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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的领导权问题：以中科院生物学部为例
热度 3 animalfarmer 2015-11-29 22:26
中国科学的领导权问题｜以中科院生物学部为例 2015-11-09 薛攀皋等 知识分子 口述|薛攀皋 整理|熊卫民 张志会 摘要： 1955-1990年间，中国科学院学部有过几次不同的定位。作为全程亲历者，作者回顾了不同时期生物学部实际所做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学部调整定位的原因。文章认为，管理好科研机构的关键，不在于管理者是内行、外行还是管理专家，而在于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放权，让他们自由、自主地开展工作。 从1951年大学毕业至1991年退休，我在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院部工作了40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在学部工作。可以说，我亲历了中国科学院学部从筹备、成立到被非法撤销，从重建到基本找准自身位置的跌宕起伏的过程，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有所体会。退休之后，我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科学院历史和中国现代生物学史的文章，对于该如何管理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图1. 熊卫民（右）访谈薛攀皋（2010年12月16日，张志会摄） 1 建立学部与学术领导（1955-1957） 从福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并经过近两个月的集训，1951年9月，我被分配到科学院办公厅调查研究室生物学地学组工作。2个月后，即随同竺可桢副院长去南京和上海，给“中国科学院院部组织机构调整改组座谈会”做纪录并整理会议纪要。此前已在北京召开过两次这样的座谈会。举行这类会议，目的是探讨如何加强科学院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应设立一个超脱于各部委的“全国科学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承担起组织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此纪要被科学院院部档案处保留至今，但成立该委员会的事却没有下文。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科学院筹建阶段，就有人提出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专家、科研管理专家组成的“科学工作委员会”。但是有关领导以知识分子事权不宜过大为由，予以否定。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又提出成立“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到快定案时，为免引起人事麻烦，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制度被改成各种学科专门委员聘任制度，每个专门委员只以个人身份起顾问作用，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和组织行为。“全国科学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动作，比前两次更大了，难得通过自在情理之中。( ,页10-19) 但在一个强调计划的国度，如何组织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确实是一个问题。1953年2月至5月，科学院组织了以钱三强为团长、张稼夫为书记的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就这个问题向“老大哥”问计。在学习和消化了苏联共产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之后，当年11月，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参照苏联经验、结合中国情况在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成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原来的计划局改为学术秘书处下的办事机构；院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改进研究所的领导，各所设立学术委员会。1954年3月，中央批准了科学院的这个报告。1954年6月，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1955年6月，经多轮遴选，全国各领域专家233人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组成科学院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秘书处于1956年7月撤销，而学部持续至今。 我先被分到生物学地学部，1957年5月生物学地学部一分为二后，我又被分到生物学部工作。据我所知，刚成立的这两年，学部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组织制订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这是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建议的，先由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和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组织科学院各研究所的360位专家制订科学院1953-1967年远景计划，再由专门为此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来编制全国的规划。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也发表过( ,页30-39),就不多说了。 二、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8月，在中宣部的领导下，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五六十位专家，在青岛召开了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会。此会给摩尔根派平了反，对于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宋振能对会议做了详细记录，后来李佩珊等将其整理成书公开出版 。关于这个会议，也有很多的回忆和研究，我也不多说了。 三、评定“一九五六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还是很认真严肃的。各单位把科研成果报上来后，第一步是同行评议。先由我们学部办公室挑选专家。学部领导审核确定候选人后，再把候选人的申请书和评议表等寄给有关专家。第二步是学部的学科组复审，拿出一个给不给奖、给几等奖的意见。第三步，报到学部常委会，由常委会再审，并投票确定具体给某些工作什么奖。最后，将拟授奖名单报至院一级的科学奖金委员会，由他们核定。 评完奖后，钱学森、华罗庚、吴文俊这三位一等奖的获得者接受记者采访，在报纸上发表了感言。生物学方面只有三个奖项。钟补球的“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获得二等奖。朱洗的“蓖麻蚕的研究与推广”和曾呈奎的“甘紫菜生活史的研究”获得三等奖。 图2. 1956年，生物学分组讨论（右起：王家楫、童第周、伍献文、刘矫非、陈桢、秉志、张春霖、XXX、陈世骧、刘承钊） 四、增补学部委员。 1957年5月，科学院召开第二次学部大会，增补了钱学森、张香桐等21人为学部委员。我是生物组会议的记录人，我的记录本还能在第二次学部大会的档案中找到。在我的印象中，这次不选胡先骕为学部委员，还不是从他是否拥护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有人认为胡先骕的学风不是很严谨。当然，所谓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 ，恐怕也是没有明言的重要因素。是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跟陆定一等人谈话时，说过胡先骕的学部委员“恐怕还是要给” 。至于在1957年的学部委员增选中为什么没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很可能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生物组讨论时，根本没人提过毛泽东的这句话。那个年代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不讲事情真相，不鼓励独立思考，一味要求人们当驯服工具。在传达有关消息时，不管是否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都是等级森严。就连学雷锋的指示也是分好几批传达的，先党员，后团员，最后才是群众，中间还保密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学部委员不知道毛一年前在党内高层的谈话，并不稀奇。 五、审议科学院各研究所的计划。 这是学部委员最经常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既让被审议者不满，也让作为审议人的学部委员们不满。有很多学部委员不在科学院工作，对科学院的情况不太熟悉，他们把科学院看得很高，对各研究所的要求也高，希望后者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不要做产业部门研究机构能做的工作，相关意见有很多是从这个角度提的。譬如，审查微生物所的计划时，小组会否定了他们提出的光学仪器长霉研究等多个题目。经学部常委会讨论通过，学部将此意见转给了微生物所。结果，微生物所副所长方心芳火冒三丈，在1957年第二次学部大会上放了一炮，说生物学部官僚主义，连这么重要的工作都给否定了！何为学术领导？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把它理解成学术裁判，显然是不合适的。术业有专攻，某个具体的科研选题是否重要，不但外行难以置喙，就连小同行，也常有不同意见，很难根据一两段简单的文字介绍，即做出准确的、让人心服的裁决。事实上，学部委员们也不愿意做这种事。医学领域有好几个学部委员，我经常去他们家里参加相关会议。林巧稚说：“我是妇产科大夫，所谓学术领导是不是要我林巧稚一个人去领导全国的妇科？”张孝骞和吴英恺也是这种观点，也觉得自己没能力领导全国某领域的工作，耽误本人的业务对他人指手画脚过于费力不讨好。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1954年以后，科学院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只管本院的几十个研究所；而科学院学部依然是全国的学部，学部委员来自全国各个单位，要领导全国的学术。领导全国的工作当然很困难，很让人头疼；经常被召来讨论科学院内部的事务，也让院外的学部委员有意见。 六、各种行政事务。 这是我们学部办事人员的经常工作。原定的所谓学部只管学术，指的可能是学部委员意义上的学部，作为学部的办事机构，我们还是有不少行政事务要处理。而且，这方面的事务越来越多——后来各机构都以不懂学术问题为由，把棘手的事情往我们这里推。院部有多少个机关，我们就得面对多少个。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连北京的各个单位需要多少煤气，也要我们来提。而且上面催得很急，今天布置下来明天就要。同样的任务，作为院部，总该有一个统一的渠道管吧。可它却是由吴有训副院长和计划局这两个渠道布置下来的。当时生物学部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在京。我做归做，心头却很是不满。我对计划局基建处的人说：“这个事情是你们做还是我做更接近实际？你等一个小时，我就可以给你，但那等于是废纸。”稍后，我给吴有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情照理不该我们管，既然任务下达了非做不可，我们也就做了。但实话实说，一立方米的煤气可以做多少事，我们不懂。”计划局的来人听了不高兴，回去后向局长谷羽汇报。谷羽又向党组书记张劲夫汇报。张劲夫就在随后的某次会议上点名批评我，说生物学部的薛攀皋不配合。过了几天，吴有训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官僚，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布置给学部，你说得有道理。”对同一种意见，张劲夫和吴有训的态度完全不同。 问题出来了，那些行政事务，学部到底该不该管？1957年鸣放整风时，出现了“大学部”和“小学部”之争。支持“大学部”的认为，除学术工作外，基建、器材等机构，各个学部都应当有一套。支持“小学部”的认为，根据原来院里的公开规定，除学术外，学部不管行政等其他事务。讨论来讨论去，院里还是认为“小学部”好，但原来的状况还继续，就是权力在基建、外事等部门，棘手事情的主意却要学部拿。这样一来，研究所和权力部门的矛盾，就变成研究所和学部的矛盾。而在顺着研究所的时候，基建、外事、器材等部门有时也会说，学部原本不同意，多亏我们替你们说话……学部和研究所之间的矛盾于是更多。 2 加强领导与学部成为党组成员的办事机构（1958-1966） 应该说学部的黄金时代就是成立之初的那两年，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就每况愈下了。