的前10位。是这个光与物质相互作用量子理论领域的一座高峰。 目前受邀请在国内访问。由于对 “二南”诗的英文翻译总也交不出满意的答卷，只好偷了个懒，用几行王阳明凑数。 他的机器无法解码汉字，只好书写后用图片寄上汉字稿。 ———————— Flower ---- WANG Yangming As you have not yet come to see this flower, she was sleeping and you were as well. As you come to see her, her color switches to bright and meaningful. It is thus identifiable that she is nowhere but in your heart. 一个时辰内，他回邮 两 件 。 —————————— Date: Thu, 21 Apr 2016 11:08:38 +0800 Dear Quanhui, Many thanks for this impressive poem, both in calligraphy and in translation. I am in a bus heading to Shanghai airport. I go to Japan to meet a mathematician from Kyushu University. I'll write to you when I am back in China on April 25 . Sincerely yours, XXXX Sent from my phone ____________ Date:Thu, 21 Apr 2016 07:46:51 Hi Quanhui, i have just read your link to Wang Yangming. Really interesting, especially because his thought seems to have connections with the philosophy of Rene Descartes regarding the innate ideas, but was conceived ~ 100 years later. Thanks again for the poem + translation! Best, XXXX ____________ 我生长的乡村，是一个极为重视写字的地方。 一位长辈，至今坚持毛笔练字、写信。 另外一位长辈，在我小的时候常常给我灌输这样的想法，学什么专业不重要，如果字写的不好“和死人写的一样”就上不得场面。家严大人仅仅上过两年小学，字体却是上好。 土著本人的字，从来都是被讥笑的对象。现在已经老教授了，写个字，还只能求个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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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讲学处

热度 3 huailu49 2014-12-17 07:08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1472—1529年），浙江余姚人，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封新建伯，谥文成，后人多称王阳明。他曾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王阳明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奉化的蒋中正一生对他的这位（邻县余姚）老乡倍加推崇，曾于1950年下令将台北的草山更名为阳明山。 这次去余姚，未去王阳明故居，只去了讲学处。这里原名中天阁，位于余姚龙泉山腰，坐北朝南，五开间二层楼，重檐歇山顶，明代著名学者钱德洪辟为讲堂，明正德、嘉靖年间阳明回乡省亲丁忧时，定期在此讲学，亲撰《中天阁勉诸生》告诫学生，培养了一批王学中坚。 下面这份由网友提供的王守仁年表，很有意思的是标注了古今职务对照（笔者未加考证，仅供参考）： 1472年10月31日，生于浙江余姚。 1482年，从余姚迁入北京。 1488年，前往江西南昌迎娶表妹诸氏，舅父时任江西省布政司参议（省政府秘书长，从四品）。 1492年，参加浙江乡试中举人。 1493年，第一次参加（进士）会试不中。 1496年，第二次参加（进士）会试不中。 1499年，第三次参加会试中进士，首授工部。 1500年，升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公安部并司法部云南司处长，正六品，月俸十石570公斤粮值月薪2280元）。 1504年，主考山东乡试，不久改授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国防部考试司处长）。 1505年，开始授徒讲学。 1506年，由于抗疏援救南京户科给事戴铣、四川道御史薄彦微等人，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无品，从九品下）。 1510年三月，离开贵州，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427.5公斤值月薪1710元）；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中国南方刑部四川司处长）。 1511年正月，调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中组部金粮司处长）；二月，担任会试同考官（中国社科院院士考试委员会委员）；十月，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中组部文化司副司长，从五品,月俸十四石798公斤粮值月薪3192元）。 1512年三月，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中组部功绩司司长，正五品, 月俸十六石值月薪3648元），十二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中国南方最高法院副院长，正四品, 月俸二十石值月薪4560元）。 1514年四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中国南方外交部部长，正四品）。 1516年底，升任右佥都御史（国务侯补委员，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值月薪5472元）巡抚南赣、汀、漳。 1517年九月，改授提督（省军区司令员，正四品）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旗牌，得便宜行事。 1518年六月，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国务委员，正三品, 月俸三十五石值月薪7980元），荫子锦衣卫，世袭万户，再进副千户。 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反叛起事；七月二十七日，王守仁生擒朱宸濠与“其世子、郡主、将军、仪宾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 1520年九月，在南昌初识王艮。 1521年六月，升南京兵部尚书（中国南方国防部部长，正二品, 月俸六十一石值月薪13908元），不就；十二月，加封光禄大夫（从一品, 月薪七十二石值月薪16416元）、柱国（从一品）、爵新建伯。但受权臣的嫉妒和排斥，“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 1522年，父亲王华病逝。 1527年五月，朝廷命王守仁以原官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国务院副总理，正二品），前往广西征讨思恩、田州少数民族之乱。朝廷命王守仁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并责以体国为心，不得循例辞避；九月，应王畿、钱德洪所请，“天泉证道”出现。 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阳历为1529年1月9日），王守仁因病情恶化而卒于归途南安（今福建南安）；明世宗（嘉靖）偏听偏信佞言，乃下诏停止王守仁世袭，不行赠谥诸典，并严禁阳明“伪学”。 1567年，明穆宗诏赠王守仁新建侯，谥文成。 1584年，明神宗下诏以王守仁从祀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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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王阳明的“军事预言”？

热度 5 lev 2014-12-10 23:05

述而不作：王阳明的“军事预言”？ 昨天在网上意外读到一篇署名为“姜永熹”（未查证）的文章《钓鱼岛问题的另一视角：国家与利益》。文章中引用了一段“史事”： 明朝著名军事家王阳明临终前给嘉靖皇帝上奏折，名为“九边疏”，核心的一句话： 大明虽大，要紧之处只有四个：蓟州、宣府、大同、辽东，四地若失一处，大明必亡 。 据说这个说法也出现在十分热门的《明朝那些事儿》中。 单就这个“预言”本身，是极见功夫的。蓟州、宣府、大同、辽东属于明朝北部边防的“九镇”，亦称“九边”，除上述四镇，还有 太原 （山西镇）、 延绥（榆林镇） 、 宁夏 、 固原（陕西镇） 、 甘肃，其中延绥、宁夏、甘肃又合称“三边”。“九边”对明朝北部边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廷在各镇总兵之上又先后设立三边总制（三边总督）、宣大总督（辖宣府、大同、太原）、蓟辽总督（辖蓟州、辽东）。从后来明朝与后金此消彼长的军事态势（尤其对辽东的经略）来看，这个“预言”是十分准确的。 问题是：这句话或类似的判断真是出自王阳明吗？ 《明史·王守仁传》说：“ 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在以德性、学问立身的历代大儒（有从祀孔庙的资格）中，能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跻身一流军事家行列的也只有王阳明一个，通俗地讲：学问比他大的，打仗不如他；军事功业高过他的，学问不如他。据说王阳明年仅十五岁就从父亲王华（明宪宗成化朝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前往关外考察边防（跟爹去的还是自己去的有争议），《明史》上说：“ 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还而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而王阳明一生的事功也是以军事活动（平定赣南、宁藩、两广）为主，身系半壁江山，最终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江西、湖广军务。 也就是说王阳明可能有提出这种见识的水平。但有提出论断的水平和提出论断不是一回事。这个所谓“论断”来自王阳明的最大疑点在后面十个字——“ 四地若失一处，大明必亡。 ” 臣子给君王上的最后遗言（奏疏、诗等等），确实多有规劝、警醒的意义，但措辞一般十分谨慎，比如李鸿章（他的政治地位与王阳明有些类似）的《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也就是说按常理， 身为臣子的王阳明在他的奏疏中使用这样的语句（何况上疏的对象是明世宗嘉靖皇帝，这老兄可称不上宽厚），无异于找死！ 这个“疑点”促使我翻阅手头的《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能查到最后一封奏疏是写于嘉靖七年十月的《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其中没有类似“预言”。上溯历年奏疏（至弘治十二年赐进士出身后上的第一封奏疏《陈言边务疏》），皆无所得。又旁查《明史·王守仁传》和冯梦龙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亦无头绪。 倒是有个“ 主旨相反 ”的线索出自崇祯朝兵部尚书杨嗣 昌 的《 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 》： 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 杨嗣 昌 的判断在军事上基本与所谓 “预言 ”相反，在民变四起（李自成、张献忠等）的背景下，这位疲于奔命的军事统帅最终改变了“北防南化”的战略，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无奈手头没有《万历野获编》、《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等资料，无法扩大搜索，不得确证。 先记在这里，敢请方家有以教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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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知行合一王阳明》（序列一）

热度 3 zhanghouxing 2014-9-16 19:54

《知行合一王阳明》是 唯一深入解读知行合一及其创始人王阳明的通俗全传。2014年1月，习大大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这可以看出习大大深度心学的真传。于是乎，我在网上花了12个大洋，购买了此书的电子版，准备这段时间来品读一番。前面几天我已经阅读了25%左右，在这里，我将前面的阅读收获和思考分享给大家。 前面的大约25%部分，基本上是讲了王阳明创立心学之前的故事。每个成功的人都有神一般的故事，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王阳明也不例外。这里我挑几个例子讲讲。王阳明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旦喜欢上某种东西，就会废寝忘食地去钻研，比如他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象棋，然后他几乎天天都围桌象棋转，连吃饭的时候都将棋谱摆在旁边，摆弄着各种步法，后来因为其严母担心他会玩物丧志，不认真学习，就讲王阳明的象棋扔掉水中，王阳明发现后悲痛万分，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之情。但王阳明他还有一个特点，一旦某个喜欢的东西不在了，他会很快着迷于另一件喜欢的事。象棋被扔掉，他很快恢复过来，很快有喜欢上了禅学还是佛学，我不记得了，当时这也是被他父母禁止看的，因为那个时候，学习八股文，敏于章辞才是最重要的，但这些都没有阻挡他，他偷偷的看了很多相关的方面的书，这也为后面思考心学奠定了基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旦我们喜欢什么东西，就要全身心的喜欢，而不是口头上说说。 再说一个故事，当时的皇帝 朱厚 照 不思国事，整天花天酒地，还整日与宦官刘瑾为伍，有识之士意识到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很多大臣联名上书，给皇上指出了多少朝代，太监误国的例子，朱厚照才意识到严重性，决定第二天早上处决刘瑾，可这个决定是第二天早上，而不是立即处死，因为到第二天早上还有一个晚上，这一个晚上会发生许多事，而且真的就发生了。刘瑾安排的卧底很快打听到了消息，当他知道了皇帝要杀他的时候，他当时傻眼了，完全没有想到和他朝夕玩耍的皇帝要杀他，不过他又想这不是皇帝的错，而是那帮大臣的错。于是当天晚上，他就和自己的“团队”进宫，在皇帝面前痛苦凝睇，皇上马上就心软了，也哭起来，说自己也不想杀他们，都是那帮子大臣对你们的诬陷造成的。这样后面的故事，大家也猜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被流放。在这个时候，王阳明登台了。当时的王阳明还是个小官，但他给皇上写了一封奏折，大意就是流放那些有识之士是不对的，会阻塞谏言。奏折却先经过刘瑾之手，他看到这个名字，却不知道是那个小官。可当时刘瑾的想法就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这样，王阳明就被关进锦衣卫大牢（残忍之地）。之后，他被流放到贵州的某个少数民族的地方，那里恶棍猖獗，瘴气衡生。可以说，基本上是有得去，就没得回的地方。王阳明，却感觉比较庆幸，还能够活着走出锦衣卫大牢。可是，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在去贵州的路上，刘瑾曾牌锦衣卫去刺杀王阳明，幸亏得人通告，于是他在江边，将自己的衣物脱下，写了一封遗书。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可他并没有死。当时他想着自己归隐山中，永不出世。可后面他觉得这样，太对不起日夜挂念自己的父亲亲人，他认为自己不能这么做，这也使他明白佛学的一些思想是不正确的，一人成佛，却不顾亲人，真佛不成也罢。所以他决定要正事这件事情。首先他回了一趟家，见了自己的父母，当时父子俩抱成一团，泣不成声。他的父亲一直觉得王阳明不误正业，可这次上书的事情，他认为王阳明是对的，在正义之声被压抑的时候，需要再有不怕死的正义之声响起，估计这也是他父亲对他最大的一次肯定，因为他父亲是个状元，很难对王阳明的东西表示认可。然后用，他就到被流放的地方去报道了。在那个地方，生活比较困苦。中原人很少，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因此语言也不通。但是王王阳明，并没有被这种恶劣的环境所折服，而是摆在心态，先建造起自己的住所（离开父亲时，父亲给他安排两个仆人），然后和当地人建立好关系。与此同时，静坐悟道（心学诞生的前奏：龙场悟道），并给当地人讲学（当时语言不通，也不知道是怎么讲授的）。再后来，王阳明很快就在本地建立起了知名度，然后被当地教育局局长请去讲学，再后来被中央召回，他的仕途就这样真正开始了。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的一生，不免会出现很多困境，但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调整好心态，从茫茫的荆棘中杀出一条血路。与此同时，要有正义，当时王阳明上书，应该会预料到他的结局，这样说明他一身正气。 再后来，就是发展他的心学了，后面的内容还在期待中。昨天晚上我看到他心学中的一个理念，觉得蛮有道理的。“存天理，去人欲”心存真理，去除贪欲，这样才能真正不动心。见到美女，很多男士都会扭头去看，这符合正常心理，但重要的是，你的心没有跟这位美女走了。而有些人，表面很正经，不去看，可当美女走了，他又在那里苦想，这样你的心就跟着去了。 该日志由 张凌 于2分钟前发表在 品读经典 分类下，最后更新于 2014年09月16日. 转载请注明: 读《知行合一王阳明》（序列一） | 小凌子 +复制链接 关键字: 王阳明 , 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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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的九层糕

