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变迁

标签: 变迁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杂说“冀”: 热度 6 fdc1947 2020-3-22 08:28; 杂说“冀” 我年轻的时候不大重视语言文字的学习，也没有经常查字典的习惯，因此对于很多字的认识，相当单薄，只知道课本上的意思。亏得当时大多数中小学生大多没有字典，同学们的情况也都与我相似，才没有显出我过于浅陋。例如，对这个冀字，我年轻时就只知道一个意思，就是河北的简称。那还是课本上常常说到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冀中抗日根据地等名称，所以印象深刻。为什么河北简称冀，学校里没有教过，但我倒从小就知道，那是因为古代那里称冀州。看《三国演义》，知道袁绍割据河北，做冀州牧，手下的大将什么文丑、颜良、高览、张郃都称河北名将。实际上，我的很多知识都是小时候从小说、小人书、戏曲、曲艺等那里得来的，有的对，也有一些谬误。还好，河北那块地方古称冀州，大致还是不错的。这样，我一直认为冀的意思就是河北，直到遇到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名祖冀，上海人。一开始，我很诧异，上海人为什么叫祖冀？莫非他们家是南下的干部或者在外工作的学者？这些人好在名字中嵌入地名。一问，都不是。后来看了字典，才恍然大悟，认识到自己实在是知识贫乏。冀字的另一个意思是希望、企图、盼望，有希冀、冀望等词语。祖冀，就是祖上（或祖父）的期望，与历史上和民间都赫赫有名的姜太公的称呼“太公望”，是相类似意思。祖冀与我是五十年的老朋友了，他工作有成就、家庭很幸福，现在七十多岁身体也健康。我想他完全对得起先人给他所取的名字，达到和超过了他祖上的期望。冀字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由古地名冀州而来的（当然姓氏冀也与古地名有关），另一个意思是希望、企图。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干的意思，哪一个意思是本义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这样说：“冀，北方州也。从北、異声。”清代大文字学家段玉裁对此这样注解：根据许慎的说法，冀表示北方，所以用来命名冀州。而希望、企盼等义是假借，因为冀与觊相通（“据许说，是北方名冀，而因以名其州也。假借为望也、幸也。盖以冀同觊也” ）。觊，是希望、盼望的意思，与冀同音，古代文献上两个字常常通用。不过，现在白话文中觊字很少单独使用了，只留下了词语“觊觎”，意思是非分的希望或企图。近两千年以来，许慎的说法，一般都认为是正统。但是，现代的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冀字有下面演变过程：金文冀字的写法像长有两个角的怪人，是一个独体字。什么意思呢？较为谨慎的专家称其义不明，较为大胆的专家则称这是戴着面具在祭祀时手舞足蹈的样子，是在向神祈福，所以是祈求、希望的意思。到了《说文》小篆，双角讹为“北”形，怪头人形讹为“異”形。成为合体字。楷书仍以从北从異结体。《说文》的说法“冀，北方州也。从北，異声。”是就讹体为说，并非冀字的初义。不管专家的哪一种说法，从文字的演变过程看，许慎《说文》的解释确实是对于后来文字而言，并非最初造字时的本义。但是，在冀字的本义尚未能成为专家们共识的情况下，仍然沿用千百年来人们的认识，说冀就是北方的冀州，而希冀的意思是冀和觊字的假借，也还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冀州是传说中古代的九州之一，其范围到底有多大，各种文献的记载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尚书 ·禹贡》中的冀州，西、南、东三面都以当时黄河与雍、豫、兖、青等州为界，指今山西和陕西间黄河以东、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及山东西部、河北东南部地。《尔雅 ·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所谓两河，就是由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段，与临近入海口之间的黄河段。两河之间，就是黄河在地图上“几”字形的一竖与一勾之间，就是如今华北的主要地区。因此，似乎与《禹贡》差不多。《周礼 ·职方》说：“河内曰冀州。”因该文献说到九州时，在这个范围内另有幽、并二州，把北方的幽州（今河北北部、京津、辽宁等地区）和并州即今山西划了出去，故范围较《禹贡》中的冀州小了许多。《左传 ? 昭公四年》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显然是指牧区了，因而这里所说的冀似乎与禹贡一致，中间并无“幽州”之隔。后世著名的散文，被选作中学语文课文的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中有这样的名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就是用了《左传》的说法。在春秋时期，在如今山西境内曾经有过一个诸侯国，冀国。历史文献上对此记载不多，仅在《左传》上记述“假途灭虢”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到过。晋献公派荀息去向虞国借路，荀息对虞公说：过去冀国侵犯虞国，我们晋国帮助你们打了冀国，现在虢国侵犯我们晋国，你们也应当借条路给我们让我们去打虢国。这个冀国被晋国所并吞，何时被灭的，文献上没有记载。后来，晋国大夫郤芮因迎立晋惠公有功，被封于冀，郤芮被称为冀芮。他的子孙于是称冀氏。这就是后世冀姓的来历。从古至今，冀姓也出了好些有才华的人物。不过，这个冀国很小，与传说中的冀州似乎关系不大。而真正的冀州应当起自汉代。到了西汉，朝廷为了控制和监察一百来个郡国的地方官吏，设置了十三个刺史部。“刺史”的意思，最早就是刺探（刺）并记录（史）地方官员言行的人。这十三个刺史部负责的地区名称略同于古代传说中的九州。冀州就是十三刺史部之一。其辖境相当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到东汉，刺史有了固定的治所。东汉末年，州正式成为了郡上面的高级行政区划。刺史也改称了州牧，古代把管理老百姓称为“牧民”（对应看“牧羊”、“牧牛”等词汇，老百姓就对应于牛、羊）。州牧的权力很大，往往直接任免郡守、县令。例如，袁绍兼任冀州牧，其权力是很大的，成了实际上的割据者。到了南北朝，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混战。为了奖励各级有“功劳”的官吏，行政区划越来越多，每一个行政区就越来越小，最后各个州差不多缩小成如今的地级市甚至一个县那么大小。隋唐之后，州与郡成了可以相互替代的名词。从隋唐到元明，冀州或称信都郡（今河北省中南部）。宋代的冀州驻信都县，下辖信都，南宫、枣强、衡水、武邑等县。明代冀州属真定府管辖，清代改为省属的直隶州，但是其下辖县基本不变。 1913 年，民国废除府、州一级行政区划。冀州的所在地信都县改称冀县。 1950 年代，冀县属衡水专区。从千百年来的冀州管衡水，倒过来成了衡水管冀县。1993年，冀县改称冀州市，2016年，撤消县级冀州市，改成衡水市冀州区。至此，冀，从先秦和汉代几乎包括如今整个华北地区的行政大区划，逐渐减小，到最后竟然只成了一个县、一个区。历史的沧桑变迁，也足以使人感叹了。不过，好得河北省的简称还是冀。使得冀字仍然经常保持一个当年“大地名”的“威风”。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这个冀字，反映在大脑里面的，一般不会是在衡水市底下的冀州区，而是整个河北省。; 个人分类: 谈天说地|9120 次阅读|19 个评论

[转载]潘桂娟：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变迁: fqng1008 2019-3-11 17:22; 潘桂娟：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变迁 . 亚太传统医药，2005，（4）：24-29 日本汉方医学与中医药学之间，既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又有着不同的学术特点，其近现代的发展进程中颇多相似之处，可以彼此参考和相互借鉴。了解日本汉医近百年来的不幸遭遇和曲折道路，是把握日本汉医发展历史脉络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重点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汉方医学重大变迁的概要情况。 1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医学 1.1 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与发展日本的远古时代，主要靠经验医术诊疗疾病。据文献记载，中国医学最初经古朝鲜传入日本。公元 562年，有中国学者携《明堂图》等中医文献自高丽抵达日本。八世纪初叶，日本朝廷颁布《大宝律令 ˙ 疾医令》后，日本医学界在医政设施、医官设置、医学教育等方面皆一仿唐制。时至明治维新以前，汉方医学一直是日本医学的主流。从奈良时代 (710 - 794年) 到平安时代(794 - 1192年) ，中国隋唐医学风靡日本。从成书于 984年的《医心方》可以看出，经过对隋唐以前医学的吸收与总结，日本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镰仓时代 (1192 - 1333年)到室盯时代(1336 - 1573年)中期的三百年间，主要是以《和剂局方》为代表的宋代医学，对日本医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金元四大家的学说，于十五世纪末开始传入日本，促进日本医学步入开放发展的中兴时代。