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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传记:一只流浪狗(从悲惨到幸福,到结束)
热度 2 yue 2010-3-14 18:19
一 冬天 小区有一只宠物狗,黑毛,大小和一般的哈巴狗差不多。上下班看到它的时候,它的前后总是不见主子。这是特别的一点。它喜欢向人叫。它叫得太厉害,你会烦,就停住吓唬它。它也停住,但是仍然会好象生气地咆哮。面对它的时候,会注意到它是地包天,就是下面的牙齿包住上面的牙齿。 大概初冬的时候,它的毛很湿,变得更脏,毛被水粘得成了一条一条的。(像落水狗)这时候,你就可以判断,它是一只流浪狗。它在垃圾楼里面找东西吃,过夜,它的毛被里面的垃圾弄湿了。 到了深冬的时候,毛就完全湿了,这是因为冬天太冷,蒸发水平太低。结果是 形象 上,这只狗更丑陋了。再就是在健康上或者生活上,它冷得发抖。还有 精神 也不好,它开始变得胆小,看见人的时候慌慌张张,躲躲闪闪,不象以前会瞪着人,现在老是低下头。 这时候我能够判断它为什么以前那么理直气壮,大概是因为,它把整个户外,把整个它活动的范围,看作是它的窝,看见陌生人它就生气了,以为要侵犯它的领地。 我原来很讨厌它,嫌恶它丑陋,而且没有教养,但是到了冬天开始同情它。 我家前面有车棚,窗户(用来透光)是用砖头做的。夜里风吹在上面,或呜咽,或呼啸,或怒吼。可以体验什么是 庄子说的天籁 。窗户外又有电线,风在电线上面,声音也很大。几乎要天摇地动了。 这时候我会想起那只狗,说不定冻死了。第二天我也会留心看它的尸体。还好,可以看到它,不是尸体,它活了一天又一天。 二 同伴 冬夜经常听见狼嗥。狗叫的声音是“汪,汪”,狼嚎的声音是“呜——呜——”。 楼后面有一个院子,是为这个小区供应自来水的,门是铁栅栏的。 这只狗能从缝隙自由出入。 慢慢的它把这里作为家,它会把捡来的骨头叼到这里吃。 又后来,我们发现在这院子里来一只很漂亮的狗,雪白,身材很高大,可以和狼狗的身材比。但是性情很温顺,久而久之我们还发现它只吃菜。经过请教,主人说那是雪狼,雪橇狗。可以发现它的脚很大,适宜在雪地上走。狼嚎的声音就是它发出的,夜里凭耳朵判断声音的方向,就是从它那里来的。 日久生情,两只狗,一个娇小,一个魁梧,竟然成了朋友,在一起玩耍。谁说只有人有精神需要,其实动物和人类是一样的,动物也有人类的所有基本需要,特别是爱的需要,自尊心也是很明显的。 两只狗在一起打滚,最有意思的是两点。一是大狗不欺负小狗。二是大狗很浪漫,喜欢接吻。大概是因为它是外国品种,外国人比中国人浪漫,所以 外国狗也比中国狗浪漫 。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因为外国人是从外国动物进化来的,有历史联系。其次,人的文化和狗的文化难道不会互相影响。 三 幸福 春天来了,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在地上晒太阳。有时候他们在靠在一起晒太阳,有时候稍微离得远一点。这时候,流浪狗终于得到了命运的回报了。他们比住家狗生活艰难,自由是他们得到的补偿。相反经常可以听到住家狗被关在屋子里,在家里呜咽,有时候甚至爬在窗户上呜咽。 春天越来越美,草绿了花红了,空气也变得很温馨。他们交得朋友也越来越多。 但是他们又变成了一个“它”。只有流浪狗才有资格享有自由。那只雪狼不是流浪狗,只不过他的身材太大,他才被格外关照,白天放在一个大院子,冬夜则被请回主人的家里。但是它是大型犬,白天的自由是有限的,被关在院子里,只好在院子里无聊地走来走去。 只有流浪狗的自由才是无限的,他可以追逐,是在 追逐芬芳的空气,美丽的蝴蝶。 虽然在空虚的世界里游荡,也是无聊的。 以前的痛苦,就算作萨特存在主义的规定,作为自由的责任。 四 结束 大概是秋天,我发现流浪狗变得异常勤快,老是奔波于垃圾楼,倒也丰收,经常叼着骨头跑。当然运气不是百分之百,有时是叼着垃圾袋跑,导致小区垃圾袋到处都是。 经过一年的磨合,他和人类相互之间的眼光也变化了,都温柔了。 纸包不住火。人们都发现 她怀孕了 。再接着,奶也大一点了。 好在现在是富足的社会,垃圾应该够她吃。 然而突然她消失了,难道是她生产了,在家住月子。然而是长期的失踪了。 第一个怀疑是那只雪狼。这是我的怀疑。我怀疑父亲是那只雪狼。是不是胎儿太大,她难产而死了。 又是一个冬天结束了。我在小区和我的孩子游荡,和一个老太太攀谈,她说出了那只流浪够的结局。 她说,那只够一窝生了9个小狗。 她又说,连小狗被人卖给了狗贩子。 她又说,给小狗找个好人家也就算了,如果狗贩子把小狗卖给饭店,那就不好了。 解释,卖给狗贩子,不是说让他们到饭店找个吃饭的地方,是到饭店让人吃他们的肉。 六 未知 这样,一只狗被命运扔到外面的世界,好不容易挣扎到春天,有了温暖的“家”,有了友好的朋友,还有了自己完整的人生经历——爱情和家庭,生儿育女,忽然命运又一次被改变了。 当然,他到底是什么结局呢?其实前面的结束,只是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结束,结束了我对她的观察。她实际的结局我是不了解的。 这是一种未知数,但是这种 未知数一概是可恶的,人类和生命所恐惧的,就是这种未知数。 所谓未知,就是自己的命运不被自己所掌握的一种处境。 这种未知就是一种黑暗,人类是无法判断它的结局。 人类现在是很强大的,但是仍然有悲惨的时候,有未知世界突然降临,强迫你去面对。但是人至少不是他人的未知世界。至少一般情况下,人不是他人的主宰。 那么人在面对灾难陷入悲伤的时候,何必不反思一下,当你作为未知世界的受害者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让弱小的动物,作为你的受害者呢?对于弱者,为什么你也在充当它的主宰者呢?为什么你可以随意给它制造一个未知世界? 人类的同类的传记2: 张家界与狗尾巴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774do=blogquickforward=1id=462700 关于狗的传记: 悲剧的根源——兼论“权力导致腐败”的翻译 以一只黑狗对人攻击的行为及后果为例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COLLCC=3221515396mod=spaceuid=39774do=blogid=229833
个人分类: 木头记---------散文|5970 次阅读|9 个评论
陈省身文选---传记、通讯演讲及其它笔记
zjzhang 2009-9-4 22:23
About Chern
个人分类: 数学|3236 次阅读|0 个评论
ZZ:章梦涛教授小传(六)
jjsun123 2009-8-21 16:19
1978 年 11 月 28 日早上,在离开二十年又七个月后,章梦涛终于又回到了阜新。当天特别冷,大概零下二十多度,孩子穿的是晋南过冬的衣服都受不了。看到来车站迎接自己一家的基础部副主任范宏楠老师和校办副主任盖光山老师,章梦涛心中十分感激。工作是有了,但并不感到有什么欣喜,更不感到激动,因为他怀疑这次落实政策会有多大可能,自己能否在内。特别想到自己不仅是右派,还是反革命。在过去漫长的二十余年中,就一直纳闷自己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一年不知写了多少材料,经历了多次的不同人员审查和外调。以后在全市中等学校教职工大会上宣布 平反 并赔礼道歉,连他在内全市仅两人而已。市委姚书记还专门前来表示歉意,按 反革命惩治条例 是不构成反革命犯罪, 20 多年一直在脑海中盘旋。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多少次公检法部门的领导来到劳改队调研,找到他谈话他都会提出这个问题,有的是避而不答,有的大胆回答说解放前的事情够不成反革命,解放后只构成 右派 也够不成反革命,但两者相加就够了,这样的加法是否成立?想到这些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他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戴着反革命帽子也生活了二十年,无所谓了。但是自己已有两个孩子,而且是男孩,对他们的伤害从当时情况看就太大了,因而心中忐忑不安。所以回校之后最关心的不是工作,而是 平反 和 改正 。 听从学校安排将他安排至力学教研室。在教研室了解到材料力学要在 1989 年秋季才有课,他选择了材料力学教学,主要是有充裕时间便于应对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1979 年 4 月,统战部部长郭延廷代表党委宣读了对他 右派 改正的决定。也只有共产党才有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胸怀。但对于反革命平反却出现波折。 1980 年春阜新人民法院做出第一次平反判决,保留了 1958 年原判决及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的事实,只是不认为构成反革命犯罪。他表示不能接受,要求重审。但一直到 1984 年初,当时他已成为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在检查委员政策落实情况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使这段历史真正得以翻了过去。章梦涛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党实事求是精神的伟大。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也想到,当年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在国家山河破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激发了爱国热情,怀着满腔热血,投笔从戎,抗日救国。这样的一段历史在解放后却纠缠了自己三十余年,历尽磨难,因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和遗憾。历史问题清楚了, 1984 年 6 月经丘永权、鞠景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解放以来的心愿。 1984 年章梦涛被任命为科学研究所所长,为 官 不是他的心愿,当时他已经是 55 岁的人了,只是希望能不受过多的干扰做点实事。特别是事前对科学研究所是否撤消进行过讨论,此时他已调至研究所深部地压研究室。但在所内许多同志的劝说下,他自己也感到不能只忙于自己的科研工作,应该为大家做一点工作,上任后首先是进行稳定人心的工作,调整研究结构,实行民主,重大事情民主决定,并且积极联系,拟将研究所研制的国内仅有的两台 800 孔径帷幕钻机用于灌注帷幕墙工程,作为创收渠道。全所在 1985 年获得参与国家 七五 科技攻关项目达到三项,但科研所终于在 1986 年 6 月被撤消,仅深部地压研究所是抽调不同单位人员组成的,正承担有科研任务,因而保留由科研处管辖。他调任研究生部主任,当时兴起了读书无用论的风气,报考研究生兴趣不够高,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维持研究生招生录取数量就成了他工作的中心。 1990 年 6 月他已 61 岁,上书辞去了研究生部主任,回到了深部地压研究所,以后又来到了由他的学生潘一山、梁冰、王来贵组成的工程力学研究所。 1997 年回到基础部。 1998 年工程力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而且已经有了力学本科生,成立了力学与工程科学系,后撤系建院,他随之到院工作, 2006 年还为力学专业学生讲授流体力学课程,迄今还关心和参与力学与工程学院建设和发展。 章梦涛回到学校讲课是从理论力学开始的,由于多名力学教师参加学校的培训班,致使理论力学任课教师不够,教研室付亚群老师请他为采煤 77 级五个班讲授理论力学课程。他心中虽有想法,但却不好拨付老师的面子就应允了,这是来到高校讲的第一门课,以后还分别讲授了采煤 77 级、 78 级的材料力学, 78 级、 80 级力学专业的弹性力学。 1990 年为通风专业自编讲义,讲授了煤岩流体力学。 1995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获辽宁省科技进步奖。 1998 年自编讲义开始为力学专业讲授流体力学,由李忠华等修改,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 1983 年开始,迄今为研究生讲授了约 30 门课程,其中除了有传统的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多种课程外,还讲授了如内蕴时间塑性理论、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有限变形弹塑性理论、损伤力学、两相流体动力学、粘性流体动力学、固流耦合力学等。他所讲授课程要求学生理解和会用,他通过讲授知识的同时传授方法,给同学猎枪,让学生自己学会猎取知识,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深入浅出,从生活和工程现象引入,深受学生欢迎。 力学教研室从成立以来也先后承担过液压支架试验台、帷幕钻机主要零件的强度核算的工作,总的来说科研工作很少而且不能经常化,基本上是教学单位。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鼓舞,材料力学教师已确定以计算力学、实验力学和断裂力学为今后的科研方向。章梦涛在离开学校后的二十余年中,主要在工厂从事制造工艺和工艺装备的研发。回到学校,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难以从事过去的制造工艺和装备研发工作,需要重新选择科研方向,并希望与教学一致,即从事力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他深知,二十世纪是应用力学的世纪,力学来源于应用,来源于工程实际,从而服务于工程实际,否则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跑。煤炭开采工程领域中的力学应用与航空、航天、机械、土木领域的力学应用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但却有大量的复杂力学问题有待解决。由于采矿工程领域条件特殊,一般力学工作者不愿问津。他认为解决煤炭开采中的力学问题正是的煤炭行业力学工作者的责任。而且由于学校是煤炭性质的高等院校,从事煤炭开采领域力学行为规律的研究有方便条件,这也正是煤炭行业的力学工作者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他决心在科研上另辟蹊径,本着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态度进入采矿工程领域,从事有关力学行为及规律的研究。 煤矿矿井开采将工作面和采空区称为采场,采场空气流动状况及沼气(瓦斯)浓度在其中分布的状况,是合理调整采场通风措施,提高通风效果,保证矿井安全生产的依据和基础。特别是高瓦斯煤层采用无煤柱开采,更为重要。但是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采场大气流动状况及风流中瓦斯浓度分布,只能依靠少数测点实测的数据进行分析。 1979 年章梦涛首先将采场空气流动视为平面位势流流动,通过有限元计算进行了分析,在抚顺召开的首届全国通风学术会议大会上宣读,引起了通风学术界的兴趣。但是采场中的采空区空气流动是在冒落的岩石形成的连通的孔隙空间流动的,与工作面空间空气的流动不同。 1981 年将采空区空气流动视为具有不同孔隙度的非均匀的渗流场。设空气流动服从达西定律,工作面空气流动视为孔隙度 m=1 的特殊渗流空间的流动。由于渗流场是非均匀的,从而将渗流场大致划分为几个均质区,建立了数学模型,通过设立少数测点,根据所测的数据采用解逆问题或正问题的方法反求参数,修正模型,然后进行有限元分析。对鹤岗新一矿 30 号煤层无煤柱采场在工作面设置测点反求参数,对采场空气流动状况进行分析,绘成流网图,与原来通过大量测点所得的流网图相近。 1984 年在采场空气流动状况分析的基础上,将瓦斯在采场区空气气流中浓度分布视为扩散物质在采场空气流动中的扩散,同样分为几个不同的均质区及反求参数,建立了瓦斯的扩散场数学模型。对采场空气流动场的渗流场进行耦合求解,对采场风流中瓦斯浓度分布进行分析及评价,在义乌常村矿进行应用,经计算所得的 23 个测点的预测值和实测值最大误差为 1.2% ,为完成义乌 常村矿高沼气易自燃厚煤层分层同采无煤柱开采 的科技攻关项目采取适当的通风措施提供了依据。 1990 年在国家 九五 科技攻关项目 采空区瓦斯抽放 中,建立了煤岩层变形场、采场空气流动渗流场和瓦斯扩散场三场耦合数学模型,通过少量实测数据反求参数,采用有限元法耦合求解,对受采动影响邻近层瓦斯随风流向采空区流动瓦斯浓度分布进行了分析,为采空区布置抽放孔进行瓦斯抽放提供了依据。通过以上研究,初步形成了采场环境流体力学的理论框架,为采场大气流动和瓦斯浓度分布主要根据少数实测数据依靠经验进行定性分析,转为主要依靠科学进行定量化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冲击地压是煤矿开采中灾难性的灾害,世界各采煤国家都有发生。二次世界大战后煤炭开采强度和深度增加,冲击地压灾害趋于严重。我国的冲击地压由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开始严重,冲击地压发生强度和频度,造成矿工死亡人数均位居世界首位。此时发达国家因冲击地压尚无根本防治措施,对冲击地压灾害严重的矿井开始采取关井的措施。 1982 年章梦涛参与了冲击地压成因机理预测防治的煤炭工业部重点课题的研究。通过大量冲击地压发生的实例,普遍认识到冲击地压是煤(岩)破坏而发生的现象,因而最早建立了煤岩破坏发生冲击地压的强度理论,但强度理论不能解释煤岩破坏多数不发生冲击地压的现象,只能是冲击地压发生的必要条件,以后发生理论地提出就脱离了煤岩的破坏。章梦涛通过室内岩石破坏实验和冲击地压发生现场的观测,从地震发生机理的研究中得到启发,根据近代已知的岩石破坏机理对冲击地压发生机理进行研究,揭示了冲击地压是煤岩的物理失稳破坏而发生的现象,从而建立了冲击地压的失稳理论。并以普通的运动稳定性的势能量最小原理为煤岩失稳破坏依据,也即冲击地压发生的判据。建立了数学模型,不仅可为预测、防治冲击地压措施的研究和实施提供定量化指导和依据,而且可以直接用于冲击地压预测和减轻冲击地压危险的开采方案的设计。曾用于北京门头沟煤矿门城煤柱开采设计,保证冲击地压发生强度不超过三级。和用于唐山矿 3654 煤区开采冲击地压发生强度的预测,经过开采与预测相近。研究了钻屑法检测冲击地压的机理,提出了通过计算和室内实验相结合确定冲击地压危险钻屑量指标的方法,并对注水、钻孔、爆破防止冲击地压的传统防治措施理论及技术进行了研究,建立一套通过数学及物理模拟研究冲击地压防治的方法,为我国冲击地压发生理论预测、防治技术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做出了贡献,他也成为了冲击地压防治的国内、国外同行中有一定影响的著名专家。 煤与瓦斯突出也是煤矿灾难性的严重灾害。由于煤和瓦斯突出发生情况十分复杂,直至 80 年代中期其发生理论还停留在假说的水平上,对突出发生的因素给予回答。由于突出也是煤层自然破坏而发生的现象,只不过有瓦斯的参与。 1988 年章梦涛提出煤和瓦斯突出是在瓦斯与煤层流固耦合煤层失稳破坏而发生的现象,根据冲击地压与煤和瓦斯突出具有一系列共同特点,只不过煤和瓦斯突出有瓦斯作用。基本的预测预报措施除突出考虑瓦斯其余措施基本相同,有的矿同时发生冲击地压、煤和瓦斯突出。因而国际岩石力学冲击地压和突出委员会主席佩图霍夫和世界上许多学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两者的统一理论。章梦涛 1988 年对煤和瓦斯突出失稳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 1991 年提出了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的统一理论, 1995 年提出固流耦合煤与瓦斯突出失稳理论, 1991 年对突水的失稳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佩图霍夫对他及他的学生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给与了高度评价,认为已超过了他们达到的成就。在进行矿井灾害的研究中不畏艰险,深入矿井存在灾害发生威胁的工作面进行观测。在房山矿冲击地压危险程度研究中,他已年近古稀,为了掌控第一手资料坚持下到工作面进行观测,为该煤层是否开采提供依据。 为了开展采矿工程领域力学的研究,他结合承担的项目自行研制了一批实验设备,其中有刚性实验装置,是我国首次研制成功,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奖。单点压缩及三点弯曲岩石蠕变试验机,前者为日本秋田大学引进安装于恒温室进行岩石蠕变试验,还研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国内最大的真三轴试验机等等。这些设备的研制为采矿工程领域力学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 此外,他作为先行者还在一些方向上进行了一些先导性的工作: 1995 年他时年 66 岁,开始了两相流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对煤层气气藏开采水 - 煤层气两相渗流流动规律的研究。根据煤层气主要吸附在煤微孔内壁上,经历解吸扩散进入裂隙,与水形成水 - 气两相渗流流动,建立了数学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同年因开始进行磨料射流油水井割缝处理近井处理技术的研究,提高油井产液量和增加水井注水量。在进行磨料射流割缝设备研制的同时,先后通过指导和协助指导博士论文,对固 - 液两相流(即磨料)射流的理论,磨料射流的打击力,材料在磨料射流作用下失效机理,磨料射流切割理论,磨料射流技术参数对切割的影响及优化选择,磨料射流切割工艺方案制定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已在我国大庆、胜利、辽河、长庆等油田推广应用。 2007 年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应用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9 年他已年逾古稀,又通过指导博士论文建立了沿离心渣浆泵叶轮叶片压力面固 - 液两相流的边界层微分方程,从而得到了卡门的动量积分方程,引入了扰动因子处理固体颗粒在壁面上的滑移,采用了二维流动的卡门 - 波豪森近似方法求得近似解。得到 无分离 的型线方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证明,得到的新型线叶片的渣浆泵泵效率提高,叶片磨蚀降低,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同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进行煤地下气化化学流体力学流动规律的研究。建立了通道模型的数学模型。他深知自己已年近古稀,难以对煤地下气化这样复杂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只是愿为后续研究者起到铺路石的作用。 1962 年 1964 年刚刚结束劳动教养的他,流落在晋西北高寒地区的五寨县,在五寨中学任教,曾辛勤培育了一批高中生。 1988 年回到五寨时大多数学生成长为县里局以上干部,考取大学的学生有的成为山西省高级干部,其余的均为技术骨干。 1978 年开始了高教生涯, 30 年来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大量课程,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和研究生学位论文,培养了大量学生。其中嫦娥一号绕月飞行和载人航天飞行副总指挥,国家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奖金获得者,航天科技公司总经理马兴瑞及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第二届国家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奖金获得者赵阳升分别是本科、研究生中的杰出代表。研究生中还有潘一山、梁冰、王来贵、张永利等成为博士生导师,国内同行中知名学者。 1978 年底他回到学校时,力学教研室基本上只是从事教学工作。现已发展成为科研教学型的力学与工程学院,他响应钱学森等老一辈力学大师的号召走出力学传统领域,应用力学中建模、分析、计算、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化对矿业开采实施过程中相应的环境与灾害的物理过程和基本规律的认识,使得研究逐步从定性和统计描述走向从动力学观点的描述,初步形成了矿山环境与灾害力学这样一个边缘新型的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形成了拥有潘一山、王来贵、梁冰、张永利、宋维源、苏荣华、孙可明、李忠华等年轻教授组成的国家级教学团队及省教育厅科技创新团队。工程力学于 1998 年以矿山灾害力学为核心,以潘一山、梁冰、王来贵为学术带头人进行申请,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并相继获得力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力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程力学成为省重点学科,环境与灾害力学实验室成为省重点实验室,这些成果与章梦涛多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辛勤耕耘、奋力拼搏密不可分的。 人也要为社会尽一点义务,不能坐享其成 ,这是他予以自勉和经常教育学生的话。章梦涛除了承担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之外,还承担大量的社会工作。从 1981 年开始担任阜新市政协常委开始,先后担任辽宁省政协委员、阜新市政协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常委,他秉着 议政而不参政 、 帮忙而不添乱 的原则,积极收集民意,进言献策,实行民主监督,尽一个政协委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还先后担任了阜新九三学社代主委及主委的工作,为九三学社做好参政党尽自己的力量。他还积极和在台的同学亲近,通过各种方式加强联系,为两岸沟通和祖国统一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由于章梦涛在重返讲坛的教师生涯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1983 、 1984 、 1985 年连续被评为阜新市先进工作者、市劳动模范、市特等劳动模范,后又被评为辽宁省劳动模范、 1984 年煤炭部先进科技工作者(等同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 1985 年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 1987 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 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1989 年全国先进工作者。为表彰他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从 1992 年 10 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最后,还是用他的学生赵阳升在他七十寿辰写的一副对联稍加修改作为结尾: 80 年的风风雨雨,历经磨难痴心不改,其气节其忠诚让人感动; 80 年的奋斗追求,坚韧执着始终不渝,其品格其风骨令人景仰。 章梦涛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历经磨难坚决不改和敢于面对困难、永不言败、乐观豁达的性格,敏锐的洞察力和坚韧的个性,淡泊名利、勇于实践、献身科学的精神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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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章梦涛教授小传(五)
jjsun123 2009-8-19 10:50