热度 4 xcfcn 2014-5-4 20:52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三集季节几乎以江西赣州崇义上堡沈家为轴线，看了之后很亲切，虽然里面提及的九层糕吃起来也就那个样吧。难以想象陈晓卿同学居然知道咱们山旮旯有这玩意。 崇义的木梓油我以前提及过，其实舌尖上的中国的上一集浓墨重彩描写过油菜籽的物理榨油过程，这些都是我多次亲身经历过的，仅仅我们榨的是木梓油。 崇义的南酸枣糕据说非常有名气，以致有段时间因产量有限都不让外省超市卖。南酸枣我去山上采摘过，味道不是很好。 还有就是脐橙也是国际知名，据说以整个县来论，隔壁县上犹县的脐橙最有名，但以乡论，我隔壁的崇义县龙勾乡的脐橙最有名。我家也种有脐橙，但去年听我妈说脐橙得了一种怪病，需要把整个脐橙树连根挖起，然后焚烧。 崇义，得名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阳明一生功绩的转折点其实来自于镇压横水镇的流寇。镇压之后上书皇帝，以横水镇为县治，并起名崇义县。 崇义，现在政府对外宣传，说它是中国竹乡。我舅舅家那边就有很多人靠此为生。挖竹笋那是我爸以前经常干的活。 其实因为崇义靠近世界钨都——大余县，崇义很多人靠此为生，并因此产生了两个亿万富翁，其中一个还是上市企业。 拉拉杂杂说了那么多，其实我对崇义是不了解的。 PS：忽然想起当年黄老邪说起邓小平当年因为从崇义“逃跑”到上海开会被文革时江青攻击的轶事，再翻看老邪的帖子 新政委崇义作逃兵辩 。恍如隔世，当年跟老邪才刚刚认识，当年杨玲（男）还很活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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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就 与 王阳明，笛卡尔的哲学

热度 1 siweiming 2013-10-1 23:23

法国哲学家笛卡 尔 （１５９６ - １６５０年）被 认 作是 为现 代科学提供哲学理 论 的两位巨人之一。另一位是英国哲学家培根（１５６１ - １６２６年）。然而，早些年 诞 生的中国哲学家王守仁（１４７２ - １５２９年，又称王阳明）的学 说 在明末清初是占主 导 地位的。仔 细对 照可以 发现 王阳明和笛卡 尔 的哲学 观 点几乎完全一 样 ，只是后者有 时 机 对现 代科学 产 生巨大的影响。 笛卡 尔 的主 题 哲学 观 点 认为 物 质 世界是由几种最基本的性 质 构成，而它 们 遵循几个最基本的的 规 律相互作用。王阳明 传 承的是程 - 朱理学， 认为 天理是主宰世 间 一切事物的道。因此，两位都相信世界中存在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理。只有在 这 个前 题 下，才有可能探求真正的科学原理。 笛卡 尔 对现 代科学最 伟 大的 贡 献是根据他的哲学 观 点，提出了 获 得真知 识 的四步系 统 方法： １，除非我没有一 丝怀 疑，不承 认 任何事物是真的； ２，把复 杂 的 难题 分解成 细 小的 组 分，以便容易 获 得 针对 每一个 组 分的正确答案； ３，思考 时 必 须 从 简单 到复 杂 ，同 时 理清事物之 间 的关系； ４，反复地 进 行广泛，全面的 检查 ，确保没有 遗 漏任何 东 西。 第一条是笛卡 尔 方法的精髓。没有 这样 的 怀 疑精神是无法开展原 创 性的科学研究的。其它三方面是求真的必要步 骤 。而正是在第一点上，王阳明具有同 样 的思想： “ 夫学 贵 得之于心 。 求之于心而 非也， 虽 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 为 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 最后，笛卡 尔 和王 阳明在另外两个重要的哲学 观 点上也是一致的 。 笛卡 尔 坚 信人有天 赋 的感知， 并 且有能力通 过 感知去找到 真 理。而王 阳 明 认为 每 个 人都天生有 “ 良知 ” ，他 说 “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 贤 ， 虽 常人亦无不如此 。 ” 另外 一点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王阳明最著名的 论段 “ 知行合一” 。 笛卡 尔也有同 样 的著名 论段 “我思固我在” 。 所以看来 ，１７世 纪时东 西方世界 产 生了相同的哲学思想， 现 代科学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出 现 。只是当 时 其它的况境使中国失去了机会。在２１ 世 纪 的今天，中国的条件已 发 生了巨大的 变 化。但是我 们 仍要牢 记 ，有 长远 影响的科学成就是建立在扎 实 的哲学思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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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和他的心学

brightzhang 2013-8-19 01:04

王阳明和他的心学 王阳明简介 心学简介 不做无意义的抱怨社会不公和制度缺陷，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潜心学习研究使内心充实，修身以待机，能用思想观点影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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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训今读】志不立则气昏（王阳明）

xiao 2013-4-26 09:09

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阳明先生《示弟立志说》） 【伟光按】阳明先生说，立志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如猫捕鼠”，取其凝神静气，专心致志且当机立断，勇猛精进；“如鸡覆卵”取其念兹在兹，释兹在兹，持之以恒，小鸡不出壳誓不罢休。吾人三省之，是否能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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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训今读】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

xiao 2013-4-26 08:59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阳明先生《教条示龙场诸生》） 【光按】 《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不长，但是道理皆在其中，倘能如实为之，则离圣贤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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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阳明，王守仁，王圣人“的断想

热度 5 陈安博士 2013-4-24 22:22

　　在火车站，觉得自己只带了一本《恺撒大传》的书，怕难以填满自己在火车上的空余时间，就又买了两本关于“王阳明”的书。 　　台湾有阳明山庄，是蒋介石喜欢的地方，也许王也是蒋极度欣赏的人物。 　　我十几年前在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看繁体字竖排的《曾国藩》，里面就提到过曾国藩曾经拜谒过王阳明的墓，并深深为自己的理想而祈祷，大致是想成为王阳明那样的人物吧。而事实上，如果在清代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和王阳明相似的人物，怕只有曾国藩才具备最大的相似度。 　　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理想其实就是王阳明已经实现了的： 　　1，立德 　　2，立功 　　3，立言 　　 　　在三者里面，做到一者已经很难了，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最难的是“立功”，毕竟，往往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如何建立功勋，况且，如果没有遇到乱世，连立功机会可能都没有，且不说什么能力了。 　　而立言似乎稍微简单点，但是也不尽然，其实一个朝代几百年，能立言的在个位数，想到唐代，李白杜甫而已，顶多再加几个王维孟浩然等等，然后，对于1000多年后的我们，大概也就差不多了。这还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文学呢，而如果能自成哲学体系，就更难了。 　　而王阳明的心学，在知识分子里面知道的其实也并不多，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乐。所以，你可以说他立言了，也可以认为“说立言也勉强”，毕竟，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占去主流空间和话语权的时代，他的那套玩意儿被当做唯心主义给隐藏起来了，也许还得再过一段时间（100年？）后才能再重新被中国人发现。 　　立德则更难，每个人都难以遏制内心的欲望，而即便王阳明，也是娶了6位老婆吗，说到“德”，似乎有所欠缺。老王自己也说“破心中贼难。” 　　而王阳明就是700多年来不世出的人物啊，真的评判起来也还是会产生左右摇摆的结论。 　　难！ 所以，我们还是先追求在某一个方面有较强的造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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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与梁漱溟谈立志

热度 2 xiao 2013-4-16 15:39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阳明先生《教条示龙场诸生》） 【光按】 《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不长，但是道理皆在其中，倘能如实为之，则离圣贤不远。 在这混乱的中国社会，无论在思想上、在事业上，都正是彷徨无主的时候。这时候做人最难有把握、有脚跟。常见有许多人，在开头的时候都很有信望，但到后来每每都失去了社会的信任，促使社会益发入于混乱。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更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复兴民族的力量，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梁漱溟先生《朝话@言志》） 【光按】梁先生的《朝话》非常通俗耐读，真乃大家所为，如欲了解国学、了解传统文化者，强烈建议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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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饥来吃饭倦来眠

热度 3 Wuyishan 2012-10-22 11:27

饥来吃饭倦来眠 ■陈世旭 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王阳明有一首诗：“饥来吃饭倦来眠，唯此修行玄又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偏向身外觅神仙。”比他大两岁的风流才子唐伯虎也有一首诗：“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 两位古人处在同一时代，但人生境遇迥然不同：王阳明功成名就，唐伯虎则命运多舛。然而，他们从不同的人生角度，得到的是对人生的相同理解。 有一段禅门公案是这样讲的：两位法师交谈，甲问乙：“和尚修道，还用功吗？”乙答：“当然用功啦。”甲问：“如何用功？”乙答：“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甲问：“人人都是如此，岂不是与大师一样用功？”乙答：“不同。”甲问：“怎么不同呢？”乙答：“他们吃饭时百般挑拣；睡觉时千般计较。因此，他们与我的用功不同。”甲默然。 关于“饥来吃饭倦来眠”，许多人从许多角度作了许多引申和阐释。以我有限的阅读，作了一个不全面的梳理和归纳，主要有： 第一：“理出于易，道不在远”。极高寓于极平，至难出于至易；有意者反远，无心者自近。世间极高深的道理，往往产生于极平凡的事物中，有意者远于理，而无心者近于真。比如写诗的秘诀，就该是“眼前景致口头语”，多运用随处可见的景致和通俗明白的话语，因为极美的诗往往出于无心的真情流露。 第二：“出世在涉世，了心在尽心”。远离凡尘俗世修行的道理，应在人世间磨炼，根本不必离群索居与世隔绝；要想完全明白智慧的功用，应在运用智慧的时刻去领悟，根本不必使心情犹如死灰一般寂然不动。 第三：“身放闲处，心在静中”。只要使自己的身心处在安宁中，世间所有荣华富贵与成败得失就都无法左右你；功名利禄与是是非非就都不能欺蒙你。 第四：“云中世界，静里乾坤”。所谓“竹篱下，忽闻犬吠鸡鸣，恍似云中世界；芸窗中，雅听蝉吟鸦噪，方知静里乾坤”。当你正在竹篱下欣赏林泉之胜，忽然传来鸡鸣狗叫之声，你会宛如置身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快乐世界里；当你静坐于书房，忽然听到蝉鸣鸦啼之声，你会体会到宁静中别有一番超凡脱俗的天地。 第五：“不希荣达，不畏权势”。一个人如果不希图荣华富贵，谁也无法用名利作饵来引诱你；一个人如果无意与人竞争高下，就不必恐惧官场职场中潜伏的种种危机。 第六：“贫得者虽富亦贫，知足者虽贫亦富”。贫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受侯，权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羹旨于膏粱，布袍暖于狐貉，编民不让王公。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你给他金银他还怨恨得不到珠宝，你封他爵位他还怨恨没封王侯，这种人虽然身居富贵之位却仍等于乞丐；一个自知满足的人，即使吃粗茶淡饭、穿布衣棉袍身居平民地位，也会比吃山珍海味、穿狐袄貂裘的王公更为充实富有。 第七：“浓处味短，淡中趣长”。悠长之趣，不得于酽，而得于啜菽饮水；惆恨之怀，不生于桔寂，而生于品竹调丝。故知浓处味常短，淡中趣独真也。就是说，一种能维持久远的趣味，并不是在美酒佳肴中得来，而是在清淡饮食中得到；一种悲伤失望的情怀，并非产生在穷愁潦倒中，而是产生于美妙声色的狂欢中。美食和声色的趣味常常显得很短，单纯淡泊的趣味才更隽永。 第八：“欲心生邪念，虚心生正念”。欲其中者，波沸寒潭，山林不见其寂；虚其中者，凉生酷暑，朝市不见其喧。一个内心充满欲望的人，能使平静得像深潭一样的内心掀起汹涌波涛，即使处于深山老林也无法平息；一个内心毫无欲望的人，即使在酷暑中也会感到浑身凉爽，即使在闹区之中也不会感到喧嚣。 总之，我理解的“饥来吃饭倦来眠”，是一种淡然超脱的人生境界。古人因此讲究“圣境之下，调心养神”，常“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而尘心渐息；夷犹于诗书图画之内，而俗气潜消”。经常漫步在山林泉石，使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念头逐渐平息；经常流连于诗词书画，使身上的俗气悄然消失。“借镜调心”，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才德修养的人。 （节选自《今晚报》，2012年9月16日） 《中国科学报》 (2012-10-22 B4 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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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心剑胆磊落行——读王阳明