自安土桃山时代 (1573 - 1603年)起，到江户时代 (1603 - 1868年)末期的近三百年间，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医学为基础，融会日本医家学术思想的日本汉方医学，并且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其间，虽然西方医学于 16 世纪中叶开始逐步传入日本，但汉医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居于日本医学的主流。决定日本汉医兴衰沉浮的重大变迁，始于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 1.2 西方医学在日本的早期传播明治维新之前，以葡萄牙人为先导的欧洲人于安土桃山时代进入日本后，带来了所谓 “南蛮外科”。时至江户时代，在日本得到传播和发展的西方医学主要是荷兰医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的欧洲近代科学，在当时的日本称为 “兰学”。“兰学”的兴起和传播，都与荷兰在日本开办 20多年的荷兰商馆有着密切关系。商馆中的医官成为荷兰医学的重要传播者和日本西方医学教育的创始人。江户时代后期， 1823年德国学者西博尔德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官到“兰馆”任职。在日八年间培养了日本最早的西医队伍。到江户时代后期，荷兰医学从基础到临床的各个学科己初具规模。 1849年3月，幕府曾下令试图控制 “兰医”发展。到1858年7月，幕府又正式采用 “兰医”任医官。1860年，江户研讨荷兰医学的 “种痘馆”改为官办并更名为“种痘所” ，后于 1861年改为“西洋医学所” ，此即 “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此外， 1857年创立的从事兰医教育的“长崎养生所” ，到 1865年更名为“长崎精得馆” ，此即长崎医科大学的前身。 1653年6月，美国以武力逼迫日本结束锁国体制后，美英系统的医学开始传入日本，到江户时代末年业已风靡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西医的力量显著增强，尽管人数不如汉医之多，但其发展迅速且气势日益强盛。以往各自发展，并无明显对抗的西医与汉医队伍之间，开始暴露矛盾并发生冲突，以致矛盾日深而转化为激烈的抗争，到明治维新前夜己经进入白热化的尖锐对立状态。同时，汉医队伍内部也在起变化， “汉兰折衷”和“实证亲试”的医学思想逐渐兴起，关注和热衷于荷兰医学的汉医日渐增多，古方派医家山胁东洋、永富独啸庵等，积极倡导 “不明人体构造便无法确立实际治疗方针”的实证思想。 2 日本取缔汉医的历史背景及经过 2.1 日本明治维新及其基本国策十九世纪中叶，欧美列强大举进逼，日本国内矛盾空前激化。 1868 年初， “倒幕维新”运动通过武装夺权的戊辰国内战争取得胜利， 1868 年10 月 23 日，日本正式将年号改为 “明治”。11月26日，将 “江户城”改称“东京” ，于 1869年 4月 5日完成迁都。日本近代社会由此起步，推进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变革由此开始，日本历史上称这次社会变革为 “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三大方针，是 “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所谓文明开化，从广义而言，是包括近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风尚、生活方式在内的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从狭义而言，主要是指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近代化和普及。总之， “文明开化”是日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次社会变革运动。伴随着日本社会的重大转折，特别是 “文明开化”方针的实施，整个日本学术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出强烈地崇尚和追求西方文化，轻视和排斥传统文化的倾向。其影响迅速波及各个领域，医学界也不例外。由此，导致日本医事制度的重大变革。 2.2 日本明治政府取缔汉医始末随着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全面开始，日本政府主导的 “灭汉兴洋”的重大医事制度变革正式拉开了序幕。1868年3月，明治新政府正式发布 “西洋医术许可令”。1869年2月，政府命西医相良知安、岩佐纯进行医事调查，其后根据此二人建议将德国医学作为日本医学的规范和准则，并聘请西方各国的专家来日任教和管理医院。 1873年任命西医长与专斋正式出任文部省医务局局长，负责医事制度调查有关立案事务； 1875 年又任命其担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其后，长与专斋代表明治政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 “灭汉兴洋”的医事改革政策与措施。其主要协助者，有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德，东京医院院长、东京府卫生科官员长谷川泰。这三个在当时的日本医学界举足重轻的人物，对汉医持有极深的偏见。明治时代的医政机构和医事改革，一开始就掌握在这些极端仇视汉医并千方百计要取缔汉医的当权者手中。日本医史学者竹山晋一郎，称 “以上三者为明治时代消灭汉医的三巨头”。明治元年 12 月，政府下令兴办西医院和学校，迅速普及西方医学。此时，英美医学远不如德国医学影响之大，荷兰医学业已衰落。明治政府自 1868年开始采取一系列压制和排挤汉医的措施。明治元年，首先取缔了开办一百多年的汉医教育和汉医学术研究的重要机构 —— 江户医学馆，又相继迫使各地的汉医学校、医学馆 (所)停办或改教西医课程。1869年 9 月，刚从西欧留学归国的伊东玄朴、绪方维准被皇宫召用为典药寮医师和宫内御医。同时，政府解除了 10名汉医的宫内御医职务。从明治元年起，各地汉医均处于受压制和排挤的困境。只是因为当时西医与汉医人数相差悬殊，西医队伍在全国范围尚立足未稳。所以明治 8 年之前，政府未敢正式披露取缔汉医的意图。时至 1875年，政府医事改革准备就绪，内务省卫生局抛出了蓄谋已久的医事改革方案和医师考试规则，以内务省乙五号通告形式，将医师考试规则于 1875年 2 月下达到东京、京都、大阪三府，于 1876 年 2 月下达到全国各县。在内务省的这一通告中，虽无取缔汉医的明文，但对申请开业的医师实行 “西医六科”考试，从根本上杜绝了汉医继续传授学术的门径。久而久之，汉医必因后继无人而自消自灭。浅田宗伯、冈田沧海等汉医界六位著名医家，曾组织汉医界抗争并提出 “汉医考试六科” ，但因政府取缔汉医的决心已定而毫无效果。继而，汉医界又决定开辟治疗战线，在各地纷纷开办汉医专科医院。 1875 年，西医学术团体 —— 东京医学会成立。 1877年，日本最早的西医杂志 —— 《东京医事新志》创刊。 1877年 4 月，东京大学医学部正式成立。其他西医学校和西医院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1879 年 2 月，内务省卫生局发布了修订后的 “医师考试规则”(内务省甲三号通告)。规则中明确规定日本各公立大学和欧美各大学毕业生可免试领取行医执照，而对当时的三万多名汉医及正在学习中的汉医学生却未置一言。从规定的西医考试科目、主考人员的选择，以及对西医学校毕业生免试等内容看，无疑是从根本上杜绝汉医的后继来源，实现西方医学的一统天下。这样一来，随着原有汉医的衰老，以及新一代为开业行医而转学西医，汉医队伍必然逐渐瓦解。政府围绕取缔汉医的目的步步进逼，激起了汉医界的强烈反抗，明治汉医救亡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1879年1月至 1884年末，汉医界先后创建了爱知博爱社、东京温知社、熊本春雨社、京都赞誉社、东京杏雨社、东京回天医会等汉医救亡社团。针对修订后的 “医师考试规则”中的“西医七科”考试科目，汉医界再次提出 “汉方七科”作为汉医考试科目。但由于当权者认为，汉医与日本 “文明开化“的社会形态不相适应，所以要从根本上取缔汉方医学。所以汉医界的任何努力，对于逆转形势都难以奏效。当时，最先挺身而出组织全国汉医救亡联合阵线的是爱知博爱社社长浅井国干。他倡导以东京温知社为核心结成汉医救亡统一阵线，并到全国各地串联汉医救亡力量，到东京组织以温知社为核心的汉医救亡请愿运动。当时，汉医团体、汉医院遍布全国，从东京到地方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请愿活动，以及上书、演讲、辩争，此起彼伏。 1883年10月，明治政府突然发布了具有法律效率的太政官布告 34 号、35 号，作出了从法律上彻底取缔汉医的决策。其具体内容是《医师执照规则》和《医术开业考试规则》。依据上述规则，必须经过三年以上系统的西方医学教育，而后方能参加医师考试。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汉医的后继来源。汉医救亡斗争由此陷入低谷。 1 88 4年3月，温知社在东京召开全国大会，重点总结和讨论汉医救亡问题，对汉医救亡斗争的计划进行调整，决定将重点放在治疗战线和人才培养方面。此时，从政府方面来看，继续打击、排挤现有汉医。 188 9 年再次清洗宫内汉医，以浅田宗伯为首的全部宫内汉医均被解职。到 1889 年时，宫内外的重要位置上，均己变成清一色的西医天下。 