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研究新阶段的标志 钱冠连 内容提要 ： 本文企图提供一些标志，以资验证外语界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否真地到来。它们可能是：具有创新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派意识，在研究上应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撑，外语刊物鼓励支持原创性论文。文章对这几个标志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与阐述；分析了没有学派流派的学术领域的落后状态；尤其是联系外语界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形，对下面几个现象进行了讨论：爱理论，却藐视体系；爱事实真理，拒斥形式真理；爱记录句子，拒斥猜想句子；爱归纳推理，拒斥数理逻辑与演绎推理。 关键词 ：外语界，新阶段，标志 1. “做科研真容易”的阶段 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许国璋先生曾略带忧虑地感叹“在中国做科研真容易呀”。对这个背景的解释是，“因为经过10年浩劫，我们当时在学术上落后了几十年。所以只要坐下来读几本书，就可以对所见所闻发表一番议论。”（刘润清2003）。 这一个阶段的研究的特点是：大量引进并综述国外语言学理论。王佐良对综述的评价是“综述性文章是很有价值的……那些没有时间读这些书的人，或者看不到这些书的人，或者根本不懂英文的人，就靠你提供的这类信息来了解一个学术领域的动态。综述中的取舍详略，本身就包含着你的判断和立场。这些都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水平。况且，有些综述包含着作者的评论，那就更有学术价值了。能写出几句评论，很不容易。”这就是说，通过这一工作，向国内汉语界提供了种种新领域的动态。这一点对我国自己的语言理论的起飞是非常有用的准备。 提供新鲜信息，提供有真知灼见的评论，这样“两提供”的综述，是高水平的引进与综述。这样的“二传手”，对西方新鲜的语言理论的传入，为我国自己的语言理论的起飞做准备，立下了大功。 在以上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引进与综述。 我们始料所不及的一个情况是：这种“真容易的科研”却生发出一个副产品：把这样的写作习惯当成了本真意义上的研究，这是一个误解。尤其是没料到，这样的写作习惯产生的连篇累牍的文章，相互推动，在我国现行评价机制与职称机制的负面效果的诱惑下，形成了一种“非本真研究”写作模式。这个模式是以外国理论为重点加上几个汉语例子（有的文章连英文例子也不换）再加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评论。非本真研究的要害在后面的“不痛不痒的评论”，前面的两项并没有错（假如外国理论转述得不错与换用的例子也正确的话）。我不想说这种研究是“假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丝毫没有恶意，而是一种勤勤恳恳的努力。 我们自己得清醒地认识，拿国外的一个语言教学理论，后面跟几个中国实情调查，写成一篇文章，即便写得好，有益，但它毕竟不是理论原创，一个人写一两篇可以，但不能老是这样写，一个学界的多数人也不能老是这样做。“非本真研究”写作模式的问题是：永远在别人的后边而不能跑在别人的前边。 2.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需要引进与综述呢？一、介绍西方新鲜的语言理论，二、为我国自己的语言理论的起飞做准备。 正是第二个方面暴露了我们的根本缺陷：在语言研究的基础理论、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原创性上，我们无法与外国同行专家对话。在国内，有一部分学者高频率地被引用是作为“二传手”被引用，而不是作为原创理论被引用，他们由于种种原因不肯说出这个现实（捅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致使一些年轻学者也跟着不愿作艰苦地原创性工作（其实较多年轻学者早就看到了这一层），这会使我们与国外同行之间的理论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自欠自的债，越是早补越好，拖迟补偿，代价更大更惨。 许国璋并未提倡上面说所的“非本真研究”，他只是感叹这种研究，正好透露了他的忧虑。事实上，他还多次指出：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学习外语语言理论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本土的语言问题。王宗炎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发言：他先说明了他的主要学术趣旨以后，接着说：“无实用的学说，我留待别人去钻研。”（王宗炎 2001）我们可以从这里解读出来的意思，至少有如下三项：一，存在着两种学说：有实用的学说，无实用的学说。第二，他不反对别人去搞无实用的学说，所以他说“我留待别人如何如何”。第三，他把无实用的学说当成一个要下工夫的事业，否则不会留待别人“去钻研”。如果我们把他的第三点意思看成他还是支持别人去进行纯理论上的钻研，应该说没有一点强加的意思。他是一个真正胸怀宽阔的学者，才有如此宽阔胸怀的包容。 依我看来，他不会反对下面的话：无“实用”的学说，往往有“虚用”；它虽然无“外在的用”，却有“内在的用”；无“有形的用”，却有“无形之用”，它潜藏着大用。一个追求实用的民族，当然会强大起来，这个民族如果不排斥虚用的理论，必会以深刻的认识能力、深沉的精神力量支持自己目前的强大，争取未来的更强大。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较好的理论创造的苗头。查一查外语学界的各个领域，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有自己见解、有理论创造的工作个案，虽则这些个案不那么普遍。我们当中的不少的学者正在尝试或者正在进行理论性的创造性研究，我们通常叫这种研究为原创性的研究。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是我们必须迎着这个阶段走去才有出路。上面所说的非本真研究模式与这些好的苗头，一反一正地促使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 即使我们以后的引进与阐释是很有水平的，我们的研究的主流应该不应该是这样解释型的、传递型的研究呢？我们何时才能与国外的学者在理论上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而不再是中国人出钱、出会场、出听众，请外国人作note speaker呢？什么时候反过来，外国人出钱、出会场、出听众，请中国人作note speaker呢？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们都不应该以解释型的或者说传递型的研究形成我们主流。