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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诺贝尔奖: 热度 5 Einstein 2017-10-16 09:24; 按：拙文刊载于10月13日《科技日报》“嫦娥副刊”，发表时有删节。感谢陈莹编辑。今年的诺贝尔三大科学奖已经尘埃落定，来自美国、瑞士和英国的9名科学家分享了这些荣耀。奖项已花落有主，但有关话题热度未减，整个10月科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便是诺贝尔奖。1896年去世的瑞典化学家诺贝尔一定没有料到，据其遗产、遗嘱创建的这三大科学奖项，已经成了全世界科学奖项中最具含金量的“硬货币”。有了这般含金量，引发讨论自然在情理之中。不过说道诺贝尔奖的奖金，其实并不算高。以今年为例，在诺贝尔基金会财务状况改善的情况下，各奖项的奖金提高到了900万瑞士克朗（约合740万人民币）。2015年，我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的一半奖金，当时约合300万人民币（另一半由另两位科学家分享）。也难怪她和丈夫开玩笑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呢，太少了！就在今年9月26日，2017年度邵逸夫奖（天文学奖、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数学奖）在香港颁给了5位科学家，其中每项奖金120万美元（约合795万人民币）。可见，单从奖金数额看，邵逸夫奖已经超过诺贝尔奖了。类似这种大奖还有一些，但丝毫未削减公众对诺贝尔奖的关注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已经是一家“百年老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度和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较高。围绕诺贝尔奖最火的话题自然是有关获奖科学家的各种趣闻，媒体记者恨不得挖地三尺，但凡与获奖得主有关的，一概不放过。再以屠呦呦为例，那年她获奖后，她早年在宁波的故居很快成了“风水宝地”，许多人到那里争相拍照，以“粘点喜气”。有的人直盯着这家“百年老店”的丰厚遗产，扳着指头数着100多年来诺贝尔奖得主中的“夫妻同台”、“父子登科”、“母女接力”等趣事（按：初稿我写有“兄弟共荣”，后来发现兄弟得诺奖的是来自荷兰的廷贝亨兄弟，但是一位是经济奖而非科学奖，故未写。）。毕竟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因为自设奖以来科学奖的获奖人数不过数百，可是科学家群体要庞大的多。这类似国内的“兄弟院士”、“夫妻院士”，的确算是科学家的幸运和荣光。但在科学社会学家的眼里，恐怕另有解释，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早年考察了美国19 01-197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情况，其中有一项对获奖有积极影响的因素便是师徒关系，也即常言说的“名师出高徒”。这其中包含了科研环境和合作关系的因素，从这些角度分析的话，上面所说的“小概率”事件便可得到合理解释。她的书叫《科学界的精英》，1977年出版（中文版1979年），尽管有些年头了，但读起来并不过时。诺贝尔奖得主中，许多有非常鲜明的个性，最常举的例子恐怕是费曼了。不过，费曼名气太大了，这里不说他，而提1989年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迈克尔·毕晓普（Michael Bishop）。2003年，毕晓普写了一本书《如何获得诺贝尔奖》。你一定以为他要讲述获得诺奖的锦囊妙计了吧。真的不是，因为该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人生。幸好有这个副标题，否则真有人当成摘取诺奖的手册呢。其实正是这种讲述学术人生的书，对青年益处最大。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昌俊的《我不是好学生》也是类似的书。最后再说说华人诺奖得主。早在整整60年前，杨振宁、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原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先生多次讲到，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便是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2003年，他全职回到了他小时候畅玩了8年的清华园，也算叶落归根、心归故园。本是一腔报国心，没想到后因再婚问题引发舆论“讨伐”。最近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实在看不下去了，撰文力顶杨先生，列举了杨先生回国后所做的五大贡献。一时舆论哑然。从1957年到2015年，从首次中国人（杨、李当时持中华民国护照）获得诺奖到首位中国本土科学家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现场致辞，用了58年。如今，海外的优秀华人学子和国内科学界的青年才俊，正在积攒力量，用不了多久，是他们登上舞台的时候了。附图： Nobel by the Numbers It’s Nobel time: Committees traditionally announce the recipients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October. In honor of this year’s winners, 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stats on laureates of bygone years. (This data exclude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peace, literature and economic sciences prizes.) 出处： 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17/nov/nobel-by-the-numbers 又及：留言7楼许老师博文转载了一则有关大学获得诺奖的排行榜，有参考价值。有兴趣者可一阅。; 个人分类: 科学随笔|16337 次阅读|14 个评论

刘华杰、田松：学妖与四姨太效应: 热度 7 tian2009 2016-8-29 00:35; 【本文以“学术相声”形式于2005年8月16日在第12届全国科学哲学会议（长沙）做过大会报告。摘要刊于《科技中国》杂志2005年第10期，全文收录于刘华杰主编之《科学传播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再后来收录于田松、刘华杰著《学妖与四姨太效应——科学文化对话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是对话集中的版本。2016年8月26日刊于微信公共号“科学的历程” ，承蒙北山先生帮助校对，特此致谢。】刘华杰田松学妖与四姨太效应导读 “学妖”和“四姨太效应”分别是刘华杰和田松在2004年提出来的概念，2005年公开发表。蒋劲松认为，这两个原创概念是中国学者对科学社会学的重大贡献。这两个概念是基于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运行状态而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描述力。而且，它们所描述的现象不仅限于中国，每个国家的科学共同体都有类似的现象，当然，由于社会状况不同、法律体制不同，表现的程度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 ◆ ◆ ◆ ◆ 刘华杰（2005.07.05）： 2004年12月24日北师大科学与人文中心刘晓力教授组织了一次关于科学规范与科学文化的小型研讨会。会上，我报告了一个自己考虑了很久的问题，发言题目为《“科学共同体”的神秘性：“学妖”的社会角色》。“学妖”一词立即引起部分同行的兴趣，一时有男学妖、女学妖，大学妖、小学妖，内行学妖、外行学妖，好学妖、坏学妖诸说法等等。看来此词有一定的概括力和说明力，也促进了人们对科学之社会运作的思考。此前，你曾提出“四姨太效应”的说法。我想，“学妖”及“四姨太效应”等，都属于科学社会学的范畴，是对中国当前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方式特点的某种概括。这回我们就来稍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型”或者“隐喻”。田松（2005.07.06）： “学妖”这个词很形象，很有概括力。一个形象的词能够提供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无形中有助于学术思想的流通和生长。虽然有些严肃的学者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喜欢。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曹南燕老师就学术界的过度包装作了一个发言。接着曹老师的话茬，我说了“四姨太效应”。这是“四姨太效应”第一次公开亮相。不过这个想法是在2004年11月无意中冒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当时我们在南京大学参加一个“科学大战与后现代科学观”的研讨会，期间刘兵带着你我前往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出租车里，我们谈到了当时各高校正在申请的一个某部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被一家很多人认为实力不够的单位获得了，引起了议论。我在车里忽然想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扮演的颂莲，四姨太。四姨太为了争宠，假装怀孕，最后事情泄漏。好心的大少爷对她说：“你也真蠢，怀孕这种事，做假能假得了几天？”四姨太说：“我蠢？我不蠢！我早就算计好了，开始是假的，只要老爷天天到我这儿，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 刘华杰：你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更详细地说说其中的缘由，毕竟多数人还没听说过“四姨太效应”，知道“马太效应”的倒有一些。田松： “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四姨太不愧是念过书的，话里透着智慧。四姨太的意思很明白，虽然是假装怀孕，但是因为引来了老爷更多的关注，就会有更多怀孕的机会，时间一长，假的就变成了真的了。到了那时，就算有人知道了当初的假，又能怎样呢！一个学术单位，虽然实力不够，但是假装够——就是曹老师说的过度包装——只要获得了“上面”的信任，就可以得到项目、工程、基地，也就是说——得到经费。在我们现在的学术机制下，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学术单位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有的项目经费高达千万，乃至上亿。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不需要特别优秀的管理者，只要相对不错的管理者，这个单位就不可能不发展。比如用个最直接的办法，把学界公认的本领域最优秀的学者和最有潜力的新秀高薪挖来几个，这个单位的实力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几个数量级。这时候，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了。这就是我们当下学术体制所导致的“四姨太效应”。和你的“学妖”还说得上是可谓相映成趣吧！刘华杰（2005.07.07）：念了半年大学的颂莲深深懂得“老爷”有限精子条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她的假孕主张只是想提高真实受孕的机会。对于科学事业，这种策略在某种条件下也未必一无是处。它的危险在于，它的持续作用或者多阶段的迭代过程可能使老爷错过真实生育的机会，即导致老爷断子绝孙（逼急了也可能上演通奸及“狸猫换太子”似的极端故事），对于科学事业，相应的结局人们自然可以猜到。我们可以把“四姨太效应”与科学社会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作对比。默顿说的“马太效应”讲的主要是后来的事情运作和正反馈放大过程，而“四姨太效应”主要讲述事情的形成过程，它将为马太效应提供一种“前件”。于是，“四姨太效应”＋“马太效应”将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两者都有一个“太”字，也算一种巧合吧！一个来自儒家文明，一个来自希伯来文明！虽然“四姨太效应”和“学妖”都有具体的原型，但是它们有一般性，在科学社会学中可以指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田松： “学妖”一词的提出，得益什么呢？刘华杰： “学妖”一词字面上直接得益于“麦克斯韦妖”、“拉普拉斯妖”甚至“金妖”（其中的金指你的导师金吾伦，好像是张华夏教授命名的）等。不过，在学理上，这个概念主要得自于经典科学社会学和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现代科学技术的运作在规模和组织方式上都远远不同于二战以前的情况。我们看到的科学事件的发生，只是一种外表现象。柏拉图有一个“洞穴”影像隐喻，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洞穴中的囚徒，不知道形成影像的背后机制（对应地，在中国有“驴皮影”表演，只是观众的位置有些变化）。科学社会学道出了现代科学动作的一个核心机制：科学共同体及其同行评议。这一条几乎可以解释科学技术运作的许多方面。但是科学共同体是如何形成或者组建的？什么是学术同行？此“同行”是如何聚类的？我们承认科学共同体及其同行评议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许多时候要考问更多更深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许多事情尚未步入规范运作阶段的中国现实而言。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使科学共同体的运作成为可能，隐而不显的操作者，更为重要、更值得研究。说白了，谁有权力提供第一推动使某人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成员？此操作者可以是学者但也可以不是学者，可以是大学者（如院士）也可以是杰出专家或一般科研人员，也可以是幕后的“包工头”。他们的共同点是：（1）智商较高，有相当的组织能力；（2）有很强的游说能力，能说会道，能很好地协调人际关系；（3）一般不把自己置于显赫的座次，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她）的特殊地位。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表面上只是小人物，身份通常为编辑、秘书、小官员、办事员、召集人、活动家、记者等。与台面上“公开表演”的科学共同体同行们的显赫而正规的身份相比，这些操作者，即所说的学妖，身份甚至有点卑微或者故作卑微状以图大事。简要地说，学妖是中国当前学术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同行评议中担负重要角色，在学术民主、资格评定等过程是发挥重要作用。学妖的主要职责不是亲自评议，而是使评议如期如愿意地实施，即组织同行评议。组织同行评议的诸多逻辑可能性，但现实中往往有具体的习惯性安排。学妖所从事的工作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不会简单地认为学妖只起副作用、只做坏事，那样评价是极错误的。实际上总体上他们做对称性的工作，社会学家应当无偏见地看待他们。田松：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以前的那些“妖”都是属于科学哲学的，你这个“学妖”则是社会学的。这倒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行当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转移。从科学知识到科学家，从科学共同体到科学共同体如何运作，这是一个不断向外的过程。学妖这个词隐喻着我们的学术活动背后某种不为人注意的机制，涉及到权威如何成为权威的问题。以往我们关注的是，权威作为个人，是怎样成为权威的，比如发愤苦学、比如志存高远等等。但是学妖则让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为有可能成为权威的个人，是怎样凸显出来，得以成为权威的。因为权威不是绝对的，你能够成为权威，这件事儿本身是需要更大的“权威”来认证的。所以我觉得学妖构成了一个界面。这个界面的一面是科学共同体，另一面是对权威有需求的群体，它们可以是公众，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业，甚至也可以是其它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只有穿过了学妖这个界面的权威，才可能被需要权威的人视为权威。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某某人经常在某家媒体上以某某家（就说是科学家吧）身份出现，对某种和科学有关的社会现象发言。时间一长，在这家媒体的读者看来，这个人就是具有权威意义的科学家。