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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全球华人读史：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中西医之辩”
fqng1008 2019-4-17 17:02
1929年2月14日，农历己巳年的正月初五，沪上知名青年中医师陈存仁没有按惯例去自己的诊所上班，而是和几位同窗好友相约，前往老城厢的五芳斋聚会。聚会的发起人，就是日后成为上海滩一代杏林高手的张赞臣；参与此次聚会的，还有陈、张二人的恩师丁仲英、谢利恒等沪上名医。几位中医同好的难得相聚，唯一的话题，便是需要尽快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以应对正风传全国的“废止中医案”，尽可能平息这股甚嚣尘上的“反中医”逆潮。 他们不曾料到，这次看似普通的私人聚会，不久竟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巨大风波，史称“中西医之辩”，又称中医“存废之争”。 大汉奸汪精卫 汪精卫挑头，大辩论白热化 事件的起因源于一年前，刚从武汉国民政府中脱离而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眼下正以革新派领袖自居，在多种公开场合宣扬自己“开明与民主”的政治个性。在他“旧弊务黜”的一系列“革命”论调中，就曾多次涉及到“国术”之“贻害国人”的议论。 在众多门类的“国术”中，当时人们习惯将中医统称为“国医”，意义与人们习惯的国文、国语、国旗、国徽、国剧、国体一类的名称相近似。而与此相对应，人们又将西医称作“新医”。当时的文人、政客们大多爱捧一尊“维新变革”的金匾，于是将中医之术一股脑儿地推到“废与存”的尴尬境地，陷人生存危机。 1929 年2月，南京政府举行自国民政府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被邀与会的卫生委员会的委员，各中央级医院的院长，各省市医院、医学院的院长和校长，以及各省卫生署、各市卫生局的长官，共有120余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西医出身。此次会议一个很重要的议程，就是要通过一项议案――废黜中医。 而这次卫生大会是在几家外国大药厂的资助下召开的。不难想象，中国“国医”之存废，在如此诡异的氛围下拿出来讨论，其命运自然岌岌可危。会前，汪精卫曾发表长篇演讲，极具蛊惑地煽动：“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所以卫生会议要负起全责拟订议案，交由政府执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 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联合了一批西医，起草了一份题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简称《废止旧医案》）的议案，起草人是曾留学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担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的余云岫（字岩）。会议最后一天，因为有了汪精卫的这番言论做后盾，这项议案很快得以通过，并通告全国。 余云岫 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案》具体内容有枝有节、繁细有致、一竿子到底。各种详尽“禁止”之词充盈满篇。人们不难发现，此议案的宗旨就是要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强制的政府行为，使中医这门技艺彻底消亡。 上海全市罢业，中医师们酝酿对策 汪精卫的那通发言，以及《废止旧医案》的出台，经过宁沪两地新闻界的大肆渲染，社会各界顿时如炸开了锅一般，哗然一片。 消息传至上海，旋即在沪上中医中药界和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 首先提出严厉反击的是南京总商会，接着上海总商会以及各报的社论也大肆攻击，其时恰巧全国商业联合会正在开会，会上有人提议，应发出一个郑重通电，向政府此举表示强烈反对。这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受到民众责难的第一炮。 而另一个阵营，卫生部和力主废止中医的部分西医，因一纸《废止旧医案》在手，便乘胜前进，开始谋划贯彻实施其议案的一系列举措，诸如与教育部联系，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起草法令，禁止中医参与使用西药与西方医疗器械；强令那些暂时仍在营业的中医诊所改为医室等。真可谓紧锣密鼓。 抵制《废止旧医案》需要动员全国的中医从业人员，舆论阵地不可少，而当时的两家中医报刊的主编《康健报》的陈存仁与《医界春秋》的张赞臣，作为抗议行为的发起人，自然被推到了临时“召集人”的位置上。 张赞臣 张赞臣，字继勋，出身中医世家，上海国医讲习所、中国医药研究所创始人，其父张伯熙为常州名医；而陈存仁平时除个人悬壶济世外，还应聘为世界书局等单位的常年医药顾问，为上海滩中医界极其活跃的人物。 因为《废止旧医案》中特别提及“检查新闻杂志”，作为当时发行量颇大的报刊发行人，张赞臣迫不及待地给陈存仁打电话，征询其看法。二人商定有必要见面谈一次，具体商讨对策，并建议请二人的恩师丁仲英、谢利恒一同参与商议，这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沪上中医界人士齐聚老城厢五芳斋，引发了轰动全国的“中医黜存”风波。 通过商议，大家觉得应该把全国的中医组织起来，联合进行抵制。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位老中医出面挂帅。陈存仁觉得，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老师谢利恒在中医界的名望，足可担此重任。谢利恒也不推辞，但他有所顾虑的是，碍于信息沟通上的限制，全国中医界人士过去很少相互联络，想要把大家都组织起来，恐怕难办。 陈存仁说：“有办法。我们二人的报纸、杂志发行全国，订阅者大都是中医，把全国订户资料整理出来，每县挑出二人，把我们的抗争通电发给他们，请他们再联络当地中医，不就行了吗？” 陈存仁 上海中医罢市，笔墨硝烟日浓 第二天下午，张、陈二人携带他们连夜整理出来的全国三百多个县、市中医师名单，前往一个名叫“番菜馆”的餐厅参加聚会，那天到会的有20多人。经商定：以这份名单为基础，开展宣传发动工作。 这时，门外突然闯进一人，此人名叫张梅庵，是一位从事中草药药师工作的年轻商人。进得会场，张氏情绪激昂，提议：上海中医中药界应先集体停业半天，开一个抗议大会，既可造声势，又可进行募捐，为全国中医抗争大会筹集经费。大家均表赞同。 然后大家分头准备，首先是把上海中医协会即将成立以及召开全国抗议大会的消息，以最快速度传播到全国。通知发出后，回头又组织召开上海市的抗议大会。 1929 年2月21日，1000多名中医停诊，赶来参加大会。中药店虽未全部停业，但跑来参加大会的老板、职工等，亦有好几百人。用作会场的仁济堂施诊大厅水泄不通。张梅庵学着“五四”街头游行的方式，带领大家呼口号，一时间人声鼎沸，颇有些万众一心的样子。 最后由谢利恒讲话，他把拟发往全国各地的通电大声朗读一遍，宣布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抗争大会。抗争大会经费大家自由捐助，当场便收集到4000多元捐款。 大会结束后，谢利恒、丁仲英、陈存仁等核心人物继续商议，决定由陈存仁写出当日大会新闻稿，分送各报社发表，谢和恒、丁仲英等分别向总商会、各行业工会、各地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通报有关情况。结果，不仅各报均刊登了消息，而且有5家报纸配发了社论，众多社会团体发了声援通电。 原以为大局已定的废止中医论者们，为应对舆论压力，余岩等四人出面，写文章，接受采访，发表谈话，阐述必须废止中医的理由，以争取舆论的支持。抵抗的中医一方也针锋相对，决定由陈存仁、张赞臣等四人出面，以“一对一”的方式，也就是，西医到哪家报纸，他们也去同一家报馆，在“同一场所”进行辩论，一时热闹非常。 眼看中医在说理方面胜出一筹，褚民谊只好亲自上阵，通过中央社发表文章，直接参与论争。他以党国要人身份，将谈话稿交给各家报社，限定次日见报。《申报》编辑赵君豪支持中医，及时打电话给陈存仁，叫他速来报社看稿，考虑如何应对。陈到报社把谈话稿全文抄下，便去找教自己古医文的老师姚公鹤请教。姚说：最好是立即赶写一文，争取明日与褚民谊的谈话同时刊出。陈存仁当即写出稿子，经姚略作修改，立即找人刻印多份，连夜送到各报社。 第二天，除了两家怕得罪褚民谊的报纸未及时刊出外，其他报纸均是两稿同时刊出，造成一种针尖对麦芒的态势，效果奇佳。 国民党元老、汪伪政府要人汉奸褚民谊 抗争大会一派热闹，进京请愿五人组团 3 月17日下午，全国中医抗争大会如期于上海总商会礼堂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5个省243个县市的中医代表共281人。上海中医与中药店原本想全部与会，因为会场容纳不了，只好安排他们在会场内，各自悬挂统一的标语口号，以示支持、响应。 大会先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各地代表致辞。好几个省的代表提出：到南京请愿去，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废止中医的倒行逆施!请愿代表贵精不在多，最后决定当场推选5位活动能力强、各方面联系广的人士到南京请愿。 发起并主持此次大会的谢利恒，被一致推为首席代表；第二名是南京名中医隋翰英；第三名便是那位带领大家呼口号的张梅庵，他年轻气盛，很得众人认可。第四名原本是上海中医协会筹备组召集人丁仲英，可丁提出他愿意留在上海，负责上海方面的事务，请愿代表可改由蒋文芳担任，由其负责秘书事务。此次集会抗争是陈存仁最先想到、积极发起的，为第五位代表。 大家均表赞同。当场认捐，共得2000多元，足够请愿的开销。 1929 年为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晋京请愿代表团合影 请愿团5位成员当天晚上又集中起来，商讨工作安排，他们决定邀请南京、上海二地常给国府要人看病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张简斋二人当顾问。二人均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并主动提出，愿随团工作，无须任何名义。 3 月21日，请愿团离沪赴南京。上海中医药界代表、中医学校师生共千余人到北火车站送行。乐队奏曲，记者拍照，车站广场上十分闹猛。 车到苏州，同车的苏州中医代表，盛邀请愿团与前来迎送的苏州中医中药界人士见面。苏州安排了宴请、集会、游行，以各种方式鼓励请愿团勇往直前。 前方的镇江车站，原来也有中医中药界的群众迎送，只因来的人太多，引起混乱，踏倒了不少人，甚至还造成一名小孩被踩死的惨剧。为此，请愿团所乘火车到达镇江车站时，不许请愿团人员离开座位，搞得他们5个人起初还有点莫名其妙。 22 日黎明时刻，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受到南京中医中药界的热烈欢迎。出口处铺上的地毯，特意选用象征中医的杏黄色。请愿团被请到车站前面的广场，出席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南京中医中药界代表与请愿团成员先后讲话，同表坚决抗争绝不畏缩的决心。 陈存仁（站立者）与启蒙恩师姚公鹤 国府多数人反对废止中医 请愿团一行人来到下榻旅店稍事洗漱，便直奔国民政府，求见蒋中正主席。门房值班的侍从官说：民众要谒见主席，应由卫生部约时间。请愿团众人气愤地争着回答：我们就是受到卫生部欺侮才来请愿的，他们怎么会来为我们约时间？双方争执起来。 这时陆仲安瞥见隔壁房间有电话，便打电话给他认识的蒋介石的生活秘书。吕秘书很快来到门房，与请愿团诸人寒暄后，告知他们：“蒋主席今日活动确已排满。何时有空，再行通知。”他又补充：“其实蒋主席此前已知道此事，还问是谁主张废止中医的!”听到这个信息，请愿团众人心里踏实了不少。 请愿团旋即来到行政院，找到时任行政院长的张延间。张不待来者出声，主动表态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长，不但不废止，而且还要加以提倡。说完，还让谢利恒为其把脉、开处方。次日，张廷间捋袖请中医为之诊病的新闻见诸各报，有的报纸连处方也给登了出来。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接见请愿团时，除了表明不能废止中医外，还提出应改变现行的中医管理办法。考试院长戴季陶也说：你们这件事，我敢说绝对实行不了，尽管放心!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不能废止中医，认为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伧也说：废止中医，是西医的一厢情愿。叶楚伧似乎清楚这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只是未点汪精卫的名。 请愿团还拜谒了林森、张静江、李石曾等元老，在财政部、工商部得到了不少内幕消息。如冯玉祥部队的医疗事务，皆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废止中医案出台，引起军中中医极大不满，纷纷进言冯玉祥，要求阻止薛笃弼胡来。冯玉祥曾来电，对薛氏痛加责备，薛笃弼一气之下，欲辞职不干。四川来电表明，废止中医案涉及四川政局走向，不能不特别小心。还有褚民谊在中央党部遭到很多中央委员责问，作声不得。阎锡山致电中央党部，对废止中医案表示反对…… 23 日下午，蒋介石终于接见了请愿团，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小时候，我有病都请中医看的，现在也常服中药。”接见时间虽然只有短短5分钟，但大家还是确信，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 此次请愿行动，处境最为尴尬的是卫生部。此前，曾派一官员来见谢利恒，说：昨日薛部长在部里等你们，现在各方面对卫生部指责很多，希望你们呈递请愿书，以便薛部长对此事有所表示，也好减轻一些压力。谢利恒回答：我们先要去各方面请愿，最后再去薛部长处，以作礼节性拜访。 这名官员很不高兴地悻悻而去。当晚，他又来了。这次是拿着薛笃弼署名的5份请柬，请他们于次日下午6时去部里餐叙。薛笃弼在与请愿团的谈话中一再表明，自己决不会实施废止中医提案，与之相反，卫生部为加强与中医的联系，还决定聘请谢利恒、陈存仁二位中医为顾问。 至此，请愿任务可以说已胜利完成。 上海法租界颁发的中医营业执照 请愿得胜，催生“中医条例”出台 请愿团25日晨启程返沪。离开南京时，南京中医中药界热烈欢送，抵达上海时，上海中医中药界亦是隆重欢迎。请愿团把连夜准备好的《请愿经过报告书》在两地车站散发，次日，各报均以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几天以后，上海方面收到两份公函，一份是国民政府批谕，明令将卫生部禁止中医的“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 另一份是由部长薛笃弼签署的聘请谢利恒、陈存仁出任卫生部顾问的聘书。薛笃弼此举，意味着中医界人士也将参与国家的卫生行政工作。 时过不久，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国医馆，专门负责中医中药的管理与研究。国医馆成立之初，即大力推动中医立法。几易其稿，提出国医条例草案，由馆长焦易堂提请立法院讨论通过。焦易堂其时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立法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由他提交的法案，岂有通不过之事! 这回该轮到西医们着急了。于是，上海西医界也搞起了请愿活动，派出牛惠生、颜福庆二人四处活动。找到刚刚接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汪精卫终于亲自出面，给同样是刚接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写了一信极力发对。 好在孙科和立法委员们没有被汪精卫一伙的谬论所迷惑，终于1930年3月通过了《国医条例（草案）》。随后，卫生部根据这一条例，正式成立委员会。 此后，上海中医药协会成立，为纪念“三·一七”全国中医抗争大会特设“国医节”，将每年的3月17日作为全国中医界的节庆日来纪念。 附言 除了本次中医废止风波，近百年来，因废止中医而引起的风波，至少发生过3次。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国内各种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多教海归人士成为反对中医的主流； 日伪时期，因推广“汉医”而欲废止“中医”的日本政府曾下令，强迫中医“存药废医”，即只保留中医药的有效部分进行提炼，保存中药市场，禁止中医师开设门诊，而由日本的“汉医”取代。 1950 年代，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悬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并开设中医进修学校，要求中医师们学习，增设解剖学等内容。此举在中医界引起哗然，有人向毛泽东反映，1953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毛泽东主席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指示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53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奚霞：民国时期中医废立之争
fqng1008 2019-3-18 18:28
（《 炎黄春秋 》 杂志 ， 2004 年第 8 期 ） 中医乃我国 “ 国宝 ” 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 　　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一、 北洋时期的首次抗争 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 1912 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 “ 致难兼采 ” 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 “ 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 。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 “ 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 ”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他说： “ 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 …… 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 ” 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 “ 漏列 ” 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1913 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 “ 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 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 32 条，与汪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 “ 大学规程 ” 、 “ 医学专门学校规程 ” 和 “ 药学专门学校规程 ” ，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 而对这种情况，上海 “神州医药总会 ” 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 19 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 “ 医药救亡请愿团 ” ，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连日来，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 迫于压力，政府一面虚与逶迤，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将中医说成 “ 非最新学说 ” 、 “ 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 ” ，于是立案 “ 应勿庸议 ” 。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2 年 3 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 “ 予以相当处分 ” 等。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 170 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二、国民党时期的废止中医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 年 2 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 “ 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 ” ，另拟 “ 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 ” 呈教育部，并规定了 6 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 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 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 自 1929 年为止，旧医满 50 岁以上、在国内营业 20 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 15 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 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 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 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 ” 。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 “ 中医是杀人的祸首 ” ，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 “ 废医存药 ” ，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 “ 废止中医案 ” 的四点理由是：（ 1 ）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 2 ）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 3 ）中医无能预防疫疬；（ 4 ）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 “ 东西医奴隶 ” ，成为千古罪人。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 “ 中医药界奋斗号 ” ，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 3 月 2 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 “ 废止中医案 ”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3 月 17 日（后来定这天为 “ 国医节 ” ），全国 17 个省市、 242 个团体、 281 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 “ 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 ” 、 “ 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 ” 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 “ 反对废除中医 ” 、 “ 中国医药万岁 ” 。大会成立了 “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 “ 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 ” 、 “ 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 ” 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 “ 五四 ” 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 “ 中医学社 ” 。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 1931 年 1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 2 月 1 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 17 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 223 个团体的 457 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1930 年 3 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它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人们正奇怪呢，难道国民政府忽然热心起中医来了？其实是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愤怒情绪。国医馆的经济来源，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每月支给五千元，但从第二个月起就减半发给，使得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训练班，要靠分馆和各地中医界的接济来维持。这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的特殊组织，是在特别情况下建立的畸形机构。它的建立曾使中医界欢欣鼓舞，但因受政府操纵，国医馆名为学术机构，实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所以国医馆成立后作为不多，形同虚设，曾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 三、公布《中医条例》步履维艰 在 1933 年 6 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 29 人提议仿 1930 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说 “ 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 ” ，主张 “ 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 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医界春秋》严辞批驳，斥责汪氏 “ 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 ” 。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 “ 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 ” ，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他还和孙科搞了一场辞职闹剧，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各地中医团体纷纷质问。 1920 年成都的中医传习所毕业生合影 右图为 1857 年上海仁济医馆刻印的《西医略论》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07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周琦：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争与日本明治时期汉方医学救亡斗争的比较研究（摘要）
fqng1008 2019-3-15 09:06
