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标签 - 大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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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After50 2019-2-28 20:05

大学里只崇尚“五子”不崇尚学术和育人是危险的现在在很多 C 大学里，最热门的话题是“五子”：帽子（院士、千人、长江、四青等）；牌子（诺奖、三大奖、最高奖等）；影子（ CNS 、 ESI 、高引学者、高引论文等）；位子（学科排名、级别等，个人升迁、高就等）；票子（大单项目、经费总数、换大钱成果、富豪校友等）。 “五子”登科啦，大学就功德圆满，佛光高照，世界一流，打遍天下无敌手，就可以走上利滚利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了。 “五子”作为业界以外的人士看大学的指示还是可以的，但作为业内的管理者或是大学里的管理者的指挥棒来引领千军万马或树 FLAG ，特别是如果从上到下都以“五子”作为目标，那可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本末倒置的。大学里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是“学术和育人”，学术浓厚了，育人做好了，久而久之就可能“五子”登科。如果普通大学的底层和很多人都去谈“五子”和奔“五子”，则学术“坑蒙拐骗”和“大跃进”、“放卫星”就不可避免了。金字塔顶峰那几块石子是由庞大的基石支撑起来的，失去了大量的基石，也没有了金字塔。学术和学科犹如生态圈，没有良好的学术和学科生态系统，就没有百花齐放的景象，学术和学科生态圈就会消失，再显眼的生物，最终也会消亡。大学里要“五子登科”，须先从崇尚学术和育人开始。如果上述还没说明白，那就提几个问题吧： ——大学里虽然都是高学历高职称的人，但绝大多数还是普通人。难道普通人就不能在大学呆了？ ——大学里有各层次各类型的活，但绝大数人还是干普通日常事，没有这些人做事，大学的门就得关闭了。 ——“五子”都是以科研为主来评估的，大家都去追求“五子”，做顶级科研，谁来教书育人？没人把心思和时间放在育人上，会是什么局面？ —— CNS 的学科非常有限，所有的人都去从事 CNS 的研究领域，那社会大多数需要的学科都没事啦？怎办？ ——所有的人都去追求热点，传统、日常需要的学科就不要了？就不需要人才了？哈哈，更多的不说了，大家都懂的。

个人分类: 科研杂文|2236 次阅读|2 个评论

大学发展及人才战略：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张旭教授的发言

热度 2 carldy 2014-3-18 16:34

【备注】福建工程学院作为一所地方重点建设高校，近年来发展迅速，由此引发的关于“大学发展与人才战略”的探讨也日益深化。这里引录的是该校人文学院院长、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旭教授的发言，共享。福建工程学院人才工作会议发言张旭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 2012 年底，我带着一种强烈的文人情结和冲动，放弃了国内重点大学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平台与博士生导师的身份，加盟到福建工程学院。一年多来，我先后就任外语系教授和文化传播系主任， 2013 年 9 月出任新组建的人文学院院长，同时被聘为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根据这次会议安排，我作为一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的代表，在此发言，感到十分荣幸。现我结合个人的工作以及学校现状，谈几点粗浅的认识。我始终以为：大学存在的合法性之根本就在于人才培养这一功能。作为一位合格的高校教师，必须是教学与科研并重。为此，二十年多来，在我个人的为学、为教、为道的过程中，始终信奉着一代学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 自由之学问，独立之精神 ”的准则。但我更崇奉古代圣哲所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信念。我认为人才的打造需要一个不断学习和拼搏的过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需要拼搏者有一股“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 ”的精神。我于 1986 年考入邵阳学院， 1992 年考入原长沙铁道学院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2003 年考入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翻译学博士学位。我先后执教于长沙铁道学院、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以及目前的福建工程学院等四所高校，同时系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香港理工大学中文与双语系客座研究员，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等。 2001 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2005 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先后在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担任省级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学科方向带头人， 2012 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我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学科研究，兴趣兼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这些年来，我经过自己的努力，先后主持国家社会基金项目 1 项（结项等级为优秀）、省部级项目 8 项。出版个人学术专著 4 部（均在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合著 2 部、译著 2 部；担任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和湖南人民出版联合推出的《通天塔丛书》主编。另有学术论文 70 余篇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学术期刊。 2007 年获“香港翻译学会狮球教育基金会翻译翻译研究奖学金”。作为一位学科带头人和闽江学者特聘教授，我深知“打铁还得自身硬”的道理。自加盟福建工程学院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向海内外各种刊物提交了 10 篇学术论文，均被录用，现正陆续刊出； 2 部学术著作已在出版社进入清样校对阶段，很快就能印刷出版；另有 1 部学术专著业已进入最后打磨阶段，可望明年能够印刷出版。一年来，我还两度应邀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主题发言；同时还接受了《福建日报》专访“文化走出去，‘绊’在哪里？”。 2013 年度，我先后获第二届天府翻译奖“学术特别贡献奖”和福建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一定的认可。同志们，朋友们，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深谙“一支筷子折断易，一把筷子折断难”的道理。我以为，学科建设是一项团队合作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性的行为。一个人的力量再大，再有通天的本事，其努力终究有可能是白搭。我希望看到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奋力拼搏、建功立业。同志们，朋友们，时至今日，我始终认同一个说法： “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学科。”“一所好的大学，即使有很强大的工科，但如果没有文科，也难以成为一流的大学。” 福建工程学院作为一个以工科为主，涵盖工、管、文、理、经、法、艺等多学科的省属重点高等院校，文科在学校的总体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人文学科的建设理应是当下重点扶植的一个项目。诚如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三大因素：具有瞻前眼光的学科带头人，稳定的学科团队，可供其成员发表作品的学术阵地。上述三大因素缺一不可，否则就注定该学科发展不会健全。而在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建设中，人的因素又最为关键。一个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往往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盘活一个学科。为此，我们在经营学院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才因素放在了中心位置。具体而言，我们采取了如下几方面举措：第一，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我们采取的是“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所谓“请进来”，就是充分利用学校的政策，采取“以人才引人才”的办法，利用本人和同事在学界的人脉关系，将海内外的优秀人才引进来。为了确保拟引进人才的质量，我们采取的是组织学术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逐一面试，然后由我本人逐一谈话，最后决定是否上报学校主管部门审批；所谓“走出去”，就是鼓励并支持广大教师脱产进修、访学、攻读学位或参加学术会议。 2013 年度，我们经过努力，先后引进了高层次人才 12 名，其中学科带头人 1 名，教授 2 名，拥有博士学位者 11 名。先后派出海内外出进修、访学人员 5 名，攻读博士学位者 1 名，同时鼓励在外攻读博士学位者尽快完成论文写作，勉励他们尽早“归队”。第二，在人才使用和激励方面，我们深知引进人才固然重要，但用好人才并充分调动各自的积极性更为重要。为此，我们遵循的原则是要首先让各位高层次人才看到希望，因为只有看到希望，他们才会有所展望，这样才能确保他们乐于奉献，勇于拼搏，开拓创新。因此，本人会通过个别谈话和平时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掘各人的优势和特长，尽力将高层次人才放在关键的学术岗位或调配到不同的研究中心兼职；同时为他们营造较为宽松的学术氛围，通过支持他们外出开会和调研的办法，让他们和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避免各自知识结构老化和学术视野狭窄的趋势。另外是聘请一批在学界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士作为学院的客座教授，通过举办“苍霞学术讲坛”和“苍霞学术沙龙”等形式，定期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前来交流，开拓大家的视野，进而增强了学科团队的凝聚力。第三，在人才队伍的稳定方面，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事业留人，政策留人，感情留人”。学院的做法是在课程安排、酬金分配政策上首先对博士和副教授以上职称者予以倾斜。对于人才的管理策略，我们更是强调“以攻心为上”。我们要求学院领导和学科带头人平时对高层次人才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温暖，这样才能确保他们安下心来，愿意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我人文学院的一批高层人才正在形成团队，积蓄力量，打造特色。尽管大家的日子还过得很艰难，但大家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而且很快就会有一批高水准的成果推出。我想相信，只要有学校政策的支持，有学校和学院领导的大力关怀，有学科带头人的感召魅力，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一定会更上新台阶。同志们，朋友们，在我看来，大学的魅力，就在于一个“大”字，而这个“大”又包含了丰富的内涵，相信大家对此深有体会。当今我们高等教育最急需的是回归大学的本质，而这种回归的根本就是回归大学精神。此时此刻，我倒是想起一位德国大学校长面对众学生讲的一番话。首先他对学工科的同学说：“ 我为你们感到无比骄傲，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列车，你们将把我们载向未来。 ”接着他又对学文科的同学说：“ 我尤其为你们感到骄傲，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列车上的司机，你们想把这台列车开到哪里就会到哪里。 ”直到今天，我始仍然坚持一个观点：假如一个人的大脑出了问题，那么他将会全身瘫痪；假如一个社会的思想家停止了思考，那么这个社会将会瘫痪。如今咱们福建工程学院正处在一个转型和发展的大好时期，其中机遇和问题并存，这就需要一批具有瞻前意识的人们来思考学校的发展和人才的储备问题，同时也需要有勇气来面对并尝试解决一些问题，这样我们才会在未来的发展中赢得先机。过去的一年来，通过感同身受地体会，我发现我们学院的人才建设工作就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中间，有些是与我本人的管理水平有关，有些是与学校层面的支持有关。现我以一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代表的身份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并期盼学校决策层帮助并予以解决。第一，目前我院新组建，各位高层次人才办公条件极差，本人带头设立的两个研究中心，均未得到学校的任何资助，而草创时期对纯文科资助尤为必要，这在全国任何一所成熟型大学中都已得到了证明。另外，学院自组建至今，学校未给予任何科研单项资助。目前人文学院有相当一批数量的博士论文打磨工作已告完毕，同时一批学术专著也接近完成，但缺少出版资助，我担心它们很快就会束之高阁或深锁抽屉之中，这样自然就有违我们引进人才和学科建设之初衷。第三，目前学校的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励“大锅饭”的制度，对于贡献度大但授课相对较少的博士，现有分配制度很难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所谓“仓廪实则民知礼节”，如果高层人才的生计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其留下的负面效应又可想而知。第四，目前学校对于文科支持力度实在太小，而且学校在文科发展问题上缺少长远规划。即便目前学校对文科暂无迫切的需求，但它对于升格后的大学仍将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短板”。因为一流的工科背后始终需要一个强大的文科做支撑。总之，我们的问题还有不少，不过问题再多，困难再多，我相信高素质的人文学院的高层次人才们都能够理解，也愿意咬牙去克服。但我们坚信，伟大的福建工程学院决策者们很快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时代呼唤人才，发展需要人才。我们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人才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努力使福建工程学院成为人才汇聚的高地、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热土，为我校顺利地升格为大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坚信，“人才兴校”战略是能圆一代工院人“升格大学梦”的不二法宝。同时，我也相信伟大的福建工程学院一定会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个人分类: 千里旅行，万卷阅历 Travelling and reading help yo|4884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学者：职称评审不去行政化大学这条船迟早撞上冰山