热度 7 xinyumri 2012-7-21 11:21

在电视上看过一集“古越传奇”，里面一位老者的一段话部分解答了我一直以来对越文化的困惑，替我找到了解读浙人性格的钥匙。他说：古时的越人尚武，追求的是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自魏晋以来，又出了诸多像王羲之这样的风流名士，给越人的性格注入了书卷气。所以说，现在的浙江性格是胆剑精神和书卷气的结合。 书与剑，这两个字单就看着，就够引起人无限的遐想了，若是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于谦应该算一个，这位诗书俱佳的才子，为官则业绩斐然，为将则战功赫赫，更难得的是其两袖清风的坦荡胸襟，该是书剑二气的完美结合。 近日读了方志远的《旷世大儒——王阳明》，觉得王阳明该是浙人中另一位集书剑之大成者。 和许多天资聪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的世家子弟一样，王阳明也是一位诗书俱佳的才子。然而，王阳明留给后世的文章和功业，却远非众多才子所能及。在哲学上，他敢于挑战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自创了“阳明心学”；在军事上，他文官掌兵符，集文韬武略于一身，行事机敏，用兵神速，在剿山贼和平定“宸濠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王阳明被后世称为“四家”——伟大的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从把阳明山搬到了台北的蒋中正，到“一生伏首拜阳明”的东乡平八郎，粉丝遍布海内外，《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更是称赞他道：彪炳显赫，自明之后，唯此一人而已。 对于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我涉猎颇浅，不敢妄加评论。只是觉得他敢于挑战程朱理学，一扫其统治天下的沉闷局面，有着颇为积极的意义。但是对王阳明提出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一说，我却认为不可做简单的字面解读，更不能以此作为对学问不求甚解的依据。事实上，王阳明本人一直就是个孜孜不倦的好学之人，虽然他日后悟出了“朱子不可学，佛老不可为”的道理，但那也是在“溪流九曲初谙路，精舍千年始及门”之后才有的。别的不说，单是他12岁那年“格竹”一事，便足可看出他做学问的专注与定力，不然也就不会有《君子亭记》中“竹有君子之道四焉”那样精彩的描述了。 其实，求知的困惑与实践的艰辛，是每个做学问的人必经的一个过程。子不是曾经曰过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倒是倾向于认为：王阳明强调的是“思”，不思不悟，面对纷纭浩瀚的经典难免陷入迷茫；而朱熹侧重的是“学”，光思不学，恐怕只能是眼高手低让学问落于空疏。“学”和“思”，二者的关系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承，缺一不可。 王阳明最具魅力之处，还不是他的文章与功业，而是他为贤为圣的情怀、坦荡磊落的胸襟、和不屈服于逆境困境的性格。王阳明35岁那年因上疏言事得罪宦官刘瑾，被下诏狱，廷杖三十，谪贬贵州龙场驿为驿丞。前往龙场途中又遭到刘瑾派出的锦衣卫的追杀，境遇不可谓不惨。然而王阳明在贬谪之途上一路行程一路诗书，最终有了“龙场悟道”这样的思想飞跃。且看他途中写的一首诗： 风雨偏从险道尝，深泥没马陷车箱。 虚传鸟路通巴蜀，岂必羊肠在太行！ 远渡渐看连暝色，晚霞会喜见朝阳。 水南昏黑投僧寺，还理义编坐夜长。 一路风雨险道，还要熬夜理义编，期待着晚霞见朝阳，这样旷达的胸襟，实在令人钦羡不已。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在江西南安病逝于返乡的舟中，临死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用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他的一生的确是光明磊落的一生，虽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入庙堂则心系百姓，上马治军，下马治民；远江湖则潜心学问，开坛讲学，弘扬正义和良知。正如书中所说：他留给后人的，远不仅仅是他的文章和功业，更是他那雄爽豪放、卓然独立的凛然气节和批判精神。 其实，近代浙人中也颇有几个书剑二气兼具的人，如蔡元培、鲁迅、马寅初等。而且，有书剑气的人也不局限于浙人，近代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湘人曾国藩、左中棠、彭玉麟，还有那位在批林批孔的风头上敢于在中南海开讲孔子的梁漱溟，他们的身上都隐隐有着剑侠的气质。总结一下这些人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我想有书剑气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有着出世的情怀，能将纷扰动荡的尘世排于心外，读书做文章自成一统；他们同时又有着入世的担当，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为官，关注的还是天下的普罗大众，而非一己之功名利禄。这些和孔子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在一个尊孔孟为圣的国度，出现这样一批读书人，便也不足为奇了。 那一年，曾在北大三角地听到过一老一少的一场有趣的辩论，老者怅然谓叹道：“当下的文人流氓气太重，缺乏独立思考之精神，皆为御用文人。”少者慨然反驳道：“非也，中国文人缺的就是荆轲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流氓精神。”我们围观看热闹的一干人窃窃私语，相视而笑：“此流氓非彼流氓，这一老一少辩得还挺认真。” 无论是文人的痞子气，还是江湖的流氓气，依我看，都不如书剑气更适合读书人。 后记：初读这本书已是两年多前的事了，因对王阳明的“心学”了解甚少，不敢妄谈，所以文章起了个头就被搁置在一边了。总想多读一些书后再论，却又总找不到读这样书的心情与时间。端午前夕读了世宇兄的“端午节——本应是理想主义者的节日”一文，令我又想起了两年前读过的这本书。这本书开篇的楔子，便是从屈原投江、王阳明遭贬谪途经洞庭湖写下“吊屈平赋”开始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感叹。对于有机会踏入大学校门的人来说，完全放弃理想，或如屈原般以绝世的方式来选择留在理想彼岸的人，终归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会做出妥协，选择一种能令自己心安的理想与现实间的摆渡方式，这其实也是一种更成熟、更务实的生活态度。然而，成熟与务实并不等于圆滑与世故，也并非和理想完全相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兼具书剑二气的前辈们，是当之无愧的学人楷模。 又记：《庄子·说剑》曰：“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秋，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近日太平洋上不太平，读钱塘诸君诗作，亦生“决云长剑今安在”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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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生量子物理学习笔记2——记中国量子物理大师王阳明

热度 3 zhanghuatian 2012-7-20 11:08

爱因斯坦问道：Is the moon there when nobody looks? （在没有人看的时候，月亮果真在那里吗？） 这个问题对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来说，这正是他已经想通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你未看月亮时，月亮便归于沉寂，直到你投去一瞥，它才明亮起来。 　王阳明创造了心学，核心是心即理，心外无物。关于心学，王阳明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先生（指王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而薛定谔也有只著名的猫。他的猫是量子猫，被关在一只密闭的笼子里，给猫笼里放上毒药，打开猫笼时，猫也许是死的，也许是活的。但不打开猫笼呢？常识告诉我们，它也只有死与活两种状态。但是，这只猫与众不同，它是只量子猫，需要符合量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定理的。所以，薛定谔告诉我们，不打开笼子时，因为没有观测者，猫是一种不死不活的叠加状态，存在于整个宇宙中。只有打开笼子的瞬间，在观测者的作用下，它会迅速塌缩成一种明确的死或活的状态。 　　由些看来，量子物理与王阳明的心学还是有相通之处的。研究物质的物理学发展到量子物理阶段似乎有唯心的嫌疑了，但物理学家不这么认为，他们会说那是理论推导出来的，无论是谁只要有足够的知识都能推导出这个结果。根据量子物理学理论，这世界是因为有观测者（我们）的存在，而成为这样。如果没有一个旁观者，它就啥也不是。无所谓存在与否，就是同归于寂了，这也就是佛家说的空。 王阳明当然没学过什么量子力学，但学习王阳明的学术教会我一个道理：科学并不只是追寻这个世界真相的唯一方式，科学有的时候其实是在追赶哲学。 量子力学的开创者们逐渐认识到，世界万物尽管纷繁芜杂，但这只是表象，其背后更为基本的却是一个抽象的未知形态，抽象到只能用一个符号来表示，他们称其为“算子”。每个具体的可观测的事物，都是一个算子的表象；而一个算子，却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象，这是因为，算子可以具有许多不同的“本征态”，也就是能表征其本质属性的形态。一个算子究竟表现为哪一种表象，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它坍塌到哪一种本征态上去。（算子具体是什么东西俺到现在都没弄明白 ） 量子力学的先驱们发现，在电子的双缝干涉实验中，任何试图确定电子穿过哪条缝的企图，都造成了干涉的失败，因而只能认为，电子同时穿过了两条缝。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事实，揭示了电子行为背后的抽象形态，也就是一个未受影响和破坏的算子，它有两个本征态，一个是通过缝A，另一个是通过缝B，而任何企图确定电子通过哪条缝的观测，不管多么轻微，都将造成算子的坍塌，它要么坍塌到缝A，要么坍塌到缝B，两者只能居其一，且是随机的。 人的主观意识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了吗？没有。尽管试验中的观测结果最终要反映到人的主观意识中去，但是意识并非观测行为的直接施与者，也就不是造成算子坍塌的直接原因。在上例中，要靠遮挡物、光子等手段去判断电子的路径，如同抛出一个球，借撞击来判断另一个球的动向一样，结果必然是改变另一个球的运动，而改变的直接原因当然是这个球的撞击，而不是抛出者主观的意识。如果意识真能够作用到算子造成算子的坍塌，那又何必借助物理的手段呢？只要凭空动一下心念就足以了。 人的主观意识并不能成为改变世界表象的凭借，世界终究是唯物的，不是唯心的，无论这世界在未坍塌前如何抽象，依旧是脱离精神的客观实在。但 思维是一种享受，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分别心决定了我的存在。那么我不思考时，“我”也许是不存在的，有思有我，无思无我，所谓出世入世，就在一念之间而已。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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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郁孤台：《五律.登赣州通天岩》和王阳明

