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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从学部委员到院士：院士制度走向荣誉: redtree 2015-6-2 09:29;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院士制度走向荣誉作者：甘晓来源：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发布时间：2015/6/1 23:59:18 ■本报记者甘晓 “一个东方大国，竟连一个科学院院士都选不出来！”这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在1960年遇到的尴尬。当时，院士制尚未在新中国实行，承担院士职责的科学家还被称作“学部委员”。直到1993年10月，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才决定，将中科院学部委员改称中科院院士。院士制度的建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从中科院学部委员到院士，称谓的转变，是院士制度逐渐走向荣誉的见证。访苏后的收获在1960年访英时，遇到那样的尴尬事，的确出乎吴有训的意料。就在英国皇家学会纪念会前一天，会务主持突然通知中国代表团：“明天的大会，只有各国科学院正式院士才有资格参加，请各国与会院士明日穿戴好本国科学院的院士礼服和冠冕，以便识别，否则，会场警卫将拒绝其入场。” 听完通知，几名中国代表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中国科学院没有实行院士制，更没有院士礼服，要是按照英国人的规矩，中国代表团全都不能入场！ “一个东方大国，建国十多年了，竟连一个科学院院士都选不出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向世界说明的问题。”吴有训心里想。略一沉思，吴有训对英国人说：“被你们称为院士的那个名词，在我们中国叫‘学部委员’，我们将身着通用礼服入场。”第二天，中国“院士”们身着中山装昂首挺胸地走进了会场。吴有训的这次经历让科技界人士再次陷入是用院士制还是用学部委员制的思考中。实际上，这个问题从中科院建院之初就在争论。 1953年2月，钱三强和另外25名中科院科学家乘火车赴西伯利亚，实地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 “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和很多年老的、白发苍苍的在科学上有着卓越成就的院士们，冒着严寒到车站接我们。”钱三强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样的场景，让钱三强对“院士”这个称号有了格外的尊敬。苏联科学院是访苏代表团拜访的主要机构之一。钱三强看到，院士制度对苏联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几个月的访问里，代表团成员都切身感受到，在苏联，政府和人民都对“院士”这享有最高学术称号的科学家极为尊重。回国后，钱三强便在中科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总结道，苏联科学院在短短30年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就在于院士制度“培养起健康的学术风气”。此次访苏也让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觉得，在科学组织机构上，向苏联学习，或能尽快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过，张稼夫和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在担心，国际上通行的“院士”必须具有极高的学术造诣，而在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下选聘“院士”，显得不够严肃。于是，张稼夫在向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目前情况下，成立院士制度或全院性的学术委员会“尚有困难”。由此，中科院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决定以学部委员制度代替院士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学部委员主要是一种工作称号，虽然有一定的荣誉性，但更需要他们承担中科院乃至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工作。 1954年，学部开始筹备学部委员人选。当时，中科院决定，由专家推举产生首届学部委员。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向全国各部门科技专家发出645封信函。信中这样描述学部委员的主要标准：“首先应该把学术上的成就作为主要依据，其次也要考虑在推动我国科学事业方面的作用。”另外，“忠于人民事业”也曾是首届学部委员人选的标准。参照上述标准，通过与有关省市党委和产业部门的领导不断协商，再经国务院审批，中科院于1955年5月底确定了233位学部委员的名单，最后在首届学部大会上正式公布。毋庸置疑，首届学部委员标准的制定和执行，为树立院士荣誉性称号奠定了基础。没有“院士”不成科学院 1954年10月13日，郭沫若设宴欢迎了一名特殊的外国客人。苏联土壤学家柯夫达被聘请为中科院的苏联总顾问。柯夫达直言不讳地告诉郭沫若：“没有院士，是不能称其为科学院的，只是各个研究所的联合行政组织。” 话虽刺耳，却引发了郭沫若的深思。郭沫若很快被柯夫达说服，当这个观点传到分管中科院工作的副总理陈毅那里时，陈毅也被说服了。郭沫若成了尽快建立院士制度的坚决呼吁者。1955年6月1日，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曾说：“学部的成立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第二天上午，郭沫若又再次强调：“发扬科学民主最好的形式，就是院士制度。” 在首届学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中科院召开学部联席会议。陈毅也与郭沫若一样，“默契”地提到了“要搞院士制度”。对院士制度的支持，让中科院越来越看重院士称号的荣誉性质。学部委员人选的学术标准也越来越高。1956年5月，学部委员进行了一次增聘，历时约1年。史料显示，这次增聘主要考虑人选的学术水平，淡化了政治标准。 1957年5月，中科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预备会召开后当晚，在各学部的会议上，吴有训说：“这次政府把权交下来，让科学家自己决定，发扬民主。”物理学家马大猷也提出：“人选应完全从学术成就考虑，不必讲人选做官的历史。” 同时，此次选聘还贯彻了“宁缺毋滥”原则，最终从120多人中选出21人。这样的改进反映了中科院乃至中国学术界的新气象。在科技史专家看来，经过1957年的这次增聘，学部委员虽然名义上还是工作职称，但在性质上已经开始向具有学术荣誉性的院士称号演变。 “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 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运动风浪，学部委员增聘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后才喘过气来。就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和调整下，1981年3月，中科院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较为严密的制度化民主遴选程序，自主选举学部委员283名。与前两次增聘相比，这次增补在强调成就、贡献和学术水平的同时，更淡化了人选的政治标准，提高了人选产生的程序化和民主化程度，使学部委员的性质向院士称号更近了一步。 1979年，出任社科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也主张建立院士制度。1年后，在胡乔木和时任中科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推动下，中科院、社科院和国家科委联合进行了院士制度筹备工作。钱三强负责草拟的《关于设置科学院院士制度的建议》提出，院士制度与学部委员制度并行，院士没有任期限制，而学部委员有任期。 1981年5月11日，中科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又一次对“院士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上，苏步青提出：“我国应该有院士制，院士应有点权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学部委员，与学部的工作结合起来。”陈宗基也说：“应当搞院士制，这是国家的荣誉问题。” 而刘恢先则反对他们的意见，提出：“在实行学部委员制度的同时，又实行院士制度，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么做等于把现在学部委员的身份降低了。”李国平也批评：“院士制度是在降低学部委员学术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学部委员不礼貌的表现。” 会议闭幕前一天，方毅、副院长李昌突然收到了已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的亲笔信。这封信提出：“希望学部会议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无论如何不能由学部委员代替。” 然而，这封信还是没有促使中科院加快决断“院士问题”。由于学部委员之间对“院士问题”争论不休，院士制度再次被搁浅，学部委员称谓仍继续沿用。 1988年3月，胡克实等41名人大代表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建议建立院士制度。11月8日，这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该提案，认为“目前世界上苏、英、美、法、日、印度等国家都实行院士制度，大多已有百余年历史”“在我国实行院士制度，对于推动全民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具有重要意义”。这才终于促使中科院把建立院士制度提上议程。与此同时，增选工作也在继续。1990年，已从中科院副院长职位退下来的钱三强以“科技界一个老兵的名义”，建议恢复增选学部委员，使学部委员年轻化。在更严格的“差额选举”下，新一批学部委员在“得票数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规定中产生，共59名，为学部委员最后过渡到院士进一步增加了筹码。最终，1993年，在筹备中国工程院的过程中，科学家明确提出：“从目前我国科技实力和对外影响方面情况看，学部委员改称院士，条件已经成熟，时机是有利的，而且这也是长期以来全国科技界的普遍呼声。” 1993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科院学部委员改称中科院院士。1994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批准了这一决定。同月，中科院也随即向全体学部委员发出通知，学部委员到院士的过渡终于完成。 1994年6月3日至8日，由学部委员会大会改称的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举行，标志着中科院院士制度的建立。此后，学部作为国家最高咨询机构的定位、每两年召开一次的院士大会是中科院学部的最高组织形式等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从学部委员到院士，一个称谓的变化不仅意味着荣誉的最终回归，也标志着科学家与国家科技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可分割的历史; 个人分类: 科研管理与制度|91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一人一校的死撑和死挺: 热度 9 wych199771 2014-1-28 22:10; 一人一校的死撑和死挺如果换个人，可能就再也撑不下去了。