热度 1 xuecw 2012-5-24 08:17

2012年05月24日 07:18:05 来源：中国青年报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在行政化评审的影响下，高校师资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能走红吃香的，往往是那些能适应这种规则并善于运用这种规则的人，至于那些老老实实做学术的人反而会被逐渐边缘化。评审评不出好老师，也就意味着学生遇不到好老师，最后的结果就是，教学质量的下降与学术风气的败坏。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对同院教授大打出手，理由是对方使自己未评上教授职称；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公开表示自己不愿去玩“职称游戏”，拒评教授；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一名评审专家竟高调地在宾馆“开房收钱”……近期，一系列事件将原本深藏在象牙塔中的大学职称评审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少人质疑，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制度好像不仅没能评出优秀教师，反而成了制造各种丑闻的机器。　　“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完全被异化成了‘行政评审’。”近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行政化是当前大学职称评审的病根所在。想要改革大学职称评审制度，应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前提。　　不申请课题就能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学者最值得尊重　　中国青年报：对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有关大学职称评审的事件，您怎么看？　　熊丙奇：虽然这些事件只是一些个案，但它们能反映出我国目前大学职称评审中存在巨大问题。腐败、潜规则、缺乏公信力……当前大学职称评审制度确实“病得不轻”。　　中国青年报：病根是什么？　　熊丙奇：行政化！大学职称评审的本质上是对教师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的评价，可是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完全被异化成了“行政评审”。在评定主体上，不论是获得政府认定的自主评审资格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还是各省的教育、人事主管部门，都具有很强的行政性质；在评定标准上，基本上用的也是各种硬性的行政指标；对于评定对象而言，一旦被评上教授或副教授，一般也就终身享有相应的资格，像极了行政许可。　　除了目前引起关注的职称评审，比如，前些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议的本科教学评估，有关部门也承认其中存在形式主义及弄虚作假的问题。可见，行政化是学术、教育评价的天敌，一旦各种学术、教育评价沾上了行政气，必然会失去“学术”这最本质的两个字。　　中国青年报：您提到当前大学职称评审标准行政化，但据我所知，现在评审的标准依然是论文、课题，为什么说这样的标准很行政化呢？　　熊丙奇：论文、课题看起来是学术标准，其实不然。先说论文，我们的标准是关注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评审时很少有人看。据我了解，现在有的地方在评审职称时，甚至只要求提供论文封面和目录的复印件。　　至于课题，那就更不是学术指标了。对于一个申请到国家重大课题的教授而言，申请到课题并不表明取得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只说明国家给了你栽种学术成果的“化肥”，还没有产出，怎能以此为根据判断学术高低？现在职称评审比的是拿到国家“学术化肥”的能力，而非产生学术成果的能力。对于部分教授而言，正由于他们看透了其中的“奥秘”，经常在课题还没什么成果时就将其包装成了有成果的样子，去参评各类奖项。然后再用奖金去公关新的课题，进而再去评奖。如此往复，金钱被运作到教授的口袋里，名声被运作到教授的头上，至于学术贡献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有时甚至是零。　　在我看来，那些不申请课题、不靠“化肥”就能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学者才最值得尊重。但在现实中，这些学者往往因为拿不到课题和经费（或不愿意同流合污去搞公关申请课题）而被认为是无能的，进而被逐渐边缘化。　　中国青年报：您曾在博客中指出，教授本应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职称，我们现在恰恰弄反了。为什么这么说？　　熊丙奇：职称是一种经过行政许可的身份，一旦获得，基本上终身享有；但职务更多是指一种具体岗位，在这个岗位上就有这个职务，不在岗位上就没这个职务。在国外著名大学，教授更多意义上是被作为职务理解和对待。比如，有人应聘上耶鲁大学教授，只是意味着他获得了耶鲁大学的一个教职，哪天他离开了耶鲁大学，他就不再是教授了。如果他到了哈佛大学，只被聘用为副教授，那他也就只是副教授了。　　然而，我们现在却把教授完全行政化地理解为职称，甚至是行政身份，一旦获得这个称号，相应的工资待遇基本上是终身享有，不随具体岗位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去身份化，可是在当下大学中，教授这一职务却越来越身份化、利益化。　　中国青年报：当前大学职称评审中还有一种怪现象——想评副教授，英语听说读写必须过一定等级，而且要有一年的海外求学经历。许多大学青年教师反映，这样的评审标准毫无意义。您觉得呢？　　熊丙奇：这就是行政化评审的典型性表现。学术评价应该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甚至是不同研究问题的特点进行具体评价，不能“一刀切”。外语使用能力等同于教学科研能力吗？对于一个研究古汉语的学者来说，要求人家那么高的外语能力做什么？更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评副教授非要要求一年的国外求学经历，出过国就一定具有国际视野吗？现实中，没出过国也具备国际学术视野的大有人在。　　所谓学术评审，应该是由“学术共同体”来判断相关学术成果的创新性与贡献大小；所谓教学评审，应该关注老师课堂上的表现，比如，组织课堂的能力、提供参考文献的能力、组织学生讨论课的能力、指导学生做学术研究的能力等。　　中国青年报：如此说来，现在的大学职称评审还能评出好老师吗？　　熊丙奇：当然不能。在行政化评审的影响下，高校师资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能走红吃香的，往往是那些能适应这种规则并善于运用这种规则的人，至于那些老老实实做学术的人反而会被逐渐边缘化。评审评不出好老师，也就意味着学生遇不到好老师，最后的结果就是，教学质量的下降与学术风气的败坏。　　大学教师应该有些风骨，不能在利益和权力面前轻易丢盔弃甲　　中国青年报：要让大学职称评审去行政化，现在恐怕不容易做到吧？　　熊丙奇：的确如此。想要改革这种评审机制，首先触及的是当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利益，他们不会轻易答应；那些在现行评审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教授，很大程度上也会反对改革现有职称评审制度；另外，部分高校教师可能已经上了现有评审机制这条船，正在为符合行政化的评价标准而努力准备，如果突然要改革，肯定会影响他们已经付出的努力。尽管如此，我们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否则大学这条大船迟早要撞上冰山。　　中国青年报：从哪里改起呢？　　熊丙奇：不能单就职称评审来谈职称评审，而是应把它放在整个大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去行政化，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所以，改革大学职称评审制度必须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前提，否则即便单独进行改革，可能收效甚微。　　由于改革必然影响现行教育体制下行政管理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无论进行大学职称评审改革还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都需要“顶层设计”，即改革的设计和主导权不能只放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手中，而是应放在更高的层次。至少我认为，国家的教育改革方案应由全国人大设计和主导，地方的教育改革由地方人大设计和主导。　　在大学内部，一定要成立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而且应给予这些自治委员会足够的运作空间和权力。当然，运作空间和权力不可能轻易获得，毕竟要经历一个博弈的过程，这就需要大学老师积极努力去争取。　　现在社会上都很推崇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教授，而在这些教授身上，大家最推崇的莫过于他们的风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师也应该有些风骨，不能在利益和权力面前轻易丢盔弃甲。此次湖南的职称评审腐败案，如果不是有人坚持曝光，这类现象还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有合理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我们更要为大学教师提供足够自由的研究空间，真正实行学术自治。对于大学老师而言，他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兴趣驱动，而非任务驱动。在这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可能会出现个别没有成果的“懒汉”，也可能最后产出的“学术成果”数量没有以前多。但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学术精品肯定会比现在多，对学术以及社会发展的贡献肯定也会比现在大，教育和学术的声誉也会逐步恢复。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5/24/c_1231818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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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对大学发展的不利影响