学部筹备及成立时，科学院的主政者是党组书记张稼夫。张稼夫患有肺病，在性格上也有弱点，但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没魄力，我觉得还可以商榷。他为人审慎，比较尊重科学家，为避免以党代政、以政代科，他建立学术秘书处、成立学部，把学术领导搞了起来。学术秘书处设正、副秘书长各二人。正的是钱三强、陈康白，副的是秦力生、武衡，下面是钱伟长、叶渚沛等八九个学术秘书。四个学部各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据1955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由学部分工对各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 1956年5月，张稼夫调到国务院二办工作，改由张劲夫任科学院党组书记。为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力量，中央还把裴丽生、杜润生、谢鑫鹤等一批部级、副部级党政干部调了过来。到任不久，张劲夫就说了两句大实话：“我不懂学术领导机构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叫学术领导。”他还笃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根据这些认识，张劲夫很快就把国防军工那一块的管理模式，搬到了计划局口，搬到了学部，搬到了研究所。其具体举措包括，撤销学术秘书处，派院党组成员分管学部，派党的专职干部来管学部办公室，派党员干部去管学部所属研究所等。科学家主任、所长、委员等原来并不大的权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收走。 分管生物学地学部和1957年分家后的生物学部的党组成员，第一任是裴丽生，第二任是秦力生，第三任是谢鑫鹤。他们实际领导学部主任和副主任。“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更是完全由党组分管领导说了算，学部主任、副主任基本靠边站，需要你站台时你再出来。学部内部，不单学科组会议极少开，就连常委会也不怎么开了，主要是裴丽生说什么，就按他说的去运作。这样一来，学部就成了党组分管领导的一个办事机构，基本没有自主权了。 学部办公室本由过兴先等学术秘书领导，他们都是资深科学家和称职的管理干部。1957年“反右”后，院党组派了专职的党政干部来做学部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不但管我们这些办公室内的科员，还管学术秘书。他们的行政级别比学术秘书低，可从党内讲，他们是支部书记，又管学术秘书。据我所知，这几位办公室主任都几乎没有自然科学背景。1959年“反右倾”后，院党组又派了张庆林等党员干部来做专职的学部副主任，他们也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 张劲夫上台后，还跟上面要了大批党员干部，让他们去研究所当副所长兼党的负责人——当时党员少，可能有的还不是党委书记，只是党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如动物所的刘矫非，昆虫所的赵星三，微生物所的林一夫，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这些人的权力基本都凌驾于科学家所长之上。不是说这些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老干部一定不行，只要他们尊重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诚以待人，也会受所里科技人员的欢迎。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不是至今还受科技人员怀念么？可王仲良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派到所里的外行老干部都跟科学家所长、副所长以及一些科技人员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张劲夫的前述举措，可能都是“反右”运动的后果。“鸣放”时，有人反对“党天下”，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认为不宜事无巨细均由党来领导，在科技人员中引发强烈共鸣。高层领导把这些人打成右派，把这些话视为右派言论。而且，他们还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反对党领导一切，我就要搞“党的绝对领导”。张劲夫等贯彻这种精神，通过前述方式，在科学院内，在学部及其所属研究所，从上到下，派了大量外行党员干部去掌权，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其结果如何呢？我跟你讲讲那几年我在生物学部经手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端倪了。 一、鼓动大家提宏大课题，放科学卫星。 1958年5月，经院党组推动，各学部开始搞跃进大会。先是数理化学部开了两天会、技术科学部开了一天会，然后，生物学地学部于5月14日、16日开了两天会。数理化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抓的，生物学地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抓的，都是鼓动大家以相互挑战、应战，也即打擂台的方式提更大的目标。最后，物理所、地球物理所、植物所等机构的科技人员提出了诸如“人造小太阳”；“融化高山的冰雪灌溉荒漠”；“修好引洮工程，把黄土高原变成绿洲”；“在三年内消灭稻虫”；“在一年至三年内解决小麦锈病、稻瘟病等十多种农作物严重病害”之类气魄宏伟的畅想。分学部开完之后，6月3日、5日，院党组又将北京地区三个自然科学学部所属单位合到一块，开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跃进大会。各单位的代表上台点名，我们的指标是多少，你们研究所敢不敢应战？相比5月份，6月份的跃进指标又有所提升。大家通宵达旦苦干，于7月初搞了个“七一献礼”，宣称仅科学院北京各所就有170项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7月14号，院党组给中央打报告——《关于自然科学大跃进情况向中央的一个报告》，提出科学技术要在十年内超过美国。从10月5日起，举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向公众展示“大跃进”运动以来科学院的“成果”或设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周恩来、陈毅都去参观过。这是各个学部分头筹备的，分几个馆，第一个馆是数理化方面的，第二个馆是技术科学方面的，第三个馆是生物学地学方面的，第四个是绝密馆。老宋是生物学地学馆的馆长。展览哪些成果，以什么方式准备展品，都是我们集体讨论的。 二、和农民竞赛放高产卫星。 不仅要和院内单位竞赛，我们还需跟更善吹牛的农民打擂台。1958年7月1日，张劲夫在院党代会上讲话，坐在台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代表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也要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7月5日至9日，生物学部有关负责人、科学家应邀参加了有关座谈会。经和农民进行指标大战，我们决定种亩产5万斤的小麦、亩产6万斤的水稻。然后，我们按照部队的做法，三班倒，采取深耕（有的深达一丈）、密植（有的播种量高达460斤/亩）、高施肥（有的粪肥施用量高达60万斤/亩）、白天鼓风、晚上用电灯增加光照等方式来开展试验。就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的农场进行。这些傻事笨事，现在想起来还感觉又可气又可笑。我有专文 介绍此事，就不在此多说了。 跃进大会上各单位不是提出了一些宏伟目标么，那些目标也不是说说就完了，也得具体实施，院党组还要求用新人，用新办法，因为“资产阶级专家”所用的“迷信洋人”、“冷冷清清”的老办法是肯定达不到那种目标的 。不少党员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上级的指示。譬如，昆虫所的赵星三就把按学科组织的研究室全给撤销了，改将全所按虫害的种类分成四个组，由研究实习员当组长，大科学家当组员。再如，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让全所三分之二的研究技术人员下农村，以向农民学习并系统总结其丰产经验。因人员大多已经出去，该所新落成的五层实验大楼被无偿送给别的单位。 三、研究粮食综合利用的问题。 1958年8月4日，在听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虚报后，毛泽东指示：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指示被聂荣臻迅速传达给科学院党组。8月6日晚，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毛泽东的指示。虽然杜润生和一些科学家对粮食亩产万斤有无可能存在疑虑，但在略作迟疑之后，这个指示还是于8月下旬以紧急任务的方式下达给位于长春的应化所、位于大连的石油所（现大连化物所）、位于北京的化学所、位于上海的有机所、生化所、植生所等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他们立即停止一部分研究课题，抽掉一批研究技术人员，于8月25日同时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 ，页51-56)。 四、建立基点，总结农业丰产经验。 1958年9月，院党组在北京开了个规模很大的总结农业丰产经验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二十几个农业高产地设立基点，每个点有几个人去蹲点。去的人以学植物、土壤的人为主，也有学微生物、昆虫的。植物生理所有不少人去了基点。当时的口号是“五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所以，去基点的人很辛苦，连书也没有时间读。我去湖北孝感和河南长葛等基点看过，一是了解相关人员的在生活上有何需求；二是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到了那里之后，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每亩几千斤、几万斤的粮食产出，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不过是并田加称量作伪的结果而已。这些信息是基点的同志告诉我的，尽管他们对我未必熟悉，但毕竟我是院部去的人，他们对我并不隐瞒，因为这些信息在老百姓中间也都是公开的秘密。也有苏联、匈牙利等兄弟国家的人去那些地方参观过高产田。《科学简讯》反映了这些外国人的反应。他们有的赞扬中国人了不起，有的戳穿假象说了真话。《科学简讯》是科学院办的面向高层的内部刊物，主要是给省部级以上领导看的，我是后来才看到。基点坚持了几年，大概到1961年初，点上的人陆续才撤回来。既然那些高产都是虚报的，所以，他们那几年的时间基本是白白浪费了。 五、让土专家进科学院当研究员。 1958年5月，为了论证毛泽东反复阐述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把白蚁防治土专家李始美等树为“我们党培养出来的新型科学家”的典型。昆虫所赵星三出主意，要让李始美进所当研究员。这是一个违反制度的建议，因为当时科学院提副研究员、研究员是十分慎重的，需要先由研究所通过，再报学部审核。昆虫所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拿研究员的职称来表彰土专家。赵星三就去院党组告昆虫所正副所长、生物学部学术秘书过兴先和竺可桢副院长的状，说他们阻挠李始美进昆虫所。裴丽生立即上纲上线批评昆虫所，把这说成是一个政治问题。没办法，昆虫所重新开会，同意李始美做昆虫所的研究员；之后报学部，学部不得不表示同意；再报院务会议讨论，院务会议也通过了。7月，中国科学院以郭沫若院长的名义向李始美颁发了研究员聘书，还决定由昆虫所在广州为李始美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站 。 六、编辑《十年来的中国科学》。 这是一个献礼项目，是中宣部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布置下来的，要求总结10年来中国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具体交给科学出版社来做。科学出版社推脱说，他们可以承担最后的出版工作，但对前面的组织工作无能为力。院党组就让学部介入，然后就由各学部分头组织、审查稿件。各个学科的册子都以某位研究所的所长为主编。他们再组织一些著名科学家就中国科学家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写学科文献综述。我们负责跑腿。由于撰稿人、审稿人都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沟通、协调起来并不容易，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总算在规定时间（1959年10月）前交了四册生物学方面的稿件、一册心理学的稿件。但后来这些书的出版并没有如期，而且所用的纸张质量很差。 七、在学部大会中“掺沙子”。 原本规定两年增补一次学部委员，召开一次学部大会，结果，1957年后，没再增补学部委员，而学部大会，也就1960年4月还召开了一次，以后再没召开。在第三次学部大会上，还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会议邀请了29位工农劳动模范，以及一些研究实习员代表出席，这实际是文革中工农兵进科研单位“掺沙子”的雏形。这些人所宣称的一些成果明显是假的。