中医学与日本汉方医学在历史上均经历过一场被政府取缔的浩劫。汉方医学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强势的“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及“治产兴业”的西化革新政策下被日本政府勒令取缔。汉方医学界曾在此间组织起长达二十余年的救亡斗争，却仍旧令人扼腕的以失败告终。日本也成为西化过程中消灭传统医学最为彻底的国家。中医自民国元年新政府排挤中医教育以降三十余年中也曾遭政府取缔中医案的厄运。在“新学”、“新医”等西方新事物充盈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中医界有志之士奋起抗争，力保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未像日本汉方医学那样终遭政府取缔而被革除于国家的医疗体系之外的命运。 仅就两国传统医学救亡斗争的史实及结果来看，汉方医学的湮灭属于强权政治下执行“灭汉兴洋”的恶果。然而，深刻探讨西学东渐时日本学习、吸收异域文化的特点，并联系汉方医学于明治时期学术的衰亡，可以看出，汉方医学并非是顷刻间倒在革新的强权下的。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在江户时期至明治初期逐步被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实用文明之后，在明治政府的利用下登上了明治维新的历史舞台。这充分显示了日本学习、移植异域文化的特点，而千余年前所学来的汉唐文明作为一种已经落后的异域文明自然遭到了“物竞天择”似的淘汰。汉方医学于明治时期救亡斗争的脆弱与无助便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下显现出来的。对比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术，根源于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中医学，在民国时期取缔中医呼声甚嚣尘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发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能量。在中西医之间的论争，中医内部学术论争的历程中，中医界人士不断寻求改进、革新旧有的中医学并顽强地与反中医势力作殊死抗争。在这种力求完善、发展中医的过程中，民国时期的中医学家们捍卫了中医学于国家医疗体系中的合法地位，使之未遭遇日本汉方医学那样衰亡的厄运。本文将通过对两国传统医学在两个时期救亡斗争的史实比较，东西方医学学术争论比较，西学东渐轨迹的比较，探讨汉方医学最终没落的缘由所在，并以此为鉴，昭示中医学的未来。 另外，本文还将从另一个文化层面——书法——去探求、剖析同本学习汉民族文化的趋向及特征。在这个章节中，笔者将以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日本根植异域文化时间上的短浅以及在缺失唐朝以前文字文明基础上开始的文化移植对于日本吸收、学习汉文化的影响。同时，从对待相类的文物不同的态度，窥视日本学习汉民族文化的趋向及模式之一斑。以此二者相互参照，探究日本汉文化、汉方医学最终没落的缘由。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就两个时期两个不同历史事件及其背景作概要叙述，并作分析比较；二、对明治时期的汉方医学学术争论与民国时期中医学学术争论进行分析比较：三、两国传统医学的救亡斗争结果迥异的缘由分析；四、两国文化之书法的比较分析：五、结语。 【学位授予单位】： 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位级别】： 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 2007 目录 2-4 中文摘要 4-5 ABSTRACT 5-7 前言 7-12 1 两国传统医学救亡斗争史略 12-18 1.1 民国时期中医的救亡斗争 12-14 1.2 明治时期汉方医学的救亡斗争 14-16 1.3 两国救亡斗争史的简要比较分析 16-18 2 两国西学东渐之历史背景概述 18-30 2.1 西学东渐之于日本 18-23 2.2 西学东渐之于近代中国 23-26 2.3 小结 26-30 3 两国传统医学救亡斗争时期的医学争论 30-83 3.1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洋医学斗争 31-47 3.1.1 日本汉方医学的沿革 31-40 3.1.1.1 后世派 31-32 3.1.1.2 古方派 32-34 3.1.1.3 折衷派 34-35 3.1.1.4 近世汉方医学的考证学 35-36 3.1.1.5 汉方医学的腹诊 36-39 3.1.1.6 明治时期汉方学术的衰落 39-40 3.1.2 明治时期的汉洋医学论争 40-47 3.1.2.1 取缔汉医的“三巨头” 40-41 3.1.2.2 汉洋医学针锋相对的斗争 41-44 3.1.2.3 汉洋医学间的脚气“相扑” 44-47 3.2 民国时期的中西医学术争论 47-75 3.2.1 中西医学术之争 48-65 3.2.1.1 恽铁樵与余云岫之争 49-61 3.2.1.2 中西论争中的焦点医疗事件 61-65 3.2.2 中医界内部的学术争论 65-75 3.2.2.1 论中医科学化 65-69 3.2.2.2 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 69-73 3.2.2.3 统一病名之争 73-75 3.3 小结 75-83 4 两国文化之书法的比较分析 83-95 4.1 卑唐说 84-90 4.2 博物馆里的发现 90-93 4.3 小结 93-95 结语 95-99 1 回顾汉方医学兴衰 95-96 2 展望中医学未来 96-99 后记 99-103 参考文献 103-108 致谢 108-110 个人履历 110 周琦，1979年6月生，祖籍江西樟樹。1996年考入北京中藥大學（中醫學，五年制），2001年赴阿聯酋華仁堂中醫醫療中心工作兩年（負責診所中醫英語翻譯及針灸理療）。2004年復入北京中醫藥大學就讀碩士研究生（中醫各家學說專業，碩士論文：《民國時期中醫救亡鬥爭與日本明治時期漢方醫學救亡鬥爭的比較研究》），2007年考入中國中醫科學院攻讀博士研究生（中醫醫史文獻專業，博士論文：《今古文經學對內經學術傳承的影響》），2010年畢業後留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任職至今。目前致力於出土醫學文獻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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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下）
fqng1008 2019-3-7 13:47
5.3 针刺手法之演变 其病并依穴针灸，或有不愈者何？答曰：一则不中穴。二则虽中穴，刺之不及其分。三则虽及其分，气不至出针。四则虽气至，不明补泻故。（《针经摘英集》） 针灸治疗疾病要取得疗效是不仅要正确的选取穴位，还要采取正确的针刺手法，否则也不会取得好的疗效。按照临床常规，关于针刺手法，有三个问题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第一，用什么手法；第二，具体怎样操作；第三、什么时候结束手法。 第一个问题，该用什么手法，实际上是在辨证中要解决的病性问题，确定病性后，再根据针灸的治则选择相应的手法，前一章已有较多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根据病性确定了该行什么手法，那么手法又具体怎样操作呢？不解决这个问题，依然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为了更清晰地考查民国针灸学者是回答怎样行补泻手法的问题，并在传统补泻手法发生了哪些演变，我们先从第三个问题谈起，即什么时候结束手法？ 5.3.1 “气至”、“得气”概念的演变 5.3.1.1 《内经》中的“气至”和“得气” 《内经》中对于什么时候应该结束手法出针，是有明确规定的。 “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灵枢·九针十二原》 “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灵枢·九针十二原》 “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言持针而出入也。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灵枢·小针解》 “凡刺之道，气调而止”。《灵枢·终始》 可见《灵枢》时代，是以“气至”、“气调”为标准来判断结束手法时机的。从《灵枢·小针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言持针而出入也。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的解释，我们知道“气调”和“气至”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是，由于《灵枢·九针十二原》对“气至”和疗效的关系做了文学化的描述“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从而引起后人的高度重视，成为后世判断针刺有效无效的标准。归纳起来，《内经》“气至”具备两个功能，一个是针刺手法结束的标志，另一个是判断针刺是否有效的标志。 诚如《内经》所言，“气至而有效”，那么“气至”是要求什么“气”至呢？ “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邪气独去者，阴与阳未能调，而病知愈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灵枢·终始》） 比较两段的论述，前一段“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后一段“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内容和句式都非常类似，说明所谓的“气至”就是“谷气”至。在《灵枢·终始》中，还对“谷气至”的表现进行了描述：“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这里邪气与谷气对举，“邪”与“正”对，那么谷气应当就是正气的意思。 刘书坤的硕士论文《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中，对《内经》中“谷气”的用法进行了归纳： “谷气”在《内经》中主要有3种意义：①指饮食物，如《灵枢·五味五音》“愿闻谷气有五味”；②指水谷精气，如《灵枢·五味五音》“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③指正气，如《灵枢·终始》所讲，张景岳解释道：“谷气，即正气，亦曰神气。” 在《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一文中，还提到《内经》中还有个词与“气至”概念相类似——“气和”。 “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泻一补，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二盛，泻足太阳，补足少阴，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三盛，泻足阳明，而补足太阴，二泻一补，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脉口三盛，泻足太阴，而补足阳明，二补一泻，必切而验之，踈而取之上，气和乃止。”（《灵枢·终始》）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从原文来看，是由人迎、脉口比较脉法，诊查人体阴阳失衡，并用这种脉法判断是否恢复了阴阳平衡，而这个过程中，或“日二取之”，或“日一取之”，或“二日一取之”，此处的“气和乃止”，当是用来判断整个疗程的结束时机的标准，并非用于判断单次治疗结束时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内经》中，结束手法的时机是有明确依据的，依据就是“气至”，而“气至”的概念也是非常明确的，特指“谷气至”，表现为针下“徐而和”的感觉。 分析完《内经》中“气至”的概念，下面讨论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得气”。在《内经》中，涉及“得气”概念的，共有四处，现一一分析之。 （1）《灵枢·小针解》云：“空中之机，清净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 该处“得气”的意思，联系前后文，不难理解。原文如下： “……‘粗守关’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上守机’者，知守气也。‘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也。‘空中之机清净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 《灵枢·小针解》是对“小针之要”的解释，小针解的作者认为“上守机”是“守气”，又说“机之动不离其空中”，是“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的意思，那么是知什么气之虚实呢，显然只能是知“经气”之虚实，紧接着说“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那么此处的“得气”就只能是得“经气 ”了。此外，《素问·宝命全形论》说“经气已至，慎守勿失”，和此处的“密意守气勿失”非常相近，可为一旁证。 （2）《灵枢·终始》说：“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形肉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必为缪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布，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守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男内女外 ，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刘书坤在《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一文中，对此有一段论述很有见地：男内女外当为男外女内，男为阳，病属阳者当浅刺；女为阴，病属阴者当深刺。“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和“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纳，是谓得气”意思基本一致，在这段中，气至和得气含义应当一致，指通过缪刺法使“实于经”的邪气去，“虚于内”的正气充实。所以张景岳在《类经·针刺类·得气失气在十二禁》说：“则其邪气必去，正气必复，是谓得气”。 实际上该处的得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得谷气”。 （3）《灵枢·热病》说：“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腧及下诸指间，索气于胃胳，得气也。” 张景岳在《类经·针刺类·诸热病死生刺法》中解释道：“脾主肌肉四肢，邪在脾故体重。大肠小肠皆属于胃，邪在胃则肠中热。故当用第四针曰锋针者，取脾胃二经之腧，曰太白、曰陷谷也。及下诸指间者，谓在足诸腧也。下文曰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者，其义即此。索气于胃胳得气者，阳明之络曰丰隆，别走太阴，故取此可以得脾气。胳当作络。” 此处所得之气为“脾气”。 （4）《素问·离合真邪论》：“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命曰泻。 帝曰：不足者补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 从行文方式看，“以得气为故”与“以气至为故”对举，分别是泻和补结束时机的标志，因此此处的“得气”应该和“气至”意思一样，得的是“谷气”。 纵上所述，“得气”实际上，可以是得经气、得谷气、得具体的“脾气”，也就是说，在《内经》中“得气”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只是一个动宾结构短语，得什么“气”，随上下文来决定。只有“得谷气”时，才和“气至”意思一致，作为结束手法的标志。 5.3.1.2 历代对“气至”和“得气”的不同理解 （1）《难经》“得气”是施行手法的前提 《难经》中没有“气至”的概念，只在《七十难》和《七十八难》出现了“得气”。 《七十难》云：“春夏温，必致一阴者，初下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阴也；秋冬寒，必致一阳者，初纳针，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气，推内之，阳也。” 《七十八难》曰：“当刺之时，必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荥俞之处，弹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气之来，如动脉之状，顺针而刺之。得气，因推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 结合《七十六难》：“何谓补泻，当补之时，何所取气，当泻之时，何所置气？然。当补之时，从卫取气。当泻之时，从荣置气。” 可见《七十难》和《七十八难》分别得的是“阴阳之气”和“经气”，不得气则男外女内探寻之，依然不得气，说明大气已夺，属不治之证。 在《难经》中，“得气”依然没有专指得什么“气”，而是在上下文中，意思有所差别。但是《难经》中“得气”却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下一步行手法的前提。如《七十难》“春夏温，必致一阴者”，需先“沉之至肾肝之部”得气后，“引持之”方能达到目的；“秋冬寒，必致一阳者”，需先“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在该部得气后，再“推内之”。同样《七十八难》中的“得气”也是施行手法的前提，这和《内经》中的得气是有区别的。下文中，将对“气至”概念种种不同理解中，同于《难经》“得气”特征——施用手法的前提的，统称为“得气”。 （2）传世本《甲乙经》“得气”和“气至”的文本考察与理解 《针刺得气及其衍变之探讨》一文对《针灸甲乙经》“得气”和“气至”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但是笔者的认识稍有不同。 1 ）得气则泻 卷之三·背自第一椎两傍侠脊各一寸五分下至节凡四十二穴第八说：“白环俞，第二十一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 。 对于此处的“得气则泻”，黄龙祥研究员在《针灸甲乙经》校注中，有注解“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原作大字。此法与《甲乙经》刺灸法迥异，而与甄权针法相合。此文又见于《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句前有‘《甲乙经》：《甄权针经》云’字样，则此文系宋以前人将甄权之文抄入《甲乙经》中，故改作小字。宋以后针灸书白环俞穴下引《甲乙》之文均系直接或间接转引自《圣惠方》，不足据。又《圣惠方》‘腰俞’穴下所载刺法与本穴同。但所引之文与甄权《针经》之文不相混，亦可证”。 2 ）气至泻之 “腹满痛不得息，正卧屈一膝，伸一股，并刺气冲，针上入三寸，气至泻之”。《针灸甲乙经·脾胃大肠受病发腹胀满肠中鸣短气第七》 “女子月水不利，或暴闭塞，腹胀满癃，淫泺身热，腹中绞痛，穨疝阴肿，及乳难，子抢心，若胞衣不出，众气尽乱，腹满不得反复，正偃卧，屈一膝，伸一膝，并气冲针上入三寸，气至泻之”。《针灸甲乙经·妇人杂病第十》 显然，这里的“气至”决不是“谷气至”，而和《难经》中的“得气”概念类似。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最迟在《黄帝明堂经》成书时期，“气至”的概念就已经转变为《难经》中的“得气”呢？笔者认为不可。 上述两处“气至泻之”都是针刺气冲穴，此处的“气至”是否和古人对于气冲这个穴位本身的特点有关，抑或是和白环俞一样，是后人的文献混入？姑且存疑。 （3）《千金方》中的“得气”和“气至”混淆 “视眼歪不正，口歪目瞤，面动叶叶然，眼赤痛，目晄晄，冷热泪，目睑赤皆针承泣，在目下七分眶骨中，当瞳子直下陷中入二分半，得气即泻，忌灸。”（《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七·针灸中·肝病第一） “治脚转筋针内昆仑穴，在内踝后陷中，入六分，气至泻之”。（《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七·针灸中·肝病第一） 此处“得气即泻”和“气至泻之”，意思完全一致，都和《难经》记述一样，是手法施行的前提。前面分析《针灸甲乙经》白环俞时，我们已经知道“得气则泻”是甄权的针法特色，孙思邈和甄权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最晚在隋唐时期，对于“气至”和“得气”的理解，已经出现混淆。 （4）窦太师“气至”理解为“得气”、“气至病所” 《标幽赋》说：“先详多少之宜，次察应至之气。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既至也，量寒热而留疾。未至也，据虚实而候气。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 《针经指南》“真言补泻手法”一节说：“补法：左手掐穴，右手置针于穴上，令病人咳嗽一声，针入透于腠理，复令病人吹气一口，随吹针至分寸，待针沉紧时，转针头向病，以手循扪，觉气至，却回针头向下，觉针沉紧，令病人吸气一口，随吸出针，急闭其穴。虚羸气弱痒麻者补之。” “泻法：左手掐穴，右手置针于穴上，令病人咳嗽一声，针入透于腠理，复令病人吹气一口，随吹针至分寸，待针沉紧时，转针头向病所，觉气至病，若觉病退，便转针头向下，以手循扪，觉针沉闷，令病人吹气一口，随吹气一口，徐出其针不闭其穴，命之曰泻。丰肥坚硬疼痛者泻之。” 窦太师在针灸发展史中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的观点影响后世至深。《标幽赋》中，窦太师认为“沉涩紧”为“气至”，并在“气至”的基础上，进行“寒留热疾”。显然这里的“气至”并非“谷气至”，绝非《内经》的“气至”。而与《难经》“得气”的概念类似，都是手法施用的前提。此外《标幽赋》还提到“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探讨了“气至”速迟与疗效的关系。如果此处的“气速效速，气迟效迟”的气是指“谷气”，那么是对《内经》“气至而有效”的发展，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此处候的依然《难经》中的“得气”。在“真言补泻手法”中的“觉气至”、“觉气至病”，为后世广为引用，并作为结束手法的依据，但是这和《内经》所言的“气至”没有什么关系。 至此，关于“气至”和“得气”的种种理解已经赅备，后世的认识都不出这些框架。 5.3.1.3 民国时期发展了“得气”，丢失了“气至” 通过对“气至”和“得气”概念演变过程分析，我们发现历代对“气至”都有发挥，已经和本意相去甚远，孰是孰非，应该遵从哪家之言，是极难判断的，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又是如何进行取舍的呢？ 《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施针手法：“右手持针直刺之，随刺随捻向里进，约进几分深之数，待患者觉酸重之后，且觉针下气紧之时，是气之已至，庶可施以补泻”。作者并自注：“必须认定经之来去而微捻之，每捻只针柄半转，非若轮之捻转不已也。补泻既毕，气之松紧自殊，其效乃显。然后出针，不可拘定留几呼、泻几吸也”。 承淡安先生对出针时机是这样认识的，补泻既毕，“气之松紧自殊，其效乃显。然后出针，不可拘定留几呼、泻几吸也”，是以《内经》“气至”为结束手法的依据的，因为，“谷气至则徐而和”，针下松紧自然不一样。但是，他虽然明白结束手法的时机，却没有用《内经》的专用术语“气至”，只是通过“气之松紧自殊”来判断，并且文中所谓的“气之已至”并非指“谷气至”，而是《难经》的“得气”。也就是说，承淡安并没有严格区分“气至”和“得气”这两个概念。 承淡安先生终身致力于沟通中西，用西医学理来解释针灸原理，在针刺感应原理上也不例外。也正是由于用西医学理对针刺感应现象原理的阐释，发展了“得气”的概念。 “书曰：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状。又曰：气至则针下沉紧，此盖明针下刺着神经，神经起反射性之痉挛收缩，因是觉针下沉紧。当神经起痉挛之反射，乃有吸引之状，故有如鱼吞钩饵之象，病者亦觉针下酸重，此即针下得气之原理也。当刺下即觉酸重，即谓之数，足见神经尚活泼，故病易疗。若久久而得酸重，即谓之迟，神经已麻痹，反射性弱，故病难治。某部神经原因太兴奋而成病，再刺激之，反射性更强，故观针下沉紧，前人乃名之曰邪气。邪气者，病态也。若针无病之神经，则反射性活泼而缓和，乃平和之态，前人则美名之曰正气。内部筋肉受营养足，则针着而觉滑利；若缺乏营养而干枯，刺着乃如涩象”。（《增订中国针灸治疗学》“编辑大意之六”） 显然，承淡安先生认为“气至”和“得气”是同一回事，所以在解释完“气至针下沉紧”的机理后，直接说“此即针下得气之原理也 ”。在用西医学理对针刺反应现象的原理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发展了“得气”的概念。首先，从说理方式上来看，他从西医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气至”针下沉紧是由于“刺着神经，神经起反射性之痉挛收缩”，导致肌肉挛缩吸引针具，所以有“如鱼吞钩饵之象”。这种解释，不再使用传统的种种“气”来说理，让人更容易理解。其次，从内容上来看，他还注意到医生感觉到手下有“如鱼吞钩饵之象”时，病人也有相应的感觉，“病者亦觉针下酸重”。也就是说，新的“得气”概念包含医生和病人两方面感觉的描述，既有医生的手下感觉，也有病人针刺时的感觉，而古代的“得气”都只是描述医生的手下感觉。 但是，由于“得气”和“气至”的功用完全不同，所以不管怎么发展“得气”概念，都无法弥补“气至”概念丢失后的空缺。 新中国成立后，对经络和神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不再完全用神经的观点来解释针灸的现象。可是，民国时期演化后的“得气”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保留，只是原本用西医学理解释针刺现象而产生的“得气”概念，回过头来又用传统经络学说对其进行解释。如： 得气亦称针感，是指将针刺入腧穴后所产生的经气感应。当这种经气感应产生时，医者会感到针下有徐和或沉紧的感觉；同时患者也会在针下出现相应的痪、麻、胀、重等甚或沿着一定部位，向一定方向扩散传导的感觉。邱茂良主编《针灸学》156页 “得气”一词首见于《内经》，《素问·离合真邪论篇》说：“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也就是说，当针刺入腧穴后，通过施用捻转提插等手法，使针刺部位产生特殊的感觉和反应，谓之得气，亦称为“针感”。当这种经气感应产生时，医者会感到针下有徐和或沉紧的感觉。同时，患者也会在针下出现相应的酸、麻、胀、重等感觉，这种感觉可沿着一定部位，向一定方向扩散传导。若无经气感应而不得气时，医者则感到针下空虚无物，患者亦无酸、麻、胀、重等感觉。正如窦汉卿在《标幽赋》中所说：“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铒之浮沉；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这是对得气与否所做的形象的描述。孙国杰主编《针灸学》374页 得气，古称“气至”，近又称“针感”，是指毫针刺入腧穴一定深度后，施以提插或捻转等行针手法，使针刺部位获得经气感应。针下是否得气，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判断，即患者对针刺的感觉、反应和医者刺手指下的感觉。石学敏主编《针灸学》149页 不难发现，现代《针灸学》教材只是将“得气”中针下刺着神经产生反应，改变为针刺入腧穴后针与经气感应。这种从传统到西医，再由西医到传统的两次变化，使得“气至”的概念更加让人迷惑，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了解“气至”的准确含义了。 5.3.1.4 民国时期“气至”概念演变后对后世的影响 通过对《内经》“气至”原意的分析，我们知道《灵枢》“气至”的概念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判断针刺结束手法时机的功能，另一个是判断预后的功能。由于“气至”演变为新的“得气”，而新的“得气”概念和《内经》“气至”不能等量齐观。这样，在概念的演变过程中，就导致了“气至”两个功能的丢失。 （1）判断出针时机功能的丢失 《内经》中“气至”就意味着“气调”，是停止手法出针的时机。但是，由于民国时已将“气至”转而理解为“得气”。可是“得气”自《难经》到民国以前，历代诸多著作中，都是施行补泻手法的前提。民国时期新的“得气”概念为针与神经的反应。可是，假如病人神经兴奋性高，只要针具一进入机体，神经就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应，此时，正是邪气盛当行泻法之时，不应该出针。显然，民国时期的“得气”不能作为结束针刺手法的标志。这样，“气至”的第二个意项，就丢失了。 虽然，承淡安在《针灸薪传集·序》中说道：“其运针时间之久暂，则以得气为第一义。《内经》所谓刺之而气至，弗复针。刺之而气不至，毋问其数，以得气为主。”如果此处的得气是“得谷气”，自然是《内经》“气至”意义一致，但是，从承氏一贯的论述来看，则此处之得气，是指“病人针感”和“医生手下感”。那么，如果是邪气实的病人，甫一下针，即有“针感”，本应在此针感基础上行泻法，如果认为已经“得气”而出针，则两相矛盾，不合逻辑了。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现代针灸学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对于没有“得气”的病人，留至“得气”时出针，多数病人则统一留针10～30分钟。 在临床上留针与否或留针时间的长短，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病证可酌情留针15～30min。而慢性、顽固性、疼痛性、痉挛性疾病，可适当增加留针时间，如急性腹痛、三叉神经痛、痛经等，留针时间可达数小时。有些病证，只要针下得气，施术完毕即可出针，如感冒、发热等。小儿一般不便留针，点刺放血亦无须留针。还有一些腧穴常用快速针刺法，亦不必留针。（孙国杰主编《针灸学》，377页） 一般病症只要针下得气而施以适当的补泻手法后，即可出针或留针10-20分钟；但对一些特殊病症，如急性腹痛，破伤风，角弓反张，寒性、顽固性疼痛或痉挛性病证，即可适当延长留针时间，有时留针可达数小时，以便在留针过程中作间歇性行针，以增强、巩固疗效。若不得气时，也可静以久留，以待气至。在临床上留针与否或留针时间的长短，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患者具体病情而定。（石学敏主编《针灸学》，152页） 比较《内经》和现代针灸学教材，对于针刺留针的问题，《内经》有确切的结束手法的依据，而现代教材缺乏这种依据，只是给予具体时间的规定，但又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让人不知所从。由此看来，《内经》的原则性更强，也更具备可操作性。 （2）判断预后功能的丢失 《内经·九针十二原》“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一直以来都是针刺是否有效的金科玉律。可是，该处的原意是指如果行针刺手法后，“谷气至”则有效，并非指任何气至都有效，尤其不是指邪气至。也就是说，只要针下不是“谷气至”，“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就不适用。 然而，民国时期的“气至”概念与“得气”相混淆，并在用西医解释“得气”现象的过程中赋予了“得气”新的内涵——针与神经发生反应。这样“气至而有效”，就转变为“得气而有效”。又由于新“得气”概念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医生手下出现“如鱼吞钩饵之象”，另一个是“病者亦觉针下酸重”。就由“得气而有效”，进而转变为医生或病人在针刺时出现反应就有效。 但是，如果“气至”概念已经改变，而抱着《内经》“气至而有效”的信条不放，无异于刻舟求剑。 5.3.1.5 小 结 民国时期的针灸学家用西医神经的观点，对针刺手法进行考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历代对《内经》“气至”概念发生了理解上的偏差，普遍将“气至”与“得气”等同起来，民国时期针灸学家继续了这种偏差，并对“得气”进行了西医学理的解释，赋予“得气”新的内涵。但是，由于“得气”并没有包含“气至”的所有意项，导致了“气至”概念功能的丢失，表现在判断针刺后的预后上，没有标准，在出针时机和留针时间上，缺乏标准（当今的临床留针30分钟几乎成为行业标准）。但是，民国时期“得气”的概念增加了“患者的针感”，为医生判断是否“得气”增加了一条依据，成为当今针灸临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需要说明的是，“经气”具体是指什么？古人认为“气”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在经脉中运行的气就是经气，正常人体的经气就是正气或说是真气。但是，由于邪气可以进入经脉，经脉之气还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倾移”，经气因此往往不能等同于正气，而是通指各种情况下运行在经脉中的气。 《难经·七十八难》作“男外女内”；《针灸甲乙经》作“男女内外”。 刺八五分，灸三壮原作“刺入八分，得气则泻，泻讫多补之，不宜灸”。按《甲乙经》于刺灸法项下，只记怍“刺入几分（寸），留几呼，灸几壮”，不言补泻之法，若系禁灸穴，则言“禁不可灸”或“不可灸”，不作“不宜灸”，可知上文与《甲乙经》体例格格不入．今据《医心方》、《素问·水热穴论》王冰注改。黄龙祥辑校.黄帝明堂经辑校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8.39 虽然，根据前面对于“气至”、“得气”的分析，此处的确为“得气”的表现，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承淡安先生没有分清“气至”、“得气”概念区别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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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中）