如果很多媒体都这样说，那么就会有相当多的公众认为，这个人就是具有权威意义的科学家。再有类似事件的时候，如果其它的媒体没有请到这位先生发言还会觉得自己的权威性不够。然而，很有可能，这个人在他自己的共同体中只是一个普通的专家，远远算不上是权威。甚至也可能，他根本就不是那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当然，学妖对于这个界面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有相当的调控能力。而不同的学妖，有意无意地调控着不同的界面。如果按照界面的种类划分，你觉得是否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1）体制内学妖；（2）民间学妖？刘华杰（2005.07.08）：可以简单地这样划分，但这样容易立即引出认知层面或者价值层面的判断，而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角度看，应当尽可能事先不做这样的判断。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划分，它们动作的过程也是十分相似的，而这种相似性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你说的“界面”概念很有意思，它相当于一层“膜”，膜两侧的势能、渗透压、社会地位不同。学妖的一种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建构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界面。界面行使区别的功能，一旦建成，原本相差无几的真正同行，就可能形成天壤之别，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科学家要走向社会，必须以某种办法传播自己、宣传自己、推销自己，这样的事实始于伽利略，作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伽利略本人甚至非常擅长此道（可参见《伽利略的女儿》）。但是，相比起二战之后的大科学，伽利略的社会活动数量级太低了，或者说现在的科学组织过程更为复杂。如果说伽利略本人就是自己的学妖的话，那么现代的科学家一般不能直接面对社会，他们需要代言人（agent），学妖就是其一。在中国，院士称号是最高等级的科学技术荣誉，院士在中国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对大大小小的公共事件具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院士也频繁出席各种论坛、大小会议。媒体以及普通公众，可能只注意到（因为他们一般只看到这一层面）诸位院士走来走去、说不说去，却不晓得这些院士何以“出场”。一般说来，院士还比较乖，不会主动请缨，自己报名上媒体上发表言论，而是经某人（学妖）的邀请而出场的。当然，极个别院士除外。在你说的“体制内”，院士们也几乎一样地活动，比如评审、论证某个项目，院士们一般并不知道项目的存在，或者知道了也不晓得何时启动哪项程序。通常，需要地位虽低，但能操纵院士的小人物（学妖），对院士的出席与否做出细致安排，甚至细化到座次排定、发言次序等等细节。学妖的行为极类似于“麦克斯韦妖”的行为，他（她，它）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能力，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操控开关，决定某个人（分子）归属于界面的哪一侧。我们看出来了，标准是重要的，但是标准是隐而不显的，学妖具体掌握着标准。好像说来说去，还是隐含着展现了学妖的负面效应，其实我本来并不是这个意思。田松（2005.07.08）：不错，我也发现，从界面这个角度看，学妖和麦克斯韦妖的功能是极为类似的。不同的是，麦克斯韦妖是一种不可能之妖，而学妖则是现实之妖。我觉得，把四姨太效应、学妖以及马太效应连起来，可以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马太效应是说，让有的更有，没有的更没有。但使有者更有无者更无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在圣经里没有讲，似乎是出于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者某个主导者（老爷？）的神秘意愿。而四姨太效应则有其内部的解释，该效应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假孕能够提高真孕的机会”。假孕必然引起两种关注，一是老爷的关注导致了真孕的可能性，二是其它姨太和丫环的关注导致了揭穿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相互竞争，哪种可能性增加得快，哪种结果就会出现。倘若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启动四姨太效应肯定是个疯狂的愚蠢行为。但是由于存在前者，四姨太效应就是一种大胜大败的风险策略。在电影的故事原型中，由于丫环和二姨太的作用，四姨太被揭露，这时就进入了马太效应，无者更无。但是在我们的现实学术体制中，情况则复杂得多，不像电影那么简明。在学术版的四姨太效应中，必须引入学妖的概念才能说得清楚一些。首先，电影中的四姨太是否有孕，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不仅老爷掌握者，其它姨太和丫环也都掌握者。但是，一个学术机构有多大的能力完成多大的事情，本身不是有和无的二值逻辑，而是一个连续谱。所以真孕假孕，取决于由谁来定义，谁来判断。我们在南京谈到的那个学术机构获得那个项目，也是通过正常的评审机制获得的。单从程序上说，几乎每一步都没有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其中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评委中有几人就是那家学术机构的兼职或荣誉成员。但是，这不足以说明什么，因为很有可能每一个有资格做评委的人都是某个参评单位的兼职或荣誉成员，如果严格回避的话，可能在小的同行范围中根本找不出评委。所以这里关键可能是：是谁让这几位专家而不是另几位专家成为这个项目的评委！当然，这就是学妖了。学妖可能是个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机构，也可能根本不是具体的人，也不是具体的机构。在这里，学妖调控了姨太和老爷之间的界面。其次，在学术机制中，被判断的可能不是真孕与假孕，而是是否可孕。在你被判定为可孕的时候，你马上就受孕了。因为判定本身就意味着得到经费，或者成为平台、基地。所以只要老爷关注，立即受孕。在启动四姨太效应到接受判断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被揭穿的问题，只有得到与得不到的问题。马太效应在这里只表现为有者更有，而不表现为无者更无。第三，孕后足月就要生产，但是难产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婴儿是否健康，同样是要经过同样的界面，被同一个老爷认可。所以这个婴儿很难被判定为不健康。即使出现非常糟糕的意外，甚至难产，“四姨太”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并且，无论怎样，四姨太在此前已经得到的好处不会消失。所以这样一来，在学术机制的四姨太效应只有收益，没有风险。自然会成为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首选策略。完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四姨太启动四姨太效应，争取老爷的关注，老爷自己不去判断，而是通过一个由学妖调控的界面进行判断，其它姨太和丫环的关注也必须通过界面完成，判断之后，马太效应出现，有者更有。不知道这个故事讲清楚了没有？讲得是否中性？刘华杰：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形象，充分运用了metaphor的好处（有关metaphor的说明能力，可参见MaryHesse的经典论文）。我赞同你的贯穿性的讲述，完整的故事就是这样。不过，可能由于这故事太不正经（据说学问都装得很正经），所以读、听起来多少会令人觉得不会发生在科学界吧！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要明确的，科学界（以至于学术界）确实会发生但不是必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学妖、四姨太效应、马太效应等，都是某种“片段性”关于实在过程的模型，只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才成立。因此，现在我先要郑重地说说学妖的正面价值。学妖几乎是当代科学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某单位要把科学活动搞好、搞出声势，必须有很好的学妖。相比而言，四姨太效应稍稍具有贬义，但我们仍然可以平静地、中性地看待之。影片中三姨太曾说：“四妹，你刚来，老爷对你的新鲜劲还没过去，往后时间一长，你要是不给陈家添个儿子，苦日子就在后头了。虽说你是个读书的，我是个唱戏的，我们这种人都是人回事。” 如果人人都明白四姨太效应的作用机制，就会主动地防范它带来的过多的负面东西。说到底，运用四姨太效应可以是一种普通的博弈策略，在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情况下，部分社会主体确实可用采用。其他主体最好的对策是，先了解四姨太效应的具体机制，在项目初期申请及后期评审过程中采取正常程序把好关，把四姨太效应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控制在合理的、可忍受的范围之内。田松（2005 . 07.11）：褒贬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这可能是一种矛盾。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地做中性的研究，一方面对于社会学而言，纯粹的中性研究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也许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在研究之初，或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明确自己的价值倾向，把隐含的价值判断直接表达出来。价值判断总是相对的，我们只能以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状态为标准，评判实际情况的好坏。比如我们会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了界面的专家就是被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那些专家，而不是学术共同体不大认可，甚至反对的那些。在这种对理想的设定中，其实隐含着学术共同体本位的思想：把学术共同体的价值作为价值，把学术共同体的标准作为标准。而如果是由于学妖的存在而导致了对这种价值和标准的偏离，就会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负面的作用。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1）学术共同体所谓“公认的”专家，可能未必统一，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公认的某几个专家，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提名和排行，所以这里面恐怕也存在界面和学妖的问题；（2）即使这个公认存在了，它是否就可以作为标准？而事实上，由于界面本身的多样性，学妖的出现是必然的，必需的。所以我们讨论学妖以及四姨太，不是为了消灭学妖和四姨太，而是在了解了当下学术运作机制的情况下，指出机制内部隐含的问题，从而完善机制本身。我们不妨谈几个学妖与四姨太应用的案例，通过案例，可以把问题讨论的更清楚一些。刘华杰（2005.07.14）：现在研究生的导师一般被称为boss，即老板，外国、中国皆如此。这个boss相当于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可能两者兼有。此说法在多年前，我还是首先从留学生那里听说的，后来国内也有了，而且发展迅速。美国的科学“老板”，喜欢招收印度、中国及俄罗斯来的学生，大量实验室工作由学生来承担，但做出成果首先是老板的。这些学生平时一般自称“打工的”。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和美国医学研究院共同推出的手册《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中的一个指示性举例明确认可这种做法（见中译本第36页），这意味着大科学就是这样运作的，“他比你先到”，他是老板，他说了算。不过，学界老板不能做得太过头，不能成为简单的“包工头”和“转包商”。抬头看，中国各学科的包工头式的人物已经有许多了。这些包工头的主要职责努力实现四姨太效应（初期，或者进入新领域时），进而实现马太效应，具体措施如：（1）用公款用大部分时间参加各种会议；（2）负责申请、指导、管理、验收各类科研项目，或者担任某某“基地组织”的主任、首席科学家；（3）参与评定学术奖励并接受奖励；（4）大量招生，用少量时间象征性地从事一些研究工作，但署名的研究成果一般很多。田松（2005.07.22）：的确，现在国内也是这样。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我原来在报社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位相对基层的研究人员跟我讲述其主管领导的某些行为。该领导有职有权有地位，总能拿到大项目，大课题。他自己不做，只是分下去，让其他的研究员和研究生给他打工，他本人不但有绝对的经费支配权，发表文章也署名在前，尽管那些文章他甚至都看不懂了。她把这位领导称为“学术地主”，和“包工头”、“转包商”的说法类似。这已经十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的情况恐怕更为严重吧。这种现象可能会被某些人称为学术腐败，被另一些人称为学术不端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之所以出现，我想不应该仅仅归结为“包工头”和“地主”个人的道德问题。如果说这种现象不好，那么，它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实的科学活动的运作机制出了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不能太过分。但是，过分的界限应该划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如果地主们不在文章前面署名，他们的行为是否就是正常的？或者说，地主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署名，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署名？如果一位地主几年不在文章前署名，他是否还可以安心地稳定地当他的地主？比如，每个单位都有类似的考评制度，教授每年要发表第一作者文章多少多少，连续几年不能达标则如何如何，这类制度是否也与学术地主的现象有关？我现在考虑，在我们讲的故事里，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新的角色：学术明星或者学术能人。事实上，现在每个单位都希望包装出自己的学术能人。比如现在竞争院士的位置，不仅仅是院士候选人个人的事儿，更是单位的事儿。每个单位都希望包装出更多的学术能人，占据更多的两院院士之类的位置。这样的位置能够帮助它们充分地实现四姨太效应。至于充分利用四姨太而成功的例子，我记得以前你说起过一位学术带头人，现在从我们这个讨论的角度，你是否有新的评价？刘华杰（2005.08.13）：通过举例，把社会学意义上的某种角色具体化，不但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可能缩小了想象的空间。我看还是不讲出我的例子，而是希望读者搜索自己的例子，也欢迎对号入座。田松（2005.08.13）：也许在我的这种比喻的框架下，不大会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四姨太。不过在我们当前这种科研资助的框架下，启动四姨太效应可能是每个科研机构必然的策略吧。我们有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填表上面。学妖这个词虽然我们也尽量地从中性考虑，恐怕也不会有人愿意自我对号。还是你举个例子，或者打个比方吧。刘华杰：学妖的组织过程直接影响到“同行评议”的结果。举个假想的例子：某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是否要上马（或者教育部的某个项目）？假定一开始“随机”选择200位专家（其中相当多是院士）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经初步调查发现，正好一半专家支持上此项目，而另一半反对，可谓泾谓分明、旗鼓相当。此时学妖A出面，重新组织“更科学、更合理”的同行专家队伍进行“深入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学妖A倾向于支持上此项目，因而他（她）的立场多少影响到其对同行专家的出场选择。在第二轮投票中，同行专家数量仍然保持在200位，但人员略有变动，其中某些人退出某些人进入，投票结果为140：60，即赞成上此项目者明居上风。此项目的运作有了转机。但是，此时学妖B出场，经他（她）运作，同行专家投票的结果为30：170，即反对上此项目者取得绝对优势。再经过数年的科学论证。学妖C、学妖D、学妖N纷纷出场，最终此项目以100：0的干净结果通过上同行专家的论证，也就是说大家一致同意此项目立即上马。至此，该项目的可行性也业已得到“科学的充分论证”，这相当于一群科学家以科学共同体的名义为此项目“背书”，即以科学的名义、以科学家的职业信誉为该项目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了担保。在上述整个过程中，学妖的活动始终是隐而不显的，但其作用却是相当大的。我无意指责其中任何一个学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因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总是一定程度上需要学妖的角色，不是A就是B担任此角色，而每个人都是有立场的、都是价值渗透的。有些学妖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比如某某（考虑到误读的可能性，隐去真名）。时代已经不可逆转，我们并非想指责某些“学妖”或者“四姨太”，而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科学之社会运作的具体机制，让人们争做“好学妖”和“明智的四姨太”，而不相反。离开了“学妖”与“四姨太”，当代科学就会瓦解。田松（2005.08.13）：这个话题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很多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也许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入口或者一个窗口。这两个概念虽然比较怪异，但是涉及的问题我想是严肃的。学妖这个概念可能比较玄，我觉得，从界面的角度，把学妖和麦克斯韦妖进行类比，对于理解这个概念是非常有帮助的。四姨太效应相对来说容易理解，把它和马太效应对比着看，连起来看，会更显直白。 (2005年7月－8月，北京－长沙。); 个人分类: 科学哲学|2920 次阅读|13 个评论