1964 年 10 月 4 日,章梦涛告别了妻子和弟弟,返回凌源听候劳改分局的安排。劳改分局安排他到少年管教所就业。少年管教所当时关押了近 200 名少年犯,已有 20 多名就业人员,大部分是教少年犯学技术的工人,让他来少管所是担任少年犯的文化教员。因少年管教所新迁到凌源不久,少年犯的学习还没有开始,正在进行监舍的修缮和整理。就在他等待时,分局的生产调度将他带走,来到凌源新生机械厂安置在技术科。凌源新生机械厂是 1952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建立的。主要关押 815 年徒刑的人犯。 1958 年由鞍山迁至凌源。 1964 年生产可锻铸铁的火车车轮和水暖管件。基本上是铸造厂,只有很粗糙的机械加工。 1964 年经过了三年的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复苏,需要大量汽车配件。新生机械厂改产当时国内的解放和跃进两种载重车型的全部可锻铸铁的配件。厂方打算将管件实现机械加工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然后交给分局职工家属生产,腾出劳力和厂址加工汽车配件。这就是将章梦涛调到新生机械厂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章梦涛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经验,也知道这工作的复杂程度,远非学习钣金下料画图那么容易掌握。他向厂方实话实说,提出到先进的管件生产厂参观,再给配备一名助手,保证按期圆满完成任务。 厂方同意了他的要求,联系他去大连管件厂参观。经过认真地参观、请教、研究之后,章梦涛觉得心里有数了。他对所要的生产的管件进行了分类,分别对现有机床进行研究,进行改装,设计了夹具、刀具、量具等等新的工具。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酷爱知识和学习的内在动力,都驱赶着他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最后,他终于用了七个多月时间,完成了全部设备改装及配套的工艺装备及专用刀具的图纸设计,提交有关部门进行加工,实现了管件加工半自动化、自动化,为水暖管件顺利交给家属生产提供了条件。劳改分局给他定为技术 12 级,月工资 62 元,比当时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时工资高一级(当时劳改队对技术人员工资级别开放至 10 级)。就在管件生产设备接近完成时,厂里正式将汽车配件生产的任务交给了他。 1965 年 9 月,由科长带领,他和其他人员一共五人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参观学习。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很是感慨!一汽这些汽车配件的生产,新生机械厂根本不可能实现。但这次参观毕竟拓宽了他的视野。 生产配件的关键是孔系的位置准确度和前后轮毂的前后轴承孔同心度。这两个问题就成为在当时厂内设备条件下生产这些零件的关键技术问题。章梦涛经过研究试验,利用报废车床采用工件旋转,从两端同时对前、后轴承孔进行膛孔,满足了同心度精度要求。根据氧化无机粘结剂凝固膨胀的特点,利用凝固时间采用精密量具调整钻套在钻模板上位置制成了高精度钻模,在普通单轴钻床钻孔中保证了孔系位置的准确度。在 1966 年秋完成了四种轮毂和八种支架的新产品试制,并投入了批量生产。 1966 年底,为了节省原料,减轻车轮重量,提高车轮使用性能,对于重要的 3 种车轮轮辋进行了修改。但是,需要对修改后的轮辋强度进行校核,当时只能到长春一汽车轮实验室进行实验。去长春实验,路途远、费用高、时间等方面也有种种的不方便。章梦涛建议能否尝试通过计算来确定?章梦涛通过外出调研和大量查阅资料,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将轮辋视为有沿的薄壁圆筒,简化了腹板对轮辋的支承,考虑车轮在转急弯时在内的后轮满载时所受负荷进行计算,修改后轮辋强度是够的。对解放汽车 9.0020 车轮的计算结果与在长春一汽的实验结果一致。但长汽只能进行 9.0020 的轮辋实验,因而今后其他型号的车轮轮辋强度的校核,可以通过计算决定。 由于入监比出监的犯人越来越少,家在农村的刑满人员多数不愿留厂就业,而车轮需要量日益增多,劳动力感到不足,因而在 1966 年 10 月决定建造车轮铸造流水线,他负责生产线上造型机等多种设备的设计。这是国内第一条铁模砂芯的铸造流水线。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流水线建设并投入生产,改变了车轮铸造生产的面貌,节省了劳动力,减轻了劳动强度,接着作为主要设计者之一完成了 KT12 链轨板的铸造生产线的设计。 1968 年初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来凌源劳改企业视察,决定将包括新生机械厂在内的在凌源的四家大的劳改工厂联合试制解放牌汽车。解放前中国不能生产汽车,如今在凌源这样山沟里就要生产汽车,虽为囚徒,也感到十分鼓舞,能作为凌源汽车工业的创建人员感到十分自豪。 根据分工,新生机械厂负责生产汽车上除前轴外的前桥总成、车轮以及包括缸体在内的全部铸件。机械厂承担任务中的难题第一是汽缸铸造所用的金属模型和芯合总共有 36 种。机械厂没有精密仿型铣床,只能在普通铣床上粗加工,然后由钳工修正。但机械加工的工人看铸件模型和芯合图纸困难。因铣床数量较少,因而采取铣工两班,技术人员日夜陪着帮助铣工看图。章梦涛日以继夜以坚持工作时间最长在凌源劳改分局闻名。第二个难题是没有坐标镗床加工孔系位置精度高的冲模。他同样采用氧化铜无机粘结剂制造钻模一样的方法予以解决。第三是解放汽车前刹车盘在一汽是在 40 吨的冲床上,从下料捲边及上面大小孔一次冲成。机械厂的冲床最高吨位 34 吨,他只好从冲模上想办法,分四次冲成,最后中间的大的异形孔冲击吨位不够,他又设计了特殊冲模在 75 吨摩擦压力上分次冲成。 1969 年春初凌源劳改分局在辽宁最早完成了汽车试制,开往沈阳,因而被当时省革委会命名辽宁一号,俗称 辽老大 。汽车试制成功后,为了成批生产,他又立即参加了汽缸体、汽缸盖、减速箱、离合器、管、壳等六个灰铸铁大铸件的流水线有关设备的设计。完成铸造流水线设备的设计任务后,转而从事前桥总成中转向节等零件机械加工工艺装备以及专用设备的设计任务。 从 1968 年开始试制汽车到成批生产。至 1974 年,凌源新生机械厂等四家劳改企业已经形成了万辆解放型汽车的生产能力。成为当时辽宁省产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也是各省属汽车制造厂中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为满足当时国民经济对载重汽车的需要,他不知熬过了多少个通宵,付出了多少心血。 1974 年犯人撤出了新生机械厂,开始引进了复员军人,车轮的加工完全是就业人员担任。实际是笨重的体力劳动。如果不进犯人,就业人员老了,车轮就不能生产了。因而提出来建立一条车轮加工生产线。这时候冷加工的技术工作已经由政府派了两位技术人员负责。虽然如此,但自动线还是由他和一位原在大连造船厂工作的就业技术人员承担。经过到大连组合机床厂、铁岭阀门厂等单位参观学习,决定建立一条 13 个工位的组合机床组成的车轮加工自动线。由章梦涛负责所有设备设计。另一位就业人员负责总体布置、夹具和刀具设计及工艺编制。但是由于妻子受章梦涛牵连, 1970 年带着一个三岁和一个三个多月的孩子下放至人地生疏的霍县库拨大队插队。水要到很深的沟底去取,爬很高的坡。当时还患有椎间盘突出,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能够让家小得以活下去,就在汽车试制成功、规模生产已有基础的时候他提出请求下放至库拨大队落户,准备以务农为生。但是厂里和分局出面极力挽留,未能成行。当时在农村插队的妻子于当年秋初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凌源,第二年初夏又返回农村。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凌源厂对章梦涛给予了很大的照顾。厂里还带着他到凌钢联系他妻子调动的事,各级领导都说关于给出路的政策快落实了。到了 1974 年,罗爱珍被抽上来在霍县县城城关医院工作。由于不能在凌源常住了,生活就更困难。她坚决要求章梦涛下放回家,为此到公安部进行过上访。厂领导同意在完成了车轮加工自动线之后放他回家。 1976 年的 4 月,当他完成了最后一张图纸终于可以回家了。从 1958 年到 1976 年,前后断续在凌源生活了 18 年。对于过去 18 年的 教养 、 二劳改 的生活不堪回首,但对于过去特别是近 12 年试制新产品和新技术时的激情生活却也难以忘怀。毕竟在这里渡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最后的十二年中将一个主要是体力劳动生产大车车轮和水管件的工厂发展成为拥有多条流水线,基本上实现半自动、自动生产汽车配件和与几家企业批量生产辽宁一号载重汽车的工厂。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没有虚度年华。 就业人员要求离开劳改企业,也是 哪里来回哪里 的政策。因此他请求霍县有关部门能够允许落户,回到霍县。由于罗爱珍单身一人带三岁及三个月的孩子来霍县插队,经过多次带着孩子来开会,和会后坐在街口马路沿上等大车回去的情景,从而引起许多下放和机关干部和霍县城里百姓的关心和同情。罗爱珍到城关医院上班后,医院里的同志和到医院求医和闲坐的人出于关心和好奇,进一步的了解情况后,有的出主意,有的表态愿意为章梦涛来霍县落户及上班问题助一臂之力,因而才得以在霍县落上户口。 有了粮食关系,当时章梦涛认为霍县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工作不只是他的饭碗,而是应能为霍县人民做出一点业绩的地方。在公社办理落户时,公社提出让他到公社铁工厂上班,他不能拒绝。按照厂长的意图,协助搞成了一台简易扬场机,参加专区社队企业夏收机具展览会。据说得了奖,但铁工厂只是生产炉圈、炉盖等铸件的手工作坊,条件太差了。完成了扬场机就婉辞了。并谢却了工厂所发的工资。不久,经人介绍又到霍县最大的集体企业霍县机械厂。该厂小批量生产颚式破碎机和 50 公斤的汽锤。颚式破碎机的 Mn13 材质的颚板,从投产以来就没有过关。厂里请他提点办法,他根据在凌源劳改时 Mn13 链轨板生产的实践,提出对颚板增加一道水韧处理工序,并设计了水韧炉和制定了水韧工艺。解决了颚板质量问题。但是该厂已有山西农学院 1965 年农业机械化专业毕业的夫妇两人主管技术工作。虽然该厂有百余人,设备工种较全,结构也比较正规,当该厂的高书记邀请他在该厂上班时,他考虑到今后开展工作不够方便,因而谢却,同时也谢却了所付给的报酬。直至 1976 年 7 月份应五金社两位主任之邀到五金社上班。五金社原是生产水桶烟筒的手工作坊,只有两台冲床。山西小煤窑多,基本上都使用煤电钻钻孔,需要大量煤电钻配件供维修之用。上级有关部门为了解决返乡、下乡青年学生返城就业。拨给部份设备及经费给五金社生产部分煤电钻配件。招收了二十多名下乡和返乡学生到天津煤电钻厂进行实习和购置该厂报废模具。由原临汾柴油机厂的一名四级钳工组织生产,虽然已有一年多,但有的零件未达到质量要求,五金社又想在生产配件的同时进行整机的试制和生产。因而让章梦涛负责技术工作,他感到社主任有事业心,不保守,对自己很信任,青年学生有朝气,而且没有技术人员,有正式产品,因而就到了五金社上班。一直到 1978 年 11 月落实政策回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在五金社工作两年多一点,首先是解决了煤电钻零配件质量问题,完成了煤电钻整机试制及投产。煤电钻零件简单,技术含量不高,只是批量生产应该对较复杂的零件制订加工工艺文件,按工序设计制造必要的夹具、刀具以及量具,才能保证加工质量的稳定,提高加工效率。这是一般的技术问题很容易解决,只是工作量大,因而从青年工人中选拔两个原来带班的班长作助手培养将来从事技术工作,从而解决了目前零件生产的问题。同时组织煤电钻其他零件的生产及煤电钻组装,配备必要的工艺装备和工艺文件,将近年底完成了煤电钻整机生产。当年就组装了近百台煤电钻投入市场。因此,经上级批准将五金社改名为煤矿电器厂。 1976 年底,山西机械研究所自行设计的内燃凿岩机通过临汾专区寻求试制厂家,并给了相应试制费用。据说内燃凿岩机是在中印边境反击战中缴获的,由上海和西安风动工具厂仿制成功交付军用的。但机重为 30 公斤,使用不方便。因而山西机械研究所承担了整机重为 20 公斤的内燃凿岩机的研发。该机是由二行程单缸内燃机作动力的凿岩机,技术含量高。煤矿电器厂的现状是无力完成试制任务。但经过仔细分析,试制时因缺设备不能进行的异型加工、精密加工及热处理可以外协。如果试制成功,将来的生产是可以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和自力更生逐步解决。关键的难题就是镁合金的铸件的试制。社队企业国家不供应镁合金,因此改为采用铝合金,通过金属模铸造减少壁厚,以及采取其他方法如通过采用空心螺栓等方法减轻机重。凌源新生机械厂金属模铸造是有名的。他虽不是这方面技术人员,但毕竟在厂工作 14 年,参与过车轮金属模铸造流水线设计,对金属模铸造有一定的知识。铸件中以曲轴箱和导流罩铸件最为复杂,其铸造是内燃凿岩机的关键。但他相信只要刻苦钻研,通过多次试验,肯定可以成功。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如果内燃凿岩机试制成功,争取生产是顺理成章的事,就可以发展系列的内燃机机具,将该厂建成为内燃机具厂,从而可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为霍县人民作了点值得一提的有益的事情。因此建议争取承担内燃凿岩机试制任务,并得到了全厂上下特别是青年工人热烈的响应。经过了 1977 年的春节,试制任务正式批准下来,厂里成立了专门的试制领导小组和试制小组,开始了试制工作,从采购材料、准备图纸开始,经过日夜奋战,到 1978 年初完成了两台内燃凿岩机的装配。当内燃凿岩机终于启动,围观的人们禁不住高声欢呼,基本上完成了试制任务,证明了山西机械研究所的设计是成功的。但是整机重了一些,平均在 22 公斤左右。下一步的工作是对部分零件进行修改,将重量减至 20 公斤。需牵涉到铸造金属模的修改,还需要进行最大钻深、钻进速度、耗油率以及适应性实验,准备鉴定和争取省机械局下达小批量生产任务。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煤电钻整机投产和内燃凿岩机试制成功,他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白天和大家一起上班,晚上他自己上班,被公认为一天上两个班的人。因而 1978 年初被评为霍县工业战线学大庆先进个人,即霍县工业劳动模范。一个反革命右派分子被评为劳模这在当时也是罕见的。他感到格外珍贵。其分量对他来说不亚于以后所获得的荣誉称号。 1978 年 4 月该产品参加在浙江桐庐召开的全国石方机具现场交流会上,他研制的内燃凿岩机中在钻进速度、耗油率及机重三项指标中均名列榜首,并于当年获得山西科学大会奖。因迫于当时形势,县领导对他说,只好让其他人去参加大会,望他理解。 6 月将他年龄改小,顶下乡青年的名额转为正式工人,给他搬了家。他至今还深深感激,在四人帮刚打倒时, 左 的气氛还没散去,霍县有关各级领导给予的知遇之恩,敢于信任他,使他做出了突出的业绩,他时刻铭记在心。 1978 年春节刚过,省机械局下达了试制十台 YN20 内燃凿岩机的任务,霍县县委决定将霍县机械厂与煤矿电器厂合并为内燃机具厂,由霍县煤矿电器厂厂长为厂长,将内燃凿岩机及煤电钻生产有关设备搬至霍县机械厂空置的厂房内进行生产。原机械厂的技术员当时已调回天津,由章梦涛负责全厂技术工作,由于原机械产品生产及煤电钻生产已经多年没有什么技术问题。因而技术工作主要还是完成内燃凿岩机少量零件图纸修改,以减轻重量,以及根据修改重新制订有关工艺装备及工艺文件,组织修改后零件的加工和装配。充分运用已有的两台内燃凿岩机进行有关实验。当时他的两个助手要参加高考,应该尽量给时间让他们复习功课。其中一名当年考取了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1978 年初四人帮已被打倒一年多了,他感到国内政治气候有明显的改变。他第三次向有关机关进行申诉,要求平反。不久听取了有关右派处理问题文件的传达报告。六月份收到阜新矿院给他的回信,表示可以考虑对过去问题重新审查,希望能去阜新进行商谈,由院方报销旅费。因而和罗爱珍一起到阜新。他只要求对反革命的问题重新审查,院方表示希望他回院工作。回矿院工作并不是他当时的希望。 20 多年坎坷,虽然与学院无关,但毕竟是在矿院将他送去教养的,心里总是感到有点不是滋味。但是他恐怕影响政策的落实,留下麻烦,对回来没有表示反对。回到霍县之后县委工业部李部长前来留他在霍县工作,霍县在他困难的时候收留了他,如今还留下了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不能推辞,只能同意。为此学校派基础部副主任范宏楠老师到霍县疏通,他开始做好离开后的工作安排。对他的另一位助手进行了手把手的细致交代,并又给他选配了帮手。 10 月底即接到学校寄来恢复工作的通知。在完成了剩余工作后,于 11 月底才离开霍县去阜新。当时,几乎全厂职工来到车站为他送行。面对如此情景,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含泪和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告别。就这样怀着对霍县人民的深深感激和愧疚之情离开了霍县。 那些艰难的年月,他永远不会忘记。更不会忘记的是在他家人困顿之际,霍县人民收留了他们一家。 1985 年他去太原开会,原霍县煤矿电器厂闻知他在太原,摆下酒席派车去太原将其接回,说补上当年没有开的欢迎和欢送会。 2006 年顺便去霍县,特地看望与他和罗爱珍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邀请在一起,共三十余人进行餐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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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章梦涛教授小传(四)
jjsun123 2009-8-17 17:46
在 20 世纪的 50 年代,章梦涛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就像政治波涛中的一叶扁舟,人生充满了戏剧性的 逆转 ----1955 年的 6 月,他刚被借调到北京,就被召回阜新成了 反革命分子 ;关押到 1955 年的 12 月底,他被内定 清白 释放; 1956 年 8 月喜结良缘,婚后携夫人回到阜新, 9 月份召开全市中等学校 肃反 总结大会,宣布为他平反。并在年末工资调整中,他获得比同届毕业生高一级的工资待遇。这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事,首先意味着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其次,高一级工资,每月多出来的钱虽然不过几块钱或十几块钱,但在当时却可以养活一口人。章梦涛受到鼓舞,更加努力地投身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此时党中央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他觉得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时代终于来临,在日常教学任务外,又承担了东北工学院函授站高等数学的教学工作。同时,他考虑自己是煤炭工业的教师,自己的科研工作应该为煤炭生产服务,于是拟定了从事矿井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规划。 1957 年,他受煤炭部教育司的指派,参加了高等教育部中等专业教育司的工程力学教师讲习班,以后留下来修改教学大纲,期间分别听了钱学森、钱伟长所作的力学的现状和发展的报告,听了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传达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来该讲话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为题发表)。当时各地纷纷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阜新市及学校多次邀请他座谈,发表对党组织的意见。但他很少参加,即使参加也很少发言,生怕言多有失。 可惜,命运还是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1957 年,刚刚幸福了几个月的章梦涛,被划为右派! 随后,是长达一个月的疾风暴雨般的批斗会! 幸好有爱人的安慰,有家庭的温暖。罗爱珍坚信丈夫和自己一样,都热爱新中国,都是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的,他不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章梦涛心里也认为这和上次一样,最终组织会还他一个清白。夫妻俩就在这样的忐忑和期冀中,捱到了 1958 年。这一年,中央下达了右派的处理政策。最轻的是不予处分 ,最重的送劳动教养。章梦涛认为对自己的处理,最轻的应该是降级降薪,最重不过是监督劳动。意想不到的是, 1958 年 4 月 3 日,保卫科科长将他叫到办公室,宣布了阜新市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处他为反革命犯罪,管制三年,送劳动教养! 当时章梦涛认为所列罪名与事实不符,提出上诉! 可惜,他的上诉要求,结果只不过是增加了他的一个新罪名 ---- 对组织的处理心怀抗拒!连他提出的服刑前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妻子的要求也遭到了冷酷的拒绝 ---- 他和学校的另外两名被判刑教师一起,由保卫科押送至收容所。 当天夜晚,他们被临时拘押在阜新收容所。他忍受着初春的寒风,望着漆黑的夜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到妻子没有工作,剩下她一个人在阜新将如何生活,妻子知道自己被送劳动教养将会多么难过,真是肝肠欲断。次日一早,他被武装押送启程,乘火车到辽阳,住进了监狱的监舍。在监狱学习了三天,就背起行李步行到达双台子,这里是将要开恳为水稻田的一片沼泽地,将近三百多被教养人员住在帐蓬里的地上。四月初的早上,水面上还结着一层薄冰,当地农民都不下田劳动,被教养人员则必须每天早上起来,下田修水渠。冰水寒冷刺骨,最为痛苦的是水中碱的浓度很高,能将腿上皮肤油脂洗掉而开裂,迸出血珠,让人疼痛难忍。以后就是修田埂、耙地、插秧、除草,难受的是稻田里蚂蝗多,吸人血,每天要打死十多条。直到八月中旬,教养院在鞍钢承包了一批管、罐工程,缺少放样(画图)下料人员,因此到双台子农场招收这方面人员。章梦涛并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只是在大学时学习了较多的展开图的画法。他听了对方的要求,顿时怦然心动,想着借这个机会掌握钣金制图的技术,将来刑满释放时,不能当教师了,还可以从事一般的技术工作,于是就站出来报名,说明自己能胜任这项工作。结果,管教信了,带着他离开农场,进了劳改工厂。多年以后回忆这段往事,他仍然露出孩子般的羞赧,说那是自己平生第一次撒谎,第一次自我吹嘘。 四月中旬,在太原冶金专科学校任机械科主任的弟弟知道了他的情况,要接嫂嫂去太原,以便照顾。妻子临行前来到双台子探视,就在帐篷外草地上相见。很长时间两人相对无语,不知道说什么,也都知道对方要说什么,实际上不需要说什么。章梦涛将在农场写好的一份上诉书交给他,当时没有律师,只能直接寄至锦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请上诉。接见时间到了,她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章梦涛站在原地望着妻子远去的背影,直至消失,潸然泪下。有的被教养人员将此情况向上进行了汇报。在晚上的学习会上,全小队被教养人员集中在一起,对章梦涛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不认罪的表现。过了两个多月,锦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寄到了到农场,判决结果把解放前协助国民党坦克营长逃往台湾一项删去,对他提出的其余事情的上诉给予了反驳,维持原判,并作为终审判决,不能再上诉。这次上诉是明显的不认罪伏法。当时就在全中队百余人中召开了大会,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劳改队工作出了差错,阶级分析的结论就是搞破坏,重则判刑或加刑,轻的也要受批判或关禁闭。因而一般人都不愿从事自己生疏的工作,也就是但求无过混日子。但章梦涛想法不同,考虑到今后工作,只有尽量承担新的工作,才能学到新技术而有利今后生活,划线放样没有实际做过,如果错了,一张大铁板就基本上报废了,不能有所松懈,他去书店买了一本板金工放样手册,买了铅笔三角板圆规,还买了一把剪刀,按手册的要求把所要制造的产品按比例画成展开图,然后用剪刀剪开,拼起来看是否是加工产品的形象,因而虽然初次进行放样工作,但没有出现过差错。干了不到一个月,又到辽阳机床绘制机床设计图纸以便制造,对章梦涛来说这又是一项新工作。 11 月省公安厅民政厅仿效苏联西伯利亚共青团城建设,集中劳改、劳教人员前往凌源,建设劳改基地,在辽阳铁工厂抽调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共 36 人赴凌源参加新生钢铁厂即凌源钢铁厂前身的建设。他在钢铁厂的机修厂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加工了 13M 3 及 100 M 3 高炉的大型部件,并进行了高炉的安装。当时正是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时代,一方面是逃避劳动教养的批判斗争,另外一方面的确是忙,因而很少回宿舍参加学习和睡觉,多次一连几个昼夜只是靠在什么地方打个盹休息。 1959 年 10 月被凌源劳改分局调至无线电器材厂,在该厂的 101 车间承担半导体硅单晶提纯和加工设备的研制。由于设备研制需要,在无线电器材厂,多次要求他装扮成技术干部,由工厂的管教干事跟着,到有关工厂观摩学习,收集相关资料。来这些工厂参观学习的人员是要接受严格政治审查的,现在他作为劳教人员也可以进入,感到机会难得。于是他就住在车间里日夜进行设备的研制工作。 1961 年,国民经济开始调整,无线电器材厂下马,他被送到凌源黑沟农场劳动。当时劳教人员思想很不稳定,不知那天能放出去,被称为是无期徒刑。 1962 年开始,政府开始为每个劳动教养人员定期,他被定为三个月,宣布时只剩下两个月左右,数着日子等待释放这一天的到来。 在劳动教养期间,妻子罗爱珍两次来凌源看望,一次是 1961 年的 10 月初,章梦涛正在无线电器材厂的农场,她刚从护士学校毕业,好不容易积攒了一些粮票买了些粮食前来探视,另外在阜新煤校任教时章梦涛 300 多元的讲课津贴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她离开阜新时被学校扣下没有发给,因此专程前去索取;第二次是 1962 年 2 月,她在凌源车站下车,冒着大雪来到黑沟,也是听说劳教人员吃不饱饭,因此带来一些食物。由于劳动繁重,营养严重不良,当时章梦涛已出现浮肿,行动困难。每当忆及此事,章梦涛总是动情地说罗爱珍救了他一命。另外,罗爱珍这次来,还要告诉他一个重要事情 ---- 她已跟弟弟商量好了,希望他解除教养后要求遣送太原。 1962 年 5 月 8 日的早上,章梦涛终于结束了四年零一个多月的囚徒生活。因对自己未来感到茫然,对解除教养也没有感觉到多大的欣喜,只是感到有必要立即去太原,不仅是为了急于和家人团聚,更是急于对自己的未来进行安排。当天,他就把一切手续办好了,第二天一早就带着行李到了火车站,中午坐火车离开了凌源,次日到达北京,没有出车站,当晚即坐火车赶往太原。因收到电报晚了,到了太原,没在火车站碰见来接站的罗爱珍,自己直接坐上三轮车到了山西医学院附属三院,当天晚上就由罗爱珍陪同到太原冶金专科学校弟弟的家中。兄弟在此时此景下相见,两个大男人也忍不住相对落泪。章梦涛握着弟弟的手久久不放,由衷地感谢他不忘兄弟情谊,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对嫂嫂多年来的照顾。次日,弟弟陪他来到太原市公安局落户口。命运多舛的章梦涛没想到自己再次遭受了意外的沉重的打击 ---- 当时太原市区正在清理 1959 年以后外迁入太原市的户口。户籍民警看完了他们所交的有关材料后,对他说因原籍不是太原,原户口不在太原,原送机关也不在太原,只是家属在太原,而且还是 1956 年来太原市的,因此不能在太原落户。章梦涛听了,犹如五雷轰顶。弟弟和罗爱珍也都像遭了雷击一般。当时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是没有口粮,也就无法生活下去。以后弟弟托了认识公安局的人去说情,但也无济于事。 解除教养的一点点喜悦化成了深深的忧愁。太原市落不上户口,总不能就此返回凌源劳动教养院就业啊。他们就琢磨能不能在太原附近农村落上户口,有饭吃再考虑下一步。当时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山西医学院和太原冶金专科学校分别在太原市郊小店和晋西北五寨有农场,妻子和弟弟分别已工作。弟弟向党委书记诉说了所遇到的困难,党委书记是红军渡东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反右 已经过去了多年,同意给予帮助。冶金学校党委书记还亲自给他任区委书记的部下、现任五寨县县委书记写了一个条子。最后,单身一人到五寨的夏家洼大队落户,大队书记是抗日战争时期武工队员,被日寇抓住送到抚顺煤矿以后逃回,对章梦涛的情况大致了解之后,对他当前的遭遇十分同情,立刻嘱咐桑家洼小队将停办的民办小学恢复起来,将他安排在学校里,口粮吃多少给多少,烧的由队上供给,对不给工资进行了说明并表示歉意。这对于章梦涛来说真是喜出望外,此时哪里还能计较工资的事情! 这个村子很小,只有七八十个人,二十多户人家,就这样他成了只有五个学生分三个年级的乡村教师。当时没有自己动手做饭,和来村里耕地的拖拉机手一道用餐,村子里的村民家中粮食多,对这样一个人来到队里都当做新鲜事,不久就熟悉了,以后总是有人找他写信或做其他事,每次都请他吃饭,因而也就很少自己做饭。八月底小学要开学,他刚从太原回来,五寨中学的王允治校长从冶金学校书记处知道了章梦涛的情况。五寨中学是从小学办起到 1963 年才有高中毕业生的完全中学。五寨是晋西北高寒地区,教育落后,当时也没有大学毕业生,又留不住人,因而缺教师。因此王校长派学校团委胡书记前来聘请他到学校讲课,并且坦率地说明按右派生活费每月 36 元全年 360 元,分十个月发给,请予以理解并致歉意。章梦涛再次喜出望外 ---- 这不仅解决了独自一人在山区里生活上的困难,更主要的有了希望,有机会可以转为正式教师! 学校十分重视 63 届毕业生高考问题,害怕高考 放空 即没有学生考上大学,从而被摘掉高中的帽子。为此章梦涛第二次夸下海口,表示愿意担负起学生高考数学物理的辅导任务。虽然他没有从事过中学数学、物理教学的经验,而且只上过高二,又过去了八年,但他具有通过一年自学就考取了当时几个难考学校的航空系的经历,又上过大学,大学对中学数学、物理的基本要求有所体会。当年的数学、物理高考题一般是 5-6 道题,他参考了近三年的数学物理考题和教材内容,各编了 200 道典型题,按题给学生讲解,又要求学生按讲解的典型题更换已知未知条件自行编题,以加深理解。他就在教室中和同学们一道作息,深夜学生休息之后,他才准备第二天的讲课。 那时,他感到有无穷无尽的精力,除了希望做出成绩为将来转正创造条件外,也被学生对自己的尊重所感动 当时全国正处于大饥荒时期,但当他晚上回到宿舍,却经常见到桌子上放着一杯莜麦黑豆炒面。那是学生们偷偷送给他的。淳朴的学生们既不想给自己惹来麻烦,也不想当面听他道谢,就用这种质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原来是阶下囚,被视为贱民,突然受到学生们如此尊敬爱戴,将自己视为 老师 了,这给了章梦涛巨大的精神力量。 苍天不负有心人,第一年高考不仅没有 放空 ,在所有专区中学中升学率名列第三,其中两名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第二年名列第二,仅次于省重点的范亭中学,第三年高考时他虽然已经离开了,但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有将近 20 名考取了大学。在第一年高考后,专区文教部门领导就同意五寨中学为他办理转正手续。但是人事档案已经由公安部门取走,给了当时接受教养的单位,不得转递,直到 1964 年夏,学校才拿到档案。当年,毛主席又发出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号召,报纸上出现了批判周谷城、杨献珍等的文章,火药味十分浓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提出来了,显然不会让他这样的反革命份子、右派分子培养无产级革命接班人。尽管乡亲们认定他是个好人,当地文教部门也真舍不得这样的好老师,但在那样的政治气氛下,谁敢替他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就算有人敢,结果也一定是徒然使自己蒙受株连。教师当不成了,又无其他地方可去,章梦涛在无数个苦闷彷徨的失眠之夜后,觉得唯一不被饿死、或者不去沿街乞讨的出路,就是写信给凌源劳改当局,说明自己当前的情况,请求回凌源。第一封信投出去后石沉大海。他又开始写第二封、第三封 。每次提笔,他都忍不住心酸欲哭 ---- 仅仅为了有口饭吃,他不得不主动地、而且是多次地恳求有关当局允许他重新回到监狱去! 从酷暑一直盼到霜降 ----1964 年 10 月,他终于收到了凌源劳改分局回信。此时,已经给毕业班学生开始复习了。时值秋收,农村的学校都要参与农忙,他也跟着一个班级的学生在韩岭庄进行秋收。他从高一年级起,就担任这班的英语课程,是从字母教起的。师生之间感情很好,而同学们却不知道,眼前这个好老师,即将跟他们分别! 也许是苍天特意要给这段师生的缘分安排一个悲怆的尾声 ---- 接连几天的秋雨不期而至,秋收暂停。班主任请章梦涛利用雨天最后给学生们做一次辅导 ---- 也许,这位班主任觉得这是向章梦涛表达敬意的最好的方式吧 ---- 他对同学们说:章老师就要走了,请同学们务必格外珍惜这次机会! 室内先是一片哗然,随后变得异常寂静,学生们都用诧异困惑的目光望着班主任和章梦涛,期待着老师给他们一个解释。但是,不论是班主任还是章梦涛,都不知道该如何向学生们解释这个复杂的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 内幕 !章梦涛拿起粉笔,回身在黑板上唰唰地写了起来,以免学生们看见他眼眶中滚动的泪花 室外,凄风苦雨 整整三天的连阴雨,整整三天的辅导课。 第四天早上,雨停了,章梦涛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悄然离去。但是,当他推开破旧的房门时,却惊愕地发现迷蒙的天光下、泥泞的土地上,站满了前来送行的学生!章梦涛试图微笑着跟学生们告别,可是他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已经问清内幕的学生们没有人说话,他们默默地簇拥过来,默默地跟着他,走向村外。 师生们就这样默默地走了五里多的山路,到了一座深沟的路口旁,章梦涛停下,他恳求学生们不要再送了,然后向学生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快步走进了沟里。 他没有看见,身后的学生们,正向他的背影深深地鞠躬! 学生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章老师隐入杂草秋树之前,早已泪如雨下! 章梦涛心绪复杂地来到了五寨城内,向王允治校长告别,说明不得不离开的苦衷,同时感谢老校长这几年对自己的照顾。这位朴实的老校长握着他的手,本来想说几句安慰他的话,但是憋了很久,憋出来的却是两行热泪 ---- 老校长的眼泪,既是无奈的痛苦,也是对他的惋惜与认可,这对 古道、西风、断肠 的章梦涛来说,那份温暖价值连城! ---- 二十四年后的 1988 年,章梦涛参加阳方口煤矿课题鉴定工作,特意抽时间回到五寨,专程到王校长的墓前献上花圈,向老校长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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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章梦涛教授小传(三)