譬如，某位沈姓研究实习员在发言中用很大篇幅歌颂超声波化运动，说他们所过去分析一个什么东西要几天，现在用超声波，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举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东西都是经不起检验的。回想起来，这次学部大会把许多不严谨的、还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作为“成果”给提了出来，这在世界科学史上恐怕是很少见的。 八、大兵团作战和超声波化运动。 开完第三次学部大会，张劲夫、杜润生不经学部论证，在上海分院督促王仲良发动“大兵团作战”，抽调5个研究所的三百多研究人员以两班倒、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开展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结果加班加点几个月仍未达到目标，不但造成很大的浪费，还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回到北京后，他们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国家科委现场会议的精神，开展了“以超声波化为纲的五化、三无、一创运动”。他下了军令状，要求北京地区科学院的所有机构，从1960年5月18日起，不管需不需要，都停止一切手头工作，按照他的说法用40天的时间来改变面貌。这是“全民全党办科学”的一个例子。他抓得很紧，天天听汇报，哪个单位动得不够得力，马上就批评。我们生物学部虽然也挺努力，但还是隔几天就挨他一次批。为了“翻身”，我们组织了一个超声波学习班，请电子所的人开课，要求生物学部每个直属研究所派两个人来学习，结果大家来北京后，生活上、学习上都很艰苦，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的一个女学员还突然精神分裂……种种棘手事情，弄得我焦头烂额。高压底下出浮夸，各单位都虚报。作为运动办公室的办事人员，有时我要去所里核实情况。在适当场合，有些业务处的同志对我摇头，我也对他摇头，但他不得不报，而我则不得不写。6月底，在耗费了许多人力、财力、物力之后，这个运动不了了之 。 九、研究和推广代食品。 停下超声波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粮食供应也变得很匮乏，大家都很饿，国家要求科学院承担代食品研究和推广的紧急任务。1960年6月26日，院党组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生物学部所属17个研究所和其他学部所属6个研究所的党员副所长、科学家60余人参加。然后，我有大约一年时间把大部分精力投在这项工作上 。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反右派运动之后至1960年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前，学部（尤其是生物学部）的大致工作情况。大概除了编辑《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研究和推广代食品比较正面外，其他工作都是党组成员或更高层瞎指挥的产物，负面作用很大。张稼夫将“行政领导”初步改成“学术领导”，而张劲夫则将其拉回到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老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期间，他在“两弹”研制、“四大紧急措施”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此同时，他在非军工领域也犯了很多错误。 张劲夫信任、尊重科学家？1957年反右派以后，至少从张劲夫的说话口气和报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把学部委员归入了资产阶级阵营。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比别的领导干部要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太多。在反右派运动中，他确实保护了一部分资深科学家，但并没有从言论自由、依法治国的角度来陈述理由，而只是说向科学进军需要科学家。很可能当时在内心深处，他也只是把科学家当成工具。别的一些老干部把科学家、知识分子当成缺点很大、可有可无的工具，他则把后者当成必不可少的工具。到“文革”时，张劲夫这种人被打倒，知识分子更是被推到了做工具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不过，和其他老干部相比，张劲夫、杜润生有一个突出的长处：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并能“吃一堑长一智”，从错误中学到教训，提升自己。这突出反映在1961年他们参与制订《科学十四条》，并在1962年广州会议主动、公开道歉上 。 除了在科学院生物学部任职，我还兼国家科委生物组的秘书。1962年参加完广州会议，并参与制订了“1963-1972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到北京科学讨论会上，然后去河南罗山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初才回到科学院院部。所以，随后几年学部的不少事情我就没有亲历了。回想起来，“反右”之后，尤其是“八字方针”之前，学部基本成为了党组分管领导的办事机构，学部委员不增补了，原定要实行的院士制度也不实行了，学位不颁发了，科学奖金不评定了，科研计划也基本不开会审议了，很不正常。 3 “夺权”与撤销学部（1967-1978） 文革初期，学部管所属各研究所的政治运动，实际起了科学院分党委的作用。1966年9月我从河南“四清”回来，发现生物学部办公室的墙上有三四十份大字报，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于我的。我的办公桌也被院政治部派来的一位女同志占据了。我就到二楼一个小图书室躲了好一段时间。反正“文革”已经轰轰烈烈搞了起来，学部已经没业务可干了。 1967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上海的夺权后，全国学样。1月24日，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成立并进行了夺权。在他们当天发表的“第一号声明”中，第七条是撤销学部——其罪名是学习苏（联）修（正主义），走“专家路线”，实行“专家治院”。我们就这样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学部的公章字是铜的，柄是塑料或木头的。有的学部造反派召开大会，当众将学部的印章用斧头砍，用铁锤砸，我们生物学部的倒没有，只是向我们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交出一切权力！一切权力归我们！”我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被撤职、被批斗都没感觉什么，唯一伤感的是，夺权之后不久，就决定学部整个扫地出门。给了我一个任务：负责清点学部的所有财产，将办公桌椅、书架、书籍、档案等登记造册，等院革命委员会来派人来接收。生物学部和地学部分家时，生物学部那些家具是我一件一件到院里申请并弄回来的，最后也是由我来收场。虽然生物学部并不是我创办的，但我亲身参加了筹备、建设的过程，见它最后落到这个地步，我心中的惆怅难以言表。 1967年7月30号，科学院革委会成立。9月，军宣队进驻科学院，然后，工宣队也进来了，我们原生物学部和数理化学部办公室这两个撤销单位的人（地学部的人已经并到地震局）被集中到友谊宾馆北馆搞运动。1969年3月29日，我作为不知道何罪之有的“罪人”，被发配到宁夏陶乐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又被改发往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底潜江的干校被撤销，我才回北京。 图3. 1972年夏，中国科学院湖北五七学校分批组织学员去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前排右1为薛攀皋） 4 重建学部与加强学术领导（1979-1986） 1979年1月，中央批复同意恢复科学院学部的活动。不久，我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做副主任，主要协助钱三强副院长做学部委员增选工作。1980年底，经民主选举，增补了二百多位新学部委员（ ，页45-62）。经国务院批准，重建的学部被定位为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其任务为：⑴加强对所属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单位的学术领导；⑵依靠、团结我国的优秀科学家，促进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各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提出报告或建议，对党和国家起参谋、咨询作用。 增补完学部委员后，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这是一次在几个方面引起轰动的大会：⑴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草案）》规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两年多后在第五次学部大会上它又被否定了，学部被重新定位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⑵学部大会选举产生学部主席团，并由学部主席团推选出了三名执行主席以及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以后的科学院院长是中央或全国人大任命的）。 新任科学院院长为卢嘉锡。在他任职期间（1981-1986），学部获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权。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们生物学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评定职称和学位。 此时各所已成立学术委员会，但评研究员的权力仍一度集中在学部。其程序是：先由研究所将候选人的完整材料报到学部，重点是其主要研究论文，或在生产上推广了什么东西，取得了何种经济、社会效益等；然后学部常委会上讨论。如果时间充裕，常委会在讨论之前还会请同行评议一番，如果所里报得太晚就不做同行评议了。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大家普遍被耽误了十几年，报上来提研究员的人并不多，学部常委会还招架得住。不过，有一次我们因此而沦为被告。告状的是遗传所的李继耕，原米丘林派铁杆，先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文革”中转到遗传所来了。他想提研究员，结果生物学部讨论时没通过。他就写了封告状信给他在北农大时的学生、当时科学院主管生物学部的副院长孙鸿烈，里面讲了好几件事情，包括他申请去意大利参加生物技术训练班被生物学部否决等，结论是他受到生物学部迫害。孙鸿烈就把信批给生物学部，叫我们几个人提处理意见。我平心静气地写了几条意见，讲清事实，分清责任。我说，没通过他提研究员，是生物学部常委会投票表决的。我跟老宋虽然是常委会成员，但根据学部工作简则，我们这两位专职副主任并没有投票权。他所谓的受到生物学部迫害，实际指的是受到我们学部办事人员迫害，我们既然没有投票权，就不能承担责任。至于有投票权的学部委员，也看不出对他有什么偏见。米丘林学说早就不吃香了，他从米丘林那边“叛变”过来是好事，但水平到底够不够呢？至于去意大利的事，我之所以否决，是因为那是个针对刚就业的青年科技人员的培训班，我建议他最好先在国内学，以后再作为访问学者出去看看。 1982年后，科学院开始有研究生毕业，当时很慎重，虽然研究所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但不让它授予博士学位，而是把权力集中且到学部。授予博士学位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我不介绍细节了。一般来说，学部基本是尊重所里意见的。后来，学部把博士学位的授予权都交给了研究所。在我印象中，生物学部将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给了邹承鲁的研究生徐功巧。徐后来去了美国。 二、评议研究所。 1981年，科学院部署了评议研究所的工作——以学术评议为主要内容，并要求对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学科力量配置等提出评价意见。不同研究所对此反应不一，有些所非常渴望评议，有些所根本就拒绝评议，我们也就没去评议。 我跟宋振能分工，在随后的几年各组织了几个研究所的评议。我组织的是对成都生物所（1982年3月）、昆明动物所（1982年4月）、遗传所（1983年11月）、水生所（1983年11月）的评议。我就是讲讲评议精神，介绍介绍评议组成员而已，真正做评议的是学部委员和一些专家同行。记得评议遗传所时组长是生物学部副主任、农业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徐冠仁。总的说来，评议组对遗传所评价不高。本来是有规定，评委们的讨论严格保密，待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宣布。结果，在汇总内部讨论意见时，某学部委员偷偷打电话把结果告知遗传所所长胡含。胡含知道后马上向秦力生（时任科学院顾问）和孙鸿烈告状。其实评议意见并不是法律，不是非执行不可。我在评议会召开之前就说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领导还是出来干预了，不同意向遗传所提送评议报告。 