科学的诞生: 热度 4 benlion 2014-11-6 17:12; 之所以，中国科学没有发达起来，是因为没有搞清究竟科学是如何诞生？以及为什么是诞生在查理曼的欧洲，却不是其它地理区域。科学的本质特征是知识发现和技术发明，欠缺创造和创新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不发达；然而，原因却在于 2 点：一是离弃了儒 - 道家本质的核心精神（与犹太教精神异曲同工），二是没有掌握科学的理论思辨与技术实践结合的本质方法。同时，也没有理清楚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实验技术与工程技术的区别，以及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拜占庭希腊 - 罗马文化延续一千年，印度文明也延续到莫卧儿王朝，中国 - 阿拉伯 - 查理曼欧洲是科学形成的轴线，阿拉伯世界已经孕育了科学的胚芽 - 即，化学实验和代数学。科学既没有诞生在中国，也没有诞生在希腊和印度，而是英国和查理曼欧洲的庄园文明。附、科学的环境：环境污染、垃圾食品和环境噪音、语言暴力等都是危害健康的因素，思维的创造力发挥和身心的卫生健康等，都需要优美而安静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 （网络日记） -; 个人分类: 1114|2911 次阅读|10 个评论

参加第四届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印象: 热度 2 chunliangfan 2012-9-24 15:48; 第四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副标题：科学社会学与中国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于9月22-23日在天津举行，近100名国内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科学社会学的前辈刘珺珺先生出席了会议，刘先生在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全国首屈一指，当今在科学社会学领域活跃的赵万里和林聚任教授都是她老人家的学生。刘先生前一天刚过完80大寿，思路还是很敏捷。在开幕式上，她风趣地说：“我这个人又老实又不老实，做学问老实，探索新学问不老实。能走出来，又能走进去。”刘先生当年在科学社会学研究方面做的工作扎实、细致，后来又走出科学社会学，进入科学人类学研究领域。做学问能达到刘先生这样的境界，就很好了。范岱年先生也参加了会议，而且自始自终出席，并且积极提问和参加讨论。范先生年龄更高，80岁有余，思路清楚，表达流畅，与我20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好象没什么变化，讲起爱因斯坦来还是津津乐道，满是学问，让人从心底佩服。我心想：要是我有福颐享高寿，也要象范先生这样就好了，心里想的口里说的还是学问。本次会议照例有若干领导出席，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曹晓业研究员出席了会议，坚持听了下午的部分报告。印象深刻地的是，当一名科研单位的领导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多面向实际，不要用讲决策者听不懂的高深语言。效业研究员当即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用文学翻译的“信”“达”“雅”比喻说，各种研究都应该有一点，有面向大众和社会的，也要有阳春白雪。这话让我深以为然。会议组织方说起此次会议的设想和筹备，带有一点怀旧的意味。“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这样的一个词，让人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那种独有的对知识与学问的渴望和热情氛围。余生也晚，没有亲身经历80年代那种学会会议的氛围，只赶晚班车，参加过90年初的一两次学术会议，印象中人们当时谈的就是学问，听到都是新鲜的名词、术语和外国人的名字。但是，现在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会议虽然还是讲名词、讲术语，讲外国人的名字，但是，已经不知听过多少次了。而且，“领导”、“重大项目”、“经费”等这些词，闯进学术讨论会的各种报告中。想要关起门来做学问，恐怕很难。本来吧，科学社会学就是应该面向实际。但是，靠什么面向，靠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方法又从何来，从国际学术界的传统和前沿中来，从学术研究中来。本次会议邀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精英，使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会议能够召开，本身就是一个成就。我没有参加23日下午会议，下午是几个大会报告（我知道报告的内容）、上午分会场报告的交流和大会总结。我不知道大会总结是否提炼出新的认识，不久应该能够见到会议的报道。单从参加的大部分会议报告来看，我觉得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总结和研究，有些问题需要明确提出来，列举如下：第一，中国科学社会学都研究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就？缺点在哪里？第二，当今科学社会学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它与相邻的学科是什么关系？第三，当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为科学社会学提出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现有的科学社会学理论是否能解释？第四，未来中国科学社会学应该如何发展？; 3986 次阅读|5 个评论

载人航天有什么用？: 热度 8 benjaminliu 2012-7-2 08:51; 载人航天有什么用？ ——一个航天外行的知识生成史作者：刘夙　　看到主标题，千万别以为这是一篇科普文章。虽然在本文的最后我会给出我对主标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不保证它是正确的——也许它根本就不是正确的。我在文中想重点展示的是，作为一个航天科技的外行，我本人通过新浪微博这样一个网络社交媒体，是如何获得知识的，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也许这可以算做一个非常粗浅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案例记述吧。　　文章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出于社会调查的匿名规则，都用字母替代了（虽然如果你去翻看我的微博，可以很容易把字母和真人对上号）。还有一点要特别声明：我本人的立场在这段“知识生成史”中并不是中立的，我也无意装出中立的姿势。事实上，在本文中，我将多次基于自己的立场发表一些评论。希望这些评论不会影响到读者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一　对方玄昌文章的语义学和语用学考察　　 6 月 16 日至 29 日，神舟九号升空，与天宫一号对接后返回，参加任务的 3 名航天员中包括中国首位女航天员。毫无疑问，这是公众舆论中的一件大事，引起各方关注讨论是非常正常的——其中自然也包括我。　　以前，我是无条件支持中国搞载人航天的。这种无条件支持，主要源于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一些支持载人航天的师友（如下文中要提到的 W 和 J ）的私人信任（请注意，“信任”这个词在下文中还将多次出现）。但是，出于种种不便言明的原因，最近一段时间，这种爱国主义情感和对师友的私人信任，都不足以使我再继续无条件支持中国的载人航天。于是，在 7 月 1 日这天，我在微博上问出了很多人问的那个问题：“载人航天有什么用？” 　　在这里我不得不啰嗦几句：随着年纪渐长，我越来越觉得，“××有什么用”（比如“载人航天有什么用”或“航空母舰有什么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睿智的问题。不管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太浅薄，太功利主义，如果能够有理有据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赢得别人尊重的第一关就过了。假如你不能做出一点有价值的理性回答，只会煽情（比如“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儿”就是典型的煽情式回答），甚至攻击人“无知”、“短视”以至“汉奸”、“美特”，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只能暴露你自己的无知和可笑——如果你真对你支持的东西有那么深的了解和信心，有理有据回答“有什么用”的问题又有何难，何必肝火上涌？假如有人问我：“你博士期间学的植物分类学有什么用？”我绝对会不以为忤，并且头头是道地给他说出一二三四来。　　使我问出“载人航天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直接诱因，则是前《财经》杂志编辑的方玄昌写的一篇文章《为什么“神九”要载人上天？》。这篇文章在各大媒体网站上登出后不久即遭封杀，只能在一些小网站上看到。但细瞧文章内容，我并不觉得它“反动”到非要封杀的程度，相反，我觉得言之成理。　　对这篇文章进行语义学（ semantics ）分析，方玄昌表达了以下观点：　　 1. 天宫一号是空间实验室，它和之后天宫二号、三号两个空间实验室以及预计将于 2020 年发射的中国载人空间站的设计目的之一，是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如高辐射、微重力等）进行一些科学实验。但是，通过考察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的投入和产出，会发现利用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的性价比极低，大量的钱都花在保证航天员的人身安全上了。如果要花小钱办大事，更稳妥的办法是发射卫星或机器人。特别地，根据遗传学原理，比起地面辐射育种来，“太空育种”完全没有任何优势。　　 2. 美国原本打算把国际空间站打造成为更远的行星际飞行的中转站。但是几经周折，美国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改而把月球作为中转站。这样，国际空间站就成为一个鸡肋。　　 3. 因此，如果是为了进行太空科学实验而耗费巨资发射空间实验室、空间站，那么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载人航天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它在材料、电子及控制工程等多个领域的意义不可估量——也就是说，载人航天的主要科学意义在于其自身；无论是‘神九’还是‘天宫’，它们本身就是一份成绩单，考试的过程则在地面完成。” 　　要之，方玄昌的意思是：建设空间站有两个目的，一是进行太空实验，二是集成了众多可以用于其他领域的先进技术，但第一个目的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除了没有把建设空间站的目的说完全外，方玄昌的这些观点没有任何错误。　　但是，很多人对这篇文章作了语用学（ pragmatics ）分析。最常见的一种引申，就是认为方玄昌没有把建设空间站的目的说完全的原因，是别有用心，因此他这篇文章虽然表面上只是对太空科学实验意义的否定，实质却是诱惑人对整个载人航天事业进行否定。更何况，方玄昌是方舟子的好友，二人曾经一同遭到某医学教授雇人进行的暴力袭击。方舟子因为反中医、反太空育种、支持转基因的鲜明立场和“离人群最远”的性格，与很多人关系恶劣。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的航空发动机专业工学博士、出版过《生化超限战》这样的鼓吹生物武器阴谋论（特别是转基因阴谋论）的工程师 C ，和独立学者 W （他在航天领域完全信任 C ，并以 C 为主要信源），都对方舟子恨之入骨（特别是方舟子曾经公开直接羞辱过 W ）。方玄昌这篇文章开头第二自然段就引用了方舟子批判“太空育种”的观点。很难说，是不是方舟子名字的出现，引发了 C 和 W 对方玄昌文章如此情绪化的回应（请特别注意加粗的文字）：　　“地面上的中国人一片欢腾——也就是说，另有一些算不上人的的汉奸和公知母鸡们一片哀鸣，如丧考妣——让敌人和畜生如丧考妣，是这次空间对接的一个意义。”（ C 《评方玄昌的评论》）　　“方玄昌先生不忘推销方舟子先生的绝对论断，叫嚣对‘太空育种’要全盘否定——这两只方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参加过哪个国家的‘太空育种’，掌握了哪些第一手资料，对一种科学技术的探索研究活动，不仅要否定，而且要全盘否定——这种嚣张，是来自于无知，还是来自于偏见，还是来自于外来输入程序的指令要求，目前还没有权威答案。” （出处同上。）　　“我承认某些人智商比韩寒高点，但以为这个世界上就自己最正确，那也成邪教了。”（ W 的微博。按：“某些人”主要是指方舟子，因为从年初开始的“倒韩大战”中，方舟子出了最大的力。）　　“看到某些人专门黑对于我国最重要的东西，我承认我也开始相信阴谋了——看到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博文《评方玄昌的评论》有感而发的评论。”（ W 的微博。按：“冷眼向洋看世界”即 C 的网名之一。）　　不难看出，上面加粗的文字，其实就是在暗示方玄昌、方舟子是美国特务，肩负了唱衰中国、扰乱思想的使命。尽管 W 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但是我仍要遗憾地指出，他和 C 的上述情绪化回应，不足以让我认为驳倒了方玄昌。二　同人于野两头不讨好　　在方玄昌文章之后，我看到的第二篇讨论载人航天意义的文章，是旅美物理学研究人员“同人于野”发表在果壳网日记的文章《载人航天的确是形象工程》。补充一句：我是在百度搜“载人航天果壳”搜到这篇文章的，因为我相信，作为国内最成熟的科学传播商业机构的果壳网上一定会有相关内容。而我选择了同人于野的文章阅读，也是源于对他宽泛的英文材料阅读面的一种信任。　　同人于野这篇文章分上下两段。上段的意思和方玄昌文章类似，也是指出用于太空科学实验目的的载人航天得不偿失。但是他引用了两个美国科学家的观点，这就使他的论证更有说服力（或者严格地说，表面上的说服力）。　　下段的意思颇为惊世骇俗：他认为载人航天和奥运会、世界杯一样，就是形象工程，但“搞形象工程就是搞民生”。花巨资让老百姓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感，要比直接把这巨资分摊到每个人的账户中更有利于幸福社会的建设。　　我把同人于野这篇文章以长微博的形式发到新浪微博上之后，独立青年学者 J 立刻加以激烈的攻击：“同人于野沦为纯扯淡的扯货了，跟白岩松同类了。”说实话，这个攻击把我吓了一跳——同人于野这篇文章难道不是在真诚地肯定载人航天的价值吗？ J 也是我尊敬的学者，对于战略有很多研究和深刻的见地，所以他的观点我不能不考虑。于是，我对同人于野这篇文章的观点最后就是：说载人航天是形象工程肯定是错误的，但是能激发民族自豪感的确是不能否认的。三　 V 闪闪和天祥宋瑞揭开载人航天的真正用处　　继方玄昌、同人于野的文章之后，我看到的第三个论证载人航天用处的材料，是两位“工业党”（他们认为发展工业是最应重视的强国之路）“ V 闪闪”和“天祥宋瑞”在某网站录制的视频。这两位也是我的朋友， 6 月 30 日视频刚传到优酷网上的时候， V 闪闪就告诉了我地址。（显然，这又是私人信任。）我认为这个视频揭示了载人航天的两个真正用处。　　第一个真正用处，和方玄昌文章最后一段所说的意思一模一样：载人航天是系统化工程，集成了一个国家工业体系中最尖端的技术。