2.3 日本议会否决存续汉医的提案 1 8 87年 1 月，温知社基于各方面的形势和继续开展救亡斗争的策略，正式决定解散原有组织。温知社解散后，浅井国干等开始筹建 “帝国和汉医总会” ，酝酿汉医救亡斗争的决战。 1889年2月，明治政府颁布宪法及相关大法。以 1890年n月将要召开的日本议会为契机，明治汉医救亡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 1890 年 4月，明治汉医救亡的新联盟 —— 帝国和汉医总会，在东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浅井国干被选为大会议长。帝国和汉医总会的宗旨，是联合全国汉医及业外支持者团结请愿，争取恢复汉医合法地位和正当权益。会后，所属地方团体分别在各地成立，总人数达到三千余人。帝国和汉医总会在东京召开大会，于 1891年 11 月正式向理解和支持汉医的议会议员呈递请愿书。 1892 年 6 月 12 日，盐田奥造等 12 名议员，根据请愿书内容向日本议会提出 “修改医师执照规则，存续皇汉医学 ”的提案。但几次请愿均由于议会方面的其他原因而没有结果。与此同时，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德，为了阻止汉医请愿被议会认可，于 1892年 10 月在东京专门举护当今不得凭古医方做医师”的演讲会，并要求议员参加听讲。 1894 年 6 月，浅井国干倡议，在全国汉医中选拔对汉医救亡斗争坚定不移、尽职尽责、死而后已的志士 50 名，组成 “帝国和汉医总会特别有志团体”此团体又有 “ 汉医救亡决死队 ” 之称。 1894年 12 月，经过汉医界和部分议员的多方努力， “医师执照规则修改法律案” ，在第七次议会第一读会上得到多数票赞成而通过，然而，在 1895 年 2 月提交第八次议会众议院第三读会讨论时，对汉医界提案的表决，出现赞成者 78票、否定者105票的不幸结果，仅以 27 票之差被否决。日本汉医由此在政治上被埋葬了。这一历史悲剧，正如现代一位哲人所说 “日本汉方医学的被消灭，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悲剧，是滥用行政、法制手段以一种文化排挤另一种文化的历史典型，是人类社会在疾风暴雨的冲动年代否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幼稚病，是科学发展之路山重水覆、越超进退的折光反映。 ”(诸国本《医道与文采) 议会否决汉医界的提案后，各地汉医救亡团体在黑暗政治势力的摧残下逐渐解体，汉医刊物也相继停刊。一些汉医人士或遁迹于山林，或出家为僧，或发誓禁止子孙后代以医为业，甚者自尽身亡。汉医学术发展也进入了全面衰落的时期。日本汉医救亡领袖浅井国干在 “帝国和汉医总会 ” 解散后的第三年 —— 1886年所写的“告原帝国和汉医总会特别有志团体成员书”中写到： “节，决不移也；守，决不失也；事，决不废也 ”。表达了他捍卫科学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 8 90年3月，浅井国干面对无可挽回的严峻现实，满怀悲愤回到家乡名古屋市，居于城南郊外寓所。他于 1 8 90年 11 月 15 日，怀着汉医必然复兴的坚定信念，以祭祖文告的形式写下了汉医救亡的战斗檄文 —— 告墓文，回顾了中医药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光辉历史，记述了浅井氏家族九代绵延从事汉医三百多年的经历，揭露了明治政府力主取缔汉医的当权者对汉医的摧残，总结了汉医救亡的战斗历程，并在全文之末以 “千载道统，天下谁御 ”的豪言壮语，表达了他坚信汉医事业必将获得光明前途的崇高信念。浅井国干于 1 8 90年 11 月 15 日到先墓前祭祀后身体日渐不支，于 1903年 1 月 15 日突发脑溢血死亡，享年 56 岁。同时，也有一些汉医仍在困境中奋斗。如原汉医回天医会会长冈正吉，在明治时代曾主持创办《回天医谈》、《继兴医报》两种汉医杂志。明治时代时代的其它汉医刊物，在 1895 年 1 月之前全部停刊，只有冈正吉主办《继兴医报》还在继续发行，直到 189 9 年 12 月，亦即向议会请愿失败后的第三年才被迫停刊。他还从 1895 年 6 月起创办“跻寿文库”搜求、誊写、保存古医书，创办 “敏求医馆”讲授古医方。冈正吉于1901年7月之后即生死不明，至今不知墓在何处。日本汉医深切怀念他，称其为 “坚守明治汉医残灯的最后一人”。明治时代末期，也有西医学者从黑暗中崛起而倡导汉医复兴。和田启十郎即是日本近代西医队伍中最先倡导汉医复兴的有识之士。他于 1910 年写成的《医界之铁椎》一书，实事求是地阐述了汉方医学的临床疗效和科学价值，揭露了医学界盲目迷信西方医学的弊端，向整个社会呼吁复兴汉方医学的必要性。日本近代著名汉医汤本求真，就是追随和田启十郎而走上汉方医学之路的。 3 日本近现代汉方医学的复苏与发展自 1895年汉医界遭受毁灭性打击后，经过三十余年的黑暗时期，昭和初期的日本医学界又逐渐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汉医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帮汉方一贯堂医学创始人 —— 森道伯为代表的老一代汉医，但为数甚少；多数是从西医院校毕业后自愿攻读和研究汉方医学的年轻一代。森道伯，是昭和初年在黑暗中重新点燃汉医救亡之火的代表人物，他在日本议会否决存续汉医的提案之后，顶逆流而上投身汉医事业。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基于对人体体质的独特认识与分类，开创 “汉方一贯堂医学”体质诊疗学，在日本近现代汉医中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至今仍是日本汉医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山忠直，因受父亲笃信汉医的影响，从青少年时代就对汉医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到当时的《报知新闻》社作记者。虽然不以医疗为专门职业，但他基于对汉医学术的了解和研究，对汉方医学的优越性深信不移，同时对汉方医学遭受的毁灭性打击颇感不平。为了唤起社会各界重新认识汉方医学，他在 1926年 19 月 5 日发行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秋季增刊号上，发表了 “汉方医学复兴论”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又先后完成《汉方医学的新研究》和《汉方医学余谈》两书的撰写并出版发行。在他的影响下， 1927年“东洋医道会”成立，大家敬节、龙野一雄、小出寿等一批年轻的西医，相继投身到汉医事业中。汤本求真，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 1910年在和田启十郎《医界之铁椎》抨击“洋医万能论”的启发下，开始追随和田启十郎学习和研究汉方医学，并仿和田启十郎之名 “和田子真” ，将原名 “汤本四郎右卫门”改为“汤本求真”。1912年开始在神户少汉方专科”开业，后先后完成《临床汉方医学解说》、《皇汉医学》。《皇汉医学》一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日本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 1926年4月，东京大学教授朝比泰奈彦，在第七次日本医学会学术大会上，以 “和汉生药研究”为题的报告，对当时 “认为所有药品都用化学方法提取后使用是最理想的”的认识提出异议：认为不能仅仅提取出某些成分，便据此评价原来的药品；他基于汉方药的作用特点和优越之处，提出应该立足于综合的思想开展汉方医学及和汉药研究。这与日本当时多数学者立足西医标准评价汉方药的价值，或以研究西医药的方法研究汉方药的思路完全不同。朝比泰奈彦的发言，对于日本学术界认识汉方医药的价值，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汉医界在昭和初期，还有组织地开展一系列的学术研讨活动，创办汉医团体和汉医刊物。 1945 年以前创办的汉医团体，有东洋和汉医学研究会、东洋医道会、皇汉医道会、东洋古医学研究会、日本汉方医学会、日本医学研究会、东亚医学协会、千叶大学东洋医学研究会、近散汉方研究会、日本汉方药剂师会等。当时，汉医团体还有组织地继续开展争取汉医合法地位的请愿活动和旨在复兴汉医的各项活动。如 “要求认定汉方专科名称的请愿”、“要求在医制改革方案中对汉医及其疗法作出专门规定的请愿”等。自 1945年起，日本步入现代社会。现代日本从事汉方医药研究和应用汉方医药的医师和药剂师，全部接受过系统的西医药学教育。在法律一直对汉医未予以正式认可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学者基于各自的追求关注和研究汉方医药。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在倡导重新认识汉方医学，广泛普及汉方医学，开展汉方医学振兴活动，争取政府对发展汉方医药的支持，研究和阐明汉方医药作用机制，出版和刊行汉方医药著作与刊物，研究中国古典医籍，开展临床诊疗与研究和汉方医药教育，特别在汉方药研发和高科技推进产业化等多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和成就。 “但失去了土壤的草木要开出原先那样绚丽的花，又谈何容易 !”(诸国本《医道与文采)应该记取日本汉医兴衰沉浮的历史教训。;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558 次阅读|0 个评论