jjsun123 2009-8-17 17:35
章梦涛大学生活的前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和最值得回味的时光。新中国刚刚建立,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祖国真正的统一,受帝国主义任意欺凌的悲惨时代永远不再来了。特别是 1950 年 10 月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章梦涛更深深的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正在洗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祖国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到处都充满朝气、充满希望、日新月异,每个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感到前程似锦,祖国正在等待年轻一代建设。对他来说祖国的航空工业就是等待着他和他的同学建设起来,心中充满激情和活力去迎接每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刚刚入学时,学生会还是沿用解放前的民主选举的办法,班级提出候选人,通过竞选,由全体同学投票产生。章梦涛就这样进入了校学生会,担任生活福利部部长。华北工学院的同学大多数都是较穷的学生,国家又在百废待兴之时,他这个福利部长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学校筹办消费合作社,同学在课余时间轮班当营业员,这样既能有微薄收入,广大同学也可以买到廉价的日用品。华北大学工学院由重工业部直辖,当时正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大量图纸需要描绘,而当时描图人员缺乏,而大学工科学学生第一个学期就学习了制图,可以承担此项工作,因而与重工业部联系,同学们利用寒假完成了大量的图纸描绘任务,提高了同学制图能力,支援了国家建设,还为同学们增加了收入,受到了同学的欢迎。因为他勤勉、公正、办事总有新点子,在第二个学期学生会选举时,章梦涛当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分管生活服务部和军体部,还被选为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会议代表(代行人民代表会的职权)。当时学校机构十分精简,由团主管学生工作,专职人员连书记在内仅三人,系的团总支无专职人员,所有学生活动都是通过学生会组织。解放初期政治运动多,活动多,都需要高校学生参加,使同学得到锻炼,接受教育,因而学生会干部很忙。但心灵上获得新生的章梦涛活力焕发,不仅学生会的工作积极完成,功课也没有耽误,是全班少数几个功课全部五分的学生。 1952 年 10 月华北大学工学院、清华大学、北洋大学、西南航空专科学校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航空院系合并为北京航空学院,将原华北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改为飞机设计和发动机设计两个专业。他选择了飞机设计专业,按莫斯科航空学院教学计划教学,并由莫斯科航空学院派专家组给予帮助。 1952 年秋季新校舍部分完成搬往城外,他原来在华北大学工学院(此时已改为北京工业学院)担任的工作均已免去,但团市委聘请他们四名同学担任了少年宫航空模型小组辅导员,协助成立了航空模型俱乐部。 1952 年暑假实习,一部分同学到南苑机场的飞机修理厂实习,另一部分同学却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实习。这时已经听到风声:对跟国防有关的专业、以前没有经过政审的在校生要进行政治审查。章梦涛早已把自己的履历如实报告了组织,他担忧自己恐怕难以在航院毕业了。此时已经四年级了,虽然是航空专业课,但实质上,也是力学的专门课程,是他酷爱的学业,因而尽管思想压力很大,但在学习上并未松懈。 11 月底的一天,他担忧的情况终于出现了:院长办公室主任找他谈话,说明政策,决定让他提前毕业,离开航空部门另行分配工作。他自幼就萌生的专业理想彻底破灭,无法从事自己理想的职业,青年章梦涛内心的苦闷、委屈、彷徨可想而知。至今回想起来,遗憾苦涩之情仍然溢于言表。但他并不怨怼,当时青年学生很淳朴,一切听从党安排。 他和另一位同学指定至燃料工业部煤炭总局报到,被分配到阜新煤矿学校教书。当时国家正号召支援 三辽建设 ,章梦涛觉得这也是报效国家的机会。 1953 年 11 月 28 日,他们乘火车来到阜新。当时阜新正天寒地冻、雪花飘飞。学校的办公室主任看见这两个冻得直哆嗦的年轻人这时候前来报到,很是惊讶,立刻领着他们去见校长。校长早就看过了组织上前几天寄来的档案,明白二人被 发配 的原委,说了些 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之类的劝勉话。第二天上午,教务主任田景瑞和机电科主任赵纪功来到宿舍,寒暄了一下,告诉他们到机电科力学教研组,并希望有一个人立即接另一位老师的力学课,经商量由章梦涛先接。 飞机设计专业从基础课到专业课大部分本质上就是力学课程,因此章梦涛来教中专的力学课自然绰绰有余。他又担任过少先队的辅导员,有教学体会,所以他的讲课受到同学们的欢迎。那时候的阜新,大学生真是比钻石还要稀有珍贵。鉴于他的高学历和突出的教学能力,学校很快任命他当了力学教研组组长。 1954 年他担任了机电、采煤两个专业的力学课,还兼任机电 55 三个班的班主任。因年龄差别不大,他将同学们视为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要求和爱护,和学生们的打成一片。经过了一年时间,该班班风有很大的转变。 1954 年下学期钻探专业 内燃机 课程没有教师,这个专业仅此一届,因此原定的教师不愿承担。学校知道他是战车兵科出身,坦克、汽车的动力就是内燃机,就希望他来讲这门课程。此时距离他学战车专业已相隔多年了,没有准备时间,力学课程还要上,困难实在不小。但他没有推辞,爽快地答应了。为了解决师资匮乏的难题,他建议把内燃机课程的六个班分成三个大班,一个大班提前一天讲,其他两个大班由钻探科一名年轻教师和他一道备课,先听他的课然后再讲,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教学和班主任工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年底获得了学校的奖励。 1955 年 6 月,煤炭部教育司征召他到北京高等教育部中专司报到,参与制订工业性质中等专业学校工程力学教学大纲。中间突然他接到校方的紧急函件,要他返回阜新,参加集中学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会议和 肃反 运动。在动员报告中,没有点名地暗指他就是从台湾潜回的反革命。尽管他坚信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情,就是在国民党军队中也不过是个少尉见习官,还不够反革命的资格,来阜新以后更是一心一意从事教学工作,最主要的是坚信共产党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因此自我安慰,觉得这应该只是一个暂时的误会,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然而,现实终归是现实,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和报纸上对胡风集团的猛烈批判,还有单位同事的异样目光,都给章梦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动员大会结束后,进行了一天半的小组讨论。由于大会报告很明显暗示了他是一个反革命,因此在小组会上他一言未发。第二天召开检举揭发大会。令他惊愕的是,首先上台检举揭发他的人就是他的学生 ---- 机电 55 三班的团支部书记,而他曾任这个班级的班主任。这位团支书显然是奉命而来的,在他人指使下作了充分准备。但这位团支书毕竟有些心虚,在揭发过程中只是低着头念稿子。揭发一些所谓的罪状,而且根本站不住脚。例如有位学生得了肺结核住院,这种病在当时还是很叫人害怕的传染病,章梦涛曾到病房陪护。当时很多师生深为感动,今天却成了他 收买人心、拉拢革命青年 的罪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梦涛却没有申辩的机会,只能默默地听着对他两个多小时的荒唐揭发与猛烈批判! 肃反运动继续深入。阜新煤校有人想不开跳楼自杀,于是派人对章梦涛进行了 特殊看护 ,分别由在小组内人进行审问,并亮出了很多 罪证 ---- 你为什么保留在国民党机械化学校的照片?为什么保留在国民党战车三团时的合影?这些人有谁潜伏在大陆?你说你热爱新中国,那为什么保留跟国民党军官的合影?国民党的人都往台湾跑,你的母亲和姐姐还住在台湾,那你为什么在形势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返回上海?你究竟接受了什么特殊任务? 以后又由学校和市 肃反 领导小组不断地讯问。 到了 8 月底,参加集中学习的教师回家了,留下章梦涛等十几个 有问题 的人仍被关押在学生宿舍里,隔三差五地继续进行审问。终于捱到 12 月底,肃反办公室把他叫去,说通过外调,证明他对组织交代的问题基本属实,决定先恢复他的自由。办公室的人让他要相信组织,耐心等待,并提醒他:出去后不许乱说,就是今天恢复他自由的这些话也不要对别人说。 因为组织上没有正式宣布他的 清白 ,所以一般同事都像躲避瘟疫似的躲着他。但这种孤独对痴心学术的章梦涛来说,却带给他意外的好处,和过去相比,他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于是他一头扎进书堆里扎进专业里,潜心研读,没有让光阴白白地浪费。 尽管外部环境还很艰难,但组织毕竟等于 内定 了他的清白,他好像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此时他已经 27 岁了,这在 20 世纪的 50 年代,绝对是 超大龄青年 了。大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叫罗爱珍的姑娘。罗爱珍原名熊芝初,祖籍也是南昌的岗上镇人,因为父亲早亡,幼年家贫,送给罗家做养女。后来养父母生下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家道中落,她又回到了生母家中。章梦涛的堂姐恰好是罗爱珍的堂嫂,双方可谓知根知底。经过一段时间的鸿雁传书,彼此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1956 年 8 月,章梦涛借着暑假回到南昌,和罗爱珍举行了婚礼。从此二人你敬我爱、相濡以沫、甘苦与共,携手渡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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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章梦涛教授小传(二)
jjsun123 2009-8-17 11:40
在彼头镇的收容所住了两个多月后,母亲终于打听到一个好消息:南昌心远中学,在宁都田头设立了分校,大姐夫已在该校任教,外祖父也在该校担任事务员。欣喜的母亲带着兄弟俩,托人帮忙搭上了一辆便车,颠簸到了宁都。靠外祖父和大姐夫的说情,小梦涛进入心远中学初中一年级。当时政府对中学以上的学生设有战区学生膳食贷金。红军当时退出田头不久,空闲房舍很多,稍加修理即可居住,荒芜的土地也很多,因而小梦涛在读书之余,同弟弟一道种菜、砍柴,到中学食堂收拾剩饭来养鸡养猪,帮助母亲做点小买卖,每月还可以领战区学生贷金,补助家用。他学习十分用功,为了节省灯油,天亮即起。无钱买教科书,就向同学借来阅读。一年级学费是大姐代交的,以后大姐全家离开宁都,学杂费成了困扰母子的大问题。幸而从二年级第一学期起,小梦涛就因考试成绩优秀,被校方免除了学杂费。 1942 年夏,日军发动了向浙西、赣东的进攻,兵锋指向宁都。二姐将母亲接走,章梦涛兄弟俩跟随学校大部分同学退入福建,到达永安,进入福建所设的战区学生收容所。八月底,兄弟俩一个被分配至沙县的福州高中洞天岩战区学生分部,一个被分配至顺昌临中的初中部读书,由政府提供最低的生活费用,自己开荒种菜得以生存。但是洞天岩分校设在林区的庙内,痢疾、疟疾、疥疮流行。有同学失去了生命,大部分同学纷纷选择离开,开始选择去黄山投靠新四军。这件事被国民党的特务破坏,组织者朱国楠被捕,章梦涛因而未能成行,就选择去了江西赣州。赣州当时专员为蒋经国,他提出了建设新赣南,励精图治,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东南半壁江山的亮点,当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往。但到了赣州报到以后,发现不是正规的中学,是短训班性质,培训工作人员。因而一些想继续读书上大学的学生,又重新集结在一起,奔赴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各方都在争取知识青年,因而国民政府在主要道路的较大城市,都设有战区学生收容站或接待站,可免费提供短期住宿,联系交通。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跋涉,走走停停,章梦涛和同学们终于在 1944 年 4 月到达重庆。到重庆战地失学失业招致训练委员会进行登记审查,获准至凤凰场战区学生第二寄宿舍暂住。 8 月底分配至土主场战区学生高中进修班。当时日本为了打通大陆交通运输线,对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占领了贵州独山,直逼贵阳,重庆震动。在这种形势下,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动了 十万青年十万军 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以便组建接收美国现代化新式装备的军队,进行反攻,收复国土,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因此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高中进修班的学生完全来自沦陷区,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在当时形势下,章梦涛和有的同学一道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抗日救国。这部分学生原计划先在四川陆军机械化学校训练一段时间之后,然后送至印度蓝姆珈盟军训练基地,接受美式 M 3 A 3 中型坦克下级军官的全面训练以担任车长,章梦涛当时还未满十六周岁。 1945 年 5 月希特勒投降,美国租借法案停止执行,盟军训练中心关闭,全部转为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战军兵科 21 期继续学习。 1945 年 8 月 13 日,在陆军机械化学校,突然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真是欣喜若狂。但在欢欣鼓舞之时,章梦涛却又感到国仇家恨虽然得报,但个人并未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期尽到绵薄之力。当初从军的初衷落空,人生失去重心,不知将来何去何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茫然和无奈,只能等到毕业后再说。 1947 年 6 月完成了全部学业,举行了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分别到徐州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报到,听从分配。 从 1939 年 3 月离开老家,至 1947 年 8 月,整整四处漂泊了八年多,不知道故乡经过八年战火的摧残变成了什么样子,思乡心切的章梦涛便利用报到前这一段空闲时间,回南昌一行。在抗日战争期间,安仁村成为敌我双方拉锯的战场,境遇之惨烈可想而知。当章梦涛重新踏上故土时,尽管日寇已经投降两年多了,映入眼帘的依然是断垣残壁,没有剩下几幢完整的好房子。逃亡他乡的乡亲大多数还没有回来,村庄内显得特别凄凉。在城里原来居住过的章家祠已经倒塌成了一片瓦砾。在南昌,他见到了分别八年多的大姐,相对唏嘘落泪。其后他又分别在南京和上海见到了分别四年多的母亲、弟弟及二姐二姐夫。分别多年,历经离乱,如今亲人得以相聚,倍感欣喜。但想到自己又将投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场,制造战争的悲剧,他心中又感到特别不是滋味。母亲、姐姐、弟弟认为章梦涛还年轻,劝他从头开始准备功课考大学,将来参加国家建设,不要充当内战的炮灰。八月底,他到徐州装甲兵司令部报到,经司令部派遣至战车三团。战车三团设在北平(今北京),徐州至北京的铁路当时不通,需要转道上海,乘轮船北上,经天津到达北京。凭着装甲司令部的派遣证,经过交涉得以乘船到达塘沽,然后乘火车到达丰台,到战车三团报到。团部直接将他分配至二营四连,四连当时在石家庄,在丰台只有连部的几个人留守,而石家庄已被解放军完全包围,无法前去报到。过了一段时间,他再被分配至补给连。当时华北没有什么需要坦克参加的战役,补给连只派一辆或二辆汽车承担运输,任务很多,连上都指派见习官带队,显得很忙,没有什么时间和心情准备考大学的功课,而他高中二年级只读了一个学期,三年多的军旅羁縻,所学的课程差不多忘光了,显然这样下去两年三年也考不上大学,从而打消了在军中温习功课参加普通高等学校考试的想法(当时国防部有这样的规定),决定下狠心先脱离国民党军队,再准备功课考大学。国民党当时已经颁布了总动员令,离开军队只能是私自逃跑,一旦被抓回是要受军法审判的。但对求学心切、厌恶内战的章梦涛而言,他已经别无选择。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终于在 1948 年 3 月初的一个星期天,走出了国民党战车三团的军营,逃到了天津。又在同学的帮助下,辗转到了上海。当年因准备不够,报考的学校要求又较高,没有被录取。年底他去台湾看望已经随二姐夫一家去台的母亲,还见到从几个主要战场撤退到台湾的陆军机械化学校的同学,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为了抗日才参军的,都认为章梦涛当时只不过十九岁,脱下军装考大学,时间上来得及,而且也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有的认为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将来在大陆得不到信任,最好在台湾升学。但他对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对共产党虽然当时还不很了解,但并不陌生,不仅是在宁都听到百姓的叙述,而且他的小姨及姨夫都是曾经参加 八一 起义的高中生,因未能跟上起义队伍撤退而留下来的,没有投降国民党,一直躲在偏僻的乡下担任小学教师,直到抗战期间才到湖南任中学教师。二姐的小学班主任周涵真就是刑满释放的女共产党员,曾帮助他们由吉安至宁都心远中学的学生熊大沸,当时也是地下党员。在北京战车三团时,他遇见的多位在高校读书的高中同学,至少也都是 左 倾分子,还有二姐也劝他回大陆。因此他对共产党充满了信心,对新中国满怀希望。就在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很多国民党权贵人物纷纷逃到台湾时,章梦涛毅然从基隆乘船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已经是四月初了,此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在这些战场上国民党装甲部队的原机械化学校同学纷纷逃至上海准备撤至台湾,住在江湾原日军营区,当年的同学基本上来自沦陷区,均无家可归,因而很亲近。如今要撤往台湾,不知何日再见面,也许今生就不能再见了,因此就免不了相互见见面,来到码头送别。当时局势非常紧张,章梦涛也难以静下心来复习功课。 1949 年 5 月 28 日,人民解放军攻进了上海市区。上海解放了,他和汹涌的人潮一起来到南京路,兴高采烈地欢迎解放军入城,亲眼见证了那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 旧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对章梦涛来说更是如此,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要努力奋斗,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可是,离开国民党军队来到上海一年了,功课不仅没有长进,反而退步了。由于在上海期间,为了避免军警特务们的盘查,他一直穿着美式军装、佩带领章肩章、和同学们开着军用吉普出入,年轻幼稚的章梦涛没有想到自己逃离了国民党军队,此时却意外地变成了流落上海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这样的身份在当时可是很严重很敏感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当年必须考上一个学校,改变自己的身份。此后他真的静下心来认真复习功课,甚至一面做饭一面读书。他参加了 1949 年的上海两个国立高等学校的考试。自己估计不能录取,又到无锡考取了江苏省教育学院电化教育系,找个栖身之地。学校开设的课程只着重英语、物理、化学和数学,剩余时间复习高中课程。除了在 1950 年 2 月,二姐离开上海时,他回了一次上海外,一直住在无锡教育学院苦学。 1950 年 7 月他报考交大、清华、哈工大及华北大学工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均被录取。报考航空系,主要是他在南昌就住在飞机场附近,每天都见到飞机起降,五叔是机场的维修人员,姑父是飞行员,抗日战争期间又饱受了日军的狂轰滥炸,所以产生了从事航空事业的理想。由于他在大陆已无经济来源,华北大学工学院原来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半供给制,不仅提供伙食,还发衣服,零用钱,因此选择了华北大学工学院。同时已在交大轮机工程系读书的弟弟,也因为经济关系和个人兴趣,转入华北大学工学院内燃机工程系,兄弟同在一个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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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章梦涛教授小传(一)
jjsun123 2009-8-17 11:32