载人航天成功之后，所应用的技术可以反哺社会，为社会创造远超过载人航天本身花销的财富（天祥宋瑞在视频中举了微波炉和尿不湿的例子）。　　第二个真正用处——实际上可能是最大的用处——则是军事目的。 V 闪闪提到了美国学者提出的“高边疆”军事战略思想，提到了载人航天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方面的意义，尽管并没有深入论述，却的确让人茅塞顿开——是啊，君不见任何国家的卫星发射基地都是军事禁区？君不见中国所有航天员都是军人？君不见军方自始至终都参与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载人航天有重大军事价值，这看来是一个不假思索就能回答的问题。　　然而，我一开始的确没有想到。　　更令人震撼的是，刚骂过同人于野的 J ，对于这段视频，又出惊人评论：“军工项目，很多时候国家知道有什么用就行了，应该避免拿出来讨论。美国搞 X37 有什么用？为了打别人！所以美国也让老百姓讨论讨论打别人的项目是不是应该搞？”而 V 闪闪对这一评论的回复也充满信息量：“具体的军事应用确实不需要和老百姓商量，所以，讨论时，我也没说我们的空间项目里含有 KKV ，或者如 X37B 这类轨道攻击武器。” 　　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 KKV 是 kinetic kill vehicle （动能拦截器）的缩写。之后的介绍，就不太看得懂了。这也让我失去了再了解什么是“ X37B ”的勇气。总之，知道是两种和航天有关的尖端武器，暂时也够了。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回头看 C 那篇斥骂方玄昌是汉奸、美特的雄文，也的确能看出他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方先生所谓实际意义，或者是无知者勇敢之语，或者是别有用心者刺探情报而不得的哀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下属机构，部署到什么地方以及做了什么，其实际意义并非方先生之流所能够和应该知道的。” 　　而 W 也说， C 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确了，不能再多说了。　　我到此时，也大概能想到方玄昌的那篇文章，为什么会遭到各大媒体网站的封杀。四　结论　　到这里我就可以回答主标题那个问题了：“载人航天有什么用？” 　　通过在微博上和他人的互动，我得到的阶段性答案是：　　 1. 可以做点科学实验，不过别指望出太多成果。（这是方玄昌、同人于野的观点。）　　 2. 可以振奋民心（这是同人于野的观点），但这也非主要目的。　　 3. 很多技术军转民之后可以创造经济利益。（这是 V 闪闪和天祥宋瑞的观点，方玄昌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4. 主要还是为了提升军事实力占领太空，和美国对抗。至于具体细节，做为一个大国的公民，保持无知是你的义务。（这是综合了 V 闪闪、天祥宋瑞和 J 的意见，并参考了 C 和 W 的情绪化言辞。）　　其他人还提出了别的一些答案，比如为了满足人类走出地球、迈向浩瀚宇宙的探索欲望（这个观点适合于写进科幻和青少年科普，但你写进研究经费申报材料试试？），很抱歉，出于我自己的立场，就不采纳了。　　回头看一下我如何获得这些知识，发现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式：优先信任个别人，在他们的观点基础上，再加入自己的判断和取舍。也许你会问：你怎么不看新闻报道？怎么不看航天专家们的话？我的回答是：他们说的恐怕都是官话、套话，不能当真的。对于载人航天这样涉及国家实力和形象的巨大工程，其真实的意义，只能从民间不受拘束的讨论中寻觅。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传播在本质上就只能是熟人之间的知识传播——你信任谁，你就得到了什么样的知识。　　那么，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呢？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 C, W, J 这样的战略学者，对于军工项目理所当然应该保密、不需要交给公众讨论的坚定立场，和对没有这种坚定立场的一般民众的缺乏耐心、甚至是不屑的态度。　　其实我可以理解他们的这种立场和态度，甚至我也谨慎支持这种立场和态度。但是这一回，置身于一般民众中的我，以“被俯视者”的身份，从另一个角度被他们的立场和态度狠狠击中了。实话实说，我多少有点沮丧。　　此外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有中国的左派和右派（这里不细究这两个用语的内涵和外延了）在重大国是上近乎完全的撕裂和对立。当我试图无歧视地从方玄昌、同人于野、 V 闪闪、天祥宋瑞、 C 、 W 、 J 这些政治立场各式各样的人的言论中寻找有合理性的一面，拼接成我自己的知识时，他们中间却有人彼此尖锐对立到誓不两立的程度。话说回来，这种撕裂和对立，也应该是造成 C 、 W 和 J 对一般民众缺乏耐心的原因之一。有人问：我们可以理解军工项目需要保密，但你们为什么不能用平和的语气说出来？答案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右派。如果你是，而且从一开始就心存恶意，那么我们说也白说，还要自讨气受。索性都不说了，爱咋咋地。　　这就是 21 世纪初的中国。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载人航天的军事意义不能被过分渲染，那么应该用什么办法去说服那些询问“载人航天有什么用”的老百姓呢？——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汉奸、美特，不是敌人，是和你我一样善良的中国人。　　我的答案是：天下没有不蒙人的政治，但也许可以有不骗人的政治？如果你脸皮没有厚到去宣传太空实验、“太空育种”的程度，那就使劲宣传靠谱得多的“技术反哺社会”吧！比如观察者网上马平的文章《技术制高点必须自己爬》，就是这样的好宣传文章。 2012.07.01 草成 2012.07.02 增改; 个人分类: 社会科学|3422 次阅读|8 个评论

五四—青年—引爆炸药奖: 热度 1 guoweihehe 2012-5-9 20:11; 毛毛博主的《恰同学少年——因研究生时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的俊才们》（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5508do=blogid=568147）在青年们的节日前后以详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引发大家对于加强改善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科研和生存环境等等问题的讨论，可谓“圣之时也”。从年龄这个角度看待复杂的诺奖现象，能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但是也会人为放大这个因素的作用。性别、年龄、民族、社会背景等社会学指标被引入用来观察科学家团体，增加了很多新的视角。从这些角度看过去，科学家的人生才充满一些乐趣和色彩，科学研究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教育问题、男女平等问题甚至民族自信心等等因素在科学研究之中作用的深入认识。但是，在我看来，很多时候却也是外行。科学家在科学上的贡献，常常不是由这些外在的标签来决定的。作为科学圈内人，我们更多要关注的应该是伟大的创新者们在自己科研道路上如何发现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谈论这些诺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学科发展上的贡献，其他的东西不过是作为花边八卦来聊一聊。如果愿意收集资料，我想下面的节日也可以有很多诺奖佳话。重阳节，写写年长者的老骥伏枥；三八节，叙叙巾帼们的别样风采；情人节，也可以描述一下夫妻档的快乐和忧愁；甚至啤酒节，都可以把能喝酒的获得者排个T op10 来娱乐一把。诺奖中的高帅富有很多；我想屌丝也绝对不在少数。这些都可以成为不错的励志故事呢。; 个人分类: 科学凹下去|2879 次阅读|2 个评论

续“科学的危害”贴，再贴一道考试题：为科学辩护: 热度 4 antiscience 2011-3-29 09:37; 前几日由“瘦肉精”引起的贴子涉及如何看待科学与伪科学的危害，以及如何为科学辩护，引来网友的极大关注。下面是今年博士生入学考试题中的一道（已经考过了，不算泄密）。注意，默顿是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得过美国总统科学奖（当年是戈尔发的奖），他并不反科学。他只是指出了人们对科学的朴素的功利主义辩护是不合格的。我本人相信，科学是能够部分得到辩护的，但是要做好辩护需要想别的招儿，想当然的辩护是不成的。王铮的相关评论：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11do=blogid=427296 刘华杰原贴：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2do=blogid=426928 －－－－－－－－－－－－－－－－－－－－－－－－－－－－－－ 2. 请列出李醒民（ A ）与默顿（ B ）各自表述的论证逻辑，加以比较，给出简要评论。（ 40 分） A ：我觉得，所谓“科学的负面作用”，其实是一个无意义的“假命题”。……说到底，科学以及它的副产品技术，都是一种工具。工具能使干坏事者干更大的坏事，一般而言却不会使真变假，使善变恶，使美变丑。反“科学主义”者或“反科学”主义者归咎于科学的诸多罪状，事实上并非科学实际为之或能够为之的，而是由诸多综合因素引起的，科学在其中并不起主导作用。追溯科学的“原罪”是无的放失，充其量也不过是舍本逐末，因为这种“原罪”是莫须有的。当然，在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和文化与境中，科学也或多或少地会异化，从而引发不应有的恶果。然而，异化的科学根本不是科学，而且异化的科学的根源在于异化的文化、异化的社会，归根结底在于异化的人。看来，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说穿了，科学起什么作用，取决于人如何生活。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恐怕不是我们这几代人能够了如指掌的。（李醒民 2006 ） B ： For centuries,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science deserves support because of the Promethean ［普罗米修斯的］ gifts it brings to mankind. But this utilitarian case for science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f scientists claim credit for what are widely regarded as the beneficent consequences of science in advancing the health, convenience, and power of humankind, then they must also take discredit for what are widely regarded as its maleficent ［有害的］ consequences in vastly enlarging the means of destruction and the various pollutions that derive from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rooted in science. (Merton 1977, pp.109-110); 3083 次阅读|9 个评论

论文构思的保守化：一个学术社会学问题: 热度 4 espero 2011-3-11 12:29; 刚才跟同楼的另一个博士生聊天，说到了论文开题的“安全性”问题。他说，他拟的好几个题目都被导师给否定了，因为导师在每个题目中都找出了一个“死穴”，即“最怕问的地方”。无论一个题目在其他各个环节上多么自然顺畅，如果只要在“死穴”所处的环节上一加追问，立刻就会出现解释不清楚的问题，那么这个题目就是“险题”，甚或可以说是“自杀题”，是不能写的，因为一旦在答辩时被评委点到这个死穴，就只能投降了。在选择题目的过程中，导师为学生“排雷”，当然是一件尽职尽责的好事。不过，我觉得关于论文构架的“死穴”，似乎还有一些更加细致的具体情况值得深入思考，我的意思是，用科学社会学（或曰学术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一下，这种“排雷”、“避雷”行为的长期效果和宏观效果究竟有哪些，将对学术进展产生什么附加的客观影响？一个论文构架应该能“自圆其说”，这是多年来无数导师和研究生所共同知晓且共同遵守的“规范”。如果把一个构架比作一个环形的链条，那么每个环扣都应该能完美衔接起来。上述的“死穴”，就好比诸多环扣中的一个不能自我封闭的环扣，它是环链断裂甚至崩解的不定时炸弹。固然，我们应该具体分析这个环扣未能自我封闭的原因为何。如果是因为逻辑上的明显矛盾，那毫无疑问是应该将其作为“地雷”而避开的，进而可能也有必要否定整个环链，即放弃整个构架。——不过，如果环扣能自我封闭的原因是“尚有学术界未及研究而未能厘清的地方”呢？在实际的学位论文操作中，为了“求稳”，连这第二种情况恐怕也是一概放弃的。在学位问题上，功利一点无可厚非。不过，若要单纯从学术进步和思想创新的角度来看，假如出于这第二类“未能自圆”的情况而彻底否定一个思路框架，那么损失可能就会很大了！这些“未能自圆”的环扣，在其情况未明的“缺口”之中所包含的，既可以是将来被完全证伪的学术风险，也同样可以是将来被拨云见日的崭新领域。对于后一种可能而言，则当初那个不能完全自圆其说的环链就成了学术拓荒的洪亮号角，再不济也是引出美玉的那一块惊雷一般的板砖。如果我们出于一种追求稳妥的习惯，不仅在写作学位论文时，而且在写作任何等级、任何用途的学术论文时，都视这种“不自圆的模糊环扣”为洪水猛兽，那么我们还剩下多少做出实质创新的机会？特别是对于思辨性较强的人文学科研究来说，已有的成果都可以用相对较为简短的文字来做高度概括，亦即“真学问并不多”或曰“大道至简”，则放弃实质创新的机会就意味着只能一辈子不停地改换视角炒冷饭。用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学术圈作为一个系统的一种“稳态”，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稳态都意味着系统能健康发展，能保有其存在价值；用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追求稳妥避免批评，且由此寻求一团和气，那么就成了一局纳什均衡。纳什均衡在效率上经常意味着什么，更不必多言了。简言之，如果无原则式的、条件反射式的“避雷”做法成为学术圈的普遍风气，那么“让人类思想和见地最终获得再次飞跃”的荣耀之冠很可能会从学术圈旁落，落入草根研究者的手中。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人文学科毕竟不是纯粹的实证科学，设备设施的门槛比较低。或许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学术圈”这个事象，它有它的积极作用，也有其自我僵化的倾向。; 3411 次阅读|5 个评论