fqng1008 2019-3-7 13:44
5 腧穴之演变 5.1 腧穴定位中增加“解剖”描述（略） 5.2 腧穴主治演变之“穴性” 5.2.1 “穴性”概念的提出 在讨论“穴性”之前，需要对“穴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避免概念混淆而造成分歧。当前发表的关于“穴性”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中，有不少实际讨论的是“穴位的属性”，包括了特定穴理论和狭义的“穴性”。本文所探讨的穴性，是狭义的“穴性”，不包括特定穴（如五俞穴、背输穴）等固有属性，即特指根据中医病因病机学说仿照中药药性理论中的药物功能（功效），归纳出来的穴位功能或功效，在有的书中也称之为“穴义”。 罗兆琚在《针灸杂志》第二卷1－5期中连载了专著《实用针灸指要》，在该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穴性”理论： “药性穴性，其义一也，凡研究药剂者，莫不谙熟药性，针灸家对于穴性之研究，实未之前闻也，本篇共集穴性二百六十二穴之多，并依经脉次序、详细举出，尚冀针灸同志，努力精求，继续发明，俾臻完善，实所望于先后进君子。” 该书还示范性的将262穴进行了穴性归类，共分为气、血、虚、实、寒、热、风、湿八大类。如气类穴义： 中府 理肺利气 尺泽 调肺气 鱼际 清热利气 曲池 行气 巨骨 开肺降逆气 天枢 调肠胃之气 缺盆 开胸降气 陷谷 调胃气 公孙 运脾气 大包 行胸腹中诸气 攒竹 宣泄热气 大杼 理气道 通谷 理五脏之乱气 俞府 降逆气理肾气清肺顺气 劳宫 清热理气 阳陵泉 行气导浊 太冲 降气 气海 固元气振阳气凡一切气疾俱以此穴为主 膻中 升脾气降胃气 大椎 调和卫气 …… 并列表方便查询，如气类穴义经络检查表。 罗兆琚先生在提出“穴性”理论时，并没有对其理论渊源进行回溯，只是说“药性穴性，其义一也”，显然是比附药性而提出“穴性”的。药性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功能、主治等几个方面，通过后面罗兆琚先生所提出的“穴性”具体内容来看，“药性穴性，其义一也”中的“药性”是指药物的功能（功效）。在本草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在《本经》中就已经有药物功能的归纳，但是药物功能归纳的规范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以来有关中药功能的认识都在若明若暗之中，没有鲜明地提出，明清的本草逐渐有了改善，但直至民国时期，本草（中药）才对药物的功能作了专项介绍。” 民国时期开始出现中医学的学校教育，对中医教材提出了切实的要求，“由于按药效分类的本草易于学习运用，20年代前后中医药学校多仿照此体例编写教科书” ，更促使药物功效分类研究。正是由于民国时期中药按药物功效分类，同时加强了药物功效的研究，这就为“穴性”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 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空穴来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穴性理论也不可能无中生有，陡然提出。近十年来，有针灸学者 考查古文献，认为自《内经》以降，历代文献中都有散在记载。并认为《内经》“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的提法，是“穴性”理论的滥觞。 “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素问·气穴论》） “温疟汗不出，为五十九痏。风水肤胀，为五十七痏。”（《灵枢·四时气》） “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者各一，项中一，凡六痏。巅上一，囟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灵枢·热病》） “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余论其意，未能领别其处，愿闻其处，因闻其意。岐伯曰：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支之热也；五藏俞傍五 ，此十者，以泻五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 者，皆热之左右也。”（《素问·水热穴论》） “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素问·骨空论》） “帝曰：水俞五十七处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肾俞五十七穴，积阴之所聚也，水所从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故水病下为胕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肾之街也，三阴之所交结于脚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肾脉之下行也，名曰太冲。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素问·水热穴论》） 以后历代宗《素问》者，也有散在记述，如《铜人腧穴图经》中：“今附：若频刺风门，泄诸阳热。” 宋·《太平圣惠方》、《资生经》：“三里下气也。” 元·杜思敬《治病直刺诀》：“阴都穴，进饮食和脾胃。”“巨厥，化气除诞。”“合谷穴，解表发汗。” 明·张介宾《类经图翼》：“风门，此穴能泻一身之热。” 清·严振《循经考穴编》也有不少论述。如“少商以泄腑热。攒竹宣泄诸阳之热。风门泄诸热气。三焦俞能生津液。灸足三里引火下行。听会宣泄耳气。足临泣泄水（水肿），使五脏通利而不损元气。风门能提下焦之气。上星出血能宣泄诸阳热气。气海生气之海，男子能藏精，女子以藏血。” 《行针指要歌》：或针风，先向风门气海中；或针水，水分夹脐脐边取；或针结，针著大肠泻水穴；或针劳，须向风门及胸膏；或针虚，气海丹田委中奇；或针气，膻中一穴分明记；或针嗽，肺俞风门须用灸；或针痰，先针中脘三里间；或针吐，中脘气海膻中补，翻胃吐食一般针，针中有妙少人知。 清·岳含珍的《经穴解》一书较完整地解释了腧穴功能作用以及性能，书中运用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学说，结合自己的经验，对腧穴的主治作用机理系统地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分类阐述。如“中府穴，此穴主泄胸中之热，以实肺气”。在（肺之肝病）项中：“胆热呕逆，其汁必苦，金可以克木者，宜补此穴以降胆上逆之气。” 就在罗兆琚在《针灸杂志》中发表他的专著《实用针灸指要》，系统论述穴性之前，《针灸杂志》刊登了河北社员魏复乾《致针灸学研究社众位社员书》 ，文中建议社员根据各自经验，建立平肝针、宽胸针等针灸方： “鄙人今欲为举者方便见以创造一针灸表即何者为平肝针、何者为宽胸针、何者为清痰利气针、何者为除风散寒针，将详细有验效之穴填入表内，……，今以拙见，妄填几项，祈本社诸位同志互相润色，互相纠正……” 针名 除风针 百会 风府 风门 风池 合谷 散寒针 清热解毒针 清痰针 列缺 亶中 上脘 丰隆关元 三里 肺俞 利气针 亶中 上脘 关元 三里 …… 5.2.2 “穴性”理论对后世的影响 范式的提出，往往对学科的发展至为重要，它能够形成一个讨论和发展的平台，让后人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穴性理论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针灸界的认同，例如，当今流传很广的《经穴性赋》就是在此基础上编撰的，1937年李文宪在《针灸精粹》中引用了《实用针灸指要》关于穴性的论述。但是毕竟民国时期政局不稳，学术交流不甚通畅，穴性理论提出后造成的针灸学演变，主要还是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穴性理论提出后，对针灸影响之大，这很可能是罗兆琚始料未及的。 （1）腧穴功效归纳出现了新的形式 继罗兆琚在《实用针灸指要》中，将腧穴262穴分为八大类之后，以后许多针灸学者沿着这种思路，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为对单个腧穴的“穴性”进行描述，如 ： 合谷穴功用：镇痛镇静，通经活络，清热解表。 天枢穴功用：健脾理气，和胃通畅，调经导滞。 足三里穴功用：健脾和胃，扶正培元，理气降逆，通经活络。 另一种为以功效统穴的归类法，如 ： 解表类 发散风寒类：风池、风府、风门、列缺、头维、四白、玉枕、天柱。 发散风热类：鱼际、少商、中府、尺泽、大椎、曲池、合谷。 （2）针灸处方学的建立 正如中药处方学建立的基础是药物功能那样，针灸处方学建立的基础，是“穴性”理论。孙震寰在《针灸心悟》中说道：“穴性喻药性，处方不识药性，何以调燮寒热虚实，针灸不明穴性，焉起诸病之机。”可是，由于腧穴主治发展的自身特点 ]，针灸主流著作一直以来没有对穴位进行“穴性”归纳，所以针灸学中没有类似中医的处方学。“穴性”理论的提出，为建立类似中医的针灸处方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1986 年肖少卿编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以“针灸处方学”命名的专著《中国针灸处方学》，他在书中写到： “输穴和药物在性质上虽然不同，但从其主治疾病的作用方面来看，却起着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例如外感风寒出现头项强痛、恶寒、脉浮紧的症状时，在中药方面可用麻黄汤来发汗解表；在针灸方面可用风池、大椎、合谷、复溜来发汗解表。又如阳明腑证出现痞、满、燥、实、坚（大便不通）的症状时，可用承气汤来攻下，在针灸方面可取天枢、丰隆、支沟、大敦、阳陵泉来泻火通便。中药治法中有汗、吐、下、消、和、清、温、补八法，而针灸方面也有同样的治法 。” 基于中药和针灸穴位的功能一致，中药的治法和针灸的治法相通，那么处方学的建立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宣肺清热方 处方：大椎、曲池、合谷、鱼际、尺泽、外关。 主治：风热感冒：因风热袭肺，证见鼻干咽痛，咳嗽痰稠，汗出发热恶风，头胀痛，口渴欲饮，脉浮数，舌苔薄而微黄。 随症加穴：喉痛者加少商、照海；痰多者加丰隆。 方义：本方以宣散风热，清肃肺气为主。督脉为阳脉之海，主一身之阳气，大椎为其经输，又系六阳之会，故借以表散阳邪而解热；合谷、曲池为手阳明原穴，二穴并用，具有清肺气、退热邪的功用；鱼际为肺经荥穴，用以清肃肺气，宣散风热，以镇咳嗽、咽痛；尺泽为肺之合穴，针刺泻法，以泄肺脏之热邪；外关为手少阳之络，通于阳维，用于疏散在表之阳邪，祛风解热。六穴同用，共奏宣散风热、清肃肺气之效。 ] 很明显，肖少卿先生建立针灸处方学的根据，就是“穴性”理论。自《中国针灸处方学》后，针灸处方学的专著以及教材陆续出版，至今已有十余部针灸处方学刊行。 （3）针灸辨证论治体系的演变 在针灸处方学建立起来的同时，针灸的辨证治疗体系实际上发生了悄无声息的变化。 唐**，男，11岁，住南阳县李八庙公社龙王庙大队。1965年3月29日初诊。 主诉：患头部热肿痛已4天。 现病史：4天来后头部突发高突肿痛，痛处拒按，触之觉热，食欲不振，脉象滑数。 辨证：证属风热痰火型头痛。 治则：疏风清热导痰。 取穴：针泻风池、风府、丰隆。 效果：针治1次愈。 随访：1965年7月20日其母前来诊病，转告针愈未发。 按本例辨证要点是：后头部突然发热肿痛，拒按，触之觉热，又见滑数之脉。故以风热痰火，上扰清阳之头痛辨治，针泻风池（祛风通络、清热清肿）、风府（祛风清热，消肿止痛）、丰隆（化痰），施用祛风豁痰、消肿止痛之法而收效。针泻风池、风府属邻近取穴 ，即可祛头风，又可消肿止痛，还能借助丰隆以散局部之痰火；针泻丰隆祛痰浊，配以风池、风府，有助清降头部之风痰火热。 上面的病例，除了最后的是用穴位，而不是用药物治疗之外，从辨证分型到治则治法，所运用理论与中医辨证别无二致。对于疗效的解释，也大多套用中医处方学理论。赵洪钧先生在《中西医结合看“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论“证”概念的误区》 一文中，对“辨证论治”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功能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得出结论作为中医特色的“辨证论治”，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诊疗思路，是将中医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其实无论中医、西医，还是针灸都可以采用，不同医学之间的区别在于将什么样的理论运用到诊疗过程中去。建立在“穴性”理论之上的针灸处方学，实际在辨证论治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和中医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毫无区别。也就是说“穴性”理论催生了一种新的针灸辨证论治体系 ——与中医一样的辨证论治体系。然而，这种新的针灸诊疗思路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很好地指导针灸临床，值得我们注意，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罗兆琚.实用针灸指要 .针灸杂志，1934，2（1） 刘继林.关于中药的功能及其发展的讨论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04） 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72 吴其康.论“穴性” .针灸临床杂志，1999，（02）；陈峰.试论《内经》对穴性的认识 .浙江中医杂志，2003，（08） 《黄帝内经太素·热病说》杨上善注：“又数刺处，乃有六十二处，‘五十九’者，以举大数为言耳。”（隋）杨上善撰注. 黄帝内经太素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5.435 王冰注：“俞傍五者，谓魄户、神堂、魂门、意舍、志室五穴。” 比较《灵枢·热病》和《素问·水热穴论》，两者的穴位并非一致，两者加起来的穴位约占人体经穴的三分之一。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说热病时，可以用“五十九刺”来治疗，并没有明确说五十九刺的穴位具有“寒凉”的性质。 据赵京生分析，在分布部位上，热俞在身半以上为多，尤其集中于头项部；水俞全部在身半以下，体现了阳证取阳位之穴，阴证取阴位之穴的思想。具体可见：赵京生.热俞水俞析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01） 三里下气之说最早出自《千金翼方·针灸》卷二十八，原文为“人年三十以上，若灸头不灸三里穴，令人气上眼暗，所以三里下气也”，但《外台》漏抄“灸头”二字，“人年三十以上，若不灸三里穴，令人气上眼暗，所以三里下气也”，再经后世辗转引录，大失本意。见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第31页。 魏复乾.致针灸学研究社众位社员书 .针灸杂志，1933，1（2）.69－71 “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葛兆光：那些我们所推崇的大师，实际上他们留下来的许多具体研究，现在对我们已经不太重要，但是，他们在做这些具体研究时所提出来的那个范式，却很重要。比如说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也许并不很新鲜，但是，他用了这个“两重证据法”的命名，就提供了一个框架，一个方法，一个平台，让你去重新看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再比如说胡适，我自己做过禅宗史的研究，我就知道胡适做的禅宗史研究，具体问题上很多都有疑问，但是，我必须说胡适开创的那一套方法，以及他方法背后的那一套假设，至今仍然是我们要跟着走的，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又比如我们讲陈寅恪，很多具体研究都有人重新做了，包括黄永年先生，一些方面都推翻了他的具体结论，可是，没有人能够改变陈寅恪用种族、文化和政治来分析中古史的框架，人们还得在他的延长线上走，这就是陈寅恪了不起的地方。”学术是从假说开始的.光明日报，2005.3.24 杨甲三主编. 针灸腧穴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刘伍立朱文锋.辨证选穴与腧穴的功能归类与分化 .针灸临床杂志，1999，（1）. 腧穴主治的发展，自《针灸甲乙经》始，到现代的《针灸学》教材，都是对主治症的归纳和总结。 中医辨证有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分别对应不同的理论，其中方所对应的是“治法”，而针灸处方学的建立，显然挪用了中医的治法。 肖少卿编著.中国针灸处方学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47-48 《内经》的方义和此处的方义差别很大，例如：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灵枢·五邪》） 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灵枢·四时气》） 以上二方，明言取三里是针对“胃”；取行间穴是针对“胁下”；取耳间青脉（后演化为瘛脉、颅息二穴）以“去其掣”；取血络以“散恶血”，是典型的针灸方解。同时可以看到《内经》的方解都是“部位对部位”的方式，与此处“方义”完全套用中医处方的解释方法大不一样。引自黄龙祥《国家标准经穴主治·注释本导言》。 其实，该病例中作者混杂了中医和针灸两种辨证思路，在后面将谈到。 李世珍等著.针灸临床辨证论治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49-50 赵洪钧，刘延伶.中西医结合看“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论“证”概念的误区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 之所以说它是新的，是因为针灸原本存在自己的辨证论治体系，将在后面论述。 当然这里的毒，并不是现代的“毒物”的意思，而是指药物的偏性。《内经》所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说明大毒之药的偏性更大，同样说明，中药治病是以偏纠偏。 “中药按功能分类，主要是根据它在实践中能解决什么样的病变而决定的，所以中药分类和中医病变学说紧密相关。中医的病变有虚、实、寒、热四大项，中药的分类也就有补虚、泻实、清热、温寒四大类。中医的具体病变有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等，中药的分类也就有补气、补血、滋阴、壮阳等；中医有气滞、血瘀的病变，中药就有行气、活血之分；中医有风、湿、痰、火等病变，中药就有祛风、燥湿、豁痰、降火之分。总之，中医有什么样的病变，中药就有与之相应的治疗药物。只有达到这一点，中医的辨证论治才能全面实施。而中药达到这一点的过程，又是辨证论治在实践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普及，逐步发展的过程。可见中药按功能分类是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一种实用性理论，较之其他中药理论更为宝贵。”贾得道.中医理论的实质探讨（续完） .山西中医，2000，（02） 引自黄龙祥.《经穴主治国家标准·注释本导言》 “主治是腧穴的一个重要特性，但并不代表穴性，现在往往是从主治来概括穴性，曰××穴具有补益肝肾的性质，其实这只是××穴在特定条件下（病性、配伍、手法）的一个作用，并不是该穴固定不变的性质，，所以不能以主治代穴性。”徐斌.穴性论 .中国针灸，1999，（1）. 当然，中药功能的归纳，也是一种反推，但是，中药的功能是单向的。 中医对于病性的治则分为正治和反治，反治是临床表现与其本质不相一致情况下的治法，采用从其假象而治的方法，究其实质，用药虽然是顺从病证假象，却是逆反病证的本质，依然是遵循正治的根本思想。 关于针灸治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原始含义可参看：黄龙祥.针灸治疗原则的形成及其内涵的演变 .针灸临床杂志，1994，（01） 孙广仁主编.中医基础理论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291 该段文字据《素问·离合真邪论》王冰注，“《针经》云：泻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出针，疾气得泄。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悔，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则补之必久留也。”意思更清晰明了。黄帝内经素问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170 赵京生著.针灸经典理论阐释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0.149 “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该句为宋校正医书局，根据《甲乙经》误将《灵枢》的内容补入《素问》。黄龙祥.试论宋代校正医书局私改医书之弊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4）. 赖新生等编.实用针灸处方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34 邱茂良主编. 针灸学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02 孙国杰主编. 针灸学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218-219 石学敏主编. 针灸学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195-196 杨长森， 何树槐主编刘冠军等编写. 针灸治疗学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15 石学敏主编. 针灸治疗学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21 主编王启才. 针灸治疗学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 35 董明强编著.中医辨证新方法论 .学苑出版社，2001 5.2.3 古代没有提出“穴性”理论原因分析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自从“穴性”理论提出后，在针灸界迅速掀起了研究热潮，甚至已经写入教材，目前已经广为流传。那么，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就是穴性的理论为何在古代没有正式提出呢？ （1）中药与穴位治病原理不同 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理法方药的落脚点是中药，通过中药来治疗疾病，那么药物是怎样对机体进行调理，恢复人体平衡的呢？《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是药三分毒”， 中医治病就是“以毒攻毒”，用药物的偏性纠正人体出现的偏性，使之恢复平衡。 由于药物具有偏性，是以偏纠偏治疗疾病，所以，中药都必须明辨寒热虚实，针对病性的用药，如若孟浪投药，则祸不旋踵矣，故张仲景有“桂枝下咽，阳盛即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之训。 然而，针灸却稍有差异，针灸的治疗体系，最终落实到对穴位的刺激。为了更好地看到穴位治病和中药治病的差别，我们先看《内经》用穴位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灵枢·五邪》）。 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 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灵枢·邪气脏腑病形》）。 气在于肠胃者，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灵枢·五乱》）。 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 肠中不便，取三里，盛泻之，虚补之。 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以上《内经》所述足三里穴主治，可见不论其具体的症状如何复杂，也不论引起这些症状的病机是“阳气有余，阴气不足”、“阳气不足，阴气有余”、“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有寒有热”，只要病位在“胃中”、“胃”、“胃脘”、“脾胃”、“肠胃”、“肠中”这些特定的部位上，其针灸取穴就都可以“调于三里”。 大量经验事实证明腧穴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不能简单地说某个穴位是寒性或是热性，人体的穴位，归根到底是人体的组成部分，是人之一部，不存在药物那样的“四气五味”。所谓的“穴性”，如果追根刨底的话，都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对病人的病因病机全面分析后，从治疗效果进行的一种反推 。例如，大椎在发热病人中可用，似乎是“泻热”的穴位，归属为寒性，当遇见体温过低的病人时，我们也可以用大椎调节体温，此时大椎又似乎是“热性”的穴位了。 中医和针灸治病原理的这种差别，是历代针灸名著都没有用药物功效的形式归纳“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中医和针灸对“病性”的处理方法不同 所谓病性就是指疾病的寒热虚实等性状。中医和针灸对于病性的处理原则体现在治则中 ： 虚者实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中医） 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 。（针灸） 以上是中医和针灸对于寒热虚实病性处理的基本原则，咋看极为相似，其实内涵完全不同。首先分析虚实的处理原则。七版《中医基础理论》 是这样论述的： 虚则补之，是指虚损性病证出现虚象，用具有补益作用的方药来治疗。即以补益药治虚证。如阳虚用温阳的方药，阴虚用滋阴方药，气虚用益气的方药，血虚用补血的方药等。 实则泻之，是指实性病证出现实象，用攻逐邪实的方药来治疗。即以攻邪泻实药治实证。如食滞用消食导滞的方药，水饮内停用逐水的方药，瘀血用活血化瘀的方药，湿盛用祛湿的方药等。 很显然，中药治病的指导思想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逆其病性而用药，虚则用补益药，实则用攻逐药。那么，针灸对于虚实是怎样处理的呢？《内经》中对于虚实的处理，给予了详细论述： “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泻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泄，按而引针，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以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 ” 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帝曰：补虚奈何？岐伯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方实而疾针，气入针出，热不能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灵枢·九针十二原》） “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徐和疾都是表速率的词语，说的是行针手法。“泻实者，……”句和“补虚奈何？……”句更是明白无误的是说如何用手法来补虚泻实。可见，针灸治病是通过针刺手法来达到虚补实泻目的的。 如果，对于虚实的处理原则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寒热的处理原则，就更能一目了然。中医对于寒热的处理是： 寒者热之，是指寒性病证出现寒象，用温热方药来治疗。即以热药治寒证。如表寒证用辛温解表方药，里寒证用辛热温里的方药等。 热者寒之，是指热性病证出现热象，用寒凉方药来治疗。即以寒药治热证。如表热证用辛凉解表方药，里热证用苦寒清里的方药等。（七版《中医基础理论》） 对于寒热的处理，中医依然是采取用对抗的办法，运用相反性质的药物来纠正人体的偏性。针灸相应的治则却是： 热则疾之，寒则留之。 此处非常明了，“疾”没有“寒”的意思，不可与“热”对举，和中医的“热者寒之”以寒性药对抗热性病意思完全不一样，同样的道理，“寒则留之”的“留”也只是一个动作的描述，没有温、热的意思。此处的“疾”和“留”实际上都是指针刺手法，所谓“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此之谓也。 综上所述，中医针对病性的处理原则是根据病情，选取性质相反的方药来治疗，而针灸则并不是选取与病性相反的性质的穴位来治疗，而是用针刺手法进行调整。 （3）针灸的取穴原则不需要“穴性” 古代没有提出“穴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针灸的取穴原则，并不包含“穴性”所表达的内容。“穴性”描述的是穴位的功能，倾向于针对病性的表述，然而，历代指导针灸治疗疾病的取穴原则，却是根据病位来取穴的。 1 ）《内经》中的取穴原则 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 厥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拄，后取足太阳。 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泻出其血，后取足少阳。 同是厥头痛，由于兼症或面肿，或项痛腰痛，或有耳周症状，则根据足三阳经中循行部位不同，足阳明行于面部，足太阳经行于头项，并下行腰背，足少阳行于侧头部绕耳，而分别采取相应经脉穴位治疗。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热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 。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素问·刺热》） 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酸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素问·刺疟》） 热病和疟疾都是全身性的疾病，但是在治疗时，却都是根据病变部位不同，或局部取穴，或循经取穴。如《刺疟篇》所谓“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即根据病位表现，定夺病经所在也。 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阴。 心痛，但短气不足以息．刺手太阴。 心痛而辨证属足厥阴经病变，是因伴有小腹满，小便不利诸症，而足厥阴经病候有“少腹肿”、“闭癃”，故而用足厥阴。心痛辨证为手太阴经，则是因手太阴经病候有“少气不足以息”。这是根据经脉病侯来取穴，也是循经取穴的一种。 有人对《内经》的针灸方进行了统计，发现《内经》针灸处方以经络辨证为原则，循经取穴为主，其他取穴为辅，400余首针灸处方中运用循经取穴的处方多达356首，占处方总数的86.4%。 在《内经》中，还有两种特殊刺法——巨刺和缪刺。这两种刺法都是病在左，而刺在右，似乎有违前面提到的病在何处，就针刺何处的原则。其实不然，试分析之。 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灵枢·官针》 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数日已。