热度 5 lixia1962 2012-4-28 09:32

4月20-22日应邀访问江西理工大学，也顺便游览了赣州的通天岩和郁孤台。赣州山灵水秀，有“石峰环列如屏，巅有一窍通天”而得名的通天岩，以及著名的郁孤台。通天岩位于市区西北约七八里的地方，郁孤台已在市区内。 历来的名人纷纷在这些地方留下了不少笔墨，辛弃疾在郁孤台留下那首著名的《菩萨蛮》，苏东坡也就虔州八境图做诗八首。王阳明在赣州任赣南巡抚，留下了五言诗。据说阳明先生曾在一僻静的洞窟给其弟子陈九川、邹守益讲授他的“致良知”，要求学生强调自我修身，并断言“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心明就是天理”。后人把他讲学之处叫“观心岩”。可惜，时过境迁，刻在忘归岩上王阳明的五言诗已经看不清了。 第一次路过此地，没有理由不写一首诗纪念一下： 《五律.登赣州通天岩》 千山绝半壁，一窍上青天。 西北七八里，凌空片雾间。 郁孤台泪断，东逝水随仙。 峰乱烟飘渺，霞飞岂等闲。 黎夏2012年4月27日作于明月山下月亮河畔 ⊙平⊙仄仄，⊙仄仄平平（韵） ⊙仄⊙平仄，平平⊙仄平（韵） ⊙平⊙仄仄，⊙仄仄平平（韵） ⊙仄⊙平仄，平平⊙仄平（韵） 王阳明五言诗： 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 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 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 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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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最高境界：王阳明的老师娄谅

solgelhj 2012-3-20 10:48

后来在父兄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在1463年决定去 南京 参加进士考试。可是到了 浙江衢州 正要登船赴临安时，忽遇逆风。船是开不动了，他也就飘然西归，又回到了上饶。家里人对之非常惊讶和生气。娄谅却安慰道：“我这次应试，非但不能考中，反会遭遇奇祸，为防万一，我便中途踅了回来。”正当家里人将信将疑之际，果然从南京传来消息，这次春闱因考场失火，考生被烧死者不可胜数。通过这个事件，大家都佩服他的神见，而娄谅自己却认为这是他钻研理学，静久而明的结果。 我的同乡娄谅先生实在是达到了装的最高境界。下次回家，必然去寻访理学旧地。　 明孝宗 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娄谅68岁，王阳明18岁，这年的冬天，王阳明因送新婚的夫人诸氏从南昌归浙江余姚，舟至广信，拜谒娄谅，并从之问学。娄谅授之以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王阳明深契之，因此始慕圣学。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姚江之学，先生(按：娄谅)为发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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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随想

cnruby 2012-1-29 18:21

刚刚阅读了文章“ 巴菲特给大学生的三个新年忠告 ”。他的忠告是：多读书（知），多实践（行），多爱惜身体（合一，这是我随意而想）。王阳明和巴菲特对生活有着共同的感悟。看来人生活到一定境界，其悟性是相同的。不同是的，王阳明生活在过去的中国，而巴菲特在今天的美国。思想是国家最重要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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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在“知”和“行”之间：智库的角色

whyhoo 2011-12-5 16:37

中国传统哲人王阳明在其哲学思考和官僚工作经验中，悟出了“知行合一”的道理。“知行合一”是一个理想状态，在实际生活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任何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和个人来说，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只有停留在“知”的层面，或许永远不会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也就是“实践”，并没有能够提升到“知”的层面。“知行合一”既然是一个理想状态，就需要去追求。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要追求如何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要把“行”提升为“知”。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政策研究者就必须同时了解“知”和“行”，但和这两者本身又不完全一样。首先，政策研究者和“知”者不同。从事“知”的社会群体有很多，但最显著的就是哲学家。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一切，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出来的。因此哲学家或者属于哲学思考的人，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在理想的世界里，有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有些理想是受现实限制而现在不能得到实现，将来或许有可能实现，而有些理想则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的，就是人们所说的“乌托邦”。从现实来看，人类社会从开始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面所产生的理想大多成为历史的记忆。 　　政策研究者必须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不懂，那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是现在实现不了，将来可以实现的。马克思曾经说，哲学家有两项任务，一项是解释世界，另一项是改造世界。这是两项关系密切的工作。没有认识世界，就很难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就是认识世界。不过，哲学家的任务主要还是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更多的是让政治家来做要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排除哲学家转变成为政治家。马克思本人就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成为了政治家。不管怎样，在哲学和政治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没有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那么政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历史上，很多具有哲学思维的人成为了政治家，掌握政治大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例子。当时的很多政治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想把很多理想转变成为现实，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国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例子，用其无限制的权力来实现其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如果这些理想事先经过“是否可以实现”的论证，情况可能就会很不相同。很显然，政策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要沟通理念和实际世界，探索理念或者政策思想的实际可行性。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 政策研究者的独立性 　　其次，政策研究者也必须和政府官员有所区别。这里，政策研究者要寻找自身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和官员的定位不同。政府官员的主要任务是决策和政策执行。这里，有几方面的工作，政策研究者可以做。 　　第一、政策研究者很难告诉政府官员做什么，不做什么，因为政策研究者很难获得实际政策世界非常复杂的信息，也很难真正把握政治世界的实际情况。政策研究者所可以做的，是告诉政府官员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情况下不可能做什么；就是说，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可以告诉政府做一个特定政策选择会导致的特定后果。现实地说，政策研究者很难保证决策者的理性，但是可以昭示给决策者通往理性决策的路径和方法。 　　第二、要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宏观环境之中。政府官员一般只注重微观，看不到一个政策的大局，或者说，他们会侧重政策的技术面。这就要求政策研究者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比较宏观的内容中加以分析。宏观面的分析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执行。 　　第三、政策研究者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是具有利益的组织或者个人，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受制于利益。政策研究者这里就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做到相对的利益独立，就是说独立于某一具体的利益，而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置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总是强调智库独立的重要性。 　　第四、政策研究者还必须注意到一个特定政策的伦理和道德性。任何政策，不管其多么科学，都带有伦理和道德面。政策如果和利益相关，那么也不可逃避伦理和道德。就是说，政策很可能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些人可以获益，一些人可能受损。如果忽视政策的道德面，政策的执行就会造成其它方面包括社会政治面的问题。即使道德问题不可避免，但如果事先对此问题有足够的注意，那么至少可以管理和控制道德问题。 　　政策研究者应当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知识。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政策科学仍然在发展之中，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很多政策分析者都是学院派人物，很多政策分析工具很难被政策制定者所使用。政府官员感觉到政策分析者的作品不好用，政策研究者感觉到被政府官员冷落。政策研究领域的一种常见情况就是，政策研究和政策实践毫无关系。这需要研究政策的人的思考，以便改进政策研究。 　　具体就一个国家的政策研究来说，政策研究者至少必须做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理论指导。任何政策研究必须是理论指导的，但政策研究本身不是理论研究。没有多少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会对理论感兴趣。但如果没有理论，政策研究很难有说服力。需要有理论，但又不是理论文章，这就要求研究者吃透理论，消化理论，把理论隐含在政策分析之中。 　　第二是必须具备国际视野。政策研究要具备国际视野，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人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影响。一国内部的发展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一国内部的发展也会产生外部的影响。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无论国内发生什么，都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其次，借鉴外国经验。人们注意到，自近代以来，各国的制度越来越具有趋同倾向。各国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要符合本国的文化、经济、社会等等条件，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各国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学习型国家。这是中国成功的其中一个根源。政策实践是开放的，做政策研究更不能是闭门造车。 　　第三是国家实践和地方背景。无论是理论还是国际视野，政策研究最后要落实到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如果不能把政策落实到国家的具体实践和地方背景中，那么政策会缺乏可行性。政策的可行性来自对一个具体国家和地方的理解。 从“行”到“知”把握话语权 　　第四，政策研究者也必须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很好。在西方知识传统中，从“行”到“知”，即把经验知识概念化和理论化，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研究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在很多政策方面一直把握着话语权的根源。 　　中国的政策研究者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强。传统上，过分强调“知”而轻视“行”，而“知”又不是从“行”而来，因此“知”的层面表现过分道德伦理化，大多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说教，对实际政策没有任何相关性。不能从“行”到“知”，一直是中国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一大阻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有很多好的政策实践，但没有被概念化和理论化。结果，中国的很多实践不被外界所理解，其实内部的理解也很肤浅。大家所做的大都是用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评论中国实践。 　　把“行”上升为“知”非常重要。首先是话语权的问题，就是确立自己的政策价值评判体系，而不是总是借用人家的。借用人家不是不可，但事实是用人家的东西很难解释自己。其次，是深刻认识自己，从理论上认识自己。第三，这不仅仅是话语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经验分享。不能上升到概念和理论，就很难解释自己，很难让人家来认识自己。第四，进入世界“政策市场”。如同其他很多事物，世界上也存在着一个“政策市场”，就是各国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的“交易”。而“知”就是这种“交易”的形式。中国改革开放有那么多的政策实践和思想，也不乏很成功的。但为什么在国际“政策市场”上没有中国产品？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把“行”（即政策实践）上升为“知”。 　　在当代中国，政府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社会对政策的参与要求也越来越大。随着信息流通的加速，各级政府再也不能像传统那样，凭借自己的主管意志来决策。这一方面表明，决策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政策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中国的政策科学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还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今年（2011年）3月“两会”的记者会上，当问到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执行问题，总理温家宝就是从“知”和“行”这个角度来回答的。现实的情况往往是“知易行难”。很多政策执行不下去，和政策研究投入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很多决策的失误不仅仅是决策者的责任，也是政策研究者的责任。政策研究如何追赶上时代的需要，这是中国的政策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 作者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本文是根据作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2011年6月26日）的一个发言稿修改而成。） 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08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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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的生物学解释

pathologysmu 2011-10-31 09:38

我是学医的，并不做神经生物学及疼痛的研究，因而这些想法不都是正确的。 中国人经常讲“心”，王阳明讲的是“心学”，其实这个心和我们现在的心是有很大的差别，以前讲的“心”其实大部分并不指的是“heart”而是指的是“mind”。按说人悲伤的时候的心痛也应该指的是这个“mind”，但是我们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我，悲伤的时候不只是那个“mind”有感觉，其实我们的“heart”感受似乎更加强烈。 我想，心痛的反应程度似乎与人的年龄和成熟度有关的。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过不开心的体验，很小的时候的不开心在我们的心中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改变，所以那时我们可以刚刚还嚎啕大哭马上就可以开心大笑。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惹得父母生气，被父母狠狠地批评了并且说不定还挨了一顿胖揍，这个时候，我们除了痛哭流涕，在心里面怨恨并且怀疑父母是不是亲生的时候，似乎在我们的mind及heart可以感觉到一些变化。从这个时候起这种感觉开始从我们的mind转移到我们的heart。等到成年了，这种转移似乎就更快了，就是你躺在床上或者走在路上，脑子里突然闪过的念头就可以让你心突然抽搐。看来人生的经验越丰富这种转移就越迅速。是不是人生的每一次经验都更加容易建立这种反射，使它逐渐变成“条件性反射”呢。因而一个人要想彻底的不心痛，要么成为傻子，把这种条件反射切断，要么回到婴儿状态。如果这样，你愿意么？ 我有的时候想，是什么样的激素或者分子能够这么迅速地从中枢（mind）传递到我们的心（heart）？经典的解释似乎是我们悲伤的时候脑内的内啡肽、肾上腺素等会释放到我们的血液中，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心率就会随着而改变。这个时候冠状动脉就会收缩。难道我们的心痛就是这种冠状动脉收缩引起的那种缺氧的感觉吗？ 我们很多的痛来源于我们内心的冲突。依据我们在后天生活中长期建立的条件反射，如果在某些时候你不想按照世俗的常规去做，你长期建立的条件反射和你想建立还不牢固的反射之间就会有强烈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你的心脏一会这样反应一会那样反应，你有两个mind指挥同一个heart，那么这个heart不知道听谁的，那么你一定会心痛。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心痛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因为心痛，你要不知难而退，或者你就干脆避开。如果这样，避开是一个选择。如果面对，恐怕我们无法避开心痛。那怎么办呢？乔布斯有句话说的很好，“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不要以为我们长期建立的条件反射就一定是对的。 中科院的何士刚教授曾经介绍过几年前发表在science的2篇文章，就是与痛有关的。一个研究是在16对热恋情人身上进行的实验。当女方看到爱人将受到致痛刺激时，虽然痛并不直接作用在自己身上，但自己脑内与痛的情感部分有关的区域也会活动，更进一步，更富有同情心的人在看到别人受到痛苦时与痛苦相关脑区的活动更强。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他（她），他（她）痛或者你想着他（她）痛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痛。另外同期的一篇文章显示，大脑前角皮层的活动增加的程度和感到的痛苦程度呈正比。这似乎是“心痛”的基础。 前一段时间，饶毅教授在nature发了一篇雄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将脑中五羟色胺这个基因敲除，让它不能合成五羟色胺，这时公鼠就糊涂了，对公的母的老鼠都会同等追求。什么时候您告诉我，把哪个基因敲除后人就不会心痛，没有烦恼了？那我们大家都把那个基因敲除了或抑制住，这样大家就不用苦在这个世界，也就无需轮回了，是么？ 不过我估计，如果把那个基因敲了，我们可能都成了傻子，不是么？ 那我们还活着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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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头空