本真意义上的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子呢？因此，本文企图提供一些标志，以资验证外语界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否真地到来。 3. 新阶段真正到来的几个可能的标志 3.1 培养创新意识 创新的能力，就是无中生有的能力。这里所说的“无”，是指你之前“无此东西”或者不曾有过此种东西。无中生有不可避免地吸取前人的成果，创造出世界上不曾有过的东西来。赵元任、罗常培、吕叔湘、王力分别写出了在他们之前“无”的东西。这些都是无中生有。“有中生新”也是创造。J. L. Austin 创造性地提出了speech act 理论，是无中生有；Searle改善了Austin这一理论，成功地归纳出言语行为分为五大类，这可算是有中生新。另举一例。在现代西方哲学界，多数思想成果都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那个创造过成真条件意义理论的Davidson, D. 一本书也没写过，但从《真与意义》发表以后，差不多每隔三两年就有一篇重要论文问世，对若干个论题提出新见解，每一篇都引发同行强烈兴趣。 培养创新意识不必局限于理论上的创造。解决实际外语教学问题也需要创新意识。现在有两个大问题，让我们国家上上下下关心、揪心。一个是，国家对外语教学投入多而收效少，一个青少年，学了十好几年外语总是不过关。第二，纯分析性的考试（外国进口的TOFEL, GRE，本国的四、六级考试）危害很大，影响了创造能力培养，把一个本来很有趣的外语学习，搞得毫无兴趣可言（钱冠连 2003）。解决好这样的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思路与办法，便是大创造。认为解决好这样的大问题，不需要创造，或者不需要极为深刻的理论指导，那简直是荒谬至极的事。 我们丝毫没有轻看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我只是在提倡我们缺少的创新意识。缺少什么，强调什么才有意义。熟悉了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强调呢？我们当然欢迎、鼓励外来的理论能解决这样的重大的实际问题。即使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也要新的思路，以便收到老办法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3.2 培养理论意识 在外语学者中谈理论的必要性最头痛的问题是，首先要顶撞一个貌似有理其实是忽视了深理与大理的诘问：“如果一个理论不为实践服务，这个理论还有什么用呢？” 首先，这里要指出一个可以理解的对理论的误解。许多教师很忙，没有时间读外语刊物上的理论文章，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抽时间看外语刊物（这是可贵的精神），结果发现这些刊物上的理论并不能帮助他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经过多次的失望以后，他认定理论是无用的，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如此地辜负了我，我干吗还要对它抱以热情？应该对此负责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是理论就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 我认为，确实有一些理论是有实用价值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另一方面，对理论的要求是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眼下还看不出有什么实用价值）。 这几年，很多学者（包括本文作者）都在试图回答这一个本来就是偏理的“理”。“有用”，beneficial, 是好东西，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它是外在的。理论研究的是如何获得一个东西，尤其是如何使一个东西成为它自己的种种条件，要为这个东西的出现给出范畴，给出概念，提出标准，说出理由。这涉及康德说的知识如何是可能的。培根说Knowledge is power, 理论就要问：知识如何才能是power？我们想要得到外在的，可是，我们先要搞透内在的——如何使这个东西成为它自己的种种条件。可是，范畴、概念、标准、理由都是理性地把握对象，不是实际地操作对象，于是，理论形成的初期甚至在形成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总是与我们所希望的那个外在东西若即若离，甚至根本看不见。我们不应该苛求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实用性。在科学史上，早期看不到任何实用迹象的理论，后来都一一地引起了大规模的实际应用。一般地说，成熟的理论，范畴化成功了的理论，总是在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实用的契机。而一些主张实践惟一的人，等不到这种契机出现时，便指责理论无用。在科学史上，纯理论等待实用出现的契机往往相当漫长，这种“无实用的假象”使相当多的人耐不住这种考验。我举一个未必有人注意到了的个案。现代技术（如美国的“勇气”号月球探测器与中国的神舟5号宇宙飞船）对数学的依赖应该说是万万不离的，但是，毕达哥拉斯创立数学时还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罗素说，近代关于‘真’之定义，还是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是实用的而不是沉思（思辨）的，它是由于工业文明所激发起来的。可是，毕达哥拉斯创立数学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他紧接着上面那一段话往下说：“无论人们对于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制度怀着怎样的看法，但正是得益于gentlemen，我们才有了纯数学。沉思的理想既能引人创造出纯数学，所以沉思的理想就是一种有实用的活动的根源。The contemplative ideal,…, was the source of a useful activity”(Russell 1972：34) 请特别注意，罗素将表面上非常对立的“沉思的理想”与“有实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看成前者是后者的根源。这种极有前瞻性的眼光，我们现代的忙碌的学者中有几人能接受？如果当初的毕氏认为自己的思辨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应用就立即停止的话，那么，现代的技术还不知道在哪儿摸索呢？！ 任何涉及到语言教学与语言研究的叙述，总是有某种理论作支垫的。只要是科学地叙述事物，总是逃不脱理论的笼罩。