热度 4 panfq 2011-10-27 18:15

摘要：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正在影响到大学的发展，特别是影响到教育公平和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在第4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作了题为《在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双重挤压下的大学教育公平和质量问题》大会发言，指出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相互叠加作用于大学。企业精神在改变大学的品格，把大学作为实现即时目标的工具，大学成为政府的下属部门，不可避免地官僚化，这些都使大学对真理的自由追求处于危险之中，大学教育的公平与质量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真是所见略同。本人在2008年 12 月19日在科学网博文《学术资本主义和官僚两股力量影响到高校学科的和谐发展》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要点如下：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学科发展的影响：由于国家为了提高经济竞争力，在高校的发展中套用市场机制；学校为了经济上的生存，也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着力发展那些与市场接近、能对经济作出直接贡献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如电信、生物技术等等。如果说西方大学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形成的“大学精神”可以缓冲一下市场力量，在市场面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当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会是西方一些财力紧张的学校变质。）而中国的某些高校，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精神”之前，要同时面对两股力量，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中国高校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尤其是地方高校，官僚气氛极其浓厚。大学在没有形成自我的同时，会轻易受这两股力量的左右的。行政化的的影响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优，一些地方高校中有行政权力者，学术成绩也见长。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即与市场接近的学科教师的收入是基础学科教师收入的好几倍。又如，一些学校引用市场选择机制，对学科采取让学生自选专业的自然淘汰的办法，这种方法与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驱使下的学习中的功利主义不谋而合，导致一些基础学科很快被淘汰。中国的高校的学科发展和教师发展要同时承受这两股力量的牵制。（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潘发勤）相关文章：科学时报：洪堡理想和学术资本主义能否共存？光明评论：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学术资本主义从学术资本主义观点看象牙塔内的贫富教师相关新闻：专家：警惕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叠加作用于大学作者：记者马海燕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1 年 10 月 22 日　　中新网北京 10 月 22 日电　“大学会像企业一样成为一个趋利的机构吗？”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王英杰 22 日在此间呼吁，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正在侵蚀大学校园，如果任由其“占领”大学校园，大学就会失去独立生存的理性。　　在 22 日召开的第 4 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成立 50 周年庆典上，王英杰作了题为《在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双重挤压下的大学教育公平和质量问题》大会发言，向来自美、英、德、法、加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0 余名与会者发出以上两问，发人深省。　　王英杰表示，学术资本主义和行政化相互叠加作用于大学。企业精神在改变大学的品格，把大学作为实现即时目标的工具，大学成为政府的下属部门，不可避免地官僚化，这些都使大学对真理的自由追求处于危险之中，大学教育的公平与质量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王英杰说，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才计划”，却没有真正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创造型的人才。为什么大学行政领导都是课题组负责人，为什么所有重点研究项目都是国家项目，为什么技术型研究越来越受欢迎，为什么重点高校中农村生源越来越少，高职高专农村学生在增加，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王英杰认为，如果任由企业精神作用于大学，如果高校不加快去行政化步伐，真正的教育公平还是很难实现。记者马海燕中国新闻网 2011 年 10 月 22 日 http://news.bnu.edu.cn/mtsd/39689.htm 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在北京开幕 http://news.bnu.edu.cn/mtsd/396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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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对于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建议

wlingj 2010-2-12 19:13

对于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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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大学兼职不利于大学的科学发展

lgmxxl 2009-12-22 10:39

时下中国的大学学术权力越来越式微，甚至到了行政权力一统天下的地步。而政府官员大量到校园内兼职则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的行政权力，使大学进一步轮为行政权力的天堂。大学官员（包括企业老总）到校内兼职为的是混一个学者的帽子，而大学愿意接纳他们则是为了增加大学的社会资本（一种关系网络）和校长个人的资源。学生有了官员或者企业老总当导师，也可以积聚多的社会关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本来应该是多赢的事情。可为什么却广受人们的诟病呢？首先，官员来大学给大学带来了不正之风，进一步增加了大学的官气，使人们无心学问。这些官员基本上不去亲自带学生，但给学校、学院、学生带来了丰厚了礼品：资金、项目、评奖等等。人们自然发现，原来做学问是没有用的，当官才是主要的。特别是这些官员到校后，没有一点教授的气质和情怀，前呼后拥，真正地玷污了大学的象牙塔气质。现在每蓬大学的官员选拔时，大批的博士去争一个党总支副书记的位置，真得让人们寒心。长此下去，大学将不在是大学了。其二，官员增加了大学的浮躁。既然官员可以帮助学校、学院和学生谋得利益，大学也就越来越轻松学术规则和学术研究了。只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就行了。现在的研究生普遍愿意找官员当导师，而不愿找纯学者当导师。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明知某一官员导师长年不在校，不指导学生，可报这些官员导师的人却是一般学者的几倍。真让搞学问的教授大跌眼镜。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已经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评价认定及官大学问大等的诱惑，不可能让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们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处，去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第三，不利于大学的长期发展、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大学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学中存在并行着两种权力：自下而上的学术权力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张扬是大学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证明了的基本规律。美国大学发展至今天的水平，与其坚守学术权力的张扬有很大关系。哈佛大学曾拒克林顿为校长，基辛格为教授，而我们呢？天天喊要建设高水平大学，天天探讨钱学森之问，却对中国大学的学术生态不予关注，如何可能实现大学的发展呢？又如何获得诺贝尔奖呢？可以说学术权力长期得不到张扬，行政权力日显，已径严重地威胁了大学的发展。大学存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现象是大学教授在大学中受到尊重。梅贻琦校长曾说过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他还有一句名言：大学校长就是带领教职工为教授搬凳子的人。只有我们的大学和大学校长有了这样的理念和认识，大学的教授才有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学术生态。最后以这个故事作为今天的博文的结束语。 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执掌。而李方桂先生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劝，然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何时，我们的大学中盛行了或者说常识化了这一共识，我们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离诺贝尔奖就不远了。

个人分类: 大学之道|4215 次阅读|0 个评论

言外之意：《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说明了什么？

lanjs 2009-11-5 22:23

言外之意《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说明了什么？蓝劲松钱学森不是教育研究/政策分析专家，但他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却颇令人深思。这里谈几点推理性看法所有结论大致基于钱学森的谈话内容推导得出。 1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这表明钱学森对我国科技教育政策的总体取向并不认同至少不完全认同，认为投资效益过低----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因为它只能培养一般人才，而不是创新人才。 2 、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同时，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从钱学森的话可以推知：无论清华北大，还是复旦交大，所有重点大学都还没有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所以如果要培养创新人才，向目前的北大清华学习是可笑的。既然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也就意味着：清华北大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样存在很大问题，需要进行重大的(乃至某些方面革命性的)变革。 3 、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这说明，对任何其他国家的名牌大学也不要迷信即便对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也不例外如果它创新及创新氛围不够的话。进一步的推论是:让大学自主办学,平等竞争。 4 、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这里说明了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有一个 good idea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优秀学生最主要的标准也是创新没有这一点，其他再好也是存在根本缺陷的。 5、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这里说明了大师的特点：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创新,固然是一种结果,但首先是一种精神奉献精神；一个过程劳动过程；一种战略差异集中化战略（歧异-焦点战略）。 6、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这说明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前提就是学术自由，管理民主。同时，从小就要注意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训练，注意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到大学才培养创新人才，有可能延误人才发展的进程。附录：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 http://www.sina.com.cn 2009 年 11 月 05 日 04:31 人民网 - 人民日报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 2005 年 3 月 29 日下午在 301 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 good idea ，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 。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 L 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 L 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 93 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 90 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 涂元季顾吉环李明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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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国的大学与我们的大学——中西大学起源线索综论