热度 1 lixia1962 2011-10-22 16:44

前天在《风雨阳明山》提到王阳明在“格物”体验中连续七天观竹，最终病倒。但其后还是在龙场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 今天与我的一个学生讨论学术问题，赞同他的“ 面对科学问题我们应该有挣得面红耳赤的态度”的观点，但也有点担心他考虑事情太多。因为有“有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在你的一生一世是不能解决”。故建议他“可以一边前进，一边思考问题。而不是停止下来，把问题考虑清楚再前进”。 特赠其诗一首，以免陷入“抓狂”的境地： 观竹七天焰心狂，沾花微笑转头空。 幽幽苍天一微尘，一一尘沙可窥孔。 星闪星烁几多累，花开花落一时春。 船在江中看似停，杨柳迎风又一村。 黎夏 2011年10月22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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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王阳明，可以致良知，改风气

热度 3 YangFisher 2011-10-20 19:57

近日来，在网络上对于见死不救的批评很多。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我近日在图书馆翻得王阳明的著作，觉得我们这批评声是否可以停止了。当我们在批评谴责别人的同时，我觉得更加应该思考自己的过失了。 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说：“盖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意思是说正统的王道不盛行了，功利之人接着仁义的幌子，为自己谋求私利，并且还欺骗与世人。当然这是王阳明在批评朱学传到明代以后发展出来的虚伪化。指出，明代的程朱理学已经完全流于虚伪，士大夫讲的是仁义道德、忠信孝悌，而求的是声色利禄、富贵权势，就如我们俗话说的“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娼女盗”。反观现在，我们是不是真是如此，世人都好权利富贵，因为权利富贵能给人满足感。但是，在追求这种满足感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良知。道德的沦丧和良知的失落，必须重新建立，而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教育，教育我们学会做人，重新学习儒家思想里面精华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忽略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王阳明的良知说，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典范。他要求我们即知即行，知行合一，而不是言而不行，知行为二。 看当今中国是不是如此？完全脱离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是言而不行，政府官员说的是人话，办的是人事。当然，此人若用古人的话来说是“禽兽”。竟然冠以如此称谓，可见古人对此类行为的厌恶。可是如今呢，似乎人人都是如此，嘴上说的很好听，可是做起事来却很难看。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领导人作风不正派，带了不好的头。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官员的道德是风，老百姓的道德是草，草随风倒”，官员的道德水准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大环境。说白了，一群没有道德水准的官员，没有真本事的官僚占据着权力的制高点，不作为。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能树立好社会好风气吗？ 所以当前社会的弊病，没有一个好的学习大环境，人所学之物没有净化心灵之功效。流行于世的，则是一些励志书籍，快速致富之类的书籍。在国外，尚且还有《圣经》这类宗教类书籍，能让国外人心灵等到净化。可是，我们走的太快，马克思的教义里面没有教育人心灵的东西。所以，在举国推崇马克思的时候，却忘了去如何教育人的心灵。 心灵的教育，能让人不虚妄，能让人内心安定，能让人有安全感。人一旦有了安全感，就不会有任何过激或者异常的行为了。致良知，意思就是让人们接近良心，良知即孟子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如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在孟子看来，如果推广四海，可以治天下、保四海；如不能推广，则不能事父母。因此，鄙人认为教育心灵比教育文化知识还要重要。但是在推广教育的同时，一定要做知行合一者，而不是程朱理学到了后期的虚伪化。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致良知论等一些优秀的思想很值得我们学学，用来改改这污浊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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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阳明山

lixia1962 2011-10-20 16:41

2011年20日在参加台湾大学空间综合人文社会学会议后离开台湾的前一天，与刘小平登上了台北的阳明山。阳明山以多生茅草，故原名为草山。蒋中正为纪念明代学者王阳明，将其改名为“阳明山”。阳明山包括了大屯山、七星火山为中心的火山群，山顶有地下硫气喷发孔和沸腾滚滚的磺泉，景色奇特怪异而壮观。我们登山时候云雾重重，雾随风来，风中带雨，雨雾不见人。风雨中在磺泉边偶尔听得传来的人语，但四周除了风声，却无一人。 山顶上有大片箭竹林。据传王阳明曾与朋友一起到家里种植的竹子旁边，做“格物”体验。他们两人天天面对竹子思考，期盼茅塞顿开那一刻的到来。朋友坚持了三天就病倒了，王阳明坚持七天之后，也病倒在床。但最后王阳明还是在龙场上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经过昼夜苦思，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 故有感到： 磺泉路边梦幻湖，茅草顶上空对竹。 云雾缭绕红杜鹃，龙场悟道性自足。 风中人语心中贼，一心光明阳明山。 念念不动自归途，心心相照云天上。 黎夏 2011年10月20日台北 台北阳明山顶箭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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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阳明的心学思考

热度 1 aaron300 2011-10-15 23:24

最近有点关注王阳明，当然多半是来自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的影响，我想这段时间开始大多关注王阳明的人都是来自于他的影响。当年明月在他的书中给了王阳明很高的评价，我似乎也被他描述所折服，一个人以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等集一身的人，怎能不让人佩服。古来文弱书生往往难以在沙场建功立业，而恰恰在历史上，能文能武者颇受佩服，王阳明正是这样一人。 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前几十年里却将他的思想不折不扣的批判着，认为是他是主观唯心主义，我大多也是受到这个的影响，显然是被“毒害”了呵呵。记得在高中学的思想政治中就有一句他典型的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被书上批得体无完肤。今日细想下来，却发现这句话又有深深哲理。我不想去谈唯物论和唯心论，究竟哪个对哪个错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哲学上永远争论的话题，或者在哲学上有定论的东西。但我突然想到过另外一句话，为什么人喜欢唯心论，因为它更关注人本身。也就是说唯物论是将人自身渺小化，最终将人淹没在物质中，被工具化了。事实上，看看我们人类目前的境况就可以知道，人究竟是目的还是工具？我想一目了然，人们现在生活得越来越累，生活得越来越紧张，本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最后呢人却在这个循环中沦为工具，为了生活更好不得不努力工作，工作加倍，人才能更有钱，更有钱才能买房子，买了房子才能买车子，要不断地好，就要不断努力。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意义丧失了。还有如今的市场经济从根本来说就是靠着浪费和欲望支撑着。只有更大的浪费才能生产更多的东西，只有更多的欲望才能创造更新的东西。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就是将人的浪费行为和内心的欲望不断放大，从而不断丧失了生存的意义，变成工具。 而唯心论不断从人的自身，人的身心去思考问题，思考人生存的意义，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有人因为思索而最终崩溃，但也有人从思索中找到不同的法门。佛家从思考人自身，体会到一个“悟”境，人人皆可成佛，只要人悟到自身的意义所在，那么人人皆是佛。“明镜本无台，何处惹尘埃？”心性的无嗔无欲是佛家要追求的真谛。道家则体会到一个“修”境，通过对自身的修行和天人感应，而成道成仙，达成永生。“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从心性上顺应天道，而达诸行为的万能。这也就牵涉到心与理的问题，心顺理而成道。儒家则体会到一个“行”境，也就是要用自身所认知的理来改变自身的行为，然后通过行为来改造世界，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严格来说儒家并不是一个哲学思想，而是一个处事原则、行为方法或治国方略的问题，所以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把儒家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看待，但是事实上儒家很多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浸润了诸多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 而王阳明的“心学”正是这种浸润的典型代表和三者浑然一体的再现。传统的朱熹的理学家思想认为人的过程是寻理的过程，如何寻“理”，“理”在何处，这是他必须解答的问题，于是朱熹的回答是理在人之外，需要格物而寻“理”。从而因循了传统儒家的“行”境，通过理解万物，来寻理，然后在指导行为。但是王阳明偏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理”在于外，还是在于内，通过他自身格“竹子”的失败，终究悟到“心即是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穷理就是在穷心，人的心性就是理的根源所在，同时也回到儒家的“行”，加深儒家“行”的思考，也即一个人当了解了这个“理”就应该按照这个理去行为，这就是它的“知行合一”。最终王阳明归结他的心学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前两句深刻受到佛老之学的影响，追求心性的明净，追求意念生发的自然，后两句就是回归儒学，强调理在于心，了解心性辨识善恶，并通过这些善恶之理去从事行为。可以说它是三者的完美结合，也给我们解答在世的生存意义。我们不必像佛老之说遁世脱俗，一样能够达到心境无牵无挂；我们不必想传统理学那样执着于外界的理，而忘却了本身。从而我们既可以心境如明，又可以行万事而成。 以上是我对心学的理解，当然浅之又浅，尚需不断学习，还大家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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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全集（王守仁全集），word，电子版

热度 1 yue 2011-10-4 19:40

王守仁全集.doc 提示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认为宋明理学都是以佛教为骨髓和灵魂，以儒家为表皮，这真是愚昧之论。 宋明理学的骨髓是当时的科学知识，朱子语类即是证据。如果有人读其书，或许这样的角度，才是很好的阶梯。 呜呼，晚期之学，民国之学，都是开辟者，意思是他们都是极其不成熟的。表现为对中国的学术不可能真正搞好，而对外国的学术，更不可呢能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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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知行合一臆解

热度 1 yue 2011-10-4 19:33

人生要走多少弯路，过去曾经通读过《传习录》，但是现在能够记住多少？而今天翻开《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发现也曾经通读过，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印象。 但是这两年对王阳明的学术宗旨“知行合一”有了一点新的理解。 行，就是成功的意思。相当于“说你行，你就行”里面的“行”。 行，也就是俗话里面的“行不行”的“行”。 用当代哲学术语说，就是实践成功。 这样“知行合一”就是双重标准，一重是认识标准，用认识本身的标准判断知识是不是真理。例如根据直观、自明、客观、共识、常识等标准。还包括逻辑上所谓的自洽，即逻辑上能够说得通，或者能够为大家共同理解认可。 另一重标准是实践标准。 知行合一，就是说知识必须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 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就是说，理论上能够说得通，逻辑上能够说得通，如果付诸实践，但是不能成功，那么就不是正确的知识。 行而不知，不是真行。就是说，实践上成功，但是逻辑上理论上说不通，又不能自明，那么仍然不是真正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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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花

pathologysmu 2011-10-3 11:45

最近刚读完一本书，关于王阳明的传记。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的伟人，孔圣人及阳明先生是其中两个，还有半个人为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的两个最风云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对阳明先生极为佩服。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的心学，在中国正统的哲学史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家。 下面一个例子经常被作为这位思想家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言论。 王阳明和他的朋友出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真是唯物主义者看到的是唯心主义，你看的又会是什么？ 国外的先贤笛卡尔也有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也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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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帖：王阳明与日本