三、审议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 在第四次学部大会上，谢希德等89个学部委员联名给中央写信，建议国家拨一笔专款，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主要资助基础性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是针对经常批判基础性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缺乏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的现实而提出的。该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1982年3月，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当年即开始受理申请项目。基金刚开始时是每年3000万元，后来增加到每年5000万元，由各学部组织同行评议。评基金项目时，我们公正办事。首先，同行评议时，尽量不选与申请人关系密切者。我们一方面自己心里有数，另一方面尽可能多的征求意见，一般都请五个人以上同行。同行评议意见回来后再分组审议，其工作量也非常之大。那个时候复印条件跟不上，为了让参加评议的评委能人手一份同行意见，我还参加了用复写纸、刻蜡板誊写同行评议的工作。 说他公平公正也好，书生意气也好，卢嘉锡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会议上公开要求我们动员研究所少申请或不申请科学基金，因为高校比我们更艰苦。他说的话当年即见效，科学院的基金中标率急剧下降，高校则一下上去了。国家教委有人立即说：我们高校中奖率是多少，你们科学院就那点能耐！卢老听到后一笑置之。 1986年，国家正式成立独立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此前，我们每个学部都有基金处。运转四年，积累一些经验后，1985年，科学院又成立了基金局。后来，科学院就把这些基金处、基金局的人员全部都给了自然科学基金委。 除了各个学部共有的科学基金外，生物学部还有一个青年基金，也由我们来主持评审。所以，基金的审核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 四、复审自然科学奖。 1980年，国家科委开始筹备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工作。所谓第二届，是国家科委承认，1956年评出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算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评第二届自然科学奖的时候，前面的初审工作由国家科委负责，后面的复审由科学院学部负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奖项是由我组织复审的。1982年7月，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获奖项目125项，其中，生物方面，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一等奖，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等获得二等奖。没设特等奖，最高就是一等奖，奖金１万元。人工合成胰岛素是集体项目，二十几个人分，每个人几百块。这一届的自然科学一、二等奖基本被科学院包揽，后来几届完全由国家科委自己评的自然科学奖也如此。我们做过基本情况统计，大概有点规律性，好多获奖项目都有十几年的积累。 第三届及之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奖，我们科学院学部就不管了，我们只管科学院院内的自然科学奖的评选。我被推举为第二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这里也有评一、二等奖的问题。微生物所的郑儒永的《中国白粉菌目志》研究申请的是一等奖，最后评出来的却是二等奖。他很不服气，向我抱怨说：“评审委员会里多是不懂我这个成果的人，凭什么让他们来评？”这类抱怨经常遇见，也有其道理。但我也没办法，毕竟这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评委集体投票的结果。我喜欢把学术比作运动，两者都追求卓越，很多类似之处。当然，它们也有区别。运动，比如说赛跑的评判程序很严谨，结果也一目了然，让人无话可说。而学术成果很难用量去衡量，难免会让人滋生很多不满。 五、论证实验室。 1984年，生物学部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论证工作。我做组织工作，请了很多专家来，从中选一个作为主席主持论证工作。论证过的实验室有生化所的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生所的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中科院上海生物技术研究基地的可行性论证也是我组织的专家组。 六、协调一些科研工作。 有较长一段时间由我来主管科学院的生物技术工作，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较多。除前面所说的组织讨论生物技术的规划外，1982年，我还和李载平等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参加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召开的关于成立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高级会议。在生物技术方面，我的一个工作重点是抓工具酶。我们做人工合成胰岛素、人工合成核酸等研究，要从氨基酸、核苷酸、工具酶等最基础的东西做起，什么都要自己准备。就像一个人肚子饿了要吃饭，得从翻地、撒种、下肥、收割等做起一样。如此龟兔赛跑，怎么竞争得过人家？怎么追赶世界水平？在西方国家，这方面的工作是社会化的，研究人员确定所需物资，打个电话订购，器材、试剂就送到了。而我们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器材局向外订货，往往要半年、一年才能到货。比如生化所有几个项目需要定成套的设备，结果，不但到货慢，不懂行管理者还从里边划掉了一个。因为不成套，工作就做不了了。现代生物学研究所需的工具酶很贵，而国家的供给又很有限。所以，我在组织全院生物技术规划会议时，专门列了一个分工研制、生产工具酶的项目，要求各相关研究所，尤其是生化所的东风生化试剂厂、生物物理所的试剂厂分工协作。 自1979年重建以来，尤其是在卢嘉锡院长任期内，作为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取得比1955-1957年学部初建时还要大得多的事权，从评职称、评博士学位、评基金、评自然科学奖，到选学部委员、选学部主任、选院长，到协调科研工作、论证实验室、评议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学部委员，尤其是那些经常需要从外地来北京开会的学部常委，也因此而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四清”、“文革”等运动，他们普遍被耽误了十几年。他们本想在“科学的春天”争分抢秒地再做一些科研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可在得到尊重、得到一些权力之后，他们的时间、精力也因此在行政管理事务上耗费掉了。 如果那些精力耗费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他们可能也会愿意付出一些牺牲。可是，现实并非如此，许多事情是管不好的，且会产生复杂的人际纠纷、单位间纠纷。拿前面提到的李继耕申请去意大利的事情来说，科学院外事局让我们提意见。我想，这种事情提到学部委员会上去讨论不是很可笑么？就由我们办事人员拿个意见吧。于是我们就根据前面讲过的理由给出了一个否定的意见。结果李继耕来我们学部闹，并把学部的相关公文拿了出来。其实这都是违反办事规范的。作为一个主管部门，外事局本来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更不应该把我们应他们的要求而提的建议拿给当事人本人或所在单位看。怎么累我们都没意见，可权力部门把好事留给自己，把责任推给学部，让我们感觉很闹心。 学部的前述工作，有一些（譬如说评基金）是面向全国的，大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也有大量的工作是科学院内的。不少学部委员，尤其是学部中的院外常委因此叫苦连天，比如水利部就有专家公开说：“我吃水利部的饭，天天替科学院干活。” 5 剥离办事机构与学部变为咨询机构（1987-1990） 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有许多学部委员并不是很乐意来学部从事繁重的评议、管理工作。他们更重视的，是学部委员这个头衔所带来的荣誉。自1955年成立学部以来，学部委员一直既是荣誉又是工作职称，政府更多的把学部委员当成工作职称，而学部委员们则更多的把这个头衔当成荣誉。1963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迪希望中国授予他一个荣誉学位。给什么学位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把硕士、博士学位制度都给否定掉了，而试图重建的院士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艾迪一个“中国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称号，且明确告诉他，“学部委员”的英文名为Academician，也即西方国家的“院士”。1981年我们制订科学院试行章程时，一度在草案中把“学部委员”被定位为工作职称，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结果在第四次学部大会上讨论时，遭到学部委员们的强烈反对。最后，在正式通过的试行章程中，有关学部委员的职称性质和任期的条文被删掉，只保留了“学部委员在全国优秀科学家中遴选，经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1984年，在第五次学部大会上，学部委员更被明确定位为“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1987年，周光召院长上任，改革科学院的体制，把学部的办事机构和学部剥离，让前者成为院属专业局。其中，生物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了生物科学与技术局，技术科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了技术科学与开发局，数学物理学部和化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数理化学局，地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资源环境科学局。学部委员们终于可以免掉一些事权，主要享受学部委员所带来的荣誉了。剥离绝大部分事权后，各学部主要负责学部委员增补和咨询工作。鉴于事务不再繁忙，为精简机构，1990年，五个自然科学学部的办公室又组成了学部联合办公室（现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以后它就不再有大的变化，算是基本确定了自身的职能。 学部的咨询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动接受外界（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咨询，另一类是就重大问题主动向党和政府献计献策。我于1987年退居二线，1991年正式退休，对相关事宜的参与多不深。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并没有多少国家的重大决策在决定前咨询了学部并因学部的咨询意见而做出了重大改变。看来，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它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跟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是完全不能比拟的。 6 结语 我本来想学医，且当年是作为研究生被分到科学院来的，不料阴差阳错，做了几十年的科研管理。退休后，我不想吃白饭，又写了一些与科学史和科研管理有关的文章。回顾完我所亲历的学部历史之后，我想谈一谈我对于科研管理工作的体会和感想。 科学技术研究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这是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问题。1950年代，曾经设想过在集权体制下由内行来管理，中国科学院因此于1955年建立了学部委员制度，学部委员、学部主任一度被赋予审议研究计划等“学术领导”的事权。可他们的这个权力在两年之后即因“反右派”运动而实际停止。1980年重建学部之后，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再次获得“学术领导”的事权。可几年之后，他们又主动放弃了这种权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⑴创新是十分微妙的，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来做，在取得突破之前，可能当事人都难以讲清楚为什么要如此。对于做什么题目，选择什么研究对象，用何种方式来做等问题，外人即便有很高的学识，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⑵现代科学十分庞大，学科、领域很多，不太可能每个领域都有学部委员（院士），即使有一个、两个，他们也难以有精力去领导全国的有关研究。除了评审他人，他们还应当做自己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让他们做太多的管理，他们不胜其累。⑶人事、财务等更具实质性的权力掌握在党的行政机关、行政干部手上。没有这些在配套中更具决定性的权力，“学术领导”只是一句空话；而和行政机关、行政干部协调好有关人、财事宜，是相当艰难、复杂的事。