科学社会学随想二则：举报的保障、防止窃取创意: espero 2010-9-14 15:37; 最近稍微花了点时间关注了一下科学社会学，草草看了两本书，又正好听到新闻中一些相关的事件，所以有点感想，记在这里。主要是两个事。一、关于威斯康星大学学者舞弊事件后续的一点感想如何激励利益共同体内部出于道义的举报行为事件大概是这样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W）生物学家伊丽莎白古德雯（Elizabeth Goodwin）在有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中，为了体现研究的进度和成果，造假编出了一些数据。结果她的几个研究生经过私下的严肃碰头讨论，决定揭发她的这种行为。最后，古德雯因为涉嫌学术不端而被当地法院判处缓刑，并向科研基金提供单位和威斯康星大学赔偿经济损失。如果事件只是到这里，那么其实没啥好说的，我们还可以借此事件来呼吁一下我国也应该继续加大打击学术不端的努力，并学习美国建立良好的举报和查处机制。这么呼吁当然是对的，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网友提到了这一点。但是，从另一些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深度报道中，可以看到某些并不令人舒服的细节，这让我们的思考超越了上述简单的层面：这几位举报的研究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正确举报而获得什么实际的好处，而且很多人的学术生涯还因此受到影响。这里说的影响倒并不是来自谁的打击报复，而是他们由于报掉了自己的导师，所以不得不更换导师和科研项目，有的还因此没有项目可作而被迫转往平级的其他大学（好在美国高校的转学制度比我国成熟得多，但无论如何转学也极大地耽误了他们取得学位的进程）。最惨的是古德雯的一位博士生，她此前7年的工作成果均因为古德雯数据造假事件被曝光而被不予采用，正所谓殃及池鱼，这位博士生显然亏得最大。换句话说，每位举报的学生，虽然都因为做了道义上正确的事情而被公众赞扬，但自己也都因为此事而遭到不同程度的实际损失，无人负责弥补。更要命的是，此事是发生在学术规制建设相对最成熟的国家美国。美国尚且如此，举报者尚且可能损（违规之）人却又不利己，更何况其他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看出学术制度建设中的一个普遍的难题呢？即：我们怎么做才能给举报者更多的保障呢？如果学者学术不端，而知道内情的研究生却在科研项目上与其形成了一个客观的利益共同体（特别是理科），那么究竟能有多少研究生有胆识有勇气像古德雯的学生一样去举报自己的老师呢？进一步说，不知道古德雯的学生们现在内心是否依然非常的纠结？他们肯定会为自己做了一件道义上正确的事情而自豪，但也难免会为自己因此而要面对的曲折前途而有点后悔吧？我们的学术制度设计，面对这类难题，能否拿出一个更加合适的可操作计划？能否找出一个更加公平的方案，让举报人，特别是与被举报者的科研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举报人（不仅包括学术不端者的研究生，也包括与不端者共同做研究的同辈学者）能够更无后顾之忧地去履行学术上崇高的道义准则呢？现在看来，连自诩制度成熟的美国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事实无可辩驳：古德雯的研究生们履行了学术道义之后，自身却难逃沉重的客观代价。这是每个关心学术伦理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吧。这究竟是不是一个伦理两难？抑或只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更优的举报事务处理体系？不仅是美国的科学社会学家，其实世界上各国的科学社会学家都值得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保障机制，才能激励利益共同体内部的人出于道义而去做出六亲不认的举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多学术不端的行为就注定永远查不出来。二、关于期刊论文评审时的恶意否定并窃取创意的一点想法要更加充分利用网络的即时性看尚智丛先生的《科学社会学》时，对这个问题印象颇深。简单地说，就是担任期刊投稿评审人的学者，有可能利用自己评审人的这个权力而做出一种非常不齿的事情故意将优秀的稿件评为建议不予采用，然后借用从其中读到的优秀创意，自己抢先写成论文（注意，并不是直接抄袭，而是借创意写文，是一种很边缘的模糊抄袭行为）。只要行动够快，就可以轻松地窃取原投稿人的实际思想精髓，做出欺世盗名之事。当然，我们相信绝大多数评审人都不会做这种缺德的事情，但既然是在思考关于制度设计的问题，就必须针对一切人性恶的可能。当然，很容易想出一些方法，例如，用两个或更多的评审人同时评阅，就会减少恶意否定的发生。但是，这种方法必然会增加不少的成本。我想到，其实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快速性，加以适当的平台建设，来很好地防止投稿评审人恶意否定并窃取创意。具体一些的实施构想如下。由国家的权威领导机构创建一个网络平台，类似于博客网站平台，作为学术创意的集中公证平台。所有学术工作者都可以来注册账号，但必须实名注册，同时提供真实详细的个人信息，例如学术经历、学位颁发机构、工作单位等。每个自然人的学者就可以拥有唯一的一个对应账号。自己的任何论文（或论文概要），均可以以发博客的形式发在这个平台上，每发一篇（不论质量如何），平台自动返回一串标示号码（ID）对应于这次发布。这种发表，并不是学术论文的正式发表，也不能作为学术成果的计量，因为它实际上没有经过任何专家和同行的评审，获得了ID数字的学术创意博文，可能是精品也可能就是一堆文字垃圾，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在于，此后，学者如果将论文正式拿去投稿后，一旦发现自己的创意可能遭到了窃取以后，可以用当初该文在权威平台上获得的ID数字为证，去举报相关的不端行为。在网络平台上，只要管理严格，发帖的时间绝对能够作为可采信的证据，这样，负责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要想认定事情的性质，分清谁才是真正的第一原创人，难度就小得多了。简言之，就是有论文先拿去换取ID数字，然后再投稿。这个ID数字就像公证号码一样，代表着国家和全国学术界对（可能的）原创成果的署名权的一个先行认证。不论是期刊文章创意被人窃取抢发，还是两个相似的网络创意之间出现的署名纠纷，只要拿出对应网文的那个ID数字来，据此翻出当时的网文，比一比发帖时间谁在前面，恐怕绝大多数的学术公案也就水落石出了。一言以蔽之，网络的即时性，颇可为学术创意的权威认证来服务。; 个人分类: 未分类|43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庆祝博客开通之“科学与政治”及专家体制: pkustm 2009-12-25 22:23; 昨天听了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的一个讲座，题目是《科学与政治－三峡工程决策中的专家体制》。其中的一些观点令人深思，对于理解科学研究的动力和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其要点包括：近代科学曾经是摧毁宗教统治的主要力量，但现代科学在与政治的较量中却失败了。大科学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科学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形成了与政治之间的依附关系，并最终使得科学共同体完全自治的梦想破灭。专家体制是理解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焦点。专家体制实现了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互惠联盟关系。专家体制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是科学事业寻求合法化；另一方面是政治决策变得越来越技术化。; 个人分类: 科学与社会|380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另类科学的历程:《中国类科学》读后: antiscience 2009-10-21 12:05; 刊于《中华读书报》， 2005年3月30日另类科学的历程：《中国类科学》读后蒋劲松　　另类科学的历程，语带双关。《中国类科学》是另类科学的历程，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另类科学在一段特定时期内的发展历史；也是另类的科学的历程，因为它也坦诚地记录了作者从一个坚定甚至狂热的科学主义者向反科学主义者转变的探索道路。作为作者思想发展演变的痕迹，本书中也有不少不相协调的地方。惟其如此，读者才可以和作者一起共同走过另类科学的历程，体验探索真理的困惑与快乐。　　本书所涉及的另类科学范围很广，既有像水变油、量指测姓这样的江湖骗术，也有类似法轮功具有邪教性质的活动；既有胡万林这样的非法行医，也有植物感情、水晶头骨、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这样的明显胡说，还有黑科学以及违背非线性科学基本常识之类的科学笑话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其中最有影响、参与人数最多、学术性最强、争议最大的还是人体科学。在有关人体科学的研究方面，其实已经有不少著作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就是立场完全对立的辩护派和反对派。辩护派认为人体科学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科学革命，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功。而反对派则贬之为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纯属妄想、轻信和欺诈，除了魔术表演之外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严格试验。本书可能是第一部真正试图以学术眼光来研究这一重大学术现象的著作。　　应该说，对这个话题的探讨本书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像钱学森这样的重要人物，在本书中没有专章的重点论述是令人遗憾的。［注：原稿中有一章，出版时被删除了。－－ＨＪ注］当然，在国内目前的学术环境中，要涉及钱老这样重要人物的高争议话题的阻力是可以想见的。　　个人感觉，本书的价值与其说是得之于对中国类科学深入广泛的实证资料研究，还不如说主要是得之于对科学概念的深入理解，得之于宏阔的视野。如人体科学之争的焦点当然是所谓特异功能是否存在，即某些宣称的事实是否属实，双方辩论者几乎都是在素朴的事实观上争论。作者利用科学哲学的相关成果，如观察渗透理论、亚决定性、科学划界的复杂性等指出，迄今为止的相关成果并不足以给这一问题下结论。这一评判看似消极，其实是给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总体上说作者在讨论人体科学现象时，是注意科学精神的弘扬的。具体表现是，不是仅仅注意所谓结论是否正确，而是更注重辩论是否符合逻辑，论证是否有效。例如，他本人虽然不太相信人体科学，却认为批评人体科学的人许多论证是无效的。他认为，科学现有的观点、常识并非是衡量某个新事实是否正确的标准。而像某著名学者那样以特异功能现象无关国计民生来否定相关研究更是不得要领。像这样的地方，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看来作者简直是自挖墙脚，而实际上正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是尊重科学的体现。　　但是由于作者本人是从反对派蜕变而来，所以在许多地方还保留了反对派的态度，这就多少影响了本书的学术水准。比如说相关访谈，不仅可以采访人体科学研究者，人体科学研究的受试者更应该去采访。这是一个特殊的科学研究的参与群体，不像一般人体生理、心理乃至社会学研究的受试者，这些人在研究中的地位要高得多，常常会主导研究结果。尤其是这些特异功能人大多是小孩，那么人体科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他们发育成长的过程，他们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成长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扰？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问题？他们在到处走穴表演的同时是怎么完成他们的学业的？他们的家长是如何看待和利用这种机遇的？特异功能人当时除了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外，还为某些特殊部门服务，他们的评价如何？相互关系是如何演变的？甚至于这些人长大后的感情生活方面与普通人相比有何差别等等。　　本书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伪科学也可以是科学，正是这个观点促使作者选用类科学来代替常用的伪科学。作者的思路其实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怪异、荒谬。关键在于科学一词的含义过于模糊，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至少存在着两种常见的含义，我分别称之为描述性和规范性。所谓规范性意义的科学，是个褒义词，其意义近似于真理、好的、正确的、应该相信的。而所谓描述性意义的科学，是某种研究活动，是一种社会学现象，可以对其采用经验性的考察。这个意义上的科学一词，本身并不预设其观点主张是否正确、可靠。这是社会学家如SSK看待科学的思路。因此看似耸人听闻的伪科学也可以是科学的说法，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作者在书中多次宣说的一个很平常的结论：某些观点和主张不正确的研究活动在社会学意义上与普通的科学是类似的，不可区分的。　　通常我们谈及科学，往往都是在寻求不容置疑的真理，寻找绝对可靠的指南，所以当听说伪科学也是科学时，当然不能容忍。可是，所谓科学知识绝对正确，不包含错误，这样的科学主义思想是站不住脚的。一旦我们放弃了这样的主张，我们就有可能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科学（包括类科学）发展的因果规律，就能更加准确地认识作为人类活动方式的科学，就有可能挖掘出原先被遮蔽掉的科学的真实形象。这些在不理解的科学主义人士看来，似乎就是反科学行为，其实这反而是在科学的二阶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的表现。　　阅读本书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许多极富想像力的洞见和精辟的想法散见在书中，却没有来得及深挖下去，也未能很好地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可见作者的另类科学历程才刚刚开始，更加激动人心的思想探索还在前方。让我们期待着能与他一起冒险，共同分享沿途更加绮丽的风光吧！　　（《中国类科学：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看》，刘华杰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8.00元）;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020 次阅读|3 个评论

清华大学科学社会学与政策学沙龙第55期,56期: jiangjinsong 2009-9-17 09:14; 清华大学科学社会学与政策学沙龙第55期题目：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 in UK Science Policy 主讲人：Pro. David Wield（Director of ESRC Innogen Center）主持人：刘立副教授（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时间：2009年9月21日（星期一）上午10：00-12：00 地点：清华大学新斋335 清华大学科学社会学与政策学沙龙第56期题目：The social sciences of the life sciences 主讲人：Pro. David Wield（Director of ESRC Innogen Center）主持人：李正风教授（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时间：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下午3：00-5：00 地点：清华大学新斋335 主讲人简介：David Wield和其他英国的STS领域的研究者一样，毕业于帝国理工大学材料物理系，在研究生涯的初期受到了英国激进科学运动的影响，投身到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去。他是英国Open University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政策。如今，Dave是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下属最大的研究网络生命科学社会研究网络的中心（ESRC Genomic Network, Innogen Center）的主任。在这一讲中，Dave会对英国以及欧洲科技政策中治理概念的兴起做出讨论，并将政策变革与Innogen现阶段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分析社会科学家在治理模式中角色的变革。附件中有演讲内容介绍。欢迎大家前来聆听讨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sts办公室 62773013 kjsbgs@oamail.tsinghua.edu.cn; 个人分类: 科學哲學|2276 次阅读|0 个评论