校外街道的变迁: JerryGZ 2019-2-13 11:59; 正月初七初八，夜晚清晨皆慢跑于广州五山街道附近校园内。五山街道短短300米，介于两隧道之间，连接两华南知名高校。街道就像一条扁担，挑着几万师生的衣食住行，箩筐里装了世界顶级快餐店肯德基和麦当劳，还有世界巨无霸银行工商.建设.农业及中国银行，及若干小吃店和衣服饰品店等。曾经某年新华书店在一楼有很大铺面，现在已经退缩到二楼一隅，与两间特色饭店做了邻居，排队等座吃饭的人始终超过逛书店的人。各家银行的门店隔几年装修一次，里面电子终端日新月异，我的余额始终还是5位数。 15年前红火的昌隆日用品商店，历经多次压缩营业区后在前2年突然不见了，成为了时尚服饰店。隔壁拐角处的蛋糕店生意越来越火爆，敞开式全玻璃制作间，将蛋糕制作演绎成了艺术创作，成为等红绿灯人们打发60秒时间的好景观，年后玻璃窗外供人驻足的2平方出现了一辆冰车。 20余年这300米街道的变化，体现了广州寸土寸金的商业规则，映射了电子商务对实体店的冲击。我也在这条街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着，从青葱小伙成为肥腻大叔直到成为佝偻老人。; 个人分类: 人生记事|2506 次阅读|0 个评论

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与效率评价: 热度 2 sciencepress 2014-7-1 08:29; “ 历史的记忆决定着我们的演进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和审视农村农地产权制度的发展，从而为研究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相应的研究背景。本文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进行分析，阐述制度变迁的过程，并使用布坎南的同意一致性理论对农地产权制度的效率进行评价。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步伐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政权更迭和经济发展，几乎都与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产权制度的矛盾或变迁有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农地产权制度。原始社会时期出现了土地共有共用，奴隶社会时期土地归国王所有并实行土地分封制，封建社会时期先后出现了井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千步方田法、公田法和土地租佃等各种形式的农地产权制度。到了民国时期，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仍然是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 ‍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进行了四次较为显著的改革。第一次是1949~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在这一时期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建立了土地的农民所有制。第二次是1953~1955年经过合作组以及初级社等一系列的合作化运动，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不断虚化，集体所有权不断加强，土地已经成为集体共同经营的资源。第三次是1956~1978年，其中1956~1957年合作化运动从初级社上升到了高级社，土地所有权也随之从农民私有转变为了集体所有，而且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也完全归高级社集体所有；1958~1962年，合作化运动达到了最高峰，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原属高级社的土地以及农民的自留地都完全地无偿划归人民公社所有，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变为了农业工人。第四次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通过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土地所有权仍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土地使用权由农户通过承包的方式而获得。回顾六十多年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系列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始终是以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相互变化为核心而发生的，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的私有私用→私有共用→共有共用→共有私用的转变。在阶段Ⅰ土地改革的实施建立起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到了阶段Ⅱ，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经过合作组和初级社的变革，农民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已经归初级社集体所有。阶段Ⅲ是随着合作化运动由初级社上升到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农民不仅失去土地的使用权，也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阶段Ⅳ是改革开放后，土地所有权虽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通过土地承包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地的所有权从私有变为了共有，而土地的使用权则经历了从私用到共用再到私用的一个过程。 ‍ ‍ ‍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示意图 ‍ ‍ 通过使用布坎南的同意一致性理论对农地产权制度的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农业初级社的变迁过程中，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大体上是正确的，该制度本身是有效率的，因而促进了农业经济快速增长。在农业初级社→农业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完全是国家所主导的制度设计，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制度设计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制度的效率是所有产权制度中最低的。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农民自发产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国家也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进行了相应的制度改革，从而建立了具有较高效率的共有私用的农地产权制度。摘编自盛继川、施国庆著《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 ‍ ‍ ‍ ‍ ‍ ‍ ‍ ‍ 一起阅读科学 ! 敬请关注科学出版社，搜索微信ID ： sciencepress-cspm 或 “ 科学出版社 ” 公众号; 个人分类: 科学书摘|3936 次阅读|1 个评论

餐桌上的历史—我家三代人的食物变迁: chinese1man 2014-3-14 19:54; 引言：这篇小文本意是给女儿作一篇范文的！此文写于8年前，那时候女儿读小学。文中提到两种食物：窝头和鱼香肉丝是我都最爱。窝头可能是60后与70后儿童时代的常见食物之一！特别怀念，尤其喜欢吃外婆蒸的玉米面鱼儿，甜甜香香的味道是我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之一........鱼香肉丝是北方餐馆极普通的荤菜，到了南方，就很难吃到正宗的了。广东菜五花八门，初到广州时常点这个，后来要么吃闭门羹，要么味道相差甚远。最后就学乖了，只有到北方菜馆才会冒险一试........ 　　小小餐桌也可以映射出大历史。可别说餐桌上这些普普通通的食物与历史无关，“民以食为天”，饮食作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生活，它的具体内容往往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变幻。　　下面就说说父亲、我及女儿，我们一家三代人童年时代的餐桌吧：　　父亲1945年生于冀北山地的一个小山村，那时中国刚刚结束了对日民族战争，又处在内战之中，随后便是百废待兴社会大变革，其后便赶上了惨绝人寰的“四两关”。　　父亲的童年时代是在在饥饿之中度过的。战争与社会巨变，对一个小民来说，其基本影响就是食物没有保障。那时候父亲的主食是本地产的玉米面、小米饭；至于蔬菜，在夏天尚有土豆、白菜之类，到冬天时，就只能吃少量的泡菜了。油和肉类是极少的，过节才舍得买一点儿，农民手头又往往没有钱，需要用有限的米去很奢侈地换。但是就是这些简陋的饮食也不能得到保证，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更艰苦的时候，往往连树叶、野菜、树皮都没的吃。那时候许多人因营养不良或饥饿而死掉了，多数是老人与小孩。