lanjs 2009-5-20 18:04

别国的大学与我们的大学中西大学起源线索综论蓝劲松本文曾经收入 2005 年 10 月 11 12 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大学文化高层论坛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下的大学文化（论文集第 30 38 页），公开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 2005 年第 6 期第 55 68 页。作者开设本科生世界名校赏析与研究生课程大学原理时，往往以本文为开场白。正式采用请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5 月版拙著《致知穷理大学发展的多维探索》第 1 章。另外，本文也收入胡显章教授主编《先进文化中的大学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第 180 200 页）题记 . 提要：大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活跃的社会组织之一。要办好大学，或许人文关怀、哲学头脑、经济意识、办学理念都是必要的，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眼光和全球战略思维。任何一位试图在高等教育领域有所作为的教育家都必须了解全球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考察大学之源流就是从历史与战略比较的角度分析国内外大学发展的过去和现在，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立足现实，开拓未来。一般地，大学的起源越早意味着大学的历史积淀越深，而大学的变迁意味着大学发展的起伏与转移。对大学本质的理解不同，相应的目标定位、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也不同。本章结合大学本质与模式的探讨，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中西方大学起源线索的差异。研究表明，西方大学尤其是欧洲大学属于早发内生型，包括中国大学在内的其他各国大学属于后发外生型，但中西方最早的大学几乎都是教会大学；中西方大学均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源，也没有一个绝对明确的起源标志；中西方大学的起源线索是与其政治 - 经济 - 文化体制相一致的；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就意味着世界大学中心的转移；把合理求是、学术自由、有序竞争等的普遍规则与大学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有各国特色的大学发展之路，这是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的基本经验。第一节引言每一所大学都有自身的起源，每一个国家的大学也有自身的起源。大学的起源有先有后，发展有快有慢，它们共同组成了动态的全球大学系统。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一流大学。一流大学的建设一方面需要通过国际比较明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从自身的历史与现状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与特色。大学发展的历程总是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无视自身大学的起源、发展特点及其环境变迁，就无从理解大学行为并建构大学未来。有关大学起源的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一篇短文来考察这样一个重大而丰富的问题呢？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了解以下两个问题：中国的大学是怎么来的？当前现实如何？未来又怎么走？一般人或许都知道，大学不是中国的土特产，而是舶来品，是维新变法的遗产。但要了解理清中国大学的起源线索，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背景尤其是世界大学的起源，了解其他国家的大学又是怎么来的，存在那些发展模式，由此才能在一种全球战略思维中确定中国大学的未来走向。常识告诉我们，一所大学的历史越长，其培养的学生就越多，文化积淀也越深厚。因此，从校史专家到普通学生都有一种寻古冲动，试图从大学的起源上获得一种崇高的历史感。这也就不难理解，大学的起源通常往前推而不是往后撤。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勾勒西方大学起源的历史线索基础上，简要考察中国大学的起源线索与发展模式，并进行两者之间的简要比较分析。第二节西方大学的起源线索一般认为，除了如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 Al-Azhar ）大学等少数例外，现代大学来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在此之前，古代埃及、印度、中国等都是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古希腊、罗马、拜占廷及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相当完善和发达的高等教育体制。虽然许多教育史家把这些地方的高等教育机构也称为大学，但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真正的大学还是来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在欧洲历史上是指其封建社会时代，时间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至文艺复兴前。无疑，西方各国大学的起源并非一致而是前后相继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也并非在欧洲各国同时起步。爱弥尔涂尔干（ mile Durkheim ）指出：主教座堂学校与修道院学校尽管都十分简陋，不事奢华，但却由此孕育了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初等学校、大学、学院，这些都是从此发展出来的。 11 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农业生产缓步上升。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手工业得到发展并逐渐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商业活动也逐步展开。专职的工商业者聚居一处，从事生产和贸易，逐渐形成了中世纪的城市。城市的普遍兴起和发展，国际间贸易和交往的日益频繁，加上十字军东征使拜占廷文化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客观上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这些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原有的僧侣学校和大主教学校再也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一些地方，师生们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和法律保护，仿照手工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教师行会或学生行会：教师按所教的学科组成行会性质的教授会（ facultas ），学生按籍贯组成同乡会（ nation ）。由于需要，这些学生团体和教师团体结合成学习和研究的组合（ universitas ）。拉丁文大学（ Universitas ）一词，原意就是包括各种行业的行会、社团、公会之意。其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市场、决定职业标准以及寻找其他有利的事，具有自发性、自治性和自卫性的特点。中世纪晚期，学生和学者逐渐发展为一个职业阶层，于是有了组成行会的需要。 Universitas 也就专用于指称大学。由于最早的大学等同于行会，所以它就获得了各色行会都多少具备的特权，其中大学最主要的特权是法权自治、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利及独揽大学学位授予的权利。大学以这些特权为基础构建了大学自治的组织特性并形成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在大学发展的早期，大学是逐渐形成的，并没有根据专门的法令创办的大学，因此不可能为任何一所早期大学指定一个确切的创建时间。 12 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最早的大学。其中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者是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萨莱诺大学和巴黎大学。这些大学按领导体制可分为两类：（ 1 ）学生大学。以博洛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ologna 。 Bologna ，又译作波伦亚或波隆那）为代表，由学生主持校务。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和授课的时数，均由学生决定。欧洲南部的大学，如意大利、法国（巴黎除外）、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大学多属此种类型。以后，这种形式逐渐被削弱，到 18 世纪末彻底消亡。（ 2 ）教师大学。以巴黎大学（ Univergite De Paris ）为代表，由教师掌管校务。巴黎大学创建伊始，无非是各方面的教师所组成的一个法团。巴黎大学的思想倾向根本上不是教士型的，不仅如此，甚至多少还容纳了一大批教外人士，具体数目还难以确定。欧洲北部的大学，如英格兰、苏格兰、德国、瑞典和丹麦等地的大学，多属此种类型。中世纪大学主要从事纯理论研究，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被称为象牙之塔。（图片来源：网络检索）博洛尼亚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以研究法学著称， 1158 年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 lempereur Frdric ）的赦令成为正式的大学。萨莱诺（ Salerno ）大学建立于公元 11 世纪初，以研究医学著称， 1231 年得到政府承认。巴黎大学系由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以研究神学著称。 1198 年教皇西勒士丁三世（ Celestine Ⅲ ）赐给巴黎大学许多特权。 1215 年正式称大学， 1231 年罗马教皇肯定该大学的自决权。该校分文、法、医、神学四科，后来发展为西欧各大学典范，被誉为世界（欧洲）大学之母。英国大学出现比法国巴黎大学约晚 20 年。 1167 年，英王亨利二世（ Henry II ）和法国不和，下令招回在巴黎大学的全部学者。他们选中牛津，随后成立第一所大学（牛津大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创建日期，但 1096 年牛津即已存在教学活动），它是以巴黎大学为榜样的学校。 1209 年，由于牛津学者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部分学者逃离牛津，到剑桥落脚，逐出现剑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创建于 1636 年，是由移居美州的英国清教徒仿效剑桥大学的模式建立的，因此始称剑桥学院。 1639 年更名为哈佛学院，目的是为了永久纪念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和办学经费的主要捐赠者、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学硕士约翰哈佛（ John Harvard ）。 1701 年，以詹姆士皮尔庞特牧师为首的一群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 ）公理会牧师，说服该州法院投票赞成建立耶鲁大学，哈佛大学 1668 届毕业生亚伯拉罕皮尔逊（ Abraham Pierson ）被推选为第一任校长。 1718 年托管人将它命名为耶鲁学院，以感谢英国商人伊莱休耶鲁（ Elihu yale ）对学校的慷慨捐赠。由耶鲁大学校友担任第一任校长的美国大学有：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廉姆斯学院、康乃尔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乔治亚大学、密西西比大学、密苏里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因此耶鲁大学享有美国学院之母的美誉。不妨把部分世界著名大学的传承线索简要图示如下（图 1 ）：巴黎大学 (1150, 法国 ) 牛津大学(1168,英国) 剑桥大学(1209,英国) 哈佛大学(1636,美国) 耶鲁大学(1701,美国)圣约翰大学(1879,中国)清华大学(1911,中国) 图1 部分世界著名大学的传承线索虽说大学自 12 世纪以来创立日久，但直到 18 世纪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研究工作还是在诸如英国皇家学会这类科学院的主持下进行的，大学只是进行教学与培训的机构，研究工作仅仅起着一种附带的作用。虽然日内瓦学院、莱顿大学、爱丁堡大学、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等欧洲名校已经重视原创性研究与研究生培养，但直到 1810 年柏林大学的建立才达到近代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由于政治分裂、经济落后，地理位置上又处于欧洲文明发源地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边缘，也远离当时宗教神学和文化传播中心巴黎，直至 14 世纪，德国才创立大学。其第一所大学是建于 1348 年的布拉格大学。但到 18 世纪末，德国共有 40 所大学，是同期欧洲国家中最多的。新人文主义的大学改革导致了 1810 年柏林大学的创立。支配柏林大学的大学观念是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强调通过积极学习以发展个性，认为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其代表人物是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威廉封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洪堡（柏林）式大学观念的核心内容是：大学由国家举办，但享有广泛的内部自治权；大学由讲座教授即正教授负责管理；强调科学研究应超脱社会的种种实际利益；强调大学应进行陶冶教育，而不是一般的学校教育和实用的职业教育。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研究与教学统一是洪堡大学的原则，创立习明纳（ Seminar ）和研究所则是洪堡大学教育理念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德国新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根本所在。美国、日本、俄国、丹麦、中国等国均受其影响。史学家将柏林大学称为近代大学的开端，标志世界高等教育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各仿效国家中，美国大学尤其是其中部分私立大学尤为积极。 1815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大约有 1 万多名学生留学德国，其中又有一半的学生入读柏林大学。美国输入德国模式的决定性步骤是研究生院的建立。虽然确切地说，德国没有研究生院，它仍然只是初具雏形，但那些在美国发起建立研究生院的人还是认为他们是完全遵循德国模式行动的。科塞（ Lewis Coser ）指出，美国大学至少是从两个不同的起源演变而来：早期的学院与现在的专业学院和研究生院。直到 19 世纪中叶，美国的大学主要是培养牧师、律师和绅士的学校。内战结束以后，当美国的工业化开始取得长足进展时，一种新型大学出现了。通过效法德国的重要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率先开办研究生院，芝加哥大学在行政管理上进行了系列创新，使得现代大学模式得以在美国真正确立。