jiangjinsong 2011-2-1 21:39

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有值得我们特书的一章，这就是中国明代的阳明学（王学）东传日本，并在日本产生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影响。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浙江余姚的王阳明先生。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因曾筑室会稽阳明洞，又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为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敢冒“天下之讥”，恢复了已泯灭无闻三百多年的象山之学“圣贤之学”的地位，创立了中国的阳明学（王学），明中叶以后，形成一个庞杂的阳明学派。 王阳明生前虽然没有到过日本，但他的思想却东渡日本，并在这个岛国从理论到实践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恐怕是阳明先生生前所始料不及的。 一、王阳明与日本的阳明学派 首先，谈谈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的亲交。 在日本，出现阳明学者是17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但是，早在室町时代就有日本人与王阳明相往来。1510年，日本禅僧，五山大老之一了庵桂悟（公元1424-1514年）以87岁高龄（也有83岁之说），奉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澄之命出使中国，因遭逆风而未果，遂于1511年再次登陆，抵达北京。在贡方物达使命之后，明武宗（朱厚照）慕其高龄，命住宁波育王山广利寺，并赐以金澜袈裟。其间，了庵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相交往。1513年，王阳明与门人徐爱等游四明而经宁波时，曾会见了了庵。同年五月，王阳明听说了庵桂悟即将东归，乃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此序未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却载入日本的有关典籍，如师蛮《本朝高僧传》、伊藤威山《邻交征书》、斋藤《拙堂文话》及伊藤东涯《嗑钗录》等，赠序之真迹本藏于山田祠官正阜人家，后辗转流传至旧摄津三田藩主九鬼子爵家，今则藏于日本三田博物馆。日本学者极重视这一史实。井上哲次郎称：“桂悟亲与阳明接触，为哲学史上决不可看过的事实。川田铁弥在其论著《日本程朱学之源流》中认为：“如桂悟禅宗之外，兼传程朱之学余姚之学，论知行合一之义，为日本王学倡导之篙矢，其在斯人乎！”武内义雄在其《儒教之精神》中则直接指出：“日本阳明学之传，从了庵桂悟开始。”然而，桂悟回国后第二年即谢世，恐怕当时桂悟不可能为阳明学的传播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是，桂悟与阳明学亲交，阳明作序相送这段佳话，实是日本与阳明学接触之开始，也可算作日本阳明学派的渊源。 尽管17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尚未出现阳明学者，但根据日本学者柴田五郎的研究，在日本最早的《传习录》版刻有自庆长至元禄年间禅僧丹后的昙首座版刻的文献，中江藤树门下之子孙所传的《传习录》有“庆安参仲秋风月宗知刊行”的字样，其他均未明记刊行的日期。但从各种材料推测，阳明的文录、文集、则言、《传习录》等，均是在16世纪中叶的“后五山僧侣”时期传入日本的。当时大批的禅僧、医生和朱子学者都怀着对一门新学问的好奇而广泛地阅读王阳明的书籍。如日本朱子学派创始人藤原惺窝和林罗山都明显受过阳明哲学的影响。但这时上尉檀变为日本的阳明学派。作为一个学派，日本的阳明学则是从中江藤树开始的。 其次，再看《王阳明全书》与日本阳明学的创立。 如前所述，日本阳明学的创立者是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名原，字惟命，号默轩、颐轩。因常在藤树下讲课。被尊称为“藤树先生”。近江（今滋贺县）人。所也被称为“近江圣人”。在32岁之前，藤树基本上信奉朱子学。32至37岁期间，他读了王阳明弟子王畿（龙溪）的《语录》，开始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直至37岁时，他“购得《阳明全书》读之，沈潜反复，大有所得。……于是豁然开悟，多年之疑始释矣。”他惊喜之余，赋诗以志：“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复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从而潜心于阳明著作，完全转向阳明学，他亲书“致良知”三个大字，揭于楣间，并使其门人皆攻读《王阳明全书》。中江藤树作为一名阳明学者，虽未重复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但与王阳明一样，认为“心”是万物本体，他说：“心，统体之总号，太极之异名也。合理气，统性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因此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始祖。这也说明，王阳明的思想首次在日本开出了真正的花朵。 第三，王阳明思想与其他日本阳明学者。 日本的阳明学派在中江藤树开创之后，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一说存养派），如渊冈山、梁川星岩、春日潜庵等人，其中以渊冈山为中心，忠实地继承了藤树的思想。另一派则注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如熊泽蕃山、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等人，其中有领导都市平民起义的（为大盐中斋），有幕末志士（如吉田松阴）。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日本阳明学派大体上呈马鞍形。即第一次高潮以阳明学元祖中江藤树和他的弟子熊泽蕃山为代表（前期阳明学），熊泽蕃山死后（公元1691年）即进入沉寂阶段，近百年没有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阳明学者。江户时代中期，虽有三轮执斋（公元1669-1744年）在1712年翻刻王阳明的《传习录》，但终未形成阳明学的中兴。着可看作过渡期。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江户时代后期，阳明学派才再度勃兴，形成了继古学派之后与朱子学相抗衡的局面。 既是日本的阳明学者，就无疑与中国的王阳明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以下以日本阳明学前后期几个代表人物为例加以说明。中江藤树已如前述。他的弟子熊泽蕃山（公元1619-1691年）则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热心宣传者。他23岁时慕名投到中江藤树门下，受到阳明学熏陶。以后又通过渊冈山学习了阳明学的“良知”说。在仕奉备前侯期间，得到藩主池田光政的重用。受熊泽蕃山的影响，池田光政也渐渐地倾向阳明学，并将中江藤树长子与门人请来，经常研讨文武之道，其中心人物自然是熊泽蕃山。他曾为这些人起草“花园公约”的学则，第一条便是“今，诸子之会约，以致良知为宗。”熊泽蕃山在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时也说：“其时，专于良知之旨。”以后蕃山又随池田光政去江户，一些大名和幕吏也登门向蕃山求教。这样，由于蕃山的宣传，阳明学的影响日渐扩大。 后期阳明学者的代表之一佐藤一斋（公元1722-1859年）则是利用其居于官学（朱子学）中枢的合法地位来宣扬了阳明学的，也可以说一斋是在官学的包围中“阳朱阴王”地发展了阳明学。一斋当幕府儒官19年，曾在幕府“官学”大本营“昌平簧”任教，凡士庶人入其门者不下三千人。在其门下和再传弟子中出现了许多活跃于幕末政治舞台的思想家与活动家，如佐久间象山、大桥衲庵、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为明治维新造就了一代人才。 (个人注：这是合观阳明先生事功笃行阳明心学的典型表现。) 后期阳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大盐中斋（公元1796-1837年），名后素，字子起，号中斋，通称平八郎，在思想上笃信王阳明的“良知”说，在政治上则极力把良知理论付诸实践，可以说是日本近代阳明学者中以“实践”二字为其信仰的第一人。1837年，正值日本“天保大饥荒”之时，大阪米商乘机囤积粮食，价格暴涨，饥民乞丐饿死街头，大盐中斋为了赈济灾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纠集学生门徒、近郊农民、城市贫民共三百人，举行了有名的“大盐平八郎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大盐本人也引火自焚，但却狠狠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传播了平等思想，鼓舞了民众，影响很大。 总之，从1508年王阳明37岁时于贵州龙场顿悟，从而开创中国的阳明学；到1644年中江藤树37岁时完全转向阳明学，开创日本阳明学派。虽然相距一百三十余年，但从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相互交往时，到后五山僧侣时王阳明著述的传日，其间已为阳明学在日本的诞生从思想上准备了条件。日本的阳明学者，在日本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吸收并宣扬了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基本思想，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日本阳明学派。这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确实是值得一书并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一章。 二、阳明学（王学）与日本的近代史 如前所述，王阳明的思想东传日本之后，作为理论之花，已经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然而，由于王阳明哲学思想内在逻辑要求，它必然要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一点如果王阳明还不太自觉的话，那么，作为王阳明后继者的日本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者，则是自觉地去努力的。 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史始自明治维新，那么我们首先以王学与日本明治维新关系来探讨一下王学对日本近代化的作用。 首先，为明治维新运动准备了一批杰出的人才。 在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日本的朱子学始终处于官学的统治地位，阳明学则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地位。特别是1790年（宽政二年）幕府发布异学禁令之后，朱子学被定为唯一正统思想，阳明学则被视为异端的谋反之学。然而，在幕府末年，阳明学（王学）成了维新志士所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并因此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披杰出的思想家和领导人。 佐藤一斋的门下人才辈出，如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横井小楠（公元1809-1869年）都是当时著名的洋学家，同时又是阳明学者。他们以阳明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了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动家吉田松阴（公元1830-1859年）、胜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学的。明治初期启蒙运动中的骨干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树等也出自象山门下。 吉田松阴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松阴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在阳明学的影响和鼓舞下，他积极主张尊王攘夷，致力于倒幕运动。 吉田松阴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据说其学生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明治维新前后叱坼风云、雄飞庙堂的许多俊杰之辈，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久阪玄瑞等，皆出自松阴门下。 吉田松阴的高徒，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在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也作诗云：“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萨摩藩的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倾心王学的政治家。他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思想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幕政改革和勤王运动；为奉还大政于天皇，他亲自担任总督府参谋之职，征讨幕府将军；为改革旧制，他首倡废封建改郡县之议；因此，他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 正是以上这些信奉或倾向阳明学的杰出人物，以阳明学为理论武器，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瓦解了日本封建体制，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阳明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些论断都是符合日本的历史的。 其次，阳明学与日本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 西方文化输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中野，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到日本，传播了南欧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和某些实用技术（如洋枪和火药的使用方法），与近代科学文明尚极少接触。当时称之为南蛮之学，简称蛮学。但是，17世纪初德川幕府开始禁教，到17世纪30年代，由禁教发展为禁西书，进而实现“锁国”政策。至此，近一个世纪和西方文化的接触交流便被压抑了。 然而，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以后，虽然西学的传播大为受挫。但纯科技的书籍并未列入禁书之列。1720年德川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采取积极态度引进西学书籍，欧洲文化又得以重新传播。这次传入日本的欧洲文化被称为“兰学”，主要是指由荷兰人和荷兰语书籍带来的欧洲文化知识。另外，从中国传来的由西方传教士编著的天文、地理书籍也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不过，直至19世纪初，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如医学、动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几乎不为人知。因此，这个时期所传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1853年，“黑船事件”迫使德川政府锁国政策宣告破产。亲眼目睹了天朝大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时代，日本更感到危机的严重。为避免重蹈前车之鉴，德川幕府和各藩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与此同时，日本又全面加强了对西学的翻译、研究，以所有西方先进国为研究对象，“兰学”因而扩大为“洋学”，也即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发学等。“洋学”的传播，可以说是日本全面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幕府的阳明学者，没有排斥近代西方科学文化，他们同时作为洋学家而积极吸取洋学。其代表人物就是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 如前所述，佐久间象山作为佐藤一斋的门人，是倾向于阳明学的。但是。佐久间象山又不偏执于阳明学而排斥朱子学，而是将王阳明重实行的思想与朱子学“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相结合，从阳明学的实行实功立场出发，他反对“无用之学”，提倡“有用之学”。他把朱子学格物穷理说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或为学方法）来接受，并且将它与阳明学的重行思想相结合，这一方面使阳明学的“行”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另一方面也使朱子学的“理”更具有了实践性和现实性。他还痛斥那些反对洋学的人是“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蒙蔽深固，永守孩童之见。此辈唯可唉悯，不足以为商校”。并称赞洋学：“近来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要皆实理，诋足资吾圣学。”（《杂撰·赠小林炳文》）这就为积极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理论上做了准备。（注：王学和朱子学互为补充，非常了不起） 著名洋学家横井小楠，注重用心学打破学术偏见和成见。他说：“ 古之学，皆在思之一字，凡人心之知觉，诚无限矣，使广此知觉，则天下无一物为我所遗。心之知觉即思，思而会得其筋，则天下物理，皆成我物矣。”“学问之规模，应致“宇宙皆我分内”，……世之学者，大抵拘执一偏，而狭小我与我心者多矣。” 这显然是把阳明学“宇宙内事皆我分内事”“心无外物”一类命题，观点，反对“拘执一偏”，思想僵化、固守传统的学者和学派，在思想上为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开辟了道路。（这位查了下，划分为朱子学。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明显受到阳明学的影响。） 阳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知行合一”，其中又特别重视“行”，重“体究践履，实地用功”，王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知者。”因此，他说自己的为学之道“无非实学。若离了实学为学，去是着空。”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能够站在时代潮流之前，主动提出接受并传播洋学，正是与受阳明学重“实学”，重实功实用这一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他们正是利用阳明学的解放、开拓精神和力行、实用思想，为洋学的普及发展从理论上做了准备，也从舆论上开辟了道路，尽管幕府末期的阳明学者此时对待洋学的态度，仍是“ 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 ”，是以“欧罗巴之说”“资吾圣学”，但在客观上仍促进了幕府末期日本对洋学的接受和普及。传统哲学的阳明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东渐建立起了联盟，由此促进了日本开港倒幕，建立明治维新政权的实现，并且也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文化，迅速实现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点也是不容怀疑的。（这是日本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总之，阳明学作为前近代的思想，虽不具有近代思想的性质，然而其“心即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的基本思想，虽具有“扫物尊心”“师心自用”的片面性，但它强调自尊无畏、力行实功，倡导有用之学，并且也逻辑地包含了尊重个人、强调个性、不惧外物、不畏权势的思想。当这种思想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相契合时，就能发挥合理的积极的作用，成为反对现体制的一种精神武器。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日本的幕府末期，阳明学通过日本的幕末志士，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接合点。也正是因此，阳明学通过日本的幕末志士，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接合点。也正是因此，阳明学能为明治维新造就一大批杰出人才，正像井上哲次郎所说的“试考德川时代的儒教史，朱子学派中不无伟人，然固陋迂腐者颇多。反之，阳明学派中人物，则多有建树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几乎没有。可见，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无疑。”正是这些不具“固陋迂腐”观念，勇于进取的人才，一方面在倒幕维新的运动中，敢于抛头颅、洒热血，自尊无畏而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在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过程中，勇于打破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积极吸收并推进西学在日本的传播，使之普及到武士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无疑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吸收西方科学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阳明学也通过日本的阳明学者（后期阳明学者），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看起来不可思议，然而它却是史实。 综上所述，王阳明与了庵桂悟直接交往并作序相送，已成为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并且特别受到了日本学者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开了阳明学东传日本的先河。随着16世纪中叶王阳明著述的传日和大批禅僧、医生和朱子学者的广泛阅读，已为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定局面，至中江藤树反复阅读《王阳明全书》而“豁然开悟”，创立日本的阳明学起，可以说，王阳明及其学说已开始在日本民族中间扎下了根。正是这个根，使王阳明及其学说与日本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后来虽经起落，但是，在朱子学一统德川天下的氛围中，在宪政“异学之禁”后，它还是勃然兴起，代表日本下层武士、中小地主及市民的利益，以一种迥异于朱子学的崭新姿态出现在日本思想史的舞台上，并且以“大盐平八郎起义”这一震撼日本全国的实际行动，标明其叛逆性格，客观上构成了对封建幕府的冲击。其影响直到1918年日本“米骚动”时，人们还打着大盐平八郎旗帜，如当时大阪有人传诵“这是忍耐不住的大盐平八郎”句子，山口县有人散发署名“国民大会大正大盐平八郎”的传单，要求降低米价，诛灭富豪，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牟宗三先生在为张君励的《比较中日阳明学》一书所写的校后记中道：“一种学术，流于他国，常有新面目，新作用，亦可为新表现。或“桔逾淮而为枳”，此其坏者也。或“天地变化草木蕃”，此其善者也。在日人，得善果而不得恶果，则益足增加吾人之反省矣。”阳明学东传日本之后，适应日本阶段、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被日本的阳明学者吸取了其基本四，并加以合理的发挥和运用。如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他们抛弃了王阳明“行”为向实行、建功立业，强调了“行”的经世致用性；他们还发挥了王阳明思想中强调立志、自尊无畏的思想。正是王阳明的这些思想被日本的阳明学者加以合理的发挥之后，一方面，使它汇入了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流之中，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为日本幕府末期的倒幕维新运动造就了一大批自豪无畏，个性鲜明、前赴后继的俊杰之才，为明治维新的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因而也将日本社会推进到日本传统文化的肌体中，大力倡导吸取并普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明治初年大规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开辟了道路，这无疑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这既是阳明学在日本扎根、开花、结果的过程，也是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而这一切，我们首先应当记住的王阳明——这位诞生于浙江余姚的明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 （这篇文章的来源我没找到，而且很多也都是个人评断，许多部分也存在过于揄扬阳明学的部分，但对于阳明学在前后期实行态度上边截然不同的简明阐述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另一支儒学正宗，先儒朱舜水带给日本在经世致用上边的革新理念。） http://www.lkong.net/thread-35791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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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听稻盛和夫讲以德服人