区别只在于，在叙述的那个过程，你是处于显理论的笼罩，还是处于潜理论的笼罩。有些竭力主张实践惟一的人，他以为他的实践是根本没有附着于什么理论的，可是他这样做，不那样做，就已经是被某种理论在指导，只是对于他来说，这个他不明知的理论是隐形的，可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是显形理论。我们常说“按照规律办事”（对于研究来说，就是“按规律来叙述”）。规律是哪里来的？规律不是事物自然地向人“报告”的，是人认识出来的（日常用语：“规律是人总结出来的”），规律是人为的一套概念。概念只有人才有能力形成，事物本身是不会把内在的东西向你“说”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人主动追求认识对象，是非常重要的。人去主动认识规律的这个倾向，就是理论意识。 上面所说“理论总是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实用的契机”，这只是理论属性的一个方面。理论属性的另一方面，理论本身就具备独立的知识形态。实践的知识是知识，理论的知识也是知识。有一些理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实用的契机，永远也引导不出一种实用的契机。这种看起来永远的空头理论，具有非外在的、不显形的性质，它使人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从而使人会思考，找到解决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办法。可是，许多人都把这种无形的“用”当作无用。使人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会思考、能解决问题的“用”，在许多人的眼里居然就不算是有用，这不是大大折损了理论的价值了吗？有些人只愿学习对象知识（如果用英语，则可用object knowledge），即具体的学科领域里的内容，而不愿学工具性知识（metaknowledge），即管理知识的知识，给别的知识提供营养的知识。拿一个不很贴切的玩笑来比喻这种情况，一个顽皮的小孩，宁愿每天偷拿邻居鸡窝里一个蛋 —— 好比 对象知识 ，而不干脆地拿走那只生蛋的母鸡 ——工具性知识 。 “理论无用”这样的误解的生成，在于要求从理论中变出一种可见的物质形态来，这就完全抹煞了理论知识本身作为知识的价值。理论能不能以一个和谐的范畴去解释一个对象，能不能本质地（或科学地、逻辑地）认识对象，把握对象，这样的认识价值上的要求，才是对理论的第一要求。 所以，罗素把科学分成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并指出了各自的任务。理论科学的任务就是企图“了解世界”，就是上面说的“以一个和谐的范畴去解释一个对象，本质地或科学地、逻辑地认识对象，把握对象”。他的原话是：“到此为止，我谈的一直是理论科学( theoretical science)，理论科学是企图了解世界(to understand the world)的科学。实用科学(practical science)是企图变革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的科学，自始以来就是重要的，而且重要性还一直不断地增长，最后几乎把理论科学从一般人的心念里驱逐了出去。……科学的成功一向主要由于实际功用，所以自来便有人打算把科学的这一面和理论的一面割裂开来，从而使科学愈来愈成为技术，愈来愈不成其为关于世界本性的学说。”(Russell 1972: 492-493) 他以极其明确的用词批评了“有人打算把科学的这一面（实际功用）和理论的一面割裂开来，从而使科学愈来愈成为技术，愈来愈不成其为关于世界本性的学说”的倾向。 一个理论认识使人深刻地认识了对象，从理性上把握了对象，对于理论来说，它就已经够格了。所以我们说，首先要求理论有实用价值或理论唯一的作用是有实用价值，本身是一种偏理。许多基础理论，如语言理论，就长不出供人享用的东西来，也不能帮助人们从实际上很快地掌握一门语言，有哪一个怪物是先学好了语言理论然后再去实际上掌握一门语言的？那么，某些语言理论（语言系统观、序位语言学、认知语法、配价语法、系统语法、功能语法、语言全息论）的价值何在？它深刻地认识了、把握了对象（语言系统），它的责任就完了。你对理论的考察，只需要问它本身是否具有知识的价值，能不能以一个和谐的范畴去解释一个对象，能不能本质地（或科学地、逻辑地）认识对象，把握对象，如果是，它就过了关。它们能不能在语言教学上或者别的什么方面派上用场，那不是它们的事，是后续的工作，是另外一个人的工作。我们不能要求任何理论都包打天下。这就好比说，语用学家写出一本语用学理论的书绝对不是为了指导人们更好、更成功地进行语言交际，这本书如果能写得出来，它只是在描写一种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形，认识语言使用是怎么一回事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读了语用学课本以后才善于交际的。如果真有一个语用学家说我提出某个语用学理论是为了帮助人们更成功地进行交际，那他一定是为了申请到一笔资助而蒙骗那些不懂行的管理官员。 爱理论，却藐视体系。这是一个矛盾态度。藐视体系到最后，也不会再爱理论了。藐视体系就是藐视系统，藐视系统而要得到研究对象的真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和国外同行不能对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体系。在60年代前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光明日报》上就常常读到老一辈学者严厉批评有创造理论体系苗头的年轻学者。对这种可贵的学术勇气与觉悟，不但不给以鼓励，反而以挖苦的口气去嘲笑，这种可悲、可惜与可怕的局面，希望永不再来干扰科学的春天。 令人深思的是，藐视体系的问题，不仅国内有，在西方学术界也曾经存在过。罗素在回忆这段（西方）哲学史上的情景时指出：“在文艺复兴时代，新的知识，无论是关于古代的或者地球表面的知识，都使人厌倦理论体系；人们感到理论体系是座心智的囚牢。”这多少使人有点意外。问题还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把理论体系当作心智的囚牢（mental prisons）。他立即给出了一些厌倦理论体系的背景：“在知识分子中间，对新玩艺儿的乐趣取代了推理、分析、体系化的乐趣；虽然在艺术方面文艺复兴仍然崇尚整齐有序，但是在思想方面它却喜欢大量而繁富的混乱无章。”（Russell 1972: XViii）背景之一是，当时的人们以新东西为乐（pleasure in new facts）取代了对推理的钟情（pleasure in reasoning…）；背景之二是，在思想方面喜欢大量而繁富的混乱无章（a large and fruitful disorder）。这更使人意外。于是我们想起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浮躁，想起了学术界（包括院士）也不善自珍地、毫无愧意地涉入学术腐败。原来人性的弱点是普遍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们也有过不体面的记录，厌倦体系的老祖宗原来是如此久远存在过……。 