美国大学的主体模式体现在以英国式的本科学院为基础，再建德国式的研究生院于其上，其周围辅以职业学院及其他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如国家实验室、医学中心、大学出版社、继续教育学院、博物馆等等。美国高等教育既吸收了欧洲大学的精华，更注入了本土的新鲜血液。乔治凯勒（ George Keller ， 2001 ）认为，美国加入的几种教育形式包括：强调就业培训和面向劳动阶级子女的政府赠地公立学校的创建，夜校和成人教育的引入，新兴的有近 1000 个免试入学名额的两年制大学的建成，代替教学型大学的研究型大学的普及，不分种族的高校的出现，高校间运用电子等手段进行合作以及远程高等教育的兴起，以及兴起了为高等教育开辟新途径的营利性大学。可见，美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显然并非简单照搬欧洲大学经验的结果，而是具有自己大量的制度和实践创新。其多样化的大学类型为差异悬殊的学生提供了层次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教育。日本的大学虽然传承了德国柏林大学的传统，但抛弃了欧洲大学的自治制度。 1886 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帝国大学令》明确宣布：帝国大学适应国家之需要，以教授学术、技术理论及研究学术、技术之奥秘为目的，从中可见日本强调大学要适应国家需要，加强国家对大学的控制。汤浅光照曾于 1962 年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说，认为科学中心继意大利之后转向英国，英国之后转向法国，法国之后转向德国，德国之后则转向美国。由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与世界著名大学的传承关系可见，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与科学中心的转移具有相当的互动性和一致性，显示了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两者的联动关系。第三节西方大学的实践模式与理论基础西方大学的实践特色可通过其发展模式与特征来体现。在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看来，欧洲早期的教师大学与学生大学反映了两种最基本的大学模式巴黎模式与意大利模式，并成为今日所有大学共有的模式。当然，今日西方大学的发展模式与特征可进行具体展开。（一）西方大学的实践模式及其特征伯顿克拉克（ Burton Clark ）提出过五种类型的大学构想，即德国的研究所型大学、英国的学院型大学、法国的研究院型大学、美国的研究生院型大学和日本的应用型大学。此前托斯顿胡森（ Torsten Husen ， 1992 ）则认为欧洲和北美的高校大致有如下四种模式： 1 、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柏林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从大学学习一开始就相互学习。学习是要从新知识领域中获得经验并学会如何扩大这些知识领域中获得经验并学会如何扩大这些知识领域，以便把学生培养成各个专业知识领域中的开拓者。 2 、英国的寄宿学院模式，即牛津剑桥模式。该模式是以学生和教授之间保持密切而又不拘形式的接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特色是学院制与导师制。 3 、法国的重点学院模式（即大学校模式笔者注）。该模式集中体现了由国家掌管的实行精英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受过特殊教育的专业人员被认为是一批上等精英。法国的院校从学术水平和社会地位上看都是经过精选的。 4 、美国芝加哥大学模式。由哈钦斯（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制定的芝加哥模式是一项强烈侧重普遍文科教育的计划。其理想是要让学生熟悉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主要人物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进一步学习的能力，并培养学生学习和思考过程中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种模式只是欧美大学模式的代表。实际上，各国大学的模式有不同的亚型和变种。如英国的模式大致分为牛津剑桥模式、伦敦大学模式、苏格兰模式、地区大学模式等四种。法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综合大学（ Universit ）、大学校（ Grande cole ）、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及大型机构。当然， 20 世纪 70 年代创立的开放大学模式或许也可以算为英国大学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创立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开始普及。表 1 显示了英法两国大学的主要模式及其各自特征。表 1 英法两国主要的大学模式及其特征英国法国模式特征代表机构模式特征代表机构牛津剑桥模式大学、学院（书院）两层办学体制，其目标主要是为宗教、政府培养上层统治人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大学校模式（ Grande cole ）公私立兼顾，其主要功能是从事应用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培养工、商、管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和某些方面的国家官员。综合理工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国立行政学校等伦敦大学模式教学与考试分头管理；实行联邦式管理体系。其创立标志着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即高等教育成为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的工具。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综合大学模式（ Universit ）大学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国家的科学研究人才以及教师，着重理论及基础学科的知识传授与研究。巴黎大学、里昂大学表 1 以对应的形式列出了英法两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模式，但事实上各自差异巨大，并非一一对应。牛津剑桥模式实行内部各学院的联邦自治，是英国高等教育的代表。伦敦大学则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学府，也实行下属各学院行政独立的联邦制，但其下属各学院规模远非牛津剑桥模式的学院可比拟。这所成立于 1836 年的大学联盟目前拥有 60 多家相对独立的学院及科研机构，其中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国王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商学院在世界上享负盛名。如果说牛津剑桥模式是上层精英教育的代表，那么伦敦大学就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产物。与英国不同，古老的巴黎大学或许是法国高等教育的代表，但法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志则是其大学校（ Grand ecole ）。法国高等教育实行大学与大学校并举的双轨制，大学校独立于大学之外且与之并存。巴黎大学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但新兴的巴黎大学成立于 1971 年 1 月 1 日，由 13 所大学组成，其学生数量几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 1/3 ，因此巴黎大学的规模远非牛津剑桥模式中的学院规模可比。虽然巴黎大学属于综合性大学，但其教育取向则是民主的大众教育。法国的大学校实际上并不大，但通常比综合性大学档次更高，提供的是高水准、专业化的精英教育。如果说英国社会对牛津剑桥模式的批判催生了伦敦大学，那么法国社会对综合性大学模式的不满则催生了大学校虽然两者创建的时间顺序正好颠倒过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从精英到平民，法国的高等教育则是从平民到精英。美国高等学校更是以多样化的模式而著称。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所作美国大学分类标准（ 2000 年版）即把其大学分为博士 / 研究型大学、硕士型大学、单科性大学 / 学院、本科型大学 / 学院、专科型学院等五大类院校，其中博士 / 研究型大学、硕士型大学、本科型大学 / 学院各分为两个小类。总体说来，欧美大学的一种或多种大学模式已为世界各国所仿效。托斯顿胡森（ 1992 ）进而把西方大学的特征概括如下： 1 、它在一定程度上将理论与实践明确区分开来。 2 、它鼓励自主和对外界事物完全采取冷漠态度。 3 、无论从社会地位上看还是从知识水平上看，它都是一个教育英才的机构。 4 、作为一个以追求真理为主要目的的机构，它力主成为一座象牙塔。对照前述学者就大学本质的解读，可见托斯顿胡森的概括只是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总结西方大学特征的。实际上，演变至今，西方大学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转型。例如，美国高校在继承西方高等教育的传统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1 、彻底的分散管理。无论是联邦政府抑或各州当局实际上都不参与管理。美国高校在 20 世纪初即通过了全美大学教授协会所阐述的美国教育思想三大原则，即著名的三 A 原则：学术自由（ 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治（ Academic Autonomy ）和学术中立（ Academic Neutrality ）。根据三 A 原则，教授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人有言论自由；大学有权利从学术角度出发，决定谁教书，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等问题；大学教授们的自由以校园和学术界为界，对外严守中立，不过问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彻底的分散管理从制度上保证了三 A 原则落到实处。由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采取企业化管理，所以也有研究认为其高等教育不存在所谓的自治问题。 2 、服务的理念。与英国大学致力于培养绅士（ gentleman ），德国大学致力于学术研究（ scholarly research ）不同，美国大学着重在两者进行平衡，并致力于为美国生活的基本需求服务，由此形成了现代美国大学与社区保持最密切联系的特色。威斯康星思想（ Wisconsin Idea ）就是这种理念的最好体现，莫里尔法案（ Morrill Act ）等则从法律或政策上保证了大学更好地为当地社会服务。 3 、高等教育普及化。美国高等教育规模宏大， 20 世纪 90 年代其高校学生总数即达 1300 万左右，约为同期挪威、丹麦和芬兰三国人口之和。美国的教学和研究人员约有 80 万人，这一数字接近于英国高校学生人数的总和。美国高校创造出庞大的国际高等教育市场。 4 、竞争激烈。这是与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形成鲜明对照的主要特点之一。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 Henry Rosousky ）指出：牛津大学不需要竞争，没有哪个挑战者敢于处心积虑地准备把牛津大学从其突出的位置上拉下来。她的高高在上的地位被看作理所当然。而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要不断努力证明自己的强大与先进。实际上，这也是构成美国大学与东亚乃至欧洲大陆高校体制的差异之一。 5 、大学体制极其多样化。美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公立和私立院校并存，并且形成了明显的地位等级。大学群落富有多样性、互补性。例如，多年来美国大学中，私立院校多于公立院校，但 1/3 的院校却招收了 3/5 的学生。公司结构是院校管理的基本模式。 6 、企业家精神。因为激烈竞争和绝对分散的状况，促使大专院校教职员具有一种企业家式的创业精神，鼓励主动进取。研究密集型大学（ research-intensive university ）服务社会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就是将新的思想和技术商业化，从而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 199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MIT 的毕业生创办或合作创办了 4000 多家公司，雇佣 110 多万名员工，全球年销售额达 2320 亿美元。 7 、实验性。美国院校没有统一的入学标准。只要统考中一门拿满分，不管另一门分数高低，自动进入大学；中学辩论队员往往进入最好的大学。 8 、开放性。美国大学不仅向本国开放，而且向世界各国开放，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得天下英才而用之。当然，对美国大学特色及其优缺点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田长霖认为，美国大学的几个特色是开放性、多渠道性（多面性）、实验性、竞争性。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 Derek Curtis Bok ）则认为美国大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自治、竞争与反应能力。在笔者看来，这些大多反映了美国的科学而灵活的实用主义传统。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卓越超群，其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在 MIT 校长查尔斯 M 维斯特（ Charles M. Vest,2004 ）看来，这主要有七个原因：美国高等院校广泛多样；为新聘助理教授提供了广阔开放的空间，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教学内容并从事自己热衷的研究和学术问题；在研究型大学内部积极推进教学和研究的合作，从而带来了生机、活力和持续的创新；向各国学生、学者和教师开放；把对大学前沿研究的支持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拥有独特的博爱主义传统，使得来自贫困家庭的天才学生也能进入最昂贵的高等学府；建立了一种师生自由竞争的体制。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 2006 ）则认为，美国大学的成功有五大理由：（ 1 ）英明的政策与官员；（ 2 ）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 3 ）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 4 ）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 5 ）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这些看法可谓见仁见智。李开复在认可今日美国大学成功的同时，同时指出美国大学存在五大弊端：（ 1 ）终身职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 2 ）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 3 ）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 4 ）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 5 ）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在美国，从国防教育到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之类的警醒之声总是不绝如缕。