章梦涛先生, 1929 年生于江西。现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力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程力学学科主要创建人之一。章先生是我国工程力学和采矿工程领域的著名学者,矿山环境灾害力学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岩爆与突出灾害防治研究的著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是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中国国家小组成员,国际岩土力学计算方法及进展学会中国国家小组成员,世界采矿协会国际岩石力学局岩爆与突出委员会委员,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岩石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岩体数学与物理模拟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东北分会首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和多届理事。章先生在学术思想上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他一贯强调力学的实践性,提倡力学要为生产实践服务,工程力学的根在于生产,从生产实践出发,提炼力学问题才有力学的发展。他长期从事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力学问题以及相关的环境灾害力学行为和规律的研究,为预防和治理研究和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取得了卓越成效。他在科学和教育园地上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奖励,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 1929 年 10 月 6 日,距离江西首府南昌约 60 华里的岗上镇安仁村,当地望族章家的老宅里传出一声清亮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宣告降临人间 ---- 他就是章梦涛。章家是当地有声望的大家族,祖父章紫昆是前清秀才,民国初期任江西省议会的议员。他虽然是旧学宿儒,但是颇有进步思想,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 20 世纪初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命运多舛的动荡时期,到小梦涛出生时,章家已然衰落,祖父紫昆先生素负清高,此时也不得不为家族生计,到九江税务局任职,遂携续弦的妻室及子女移居九江。 小梦涛三岁时,父亲病故。父亲讳壮修,在同母六兄弟中排行次子。他毕业于江西省工业专科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后升任南昌县土地局局长。正当韶华有为之年,不幸于 1932 年感染恶疾,溘然离世。遽逢惨变,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陆佩兰的肩上。陆佩兰是新旧交替时期的妇女,幼习湘绣,以后上了当时还很新鲜的洋学堂读书,颇有见识和眼界。她嫁到章家时,章家虽然是当地望族,但大家庭田少人多,实际上已是一个空壳。丈夫死后,她怀抱着一岁多的小儿子,担负起抚养四个子女的重任。赣省素重斯文,受过新思想新文化熏陶的陆佩兰更是格外重视子女的教育。为了能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她执意留居南昌。祖父同意拨一点租谷作为孤儿寡母的部分口粮,其余费用就靠母亲刺绣所得勉强维持。幸好母子们可以免费住在南昌的章氏宗祠里,省了房租这一大项开支。由于住处比较偏僻,远离学校,要横穿多条马路,母亲不放心,因而小梦涛没有上过幼儿园。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分别由母亲和已是小学高年级的二姐所教, 1936 年通过在环湖路小学任教的四叔说情至该校插班读三年级。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南昌是当时中国的空军基地,八月下旬日机开始对南昌进行狂轰滥炸。二姐就读的女一中已搬到了安仁村,为了孩子安全,母亲将两个儿子带回乡下,安仁村当时没有小学,母亲和二组继续教章梦涛兄弟二人的小学与启蒙课程。 1939 年初,日军直逼南昌,占领了距安仁村十二华里的向塘车站。这座车站是浙赣铁路与南浔铁路的汇合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枪炮声和各种可怕的传言飘进古老的村落,使原本恬静优美的山乡笼罩在惨淡的愁云中。对日寇种种兽行的恐惧,迫使很多乡亲开始了迁徙逃亡。母亲当然也想领着全家离去,但是孤儿寡母在陌生的异乡如何生活呢?这里毕竟有房子住、有粮食吃,还可以自己种菜养鸡鸭,一家四口可以生活下去。逃离故土,这一切就都没有了,未来的生活难以想象,母亲因而犹豫不决,每天在担忧和焦虑中暗暗祈祷。 三月初的一天早上,凶悍的日军终于冲进了安仁村。他们折腾了一整天后退走。虽然这次没有杀人放火,但面目狰狞的日寇到处搜查、抢劫、凶狠盘问的情形已经足够让村民们不寒而粟了。此后国军开始在附近布防、修筑工事。看来是真要打仗了!万般无奈的母亲开始收拾家里值钱的东西,准备母子们弃家远遁。日军第二次逼近村庄时,在村外与防御的国军交火,双方爆发恶战!母亲带着姐弟三人,就在惊心动魄的枪炮声中匆匆逃离了家乡。走了四十多里地,到了当时区政府所在地三江口,在难民临时收容站进行了登记,每人都领了难民证。当天就住在难民收容站,铺些草睡在地下。收容站每天供应两餐,每餐两碗粥,三天后必须离开走向下一站。章家母子四人就这样一站一站到了吉安,投奔到了三叔家。母亲想留下给三叔家作佣人,但三叔只是写了一封信,介绍二姐到吉水县政府作个办事员,将剩下的母子三人介绍至离城三十华里的彼头镇的难民收容所收容。母亲默默流泪。幸喜年仅十六岁的二姐总算有了份工作,可以自己独立生活了。小梦涛兄弟随母亲来到难民收容所。收容所由一个大祠堂临时改成,条件很差。成人每天发给糙米一斤,小孩减半,每人每天三分钱的菜金,只能买到两斤最廉价的蔬菜。母亲每天由收容所分配一些工作。母子三人就睡在大祠堂的地下,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拥挤嘈杂。这段艰辛困苦的生活,给十岁的小梦涛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记忆。期间弟弟不幸得了伤寒,这在当时是非常可怕的传染病。那时的医疗水平本来就不发达,又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难民收容所里,得上这种病,几乎就等于宣判了死刑。为了救弟弟一命,母亲哭着让他给医生跪下 ---- 这一幕让小梦涛永难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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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记烈女传之邓玉娇传-zhuan
wangyong77 2009-5-19 21:56
新史记烈女传之邓玉娇传          饕餮            湘鄂西之巴东,近有烈女出焉。此烈女非曩时夫死守寡之属,亦非旧时旌表之类,乃抗暴屠凶之女也。       盖巴东,隶属恩施州,其地偏狭,乃鄂西咽喉,神农架于其北,大巴山贯其中。土家、苗族等世守其地,宋相寇准曾为县令,将军贺龙于兹杀伐,虽然,巴东乃贫蔽之邑也。       有女邓玉娇者,正青春年少,于野三关镇充杂役,或以修脚小技苟活焉。五月十日,有该镇小吏三员,曰邓贵大、黄德智并邓姓者一,聚而饮,饮而思淫,遂至邓玉娇役作之所。斯时也,邓玉娇浣衣,而黄德智先入,见其美壮,以淫语亵,邓愠,斥其非,邓贵大醺醺继入,淫欲勃勃,见邓玉娇不从,乃大怒,出囊中钱,拍击邓女之首曰:得非以我等无钱乎?继之用强,扑邓女于椅,欲行奸淫。邓女强挣而起,再扑,再起再扑,邓女大怒,忽出修脚利刃,直刺其喉,黄德智大骇,前搏,邓女横刀宰之,重创黄,而随行之邓姓者,心胆俱裂,骇立而已。邓贵大酒血狼藉,未几毙,黄德智者嗷嗷待毙,而邓女掷刀于地,挽发报警焉。       江湖传此,以为邓玉娇者,今之烈女也。宰恶吏于当场,抒民愤于巴东,壮哉!余则谓:僻远之乡,民族之地,秦汉以降,无论流官土司,均以抚民为善策,不以暴烈残其民。土家、苗人等,民风淳朴,邓玉娇抑或苗族也官府倘迫之太甚,则其血性发作,往往啸聚山林,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此之谓也。邓贵大等,小镇之恶吏也,区区巴东如此,国中此辈衮衮不可胜计焉尔!纵吏残民,国祸之源也。则沪上刀客,巴东烈女之起,有何怪哉?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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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根源,权力导致腐败”的翻译,传记,疯狂的狗
yue 2009-5-4 15:25
悲剧的根源——兼论“权力导致腐败”的翻译 以一只黑狗对人攻击的行为及后果为例 劳动节对于我的特别含义 五一是劳动节,所谓劳动节,应该多劳动。我小时侯一直是这样过的。 童年正好赶上邓小平开始领导中国,土地分产到户,也真是应了 毛泽东的诗词,“分田分地真忙”。 也真是应了 诗经的话,所谓带着老婆孩子去种地 。我们家在农村。父亲在乡初中教书,离家10余里,当时交通条件是自行车,有所不便,而且老师少,课程多,因此只有星期天才回家。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是农民,有土地。按照圣经,星期天干活都是罪恶,但是父亲只能利用星期天带领我们种地。特别是在五一劳动节,正值春耕时节,可以一连几天干农活。光脚踩在土壤里,倒也好象能够感觉到泥土的芬芳,春天的温暖。初中的时候懂了劳动节,问父亲为什么劳动节还要干活。 父亲说,“劳动节!劳动节!就是劳动的节日。如果不劳动,就不叫劳动节。” 倒也形象,自己成家以后,也这样,劳动节都是劳动的时节,平常都忙,劳动节假期长,例如可以擦窗户的玻璃。 今年的劳动节,老婆带小孩去姥姥家。一个人在家养病兼赶写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感想。反思自己的病,其实正是因为自己的恶。自己老在星期天也看书,导致眼睛生病。经过生活的体验,才懂了为什么 安息日是神圣的,违反安息日是有罪的。 虽然这种罪不是侵害他人的恶,却是害自己的恶。当然在越来越趋向福利社会的今天,害自己也是害社会。通过医疗保险制度,对自己的危害会转嫁到社会,让社会多开支医疗费用。还有自己病了,最终会给社会少做贡献。 流浪狗的幸福 下午在阳台上看书,放风的时候向窗户外面看风吹草动,看到有个同事和两个老人拿木杆在钩槐花。问她俩老人是谁,她说是父母。我早已知道她老家是陕西咸阳的。 又看见窗户下有一条黑狗在啃骨头。这只狗是邻居家的。我妈和我的小孩叫它是“ 大狗 ”。我则经常打开窗户,叫它“ 大黑! 大黑!”。我家住一层,这一层共住三户。它的主人是东户。旁边一袋子骨头。应该是黑狗自己从垃圾楼拣到,并叼过来的,距离是从楼的北面到南面。 它的主人是去年搬来的。应该是农村的,因为有两个孩子,姐弟俩。去年她们家就养了一条黑狗,看起来很小,和一般的巴狗差不多。一条腿是瘸的。过年前忽然消失了。到了今年春天,她家带来了一个黑狗,但是不瘸了。我们以为是另外一条狗,问了小孩,她们说还是去年的那条狗。 这只狗很幸福。主人是农村的,养狗的方法也是农村的,就是自然。首先养的是一只笨狗,就是中国传统的狗。两岁了,体形到成人的腰那么高。给狗在阳台的窗户下面用木板搭了一个窝。而且不给系绳子,就没有公子和小姐的苦恼,就是没有被关在家的苦恼。也没有流浪狗的苦恼,它可以算做半个流浪者。流浪狗往往很脏,而且没有人保护。 但愿有时间了,我详细记一条流浪狗的悲惨到幸福,又由幸福到悲惨的命运。 我不上课的时候就在家,对小区里的狗有不少观察。这只黑狗自由自在,一会到垃圾楼翻检吃的,一会晒太阳,一会和其它流浪狗滚跤。这只黑狗大概是女狗,还有不少崇拜她的狗跟在它后面。晒太阳也很有意思,天气凉了,就在太阳底下,天气热了,就在阴凉底下。 权力导致腐败 狗吃骨头,就象人类吃烤干的馍片一样。它看见路上走过一个老年人,使劲的叫。那个人竟然不敢看它。这个黑狗很聪明,看见老人就叫,看见年轻的就不敢。老年人们害怕得竟然不敢抬头。今天一连叫了几次,说明过了几个老人。它主人家的俩小孩也来了,女孩喜欢和它耳鬓撕磨。又来了一个女孩,几个小孩开始玩跳皮筋。 突然这只狗又叫的很厉害,象打架,而且有大人在骂它。我站起来,到窗户上看。是一个男子骑着车子,这只狗向他叫,挡住了它的路。男子用车子向狗晃,狗倒也不敢冲上去。男子也就走了。 一连几次,我发现今天下午这只狗有点特别。我想明白了,是今天吃的饱,有点能量过剩。后面的几次更严重,开始让人血压上升。 外面来的那个女孩向远处叫 ,“爷爷!这只狗疯了。” 平常所见的宠物狗里面,只有一种狗进攻性很强。象狐狸,嘴尖小。见了人猛扑,即使人向它呵斥,甚至假动作要打它,也不后退,反而更疯狂。但是完全没有危险性,因为它太小了。 小孩们到楼北面去玩了,黑狗也去了。听见一个女人说话,“把它抱住,别让她咬!”突然的女人的声音变成尖叫惊叫。应该是狗往前扑。我判断,是这个女人带着狗出来溜,是两只狗在争锋,也可能是争风。过了好长时间,却过来了一个老太太,也没有带狗。况且根本没有听到别的狗叫。原来我判断错了,它不是与狗争锋,而是向人示威。 这我就着急了,一下子激动了。我家有三岁小孩,还有母亲从老家五百里来这里给我看孩子。一旦黑狗养成咬人(向人叫)的坏习惯,以后小孩和母亲就会在心理上受打击。当然还有危险,或许会向人撕咬。其实还有更危险的,就是疫病。我真想叫黑狗的小主人,让他们好好教育黑狗,让它没有进攻性。 又听见狗狂叫了,我赶到北面房间的窗户那里看。是这一单元的一个男人回家,狗跟在后面叫。那个男人很生气,骂了些脏字,诸如“你妈的”。还上去打了狗的嘴一下。但是大概束于“ 好人不与狗斗” 的教训,他停了一下不回头走了。 我有一个判断,这只 狗平常也向人们叫,但是有一个规律,就是不向邻居叫。 但是今天开始向邻居挑战了。我开始血向上涌。我的母亲怕狗,对宠物狗也怕。有一次她说她的半个脸皮都发麻。我心里对母亲还挺生气,认为心理太不健全了。但是有一次一只狗向我叫,且追击,我的整个头皮脸皮都发麻。其实不是害怕的发麻,我一点也不怕,而是人的本能在起作用,是人的毛发在竖立。难怪古人说“ 怒发冲冠 ”。母亲血压高,更让我对狗今天的行为警惕。 我想出去看,如果狗叫,我就打它。我拿了一根棍子,去换鞋子,发现我得换裤子。有点麻烦,我就想,再拖一下吧。 最严重的情形出现了。中户的男人骑车子回来了。狗猛叫,冲上去。这个男人个子很高,他用车子向狗撞去,狗虽后退,但是马上 敌退我追 。大个子很生气,追了有个五六米,但是狗毫无退意。大个子看没有效果,就很生气的走了。他刚才为什么追,因为在 往常,只要人们向狗示威,狗马上就吓跑了。 俩小主人也都在旁边,也管理,但是效果不大。而且女孩对狗很温柔,只是搂住它,加以控制,并且抚摩它,让它安静下来。 如果它看见我,会向我叫吗?它应该和我比较熟,我会把我家的骨头扔到窗户下面。而且看见它的时候,就叫“大黑”。以前它从来没有向我叫。我拿了一根棍子,想去教育它,当然暴力教育有危险,就是它可能会变得更坏。我正要出门,发现我得换衣服。找衣服有点麻烦,我就作罢暂缓。 我觉得严重,开始思考 我该做什么 。我想可以向黑狗的家长交涉,让他家把狗管好。教育不好,就把他送回老家,不过这样,它就再吃不上城市的 营养垃圾 。如果他家不理会,就报警。他家不圈养狗,而且不系绳子,应该是犯法的。犯法的事,警察应该管。也可以很方便地社区的干部反映。警察和社区干部来找他家,也会让他家感到很麻烦。 悲剧的根源:一是愚昧,二是强大。 过了一会,天快黑了。听见阳台窗户外有一个大人在说话,说什么“勒”,说什么“不难受”。我过去一看,几个人在黑狗主人的阳台窗户下面。一个男子眉清目秀,拿一件衣服在晾。显然是家长。其实前面打黑狗嘴巴的那个男人应该就是他。由于大人们都忙,我始终不知道邻居是谁。姐弟俩抱着黑狗,在窗户下面。又看到窗户铁栅栏上拉下一跟绳子,拉到黑狗上面。我明白了,是给黑狗上了锁链了。但是我细看,不向铁链子,应该是带子。 这下好了,黑狗被控制住,以后就不会对人造成威胁。以后就不会在向老人叫,并且追赶老人了。或许这也是它受到的惩罚。我觉得这家人还是很文明的。行动比较及时。 一下子让人想到人类。历史上的那些开始 不可一世,但是最后灭亡的失败者,其实和一只狗有什么区别呢? 本来他们的强大是好事,但是强大以后,欺负别人,而且欺负的对象越来越多,到后来简直要统治整个世界。但是最终整个世界团结起来,把发疯者消灭。 特别是希特勒,本来他是哀兵必胜,和世界对抗,有反抗的一面。何况他也确实很爱国,而且有德国最传统的社会主义,即封建社会主义。但是强大以后,没有怜悯别人,反而是以欺负别人为快乐。这只能说明当时的德国还不成熟, 历史还不成熟 。在历史上还没有经历真正悲痛的历史。而 一个民族没有多次悲痛的历史,是不会成熟的。就不能学会怜悯,不能学会同情。 而所谓成熟就是学会怜悯与同情。 日本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它没有多少悲痛,至多才有两次,一次是中国元朝侵略它,但是算不了多少悲痛,因为它成功地抗击了元朝军队。再一次是二战。悲痛很大。可惜就这一次。因此它还有些不成熟。 所以悲剧的根源,从这件事情看,有两个。一是愚昧,二是强大。 如果狗能够完全听懂人的语言,那么我告诉它,你不要叫,否则,我会去打你。但是 说狗听不懂人的话也是错误的 。狗很懂话。但是它毕竟不能理解人的全部思想。 也怨狗的主人愚昧。过去它向老人叫,主人放松对它的教育,才会有今天的下场。不能自由行动,或许它真的会发疯了。当然这也不算什么下场,因为到明天或许他就变好了,不再向人叫,它的主人就又会释放它。但是如果到明天改正不了,就应该永远禁锢它了。从这个事实讲,有些人就应该带着枷锁。 再就是强大,是悲剧的根源。如果狗今天不吃一袋子骨头,它就不会能量过剩,就不会寻衅滋事。真是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也有“一袋子骨头引发的悲剧”。 就象拿破仑如果没有小成功,就不会四处出击,就不会远征俄罗斯,就不会有滑铁卢。希特勒如果没有在奥地利的侥幸,就不会和苏联等大国叫板。所以对于小人来说, 成功是失败的根源。 成功使人忘乎所以。毛泽东没有革命的巨大成功,就不会有大跃进和文革的荒唐。就没有个人崇拜的资本。相反长征那么险恶,反而导致了成功。所以成功更危险, 国语说,没有外患,必有内忧。 孟子说, 生于忧患。可以再加一句,叫做“死于成功”。 从中国的辩证法讲也是这样。为什么灭亡,因为到了强盛。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必然走向衰落。 纪念我的三爷 我的爷爷弟兄三,我爷爷排行老二。老三就是我三爷。我爷爷就是那个“ 未曾不笑先开口 ”的人。就是要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先面带微笑。三爷大概差不多。 还在我妈年轻的时候,我也大概还没有出生,大表姐带了一个西瓜去看我妈。我家和三爷住一个院子,三爷养了一条狗,看见我表姐,就又扑又咬,表姐把西瓜掉在地上,打碎了。从此我三爷再也没有养狗。 我小时候一个秋天,正在收秋,院子里晒了许多粮食。三爷家的小鸡跑到我家这边来吃粮食。那时候不够大度,用一个带壳的蓖麻向小鸡扔去,正好打在它的眼睛上,小鸡躺到地上打滚。好象快要死了。我心里也怕。三爷的小儿子比我大十多岁,拿一个小石子向我扔来,正好打在我的手腕上,倒是很疼,我就大哭。我妈出来问什么情况。然后就大声的骂了一句“真毒辣!”现在想起来农村小孩子们的射击水平都太高了,百发百中。也觉得小时候真不大度。 到了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多年记忆犹新的事情。听见三爷的院子里三爷叫骂的声音和痛打的声音。其实痛骂的话里面没有脏话。我妈拉着我到墙角后面偷偷的看。看见三爷拿铁锹的木柄打他的小儿子。用一只手抓住小儿子的胳膊,不让他跑掉,另一只手拿着铁锹。直到把木柄打断了。但是始终没有听到三奶奶的声音。 孔子说“ 克己复礼曰仁”。 我家和三爷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我上了小学,农村里面宗教复兴,三爷在村子里的庙里做志愿者,就是轮流在庙里值班,打扫、念经。特别是香客自己不会念经,就请志愿者给念。三爷基本是文盲,但是为了念经,识了许多字。记得冬天的时候,我下学回家,天已经黑了。路过他的家门,他的家门总是开着,能看见连忙亮堂堂的。可以看见他在家里念。听见我的脚步,就会叫我的名字。说 “请你教我一个字”。真是不耻下问。 几年后一般的经书他都能够念。 到了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经常让导师不耻下问。但是意思是我是下。而我们往往不仅不愿意不耻下问,而且不愿意上问。 我们村是山村,改革开放前,人们住在山坡上,地形很高。我家住得最高,我想有500米高。吃水比较困难,虽然都山沟里去挑水很辛苦,但是我经常帮助三爷挑水。当然相互帮助。煤炭从外面运进来,放在山沟里的大路上。如果有一家买了煤炭,邻居会来帮忙从山沟挑回来。三爷的小儿子经常和我们互相帮助。小时候的事情完全没有我们后来比较好的关系。 可惜 人类恶贯满盈 。但愿有时间了,我写一篇《忏悔录》,写自己小时候虐待小动物的行迹。人性弱点的证据就是农村里面 兄弟阋于墙 ,相当普遍。许多时候是由于女人之间矛盾。做女人维护家庭是好事,但是离间人家骨肉,就实在是罪过了。我爷爷兄弟关系就不好。本来住在一个院子,也是处于好意,就在两家中间打了一堵墙。只是在院子最下面留了一个口子。三爷有三个儿子,相互之间更是反目成仇。老大和老二是邻居,老大是医生,老二是村子的干部,不让老大从自己的地盘上排水,而且不让老大家的电线从自己家的电线上引出。这已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老大家有十多年没有电,照明用煤油灯。 兄弟之间也不能克己复礼,可见人性的弱点。 客观的内在的善恶标准 人性就这样,有扩张的本性。而扩张的现实条件是强大。在动物界,也是这样,区别是,在人类扩张往往被视为恶,在动物则没有道德意义,也就不是恶。所以 人类的侵略起源于所谓的生命张力,实际是善。 但是它如何变化为恶呢?其实很简单,不是因为这种恶导致他人的不幸,而是因为它导致了行为人的不幸。例如前面所讲的那只黑狗。例如日本侵略中国为什么是恶,不是因为导致中国不幸,而是因为它失败了,导致了他自己的不幸。但是它的失败有必然性,这样也就导致了必然的恶。在自然界如果老虎消灭了猎物,是善,相反如果他失败了,我们反而会嘲笑它。它自己也应该会很居丧。这种思维也是 以成败论是非,论善恶 。还有依据,例如中国人爱说,“ 正义的事业必定胜 利”。完全可以推导下来:不胜利的事业必定是不正义的。这在 逻辑上属于充要条件 。 当然我们或许不必完全走极端,否定用人的心理感受来作为善恶的依据。当前面的黑狗向人扑咬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这只狗坏”。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日本真坏。当狮子向草食动物扑去的时候,或许草食动物也在想,狮子真恶。当然草食动物可能愚笨,没有这些心理,只有恐惧的心理,因而没有善恶的感受。虽然动画片 〈狮子王〉里面主张素食, 主张动物世界的和平。 但是当野生的猛兽扑咬人的时候,人的感受应该也不会有善与恶的感受。因为这是它本来的行为方式。因此人类产生善恶感受,前提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行为方式和标准。 这一标准就是,行为应当达到目的,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就是恶。对于野生的猛兽,攻击是唯一的手段,没有人给它指引。而驯养的动物,攻击性往往是被剪除的原因。是灭亡和失败的原因,是惩罚和孤立的原因。 所以 善恶的区别,真正不在于是否自私。而在于是否愚昧。 聪明的人因为无私而完善自我,愚昧的人因为自私而危害自己。这样组合起来,无私而危害自我,自私而危害自我,都是恶。无私而成全自我,自私而最终成全自我都是善。 论语实际不反对人的自私,而是反对人的愚昧。它使用的概念是“惑”,也就是糊涂的意思。 而且一切努力都不过是为了完善自我,也就是成全自我。 道德经其实也是这样认为,圣人因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如何翻译 Power tends to corrupt 善恶问题说到底解决人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而人只有在有自由意志的时候,说他“做事”才有意义。在圣经里面认为人本性就有趋向恶的一面。近代则有“权力导致腐败”的话。可以概括为,权力导致恶。 权力即POWER,其实也可以翻译为强大。所谓列强,在英文里面即是The Powers. 人在强大的时候,才有自由。而自由意味着承担责任,首先是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即承担善恶的评价。Power又被翻译为能源和动力。其实也就是能力。所以人在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出现自由以及自由意志。 CORRUPT应该如何翻译呢?我觉得对于通俗的事情来说,也可以翻译为“坏”。 所以不仅强大者可能做坏事, 弱小者同样可以做事,并且做坏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强者,也没有绝对的弱者。 因此讲责任的承担,不仅是强者的问题,也是弱者的事情。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弱者也留心善恶问题,进行努力,才能变为强者。否则逃避责任,永远是弱者。即使奴隶也是这样。奴隶不会完全丧失自由的空间,相反 人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自由,至少有精神上的自由 ,选择消极抗争的自由。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奴隶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否则即使人身被解放了,灵魂永远是奴隶。 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造人的时候,并没有给予智慧。所谓 智慧不过是智慧果的产物。 然而智慧果毕竟不是上帝。这样人在智慧上是极不完美的,让人类摆脱愚昧,就象让人类不朽一样困难。 论语说,骐不称其力,称其德。 是强调千里马的品质。人的力量和强大有两种,一是技术力量,二是道德力量。单纯的技术力量使人类变坏,使人类伤害他人,伤害自然界。而 自然界不过是更广义的同类。 只有道德上的力量才能避免恶。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依靠人的智力来积累和承担。技术力量是用智慧去认识世界的成果,而道德力量是用智慧去认识人行为及其后果的成果。 中庸说,知所先后,几近于道矣。 所谓先后,也是历史。而历史的真正重点不是过去,而是后来。不是开端,而是结局。历史永远不会有结局,这是为什么道德上的挣扎和争论永远不会有终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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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hhanb 2008-12-29 16:49
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爱德华威尔逊,1929年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1949年毕业于阿拉巴马大学,1955年获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目前,他任教于佩莱格里诺大学,并为哈佛大学的昆虫学研究员。 威尔逊是当今美国生物学翘楚。他于1969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过全世界最高的环境生物学奖项,包括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拉负德奖。1996年,威尔逊被《时代》杂志评为当代美国影响最大的25位美国人之一。 威尔逊擅长著述,曾以《论人性》和《蚂蚁》两度获普利策奖。 读《大自然的猎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作者对自己童年时光的描写,既详实具体形象,又风趣曲折动人,读后觉得那真是一个别样风格的少年时光,给人诸多遐想:要是自己能有这样的童年时光该有多好啊!所以笔者在这里向各位特别推荐此书,如果您是爷爷辈,那就把书中主人公儿时的故事讲给孙辈们听吧;如果您是一位科学工作者通过阅读此书会帮您获得许多科学的灵感;如果您是一位人民教师那就更好啦,希望您阅读后,一定将这本书介绍给您的学生,好为我们国家培养更多的像威尔逊这样的科学家;如果您是孩子的父母,也不妨读读这本书,用它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如何从小培养科学素养。当然,如果你是少年儿童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立即拿起这本书读吧,你一定会爱不释手的。 从小立志当科学家 从小立志当科学家的人不少,但真正立志并且成为科学家的人并不多。威尔逊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立志者之一。他说我在小小年纪便打定主意将来要作科学家。是什么原因促使威尔逊下决心一辈子要当科学家呢?是亲近自然的缘故,是大自然的恩赐。威尔逊想当科学家的目的不只是探究自然奥秘,更是从此他可以永远和大自然保持亲密接触,以便能够多多接近大自然。 威尔逊记忆里首次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海滩上的大发现。那是在他7岁大小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只大水母,他仔仔细细地把水母看过来看过去,那印象真是终生难忘,直到现在,只要我凝神回想,这只水母依旧能表达出蕴藏于大海中的神秘以及邪恶。因为有这个发现,从此威尔逊的心目中就有了天堂海滩。观察水母是他上的第一堂自然课。 眼看暑假就要来临,可是家里却出了麻烦。父母的离异使小威尔逊心里很苦恼,为了排除苦恼,他成天就在天堂海滩转悠。这期间,他几乎无一遗漏地把整个海滩仔细地搜查了一遍又一遍,凡能进入视野的他都不放过,在他看来它们都是宝藏 在这个过程中,威尔逊还不时把目光移向近海。他看见了腾出水面的海豚,于是他想会不会看见鲨鱼或者是其他更大的海洋动物呢?于是他只要有空就会守望大海。大海总归是慷慨大方的,虽然,没有给威尔逊送来鲨鱼,但这天一尾鳐鱼进入了威尔逊的视线。对于一个年仅7岁的小孩来说,这尾鳐鱼就是一只很大的动物了。 从书中的记载来看,最初威尔逊喜欢观察大个的动物。可是一次偶发事故使他不得不改变主意。有一天威尔逊钓到了一尾鲈鱼,由于用力过猛鲈鱼被扯出了水面,刚好摔到威尔逊的脸上,严重的后果是他的一只眼睛被鱼翅刺瞎了。没有办法,威尔逊只好明智地决定研究昆虫。 显然这次意外对威尔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是威尔逊本人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也没有怨天尤人,更不觉得有什么后悔。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威尔逊太爱大自然了。这样一出常人眼里的悲剧,在威尔逊看来却成了一个决定终身的大事。不管怎样,我一定得找出一种动物来研究,因为我心中的火种早已点燃。从此,威尔逊把目光从海滩移到了地球上最小的东西。 一般来说,童子军往往是战功赫赫的将军乐意向人炫耀,可是威尔逊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童子军。童子军的经历不仅丝毫不影响他成就伟大的科学事业,反而对威尔逊人格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威尔逊身上许多优秀的品质都得益于童子军时期的磨砺。比如说他对献身精神的赞赏以及克服困难的勇气等。 绝对的昆虫迷 决定研究昆虫以后,威尔逊就开始观察和收集昆虫。科学家在自然中可以获得快乐,但首先必须承受痛苦,这一点早已为科学史所证实。威尔逊从大师身上学来的从事昆虫研究的铁律就是:勇气、苦干、决心、受些痛苦,而新种将等待心志坚韧者。 观察昆虫不像那些大块头的家伙来得便利,更需要耐心和毅力,威尔逊正是这样做的。只要是他到过的地方,那怕是街道他都能发现昆虫。威尔逊观察蚂蚁跟法布尔一样,都能察觉别人所不见,都善于从蛛丝马迹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就在他父母居住的公寓楼边上的空地上,他居然发现了一只死了的狮蚁,他敏锐地嗅到了狮蚁发出怪气味。这时的威尔逊年仅6岁。40年后他居然再次来到同一地方,试图再发现点什么。再过了15年他还忘不了那个让他梦牵魂绕的地方。不仅如此,威尔逊发誓要在有生之年一直观察它80年。 是小孩子谁不喜欢跟小伙伴一起玩耍,威尔逊也一度近似狂热地成天跟小伙伴们泡在一起,可是他总也放不下当科学家的梦想,他还是更倾向于以大自然为自己最要好的玩伴。1938年他把抓来的割蚁养在床底下的泥土中,观察它们是如何打洞的。10岁那年他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住处,那里有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威尔逊经常在这里一逛就是几个钟点。下一个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国立动物园。 12岁时他又把目光聚焦在蝴蝶身上。每看到一种新的蝴蝶,我便满心欢喜;当我捉到第一只标本四时,更是把自己想象成正在用网子捕捉大猎物的猎人。他曾用弹弓捕捉过小爬虫。曾研究过捕捉蜥蜴的最佳方法。这期间他还捕捉过蛇,也有许多历险的故事。经过少年时期的锻炼,他早已成了捕捉昆虫的好手,据说他上高一的时候,一堂课就能抓到20只苍蝇。他甚至研究过苍蝇运动的规律。14岁他就完全可以胜任夏令营的博物学助教这个工作。总之,威尔逊与昆虫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看了这些使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少年的认真、执著、坚韧。就我阅读本书的感受来说,觉得这样的人要是不能成为科学家、昆虫学家的话,老天就真是太不公平了。 用威尔逊本人的心里话说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事过境迁近60年后,对诸位讲述这个小男孩与水母、大鳐鱼以及海中怪兽的故事?我想,这是因为它勾勒出一幅轮廓,隐约可见一位博物学家是如何造出来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一个博物学家、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是如何造就出来的,那就请你阅读《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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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小传]:泡利