但王正敏院士还死撑着：“电视上播出了这封信，我看了一下，信上只是列举了一些小问题，但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就属实。所有的结果还要等中科院调查之后才能定论。” 他说的是当年推荐他的4/6院士，公开要求中科院将他除名，理由“一是他将个人专著《耳显微外科》中的大部分内容拆为14篇文章放在他自己主编的《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发表，这些都是假论文。二是他把非研究性的一般性文章（43篇），冒充正式研究论文放入院士申报材料中。” 对4位昔日伯乐所指那两个事关学术诚信、职业道德甚至做人规矩的问题，王正敏院士居然视之为未必属实的“小问题”，井民就只能不客气地说，年近八旬的王正敏院士，有些为老不尊了。至于王正敏院士至今纠结于昔日的学生、助手今日的举报人“为什么那么恨我”，而不是拿出有力的证据去反驳那位也姓王的学生在诬告或报复，知道了上述他对4位昔日伯乐所指的态度，就不难知道，那也是他不肯悔过和悔改、既已“成功”就要死撑或死扛到底的冥顽，其实已经将他置于远比举报他的学生更可疑或可耻的处境。同时，也让人转而更加相信他那学生的举报，基本上非是出于所谓恩将仇报或挟嫌报复，而是秉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甚至“吾爱真相，为此不惜抛弃吾师”信念，反倒有些公益甚至崇高了。王正敏院士现今的饭碗所在复旦大学，目前的基调依然是死挺王正敏。对持续两三年的王宇澄举报王正敏申报院士时涉嫌学历造假、学术抄袭、申报材料造假等问题，复旦的回应除了可以排除“学历造假”一条，其余都是在作化学处理，即大事化小，重事化轻，典型用语便是“经查未发现王正敏存在学术不端，但确有学术不规范之处”。复旦聪明：“不端”是道德缺失，“不规范”是制度瑕疵。利用制度瑕疵得利，实际上就是人们熟悉的“打擦边球”。照此逻辑，王正敏当年得到院士，就不仅不是不当得利，甚至是智慧的硕果了。一所学校与一个人，在行事逻辑上如此惊人一致，就难怪时至今日他们一个死挺，一个死撑，态度都一样地坚定，花样都一样地狡猾。透析一下复旦目前作为的动因：在国内科学界尚无国产诺贝尔奖得主的当下，尽管已有几十个院士，但多一个院士而不是少一个院士，对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无法看轻的事情。因此，复旦有死挺王正敏院士的需求和动机，虽不可取，但可以理解。不过，这种“可以”能支撑到哪步，就得等中科院的最后裁定了。不论中科院最终的裁定如何，王正敏院士的死撑和复旦的死挺，都有着未必美好的结局。若是举报人和昔日4位伯乐的意见被采纳，王正敏被打回原形，那对王本人的信誉肯定是毁灭性的，对复旦的声誉，也至少是羞辱性的。从时下大学的院士多为教授一级，等而次之的是教授二级，脱去院士华服后的王正敏将在复旦获聘教授二级，落差分明是已经滋润了八九年的他无法承受的。而复旦，王的团队，还有那个公司，一条不短的利益链也会随之断裂。尤其是复旦将承受的打击，反倒可能会促使他们死挺到底。因为当年王正敏的推荐人刘新垣和姚开泰均院士现已公开承认，自己当年“把关不严”，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且他们在提到自己当年为何把关失严时，坦率地承认了两点原因：第一，“无法在短时间内核查他的学历和全部的学术著作”；第二，“过分相信了复旦大学”。有意思的是，地球人才由此终于得知，原来申报院士的材料，主要是由申报者个人的诚信作支撑，以及所在单位在审核。现在看来，这两点都靠不住。在巨大的荣誉和利益面前，个人是会有空子可钻就钻，有擦边球可打就打的。这是人性之恶，得有严密的制度或规矩来防范，不能相信“革命靠自觉”。同样，在巨大的声誉或影响面前，集体也是能挺则坚挺，不能挺也得死挺的，这姑且也可以被认为是人性恶的另面表现，得靠第三方或独立方去监督和把关。明白了上述道理，也就不难明白，已经遭助手举报得那般不堪，被舆论揭露得那般不善，被伯乐逼迫得那般不忍了，王正敏院士仍至今不肯引咎辞“士”，复旦仍至今不肯挥泪斩马谡，与其说是在等待权威的裁定，不如说是在做最后的挣扎。井民BLOG ： http://blog.sina.com.cn/jingminchen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2ec780102e8eb.html 我的联系方式：18918609550. wanghui20120227@aliyun.com; 3627 次阅读|20 个评论

点评中科院回应王正敏院士被举报: 热度 18 Majorite 2014-1-8 11:04; 点评中科院回应王正敏院士被举报红字：博主点评中科院回应院士被举报：将严格按程序处理本报北京1月7日讯（记者丁佳）今天，中科院就复旦大学附属耳鼻喉医院医师王宇澄举报其导师、中科院院士王正敏学术造假一事作出回应。据介绍，中科院学部在2012年11月收到王宇澄对王正敏的投诉后，随即致函复旦大学，要求对投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2013年9月，学部收到复旦大学回函和调查报告。复旦大学用了10月时间调查是否长了点？调查报告是否同于最近复旦大学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是否在举报动机上转圈子而忽视真相？中科院学部为什么要把王宇澄对王正敏的投诉转给王正敏所在大学调查？这是不是有点像村民上访？村民去县里上访反映村长腐败问题，结果县领导把举报信转给村长，让村长调查此事。然后，村长一方面销毁证据、疏通关系，另一方面，打击报复举报人。中科院难道就没有能力成立独立的调查小组调查王正敏的学术不端与作假问题？王正敏是复旦大学砸进银子、全力打造（包装）出来的院士，王正敏院士争取到巨额科研经费，复旦大学是要提管理费的，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的共同体。让有利益冲突的单位去调查本单位的院士，不免有包庇之嫌。许多大学，院士是副部级，比此级别低的人谁敢调查院士？有的院士本身是校长、副校长、学生委员会主任，手握重权，不免要打击报复检举人。有的大学校长书记与作假院士是同案犯，他们共同作案，搞假材料、假证明欺骗中科院与公众、媒体。院士所在大学不仅不会认真得去调查院士腐败与作假的问题，反而会建立同盟共守，销毁证据、疏通关系，打击报复举报人。而后，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常委会开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并成立了由相关领域院士组成的专门工作小组进行进一步核查和研究。中科院方面表示，对媒体报道的一些投诉信未涉及的新问题，正在了解相关情况，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处理此事。据了解，中科院为维护院士群体的声誉，对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制定了严格规定，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的有关规定、《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学部对收到的投诉，首先转交院士所在单位或归口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基于上述原因，如果严格按程序处理的话，中科院根本不应将收到的对院士的投诉转交院士所在单位或归口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而要独立调查，因为中科院本身自称是最权威性的学术团体，必然具有独立、公正组织调查的能力与资源。如果院士所在单位搞包庇，最后背黑锅还是中科院，毁誉的继续是中国的院士制度。据介绍，若有违背院士行为准则的，无论是在增选过程中还是当选院士后，中科院学部都将根据相关程序进行调查。中科院院士选举分六个学部进行，对院士的处理也是首先由相应学部进行调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由其所在学部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可给予警示、批评、警告直至撤销其院士称号的处理，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中科院享受着给新科院士发证书的快感，但却不愿意承担独立调查的责任。例如，科学院去年增补院士的过程中，比上一次增补过程已经减少了一次名单公示。迫于社会压力，中科院能否公开2000年后历次增选每个院士的申报材料，让公众检查其真实性？犯有王正敏同样或类似错误的院士还有多少？中科院能否可以自查？首先要求院士自查，限期汇报，过期不报者而有学术不端与作假者，应该严惩。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王正敏被王宇澄举报学术抄袭、科研剽窃等。王宇澄称，王正敏至少有57篇论文涉嫌抄袭，还“克隆”国外“人工耳蜗”样机冒充自主研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果做不到上述的事情，那么就请中科院修改院士章程，从中删除“最高”两字。从此之后，院士不再是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和世界领先水平的的科技顶尖人物、最高学术权威、最高学术声誉。; 个人分类: 海外生活|3643 次阅读|21 个评论

请教应急专家，这个小群体大人物会对新政咋个态度？: 陈龙珠 2013-11-16 09:48; 网址留存，以便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http://t.cn/8DFOmSi 其中：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请教本家大博士陈安：要退休，搞不好还被退出？院士们的反应，是坚决支持，沉默抗议，还是联名上书反对呢？; 个人分类: 社会思考|1769 次阅读|0 个评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头衔相关附加利益”: 热度 8 xie44025 2013-6-1 16:47;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 头衔相关附加利益 ” 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哈里特 . 朱克曼（ Harriet Zucherman ）在她著名的“ 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此书已有中译本）一书中，对美国 92 位诺奖获得者，获奖后的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社会学分析。此书的第七章“获奖之后”中，分析了获奖人在学术及收入上的变化： “获得诺贝尔奖金，便好像打开了一扇门，使经济上的和荣誉性的各种新利益和新义务一样如同洪水般一涌而至。除了奖金本身的金额之外，诺贝尔奖获得者还能把他们的巨大威信转化为现金。有些给公司充当理事，从向他们谘询意见的靠科学嫌钱的公司收取大笔酬金。”。作者引用诺奖获得者哈罗德 . 尤里的话说，其收入是“我收到的诺奖金数额的 4 倍到 5 倍。”。此外，诺奖获得者还会轻易地获得一系列的“荣誉职位”。许多机构都乐此不疲地主动将各种荣誉授职位与诺奖得主，以提高机构的地位。朱克曼的分析表明，这种名誉奖励与获奨人的年令呈正比：活得越长，获得越多。作者举了若干例子，比如：哈罗德 . 尤里在获奖后又话了 40 多年，他在此期间获得 23 个名誉学位，以及 21 种各式奖励。而获奖后活了 35 年的阿瑟 . 康普顿，在这段时间内获得 24 个荣誉学位，及 10 种其它奖项。作者还指出：“尽管诺奖获得者在积极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们心目中，其威望已随时间（老令化）而大大降低，但他们仍然占据着权威性的岗位。…他们对分配经费和授予奖励的权限之大，可能年轻科学家还不了解。”。此外，诺奨获得者还有“象征作用”，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获奖人和奖金的威信已被用来赋予各种投机行为 — 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商业的和军事的 — 以合法性。因此当 44 位美国的获奖人要求总统迅速结束越南战争时，反战运动就获得了新权威”。