无疑，有备无患、未雨绸缪显然是一个成熟社会所必需的。（二）西方大学实践背后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人为事物，大学同样是人类精神的物化。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其精神生活实际上都是同质的，都可以追溯到三个起源：（ 1 ）希腊文化；（ 2 ）犹大宗教与伦理；（ 3 ）现代科学的产物现代工业主义。这无疑也影响了各自的大学，但各国大学之所以形成各自的模式与特色，往往还有一些特定的思想根源与理论依据，尤其是与一些著名学者教育家对大学本质的理论解读与实践经验有关。表 2 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学者对大学本质的解读情况及实践其大学思想的典型大学或研究机构：表 2 大学本质：多样化解读代表人物（生卒年）主要观点典型大学 / 研究机构 1 、冯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 1767 1835 ）大学是学者的社团；是受国家保护但又享有完全自主地位的学术机构。德国柏林大学 2 、纽曼（ John henry Newman ， 1801 1890 ）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探索各种知识的场所；是教学的场所。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3 、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 1866 1959 ）大学是一个有机体，是学问的中心。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4 、赫钦斯（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1899 1977 ）大学是人格完整的象征、保存文明的机构和探求学术的社会；是独立思想与批评的中心。美国芝加哥大学 5 、科尔（ Clark Kerr ， 1911 2003 ）现代大学是多元化巨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小结对大学本质的理解不同，相应的目标追求、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也不同。各国大学相互学习，并依据国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伟大的思想引导着具体的实践，而具体的实践又启发着伟大的思想。大学的模式及其培养目标往往以其背后起指导作用的教育哲学有关。表 2 显示，英国牛津剑桥模式体现了纽曼的大学理想，德国大学模式是冯堡大学思想的现实化，多样化的美国大学则自由融合了更多思想家的智慧，在吸收欧洲思想的基础上又贯彻了自己的实用主义精神。世纪之交前后，世界高等教育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加强国际合作，成立区域战略联盟。如为了应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大学的激烈竞争，欧洲大学先后成立了由欧洲大学联合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简称 EUA ， 1991 年创立）、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简称 LERU ， 2002 年创立）等协作机构和组织，就其成员各国或各大学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政策进行协调。总之，西方大学的起源于中世纪意大利与法国的教师行会和学生行会所结合而成的学习和研究组合。世界多数大学具体来源于巴黎大学模式。基于这种模式，英国建立了牛津与剑桥大学，德国于 19 世纪创立了自己的大学，美国创立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私立大学。各国大学之间相互影响，并不断扩散到全世界。第四节中国大学源流概观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在很多情况下，世界范围内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学术迁移是殖民地带来的结果美国建立的大学直接受到英国的影响就是例子。非洲和亚洲的大学深受英国和法国学术模式也是由于殖民主义。此外，十九世纪德国新出现的学术模式对美国有重大的影响，而美国的赠地学院模式则影响了印度、拉美及部分非洲国家的大学。多数东欧大学采取了德国模式，同时也吸纳了法国模式的某些特征（ P. G. Altbach ， 1985 ）。虽然学术模式的传播整体上很少是单向的，而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影响，但就大学的起源来说，大学学术模式的传导主要体现为单向传播。中国高等教育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并不是说没有自己的高等教育。在上古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属于官办性质，即所谓学在官府。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之时，私学乃兴。孔子是开这个风气之先的第一人。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私学的黄金时期。大学是由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群体遵循自治原则进行学术生活的社团。中国古代尽管有太学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但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主要培养国家官员，后者则是未来职业人员的学习场所。两者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差异颇大，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人格也各有特点。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中国大学就完全弃绝了中国古代合理的教育和学术传统。换言之，中国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源头，而是至少有两个源头。中国大学的来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学东渐，这是主要的。解放前中国大学主要师法欧美及日本，教育层次低，高校数量少，公私立院校并存，高等教育普及率很低。新中国的大学主要学习苏联模式，大学与科学院分设，前者侧重教学，后者偏向研究。高校的特点是：（ 1 ）除少数综合性大学外，都按学科（甚至按专业）建设大学或学院，如航空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等。（ 2 ）专业划分细，专业口径窄，针对性强，同时学制较长（本科一般均为 5 年）。（ 3 ）层次类别明确清晰，分类指导。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的改革主流又转为欧美取向，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同时中国的科学院系统也大量招收研究生（此外，中央部委直属研究生部、社会科学院、党校、军校也招收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向大学靠拢，从而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形成相互联系、相互竞争的多轨发展格局。一是中国传统官学和私学合理成分的延续和再造。中国大学总体上属于所谓后发外生型，即发展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引发，但官学和私学的某些传统（尤其是学术传统）在现代中国大学建立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实际上从未断绝，这在人文、艺术、医药、建筑等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学术领域尤其如此。如 1925 年清华学校开办的国学研究院，其学制就既强调模仿英国大学的导师制，也明确效法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书院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鹅湖之会所体现的学术精神至今仍为学界所传诵。中国现代化进程表明，在一种有意无意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任何一国不能置身事外，其大学发展更不可能独善其身。相反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世界中心的文化观，即一方面，尽量理性地选择、借取、吸收西方文化的质素另一方面就是使中国业已堕失或衰微的传统，经过理性的批判重建的过程，重新产生文化动力（金耀基， 1966 ）。中国大学源流与其现代化进程是一脉相承的，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大学必须继续从这两个源头吸取文化力量，同时又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进行定位和再造。只要每一个人学生、每一个老师乃至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都致力于推进中国及其大学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中国大学完全有可能孕育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艺复兴与知识工业革命，进而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之一。第五节中国大学发展个案有关西学东渐及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学者们已多有论述，这里不赘述。一个有趣而且有争议的问题是：哪所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撇开千年学府不谈，天津大学认为，其前身北洋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北京大学则认为自己是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潘懋元（ 1998 ）先生指出：福建船政学堂至少是堪与天津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比肩的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高等实业学堂）。近年有学者（胡兆量， 1999 ；杨林生， 1999 ；李向玉， 2002 ）则论证说， 1594 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澳门创办的圣保禄学院才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甚至有学者认为，从大学的结构与特点来看，圣约翰大学可谓中国第一所名实相符的真正大学。一、中国大学发展：个案回顾为了对中国大学起源有一个具体的了解，我们各选择五所公私立大学作为早期中国大学的代表，且来看看中国最早的一些大学的起源与其演变概况。（一）澳门圣保禄学院澳门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最早的基地和桥梁， 16 世纪被葡萄牙强占。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证明中国土地上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可以上溯到 1594 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澳门创办的圣保禄学院。 16 至 18 世纪，天主教大力向远东和南亚地区传播。天主教修道会之一的耶稣会在传教的同时，兴办教育，传播文化，于 1594 年在澳门开办了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俗称三巴寺）。该学院至 1762 年关闭，历时 168 年。澳门圣保禄学院是一所传教士学校，但又不是一所普通意义上的修士学校，而是一所西式大学，原因在于它的课程结构、考试方法、学校建筑、设施条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已经具备了大学性质。名列《辞海》的圣保禄学院师生包括汤若望、毕方济、艾儒略等十余人。中国著名学者吴渔山、陆希言也是该校毕业生。马拉特斯在圣保禄学院：宗教与文化的研究院一文中指出：在其存在的历史中，圣保禄成为澳门人、日本人和中国人进入耶稣会的场所。在经过初步培训之后，他们开始同为数众多的来亚洲之前尚未完成资格培训的欧洲会友一道开展哲学、神学、科学和艺术的研究。正是在圣保禄学院，中国人和日本人研读拉丁文和葡萄牙文，而欧洲人则学习汉文和中、日文化。可见，圣保禄学院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实质性的、有着重大历史价值的作用。（二）私立之江大学 1845 年，该校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创办于浙江宁波，初名崇信义塾，当时规模很小，学生只有小学制度。 1867 年迁至杭州，改名育英义塾，学生程度由小学提高到中学，并制定创设高等学校的计划，将育英义塾改组为育英书院，分正、预两科。 1890 年设英文科。 1907 年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扩充计划，在六和塔西二龙头建立校舍。 1910 年美国南长老差会与北长老差会合作，组成新的校董会。 1911 年迁至新校址改名为之江学堂。 1914 年又改名为之江大学，分本、预两科，附设高中部。 1920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州立案，分文、理两科。 1926 年正式分系。 1928 年停办。 1929 年秋复校， 1930 年在国民政府立案，并按大学组织法改组为之江文理学院。 1940 年学院扩充为之江大学。 1952 年院系调整时合并撤消。其校地现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之所在。（三）私立圣约翰大学 1879 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雷许斯基在上海梵皇渡创办圣约翰书院，分国文、神学两部，第二年增设医科，改用中文上课。 1881 年开设英文部， 1883 年添设科学部， 1890 年成立文理学院。 1896 年改组为圣约翰学校，同时同仁医院附属的医科并入，成立医学院。 1900 年夏暂时停办， 9 月重新开学。 1905 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并在美国注册。 1913 年开设研究院。 1923 年开设土木工程学院。 1944 年成立农业学院。 1949 年下学期共设有文、理、工、医 4 个学院、 13 个系和医预科。 1952 年院系调整时合并撤消。其校地现为华东政法学院之所在。（四）私立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 Methodist Church ）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前身是 1888 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 1907 年，美国基督会于 1891 年创立的基督书院和美国长老会于 1894 年创立的益智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 1910 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成立私立金陵大学。 1937 年因抗战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 1946 年还宁。福开森（ J.C. Ferguson ）、师图尔 (G.A.Stuart) 、包文（ A. J. Bowen ）、陈裕光、李方训先后担任校长。 1951 年 9 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 1952 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并为新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由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天津路校址。