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痛，……，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素问·缪刺论》 帝曰：愿闻缪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与巨刺，何以别之？岐伯曰：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故络病者，其痛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素问·缪刺论》 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素问·调经论》 《内经》中说得很清楚，巨刺是病在左，而右脉先病，左脉正常，故实际上是右经不正常导致了左边病变，病本在右，所以要巨刺右边经脉。而缪刺则是“身形有痛”而“九候莫病”，虽然有疾病的表现，但是脉象上没有表现，“有痛而经不病者”，故病不在经，而在络脉，所以缪而刺络。 巨刺和缪刺表面上看来，左病刺右，并非根据“病变部位”取穴，但是，究其实质是遵循治病求本的原则，针对病变的真正所在进行针刺。巨刺和缪刺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针灸的辨证论治实际上是根据病变部位来取穴的。 当然，不容忘记的是，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取穴形式，就是在病变局部取穴，所谓“以痛为输”。《内经》中在病变局部取穴的例子非常多，而“以痛为输”通常都认为是人类对腧穴的最早认识，道理简单，不再赘述。 2 ）当今针灸教材中的取穴原则 当今的针灸学教材对于针灸取穴原则有多种，综合起来有：循经取穴、局部取穴、邻近取穴，辨证取穴、对症取穴、经验取穴等，但是有三个是共同的，几乎在每本教材中都具备，那就是循经取穴、邻近取穴和局部取穴。如： 表4 教材取穴原则 五版《针灸学》 近部取穴、远部取穴和随证取穴。 六版《针灸学》 近部取穴、远部取穴和随证取穴。 七版《针灸学》 近部选穴、远部选穴和辨证对症选穴。 杨长森主编《针灸治疗学》 近部选穴、远部选穴和对症选穴。 石学敏主编《针灸治疗学》 局部近穴、邻近选穴、循经远取和辨证选穴。 王启才主编《针灸治疗学》 局部近穴、邻近选穴、远端选穴、辨证选穴和随症选穴。 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秉承了《内经》的取穴思想。循经取穴、邻近取穴、局部取穴三者的共同点都是围绕病位，针对性的进行调理，在选穴的过程中，病位是第一位的，只有确定病位，明辨病变经络所在，才能进行选穴治疗。正如前面讨论过的，针灸一样也要辨病性，但是对于寒热虚实病性的处理，只是在针刺手法方才体现。 5.2.3 穴性理论引发的思考 （1）针灸和中医是不同的诊疗体系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中医和针灸的治病原理及对病性的不同处理原则，发现中医和针灸的辨证论治体系，存在重大区别。由于中医的治病原理是通过药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所以董明强先生在对《伤寒论》、《备急千金要方》等十部中医名著所用1833首方剂进行统计后，分析得出中医的辨证过程中，辨病性比辨病位重要，中医是以辨病性为主的辨证理论体系。 而针灸的治病原理是通过刺激人体部位来调节平衡，通过针灸取穴原则的分析，不难发现针灸更强调的是疾病的部位，如果不知道病变部位，针灸几乎无从下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的辨证理论体系。在明确了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的辨证论治体系之后，再来看《内经》，您或许会有另一番感触。先人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多么恢宏的人体部位联系图，十二经脉、十二经筋、十五络脉、脏腑输募穴、六腑下合穴…… 但是，今天介绍推广中医模式的针灸辨证论治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在临床上也普遍的使用这种思路指导针灸治疗，如果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似乎与临床疗效相悖。然而，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仿照中医辨证论治的思路，是民国以后才发展成熟起来的，与《内经》时代以及古代的主流针灸诊疗体系是有区别的。与辨病位为主的传统针灸辨证论治体系相比较，“穴性”所代表的辨病性为主的辨证论治还相对稚嫩，有待发展。当然，针灸是一门实用科学，不能仅仅在理论上评长论短，而是要能够具体的指导临床，以辨病性为主的针灸辨证与以辨病位为主的辨证论治，到底孰优孰劣，应该在临床中设计实验，加以鉴别。 （2）世界医学的格局 “证”被认为是中医的特有概念，中医的认识是“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某一病理状态下的“因位性势”。其实，任何医学无不是根据“当下”的疾病状态提供治疗方案，而“当下”的疾病状态无不可分为“因位性势”四个方面，不同的医学，由于治疗手段的不同，以及理论基础的不一致，导致对“因位性势”各有侧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诊疗体系。通过分析从中医角度认识针灸而提出的新范式——“穴性”，对传统针灸具备了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首次明确了针灸是以辨病位为主，病性为辅的诊疗体系。再根据董明强先生对中医经典中1833首方剂统计结果的分析，中医是以辨病性为主的辨证论治体系，而西医众所周知是强调辨病因的，也就是说西医、针灸、中医三种医学，分别对应于“因、位、性”，成三足鼎立之势。 董明强编著.中医辨证新方法论 .学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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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克卫：浅谈民国时期针灸医藉的挖掘与整理
fqng1008 2019-3-6 16:57
（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十四届一次学术年会论文集》2014 年 ） 近年来，民国时期针灸届的学术发展史备受学者关注，要对该时期的学术发展史进行梳理，首先要大范围的占有相关材料，理清现存针灸著作的数量，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的横向对比。因此，以最新全国权威性中医书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为基础，参考《中国针灸荟萃·现存针灸医籍》、《中国针灸文献提要》、《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书目梳理现存针灸书目，历时5年时间收集民国时期针灸相关医籍，综合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超星读秀等数据库及孔夫子旧书网所见书籍图片，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进行梳理，仅就5年来对所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收集整理体会做如下介绍： 一、民国时期时间的界定 对于民国起止时间的界定，以民国纪年法为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推翻了清王朝。1911年 12月，各省代表会议就讨论了孙中山的改用阳历的提议，并通过了决议。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1912年即为中华民国元年。而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此，本文民国时期起止时间的界定为1912年至1949年。 二、民国时期针灸医籍数量考 岗卫娟考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数量为215种 。基于5年收集整理所见（部分图片资料来自孔夫子旧书网）尚有《针灸杂志》民国35期存世，段逸山《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第四辑影印民国35期及建国后6期已经出版。 亦见有总目未载书目，散在民间针灸医籍不胜枚举，仅就所见略举一二：如李柳溪先生所著《针灸图注》手抄石印本，山东郭蒸晨老师藏； 卢觉非著《中国针灸科学论》（民国30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各家学说教研室有藏； 《最新考证经脉经穴图》（一正面图；二正面图；三侧面图）三张，考《最新考正经脉经穴挂图附说明书》三版（民国27年）版权页，此图应为四幅，惜未见四，吉林杨克卫藏； 《一壶天》杨体仁著（民国已巳年，1929年），成都中医药大学有藏，其中下集《针灸心法》为杨体仁本人针灸经验。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数量远远高于215种，且年代在民国时期左右的抄本亦有存世，更难以统计。 三、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对于民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医发展史备受学者关注，而民国时期针灸届的发展史也不例外。以往的研究论文及著作多以区域性研究、人物性研究、学派性研究为主，亦散见对某一人物的著作进行介绍的文章；民国时期著作的重校再版近年也有多部，民国时期针灸名家的经验集成也有整理出版。 1. 区域性的研究 对于区域性的研究，目前集中在岭南两广及浙江。刘芳对广东地区现存针灸医籍做了详细的考证 ；赖洪燕、戴铭对广西地区现存针灸医籍做了详细考证 ；杨梅良、盛燮荪对浙江一带医家及著作进行梳理，对王可贤的《金针百日通》、张山雷的《经脉腧穴新考证》等书进行简介，并对民国时期浙江地区的针灸学社--东方针灸学社进行详细的考证 。除此之外专门以区域性研究的公开文章亦不多见，目前尚在进行研究的亦有广州中医药大学药博士李乃奇在进行岭南地区针灸著作的研究，博士论文尚未结题。地区性的研究为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及参考，对书籍的内容较少涉及，因此对各种针灸医籍的学术渊源、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2. 人物性的研究 对人物性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著名针灸医家专著的研究，如承淡安、罗兆琚、杨医亚等民国时期著名针灸医家及相关著作。王勇对承淡安的生平著作进行研究，并对其《中国针灸治疗学》与其他针灸医籍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总结承淡安的学术思想变迁 。林怡对罗兆琚的生平事迹及著作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对罗兆琚的学术思想和医学经验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文清亮对杨医亚的生平事迹及著作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对杨医亚的编译著作和学术思想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除此之外亦散见以某人的著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人物性的研究为民国时期针灸名家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及参考，对书籍的内容亦有涉及，因此对民国针灸名医的学术渊源、经验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有初步的研究，为民国针灸名家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为针灸学派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学派性研究 目前学派性研究，仅对澄江针灸学派创始人及部分传人进行了研究。1989年，“澄江针灸学派”在承淡安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首先提出，得到海内外针灸界的重视和认可。澄江针灸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西医碰撞、交流与汇通的背景下，由著名针灸学家、中医教育家承淡安先生所倡引，以苏南地区为中心，辐射全国乃至欧美而形成的个性鲜明的现代中医学派。2011年“澄江针灸学派研究中心”在南京成立，并与《中国针灸》杂志社合作，于2012年设立“澄江论坛”栏目，对“澄江针灸学派”在民国时期的研究散见于对该学派研究的大量论文及著作中。如对承淡安的研究论文及著作，对曾天治的研究论文等。 4. 著作再版及经验集成 整理再版著作如《金针秘传》、《针灸薪传集》、《伤寒针方浅解》、《中国针灸治疗学》、《温灸学讲义》、《中国针灸学讲义》等。经验集成著作如《承淡安研究》、《杨医亚针灸学》、《承淡安针灸经验集》等。 5. 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相关医籍谈民国针灸医籍的挖掘 据自藏民国针灸医籍百余册；李乃奇博士相助提供岭南地区民国针灸医籍的部分数据材料；加之超星读秀等数据库亦可见多种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民国现存针灸医籍所见基本过半数。仅就所见针灸医籍谈谈5年来收集体会：民国时期是一个战乱的时期，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书籍的保存流传就是灾难性的，如《针灸杂志》民国35期，部分每期印有千余册，时隔近80年，存世已经稀少，可见民国这一时期的针灸医籍毁灭了不少。另部分老中医所藏医籍在文革时期亦有损毁。如著有《实用科学针灸》的谈镇垚(尧)（《总目》写为淡镇垚，系有误）文革时期其多年来所整理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去销毁 ,导致医疗经验难以保存继承。此书河南中医学院有藏；另此人尚有《实用针灸讲义》封面题民国35年，2册油印（信息来自孔夫子旧书网）；建国初期《实用针灸讲义》1955年出版。关于谈镇垚本人，经多方查找购得《实用科学针灸》上册得以窥探此人一二，此人因母亲患手臂麻木疼痛，经中西治疗未愈，于民国32年从曾天治针灸专家学习针术，学甫一月，为家母试治，疼痛立除；然医药缺乏之边区，谈镇垚在民国38年编成《实用针灸科学》上中下三册以广传针术 。澄江学派又一再传弟子谈镇垚及著作得以窥探一二。民国针灸医籍如上所述，馆藏应占有大部分，民间亦散落部分，加之抄本的时间、内容难以判断，所以对民国针灸医籍的整理应该尽量走访各大图书馆，走访民间私藏，正如黄龙祥老师所说：“史学研究的第一步是要全面占有一切相关史料” ，只有全面的占有民国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才能基于所见医籍，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进行各种针灸医籍的对比研究，以及该时期针灸学术发展史的研究。 6. 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相关医籍谈民国针灸医籍的整理 在全面占有民国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的基础上，对民国针灸医籍的整理才能系统的、全局性的研究问题。如对承淡安的研究，夏有兵、张建斌对澄江针灸学派的整理研究就是一个典范。如《实用针灸学》陈景文，《总目》载有2个版本，本人所购得4册皆同一个版本，即1932年宁波东方针灸学社藏版，所以对《总目》所载铅字本，本人认为可能为1932年版，待日后访馆后才能得以证实。另夏禹臣《针灸讲义》，未见出版时间，封面题有山左夏禹臣编，此书颇有趣，前面为石印本，后面部分为铅字本切书口题华北国医学院，经与华北国医学院铅字本对照，2书虽皆有华北国医学院字样，但是装订版式及内容相差甚多，疑为华北国医学院不同办学时间的教学讲义，结合夏禹臣《医学讲义》（1920年）关于针灸部分（《总目》所载此人仅1部著作），综合数据库信息，基本可以梳理清楚夏禹臣学术思想及医疗经验。民国针灸医籍的整理如上所述，应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研究民国针灸医籍，在全面系统的占有医籍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研究，才能对该时期的针灸学术发展史全面客观的研究，如对针灸学派的挖掘整理，对针灸教育的研究等等。 四、小 结 基于所见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对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挖掘与整理研究现状作了考查，认为：（1）民国针灸医籍的研究近年来多为区域性研究、人物性研究、学派性研究为主，亦取得了喜人的研究成果；（2）民国时期针灸医籍的挖掘与整理应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研究民国时期针灸的学术发展史，同时应走访图书馆、民间私藏及利用数据库等方法，尽量全面的占有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及相关医籍，才能对该时期针灸学术发展史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参考文献 岗卫娟.民国时期中国针灸医籍数量考.中 华医史杂志，2013，43(5)：306. 刘芳.民国广东针灸医籍考.中医研究，2011，24(6)：72-74. 赖洪燕;戴铭.广西近代中医针灸医籍考.广西中医药，2011，24(6)：72-74. 杨梅良;盛燮荪.近代针灸学术经验集成.浙江：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15-137. 王勇.承淡安《中国针灸治疗学》研究.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08：62-65. 林怡.罗兆琚及其学术思想研究.广西：广西中医学院，2005：29-30. 文清亮.杨医亚教授对针灸学的贡献.河北：河北医科大学，2010：35-3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陵文史第7辑.1991：168. 谈镇垚.实用针灸科学.乐山：乐德针灸医学研究社，1949：前言. 黄龙祥.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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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郝先中：民国时期围绕中医存废问题的论战
fqng1008 2019-3-5 16:58
（ 《中华医史杂志》 2007年37卷1期 ： 10-14页） 题记： 民国时期中医存废之争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存废两派的文字论战确是双方一种重要而又尖锐的斗争方式。这场论战围绕阴阳五行、医学教育、取消中医、“国医问题”等内容展开，持续数年，范围由医学界扩展到舆论界乃至政界。论战的性质也不断升级，逐渐由原先的学理之争演变为思想文化范畴乃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中医的生存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始终困扰着中医的发展。中医界因此拼力抗争，中西医双方的斗争形式是多样的，而双方的文字论战精彩激烈，引人注目。这些论战围绕阴阳五行、医学教育、取消中医、“国医问题”等内容展开，持续数年，范围由医学界扩展到舆论界乃至政界。论争的性质也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范畴的丰富内涵。 一、有关阴阳、五行、运气的存废之争 赵洪钧认为，近代中国关于阴阳、五行、运气的存废之争，主要不是发生在废止中医派和中医之间，而是表现在中医界内部。最早提出废五行的应该算袁桂生，大约在1915年。袁桂生是神州医药总会的评议员，他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议交该会讨论。不过对于袁氏的废五行观点，医界未有强烈反应。医学界真正挑起阴阳五行之争的始于余云岫。余氏被认为是废止中医派的总代表，其1916年撰写的《灵素商兑》被认为是批判与否定中医的开山之作。对于阴阳五行，余云岫认为：“阴阳之说与其纲纪万物之法至谬误疏陋” 。1920年，余云岫又说：“阴阳、五行、十二经络等话都是说谎，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 余云岫的观点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的中医理论之争。余文在《学艺》刊发不久，即被杜亚泉读出了“鄙薄蔑弃”之意，当即予以回应：“鄙人相信余先生的医学，但他批评中国医的理论，说他欺伪，要一定推翻他，这一点鄙人却不以为然。”杜亚泉认为“庸俗的医生，把中国医学的理论，弃其精华，取了糟粕，满口阴阳五行，一切都用他来附会，真是可恶。” 在余杜之争中，杜是辩方，也是守方，他没有余云岫那样走极端，对中西医学还是很通融的：“现在学西医的，或是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以内。” 1920 年的余杜之争，相对来说还局限于学理式的探讨。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是“非科学的”，但他至少认可中医是有实际疗效的，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归入药物的范围。 1922 年，恽铁樵又一次扛起批驳《灵素商兑》的大旗。他在《群经见智录》中提出的关于《内经》基本理论的创见，对构成中医学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等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西方医学不是学术惟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 恽、余双方论战的主题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运气等，此间余云岫曾三度公开致函恽铁樵反驳。1924年，中医陆锦燧在《国医杂志》发表“校中西医论”，对西医颇有责难。余云岫通过《国医杂志》主编章太炎，在该杂志载文《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以示反攻。 另一位与余云岫激烈论战的要数陆士谔。陆氏认为“中医之学术重实验，不重理论；中医之教育现代都有两途：一是各别教育，一是集团教育。中医学校是集团教育，师徒授受是各别教育。各别教育重在实验，集团教育重在理论。” 时人评论陆氏“与西医余云岫讨论医道，以所见不同，互相辨析，几如洙泗之，发挥数万言始已。” 以上论争尚在学术之争的层面，论战范围也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余云岫虽然将阴阳五行、六气等统统视为玄虚之学，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上，但他也认可中医具有实际疗效，故20年代初中西医之争始终是学理之争。这一点，余云岫自己也十分明晓：“余之攻旧医，专就学理方面言之，如《灵素商兑》，如《六气论》，如《驳学校系统案》，如《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等，纯乎学术之争也。” 二、围绕中医能否加入学系的辩驳 1912 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同年7月，政府举行教育会议，拟仿照日本学系体例制订《壬子癸丑学制》，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学类又分为医学和药学两门，医学的科目共计有解剖学等51科，药学分为有机无机化学等52科，二者均没有把中医药学列入，这就是著名的中医教育遗漏案，中医教育被排斥在学校系统之外。 此后，中医界一直力图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并为此不懈努力。1925年，中医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力争中医加入学系以求教育合法化。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横加干扰。余氏一面组织西医界致电各省加以阻挠，一面先后发表了《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请明令停止旧医学校》等文。不久，中西医双方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医加入学校系统问题的辩论，西医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余云岫、朱恒壁、郭琦元等，中医为秦伯未、杨百城、王一仁、陆士谔等。 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中，余云岫认为中医一无可取，“所谓‘效如桴鼓’。所谓‘历著明效’，所谓‘成效已著’者，无他，多言幸中也，贪天功以为己也，以言乎实验，渺乎远矣。” 余云岫的言论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击，秦伯未愤然为中医张目：“吾中医界虽非因彼一言而消灭，国人亦不因彼而失其信仰。” 杨百城等人声称：“欲振兴中医，非办学校不可，欲办学校，非加入学校系统不可。” 这次关于中医加入学校系统的论争，涉及到中医的命运和前程，余云岫等极力扼杀中医的教育权利，而广大中医奋力抗争，旨在赢得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机遇，显然，这场论争已经超出了中医优劣的单纯的学术之争，而上升到对中医教育取舍的政治斗争了。 三、关于取消中医药的文字攻讦 如果说20年代初余云岫与杜亚泉、恽铁樵等人的论争还停留在学术辩论层面上的话，那么1929年前后关于废止中医案的论争就超出了学理的范畴，演变成为中医生存而抗争、演变成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攻击，且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这次论战牵涉面最大，力度最深，影响亦最为广泛。 首先是余云岫、汪企张与陆渊雷、陆士谔等人的论战。 陆渊雷是中医界的代表性人物，时人以为唯陆氏与余云岫旗鼓相当。1928年陆渊雷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被称为抨击西医的重拳，文字辛辣，对余云岫等人大加攻击和讥讽：“现在有少数的西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医一口气吞得样子。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来的，日本的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是孙子罢了。……如今这些少数西医拼命地要消灭中医。他们自己是中国人，所用的武器又是中国文字，所要消灭的又是中国医学。” 此文被认为是中医界攻击文字中的最高峰，可见当时中西医论战的火药味十足，由学术而动义气，余云岫等被骂为“西医界中别有肺肠的几个奴隶派”，余云岫等当然不甘示弱，在此文发表后不足三个月，余氏在南京中央卫生会议上愤然提出废止中医案。中西医之争陡然激化，进入了政治层面的交锋。西医界面对陆渊雷等人的谩骂，也有不少反驳性文字出笼，他们更多地利用学术上的优势，反唇相讥，颇中中医之弊。余云岫说“讲到新医旧医，那一重门户能够限制我，他们喜欢谈气运，我就同他谈气运，他们喜欢谈易理，我就同他谈易理，穿房人户升堂入室,连旧医的厨房、亭子间、屋顶、地下室都走到，简直可以说没遮拦，还什么界限可分、门户可争呢？所以这部书是旧医的入室操戈、心腹大患，不是单单向着旧医骂山门的伎俩。” 另外，汪企张发表《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充满意气。文中写道：“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一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症（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从1928年起，陆士谔在《金刚钻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并以《金刚钻报》为阵地同西医针锋相对。陆氏抨击余云岫等“迩来西医，张牙舞爪，大肆簧鼓，讥吾中医不合科学”， 他建议政府“试行全国投标大抉选，逼发选票，令国民自由投票，信用中医中药者若干人，信用西医西药者若干人，政府监视开票，吾知信中医中药者，必得百分之九十五，信西医西药者不过无人也。” 1931 年，陆士谔又在《金刚钻报》与余云岫交锋数月，各自发表文字数万。这次大战已近于攻击，双方均已为大胜收兵。当时争论之激烈，影响之广泛，已经超越医药界。 其次是中医界群起而攻“废止中医案”。 1929 年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抗争，中医界挥戈上阵，群起而攻，火力集中余云岫及其提案上。这次不再就中西医优劣等学理问题与余云岫等纠缠不清，而是逐条批驳余云岫等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 3 月11日，张赞臣等联合八个医学团体发表《医药团体对中卫会取缔案之通电》，指责余云岫等提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 ，中医界高揭三民主义的旗帜，声称中医完全符合三民主义。将中医存废问题上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显然是为了争取民意和更多政治上的优势。 废止中医案西医利用政府权力干预的产物，对此，中医界亦以牙还牙，同样注重运用政治力量。他们在通电中称：“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秉民权主义以反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 3月17日，在全国医药界团体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高呼“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医药万岁”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口号。 中医界斥责废止派倒行逆施，甘为帝国主义者张目，基于此，中医界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旗号，明确提出提倡中医药的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 不可否认，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宣言和通电对政府和社会各界均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中医界强烈的批判着实激起了西医界的反感。上海西医界代表人物余云岫、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和反驳性文章，回应中医界的批判。此时，双方论战的焦点是中医存废问题了，已不再是一般的学理之争，对中医界来说，这场论战已经演变成为捍卫自身生存权的殊死抗争。 率先发起反击的依然是废止派领袖余云岫。3月17日，《申报》刊发了他的《异哉旧医之举动》，以抑扬顿挫，气势磅礴的措辞，给了国粹派一个下马威，大有短兵相接之势。余云岫认为，中医界的行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他认为中医界的抗争是“逞一朝急气之忿，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 期间，余云岫还两次致函《时事新报》，对该报3月14日和18日两篇社论提出反驳。