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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清晨：人工心脏的故事（4）: fqng1008 2019-10-21 18:26; 七、心之所向，虽九死其尤未悔 1967年，第一个接受心脏移植的病人华什肯斯基在术后存活了18天，而第一个接受人工心脏植入的病人克拉克则存活了112天。这在当时绝对是个无可争议的医学奇迹了，但对于克拉克而言，这112天却是如噩梦般的痛苦，因此我无法认为他比华什肯斯基更幸运。他的身上出现了一系列并发症，求仁得仁，在众多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而被载入医学史册的病人中，克拉克无疑是为数不多颇值得后人敬重的一位。克拉克在术后与妻子深情对望，他们大概也知道，属于彼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绝大多数医生或病人终其一生也没机会经历如此意义深远重大的手术，读者们不妨随我一起看看克拉克在术后都发生了哪些并发症： 1982年12月1日晚10点半病人进手术室，次日晨7点半病人手术结束进入重症监护室（ICU）； 12月4日，因肺大泡破裂二进手术室开胸修补，节外生枝（因病人术前就存在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12月7日傍晚，病人全身抽搐，后有惊无险； 12月14日，因二尖瓣支架断裂，三进手术室更换心室； 12月26日肺血管阻力突然增高（非肺栓塞所致，经紧急处置好转，团队一身冷汗）； 1983年1月18日因鼻出血四进手术室，进行上颌骨和蝶颚骨动脉手术结扎和鼻中隔矫形手术，又一次节外生枝； 2月13日消化道出血（应激性溃疡，应激性溃疡泛指休克、创伤、手术后和严重全身性感染时发生的急性胃炎，多伴有出血症状，是一种急性胃黏膜病变）； 3月2日，吸入性肺炎（指意外吸入酸性物质，如食物、胃内容物等刺激性液体后，引起的化学性肺炎，严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致死）； 3月22日，假膜性肠炎（一种急性肠道炎症，易发生在大手术和应用广谱抗生素后，其实质是肠道内菌群生态平衡失调）； 3月23日病人肺血管阻力再次突然增加，抢救无效，病人陷入休克，死亡。作为一名平庸的外科医生，我经常会因为一些常规手术后病人恢复的不顺利而倍感煎熬，此中艰难不足为外人道。克拉克在术后经历的这些即使经由德弗里以冷静的笔触写进医学论文，后人读来仍不免热泪盈眶，这一系列并发症，在手术后接踵而至，按下葫芦浮起瓢，死神挥舞着镰刀狞笑，医生们固守着一个注定要失去的阵地拼死抵抗，这样的抗争到底值不值？德弗里与克拉克德弗里在事后发表的文章中总结说： “病人的术后出现的问题大多数与术前就存在的基础疾病有关，并不是由全人工心脏引起的反应，病人在这次手术的前一年，就已经有肺动脉高压、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轻度肾衰、大量腹水和充血性肝大。尸检证实，人工心脏内及其周围无感染，血细胞成份与心室衬里之间无明显炎症反应，心房和各瓣膜无血栓形成，外周循环无明显栓塞。首例永久型全人工心脏植入人体获得不少重大成就，我们可以证明：第一，全人工心脏可以植入人体胸腔内，而不引起主要血管的堵塞；第二，全人工心脏可使生命延续一个长时间 ( 至少112天)，而无明显的全身或局部的感染；第三，病人能够接受全人工心脏，对噪声和永久性连接驱动装置无怨言，并且毫无不舒适和疼痛感；第四，植人全人工心后，病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可以不受到干扰，并保持其较高的活力，而这一点是无法在动物实验中进行评价的。本例手术的成功，表明采用这种装置作为晚期心脏病的治疗手段是可行且必要的。为此，犹他大学医学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病人及其家属。 ” 不出我们所料的是，这次非同寻常的手术，又使媒体很是热闹了一番，但成功背后，那些常人难以想见的艰辛，公众就不怎么热衷了。动力学问题，保护血液有形成分不被破坏的问题，能源问题，生物相容性的材料问题，随人体生理需要的可调节问题 ……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是无数人的付出，若没有疯子一般的执着，很难想象科尔夫是怎么带着自己的人马一路走过来的。皇天不负有心人，因为这一次开创性的手术，科尔夫、加维克、德弗里被永久地载入了医学史。对了，还有那一颗凝结了众人心血的、被命名为加维克 7号的人工心脏。有人说，人工心脏的荣誉属于科尔夫，我想，科尔夫本人可能根本就不介意这些，否则他也不会不止一次用合作者的名字命名这些医疗产品，多次为其他同道的进步表示支持和祝贺。若非这样的胸襟，他也无法统领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团队，完成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媒体对同一事件的兴奋时间总是很短，因此加维克 7号后来更为辉煌的战绩反而不怎么为大众所知——1984年，第 2 例永久植入加维克 7号人工心脏的病人（William J. Schroeder）存活了620天，最后死于肺炎。第 6 例植入加维克 7号人工心脏作为桥接过渡、而后等到心脏供体的患者，在行心脏移植术后活了5年；第 7 例这样的病人，活了 14年多……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统计了 10 年中 95名植入加维克7号人工心脏患者的数据，有79%的患者成功地等到了合适的心脏供体，并获得了较好的移植术后生存期。 2001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又批准了一种名为Abio Cor的人工心脏，其可用于永久地植入人体，而非只作为心脏移植前的过渡手段。现在，仅美国每年即有三千多名患者需要植入人工心脏。随着人工心脏向小型化、耐用性强及低阻力发展，其将来有可能像人工心脏起搏器一样得以广泛应用。八、曲终人散，是非成败后人评因为那次人工心脏的手术成名之后，德弗里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信件，他意外地在一部分信件里开始了解自己的生父。因为这些来信者中有不少是父亲当年的战友，他们在信中讲述了许多父亲的事，德弗里甚至还在一次学术会议中巧遇父亲当年的同袍。后来他的继父去世，母亲说，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关于你生父的事情了”，可那时的德弗里发现，他对生父的了解居然已经远超过母亲的记忆和讲述了。2000年12月29日，德弗里成为一名中校军官，并于2002年1月18日完成军官基础课程培训，成为美国历史上完成该培训的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德弗里先学医又从军的经历，也许正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父亲的指引，这个事实上德弗里并未见过面的父亲，原来早已为其规划好了一个精彩的人生。加维克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生物医学工程方面的翘楚，他以科学家兼企业家的身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该公司后来生产的一种人工心脏被其命名为加维克 2000。2000这个数字，可能又是由于加维克的某种偏爱，并不是试验过2000次的意思，谁知道呢？不过，我们无需怀疑的是，正如他当年所说的那样，他确实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医生收入都高得多。加维克凝望加维克 7号与前代的人工心脏不同，加维克 2000这种心泵是通过叶轮的高速旋转产生离心力，使血液源源不断地流动，而不是像心脏收缩射血那样使血液产生搏动，也就是说，植入这个装置之后，非但医生不再可能通过听诊器听到病人的心跳，病人本身也不会感觉到自己有脉搏了，这又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后来的研究证明，与传统的脉冲泵相比，旋转血泵具有几个明显的优势，从心室到主动脉驱动连续的血流，由于没有体积位移变化，旋转泵运转时几乎无声，这对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的侵扰较小，这一点在公共场所尤其重要。尽管由于脉冲压力较小而没有可触知的脉搏，但这些装置对最严重的心衰患者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心功改善效果。同时，由于这种心泵体积较小，也将使术后的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更短。目前，加维克 2000植入术后的最长存活记录是8年。这次手术在英国完成，术者是维斯塔比。病人在术后背着电池背包度过了一段接近正常人的生活，最后死于肾衰。但这个存活记录，差一点儿意外被一个不知深浅的毛贼给中途毁掉。有一天这个病人正在逛街购物，一个混球误以为他的背包里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抢过来就跑，结果这一拉扯，使背包里的电池连接线与病人头部的电源连接插孔瞬间脱离 ——这相当于普通人的心跳停止，这个毛贼抢到背包之后听到了背包里发出的刺耳的断电警报声，吓得只能扔掉背包跑掉，幸好附近的路人帮忙接回了电源，病人才没有因为断电而死。早期的人工心脏因为需要一个较大的操控台，所以病人的活动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这种能够背着电池包满世界跑就方便多了，只不过病人必须得牢记定时更换电池，晚上将身体与电源相连充电。维斯塔比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及过一个叫吉姆的人工心脏植入后的病人，因为外出旅行，忘记带备用电池，结果在玩得忘乎所以时断电而死，当时是他接受人工心脏植入术后的第 3年。为了解决外置电源的不便，科学家又研究出无线能量传输技术（也叫经皮能量传输技术），这就极大地减少了需要安装于人体内部的供电系统的体积和重量，减少了病人伤口感染的风险，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Syncardia Cardio West 型全人工心脏，加维克70的升级改进版本而今，随着人工心脏及其他人工辅助循环设备的进步，使晚期心衰患者除了心脏移植而外，又多了一项治疗选择。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疗技术更新仍未完结（也许永远也不会完结），只是对于有些连基本医疗保障都没有得到满足的地区，应用人工心脏还是太过遥远、奢侈的梦。这些故事，我们可能还要再讲许久也不会讲到尽头，但每个人的生命终究有个尽头，哪怕像德贝齐和库利（库利团队曾完成过 11.8万多例心脏手术）这样曾经无数次地帮助病人对抗死神的医生也终将死去，可是，他们二人在死前和好了吗？ 2016年11月18日库利以96岁高龄去世时，他与德贝齐的恩怨再次成为被公众关注的话题，根据休斯顿纪事报等媒体的报道，德贝齐与库利在 2007年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此前，他们已将近四十年没说过话。据说，美国外科界的高层，一直在试图制造机会让他们和解，这两人的矛盾也让一些慈善机构非常头疼，因为跟双方都是朋友，善款捐给谁好呢？ 2007年10月中旬，已经99岁德贝齐获得美国国会最高民用奖项的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多年以来的医学成就。在随后的10月27日，库利在圣卢克医院举行的库利心血管外科学会上，又颁发给德贝齐终身成就奖奖章。会议录像显示，库利从舞台上走下来，俯身在德贝齐乘坐的电动轮椅旁说： “一个人在一周内先后获得国会金质奖章和库利心血管外科学会的终身成就奖奖章，一定是个沉重的负担” 德贝齐说： “美国造币厂制造的国会奖章可是纯金的哦，我希望Cooley给我的奖章应该也是一样的。 ”库利笑着回答道：“我颁发的奖章是14克拉的。” 两位老人家已经近 40年没说过一句话了，这破冰般的和解，两个人在镜头前还不忘语含机锋，互不相让。德贝齐当时还处于术后恢复阶段， 2006年他经历了主动脉瘤破裂的急诊修复手术，而这一术式正是半个世纪前他和库利联手开创的。在他们和解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德贝齐表示： “如果当时我没找到George Noon（德贝齐的弟子）那样可信的外科医生，我可能会请库利来给我主刀，因为我对他的外科才能非常有信心。库利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心血管外科医生之一，在那些开创性的时代，我几乎所有的第一次都与他有关。” 1969年4月4日，库利左手握着病人Karp衰弱的心脏，右手持李奥塔设计的人工心脏库利可能是较早表达和解愿望的一方，根据库利的好友 Gene Cernan的说法，库利打算在几十年的竞争与对抗之后与德贝齐和解的想法，可能跟美苏两国的航天员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好友有关。Gene Cernan曾于1969年及1972年两次飞往月球执行任务，在Cernan看来，他与库利都是在未知领域探索，一个破解了月亮的神话，一个证伪了灵魂的居所。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无论哪个领域，走在人群前端的探路者都不多，他们向前走的每一步，都拓宽了人类认知的界限。美苏之间曾激烈竞争且彼此之间充满敌意，可是到了最后，两边的航天人员还是在私下成为了好友，惺惺相惜的英雄气，终究盖过了意识形态与家国的对抗。库利与德贝齐之间的矛盾再大，还能大过美苏之间的矛盾吗？多年以来，库利一直寻找与德贝齐和解的机会，在他们握手言和的那一天，库利告诉德贝齐，他很遗憾他们已经变得如此遥远，并希望他们在 “竞争”和“小型战斗”中达成的“临时休战”将成为两人及两家医疗机构之间永久性的和平。 “为什么要把这种所谓的仇恨带到我们的坟墓里？” 少年子弟江湖老，德贝齐与库利这对老冤家在几步之遥的两家医疗机构里彼此争斗了几十年，共同促进了心脏外科的发展。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他们还有必要继续争下去吗？也许他们最后还要竞争一次寿命的长短吧，德贝齐活到了 99岁，库利活了96岁，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天堂，那么当他们能在天堂重逢时，等待库利的，也许是打出V字手势的德贝齐。如果这两个老家伙在天堂还想打架，科尔夫想必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居中调停。江山代有才人出，医学界的青年才俊仍将继续人工心脏领域呕心沥血，但当我们想起人工心脏的诸多故事时，请不要忘记那一串闪光的名字和他们不朽的伟业，如果你无法记住所有的人，那我希望你能记住他们当中的最伟大者 ——科尔夫。作为生物工程、外科和内科领域杰出的学者，世界公认的人工器官之父，科尔夫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获得超过 13个荣誉博士学位，荣获超过125项国际大奖，其中包括2002年的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他一生致力于人造器官的研究，直到1997年 86 岁时才退休。科尔夫与他的子女，照片摄于 2008年 2009年2月11日，这位对当代以及后世医学贡献不可估量的巨人在家中去世，距离他九十八岁生日仅差三天。 “父亲是自然死亡的。”科尔夫的儿子特鲁斯如是说。科尔夫的豪言犹在耳畔： “心脏既然能长出来，就一定能被造出来。” 何其壮哉！（全文完）附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步骤：以上图片的引用地址： https ： //syncardia.com/clinicians/home/ 参考文献 1.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中国体外循环50周年纪念集》2008年： 103 2.Akutsu T ， Kolff W J. Permanent Substitutes for Valves and Hearts . ASAIO Journal ， 1958 ， 4(1) ： 230-234. 3.Liotta Domingo ， Taliani ， et al. Artificial heart in the chest ： preliminary report. . Trans Am Soc Artif Intern Organs ， 1961 ， 7(1) ： 318-322. 4.Liotta D ， Crawford E S ， Cooley D A ， DEBAKEY ME ， DE URQUIA M ， FELDMAN L..Prolongedpartial left ventricular bypass by means of an intrathoracic pump implanted inthe left chest . ASAIO Journal ， 1962 ， 8(1) ： 90-109. 5.Cooley D A ， Liotta D ， Hallman G L ， et al. Orthotopic cardiac prosthesis for two-stagedcardiac replacement. .Advance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Medical Physics ， 1971 ， 24(5) ： 723-730. 6.Frazier OH ， Akutsu T ， Cooley DA. TOTAL ARTIFICIAL HEART(TAH) UTILIZATION IN MAN. .Trans Am Soc Artif Intern Organs ， 1982 ， 28(1) ： 534-538. 7.Cooley D A.Heart substitution ： transplantation and total artificial heart. The Texas HeartInstitute experience. . Artificial Organs ， 1985 ， 9 8.Joyce LD ， DeVries W C ， Hastings W L ， Olsen D B ， Jarvik R K ， Kolff W J. Response of thehuman body to the first permanent implant of the Jarvik-7 Total Artificial Heart. . Transactions - American Society for Artificial InternalOrgans ， 1983 ， 29. 