（五）私立岭南大学 1888 年，美国基督教人士在广州沙基创设格致书院。 1900 年迁澳门，更名岭南学堂。之后，在广州河南康乐购地兴建校舍， 1904 年由澳门迁回。 1916 年，文理科大学完成， 1922 年成立农科大学。 1927 年收归中国人士办理后，成立董事会，改名为私立岭南大学。同时改文理科大学为文理学院，农科大学为农学院。 1928 年增设商学院。 1930 年增设工学院。 1936 年增设医学院，定名为孙逸仙博士医学院。 1949 学年设文、理工、农、医 4 个学院。还设有 4 个研究所。 1952 年院系调整时合并撤消。该校地即今中山大学之所在。（六）国立武汉大学 1893 年，自强学堂设立于武昌， 1902 年改名为方言学堂， 1912 年改为武昌军官学校。 1913 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以原方言学堂为校舍， 11 月开始授课。 1923 年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4 年秋又改为国立武昌大学。 1926 年秋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汉，将武汉 7 校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1927 年冬停办。 1928 年 10 月又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设社会科学院、理工学院及文学院 3 学院，并设预科，分文理两组。 1929 年 3 月理工学院分为工学院和理学院， 5 月改社会科学院为法学院。 1936 年设农学院。抗战时内迁四川嘉定（乐山）。 1947 年底学校设文、法、理、工、农、医 6 个学院，分设 20 个系、 8 个研究所。 1952 年院系调整为文理科大学。 2000 年 8 月 2 日，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七）国立北洋大学 1895 年，该校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呈准创办。创校初校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 1896 年该名为北洋大学堂，分头等、二等学堂（即本科、预科），二等学堂四年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 1912 年改称为北洋大学校。 1914 年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 1928 年国民政府试行大学区制后，更名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1929 年又改名为北洋工学院。到 1949 学年第二学期功设有 12 个系（理学院 2 个系，工学院 10 个系）。 1951 年与津沽大学工学院、南开大学工学院等合并，成立天津大学，原校名撤消。（八）国立交通大学 1896 年，南洋公学创办于上海，先设师范科，继设外院。 1898 年设中院及高等预科，作为开办大学的基础。 1904 年改称为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 1906 年又改称邮政部上海实业学堂。 1911 年改称南洋大学， 1912 年又改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1921 年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和交通传习所合并，总称为交通大学。上海部分称交通部南洋大学； 1927 年又改称第一交通大学。 1928 年又将唐山、北京、上海三校合并为交通大学。到抗战前夕，学校有 3 个学院、 8 个系、 1 个训练班和 1 个研究所。 1949 学年全校共有理、工、管理 3 个学院 19 个系。 1952 年院系调整为多科性工科大学。 1957 年，学校迁往西安，后又根据实际独立设校。时至今日，来自同一母体的五所交大分布台海两岸，可谓极一时之盛。（九）国立浙江大学 1897 年，求是书院在杭州成立。 1901 年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翌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 1903 年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 1912 年，学堂改称学校，遂易名为浙江高等学校，后因学制改革停止招生。 1914 年正科全部学生毕业后停办。 1927 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在浙江省组建，设工、农两个学院。 1928 年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并创设文理学院。学校初创时设 10 个本科学门和医学预科，直到 1937 年无大发展。 1938 年增设师范学院。 1939 年文理学院扩大分为文、理两个学院。 1945 年增设法学院。至解放前夕，浙大已有 7 个学院、 24 个系、 10 个研究所以及规模宏大的工厂、农场、林场、医院等附属实习单位。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院系调整为为多所单科性学校，其中在杭四校，即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于 1998 年 9 月重新合并，组建为今日浙江大学。（十）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 1898 年 12 月正式开学。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校舍被占，一度停办。 1902 年恢复后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艺两科。 1903 年增设医学馆、译学馆和进士馆，同时分科，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 7 科，各科下设门。 1912 年京师大学堂该名为北京大学。到 1919 年，学校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哲学、中文、史学、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经济、政治、法律 14 个系，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 1927 年 7 月，北京大学取消，北京国立 9 所高等学校合并，成立京师大学校， 1929 年 9 月北京大学恢复原校名。抗战爆发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 1946 年 10 月在北平正式开学。 1949 年 9 月农学院分出。同年底北京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医 5 个学院， 22 个学系， 16 个专修科， 17 个研究所。 1952 年 9 月学校从城内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调整为文理科大学。 2000 年 4 月 3 日，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图片来源：作者自拍）在了解上述 10 校的基础上，这里不妨把相关概况总结如下（表 1 3 ）表 1 3 中国早期 10 所大学发展概要校名创建结束时间创建者（性质）事件演变 1 、澳门圣保禄学院 1594 176 2 天主教耶稣会澳门圣保禄学院是一所西式大学，其课程结构、考试方法、学校建筑、设施条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已经具备了大学性质。 1762 年关闭。 2 、之江大学 1845 1952 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崇信义塾育英义塾育英书院之江学堂之江大学之江文理学院 3 、圣约翰大学 1879 1952 美国圣公会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学校圣约翰大学 4 、金陵大学 1988 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汇文书院、宏育书院私立金陵大学 5 、岭南大学 1888 1952 美国基督教格致书院岭南学堂私立岭南大学。 6 、武汉大学 1893 年国立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国立武汉大学 7 、北洋大学 1895 年国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校国立北洋大学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 8 、交通大学 1896 年国立南洋公学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邮政部上海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 9 、浙江大学 1897 年国立求是书院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校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 10 、北京大学 1898 年国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京师大学校西南联合大学小结伴随西方到东方殖民，最先到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葡萄牙最先在中国建立大学，但大陆教会大学主要来自美国影响。教会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但国立大学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中国自办私立大学兴起较晚。中国早期大学大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期间贯穿了改名、停办、分流、合并、重组等多重变革。这与教育体制变革有关，也与国内外环境变迁有关，其中国内外政治因素影响尤甚。二、中国大学发展个案之简要分析作为后发外生型大学，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大学鲜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历史传统。相反地，其大学创立之初就肩负着振兴国家与民族的重任，从而也更容易更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而不是立足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自身逻辑推进大学发展。虽然不少杰出的教育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但严格说来，由于其大学大多是推广或模仿的产物，所以真正属于自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贡献并不多见（如果不是没有的话）。从世界大学中心的转移可以看出，固然这种转移往往与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具有联动性，但这种转移之前往往还伴随思想家的长期酝酿与实践家的大力推行。可以说，如果没有一批思想家与行动家的密切合作，要实现中国大学的腾飞或超越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中国大学要发展，首先必须实现大学思想的发展与相应体制的创新，舍此别无他途。对中国大学源流的分析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以下的简要分析仅涉及办学体制、起源时间、国内外背景因素三个方面。（一）从办学体制上看，中国大学办学有三驾马车，即教会大学、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自办）。其中，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示范，国立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起了主导作用，私立大学（自办）则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文中没有举例）。由于教会大学在中国大学中成立最早，因此可以断言，中国的大学起源于教会大学，从而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也当属教会大学。我们不能因为教会大学成为历史就否定其在中国曾经起过的先导作用。（二）正如西方中世纪大学没有明确的起源，中国大学的起源也没有一个绝对明确的年代标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往往与中等教育甚至初等教育界线不清。为了切合中国国民的心理，最初的教会大学最初往往以中国传统书院或义塾的名义出现，而后改名为学堂，进而提升为大学，其间并不存在一个清楚明确的分界。（三）中国大学起源的大背景（国际背景）是一样的，总体上都属于所谓的后发外生型。因此，国际政治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学的各个方面。换言之，那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越强，其对中国的影响越大，那么该国的大学办学模式就会在中国改造复制。如果说 20 世纪前半期主要体现了美国教育的影响，那么后半期则主要体现了苏联教育的影响。只有伴随中国实力的提升与思维的转换，这种情况才能逐步改变。鉴于葡萄牙最早在中国土地上开展殖民统治，因此中国最早的大学出现于澳门是可以理解的。（四）中国大学建立的小环境（国内环境）是不一样的。中国大学从起源上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推广型，此型以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属于私立大学）为代表。二是应对型，此型以中国人自办的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为代表。它们又分为主动应对型与消极应对型两种亚型，且同一大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交织着主动应对与消极应对的成分（至今如斯）。另外在这两种类型之间还存在少量的第三种类型双方协调型，如清华学堂的建立就是中美双方协调的结果。第五节基本结论通过以上对中西方大学起源线索的简要描述，我们可以得到有关中西方大学起源的如下结论：结论 1 ：在起源类型方面，西方大学尤其是欧洲大学属于早发内生型，包括中国大学在内的其他各国大学属于后发外生型，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最早的大学几乎都是教会大学。中国大学有两个来源，即总体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又延续了中国古代官学和私学的合理成分。结论 2 ：在起源时间方面，中西方大学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源，最早的大学的起源也没有一个绝对明确的年代标志。原因在于最早的大学往往与中等教育甚至初等教育界线不清。至于各个具体大学，其起源则可能存在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志。结论 3 ：在发展模式方面，西方国家的大学模式大多具有各国自身的特点，并不存在各国通用的大学模式。各国大学发展往往公立与私立兼顾，但这两种类型存在性质、类别与层次的不同。结论 4 ：在大学与科技中心的互动方面，科技中心的转移就意味着大学中心的转移，反之也成立。汤浅现象反映了科技中心的转移规律，同时也意味着大学中心的转移规律。科技中心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转移的线索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历史变迁基本一致。结论 5 ：在大学的未来走向方面，中国大学要实现崛起并领先世界，必须在把握大学实质及其传统基础上，确立全球战略思维，提出有自身特色的大学发展思想并加以实施。由于对大学的理解不同，国际上对最早的大学出现何方的认识存在差异。即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同一名著《学会生存》中也有些模棱两可。如一方面宣称：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印度婆罗门教的那些大学，它们为教育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范例。