疯狂的石头？“哲人石”丛书谜底终于浮出水面: antiscience 2009-6-17 15:51; 《科学时报》2007年7月26日，B3版疯狂的石头？神秘的金丹术文化刘华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很多年前就推出哲人石丛书，此大型科普译丛一直坚持稳步出版，每年都能推出若干新品种。丛书中好书很多，几乎可以随便列举出许多，如《终极抉择》《生机勃勃的尘埃》《超越时空》《完美的对称》《PCR传奇》《生物技术世纪》《技术的报复》《无尽的前沿》《混沌七鉴》《无与伦比的手》《深蓝揭秘》《病因何在》《恋爱中的爱因斯坦》等，它们当中既有知识性科普，也有大量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介绍，丛书全面揭示了作为一种文化的自然科学的丰富多彩性。这套科普译丛开创了建国以来规模较大、视野最广阔的科学文化翻译出版，必将在我国科技出版和科学文化传播史册中写下重要一笔。哲人石，这是洋人的用词，自然科学和这玩艺有什么关系？这套丛书何以取名哲人石？丛书并没有交待，事实上这套丛书没有专门的序或导言之类的东西。只有印成4行的还算顺当、语词多处重复的介绍：立足当代科学前沿，彰显当代科技名字，绍介当代科学思潮，激扬科技创新精神。另有一处标注：策划：潘涛、卞毓鳞。哲人石的谜底终于浮出水面？不过，最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一下推出两种书名就带哲人石字样的图书：（1）《寻求哲人石：炼金术文化史》（舒特著，李文潮，萧培生译，上海科教出版社年）；（2）《哲人石：探寻金丹术的秘密》（马歇尔著，赵万里、李三虎、蒙绍荣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社方面有意在此时刻揭开丛书的谜底？还是此丛书想就此打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潘涛是我的朋友，不过，这件事我并没有专门询问他。我似乎还记着，在某个场合潘涛隐约提到过，要在适当时候解释一下哲人石丛书的标题。也许现在就是时候了。科学探索与寻求哲人石，有着惊人相似的传统，甚至竟然是同一批人物在做着这些事情。他们有成功也有挫折，当然还有疯狂！只是在现代社会，人们把自然科学孤立出来，赋予其特殊地位，自然科学在教科书中、在公众视野中变得极为纯洁、极为理性、极为客观。自然科学的确讲究理性、逻辑和客观性，迄今它已经积累了难以撼动的知识大厦、最为坚固的理论体系，产生了最有效力的技术，不可逆地改变了地球和人类历史的进程。但是，自然科学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历史上也从来不存在一个边界清晰的叫做自然科学的东西。自然科学是与其他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缓慢发展而来的，这一点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得证：（1）从业人员。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同时也做别的事情，或当大大小小的官员，或做哲学家，或当教士，或从事神秘的炼金术。自然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直到19世纪才算正式出现。科学家这个名字也出现得相当晚。（2）这些人员所做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不限于我们今天事后用科学方法所界定的科学研究。他们所做的研究在当事人看来是一致的，并不存在我们事后所认定的严重矛盾、内在冲突。（3）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炼金术士与科学家的工作既有现实的功利考虑，也有长远的终极关怀，有的很在乎灵魂能否得到拯救，如对万物至理、对永生、对圣杯的追求。易让人联想的书马歇尔著的《哲人石：探寻金丹术的秘密》，共7章，从中国开讲，讲到印度、埃及、阿拉伯世界，再讲到罗马和整个欧洲。作者通过半游记的形式，讨论了世界各地（不包括美洲）的炼金术文化，以及相关科学技术史。应当说，此书的内容，我们是不熟悉的。不过，阅读的过程倒引起不少联想，仅凭这一点，这说算一部好书。古德曼曾说过，能够让读者转移视线的文本是有价值的。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电影《疯狂的石头》。如果把科学的价值狭隘化到想像中的一个物质实体，它确实有可能像电影中的那块宝石。各色人群，特别是盗贼，对那石头十分用功，都想得到它。其中真真假假，在马歇尔的《哲人石》有类似的版本。哲人石是一块石头，又不是一块石头。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也是最普通的东西；寻找它是最困难的，却也如儿童的游戏；永远无处寻觅，却又随处可见。（510页）自然科学究竟想做什么？实际上是怎么做的？目前它做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从类比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其次想到的是外国小说、电影《达芬奇密码》。丹布朗的这部小说和电影我都仔细看过，也看过他的小说《数字城堡》和《天使与魔鬼》。在丹布朗的作品中，科学与宗教、巫术、炼金术以难以想象的紧密程度联系在一起，几乎是同一伙人在做着我们今天看来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当然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昨天，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回头来看今天时会如何呢？我想会有类似的感觉。今天的科学家们也在为了不同的目的，或者名义为着同一个目的，好比标语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却做着不同的事情。《达芬奇密码》中提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他们是神秘宗教组织的成员，甚至是隐修会的大师。史实可能没有小说叙述得那么生动，但大体上还是靠谱的，属于合理演绎的范围。艺术来源于生活也可以超越生活。但通常的科学史是不提这些的，即使提到，也认为那些科学家人格分裂，有一面是好的、对的，另一面是坏的、错的，并且后者妨碍了前者的发展。比较常见的论断大致是：如果牛顿不搞炼金术，他的科学成就可能更大。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也有这种可能：如果牛顿不搞炼金术，他也许也不会搞正规（按现在的眼光看）的科学研究，也许根本成不了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在牛顿那里，研究炼金术与研究天体运行、光学规律是类似的事情，他本人可能不愿意细加区分，他也可能把炼金术看成更理性、更神圣、更崇高的行为。回头看中国上一世纪的人体科学、特异功能研究，也许有类似之处。我们认为特异功能研究是不同于常规科学研究的另类工作，但是它的热情支持者（包括重量级的科学家）可能不这样认为。读《哲人石》这样的书，我们也许会更好地理解开普勒、达芬奇牛顿、波义耳，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与信仰，甚至包括理解当代的科学。哪些是可信的？我花了半个月读马歇尔的书，一直在猜测他的动机，一直在构想他是怎样一个人。旅行家、历史学家、神秘主义者、宗教研究专家？他曾多次表露个人对于金丹术，特别是对内丹术和密宗的强烈兴趣，以及是否还有圣贤实际掌握着某种高超技术。他也部分为此周游列国，亲自拜访相关研究专家。由于有游记色彩，这部实际上比较枯燥的《哲人石》，读起来还算有趣。不过，我并不全信他书中的描述。以第一章第二节的开头为例，他写道：然后我又飞越绵延2000多英里的万里长城，它是唯一在太空上能用肉眼看到的人造建筑。我的目的地是中国的首都北京。（第3页）从太空中用肉眼是不可能看到长城的，通过简单的光学计算或者根据常识推理，都可以判断这一点。多名宇航员也明确说没有看到长城。如果能够看到长城，自然也能看到高速公路、机场跑道、拦水大坝等人工建筑，于是也就无所谓唯一了。当然这不是马歇尔的发明，在此他只不过未经判别就转述了某种传说。那么关于金丹术的转述，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呢？他有很好的判断力吗？金丹术是更复杂的事情。当我再仔细看时，发现问题更多。马歇尔说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乘飞机到北京，坐在飞机上，眺望窗外，可以看见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在东北边，是无边无际的红褐色的戈壁大沙漠。（第3页）马歇尔真的看到了喜马拉雅山脉了吗？对此我颇怀疑，他看到的极可能是昆仑山脉，昆仑山脉也很雄伟，也有皑皑白雪。我也曾从飞机上拍摄过昆仑山脉清晰的雪山。飞机从塔什干到北京，航线不会拐个大弯折到南部去然后再向北飞到北京。即使从塔什干南部的阿富汗之喀布尔或巴基斯坦之伊斯兰堡到北京，一般也从新疆上空飞往北京，不会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不过，总体上看，这是一部有趣的书，介绍了大量知识，讲述了许多有特色的亚文化。末尾，我想引用马歇尔的一个提法，我赞成他的这一见解：金丹术士比任何人更清楚，他们是在玩火。（第13页）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这都是对的。石头不疯狂，是人在疯狂。（2007-7-18，《科学时报》2007年7月26日，B3版）;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471 次阅读|1 个评论

创造自己的语言：虚构的真实: antiscience 2009-6-17 15:46; 刊于：《中国图书商报中国阅读周刊》，2008年2月1日，第2版。创造自己的语言：虚构的真实评介马尔凯的科学社会学朝圣刘华杰商务印书馆很重视科学社会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贝尔纳的《科学社会功能》、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和《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已列入商务汉译世界名著系列，也是高校学生学习科学社会学的最重要的参考书。默顿讲述科学社会学历史的小书《科学社会学札记》和布什（V.Bush）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也是商务出版的。但在关注科学社会学新（相对而言，其实已经不新了）进展方面，商务显得保守和迟钝。国内科学知识社会学（即SSK，可理解为科学社会学的一部分）著作主要是由东方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东方的知识与社会译丛推出了SSK的一批名著，包括布鲁尔、巴恩斯、拉图尔、诺尔－塞蒂娜的作品。江西教育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也出版了一些SSK的知名作品。直到2006年商务才翻译出版马尔凯（Michael Mulkay）的《科学社会学朝圣》（ Sociology of Science: A Sociological Pilgrimage ，中译本改名为《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原书名直译大致是《科学社会学：一种社会学的朝圣》），也算是开始与SSK结缘了。不过，马尔凯的这部作品非常特殊，在SSK众多作品中有独特的类型意义，是其他作品无法取代的。1998年我曾在亚马逊网站买过一本，读后收获很大。在我看来它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此书坦率交待了作者对科学之认识的立场变化过程，他将自己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划分为三个相继的阶段：常规分析阶段、话语分析阶段和新文体形式阶段。第二，作者生动展示了新文体写作的魅力，关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虚拟故事（中译本47-50页）、关于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诸代表发言相互矛盾的描述（第12章）等，堪称艺术杰作，是最优秀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作品。英文版前面有卷首引语，占一个插页，内容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也译作本仁）的《天路历程》（ Pilgrim's Progress ）中作者告白里的6行文字；封面设计也有意突出朝圣的意味。中译本把这些删得干干净净。班扬是与但丁、奥古斯丁齐名的文化名人和宗教著作家，他也是英国通俗文学的鼻祖，他的话按理说应当保留，另外，这段引语的确也表示了马尔凯出版这本书的意思。现尝试补译如下：诸君眼前的这部书，描写了一个寻找神圣真理的人；它告诉你们他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他做了什么，以及他还有什么没有做；它还告诉你们，他不停止地找寻并找寻，直到他抵达天国荣耀的大门。以马尔凯的新文体写作来类比进行理解，马尔凯是自比班扬。班扬面对的是宗教，而马尔凯面对的是科学。宗教与科学恰好是涂尔干、布鲁尔等人进行社会学对比的两个绝好对象、搭档。近代工业化社会是一种世俗社会，现代性在社会层面的成功和主要表现便是，科学取代了宗教的角色、地位。神学曾为一切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现在科学做着类似的事情。宗教当然神圣过，科学也神圣过。历史上有多少人为上帝的真理而不懈努力、苦苦追寻，历史上也就有多少甚至更多人为科学的真理而奋斗不已。班扬讲的是试图理解上帝的天路历程，而马尔凯讲的是试科理解科学的科学社会学这种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他们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也都有足够的胆量。但别指望马尔凯会像班扬一样出色、出名。马尔凯当然不做科学家所从事的一阶的研究工作，他主要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科学，这是一种二阶的立场。但即使是二阶立场，也非常复杂，对于他本人，也有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本书扉页有一献词：本书献给罗伯特金默顿。默顿开创了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培养了一大批学生，马尔凯的科学社会学工作就是从默顿的研究范式开始的。他现在早已告别这个范式，但依然记着默顿。转变后的马尔凯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理解过去：我现在认识到，年轻的马尔凯的工作无错，同样，传统中的其他作者亦无错。他们只是过于狭隘地限定在那些文本之中，不能够充分表达所包含的解释性意义。（中译本第11页）马尔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常规分析（Conventional analysis）：展现科学的社会世界，基本上是在默顿范式下工作；第二阶段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揭示科学家如何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基本是在SSK的框架下工作；第三阶段新文体形式（New literary forms）：探索文本的多重世界，则在SSK的基础上借鉴了传播学、解释学、后现代的思想，试图通过虚构的文学写作更真实地描述和传达科学技术的真相。前者叫社会学，没有问题；中间阶段人们曾经热烈地讨论过，现在大家基本承认SSK是科学社会学，它甚至已经居主流地位了；后者是社会学吗？有点像科学小说、戏剧，也有点像文化批评。但是，细想一下，它仍然是一种社会学，只不过形式颇新颖，人们接受起来，一时还有困难。我说不准，马尔凯这种大胆的尝试，在社会学或者科学社会学的帽子下或饭碗中，还能走多远。但首先，这是一种可贵的尝试，是一种有趣的、读者界面友好的尝试。我本人也曾尝试过（如用替换法重新解读Super Star歌词，传福音与搞科普），颇受欢迎。这种写作形式有多深刻？不好说，就像问一种文学体裁能够容纳多深刻的作品一样。好的新文本写作，不是不要理论，而是说除理论外还要有写作，或者更准确地说，写作同时表达着理论，理论就是写作，写作就是理论。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丹布朗的《天使与魔鬼》、杰拉西的《诺贝尔的囚徒》等，难道只是涉及科学的文艺作品，而不表达他们对科学、对人类命运的理解吗？难道不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科学元勘的角度重新看待这些文艺作品吗？对于理解科学，马尔凯非常重视语言（如同班扬重视语言一样），在此我愿意引用他在社会学与科学：一个关于爱和奴役的动人故事一节结尾处的话：她突然觉得自由了，她不再臣服了。她的青春献给了一个幻影。现在她人到中年，在病态的、如果不是垂死的文化中漂泊。是的，她第一次能为自己思考，并创造出自己的语言；这不是统治和控制的语言，而是想象和自由的语言。（中译本第50页）（马尔凯著，林聚任等译，《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定价：20元） 2007-9-30;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072 次阅读|2 个评论