9.Theodore H. Stanley. A Tributeto Dr Willem J. Kolff ： Innovative Inventor ， Physician ， Scientist ， Bioengineer ， Mentor ，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Modern Cardiovascular Surgical andAnesthetic Practice . Journal of Cardiothoracic and VascularAnesthesia ， 2013 ， 27(3). 10.Nosé Yukihiko. Dr. Willem J.Kolff ： the godfather of artificial organ technologies (February 14 ， 1911-February 11 ， 2009). . Artificial Organs ， 2009 ， 33(5). 11.Nakamoto Satoru. Reflectionson My Lifetime Teacher ： Dr. Willem J. Kolff. . Artificial organs ， 2018 ， 42(2). 12.Satoru Nakamoto MD.Reflections on My Lifetime Teacher ： Dr. Willem J. Kolff . ArtificialOrgans ， 2018 ， 42(2). 13.CopelandJack G ， Smith Richard G ， Arabia Francisco A ， Nolan Paul E ， Sethi Gulshan K ， Tsau PeiH ， McClellan Douglas ， Slepian Marvin J. Cardiac replacement with a totalartificial heart as a bridge to transplantation. . 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 ， 2004 ， 351(9). 14.Change of heart Renowned surgeons Cooley and DeBakey put their decades-old feudto rest at awards event. Houston Chronicle7 Nov 2007 .By TODD ACKERMAN.https ： //www.pressreader.com 15.The Feud. By LAWRENCE K. ALTMAN ， M.D.NOV. 27 ， 2007 16.Stoney ， W.S. ， Pioneers of Cardiac Surgery. Nashville ：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 2008：148-158（Michael E.DeBakey），244-255（Denton A.Cooley），469-488（William C.DeVries） 17.Shumacker ， H.B. JR ， The Evolution of CardiacSurgery.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337-364 18. Denton A.Cooley，100 000Hearts ： A Surgeon's Memoir. Austin ， Texas ： Dolph 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2012 ： 137-149 19.Stephen Westaby ， Fragile Lives ： A Heart Surgeon’s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on the Operating Table. HarperCollins ， 2017 ： 197-218;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282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清晨：人工心脏的故事（3）: fqng1008 2019-10-21 18:19; 五、屡战屡败，花落花开事情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首先，作为此案重要证人的德贝齐，在指证库利有罪的关键时刻，拒绝出庭；同时贝勒医学院对此事的的调查报告未对外公布，作为政府一边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结果亦不知所踪。最后，病人家属的指控于 1972年7月被联邦法院驳回，病人家属不服，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结果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定。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库利没有被判定为有罪。但经过此事之后，库利与德贝齐的分裂彻底无法弥合了，库利虽然侥幸没有输掉官司，但也觉得受到了羞辱，于是索性辞去了贝勒医学院的职务，彻底单飞。德贝齐则始终不肯原谅库利的行为，他认为，库利在未经自己或贝勒医学院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从前合伙人的实验室拿到一颗人造心脏并将其植入病人体内，是盗窃，是背叛，这种为了在第一次使用全人工心脏的手术竞争中胜出的铤而走险，是不道德的 “幼稚行径”。虽然德贝齐被库利的这一行径气得够呛，但他终究不舍得将库利这位昔日的战友送进监狱，在事后多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再次提及德贝齐为何在随后的诉讼中作证，他解释道： “尽管我怨恨他的作为，但我不认为复仇会解决任何问题。我不希望竞争对手被判有罪，我理解他希望能够被认为是第一个在患者身上使用人工心脏的人，如果他不是因为被野心驱使得几乎不受控制之外，我实在难以理解他的做法。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千万不要被野心绑架陷入困境。 ” 库利对自己当年的那次手术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后悔，他认为，如果时光倒流，他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一位律师曾经在一次庭审期间问过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心脏外科医生。 “是的，”他回答道。库利认为自己在当时每年进行的心脏手术比德贝齐或其他任何人都多，如果自己不是 “第一次植入人工心脏的合适执行者”，那么又有谁有这个资格呢？库利确实是一位极度自信，甚至有些狂妄的外科医生，英国心外科医生 Stephen Westaby（柯克林的弟子）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引用过库利的一段话：成功的心脏外科医生是这样的人：当别人要他说出三位世界上顶尖的外科医生时，他很难说出另外两位是谁。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一场看似毫无胜算的诉讼中没有输掉，库利认为，也许是爱国主义精神发生了作用，在法庭辩论中，库利除了反复强调自己在当时只是心无旁骛地想救人之外，他还为自己使用人工心脏提及了另外一个理由： “苏联人也在人工心脏领域虎视眈眈，我不想输给他们，毕竟，在航天领域他们已经占了上风。” 看来，至少在表面上，库利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所以没有输掉官司是德贝齐不肯作证，至于他心里是不是领情，随着德贝齐与库利的先后作古，已经没有人能知道答案了。这两位当时最顶尖的心外科医生的纷争，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不止在医学界，甚至普通民众也非常热烈地讨论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到底孰是孰非，他们二人还因此上了一次时代杂志的封面。虽然库利的这次远说不上成功的手术引起了不少非议，科尔夫对此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在 1969年7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在 4月4日进行的这次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是医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库利、李奥塔他们利用一枚机械心脏，让病人在等到心脏移植之前，维持了64小时的生命，虽然，经过心脏移植术后的病人最终还是不幸死去了，但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手术证明了人工心脏是可以在人体内代行心脏功能的。经过这一事件，李奥塔夹在二人之间左右为难，也只能离开美国，他在西班牙又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继续人工心脏的研究，并与美国的一些医疗机构有合作，最后衣锦还乡，在阿根廷建立了医疗中心，还成了该国医政界的领袖 ——卫生国务秘书，这已是后话。 1973年11月，李奥塔率团访华，前排左四是李奥塔，你还能认出照片里的其他人吗？当时第一代的体外心室辅助装置仅能提供几天的替代支持。这些早期的血泵由于不合理的机械设计、电源不足和创伤性接口的影响，容易产生溶血和血栓。其不良后果是，即使成功地过渡到心脏移植，也使移植术后的生存时限大打折扣。德贝齐在 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对人工心脏研究的悲观情绪，他认为已经没有继续做试验的必要了，健壮的牛也许能承受植入一颗人工心脏，可是如果给一个终末期心衰的病人植入人工心脏，岂不是等于间接杀了他么？这样的情绪跟心肺机研究受挫时的外科界的流行情绪简直如出一辙，这一观点，几乎就是病态心脏无法承受体外循环的翻版。但库利依然野心不死， 1981年7月23日库利与Akutsu T（科尔夫的前合作伙伴）将一个型号为Akutsu III的人工心脏植入一例26岁的严重心衰病人。这一次植入，也是事到临头逼不得已，病人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行搭桥手术，但术后无法脱离心肺机，与 12年前的情形极为相似。这一回，人工心脏撑了55个小时，病人在7月25日得到了心脏移植的机会，但遗憾的是，由于移植术后的革兰氏阴性菌感染，以及肾脏和肺部的并发症，病人于8月2号死亡。这一时期，随着医疗技术的整体提高，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开始上升，心衰的病人也相应地逐年增多，面对死神挟心衰而来的咄咄逼人的攻势，由于几乎没有足够的心脏供体可供移植，医学界对人工心脏的研究更为关注了。除了前述美国的几家研究机构而外，还有其他多个国家的团队也已经开始了人工心脏的研究项目，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都想在这一领域与美国一争高下，好一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热闹气象。为了在这一领域最终拔得头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了一系列举措，以开发更好的组件技术用于耐用的人工心脏。这些在科学家、工业界和政府之间的开创性合作举措，终于在 1982年的犹他大学开花结果。犹他大学的人工心脏团队在 1982年时已是科尔夫团队的地盘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科尔夫团队是如何取得这次成功的。六、一念生死，无影灯下的鬼斧神工我们在前面说到，科尔夫离开荷兰到了美国之后，在克利夫兰医院如鱼得水，在人工器官领域一路高歌猛进。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美国医学界越来越耀眼的科尔夫，与克利夫兰医院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科尔夫与医院的行政官僚系统冲突不断，另一方面来自其他同僚的嫉妒也令人烦恼，因此，科尔夫的研究经常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在 1960到1967年间，科尔夫团队在降低透析治疗费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多透析治疗已经可以在病人家里完成，同时在他的协助下，克利夫兰医院还完成了125例肾移植。面对这些无可争议的成绩，克利夫兰医院官方虽然对科尔夫表示了公开的祝贺，但私下里却厌倦了他总是想给病人省钱又在人工心脏研究领域拼命烧钱的策略，于是一系列小动作和背后捅刀的操作开始悄悄酝酿，科尔夫在克利夫兰的日子开始不那么好过了。 1967年初，一家基金会本来计划给科尔夫一百万美元以帮助他在克利夫兰医院建立“人工器官和移植中心”，作为医院领导层的佩奇教授（Irvine Page）居然从中作梗，鬼使神差地搅黄了这一计划。经过这一事件，科尔夫对克利夫兰医院彻底心灰意冷，觉得是时候离开了。不过，值得玩味的是，佩奇教授作为高血压研究领域的专家，正是因为在其多年的医疗和研究工作中发现严重的恶性高血压病人经常会合并肾脏衰竭的问题，才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邀请人工肾的发明者科尔夫来美国一展身手，科尔夫以自己在克利夫兰的创造的巨大成就证明了佩奇果然没有看走眼。然而，佩奇教授虽有识人之慧眼，却无容人之雅量，最终居然因为一己之私逼走了正在事业上不断攀升的科尔夫，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但此时科尔夫的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了，他已不必为了生存委曲求全久居于人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967年7月，56岁的科尔夫带着几位追随者来到盐湖城的犹他州立大学重新开辟战场，继续进行艰苦的二次创业。他知道，如果他想在人工心脏领域取得突破的话，首先需要的就是人才。在这里，他又迎来了两位对于其事业极为重要的年轻合作者——威廉•德弗里（William C. DeVries，1943 - ）和罗伯特 •考夫勒•加维克（Robert Koffler Jarvik，1946 - ）。德弗里的父亲同科尔夫一样也是荷兰移民，但德弗里从未见过父亲的模样。他刚刚出生，还在进行住院医师培训的父亲就遵从祖父的意愿上了战场，六个月后在战斗中牺牲。不久其同在军中的外祖父也牺牲了。他的家中瞬间损失了两位成年男子，两个悲伤的女人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小德弗里身上。后来他们搬到了盐湖城，德弗里四岁时，母亲再嫁。幸运的是，继父是个极好的人，以至于德弗里几乎从未将其视为继父。他很小就注意到自己跟其他几个哥哥姐姐的姓不一样，可母亲也不愿意多说生父的事。德弗里成年以后也像其生父一样选择学医。在进入犹他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年，德弗里无意中听了一次讲座，这次讲座真正改写了他的一生。演讲者是当时声名赫赫发明了人工肾透析装置的科尔夫，讲座的主题恰是人工心脏。德弗里完全被吸引了，为了听完两个小时的讲座，他甚至不惜翘了一次解剖课。演讲结束后，德弗里对科尔夫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事，如果可能，我愿意跟您一起工作。”由于人工心脏的研发过程极为艰苦，且前景十分不明朗，因此多数听众对此兴趣并不大，看到这位年轻的医学生有这样的志向，科尔夫显然非常高兴。他对德弗里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暑假时到克利夫兰医院看看，也许会有适合你的工作机会。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德弗里。”“哦？听起来你好像是个不错的荷兰小伙子啊，你被录取了。”（德弗里是荷兰最常见的姓氏。）当年暑假，德弗里即赶赴克利夫兰，在科尔夫的团队里开始工作，那时科尔夫已经同克利夫兰医院渐生嫌隙，正在筹划离开，这便是德弗里与科尔夫最初的接触。 1970年从犹他州立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德弗里开始在杜克大学接受外科住院医师的培训。时光荏苒，九年的学习积累之后，德弗里觉得自己可以振翅一飞了，当他找到外科主任萨比斯顿（David Sabiston）提出找工作的事时，不料早有一个位置已等待他多时。萨比斯顿说：“你已经有了一份在犹他州立大学的工作。”原来，自当年别过之后，科尔夫并没有忘记自己这个小同胞，在德弗里完成医学院的学业之后，他便给萨比斯顿打电话说：“我有个学生要到你那里去做住院医师的培训，但是九年后，你必须把他给我送回来。” 此时的科尔夫团队早已兵强马壮，这个由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和其他专家小组共近二百人建立的团队，正踌躇满志蓄势待发，他们已经在动物身上一次次成功地完成了人工心脏的实验。当年，德弗里最初同科尔夫一起工作时，他们只能让实验动物在接受了人工心脏的植入实验之后存活几十个小时；而当他十多年后归队时，实验动物已经能有存活将近一年的记录了，这让德弗里异常兴奋。而加维克正是这个充满希望的优秀团队中重要的一员，他于 1971年加入科尔夫的战队，成为人工心脏研发方面的一员主将。虽然加维克后来因为在人工心脏方面巨大的成绩而被载入医学史册，但他的求学经历却并不顺利，甚至因为学习成绩不够好，差一点与医学失之交臂。加维克最初在纽约的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学习工科，后来由于父亲（一名普外科医生）死于一次心脏病发作，加维克遂决定转而学医。可由于他在雪城大学时的成绩太糟糕了，在美国根本没有进入医学院的机会，因此他不得不远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医学院继续求学。可因为学习成绩差吃过大亏的加维克，似乎依旧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不肯乖乖地做个死记硬背苦学的标准医学生。他脑子里总是充满各种奇怪的想法，用德弗里评价他的话来说： “他的思想总是放荡不羁的。”比如当医学院的老师让他说出视网膜的十二层结构名称时，他却说：“这真是一无是处的问题，我又不想做眼科医生，干嘛要浪费脑子记这种东西？” 老师在听到这个回答时，想到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类似话： “我从来不记忆和思考那些词典、手册里的东西，我的脑袋只用来记忆和思考那些还没有载入书本的东西。”