jiangjinsong 2010-6-27 17:45

听稻盛和夫讲以德服人 (2010-06-21 08:21:53) 2010年06月19日 00:01经济观察报 张邦松 如果他不是稻盛和夫，如果他不是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缔造者，那么他的观点可能会在当今中国被弃如敝屣。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很少有一个企业家能在不断宣讲利他主义、宣讲拼命工作不计回报、宣讲人生的终极价值时，还能获得大批信众除非他真的因此成功了。事实上，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北京)报告会被一千多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企业家挤得满满当当。他们大多面带虔诚，即使在他们小学时代，也未必能流露出如此渴望学习的神情。 如果事先带着功利的目的，听稻盛和夫的演讲恐怕会失望而归。他不像杰克韦尔奇、巴菲特或者李嘉诚那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如何在丛林中成为胜利者。他会告诉你一些听上去很简单的做人道理，这些道理甚至看起来与企业经营毫无关系，而且你可能在学校的思想品德课上接触过这些内容。但稻盛和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把这些简单的内容上升为一套完整的经营哲学，并结合他50余年的企业实践告诉你，这样做是可行的。 利他主义能否成功 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在道与术的权衡中，似乎更倾向于前者。他认为人必须努力工作、反省自身、保持谦虚、多行善举，但其经营哲学有一个终极的归宿，即利他主义。稻盛和夫认为必须以关爱之心、利他之心经营企业，动机至善、私心了无。他在其著作《活法》中说，在经营的过程中间，如果经营者理念是利他的所谓利他，就不是从自己个人私利出发来经营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 这看上去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至少这不符合大多数企业家对经营行为的理解。稻盛和夫自己也说：在弱肉强食的商业世界里，我整天把利他、爱、为人着想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不免有人质疑我老是把话说得那么漂亮，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 追求利益是经营事业与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因此，有获取利益的欲望其实无可厚非。只是，不能让这个欲望局限在利己的范围，必须把对方的利益也考虑在内，以这种大的欲望为出发点去谋取公益。这样的利他精神最终也会为自己带来好处，而且利益范围还会比原先更为扩大。 稻盛和夫以自己创办DDI电信的实践来说明这个听上去很抽象的观点。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通讯领域的商机一直是由国营事业的日本电电公社独占。后来，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民营公司得以进入。当时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头NTT，一旦进入市场，必须和长期享有独占地位的巨人共同竞争。其他企业的参与热情因此受到打击，政府借民营化改革降低资费的愿望眼看要成为泡影。 既然如此，不如由我来做吧！这个念头在稻盛和夫脑中一闪而过，做陶瓷化工的京瓷决定进军电信市场。与NTT竞争无疑是一场蚂蚁对抗巨象、实力悬殊的战役，更何况对来自不同行业的京瓷而言，那根本是个未知的领域。然而，从零开始的逆境并没有形成阻碍，DDI打从开始营业，业绩就一直在所有新进业者中居于领先地位。最终DDI经过一系列并购后成为了与NTT分庭抗礼的日本第二大电信公司，并进入世界500强。 当时不断有人问起成功的原因，稻盛和夫的回答总是：那只能归功于一个为国民尽力、毫无私心的动机。 利他的德行，会形成一种跨越困难、带来成功的强大原动力 。这是我参与通讯事业过程中所得到的亲身体验。稻盛和夫认为。 在理解稻盛和夫的利他主义时，参加报告会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金碚 认为， 利他主义一旦上升为一种企业价值，而非仅仅是一种工具时，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导致竞争力的逻辑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也许这样的观点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来说，并不容易消化。30年来残酷的市场竞争已经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变得无比现实，大多数经营者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境界如果不是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话。稻盛和夫认为利他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伦理规范，也正是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现在经济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正与利他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传统被人们逐渐遗弃有关。他用自己创办京瓷和DDI的经历证明，利他主义可以在商业社会获得成功，并且是真正的长久之道。 经营为何需要哲学 稻盛和夫创立京瓷前，曾在一家名为松峰工业的公司工作。当时这家公司连续亏损，工资付不出。企业与工会总是纷争不断，一年到头罢工不停。稻盛和夫的工作室开发新型陶瓷材料，公司待遇低，缺乏像样的研究设备，条件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出出色的研究成果，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投入工作呢？稻盛和夫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烦恼不已。每当有所感悟时，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记在研究实验用的笔记本上。后来他创办京瓷公司的时候，也保留了这个习惯，经常在笔记本中添加经营中新的体悟，将这些工作和经营中的要点重新加以整理。在这一过程当中，稻盛和夫终于领悟了有关工作和经营的理念、思维方式以及具体的方法模式，最终形成了他独特的经营哲学。 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呢？稻盛和夫认为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在企业经营时，经营哲学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 所谓经营哲学，应该是经营公司的规范、规则，或者说是必须遵守的事项。他说。经营公司无论如何都必须有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或事项。这些作为哲学必须在企业里明确确立起来。但事实上，公司的这种规范规则或者说必须遵守的事项并不明确的企业比比皆是。就是这个原因，无论古今东西，各式各样的企业丑闻不断发生。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大企业甚至因为这类丑闻而遭到无情的淘汰。 在多数企业里，首先没有经营者向员工们提出作为人何为正确这个问题。而稻盛和夫思考的所谓哲学，却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同时这也是孩童时代父母、老师所教导的做人的最朴实原则，要正直，不能骗人、撒谎等等。这么起码的东西，还需要在企业里讲吗？或许有人感到惊奇，但是正因为不遵守上述理所当然的做人的原则，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企业丑闻。 第二个理由，稻盛和夫认为所谓哲学是用来表明企业的目的、企业的目标，也就是要将这个企业办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京瓷公司刚诞生的时候，在日本古都京都西侧中京区西京原町建了一座木结构的房屋，当时员工还不到一百名。面对他们，稻盛和夫反复强调，要把京瓷这个公司办成西京原町第一的企业，成为西京原町第一企业之后，就要成为中京区的第一，接着就是要成为京都第一。实现了京都第一之后，就是要成为日本第一。成为日本第一之后，当然就要成为全球第一的企业。这在当时宛如一个梦想，但这既是给员工的一个梦想，也是为了鼓励作为经营者的我自己。他说。 要攀登什么样的山峰，这用来比喻企业经营非常贴切。京瓷是还是中小型企业开始，就立志成为世界第一的精密陶瓷企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方法模式，这种思考归纳成为哲学，这种哲学就是适合于京瓷攀登高山时所需要的装备和准备。要攀登什么样的山峰？你想创办什么样的公司？由于目标的不同，规范公司所需要的哲学思想也不同。一旦确立了远大的目标，那么很自然的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稻盛和夫说。 第三个理由，由于哲学可以赋予企业一种优秀的品格，就像人具备人格一样，企业也有企业的品格。企业经营需要非常优秀的哲学，这是因为这种哲学可以赋予企业优秀的品格。人要具备优秀的人格，企业要具备优秀的品格，要做到这点就要明白做人应有的正确的生活态度，而哲学就是作为人何为正确为基准进行对照，从中归纳出正确的为人之道。这种正确的为人之道在普遍的伦理观之上，所以这种哲学超越国界，在全球性经营中也能有效发挥作用。 稻盛和夫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到京瓷的海外工厂视察，发现一个美国籍员工工作非常不认真，随意丢弃昂贵的材料，他勃然大怒。后来稻盛和夫才知道，这位员工是经历日本冲绳战役的勇士，经常用东洋鬼子这样的词羞辱他的日本雇主。稻盛和夫说，作为企业领导者可以随时解雇这个员工，可以用权力进行统治。但采用这种方法只要我一转身，员工就可以阳奉阴违，事情肯定做不好。他说，我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在海外企业工作的员工们，对我、对日本常驻人员是否信任、是否尊敬，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怎样做才能做到让对方信任和尊敬呢？那就是优秀的人格。因为人格高尚的人让对方能够做出这样的评价，就是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尊敬最好的方法。要想赢得外国人的尊敬，必须具备特别优秀的人格，就是具备做人的德性。这个德字超越国界，普遍适用，万国共通，不能以德治人，在海外企业的运行就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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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什么日本企业家崇敬王阳明