朱克曼的这本书，研究对象是诺奨获得者，但她也对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精英地位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被选入美国科学院，这是在美国科学界获得广泛承认的一种荣誉。总的来说意味着获得了较高的科学成就”。作者还专门研究了诺奖获得者与美国科学院院士之间的相关性。她发现，在本项研究的 92 位诺奖获得者中 78 ％获奖时已是科学院院士， 18 ％是获奖后增选为院士，而有 4 位诺奖得主，终身都没有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见本人 2011 年 10 月 15 日的科学网博文）。科学界的“分层”是科研体制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是现代科研体制的基本特点之一。公平合理的分层对促进科学发展起推动作用。“科学的奖励系统”是科学发展必需的激励机制。科学中的马太效应是科学研究中自然会发生的现象。（见黙顿的“科学社会学”）。中国的院士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近 10 几年中，腐败和各种不端行为渗入了院士群体中的一些人，也渗入了新院士的遴选过程，这些都是必需下大力气解决的。但是“ 取消院士头衔相关附加利益 ”，既不符合科学活动的基本规律（特奌），因而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时，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院士制度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当然，对于我国院士某些过分的“激励”方式，本人也是坚决反对的，因而坚决支持对院士头衔相关的附加利益应进行严格的限制，决不能让它无限膨胀。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 个人分类: 人文社科|8514 次阅读|18 个评论

[转载]关注“两会”谈论院士制度是否要废除?: Fangjinqin 2013-3-8 11:57; 关注“两会”谈论院士制度是否要废除 ? 在本届政协会上，农工党一份《关于我国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引人瞩目，引起了热议。究竟要不要“废除院士终身制”“改革院士选举制度”。根据记者刘晓莹、高博、操秀英等人在《科技日报》报道（ 2013-3-8 9:50 ），采访了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何维委员听他们对提案的考虑和意见。记者也走访了一些科技界委员，了解他们的看法。并作了下面报道. 这里特于转载。谈论之一：院士太老，是坏事吗？聊起“院士终身制”，何维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即使今天达到最高水平，也并不意味着明天仍处于最高水平。现行的‘终身制’不但抑制了院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动力，还阻碍了其他科研工作者在科学创新方面与院士公平竞争的机会。” 因此，农工党提议废除“院士终身制”，改为 5 年任期，只能连任一届，之后转为荣誉院士。而不是现在规定的院士 80 岁以后转为资深院士。但其他政协委员并不赞同农工党的意见。他们不认为“院士太老”是一个弊病。 “院士‘终身制’有问题吗？院士不是职务，是荣誉。”中科院院士郑兰荪委员说。 “几年聘用一次是不合适的。”说起这一话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委员表示，“‘院士’是对科技工作者过去成就的一种肯定，不是针对他现在的水平。院士不是职位，国家也不给院士发工资。”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委员说：“实际上，我觉得院士还是太少了，对学术上贡献突出的科学家，国家应该给予更多肯定。我们需要更多的院士。” “改不改‘终身制’无所谓。”来自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蒋华良委员说，“美国院士也是终身制的。并不是说评上以后一届五年，两轮以后退下来让给别人，没有这种规定。院士不是一个岗位。” 类似的意见分歧，之前也有媒体报道：上海交大教授李侠在博文中质疑两院院士太老，主要集中在 70 — 79 岁；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个伪问题——美、俄、法的院士同样多为老人；得到学界最高肯定的人当然会年龄偏大。李侠担心老人的“学霸”作风会压制年轻人；而反对者则认为新老矛盾是人性的表现，关键是不要让院士拥有过大的掌控学界资源的权力。上述报道提到，李侠认为反对意见有中肯之处，但他说：“问题在于，美国院士没有那么多附带的东西，而我们附带的东西太多，又拿不掉。” 谈论之二：院士“副部级”，谁造成的？农工党的提案里说：“我国赋予院士的行政化色彩、权威化色彩较重。在我国已经公认，院士相当于副部级。” “我国的院士增选与很多科学以外的事情密切相关。”何维认为，目前院士“官员化”严重，院士选举也因此越来越被媒体关注。 “院士候选人要以各种方式拜见院士，寻求理解与支持。一些单位为了单位利益大搞‘院士工程’，容易滋生腐败行为。”何维说。何维还认为目前院士选举存在“上车效应”——“由车上人决定车下人上车，即由现任院士投票选举增选院士。由于相同领域的专家存在竞争关系，而对于不同领域的专家所研究的内容又不熟悉，无法保证客观公正。” 为此，农工党建议改革选举制度，比如取消归口初选部门和省市推荐候选人改为完全由学会推荐，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等等。但对这些建议，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存在。 “这个提案我看了，比较粗糙。”郑兰荪说，“中科院针对选举制度问题做过调研，但也没有拿出具体方案。找到方案前，还不如用现在的方案。” “我是个院士，和同样条件的另一个人竞争项目，确实会占一定优势。这不是个好现象。但这也不是院士制度本身造成的，是政府社会给的光环太多了。”郑兰荪说，“社会质疑给院士的太多，但这是政府和领导给的。” 郑兰荪认为，院士制度本身还是很清楚的，主要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院士是‘被官员化’‘被行政化’。”蒋华良的意见也是如此，“我们的两院院士制度，包括评审制度是完善的。院士章程里并没有说，评上院士就享受省部级待遇。这个都是地方上搞的。像追星一样，把院士捧成这个样子。” 蒋华良引证美国的例子：“在美国，院士就是一个荣誉。院士也就能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两篇文章；有的学校会分配车位。除此以外没有特权。好多美国院士年纪一大，也就拿不到经费了。” 蒋华良认为，要改变中国目前的院士行政化，“不是靠制度上的改变，而是靠扭转整个社会的风气”; 个人分类: 杂谈评论|2041 次阅读|0 个评论

完全赞同：农工党建议改院士为任期制: 热度 7 Fangjinqin 2013-3-3 12:06; 完全赞同：农工党建议改院士为任期制我国富有特色的两院院士制度多年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利弊皆有，曾经有专门课题研究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弊大于利，应该实行改革。中国科学院新领导班子上任后也征求大家献言献策，在网上搞了《征文》活动。曾记否？几十万人赞同改革院士制度的献言献策，就是无动于衷！不于理采! 有意思的是，当时《征文》中获得支持和点击次数最高的那篇院士制度改革的文章却没有获奖，而获奖大多数文章是明显的歌功颂德者。现在，今年两会上农工党提出一个提案：建议改院士为任期制，我们非常赞同进行院士制度改革！希望得到两会的积极支持，能够顺应民心，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改革工作！以便今后真正能够推动我国科技工作更上一层楼！附件：农工党建议改院士为任期制最多任两期农工民主党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的一份提案，建议除去院士的隐性行政级别，将两院院士由“终身制”改为“任期制”。提案称，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相当于副部级在我国几乎已公认。近年来，院士增选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持续走高，部分原因是院士增选与很多科学以外的事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些科学界领导人没有选上院士，比如大型国企和政府官员争当院士等。院士制度需进一步完善。按规定，院士是由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但提案指出，目前在我国存在把“终身荣誉”和“终身能力”以及“职业生涯终身制”概念混淆的情况。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即使今天达到最高水平，也并不意味着明天仍处于最高水平。提案说，终身荣誉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绊脚石”，不能阻碍其他科研工作者在创新方面与院士公平竞争。提案建议将“院士终身制”改为任期制，一期5年，最多连任一期共10年，到任后转为名誉院士。提案还说，我国赋予院士的行政化色彩、权威化色彩较重。在我国几乎已公认，院士相当于副部级。用行政管理的办法管理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研人员对行政级别的盲目追求。学而优则仕，一些在科技上取得成就的学者，在担任了行政或技术领导职务，有了官职后，加上作为院士的权威，申请项目更成易事。同时由于院士的巨大声望，一些官员也加入了申请院士的行列中来。提案建议，“院士”是对科研工作者授予的终身荣誉称号，是对已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而不能简单与物质奖励，比如工资、待遇、职称等挂钩，建议除去院士的隐性行政级别。任期制好！名誉院士也还是院士，这个很不好。; 个人分类: 杂谈评论|2468 次阅读|17 个评论

退休之乐（7）：找到了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必由之路——彻底改革我: 热度 5 cswen 2012-9-18 17:21; 退休之乐（ 7 ）找到了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必由之路 ——彻底改革我国的院士制度温景嵩（ 2012 年 7 月 1 日初稿 9 月 18 日修改稿）一对于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此问题最早是在九年前由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等三人提出的。在 2003 年，顾海兵教授等人在《学术界》双月刊（第 102 期， 14 — 26 页）上发表了题为《吸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彻底改革我国院士制度》的论文。在该论文中，他们详尽地分析了美，英，德，日，法等发达国家对待各国优秀科技界专家的成功经验，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教训，从而提出了向发达国家学习，改革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倡议。在其倡议中，他们提出了两种可行的改革对策。一是他们所谓的次优对策。在此对策中，人们可以保持现有的院士称号，但是要取消对他们的特殊待遇，取消他们的特权。第二是他们提出的最佳对策，那就是要彻底取消院士称号，以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例子为参照系，他们建议可改称院士为中国科学学会会员，中国工程学会会员等等。从顾海兵教授等人提出要彻底改革我国院士制度倡议以后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实践证明，他们的倡议非但没有被时间磨平从而失去其意义；反而历久弥新，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却越来越显示出他们的倡议对我国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十分现实，而且十分重要。