于是就尊重了他的选择，给他打了个最低分：“F”。医学院第二年的通过性考试，自诩“天才”的加维克也顺理成章地挂了。在意大利也沦为差生的贾维克，眼看着连毕业都有困难了，岂料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恰好科尔夫恰好去意大利讲学，看中他的工程学背景，给了他一次工作机会，加维克的人生就此改写。加维克后来甚至根本没有进医院实习过，更谈不上参加住院医师的培训。虽然后来他自己说，他觉得做医学工程方面的科研人员会比当医生赚钱得多，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成功者事后的找补，先打枪后画靶子当然百发百中，各位不妨想想，以他当年的德行，哪家医院愿意接收这么一个 “混不吝型”的医学生来实习？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在科尔夫的团队，加维克和德弗里的配合可以说相得益彰，加维克经常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思路，可是他却不知道如何在动物身上实验这些想法，而德弗里缜密的思维习惯正好弥补了加维克的不足。包括加维克和德弗里在内，科尔夫麾下众人可谓各有所长，比如科尔夫团队的动物实验顾问奥尔森（ Don Olsen），他是犹他州本地人，原来经营一家兽医诊所，他的技术专长是给牛做手术，科尔夫认为，不同于一般的外科医生，奥尔森作为兽医的经验对实验动物的术后恢复和护理将有非常大的帮助，在奥尔森加入团队之后，对试验牛的大量“标准化手术”提出了改进，此后，植入人工心脏的动物存活的质量更好了。左至右：奥尔森，科尔夫，加维克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心脏外科蓬勃发展突飞猛进的二十年，这得益于这个时代涌现了一大批诸如科尔夫这种拥有远见卓识又能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科尔夫总是能充分整合各种资源为我所用。比如他所设计的人工心脏是由压缩空气驱动的，而这一设计思想却是受到了航天动力学方面的启发。当他还在克利夫兰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当地有一处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科尔夫仔细研究了他们的空气脉冲系统之后，将其原理移植到了人工心脏的设计当中。到了 80年代，科尔夫已经在人工心脏这个领域奋战了二十余年，这期间人工心脏装置经由包括科尔夫在内的大量研究者的不断改进，性能日趋优秀，尤其以加维克综合前人若干改进方案之后设计的加维克7号人工心脏（美国犹他盐湖城，科尔夫医学公司）最为出众。它使得动物平均存活时间已经由过去的几天增加到几个月，不少动物体内植入了加维克 7号以后，存活时间可超过九个月。由于在动物实验上不断取得不错的效果，德弗里开始琢磨物色一个合适的病人进行人体试验。作为人工心脏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科尔夫在这时反而有些犹豫了，因为整个计划一直就是个烧钱的过程，一旦人体试验结果不令人满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很可能会不再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这会使这项事业遭到重创。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历史的真实里也充满这种极富戏剧性的邂逅，彷徨中的德弗里在这时恰好遇到了因首例人体心脏移植而成名的南非医生伯纳德，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历史仿佛在重现，人工心脏行将进行人体试验之前的情景，与当年那么多人观望人体心脏移植的情景何其相似。当年，沙姆卫、洛厄及库利等人分明已经具备了心脏移植的实力，可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伯纳德说： “我的历史贡献就在于这临门一脚，现在，该你了。” 最终德弗里说服了包括科尔夫在内的同事，他们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递交了试验申请，并于 1982年夏天获得了批准。为了争取到心脏外科界的支持，科尔夫还曾派奥尔森去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拜访心脏外科的两大巨头德贝齐和库利，虽然德贝齐和库利在 80年代的关系还非常紧张，但他们都对科尔夫团队即将进行的人体试验表示支持。至此，进行人工心脏人体试验的主要障碍似乎都已经被摆平了，不过，选择何种病人进行这一开创性的手术，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搞不好就可能陷入舆论轰炸的漩涡，甚至惹上官司。由于这一手术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人体试验的性质，尤其考虑到库利团队在 1969年的前车之鉴，在伦理层面，科尔夫团队不得不慎之又慎，选择人工心脏植入的病人标准必须十分严格。经过团队充分的讨论，结合犹他大学医学中心的建议，他们最后敲定有两种类型的病人可考虑作全人工心脏植入：第一种类型是那些希望做心脏手术 (如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或瓣膜手术) 的病人，如果这些病人术后不能脱离人工心肺机，生命一般将在手术室里结束，如果事先取得这类病人的同意，就可以在必要时进行全人工心脏的植入。为了让批评者无从下嘴，他们还提出，现场应由两位心脏病学专家共同判断病者的预后，确定是否已经用尽一切药物手段仍无效。如果一致同意需用人工心脏，才可以将病人的心室切除，再植入人工心脏。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手术操作一经启动，就没有回头路了。第二类可予考虑的病人是无法通过常规手术治疗的、晚期心力衰竭的心肌病患者，病情进展缓慢，药物治疗无效，最后还要经一个由六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分析，取得一致意见，才算通过。这类病人的年龄应在 18岁以上，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有可靠的亲人陪伴照顾，最最重要的是，病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并能用正常的心智理性面对疾病，对使用人工心脏可能带来的益处和风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健康条件方面，除原发病（指心脏本身的疾病）而外，不能有其它严重的问题，比如感染，肾衰，癌症，肝病，肺气肿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科尔夫团队在这次手术前的考虑，几乎已经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病人的病情、家庭、精神状态以及其它医疗条件，凡是当时想得到的种种，统统纳入伦理标准，只有全部符合者，才能确定作为人工心脏植入对象。最后，术前正式充分告知病人及其家庭可能会遇到的风险和植入人工心脏后引起的生活上的改变。如果患方经与医生上述讨论后仍同意参与这项研究，就请他在 “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表示同意接受植入人工心脏的手术。德弗里最终选定了一名叫巴尼 ·克拉克（Barney Clark）病人。时间是 1982年，这位61岁的病人患有严重的特发性心肌病，他是一名退休口腔科医生，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束手无策的心脏内科医生情知回天乏术，便将这个病人推荐给了德弗里。这么严重的病人，在当时已不符合心脏移植的标准（直到 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医院对年龄超过60岁的病人都不考虑心脏移植），那么对于病人来说，是坐以待毙，还是冒险搏命试一下最新的技术？为了向克拉克解释清楚这次手术可能对病人生活造成哪些影响，德弗里甚至把他带进了实验室观看他们如何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克拉克看后认为，那些动物比自己强壮得多，自己要是被这么折腾一番必死无疑（这倒是和德贝齐在 1977年的判断不谋而合），绝无生还的机会，还不如就此不治，顺其自然等死呢，于是他拒绝了这次手术。但一个月后，克拉克却改变了主意折返回来，决定接受这次手术，他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然而，他所以最终决定接受这次手术，却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次手术能够有效地延长他的生命，而是做好了接受手术失败的的准备。他说，希望通过这次手术，德弗里能够学到一些东西积累经验，而后，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通过这项技术真的拯救其他病人。克拉克本身就是医生，又经过了一个月的思考，他当然十分清楚术后他可能要面对的东西，那些可怕的并发症也许要比死亡本身更令人恐惧，但他还是决定接受这次手术了。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在 1999年6月3日的一次访谈中，德弗里提到：“我们为他做手术那天是1982年12月1日，跟伯纳德进行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是同一个日子……”其实，德弗里把两次手术的日子都记错了，伯纳德的手术日期是1967年12月3日晚到次日晨，而德弗里这次手术的日期则是1982年12月2日。德弗里所以会把这个日期记错，除了接受访谈时距离那次手术年代过久之外，也可能跟当时制订的手术计划有关，因为德弗里原计划是在 1982年12月3日进行这个手术，这个日子还真有可能是团队有意挑选跟伯纳德那个手术在同一天（洋人也为了图个吉利？）。但人算不如天算，当病人来到犹他大学医学中心时，病情已十分危重，多源性室性早搏越来越多，阵发性室心动过速愈加频繁，这些都是可能致命的，因此，病人在原定手术日期的前一夜即1982年12月1日晚10点半被紧急送入手术室。;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244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清晨：人工心脏的故事（2）: fqng1008 2019-10-21 18:14; 三、亦师亦友，人生若只如初见在 1962年，Liotta团队报告了主动脉瓣手术后心源性休克患者首次临床使用人工心室的病例。这种最初的辅助装置是连接于左心房与降主动脉之间，由阀门、导管内的气动驱动、管状活塞泵组成，以确保单向流动。该装置支持患者在术后存活了四天，随后患者死于肺炎和多器官衰竭。受到这些临床报告的结果以及令人信服的大型动物实验的鼓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于1964年建立了人工心脏计划，数家机构先后签约，共同探讨机械心泵工程的可行性。这些机构包括：犹他大学的科尔夫团队（科尔夫于 1968年离开了克利夫兰医院，关于科尔夫为什么离开，我们会在后面的故事中详细讲），贝勒医学院的德贝齐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团队，克里夫兰医院的YukiNosé团队等。按照设想，这些人工血泵不仅可作为急性心衰恢复期的过渡性治疗，也可作为血液循环的是永久性替代。 1966年，德贝齐第一次使用气动左心辅助装置（相当于半个人工心脏，仅辅助左心室的收缩），在心脏手术后支持患者10天。从时间线上我们不难看出，人工心脏的研究其实与体外循环及心脏移植的研究是彼此交错的，但南非开普敦的巴纳德于 1967年进行的第一次人类心脏移植手术，无疑对人工心脏的研发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随着心脏移植研究及实践的推进，医学界迅速意识到血液循环的辅助装置可以作为找到供体心脏之前的桥接过渡支持手段。 1969年，库利及其同事报告了第一次临时使用全人工心脏（李奥塔设计），使患者过渡到了心脏移植。正是这次手术，引发了库利与德贝齐长达数十年的纷争。这一场纷争，要先从库利与德贝齐的相遇说起。德贝齐在在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杜兰大学医学院高年级期间，他在传奇血管外科医生 Alton Ochsner博士的实验室工作，Ochsner成为指导De Bakey医学事业早期发展的导师，在1932年至1942年间，两人发表了大量科学文章，其中就包括关于肺癌与吸烟之间关系的第一篇论文。我们今天当然都已经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挠，这个结论的揭示过程其实非常艰难，这个故事我们在此且不细讲，各位只要知道德贝齐也是参与揭露吸烟危害的最早期的研究者之一就可以了。 1931年，23岁的德贝齐还在医学院时，就设计了一个用于输血的滚轮泵。这一发明后来成为吉本心肺机的主要部件，他在外科住院医师阶段，还发明了输血针，缝合剪刀和结肠造口的操作钳。 1948年德贝齐到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就任外科主任，负责卫理公会的医院的外科工作。当时的贝勒医学院远没有今天的名气，以至于这家学院最初两次向德贝齐发出邀请都被德贝齐拒绝了。德贝齐就任以后，贝勒医学院的外科事业开始逐渐发展。 195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完成培训的库利也加入了贝勒医学院。这两人度过了一段密切合作比翼齐飞的美好岁月，尤其是在体外循环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德贝齐与库利的贝勒医学院团队，成为继明尼苏达州的柯克林（梅奥医院）和李拉海（明尼苏达大学医院）之后，又一个完善设备技术使心脏手术成为常规手术的团队，他们联手共同开创了许多手术方式。在德贝齐九十多岁时曾接受过一次大手术，而那个又延续了德贝齐几年生命的手术方式，也是他们在这个时期开创的。正所谓合久必分，一山难容二虎，随着库利的进一步成长，两个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多了。 1960年，库利离开了德贝齐所在卫理公会的医院，投奔到了几百码之外的圣卢克医院医院（后来库利在那里建立了德克萨斯心脏研究所，如今这家机构已是举世闻名的心脏医疗中心），另立山头了，但在名义上库利仍然算贝勒医学院的人，行政上仍属德贝齐管辖，因此利奥塔在 1962年关于人工心脏的文章，还是与库利和德贝齐共同署名的。但 1969年发生的事情，让库利与德贝齐彻底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了。四、虽败犹荣，风起于青萍之末随着库利的出走，利奥塔也表现出对德贝齐的不满意，他认为德贝齐在人工心脏方面投入的精力严重不足，制约了这一项目的发展。其实，德贝齐对于人工心脏的人体应用尚有顾虑，他认为现阶段不应急于临床推广。他虽然隐约意识到了库利和利奥塔的野心，但还是没料到他们敢不经学院的允许就擅自迈出人体试验这关键的一步。 1969年3月，库利收治了一位特殊的病人：Haskell Karp，男性， 47 岁，于1969年3月5日因进行性冠状动脉阻塞性心脏病，心肌纤维化及完全性心传导阻滞入院。曾有心肌梗塞病史，并多次因心律失常、充血性心力衰竭及急性心肌缺血住院。心导管证实为广泛弥漫性冠状动脉阻塞性疾病及弥漫性左心室运动障碍、左心室室壁瘤。库利意识到这将是一次风险极高的手术，一旦手术后病人无法脱离心肺机，那么除心脏移植而外，病人根本没有活路，但目前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找到合适的心脏供体，那么在室壁瘤手术之后，心脏移植之前就只能以人工心脏维持生命。于是，库利团队针对这次手术，制订了 A、B两套计划。 Karp夫妇没想到居然要面对这么大的风险，他们开始根本没想到还要进行心脏移植。4月2日，库利让同事拟定了一份针对这次手术的特殊的手术同意书，4月3日下午，库利同Karp夫妇做了详尽的交代，包括室壁瘤术后病人无法脱机，必要时紧急人工心脏植入，以及后续的心脏移植等情况，为了这一线生机，病人及家属均表示同意这个计划。也许是天意如此吧， 1969年4月4日，库利为这位患者行室壁瘤手术后，由于病人的心功能无法恢复，病人果然无法脱机，停掉体外循环的话，病人当即就会死去。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如果是别人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直接走出手术室，对病人家属说，我们尽力了，但很遗憾，我们救不活你的亲人 ……谁又能说什么呢？但库利想到，如果最后博一下，说不定能创造奇迹。于是，一切按计划 B进行。以库利为术者、李奥塔为助手（三助）的手术团队，将一枚人工心脏（李奥塔型）植入了 Karp的体内，植入手术完成后，Karp脱离了体外循环机，但由于当时的人工心脏需要和体外一个很大的控制台相连接，还是会严重限制病人的活动，但有了人工心脏的支持，起码可以让库利团队先喘口气。此即 1969年的那枚人工心脏，现藏于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寻找一枚合适的心脏供体。可到哪去找呢？这又不是到市场买菜，买完就能走。更何况，这枚人工心脏到底能撑多长时间？能不能撑到库利找到供体？留给 Karp的时间还有多少？库利获悉，曼彻斯特一位女病人在被医生宣布脑死亡之后，她的亲属同意捐出心脏以挽救 Karp，库利的同事立即乘飞机到达曼彻斯特，4月6日12点25，他们与这位脑死亡的病人（带呼吸机支持）及她的大女儿一起乘飞机返回休斯顿（当时还没有离体保存供体器官以供远程运输的技术，无法取人心脏于千里之外）。不料，在飞行 90分钟的时候飞机居然出现了故障，只能中途紧急降落，而后又转机再次出发，经过这一折腾，病人的心脏又出现一次骤停，倘若供体的心脏在飞机上就出现了停跳，那么前面的许多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了，非但病人必死无疑，库利的职业生涯也可能从此画上句号。好在经过复苏，心跳又恢复了。与死神的抗争从来都是要历尽九九八十一难的，这枚人类供体心脏的获取过程竟也是如此的险象环生。当这位脑死亡的病人被推进圣卢克医院的手术室，李奥塔设计的那枚人工心脏已经不负众望地对在 Karp的胸腔中进行了64小时的循环支持，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人工心脏植入，实现了预先的桥接过渡目的，为最终的心脏移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费尽这么大周折，当库利为这个病人实施心脏移植之后，病人还是在 32小时之后死去了。