luohuiqian 2008-11-22 23:11
Pauli(泡利)是一位自大出奇的物理学家,他的观点是,天下除了他最聪明,没有人比得上他。 这不是自傲,这是真是有才华的表现。对自己的才华勿庸置疑地自信,这就是Pauli。 Pauli最耿耿于怀的是一直拿不到Nobel,因为作为天下最聪明的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必然要和天下最高荣誉的奖项Nobel扯上关系才行。Pauli常常BS哪些拿了Nobel的家伙,说他们不如他聪明,却拿了一个如此高的奖项。大概是Nobel委员会对此深感愤怒,所以很少人提名Pauli,因为提名是由以前得到过Nobel的人提名的,今年谁提名最多,谁就是候选人。而像Pauli这样自以为是,到处骂别人是笨蛋的家伙,当然不能得到多少提名,所以他拿不到Nobel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上帝还是公平的,虽然说小爱不相信上帝是掷色子的赌徒,可上帝就是上帝,他看问题有独到之处。天下最高的荣耀Nobel Prize还是给了Pauli一份,获奖名目是他提出的以他名字命名的一个原理:Pauli不相容原理。原理的内容很简单,一句话可以概括:具有相同量子数(或者说相同量子态)的两个电子不能处在同一个能级上。这句话简单明了,却点到了量子力学的精髓,更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数理证明,一直到后来对自旋等量子性质理解清楚了,才有严格的数学描述。Pauli的Nobel来的比大家都晚一些,赶上了量子力学浪潮的尾巴,大概是委员会觉得量子力学太重要的,可是主要创始人都拿了奖,也该轮到这位恃才傲物的家伙了吧!当然,个人认为Pauli的获奖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他所言,只要这样才配得上他的才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原理居然是在量子力学发现之前提出的!就像伽利略在没有万有引力定律下发现行星三大定律、欧姆在没有电流表电压表下发现欧姆定律一样,简直就是无米之炊,可见Pauli的天才所在! Pauli喜欢骂人,没事就破口大骂,说你是笨蛋,或者说你根本没学过量子力学。这经常让做报告的人产生心理恐惧,无法继续下去,杨振宁刚开始讲他的规范场论时候,刚刚写了个拉氏量,Pauli就站起来说:你所说的规范粒子怎么没有质量项?没有质量又怎么能称之为粒子?这个问题一针见血,杨在台上支吾了半天也答不上来,因为他的规范场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质量项,当然后来正是这个问题的深究才有了统一场论等更高层次的理论,才使得Einstein的统一梦想继续下去,可是那天,杨确实被吓蒙了,他无法做出回答!幸亏奥本海墨站出来打圆场,说人家年青人的新理论,应该让他讲下去,于是杨很不爽地做完了报告,虚的一身冷汗。要真的那时杨下台不继续做报告了,也许他的规范场论就此埋没,他一生中对物理最大的贡献也将埋没。可Pauli还真的埋没了不少人,那个年代相对论很流行,很多文章一发表出来就一定得扯上相对论,否则很难发表,这叫时髦。Pauli很早就是相对论专家了,所以当kronig提出电子自旋的概念把文章送给Pauli的时候,Pauli就说他的结果不符合相对论,结果文章夭折,电子自旋最终被戈德史密特和乌伦贝克发现,虽然他们俩把文章送给Lorentz时也被指责说不附和相对论,可是他们大老板厄伦菲斯特网开一面让他们发表了文章,回答是:年青人,难免要犯一些低级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幸亏没给Pauli审稿,要不电子自旋就不可能发现那么早了。Pauli就这么错过了自旋的发现,他还错过另外一个Nobel就是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也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获Nobel的那个工作(这个要在后面几篇续讲,这才是中国人第一次获Nobel)。当时用实验验证宇称是否守恒的人是吴健雄,而吴健雄和Pauli是师生兼朋友关系,在《吴建雄传》里面用了一个词汇形容这位中国第一女物理学家和Pauli的关系,那就是惺惺相惜。当初吴健雄毅然决定推迟回台湾而留下来做实验的时候问过Pauli,Pauli当时就说那是一个很蠢的想法,不用验证了,那两个年轻人肯定错了,他还说了句和小爱那句一样经典的话:我不相信上帝是个左撇子!(注: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基本推论是Beta衰变出来的中微子全是左旋的,而吴健雄是Beta衰变的专家)可上帝偏偏就是左撇子,当吴健雄无可争议的数据出来的时候,连Pauli这么傲气的家伙也不得不承认错误,而在年青的李杨面前肃然起敬。Pauli还怂恿过Heisenberg去做相对论,幸亏Heisenberg没有听他话,否则量子力学就要胎死腹中啦! Pauli也有臣服的时候,一次小爱做报告,把大伙听的云里雾里。完了Pauli站起来说:看来爱因斯坦并不是很蠢!波恩曾经认为Pauli甚至比小爱还要聪明,但是有补充说在我看来,他不可能像爱因斯坦一样伟大。据说Pauli终于拿到Nobel时候,小爱上台演讲祝贺他,当时的情景就像物理学的王传位于他的继承者(波恩回忆)。Pauli倒是一点都不客气,认为自己就是继承者了。 Pauli还是实验物理的丧门星,他到了哪里,哪里的仪器就要坏。有一次某实验室的仪器坏了,大伙开玩笑说今天Pauli没来啊?后来人家打电话问Pauli,他恍然大悟说:哦,我今天坐火车路过了那里!就像杨振宁一样,Where there is a bang,there is Yang !后来杨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实验物理的料,决定搞理论物理,才闯出了点明堂。 Pauli的贡献遍及当时物理学的各个领域,他参与了量子力学的基础建设,量子场论的基础建设,相对论等等工作。Pauli似乎在物理学领域是一个征服者而不是一个殖民者,他大量的工作没有发表,而是遗留在私人信件里。今天我能查到的信件中,我们发现大量这样的例子,他的关于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的等价性证明是写在给Jordan的信件里,测不准原理首先出现在他给海森堡的信件里,Dirac的泊松括号量子化被Hendrik Kramers 独立发现,而他指出,Pauli早就指出了这种对易关系的表示方法或许有些天才的生命是注定短暂的,Pauli生于1900年,于1958年去世,仅比他心中帝王晚去世3年,(爱因斯坦1879-1955),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一生中觉得没有做出像他的king一样伟大的工作。 仅以此怀念pauli! (本文撰写中参考若干网络文摘,尤其是《物理大牛的八卦》一文,其中不少文字引自此文,谨以致谢!) 更多相关博文请访问 【 若水阁 】(参赛科学博客) , 欢迎 投票 支持我的博客! http://www.penrose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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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小传]:波尔
luohuiqian 2008-11-22 23:10
关于Bohr的小故事敝人知之甚少,故这里也只能大略介绍Bohr身平。 20世纪初物理学晴空的两朵乌云引来了两场革命: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相对论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而量子力学让人们认识到微观粒子的行为,两者一起改变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它们的出现也让物理学变得更为玄妙和复杂,艰深的数学理论是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也让物理学从以前单打独干走向了相互合作,从此再也没有伟人能做到独立提出一个自恰的完善理论出来。 量子力学的创立是一段传奇故事,从Plank的惶恐到Einstein睿智,再到Bohr(玻尔)天才,还有De Broglie(德布罗意)的偶得,接着是Heisenberg(海森堡)和Schordinger(薛定谔)的奠基,然后Dirac(狄拉克)领袖群伦,最后还有Feynmann(费曼)等人的点缀,其中还有无数著名的物理学家。看看下面这张索尔维会议照片就知道了,里面任何一个人都远远超过如今那些所谓的物理学家。(顺便提一下,其中康普顿是吴有训的导师,吴先生是江西高安人,曾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也就是物理所的前身,担任所长。他是现代中国物理学启蒙人之一,现在物理所图书馆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书架是吴先生赠书。)在我的 里面,我想介绍Einstein、De Broglie、Bohr、Pauli、Plank、Feynmann这么几个人,其中几个在前面已经介绍完,如今补充以下Bohr的介绍。 Bohr出生在一个物理世家,他的父亲已然是一位物理学教授,Bohr从小就受到物理的熏陶,而不像Einstein,从小只是替父亲看小杂货铺。Bohr也很早就在父亲的实验室工作,并且干得非常不错。 而后Bohr师从J.J. Thomson(电子的发现者),并到Rutherford(原子核的发现者)的实验室工作。在Rutherford的实验室,Bohr做出了最重要的一个贡献,那就是Bohr原子模型。自从Rutherford发现原子存在原子核,而且原子核的大小要远远小于原子,如果把原子比喻作一个足球场,那么原子核就只有场地中央一只蚂蚁那么大!原子的质量几乎全部集中在原子核,原子核外面是电子――这是J.J. Thomson发现的粒子。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电子在原子核外围那么大的空间是如何存在的?Rutherford提出了行星模型,就是电子像行星绕太阳运动一样绕着原子核运动,可存在一个问题:这样的运动需要足够的能量,按照电动力学,运动的电子会不断辐射电磁波,自身的能量就逐渐减低,这样的划,电子的轨道半径会越来越小,最终坍缩到原子核上,原子从一个足球场变成了蚂蚁!这当然是不对的,可没人提出更好的办法。Bohr的聪明在这时起到了用场,Bohr提出他的模型,他认为电子运动轨道是固定的几个,按照能量大小称为能级,不同能级上的电子能量不一样且按照不同的轨道运行,处在固定能级上的电子是稳定的,电子从高能级跃迁到低能级需要辐射能量,这个能量等于两个能级能量之差,存在一个最低能级,他称为基态,基态就是能量最低态,其他的能级都是激发态。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需要吸收能量(光子),从激发态跃迁到基态会辐射能量(光子)。同时他给出了能量跃迁之间的相关规律。这个模型虽然简单的很,但是非常实用,它很好地解释了氢光谱问题,同时理所当然地得到一个结论:电子跃迁辐射出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也就是说光是由光量子(光子)组成的,这十分支持目前的一切实验证据。可以说Bohr的理论凭借他这几条天才的假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Bohr无法说明为什么电子要处在能级上,而不是能量连续可变。 Bohr回国后在丹麦哥本哈根主持研究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一批聪明的年轻人创立起了量子力学,并对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哥本哈根成了量子力学的一大圣地。如今那里还有玻尔研究所,北京大学的曾谨言先生就在那里待过,师从Bohr本人,他回来后成为中国量子力学教学的中流砥柱。 后来量子论的进一步发展,一个叫Heisenberg的德国小伙子发现了矩阵力学可以推出光谱公式。他的导师叫做Bohn(波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于是哥廷根成为了量子力学创始的另一个圣地。哥本哈根和哥廷根,玻尔和波恩,还有他们的学生们一起创造了量子世界的神话。Heisenberg创立矩阵力学的时候是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当时Heisenberg发现只有承认有乘法不可交换性,也就是AB不等于BA,这样就有可能推出光谱公式,但他不明白什么东西满足这个。后来Bohn问了数学家(当时物理学家还不知道用矩阵),才恍然大悟地告诉Heisenberg,原来他找了半天的东东就是矩阵。于是对矩阵代数一点都不懂的Heisenberg学习了矩阵这个工具,很快得到了他的结果。物理学家就是这样,当发现物理学现有的数学工具不够用时,就回去找数学家,总是能知道相应的数学工具来帮忙,好像数学家就是为物理学家未来的理论帮忙的,不过数学家要来学物理,他肯定会一塌糊涂的,因为严格的数学和喜欢近似凑合的物理根本无法跨越。广义相对论也是如此,当时小爱就找格罗斯曼来帮忙的,微分几何的注入也让广义相对论焕发新的活力。惟一在数学里都难以找到现成工具的物理理论就是超弦理论,从事超弦研究的有物理学家也有数学家。国内的李淼老师在超弦方面做的不错,他是个物理数学和文学兼备的才子(见我的博客链接)。哈佛的丘成桐先生是数学家,菲尔兹奖的获得者,他也在超弦领域很活跃,超弦里有用他名字命名的流形。还有很多人,Gross 、Witten、 Green等等,这些科学家共同走在数学和物理的最艰深的前沿。我有幸亲眼见过这些大牛,听过他们精彩的报告,作为学物理的来说,此生无憾矣! Heisenberg经Bohn的推荐,后来到了Bohr门下,和Bohr成了好朋友。Bohr对待Heisenberg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亲昵,也许是与Bohr中年丧子有关吧。看过话剧《哥本哈根》的人就知道,在德国占领丹麦时候,Bohr和Heisenberg有一次神秘的会见,会见之后两人的友谊从此破裂。Bohr从此郁郁寡欢到终老。Heisenberg回到纳粹德国据说是在主持原子弹的制造计划,而当时奥本海墨已经率领Feynmann等一批盟军的科学家开始了原子弹的制造。盟军的原子弹先造出来,日本鬼子投降,德国也注定要失败。有人说是Heisenberg劝Bohr参与原子弹的计划,遭到Bohr的怒斥,有人说Heisenberg掌握了原子弹的核心技术,但是故意不造出来真正的原子弹,最后逼得希特勒走投无路。不管大家怎么猜测,Bohr和他弟子Heisenberg的友谊彻底破裂,Heisenberg也因为有帮纳粹的嫌疑而被所有科学家鄙视,从此他失去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下半辈子在忏悔中逝去。一代优秀的物理学家就这样在政治面前软弱无力,科学家是政治家的棋子,这话一点不假。稍微提一下的是,奥本海墨在日本被两颗原子弹炸了之后总是到处说他双手沾满了鲜血,原子弹的制造是为了和平不是战争,美国总统大为光火,吼道:是老子下令投的,关他个P事!后来奥本海墨被怀疑泄漏原子弹的秘密,比如苏联和中国为啥那么快能造出原子弹?他也在军事法庭里折腾了数年。物理学家就是不要涉足政治,否则下场及其可能是悲剧。(吴有训先生也曾被打为右派,最终迫害致死。是中国物理界的一大损失啊!) Bohr的故事说明: 一、要敢于做假设,哪怕没有任何理论支持,只要存在假设就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三、政治是科学家的坟墓,战争是科学家的地狱,和平是科学家的责任。 更多相关博文请访问 【 若水阁 】(参赛科学博客) , 欢迎 投票 支持我的博客! http://www.penrose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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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小传]:费曼
luohuiqian 2008-11-22 23:09
说起最有趣的物理学家,Feynman是不得不提的。 说起故事最多的物理学家,Feynman也是首选。 不过限于篇幅,这里就摘取几小段Feynman的故事吧。 Feynman这家伙出生不错,从小就喜欢摆弄东西,比如做一个收音机之类的,他的动手能力显然比小爱要强无数倍。Feynman说他到一个实验室最喜欢的就是看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仪器,什么都可以动手玩一玩,想咋玩就咋玩。 Feynman的玩也是出名的很,他是最年轻的大学教授。他去报道的时候故意没找官方,直接要进去住宿楼,结果看门的大爷坚信他就是一个学生,出外玩的晚了,想混进去,结果硬是没放行。第二天Feynman说他是学生,结果大爷放行了,说:这才乖嘛,不说清楚身份怎么让你进去?昨天我就一个教授睡在了走廊外。 Feynman说:我就是那个教授啊。 Feynman的恶作剧也是数不胜数,最搞的一次是他跟奥本海墨一伙在给美国造原子弹时候。这家伙居然偷偷潜入放有密码箱的房间,里面可是原子弹的一些重要参数啊。他轻松地把密码破译了,把资料拿走,还留了张条:猜猜是谁干的?把整个基地所有保安人员急的像热锅上蚂蚁,奥本海墨也为此陪笑道歉,好不尴尬。这就像现在搞奥林匹克时候记者喜欢说哪里有炸弹,让保安去忙乎找去,找不到就是安全系统有问题,这只能说这些记者太无聊或者BT了! Feynman很喜欢扯谈,也喜欢装牛。在别人面前总是夸夸其谈,说他怎么牛,别人怎么笨。去聚会的时候,他交代朋友不要说他是Nobel获得者,要低调,结果聚会不久所有人都知道他是Nobel了,一问,原来是Feynman自己说的!他的自我感觉良好也遇到过挫折,在他遇到几个比他还厉害的高手之后,就无语了。另外让他郁闷的是,他同时代有个schwinger总是比他强,无论他怎么努力都超不过。一次schwinger做报告,讲完了没人听得懂只有Bohr在假装似懂非懂地点头,大家就觉得应该是对得吧,然后Feynman上去也讲差不多的一套,这下大家听得更糊涂了,Bohr在他下来之后客气地说:你该重学一下量子力学。 Feynman还是个泡妞高手,从他的学生到酒吧的服务员,他都不放过。有几次调戏人家酒吧的小姑娘被人家BS了,回来好郁闷了一阵。Feynman喜欢去脱衣舞酒吧,如果你要晚上去找他,就去脱衣舞酒吧,那家伙要么是在敲打他那搞笑的小鼓为大家助兴,要么就忙着掏他工资包里的money塞到脱衣舞娘的小裤裤里。 Feynman的故事实在太多,我都一下子想不起来头绪了,就说这么些吧。 Feynman的名言: Physics is like sex: sure, it may give some practical results, but that's not why we do it.直译就是:物理就像做爱,它也许会给出一些实际的结果,但是那并不是我们想做的事。我们所有些同学干脆把这段话印在了T恤上,招摇地走来走去,以示对物理的理解。说实话,物理是啥,这确实还是个问题。 更多相关博文请访问 【 若水阁 】(参赛科学博客) , 欢迎 投票 支持我的博客! http://www.penrose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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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小传]:彭罗斯和霍金
luohuiqian 2008-11-22 23:05
此照片为张轩中兄及北师大老师与Hawking的合影 (2006年于北京友谊宾馆) 如果单纯从智商水平来区分物理学家的话,我会选择R.Penrose和S.Hawking排在第一位。我取Penrose这个网名大概也因此有关。(当然还有蕴涵中文里的妙笔生花含义,另外Penrose音译彭罗斯,和我的姓大致关联。)这两位从事的是需要相当智力和想象力的工作,那是宇宙学里的精髓。 Hawking恐怕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从小到大听过无数身残志坚的例子,但无论志气如何坚强,能做出突出成就的恐怕没几个人。海迪姐姐走向了社会慈善事业和政治,沦为了国家的一个宣传工具,要说做出多大的成就,恐怕不好夸大。而霍金不一样,他从哈佛毕业的时候不过二十几岁,年轻的他就展露惊人的才华。在广义相对论、粒子物理学、宇宙论等等一系列最为玄妙和高深的理论物理领域,他游刃有余。小爱还要找格罗斯曼帮助,而霍金单枪匹马就能毫无阻碍地闯荡这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以致在一段时间,这几个领域研究者都以他的马首是瞻。 Hawking的重要工作是奇点定理的证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出来之后,以爱因斯坦场方程作为基本的方程,这个方程是个超越方程,很难找到解析解。在球对称条件下,史瓦西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解析解,即使是最简单,那也是相当复杂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时空解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那就是存在时空的奇点,在这一点所有可观测物理量都是发散的,物理定律失效了。根据这个解析解,有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恒星质量的大小决定了它死后的命运,恒星例如太阳,在燃烧完自己的能量之后将会冷聚,然后爆发,成为超新星,中国宋代观测到过一个超新星爆发(原文昼见如太白(金星),可见超新星的亮度可观)。超新星里面会有新的结构,如果恒星质量足够大,大概是2-3个太阳的质量,就可以塌缩为白矮星,钱德拉塞卡计算出了这个临界质量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是一个举止优雅的英国绅士式人物,我的广义相对论老师和他有几面之缘。)。如果恒星质量再大一点,就会塌缩成中子星。白矮星和中子星的密度有多大,做个比喻就知道,万吨轮船只能装一个足球大小的白矮星或者一个芝麻大小的中子星。当然,如果恒星质量再大一点,就会继续塌缩,因为内部的斥力无法抵挡引力,那么最终将塌缩成一个点,这就是奇点,奇点周围有个范围是一片漆黑,因为即使连光子这个最快的粒子也难以逃脱引力的束缚,就象一个黑咕隆咚的大洞,可以吞没一切物质,我们叫它为黑洞(和只进不出的黑洞相反的叫做白洞,就是只出不进的)。Hawking首先证明了奇点的存在,当然他第一个证明是他独立做出的,前提条件还比较多,所以他不是很满意。 说到这里就该Penrose出场了,Penrose原来是做数学的,他的数学很强,著名的Penrose拼图就是他发现的,用箭和风筝拼凑的天衣无缝,这个在后来凝聚态物理界有了准晶的发现。别人曾向Penrose建议,既然你数学这么好,应该涉足广义相对论,肯定会有大成就的。Penrose也毫不谦让,很快就转向了广义相对论,奇点定理不过是小试牛刀。他也独立给出了奇点存在的证明,让Hawking颇为震撼,这就象独孤求败终于找到了对手一样,是非常激动的。毕竟这个世界能比Hawking还聪明的人实在是罕见。 对手也可以成为朋友,科学是没有敌人的。Hawking和Penrose决定携手合作,用更为宽松的前提条件,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只要满足一些并不苛刻的条件,那么奇点的存在是必然的。这些不苛刻的条件,是包括因果律之类的看似并不物理的直觉条件。他们完美地证明了奇点定理,从此没人再怀疑奇点的存在,大家纷纷转向对奇点性质的研究。这就叫做一锤定音,能做到这点的只有大师里的大师,天才中的天才。 Hawking和Penrose除了奇点定理的证明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其中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几次辩论,辩论的内容涉及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里最基本的问题,例如那只可爱的薛定谔的猫。(物理学家很喜欢设计一些可爱的小动物来说明问题,有薛定谔的猫,麦克斯韦的小妖怪,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这段经典的辩论就和波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一样(他们争论上帝究竟有没有在掷色子),永远记在了后人的心里,也给科研界很多深刻的启示。 Hawking重要的工作还有著名的黑洞蒸发理论,黑洞也会慢慢蒸发掉,很让人惊讶。还有就是关于宇宙形成的理论,包括多宇宙模型、宇宙泡沫、量子宇宙等等很多希奇古怪的玩意。我很佩服Hawking的想象力,把宇宙这么复杂的理论弄的这么完美。 Penrose的重要工作在于时空扭量观点,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时空理论,也可以说是广义相对论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象费曼整出路径积分形式的量子力学一样。时空扭量观点很经典也很优美,不少从事相对论研究的人都很喜欢,我的同学张轩中就是如此(见我博客链接,他的博客就叫张轩中的扭量宇宙)。 Hawking和Penrose的任何一个工作都是很深奥难懂的,就拿奇点定理来说,即使是做广义相对论的专家也未必能懂。我的广义相对论老师梁灿彬先生师从著名的Wald,首次在国内传播了微分几何形式的广义相对论,他回国之后第一个报告就是讲奇点定理的证明,很遗憾,按照梁老师的说法,好象在座的专家们没一个听明白了。要知道当年的北师大可是全国的广义相对论中心,现在也差不多是。梁先生在国内辛勤地传播微分几何形式的广义相对论,他意识到一些持有固有观点的老学究不能接受新事物之后,开始大量培养年轻的学生,从本科生开始讲授广义相对论,这门课很难,第一次上课也许图新鲜会有80人左右听课,第二次也许减半,第三次就只有20人左右了,当然里面还有不少是听着玩的,最终敢于参加考试的,也许只有不到10人,我大一时见到的情形是:一个人在听课,一个人在睡觉,一个人在看书,偌大的一个教室,包括老师就这四个人。我有幸遇到最好的一届,也许是梁先生带的本科生中最后一届,我们一共30人左右,从大二到博二各个年级的都有,追随梁先生学了几近两年的广义相对论,收益匪浅。梁先生严谨的科学作风、细致的数理推导、淡泊的处世态度是我学习的榜样,也一直伴随在我科研当中。在这里尤其要感谢梁先生,花甲之年仍孜孜不倦教诲我们后辈,不求名利只求传播科学知识,这种做学问的精神如今是很难得了。 我最近也很有幸亲眼见过Hawking,那是他前不久来中国的时候,世界弦论大会的开幕式。Hawking介绍了他新的宇宙学观点(见前面转贴文章),他在友谊宾馆开玩笑地说,喜欢中国的食物和女人。这个时候见到的Hawking,已经是严重残废了,只有两个眼皮能动一动。 Hawking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正是我的老师梁先生陪他,推着他的轮椅上了长城。那时他还能在喉咙里发出一些不大清晰的话语。Hawking从大学毕业不久就得了这种怪病,肌肉不断萎缩,开始不能走路,后来到不能说话。到2002年他参加在中国的世界数学大会时候,他已经只有三个指头能动了,如今只剩下了眼皮。他的健康状况实在让人担心。这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将来这位大师会什么都动不了,那就和植物人差不多了,如果等到那天,理论物理界必将全球黯然神伤,那将是物理界一大损失。 Bless Hawking! 更多相关博文请访问 【 若水阁 】(参赛科学博客) , 欢迎 投票 支持我的博客! http://www.penrose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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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小传]:吴健雄
luohuiqian 2008-11-22 22:59