我的姑姑--父亲的小妹，就是在那时的一次大粮荒中饿死的。　　父亲一提起他的苦难的童年时代，满脑子就一个“饿”字。然而到我出生的1971年，社会的巨大变革已基本完成，国家发展已渐趋稳定，我家的餐桌上基本上不会缺少食物了。　　我的童年时代是幸福的，食物已可以保证有，不会再有饥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放学回家后香喷喷的玉米面饼子，小米饭，以及清甜小米汤、点了油花的土豆煮泡菜，凉拌菠菜等。食物虽然简单，但吃得饱。过春节时，或有红白二事时，更有大块的肉吃，有1元1斤的高梁酒喝：有些时候，还可以喝到甜甜的果酒。如果去有钱的长辈家拜年，更可以得到花生、大枣、糖块、核桃等算得上罕见的零食。　　记忆中，我童年的餐桌，虽然简陋却也美丽。　　小女生于1997年的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县城，到她年龄稍长，约4岁时，又随我和妻子迁入了国内经济最发为达的沿海大都市。她的童年是在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时代来临的。　　小女的童年时代是幸运的，她童年的大多数时光是在21世纪的大都市中度过的。这时平民的餐桌早已不再单调，五花八门的食物，叫人只恨没长多一个胃。漂亮的餐桌上，各种食物轮番上场，从田野的时蔬野味到营养丰富的海参、螃蟹都可看到，肉类是每餐必有的，高档的酒类，也不稀奇。更有的是各种宴会，和朋友们一起去品尝五湖四海、古今中外的各种菜式。大家绝不会因为一块肉或一只鸡腿推让不已。而常常是互相提醒，可不要吃多了呦！因为一不留神，体重便会又增加了三五斤。　　半个世纪风风雨雨，六十多年岁月沧桑。透过平凡一家三代人童年时代，看小小餐桌上的饮食变迁，既折射出了近代中国大历史的沧桑变迁，也映照出了人类平凡一份子的美好未来。后记：网友精彩点评选：某网友读该文后发出如下感叹，个人觉得很有道理。饥饿不再成为历史发展或循环的原动力，中国需要培育酝酿新的原动力！　　从社会制度讲。过去，对于任何统治者，解决老百姓的肚子问题就是最大的事情。那就是所谓“水能覆舟”的根源，也是老百姓对于统治者的最后力量所在，使其所谓明君不至于太放肆。可是今天，当肚子问题不再存在时，老百姓的力量何在，对统治者的威慑何在，所以才有今天这样肆无忌惮的腐败与权贵交易吧。　　有人说，这就需要培养个人的自由意志、天赋人权的意识。到时候，当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缺乏感变得像饥饿那样时，老百姓才可能自发行动起来。　　个人认同此说法，其实我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应从多方面去理解。我想，我们应该反思的，不仅仅是局限于体制方面。; 个人分类: 生活记忆|2713 次阅读|0 个评论

拜年的变迁: 热度 5 fdc1947 2014-1-31 09:35; 新春来临，我给各位朋友拜年。小时候，大年初一起床，看见家长，先要给家长拜年。即使不真的跪下磕头，嘴上也要说拜年。早饭过后，也要到邻居家拜年，口称恭喜、恭喜发财一类的话。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 元旦，男女依次拜家长毕，出谒邻族亲友，互相往来拜贺，曰拜年 ”。我小时候即 50 年代初期的时候，基本上还延续着这个做法。这个规矩，全国各地恐怕都有，具体的做法大同小异。到了 60 年代，我上大学，遇到各省的同学，大家说起拜年习俗，都还相似。北方农村的同学，说起他们那里的做法，似乎还更守旧一些。遇到长辈，还是要下跪磕头，有时候，辈份小的人遇到的长辈多，磕头磕得昏头昏脑。不管各地风俗有多少差别，有一样是不变的，就是拜年一定在大年初一及之后。母亲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拜年，说是“年”是古时的一种怪兽，每到大年三十晚上便出来吃人，这是人们的一个劫难，就像要过关一样，称为“年关”。所以，大人们晚上不睡觉，要守岁。第二天，见了面，知道对方没有被“年”吃掉，顺利地过了“年关”，于是互相道喜，口称恭喜。看来，这种传说各地都有，说法大同小异罢了。所以，过去，年前是绝不说“拜年”这样的话的，大概是年还没有过，还没有经过“年关”，还不能祝贺，必须要到了初一，才能说恭喜，拜年。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我已经在山东工作。我供职的学校里，大家都住在学校的家属院里，初一早晨，校园、家属院的路上便熙熙攘攘，到处是互相拜年的人群。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的，见面总是笑嘻嘻的打招呼，口称“过年好”。就有点像清·顾禄《清嘉录》中所说的那样，“ 至有终岁不相接着，此时亦互相拜贺于门 ”，还是有一点古风的。系里（那时候还称系，到了 90 年代后半期才逐渐改成“学院”）在大年初一要组织大家团拜，教工们凑到一起，听系主任及年长的教师向大家祝贺春节，大家相互拜年。随着时代的变迁，拜年的习俗也在变化。 90 年代末开始，中国有了长假制度，加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口袋里的钱也日益增多，外出旅游的、出国的越来越多。人们感到在春节放假之时相互串门拜年实在对大家都是一种负担。于是，早在春节放假之前。便把拜年话说了，过年的礼也早早地送了。团拜什么的，都移到春节之前就进行了。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专心的放假，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就有了拜早年。一开始，还说一句拜早年的话，后来就索性去掉那个“早”字，径直就说“ 拜年 ”，虽然离开“年”还有好几天。电视台也早早地向大家“拜年”了。由于拜年要做的主要事情，都已经在春节以前办好。这样，在春节的时候，只需要相互问一句好了。好得从 90 年代开始，通讯设备的变革日新月异。最早是电话的普及，电话拜年。以后，是电脑 email ，是手机短信，是微博、微信，电子贺卡、互动视频，总而言之，省事而多样化。拜年方式的变迁，表现了时代的发展。不过，时代再怎么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的互相关心，互相友爱。有的时候，见一下“真人”，感受一下对方的手的温度，这种体肤的亲热，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最真切的。; 个人分类: 谈天说地|3634 次阅读|10 个评论

参加ISEOFM有感: 热度 3 zllzll 2012-3-15 19:13; 前几天，我回华理参加了有机光电功能分子国际研讨会(ISEOFM)。只是我来新加坡之后第一次回国，也是第一次回母校，见到不少牛人和熟人。此会议是由我老板精心策划，我师兄做了大量的组织筹备工作。旨在庆祝德国著名光电分子专家Klaus Mullen教授65岁生日，同时也是为华理60华诞献礼。会议上来了很多重量级的人物如 Heeger, Stang, Anslyn, Aida, 张希等，显示了我老板出众的交际面和运筹能力。更是来了不少年轻的杰出华人学者，他们将成为未来这个相关领域的骨干力量。总共参会者有200人，规模相当浩大。我的任务只是在会上做poster展示。在poster环节我跟韩国发光材料专家S.Y.Park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内容。另外我还针对其他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这次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人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正所谓世事变幻莫测。曾经华理的老师选择了应技院当教授了；曾经给我很多帮助的教授要聘去别的学校当长江了；曾经学术扎实而执着的师兄居然离开了校园加盟了外企；有些比我略微年长点的学长已经在高校找到了职位，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发过很好文章的师弟变得日臻成熟，在很多内容方面给予我非常有益的讨论和帮助；还没有发文章的师弟们在更加努力地付出中；只有老板还是那么忙，这次虽然只有跟他打招呼的时间，但他的言语还是非常朴实。尽管人事变迁，有时候作为外人并不一定能够很好的理解，但我相信每个人的各种选择都有他自己认为正确的理由。总之希望大家都能进步，都能更加接近自己的目标。然后，我也要继续努力……; 5219 次阅读|4 个评论