尸检结果提示，病人死于假单胞菌导致的肺感染。此期间正在华盛顿国家心脏研究所的会议上的德贝齐，对休斯顿发生的这一切还不知情，当从与会的同道那里了解到库利的这次手术之后，感觉犹如五雷轰顶，气炸了。你们怎么敢瞒着我做这样有违伦理的手术？震惊和尴尬之余，他火速飞回休斯顿开始调查，他认为库利未经学院授权就使用该设备，违反了联邦法规并危及贝勒医学院的管理。 1969年10月14日美国外科医师学会的主席William Longmire(库利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期间的同事、上级医生，他们曾共同参与了布莱洛克主刀的那一次蓝婴手术)对Cooley进行了谴责，负责开展人造心脏的研究的贝勒医学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下令进行调查。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原本在术前同意整个手术计划的 Haskell Karp的遗孀也突然翻脸，将一纸诉状递上法庭，发起医疗事故诉讼，向库利索赔 450万美元。因为这次莽撞的手术，原指望一鸣惊人的库利，一下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如果上述几家机构的调查结果对库利不利，同时再输掉这场诉讼，库利很可能不仅要断送外科生涯，甚至还可能有牢狱之灾。在这十分紧要的关头，库利的前途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贝齐如何在法庭上指证，那么，德贝齐会不会对这位昔日的合作者痛下杀手置之于死地呢？;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243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清晨：人工心脏的故事（1）: fqng1008 2019-10-21 18:04; 2012年我在《心外传奇》的前言中写道： “ 人工心脏的故事完全是在回国以后完成的，但这样的环境让我已经无力将这部分再构建成跟前面一样宏大的篇章了，留下了些许遗憾。 ” 而今，我已经开始重写《心外传奇》，是时候弥补这个遗憾了，今天是人工心脏故事的第一部分。心脏遭遇外伤，可以缝合修补，心脏生而存在畸形，可以矫正重建，传导通路出故障了，可以用心脏起搏器，冠状动脉狭窄了，可以搭桥、支架，瓣膜失去功能了，可以行瓣膜置换，当整个的心脏功能彻底无从挽救了，还可以行心脏移植，心脏外科似乎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任性乃至肆无忌惮的地步了，那么，这个领域的挑战已经到了尽头了吗？远非如此。以美国的数据为例，美国每年有 250000病人因心衰而死，同时更有成千上万的病人由于药物治疗无效而症状逐渐加重，虽然在理论上心脏移植似乎给终末期的心脏病人提供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在现实世界里，所有的资源都是匮乏的，尤其是像人类心脏这么宝贵的资源，相比于不断增多的心衰病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根据2000年的数据，美国每年只有2300个心脏供体，也就是说，更多的病人，只能在地等待移植的过程中绝望而死。面对死神的从容收割，面对心脏移植的杯水车薪之困，人工心脏的思路自然会引起医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虽然体外循环技术的从无到有，扫清了人工心脏这一设想的理论障碍，既然心脏是一个保障血液单向流动的肌肉泵，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要怀疑人工心脏的可行性呢？但理论上的可行，还仅仅是第一步，实践中要遭遇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1979年，中国的体外循环先驱叶椿秀访美，在美国的犹他大学实验室中，科尔夫（Willem Johan Kolff，1911-2009）知道中国学者叶椿秀曾在非常艰苦甚至是基本封闭的环境下研究人工辅助循环，也许是出于鼓励，他从裤袋里拿出一把极为普通、木工所用的瑞士军刀，在叶椿秀眼前晃了晃，并一字一句地说： “我就是用这把刀制作第一个人工心脏的。” Kolff居然把研制人工心脏的过程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不过，他更著名的一句话是：“心脏既然能长出来，就一定能被造出来。” 好一个举重若轻。那么人工心脏究竟是怎样被研制出来的呢？我们不妨从科尔夫的经历来做一番简单的了解。 1970年的科尔夫对于公众来说，人工心脏可能还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不过若要提到人工肾，也即人工血液透析装置，恐怕不知道的人就少之又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项发明皆出自科尔夫之手，科尔夫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般的传奇。生命，是整个宇宙中最为神奇的造物，因此生命存续的每一分钟都无比珍贵，在自然状态下，很多疾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人性命，重要器官的衰竭一度被视为不治之症。有这样一个人，他在童年时目睹过很多病人的死亡，于是他就幻想长大以后能够发明一种机器阻止人的死亡，这样的幻想可能在很多人第一次失去至亲时都会在头脑中一闪而过，但这个人在长大以后，居然把幻想变成了现实，他是科尔夫。一、荷兰岁月，人工肾锋芒初露 1911年2月14日，科尔夫出生于荷兰莱顿，他的家族乃是古代荷兰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雅各布原是一名全科医生，1916年成为结核病疗养院的主任。据说他小时候并不想当医生，因为他在父亲所在的医院里目睹了太多病人的死亡，他不愿看到人们死去。也有人说正是因为科尔夫在少年时，亲眼目睹了父亲救治病人的艰难，所以才想学医以助父亲一臂之力。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后来，我学医、制造医学仪器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们的死亡。” 1930年，他进入莱顿大学学医。莱顿大学是荷兰王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也是最具声望的欧洲大学之一，科尔夫在医学院的 8年里得到了许多名师的指点。1938年他在格罗宁根大学的附属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在Leonard Polak Daniels手下做住院医生。 Daniels是当时西欧著名的医生，以善于激发住院医生的天赋鼓励他们以非常规手段解决医疗问题而著称，这样的言传身教对科尔夫影响巨大，如果说科尔夫日后的巨大成就是一颗参天大树的话，那么也许在此时，这个种子就已经种下了。 1938年10月，科尔夫眼睁睁看着一位叫Jan Bruning的年轻病人在挣扎死去，而他只能和他悲伤的父母一样无计可施，这让科尔夫无比沮丧，明明只要每天在他的血液里清除20克的尿素他就能活下来，为什么我们做不到？科尔夫想，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清除掉在这名患者血液中积聚的有毒废物，他的生命就可以暂时维持，直到肾功能恢复正常了。（这跟 1930年马萨诸塞州的不眠之夜对吉本发明人工心肺机的启示多么地相像！）从此，科尔夫就开始了对人造器官的不懈追求。在 Jan Bruning病死后的几天内，科尔夫一头扎进关于肾衰竭的文献中，在他的导师Daniels教授的支持下，他开始与格罗宁根大学生物化学教授Robert Brinkman博士合作，努力创造肾透析装置来净化血液，以延长肾衰竭患者的生命。不过，这项研究从一开始就让科尔夫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地的医生同行们对这一研究充满了怀疑、蔑视和愤怒，这些庸碌之辈无法想象区区一个科尔夫这样的年轻医生居然可以解决这样的医学难题，就连欧洲和美国顶尖的医学机构都还没能发明出来血液透析装置呢！科尔夫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在肠衣中灌满血液，排出空气，添加肾脏的代谢废物 ——尿素，然后，在盐水槽里快速地摇晃肠衣。由于肠衣的半透膜性质，像尿素这样的小分子可以穿过细胞膜，而较大的血液分子则无法通过。五分钟后，所有的尿素都转移到了盐水中。很难相信，这便是人工肾的最早雏形。到 1939年，科尔夫和Brinkman设计制造了几种类型的人工肾脏，它们在实验室中运行良好，但还不适合给病人使用。 1940年5月10日，荷兰遭到纳粹德国的侵犯，科尔夫的研究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作为一名爱国者，科尔夫不愿与德国人合作，因此他不得不转移到海牙一家医院工作，在艰苦而简陋的环境下，继续进行人工肾的研究。在战争期间，人工肾的研究曾几度中断，因为他同时也在秘密地为荷兰抵抗组织工作，并利用医生身份为部分犹太人提供庇护。在这期间，科尔夫先后断断续续治疗了 16位肾衰的病人，由于早期版本的人工肾性能尚不可靠，空气栓塞、肠衣破裂漏血等问题还时有发生，这16位病人都没有活下来。 1945年9月，一位名叫Sofia Schafstadt的67岁女病人被家人带来找科尔夫求治，在当时所有的措施都已治疗罔效的情况下，她已出现肾衰和败血症，进入昏迷状态，其他医生判断，也许只有几个小时的生命了。此时，距离科尔夫第 16次应用人工肾治疗肾衰失败才过去14个月，也就是说，科尔夫已经历了十六连败。这位如此危重的病人又将是什么结局呢？Sofia的家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科尔夫，同意科尔夫使用这个性能还不稳定的人工肾挽救他们的母亲。整个透析过程，科尔夫几乎没有离开病人的床边，经过一整晚的折腾，人工肾从 Sofia的体内清除了60克的尿素，次日下午，病人从昏迷中醒转，几个小时后她的肾脏开始排尿，几天后她的肾功能已奇迹般地恢复到接近正常。类似的治疗和转归在今天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当时，这就是魔法般的医学奇迹，消息传开，惊得昔日那些质疑者瞠目结舌。当年的人工肾透析装置这位历史上第一个经由人工透析救治成功的人，又侥幸多活了七年。其实在为她救治时，科尔夫还顶着另外的压力，因为在德国侵占荷兰期间，她是一位纳粹合作者，用我们熟悉的语境来说，她是一位 “荷奸”。战后的荷兰人自然会把对纳粹者的愤怒转移到这些合作者身上，在科尔夫决定为其治疗时，有人曾劝他说： “不如让这个作恶多端的女人死掉算了，为什么要救她？”作为一名荷兰人，当强敌入侵时，科尔夫选择不合作；但作为一名医生，他却会认真对待每一名患者。他说：“任何医生都没有权力决定他的病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而今，人工透析技术已经成为了挽救肾衰竭病人的常规手段，数以千万计病人的生命因之得到了延续。毫无疑问，仅凭此一项功绩，科尔夫亦足以不朽。然而他的成就却未止于此，或者说，他的辉煌才刚刚开始。科尔夫早期的经历除了人工肾之外，他还在海牙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血库，这个血库至今仍在使用，因为这个创举，他后来还获得了红十字会颁发的 Karl Landsteiner奖章。除了医学方面的贡献之外，他还在欧洲最黑暗的时刻救助藏匿了从纳粹集中营逃到他们医院的八百多人，真可谓侠肝义胆功德无量。 1947年科尔夫受邀赴美东海岸各州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演讲，1948年科尔夫第二次赴美接受Amory奖，这一奖项代表着美国学术界对科学与艺术成就的最高认可。这一年，他还去费城杰斐逊医学院拜访了正在研究人工心肺机的吉本，那时吉本已经在体外循环领域奋战了 17年，距离吉本第一次成功地应用心肺机进行房间隔手术还有6年。吉本的研究工作给了科尔夫以极大的启发，隐约萌生了设计制造人工心脏的想法。这两次美国之行，让科尔夫眼界大开。在荷兰，没有工业体系资助科学研究，而在美国，这是常态。另外，在美国一个医学研究者可以专心全职地在大学做教学和研究，不需要再通过行医治病来养家糊口。 1949年春，科尔夫接到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邀请，希望他能在这里做专职的医学实验研究，次年三月，科尔夫抵达美国，在这里他将走向人生和研究事业的巅峰。二、初到美国，让心跳暂停在克利夫兰，科尔夫与 Frank Mason Sones、Donald Effler*进行了很多合作，为克利夫兰设计了第一个可供临床使用的人工心肺机。为了解决心脏手术时心脏还有跳动这个问题，科尔夫通过文献复习发现，英国学者 Donald Melrose曾报道过将柠檬酸钾注射进冠状动脉可以使心脏停跳，科尔夫等人重复了这一研究，并设计了可以人的心脏在手术时停跳并在术后恢复跳动的方法。 1956年3月17日，由Effler主刀为一个17月大的患儿进行房间隔缺损修补的手术，科尔夫负责体外循环，这是克利夫兰医院第一次使用科尔夫设计的膜式氧和器的体外循环机进行心脏手术，也是医学史上第一次实现使用柠檬酸钾让心脏停跳再复跳。这个患儿术后恢复顺利，15天后出院。自此，克利夫兰医院开始在心脏病的治疗方面名声渐起，后来又由于阿根廷医生 René Gerónimo Favaloro *的加入，使这家医院在心肌血运重建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仅仅数年之间，克利夫兰医院就由一所小型的私人医院成长为举世知名的心脏医疗中心，而今这家医院每年进行的心脏手术达数千例。科尔夫逐渐成为一颗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世界各地有许多心怀抱负的研究者来到他的门下学习，结果，科尔夫实验室原本南腔北调的英语，最后统统变成了荷兰口音的英语。 1955年春天，美国成立了人工器官协会，科尔夫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在美国仅仅5年的时间，科尔夫就强龙压死地头蛇，坐上了全美人工器官领域的第一把交椅。在这次会议里，大家主要讨论了人工肾透析，体外循环等热门话题，像人工心脏之类的想法，只有科尔夫等少数与会者有所提及。在当时，人们在内心深处还残留有关于心脏的敬畏，哪怕是对一个濒死于心衰的病人，那么也许最好的结局就让他自然死去。用人工心脏来延续他的生命，岂不是僭越上帝的角色？但此时正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科尔夫，已暗暗下定决心要以毕生之力去挑战这一无比艰难的任务：造出人工心脏，挽救心衰病人。 1957年，科尔夫和一位35岁的日本研究者Tetsuzu Akutsu合作，用了6个月几乎全天候的努力，开发出一种有4个腔室的人工心脏，该装置通过使用循环液压产生脉动血流，这个版本的人工心脏从外观上看起来很像人的心脏。 Kolff-Akutsu Heart 1957年12月12日，他们将一条实验犬麻醉后连上体外循环机，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将这枚人工心脏植入实验犬的体内，当体外循环终止之后，人工心脏继续维持了90分钟的血液循环。四个月后，科尔夫和 Akutsa在美国人工器官协会的第四次会议上报告了这次试验。与会的同道们对这一试验大都持审慎的态度，但有些人已经在几个月后也加入到人工心脏研究的大军中来了，在美国之外，也有一些团队做了一些尝试。 Tetsuzo Akutsu 比如阿根廷医生多明戈 ·桑托·李奥塔（Domingo Santo Liotta，1924—）在法国里昂完成外科方面的训练之后，就对人工心脏研究产生了兴趣，1958年，他回到阿根廷之后，就在科尔多瓦国立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团队，他和自己的兄弟Salvador还有一位意大利退休工程师Thomas Taliani制造了早期的人工心脏，并利用狗和小牛做了数百次实验，实验结果在当时看来非常乐观，因此，学院的院长就建议李奥塔将自己的研究在美国人工器官学会的会议上发表。 Domingo Santo Liotta 当李奥塔带着自己的论文出现在大西洋城的会议时，科尔夫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必将会在这一领域有所成就，于是便极力邀请他来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科尔夫最终成功地将李奥塔招至自己麾下， 1961年，他们即报告了在狗体内植入人工心脏的实验结果，利奥塔由此在美国的学术圈崭露头角。其后，利奥塔又先后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麦克 ·埃利斯·德贝奇和丹顿·阿瑟·库利合作，继续在人工心脏的研究领域披荆斩棘。但利奥塔的这段脚踩两只船的研究经历，也间接引发了现代医学史上一场著名的纷争。德贝齐（ 1908-2008）与库利（1920-2016）两位当时可称是最优秀的心脏外科医生，从昔日亲密的合作者，变成近 40年一句话不说的死对头…… 长缨在手，敢缚苍龙，各位读者能猜出来这幅图表现的是哪个器官或手术吗？;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2495 次阅读|0 个评论

《集币世家的传奇故事》提要: 黄安年 2013-2-25 06:43; 《集币世家的传奇故事》提要黄安年辑黄安年的博客 / 2013 年 2 月 25 日发布书名：《集币世家的传奇故事》作者：李成志出版社：团结出版社责任编辑 : 谭捷策划编辑 : 赵敏装帧设计：张建军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印刷：北京市德美印刷厂开本： 880X 1230 1/32 印张： 32 字数： 86000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一版印次：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定价；本册 16 元书号： ISBN 978-7-80214-289-3/G · 385 照片 10 张是该书的影印版。舒乙在为该书序中写道 :“ 李成志是古钱币专家 ” 这本书是“关于古钱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开先河之作，因为长篇小说中到目前为止换没有关于钱币的，它是第一部。”; 个人分类: 书目提要评论(07-11)|2644 次阅读|0 个评论