我提起这段历史，不是为我们外语学者找到可以原谅自己的借口，而是提醒我们，罗素对厌倦体系早有批评。那么他所主张的东西就不言而喻了。 3.3 培养学派意识 我在“学派与学派意识（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六）”（钱冠连 2002a）一文中曾回顾西方语言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学派、流派；还讨论过中国语言学界的学派阵线不明朗；分析没有学派流派出现的学术领域表明存在着五种落后状态，指出学术高度成熟与发达的唯一标志是百家争鸣、流派纷呈。还指出有了学派意识就会开垦出具有六种良好状态的土壤来。全文意在提倡中国语言学界的学派意识。 我的判断是，在我国的汉语界，有学术无学派。而在外语界，有自主理论意识的人也不普遍。最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多的教授不喜欢理论，就更谈不上形成学派了。我想简略地在此重提没有学派流派出现的学术领域，意味着下述六种落后状态：(1) 没有理论意识；(2) 没有自主的、独特的理论模式；(3) 没有学术上的杰出代表著作及其杰出的代表人物；(4) 没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包括追随者与可能的反对派；(5) 没有学者之间的宽容与尊重；(6)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足以使一部分学者潜心于基础理论研究而毋须担心衣食住行。 于是出现了下面这样一个局面：在国际交流中，我们与国外同行只能进行局部的对话，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辩论未开始我们就业已出局，我们只是处于请教的地位，他们讲我们听，我们出钱、出听众、出会议厅、请他们做主题报告人。 4. 理论勇气靠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撑 理论勇气要靠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撑，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有几个极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爱事实真理（有实验依据得到的真理），拒斥形式真理（由形式科学如逻辑与数学的推演而得到的真理）。爱事实真理当然是好的。如果拒斥形式真理，我们就可能放弃理论体系的创造。因为很难设想，拒斥形式科学会构建出一个逻辑上自圆的、经得起严格科学检验的体系性的理论。体系的诞生一定是出自有形式科学素质的研究者之手。中国的外语学者非常缺乏逻辑与数学的训练，因而先天地拒斥形式方法。不仅外语学者，恐怕中国的人文学者不少人都缺乏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的训练。逻辑学家金岳霖在清华大学教了半年的逻辑就被迫停课了。现在从海外归来的人文学者懂现代逻辑人逐渐多了起来，这是好事。 第二，爱记录句子（由经验验证得到的命题），拒斥猜想句子（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然后等待别人反驳）（钱冠连 2002b）经验实证得到的命题，当然是可爱的。问题是拒斥猜想，就很难有重大的理论创造。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预见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和猜想联系在一起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提出hypothesis是常见的，我们与国外同行不能平起平坐地对话，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没有猜想性的理论。近些年来，我国年轻学者中提出假设模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我们应该支持与爱护。 第三，爱归纳推理，拒斥数理逻辑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是人类认识对象的科学方法之一（但证伪论的提出者Popper却认为归纳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我们不去讨论），但拒斥演绎，等于只要一条腿走路。没有演绎推理，很难有重大的理论发现。归纳推理的致命缺陷是不可能得到穷尽性的事实支持。因此演绎对于构建一个科学体系性的理论，对于提出一个猜想是有用的。 目前强调一下演绎与证伪可能是明智的。（还是上面那句话：缺少什么强调什么；什么重要，强调什么。） 演绎长于理论构建，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当它和证伪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会显出更强的生命力。 证伪法，由Popper（Popper, K.R.）提出，他指出： 作为与假科学相对的科学，其真谛不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假设等待证据在某种高的程度上被证实，而在于它的假设能够被证据反驳。这就是说，它们真正地要面对这样的可能性：被验证，因不合经验终被否定。如此说来，科学的方法不是从积累的材料中机械地归纳出一般来，而是形成大胆假设，然后（此假设）服从严格的验证，这是一种猜想与被反驳之法。（Popper 1959; 参见Blackburn 1994: 136） Popper 认为，应有丰富的想象，只须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而且，越大胆越好（The Popperian scientist, equipped with a fertile imagination, simply makes a bold conjecture and the bolder the better.） 此后，他就以观察和经验寻求反驳，反驳那个猜想。如能找到一个反例(a contrary instance)那个猜想即被证伪，随即便被抛弃。在此情况下，科学家又开始一个新的猜想。如果一个猜想在实验中未能被证伪，那么它就被认为“证实”了（If a conjecture is not falsified in a test, it has been “corroborated”）。（Popper 1959; Newton-Smith 2001:111） 猜想与被反驳，是证伪方法的核心思想。它的操作方法也是由此生出。因为它是从一个已知的理论前提一步到位地猜想出另一个理论性的结论（如从“生物全息律”这个理论前提中猜想出“语言结构内部也是全息的”这样一个理论结论 ）。正因为这个结论是大胆猜想出来的，所以要受到证伪的考验。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理论结论都需要去证伪，如经验性的结论，并不需要去证伪。