岁月的变迁: fairyslave 2010-10-15 10:14; 前些天，为找中学毕业照，从妈妈家搬来一本影集。昨晚翻看这本影集，看到父母的一些老照片。感慨岁月的变迁，那句老歌怎么唱？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3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三十年后再回首: wujingzhi 2010-9-6 20:36; 今天听深圳特区三十年庆典，唯独李嘉诚先生的讲话至情令我有所感触。他的这段话我认真读了好多遍，方佛自己也穿行在那个波澜起伏，风云变幻的历史长空李嘉诚先生说：我这一代人历经战乱，见证诸多变迁，每当参加这样的庆典，我总是情难自禁，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一幕一幕不断涌现眼前，虽然环境的优化不一定能带来智慧，但却可以令我们反思过去，更明白对努力争取而来的成就懂得珍惜，也能让人觉得留在这里有对未来的希望。我个人深信在这个充满竞争挑战的时代，我们对民族的爱不仅是我们的情，更是需要大家承担对下一代的承诺，竭力把我们的传神事业建设的更繁荣美好，再交还给我们的后代，让一颗颗闪耀着图利社会创意及胸怀大志的年轻的心继往开来，在我们深爱的大地上努力为民众打造一个人人获益，机会公平、民主和谐的社会。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共同倡议盛世，再次谢谢大家。回忆六十年前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是如何景象，我虽未曾经历，但那是我们父辈的时代。回忆三十年前1980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全国又是如何景象，我算是赶上了，那是我们自己的成长的时代。回忆十年前2000年，中国已是世界大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全国景象丰富多彩，那是我们学习成材的时代。回忆五年前2005年，中国准备办奥运，全国一心同一世界，同一梦想，那是我们初入社会的时代。回忆两年前2008年，奥运办成功了，可激动之后，却发现世界已经一日千里，我们似乎又落后了，那是我们挣扎而准备奋起的时代。回忆一年前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中国站起来了，可中国人民大多还爬着，这是我们辛勤奋斗付出的时代。现在，2010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必沉迷于过去。我们或许明白对努力争取而来的成就懂得珍惜，也觉得我们留在这里有对未来的希望。我们更需要自觉承担对下一代的承诺，竭力把我们的传神事业建设的更繁荣美好，再交还给我们的后代，让一颗颗闪耀着图利社会创意及胸怀大志的年轻的心继往开来，在我们深爱的大地上努力为民众打造一个人人获益，机会公平、民主和谐的社会。如此，十年后，三十年后，六十年后，再回首，我们当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无愧天地自然，无愧先辈后生，无愧于生命。; 个人分类: 把酒问天 Review|1155 次阅读|2 个评论

学术不端标准的演变趋势及其启示: zhumengjin 2010-7-28 18:13; 学术不端不是中国的专利，从贫穷的非洲小国到领衔世界科技前沿的美利坚合众国，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学术不端现象，可以说学术不端不分国别、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领域。当然，近年来中国科技界的各种学术不端现象频频上演，无疑已成为世界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重灾区。这里面既有文化、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又有研究者自己愿意铤而走险的主观原因。不扯远了，下面说说学术不端标准的演变趋势及其启示。（一）学术不端标准日趋严格学术不端行为的评判标准正在变得日趋严格。以前很多不算学术不端的行为现在已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不端行为。在我国，有些学术行为在更早的时候不要说不算学术不端，甚至还是被提倡的美德，比如老一辈学者将自己完成的科技奖励、重要论文的第一完成人、第一作者让给接班的晚辈，在过去是提携后辈的美德，那是可以在报纸上高调称颂的，但放到现在，这种行为肯定可以纳入学术不端的范畴。又比如，由于历史原因，包括国内杂志社为了节约版面而经常省略参考文献，使得以前的不少学者非故意造成了现在可查的不规范引用、引用无参考文献等既成事实。再比如，以前的学者没有通讯作者的概念，很多文章导师都撩开学生自己作第一作者，这在以前没有太大的非议，但现在可以肯定界定为学术不端。可以看出，在我国学术不端行为的鉴定标准正在向日趋严格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同样的趋势，比如上篇博文提到早些时候电泳图片拼接是可以认可的行为，但现在已变成不提倡、甚至严格禁止的学术不端行为。（二）哪些行为在今后很可能被界定为学术不端？从学术不端标准日趋严格的宏观发展趋势来看，有理由相信，当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些灰色和正常学术行为，今后肯定会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学术不端的范畴，这里面甚至会包括目前还值得他人仿效、可炫耀、可引以为傲的某些光鲜的学术行为。到底哪些学术行为在今后极有可能被界定为学术不端行为？窃以为凡是不真实、有违学术公平、非正常获益的学术行为均有可能被归为学术不端的范畴。不过，相比之下，还是那些已经引起众多普通学者不满的学术行为最容易发展成学术不端行为，比如（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1）到处兼职（2）经费多但产出效率太低的行为（3）研究生的劳动成果得不到体现，实验结果的发表权被老板随意指派给他人（4）超低水平重复，刻意追求paper数量（5）即使不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不反映真实贡献的挂名对于那些刚刚进入学术殿堂的年轻人、以及学术生命还很长的中青年学者来说，在学术活动中应该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趋势，要用发展的观点来审视自己的学术行为，力求自己的行为在今后不被指责为学术不端。（三）启示先谈一点题外话。大家知道，香港廉政公署对治理香港政府腐败、推进香港廉洁政治发展、实现香港由乱到治的历史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由于政府腐败的顽疾已经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一个完全清白的政府工作人员，廉政公署的调查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抵制甚至是警务人员的暴力抗法，根本没有办法继续深查下去。廉政公署只好设立一个时间点，在时间点之前的腐败不再追究，但对这之后发生的腐败行为坚决严惩不贷。这一招很有效，自此以后香港变得日趋清廉。当前国内学术界的混乱状况跟几十年前的香港政界何等相似！所以，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为我国学术腐败的治理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现实参考。我们知道，目前国内治理学术腐败的最大障碍在于官方不作为。为什么官方不作为？那是因为官方的舆论掌握在位高权重的既得利益者的手里，或者说他们就代表了官方。治理学术腐败需要得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并且要由代表官方的他们来执行，只有他们才是治理学术腐败的真正执行者，其他人的作用只不过是提供线索并且在旁边喊两声制造点舆论罢了。由于部分既得利益者是从以前学术标准不怎么严格的时代走过来的，如果按照现在日趋严格的学术评判标准，要求100％绝对没有任何瑕疵的学者恐怕不多。想要治理行动真正运作起来，必须解除执行者的后顾之忧。窃以为，学习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用一个可以接受的时间点为界限，不追究历史责任、不算历史旧账，让执行者彻底免去后顾之忧，在这种前提下来治理学术腐败才会避免只打雷不下雨的情况，或许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个人分类: 科研时评|10144 次阅读|27 个评论

语言变迁，社会变迁？: phd9992000 2010-6-25 08:28; 人民群众民众; 2608 次阅读|3 个评论

国民心态观察之三——忧思大学: adamliu800 2010-5-4 12:55; 最近看了冰点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忧思大学》，作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刘东。文章从民众对大学的认识出发。民众是在仰望大学，特别是在媒体的宣传下。那样的大学是失真的。举一例：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一本近著，英文标题原为《我们未尽潜能的学院》（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没承想这本书的中译本，或是受思想惯性的制约，又把它硬改成《回归大学之道》，不光连一个字都没有对上，反把作者原有的一层检讨的意思，粉饰得干干净净，足见所谓大学之道的套话，竟是何等的顽固，何等的媚俗，何等的误导！作者把时下热议的大学之道的讨论引向了大学之忧的思考。他的介绍从西方教会大学的建立开始，经历了英国大学的辉煌，接着是德国模式的确立，近百年美国大学的统治。从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到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再到今天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反观我国大学之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京师大学堂于世纪之交建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并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现代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1918年12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的地方。