三言: 热度 1 vatang 2011-9-30 12:38; 近两日看三言，幸福指数倍增。我们的认识是需要参照的，参照系不同，你认知的结论就可能截然不同。我常自诩为末班车大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赶上末班车的人，相对于车上的人来说是不幸，相对于车下的人而言，又是万幸。虽然我们不幸生在了中国，横向比较，无论美国日本欧盟，我们都是凄凄惨惨戚戚，但纵向比较，看看中国历史长河里老百姓那种生活状态，竟真能知足…… 尽管不能常乐！三言里讲了好多老百姓的传奇故事，因为有“传奇”，结局都很完满。主人公不是发家致富，就是金榜题名，要么就是飞升极乐。我觉得古人对幸福的追求很单纯，只有三样：钱，权，仙。所有的故事作者都在宣扬说教一个道理：只要你遵循社会公德（此公德非此时公德），你就会有改变命运的好回报，或富，或仕，或仙。今生不报，来生必报。假如我是一个笃信轮回的人，作者几乎就把我给骗过了，每个结局都很圆满，天理昭彰，善恶分明，神目如炬，明镜高悬。但经过国家这么多年的培训教育，我是个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所以抛开这些故事里的“传奇”部分，骤然发现，这所有的故事，都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天恶地恶人更恶，处处无情加冷漠。如果没有虚构的神鬼传奇，如果没有轮回业报的信仰，我还真不知道草民的生活如何延续。希望是前行的动力，没有希望，如何走这漫漫长途。鲁迅斥责国民的阿Q状态，并曾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勇士少，真的勇士更是凤毛麟角，不做阿Q，日子怎么过？天不生阿Q，万古如长夜。万古本来就是长夜，只有内心真正强大的人，才敢走夜路。阿Q精神的最大的坏处，大概就是因为自我欺骗的惯性，把本来能成为真正的勇士的机会给掐灭了。但培养真正的勇士，必然又是一场血淋淋的筛选。而最大的嘲讽有可能是世上本没有真的勇士，阿Q太多了，慢慢才显出一些所谓的勇士。读完三言，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要相信冤孽宿债，也更理解了什么叫“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原来我们的生活都是需要解释的，解释不明白，就会有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就像三言里的故事，主人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痛折磨，总要有疑问：为什么我的命就那么苦？说不清楚就纠结的要死要活。于是就有冯梦龙这样的作者给他们解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有因果报应，有冤孽宿债，前生做了孽，今生要招报。这解释只需要合情，不需要合理，毕竟SB的人生不需要讲理，只需要解释。; 2364 次阅读|1 个评论

成长的烦恼-你所不知道的卡扎菲: 冯用军 2011-3-27 15:11; 利比亚的内战，西方联军的空袭，还有那些关于卡扎菲的“边角新闻”，遥远的地中海国度出现的战火强烈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卡扎菲的“生死”似乎也在进一步诱惑着我们的猎奇心理。 “石油阴谋论”和“政治阴谋论”不断刺激着我们的敏感神经，所有的中国人更多的关注的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具体说来，如果仅仅是一夜醒来之后，我们再去同样一个加油站的时候，计价牌上的数字会不会又向上爬升了好几格。然而今天，我不想带领大家继续玩这种“数字游戏”，就像股市的阴晴不定一样，利比亚的政治游戏中最有趣味的地方在于卡扎菲本人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与西方世界的“爱恨情仇”。一个执掌着利比亚的国家权力长达数十年的铁杆人物，一个曾经无数次成为西方的眼中钉，转而又无数次成为欧洲和白宫座上宾的传奇人物，这本身就是“利比亚故事”最大的看点相信大多数人都对这个喝着骆驼奶，住着帐篷的“平民总统”十分的好奇。这个来自利比亚民间底层，没有任何贵族血统，甚至连学历都“非常特殊”的穷家小子一跃成为“2011年度全球战略风云人物”（这是我自己给卡扎菲封的称号，相信他本人得知这个异域殊荣之后，应该不会对此有太大的意见），这到底是利比亚的特殊性，还是卡扎菲本人的特殊性？卡扎菲的成长经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在北非的去殖民化浪潮的推动下，昏庸的国王和那些同样遭人唾弃的军政分子，以及愤怒的民众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尉级军官通过自己雄辩的口才，迅速的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更多的打下了“卡扎菲的烙印”，这个国家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却也拥有最为“专制的统治方式”，卡扎菲的一句话可以迅速的改变利比亚在全球的形象——利比亚要么是遭人唾弃的恐怖主义滋生地，要么一夜之间变成全球反恐最为得力的战斗堡垒。卡扎菲可以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决定着利比亚的地缘归属，利比亚曾经一度在阿拉伯世界里拥有极高的威望，因为相比那些“自私自利”的“伪君子国家”，利比亚对于巴勒斯坦兄弟无私而坚决的帮助，一度让利比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然而，同样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当阿拉法特和拉宾握手的那一刻，卡扎菲可以迅速变脸，撇下整个阿拉伯世界，将利比亚融入到非洲的政治版图中来，事实上卡扎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卡扎菲性格上的奇特可以说举世无双，如果硬要在全球范围内找一个跟卡扎菲性格相近的政治人物，那么就只能是委瑞内拉总统查韦斯了。这两个人的性格还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是凭借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指导夺得国家政权，同样是能说善辩，同样是喜欢在全球“拉帮结派”，同样是依靠着石油财富牢牢的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卡扎菲的能源牌主要是针对的是中西欧国家，而查韦斯的石油武器则主要用在美国身上，同样是分分合合的战略游戏，这两人身上的共同点可以让我们清晰的了解这些政治人物在未来到底在哪里？查韦斯既没有被国内的反对派拉下台，也没有被美国“斩草除根”，我们同样以此类推的判断卡扎菲的命运恐怕不会是“第二个米洛舍维奇”。奥巴马既然当着全球的面拍胸脯保证，美国并不想要卡扎菲的性命，那么卡扎菲自然也不会成为“第二个萨达姆”，利比亚国内的反对派对外宣称只想将卡扎菲送上审判台，而不想让其“死于非命”这样简单。如此看来，西方的空袭顶多是做做样子，吓一吓这个总是“自以为是”的“疯子”。而事实上，卡扎菲在政治上绝对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吃硬不吃软”已经屡次在卡扎菲身上得到了印证。当年洛克比空难之后，面对西方世界的舆论轰炸，卡扎菲俨然成为了一个“在舌尖上跳舞的斗士”，任何的指责对于卡扎菲来说都是不屑一顾的。而当美国真的让萨达姆成为阶下囚的时候，卡扎菲立刻慌了手脚，他迅速的和核武器“划清界限”，还主动对英国进行空难赔偿，这无疑说明，相比于卡扎菲的商业头脑，卡扎菲的政治勇气显然不如“萨达姆兄弟”。需要说明的是，从卡扎菲的性格分析看来，我更倾向定义其为“政治商人”，既然是商人，那么自然是和气生财，因此再要有人说，有人会对卡扎菲痛下“杀手”，我都会对此嗤之以鼻。有谁会在生意场上绑架杀人呢，除非这人是强盗，目前看来，英法还不具备“强盗的潜质”，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在拿到钱之后再“毁尸灭迹”，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http://www.gf.com.cn/cms/newsContent.jsp?docId=790442 核心提示：卡扎菲的童年是在故乡的戈壁沙漠和帐篷中度过的。艰苦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卡扎菲靠父亲的放牧所得为生，生活非常简朴，有人说卡扎菲是靠喝骆驼奶、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转，并逐渐帮双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本文摘自《中东风云人物》作者：时延春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卡扎菲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也是非洲、中东地区极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世人对他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利比亚人对他顶礼膜拜，尊崇至极，称他为导师、统帅、领袖、革命志士、伟大骑士、“九·一”革命领导人、利比亚救世主、“世界第三理论”奠基人、“绿色革命”旗手、民众国创始人、沙漠雄狮、阿拉伯雄鹰、非洲勇士、伊斯兰圣徒、穆斯林革命家等等，不一而足。有的西方国家骂他是“恐怖公司”老板、“魔鬼”，美国骂他是“无赖国家”头目。当年利比亚与埃及互相攻击时，卡扎菲骂萨达特是“叛徒”，萨达特则骂卡扎菲是“疯子”。还有人称他为“不定向导弹”。尽管世人对他毁誉不一，褒贬迥异，但在国际政坛上，他被公认为是一位谜一般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会见，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他访华的接待工作，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1992—1995年，我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担任政务参赞，曾数次见到他，并通过新闻媒体关注他的活动，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在中国人中，我是与他直接交往较多的人物之一。卡扎菲的成长卡扎菲全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1942年生于利比亚海滨城市锡尔特以南30公里一个贝都因牧民家庭，卡达法部落人。卡达法部落是个小部落，部落人家散居在戈壁沙漠中。这是一片灰色的原野，既有岩石也有灌木丛。该部落居民多为贝都因人，以放牧骆驼和牛羊为主，居住在一个个帐篷中。卡达法部落的称谓系由柏柏尔文字转化而来，这有其历史背景。柏柏尔人为利比亚土著民族。但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进入利比亚战胜柏柏尔人后，带来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后来，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逐渐相互同化、相互融合在一起。卡达法的名称就是阿拉伯文和柏柏尔文融合的产物，卡达法部落中的部落民也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混杂繁衍的产物。据史料记载，征服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多来自也门，他们中的一部分官兵在利比亚定居下来，其中有的人就辗转到锡尔特以南地区，逐渐形成卡达法部落。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就曾听过卡扎菲在一次报告中提到此事。他说，假如利比亚一切水源枯竭，我将回到也门去。我也曾问过卡达法部落的人和利比亚学者，他们均称卡达法部落的根在也门。卡扎菲的父亲叫穆罕默德，其母叫阿依莎，两人都是贫穷的贝都因人，也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卡扎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而且是惟一的男孩。尽管家中贫寒，但卡扎菲从小就受到家人的宠爱。卡扎菲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死于癌症，另一个姐姐与当地人结婚，第三个姐姐嫁给了麦萨奥德·哈费兹，此人后来曾担任过费赞省的总督。卡扎菲的童年是在故乡的戈壁沙漠和帐篷中度过的。艰苦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卡扎菲靠父亲的放牧所得为生，生活非常简朴，有人说卡扎菲是靠喝骆驼奶、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转，并逐渐帮双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艰苦环境中的部落生活显得十分枯燥无味，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童年时代的卡扎菲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大人讲故事。卡扎菲的双亲和邻居经常给卡扎菲及其小伙伴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包括贝都因人的传统，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发展，利比亚的历史，外国对利比亚的入侵，阿拉伯和利比亚出现的英雄人物，部落中的轶事趣谈，孩子们爱听的神话故事等。利比亚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的动人故事深深打动了卡扎菲的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意大利于1912年10月占领利比亚，取代土耳其控制利比亚，并将利比亚变为意大利的殖民地，激起利比亚人民的反抗。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目墨索里尼上台后，提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纲领，向利比亚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图全面控制利比亚。利比亚人民为反对意大利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其中以奥马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游击队最为驰名。奥马尔·穆赫塔尔原为一名中学教员，在利比亚人民反意斗争的浪潮推动下，他弃教从戎参加了武装斗争。他在战斗中成长，成为由数千人组成的游击队武装的领导人。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游牧民，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屡屡重创意大利殖民军。意大利殖民军采取铁血政策，残酷镇压利比亚游击队，致使利比亚游击队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利比亚民族主义领导人陆续遭杀害或被俘。奥马尔·穆赫塔尔在困境中坚持斗争。1931年9月11日他在绿山地区的一次战斗中落马倒地，陷入敌军重围，负伤被俘。他在敌牢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在两万多名利比亚群众面前被意大利法西斯处以绞刑。奥马尔·穆赫塔尔被利比亚人民视为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卡扎菲从小就对他崇拜不已，矢志长大后做一个奥马尔·穆赫塔尔式的人物。卡扎菲长到入学年龄时，尽管家境贫寒，但他父亲还是决定送他上学读书。卡扎菲进入锡尔特一所小学学习，当时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而且又是贝都因人，城里的孩子都称他为乡巴佬。他从上学一开始就感到了压力，但他将这种压力变为动力。他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利比亚是伊斯兰国家，星期五作为周休日。每星期四放学后，卡扎菲步行约30公里回家，星期五下午又返回锡尔特。他在往返途中要穿过沙漠地区。这种长途跋涉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体魄。卡扎菲14岁时，他们一家人迁到西南部的费赞省塞卜哈居住。他父亲为当地部落酋长看护财产，他们一家住在塞卜哈城外两英里远的一处小房子里。卡扎菲进入塞卜哈中学读书。中学阶段是卡扎菲成长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广泛阅读报刊，收听埃及电台“开罗之音”广播，努力增加对外界的了解，深入思考和探索一些重大问题。在这期间，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演讲及其名著《革命哲学》，尤其是纳赛尔关于“自由军官组织”的论述深深镌刻在卡扎菲的脑海中，使卡扎菲在发动革命问题上学到了第一课。卡扎菲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为一位雄辩滔滔的鼓动者和学生领袖。他曾秘密组织学生团体，企图暗杀利比亚国王，并曾组织过支持埃及和纳赛尔总统反对以色列的示威游行。1961年10月，卡扎菲因组织反对解散埃及与叙利亚联盟的示威游行而被开除学籍。1961—1963年，卡扎菲转入利比亚沿海城市米苏腊塔高中部学习。他在这一阶段积极开展地下活动，精心筹建地下组织。他对参加该组织的成员提出的要求是：努力学习，按时祈祷，不许饮酒，不准打牌，不玩女人。中学时代的卡扎菲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在纳赛尔《革命哲学》的影响下，卡扎菲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决定走从军之路。1963年，他进入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4年，他在军队中建立自由军官组织这一秘密团体，着手策划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统治。1965年，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获少尉军衔。1966年，他到英国比肯斯菲尔德装甲兵无线电通讯学校受训，学习装甲车的维修、信号和射击技术。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上尉军官。