二在这九年当中我国科学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就是在 2005 年，我国已故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在他逝世前对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还没有培养出一位为国际公认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他的这个问题揭示出我国建国以来在科学事业上的重大失误，因而是钱学森老先生在生前对我国科学事业最后一次的重要贡献。有鉴于钱老所提的问题的重要性，温总理把这个问题在报纸上公之于众，以动员我国有关各界共同来讨论：我国的科学界究竟存在什么严重问题以致会产生钱老所指出的在科学事业上的重大失误。这样大家才能群策群力找出产生重大失误的关键所在，才能进一步集思广益地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当媒体按照中央的指示来讨论钱学森老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时，报纸还根据钱老的问题，把它引申为以下三个更具体的问题： 1. 为什么我国现在生产出的学术垃圾这么多？ 2. 为什么我国能出数学奥林匹克冠军，却出不来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 3. 为什么我国到现在还出不来一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以上这些问题在报纸上公布后，在全国有关各界引发出一场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并被大家简明地概括为：“钱学森之问”。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比较集中在我国教育界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国科技界中所存在的问题，还涉及得比较少。然而实际上科技界的问题却并不比教育界为少，相反是更大。我们从前面讲的第二个问题就可看出：既然我国能培养出数学奥林匹克冠军，就说明我国的教育界还是有成绩的。问题的关键还在科技界，特别是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界。这才是我国培养不出来国际公认的数学等学科的学术大师，和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之主要原因所在。温总理最近还着重地指出：要使我国真正强大起来，主要还是要靠科技力量。显然，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的力量也应包含在其中。虽然这一部分事业所涉及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朋友们已经指出，它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具有战略性的事业。第一，只有它才是一个国家科学力量的真正代表。真正杰出的科学家主要应出在这个范围。第二，一旦在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战线上有所突破，就会使其它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部门带来实际的利益。因此，我们才集中力量主要研究了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事业方面的问题。在研究这个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又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成功经验。剑桥大学是世界科学的一块圣地。在那里曾经培养出现代科学的三大巨人：牛顿，麦克斯韦尔，和卢瑟福。牛顿以他的经典力学，麦克斯韦尔以他的经典电磁理论，卢瑟福以他的原子模型，都曾为人类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进入二十世纪后，剑桥大学又能以培养出众多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和众多的创造出诺贝尔级科学成果的大科学家著称于世。几百年来，她始终都能在世界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事业中雄踞领先地位，长盛不衰，堪称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探索剑桥培养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的成功经验，认真地向剑桥大学学习，应该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一条康庄大道。经过了对以上这些问题的一番探讨，最后在 2011 年 10 月才终于诞生了我那本小书：《探索剑桥——试答钱学森之问》（ 2011 年，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三前节讲的我这本小书出版以后，在短短的八九个月中它已经得到了不少好评。在所有这本书的读者的好评中，有一个评论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发表在亚马逊网站上一位没有署名的网友的短评。他说：“ 这是基础研究中的一本好书。作者具有科学院和大学两方面的背景。对基础研究有深刻的体会，对如何搞好基础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值得大家仔细地阅读，品味，及试点。” 以上整个短评的口气，很像是一位首长的口气，尤其是其中最后的“ 试点”二字很值得注意。我觉得这不是一般读者的用语。只有在某一方面握有实权的首长才能讲出这样的话。显然，在这位首长看来，对此书的评价，已不是一般的写个评语的问题，而是要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付诸实践，贯彻实施。回想去年 10 月此书出版时，我确实曾给一些首长寄过此书。其中有中央胡温习李四大首长每人一本；还有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国家教育部三大系统的党政首长们每人一本。如果那位写短评的网友确实是以上各位首长中的一位，从而使此书所介绍的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经验，通过试点最终能移植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来，并且最后就使我国能够培养出众多的真正为世界公认杰出的大科学家，那当然是件值得庆幸并使我感到莫大欣慰之事。另一方面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亦即：那位网友并不是一位真正的首长，他只不过是模仿某一位首长的口气，来表达他自己的愿望而已。对此，我仍然感到庆幸和高兴。知道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朋友希望此书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此书所介绍的剑桥经验最终能在中国变为现实，开花结果，这仍然是件令人十分欣慰的事。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例如一位朋友给我发来 e-mail 指出：产生钱学森之问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问题，并不是学术上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学术上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我接着对他说：“世界上民主国家不少，但剑桥却只有一个。所以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成功经验还是很值得人们深入探讨借鉴。” 还有朋友给我发来 e-mail 同样指出政治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们过去搞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在摧残人才，又怎么能谈得上培养人才呢！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因为他们早已被摧残殆尽了。我很同意这位朋友的意见。然而自从打倒四人帮实行拨乱返正，改革开放以后，摧残人才的整人的政治运动，已被彻底终止，此问题就不复存在。但是，这并不等于产生“ 钱学森之问” 的所有根源就会自行消失。事实上，还有许多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需要人们注意加以解决，这才能够使得产生“钱学森之问”的所有根源彻底消除。前些时候，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提出：大学要去行政化，要搞教授治校。这个口号很好，很及时。但是教授治校却仍然有个要采用什么方法去治校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各个大学的校长早已是教授们在担当了。然而在这些教授们管理之下的大学，却仍然产生了朱校长所指出的行政化问题。可见，如果不是采用我们在这本小书中提出来的用学术的办法来推动学术发展，那就很可能新瓶装旧酒，还是会走行政化的老路。然而，采用学术的办法来推动学术发展，却并非易事。从我这本小书所总结出来的剑桥经验可以看出，这些经验一共有四条。它们分别是： 1. 要有学术自由； 2. 要有学术平等； 3. 要有制度化，高频率，高水平的 Seminar 学术活动； 4. 要以是否有原创精神作为评价人和选拔人的唯一标准。四在以上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四条经验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第二条：要有学术平等。因为没有学术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学术上的自由。没有学术上的平等和学术上的自由，一切 Seminar 学术活动就会流于形式，不可能从中产生推动学术发展的真正成果。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国现行的科研体制和科研政策存在严重问题。最近，一些年轻朋友给我发来了 e-mail 。这是他们在读过我这本小书后写的读后感。他们说：我国现在的科研体制是院士权威制。而不是像剑桥大学那样的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制。在这种体制中，院士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被赋予种种特权，从而能够在科研领域中决定一切，分配一切，指挥一切。这就压制了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原创精神和积极性，阻碍了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创新精神的发挥。很明显，这种院士权威制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科学的发展之一大障碍，必须加以消除。你怎么能期望在这样的院士们的统治之下，又怎么能会有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真正的学术平等和学术自由？！在这样的权威们的统治之下，一切学术活动又怎么不会流于走形式的下场？！更有甚者，从钱学森之问马上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论断：那就是这些被人们捧为无上权威的院士们，实际上他们自己并不是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那么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又怎么能期望他们会实行像剑桥那样的有益于造就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的制度？！