指出中医界及舆论界在讨论中医存废时均没有注意存废之根本原则问题。他认为：“原则者何？学术之根本问题也，世界之潮流也。二者为解决新旧医纷争之先决问题。学术之真妄是非明，存废即不成问题。” 胡定安、汪企张也是西医阵营里的干将，胡定安坚决主张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一日不进步，即中国医药在国际上一日无地位。” 汪企张则质问中医界：“你们所办的学校，因为不合现代国家教育原则，不能加入系统，所以各自超然独立，我行我素了，现在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1929 年围绕中医废存问题的论战，中西医双方皆使出浑身解数，竭尽攻讦讥讽、指责谩骂之能事，大有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之势，争论的性质演变成为生存权展开的拼死搏斗。 四、所谓“国医”问题 有关废止中医的争论一直持续到30年代。民国时期最后一次有关中医废存问题的激烈争论发生在1934年。是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所谓“国医”》，抨击中医，继而引发了持续半年多的争论。这场论争基本局限在学界范围，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傅斯年在《所谓“国医”》中，将中医学的学理之争放大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大爆发。文章开篇写道：“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傅氏在文末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显然，在傅斯年看来，中医等于中国人自有的劣根性，是破旧的“国粹”。中医之危害甚至比国难还要严重，比匪患还罪大恶极。傅氏通过追加罪名到中医头上的方法，企图从道德层面取消中医的合法性；同时，他也采用妖魔化的手段，将中医归入“医卜星相”的行列，并提议政府在取消中医之前，将中医划归“内政部礼俗司”管理。可见在傅斯年眼里，中医是没有资格进入“科学”视野的。 傅文甫出，首先便引起了天津中医公会的不满，回应的文章首先来自《大公报》，8月13日，该报刊登了赵寒松的文章，批评傅氏“对于医学常识未免过于缺乏，当然莫明其妙。”针对傅斯年所言宁死不请教中医，赵氏讥讽道：“假于中国人个个 都学傅 君一样，恐怕中国立国的精神马上就要根本动摇，中国全国恐怕就要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更进一步变为纯粹美国的殖民地了。” 8月18日，《大公报》还刊发了陈泽东的《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为中医辩解。 这两篇文章终于引起傅斯年的不满，当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再论所谓国医》加以反击：“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 傅斯年的批判依然包含了一些学理因素，因为在他的辩驳中，中医的疗效问题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傅斯年的巧妙之处在于拆解“疗效”一词的语意，将“疗效”纳入西医的“治愈”这一统计学名词的范畴：“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做报告的”。因为“治愈”是要做统计学的分析，而中医显然没有这样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疗效，所以中医所谓的“疗效”也是不可信的。 这样，傅氏将一个硬技术问题化解在话语的分解中，从而在话语层面而不是在技术层面取消了中医唯一立足的依据。显然，在唯科学主义的照临下，一切学理的探讨都必然被扭曲变形。 这场论争既有学理上的讨论，更多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不时夹杂着人身攻击，在持续几个月后终于偃旗息鼓，硝烟散去。然傅氏废止中医思想日益坚定，6年以后，在国民参政会上，意气不减的傅斯年几乎因为骂中医要与湖北参政员孔庚上演一场龙虎斗 由于西方医学在近代大量涌进，造成了中医和西医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因而，对中西医的比较和抉择，就成为晚清至民国近百年间中国医学变迁史的核心问题。围绕中西医比较和抉择所引起的论争和由此引发的医学思潮的演变，构成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主线。中西医论争同样形成了近代以来我国思想文化史上一道景观。民国时期关于中医废存问题的数番论战，持续了十余年，中西医双方不惜相互攻讦，口诛笔伐，旗帜鲜明地捍卫自己的立场。文字飞扬之中，使原本属于学理讨论的问题溢出了医界，进而触动了思想界、政界乃至整个国民社会。学术问题与生存问题相互交织，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这场论战既对中医界的抗争活动推波助澜，又为近代中西医之争增加了丰富的思想史内涵。当下，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争论再起，虽然不见昔日的满天硝烟，但废止中医思想的抬头不能不令我们警觉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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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大学的肇始—学界小说丛谈之民国大学
Mech 2018-1-2 08:10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华夏大地上出现很晚。如果从最早的教会学校算起，是创建于 1879 年的上海圣约瀚书院， 1892 年开设大学课程， 1905 年升格为圣约瀚大学。如果只算官方办学，那就是盛宣怀分别在 1895 年和 1896 年创办的北洋公学和南阳公学，然后才是 1898 年的京师大学堂。这些都是在民国之前了。到民国鼎革的 49 年，总共只有 50 多年历史。大学生人数也很少，在 49 年前，算上专门学校的学生，大学毕业生也就十多万人。 大学的历史短、规模小，早期甚至没有专门的学界。当然，那时候已经有文坛，许多文人作家可以到大学中任教。专任教师有些直接延聘洋人。因此也就很少所谓学界小说，民国之前的干脆没有见到。因此早期华夏大学有个的小说实际上只能从民国时代开始。 早期与大学有关的小说有两部， 老舍的《赵子曰》 (1927) 和陈白尘的《漩涡》 (1928) ，都是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而且大学生生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赵子曰》写大学生赵子曰在读大学期间的成长，现在看仍然比较有意思。《漩涡》后面部分涉及几个大学生的感情纠缠，与其说反映校园生活，不如说暴露社会问题，现在真有些勉强卒读。 严格意义上的学界小说，只有钱锺书的《围城》，或者更确切地说，《围城》中的一部分。该书 1946 年 2 月至翌年 1 月在《文艺复兴》上连载， 1947 年 5 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单行本。应该说，作者有写中国大学小说的自觉。早在 1933 年，钱锺书就发现中国学界小说的空白， A novel of Chinese college life at first-hand knowledge still remain to be written. 事实上，《围城》对学界的洞见和对人性的体认，就是与成熟的欧美学界小说相比，也毫不逊色。钱锺书的渊博学问和冷静旁观，使得汉语学界小说有个出乎预料的高起点。可惜，并没有后续力作，几成绝响。我曾经再三阅读《围城》，当然没有到韦编三绝的程度。也读过英译本。该小说还拍成电视连续剧，男主角是陈道明，但我没有看过。 学界小说的近亲，校园小说，也有汉语开山之作，那就是鹿桥的《未央歌》 (1959) 。出版较晚，其实在 1945 年就完成了。作者鹿桥听过钱锺书的课，是学生辈。《未央歌》单纯唯美，抒发少年情怀，渲染玫瑰色彩，都堪称校园小说典范。不仅在民国时期为绝响，现在也少后续。该书出版后，在台湾非常流行，但引入大陆比较晚。当然，我个人读时不是很喜欢，勉强终卷。 共和国时代的一些小说也涉及民国期间的大学。早些如杨沫《青春之歌》 (1958)( 她后来扩展成“青春三部曲”，又写了《芳菲之歌》 (1992) 和《英华之歌》 (1995) ，第三部与大学没有关系 ) 。晚些如张扬《第二次握手》 (1979) 和宗璞 小说系列“野葫芦引”的前三部，《南渡记》 (1988) 《东藏记》 (2000) 和《西征记》 (2009) 。其中《东藏记》与大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最像学界小说。或许还有其他，我现在不知道。 《青春之歌》当年在大陆极度流行，可能超过《未央歌》在台湾的流行程度，还拍成电影，女主角是谢芳。“青春三部曲”的后两部都少有人问津。 杨沫的小说我年轻时看就不喜欢。就像我在说王蒙《青春万岁》时所谓，“我大概更倾向于‘狷者’，对小说中所讴歌的‘狂者’自然有些无动于衷。”事实上，年轻时不仅无动于衷，还有些不以为然。所以，《青春之歌》后面就不说了吧。 顺便一提，杨沫前夫张中行 ( 《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原型 ) 的自传《流年碎影》很好看，但不是小说。民国大学的情况可以在许多书信日记或自传中反映，例如鲁迅的书信和日记、《胡适的日记》、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何兆武《上学记》、许渊冲《流水年华》等。随便说些尚有些印象的。 《第二次握手》当时看还好看，现在多少还有些印象。该书曾作为禁书很流行，但无疑也算不上好小说。其中渤海大学的校园生活，不仅占小说比例不大，而且感觉作者臆断的成分很大。作者并没有在民国期间读过大学。所以后面也不谈了。 过去已经谈过《围城》《未央歌》和《南渡记》。民国校园的的小说还准备谈《赵子曰》《漩涡》和《 东藏记 》。《西征记》中学生走出了校园，我也没有看过，暂时就不打算说了。 作为比较，国外在 50 年代之前与大学有关的小说也很少，我自己基本没有读过，当然也知道些。个别读过，但当时没有注意到其中讲了大学中的事情。研究学界小说的专著《学院大厦》就称学界小说正式出现在 50 年代，应该是以 The Masters (1951) 为标志。 附：已经贴出学界小说丛谈 忆来唯把旧书谈：校园中读校园长篇 校园小说《斯通纳》 《斯通纳》关于大学本质 《斯通纳》中的毒舌马斯特思 欲读书之大卫 • 洛奇的教授小说 大学小说丛谈之概述 大学小说丛谈之 《围城》 大学小说丛谈之当代大陆作品 大学小说丛谈之《活着之上》 大学小说丛谈之 《未央歌》 大学小说丛谈之《海之角》 大学小说丛谈之 《南渡记》 失聪教授生活片段 海外学子的艰难处境 — 大学小说丛谈之《考验》 北美版的儒林情史 — 大学小说丛谈之《在离去与道别之间》 昔日留学生的去留之间 — 大学小说丛谈之《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拨乱反正中的大学校园—大学小说丛谈之《蓝眼睛·黑眼睛》 何谓大学小说 — 大学小说丛谈之《学院大厦》 大学理想的幻灭历程 — 大学小说丛谈之《学院大厦》 “无用”学科的危机 — 大学小说丛谈之《学院大厦》 不同时代的代表性小说—大学小说丛谈之《学院大厦》 欲望校园 — 大学小说丛谈之《 欲望的旗帜 》 教授的“为”与“争” — 大学小说丛谈之《 天 眼 》 大学的历史转折—大学小说丛谈之《感受四季》 且在新年读旧书 — 学界小说丛谈之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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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窥豹：从民国时期国人发表在某国际期刊上的两篇学术论文谈起
热度 22 Yetnow 2016-5-23 01:21
创刊于 1867 年的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现今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生态与进化生物学领域最具声望、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杂志之一。虽然其影响因子常年徘徊在 4 分左右，但该期刊的口碑和地位并不是完全能够由影响因子反映的（刊载的大多数文章可能并不太热门，但很多文章却弥足经典）。具不完全统计，时至今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国内完成实验研究并将成果发表在该期刊上的论文也仅十余篇，含金量可见一斑。 很多圈内人估摸着国人在该期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时间可能是到了 21 世纪了（另一著名期刊 Ecology 就是直到 2008 年才诞生第一篇本土原创论文）。其实不然，早在 1994 年，当时兰州大学的张大勇老师和王刚老师就曾在该期刊上发表过有关进化稳定策略的论文（ 想想 1994 年的 时候连南京大学引入 SCI 作为学术考核指标都没有多久，这样一篇文章多么难得可贵啊）。 然而，还有两篇更早的文章！那是民国时期的，而且发表文章的两位科学家的名字还都如此的耳熟能详： Chia-Chen Tan 和 Yueh-Tseng Chen ！（威妥玛拼音，能猜出来吧？）。 Chia-Chen Tan （谈家桢先生）与其导师 Ju-ChiLi （李汝祺教授），名为“ Inheritance of the Elytral Color Patterns of the Lady-Bird Beetle,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 ”的论文，姑且译为：“异色瓢虫鞘翅斑的遗传”。该文发表在该刊物 1934 年 5-6 月期（ Vol. 68, No. 716, pp. 252-265 ）。该文作者的署名单位为中国北平燕京大学生物学系（ Department of Biology,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于 1930 年夏天以异色瓢虫为实验材料，都过饲养实验，观察并按照性别分别记录子代个体的色斑变色情况，最终发现：黄色平斑性状相对于黑边斑性状是隐形的；而黑边斑又具体分为三种形态，三种形态的比值满足 9:3:1 的孟德尔遗传规律。同时，作者又根据上述发现，给出了控制异色瓢虫色斑遗传的可能的遗传表达式。 对于该文章的发表历程，网上有 资料 称：“ 1930 年秋，经胡经甫推荐，谈家桢成了燕京大学唯一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谈家桢的研究课题由胡经甫提出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色斑遗传规律的研究。最终，谈家桢把硕士论文分拆成各自独立成篇的 3 篇。其中 1 篇题为《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是整篇硕士论文的核心部分，经李汝祺教授的推荐，直接寄往闻名遐迩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审阅后，甚为欣赏这位中国青年研究者的才华，接受谈家桢到自己的实验室来攻读博士学位。” 与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记述内容相对照，经过推敲，似乎可以澄清一些事实。谈家桢先生 1930 年夏季即由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发表的文章中也称 1930 年夏天即开始异色瓢虫的饲养与观察。因此谈先生很可能在 1930 年夏即由苏州来到北平，利用暑假时间在燕京大学李汝祺教授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生，当然，谈先生正式报到入学的时间可能仍是 1930 年的秋季（时至今日，很多读研究生的同学也是 6 月份本科毕业离校后即提前来实验室做实验，与当年谈先生的做法如出一辙啊）。瓢虫色斑的变异规律是谈先生最初研究并取得很高成就的领域，恰巧摩尔根先生的助手杜布赞斯基也曾采集过瓢虫，对相关的课题很感兴趣，因此对本文较为欣赏，并经摩尔根的允许，邀请谈先生到摩尔根的实验室攻读学位。在本文最后的致谢部分，作者感谢了杜布赞斯基教授和另一位同在加州理工学院的 Bridges 博士，两人曾协助本文校对物种的拉丁学名，并为本文提供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由此可见，摩尔根可能当时并未亲自审阅这篇文章，而是将其转交到自己的助手，同时也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杜布赞斯基手中。杜布赞斯基对本文极为欣赏，因此邀请谈先生前来攻读博士。所以，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摩尔根实验室，杜布赞斯基是谈先生的“小老板”，而摩尔根则是“大老板”。 这里顺便说一下，推荐谈先生赴燕京大学李汝祺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的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先生是著名的昆虫学家， 1922 年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55 年首批中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而谈先生师从李汝祺先生攻读研究生，其课题“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遗传”，即由胡经甫先生参与选定。由这件事儿，也多少能看出胡经甫先生对谈先生的厚爱了。李汝祺先生也同样了不起，他于 1926 年在摩尔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并曾在改革开放之后担任中国遗传学会第一任会长。也正是因为李汝祺先生与摩尔根早年的师生关系，在李汝祺先生的推荐下，谈先生以这篇论文投石问路，寄到摩尔根处请他审阅。最后的结局也是皆大欢喜：谈先生不仅自己被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收入门下，成为博士生；同时他的文章也被当时著名的国外期刊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接受发表。更令人感叹的是，根据 Web of Science 提供的检索资料，本文自 2010 年以来被引用达 8 次，作为一篇发表在 80 多年前的文章，这样的引用次数殊为难得可贵！至于谈家桢先生，圈内人更是耳熟能详，他一手创办了复旦大学遗传学科（ 1961 年）、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984 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986 年），而且还是我国大陆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教育界人士。胡、李、谈三位先生皆为我国生物学界的一代宗师，在那个充满战乱的年代，真是一时多少豪杰！ 另一篇文章的作者， Yueh-TsengChen （陈阅增）先生想必对于大家依旧耳熟能详。一本《陈阅增普通生物学》，不知引领多少还在中学阶段的少年进入生物学殿堂（据我所知，很多地方是拿这本书作为中学生参加生物奥赛的教材的）。陈阅增先生于仍处在抗日战争期间的 1944 年 7-8 月期（ Vol. 78, No. 777 ）在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上发表了这篇名为“ Mating Types in Paramecium caudatum ”的论文，姑且译作“草履虫之交配型”吧。该文作者的署名单位为中国昆明国立北京大学生物学系（ Department of B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 作者梳理了前人对草履虫属交配系的研究进展，指出虽然已有一些科学家研究了双小核草履虫（ Paramecium aurelia ）的交配系，但对于大草履虫（ Paramecium caudatum ）交配系的认识仍然有限。因此，作者于 1942 年 5 月，在云南昆明附近选择三个地点（昆明市区的某个小湖、距离昆明 50 公里的某个小池塘和距昆明 35 公里的某水稻田）取样，进而在实验室内观察大草履虫的交配系，发现了前人未曾描述过的一些交配系特征。 对于这篇论文，我个人也发现了若干有意思的小细节值得思考。作者单位的署名是“国立北京大学”。陈先生 1933-1937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本拟作为助教留校，无奈“七七事变”爆发；后辗转于 1939 年到西南联大任助教。但从本文的署名来看，虽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家合并组建西南联大，但对外似乎仍部分保留北京大学的称呼，甚至有 资料 称，参与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所高校仍各自保留了一部分未参与合并的院系的建制。 陈先生在本文的引言部分罗列了前人的“研究进展”，涉及到 Jennings （ 1938 ）、 Giese and Arkoosh （ 1939 ）和 Gilman （ 1940 ）等文献。时值抗战军兴，在前方吃紧，大后方供给奇缺的时期，这些“最新”文献的获取，不知又经历了多少重苦难。有 资料 称：“英国生物化学专家李约瑟博士 1941 ～ 1942 年来访，他在生物学系作学术报告，赠送一批生物学书刊杂志及幻灯片，沟通了联大和西方科学界的联系。”又有 资料 云“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委派，参加文化科学协作代表团来到中国，并于当年秋天在重庆浮图关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亲自担任馆长。中英科学合作馆向中国科学界提供了大量的仪器和化学试剂，并将6775册科技图书通过海路运到印度再中转空运来华，还将近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成为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 想必这些最新只到 1940 年的文献，正是来源于李约瑟博士的赠送？而陈先生也是于看到这些文献资料后，受到相关文章的启发，进而于 1942 年开展了本论文中报道的研究？关于陈先生这篇文章的发表历程，因资料所限，已经很难考证。但联想到专业同为生物学的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于 1941 ～ 1942 年访问西南联大，在抗战胜利后的 1947 ～ 1950 年，陈先生又在剑桥大学攻读原生动物学博士学位。因此我大胆猜想，很可能正是李约瑟博士来访并带来相关的资料，使陈先生选定了本研究的课题，待文稿写好后，李约瑟博士可能也协助完成了该文章的投稿，进而又在抗战胜利后为陈先生留学英国剑桥提供了些许的方便。但无论如何，从这篇论文中透露出的几处信息，还是能充分地体会到当时西南联大师生创造一切条件，跟踪学术研究前沿，努力做出并发表优异成果的劲头。个中滋味，后人每思及此不禁感慨万千。 陈先生开展本研究的时间是 1942 年 5 月，抗日战争正处于最为艰苦的关头。敌后战场，这个月的 25 日，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仅隔 1 天， 26 日，缅甸前线中国远征军戴安澜将军遭日军伏击为国捐躯。而后，滇缅前线的战局进一步恶化，侵缅日军一路北上，占领中国云南怒江以西的腾冲等地区，距离昆明不足数百公里。而正是在这种危机的关头，以陈阅增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师生，仍然坚守在教学和科研的一线，而正是他们的不懈坚持，才造就了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的神话！ 谨以此拙文向老一辈科学家致敬！ 参考资料： 1: http://baike.so.com/doc/5950104-6163044.html 2.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7/221881.html?id=221881 3. http://baike.so.com/doc/6428354-6642027.html?from=160962redirect=merge 4. http://www.ihb.ac.cn/gkjj/lsyg/200909/t20090924_2518364.html 5. Chen, Y. (1944). Mating Types in Paramecium caudatum .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6. Tan, C., Li, J. (1934). Inheritance of the Elytral Color Patterns of the Lady-Bird Beetle,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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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霞博士论文：近代西北科学教育史研究 ——以西北联大为例
kexuechuanbo 2014-12-4 15:51
近代西北科学教育史研究 ——以西北联大为例 分页下载 分章下载 整本下载 在线阅读 CAJViewer下载 不支持迅雷等下载工具。 免费订阅 RenderYbylHtml(); 【作者】 李晓霞 ； 【导师】 姚远； 【作者基本信息】 西北大学 ， 科学技术史， 2013， 博士 【副题名】以西北联大为例 【摘要】 科学教育史是教育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教育在科学技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运应历史文献梳理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科学教育史分析与考证法,对近代西北地区的科学教育,特别是以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科学教育为核心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与研究,以期理清西北地区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其科学教育体系结构,科学、公正地审视近代西北科学教育在其特殊区域、特殊时期所做的历史贡献。从而丰富并发展科学史的研究,指导西北地区科学教育教学改革,为西北大开发的战略调整提供新的工作思路。本研究基于近代西北地区科学教育相关的原始期刊、文献史料及二手文献的调查、解读及其分析,从中选择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等代表性的高等院校为研究对象,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地质学、工学、农学等学科,全面研究其学科发展、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学生培养与管理以及学术演讲与科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近代西北地区高等科学教育的历史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为清末民初高等科学教育的萌芽阶段；二为民初至1937年间高等科学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三为抗战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前高... 更多 还原 AbstractFilter('ChDivSummary','ChDivSummaryMore','ChDivSummaryReset'); 【关键词】 抗战时期 ； 西北地区 ； 西北联大 ； 高等教育 ； 科学教育 ； 【文内图片】 【基金】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网络出版投稿人】 西北大学 【分类号】N09-4 【下载频次】299 攻读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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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西安地学成就
kexuechuanbo 2014-1-9 14:29