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利比亚政府决定派卡扎菲带领一支先遣队前去支援埃及。但这场战争仅打了6天，卡扎菲一行刚到达利比亚、埃及边境，战争就停止了，卡扎菲决定返回。这场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利比亚人民对伊德里斯王朝的腐朽统治更加不满，人心思变。卡扎菲强烈意识到，在利比亚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他决心加快采取行动的步伐。 1968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急剧恶化。80岁高龄的伊德里斯国王多病缠身，无力理政，曾提出退位想法，但宫廷幕僚们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继任人选为由，将其挽留在国王宝座上。宫廷大臣、军政高级官员借此机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怨声载道。当时的利比亚政局就像一堆干柴一样，一点即燃。利比亚各派政治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伊德里斯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政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据有关方面透露，当时至少有四个政治集团曾有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图谋。第一个集团是包括前首相巴库什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军官集团，这个集团谋划过接管政权的计划，但因内部分歧而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第二个集团是以军队参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勒希为首的王室力量，他们企图获得国王首肯体面接管政权，如此招不成再采取行动。由于国王迟迟未公开表态，他们贻误了行动时机。第三个集团是以军队一名上校为首的军官集团，据说该集团得到伊拉克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采取行动。第四个集团便是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名不见经传，但为发动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卡扎菲所依靠的是两个支部的骨干力量。他在塞卜哈学习时，与阿卜杜·萨拉姆·贾卢德一道创立了第一支部，此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支部，统称“第一支部”系统。在此基础上，卡扎菲号召支部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创立自己的学习支部，称之为“第二支部”。按照卡扎菲亲自制定的条例，各个支部的成员彼此要互不相识；参加第二支部的成员需要卡扎菲亲自逐一审批。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学习后，又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他还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外围组织，即民间组织，在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和文职人员中吸收民间组织的成员。卡扎菲在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时，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成员。他对发展对象逐个进行考察，搜集他们的材料，逐个审批。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在深夜开会。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的地方开会，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们决定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等。 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权情报部门随时都可能侦破自由军官组织的计划，逮捕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名为“耶路撒冷行动”的军事政变。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第一，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歌手，在全体阿拉伯人看来，她是位音乐天才，是位传奇人物，颇受欢迎和尊重。在这一天晚上举事是一件极不得体的事，也是对乌姆·库尔舒姆极不尊重的事。第二，乌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第三，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的王室政权高级人物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按照惯例，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卡扎菲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推迟举事日期。卡扎菲把发动政变的日期改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在这一天驾临班加西，王室和军队加强了警卫工作，从而增加了发动政变的困难。卡扎菲决定第二次推迟发动政变的时间，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密。此外，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给他们的活动带来不测因素。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领袖召到希腊首都雅典，交给他们一封信件，宣布退位。这一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利比亚形势更加混乱，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卡扎菲了解到，军队参谋长沙勒希兄弟领导的宫廷集团准备在9月4日之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的黎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政变前，卡扎菲对王室的军力部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强，因为国王卫队就驻扎在这里。这支卫队通常被称为昔兰尼加卫队，对国王忠贞不贰，且装备精良，能否顺利解决这支卫队便成为整个政变计划成败的关键。为此，卡扎菲决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萨·艾哈迈德突袭昔兰尼加卫队，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鲁比占领贝卡军营和广播电台。他派贾卢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动。此外，他还派自由军官组织的其他成员分赴其他地区同时分头行动。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卡扎菲采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仅在突袭昔兰尼加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穆萨·艾哈迈德率领的一队人马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卫队岗哨的武装，占领了军营。双方在一阵对射中，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卫队司令在家中被擒，成为俘虏。其他地区的政变行动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名单上的宫廷要员和军政高官基本上被拘捕。王储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他于次日被捕后，立即表示效忠新政权。 1969年9月1日清晨6时，的黎波里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表明政变已经取得完全成功。6时30分，卡扎菲在班加西广播电台发布政变成功后的第一号公报。自由军官组织事前未曾想到准备公报，卡扎菲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取来一张纸，仓促写了公报提纲，其他内容是他在电台广播时即席加上的。卡扎菲在公报中说：“伟大的利比亚人民，为了履行你们的自由意志，实现你们崇高的愿望，诚挚地响应你们不断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为之而奋斗的渴望，倾听你们对发动革命和起义的激励，你们的武装部队已采取行动，推翻了反动、落后和腐朽的制度。这个腐朽的制度令人作呕和恐惧。你们英雄的军队一举摧毁了这些偶像，从而结束了漫漫长夜，即从土耳其的统治到意大利的暴虐，然后是反动政权的时代，这是贪污腐败、裙带关系、背信卖国的时代。”卡扎菲宣布，一个新的利比亚诞生了，这是一个拥有主权的自由共和国，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出于安全和稳定政局的考虑，在政变成功后一周左右，卡扎菲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宣布自由军官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名字。一周以后，利比亚公布了由12人组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此后，卡扎菲及其政变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这场政变被称为“九·一”革命。; 个人分类: 《最文学》杂志|203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钱伟长与蒋南翔: 热度 2 luoc 2011-2-27 22:18; 声明：本博主不对文章中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作者观点并不等同于博主观点。供大家参考。作者：羊羽　　钱伟长一生，离不开蒋南翔。如果没有蒋南翔，钱伟长一生会少了许多蕴含辛酸的传奇故事：穿着周总理的鞋出访美国;56岁的科学家当上炉前工; 国家科学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变成技术革新能手;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设计了大型水压机和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中国唯一一位终身任职的大学校长;未读大学的高中毕业儿子成为中国顶级数码影像权威……. 　　钱伟长与蒋南翔天生有缘。　　他们是江苏同乡。一个1912年出生在无锡，一个1913年出生在宜兴。　　他们是清华校友。在同饮太湖水19年后，又相跟着于1931年和1932年考入清华，假如不是钱伟长一报到就转读物理系，二位还会在同一个文学系里攻读学业。　　他们都是“一二九”热血青年。1936年，共产党员蒋南翔撰写了那句已被历史记载的人们熟知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宣传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钱伟长则身体力行，与20多名清华同学组成自行车队奔赴南京，沿路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在随后的年月里，他两虽一个投身革命，辗转全国，成为青年工作的领导者;一个科学救国，远渡北美，成为享誉全球的力学家。但献身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共同理想，使他两在10多年后，一个放弃有望进入中共领导层的青年团要职，一个舍弃海外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异途同归清华服务于母校。 1952年10月钱伟长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教务长，1个月后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两个热血校友共聚母校，本应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好搭档，把清华这所众望所归的教育圣殿，掌管得有声有色。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他们再度相聚于清华园的4年后，双方爆发了一场关于教育体制的龙虎之争。争论的结果大家已知，不仅钱伟长蒙受22年苦难，也使得他们共同珍爱的母校和中国教育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致在过了50年、国家大发展后，还会有难解的针对教育的“钱学森之问”问世! 　　那场争论的焦点是清华大学的培养目标问题。　　蒋南翔的观点十分清楚：清华培养的应是工程师。他说：　　“现在清华大学必须解决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大批地培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政治质量的新工程师的实际经验。” 、 “清华过去的工科毕业生并不能马上担负工程师的工作，一般只能当技术员或见习技术员。今后我们不能再满足于过去的水平或仅仅比过去稍高一点的水平，而是要把学生的业务、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提高到清华毕业生都能担任独立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工程师的任务。” 　　这里，蒋南翔就“工程师”的规格明确了两点：不当技术员或稍高一点的技术岗位;能独立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也就是说，清华毕业生来到工作岗位之日，就能胜任工程师的工作。　　为了达到培养高水平工程师的目标，只能穷尽可能地将专业划分得细而又细，进而在专业的基础上，再划分专门化;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将专业课程设置得完备再完备;只能是包罗万象地将工程师工作所急需的招数、技能传授得无一遗漏。如此这般的后果，使学生不堪负重，教师不堪负荷，基础课被挤占，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基础单薄。　　新中国的清华，不只是一所大学，它是新中国工科大学的标杆，它的办学模式指导全国。于是当时，一股否定欧美式教育制度而移植苏联教育模式的大规模院系调整在全国铺开。钢铁学院，冶金学院，地质学院，航空学院，铁道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土建学院、粮食学院等苏式单科性专业学院纷纷脱离原隶属的综合性大学独立。　　钱伟长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4年，加州理工成功的理工合一的教育体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针对理工分家、专业过细、知识狭窄、忽视基础、知识单薄、课程繁重的事实，钱伟长对蒋南翔的办学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说：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但高等工业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做好准备。” 　　“坚决贯彻‘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原则，把学习时数大大削减，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削减和合并专业课，取消专门化设置……从各方面来为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创造条件。” 　　“必须下定决心加强基础课……基础课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基础打结实了，可以‘举一反三’……应当合并(基础)课程类型，应当让最有经验的教师来教基础课。” 　　显然，五十多年前发生在清华园里的这场龙虎斗，不是口号之争，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关系着如何培养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亘古以来的国之要务。　　1957年1月23日，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转载了《光明日报》题为《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采访报道，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有两点甚是触目：　　其一、《编者按》说：“这篇谈话，是钱伟长同志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发表之前也未经他本人审阅，所以还不能精确地表达他的见解”。　　众所周知，当时的钱伟长，是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28种职衔的公众人物。