反击某些科技如何可能？: antiscience 2009-6-17 15:18; 反击某些科技如何可能？评《高级迷信》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100871）最近在中国科学院听到一个有趣的报告，谈及只有知识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起知识社会。我听后有一点疑问，为何通向知识社会，是应当通向还是事实上要通向？如果知识社会可行的话，也许是很可怕的。在那样的社会里，为了成为人上人，学制可能要继续延长，从现在的20年左右继续扩大。现在的教育已经让青少年把人生大好时光浪费在校园中死读书、读死书。人人猴精猴精、整日算计的智识社会，是我们企盼的吗？正在这时，接到了评论一本老书《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的任务。这部十多年前出版（英文版1994年）的意气用事的争论著作，由一位生物学家（格罗斯）和一位数学家（莱维特）撰写，阐发了许多知识精英们顽强捍卫科学技术之地位的强硬立场，表现了对其各类对手极大的蔑视。当然，我在看来，这部影响颇大的著作根本没有把握住对手何以对科技、对科技工作者愈加不信任，因而也是不成功的。但它自有其独特的意义。这部书在1999年就列出我所主持的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一套科学争鸣译丛，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现在转由北京大学正式出版，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并非因为此书写得如何好，更不是因为我赞同它的观点，我才想引进这部书并在这里介绍这部书。事实上，我几乎完全不赞同的它的观点和它傲慢而肤浅的论证方式。这部书的价值在于它作为一部文献在科学文化争论的历史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级迷信》及之后两年发生的索克尔诈文事件，如火上浇油，把西方的科学大战演绎得十分热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持久论战到现在也没有分出胜负。这场大争论让旁观者目击了文化人的执着和自信，在个别方面也让人们有机会了解科学家所描绘的美丽的新世界，以及所谓的知识社会大体上是什么样子。基于低版本科学观的意气说教对于《高级迷信》，我想做两点评论。第一，两位作者的科学观是可以质疑的，他们心目的科学技术仍然停留在实证主义或者更早期的理解之上。在小科学时代，这种科技观还算凑合，而现在是大科学时代，用这种科技观来解释复杂的科技活动及其后果，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们把科学置于不适当的位置上加以捍卫，事实上并不能帮助维护科技应有的重要地位。这种科学观使得他们无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过于轻敌。比如，两位作者说：最令人惊讶的是，竟有人公然反对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反对那种被公认为所有受教育人士都会接受的普遍假设，即科学知识在理性是可靠的，是建立在完善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中译本第3页）如果不采用田松所概括的好的归科学的原则来不恰当地维护科学的面子，上述一段话简直不得一驳。在我们看来，科学知识的实际内容恰恰是可以反对的，无法反对或者不容易反对的反而是科学知识的非实际的内容。连他们自己都一再宣称科学是自我修正的、科学在不断改正错误而前进、进步，此时却忘记了。科学知识是否可靠，或者最可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中是否始终使用完善的方法论，科学哲学近100年的仔细研究几乎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两位作者看来，他们的对手有着十分可笑的动机想否定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技术遗产，其对手从而表现出十足的愚昧，与他们自己完全站在不同的层次。当然不是对手层次高，而是对手层次太低。这是轻敌的重要表现。两位作者一方面对敌人的观念十分气愤，另一方面就装出十分清高的样子，声称科学家们尚不必为此真的感到惊慌、这种威胁还影响不到科学本身（第5页）SSK当然属于他们所拒斥的对科学有某种敌意的人文学术，但SSK从业者中相当多人是了解科学的，有的人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味认定对手不理解最基本的科学、误解了科学，在科学大战的争论中未必会得到加分。退一步，不了解科学，就不能批评科学吗？某些科技助桀为虐、成为资本的帮凶，是不争的事实。想把科技与科技的应用完全分离开来，从而为自己开脱一切责任，这是当今许多科技精英惯用的伎俩。《高级迷信》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第二，作者应当挑选对手中的强者、面对最有挑战性的论据。两位作者打算面对的不是一伙人，而是完全异质的许多伙人或者松散个体。他们的对手、敌人或者善意地称为朋友，对科学表现出厌倦、不满。容易设想，对手们提出了水平不一的、理性程度不同的反省、攻击科学的言论。如果只挑选其中最容易反驳的若干条加以驳斥，就宣布胜利了、敌人被击溃了！这让旁观者推断，两位作者太想获胜了，面对复杂的问题和非常认真的对手显得不够理性、不够真诚。《高级迷信》的效果如何？击垮了对手吗？我想也许正好相反。西方的情况不说了，至少在中国，正好是在这十多年里，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似乎走向了两位作者所指责的对手行列。科学事业并不因《高级迷信》而得分，可能还因此失分，这与两位作者的初衷背道而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及普通百姓均可以反省科技进步的后果，即使他们不懂具体的科学，这没什么好吃惊的。科技并非只给我们带来了方便、进步。科技何以总要与进步挂钩？信息科技也许进步了，但我们不会写字了。公众并非对一切科技都感兴趣，我们的电脑本来不需要动不动就升级，但电脑商需要。公众只需要自问一下：谁在资助科技，他们想得到什么？科技上每一种最新突破首先用在什么方面？的确，如今百姓的生活离不开科技，但人们也许不必像追星族一般特意追求高科技。公众对科技的需要通常是极有限的，大家只需要适度的科学技术。公众要求科技的发展速度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发展速度相匹配。而某些利益集团却不这样想。利益集团追求科技无尽的前沿，他们想通过科技获得竞争优势，他们实际上把自命不凡的科技工作者当成奴隶、棋子、筹码。站在两位作者立场上的许多声称的理性主义者或许会说，你是在鼓吹倒退、蒙昧、反理性、反科学、反文明，或许还有反人类。呵呵，低头卖力拉车，也需要偶尔看看路才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一样，也是一种理性。站在我的立场上看，这些指责也可以适用于《高级迷信》的作者及持类似观点的人，他们也十分可怜，他们最崇尚的原则似乎不过是，把自己的那点智力卖个好价钱。当然，我不会轻易这样激怒对方。公众真正担心的，不是他们线性外推的那点计算未来、算计他人的能力，而是整体非线性把握时局的眼光和洞见。更准确地说，不是他们无才、不聪明，而是他们可能少德、太势利。（格罗斯、莱维特著，孙雍君、张锦志译，《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定价：42元。可另外参考：罗斯主编，夏侯炳、郭伦娜译，《科学大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定价21元。）本文刊于：《中国图书商报中国阅读周刊》，2008年11月11日，07版。;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104 次阅读|3 个评论

【科學網推薦】“学妖”和“四姨太效应”【劉華傑田松】: jiangjinsong 2009-5-24 18:11; 学妖和四姨太效应刘华杰，田松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细说学妖和四姨太效应 , 《科技中国》杂志，2005年第10期。此文的对话复印件曾在2005年8月湖南长沙科技哲学会议上无意地散发过，却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两位对话者竟然被推荐到闭幕大会上以此为题作 15分钟的发言。事后，有人认为此相声影射了某个单位。但也有一人说：什么影射？就是描述吗，只是要当心报复你们。发表版作了删节。 ---------------- 以下是全文版：对话之三：学妖和四姨太效应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00871）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100873）刘华杰（2005-7-5）：2004年12月24日北师大科学与人文中心刘晓力教授组织了一次关于科学规范与科学文化的小型研讨会。会上，我报告了一个自己考虑了很久的问题，发言题目为《科学共同体的神秘性：学妖的社会角色》。学妖一词立即引起部分同行的兴趣，一时有男学妖、女学妖，大学妖、小学妖，内行学妖、外行学妖，好学妖、坏学妖诸说法等等。看来此词有一定的概括力和说明力，也促进了人们对科学之社会运作的思考。此前，你曾提出四姨太效应的说法。我想，学妖及四姨太效应等，都属于科学社会学的范畴，是对中国当前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方式特点的某种概括。这回我们就来稍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型或者隐喻。田松（2005-7-6）：学妖这个词很形象，很有概括力。一个形象的词能够提供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无形中有助于学术思想的流通和生长。虽然有些严肃的学者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喜欢。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曹南燕老师就学术界的过度包装作了一个发言。接着曹老师的话茬，我说了四姨太效应。这是四姨太效应第一次公开亮相。不过这个想法是在去年11月无意中冒出来的。你应该记得，当时我们在南京大学参加一个科学大战与后现代科学观的研讨会，期间刘兵带着你我前往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出租车里，我们谈到了当时各高校正在申请的一个某部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被一家很多人认为实力不够的单位获得了，引起了议论。我在车里忽然想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扮演的颂莲，四姨太。四姨太为了争宠，假装怀孕，最后事情泄漏。好心的大少爷对她说：你也真蠢，怀孕这种事，做假能假得了几天？四姨太说：我蠢？我不蠢！我早就算计好了，开始是假的，只要老爷天天到我这儿，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刘华杰：你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更详细地说说其中的缘由，毕竟多数人还没听说过四姨太效应，知道马太效应的倒有一些。田松：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四姨太不愧是念过书的，话里透着智慧。四姨太的意思很明白，虽然是假装怀孕，但是因为引来了老爷更多的关注，就会有更多怀孕的机会，时间一长，假的就变成了真的了。到了那时，就算有人知道了当初的假，又能怎样呢！一个学术单位，虽然实力不够，但是假装够就是曹老师说的过度包装只要获得了上面的信任，就可以得到项目、工程、基地，也就是说得到经费。在我们现在的学术机制下，这些大项目、大工程可以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一个学术单位的发展，乃至于命运。有的经费高达千万，乃至上亿。一个单位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不需要特别优秀的管理者，只要相对不错的管理者，这个单位就不可能不发展。比如用个最直接的办法，把学界公认的本领域最优秀的学者和最有潜力的新秀高薪挖来几个，这个单位的实力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几个数量级。这时候，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了。这就是我们当下学术体制所导致的四姨太效应。和你的学妖还说得上是可谓相映成趣吧！刘华杰（2005-7-7）：念了半年大学的颂莲深深懂得老爷有限精子条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她的假孕主张只是想提高真实受孕的机会。对于科学事业，这种策略在某种条件下也未必一无是处。它的危险在于，它的持续作用或者多阶段的迭代过程可能使老爷错过真实生育的机会，即导致老爷断子绝孙（逼急了也可能上演通奸及狸猫换太子似的极端故事），对于科学事业，相应的结局人们自然可以猜到。我们可以把四姨太效应与科学社会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作对比。默顿说的马太效应讲的主要是后来的事情运作和正反馈放大过程，而四姨太效应主要讲述事情的形成过程，它将为马太效应提供一种前件。于是，四姨太效应＋马太效应将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两者都有一个太字，也算一种巧合吧！一个来自希伯来文明，一个来自儒家文明！虽然四姨太效应和学妖都有具体的原型，但是它们有一般性，在科学社会学中可以指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田松：学妖一词的提出，得益什么呢？刘华杰：学妖一词字面上直接得益于麦克斯韦妖、拉普拉斯妖甚至金妖（其中的金指你的导师金吾伦，好像是张华夏教授命名的）等。不过，在学理上，这个概念主要得自于经典科学社会学和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现代科学技术的运作在规模和组织方式上都远远不同于二战以前的情况。我们看到的科学事件的发生，只是一种外表现象。柏拉图有一个洞穴影像隐喻，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洞穴中的囚徒，不知道形成影像的背后机制（对应地，在中国有驴皮影表演，只是观众的位置有些变化）。科学社会学道出了现代科学动作的一个核心机制：科学共同体及其同行评议。这一条几乎可以解释科学技术运作的许多方面。但是科学共同体是如何形成或者组建的？什么是学术同行？此同行是如何聚类的？我们承认科学共同体及其同行评议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许多时候要考问更多更、深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许多事情尚未步入规范运作阶段的中国现实而言。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使科学共同体的运作成为可能，隐而不显的操作者，更为重要、更值得研究。说白了，谁有权力提供第一推动使某人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成员？此操作者可以是学者但也可以不是学者，可以是大学者（如院士）也可以是杰出专家或一般科研人员，也可以是幕后的包工头。他们的共同点是：（1）智商较高，有相当的组织能力；（2）有很强的游说能力，能说会道，能很好地协调人际关系；（3）一般不把自己置于显赫的座次，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她）的特殊地位。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表面上只是小人物，身份通常为编辑、秘书、小官员、办事人、召集人、活动家、记者等。与台面上公开表演的科学共同体同行们的显赫而正规的身份相比，这些操作者，即所说的学妖，身份甚至有点卑微或者故作卑微状以图大事。简要说，学妖是中国当前学术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同行评议中担负重要角色，在学术民主、资格评定等过程是发挥重要作用。学妖的主要职责不是亲自评议，而是使评议如期如愿意地实施，即组织同行评议。组织同行评议的诸多逻辑可能性，但现实中往往有具体的习惯性安排。学妖所从事的工作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不会简单地认为学妖只起副作用、只做坏事，那样评价是极错误的。实际上总体上他们做对称性的工作，社会学家应当无偏见地看待。田松：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以前的那些妖都是属于科学哲学的，你这个学妖则是社会学的。这倒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行当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转移。从科学知识到科学家，从科学共同体到科学共同体如何运作，这是一个不断向外的过程。学妖这个词隐喻着我们的学术活动背后某种不为人注意的机制，涉及到权威如何成为权威的问题。以往我们关注的是，权威作为个人，是怎样成为权威的，比如发愤苦学、比如智存高远等等。但是学妖则让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为有可能成为权威的个人，是怎样凸显出来，得以成为权威的。因为权威不是绝对的，你能够成为权威，这件事儿本身是需要更大的权威来认证的。所以我觉得学妖构成了一个界面。这个界面的一面是科学共同体，另一面是对权威有需求的群体，可以是公众，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业，甚至也可以是其它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只有穿过了学妖这个界面的权威，才可能被需要权威的人视为权威。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某某人经常在某家媒体上以某某家（就说是科学家吧）身份出现，对某种和科学有关的社会现象发言。时间一长，在这家媒体的读者看来，这个人就是具有权威意义的科学家。如果很多媒体都这样说，那么就会有相当多的公众认为，这个人就是具有权威意义的科学家。再有类似事件的时候，如果其它的媒体没有请到这位先生发言还会觉得自己的权威性不够。然而，很有可能，这个人在他自己的共同体中只是一个普通的专家，远远算不上是权威。甚至也可能，他根本就不是那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当然，学妖对于这个界面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有相当的调控能力。而不同的学妖，有意无意地调控着不同的界面。如果按照界面的种类划分，你觉得是否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1）体制内学妖；（2）民间学妖？刘华杰（2005-7-8）：可以简单地这样划分，但这样容易立即引出认知层面或者价值层面的判断，而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角度看，应当尽可能事先不做这样的判断。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划分，它们动作的过程也是十分相似的，而这种相似性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你说的界面概念很有意思，它相当于一层膜，膜两侧的势能、渗透压、社会地位不同。学妖的一种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建构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界面。界面行使区别的功能，一旦建成，原本相差无几的真正同行，就可能形成天壤之别，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科学家要走向社会，必须以某种办法传播自己、宣传自己、推销自己，这样的事实从伽利略那就开始了，作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伽利略本人甚至非常擅长此道（可参见《伽利略的女儿》）。