民国西安地学成就 陕西省舆图馆 专门测绘制图机构和测量教育机构。陕西最早的测绘技术教育活动为清同治十二年 (1873 年 ) 在味经书院开设的测算课程和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 ) 西安武备学堂开设的测量课。宣统元年 (1909 年 ) 还在西安专设陕西陆军测绘学堂。然而，最为重要的还是清光绪十六年 (1890 年 ) 设于西安的陕西省舆图馆。布政使陶模总负其责，并委派熟悉天文、精通测算之候补知县孙万春，调补凤县知县李端榘、藩库大使马积馨、潘经历、田祖培，即用知县丁锡奎和在省候补人员入馆，主持全省测绘制图事宜。经过培训后，这些人员被分派至各县，各绘分图。每邑又择明干精细之士子 4 人，两路分测，每路士子 2 人，带同书吏 2 人，土民 2 人。每县有 12 人参加，全省 9l 厅、州、县，约有千人参加测绘。以后，测量完成了各县城经纬度 90 地点，测绘了省、府、州、县地图 105 幅，印成《陕西省全省舆地图》、《西安 1 ﹕7 800平 面图》、《陕西省城图》等，而且还创制和使用了半周合矩仪、指向管尺、代弓绳等测绘仪器。其中《陕西全省舆地图》为清代实地测绘而成的陕西最早的区域地图。康熙五十一年 (1712) ，朝廷遣臣来陕测经纬度点 12 处，以后测绘成图，编入《皇舆全览图》。陕西地区为第 36 幅中的东半幅，编为 41 块铜版图的四排三号和五排三号。地图比例尺约 1 ︰ 128 万。光绪十五年 (1889) 十一月又以陕人为主开始测绘陕西会典图，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十一月十五日 绘成，名为《陕西全省舆地图》。其图以 4 色绘制，并石印成册，内有省、府、州、县图 105 幅，又附图说和 7 表格。这次测绘规模浩大，技术质量名列全国二等，受到朝廷奖励。 西安 1 ︰ 7 800 平面图 陕西第一幅平面地图。清光绪十九年 (1893) 十月，由陕西省舆图馆测绘而成。 陕西省城图 清末首次测绘而成的西安全城大比例尺地图。由陕西省舆图馆于光绪十九年 (1893) 十月中旬测绘完成。其测图比例尺为 1 ︰ 7 800 ，幅面为 2475px × 1450px 。其范围包括城墙内及四关，总面积为 14 ． 16km 2 ，城内面积 10 ． 98km 2 。据《测绘浅说》，其测绘方法乃以交会法测出钟楼、小雁塔等间距离，作为一级控制点，然后以罗盘仪测方位，并结合交会角计算、测绳实量等方法测出街巷交会点，绘成平面地图。图中注记名称 680 个，包括街巷 218 个和地名、衙门 462 个。原图现存国家图书馆。当时使用的测绘仪器有半周合矩仪、指向管尺、代弓绳等。其中，半周合矩仪为清末陕西全省地图测绘所使用的测角仪器。另有矩度合象限仪 ( 类似今测倾器 ) ，测量高、深，以三足活架安放仪器，并以半周分角板在绘图时分角度。在光绪十五年 (1889) 十一月至二十五年 (1899) 十一月的陕西全省地图测绘中曾被广泛复制，并结合勾股原理，测算两点之间的距离，推算广、远，尤其是在山区和较长距离的三角法测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向管尺为清末陕西全省地图测绘所使用的测方向角仪器。据《测绘浅说·说器十一则》，测向仪器还有指北针、指北针匣等。代弓绳为清末陕西全省地图测绘所使用的测距仪器，还有尺杆等测距用具。当时的地图测绘工作，所使用的长度以工部营造尺为准 ( 每尺合今 0.317m) 。在具体工作中，在平地一般使用测绳、尺杆实量地面距离，在山区和较长距离时则改用它法。绘图时则以计步尺计算比例。 测绘浅说 测绘技术著作。陕西省舆图馆责成富阳陆桂星和海盐陈德熔辑成。共 l 卷，由陕西省舆图馆于光绪十六年 (1890) 刊印，并发至陕西各府、厅、州、县，作为完成会典馆布署的《大清会典舆地图》陕西部分的测绘技术规范。全书两万字。其内容包括章程十五条、说器十一则、说测十则、说绘八则和测量细草等。其内容详细、通俗易懂、刻印精美，在清末陕西全省地图测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安第一批石油地质留日学生 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省城西安两学堂的 4 名学生往日本留学石油地质学，不仅为西安和陕西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清光绪三十年（ 1904 ）陕西巡抚曹鸿勖奏准成立延长石油官厂，由于技术人员奇缺，只得高薪聘用日本石油地质人才。光绪三十三年（ 1907 ）聘用的日本石油地质技术人员先后有：技师佐藤弥市郎、技手田中久造、阪垣仑吉、入泽弥三郎、田内啟作，铁工栗林时太郎、木工赤川寅吉；宣统二年聘用的有理学博士大冢专一地矿测量技师、田村升为测绘技手，还有樱井清次郎、远藤幸次郎。这两批技术人员合同均为半年至一年，均于宣统三年（ 1911 ）六月返回日本。延长石油官厂石油技术人员奇缺，于是选择去日本留学石油地质遂成为迫在眉睫之事。于是，在延长石油官厂的第二年（光绪三十一年），清陕西省当局即在陕西高等学堂、陕西师范学堂，选得“化学较通之学生若干名，先令在厂实验，再择其优者，选送留学，习此专门。俾其学成回国，皆能膺矿师之任”。这两学堂的学生有吴源丰、沈云骧、由天章、杨宜鸿、方传龙、舒承熙、冯尔鹏、谭照弭、李建勋、何念祖等，共 11 名。光绪三十四年七月（ 1908 年 8 月），又从实习学生中选出吴源丰、舒承熙、杨宜鸿 3 人往日本越后油厂学习石油地质。学生由天章，“典产筹资”，自费随往。两年后，先后回厂。民国元年（ 1912 ），延长石油官厂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厂内管理无人，当年自费留学回国的由天章，主动担当一切，勉维现状。 陕西造林区域图说 清末撰绘的陕西现存最早的专题地图集。该图于清宣统元年 (1909) 开始实地勘查，二年 (1910) 七月绘成。其比例尺约为 1 ︰ 20 万～ l ︰ 25 万。其中包括境界、主要地名、山脉、天然森林、人工造林的分布等，并有文字说明，共有州、县、厅图 42 幅，现存陕西省图书馆。 西安测候所 陕西最早的气象观测机构。一说曾改名为关中测候所。1931年李仪祉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时创建。1931年8月，命李毅艇等人开始筹建。1931年在西安革命公园内正式成立西安测候所（地点在今陕西省水利厅院内），并在9月1日开始每天两次（上午6时，下午15时）观测发报，由驻镐十七路军电台发往南京气象台。后由李仪祉先生捐薪俸3 000元，购置收发报机，收听各地气象报告。每日绘制天气图两份，供预报使用，后因经费匮乏而终止此工作，但观测未曾中断，且保留了民国时期西安唯一的、最完整的气象观测资料。 外国地质学家在西安附近的科学考察 外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活动。清同治五年 (1866) ，德国地貌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 1833 — 1905) 受上海西商会指使，先由紫荆关经龙驹寨、商县至西安，对秦岭东部作地质踏勘，再从西安出发经兰州到定西，又从陇西行经天水、白水江、泉江、略阳到四川的广元，对秦岭西部和南部进行了考察，以后写成《陕西地质纪略》一书，阐述秦岭地区的地层、构造等，特别对陕西等省的黄土进行了研究，曾提出中国黄土风成说，他是最早在陕西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秦岭地质和西北黄土地貌的外国地貌学家和地质学家；同治十二年 (1873) ，比利时传教士捷·沃斯和维尔林，在对属于鄂尔多斯地台的榆林沙漠区调查后，发表了论述鄂尔多斯东部自然特征的文章；光绪三年至六年 (1877 — 1880) ，奥地利人落采氏和斯戒义等人在秦岭东西两段进行调查，对秦岭地层、构造进行了划分和命名；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 (1892 — 1894) ，俄国地质、地理学家、奥勃鲁契夫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的长途地质、地理旅行中，对西安附近及陕北进行了调查，先后发表《鄂尔多斯、陇东和陕北之地形和地质》、《中国西北之黄土》等文章，对黄土的起源和一些区域地质情况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光绪二十九年 (1903) ，美国地质学家庞培勒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地区和其他地区进行考察，其研究成果反映在《中国研究》一书中；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德国人塔费力横穿毛乌素沙漠进行地质调查，其后还有德国人德日进和桑志华、前苏联人 B ． M ．西尼材等，也都在陕西等地进行过地质科学考察活动。 西安经纬度实测 地理学测绘活动。元至元十六年 (1279) ，郭守敬以圭表法测纬，测得陕西兴元 ( 今汉中市 ) 和安西路 ( 今西安市 ) 两点“北极出地”值 ( 即今纬度值 ) 分别为 33 度 06 分和 34 度 05 分，是为西安第一次纬度实测。之后，明万历二十八年 (1600) 至三十年 (1602) 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西安府实地测得纬度 36 度，距欧洲福岛经度 99 度，是为西安第一次经度测量。崇祯二年 (1629) ，徐光启又以西方传教士传人之测量技术，实测北京等地纬度，并推得陕西纬度为 36 度。康熙四十七年 (1708) 至五十五年 (1716) 和光绪十二年 (1886) 曾配合全国经纬度测量，分别测得陕西境内经纬度 12 处和 90 处。清康熙年 (1662 — 1722) 间开始首次实测全国地图，法国人杜德美、费隐、潘如等人于康熙五十年 (1711) 出长城，直至新疆哈密进行实测，他们归途循官道人陕，测量了陕西境内 12 点经纬度。其中测得西安纬度为 34 度 15 分 36 秒，经度以北京钦天监观象台的子午线起算为西经 7 度 34 分 30 秒，化算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始为 108 度 52 分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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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西安物理、化学成就
kexuechuanbo 2014-1-9 14:21
民国西安 物理、化学成就 物理学最近之进步 科学讲演题目。北京大学理科学长、爱因斯坦中国学生之一夏元瑮民国十三年（1924）7月20日在国立西北大学礼堂（今西安柏树林东木头市）演讲。收入民国十四年（1925）3月29日西北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中。这是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在西安乃至我国西北地区最早的传播。 西安集成三酸厂生产技术 民国西安最早的化学制剂与大规模生产技术活动。由窦荫三创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西安集成三酸厂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所产硫酸、盐酸、硝酸主要解决军需，亦供民用和供给陕甘宁边区。据《西京市工业调查》其机器设备至1940年，有铅锅2座、蒸汽锅炉2座、蒸馏机1部，提浓炉1座，吸水机2部，代硫酸铁盘22只，硝酸炉和蒸馏铁釜多口，代冷却器1座，各式车床10部。其工艺特点：一是硫酸制造工艺采用铅室法，以硫磺或磺铁矿、硫化铝锌铜矿石为原料，以6 000m 2 、2 700m 2 铅室各1座和燃磺炉、蒸汽炉各1座为设备，在燃磺炉内燃烧硫矿，产生NO 2 ，再通过铅室、锅炉变化为喷雾状循环反应而成稀硫酸，再经提浓炉成水状强酸；二是硝酸制造工艺，先以硫酸与硝石混合，置入蒸馏器内，加热分析，得蒸馏气，使HNO ３ ，通过冷却、凝结，滴入各种双颈甑器内，即得硝酸，硝酸蒸馏器所余渣滓由器底管孔渗出，即为制碱材料硫酸钠；三是盐酸制造工艺，将硫酸与食盐混合，置入禅釜内，加热分析，可得HCI气体，导入存有蒸馏纯水之吸收器内，即得盐酸。民国二十二年（1933）试制成功66°浓硫酸、48°浓硫酸、22°盐酸，经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鉴定合格，并颁发生产合格证。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产三酸400吨，是1933年产量的3倍。其生产原料多在本省产地设厂专供，如蒲城硫矿、泾阳产火硝、同官产煤、西安产铁料等。 西北化学制药厂生产技术 民国西安之化学制药与大规模生产活动。由民国二十六年（1937）创办于西安崇礼路（今西五路）的西北化学制药厂完成。得到杨虎城、南汉宸的支持。主要发起人和技术人员有韩威西、薛道五、窦荫三、赵少艇、吴子实、张德枢、程梦九等。吴子实、程梦九任厂长。1943年国民政府强行将该厂大部分机器运往兰州，失去生产能力，1947年停业。在西安期间的技术成就主要有：一是仿制先进制药机器，吴子实在参观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制药工厂、乌津仪器制造厂以及国内上海几家制药厂设备工艺的基础上，绘制机器图样，由上海华成、福明两家机器制造厂承造运回西安；二是形成西北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化学制药厂，机器设备包括真空蒸馏机、轧片机、糖衣机、打光机、粉碎机、搅拌机、仁丹机、震荡机、洗涤机、电力消毒箱等，另有制造脱脂棉和纱布的各种机器和相应的机修和动力设备；三是形成大规模药品生产能力，可生产500余种药品，包括针剂、丸片、醇醚、汞纱、绷带、医用刀镊和部分中成药，以妇科中草药“新美乐”最受欢迎；四是聚集一批学有专长的科技专才，1939年职工人数由建厂初期的100人增至600人，专家除厂长吴子实外还有南通大学纺织专业毕业的面纱部主任张荩城、山西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的铁工部主任刘醒甫。聘请的兼职专家有日本帝国大学药科专业毕业的赵少艇、日本工业大学工业化学专业毕业的王玉岗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张迺华教授、德国哥廷根大学毕业的李赋京教授等。 华西化学制药厂生产技术 民国西安之化学制药与生产活动之一。由民国二十七年（1938）创办于西安太阳庙13号（李子舟家院，后迁香米园3号）的华西化学制药厂完成。股东有王季陶、袁吉安、杨叔吉、窦荫三、潘源泉、程海岑、杨文轩、葛凤梧、刘纯中等。厂长李子舟。至1949年有医职人员400余名。其技术设备与西北化学制药厂大致形同，特点是充分利用陕西中草药资源，因地制宜，形成了产品优势，尤其在西北化学制药厂于1947年停业后，成为西安最大的化学制药厂家。 战时食品问题研究会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附设的师生学术社团。民国二十七年（1938）1月23日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学生发起成立。当日组织20余人携带大批表格，至西安东关十八陆军医院及各分院调查受伤将士及难民营养状况。农学系畜牧组李正谊教授还带领学生至西安南关外小雁塔东之西京牧场调查乳牛饲养、繁殖方法、牛乳清洁、装瓶，以及经营状况等。 日食、日蚀观测 物理、天文、地学联合观测。国立西北大学物理系、地质地理系组织。观测结果发表于《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1年1，2期。 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区分会 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最早的物理学社团，中国物理学会的分支机构，1942年成立于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内。1942年成立时，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会推定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岳劼恒教授、西北大学物理系吴锐教授、西北师范学院（时在城固）蔡钟瀛教授为负责筹备人。1943年8月19日，中国物理学会来函，仍推定岳劼恒、吴锐、蔡钟瀛为负责筹备人。其中，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岳劼恒；文书为光开敏；会计为潘湘；会程组为吴锐、吕秉义；招待组为赵恒元、罗崇庆；论文组为谭文炳、岳劼恒。第一批会员有：张贻侗、罗崇庆、吴锐、王成正、光开敏、梁震、岳劼恒、谭文炳、吕秉义、王钟文、黄昌龄、潘湘、侯树仪、白汝清、刘锦江、赵恒元、宋国栋等。第十一届年会议决：一是新会员入会手续案，由岳劼恒、吴锐介绍入会；二是根据学会章程第十二条，议决成立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区分会，由岳劼恒、吴锐起草分会章程送交理事会备案，并成立分会筹备委员会，推举张贻侗、岳劼恒、吴锐（西北大学）、张国藩（西北工学院）、祁开智（西北农学院）、王本良（西北师范学院）为筹备委员；三是议决创办《西北区物理教学通讯》，通知陕甘宁青各省教育厅转各直属学校物理教员将教学方面发生之问题，以通讯方式解答；四是议决附设国防科学促进会，并推定谭文炳、岳劼恒、吴锐筹备；五是下届年会向理事会建议在兰州举行。1946年5月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区分会随西北大学迁回西安，仍设在西北大学内。 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区分会第十一届年会 1943 年10月10日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物理系实验室内举行。到会新旧会员19人。其议程为：上午首先由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岳劼恒报告筹备经过，随即宣读论文4篇；讨论通过5项议案；下午由西北大学教务长杨宙康教授、西北师范学院训导长袁敦礼教授首先分别致辞，学术演讲随即开始。演讲者和演讲题目先后有：西北工学院物理系教授张国藩的《飞翼之理论》；西北大学物理系教授吴锐的《温度之意义及测量》。会议收到的论文还有：虞宏正的《不溶性气态表面膜压力之热力学的推论》；岳劼恒的《酒石酸甲酯之旋光性研究》、《Biol-Gernez型复杂化合物之旋光的研究》、《玉蜀黍提取Xylose之初步实验》（与苏林官合作）等5篇论文。会议论文摘要发表于西北大学主办的《西北学术》月刊1943年第2期。此后，曾在西北大学先后举行第十二届年会、第十三届年会、第十四届年会和第十五届年会。其中，在1947年10月10日在西安西北大学物理系实验室和兰州分别举行的第十五届年会上，岳劼恒教授仍任主席，张佩瑚教授做了题为《原子能发展之现况及对将来和平建设之推测》的主题报告。 融化物质分子量测定新法 物理化学研究新成果。西北大学物理学系岳劼恒教授著。发表于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西北区分会会议，复刊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12月15日出版的《西北学术》第2期。该文鉴于因有水解现象，传统的冰点法测定化合物分子量不适宜于各类复杂化合物分子量的测定，遂以盐减低水解，创出新的测定方法。用此法可测定多数复杂化合物之分子量，且发现不少有趣结果。 不溶性气态表面膜压力推论 民国热力学研究成果。西北大学化学系虞宏正教授发表于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西北区分会会议，收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12月15日出版的《西北学术》第2期。该文在著者发表于《中国化学会志》7卷2期“Thermodynamics of Jnterfaces in Egnilibrium”一文所得表面平衡之热力学总公式的基础上，推得不溶性气态表面膜压力，并认为表面压力实为纯液体之表面张力与同液体盖有表面膜时表面张力之差。其相关因素包括表面面积、表面压力、绝对温度、自由成分数、气体常数、相之熵、相之体积、相之压力、克分子量、分子率等。其计算结果、适用条件与实验相符。 酒石酸甲酯之旋光研究 物理学研究新成果。西北大学物理学系岳劼恒教授著。发表于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西北区分会会议，收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12月15日出版的《西北学术》第2期。该文鉴于国际上向以酒石酸乙酯做旋光性实验，独辟蹊径而完全改用酒石酸甲酯，得到了更为显著的结果，并对其右旋酒石酸之多种形式、平衡状况、静电场影响、影响方式等作了研究。 复杂化合物旋光研究 物理学研究新成果。西北大学物理学系岳劼恒教授完成。发表于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西北区分会会议，收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12月15日出版的《西北学术》第2期。该成果鉴于复杂化合物生成的缘故，化学定性分析中如有溶液酒石酸存在则多种金属不能为其常用试药所沉淀，遂改用物理学旋光方法，获得明显的效果。针对实验中有一酸根配置不易，又通过将酒石酸与甲醇化合变为甲酯，再通过加以氨、氯化钙、钙盐晶体、草酸沉淀钙原质等措施，发明了便于操作的新方法，并测定硼、铅、钨、钡、锑等所成之各种复杂化合物，其酸根作用俱可确定，从而验证了方法的科学性。 中国化学会西安分会 民国三十七年（1948）11月21日在西北大学成立。张贻侗任理事长。西北大学刘仙舟教授、赵永昌教授、刘致和副教授、曹居久副教授等当选为理事或候补理事。 化学教授小涵先生奖学金 西北大学化学教授张小涵于1945年10月10日宣布设立的优秀化学学生助学金。当日，西北大学在西安校本部大礼堂隆重集会，祝贺本校化学教授张小涵（贻侗）从教25周年。张小涵（1890—1950），又名贻侗，安徽全椒人，早年留学英国，为英国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拉姆赛之弟子。1920年起在西北大学前身之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化学，复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任化学系主任、教授，特别在西北大学开出理论化学、高等理论化学、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定量分析化学、高等无机化学、化工原理、制革、造纸、石油化学等课程，著有《理论化学大纲》（译自Getman-Daniels的《理论化学大纲》1941年第七版），是当时全国最新的、最权威化学教科书。至1945年，在一校从事化学教育满25年，并为陕西乃至西北培养了大批化学人才。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北大学：“查该校教授张贻侗勤奋攻学，潜心研究，连续在一校服务满二十五年，深堪嘉许。兹特一次发给奖金五万元，仰即收转”。张小涵教授在会上宣布，将此一等奖奖金法币5万元和纪念活动期间本校化学系毕业生、褒城酒精厂副厂长刘廷栋等70余人为张小涵先生捐赠的奖学金31万元，合并在西北大学设立“小涵先生奖学金”，以所生息金专门奖助本校化学系成绩优良之学生。民国三十五年度（1946），西北大学化学系学生王国柄、孙聚昌以品学兼优获奖，每人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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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西安数学成就
kexuechuanbo 2014-1-9 14:16
民国西安数学成就 开方数理图说 数学著作。 2 卷，李仲特著。李仲特自幼喜好数术，青年时学习过《算法统宗》、《梅氏丛书》、《则古惜斋算学》等，熟悉几何、代数、微积分等，曾任西安陕西大学堂数学教习。在兰州兰山书院主讲数学时著成此书，主要解决立方以上无法画图之问题，并给出了“九乘方廉隅”诸图。 级数比类 数学著作稿本。 4 卷，李仲特著。民国十九年（ 1930 ）完成。未刊，今存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最小二乘方 数学著作。李仪祉著。1915年出版。最小二乘方，又称最小二乘法，或最小平方原理，是一种数学优化技术，常用于工程测绘、大地测量中。高斯使用最小二乘法见于其1809年出版的《天体运动论》，法国科学家勒让德亦于1806年独立发现最小二乘法。它通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寻找数据的最佳函数匹配。由此，可简便地求得未知的数据，并使其与实际数据间的误差的平方和为最小。这是李仪祉训练其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必修课程之一，曾学习过该课程的西北大学工科第一届毕业生陈靖回忆说，开设了不少在陕西从未听说过的课程，数学作业和课堂笔记常常被其他学校学生传抄。李仪祉年少识算，自幼随伯父李仲特习数术，学习过《九数通考》、《九章算术》《四元细草》《几何原本》等，在京师大学堂又学习过《定量分析》、《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等，甚至尝试翻译过一本《平面几何》。 实用微积术 数学著作。李仪祉著。1915年出版。 诺模术 工程数学译著。克劳斯原著，李协（仪祉）讲授，李翥仪笔述，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通常所说的诺模术，又称诺模图，指共线图，由法国科学家奥卡涅于1884年首先提出。其基本概念包括图尺、图尺系数和图尺方程。它根据一定的几何条件（如三点共线），将一个数学方程的几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画成相应的用具有刻度的直线或曲线表示的计算图表，是工程技术上常用的一种计算图表。其使用方便，求解迅速，可避免大量重复计算。该著是李仪祉1922年至1927年在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西北大学工科等校先后使用的讲义，由其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时任陕西女子中学校长的义妹李翥义笔述而成，曾在李仪祉倡导的陕西水利工程勘测、设计与施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土积计算截法 工程数学著作。李仪祉著。发表于1918年。 湖水停蓄推算流量新法 工程数学论文。原名《湖之停蓄推算流量之新法及其应用之经验》，李仪祉著。发表于民国十六年（1927）。 通用流速算式之误点 工程数学论文。李仪祉著。发表于民国十六年（1927）。 几个定理的新证明 解析几何学新论。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亦珩教授著，民国三十二年（1943）12月15日发表于《西北学术》第2期。过去关于空间极系性质之综合证明，多用解析之方法，而刘亦珩则用纯粹综合方法证明之，结果更为整齐简洁。其研究涉及极系之性质、极系之基本二次曲面等。结论认为各空间极系皆为其基本二次曲面之极点极面系；自共轭点为曲面上之点，自共轭面乃其切平面，且各双共轭元素乃其极共轭元素对。 非完整质点系与阿伯尔氏方程式 数学研究新成果。西北大学数学系赵进义教授著。民国三十三年（1944）1月15日发表于《西北学术》第3期。该文鉴于当质点系为非完整时，则只知动之式不足以决定其运动，而拉格朗日方程亦不能应用，固体之拘束关系不能用坐标之整式表示，以及采用解析力学定理处理特殊约束关系的困难，遂提出了与国外定理相类似的新结果。即：一质点系之加速度能等于将其总质量集中于其重心所得之加速能，再增加围绕其重心之相对运动中之加速能。这为解决这一函数问题提供了新的门径。 数学研究四段法 数学史、数学方法论研究新成果。西北大学数学系傅种孙教授完成。初发表于三十二年度（1943）西安暑期讲演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2月15日发表于《西北学术》第4期。该文首次提出数学乃类名、数学无人神之见、数学名与实、各类数学互相发明、互相孕育等新概念，尤其是提出数学研究四段法。其四段法要旨：一段为“博”，即广搜众性；二段为“约”，即举因略果，握首舍末；三段为“辨同异”，即注意其他事物与本事物关系者；四段为“舍实弄名”，即“因果关系既明，吾人遂可得意（因果关系）忘形（原指事物），以建立一无指数学”。其各类数学互相孕育观认为：一是将无指数学应用于指定事物，便得一有指数学；二是就有指数学摘发其因果关系，便得一无指数学；三是由一有指数学推广于相关事物，又另得一有指数学；四是互相发明，如解析几何初成，以综合几何为蓝本，及解析几何发达，而综合几何亦因之大进，即所谓互相发明；五是互相孕育，如欧、洛、黎三氏之几何，各行其道，毫不相涉，然黎氏平面几何之点、直线、距离，指欧氏立体几何之过定点之直线、之平面，如此二平面之夹角则黎氏几何之所本、所推，故黎氏几何孕育于欧氏几何之中，即所谓互相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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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力开发史上的第一次科学勘测活动述略
zhangwb2010 2011-11-2 12:57
1932年11月，在我国电气工程师恽震的倡议下，由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出资并出面借调有关方面人员共5人组成勘测队，对长江三峡进行了为期19天的勘测和调查，是为三峡水力开发史上的第一次勘测活动。 这次勘测活动的开展，诚如发起人恽震在60年后的自述中谈到的，“是一次私人宏愿偶得资助，从而对国家资源开发作出一种贡献的机缘实例”。恽震时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直有志于实地调查、勘测三峡的水力资源，但苦于缺乏支持。1932年夏，恽震一次在与好友钱昌照先生谈话时说起了此事。事有巧合，钱昌照先生当时正负责筹备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事宜，且属下已有部门开展水力勘测工作，于是当即表示，国防设计委员会可以出资并解决人员借调问题。 于是，恽震邀请了时任山东省建设厅技正的曹瑞芝和时任交通部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扬整会”）的工务处长宋希尚，三人组成了勘测队，并着手资料收集等准备工作。此后，宋希尚又邀请本单位水道测量总工程师史笃培（G. G. Stroebe，美国人）及技术员陈晋模参加。1932年10月底，5人在湖北宜昌会合，正式组成了勘测队。 整个勘测工作从1932年11月5日开始，至11月23日结束，共持续了19天。勘测队先测量了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以及黄陵庙至三斗坪一带的地形、水深等，继而乘船考察了宜昌至重庆区间的河段。勘测结束后，恽震、曹瑞芝、宋希尚3人讨论了报告的撰写以及将来的开发计划。 1933年春，恽震等人完成了《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正本送呈国防设计委员会，同时以副本送请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和扬整会分别备案。同年3月23日，扬整会将该《报告》呈报交通部。5月3日，交通部以第5116号指令作出批复，称“所呈计划尚属详明，应予存案备查”。此后便没有了下文。此一时间，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刊《工程》（季刊）的总编辑沈怡先生极力要求刊载该《报告》。经钱昌照先生同意，1933年《工程》第八卷第3、4号作了连载。 《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1）坝址选择。报告提出最适合建水电站的地点是葛洲坝和黄陵庙至三斗坪一带。 （2）开发方案。考虑当时国力和工业薄弱，电力需要不多，报告提出的两个计划均采用低坝开发方案。两个计划均暂定坝高12.8米，总装机容量均为30万千瓦，单机容量初步考虑为1万至2万千瓦。 （3）船闸。两个计划均考虑设通航船闸，葛洲坝计划为一级船闸，黄陵庙计划为二级船闸。 （4）工程造价估算。两个计划均考虑分三期开发，每期开发10万千瓦。葛洲坝计划约需7600万元（当时价，下同）。每度电的成本，最先为0.65分，最后为0.48分。黄陵庙计划的费用，较葛洲坝计划约高五分之一。 这次勘测活动，是三峡水力开发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深入的科学勘测。虽然《报告》提出的开发计划最终未能实施，但对后来的三峡工程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提出的两个坝址方案，分别为后来的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所采用。恽震在其后来的自述中也谈到，这一报告的价值，“乃在于根据地质地文资料，在1932年就选定了黄陵庙、三斗坪作为最优越的建坝地点”。此外，这次勘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详细的三峡水力开发计划，在我国尚属首次，当时被誉为“我国水电工程具体报告之嚆矢”。 参考文献： 电力电工专家恽震自述（一），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3期 朱成章，不废长江万古流：记长江三峡的第一个开发计划，中国三峡建设年鉴1998，第356-358页 黄山佐，民国时期开发长江三峡水利资源的计划和经过，中国三峡建设年鉴1995，第372-384页 薛毅，民国时期首次科学勘测长江三峡略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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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就是讲台”——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孙明经先生
热度 1 caoxiaojing 2011-10-3 12:23