由此可见，为要把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经验顺利地移植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首要的大事，就是要回到九年前顾海兵教授等人所提出来的倡议：要对我国现有的院士制度做一次彻底改革。为此，我们选择了顾海兵教授所建议的第一条次优对策。具体地讲，我们建议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1. 要废除现行的院士权威制； 2. 要取消院士们的一切特权； 3. 要和国际接轨，把院士称号还原为简单的一个荣誉称号。实行了这三项改革措施后，才有可能为落实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三条经验扫清道路，才能进一步把剑桥的这些经验移植到我们伟大祖国自己的土地上来。否则，我们就仍然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我国的科学事业就仍然没有希望。在结束本文之前，还要对以上院士制度改革中的第三条做一点说明。我们讲要取消院士的特权，要废除院士权威制，并不是要取消院士称号本身。我们只是要使他们和国际真正接轨。三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研究所工作。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我和科学院的一些朋友们有幸按照当时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达成的协议来到剑桥大学进修。我们很快便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事：这就是那里的权威们比起我们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权威却更加平易近人，更加没有架子。虽然比起我们这里的权威而言，剑桥的权威们才是真正的权威。他们不仅是英国的院士（ F.R.S. ，直译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意译应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而且大都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做出了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因而享誉全球成为该学科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然而剑桥这些真正杰出的大人物，当我们和他们相处时，却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他们之“大”。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并没有给这些大权威们以种种特权，这样在剑桥才可以实行学术上的平等制。于是就保证了在剑桥的年轻人不受压制，才保证了在剑桥的年轻人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他们的才能才可以充分地发挥，杰出的大科学家才可以一代一代地不断涌现。这正是几百年来，剑桥在基础科学领域能够做到始终雄居领先地位，长盛不衰的秘密所在。我们讲要和国际接轨，就是要和像剑桥这样的大学接轨：使我国的院士们也和剑桥的院士们一样没有特权，从而也就可以使我国的大学也可以实行像剑桥那样的学术上的平等制。于是，我国一代一代年轻人的才能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才有可能成长为国际公认的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最终也就会和剑桥一样，使我国的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事业做到位居国际前列，长盛不衰，在世界上享有一席之地。我们深切地期望：这个理想的美好远景，能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土地上早日实现！本文的初稿完成后，曾发表在科学网我的博客上。此外还曾发给我的许多 E-mail 朋友。反馈回来的信息很令人鼓舞。一些朋友们说，他们高举双手赞成我那改革我国院士制度的倡议。甚至有位院士朋友也表示了支持。他说，本文的论证比较客观，比较公正。他并且进一步地说，院士的评选和院士的工作制度确实存在弊端，应该改进。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例如，另外有一位院士朋友则对我说，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你现在仅仅要求学术界实行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对此我进一步地表示了我的看法。我说，当年“计划经济”曾经被认为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固有特征。而“市场经济”则被认为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但是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却证明了，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能在经济领域实行“市场经济”。所以事在人为，我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研究领域，也并不一定非要实行“计划科研”不可。代之以“计划科研”的办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实行剑桥式的那种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的政策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此外还有位网友说，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喊了多少年也没能实现，你现在再喊一下又有什么用。对此我也表示了我的不同看法。我说，现在再喊这个口号，是因为事情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现在有了“钱学森之问”，而过去没有。而“钱学森之问”是我国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在报章上公布，希望能够动员全国有关各界人士起来，群策群力找出产生钱学森之问的根源，从而能够圆满地解决此严重问题。只要有关部门同样真正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把彻底改革我国院士制度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那实行剑桥式的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政策还是有希望的。对此我还是抱有信心。总而言之，我现在能有了“以彻底改革我国院士制度来解决钱学森之问”这个新的认识，是我九年前退下来的时候所不可想象的。这正是我退下来以后的又一大收获。九年来的退休生活并没有虚度，对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和由衷的高兴。;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2391 次阅读|4 个评论

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必由之路——彻底改革我国的院士制度: 热度 5 cswen 2012-7-4 11:39; 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必由之路 ——对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本文是拙文《院士制度要彻底改革》的增补版）温景嵩（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 300071 ）摘要本文回顾了 2003 年顾海兵等人提出的彻底改革我国院士制度的倡议， 2005 年的钱学森之问，以及 2011 年拙著《探索剑桥——试答钱学森之问》，指出为了最终解决钱学森之问，必须彻底改革我国的院士制度。关键词钱学森之问，剑桥大学的三条经验，改革院士制度的三项建议中图分类号 G 类一对于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此问题最早是在九年前由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等三人提出的。在 2003 年，顾海兵教授等人在《学术界》双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吸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彻底改革我国院士制度》的论文。在该论文中，他们详尽地分析了美，英，德，日，法等发达国家对待各国优秀科技界专家的成功经验，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教训，从而提出了向发达国家学习，改革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倡议。在其倡议中，他们提出了两种可行的改革对策。一是他们所谓的次优对策。在此对策中，人们可以保持现有的院士称号，但是要取消对他们的特殊待遇，取消他们的特权。第二是他们提出的最佳对策，那就是要彻底取消院士称号，以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例子为参照系，他们建议可改称院士为中国科学学会会员，中国工程学会会员等等。从顾海兵教授等人提出要彻底改革我国院士制度倡议后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实践证明，他们的倡议非但没有被时间磨平从而失去其意义；反而历久弥新，随着事情的不断发展，却越来越显示出他们的倡议对我国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十分现实，而且十分重要。二在这九年当中我国科学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就是在 2005 年，我国已故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在他逝世前对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还没有培养出一位为国际公认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他的这个问题揭示出我国建国以来在科学事业上的重大失误，因而是钱学森老先生在生前对我国科学事业最后一次的重要贡献。有鉴于钱老所提的问题的重要性，温总理把这个问题在报纸上公之于众，以动员我国有关各界共同来讨论：我国的科学界究竟存在什么严重问题以致会产生钱老所指出的在科学事业上的重大失误。这样大家才会群策群力找出产生重大失误的关键所在，进一步才能集思广益地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当媒体按照中央的指示来讨论钱学森老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时，报纸还根据钱老的问题，把它引申为以下三个更具体的问题： 1. 为什么我国现在生产出的学术垃圾这么多？ 2. 为什么我国能出数学奥林匹克冠军，却出不来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 3. 为什么我国到现在还出不来一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以上这些问题在报纸上公布后，在全国有关各界引发出一场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并被大家简明地概括为：“钱学森之问”。