这一定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的精神坐标。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十年开创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 1937-1945年，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文化传奇。因为日军侵略，中国当时的著名高校悉数西迁。西安的西北联合大学，昆明的西南联大，重庆的中央大学，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这些战时学校汇聚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才，列举几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他们带领老师和学生辗转跋涉上万里，安顿在大后方，艰苦朴素，严谨治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续着中国学术的命脉。同时也要感谢抗战中的国民政府，它把当时全国第二大财政开支拨给了教育（第一大开支当然是抗击日寇的军费）。一个民族的希望正是体现在这里。解放后，为了赶超英美，院系调整风起云涌，许多综合性大学逐渐蜕变为了工科大学或专业性极强的部属大学，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学正如哈工大的校训一般规格严格，功夫到家。造就了一大批合格过硬的学科人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栋梁之材。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发展迎来了黄金期，成为了精英教育的殿堂。但在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大众对学历要求逐渐增高的双重压力下，大学扩招从构想变为了现实，培养质量的下滑在所难免。不得不引起教育界与社会大众的忧思。大学在变迁，克拉克克尔（加州大学前校长，《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作者）笔下那个与传统指向渐行渐远的钟摆，大约是划出了这样的偏转弧线：重心究竟在于培养学生还是由教师进行研究示范？学生究竟应当被教导成完人还是被培训成技术性专才？范围究竟要旁及到博雅通识还是锁定在偏科发展？检验标准究竟是教学效果还是承揽科研项目的数目？教授地位取决于学术水准还是资金募集的能力？氛围究竟应当尽量超脱还是鼓励功利与实用？校园究竟应当单纯而寂静还是显得嘈杂而活跃？规模究竟应当有所控制还是能发展多大就多大？学校究竟属于有机社群还是杂糅而成的知识集市？大学究竟应当尽量自治还是密切联系国家与财团？办学究竟突出科技发明还是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教师应像个探索型的学究还是管理型的知识老板？校长应做个学术人格的楷模还是掌管知识机器的官僚？应该基于理念去因应外部变化还是根据外部变化来调适理念？面对这样的渐行渐远，我们怎能不忧思今天的大学。再加上如今愈演愈烈的大学排名之风，争创世界一流之势,大兴土木之举。使得大家越发地看不明白。我该相信谁？谁才是真正的一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个人分类: 历史人文|4899 次阅读|7 个评论

数学与科学关系的历史变迁: zhumengjin 2009-11-29 03:09; 数学是人类智慧皇冠上最灿烂的明珠，素有科学中的女王之称。数学因其严密的逻辑、复杂而又简明的表现形式，历来备受众科学家的推崇。从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两种不同的标准来看，数学既属于科学，又不属于科学，这种特殊的定位使得数学在科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非常复杂，可谓说不清，理还乱。从中世纪至20世纪，虽然化学等学科也沾一些边，但物理学几乎成为科学的代名词。在物理学主宰科学的那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数学对于科学的创立和推动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包括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多个科学大师，物理学的一次次伟大的革命无不是受了数学的巨大恩赐，可以说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大厦直接就是在数学的推动中建立起来的。数学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交融一体，作为与科学紧密嵌合的一部分，以至于让我们模糊了数学与科学的严格界限。毫无疑问，数学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女王。然而，随着物理学地位的下降，生命科学地位的上升，当生命科学逐渐代替物理学成为自然科学的主导，数学与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悄然的变化。由于生命系统极其复杂，生命科学研究的模式已大不同于物理学。以博物学为代表的早期生物学研究直接是基于自然语言的观察描述。对于后来逐渐兴起的各个生命科学如生理学、解剖学、生物进化、遗传学、病毒学、免疫学等，虽然部分学科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数学，但生命科学的主体却是直接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到了当代，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因组学、系统/合成/整合生物学的实验平台的硬件依赖性更加明显。虽然数学在生命科学中的地位不容忽视，部分学科也仍然或必须倚重于数学，但在整体趋势上，与理论物理的发展历史不同，生命科学的发展不再由数学直接推动。在生命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的21世纪，我们发现数学在生命科学中的地位与之前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已然不同，重要性已经被大大地消弱。随着更多主流实验科学的兴起，数学与科学的关系不再是绝对的水乳交融，甚至部分学科几乎完全不用数学。在整个宏观科学体系中，数学作为工具的地位日渐突出，与科学的界限不再完全模糊。经历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自然就是自然，现象就是现象，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是真真实实的客体，它不是教科书上那些完美的公式。而那些完美的数学公式只是让我们用最美妙的符号来描述我们奇妙的世界，只是帮助我们以更简洁的方式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认清我们周边世界的本质。科学就是科学，数学就是数学，数学并不比其他学科高贵，数学也不代表全部的研究手段，数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终极地位就是给予科学最简明、最高效的表达手法，就是为我们提供一种认识和描绘世界的最精确、最美妙的工具。差点忘了，数学还可以为某些人提供优越感和饭碗！哎哟谁的鸡蛋？; 个人分类: 科普作品|12510 次阅读|2 个评论

岳麓书院小故事两则: zhangqy 2009-5-25 10:11; 岳麓书院小故事两则张庆营一．书院变迁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市岳麓山下，现在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 976 年）。为宋朝四大书院（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之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真宗御笔亲书岳麓书院石碑至今尚存。公元1167年，时年37岁的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来长沙，会见张栻(1133-1180)，二人在此主持讲学，就是很著名的朱张会讲，这是岳麓书院的全盛时期，有学生达1000人。在湘江东岸书院路和西岸的牌楼口，是旧时的渡口，人们过江就要利用这个渡口乘渡船过江。在湘江没有大桥时，我也曾经在这个渡口乘小船过江。当时朱熹、张栻和听讲学的学生，也是经过这个渡口过江的。后来人们称这个渡口为朱张渡。不少学生是骑马来的，他们的马就在书院门口的饮马池中饮水。由于马匹众多，以至出现饮马池水立涸的盛况。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道林即岳麓书院东边不远处的道林寺，早已湮没不存了）。人们称书院为潇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足见其影响之大。书院大讲堂的大梁上，悬挂着康熙帝亲书学达性天和乾隆帝亲书道南正脉匾额。书院几经兵灾，累毁累建，现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当时大搞各种批判运动，批判儒家，批判孔孟之道，岳麓书院作为宣讲儒家学说的学堂，自然不被重视，更不会当做文物来保护。 60 年代初，我从武汉大学调来湖南大学任教，老同学黎申五带我去岳麓书院走一走，看一看。他那时住在书院的六君子堂后栋。