世界上不多女物理学家,能出名的就更少了。居里算是从艰苦奋斗中出头的,而她女儿算是幸运的,虽然也曾和运气擦肩而过数次,但最后还是抓住了运气的尾巴,和她母亲一样,拿了个Nobel光耀门楣。 要提到中国的女物理学家,首推吴健雄。能和她齐名的还真找不到,只知道除复旦的谢希德先生外,我们所里的李芳华先生也是难得的女院士,闻名遐尔。现在我的课题有一部分是和李先生带领的组合作的,很是荣幸。这是后话。 吴健雄其实在李杨之前就已经很出名了,她是台湾出来的,学术水平很高。她是做实验物理的,做实验除了思想,更多的是靠女人般的细心和耐心,如果毛躁的人做实验肯定做出成或者损坏仪器,例如杨振宁和Pauli,但他们适合搞理论。这两个男人,吴健雄后来都与他们有了联系,成了朋友。吴健雄的强项是Beta衰变,她算是这方面全世界的权威。能做到这地步,对一个女科学家来说,该满足了。可是遗憾的是,还没拿到Nobel,于是吴决定放手一搏。 在李杨理论出来之后,迫切需要实验验证,有人建议找吴,而吴当时正好在美国访问。眼看明天就要搭轮船回台湾,李给了吴一个电话,要吴用Beta衰变实验来验证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吴犹豫了很久,因为台湾一个很好的职位在等着她,迟到了也许就没了。可是李说,这可能拿Nobel,吴一听,立马决定留下,而让她的丈夫回去。 顺便说一下吴的丈夫袁家骝先生,提到这个名字,恐怕没几个人听过。但是提到另一个姓袁的,恐怕全国人民都知道,就是那位在老虎屁股般的皇帝板凳坐了83天的家伙袁世凯!袁家骝先生,正是袁世凯的嫡孙!不过袁先生没有继承祖父的狂妄和无知,相反,他是个很谦虚很有学问的数学家。袁家骝在数学上的成就也是相当地了得,只是偶不大懂数学,不敢妄加评论。只是在吴健雄的光环笼罩下,袁家骝先生只能暗然失色。而袁先生甘居二线,在公共场合总是谦恭有加,对妻子十分理解和体贴,实在是居家男人和事业男人并重的极品男人。如今社会,恐怕这种男人要绝种了。吴的成功,和袁在背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就如杜致礼支持杨振宁、秦惠君支持李政道一样。一个成功的人,背后也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个人,这有点类似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实在没那么悲壮而已。如今社会,甘愿为别人牺牲自己或者甘愿为丈夫或者妻子做背后支持的人实在太少了,中国的优良传统,在呼唤女权运动和大男子主义加上浮躁的社会风气压制下,遗弃在了历史的路旁。 吴的决定是正确的,吴的实验也是精确得无懈可击的,吴的成功也成了必然。而不是像打赌的Pauli的气话: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左撇子! Pauli这个人很奇怪,自己脾气大的吓死人,总喜欢挑别人毛刺。可他很有才华,往往一戳就中,别人都被他戳怕了,做报告都不敢去请他来,要不做不下去。杨第一次讲他的规范场论就是如此,Pauli叫嚣着要杨马上下台不要讲下去了,杨也为他那个致命的问题傻眼了半天,要不是奥本海默的圆场,恐怕统一场论到现在还没走下去,即使Einstein奇迹年已经过了100年了。Pauli还是个自恋狂,总以为自己是小爱的继承人,可讽刺的是,几次Nobel都和他无缘,只在最后量子力学的Nobel都发的差不多了,才想起应该给Pauli补一个,那就是他不怎么瞧的起的不相容原理,要知道,这其实不过是个小小的猜想而已。Pauli要郁闷的是,这次他又面对可能的Nobel的时候,他的自觉和自恋再一次伤了他的心。在他得知吴的实验做完了,就着急地打电话去问结果,结果让他很意外,他不放心,又问了下吴:你确定吗?吴说:我确定!Pauli终于输了他那一百美元,幸亏当时没人跟他打赌要什么庄园,要不真的要倾家荡产了。 Pauli和吴的关系非同一般,很早之前Pauli就和吴相似,或者可以说Pauli是吴的老师。Pauli待人都是刻薄的,唯独待吴不一般。传记上用的形容词是惺惺相惜。 有了Pauli做伴,吴的物理前途一片光明,她的威望也日益增加,只可惜吴自己也不大会搞关系。结果因为得罪国家标准局的人,自做主张把自己按了个第一作者发表那篇实验文章,而让她和Nobel失之交臂,遗憾终身。 可有些媒体不管这些,那帮狗崽子太厉害了,天天怂恿吴先生,说她没有得Nobel并不说明她得不到,相反,是她太厉害了。不知道他们什么逻辑,最后,吴被吹捧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有感的是,这里的中国,居然还是中华民国,还好的是,好歹还是有个限定语。再后来,吹捧越来越赤裸,就说成了吴是居里夫人第二了。其实大家都公认迈耶是继居里夫人以来最厉害的女物理学家,而有人说吴的贡献比迈耶大,这种刻意奉承的话,实在是太可恶了。所谓众口烁金,起初吴不承认这一点,她还是比较谦虚的,可是不能阻止这般无聊的媒体,他们不懂物理,也难责怪他们。最后,吴在潜意识里,也被忽悠成了居里夫人第二!然后,吴的大傲还有继承Pauli那比女人还厉害的刻薄,统统发挥了出来,吴的物理学事业,再也没有进步。而不像李杨,毕竟他们决裂之后还是各自取得了成就。当然,这就是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的区别,实验物理学家的辉煌是在年轻时期,现在一般是35岁之前,40岁之后如果你还没名气就趁早改行吧!而理论物理学家往往是中老年威望上来之后集大成,年轻时代不过是锋芒毕露而已。 吴对中国大陆的物理学贡献,很少听说,抑或没有。吴对中国其他物理学家的交往,也很少听说。大概是因为吴跟的是台湾的圈子,他丈夫也是民国的数学家,所以就与大陆很少来往。不过,和现在吃香的很的杨相比,吴的交际能力和政治眼光,可见一斑。 不管怎么说,吴还是中国物理学界难得的女物理学家,而且是工作做的比男物理学家还要出色的女物理学家,这是女强人的典范,是值得赞颂的。也希望中国的女博士们,不再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还是踏踏实实做点科研,做点成就出来罢! 更多相关博文请访问 【 若水阁 】(参赛科学博客) , 欢迎 投票 支持我的博客! http://www.penrose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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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小传]:吴有训
luohuiqian 2008-11-22 22:58
吴有训,字正之。江西省高安市荷岭乡石溪村人。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 1912年入瑞州中学,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一起从事X射线光谱研究。1927年,康普顿获诺贝尔奖。其研究成果,因吴有训作出过重大贡献,故国外称之为康一吴效应。1926年,吴有训回国,任教清华大学。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吴有训是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者,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科技精英。如参加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彭恒武、钱三强、何泽慧等,都出自吴有训门下。 吴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有典型的江西老表的性格。 曾记得《吴有训传》里面描述了一句吴先生的一句经典的客家话赣骂,那就是婊子崽!这三字虽然有点不雅,可至今在俚俗之间广为流传,有时老妈看到自己儿子不听话都不由自主冒出一句婊子崽。如今回忆起儿时这些俚语来,甚是觉得亲切和有趣。也怪不得周作人要收集国骂,原来骂人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描述了人世间生态万千。 吴先生从瑞州中学毕业后到南京高等师范读书,可以说,大学经历都比不上中国的其他物理学家。1920年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江西在南昌第二中学任教,后又到上海公学担任短期的物理教员。在胡刚复的指点下,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江西官费留学,1922年1月赴美入芝加哥大学。从他到芝加哥大学开始,师从实验物理大师康普顿,就注定了他在物理领域的辉煌一生。康普顿效应的讲的是光子被其他粒子散射后波长会发生变化。这个实验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意义的,首先它证明光的粒子性,其次它说明了光的波动性,而二者结合,其实讲的是光的量子性,光的波粒二象性争论数百年到此终止。康普顿用能量和动量守恒计算了光子的德布罗意波长发生了变化,量子力学的初步验证既起源于此。因此,康普顿散射实验是量子力学的一个重要的实验验证。而最终完成这个系列实验的人,正是中国人吴有训先生。吴先生先后用15种材料做X射线散射实验,验证了康普顿效应的存在,这15条谱线为康普顿主要实验证据,在康普顿的专著中一再引证。另外,他用公认的精确无误的实验,消除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 X 射线专家 W. 杜安尼及其助手 G. L. 克拉克对康普顿效应的两项质疑。此外,吴有训在发展康普顿散射理论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贡献,这就是他用精确的实验,解决了康普顿散射光谱中变线与不变线之间的能量或强度的比率问题。吴有训亲身参与了发现和确立康普顿效应中期以后的大量实验验证工作,最后以康普顿效应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获博士学位。而 康普顿则在 1927 年因为这项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有训却从未和他导师相提并论过,有的苏联科学家称康普顿效应为康-吴效应,吴有训都摇手严辞谢绝,这是中国人谦虚博大胸怀的体现。康普顿晚年回忆说他最得意的学生有两个,吴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阿尔瓦莱兹,于 1968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6年吴有训回国,第一件事情是参与江西大学的筹备工作,只可以最终未能成事,要不江西的大学教育就不会如现在一样这么落后了。 但要感谢吴先生,让我们江西人,开始了大学的梦想。 之后,吴先生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任系主任。叶企孙先生得知他回国消息之后,通过胡刚复的引见,邀请吴先生到清华大学任教。1934年,吴有训接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37年又接替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吴先生的带领下,逐步走向辉煌。现代中国早期科学家,大都源自于此,至于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那还是后话。吴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设近代物理实验课程,坚持做学术科研,取得了很多成果,被严济慈誉为开了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先河。 1930 年在英国《Nature》杂志发表论文《经单原子气体全散射的 X 射线的强度》, 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载于国外科学学报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质量是很高的,因为直到如今发表一篇Nature仍是一件极高的荣耀,中国物理界一年到头难得有一篇。他没有如今一些所谓科学家的架子,而是经常自己动手做实验。实验要用到的真空容器和计数器都是自己动手吹玻璃吹出来的,而一些仪器的构架都是他用江西老表的木工手艺一件件做出来的。1937年,清华、北大、南开等学校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先生出任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科学家的摇篮,几乎每一个学生在中国的科研领域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杨振宁、李政道、黄昆、邓稼先、黄祖洽 一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导师不少都是吴有训先生的学生。把吴有训先生成为我国现代物理学的祖师爷都不为过。1945年,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为蒋介石的亲自任命。1947-1948年,内战爆发,吴有训先生在哈佛和MIT做学术访问,暂不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1948年末,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慌乱之际, 蒋开始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吴先生榜上有名 。同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召开,吴先生被选为院士,据说当时蒋要他出任院长,吴拒绝了。这里有段有趣的广播找人故事,就是在国民党全军溃退台湾那时,吴先生收听到一段广播: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老蒋临走前仍然念念不往拉吴先生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可见吴在科学界的地位。当然,之前蒋先生的教育部长还有毛先生的地下党人都光临过吴的住处,在抉择面前,吴先生选择了跟随共产党,这正是新中国物理学教育甚至科学复兴的重要根源。没有吴当初的选择,估计中国的两弹一星不大可能造出来,因为完成两弹一星的元勋包括元勋的老师们都是吴的门生,吴的人品足以号召他们。 难以想象,如果吴被老蒋得手,中国现在的情形会如何?假如老蒋弄出几个原子弹,那我们这辈人存在不存在都是个问题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吴先生身兼多职,包括教育部长一职。 1950年,赴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我们物理所的前身。 吴先生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吴有训为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兼学部主任,这就是新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批院士。 吴先生在物理所担任所长和科学院担任副院长(院长是郭沫若先生,见我博客中照片)和数理化部主任时期,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竭尽心力。他在推动各项工作中有魄力,事业心强,具有远见卓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鉴定会就是他的主持,虽然这项工作因为属于集体署名而未能获得Nobel,但在中国的科研界,却是一件极其振奋人心的消息。吴有训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物理学的发展纲要也曾经由他拟定,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的科学家制定国家科学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在远景计划的拟定和执行等方面,吴先生顷尽心力。 他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界的形象代表,为中国科研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重要努力。 十年浩劫,吴先生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和蒋某人接触密切,也因此没少受到关押、殴打和批斗。不过,幸亏有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保护,吴先生还算是十分幸运的,总算保住老命,只是身体已大不如前。而赵九章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最终被批斗致死。文革结束,邓小平和方毅院长带来了科学院的第二个春天,可吴先生,已经身心疲惫、年老力衰了。 1977年11月30日,吴先生逝世于北京,享年80岁。 邓小平、乌兰夫、方毅(时为科学院院长)等人前往追悼。吴先生的学生,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先生撰文悼念:吴有训先生一生献身事业勤奋不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为后来者铺路,充分反映了他自古贤亮惜新秀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可贵的品格,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一定要把这些优秀思想品格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甘为人梯,为四化培育更多的栋梁之才,为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我相信中华民族是完全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吴有训先生的一生就说明中国人是有聪明才智的,是勤奋而有创造力的,不仅中国人的智力可以与其他任何民族相较量,其品质也可以与任何民族相媲美. 吴有训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科学先驱。至今,在物理所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那几个大架子的吴有训先生赠书,心中就油然而生敬仰之情。一代物理科学先驱,永远光耀后人。 1950 年 10 月的一天,正值北京的金秋季节,在当时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可容纳 300 人的大礼堂中,座无虚席,人们正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一位科学家的演讲。吴有训先生充满感情地说道 :告诉诸位,从这次去欧洲的经验,我真高兴我是中国人! 我真希望,总有一天,在Nobel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上,有那么一个人,可以同样充满豪情说 :我很自豪,因为我是一位中国人。 是为纪念吴有训先生! 更多相关博文请访问 【 若水阁 】(参赛科学博客) , 欢迎 投票 支持我的博客! http://www.penrose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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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的力量:达尔文
songshuhui 2008-9-3 15:12
liunianlong 发表于2008-05-6 星期二 1:00 分类: 八卦 , 生物 | | 达尔文循着一条近乎理想化的道路,迈向了博物学的巅峰。他以数量庞大的畅销书,给上帝的子民们冲了个凉水澡--没有浴巾,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四处甩水。 懒散学生结识贵人 达尔文从来就不是好学生。16岁以前的公学生活,达尔文大都是以逃学度过的。他恋恋不舍悬崖上的家,以及课室以外的任何地方,用五花八门的贝壳、甲虫、矿石和硬币来满足自己的收藏癖。当然,他的成绩,比妹妹还差上一大截。所以,在成年达尔文的脑海中,这所学校是一片 空白 ,这当然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 毕业前夕,达尔文成了哥哥的跟屁虫,在为哥哥的化学实验室的跑腿中获得无上乐趣,不久之后又迷上了打猎。无从知晓他是否从中获得了杀戮的快感,不过这为他以后的标本采集带来了莫大的方便。而在此之前,为了观察海鸟习性,达尔文已经在海滩边踩踏了不少鸟粪,或许这些鸟粪起了激将的作用。至少,少年达尔文肯定是好奇大过爱心,他甚至无故揍过一只小狗。 16岁时,达尔文又以师弟的身份,背负着继承祖业的期望,和哥哥一起进入了祖父的母校--爱丁堡大学学医--直到一场未经麻醉的外科手术,把他惊吓出手术室。爱丁堡的生活延续了之前的无拘无束,达尔文还是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了采集活动上。从这时的逃学生活开始,达尔文开始结交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当然,这些人都比他大上不少。在以后的成功之路上,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其中包括拉马克进化论的信奉者格兰特。后者曾跟他谈起过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但达尔文显然不感兴趣,考虑到他的祖父就是该理论的原创者,这种心不在焉也就理所当然了。 泛滥的同情心把达尔文赶回了老家,让父亲大为光火,不过他还是和达尔文进行了耐心的长谈,建议他做乡村牧师。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不让达尔文成为游手好闲的运动员。达尔文则继续执拗,直到确认所有英国教义都是真理,才勉强答应。恶补了古典语言知识后,终于进入剑桥,开始他的最后一次基督教之旅。 毫无意外的,剑桥的神学正如爱丁堡的医学,对达尔文毫无吸引力。喝酒赌牌之余,达尔文继续丰富自己的昆虫收藏;他甚至还让一只 大十字 甲虫获得了达尔文甲虫的美誉--只因为在达尔文嘴内放了个臭屁。他用一个涸泽而渔的方法收集到大量的昆虫新种,以致大昆虫学家斯捷芬斯的甲虫书里还常见查理达尔文收集的标签。神学课程中的耶稣似乎也没手术台上的病人那么吓人了;只要突击一下,考试还是可以过关。和现在的大学生完全一样,在 及格万岁 的欢呼声中,达尔文莫名其妙地毕业了。时年22岁。 晚年回顾大学时光,达尔文认为所有的高等教育都是浪费,课堂上毫无所获。和现在大学生不同的是,生活富足无忧的达尔文不需要为贷款劳神,他悠闲地和众多优秀学者共同游荡,虽无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却是不少。此时结识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直接促成了达尔文的环球之旅。当时只是愣头青的达尔文之所以能获得众多知名学者的青睐,显然与他的性格相关,从众人对达尔文的回忆可以看出,达尔文继承了父亲温厚热忱的性格,很少有人能不被这种迷人的个性所吸引。 环球之旅萌发新思 毕业后的达尔文继续四处游历,进行地质学考察,这些正是达尔文日后赖以成名的基础。这时他收到了来自亨斯洛的 贝格尔号 随船推荐,不过这个推荐只是因为他似乎正是罗伊船长心中的高尚人士,而和学术水平无关。事实上,在达尔文之前,亨斯洛不仅考虑过亲自前往,还推荐过一位亲戚詹宁斯;他们三人的共同点极多,都是热爱自然的基督教牧师。但亨斯洛碍于婚姻,詹宁斯则被两个教区所羁绊,只有达尔文孑然一身,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他的医生父亲同意的话。 达尔文犹豫再三,反复食言,终于在舅舅(也就是未来的丈人)的支持下,前往伦敦接受罗伊船长的面试。达尔文的粉丝们常常认为达尔文能获得以苛刻著称的罗伊船长的认同,证明他确实有两把刷子。殊不知,这次航海之旅差点因为达尔文的鼻子而告吹,幸好他的热情和善打动了船长,方能如愿以偿--达尔文的性格再次为进化论做出了贡献。 达尔文乖乖地遵照罗伊船长的建议,把500英镑预算中的十分之一用于购置随身武器,其它装备也一应俱全,并且在贝尔格号反复的启航返航过程中越发丰富和完善。受累于恶劣天气,修葺一新的贝格尔号海军考察船,在历经反复折返之后,终于扬帆远航了。大海送给达尔文的第一份礼物是满甲板的呕吐物。在经济的掠夺心下,一种新的科学思想正在蠢蠢萌动。 然后就是历经五年的环球之旅,但他的大半时间是在陆地上度过的,脚踏实地让达尔文的枪法奇准,标本收藏也急速增加。1835年,贝格尔号在东太平洋的加拉帕哥斯群岛停留五周,进行补给。在达尔文看来,这群火山岛不再是罗伊船长所谓的 魔鬼聚集地 ,而是生命的伊甸园。海龟、鬣蜥、军舰鸟和燕鸥,在扭曲冒烟的火山熔岩上,展露出别样的生机。 加拉帕戈斯群岛一直以来是海盗商船的补给站,在吃了几个月的企鹅肉和腐烂猪肉后,船员们嘴里都淡出鸟来,能在群岛补充新鲜肉类的机会是绝对不会放过的。达尔文之前已经听说有人能够根据龟壳的形态判断其属地,于是趁此机会,深入内陆找寻传说中的奇怪象龟。象龟脖子细长,上方的龟壳有拱形突起,方便抬高头部采食仙人掌花朵。这个拱形正是群岛的名称由来,不过达尔文只见到了常规的圆壳龟。幸好他在空中收获颇丰,在大量的雀鸟标本中,发现各岛上的鸟喙多有差异;可惜仓促之间没有标明采集地,精彩大打折扣。 在船上,达尔文终于一睹象龟的风貌,这些象龟被船员们作为食物储备搬上军舰,它们新陈代谢极其缓慢,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冷藏库。根据历史记录,1840年代加拉帕戈斯外围的弗洛雷瓦岛象龟就已灭绝,达尔文可能正好吃了这最后的一批。龟壳被抛进大海,达尔文终于和象龟的秘密失之交臂。26岁的达尔文没有大胡子,可塑性极强;在大啖象龟肉的同时,采自不同岛屿的朝鸟东鸟鸟逐渐向达尔文吐露了进化的秘密,他开始认为 这类事实是对物种不变观点的反驳 。 畅销奇书引爆激辩 此时的进化新芽,距最后公诸世人,还有20多年的等待。在这漫长时期内,达尔文不慌不忙地整理标本,和学者朋友们无私分享这些成果。在地质学权威赖尔(比达尔文大上一轮有多)的帮助下,达尔文开始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在学术界展露头角,期间更是以一部《贝格尔号航海之旅》荣登畅销书作家之位,为日后《物种起源》的畅销奠定了基础。婚后他迁居伦敦郊外的一座庄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逃离了伦敦的迷雾,达尔文的健康仍不见好转,每日只能工作二三个小时,但坚持笔耕不怠。宁静的乡下生活完全符合达尔文平和的性格,他已知足。 1858年,年过半百的达尔文对这种杰出学者的朴素生活十分满意,但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的天命居然是伟大学者。这一年达尔文收到了一篇同样渗透着自然选择思想的论文,作者是初出茅庐的华莱士,后者希望从这位著名而温厚的长者(身份当然是地质学家)处获得指点。受这位后生崽的激励,同时在众多科学家的鼓舞之下,《物种起源》于次年出版,当日即被抢购一空,世人哗然。 一个牧师向基督创世的宗教信念叫板,已经是社会上的大事件;作者同时还身兼著名学者、名声显赫的家族成员、畅销书作家等多重身份,无疑将事件观赏性推向了更高层次。随着达尔文一系列有关人类起源和自然选择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争论更是愈发激烈。问题在于,达尔文的著作不仅极其严谨,而且通俗优美、简洁易懂,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了畅销书,这也就使得辩论不再局限于学术团体,社会大众也参与进来,为自己的祖先面红耳赤。双方各拥重兵,在一场场激辩之中,达尔文派逐渐扭转劣势,在理性思辨的科学家中赢得了更多关注,并成功保持了这种优势,进化论最终成为科学家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之一。 身处这场社会思潮大变革的漩涡中心,达尔文一如既往地从容而沉静,他彬彬有礼、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和同僚发生哪怕最小的摩擦。即便面对曾经的老师塞治威克尖酸刻薄的批评,达尔文也认为他有一颗慈善而高贵的心--虽然他连火烧另一个人之类的事都可以做得出。主角虽然身在乡下,但达尔文追随者众,赫胥黎甚至自称是 达尔文的走狗 ,华莱士则坚决把所有功劳推给这位知遇,扯起了达尔文主义大大旗。植物学家华生尊他为 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 早期的达尔文吸引了前辈的注意,如今他的马前卒中也不乏后生崽,有这帮战士奋勇前行,达尔文只要在家潜心修订早期作品即可。即便他的作品已经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达尔文还是刻意关注各种反对意见,并认真地加以分析。这种诚实在初版书籍中就已体现,他花了几章的篇幅对自己的理论提出批评,直面各种异义,坦承自己理论的不足和难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坦诚正是《物种起源》和达尔文成功的原因。 进化新说余波未止 达尔文自己摆出的这些反对意见,至今还经常被反进化论者挂在嘴边;自然选择理论的成功,使达尔文至今还是反进化论者的 审判 对象。但是,在耸人听闻的标题背后,我们实在难以看到内容和品行足够和《物种起源》媲美的作品。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严谨的逻辑结构、优美动人的文字表述,至今没有一部反进化论著作足以与之匹肩。至于对反对意见的直言不讳,更是鲜有来者。 历史证明,达尔文直言进化论的缺陷,反而促使了该理论的成熟和完善,这也是现在科学家共同体所秉承的理念。反对者们认为正是共同体对科学刊物的把握,维护了 进化论这一错误的理论 ,他们丝毫不考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然而,依据一些重要期刊的编辑的说法,他们几乎从未见过反对进化论的投稿。嗯,因为论文可能被拒而拒绝投稿,似乎难以证明这种反对理论有多正确。 科学上的进化论还值得一辩,社会达尔文主义却让人恼火。有人以 优胜劣汰 来宣扬种族灭绝主义,也有人笃信人类自会进化,甚至还有一群极端反达尔文主义者组建了地下组织,毅然成为恐怖分子。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曾经受到过如此礼遇,不知是福是祸。 与进化论密切相关的优生学也成了反进化论者的武器,他们嘲笑达尔文和表姐结婚,生出了弱智小孩。姑且不论人身攻击是否失格,这种说法显然不合实情,在达尔文-威治武德家族中,至少诞生了10位皇家学会会员,以及无数的艺术家和政治家。 无论如何,在1882年达尔文去世之时,科学界正为进化论大动肝火。这位 叛逆 的基督徒享年73岁,被厚葬在西敏寺,可以方便地和牛顿在地下碰撞思想。如今论争的尘土基本落定,但我们最应该怀念的,或许不只是历经修正的进化论,而是达尔文在成功之路上洒下的个性之花和学术之美。 标签: 传记 , 博物 , 性格 , 科学史 , 科学家 , 达尔文 , 钩沉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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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的力量:达尔文