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比较集中在我国教育界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我国科技界中所存在的问题，还涉及得比较少。然而实际上科技界的问题却并不比教育界为少，相反是更大。我们从前面讲的第二个问题就可看出：既然我国能培养出数学奥林匹克冠军，就说明我国的教育界还是有成绩的。问题的关键还在科技界，特别是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界。这才是我国培养不出来国际公认的数学等学科学术大师和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之主要原因。温总理最近还着重地指出：要使我国真正强大起来，主要还是要靠科技力量。显然，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的力量也应包含在其中。虽然这一部分事业所涉及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朋友们已经指出，它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具有战略性的事业。第一，只有它才是一个国家科学力量的真正代表。真正杰出的科学家主要应出在这部分范围。第二，一旦在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战线上有所突破，就会使其它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部门带来实际的利益。因此，我们才集中力量主要研究了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事业方面的问题。在研究这个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又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成功经验。剑桥大学是世界科学的一块圣地。在那里曾经培养出现代科学的三大巨人：牛顿，麦克斯韦尔，和卢瑟福。牛顿以他的经典力学，麦克斯韦尔以他的经典电磁理论，卢瑟福以他的原子模型，都曾为人类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进入二十世纪后，剑桥大学又能以培养出众多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和创造出诺贝尔级科学成果的大科学家著称于世。几百年来，她始终都能在世界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事业中雄踞领先地位，长盛不衰，堪称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探索剑桥培养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的成功经验，认真地向剑桥大学学习，应该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一条康庄大道。经过了对以上这些问题的一番探讨，最后在 2011 年 10 月才终于诞生了我那本小书：《探索剑桥——试答钱学森之问》（ 2011 年，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三前节讲的我这本小书出版以后，在短短的八个月中它已经得到了不少好评。在所有这本书的读者发表的好评中，有一个评论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发表在亚马逊网站上一位没有署名的网友的短评。他说：“ 这是基础研究中的一本好书。作者具有科学院和大学两方面的背景。对基础研究有深刻的体会，对如何搞好基础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值得大家仔细地阅读，品味，及试点。” 以上整个短评的口气，很像是一位首长的口气，尤其是其中最后的“ 试点”二字很值得注意。我觉得这不是一般读者的用语。只有在某一方面握有实权的首长才能讲出这样的话。显然，在这位首长看来，对此书的评价，已不是一般的写个评语的问题，而是要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付诸实践，贯彻实施。回想去年 10 月此书出版时，我确实曾给一些首长寄过此书。其中有中央胡温习李四大首长每人一本；还有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国家教育部三大系统的党政首长们每人一本。如果那位写短评的网友确实是以上各位首长中的一位，从而使此书所介绍的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经验，通过试点最终能移植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来，并且最后就使我国能够培养出众多的真正为世界公认杰出的大科学家，那当然是件值得庆幸并使我感到莫大欣慰之事。另一方面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亦即：那位网友并不是一位真正的首长，他只不过是模仿某一位首长的口气，来表达他自己的愿望而已。对此，我仍然感到庆幸和高兴。知道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朋友希望此书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此书所介绍的剑桥经验最终能在中国变为现实，开花结果，这仍然是件令人十分欣慰的事。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例如一位朋友给我发来 e-mail 指出：产生钱学森之问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问题，并不是学术上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学术上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我接着对他说：“世界上民主国家不少，但剑桥却只有一个。所以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成功经验还是很值得人们深入探讨。” 还有朋友给我发来 e-mail 同样指出政治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们过去搞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在摧残人才，又怎么能谈得上培养人才呢！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因为他们早已被摧残殆尽了。我很同意这位朋友的意见。然而自从打倒四人帮实行拨乱返正，改革开放以后，摧残人才的整人的政治运动，已被彻底终止，此问题就不复存在。但是，这并不等于产生钱学森之问的所有根源就会自行消失。事实上，还有许多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需要人们注意加以解决，这才能够使得产生钱学森之问的所有根源彻底消除。前些时候，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提出：大学要去行政化，要搞教授治校。这个口号很好，很及时。但是教授治校却仍然有个要采用什么方法去治校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各个大学的校长早已是教授们在担当了。然而在这些教授们管理之下的大学，却仍然产生了朱校长所指出的行政化。可见，如果不是采用我们在这本小书中提出来的用学术的办法来推动学术发展，那就很可能新瓶装旧酒，还是会走行政化的老路。然而，采用学术的办法来推动学术发展，却并非易事。从我这本小书所总结出来的剑桥经验可以看出，这些经验一共有三条。它们分别是： 1. 要有学术自由； 2. 要有学术平等； 3. 要有制度化，高频率，高水平的 Seminar 学术活动。四在以上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三条经验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第二条：要有学术平等。因为没有学术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学术上的自由。没有学术上的平等和学术上的自由，一切 Seminar 学术活动就会流于形式，不可能从中产生推动学术发展的真正成果。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国现行的科研体制和科研政策存在严重问题。最近，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来了 e-mail 。这是他在读过我这本小书后写的读后感。他说：我国现在的科研体制是院士权威制。而不是像剑桥大学那样的平等制。在这种体制中，院士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被赋予种种特权，从而能够在科研领域中决定一切，分配一切，指挥一切。这就压制了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创造性积极性，阻碍了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创新性的发挥。很明显，这种院士权威制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科学的发展之一大障碍，必须加以消除。你怎么能期望在这样的院士们的统治之下，又怎么能会有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真正的学术平等和学术自由？！在这样的权威们的统治之下，一切学术活动又怎么不会流于走形式的下场？！更有甚者，从钱学森之问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自然而然而且是颠扑不破的论断：那就是这些被人们捧为无上权威的院士们，实际上他们自己并不是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那么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又怎么能期望他们会实行像剑桥那样的有益于造就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的制度？！由此可见，为要把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经验顺利地移植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首要的大事，就是要回到九年前顾海兵教授等人所提出来的倡议：要对我国现有的院士制度做一次彻底改革。为此，我们选择了顾海兵教授所建议的第一条次优对策。具体地讲，我们建议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1. 要废除现行的院士权威制； 2. 要取消院士们的一切特权； 3. 要和国际接轨，把院士称号还原为简单的一个荣誉称号。实行了这三项改革措施后，才有可能为落实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三条经验扫清道路，才能进一步把剑桥的这些经验移植到我们伟大祖国自己的土地上来。否则，我们就仍然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我国的科学事业就仍然没有希望。在结束本文之前，还要对以上院士制度改革中的第三条做一点说明。我们讲要取消院士的特权，要废除院士权威制，并不是要取消院士本身。我们只是要使他们和国际真正接轨。三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工作。时值改革开放之初，我和科学院的一些朋友们有幸按照当时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达成的协议来到剑桥大学进修。我们很快便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事：这就是那里的权威们比起我们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权威却更加平易近人，更加没有架子。虽然比起我们这里的权威而言，剑桥的权威们才是真正的权威。