当时的岳麓书院大门敞开着，任人进出，谈不上有什么管理。湖南大学附中就设在书院里，旁边的文庙就是湖南大学子弟小学。包围赫曦台外面的围墙和最外面的千年学府大门是后来才兴建的。当时书院的大门是在赫曦台后面的、两边有对联惟楚有材，於斯为甚的岳麓书院大门。赫曦台经常作为亡故的湖南大学教职工的停尸处，晚上经过这个地方时，在周围大树掩映之下，有一种阴森森的气氛。时常有冷风吹过，树叶嗖嗖作响，脚踩在落叶上，沙沙作响，胆子稍小的人，就会疑神疑鬼，毛骨耸然，不敢独自一个人走近这里，往往绕道而行。现在书院的御书楼和漂亮的花园，是后来才建造起来的。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手书刻石的三绝碑，是在书院外部一个孤零零的旧亭子里，亭子四周有围墙，从外面看不到里面，没有其他任何保护措施，任何路人都可以进入到亭子里。我当时看到的碑文，比现在的碑文多些。由于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石碑表面不断损坏、剥落，现在的石碑比 60 年代残破多了，字也少了一些，甚为可惜。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个亭子孤悬在书院外面，旁边是静一斋的厕所，周围破破烂烂，臭气熏天，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知道这里还会有四旧石碑，所以能够保存至今，不然的话，在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期间，肯定就会和书院内的石碑一样，遭到砸毁的命运了。附中和子弟小学后来搬走了，文庙就用作教职工的宿舍。文革刚开始前不久，岳麓公园管理处才成立，他们的职工没有地方住，那时候，主管后勤和基建的一位副校长，在凤凰山下湖南大学的凤凰村里，批了一块地给岳麓公园建两栋宿舍楼。在新宿舍楼还没有建成时，把岳麓书院的半学斋等处暂时借给岳麓公园，作为他们职工的临时宿舍，待他们的宿舍楼建成后再搬走。由于岳麓书院有重要价值，所以，岳麓公园的一部分职工，对于书院划归湖南大学一事很不满意。他们的新宿舍建成了，暂时住在书院里的公园的职工要搬出去了，但是，他们迟迟不愿意搬走。后来还是不得不要搬走了，有极少数的人为了表示他们强烈的不满，竟然将砖头石块丢到书院的屋顶上，把一些屋瓦打破了。后来还发生一些湖大和公园的边界争夺战，经过多年的反复较量，最后才由省委出面，才最终解决了两个单位的边界线。二．文革劫难 1966 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从 5 月份开始，湖南大学里贴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然后就发展到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拉出来，头上戴个纸做的高帽子，胸前挂个大牌子，上面用大字写着某某某走资派，游街示众。湖南大学第一个被红卫兵拉出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走资派，是副校长魏东明。说他是老右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他写的文章中，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文章的原意是希望革命力量快快厂成长，要彻底铲除反动势力。可是，批判他的造反派却不顾作者的本意，把这两句杜诗解释成魏东明一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想快快培养出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把革命人士斩尽杀绝。就这样，随便上纲（阶级斗争的纲）上线（路线斗争的线），根本不容魏东明申辩，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很快，批判的对象扩展到校长朱凡，副校长唐麟等各级领导人和其他一般的教师，在教学楼和东方红广场，到处张贴着大字报，成了大字报的海洋。现在的年青人，已经很难想像当时的情形，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能随便乱批判，乱扣帽子，造反派能随便把人打成黑帮，走资派，随便贴他们的大字报，去他们家里抄家。在过去，抄家被认为是最倒霉的事情。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临刑前说：杀头至痛也，籍家（抄家）至惨也。在文革中，抄家的事，却如家常便饭，大量发生。我和一些年青人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往事时，有的人表示无法相信，还认为是在讲笑话呢。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 8 月 18 日开始，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又多次接见红卫兵，号召全国大串联，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全国的红卫兵到处兴起大破四旧，大肆砸毁文物古迹的浪潮，阵阵狂风席卷全国，波及长沙。这时岳麓书院也遭了殃。古老的石碑被推倒、砸断。挂在屋梁上的匾额，也被摘下来劈碎。这其中有万世师表，康熙写的学达性天，等等。一位湖大工人看见乾隆写的道南正脉匾额倒在地上，他觉得要是被砍碎了，十分可惜，不如拿来做床板用，就把它搬到家里了。文革后，他把原物献了出来，这块珍贵的文物，才得以幸存下来。学达性天和万世师表两块匾额，都是后来复制的。万世师表匾额，文革前是悬挂在书院大讲台上的，现在移到文庙中去了。现在的题字，也比原来题字的书法差远了。北京的红卫兵破四旧行动刚开始不久，就有人在朱熹所写忠孝廉节 4 个大字的大型石碑旁边，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这块石碑是宣扬封建腐朽的道德观，是毒害人民群众的四旧，是毒草，应该把它彻底砸烂。眼看这 4 件珍贵文物即将遭到灭顶之灾，我心急如焚，可是，我也被人贴了大字报，日子也不好过，不敢出面干预。我时刻注意动向，第二天，在石碑旁边，及时贴出了以物理系总支委员苏岚为首几个人写的大字报，指出这些石碑是珍贵文物，应该予以保护，坚决反对任意砸烂珍贵文物的行为。果然过了好几天，这些石碑仍然毫发无损。又过了几天，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愈演愈烈，这两张大字报也都不见了，看样子这 4 块石碑快要有灭顶之灾了。正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这 4 个镶嵌在墙上的大石碑，都被抹上了厚厚的和有稻草的黄泥巴，把这 4 个大石碑严严实实覆盖住，完全看不出石碑上刻有什么字了。粗看起来，用泥土涂上去，似乎是蔑视它的表示。仔细想一想，其实涂泥土的人是想保护这些石刻。如果目的是为了蔑视它，涂一点泥土就行了，用不着涂这么厚的泥土。而刻了朱熹题字忠、孝、廉、节 4 个字的 4 个大石碑，却完好无损地被奇妙地保留了下来。在今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岳麓书院里，还能看到这 4 个珍贵的大石碑，应该感谢为保护文物出过大力的苏岚等人和在石碑上涂了泥土的人们，在岳麓书院史册中，也应该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不但为了表扬他们，记住他们的功绩，也是为了教育后代，不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再做毁灭文物古迹的蠢事了。苏岚是当年的党总支委员，她是一位善良美丽的年轻女教师。文革中有不少干部追随极左路线，有的更卖力地整人，而她却从来没有参予整人。对业务好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常常挨整，她不但不歧视他们，有时还暗中表示关心。在当时强调划清阶级界限阶和级斗争的情况下，像她这种干部确实是不多的。在文革期间的 1972 年，李政道回国，顺便来湖南探亲时，她被选去全程陪同。文革结束不久，她和丈夫杨刚健一起调到广州的高校任教去了。有人说，朱熹所写的忠、孝、廉、节四个石碑之所以在文革期间没有被砸毁，是因为当时在石碑前面堆积了很多柴草，把这些石碑掩盖了，所以破四旧的红卫兵没有发现这些石碑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不了解真相的人主观想像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有人主动保护下来的，这是本人亲眼所见。我相信，在大字报上签字和在石碑上涂泥巴的人，应该有的人还在湖大，希望他们见到此文后，出来作证。如果学校和岳麓书院想进一步了解这件事的细节，也可以打电话或派人到广州和苏岚联系，认真作好调查，以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文革结束后，湖南大学和岳麓公园都努力争夺岳麓书院。经过多年的激烈较量，最后经湖南省委决定，把岳麓书院划归湖南大学管理。省委的这个决定是十分明智的。如果岳麓书院由岳麓公园来管理，他们只是把书院作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以增加门票收入而已。而湖南大学则把书院作为研究、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地，现在还建立书院博物馆，使千年的书院文化能发扬光大，其意义自然大不相同。; 个人分类: 未分类|4461 次阅读|3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变迁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