汉语中一个字就可以相当于英语中的一个词的功能，这是一个人人都可感受到的事实，当有人提出“汉语中一个字相当于英语中的一个词的功能”这一命题时，这个命题就不再需要证伪。另外，单称的经验结论更不需要证伪，如发现这里有一个厕所，一个人提出结论说“这是一个厕所”，便不需要证伪。 那么，什么样的理论结论需要证伪。证伪论是什么意思呢？证伪论的优越性何在呢？ 用归纳的方法得出来的一个全称判断性的结论要得到逻辑上行得通的证实，必须收集穷尽性的事实或个案，这就需要长到无限的时间与多到穷尽性的事实。假如有人宣称这样一个命题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要走证实（证明）之路，就必须把天下所能找得到的天鹅一网打尽地收集到面前来，才能证实是不是都是白的。然而，如果你不走证实之路，走证伪之路，那就只须找到一两个反例，即发现一两只天鹅是黑的，那个结论便被推翻了，即被证伪了。证伪之说，由此而来。推翻一个为伪的结论，丝毫不觉得可惜，去寻找另外一个可信度高的结论，正是科学家或语言学家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从以上这样两种方法（证实与证伪）的对比中发现：证实需要无限的时间，穷尽性的个案与事实，然而，走证伪之路只需要很少的时间，找一两个反例。这就形成了证实与证伪之间的不对称。证伪论就是利用了这种不对称，比较方便地判断一个命题是否可信。如果证伪了一个不可信的命题，再去寻找另外一个可信度比较高的命题也不会花很长的时间，不花不必要的精力。这便是证伪论的优越性。 证伪的功能在于，以极少避开极多（以证伪所需时间与精力之少避开证实所需时间与精力之多）的办法去证伪一个全称判断，并将这个被证伪了的全称命题（如果它有意义）修改成一个可信度较高的命题（即挽救了一个有意义的命题）。 5. 外语刊物鼓励支持原创性论文 最后的这一项，对引导外语学者的创造性劳动极有意义。一方面是鼓励原创性论文，另一方面是将引进与评述做得好的作品（即上面所述“非本真研究模式”），放入Book Review或者别的栏目，以示区别。现在的杂志中，也有将论文与Book Review分开了的，可是，认真将他们认为是论文的论文读下去，有一些仍然是非本真研究，基本上还是以外国理论为重点加汉语例子加几句评论这样的模式，自己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为了我国的外语研究的前途，盼望出现这样的外语杂志与刊物。令人高兴的是，现在有些杂志的宗旨与势头就是对准了这一方向。 结论：以上五点外语研究的新阶段的标志是可以讨论的，也必须讨论的。培养创新意识、培养理论意识、培养学派意识是一个良性的链条，相反，不培养甚至拒绝创新意识、理论意识、学派意识则是个恶性的链条。良性者，有了第一项才有第二项，有了第二项，才会有第三项；恶性者，没有第一项，也没有第二项，没有第二项，也当然不会有第三项。但理论上的勇气来自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良性链条的基础上，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会使外语学者的理论研究有一个比较重大的突破。 References Blackburn, S. 1994.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ton-Smith, W.H. 2001. in A Companion to Analytic Philosophy, by A. P. Martinich and David Sos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08 Cowley Road Oxford OX4 1JF UK. Popper, K. R.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 Hutchinson, London. Russell, B. 1972.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 A Touchstone Book, Published By Simon Schuster, Inc. New York, New York 10020. 刘润清，2003，谈外语实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6。 钱冠连，2002a，学派与学派意识：西方语言哲学研究六，语言文化教育研究，2002/2。 钱冠连，2002b，证伪论与语言研究：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七，现代外语，2002/2。 钱冠连，2002c，语言全息论，商务印书馆， 2002第一版。 钱冠连，2003，还是要整合考试，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5。 王宗炎，2001，粉笔青灯50年，外国语言文学（原《福建外语》），2001/ 1。 Abstract On Some Symbols for the New Phase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in China by Qian Guanlian This paper intents to set up some possible symbols, by means of which we could test whether the circle of foreign studies (CFS, henceforth) would be really going through a new phase of academic researches. The symbols may be that (1) the CFS should have the consciousness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the one to buil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the one to establish varied schools ；（2）the CFS should arm itself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methods; and that (3) works full of originalit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from academic journals on foreign studi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1) a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for these symbols; (2) an analysis of some backward situations due to lacking any schools as well as genres among the CFS; especially (3) some discussions of the phenomena raised among the CFS such as its preferring factual truth to formal one, record sentences (propositions) to conjecture sentences (propositions), and, reductive reasoning to mathematical logic and deductive logic. Key words: the circle of foreign studies (the CFS), a new phase, symbols 详细提纲 外语研究新阶段的标志 钱冠连 1. “做科研真容易”的阶段 提供新鲜信息，提供有真知灼见的评论，这样“两提供”的综述，是高水平的引进与综述。