作为清华大学校刊的《新清华》，竟然把自己的教务长、副校长涉及“高等工业教育的根本问题”的、而且是“不能精确地表达他的见解”的意见公诸于众，并且号召全校教师就此 “百家争鸣”，岂不太过着急? 　　其二、《编者按》说：“钱伟长同志提出了一些高等工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如对过去教学改革的估计”。　　详读钱伟长的那篇访谈，除了“培养工程师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一结论性意见外，其余文字，尽皆“专业”、“学时”、“基础课”、“专业课”、 “实验课”等等，有的还十分具体甚至琐碎，全然没有对教学改革作抽象的评价;其文字立意，也都是在这些技术层面上，根本无法解读出“教学改革的估计”这类更高层面上的含义。　　经历了1955年的那场震颤人心的反胡风运动，人们对报刊的“编者按”都异乎寻常地在意。《新清华》作为校刊，其《编者按》不仅引人注目，其效应，用轰动乃至爆炸来形容都不过分。特别是当期《新清华》配发的一篇文章—《机械制造系教研组主任座谈的意见》，更令人望而生畏。这篇文章的篇幅一倍于对钱伟长的访谈，文中几乎将随后许多年里司空见惯的上纲上线大批判手法尽皆用上。现录2句：　　“按国家的需要有计划地培养出大量能迅速担负起实际工作的工程师，正是苏联教育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最根本的一点”; 　　“我们坚决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这是正确的道路，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注意，谁对培养工程师的目标说三道四，则是反对学习苏联和回归资本主义! 姓社还是姓资，在当年可是严重的两条道路斗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就是反对和防止复辟资本主义。　　敏感的清华人从1957年1月23日的《新清华》嗅到气息：分歧已久的蒋校长对钱副校长开始发招了! 　　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首先取决于当事各方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事人各自的性格特点，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事态的发展。钱伟长的少年气盛、词锋犀利、快人快语和蒋南翔的执意执著，催化了这场争斗的进程。　　关于钱伟长的性格特点，从两位长者的日记中，可以找寻到蛛丝马迹。1946年9月梅贻琦自重庆飞抵北平，住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见了许多清华校友，其中于10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晚饭李剑秋备馔，仍在何(汝楫)家，马约翰偕其二女已搬住校内，相见甚欢。钱伟长似颇能饮，但稍嫌少年气盛耳。”另一则，是浦江清教授1949年1月17日的日记，其中有这样的文字：“下午出席教授会……钱伟长提出责询学校美金账目……词锋犀利，冯公 (冯友兰，时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大窘。” 　　正是这样的“少年气盛”、“词锋犀利”，使得钱伟长在蒋南翔的发招面前没有三缄其口。蒋南翔发招不久，钱伟长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就见于《人民日报》第6版。钱伟长接招了! 　　在这篇文章里，钱伟长提出：假如将工程师定为高等工业学校的五年培养目标，则必然导致“四过”与“四不”诸弊端。“四过”者：目标过高，课时过多，专业过细，负担过重;“四不”者，基础不牢，能力不强，就业不易，效率不高。因此，钱伟长肯定地说：“工程师是我们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方向，但是不能作为五年的培养目标。” 　　钱伟长在文章里还写道： “国家是不是要求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出门就当工程师呢?显然并不是这样。”这岂不是把蒋南翔培养工程师的苦心孤诣指称为自作多情? 　　相对钱伟长的快人快语，蒋南翔的执意执著更为深沉。蒋南翔主政清华园后，对身边的校级领导经常发出这样的警示语：要有政权意识。自然，不能由此推论蒋南翔要把校务与政权相等同，但仅仅“意识”两字，在当时恐怕已经是领导潮流的了。政权者，阶级统治，阶级压迫也。政权的得来，靠的是艰苦卓绝的斗争，是浴血奋战的牺牲，是枪杆子对枪杆子的撞击，是处心积虑与处心积虑的周旋……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蒋南翔，受命执掌清华之后很快提炼出这样的警句，他强烈的责任心与誓在必胜的使命感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1953年3月2日，到校仅仅3个月的蒋南翔，就对清华大学全体教师党团员讲了一次话，这次讲话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校长的治校宗旨，当然也决定了清华以政治为主体的办学风格。在讲话中蒋南翔处处突出政治解剖了清华物理学教学大纲的缺陷：“这个大纲一方面在量上与我们的学制不适应— 太多。另一方面，在质上，又减去了物理学的重要部分—列宁对于唯心论的批判。”针对清华教授在学习苏联中作表面文章的现象，蒋南翔说：“过去张之洞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孔孟之道是世界无双的……现在教授中，有类似的情形：‘以英美为体，苏联为用’。他们不动自己的旧体系……”言简意赅，寥寥数语，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蒋南翔进一步教导道：“一方面离不开他们，这要团结;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来教育学生，这要斗争。放弃了斗争，即离开了党的路线。” 　　远者，高屋建瓴。出于对母校的认识，蒋南翔深知，要完成对她的改造，最可靠的保证在于自己培养的新生代的出现。于是果断地提出两大方针：“留成绩最好的同学作助教……把业务好、政治好的党团员留下……使新生力量成长起来”，“成立政治辅导处……辅导员要抽调成绩最好的同学担任”。　　1956年5月清华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蒋南翔的发言里有这样一段：“我们学校好比一艘大船，它已经走完了第一个航程，开始转入另一个陌生的新航程;而此时风浪很大，航线要摸索，船的发动机又出了故障，于是使人感到‘茫然’、‘模糊’、‘动荡’、‘前进迟缓’……在这种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这时必须更加坚定我们前进方向的正确，动员一切力量，发扬谦虚谨慎和坚韧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这个方向而奋斗。”这一发言透露了蒋南翔的坚定、坚强和艰辛。必须注意的是，这次代表大会的成果对于清华今后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蒋南翔被选举为党委书记，清华的领导体制自此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钱伟长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对手。现在无法判断，钱伟长是否属于蒋南翔所指的“出了故障的发动机”。钱伟长时任教务长，是校务委员会和校务行政会议成员，算作发动机也无不可。但钱伟长不是党员，是年10月，还升任副校长，因此不算的可能性大。不过无论如何，两个热血校友异途同归共聚母校不到4年，就结下怨结。　　中国那些年的政治气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啦，1956年还是乍暖还寒，来年刚刚入春，就已经热烘烘的了。在这样燥热的空气中，钱伟长不一而足地快人快语下去……1957年5月17日新华社记者朱继功采写的《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刊出。这篇报道的副标题，是“我是老清华了，但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随着“谈矛盾”的刊出，这场龙虎之争的要津渐渐浮出水面。　　下面把钱伟长所谈的“矛盾”与蒋南翔主管清华几年来的所谈所论做一个对比，领略一下当年针尖对麦芒的意象：　　蒋南翔：　　“清华大学是从英美资产阶级式的旧大学改造发展起来的，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日益增强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这是胜利完成教学改革的最重要的保证。” 　　“怎样来加强党在整个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呢……学校中不应再有党和行政相互分离的两个领导中心，而须建立全校统一的领导核心。” 　　“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期，在教育改革的战线上存在着剧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低估和削弱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作用，是极端有害的。” 　　钱伟长：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有另外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 　　“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为‘进口’和‘出口’。究竟问题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得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 　　蒋南翔：　　“对现在的教师来说，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们还未建立……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教育学生。一方面离不开他们，这要团结;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按照他们的面貌来进行教育，这要斗争。放弃了斗争，即离开了党的路线。这是领导问题。” 　　“对于老教授我们要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业务，但政治上我们要帮助他们、领导他们，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否则，说明我们党性不强。” 　　“对张子高、施嘉炀这些老教授，请他们参加校务委员会，在毕业典礼上请他们上台，讲讲话，他们觉得对他们很尊重，对稳定情绪有一定作用。” 　　钱伟长：　　“在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老教授在某门专业上应该站在权威的地位，助教升讲师、讲师升教授也给老教授以绝对的决定性权利。” 　　“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蒋南翔：　　“今后清华要解决师资的困难，必须正确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团结改造清华原有教师，一是有计划地大胆放手地培养新的师资。” 　　“年轻助教和讲师，论资历不如老教授，但我们打破旧规支持他们，让他们当系秘书，实际上起助理系主任、副系主任的作用，行政上开会也找系秘书一起来。有时先告诉他们领导上的方针、意图，有意识给他们以便利条件，使他们更好地负起责任。” 　　钱伟长：　　“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青年教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服务的……如果把老教授同青年教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 　　蒋南翔：　　“我们对学校中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一概采取团结和尊重的态度……但是必须说明，关于全校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团结，我们认为必须适当地建立在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钱伟长：　　“清华总是对教授持怀疑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物工作中。” 　　“往事，似乎是值得留恋的……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绷起面孔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关系不融洽……你要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 　　蒋南翔：　　“清华大学的中心工作，是进一步深入教育改革和学习苏联经验，来实现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及高等工业学校师资任务。这就要求清华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钱伟长：　　“我还是要谈我的看法。我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的提法，大学学习不过是打个基础，真正的学习是从生产实际中开始的。” 　　这些话语的对比，终于揭示了这场龙虎之争的许多本质的东西，诸如领导体制、依靠力量、教授作用、传统继承、学术氛围乃至人际关系等等。这里，没有了事务性的纠葛，没有了词语性的修饰，有的是原则与原则的相对立。　　几年来的感受使钱伟长似乎悟出这样的道理，仅仅讨论诸如课程设置、学时安排等等方面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蒋校长不是梅校长。为了自己所钟爱的清华，钱伟长只得在更深的层次上，快人快语一番了。　　对于蒋南翔来说，仅仅在课程设置、学时安排、培养目标称谓上持有歧见的人，还属于可以争取或者挽救的对象;而“依靠教授”、“教授领导”这些问题，则是根本不容谈论的了。在蒋南翔的心目中，政权更迭前的清华实行的不就是把“依靠教授”、“教授领导”推到极致的“教授治校”吗?结果治出的不就是一所“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一所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吗? 　　果然不久，蒋南翔在题为《反右派的斗争保卫了党的领导保卫了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方向》的反右斗争总结里，给了钱伟长以明确的回答：“钱伟长是全校右派的旗帜，不仅在学校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全国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是章罗联盟中六大教授里最活跃的一员大将。过去他运用两面派手法，曾经欺骗过许多党内外教师和学生，这次在运动中混水摸鱼，显露了原形。” 　　钱伟长划右派以后的遭遇，不需本文再说。这里，再介绍几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钱伟长就理工分校问题，曾向蒋南翔叫阵：“在大操场划一条线，相信绝大多数会站在我一边。”当时清华“物8”全班站在钱先生一边，几乎全班成右派。　　反右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劲夫专门找到蒋南翔，请他不要定钱伟长为右派，因为当时钱伟长还兼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但蒋南翔不听。　　蒋南翔对钱伟长等清华右派教授毫不留情，但他对“右派学生”，却仍然保持着父亲般的温暖。他曾找来“右派学生”，发誓清华会100%地努力团结他们，对他们仍然“望子成龙”。对“右派学生望子成龙”这句话，让蒋南翔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钱伟长之子钱元凯是当年北京四中“明星级”的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且在思想品德、体育锻练、课外科技活动等方面均表现突出。 1958年尽管在高考中取得了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却依旧名落孙山。那时考生的政审结论必须就是否能录取签署意见。拨乱反正查出档案，在他的高考档案批有“大右派钱伟长之子，不予录取”的字样，而执笔批字的就是蒋南翔。　　文革中钱伟长被送到到首钢做炉前工，他曾发表劳动体会说：“工人阶级真伟大，他们从不在自己的劳动成果钢锭上写上自己姓名，而我远不如他们，写书一定要落上自己的名。” 钱伟长这段话成为当时臭老九被工人改造好的典型例子。　　文革后钱伟长的右派迟迟得不到改正，在清华的日子不舒畅，表达了想离开清华去南方发展的想法。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有意让贤请钱做院长，但钱伟长说：“要我到蒋管区(蒋南翔时任教育部长，华中工学院是教育部管院校)中去任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事”。钱伟长由此与华中工学院结缘，其女钱开来 1979年考上华中工学院力学系，后到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笔者在华中工学院力学系读研时目睹过钱先生与她女儿在校园漫步。钱伟长到上海工大做校长后，好几个博士生都来自后华中工学院力学系，如周哲玮、王蜀、邵仁兴。　　蒋南翔的师妹韦君宜晚年回忆说：蒋南翔是好人，但有些事情我没有想通。韦君宜指的是，在所谓“反右”斗争中，蒋南翔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清华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副校长钱伟长、水利专家黄万里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且事后也不愿向这些曾被他冤屈的同事和教授赔礼道歉。而1979年中国文联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周扬在作协代表大会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检讨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他诚恳地向过去被他粗暴伤害的好同志，如丁玲、萧军、艾青、罗烽、刘绍棠等，赔礼道歉，引起全场热烈掌声。　　1988年蒋南翔逝世。他再也没有向钱伟长道歉的机会。7月30日钱伟长逝世，上海大学和钱伟长担任董事长的暨南大学网页同时披黑，以示悼念。从7月30日到8月7日，作者一直期望着清华大学网页同样披黑，那怕只在8月7日钱伟长遗体火化时只披黑一天，用此方式代表已故老校长向钱伟长的在天之灵道歉忏悔。因为此时的钱伟长虽是上海大学校长，但我想直到他永远闭眼的那一刻，他对清华仍梦牵魂绕，如果在“上大人”和“清华人”之间只能抉一，他会毫不犹豫选择“清华人”。这不仅是因他在清华园生活和工作了44年，在上大只工作和生活18年。而是清华集结着钱伟长一生太多的梦与情。但是，我失望了! 　　蒋南翔能在天堂向与他再度重逢的钱伟长道歉吗?; 个人分类: 人文思考|4872 次阅读|1 个评论