“银幕就是讲台”（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孙明经先生） —— 中国高校影音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文尾还附有12余张相关图片，敬请阅读，谢谢!） 2011年适逢孙明经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高教影视教育委员会于金秋9月召开了 2011 年年会暨“孙明经电影教育”学术研讨会 ，这可以看作是对孙明经先生及其同仁们美好的缅怀与纪念！ 孙明经 （ 1911-1992 ），江苏南京出生，在其父母孙熹圣、隋心慈 的影响下，立志投身电影教育事业。 1927 年考入金陵大学学习，由 校长陈裕光 亲自为其针对以后即将从事的“电影教育”事业设计了 长达七年的本科教育课程 ，他先后主修了化工、物理、电机、国文、神学、戏剧、音乐等多门课程， 1934 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于理学院。 1934 年理学院创立“教育电影部”，孙即担任院长魏学仁的电影拍摄及电影教育助手，成绩斐然。先后协助院长拍摄、独自拍摄了百余部，翻译外国电影 66 部，其中孙明经独立编摄完成的 50 余部 。 在长期实践锻炼的基础上， 1936 年孙被任命为“教育电影部”专职负责人。 1936 、 1937 年是孙明经领导下的金陵大学“影音部”的“黄金发展期”，他们既对本院系、本校学生讲映自己拍摄的 “教育电影” （不同于商业娱乐电影，主要以创作播映我们现在称之为 “科教片”和“纪录片”为主的“电影教育”运动 ， 积极履行以电影为媒介对学生及大众进行文化科学教育的传播宗旨 ），同时也对社会摄制、流通、公映影片以及培养影音教育人才。据统计， 该阶段全国流通的教育电影半数以上均为该部提供 ，其中自拍 80 余部，非常优秀的，如： 1936 《陶瓷》、《烟台花边》、《景德镇制陶》、《灯泡制造》、《电灯与气灯》、《日蚀食》、《健身运动》、《防毒》， 1937 《防空》， 1938 《自贡井盐》等。其中由院长魏学仁和孙明经等一同拍摄的 《农人之春》，曾获 1935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农村国际电影比赛会三等奖，是我国第一部获国际电影比赛奖项的电影及科教片 ； 1936 年 院长拍摄的 《日食》 使用的是 1935 年刚刚发明的彩色柯达胶片， 是全中国第一部彩色科教片，也是全世界第一部记录日食的彩色影片 。 1938 年以后，金陵大学被迫内迁入川，影音部先后在重庆、成都等地，继续其影音教育事业与电影创作实践，以孙明经为代表的影音教育前辈们，愈是艰难困苦，愈为电影事业、电教事业及抗战宣传事业殚心竭虑。 1936 年、 1943 年，在孙明经领导下，“教育电影部”与当时教育部社教司、西康省、国家资源委员会等分别合作，孙带领同事、学生曾不远万里远赴西康地区及华东、西南部分省份将民国不同区域的民情及现代工业发展情况摄制成 “国情电影”，为现代中国的起步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 ，其中优秀的，如： 1936-1943 《西康》 （该主题影片由 8 部影片组成，包括《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会康定》《金矿铁矿》《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是目前 关于藏区的最早的影像纪录 ）、《连云海港》、《中兴煤矿》、《故都北平》、《万里长城》， 1943 《防空电厂》、《长寿水力发电》、《机械制造》、《电话制造》、《铜锌铝》、《拉铜线》、《电机制造》等。 1940-1941 年孙明经接受美国洛氏基金资助赴美国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苏达州大学视觉教育中心及其他电影机构考察电影及电影教育事业，并加入了美国电影工程师协会。 1942 年回国时，孙明经为金大购买了 1 吨重的设备和器材历经辗转运回成都，并带回了大量影音方面的前沿资料。回归后，孙明经正式担任金大教育电影部（后改名为影音部）主任、电化教育专修科主任，全面负责金大电影及电影教育工作；同年， 应专业发展之需要，率领同仁 创办专业杂志《电影与播音》，成为目前所发现的当时全国由大学主办的唯一的学术性电影及电影教育综合性期刊， 在全国相关行业颇具影响力，对外国人了解中国影音教育及影音事业也颇具影响力，美国国会图书馆曾派费正清博士亲赴金大购买该杂志数套收藏。 抗战结束后，孙明经及其同仁积极筹划金大高等影音教育的拓展与深化，但因时局关系长远计划暂时搁浅。 1946 年， 年仅 35 岁的孙明经因其影音事业方面的卓越业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任为大众传媒组中国委员 。 1947 年，孙明经拍摄了《民主前锋》，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纪录片 ，影片记录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等抗战期间在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大学一起联合办学及抗战胜利后重返家园的艰难历程。 1948 年，孙拍摄了他最后一部电影——彩色无声片《南京》。 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 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孙明经带领金大影音部电影师生及设备北上，与其他相关兄弟院校一起、并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创立于 1950 年的北京表演艺术研究所（ 1951 年改称中央电影学校、 1953 年改称北京电影学校， 1956 年被国务院批准改制升格为北京电影学院），创立了摄影专业，为电影学院的摄影教学教育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反右斗争中，孙明经被错划为右派，直至 1979 年被平反，时年他年近七旬，教过了他电影教育生涯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第五代”。 1992 年孙明经因病逝世。 相对于现今愈来愈高科技化、多元化、影视合流化、普及化的中国科教电影及纪录片事业来说，当年中国非商业电影、尤其是金大理学院以孙先生为执行领导的影音部的教育电影事业发展仍然是令人感佩的，它 “创造了中国 20 世纪 30 、 40 年代电影发展历史中非剧情电影发展的一个高峰” 。 当时的国家，战火纷飞、一穷二白，前途未卜，我们可以看到以金大校长陈裕光等诸多高校师生们为代表的 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热切愿望，他们虽然学科背景各不相同，但其拳拳报国之心、对电影新媒介的崇尚接纳及积极利用其以寄托普及教育、提升国民文化素养的现代科学务实观念却是不约而同的 。他们以真挚的爱国情怀、职业的敏锐远见 将电影这一新兴大众媒介与民众教育、国家建设、民族文化传播紧密连接在了一起 ，为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起步，拉开了最初的影像序幕、留下了最珍贵的影像记录、文字记录与理性思考。 孙明经先生在家庭及诸位师长的熏陶与精心栽培下，终于成长为这个 现代知识分子团体中第一个年轻的真正的专职电影高等教育知识分子，这是孙先生个人的成长机遇和幸运，也更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性必然选择。 1936 年，孙明经专职负责教育电影部以来，他一直率领本部师生勤勉努力，将电影教育、电影救国的理念及思想贯彻始终、身体力行，为后辈从业者做出了极好的表率。 研读资料、回顾往昔，今人后辈不该更与时俱进、全力推进电影与教育的融合及创新！以孙明经先生为代表的先辈们提出的“ 电影的教育化及教育的电影化 ”的教育梦想与前景，在当下这个影像时代已然成为现实，并不断地在向前发展与超越，让我们共同努力和期待我国的电影事业及电影教育事业新的繁荣与跨越，并期待它们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及其广远传播做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孙明经先生语录： 电影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媒介，是教育和建设的利器，是促进和平的桥梁，是促进世界大同的媒介。……它可以直接记录形象、动作和声音，彩色电影还可以直接记录彩色，立体电影还可以记录立体的感觉。因为它能够记录的范围如此广博而且直接，所以它最便于记载事实、传递思想、发挥情绪。 电影可以独立于学校工作，银幕就是讲台。 相关图片转载：（均来自网上，图片说明文字为笔者所加） 1、孙明经的父母 2、幼年的孙明经与父亲 3、工作中的孙明经 4、志同道合的夫妇：孙明经与吕锦瑷 5、孙明经夫妇及同仁与学生们 6、当时在大学操场播放“教育电影”传播知识文化的盛况 7、老年的孙明经夫妇 8、孙先生的儿子孙建三编著的有关父亲电影事业的著作 9、孙先生的女儿孙建秋编著的关于父亲电影事业的著作 10、孙先生拍摄的自贡盐工工作状态 1938 11、孙先生赴西康考查拍摄，右为孙先生 1939 12、孙先生创办的第一份中国高校影音专业杂志《电影与播音》，黑白封皮版、彩色封皮版 孙熹圣、隋心慈皆为美国人狄考文夫妇主持的山东登州文汇馆 1882 年开设的大学部的学生，是中国学生中较早一批受到西方影音教育熏陶与启蒙的大学生，孙熹圣率先在中国把“ film ”译成“电影 ” ，把“ photograph ”译成“摄影 ” ， 1903 年孙前往金陵大学前身汇文书院短期任教，将电影教学带入课堂，成为该校“校园电影”的最早推动者和参与者之一。 张同道：真实的风景 【 M 】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8 ： 275 孙建三：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奖项的电影《农人之春》 【 J 】电影艺术， 2004 （ 2 ）： 98 同 2 ， 277 页 同 2 ： 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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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在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民国时期...
wangxiong868 2011-9-19 17:21
国际在线消息：知识分子就一定清贫吗？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民国时期，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是比较宽裕的。 据新华网报道，在20年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当时的1块银圆在上海可买7斤猪肉。 下面以梁启超、胡适和鲁迅三人为例，具体分析一下他们当时详细的经济收入状况： 据人民网报道，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1页）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 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其间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约合今 人民币 800元）。 据光明网报道，胡适在1917年6月9日从纽约启程，搭乘海轮；7月10日，轮船到达上海，胡适立即专程回到安徽绩溪老家，探望久别的母亲，并小住一个月。开学之前，他北上来到首都，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一年，他实足26岁。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0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还有200多银圆节余。 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北大开学以后，他在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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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雁林：张元济与中国近现代的著作权保护
kexuechuanbo 2011-8-27 10:57
雷雁林发表于《中国编辑》2011年4期 张元济与中国近现代的著作权保护.kdh 摘要： 张元济、严复、蔡元培、梁启超、廉泉等人,是中国近代著作权保护制度最早的呼吁者,而在这几位先驱中,张元济集学者、官员、出版家的身份于一体,从中国著作权保护思想的传播、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建设以及实践三个方面,积极推进了中国近现代的著作权保护,在中国著作权保护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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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植物学总书目<摘录>
热度 1 keifei 2011-5-27 20:15
民国时期植物学总书目摘录 OCR整理 by 张彩飞 说明： （1）本文摘录自： 北京图书馆编 . 民国时期总书目 （ 1911 — 1949 ） 自然科学·医药卫生 .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 Pp 240-251. （2）每书目信息最后的缩写代表馆藏地：B.--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爱图书馆）；C.--重庆市图书馆；S。--上海图书馆。 （3）红色标识的书目意指此书未有中科院植物所图书馆的馆藏（ 植物所图书馆检索 的初步结果）；黄色填充表示此书为编译或译作；绿色表示此书来自期刊抽印本。 一点统计：此书目总共收录了256本书，其中约有17本书为期刊文章的抽印本。按本书的编写说明，该目录没有收完全用英文写成的书籍，而是至少需要有中文摘要，不过完全外文的书应该没几本。此书目仅来源于BCS三家图书馆的馆藏，要是把植物所图书馆的馆藏也考虑上也不会有很多出入吧。再统计下译著或编译的作品，的确挺大比重的，达到49部（近一半为译自日文），近20%的比例，可见当时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遥想当时虽然科学才开始在中国起步，但那时学术自由，虽然是从零开始起步，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一些领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比如植物学、地质学。相比较，那时国内外研究差别是要比现在小得多。那时中国科学家（很多留洋经历）及其培养出来的本土学者从零开始，创办国家级的研究院、公立大学及其院系、还有各类私立学校与研究机构，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吸收了西方精髓的科研与教育体系。各机构开始刊发各类英文刊物，用英文撰写文章，许多外国学者在中国大学传授知识，国外的信息能得到较快的翻译。。。向往那段虽处乱世但欣欣向荣的学术研究。 也统计出民国时期国内发行的256本植物学图书中竟然有100本书没有收藏到植物所图书馆。以前以为我们的植物所图书馆在专业文献上收集得相当齐全，可是一比数据怎么就有这么大的缺口呢？也许你可以反驳说，这没有收藏到的很多书都没啥用，收不收藏意义不大。但你咋就能判断一本专业书没用呢？植物学的学科特点还就很多时候老文献比新文献有意义得多。植物所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植物学专业研究所，在许多方面都是代表和体现国家的水平，至少应该极力搜集齐全本国出版的专业书籍，而像《植物属名》《植物种名》这类规范名称翻译的重要工具书都缺乏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 普通植物学 3325 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 ( 美 ) 柯尔特 ( 原题：胡尔德， J.M.Coulter) 著 奚若、蒋维乔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1 年出版 页 32 开 书名原文： Plant Studies 。 (B.) 3326 植物学 王兼善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3 年 11 月初版 339 页 32 开 精装 附中西文名词索引。 (S.) 3327 ( 三好学 ) 植物学讲义 ( 卷上 ) 黄以仁编译 凌昌焕校订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8 年 1 月初版， 1931 年 9 月 5 版 330 页 有图 27 开 讲述显花植物形态、细胞组织、隐花植物等。 (S.) 3328 ( 三好学 ) 植物学讲义 ( 卷中 ) 黄以仁、凌昌焕，吴家煦编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8 月初版 1931 年 5 月 3 版 520 页 有图 27 开 讲述植物的生长、疾病和生殖等。 (S.) 3329 ( 实用主义 ) 植物学教科书 马君武编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8 年 11 月初版 421+ 18 页 有图 25 开 (B.) 3330 植物学要览 刘纪著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9 年 10 月初版， 1925 年版 64 页 50 开 环筒页装 (B) 3331 高等植物学 邹秉文、胡先骕、钱崇澍编著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11 月初版， 1928 年 5 月 4 版 462 页 有图 23 开 精装 内分植物之构造及其生活，植物之种类及其关系两编。附英汉术语对照表。 (B.S) 3332 植物学讲义 卢开运编 编者刊 1930 年出版 394 页 23 开 精装 大学教本。附术语英汉对照，索引等。 (B.S.) 3333 植物生物学 ( 日 ) 松本巍著 吴印禅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1 年 4 月初版， 1933 年 4 月国难后 1 版 258 页 有图 23 开 精装 ( 科学丛书 ) 书前有译者序，书末附索引。 (B.S) 3334 北新植物学 吴子修、王志清编 上海 北新书局 1932 年 4 月初版， 1933 年 8 月 3 版 201 页 32 开 (B.) 3335 植物学 朱隆勋、张起焕编 北平 文化学社 1932 年 9 月 3 版 152 页 32 开 (B). 3336 植物 韦琼莹编 上海 大东书局 1933 年 8 月初版 146 页 有图表 27 开 (B) 3337 植物学纲要 华汝成编 上海 中华书局 1935 年 3 月初版， 1949 年 3 月 3 版 304 页 有图表、照片 32 开 ( 中华百科丛书 ) 附：中文及西文名词索引。 (B.S.) 3338 实用植物学 刘毅然编译 北平科学书室 1935 年 9 月初版 191 页 23 开 讲述植物根、茎、叶、花的形态及功用，果实，种子发芋，环境对植物的影响等。书末附： 1. 中英文植物学名词对照表； 2. 植物学家人名表。据 R.M.Holman ， W.W.Robbia's 所著 A Textbook Of General Botany 一书编译。 (B.S.) 3339 植物学 刘元钊编著 应成一校订 上海 正中书局 1936 年 5 月初版， 1948 年 6 月沪 1 版 66 页 32 开 ( 正中少年故事集第 5 集 8 叶楚伧、陈立夫主编 ) 内分什么叫植物学，中国植物学的萌芽期，植物学研究之兴起，唐、宋、明、清的植物学，中国历代本草学著作年表。 (B.S.) 3340 植物学大纲 嵇联晋编著 薛德焴校订 上海 世界书局 1936 年 5 月初版 15+766 页 有图 25 开 (B.) 3341 植物学通论 ( 日 ) 山羽仪兵著 陶秉珍编译 南京 正中书局 1937 年 7 月初版， 1947 年 2 月沪 l 版 232 页 有图 25 开 ( 自然科学丛书 ) 译者将《植物学图集》及《植物学解说》二书合成一册，改称现名。内容包括植物的形态、生理、变异、遗传、进化及系统、分布、分类等。 (B. S.) 3342 植物学 褚乙然编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39 年 2 月初版 191 页 32 开 职业学校教科书。 (B.C.) 3343 普通植物学 郝景盛、赵为榍著 重庆中华书局 1945 年 10 月初版， 1946 年 9 月沪再版 314 页 23 开 ( 大学用书 ) 书末附：普通植物学名词对照表，中国植物研究机关一览。 (B. S.) 3344 普通植物学 ( 上、下册 ) 李扬汉编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年 8 月初版 2 册 (619 页 ) 25 开 ( 大学丛书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主编 书末附英汉名词对照表。 (B.) 3345 开明植物学讲义 上海开明书店 162 页 28 开书残。 (S.) 3546 植物学小史 胡先骕编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4 月初版 130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1 集 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 王岫庐主编 ) 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1 年 8 月初版， 1933 年 5 月国难后 1 版， 1915 年渝 1 版， 1947 年 2 月 3 版 180 页 32 开 ( 百科小丛书 王云五主编，新中学文库 ) 此书主要取材于英国 R.J.Harvey-Gibson 所著 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Botany 。 1945 年渝 1 版改排为 36 开， 101 页。 (B.S.C.) 3347 植物世界 ( 法 ) 波尼衰 (G.Bonnier) 著 周太玄、周王耀群译 ①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1 年 6 月初版， 1938 年 5 月国难后 1 版 341 页 有图表 23 开 ( 科学丛书 ) ②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3 月初版 4 册 (395 页 ) 有图表 32 开 ( 万有文库第 2 集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书名原文， Le monde v é g é tal 。 (B.) 3348 植物杂种之研究 ( 奥 ) 孟德尔 (G.Mendel) 著 林道容译 ①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9 月初版 66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第 2 集王云五主编，汉译世界名著 ) ； ②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3 月初版 66 页 32 开 ( 汉译世界名著 ) 书名原文： Versuche uber Pflanzen-Hybriden 。 (B.S.) 植物学研究概况 3349 今后发展我国植物学刍议 秦仁昌著 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1931 年出版 37 页 有图 21 开 卷首页书名为：今后发展我国植物分类学应取之途径。书后附第五次世界植物学会详记。书前小引写干 1931 年 4 月。 (B.S.) 3350 Hugo de Vries 先生逝世 徐仁著 中国植物学会 1935 年 11 月初版 页 16 开 《中国植物学杂志》第 2 卷第 3 期抽印本。介绍荷兰植物学家 Hugo de Vries 的生平及其对植物生理学的研究。 (S.) 3351. 静生生物调查所、江西省农业院庐山森林植物园募集基金计划书 静生生物调查所，江西省农学院编 编者刊 版 15 页 16 开 环筒页装 内含植物园计划、募集基金办法。 (B.S.) 3352 方文培教授任教国立四川大学十周年纪念册 方文培 教授任教国立四川大学十周年纪念筹备会编 成都 编者刊 1947 年 11 月出版 32 页 16 开 收《论治植物分类学之精神， ( 李萌桢 ) ，《方植夫先生川大教学十年纪念， ( 周太玄 ) ，《十年来方文培教授之在川大， ( 胡文光 ) ，《方文培教授任国立四川大学十周年纪念颂》 ( 李彩棋 ) ，《方植夫教授发现之植物新种》 ( 罗世炯 ) ，《川大植物标本室之木材标本》 ( 邓纯眉 ) 等 6 篇纪念文章，并收有方文培论文 四川木本植物两新种》一篇。书前有黄季陆等人的题词。 (B.) 3353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年报 ( 第 l 号 1944 — 1947)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编 编者刊 1948 年 1 月出版 30 页 16 开 (B.) 3354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年报 ( 第 2 号 1948) 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编 编者刊 1949 年 1 月出版 29 页 16 开 (B.) 3355 植物研究 行政院新闻局印行 1948 年 1 月出版 18 页 36 开 介绍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及国内其他植物学研究机构概况。附：中央研究院植物学汇报目录。 (B.S.). 普及读物 3356 有知识的草木 李劭青著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30 年 11 月出版 18 页 50 开 (B.) 3357 植物学问答 毛起鹇编著 上海 大东书局 1930 年初版， 1931 年 7 月再版 130 页 50 开 ( 百科常识问答丛书 )(B.S.) 3358 植物的生活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编 1931 年 6 月初版 8 页 32 开 ( 民众科学问答丛书 第 22 种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编 ) (B.) 3359 绿的世界——植物的故事 J.C.Kenly 著 庸耕编译 上海 少年书局 ]933 年 3 月初版， 1934 年 8 月再版 152 页 32 开 用故事体裁讲述植物的形态、生理等。 (B.S.) 3360 植物世界 沈志坚译 上海 新中国书局 1935 年 8 月初版 101 页 有图 32 开 (S.) 3361 植物的世界 许达年、许斌华译 ①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年 2 月初版， 1936 年 10 月再版 218 页 32 开 ( 初中学生文库 ) ②上海 中华书局 1947 年 12 月初版 218 页 32 开 ( 中华文库 初中 第 1 集 舒新城等主编 ) (B.S 。 ) 3362 植物的生活 董爽秋著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11 月初版， 1937 年 3 月再版 137 页 32 开 ( 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 王云五、周建人主编 )(B.S.) 3363 有用植物 张果著 上海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1 年 3 月初版 169 页 有图 36 开 ( 少年科学丛书 ) 介绍几种常见植物的特点和用途。 (B.S.C.) 3364 奇怪的植物 陈人英著 桂林 康健书店 1943 年 6 月桂版 74 页 有图 32 开 以浅易的文字讲解花、果、菜、草等。 (C.) 3365 我们的花园 马志柏著 重庆 文风书局 1 944 年 10 月初版 46 页 36 开 ( 新少年文库 第 3 集 )(B.) 3366 有趣的植物问题 周建人编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年 11 月初版 54 页 32 开 ( 新小学文库 第 1 集 朱经农、沈百英主编 ).(S.) 3367 田野的杂草 周建人著 上海 士林书店 1949 年 3 月初版 70 页 42 开 介绍四季常见的野生草本植物。 (B.S.) 3368 植物的生活 陶秉珍撰 上海 开明书店 1948 年 6 月初版 114 页 32 开 ( 开明少年丛书 )(B 。 ) 3369 植物的神秘 钱耕莘著 北平 文光书店 1949 年 9 月初版 91 页 32 开 ( 新时代科学丛书 3)(B.) 参考工具书 词典、名词 3370 植物学大辞典 孔庆莱、吴德亮、杜亚泉等 13 人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8 年 2 月初版， 1922 年 7 月 4 版， 1933 年 6 月缩本初 页 23 开 精装 书末附中文、西文、日文索引。缩本版为 50 开。 (B.S.) 3371 植物学术语 科学名词审查会编 出版 16 页 23 开 科学名词审查会植物学名词审查组第 1 次审查本。共收录植物学名词 560 个。列有拉丁文原名、决定名、旧译名或异名三栏。序言写于 1922 年 7 月。 (S.) 3372 植物种名 ( 卷一 ) 科学名词审查会编 版 101 页 16 开 科学名词审查会植物学名词审查组第 2 次审查本。 (B.S.) 3373 植物属名 科学名词审查会编 版 26 页 16 开 科学名词审查会植物学名词审查组第 3 次审查本。 (B.S.) 3374 植物命名考 盛诚桂编 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5 年 5 月初版 115 页 32 开 以 1937 年英国 T.S.Lindsay 所著 Plant Names 为蓝本编写。 (B.S.C.) 3375 植物生态学名词 国立编译馆编订 编者刊 1947 年 5 月出版 46+28 页 8 开 初审本。包括植物生态、形态、组织及解剖、生理、病理、细胞及遗传、分类学的名词 2 ， 000 余个。书后附植物生态学拉丁、希腊语根 ( 约 700 余个 ) 拟译表。 (B.) 3376 植物组织学及解剖学名词 国立编译馆编 订编者刊 1947 年 6 月出版 59 页 8 开 初审本。 (B.) 3377 毛诗植物名考 童土恺著 上海 公平书局 1924 年 S 月初版 82 页 32 开以今名考释《诗经》中写到的植物，并予分类。书前有毛诗植物分类检查表，毛诗植物同物异名表等。封面印：童君乐编。 (S.) 检索表，图谱 3378 自然分类普通植物检索表 彭世芳编 北京 中华博物学会 1920 年 10 月初版 134 页 27 开 据日本斋田功太郎和稻叶彦六的著作编译。 (S.) 3379 ( 自然分类 ) 普通植物检索表 彭世芳著 上海 中华书局 1929 年 9 月初版， 1939 年 8 月昆明 4 版 135+26 页 27 开 检索植物名称及种类。共收植物 600 余种。附：植物名称中西文对照表。 (B.S.) 3380 植物科目检索表 吴炳编 杭州 西湖博物馆 1934 年 6 月出版 46 页 32 开 附：普通植物术语图解。 (B.) 338l 植物学表解 卢寿篯编 上海 中华书局 1935 年 10 月初版， 1941 年 1 月昆明 5 版 44 页 32 开 ( 初中学生文库 )(B.S.) 3382. 植物名实图考 ( 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 ) ( 清 ) 吴淇浚著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9 年 12 月初版 1129 页 23 开 精装 . 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11 月 缩本初版， 1939 年 1 月缩本再版 829 页 32 开 ③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3 月初版 18 册 (1219 十 38 页 )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 ) 我国十九世纪重要的植物学著作，共三十八卷。收有植物 1 ， 714 种，分 12 类。附索引 38 页。 (B.S.) 3383 植物图谱 ( 上、下册 ) 沐绍良编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11 月初版， 1937 年出版 2 册 (223 页 ) 有图 32 开 ( 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 周建人、王云五主编 )(B.S.) 3384 中国植物图鉴 贾祖璋、贾祖珊著 上海 开明书店 1937 年 5 月初版， 1946 年 10 月再版 1460+ 页 32 开 收列二千多种植物图，有说明。书后附录：植物分类系统沿革，国际植物学命名规则摘要，植物学文献，西文、中文和单字笔划索引。 (B.S.) 3385 植物图说 周建人编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40 年 3 月初版 300 页 有图 32 开 以路旁、田野及普通栽培植物为主，并酌量 - 收入著名植物 ( 包括国外的 ) ，共计 176 种。 (B.) 3386 植物图解 ( 英 ) 鲁意 (B.Lloyd) 编绘 黄绍绪译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40 年 7 月初版， 1941 年 11 月再版 82 页 有图 16 开 书后附四角号码及英汉名词索引。书名原文： Handbook of Botanical Diagrams 。 (B.C.) 3387 南方草木状 图 60 页 32 开 收南方草木形状图画 60 幅 .(S.) 3388 植物形态图、植物形态表、植物分类表 沈祥瑞编 页 有图表 25 开 书残，存图谱 52 页。 (S 。 ) 3389 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 ( 德 )E.Bretschneider 著 石声汉译 胡先骕校 上海 国立编译馆 1935 年 7 月初版 82 页 23 开 介绍中国以李时珍《本草纲目》为主的本草学典籍，并有中国栽培植物源流考和记载植物方法举例等。书名原文： On the Study and Value of Chinese Botanical Works 。 (B.S.) 实验植物学 3390 实验植物学 嵇联晋编 上海 北新书局 1932 年 6 月初版 216 页 有图表 25 开 讲述植物实验及其所用器械与药品，标奉的采集、制作和保存。书前有序，附参考书目。 (B.S.) 3391 显微镜的植物学实验法 嵇联晋译 昆明 中华书局 1939 年 9 月初版 244 页 有图 24 开 译者序称此书据见波博士著作翻译。 (B.S.C.) 3392 观察实验图解植物学 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编 嵇联晋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9 月初版 363 页 24 开 精装 ( 科学丛书 ) 从植物的形态、生理，生态等方面进行观察实验，作出写生图，附简单文字说明。 (B.S.) 3393 植物实验室 童致棱编 上海 中华书局 1948 年 1 月初版 108 页 有图表 32 开 ( 中华文库 初中 第 1 集 舒新城等主编 ) 指导植物实验。 (B.S.) 植物园 3394 植物园 ( 日 ) 矢部吉祯著 许心芸、朱成之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4 月初版， 1933 单 8 月再版 78 页 32 开 ( 百科小丛书 王云五主编 )(B.S.) 3395 庐山森林植物园募集基金计划书 江西省农业院静生生物调查所编 编者刊 出版 15 页 16 开 (B 。 ) 3396 静生生物调查所江西农业院庐山森林植物园第三次年报 静生生物调查所编 北平 编者刊 1937 年 2 月初版 20 页 16 开 《静生生物调查所第八次年报》抽印本。 (S.) 3397 广西植物园概况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编 编者刊 1935 年 2 月初版 42 页 32 开 (B.) 3398 植物园 蒋益希编著 滕秉全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6 月初版 106 页 32 开 ( 社会教育小丛书 )(B ， S.) 植物标本的釆集与制备 3399 简易下等植物标本制作法 吴炳著 杭州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 1934 年 6 月初版 3 页 16 开《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第 2 号抽印本。 (S.) 3400 植物标本采集制作法 嵇联晋著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6 月初版， 1936 年 8 月再版 116 页 有图表 32 开 ( 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 王云五、周建人主编 )(B.S.) 植物形态学 3401 实验观察植物形态学 彭世芳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11 月初版， 1934 年 1 月国难后 1 版 282+18 页 有图表 32 开 精装 ( 科学丛书 ) 分述根、茎、叶、花的形态。附中西文学名对照表。 (B.S.) 3402 植物形态学 朱隆勋编 北平 中国大学 1933 年出版 290 页 18 开； (B.) 3403 植物之生殖 ( 日 ) 原田正人著 高铦译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9 月初版 53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2 月初版 63 页 32 开 ( 自然科学小丛书 ) 概述世代交替、单性生殖等。 (B.S.) 3404 普通植物学——形态之部 张景钺著 北京 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出版 86 页 16 开 前言写于 1947 年 10 月。 (B.S.) 植物解剖学 3405 植物解剖学与生理学 ( 上，中，下卷 ) ( 法 ) 毕宋 (A.Pizon) 著 李亮恭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5 年 5 月初版， 1933 年 7 月国难后 1 版 3 册 (341 页 ) 23 开 精装 ( 科学丛书 ) 英文书名： P1ant Anatomy and Physiology 。 (B.S.) 3406 根·茎·叶·花 郑贞文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5 月初版， 1933 年 1 月国难后 1 版， 1933 年 6 月国难后 2 版 178 页 有图 32 开 ( 少年自然科学丛书 8)(B ， S.) 3407 植物和叶 郑贞文，江铁等编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3 年 12 月初版 27 页 36 开 ( 少年自然科学丛书 16) (B.S.) 3408 植物的根和茎 郑贞文、江铁等编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3 年 12 月初版 29 页 36 开 ( 少年自然科学丛书 17) (B.S.) 3409 植物的花和种子 郑贞文、江铁等编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3 年 12 月初版 32 页 36 开 ( 少年自然科学丛书 18) (B.S.) 3410 植物之种子 陆费执著 ①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年 4 月初版 52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l 集 王云五主编；百科 246 小丛书 王岫庐主编 ) ②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6 月初版， 1935 年 1 月再版 62 页 32 开 ( 百科小丛书王云五主编 ) 讲述种子的生长、构造，发芽、散布和性质等。 (B.S. ） 3411 植物系统解剖学 ( 日 ) 小仓谦著 舒贻上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9 月初版， 1939 年 5 月长沙版 115 页 有图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B.S.C.) 3412 叶 李毓铺编著 温州 编著者刊 1936 年 10 月初版， 1938 年 9 月改订再版 79 页 有图表 32 开 讲述叶的外形，构造、生活，以及叶的各种应用。 (C.) 植物组织学 3413 植物之组织及机能 （日 ) 郡场宽著 于景让译 ①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9 月初版 154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②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6 月初版 154 页 32 开 ( 自然科学小丛书 ) (B.S.) 3414 ( 实验观察 ) 植物组织学 彭世芳编 上海 中华书局 出版 174 页 有图 36 开 讲述植物的细胞与组织。作者自叙写于 1936 年 5 月。 (B.S.) 3415 植物组织学实习法 管光地编著 南京 正中书局 1937 年 4 月初版， 1947 年 6 月沪 1 版 263 页 有图表 25 开 ( 大学用书 ) 讲解植物切片术及显微镜观察技术等。取材于 ( 美 )Chamberlain 的《植物组织学研究法》 (Method in Plant Histology) 。 (B.S 。》 植物生理学 3416 植物生理学 ( 日 ) 川上泷弥著 吴 山求 童玉民改订。 上海 新学会社 1926 年 8 月改订 6 版 82 页 有图 23 开 (S.) 3417 植物生理学 刘毅然编译 北平 科学书室 1936 年 3 月初版 243 页 28 开 根据 O.Raber 著 Principles of Plant Physiology 第二版编泽。 (B.) 3418 植物生理学 何家泌著 贵阳 文通书局 1944 年 9 月初版 188+54 页 有图 25 开 ( 大学丛书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编 ) 附录：中西文名词对照表，图解等。 (B.C.) 3419 植物生理学实验教程 林孔湘著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年 2 月初版 79 页 16 开 书后附： PH 指示剂，去污液之配制及用法，复蒸水之制法，名词索引等。 (B.) 3420 养分之摄取与同化物质之利用 ( 日 ) 大槻虎男著 刘克济泽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3 月初版 173 页 有图表 32 开 ( 万有文库 筹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④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11 月初版 173 页 有图表 32 开 ( 自然科学小丛书 )(B.S ， ) 3421 植物与水分 ( 日 ) 缬缬理一郎著 谢循贯译 ①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3 月初版 70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10 月初版 70 页 32 开 ( 自然科学小丛书 ) 概述水的吸收、蒸散、通导等。 (B.S.) 3422 植物之发生生长及器官形成 ( 日 ) 郡场宽著 薛德焴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9 月初版， 1939 年 5 月长沙初版 112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1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B.S.) 3423 植物之生长素 殷宏章编著 编者刊 1936 年 12 月出版 页 有图 16 开 《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第 6 卷第 2 ， 3 期抽印本。 (B.) 3424 植物之运动 ( 日 ) 山口弥辅著 舒贻上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3 月初版 129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附参考书目。 (B.) 3425 植物色素 孟心如著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5 年 12 月初版， 1947 年 9 月沪初版 96 页 36 开 (B.) 3426 植物繁殖法 ( 美 ) 霍德斯 (A.C.Hottes) 著 崔友文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6 年 8 月初版 309+18 页 36 开 附植物名索引、普通索引。书名原文： Plant Propagation 。 (B.) 3427 植物的绿色 ( 苏 ) 史托列多夫著 什之译 上海 天下图书公司 1947 年 9 月初版， 1949 年 4 月华北 1 版 57 页 36 开 ( 大众科学丛书 9 ；人民科学丛书 ) 主要讲解植物叶绿素的作用。 (B.S.) 3428 微量元素、生长素与植物之生长 罗宗洛著 中华学艺社 1947 年出版 24 页 18 开 《 学艺杂志》抽印本 。著者于 1947 年 1 月 11 日 在中央研究院蔡故院长八十冥寿纪念会的演讲。 (B.) 3429 海仙人掌之体量变化及氯化钾、钙、镁、钠与发光之关系 经利彬等著 北平 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课 页 16 开 《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中文报告汇刊》第 2 卷第 6 号抽印本。 (B.) 植物生物化学 3430 益母草子 ( 茺蔚子 ) 及其油之化学成分之研究 许植方著 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 1932 年 10 月出版 32 开 16 开 ( 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集刊 第 8 号 ) 附英文摘要。 3431 植物成分之分析法 窪美温著 周梦白译 广方校 ① 上海 药和化学社 1940 年 3 月初版 174 页 32 开 精装 ② 重庆 中华书局 1943 年出版 页 32 开 书前有陈果夫等的序 3 篇。 (S.C.) 3432 五通桥区植物含钾量之分析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编 四川五通桥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1942 年 8 月初版， 1949 年 9 月重印 8 页 16 开 ( 调查研究报告第 28 号 ) 附参考书目。 (B.S.) 3433 杨梅树皮 Myricetin 及 Myricitrin 含有量之测定及其分析法之比较 鲁昭祎、戴广耀著 台北 台湾省林业试验所 1947 年 7 月初版 11 页 16 开 ( 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报告 第 8 号 )(S.) 植物生态学、植物地理学 3434 植物生态学 张珽著 董爽秋增补 著者刊 1930 年 11 月初版 256 页 有插图 23 开 大专教材。书末附索引。 (B.S.) 3435 植物与环境 ( 日 ) 吉田义次著 周建侯译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3 月初版 141 页 有图表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6 月初版 141 页 有图表 32 开 ( 自然科学小丛书 )(B.S.) 3436 植物生态学 卢开运编 北平 斌兴印书局 1935 年出版 274 页 有图 24 开 附录：植物生态学实验 45 项，索引。 (B.) 3437 植物群落学小引 ( 日 ) 中野治房著 于景让译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3 月初版 151 页 32 开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11 月初版 151 页 32 开 《自然科学小丛书》 附植物生态学用语对照表。 (B.S.C. ） 3438 世界植物地理 ( 英 ) 哈第 (M.Hardy) 著 胡先骕译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1 月初版 213 页 32 开 ( 百科小丛书 王云五主编 ) 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12 月初版 213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1 集 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 王云五主编 ) ③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9 年 12 月 长沙 简编版 213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1 、 2 集简编 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 ) 书名原文： The Geography of Plants 。 (B.S.) 3439 植物地理学 ( 德 ) 第尔斯 (L.Diels) 著 董决秋译 南京 国立编译馆 1934 年 9 月初版 222 页 23 开 书名原文： Pflanzeageographie 。 (B.) 3440 植物地理学 ( 英 ) 鲍尔杰 (G.S. Baulger) 著 王善佺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9 月初版， 1939 年 5 月长沙初版 202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书名原文： Plant Geography 。 (B.S.C. 》 3441 南洋植物志 吴元涤编著 暨南学校 1919 年 12 月初版 120 页 有图 23 开 分为南洋植物本论、南洋农林业概论二编。有植物图 70 余个。原为南京国立暨南学校师范第二部的讲稿。 (B.S.) 3442 江苏植物名录 祁天锡 (N.Gist Gee) 著 钱雨农译 中国科学社 1921 年 12 月出版 178 页 16 开 原载《科学》第 4 — 6 卷。 (B.S.) 3443 中国北部植物图志 ( 第 1 — 3 册 ) 刘慎谔主编 北平 国立北平研究院 ( 印刷 ) 1931 — 1934 年出版 3 册 9 开 第 1 册 1931 年出版 59 页 第 2 册 1933 年出版 63 页 第 3 册 1934 年出版 94 页 第 1 册“旋花科”，刘慎谔、林镕编；第 2 册“龙胆科”，林镕编；第 3 册“忍冬科”，郝景盛编。 (B.) 3444 中国北部及西部物植地理概论 刘慎谔著 1934 年 10 月出版 页 有图 16 开 《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丛刊》第 2 卷第 9 号抽印本。 书末附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分区地图。 (B.) 3445 太行山脉植物调查记 ( 第 1 编 磁邯纪游 ) 周汉藩编 河北博物院 1935 年 8 月出版 24 页 有照片 16 开 分保定、磁县、彭城，炉峰山及邯郸等 7 部分。 (B.) 3446 植物的分布 伍况甫等编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9 月初版 127 页 32 开 ( 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 王云五、周建入主编 主要介绍中国西南、西北等地区植物的分布和种类。内附：中国森林分布之状况图。 (B.S.) 3447 安徽天柱山之植物 樊庆生著 南京 1937 年 5 月出版 (15) 页 有图 23 开 《金陵学报》第 7 卷第 1 期抽印本。 (B.) 3448 峨眉植物图志 ( 第 l 卷第 l 号 ) 方文培主编 成都 国立四川大学 1942 年 5 月初版 212 页 有图 9 开 收峨眉山及其附近的新种植物，区属种植物，疑难不确种类及重要经济植物等 50 种， 5 种，新种用拉丁文、英文及中文记述，其余用中英文。 (B.S.) 3449 河西祁连山植物群落记略·河西祁连山之牧场草原 何景著 甘肃 科学教育馆 1943 年 5 月出版 20 页 有表 16 开 ( 甘肃科学教育馆专刊 第 2 号 ) 书后另附折页表 5 种。 (B.) 3450 兰州植物志 何景编著 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 1946 年 7 月初版 176 页 有表 16 开 （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专刊第 5 号 ) 将该地区的种子植物依照 Engler 氏之自然分类系统一一列举，加以说明，并讨论其生态问题。 (B.S.) 3451 中国木本植物属志 ( 上卷 ) 郝景盛著 重庆 中华书局 1945 年 5 月初版， 1946 年 10 月沪再版 244 页 23 开 ( 大学用书 )(B.S.C.) 3452 中国裸子植物志 郝景盛著 重庆 正中书局 1945 年 9 月初版， 1947 年 10 月沪 1 版 152 页 有图 25 开 附学名索引及中名索引。 (B.S.C.) 3453 水生植物之适应 樊庆生著 南京 谦衷生物科学材料社 8 页 16 开 《生物科学杂志》第 1 卷第 1 期抽印本。 (B.) 系统植物学 3454 植物记载学与系统学之研究方法 ( 上编：植物记载学之方法 ) L.Diels 著 董爽秋译 1931 年 3 月出版 页 16 开 国立中山大学理科《自然科学季刊》第 3 卷第 1 期抽印书。 (B.) 3455 植物分类 ( 日 ) 三好学著 沙俊译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9 月初版 155 页 有图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 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②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6 月初版， 1947 年 2 月再版 155 页 有图 32 开 ( 自然科学小丛书 新中学文库 )(B.S.) 3456 植物的系统 胡哲齐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9 月初版， 1937 年 3 月再版 163 页 有图 32 开 ( 中学生研究丛书 周建人、王云五主编 )(B.S.) 3457 植物系统学 ( 上、下册 ) ( 日 ) 池野成一郎著 罗宗洛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年 8 月初版 2 册 (665 页 ) 有图 25 开 ( 中华学艺社自然科学丛书 第 2 种 ) 讲述植物的构造、形态、生理、生殖、分布等。 (B.S.) 3458 植物分类学 袁善征编 华汝成校 上海 中华书局 1949 年 2 月初版 246 页 有图 32 开 (S.) 孢子植物 3459 中国蕨类植物图谱 (1 、 2 、 4 卷 ) —秦仁昌等编 北京 国立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0 年 -1937 年出版 3 册 页 有图 8 开 附中文及英文说明。书前有西文名索引。 (B.) 3460 下等植物分类学 杜亚泉编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1 月初版 193 页 32 开 ( 百科小丛书 王云五主编 ) 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12 月初版 1940 年 6 月长沙 3 版 193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1 集 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 ) （ B.S.) 3461 北平真菌之记载 邓叔群著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3 年 5 月初版 16 开《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 4 卷第 9 号抽印本。对北平所产真菌七十余种的研究报告。英文本，附中文提要。 (S.) 3462 菌类 ( 日 ) 小南清著 于景让译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3 月初版， 88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2 集 王云五主编；自然科学小丛书，王云五、周昌寿主编 ) ②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6 月初版 88 页 32 开 ( 自然科学小丛书 ) 内分菌类的分类，雌雄异丝与雌雄同丝，发光菌 3 章。 (B.S.) 3463 贵州菌类小志 周宗璜等著 北平 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5 年 11 月初版 页 16 开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 6 卷第 4 号抽印本。内收周宗璜、胡先骕、曾先奎，李良庆著《青岛与烟台海藻之研究》等论文 3 篇，英文本，各附中文摘要。 (S.) 3464 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 秦仁昌著 北平 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5 年 3 月初版 页 16 开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 6 卷策 5 号抽印本。英文本，附中文摘要。 (S.) 3465 应用菌学概要 方心芳著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5 年 10 月初版 88 页 36 开 (B.) 种子植物 3466 四川莎草科植物之新种与新变种 唐进著 北平 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2 年 12 月初版 (2) 页 16 开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 3 卷第 20 号抽印本。 (S.) 3467 高等植物分类学 杜亚泉编 ①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1 月初版， 19341 年 12 月 3 版 243 页 32 开 ( 百科小丛书 1 ，王云五主编 ) 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12 月初版 ,243 页 32 开 ( 万有文库 第 1 集 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 )(B.S.) 3468 应用豆科植物概论 步毓森著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4 月初版， 1935 年 3 月再版 114 页 有图表 32 开 (B.S.) 3469 河北省菊科初步之研究 陈封怀著 北平 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4 年 5 月出版 页 16 开 (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第 5 卷 第 2 号 ) 河北省 136 种菊科植物标本的研究报告。英文本，附中文提要。 (S.) 3470 高等植物分类学 卢开运编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年 10 月初版， 1949 年 7 月 3 版 405 页 有图表 24 开 ( 大学用书） 讲述并讨论分类学的理论。书末附中文索引及西文索引。 (B.S.) 3471 双子叶植物分类 ( 英 ) 哈钦松 (J.Hutchinson) 著 黄野萝译 胡先骕校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1 月初版 514 页 有图 24 开 附录： 1. 汉英分类术语对照表； 2. 华名 ( 科 ) 索引； 3. 拉丁名 ( 目，科，属 ) 索引。书名原文： The Famillies of Floweing Plants ， I.Dicotyledons 。 (B.S.C.) 3472 中国产之蒟蒻属植物 蔡希陶著 中国植物学会 1937 年 3 月初版 6 页 有图 16 开 《中国植物学杂志》第 4 卷第 l 期抽印本。蒟蒻俗称魔芋，多年生草本植物。此文介绍其特性、种类等。 (S.) 3473 北碚菊科植物志 钱崇澍著 重庆 复旦大学 22 页 有图 16 开《复旦学报》抽印本。 (B.) 3474 显花植物分类检索表 44 页 32 开 (S 。 ) 应用植物学 3475 普通有毒植物学 孙云台编 编者刊 1924 年 12 月初版 131 页 有图 27 开 介绍细菌类、真菌、裸子植物、双子叶植物中有毒植物的性状。 (S.) 3476 人生植物学 ( 日 ) 三好学著 许心芸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0 年 12 月初版， 1932 年 12 月国难后 1 版， 1935 年 7 月国难后 2 版 356 页 有图表 24 开 精装 ( 科学丛书 ) 阐述植物与人生的关系、植物的利用等。 (B.S.) 3477 有毒的植物 张伯康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9 月初版， 1935 年 11 月 3 版 25 页 50 开 ( 民众基本丛书 第 1 集 8 自然集 吕金录主编 ) 介绍毛茛、乌头等 19 种有毒植物的形态和毒性。 (S.) 3478 中国药用植物志 ( 第 1 册 ) 裴鉴著 上海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1939 年 10 月出版 页 16 开 介绍药用植物 50 种，附图解。 (B.S.) 3479 植物常识 徐琨编 上海 中华书局 1948 年 1 月初版 98 页 有图表 32 开 ( 中华文库 初中 第 1 集 舒新城等主编 ) 介绍食用、工业用、木材用、药用和有毒植物等的经济价值及加工方法等。 (B.S.) 3480 医药植物学 刘宝善著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9 年 2 月初版 227 页 36 开 讲述药用植物的组织、器官、细胞及其含有物等。 (B.S.) ============================================== 附件：原文（来自超星独秀） 民国时期植物学总书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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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部分人物照(幻灯片)
黄安年 2009-5-22 09:21
民国时期部分人物照 ( 幻灯片 ) 黄安年文 许令仪供图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5 月 22 日发布 这里发布的是名国时期部分人物照 , 并无关联性 , 如果仔细查阅哪个时期的期刊报纸还是可以收集到不少任务照片的 , 历史照片可是历史资料的一个重要部分 , 照相时可以化装和造型 , 但是人物的基本轮廓可是无法改变的。 图片共 16 幅是好友许令仪传来的 , 资源共享。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点击下列网地查询 http://news.cctv.com/china/20090121/103141.shtml 。顺序有变化。
个人分类: 摄影图片集锦(09A)|450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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