科学家们乐意享受学部委员（院士）头衔所带来的名誉和声望，而不大愿意做“学术领导”这种费力而难以做好的事。 专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对别的专业而言，他们也是外行。毛泽东主张该由外行来领导内行，这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成为惯例。拿中国科学院来说，在当时的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主持下，学部的权力被架空，各研究所的科学家所长也纷纷靠边站，从上到下，都改由各级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党的干部来领导。如果外行领导尊重专家，能够听取后者的意见，那么，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并赢得科学家的敬仰。但他们之中，更多的是那种不“怕教授”、不听取专家意见的。他们在“大跃进”时瞎指挥，导致极大的破坏。1962年召开广州会议时，科学家对此多有控诉 。之后，贯彻“科学十四条”，外行领导变得谨慎了一点。再后来，进行“文革”，又有大批外行领导不顾科学规律瞎指挥，搞些批斗科学家，把大学办到山沟里，让科研单位开门办所、面向农村等举措，造成更大、更长期的破坏。 1980年代以来，随着老干部逐渐“退居二线”，一线干部逐渐“年轻化”、“专业化”，中国的科学技术界也逐渐由具备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来管理。1990年代后，那些身居管理岗位的人，往往有教授、研究员之类头衔，可能还接受过管理方面的培训，甚至有相关学历、学位。作为内行和管理专家，他们是否就能把科学技术界管理好呢？人们实际看到的是，科学文化匍匐于官场文化之下。也许这些人曾经是业务人才，甚至是业务尖子，可一旦他们进入官场，就为官场文化所左右，就不再具备独立学者的操行。在资源集中于权力，而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私控资源，伺机寻租。而中国的科学技术界也因此而浮躁、腐败、缺乏创造力。 所以，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该由外行、内行或管理专家来管，而在于是否要集中权力和资源。权力和资源集中，上层管得非常多，带来的后果是，累了上层、苦了基层。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放权。在使用掌有的权力时，管理者不可任性，而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科研人员自主，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虚心学习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建立、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近代学术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研人员能够自行处理绝大部分与科研有关的事务，仅仅个人及基层机构做不了的少量公共性的、重大的事情才提交上级处理。这既能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又能给上级省掉很多劳累。如果只管大政方针，只指引大的方向，只是在资源配置方面有所倾斜，在资助方向上有倾向性，领导会比较轻松，而获得了充分自由的科研人员，则必然能产出更好的成果。 参考文献 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定位——政务院主管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 . 见薛攀皋. 科苑前尘往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与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 . 见薛攀皋2011. 李佩珊等编. 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杨森.从胡先骕先生的几件事情看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 院史资料与研究.2001. (1): 50-52. 龚育之. 陆定一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 学习时报. 2006-08-28. 薛攀皋. 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 . 科技日报. 1993-11-14; 1993-11-21. 杜润生. 以红带专是党领导科学事业的根本途径 . 科学通报. 1958. (17): 513-515. 薛攀皋. 粮食多了怎么办？ .见薛攀皋2011. 薛攀皋. 对土专家进科学院当研究员的反思 . 中国科技史料. 1999. (4): 346-351. 熊卫民. 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 . 科学文化评论. 2014. (3): 41-64. 薛攀皋. 回眸粮食严重短缺年代的代食品研究 . 科技中国. 2007. (4): 74-79. 熊卫民. 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 . 炎黄春秋. 2009. (8): 51-56. 薛攀皋. 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回忆 . 见薛攀皋2011. 作者简介： 薛攀皋,1927年生，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原副主任； 熊卫民，1974年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xiongweimin@ihns.ac.cn； 张志会，1982年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是熊卫民与张志会根据薛攀皋2010-2013年的多次谈话整理，经薛攀皋修订而成。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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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少丞博主应能听进去好言相劝
热度 4 bioxncai 2014-12-30 11:22
这几天，嵇少丞与王先生争起来了，作为旁观者对其好言相劝了几句，却不料嵇少丞博主脾气还真大，不但删除了我的评论，还不让我继续说话。所以也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劝说几句了，当然如果嵇博主什么时间气消了，通知我一声，我再将这篇博文删除。 嵇博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专家，应该说很有造诣，我们也是尊敬你的，你在博文中也提出了不少好的想法，得到大家包括我的认可，但不等于就一贯正确，大家观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时会反对你的看法，提出不同观点，不能说每句话都让你高兴，但是脾气不要那么大？对不对？ 此事是你主动挑起来的，王先生反击你也属常理，出现了个别激动的言辞，也是事出有因，嵇博主自己也要检讨一下吧。 杜博主喜欢挑起争斗，已经不是一次了，他故意激将你，没有看出来？这么容易被人激将？ 对于专业之外，你就不是专家了，就应该虚心向别的专家请教了，乱发议论，甚至用此攻击对手，不是很幼稚吗？有句成语说是班门弄斧啊，让人看笑话吗？ 那个细胞分裂素，你确实不懂，用了这么多年，安全性真的没有问题，你不要乱说话。 关于转基因食品，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FDA、英国皇家学会、日本厚生劳动省等众多权威机构都有结论，已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反转控的话缺少严格的科学证据，你怎么可以随便相信？你毕竟经过科学研究训练的。美国人也吃了近二十年了，包括你也吃了转基因食品吧。 我是好言相劝，如果都不能理解的话，真的很替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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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雕塑欣赏：型男与淑女
热度 2 lunarsoil 2013-4-5 21:16
因为有机会免费参观艺术馆，我这个不懂艺术的门外汉也就进去高雅了一把。 看了一些雕塑之后，总结出两点规律，不知道对不对： 1、人体雕塑的主角是青年的男女，老年和儿童较少； 2、男人一般着力体现肌肉和雄性的力量；女人一般体现婀娜身材和温柔的品质； 3、很多雕塑都是残缺的，缺胳膊或少腿，甚至还有少头的。 猜想可能作者是为了突出想要重点表达的那部分身体，避免观众在欣赏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部位。 抑或那部分肢体的出现将避免雕塑整体构思的完美性。 似乎还有可能是作者对那部分肢体的雕刻缺乏信心。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断臂的维纳斯似乎确实比多上两个手臂的维纳斯要耐看一些。 因此，有的时候，残缺也是一种美。就像很多摄影主题是冬天池塘中的残荷。 纯粹外行，直接上图，各自欣赏，各取所需，各有所思罢。 以上雕塑均收藏于德克萨斯州（ 休斯敦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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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与内行
热度 4 physicsxuxiao 2013-3-13 12:05
给人扣上“民科”的帽子毕竟费劲，弄不好还把自己兜进去。所以现在大家改用“同行”，甚至“小同行”来做防卫。言外之意，小同行才是内行，其余的都是外行。 历史上的外行赢了内行的例子，比比皆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查 Marconi如何从一个画家变成了无线电报的发明者，也可以查查刚刚逝去不久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到底是电脑硬件的内行还是外行（要知道，乔布斯可是个人电脑的发明者）。 当然，寻找外行与内行的优劣的各种正反例子，来论证外行应不应该插嘴，在网上，必然会导致一地鸡毛的结局。 不如我们换个思路。 一个人在某个行当成为内行，一定经过好多的学习、训练、实践以及与圈内同行的交流，其结果，必定多多少少带入这个圈子的习惯，也包括这个圈子的盲点乃至谬误，而且这些盲点和谬误往往变成了我们往前走的基石。 我曾经有一次带一个项目组完成一个信息系统的设计。由于工作需要，我和我的副手要出差一个月。走以前，我们指定了分项负责人，给出进度要求。 一个月后回来，整个开发组乱成了一个粥，下位软件小组和上位软件小组吵得不可开交。我和副手听完各自的陈述后，便把两个组叫到一起，分别对他们的文档和流图。最后发现，两个组使用同一个词“总控模块”，而其含义对两个组则完全不同。上位组认为“总控模块”是指整个上位系统的软硬件，而下位组则是认为“总控模块”是上位系统和下位系统的硬件通信连接的控制模块。我将两个小组的负责人请到一起，问问他们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上位组的组长说，她根本就不懂下位软件，也不会编制下位的程序，理解错了下位组的术语也正常；下位组的答复也类似，也认为他对上位组而言，“是个外行”。 联想最近的科学网争论，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态度：“这方面我是内行，你少插嘴，管好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要来讲的话，最好读些这方面的书再来。” 在这个争论中，有些风度好些，有些风度差些。风度相对比较好的是应行仁老师和何华灿教授的关于实数连续统的争论。但是很明显，两位老师确认的前提完全不同。应老师关心的是从公理出发，按形式逻辑的套路推导出结果。而何老师明显是搞信息系统的，要求公理也好，推导也好，能够通过现有的计算机系统来表达和推理。所以，两个人完全说的不是一回事，虽然都在讨论“实数连续统”，任老师是说按照集合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何华灿老师则要求“实数”必需被制定一种构造方式，这个构造方式-比如二叉数-是现有的计算机系统原则上可实现的。 所以，我觉得双方先统一了术语比较好，也不要指责对方不按自己圈子的规则出牌，是个外行。 毕竟，科学网作为一个平台，也有促进外行们相互交流，产生新行当和新内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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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外行
热度 3 gzchengzhi 2012-1-25 10:07