这样的“二传手”，对西方新鲜的语言理论的传入，为我国自己的语言理论的起飞做准备，立下了大功。 一个副产品：把这样的写作习惯当成了本真意义上的研究。 “非本真研究”写作模式。一个调查。 2.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在语言研究的基础理论、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原创性上，我们无法与外国同行专家对话。 无“实用”的学说，往往有“虚用”；它虽然无“外在的用”，却有“内在的用”；无“有形的用”，却有“无形之用”，它潜藏着大用。一个追求实用的民族，当然会强大起来，这个民族如果不排斥虚用的理论，必会以深刻的认识能力、深沉的精神力量支持自己目前的强大，争取未来的更强大。 3. 新阶段真正到来的几个可能的标志 3.1 培养创新意识：无中生有的能力。 3.2 培养理论意识 一个貌似有理其实是忽视了深理与大理的诘问：“如果一个理论不为实践服务，这个理论还有什么用呢？” 对理论的要求是不应该以是否有实用价值为前提的。 如何使一个东西成为它自己的种种条件，要为这个东西的出现给出范畴，给出概念，提出标准，说出理由。 等待着实用出现的契机，或者它引导出一种实用的契机。 人去主动认识规律的这个倾向，就是理论意识。 理论本身就具备独立的知识形态。 它使人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从而使人会思考，找到解决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办法。可是，许多人都把这种无形的“用”当作无用。使人的素质得到根本的提高、会思考、能解决问题的“用”，在许多人的眼里居然就不算是有用，这不是大大折损了理论的价值了吗？ 理论知识本身作为知识的价值。理论能不能以一个和谐的范畴去解释一个对象，能不能本质地（或科学地、逻辑地）认识对象，把握对象，这样的认识价值上的要求，才是对理论的第一要求。如果满足了这个要求，它就过了关。 罗素把科学分成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并指出了各自的任务。(Russell 1972: 492-493) 理论科学( theoretical science)，理论科学是企图 了解 世界(to understand the world)的科学。实用科学(practical science)是企图 变革 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的科学. 现状是：爱理论，却藐视体系。 3.3 培养学派意识 基本估计。 没有学派流派出现的学术领域，意味着下述六种落后状态。 4. 理论勇气靠科学的研究方法支撑 研究方法上的现状： 第一，爱事实真理（有实验依据得到的真理），拒斥形式真理（由形式科学如逻辑与数学的推演而得到的真理）。应该都爱。 第二，爱记录句子（由经验验证得到的命题），拒斥猜想句子（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然后等待别人反驳）应该都爱。 第三，爱归纳推理，拒斥数理逻辑与演绎推理。应该都爱。 目前强调一下演绎与证伪可能是明智的。猜想与被反驳，是证伪方法的核心思想。推翻一个为伪的结论，丝毫不觉得可惜，去寻找另外一个可信度高的结论，正是科学家或语言学家求之不得的好事。证实与证伪之间的不对称。 5. 外语刊物鼓励支持原创性论文 结论： http://www.clal.org.cn/personal/glqian/xf1.htm
上周五在实验室，看到一个美国博士后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漫画，内容是关于路易斯安那州课堂教授进化论和智能设计的争论，我觉得挺好玩，回来从网上找到贴在了我的博文里：“ 漫画之进化论 神创论 ”。之所以觉得好玩，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欣赏用生动的方式展现科学相关内容的方式；二是这漫画后面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即进化论与创造论及智能设计的争论。我觉得要发散兴趣，试着去了解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有争议的话题并进行一定的思考，有百利而无一害。哦不，或许有点所谓的害处，就是当你突然对某个问题感兴趣并开始思考的时候，或许会耽误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比如分析该分析的数据、帮学生改论文。但我偏偏是会突然冒出许多兴趣的人，不知道过些年再看，这对我“正常的”职业发展会不会有什么滞后的影响。 因为这个漫画吊起了我的临时兴趣，在阴暗且冻雨绵绵的周六，我找到《驱逐智能设计（ Expelled – No Intelligence Allowed ）》这部纪录影片，一口气看完。之后写了博文“ 《驱逐智能设计》、进化论与智能设计之争、及学术界自由 ”，谈了我的观后感及一些想法。正如党晓栋在我博文后留言说的，“写这个话题很招风”，这篇博文果然引起了一定的反应。肖重发老师后来贴出了他以前写的博文《 进化论是一种现代宗教 》，说进化论不能证伪，不是科学。肖老师是科学网的牛人，他的博文引起了更多的留言。郑波尽老师也在我的博文后第一个留言说，他觉得进化论不正确，并且他用数学模型给出了进化论的本质机制，昨天晚上，郑老师写了博文《 进化论不是科学 》，说他对这个问题在科学网最有发言权。我直觉的看法是，郑老师所说的科学，好像被形式卡死了，或者说，他认为什么是科学要被某个框架严格限定，当然，这个框架也是人定的；另外，希望看到他所给出的“进化论的本质机制”在解释自然界生命演化中的适用性。还有一位用户名为 Scienceliving 、自称研究古生物地质学的网友在我博文后留言说“进化论实在太荒谬了”，以及我的“回复特别搞笑，缺乏基本逻辑”。不管如何，很高兴有很多人感兴趣，我始终认为只要多讨论就肯定会促进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对任何问题都是如此。我自己对讨论一些开放性问题的看法是：讨论是为了促进思考，而不是为了说服对方。所以我希望看到有证据的不同的观点，并且希望看到有理有节的讨论，但我从没希望去改变别人的看法，也不希望看到有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攻击其他人。 