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中世纪欧洲，雄心勃勃称为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诞生了。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 31 页。一些中国学者（如熊明安， 1983 ；杨渭生， 2000 ）也强调不宜以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作为全世界大学的起源。爱弥尔涂尔干著，李康译：《教育思想的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版，第 29 30 页。周谷平、张雁：中国古代太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兼论我国现代大学的起源，《高等教育研究》 2006 年第 5 期，第 89 93 页。爱弥尔涂尔干著，李康译：《教育思想的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版，第 124 131 页。 A Brief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 http://www.ox.ac.uk/aboutoxford/history.shtml 世界大学的命名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位置（地点）、人名、经典、行业。由于目前中国大学多为公立大学，所以其命名除了少数例外（如中山大学以人名命名，河海大学以行业命名，复旦大学以经典命名），多数大学改名采取位置（地点）加行业扩张的方式来命名。有趣的是，大凡以经典命名的中国大学多为名牌大学。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所以一些老牌大学往往以其校史上有过重大贡献的人士来命名。例如，常春藤联盟八校中，除了普林斯顿大学以地点命名外，哈佛、耶鲁、布朗、康乃尔直接以人名命名，哥伦比亚大学与纪念哥伦布有关，宾夕法尼亚意为宾的森林，达特茅斯是英国伯爵威廉赖格的封号，也与人名有关。理查德雷文著，王芳等译：《大学工作》，外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 页。习明纳（ Seminar ，也可译为研讨班）由教授个人举办，课程由教授个人讲授。经过挑选的学生，通常 10 余人左右，定期集中在一起，地点常常在教授家里，解释困难的课文，承担和报告独立研究的课题，并接受教授的指导和其他学生的鼓励和批评。 1808 年德国哈勒大学沃尔夫教授设立的语言学研讨班（ Philologisches Seminar ）是大学研讨班和研究所的结合。随后这种形式很快为柏林大学（ 1812 ）、波恩大学（ 1819 ）等大学仿效，成为新大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John S.Brubacher ， Willis R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 Harper ＆ Row ， publishers ， Inc. 1976 ： 175 。约瑟夫本戴维著，赵佳苓译：《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1 272 页。刘易斯科塞（ Lewis Coser ）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6 页理查德鲁克著，于培文译：《高等教育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前言。 1962 年，日本科技史专家汤浅光朝系统地提出了科学中心转移理论。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是否发达的主要标志是科技研究成果的多少，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的科技研究成果超过全世界的 1/4 ，这个国家就是世界科技中心。通过对 1501 年到 1950 年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的统计分析，汤浅光朝认为，在这 450 年之间，世界科技中心发生了五次大转移，即从意大利（ 1540 年 -1610 年）、英国（ 1660 年 -1730 年）、法国（ 1770 年 -1830 年）、德国（ 1840 年 -1920 年）到美国（ 1920 年 - 现在），平均每次的时间是 80 年。在世界近代科技史研究领域，人们将汤浅光朝的这一发现，称为汤浅现象。 Philip G. Altbach 等著，王久逵等译：《 21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高等教育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3 年版，第 17 18 页。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译：《探究的场所》，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导言。托斯顿胡森：关于大学的观念：不断变化的作用，当前的危机和今后的挑战，《教育展望》第二十一卷第二期（总第 78 期）， 1992 年 2 月中文版第 20 期。张泰金著：《英国的高等教育历史现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9 页。郑晓沧（ 1936 ）对英德两国的人才培养目标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英之大学理想，在养成 Gentlemen ，此一字以我国君子一词译之，最为适当。第二理想，即学者（ Scholar ）理想，德国虽特别着重于 Research Scholar ，兹姑以一般 Scholar 为言，其在中国，今日通称为学者，求之旧籍，依个人意，相当于士。大概君子尤重行谊，而士则必学问上有相当之造诣者，学足当之。前者尤重人格之修养，后者则重学问上之修养。今如不取古人之形式或意义，而取旨趣之所在，则今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为君子之风。郑晓沧：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浙大月刊》第 26 27 期， 1936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1 日。参见王承绪、赵瑞瑛编：《郑晓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3 226 页。亨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0 201 页。 Charles M. Vest.Pursuing the Endless Frontier ， The MIT Press ， 2005 ： 203 在国际人才市场中，世界上接受留学生最多的国家首推美国。 1992 年各国流美学生人数达 438 600 人，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 1/3 弱（ UNESO,1994 ）。同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约为 13 万人，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排出国，中国在美访问学者也居各国之首。 1993 ～ 1994 学年度，中国留学美国的人数为 97 500 人（其中大陆 44 380 人，台湾 37 580 人），占当年留美学生人数 45 万人的 1/4 弱。参见范德清、方惠坚主编：《科教兴国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抉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9 281 页。田长霖：关于高等教育的几点看法。参见张劲夫主编：《海外学者论中国》，华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5 170 页德里克博克著，乔佳义编译：《美国高等教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11 页。 Charles M. Vest. Moving On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the Academic Years 2002-2004 ， March ， 2004. 李开复著：《与未来同行》，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1 日版，第 274 283 页。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冷战局势的缓和，国际竞争由军事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转向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教育发展水平逐渐成为衡量综合国力和影响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1981 年 8 月，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了由 18 位专家和教师组成的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负责调查美国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该委员会经过了一年多的调查，提出了《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参见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 5 页。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7 页。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 LERU ) 创立于 2002 年夏，包括 20 所（ 2006 年）注重研究的欧洲顶尖大学，其成立动机在于重建欧洲基础研究（ fundamental research ）的地位。参见 http: ://www.leru.org/ P. G. Altbach. Higher Educ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See: Torsten Huse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 Research and Studies. Volume 4. F － H. 1985 ： 2195 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 1999 年版，第 269 页。周谷平、张雁：中国古代太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兼论我国现代大学的起源，《高等教育研究》 2006 年第 5 期，第 89 93 页。胡青著：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0 116 页。金耀基：中国的现代化，参见金耀基著：《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 页。天津大学指出：天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重点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前身为北洋大学，创办于 1895 年 10 月 2 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参见：天大简介 http://www.tju.edu.cn/13.66.2/index.htm 。北京大学指出：北京大学创于 1898 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参见：历史 http://www.pku.edu.cn/about/about.htm 潘懋元：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教育研究》 1998 年第 8 期；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东南学术》， 1998 年第 4 期。在福建船政学堂（ 1866 ）创建前后，洋务派建立的洋学堂还包括：京师同文馆（ 1862 ）、上海广方言馆（ 1863 ）、广州同文馆（ 1864 ）、天津水师学堂（ 1881 ）、湖北自强学堂（ 1893 ）、南京陆军学堂（ 1896 ）等学校。参见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这方面的主要文献包括胡兆量：我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论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历史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4 期；杨林生：远东第一所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百科知识》， 1999 年第 9 期；李向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中国大学教学》， 2002 年第 2 期等。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 1592 年生于德国科隆， 1618 年从里斯本启程，于 1619 年到达澳门，用了一段时间学习汉文化之后，他于 1623 年抵达北京，历明清两朝，致力于传教与科学事业，为东西方交流开辟了道路，并对当时的皇室以至整个国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毕方济（ Francois Sambiasi ， 1582 1648 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字今梁。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 ）抵澳门，教授数学一年，四十一年到北京，后在上海、南京等地传教。他精通天文数理，曾奉旨测量北极高度，观察日蚀，改良历法。崇祯六年（ 1633 ）上疏崇祯，条陈救国之策四条，其中辨矿脉以裕军需，为中国首言采矿者。其名著《灵言蠡勺》上下二卷详述西方灵魂之说，亦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欧洲大学讲义之一。艾儒略 (Julio Aleni ， 15821649 年 ) ，字思及，意大利人。明朝（ 13681644 ）末年来华传教士。他 1600 年加入耶稣会， 1610 年到达澳门开始传教。 1613 年进入中国内地。 1620 年艾儒略与其他传教士以及一些中国教徒合作，编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学术著作，如《职方外记》、《西凡学》等。李向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中国大学教学》， 2002 年第 2 期。一个亟需改革的是学术评价体系。窃以为，中国学术首先的参照对象就是亚洲四小龙。中国每个省的每个一级学科至少要有 1 2 个杂志可以和亚洲四小龙的最佳期刊相比。从面积和人口计算，韩国（面积 22.2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4445.6 万）、台湾（面积 3.6 万平方千米，人口 2172 万）、香港（面积 1070 平方公里，人囗约 680 万人）、新加坡（面积 633 平方公里，人口约 300 多万）只能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级行政单位。而即便一个海淀区面积即达 426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62 万人（ 2000 年）。因此，把中国大陆与亚洲四小龙进行比较严格说来是不适宜的。相对具有可比性的是中国内地各省与亚洲四小龙比较，更进一步的适宜比较对象则是把中国与整个欧洲（或美国）相比较，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需要把自己的经济、学术等与欧洲相应区位的国家（或美国相应各州）相比较。这样的参照系对于中国各省乃至其提升各省学术水准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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