　　看了迟菲mm的博文“ 内行与外行的区别 ”，有点感想。 　　首先，对迟菲mm的观点没什么异议。道理是这样。 　　其次，我想说说自己的想法。 　　虽然外行发表的意见不一定符合实情，也不符合该领域的思维方式。但外行的意见并非因此而一无是处。我想，外行的意见最宝贵之处在于可以让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势，开拓我们的思维。 　　另外外行愿意发表意见，说明她对此课题感兴趣，而一些外行甚至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专家。与之进行深入的讨论，则有助于开拓新的领域。 　　即便外行什么都不是，其实也没什么，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普通老百姓需要什么，想知道什么。而我们的研究肯定是离不开她们的支持的。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善待外行，尽可能创造良好的环境与之深入进行讨论，或许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既帮助了别人，也丰富了自己。 　　比如我在科学网上过去曾经遇到一个叫“老修”的网友，他的观点很有意思，提出了一个叫做“万有智慧”的理论。一些网友对她感到有些不耐烦。我则耐心地与其讨论（讨论过程参看 此处链接 ）。因为我觉得，虽然从她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她们明显对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不了解，但这世界上并不仅仅只有科学。她们其实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领域，而这样的新的领域或许会有启发性的。 　　经过几天的讨论，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指出了她们的问题，也打开了她们的思维。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们重复推送一些观点了。这说明，在一些人看起来很外行的人士，其实也是讲道理的！ 　　看一些外行不断向其他人推销自己的观点，要看其本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种不断重复张贴相同的观点有点类似于垃圾邮件。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引起其他人关注自己的观点，则是可以与之讨论的。 　　当然与外行讨论的时候，也不可避免会遇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比如讨论过程变成了“批斗”，出现了群体暴力。其实也没什么，我们还有一个最好的武器，就是“沉默”。不再看，不再说就是了，反正那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当然如果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也可以不需要沉默，我曾经在一个网站上面对一大群观点极端，且相互之间称兄道弟的网友，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让她们接受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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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与外行的区别
热度 10 cutefay 2012-1-24 15:40
前些天通过与一位老师交谈，有了这样的体会：不要轻易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事情发表观点，因为发表的观点很可能太外行。 外行人也会有着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深入的洞察力，对于自己外行的事物，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这个结论在其他的外行人看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就会让人认为其实只要有着很强的逻辑思维，完全可以在任何领域都成为“专家”。而实际上，外行人的这种分析，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对该领域的信息和知识掌握不全面，所以谈出来的观点未必符合实情。 例如，各行各业的人都喜欢对网络上的热点事物进行评论，这样的评论往往是在不知道“内情”的情况下做的评论，这种评论很可能是片面的。再例如，一个其他领域的科研人员，对某个领域的事物进行评论，因为他可能并不了解这个领域的某些基本常识，所以谈出来的问题可能并不是这个领域真正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2、自己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未必符合该领域的特定思维方式。 虽然各个行业分析问题都是靠逻辑学，但是各行业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未必是一样的。例如，对某种生物酶，搞生物科学研究的人就主要想研究它的性质，它的基因表达等；而搞应用研究的人，就主要想着这个酶能够有什么用途。假设一种酶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但是却没有啥应用价值，搞应用研究的人会不屑一顾，但是搞生物科学的人却如获珍宝。所以，用自己学科的思维方式去看其他学科，不一定是对的。 此外，有的时候，某个人虽然是某个领域的人，但是却未必是内行人。所谓的内行人，是要对这个领域的知识和现状有着很好的掌握，并且看问题比较深入。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虽然我博士期间搞生物质资源利用研究的，但其实我对生物质资源利用研究现状和这方面的知识掌握并不全面，只是对我博士期间做的那一点点东西还算稍微有点深入的了解，这领域的其他知识，了解得只是皮毛。所以，在生物质资源研究方面，我仍然是外行人。 但我觉得，内行人在认识自己领域的问题方面也可能有自己的缺陷，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可能会容易“不见泰山”，就容易觉得自己领域太重要了，以至于过分夸大自己领域的用途，而失去了宏观看问题的角度，因此，对问题的看法可能会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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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看热闹：有趣的馒头科学研究
热度 7 hujunping 2011-11-3 22:17
外行看热闹：有趣的馒头科学研究
外行看热闹：有趣的馒头科学研究 如果我说，每个人都在进行实验，你可能不相信。读读最近发表在《科技导报》 2011 年第 29 期上的《北方馒头的实验室制作与评价》，你定会不由地会心一笑：的确，每个人都有很大机会做这类的实验，只是我们更多是“跟着感觉走”。与科学研究者相比，我们只是顾不上计量的精准性和操作规范性而已。做馒头，看似技术含量低，其实并不简单，要研究起来，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普通大众读上述这篇文章，不要求当作科学文献来读。作为外行，我们只需要看看“热闹”即可，让内行的食品专家们去看“门道”吧。 图片来源于网络。不知道这种模样的馒头是否符合国标呢？ 热闹 1 ：馒头的英文名称 大家都比较熟悉“饺子”对应的英语单词： Dumpling 。那么，馒头应该怎么说？馒头是中国传统面食，很多人会想到，如果与外国人交流，就直接用汉语拼音 Mantou 来表示好了。简单是简单，可是，要让外国人明白单词的意思还需要进行解释。看了这篇综述文章的英文摘要，你马上注意到了馒头的英文名称： Chinese Steamed Bread. 的确，“蒸”是制作馒头的一个特色工序，是区别烤制的面包的重要特点。用这 3 个词，特点突出，一目了然。当然，这个特有名词在国标 GB/T 21118—2007 ， “ 小麦粉馒头 ” 国家标准推出的时候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国标甚至给出了“小麦粉馒头”的对应英文 Chinese Steamed Bread made of wheat flour 。但是在读这篇科技论文的时候，让外行的我对馒头的英文名称有了深刻印象。 热闹 2 ：不是所有面粉都适合手工和面 自从食品安全的问题日益得到公众的重视，许多朋友都选择自己在家做馒头。做馒头的第一步就涉及到购买面粉。市场上的面粉有高强度面筋和中低强度面筋之分，那么该如何选择呢？从这篇综述可以得到可靠的结论：研究表明，面筋强度中等到强筋的面粉适合于机械方法和面；如果采用手工和面，最好选择面筋强度较弱的面粉。因此，如果你要依靠勤劳的双手来做馒头，就选面筋强度低一点的吧。顺理推来，要是用面包机来烤面包，因为是机械和面，就要选择面筋强度大一点的吧。至于想要知道其中的原因的读者，就去读读综述中对应的参考文献吧。 热闹 3 ： 馒头评价感官为主，考核馒头与考核人互借鉴？ 综述的作者告诉我们，馒头评价的方法包含感官评价法和客观方法评价。感官方法有其弱点，容易受品尝人员组成和他们各自嗜好影响。客观方法当然是由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测量出客观数据来说话。其中有些研究人员还用到了日本公司的流变仪和英国大公司的质构仪来研究我们日常吃的馒头！啧啧，先进呐！哪种方法有说服力，大家一眼就明白了。但是不幸的是，理想与实际之间的差距总是太远。当前，国内对馒头的评价大都以感官评价为主。国标中将得分 90 分以上的为优秀馒头， 80-89 分的是良好馒头， 70-79 分的是一般馒头。低于 70 分的就是差馒头。呵呵，好像没有“不及格”馒头的称谓。也有研究者提出，总分高不能作为优秀馒头的唯一指标，应该要对各个单项作出不低于多少分的限制。考核馒头，就像考核人啊！有意思，呵呵。 附： 《北方馒头的实验室制作与评价》,作者 周素梅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 http://www.kjdb.org/qikan/manage/wenzhang/20112918.pdf 感谢博友 Bridgeneer szhuyong198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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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的编辑们错了么？
热度 6 taol 2011-7-27 01:57
刚才看到秦四清老师的一篇博文“ 科学网编辑应具有何种素质？ ”突然也想说点什么。 无关于任何人，只是想替科学网的编辑们说几句话。 秦老师的博文中提到“ 科学网也对某些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的博文热捧，不仅置顶而且加精。静心想想，科学网是一个严谨报道有关科学研究的网站，不同于那些热衷于报道社会八卦、花边新闻的网站；再者科学网的博主大部分都是科研工作者，应该聚焦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为何对某些涉及到社会新闻的八卦特别感兴趣呢？ ” 科学网确实是有关科学研究的网站，但是它是否对某些涉及到的社会新闻的八卦特别感兴趣呢？不见得。 首先，科学网的主流文字是科学研究相关的是显然的，即使是有点“社会八卦”也不影响主流。另外，这次动车事故以及院士的高铁事故疲劳驾驶说法是否属于社会八卦？—— 一位业内专家在这个时候过早的断言重大事故的原因，想必这个在科学网不算是“社会八卦”吧？ 外行一定不能关注社会热点，在科学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么？ 既然“内行大腕们”可以“在事实未查清之前，轻易发表个人观点”，那么外行们的质疑也算是无可厚非，虽然有些言语过激的地方。正如某位内行可以说药八刀是“激情杀人”，那么“围观的外行们”对专家们不当的言行有些激动也是情理之中。 —— 虽然大多数人不是内行，但是作为外行的普通公民对“内行专家们”的分析做出一些评价或者不成熟的“外行质疑”总是可以吧？ 博文中还提到“ 提高科学网的知名度是必要的，但应有正当的方法和健康的途径。特别提请科学网的编辑们注意，避免盲目追踪社会热点问题，避免推波助澜起到不良作用，应从科学网的宗旨出发给出正解，多从提高编辑对博文内涵的判断标准想想办法，多学点有关科学技术的相关知识。 ……对于社会热点话题，科学网可以关注，而且应该关注，但关注的焦点应从科学技术角度出发，剖析其发生的具体原因，并给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以防患于未然。 ” 科学网的编辑们也许在很多具体科学问题上是“外行”，但是想必都是些有很强判断力的年轻人（当然啦年轻人这条是我这个外行“臆断”的），不然怎么会当科学网的编辑？ 所以，编辑们不可能只是“为了科学网的知名度而盲目追踪社会热点”。 另外， 编辑们不可能是“全才”，不必苛求什么科学技术的相关知识都知道，更不可能是专业学术期刊的著名审稿人的角色对每个细节把关。 内行、外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才是科学网吧。 如果内行专家给出了 令人信服 的证据及结论外行们再去“无端指责”，这样的文章被加精才是“盲目追踪社会热点、推波助澜起到不良作用”。 最后想说，秦老师的目的绝对是好的，文中建议也很中肯，然而某觉得不必把问题上纲上线；陈老师有些激动无可厚非（“坑爹”网络戏谑的词汇，没有那么大的仇恨），读书人也不是冷冰冰的木头人，也有感情，编辑们也一样，我也不例外…… 科学技术远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反而处处藏着人的冲动…… 相关博文： 秦四清：科学网编辑应具有何种素质？ 陈儒军：动车组司机疲劳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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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有多厚”谈谈“科学素养”
热度 5 wya 2011-6-13 10:56