在为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而高兴的同时，却发现对此类问题的讨论往往会陷入一片混乱。这种混乱有几个方面。一是有的讨论者不了解讨论问题的主体（比如进化论是什么）或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二是有的讨论者会把问题推向“无解”，比如会说进化论自己也没法告诉大家最早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进化论不正确。我觉得这正像一个眼高手低的学生，老是提出谁都没法回答的问题，好显得他比别人的思考能力强。这其实也是创造论抓住的攻击进化论的地方。但问题是，你不相信远古海洋中会出现早期生命，你凭什么相信某种“超自然物（上帝）”创造了生命？三是很多时候讨论太宽泛了，某个发言者涉及了太多不确定的论点。极少人能够同时熟悉（科学）哲学、不同学科、宗教、逻辑学、系统学、社会学等，再加上郑老师所用的数学，而有关进化论的讨论确实跟这些方面都有关系。从达尔文开始尝试系统解释生命演化开始，进化论确实对科学和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人自己是生命。跟人自己相关的理论，必然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及批判。 写这个话题有点费神。就像上面我说的，很多讨论太宽泛了，所以我现在只谈及一个问题，“进化论可以被证伪吗”？肖重发老师不是第一个说进化论不能被证伪的，自从进化论出现到现在，很多哲学家、创造论者，都说进化论由于不能被证伪，所以不是科学。回答某个问题一定要了解历史，当我试着去了解相关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所涉及的内容超出了我的能力，很多的哲学流派和观点，并不是我一下子能了解的。关键是，对于科学是什么（ what science actually is ），依然有很多的争论（比如郑老师或许就依据了其中某种框架）。我下面介绍下 Karl Popper 对于进化论看法的转变过程，对于理解进化论是否是科学应该很有帮助。这是科学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证伪原则”的提出者，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的 Karl Popper 曾在 1976 年他的自传中说：“ I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Darwinism is not a testable scientific theory （达尔文学说不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科学理论） , but a metaphysical research programme - a possible framework for testable theories ”，也提到自然选择同义重复或循环论证（ natural selection is a tautology ）的问题。 Popper 这些言论一直被很多创造论者引用。但后来， 1977 年 11 月 8 日 ，当 Popper 被邀请去 Darwin College, Cambridge 演讲时，他说：“ I still believe that natural selection works in this way as a research program. Nevertheless, I have changed my mind about the testability and the logical status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I am gla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recantation （ 我改变了我对自然选择理论的看法；我很高兴能收回前面讲过的话 ） . My recantation may, I hope, contribute a littl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of natural selection. ”，经过进一步分析自然选择的解释效力，他又说：“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may be so formulated that it is far from tautological. In this case it is not only testable, but it turns out to be not strictly universally true. （ 自然选择理论远远不是同义重复或循环论证，它是可以被检验的 ）”。 Popper 说“ Thus not all phenomena of evolution are explain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lone （并不是所有的进化现象是自然选择单独能够解释的）”，现在我们知道，还有比如遗传漂变。如果看了这篇演讲，你会发现 Popper 比很多研究进化的人对进化论的了解深得多。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 1978 年的 Dialectica 杂志。在我的理解，后来的 Popper ，实际上尝试着去解决自然选择理论被认为是循环论证的问题。这或许才是正确的态度。而不像有些讨论者，只顾着说进化论是无比荒谬的，但却拿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 话说回来，即使在 Popper 所谓的证伪原则下，进化论应该是可以被检验的。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进化论的许多内容一直被修正、改进（比如孟德尔遗传学、中性理论的发展及整合），这些修正、改进的过程，不正是证伪的过程吗？不正符合科学发展的过程吗？ Popper 在 1977 年的演讲中也提到，孟德尔遗传学和生命从单细胞生命体演化而来的理论都是可以被检验的（“ The Mendelian underpinning of modern Darwinism has been well tested, and so ha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which says that all terrestrial life has evolved from a few primitive unicellular organisms, possibly even from one single organism. ”）。 虽然说谈论“科学是什么”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但并不妨碍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科学应该是人类希望通过自然界的证据（事实、实验）来了解世界的手段或过程，这个过程产生具有可检验性的、预测性的理论，理论的修正和发展的过程正是科学发展的过程。