他们不仅是英国的院士（ F.R.S. ，直译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意译应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而且大都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做出了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因而享誉全球成为该学科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然而剑桥这些真正杰出的大人物，当我们和他们相处时，却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他们之“大”。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并没有给这些大权威们以种种特权，这样在剑桥才可以实行学术上的平等制。于是就保证了在剑桥的年轻人不受压制，才保证了在剑桥的年轻人之才能可以充分发挥，杰出的大科学家才可以一代一代地不断涌现。这正是几百年来，剑桥在基础科学领域能够做到始终位居领先地位，长盛不衰的秘密所在。我们讲要和国际接轨，就是要和像剑桥这样的大学接轨：使我国的院士们也和剑桥的院士们一样没有特权，从而也就可以使我国的大学也可以实行像剑桥那样的学术上的平等制。于是，我国一代一代年轻人的才能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才有可能成长为国际公认的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最终也就会和剑桥一样，使我国的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事业做到位居国际前列，长盛不衰，在世界上享有一席之地。我们深切地期望：这个理想的美好远景，能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土地上早日实现！参考文献 1. 顾海兵，金开安，李慧， 2003 ，吸取发达国家经验教训彻底改革我国院士制度，学术界， 102,14 — 26. 2. 温景嵩， 2011 ，探索剑桥——试答钱学森之问，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2 年 7 月 1 日写成于南开园）;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2342 次阅读|5 个评论

打破院士终身制！: 热度 7 张显峰 2011-12-12 21:56; 最近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相继公布新的院士名单，搞得社会上又是一通议论。这大概也是“中国特色”。据说国外选院士几乎冷清得很，除了科学界，很少有人上心，甚至连科学界内部，也很少见弹冠相庆的场面。我们甚是不同，新院士名单公布，不光科学界热闹得就像过圣诞节，连社会舆论都一本正经地凑过来审视、点评一番。这般景象，怕是要让友邦惊诧了，似乎中国人热爱科学得很。当然，估计国外的院士们也是羡慕的，人家选院士不过是“民间”玩的游戏，院士顶多是科学界的内部粮票，流通价值不大，但中国的院士却大不同，名义上它也只是“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却有着浓厚的行政和权力色彩，有了这个头衔，好似披上了御赐的黄袍马褂，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同凡响，不光成了科学界当然的权威，也成了社会各界追捧的“万事通”。近些年社会上“弹劾”院士制度的声音比较大，大概也是因为和国外的院士比较起来，中国的院士有点“另类”。中国的一些科学家一旦成为院士，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平日里争取不到的项目纷纷投怀送抱，平日里不受重视的言论也有人洗耳恭听，平日里不曾来往的单位也虚位以待……这倒也未必是院士们都热心消受的，但确实让中国科技界变得有点乌烟瘴气，“最高学术群体”离权力和利益越来越近，离科研一线越来越远，这显然是一种逆向鼓励。这样的气象，固然有中国独特的文化作祟，但我以为，院士制度本身的弊病不可忽视。院士的终身制，恐怕是最大的弊病之一。中国目前的科技资源分配实质上是一种话语权配给制——院士无疑掌握着科学界的话语权，这种机制容易形成“公车效应”，上车的人自然不太会欢迎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的人再上来，导致院士这个最高学术称号并不能真正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相反这个左右中国科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却成了部分优秀科学家向上流动的障碍。终身制的最大问题，是一些院士缺乏危机感，拥有了这份终身福利，科研做得好坏似乎不再十分重要，一旦坐上院士的宝座，就成了永不过期的权威，只要他们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是某个领域的“最高”学术代表。当这样一些院士，不再以追求科学为乐，不再以科学上的成就为傲，却仍然戴着“最高学术称号”的帽子四处招摇，恐怕不止使“院士”这两个字大大贬值，科学家内心所坚守的价值也会扬弃殆尽。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院士队伍才可能在不断自我净化中，固守精英科学家群体的本真，才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向前进发的力量。; 个人分类: 显峰冷言|5226 次阅读|9 个评论

让我们重温一下周光召先生关于院士制度的一个建议: 热度 5 pukin 2011-12-9 08:05; 昨天，2011年12月8号，中国工程院新当选院士名单公布了，几家欢乐几家愁。今天，12月9号。按照吕喆兄的预测，一二九运动即将拉开序幕了在“一二九”运动前夕，让我们回忆并重温一下6年前周光召院士的一个建议吧。 2005年11月16号，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院士在一次“院士圆桌会议”上，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并对与会的十三名院士提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在这个由上海市科协主办的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教授首先发起对现行院士制度的批判。他断言目前的院士制度是不可持续的。　　汪品先称，“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捣乱，现在社会把院士捧的如此之高是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的。院士是人选出来的，少一票落选就回家抱孙子去，多一票当选什么都会了，什么评审会都少不了，都要发言，人家都洗耳恭听，如果不到场，鉴定还通不过，有这样的人吗？你什么都会？” 　　汪品先的言论引来了在座院士的共鸣。周光召鲜明地表态：“我一直都不赞成院士制度。” 　　他解释说，过去我们设立院士制度是可以理解，因为我国的人才资源非常少，要尊重知识，把有成绩的人选为院士，给他们待遇，毕竟这些人是非常少数的。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他最后希望得到大家的同意，建议改掉院士制度。并不忘感谢社会对院士的尊重，希望不要把这份尊重做的太过分了。他希望尊重科学家，最好就是不要逼他们在短时间里就拿出什么惊人的成果，给他们创造全心投入科研的环境。　　另外，周光召、汪品先等院士还批评目前的官本位制度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周光召说，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分成等级，学术界也是如此，院长、所长之类的，是以长来决定权威，某种程度是官本位的复制，这是阻碍学术创新的因素。汪品先也认为，现在的科学家都在服从或者猜测上级领导的意图做事，这怎么能有科技创新呢？ ************************************************************************************* 中国科技界一年一小折腾，二年一大折腾。为什么？因为眼前有几块骨头肉，逗弄你、引领着你，让你浮躁、让你疯狂。为了中国科技事业健康稳步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和腾飞，建议十八大新一届的党中央和政府完全或部分采纳部分周光召院士的建议。即使不能完全取消院士制度，也要对其进行重大改革： 1、院士遴选由目前的2年一选延长至4-5年，每次两院院士的入选名额不超过30个； 2、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以走下神坛，更何况院士了，所以坚决要把院士从神坛上拉下来，还一个学者的本来面目； 3、应该鼓励中国的学者更多的走向国际舞台，依靠自己的学术水平去竞争国际学术大奖和进入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 4、。。。。。 5、。。。。。。;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3425 次阅读|9 个评论

和院士良性竞赛共同提高中国科学水平: 热度 369 饶毅 2011-8-30 10:06; 很多人来问，如何改善中国院士制度。以我一己之力不可能做到，不过，并非不能努力。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称为“学部委员” 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院士制度特权最大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但是苏联的院士制度副作用并不大。在中国的副作用，设立时很难预见。我自己在加州大学（80年代）或哈佛大学（90年代初），曾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建议将当时的“学部委员”改成“院士”，这封信是否起作用任何，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我，还是真正做出决定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可能还有国务院批准），称呼改成院士都是因为认为需要更多尊重科学家。那时，即使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与他们的贡献不相称。那时不能预计到现在的问题，包括对中国文化对头衔重视的程度。很多人以为院士的所谓副部级待遇，其实不是很重要。在北京、上海，一些院士看到主管自己经费的司局级（甚至处级）都点头哈腰，从无副部级的感觉。头衔的意义大于待遇。如果将“院士”重新改成“学部委员”，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是否愿意改成“学部委员”在于科学院领导和主席团是否愿意，换个时髦的说法，这叫“自律”。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院士制度如何想法的人，都担心有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其实还不到中国真正“科学家”的水平），当了院士以后，就不真正积极做科研，带来明显的问题：1）有些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做院士，所以，一旦当选院士，就积极做其他事情；2）这些人给学生树立不良榜样，有些学生也决心步其后尘、走入歧途，影响中国科学今后的发展方向；3）这些人不积极做科学，并非没有资源，而在资源比较多和权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不积极做科学，那么就给国家的科研投资带来较大的浪费；4）从普遍情况来说，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做到国际上比较好大学的副教授就在当选院士后离开科研一线（“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和院士竞赛相互激励能否解决“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的问题？