墨人刘 2008-8-7 09:32
性格的力量:达尔文 达尔文循着一条近乎理想化的道路,迈向了博物学的巅峰。他以数量庞大的畅销书,给上帝的子民们冲了个凉水澡--没有浴巾,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四处甩水。 懒散学生结识贵人 达尔文从来就不是好学生。16岁以前的公学生活,达尔文大都是以逃学度过的。他恋恋不舍悬崖上的家,以及课室以外的任何地方,用五花八门的贝壳、甲虫、矿石和硬币来满足自己的收藏癖。当然,他的成绩,比妹妹还差上一大截。所以,在成年达尔文的脑海中,这所学校是一片 空白 ,这当然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 毕业前夕,达尔文成了哥哥的跟屁虫,在为哥哥的化学实验室的跑腿中获得无上乐趣,不久之后又迷上了打猎。无从知晓他是否从中获得了杀戮的快感,不过这为他以后的标本采集带来了莫大的方便。而在此之前,为了观察海鸟习性,达尔文已经在海滩边踩踏了不少鸟粪,或许这些鸟粪起了激将的作用。至少,少年达尔文肯定是好奇大过爱心,他甚至无故揍过一只小狗。 16岁时,达尔文又以师弟的身份,背负着继承祖业的期望,和哥哥一起进入了祖父的母校--爱丁堡大学学医--直到一场未经麻醉的外科手术,把他惊吓出手术室。爱丁堡的生活延续了之前的无拘无束,达尔文还是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了采集活动上。从这时的逃学生活开始,达尔文开始结交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当然,这些人都比他大上不少。在以后的成功之路上,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其中包括拉马克进化论的信奉者格兰特。后者曾跟他谈起过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但达尔文显然不感兴趣,考虑到他的祖父就是该理论的原创者,这种心不在焉也就理所当然了。 泛滥的同情心把达尔文赶回了老家,让父亲大为光火,不过他还是和达尔文进行了耐心的长谈,建议他做乡村牧师。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不让达尔文成为游手好闲的运动员。达尔文则继续执拗,直到确认所有英国教义都是真理,才勉强答应。恶补了古典语言知识后,终于进入剑桥,开始他的最后一次基督教之旅。 毫无意外的,剑桥的神学正如爱丁堡的医学,对达尔文毫无吸引力。喝酒赌牌之余,达尔文继续丰富自己的昆虫收藏;他甚至还让一只 大十字 甲虫获得了达尔文甲虫的美誉--只因为在达尔文嘴内放了个臭屁。他用一个涸泽而渔的方法收集到大量的昆虫新种,以致大昆虫学家斯捷芬斯的甲虫书里还常见查理达尔文收集的标签。神学课程中的耶稣似乎也没手术台上的病人那么吓人了;只要突击一下,考试还是可以过关。和现在的大学生完全一样,在 及格万岁 的欢呼声中,达尔文莫名其妙地毕业了。时年22岁。 晚年回顾大学时光,达尔文认为所有的高等教育都是浪费,课堂上毫无所获。和现在大学生不同的是,生活富足无忧的达尔文不需要为贷款劳神,他悠闲地和众多优秀学者共同游荡,虽无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却是不少。此时结识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直接促成了达尔文的环球之旅。当时只是愣头青的达尔文之所以能获得众多知名学者的青睐,显然与他的性格相关,从众人对达尔文的回忆可以看出,达尔文继承了父亲温厚热忱的性格,很少有人能不被这种迷人的个性所吸引。 环球之旅萌发新思 毕业后的达尔文继续四处游历,进行地质学考察,这些正是达尔文日后赖以成名的基础。这时他收到了来自亨斯洛的 贝格尔号 随船推荐,不过这个推荐只是因为他似乎正是罗伊船长心中的高尚人士,而和学术水平无关。事实上,在达尔文之前,亨斯洛不仅考虑过亲自前往,还推荐过一位亲戚詹宁斯;他们三人的共同点极多,都是热爱自然的基督教牧师。但亨斯洛碍于婚姻,詹宁斯则被两个教区所羁绊,只有达尔文孑然一身,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他的医生父亲同意的话。 达尔文犹豫再三,反复食言,终于在舅舅(也就是未来的丈人)的支持下,前往伦敦接受罗伊船长的面试。达尔文的粉丝们常常认为达尔文能获得以苛刻著称的罗伊船长的认同,证明他确实有两把刷子。殊不知,这次航海之旅差点因为达尔文的鼻子而告吹,幸好他的热情和善打动了船长,方能如愿以偿--达尔文的性格再次为进化论做出了贡献。 达尔文乖乖地遵照罗伊船长的建议,把500英镑预算中的十分之一用于购置随身武器,其它装备也一应俱全,并且在贝尔格号反复的启航返航过程中越发丰富和完善。受累于恶劣天气,修葺一新的贝格尔号海军考察船,在历经反复折返之后,终于扬帆远航了。大海送给达尔文的第一份礼物是满甲板的呕吐物。在经济的掠夺心下,一种新的科学思想正在蠢蠢萌动。 然后就是历经五年的环球之旅,但他的大半时间是在陆地上度过的,脚踏实地让达尔文的枪法奇准,标本收藏也急速增加。1835年,贝格尔号在东太平洋的加拉帕哥斯群岛停留五周,进行补给。在达尔文看来,这群火山岛不再是罗伊船长所谓的 魔鬼聚集地 ,而是生命的伊甸园。海龟、鬣蜥、军舰鸟和燕鸥,在扭曲冒烟的火山熔岩上,展露出别样的生机。 加拉帕戈斯群岛一直以来是海盗商船的补给站,在吃了几个月的企鹅肉和腐烂猪肉后,船员们嘴里都淡出鸟来,能在群岛补充新鲜肉类的机会是绝对不会放过的。达尔文之前已经听说有人能够根据龟壳的形态判断其属地,于是趁此机会,深入内陆找寻传说中的奇怪象龟。象龟脖子细长,上方的龟壳有拱形突起,方便抬高头部采食仙人掌花朵。这个拱形正是群岛的名称由来,不过达尔文只见到了常规的圆壳龟。幸好他在空中收获颇丰,在大量的雀鸟标本中,发现各岛上的鸟喙多有差异;可惜仓促之间没有标明采集地,精彩大打折扣。 在船上,达尔文终于一睹象龟的风貌,这些象龟被船员们作为食物储备搬上军舰,它们新陈代谢极其缓慢,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冷藏库。根据历史记录,1840年代加拉帕戈斯外围的弗洛雷瓦岛象龟就已灭绝,达尔文可能正好吃了这最后的一批。龟壳被抛进大海,达尔文终于和象龟的秘密失之交臂。26岁的达尔文没有大胡子,可塑性极强;在大啖象龟肉的同时,采自不同岛屿的朝鸟东鸟鸟逐渐向达尔文吐露了进化的秘密,他开始认为 这类事实是对物种不变观点的反驳 。 畅销奇书引爆激辩 此时的进化新芽,距最后公诸世人,还有20多年的等待。在这漫长时期内,达尔文不慌不忙地整理标本,和学者朋友们无私分享这些成果。在地质学权威赖尔(比达尔文大上一轮有多)的帮助下,达尔文开始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在学术界展露头角,期间更是以一部《贝格尔号航海之旅》荣登畅销书作家之位,为日后《物种起源》的畅销奠定了基础。婚后他迁居伦敦郊外的一座庄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逃离了伦敦的迷雾,达尔文的健康仍不见好转,每日只能工作二三个小时,但坚持笔耕不怠。宁静的乡下生活完全符合达尔文平和的性格,他已知足。 1858年,年过半百的达尔文对这种杰出学者的朴素生活十分满意,但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的天命居然是伟大学者。这一年达尔文收到了一篇同样渗透着自然选择思想的论文,作者是初出茅庐的华莱士,后者希望从这位著名而温厚的长者(身份当然是地质学家)处获得指点。受这位后生崽的激励,同时在众多科学家的鼓舞之下,《物种起源》于次年出版,当日即被抢购一空,世人哗然。 一个牧师向基督创世的宗教信念叫板,已经是社会上的大事件;作者同时还身兼著名学者、名声显赫的家族成员、畅销书作家等多重身份,无疑将事件观赏性推向了更高层次。随着达尔文一系列有关人类起源和自然选择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争论更是愈发激烈。问题在于,达尔文的著作不仅极其严谨,而且通俗优美、简洁易懂,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了畅销书,这也就使得辩论不再局限于学术团体,社会大众也参与进来,为自己的祖先面红耳赤。双方各拥重兵,在一场场激辩之中,达尔文派逐渐扭转劣势,在理性思辨的科学家中赢得了更多关注,并成功保持了这种优势,进化论最终成为科学家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之一。 身处这场社会思潮大变革的漩涡中心,达尔文一如既往地从容而沉静,他彬彬有礼、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和同僚发生哪怕最小的摩擦。即便面对曾经的老师塞治威克尖酸刻薄的批评,达尔文也认为他有一颗慈善而高贵的心--虽然他连火烧另一个人之类的事都可以做得出。主角虽然身在乡下,但达尔文追随者众,赫胥黎甚至自称是 达尔文的走狗 ,华莱士则坚决把所有功劳推给这位知遇,扯起了达尔文主义大大旗。植物学家华生尊他为 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 早期的达尔文吸引了前辈的注意,如今他的马前卒中也不乏后生崽,有这帮战士奋勇前行,达尔文只要在家潜心修订早期作品即可。即便他的作品已经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达尔文还是刻意关注各种反对意见,并认真地加以分析。这种诚实在初版书籍中就已体现,他花了几章的篇幅对自己的理论提出批评,直面各种异义,坦承自己理论的不足和难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坦诚正是《物种起源》和达尔文成功的原因。 进化新说余波未止 达尔文自己摆出的这些反对意见,至今还经常被反进化论者挂在嘴边;自然选择理论的成功,使达尔文至今还是反进化论者的 审判 对象。但是,在耸人听闻的标题背后,我们实在难以看到内容和品行足够和《物种起源》媲美的作品。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严谨的逻辑结构、优美动人的文字表述,至今没有一部反进化论著作足以与之匹肩。至于对反对意见的直言不讳,更是鲜有来者。 历史证明,达尔文直言进化论的缺陷,反而促使了该理论的成熟和完善,这也是现在科学家共同体所秉承的理念。反对者们认为正是共同体对科学刊物的把握,维护了 进化论这一错误的理论 ,他们丝毫不考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然而,依据一些重要期刊的编辑的说法,他们几乎从未见过反对进化论的投稿。嗯,因为论文可能被拒而拒绝投稿,似乎难以证明这种反对理论有多正确。 科学上的进化论还值得一辩,社会达尔文主义却让人恼火。有人以 优胜劣汰 来宣扬种族灭绝主义,也有人笃信人类自会进化,甚至还有一群极端反达尔文主义者组建了地下组织,毅然成为恐怖分子。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曾经受到过如此礼遇,不知是福是祸。 与进化论密切相关的优生学也成了反进化论者的武器,他们嘲笑达尔文和表姐结婚,生出了弱智小孩。姑且不论人身攻击是否失格,这种说法显然不合实情,在达尔文-威治武德家族中,至少诞生了10位皇家学会会员,以及无数的艺术家和政治家。 无论如何,在1882年达尔文去世之时,科学界正为进化论大动肝火。这位 叛逆 的基督徒享年73岁,被厚葬在西敏寺,可以方便地和牛顿在地下碰撞思想。如今论争的尘土基本落定,但我们最应该怀念的,或许不只是历经修正的进化论,而是达尔文在成功之路上洒下的个性之花和学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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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Chu的自传(转载,照片)
jlpemail 2007-7-3 09:26
My father, Ju Chin Chu,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3 to continue his education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wo years later, my mother, Ching Chen Li, joined him to study economics. A generation earlier, my mother's grandfather earned his advanced degrees in civil engineering at Cornell while his brother studied physics under Perrin at the Sorbonne before they returned to China. However, when my parents married in 1945, China was in turmoil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turning grew increasingly remote, and they decided to begin their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brothers and I were born as part of a typical nomadic academic career: my older brother was born in 1946 while my father was finishing at MIT, I was born in St. Louis in 1948 while my father taught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my younger brother completed the family in Queens shortly after my father took a position as a professor at the Brooklyn 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1950, we settled in Garden City, New York, a bedroom community within commuting distance of Brooklyn Polytechnic. There were only two other Chinese families in this town of 25,000, but to our parent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was the quality of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Education in my family was not merely emphasized, it was our raison d'tre. Virtually all of our aunts and uncles had Ph.D.'s in science or engineering, and it was taken for granted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u's were to follow the family tradition. When the dust had settled, my two brothers and four cousins collected three MDs, four Ph.D.s and a law degree. I could manage only a single advanced degree. In this family of accomplished scholars, I was to become the academic black sheep. I performed adequately at school, but in comparison to my older brother, who set the record for the highest cumulative average for our high school, my performance was decidedly mediocre. I studied, but not in a particularly efficient manner. Occasionally, I would focus on a particular school project and become obsessed with, what seemed to my mother, to be trivial details instead of apportioning the time I spent on school work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I approached the bulk of my schoolwork as a chore rather than an intellectual adventure. The tedium was relieved by a few courses that seem to be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Geometry was the first exciting course I remember. Instead of memorizing facts, we were asked to think in clear, logical steps. Beginning from a few intuitive postulates, far reaching consequences could be derived, and I took immediately to the sport of proving theorems. I also fondly remember several of my English courses where the assigned reading often led to binges where I read many books by the same author.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in our family, my life was not completely centered around school work or recreational reading. In the summer after kindergarten, a friend introduced me to the joys of building plastic model airplanes and warships. By the fourth grade, I graduated to an erector set and spent many happy hours constructing devices of unknown purpose where the main design criterion was to maximize the number of moving parts and overall size. The living room rug was frequently littered with hundreds of metal girders and tiny nuts and bolts surrounding half-finished structures. An understanding mother allowed me to keep the projects going for days on end. As I grew older, my interests expanded to playing with chemistry: a friend and I experimented with homemade rockets, in part funded by money my parents gave me for lunch at school. One summer, we turned our hobby into a business as we tested our neighbors' soil for acidity and missing nutrients. I also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sports, and played in informal games at a nearby school yard where the neighborhood children met to play touch football, baseball, basketball and occasionally, ice hockey. In the eighth grade, I taught myself tennis by reading a book, and in the following year, I joined the school team as a second string substitute, a position I held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I also taught myself how to pole vault using bamboo poles obtained from the local carpet store. I was soon able to clear 8 feet, but was not good enough to make the track team. In my senior year, I took advanced placement physics and calculus. These two courses were taught with the same spirit as my earlier geometry course. Instead of a long list of formulas to memorize, we were presented with a few basic ideas or a set of very natural assumptions. I was also blessed by two talented and dedicated teachers. My physics teacher, Thomas Miner was particularly gifted. To this day, I remember how he introduced the subject of physics. He told us we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very simple questions such as how a body falls due to the acceleration of gravit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conjecture and observations, ideas could be cast into a theory that can be tested by experiments. The small set of questions that physics could address might seem trivial compared to humanistic concerns. Despite the modest goals of physics, knowledge gained in this way would become collected wisdom through the ultimate arbitrator - experiment. In addition to an incredibly clear and precise 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 Mr. Miner also encouraged ambitious laboratory projects. For the better part of my last semester at Garden City High, I constructed a physical pendulum and used it to make a precision measurement of gravity. The years of experience building things taught me skills that were directly applicab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ndulum. Ironically, twenty five years later, I was to develop a refined version of this measurement using laser cooled atoms in an atomic fountain interferometer. I applied to a number of colleges in the fall of my senior year, but because of my relatively lackluster A-average in high school, I was rejected by the Ivy League schools, but was accepted at Rochester. By comparison, my older brother was attending Princeton, two cousins were in Harvard and a third was at Bryn Mawr. My younger brother seemed to have escaped the family pressure to excel in school by going to college without earning a high school diploma and by avoiding a career in science. (He nevertheless got a Ph.D. at the age of 21 followed by a law degree from Harvard and is now a managing partner of a major law firm.) As I prepared to go to college, I consoled myself that I would be an anonymous student, out of the shadow of my illustrious family. The Rochester and Berkeley Years At Rochester, I came with the same emotions as many of the entering freshman: everything was new, exciting and a bit overwhelming, but at least nobody had heard of my brothers and cousins. I enrolled in a two-year, introductory physics sequence that used The Feynman Lectures in Physics as the textbook. The Lectures were mesmerizing and inspirational. Feynman made physics seem so beautiful and his love of the subject is shown through each page. Learning to do the problem sets was another matter, and it was only years later that I began to appreciate what a magician he was at getting answers. In my sophomore year, I becam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mathematics and declared a major in both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My math professors were particularly good, especially relative to the physics instructor I had that year. If it were not for the Feynman Lectures, I would have almost assuredly left physics. The pull towards mathematics was partly social: as a lowly undergraduate student, several math professors adopted me and I was invited to several faculty parties. The obvious compromise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was to become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My heroes were Newton, Maxwell, Einstein , up to the contemporary giants such as Feynman, Gell-Man , Yang and Lee . My courses did not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contributions, and I was led to believe that the smartest students became theorists while the remainder were relegated to experimental grunts. Sadly, I had forgotten Mr. Miner's first important lesson in physics. Hoping to become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I applied to Berkeley, Stanford, Stony Brook (Yang was there!) and Princeton. I chose to go to Berkeley and entered in the fall of 1970. At that time,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jobs in physics was shrinking and prospects were especially difficult for budding young theorists. I recall the faculty admonishing us about the perils of theoretical physics: unless we were going to be as good as Feynman, we would be better off in experimental physics.