但正是由于科学基于事实的性质，正如 Popper 所说“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science does not make assertions about ultimate questions — about the riddles of existence, or about man's task in this world. （我们要认识到科学并不能够或有必要回答终极问题，比如“存在”）”。最早生命的起源现在看来或许可以归为一个终极问题，还没有最终的证据，创造论者或攻击进化论者好像很洋洋得意他们抓住了这个“辫子”，但他们能给出答案吗？其实有关生命早期起源，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关键环节的证据，比如 Lynn Margulis为代表的内共生学说的研究 。科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科学或做科学是人类行为。人们会给“科学是什么”定义某些个框架，但这些个框架本身，或许有时候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科学也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人类本性所导致的问题（意识形态、造假等）。鉴于科学本身纯洁的目地，应该保持其独立性，而不应该服务于民族主义的、政治的及宗教的意识形态。如果科学能够维持其独立性，自然能够解决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并向前发展。 -------------------------- 1. Karl Popper (1978)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Mind. Dialectica , 32: 339-355. 2. Karl Popper’s letter to New Scientist 87:611, 21 August 1980 In the 17 July issue of New Scientist (p 215) you published an article under the title "Karl Popper: good philosophy, bad science?" by Dr Beverly Halstead. This article. it appears had two purposes: 1. to defend the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of paleontology. I fully support this purpose, and this letter will be almost exclusively devoted to the defence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2. to attack me. As to (2), I find this uninteresting and I shall not waste your space and my time in defending myself against what are in my opinion hardly excusable misunderstandings, and wild speculations about my motives and their alleged history. Returning to (1), it does appear from your article (provided its quotation from Colin Patterson's book-which I do not know-is not as misleading as your quotations from my book) that some people think that I have denied scientific character to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such as palaeontology, or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life on Earth ; or to say,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or of technology, or of science. This is a mistake, and I here wish to affirm that these and other historical sciences have in my opinion scientific character: their hypotheses can in many cases be tested. It appears as if some people would think that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are untestable because they describe unique events. However the description of unique events can very often be tested by deriving from them testable predictions or retrodictions. --------------------------
偶然翻一本老书， George Henrik von Wright , A Treatise on Induction and Probability: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symbolic logic to the analysis of inductive reason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I952) ，看到似曾相识的句子： 自然律是不能证明的，即它们的真实性不可能从有限事例得到证明；但它们是可以证伪的，即单个事例的否定足以证明它的伪。 关于这一点，在 Popper 那儿有很多论述。我想到的是，很多同学似乎 只看重“证实”，做 一个小题目，也不忘 证实和“验证”——其实往往只是用他得出结果的材料来验证。这样的验证当然无力。这还是其次，更要紧的，这种思路会令人忘 记追求普适的理论和方法。 假如模型的出发点是普适的，那么只要找一个它不能适用的例子就能否定它——这不是坏事，而是它应该具有的品质；假如只是为特殊的事例提出特殊的模型，然后用同样特殊的 事例来“证明”，那几乎总 是可以做到的，但它除了 tautology ，还有多大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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