但是，相比起二战之后的大科学，伽利略的社会活动数量级太低了，或者说现在的科学组织过程更为复杂。如果说伽利略本人就是自己的学妖的话，那么现代的科学家一般不能直接面对社会，他们需要代言人（agent），学妖就是其一。在中国，院士称号是最高等级的科学技术荣誉，院士在中国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对大大小小的公共事件具有发言权和权威，院士也频繁出席各种论坛、大小会议。媒体以及普通公众，可能只注意到（因为他们一般只看到这一层面）诸位院士走来走去、说不说去，却不晓得这些院士何以出场。一般说来，院士还比较乖，不会主动请缨，自己报名上媒体上发表言论，而是经某人（学妖）的邀请而出场的。当然，极个别院士除外。在你说的体制内，院士们也几乎一样地活动，比如评审、论证某个项目，院士们一般并不知道项目的存在，或者知道了也不晓得何时启动哪项程序。通常，需要地位虽低，但能操纵院士的小人物（学妖），对院士的出席与否做出细致安排，甚至细化到座次排定、发言次序等等细节。学妖的行为极类似于麦克斯韦妖的行为，他（她，它）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能力，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操控开关，决定某个人（分子）归属于界面的哪一侧。我们看出来了，标准是重要的，但是标准是隐而不显的，学妖具体掌握着标准。好像说来说去，还是隐含着展现了学妖的负面效应，其实我本来并不是这个意思。田松（2005-7-8）：不错，我也发现，从界面这个角度看，学妖和麦克斯韦妖的功能是极为类似的。不同的是，麦克斯韦妖是一种不可能之妖，而学妖则是现实之妖。我觉得，把四姨太效应、学妖以及马太效应连起来，可以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马太效应是说，让有的更有，没有的更没有。但使有者更有无者更无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在圣经里没有讲，似乎是出于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者某个主导者（老爷？）的神秘意愿。而四姨太效应则有其内部的解释，该效应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假孕能够提高真孕的机会。假孕必然引起两种关注，一是老爷的关注导致了真孕的可能性，二是其它姨太和丫环的关注导致了揭穿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相互竞争，哪种可能性增加得快，哪种结果就会出现。倘若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启动四姨太效应肯定是个疯狂的愚蠢行为。但是由于存在前者，四姨太效应就是一种大胜大败的风险策略。在电影的故事原型中，由于丫环和二姨太的作用，四姨太被揭露，这时就进入了马太效应，无者更无。但是在我们的现实学术体制中，情况则复杂得多，不像电影那么简明。在学术版的四姨太效应中，必须引入学妖的概念才能说得清楚一些。首先，电影中的四姨太是否有孕，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不仅老爷掌握者，其它姨太和丫环也都掌握者。但是，一个学术机构有多大的能力完成多大的事情，本身不是有和无的二值逻辑，而是一个连续谱。所以真孕假孕，取决于由谁来定义，谁来判断。我们在南京谈到的那个学术机构获得那个项目，也是通过正常的评审机制获得的。单从程序上说，几乎每一步都没有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其中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评委中有几人就是那家学术机构的兼职或荣誉成员。但是，这不足以说明什么，因为很有可能每一个有资格做评委的人都是某个参评单位的兼职或荣誉成员，如果严格回避的话，可能在小的同行范围中根本找不出评委。所以这里关键可能是：是谁让这几位评委而不是另几位成为这个项目的评委！当然，这就是学妖了。学妖可能是个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机构，也可能根本不是具体的人，也不是具体的机构。在这里，学妖调控了姨太和老爷之间的界面。其次，在学术机制中，被判断的可能不是真孕与假孕，而是是否可孕。在你被判定为可孕的时候，你马上就受孕了。因为判定本身就意味着得到经费，或者成为平台、基地。所以只要老爷关注，立即受孕。在启动四姨太效应到接受判断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被揭穿的问题，只有得到与得不到的问题。马太效应在这里只表现为有者更有，而不表现为无者更无。第三，孕后足月就要生产，但是难产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婴儿是否健康，同样是要经过同样的界面，被同一个老爷认可。所以这个婴儿很难被判定为不健康。即使出现非常糟糕的意外，甚至难产，四姨太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并且，无论怎样，四姨太在此前已经得到的好处不会消失。所以这样一来，在学术机制的四姨太效应只有收益，没有风险。自然会成为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首选策略。完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四姨太启动四姨太效应，争取老爷的关注，老爷自己不去判断，而是通过一个由学妖调控的界面进行判断，其它姨太和丫环的关注也必须通过界面完成，判断之后，马太效应出现，有者更有。不知道这个故事讲清楚了没有？讲得是否中性？刘华杰：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形象，充分运用了metaphor的好处（有关metaphor的说明能力，可参见Mary Hesse的经典论文）。我赞同你的贯穿性的讲述，完整的故事就是这样。不过，可能由于这故事太不正经（据说学问都装得很正经），所以读、听起来多少会令人觉得不会发生在科学界吧！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要明确的，科学界（以至于学术界）确实会发生但不是必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学妖、四姨太效应、马太效应等，都是某种片段性关于实在过程的模型，只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才成立。因此，现在我先要郑重地说说学妖的正面价值。学妖几乎是当代科学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某单位要把科学活动搞好、搞出声势，必须有很好的学妖。相比而言，四姨太效应稍稍具有贬义，但我们仍然可以平静地、中性地看待之。影片中三姨太曾说：四妹，你刚来，老爷对你的新鲜劲还没过去，往后时间一长，你要是不给陈家添个儿子，苦日子就在后头了。虽说你是个读书的，我是个唱戏的，我们这种人都是人回事。如果人人都明白四姨太效应的作用机制，就会主动地防范它带来的过多的负面东西。说到底，运用四姨太效应可以是一种普通的博弈策略，在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情况下，部分社会主体确实可用采用。其他主体最好的对策是，先了解四姨太效应的具体机制，在项目初期申请及后期评审过程中采取正常程序把好关，把四姨太效应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控制在合理的、可忍受的范围之内。田松（2005-7-11）：褒贬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这可能是一种矛盾。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地做中性的研究，一方面对于社会学而言，纯粹的中性研究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也许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在研究之初，或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明确自己的价值倾向，把隐含的价值判断直接表达出来。价值判断总是相对的，我们只能以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状态为标准，评判实际情况的好坏。比如我们会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了界面的专家就是被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那些专家，而不是学术共同体不大认可，甚至反对的那些。在这种对理想的设定中，其实隐含着学术共同体本位的思想：把学术共同体的价值作为价值，把学术共同体的标准作为标准。而如果是由于学妖的存在而导致了对这种价值和标准的偏离，就会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负面的作用。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1）学术共同体所谓公认的专家，可能未必统一，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公认的某几个专家，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提名和排行，所以这里面恐怕也存在界面和学妖的问题；（2）即使这个公认存在了，它是否就可以作为标准？而事实上，由于界面本身的多样性，学妖的出现是必然的，必需的。所以我们讨论学妖以及四姨太，不是为了消灭学妖和四姨太，而是在了解了当下学术运作机制的情况下，指出机制内部隐含的问题，从而完善机制本身。我们不妨谈几个学妖与四姨太应用的案例，通过案例，可以把问题讨论的更清楚一些。刘华杰（2005-7-14）：现在研究生的导师一般被称为boss，即老板，外国、中国皆如此。这个boss相当于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可能两者兼有。此说法在多年前，我还是首先从留学生那里听说的，后来国内也有了，而且发展迅速。美国的科学老板，喜欢招收印度、中国及俄罗斯来的学生，大量实验室工作由学生来承担，但做出成果首先是老板的。这些学生平时一般自称打工的。美国三院的手册《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中的一个指示性举例明确认可这种做法（见中译本第36页），这意味着大科学就是这样运作的，他比你先到，他是老板，他说了算。不过，学界老板不能做得太过头，不能成为简单的包工头和转包商。抬头看，中国各学科的包工头式的人物已经有许多了。这些包工头的主要职责努力实现四姨太效应（初期，或者进入新领域时），进而实现马太效应，具体措施如：（1）用公款用大部分时间参加各种会议；（2）负责申请、指导、管理、验收各类科研项目，或者担任某某基地组织的主任、首席科学家；（3）参与评定学术奖励并接受奖励；（4）大量招生，用少量时间象征性地从事一些研究工作，但署名的研究成果一般很多。田松（2005-7-22）：的确，现在国内也是这样。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我原来在报社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位相对基层的研究人员跟我讲述其主管领导的某些行为。该领导有职有权有地位，总能拿到大项目，大课题。他自己不做，只是分下去，让其他的研究员和研究生给他打工，他本人不但有绝对的经费支配权，发表文章也署名在前，尽管那些文章他甚至都看不懂了。她把这位领导称为学术地主，和包工头、转包商的说法类似。这已经十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的情况恐怕更为严重吧。这种现象可能会被某些人称为学术腐败，被另一些人称为学术不端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之所以出现，我想不应该仅仅归结为包工头和地主个人的道德问题。如果说这种现象不好，那么，它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实的科学活动的运作机制出了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不能太过分。但是，过分的界限应该划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如果地主们不在文章前面署名，他们的行为是否就是正常的？或者说，地主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署名，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署名？如果一位地主几年不在文章前署名，他是否还可以安心地稳定地当他的地主？比如，每个单位都有类似的考评制度，教授每年要发表第一作者文章多少多少，连续几年不能达标则如何如何。我现在考虑，在我们讲的故事里，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新的角色：学术明星或者学术能人。事实上，现在每个单位都希望包装出自己的学术能人。比如现在竞争院士的位置，不仅仅是院士候选人个人的事儿，更是单位的事儿。每个单位都希望包装出更多的学术能人，占据更多的两院院士之类的位置。这样的位置能够帮助它们充分地实现四姨太效应。至于充分利用四姨太而成功的例子，我记得以前你说起过一位学术带头人，现在从我们这个讨论的角度，你是否有新的评价。刘华杰（2005-8-13）：通过举例，把社会学意义上的某种角色具体化，不但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可能缩小了想象的空间。我看还是不讲出我的例子，而是希望读者搜索自己的例子，也欢迎对号入座。田松（2005-8-13）：也许在我的这种比喻的框架下，不大会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四姨太。不过在我们当前这种科研资助的框架下，启动四姨太效应可能是每个科研机构必然的策略吧。我们有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填表上面。学妖这个词虽然我们也尽量地从中性考虑，恐怕也不会有人愿意自我对号。还是你举个例子，或者打个比方吧。刘华杰：学妖的组织过程直接影响到同行评议的结果。举个假想的例子：某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是否要上马（或者教育部的某个项目）？假定一开始随机选择 200位专家（其中相当多是院士）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经初步调查发现，正好一半专家支持上此项目，而另一半反对，可谓泾谓分明、旗鼓相当。此时学妖A出面，重新组织更科学、更合理的同行专家队伍进行深入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学妖A倾向于支持上此项目，因而他（她）的立场多少影响到其对同行专家的出场选择。在第二轮投票中，同行专家数量仍然保持在200位，但人员略有变动，其中某些人退出某些人进入，投票结果为140：60，即赞成上此项目者明居上风。此项目的运作有了转机。但是，此时学妖B出场，经他（她）运作，同行专家投票的结果为30：170，即反对上此项目者取得绝对优势。再经过数年的科学论证。学妖C、学妖D、学妖N纷纷出场，最终此项目以100：0的干净结果通过上同行专家的论证，也就是说大家一致同意此项目立即上马。至此，该项目的可行性也业已得到科学的充分论证，这相当于一群科学家以科学共同体的名义为此项目背书，即以科学的名义、以科学家的职业信誉为该项目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了担保。在上述整个过程中，学妖的活动始终是隐而不显的，但其作用却是相当大的。我无意指责其中任何一个学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因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总是一定程度上需要学妖的角色，不是A就是B担任此角色，而每个人都是有立场的、都是价值渗透的。有些学妖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比如某某（考虑到误读的可能性，隐去真名）。时代已经不可逆转，我们并非想指责某些学妖或者四姨太，而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科学之社会运作的具体机制，让人们争做好学妖和明智的四姨太，而不是相反。离开了学妖的四姨太，当代科学就会瓦解。田松（2005-8-13）：这个话题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很多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也许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入口或者一个窗口。这两个概念虽然比较怪异，但是涉及的问题我想是严肃的。学妖这个概念可能比较玄，我觉得，从界面的角度，把学妖和麦克斯韦妖进行类比，对于理解这个概念是非常有帮助的。四姨太效应相对来说容易理解，把它和马太效应对比着看，连起来看，会更显直白。 2005年7月－8月北京－长沙文章来源： http://www.kjzg.com.cn/newver/browarticle.php?articleid=810; 个人分类: 科學文化|4330 次阅读|1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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