除“自律”以外，我们也可以试图给予激励。比如，我这几天有个想法，是个“以身殉职”的竞赛建议：殉职的意思是说，这个竞赛的失败者，已经定义是我本人，而胜者是那些现在和将来在中国做科学比我好的人；在十年以后（2022年8月17日），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因为有些院士回国比我早，所以从现在算起不太合理，所以比较的年代可以从20年前1992年开始，到2022年为止，共30年，只以在中国进行、以中国为第一地址发表的论文；竞赛的对象主要是生命科学做探索性科学研究的院士，年龄大的不算因为他们的时代和背景不同，而是和我年资相同或更年轻还有冲劲的，也就是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学，1991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或1994年以后有独立课题组；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自愿加入；竞赛的标准是在中国做的科学研究，是否针对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其工作对本学科领域的贡献在世界上、在人类知识推进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不用担心谁评价。十年后，中国（和海外华人）能够评价科学水平的人自然应该更多。如果不行，就由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也行。大家说了，我就不说。当然，大家都不评价，我也可以说。乐观的“孩子气”好于不良的“中国式成熟” 我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不如我。而是真心期盼很多人比我好。我现在就知道有很好的，比我好的，不过不一定都在科学院院士行列。和我竞赛不是很难。因为，我将继续32岁以后的习惯：晚上和周末习惯性不上班、还看专业以外书籍和写杂文、实验室研究生和博士自主做科研（如何上下班不是我的事情和休假不用请假）。所以，中青年院士（和其他自愿参加竞赛者）肯定容易超过我。我这么做，也许不仅使得一些院士因为爱面子而积极做科研，可能还激励科学院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特别是微观生物学小组，积极选拔一些真正好的人做院士，这样十年以后来看，比饶毅好的人里面，全部（或多数）还是院士，而不是院外比饶毅好的人多于院内。这样的竞赛是否小孩子气？也许。不过有理想的孩子气远远好于中国不良习俗的所谓“成熟”：在国际上畏畏缩缩不能上台面，在国内背后搞人水平高。这个竞赛，实际上并不是我开启的，而是8月17日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公布的结果所确定。从那天以后，就有一些人会默默地做这种比较。本文的作用，只是公开和明确了大家做的一件事。本文也使此次事件，不以争论而结束，而以向前看，大家努力在中国做好科学而结束。公开提出竞赛，也许能起良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国目前还不高的科学水平。; 69523 次阅读|437 个评论

王晓东教授、饶毅教授都有些问题: 热度 9 liwei999 2011-8-26 13:22; 什么叫做良知？良心？王晓东教授、饶毅教授都有些问题。作者: mirror (*) 日期: 08/25/2011 08:30:42 对王晓东教授对饶毅教授的客观评价让人钦佩一文，镜某做了这样的评论： Quote 饶老师的研究，可以分类为有意思而无影响的范畴。“2007年全职回国后把研究方向从神经发育分子机制转到社会行为的神经机理分析，试图从分子和神经通路的机理上，解释包括同性恋、暴力倾向、母子关系等在内的社会行为”的说法就是对付老百姓等外行的，在学术圈里，这样说能走多远、走到哪里基本上就可以预见了。这个时候，王晓东院士的声音让人们感到的只是这些人的迂腐和无能。这样说有这样说的道理。不能理解的人自然会认为“中国就是多了你这种小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背后插刀的人，为什么人不能把自己的胸怀放得宽广远大一些呢，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撇开院士制度的意义不论，就一个读书人的 “良知” 而言，fitness 的留言就是一例了。 Quote 在国际学术界有一条规则－有利益冲突的必须回避，不论是审稿还是评审科研基金评审职称，与被评人有利益冲突的评审人需主动声明并退出评审活动，王与饶是同一个研究所的正副所长并据王自己讲他们之间关系密切“我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关注饶毅，之后一直保持密切的工作交往，对他的为人治学非常了解。”　这样看来王是不应该站出来替饶说话的，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共同利益，　说白了饶的父母家人朋友当然希望饶能够当选院士了，情人眼里出西施说的就是这种事情。如果这样简单的回避的意识都没有、都不能理解的话，做人、做事就很成问题了。回到院士制度上论，院士制度应该成为一个“议会”的形式。选代表，就要讲究这个“覆盖面”，虽然学术水平也要考虑，但这不应该是唯一标准。茄子与西红柿，如何比高低？很多人也不用用脑子，瞎起哄。有个“无知少女”的说法，是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简称。因为这类人比其他势力弱势，需要有特别的“照顾”。包括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也是要到工程院才能当院士，而不是科学院。这样做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能一味抱怨院士们的见解。所谓有“良知”，就是说不能有无赖的习性：一旦结果不如愿了就说选举不公正。要想办成事儿，如何取得多数人的理解是关键的。毛泽东发动“文革”还要做多数派的工作呢，而饶毅教授把多数院士推到对立面上去，只能说是不会做人。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个人分类: 镜子大全|5685 次阅读|9 个评论

建议中科院改革现行的院士制度－－兼与嵇少丞教授商榷: 热度 16 jiangjiping 2011-5-30 10:15; p { margin-bottom: 0.08in; } 建议中科院改革现行的院士制度－－兼与嵇少丞教授商榷蒋继平 2011 年 5 月 30 日前不久拜读了嵇少丞教授“建议无限制地停止院士增选”的博文，深感嵇教授的才思非同寻常，更为嵇教授的“精明” 折服。嵇教授的博文赢得了大量的好评，深得读者们的喜爱，恭喜恭喜！进一步分析嵇教授的文章为什么会获得如此多的好评的原因，我发现按照嵇教授的建议，中国现在的院士们都是真正的受益者，而这次征文活动的最后决定者都是这些院士，因而，嵇教授和那些院士们在这篇博文上是共同受益者。我知道，嵇教授提出这个建议一定是为了祖国的科技发展朝着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不过，我本人认为，按照嵇教授的建议去做，将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负面的影响。请嵇教授千万不要生气，我不是故意拆您的台，更不是妒忌您的才华和成就，我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我的观点。首先，无限制地停止院士增选将会给所有在中国科技界工作的，现在还不是院士的科学家们，尤其是年轻有为的中青年科学家们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使他们失去争取成为院士的希望。一旦失去希望，人们就会自动放弃奋斗。其次，院士增选活动本身也是一个科技界的推动力。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活动，一方面让人民感觉到科技对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在科技界产生“激励”效应。参选的科学家在参选过程中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学习，和总结的机会。没有这样的增选活动，我想中国科技界将会变得死气沉沉。然后，没有增选活动，就不会有激烈的竞争，现任院士们就没有竞争压力，只要不出大错误，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院士带来的好处。这对院士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对国家和科技界却是不利的。鉴于以上理由，我建议中科院要继续进行院士增选活动，不过，要对现行的院士制度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以更有利于国家的科技发展。第一，废除院士终身制，实行有效的聘任制。这可以国家领导人现行的方式为借鉴，即每六年为一期，表现好的可以连任两期，但是，最多只能担任 18 年。这将为中科院留下许多院士位置，为年轻有为的科学家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中国科学院不断地增加新兴力量，实行有效的新老更替，从而使中科院充满生机。当然，聘期要从新的体制开始算起，以前的院士任期不算在内。第二，对院士的业绩继续进行年度评审。现在的制度是一旦当选为院士，除非犯罪，就永远是院士。当选前，这些院士是很有成就的，可是，当选后，就不一定会出更大的成就。对一些业绩差的，只限定任期一届，届满后立即换下来。第三，对院士的待遇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正，慢慢地减少院士们的特别优待。这种做法可以改变人们争当院士的动机。争当院士为的是能对科技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为了更多更大的个人利益。这样的话，可以杜绝一些投机取巧的人，使院士群体成为真正的精英集团。我深深知道，我的这篇博文又要伤害到许多人的利益，也就是那些受人敬重的院士们。因而，我知道，我参加中科院有奖征文活动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不过，我参加征文活动为的不是得奖，而是借此机会发表一些个人看法，希望可以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尽一点点力。中国的院士们，在我的心目中，您们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国家的栋梁。因而，您们值得敬重，值得重用。所以，我真心希望您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更加体现出您们超人的才华，展示您们高尚的道德人品，不仅在科研方面作出极大的贡献，而且在社会上树立起光辉的形象，主动地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为广大民众作一个好榜样。国家依靠着您们，人民期待着您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来一次自我牺牲的改革吧！有这个勇气吗？我希望某些德高望重的老院士能够出来带个头倡议一下。（附言：赵总编：假如这篇博文符合征文规则，请将其加入征文栏，谢谢！）; 个人分类: 国家时事|6632 次阅读|45 个评论

请投我一票: 热度 48 Majorite 2011-5-27 06:08; 请投我一票我的博文——《建议无限期地停止院士增选》现已通过相关审查，正式成为“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活动的参赛作品。此文观点虽然有些偏激，却也是肺腑之言。请大家来到此网址郑重地投我一票吧： http://www.cas.cn/zhengwen/jsgj/201105/t20110526_77372.shtml 请投我一票，表达我们共同希望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美好愿望！谢谢大家！嵇少丞; 个人分类: 论大学|5549 次阅读|5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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