元宵节起源,历史和传说: kd652 2011-2-18 07:56; 元宵佳节吃汤圆，赏花灯，听传奇故事节日历史　　元宵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根据史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太一：主宰世界一切的神），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不过，正月十五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形成过元宵节的风俗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175年），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因此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加入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　　又说元宵节起源于“ 火把节 ”，汉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直到今天，中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相关传说点彩灯来历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起来打它们，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的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　　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立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死。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就如头上响了一个焦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久，才有个老人家想出个法子，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响爆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便分头准备去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帝往下一看，发觉人间一片红光，响声震天，连续三个夜晚都是如此，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心中大快。人们就这样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及财产。为了纪念这次成功，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汉文帝纪念平吕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囊耳中，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 诸吕之乱 ”终于被彻底平定．　　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 ——“ 闹元宵 ”。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东方朔与元宵姑娘　　这一则传说与吃元宵的习俗有关：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有一年冬天，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的原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东方朔与元宵姑娘的传说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时节，就比平常更加的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跟前尽孝，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深感同情，就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一天，东方朔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争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里起了很大恐慌。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五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到皇宫去禀报皇上。　　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了。　　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所以这天叫做元宵节。袁世凯与元宵　　传说，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后，一心想复辟登基当皇帝，又怕人民反对，终日提心吊胆。一天，他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拉长了嗓子在喊：“元——宵。”觉得“元宵”两字谐音“袁消”，有袁世凯被消灭之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下令禁止称“元宵”，只能称“汤圆”或“粉果”。然而，“元宵”两字并没有因他的意志而取消，老百姓不买他的帐，照样在民间流传。节日习俗　　自从元宵张灯之俗形成以后，历朝历代都以正月十五张灯观灯为一大盛事。梁简文帝曾写过一篇《列灯赋》："南油俱满，西漆争燃。苏征安息，蜡出龙川。斜晖交映，倒影澄鲜。"描绘了当时宫廷在元宵张灯的盛况。隋炀帝时，每年正月十五举行盛大的晚会，以招待万国来宾和使节。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元宵庆典甚为隆重，处处张灯结彩，日夜歌舞奏乐，表演者达三万余众，奏乐者达一万八千多人，戏台有八里之长，游玩观灯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通宵达旦，尽情欢乐，热闹非常。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唐代是实行宵禁的，夜晚禁鼓一响就禁止出行，犯夜要受处罚；唯独在上元节，皇帝特许开禁三天，称为"放夜"。沿至宋朝，张灯由三夜延长至五夜，灯彩以外还放焰火，表演各种杂耍，情景更加热闹。《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大街小巷，茶坊酒肆灯烛齐燃，锣鼓声声，鞭炮齐鸣，百里灯火不绝各地同胞欢度元宵节到了明代，朱元璋在金陵即位后，为使京城繁华热闹，又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连张十夜，家家户户都悬挂五色灯彩，彩灯上描绘了各种人物，舞姿翩翩，鸟飞花放．龙腾鱼跃，花灯焰火照耀通宵．鼓乐游乐．喧闹达旦，这是我国最长的灯节，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猜灯谜　　　“猜灯谜”又叫“ 打灯谜 ",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一种富有讥谏、规戒、诙谐、笑谑的文艺游戏。谜语悬之于灯，供人猜射，开始于南宋。《武林旧事·灯品》记载："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元宵佳节，帝城不夜，春宵赏灯之会，百姓杂陈，诗谜书于灯，映于烛，列于通衢，任人猜度，所以称为"灯谜"。如今每逢元宵节，各个地方都打出灯谜，希望今年能喜气洋洋的，平平安安的。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唐宋时灯市上开始出现各式杂耍技艺。明清两代的灯市上除有灯谜与百戏歌舞之外，又增设了戏曲表演的内容。　　历代人们除游灯市外，又有迎紫姑祭厕神、过桥摸钉走百病等习俗，有击太平鼓、秧歌、高跷、舞龙、舞狮等游戏。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在城市元宵喧闹尤为热烈，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狂欢精神。传统元宵所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精神兴趣，复杂的节俗已经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舞龙灯耍龙灯　　耍龙灯，也称舞龙灯或龙舞。它的起源可以追溯上古时代。传说，早在黄帝时期，在一种《清角》的大型歌舞中，就出现过由人扮演的龙头鸟身的形象，其后又编排了六条蛟龙互相穿插的舞蹈场面。见于文字记载的龙舞，是汉代张衡的《西京赋》，作者在百戏的铺叙中对龙舞作了生动的描绘。而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时类似百戏中龙舞表演的《黄龙变》也非常精彩，龙舞流行于我国很多地方。中华民族崇尚龙，把龙作为吉祥的象征。　　踩高跷　　　踩高跷，是民间盛行的一种群众性技艺表演。高跷本属我国古代百戏之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我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列子 ·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　　　舞狮子　　舞狮子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舞前来助兴。这一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南北朝时开始流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民间传统节目——舞狮子划旱船　　划旱船，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治水有功的大禹的。划旱船也称跑旱船，就是在陆地上模仿船行功作，表演跑旱船的大多是姑娘。旱船不是真船，多用两片薄板，锯成船形，以竹木扎成，再蒙以彩布，套系在姑娘的腰间，如同坐于船中一样，手里拿着桨，做划行的姿势，一面跑，一面唱些地方小调，边歌边舞，这就是划旱船了。有时还另有一男子扮成坐船的船客，搭档着表演，则多半扮成丑角，以各种滑稽的动作来逗观众欢乐。划旱船流行于我国很多地区。　　祭门、祭户　　古代有“七祭”，这是其中的两种。祭祀的方法是，把杨树枝插在门户上方，在盛有豆粥的碗里插上一双筷子，或者直接将酒肉放在门前。　　逐鼠　　这项活动主要是对养蚕人家所说的。因为老鼠常在夜里把蚕大片大片地吃掉，人们听说正月十五用米粥喂老鼠，它就可以不吃蚕了。于是，这些人家在正月十五熬上一大锅粘糊糊的粥，有的还在上面盖上一层肉，将粥用碗盛好，放到老鼠出没的顶棚、墙角、边放嘴里还边念念有词，诅咒老鼠再吃蚕宝宝就不得好死。　　《荆楚岁时记》中说，正月十五的时候，有一个神仙下凡到一个姓陈的人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能祭祀我，今年就让你们的桑蚕丰收。后来就形成了风俗。　　送孩儿灯　　　简称“ 送灯 ”，也称“送花灯”等，即在元宵节前，娘家送花灯给新嫁女儿家，或一般亲友送给新婚不育之家，以求添丁吉兆，因为“灯”与“丁”谐音。这一习俗许多地方都有，陕西西安一带是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间送灯，头年送大宫灯一对、有彩画的玻璃灯一对，希望女儿婚后吉星高照、早生麟子；如女儿怀孕，则除大宫灯外，还要送一两对小灯笼，祝愿女儿孕期平安。　　迎紫姑　　紫姑也叫戚姑，北方多称厕姑、坑三姑。古代民间习俗正月十五要迎厕神紫姑而祭，占卜蚕桑，并占众事。传说紫姑本为人家小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被害死厕间，成为厕神。每到迎紫姑这一天夜晚，人们用稻草、布头等扎成真人大小的紫姑肖像，与夜间在厕所间猪栏迎而祀之。此俗流行于南北各地，早在南北朝时期就见于记载。　　元宵节“走百病”求安康走百病　　“走百病”，也叫游百病，散百病，烤百病，走桥等，是一种消灾祈健康的活动。元宵节夜妇女相约出游，结伴而行，见桥必过，认为这样能祛病延年。　　走百病是明清以来北方的风俗，有的在十五日，但多在十六日进行。这天妇女们穿着节日盛装，成群结队走出家门，走桥渡危，登城，摸钉求子，直到夜半，始归。　　偷菜节　　流行于贵州省黄平一带苗族的偷菜节也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节日这天，姑娘们便成群结队去偷别人家的菜，严禁偷本家族的，也不能偷同性朋友家的，因为偷菜与她们的婚姻大事有关。所偷的菜仅限白菜，数量够大家吃一顿即可。偷菜不怕被发现，被偷的人家并不责怪。大家把偷来的菜集中在一起，做白菜宴。据说谁吃得最多，谁能早得意中人，同时所养的蚕最壮，吐出的丝也最好最多。　　巴乌节　　彝族的传统节日巴乌节在农历正月十五。“巴乌”意为“打猎归来”。见于云南鹤庆彝族支系黑活人居住区。时此节原本是欢庆狩猎归来的习俗活动，无固定节日。元宵节代表性事物食俗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作为食品，在我国也由来已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叫“ 浮元子”后称“元宵” ，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 。元宵即"汤圆"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满之意。陕西的汤圆不是包的，而是在糯米粉中"滚"成的，或煮司或油炸，热热火火，团团圆圆。同时，还要吃些应节食物，在南北朝时浇上肉加便便汤汁的米粥或豆粥。但这项食品主要用来祭祀，还谈不上是节日食品。到了唐朝郑望之的《膳夫录》才记载了：“汴中节食，上元油锤”。油锤的制法，据《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中一则“尚食令”的记载，类似后代的炸元宵。也有人美其名为“油画明珠”。元宵唐朝的元宵节食是面蚕。王仁裕（八八○─九五六）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岁上元，都人造面蚕的习俗到宋代仍有遗留，但不同的应节食品则较唐朝更为丰”。吕原明的《岁时杂记》就提到：“京人以绿豆粉为科斗羹，煮糯为丸，糖为臛，谓之圆子盐豉。捻头杂肉煮汤，谓之盐豉汤，又如人日造蚕，皆上元节食也”。到南宋时，就有所谓“乳糖圆子”的出现，这应该就是汤圆的前身了。　　至少到了明朝，人们就以‘ 元宵 ’来称呼这种糯米团子。刘若愚（生于一五四一）的《酌中志》记载了元宵的作法：“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也”。　　清朝康熙年间，御膳房特制的“八宝元宵”，是名闻朝野的美味。马思远则是当时北京城内制元宵的高手。他制作的滴粉元宵远近驰名。符曾（生于一六八八）的《上元竹枝词》云：“桂花香馅襄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诗中所咏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马家元宵。　　近千年来，元宵的制作日见精致。光就面皮而言，就有江米面、粘高梁面、黄米面和苞榖面。馅料的内容更是甜咸荤素、应有尽有。甜的有所谓桂花白糖、山楂白糖、什锦、豆沙、芝麻、花生等。咸的有猪油肉馅，可以作油炸炒元宵。素的有芥、蒜、韭、姜组成的五辛元宵，有表示勤劳、长久、向上的意思。　　制作的方法也南北各异。北方的元宵多用箩滚手摇的方法，南方的汤圆则多用手心揉团。元宵可以大似核桃、也有小似黄豆，煮食的方法有带汤、炒吃、油汆、蒸食等。不论有无馅料，都同样的美味可口。目前，元宵已成了一种四时皆备的点心小吃，随时都可以来一碗解解馋。科学吃元宵　　元宵佳节将至，很多人家里早已备上元宵，一顿吃不完，甚至连续几天都是餐桌上的“常客”，早餐、加餐甚至夜宵都少不了。　　俗话说过犹不及，其实说起吃元宵来也是一样。从营养学来看，糯米皮加上豆沙、芝麻、枣泥、花生等甜馅或鲜肉、菜肉等咸馅，都是高糖分、高热量的非健康食品。那么到底如何吃元宵，才能保证美味与健康兼收呢？　　早餐不宜食用　　元宵属于高热量、高糖分的食品，还含有油脂，但却缺乏营养素，除了热量和糖外并没有太多其他营养。这样的食品首先是不适合当早餐吃。除了缺乏营养外，还因为人早起时胃肠道功能是最弱的，而元宵外皮的部分都是糯米的，黏性高，不易消化。因此早餐吃元宵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而导致泛酸、烧心等情况，影响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祝您每天都是好心情！------------ (本博主注:以上来自王浩发来的EMAIL);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68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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