jiangjinsong 2010-6-27 17:36

有些朋友總是以為儒家只會很迂腐、很虛偽地在封建皇朝中為統治者服務。 其實，他們大多數人沒有認真讀過儒家經典，更沒有接觸過真正實踐儒家精神的君子。 相比之下，傻傻的日本人在很多方面比我們更踏實，更謙虛，更有智慧。 为什么日本企业家崇敬王阳明|良知即利润 (2010-06-27 12:00:32) 来源：IT时代周刊 2010年06月10日 　　文/姜汝祥 　　我这一年来在研究日本企业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日本企业在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主要关注两个人，一个是写《论语》的孔子，另一个就是推出良知体系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论语》大家都知道，但王阳明的良知体系是什么？为什么日本人如此崇敬王阳明？ 　　王阳明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把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说的窗户纸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就叫良知。 　　王阳明的良知体系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起点，那就是事物之理本来就在我们心中，在每个人内心深处。这个理就是我们的良知，比如孝敬父母，比如恻隐之心，比如诚信待人。这些理就是我们的良知，如果我们感觉不到，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被现时社会混淆了是非。 　　按这种逻辑，我们做事只需要凭着良知（心）去做即可，因为所有的管理道理，比如公平交易，比如客户价值，比如效率竞争，如此等等都存在于我们心中，都是我们良知的一部分。精英或者领导者并不比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多一点，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皆可为圣贤！ 　　据说，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传播开来之后，有人不服，就想看王阳明的笑话，正好有一天有人在半夜里捉到一个小偷，便把王阳明找来，问他，你看小偷有良知吗？ 　　王阳明很坦然地让小偷脱去外衣，随后又请他掉内衣，小偷都照办了。当接下去让小偷脱掉裤子时，小偷犹豫说：这恐怕不妥吧。王阳明便对大家说：羞耻之心，人皆有之，这便是小偷的良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碰到坏人，即使我们不站出来见义勇为，但在内心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坏人的错，也感受到自己的胆怯，这一切便是人的良知。 　　由此看来，我们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员工，任何一个管理者，哪一个人不是良知未泯者？既然如此，管理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让每一个人凭良知（心）做事。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知行合一在意念发动之时，对错误的意念正心！ 　　应当说，王阳明捅破的这一层窗户纸，对今天企业的管理太重要了。比如在执行中我们强调结果，员工有结果良知吗？有责任良知吗？有沟通良知吗？有竞争良知吗？如果说结果、责任、沟通检查、竞争、激励是理的话，那么，这些理在每个人内心都存在，那就是良知。 　　既然如此，如果员工不做结果，不承担责任，领导者不检查，不沟通，不激励，那么，问题并不是出在不知上，良知大家都有，而是出在这样的良知并没有革掉错误的私心杂念。所以，出路在于把自己交给天理，信仰按规律办事的天理，王阳明把这一切称之为扬善抑恶，或者叫致良知！ 　　有日本专家告诉我，日本最崇拜王阳明的人，是被称为日本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在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中，到处是王阳明良知的影子。比如稻盛和夫说，要判断某件事是不是有道理，不能只看其是不是符合逻辑，还应当看它是不是符合人类的道德标准，要思考其与人类价值的相关程度。 　　稻盛和夫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创立京都半导体公司后的第二年，新进来的员工要求公司保证他们将来的收入会增加到一定程度。在当时，公司刚成立，连自己都难保，如何保证新人的收入增长？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稻盛和夫与他的合作伙伴认为员工的要求符合人类价值标准，于是不仅答应了员工的要求，还把公司的使命做了重大调整： 　　京都半导体公司的理念，就是提供给所有员工物质与心灵成长的机会，并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促进社会与全人类的进步。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楼市出现泡沫，稻盛和夫的公司有很多现金放在银行，连银行都在建议稻盛和夫去炒楼，但稻盛和夫客气地告诉银行：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方式赚钱，而不用炒地皮来赚钱。 　　稻盛和夫有一个人生成功方程式：成功=能力＋努力＋态度。他解释说，能力与努力都在0-100间，没有负数，只有态度是-100到+100，有负数，一个态度与价值观错误的人，会让他的能力与努力成为社会的负担！ 　　业绩的背后是团队，团队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心态，心态的背后是投资。这是我提倡的业绩定律，我想，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投资什么，一定能够帮助你获得持续的业绩了，那就是投资良知！ 　　一切经营企业的道理本来都在我们内心中，而这，就是我们的良知！ 　　 作者简介：美国《财富》、《哈佛商业评论》特约管理专家撰稿人 向稻盛和夫学习：良知即利润 向企业家推荐《活法》序 无数的中小企业都在苦苦求解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实现业绩的突破。答案就是投资良知，活出真我。而在这一点上，最值得到我们学习的人就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他，一个屡试不第的坏孩子，缔造了京瓷、 KDDI 两家世界 500 强，如今在 78 高龄时还毅然肩负起拯救日航的重任，一生都在突破。 既然投资良知如此重要，那么何为良知？王阳明的良知体系告诉我们，事物之理本来就在我们心中，在每个人内心深处。这个理就是我们的良知，比如侧隐之心，比如诚信待人。这些理就是我们的良知，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感觉不到，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被现时社会混淆了是非。 在研究丰田的时候，有日本专家告诉我，日本最实践王阳明哲学的，就是稻盛和夫。比如稻盛和夫说 所谓真我，就是佛性本身，就是宇宙中存在的睿智本身，也意味着事物的本质、万物的真理，这些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 人类是极其崇尚真、善、美的，那是因为人类心中存在具备真、善、美的出色的真我。正因为是心中具备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不停地追求。 遵从发自真我和灵魂的理性和良心，以理性和良心抑制感性和本能，积善行德，就能磨炼心智，达到醒悟的至高境界。 稻盛和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年日本开放通讯业时，他非常希望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并没有急于申请，而是每晚就寝前审视自己的动机与意图。这样，反反复复经历了半年的时间，才决定二次创业，成立 DDI （现在的 KDDI ）公司，因为此时他已经断定：自己没有任何的私心邪念。 虽然没有任何行业经验和技术，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但是营业不久， DDI 公司业绩一直遥遥领先于同期参与的其他企业。而且业绩不断突破，成为一家世界 500 强公司，实质上，背后有一个追寻真我、投资良知的过程：首先是静心，感受新事业的遵循的天理，让良知涌现；其实是格物，分类自己的意图，排除私欲，最后是专注，让良知永驻心中，锁定目标，专注重复。这才有了最终的成功，正像在人们追问 KDDI 为何成功时，稻盛和夫始终如一的答案：是希望有益于国民的、无私的动机才带来这样的成功。 现在，稻盛和夫老人又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创业，即拯救破产的日航。他同样回归到良知的起点上，他说：也许我并不称职，但我将以我的方式尽最大努力来拯救日航的员工。虽说日航是日本国家的象征，但更重要的，我是为了日航员工的幸福。 京瓷社长久芳彻夫也介绍说，他是基于为世人、为社会的信念。 可见，稻盛和夫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追寻真我，不断投资、践行良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稻盛和夫获得了人生和事业的不断突破。 业绩的背后是团队，团队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心态，心态的背后是投资。这是锡恩的业绩定律，那么，究竟投资什么，才一定能获得业绩的突破，那就是投资良知！ 什么是良知？一切经营企业、突破业绩的道理本来都在我们内心中，这就是我们的良知！投资良知，活出真我，才能获得业绩的持续突破，对此稻盛和夫是最佳的典范，所以 向 各位企业家朋友推荐他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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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俯首拜陽明

jiangjinsong 2010-6-24 22:33

許多朋友把中國近代的積貧積弱簡單地都歸罪於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他們心目中儒家都是吹牛拍馬、一心想做官往上爬的無能庸俗之輩。他們把對現狀的不滿一股腦地發洩在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上面。殊不知，中國傳統文化非常複雜，絕不可以一刀切。現實中的腐敗糟粕未必都是傳統所致，沒准是傳統遭到破壞所致。而傳統文化中寶貴的資源其實是我們應該努力挖掘的。例如，王陽明的心學在近代日本的崛起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小視的作用，爲什麽我們不願意學習利用呢？ 劉暢兄在鄙人的博文 從荒唐的鬼話想到儒家的狂者傳統 後留言說： 一生俯首拜阳明，可惜啊，说这句话的是个日本人。 說的是日本近代一個有名的典故，頗堪玩味，特從網上搜來，僅供參考： 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回到了本土，作为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他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 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日本天皇任命他为海军军令部部长，将他召回日本，并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会。 在这次宴会上，面对着与会众人的一片夸赞之声，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与众人，上面只有七个大字： 一生伏首拜阳明。 相關鏈接: 为什么日本企业家崇敬王阳明 中國文化很陽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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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与龙场顿悟

gulangyu 2009-5-14 14:28

热爱国学的人，提起王阳明来，一点都不陌生。可以这么说，王阳明是中国儒家文化人格发展到明朝时期典型的代表，但王阳明身上有需要我们更加深入思考的地方。他得君引道到觉民行道的实践开启了宋代理学到明代心学之间的过度。所以，王阳阳是站在理学和心学分岭处徘徊和拓展的人。因其分岭，似曾徘徊；因其思索，得其深刻；因其严谨，得其洒脱；因其放手，得其收获；因其无欲，得其名扬。 而这些主要是从王的龙场顿悟说起。当时，王阳明因其上书得罪明朝宦官刘瑾，被贬黜至黔西南的龙场。在被贬黜之前，王曾受过去衣廷杖之辱，试想一个忠君报国、满怀为民谋利的儒家文人，因其奸臣当道，小人陷害，国君不明，身受杖打自然悲伤，但最难承受的是心理留下的伤疤。这在其文字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的痛痒，恐终不济事。中可以深深看出这上封事，下诏狱般的杖打经历给王阳明带来的心理创伤。 王阳明的龙场顿悟，其实是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走的问题。他深深思考中国文人向来追求的内圣外王的情节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怎么统一的问题：一个文人生存的价值是不是就是得到一个认可自身价值的开明君主的认可和赏识，在其封官印爵的名利下，引领君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追求？这样的得君引道是不是最佳的选择？换而言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你不能得到赏识和重用，你是否应该变通自己的主张，甚至改变自己的信仰和操守，去迎合世俗的逐利获得官场的一席之地？在报效祖国的立功，内省自身的立德，和著书立说的立言之间究竟哪个最为重要？立功、立德、立言不能兼顾时，又将怎么办？ 所有这些问题均在龙场顿悟期间得到了深入的思索。王阳明下居龙场，野兽为伴，风餐露宿，身处逆境，备受艰辛，但终不忘自己的人生思考。龙场顿悟，也许是王悲哀旅迹的一角，但却酝酿了深深的变革。经过龙场之思，王阳明放弃了得君引道的方向，开始正视人生的另一种价值：立德与立言，通过自身的立德和立言来建构自己的立功。得君与不得君已经不重要，关键的是能将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念，不向世俗的卑微所妥协。这就是王阳明，一个身处逆境不移志向的人，一个不卑不亢的人，一个纵情豪放的人，一个洒脱真实的人。 这次龙场顿悟后，王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将龙场顿悟视为王阳明人生的分界线，一点也不夸张。黄宗曦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学成之前，有三变；学成之后，又有三变。而这前三变和后三变之分界线就是龙场顿悟。前三变是指泛滥词章的涉猎阶段，遍读考亭之书的究心朱学阶段以及出入于佛老的交融阶段；后三变是指由龙场悟道之后提出知行合一之说的以默坐澄心为学阶段，到专门倡导致良知之教的阶段，再到居越讲学，所操益熟阶段。由此可见，龙场顿悟后，他转向了陆九渊的心学，开启了觉民行道的实践人生。他是我国历史上首推国民教育之第一阐发者和实践者。众所周知，向来曲高和寡的心学也只是在文人雅士和静身修养之人间推广，而王阳明却将博大精深的心学立到了教化民众上来，将觉民行道做为圣贤立身处世之重任，可见其心境修养之深，魄力和胆识够勇，眼光韬略之远。 这就是对于王阳明来说意义非凡的龙场顿悟。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三： 1 国破不当道所迫：王阳明仕途并不顺利，虽有立功，但终不能得人意，往往以悲剧收场。这与明朝当时宦官专权、国君昏庸、小人得志、社会嘈杂、战乱不断、人心恍惚、精神混乱分不开的。这样的乱世中，政治的官场的摸爬滚打最为艰难，除非你放弃自己的为民为国的操守，追逐于名利倾轧的角色技能的争斗中，使用浑身解数，饱得私囊，不然很难有全身立命之所。而这些是王阳明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与其内心的信仰和操守相违背的，所以这才有了王阳明的抑郁不得志，身陷囹圄，罢黜边陲的境域。时世造就了王阳明，造就了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和坚持。 2 家境的熏陶：王阳明出身在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家庭。其高祖王与准与曾祖父王杰，深通经典，著作颇丰；祖父王伦，雅歌豪咏更是不在话下；父亲王华才思敏捷，通达文史，谙习圣贤之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王阳明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启发了他为学读书求圣贤之追求，但同时也形成了王阳明藐视外物、尊重自我、不随流俗、傲视权贵、狂放不羁的个性。这为其舍弃权力世界，潜心钻研心学打下了家庭背景。 3 人格的操守：王阳明自己有自己的操守和人格。他虽然也热忠于功名，但这无非是中国几千来积淀下来为学求官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但在王阳明的心中，有这样一条基本的信仰：做人作官，要行以道，忠君爱国是首要，但也不能违背心性的善良和正义为民之道。虽然这样的圣贤之理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的，但王阳明坚持着，也操守着、信仰着。这正如王阳明在《龙场生问答》中所说的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窃也。今吾不得为行道矣，正因为心中道的坚持，才有了其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则为亨，故遁所以有亨也之通达，才有了龙场顿悟的深刻。 我一直认为， 为官没有错，错在不能坚持正道；官职设立没有错，错在官员任用的疏忽；官场沟通没有错，错在利益盘结的徇私舞弊；监督没有错，错在不能坦诚相待；官场谋利没有错，错在谋利不能为公。所以，为官须以道，设职须适度，任人须为贤，合作须依法，监督须尽情，谋利须为公。即使乱世，也不能放弃这样的操守；即使短时间内不能实施这样的政治秩序，也不能放弃理想的追求：立于志，根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样的观点，大概王阳明是赞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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