科学网的确与众不同，经常出现诸如“外行话、不熟悉的领域、缺少常识、不值得讨论”等语句，让我等所谓“民科”发文如履薄冰，胆战心惊。看来，这里不是一般人来的地方，外行人不能随便评头论脚的。 俺之前一直认为，科学最具包容与争论，可以与顽童一起讨论，说不定他的一句天真的外行话会有启发。可来了这里却发现，是不能随便插嘴评论的，只能谈自己的领域和专业问题，可能西方是这样教育学生和教授的吧。 言归正传。虽然我不是地质专业，但也同样做模拟、估算、预测之类的工作，所以常识性通用经验还是有点的。所以窃以为地壳平均厚度问题和人口分布问题差不多，都是估算和一家之言，没人能把地球翻来一寸寸的看清楚，因此研究多是基于一地或多地的个案研究，或者通过间接方法估算，结论值得讨论、商榷。 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和理论方法的完善，结论应该会逐渐趋近真实值。趋势是确定的，但道路是漫长的。我的观点如下： 1、任何反演估计得出的结论都不应是定值、唯一值，这就是我称的：科学无定论。如果给出定值，则需同时给出置信区间或者误差范围。 2、反演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的模型方法、初始值和参数的假定。每个人使用的方法和参数不同，估算结果会有比较大的差距，因此结果不应该有唯一的定论。也许西方更提倡自圆其说论，主张只要数据和方法能得出其结论即可，对于结论和客观实际是否相符则不太关注。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精神和素养？ 3、地壳厚度各地差异明显，其平均值有多大应用价值我不清楚。如果确实需要科学测量，是否可以借鉴等高线地图的测绘方法。每公里钻探一个深井穿透地壳，取得厚度，然后综合全球格网厚度数据进行插值，取得等厚线图（当然，目前技术尚不可行）。不知“全球大陆地壳厚度分布图 （据美国地调局USGS）”采用的是什么尺度的网格或测站进行插值等厚线的？ 美国的全球反演数据我也在用，但不会如此迷信其结果，机械照搬。 4、我也认为讨论地壳平均厚度确实没有多大意义，就如同讨论“回”字有几种写法一样。我一直关注和倡导的是科学精神和素养问题。这是我在嵇少丞老师博客上发评论的原因。我并没有兴趣和精力探讨具体的所谓地质专业问题。 若我不发文求助于地质学家，而直接说出上述观点，恐怕又说我外行，没有资格与之讨论，受到讥笑了。因此，只能用其提倡的科学研究方法，从文献和内行专家那里找论据了。 针对嵇少丞老师博文的新疑问： 本人在加拿大从教20年，教过无数大学生和研究生，没有像王英安这样问“科学”问题的。王英安在中国大学里上过政治课，学过辩证法，或许这就是他的原因吧？ 我的回答是： 大学的政治课我没怎么学，及格就行。学学辩证法我认为没什么错，哲学界似乎也不认为其全错。我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学习了中医，中医的思维使我获益匪浅。中医讲究：大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我庆幸自己能见证这点，而有很多人却不能理解。 对于您20年指导学生的遭遇，我不知道是该恭喜还是表示遗憾？恭喜您的学生都步入正轨？还是遗憾其无法提出这样的问题？也难怪加拿大出不不了黄帝内经这样的不朽著作，也许只有 中国传统文化 才能孕育这样跨越千年时空的成果。 古人也告诫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不介意与三岁顽童讨论，也从不迷信专家权威。我愿意就事论事，听取各种意见，不恼不火。如果我错了，更愿意知道正确答案。 但我坚决反对进行人身攻击、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也许这是我们没有文革经历的70后的一点点思维优势吧。 碰巧，又见一文“评：清华教授宫鹏《自然》发文论中国粮食安全”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0615do=blogid=453797。 但愿宫鹏教授不要有如此遭遇，被人指责GIS专家讨论粮食安全这一外行问题。 当然，也许宫鹏教授会因为同是海外牛人，不会有我等土著“民科”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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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的论文飞啊飞
热度 18 hongfei 2011-2-23 13:15
饶毅的论文飞啊飞 2011.02.23 前些天看了科学网饶毅博客上《让论文飞一会儿：发现高于论文 质量重于数量》采访文章，俺顺手写了个《所谓三年不鸣》的博文。 饶毅博客《让论文飞一会儿：发现高于论文 质量重于数量》采访文章链接：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411673 《三年不鸣》博文链接：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76do=blogid=412846 按照常理，饶毅已经两年没有文章，最好的办法是不吭声。常理照例不会错，饶毅在这种情况下啃声了，说明事情悄悄地起了变化。两种可能： 1. 饶毅疯了。 2. 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即将发生。 关于学术评价问题，向来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外行事后都不一定是诸葛亮，内行早在事前就已经和孔明一样心中有数了。 记得2003年我在庐山上做了一个学术报告，讲了实验室一些新的结果，中央研究院的刘院士听了之后就建议我就所讲的结果写篇综述。我当时说：我这个问题的第一篇文章还没发表，怎么写综述呢？他说：你肯定能写出来的。两个礼拜之后我就收到了写综述的邀请。那篇综述（事实上不是综述，因为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和结果）我边发现边写，写了一年半，在2005年下半年才发表出来，印出来有中开本六十多页，不久就奠定了自己在同行中的学术地位。这些都发生在1999-2003年期间没有发表什么像样论文的阶段之后。 有预见的人才是真正的行家，不服不行。直到我写完了那篇文章，才比较明白这一点。 当然，如果逢人就说三分好，或者到处撒胡椒面，这算不算得上是有预见，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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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动物四重奏
anan 2010-12-3 20:59
淘气的小猴子、毛儿纠缠不清的山羊、驴子和笨手笨脚的熊，准备来一个伟大的四重奏。它们搞到了乐谱、中提琴、小提琴和两只大提琴，就坐在一棵菩提树下的草地上，想用它们的艺术来风靡全世界。它们咿咿呀呀地拉着琴，乱糟糟的一阵吵闹，天哪，不晓得是什么名堂！停奏吧，兄弟们，等一下，小猴子说道，像这样是奏不好的，你们连位子也没有坐对！大熊，你奏的是大提琴，该坐在中提琴的对面。第一把提琴呢，该坐在第二把提琴的对面。这样一来，你瞧着吧，我们就能奏出截然不同的音乐，叫山岭和树林都喜欢得跳起舞来。 它们调动了位置，重新演奏起来，然而怎么也演奏不好。嗨，停一停，驴子说道，我可找到窍门了！我相信坐成一排就好了。 它们按照驴子的办法坐成一排。可是管用吗？不管用。不但不管用，而且杂乱得一塌糊涂。于是，它们对怎样坐法以及为什么这样坐法争吵得更加厉害。 吵闹的声音招来了一只夜莺。大家就向它请教演奏的窍门。请你耐心教导我们，它们说，我们正在搞一个四重奏，一点儿也搞不出名堂。我们有乐谱、有乐器，只要你告诉我们怎样坐法就行了！要把四重奏搞得得心应手，你们必须懂得演奏的技术，夜莺答道，光知道怎样坐法是不够的。再说呢，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听觉也太不高明了。换个坐法也罢，换个提琴也罢，说到底你们是不配搞室内音乐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四重奏什么都准备好了，可就是没有一人懂音乐会弹奏，当然也就奏不出动听的四重奏。现在一些企业流行项目管理，在组建项目管理团队时，不少企业也犯了寓言中同样的错误：大量选用一些不懂项目或者对新项目根本不了解的员工，尽管项目管理小组成立了，项目制度也制订了，项目目标与计划都一一确立，但是项目任务一直无法完成。要奏出项目管理的四重奏，一定要选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内行并赋予重任，不能搞如同空中楼阁似的花架子。否则，费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只落个一事无成、贻笑大方。 本文来自: 小木虫论坛 http://emuch.net/bbs/viewthread.php?tid=264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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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忽视的细节08：外行
dthome9180 2010-10-4 21:06
还以为自己在很多的地方看得比较远，还以为自己在很多的地方看得比较细。最近终于发现，每一个人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都属于井底之蛙，管中窥豹。因此，特别在自己的博客中，添加了时评转载专栏，转载来自其他专业博客网站的经典文章。 和那些【环球网】上的老外事记者比起来，自己对于外交等的评论，还是比较的初级的，还是比较的外行的，但也是还是有自己独到的地方的。 由于转载的他人的文章，只是为了向科学网的网友提供一些资料，所以博主不会回复任何评论。 也建议【科学网】的博主们，在讨论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是，能小心些，因为科学家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普通的人们认为科学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因为科学家都是专家。 但既然是专家，同时就肯定是外行，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是专家，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是外行！ 以往博客： 【01】十万 ； 【02】稀土 ； 【03】裁判 ； 【04】家长 ； 【05】电脑 ； 【06】诺奖 ； 【07】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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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治病不是听大夫的
jiasf 2010-7-20 23:57
今天终于去看了生病的师弟。3月份就知道师弟生病了。中间约了几次，都没有见成。昨天又约时间，知道他转到了301医院，离我住的地方还很近。今天终于见了面。经过几个月治疗，稍有些虚胖，但精神还不错。 说起怎么治病，本来说应该听大夫的，因为大夫是专家。但实际上却听不了大夫的，除非只看一家医院一个科室的一位大夫。原因是不同的医院、不同的科室、不同的大夫往往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尤其是对于目前还没有完全攻克、治疗方法还不成熟的疾病。结果是到底怎么治还得由并不懂医术的病人来选择方案！尤其是对于层出不穷的探索性的治疗方法，病人选择的实际是成为哪种方法哪位大夫的试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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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道”与“热闹”
boxcar 2010-6-21 18:16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句俗话一出，内行外行，高下立判。因为大家都明白，看不出门道而只能看到热闹的人，必是外行无疑；能不看热闹场景而直接找到门道抓住问题关键的人，多半是个行家里手（内行）。其实这些不用我说，大家都懂得。今天我只想借着这句俗话为题发挥一下，再说点儿我突然想到的关于门道与热闹的内外是非。 这个话题，其实源自昨天我的一篇博文【1】下面的一句评论 ......古代文言文都没标点符号,短句靠感觉.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一点不懂,连热闹也甭看了...... ，我的回复说 从热闹中看出门道来，从门道中看出热闹来。 以我这个说法，似乎内行和外行的界限就要模糊了，让看热闹的看出门道，让看门道的瞧出了热闹，比较乱，而且似乎很不现实。 其实不然，从热闹中看出门道，和从门道中看出热闹，都需要与众不同的境界和心态，这不是用内行/外行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能完全界定的。能从热闹中看出门道者，其眼光必然要更加毒辣，而且辨识事物内情和本质的抗干扰力要很强，否则如何能在热闹喧嚣中得悉门道？作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能在看热闹的时候能看出门道的人，无疑是需要些智慧的，他们虽不能被算作内行，其看法和意见仍是有高参考价值的。 能从门道中看出热闹来的人也不简单，在众多内行都能门清路熟、 头头是道地述说门道的时候，忽然从严肃中看出滑稽怪诞、自整齐划一中发现潜在的混局乱象就是看出的热闹，这或许不仅需要点儿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而且还要有种异常放松的娱乐心态和才行。我拿这几天最热闹的各学科门类的SCI期刊的IF开这个玩笑【1】，就算是看热闹（其他学科的IF排行，对我来说就是热闹）的时候忽然看出点儿门道（影响因子崇拜规律）。如果要我看自己学科的IF子排行榜，门道是多少知道一点儿的，平时投稿和整理材料的时候也得在乎一下这个IF值，但也无妨从中看个热闹，时而会对杂志的高矮（IF高低）胖瘦（稿件与发表文章的多少）、各个学校的奖励政策、牛人与新人的文章发表规律等八卦一下，胡乱议论一番云云。 说到底，门道与热闹之间其实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处于不同层次、不同位置的人，对二者的关注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就如在社会上某日发生点儿比较古怪的事情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和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就不一样，说出来的话也会不同，一般情况下内行专家（最近常被称为砖家）们习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去看门道，外行老百姓（以唠嗑、白话为幸福）则喜欢眉飞色舞地讲热点事件的各种版本的小道消息和民间传说，图的是个热闹。但我们不得不说，有些时候，有强大的思考能力的普通百姓（作为一个群体）照样可以在热闹之中看出门道，所以网络上的网友虽然是外行，但其分析问题的水平有时尚在内行专家之上，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 参考： 【1】吕喆： 类SCI影响因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3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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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的对话与评价-坦坦和别林的故事