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is warning had no effect on either me or my fellow students. After I passed the qualifying exam, I was recruited by Eugene Commins. I admired his breadth of knowledge and his teaching ability but did not yet learn of his uncanny ability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all of his students. He was ending a series of beta decay experiments and was casting around for a new direction of research. He was getting interested in astrophysics at the time and asked me to think about proto-star formation of a closely coupled binary pair. I had spent the summer between Rochester and Berkeley at the National Radio Astronomy Observatory trying to determine the deceleration of the universe with high red-shift radio source galaxies and was drawn to astrophysics. However, in the next two months, I avoided working on the theoretical problem he gave me and instead played in the lab. One of my play-experiments was motivated by my interest in classical music. I noticed that one could hear out-of-tune notes played in a very fast run by a violinist. A simple estimate suggested that the frequency accuracy, times the duration of the note, did not satisfy the uncertainty relationship . In order to test the frequency sensitivity of the ear, I connected an audio oscillator to a linear gate so that a tone burst of varying duration could be produced. I then asked my fellow graduate students to match the frequency of an arbitrarily chosen tone by adjusting the knob of another audio oscillator until the notes sounded the same. Students with the best musical ears could identify the center frequency of a tone burst that eventually sounded like a click with an accuracy of . By this time it was becoming obvious (even to me) that I would be much happier as an experimentalist and I told my advisor. He agreed and started me on a beta-decay experiment looking for second-class currents, but after a year of building, we abandoned it to measure the Lamb shift in high-Z hydrogen-like ions. In 1974, Claude and Marie Bouchiat published their proposal to look for parity non-conserving effects in atomic transitions. The unified theory of weak and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s suggested by Weinberg, Salam and Glashow postulated a neutral mediator of the weak force in addition to the known charged forces. Such an interaction would manifest itself as a very slight asymmetry in the absorption of left and right circularly polarized light in a magnetic dipole transition. Gene was always drawn to work that probed the most fundamental aspects of physics, and we were excited by the prospect that a table-top experiment could say something decisive about high energy physics. The experiment needed a state-of-the-art laser and my advisor knew nothing about lasers. I brashly told him not to worry; I would build it and we would be up and running in no time. This work was tremendously exciting and the world was definitely watching us. Steven Weinberg would call my advisor every few months, hoping to hear news of a parity violating effect. Dave Jackson, a high energy theorist, and I would sometimes meet at the university swimming pool. During several of these encounters, he squinted at me and tersely asked, Got a number yet? The unspoken message was, How dare you swim when there is important work to be done! Midway into the experiment, I told my advisor that I had suffered enough as a graduate student so he elevated me to post-doc status. Two years later, we and three graduate students published our first results. Unfortunately, we were scooped: a few months earlier, a beautiful high energy experiment at the Stanford Linear Collider had seen convincing evidence of neutral weak interactions between electrons and quarks. Nevertheless, I was offered a job a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Berkeley in the spring of 1978. I had spent all of my graduate and postdoctoral days at Berkeley and the faculty was concerned about inbreeding. As a solution, they hired me but also would permit me to take an immediate leave of absence before starting my own group at Berkeley. I loved Berkeley, but realized that I had a narrow view of science and saw this a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broaden myself. A Random Walk in Science at Bell Labs I joined Bell Laboratories in the fall of 1978. I was one of roughly two dozen brash, young scientists that were hired within a two year period. We felt like the Chosen Ones, with no obligation to do anything except the research we loved best. The joy and excitement of doing science permeated the halls. The cramped labs and office cubicles forced u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follow each others' progress. The animated discussions were common during and after seminars and at lunch and continued on the tennis courts and at parties. The atmosphere was too electric to abandon, and I never returned to Berkeley. To this day I feel guilty about it, but I think that the faculty understood my decision and have forgiven me. Bell Labs management supplied us with funding, shielded us from extraneous bureaucracy, and urged us not to be satisfied with doing merely good science. My department head, Peter Eisenberger, told me to spend my first six months in the library and talk to people before deciding what to do. A year later during a performance review, he chided me not to be content with anything less than starting a new field. I responded that I would be more than happy to do that, but needed a hint as to what new field he had in mind. I spent the first year at Bell writing a paper review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x-ray microscopy and started an experiment on energy transfer in ruby with Hyatt Gibbs and Sam McCall. I also began planning the experiment on the optical spectroscopy of positronium. Positronium, an atom made up of an electron and its anti-particle, was considered the most basic of all atoms, and a precise measurement of its energy levels was a long standing goal ever since the atom was discovered in 1950.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 atoms would annihilate into gamma rays after only 140x10 -9 seconds, and it was impossible to produce enough of them at any given time. When I started the experiment, there were 12 published attempts to observe the optical fluorescence of the atom. People only publish failures if they have spent enough time and money so their funding agencies demand something in return. My management thought I was ruining my career by trying an impossible experiment. After two years of no results, they strongly suggested that I abandon my quest. But I was stubborn and I had a secret weapon: his name is Allen Mills. Our strengths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beautifully, but in the end, he helped me solve the laser and metrology problems while I helped him with his positrons. We finally managed to observe a signal working with only ~4 atoms per laser pulse! Two years later and with 20 atoms per pulse, we refined our methods and obtained one of the most accurate measurements of quantum electrodynamic corrections to an atomic system. In the fall of 1983, I became head of the Quantum Electronics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moved to another branch of Bell Labs at Holmdel, New Jersey. By then my research interests had broadened, and I was using picosecond laser techniques to look at excitons as a potential system for observing metal-insulator transitions and Anderson localization. With this apparatus, I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a counter-intuitive pulse-propagation effect. I was also planning to enter surface science by constructing a novel electron spectrometer based on threshold ionization of atom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increase the energy resolution by more than an order of magnitude. While designing the electron spectrometer, I began talking informally with Art Ashkin, a colleague at Holmdel. Art had a dream to trap atoms with light, but the management stopped the work four years ago. An important experiment had demonstrated the dipole force, but the experimenters had reached an impasse.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I began to realize the way to hold onto atoms with light was to first get them very cold. Laser cooling was going to make possible all of Art Ashkin's dreams plus a lot more. I promptly dropped most of my other experiments and with Leo Holberg, my new post-doc, and my technician, Alex Cable, began our laser cooling experiment. This brings me to the beginning of our work in laser cooling and trapping of atoms and the subject of my Nobel Lecture. Stanford and the future Life at Bell Labs, like Mary Poppins, was practically perfect in every way. However, in 1987, I decided to leave my cozy ivory tower. Ted Hnsch had left Stanford to become co-director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Quantum Optics and I was recruited to replace him. Within a few months, I also received offers from Berkeley and Harvard, and I thought the offers were as good as they were ever going to be. My management at Bell Labs was successful in keeping me at Bell Labs for 9 years, but I wanted to be like my mentor, Gene Commins, and the urge to spawn scientific progeny was growing stronger. Ted Geballe, a distinguished colleague of mine at Stanford who also went from Berkeley to Bell to Stanford years earlier, described our motives: The best part of working at a university is the students. They come in fresh, enthusiastic, open to ideas, unscarred by the battles of life. They don't realize it, but they're the recipients of the best our society can offer. If a mind is ever free to be creative, that's the time. They come in believing textbooks are authoritative but eventually they figure out that textbooks and professors don't know everything, and then they start to think on their own. Then, I begin learning from them. My students at Stanford have been extraordinary, and I have learned much from them. Much of my most important work such as fleshing out the details of polarization gradient cooling,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atomic fountain clo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 interferometers and a new method of laser cooling based on Raman pulses was done at Stanford with my students as collaborators. While still continuing in laser cooling and trapping of atoms, I have recently ventured into polymer physics and biology. In 1986, Ashkin showed that the first optical atom trap demonstrated at Bell Labs also worked on tiny glass spheres embedded in water. A year after I came to Stanford, I set about to manipulate individual DNA molecules with the so-called optical tweezers by attaching micron-sized polystyrene spheres to the ends of the molecule. My idea was to use two optical tweezers introduced into an optical microscope to grab the plastic handles glued to the ends of the molecule. Steve Kron, an M.D./Ph.D. student in the medical school, introduced me to molecular biology in the evenings. By 1990, we could see an image of a single, fluorescently labeled DNA molecule in real time as we stretched it out in water. My students improved upon our first attempts after they discovered our initial protocol demanded luck as a major ingredient. Using our new ability to simultaneously visualize and manipulate individual molecules of DNA, my group began to answer polymer dynamics questions that have persisted for decades. Even more thrilling, we discovered something new in the last year: identical molecules in the same initial state will choose several distinct pathways to a new equilibrium state. This molecular individualism was never anticipated in previous polymer dynamics theories or simulations. I have been at Stanford for ten and a half years. The constant demands of my department and university and the ever increasing work needed to obtain funding have stolen much of my precious thinking time, and I sometimes yearn for the halcyon days of Bell Labs. Then, I think of the work my students and post-docs have done with me at Stanford and how we have grown together during this time. From Les Prix Nobel . The Nobel Prizes 1997 , Editor Tore Frngsmyr, , Stockholm, 1998 This autobiography/biography was written at the time of the award and later published in the book series Les Prix Nobel / Nobel Lectures . The information is sometimes updated with an addendum submitted by the Laureate. To cite this document, always state the source as shown above. 来源: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1997/chu-autobi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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