BaoHaifei 2010-2-3 11:40
外行的对话与评价 -坦坦和别林的故事 鲍海飞 2010-2-3 坦坦去看《魔凳时代》，回来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用悄悄话给别林发送密件一封：你的电影《魔凳时代》，大大的好看，票房极好。你将来一定会是个大导演的！我特喜欢你那里面的歌了，什么哥只是个传说，什么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不过，你下部片子什么时候开拍，能不能让我去演个什么角色，我也好跟您出出名。你要是有什么要求就提，不差钱。落款是：你忠实的发烧友坦坦。另，昨天晚上，我发了好几次烧！后来一检查，虚惊一场，假流！ 一周后，坦坦收到了回信：我好好喜欢你噢。你的那本美容书《相面论》一出版，我就去抢购了，我如获至宝，研究了好半天，我实在没搞懂 ,后来还和西施讨论了一整天，也没有弄明白。我真想回到从前，找回那只丢失的 薛定谔的猫，可是那时光隧道我怎么就是进不去，各种渔家姿势我都练了，把我累坏了。世上那么多人跟着你学这个功 ， 都说你是超人，下次我一定亲自到现场跟您学，你一定要传授给我秘诀。落款是：你忠实的粉丝别林。另，昨天我的小店卖出了不少存货粉丝，我下次去一定给您带新进的粉丝。
个人分类: 寓言故事|4122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转]美凝看IT：外行何以指点内行
pkustm 2010-2-3 11:32
美凝看IT：外行何以指点内行 原始出处： 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1/100600.html 当年以网络征婚而名声小噪的美女博主所写。其内容是在说IT行业，似乎对于思考科学界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也有一些借鉴的意义。 注：转载不代表本博主完全或部分同意或支持相关观点，仅供到访的朋友参考。 博主。2010-2-3 刚才看到温家宝和施一公对话有感（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92057 ）这篇博文。总觉得感觉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没有时间细想，遂将其链接放在这里。 会者自知也。 2010-2-3 16:50 美凝看IT：外行何以指点内行 外行指点内行，这是让内行人最痛苦的事情，但也是最无奈的事情。但是，不管内行愿意不愿意，内行人始终是被外行人牵着鼻子走的。因为，内行人所服务的对象多是外行，也正因为对方外行，所以内行才有机会可乘，知识、技能也才产生价值。 关于美凝看IT，有一些二、三流的IT界内人士，反映很是大，大有愤恨到咬碎了牙的情形。与之相反的是IT界的名流、名家们却是以一个谦和的姿态，期望美凝能说到他们看不到的角度。这里，美凝要感谢赛迪、TNT、DONEWS、博客中国、和讯、SOHU、天极、世界经理人等等相关网站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重视与推荐。 当初美凝看IT原本也无意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更多的是学习、对话、交换意见的初衷。这样的态度，作为一个外行人来说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当美凝的一些意见被相关人士重视的时候，一个外行女或者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专家。这是美凝始料未及的，更是美凝应该感到欢欣鼓舞的。获得了那么多的鼓励，美凝自思不该为个别人士的不理解而颓废。所以，美凝还将以一个外行的身份来指点内行。 因为，互联网不是为个别IT专家服务的，专业人士所有一切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获得更多外行人的肯定。而美凝看IT应该是一座桥梁，也应该是对中国互联网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为此，美凝看IT可以鄙视一切鄙视美凝看IT的人，因为美凝拥有更高尚的灵魂。 美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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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应该是真的---说外行话就不要以专家面目出现
剑走偏锋 2010-1-5 18:26
安阳发现曹操墓这件事一开始就受到广泛质疑。从网络舆论来看，持怀疑态度的人几乎是一边倒。这令人想起了前年的周老虎事件。大家如果看过我的博客文章的话，应该知道我那时是坚定的打虎派。博客上还有多篇文章都是打虎的。 这次曹操墓说实话，从现有的证据资料看，我认为应该是真实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怀疑？说白了，是这几年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利益，可以公然造假，把公信力都丢光了，所以才会使很多人不敢再相信地方政府的话（尤其是涉及到地方利益时）。所以，我认为把这次事件称为过度怀疑更恰当。 从目前来看，一些所谓专家与一些网友的责疑，我倒觉得站不住脚，比如曹操为什么不葬在出生地或洛阳而葬在安阳？这是很复杂的动机问题，可能是为了墓穴的安全，可能是临终前一件突发的事情。绝不能一定认定每人死后就要葬在出生地或死前工作地；没有墓志铭，史学专家已经给予了很好的解释。有铭文的出土器物是小偷处收缴回来的（言下之意是小偷伪造的）等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男主人骨龄不对（60左右与70没差几年，近千年过去，检测可能有误差，骨龄同生理年龄本来就有误差），这些都已经有了很好的解释。这次对曹操高陵的认定是综合了考古成果和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分别从文献记载、墓地位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人骨鉴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证。经报请国家文物局同意后，由河南省文物局向社会予以公布。可以说做到了科学公开透明。 当然，网络与公众的责肄在推进这个过程的公开透明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鉴定的严谨化科学化。但另一方面，一些责疑是建立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就显得不那么认真与道德了。尤其是有的地方的责难明显是真正的保护主义态度（河北学者质疑河南安阳曹操墓 称2006年已在河北被发现），那是更要不得了。所以中国社科院专家说业内人士不要说外行话（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言辞虽不是那么好听，本人还是赞许的，当然不是业内人士你可以说外行话，说了外行话，就不要以业内人士或专家的面目出现。 出于科学严谨态度的责疑是好事，这要建立在真实的事实基础上，建立在认真科学的思维上，网民对待任何事件的真伪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多一份思索，不会官云亦云，人疑也疑，跟风要不得，要有一份理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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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腐败：不在内行，也不在外行，而在于双簧
大毛忽洞 2009-5-15 11:11
学术腐败：不在内行，也不在外行，而在于双簧 大家都知道官员兼职经商是腐败的温床。 因此，绝对不允许官和商一人挑（双肩挑）。 学术腐败之所以难治理，是因为关键人物在唱双簧。 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他们犯规了，连哨子都不吹； 别人犯规了，他们就亮出黄牌和红牌。 如果有的运动员很强硬， 他们就把这运动员拉到一边进行私了。 有些学术腐败，不是不了了之，而是私了了之。 （网友自己可以用 GOOGLE 查看）。 学术上的外行，可以把学术上的内行领导得很好。 原来科学院的副院长张劲夫 就是一个光辉的案例。 内行们在这样的外行领导下，感觉很舒服！ 张劲夫自己也没有团队和研究组，绝对不存在学术腐败的问题。 对于别人的学术腐败，张劲夫处理起来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如果是学术上的内行，走到领导岗位之后， 只要能做到彻底斩断学术之尘根（或者暂时结扎），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对全局的领导和管理。 这样的内行者来领导内行们， 有什么不好？ 问题是有些内行走到领导岗位， 不但没有斩断（或者暂时结扎）自己学术之尘根， 而且还搞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 结果普通科学家很难见嫦娥一面。 这种 双簧模式 造成的局面是： 小猪八戒式的成果满天飞， 为什么？ 近水楼台先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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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应该由外行领导内行？
lingfeng 2009-5-14 21:45
为什么应该由外行领导内行？ 仅仅两天，我在一个重要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本来是非常支持“教授治校”的，现在转为支持中国学术界应该由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这个转变是看了两篇文章的结果，一篇是《 海龟与土鳖之争 》，另外一篇是lix老师的 《内行领导内行，是导致学术腐败的关键？ 》 说几句题外话。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博文是提出了一个我完全不同意的观点，然后看完之后我却被说服放弃了原有的观点，尤其是在某个重要问题上。原因很简单： 否定自己是进步的表现。 如果我看到的所有文章都是和我观点一致，我想我也没有必要读这些文章了。所以，这两篇文章，是我看到的最有价值的文章之二。而lix老师作为一个“内行”提出这样对自身利益有害的论点，尤其令人佩服。 严格的来说， 有两种方式适合中国学术界的领导：一是由高水平（世界一流）且具有管理才能的内行来领导，二是由具有管理才能的外行领导。 而低水平的内行领导，是导致国内学术腐败的重要根源。事实上美国采用的应该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而是第一种方法，而中国由于科技水平相对落后，高水平且具有管理才能的内行寥寥无几。 为什么要用外行领导呢？ 因为内行之间存在利益的竞争，而外行与内行之间的竞争要少得多。 内行之间的竞争主要存在对科研经费、学术名声及各种职务等方面。由于存在竞争，大部分的内行领导倾向于不会引进、培养和用水平高于自己或有高于自己潜力的内行，因为这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引进高水平的学者之所以有益，是因为高水平的学者敢于引进、培养和用高水平（当然可能也是比自己水平稍低的）的人才。至少，一流的学者敢于引进、培养和用二流的学者，而二流的学者一般为了自保，往往只敢引进、培养和用三流的学者了。 外行不存在这种利益冲突。 外行不需要与内行竞争科研经费，也不需要接受科研评价，所以在学术声誉方面也不与内行竞争。正因为如此，外行才会大胆地引进高水平的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常常被认为由于对学术的无知而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是有可能的，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对内行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学术的危害，这种危害程度更轻而且可以通过建立咨询委员会等方法来减轻或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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