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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当创新“问诊”传统中医
热度 2 Wuyishan 2012-12-24 15:20
当创新“问诊”传统中医 ——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研究型医院”创新发展之路 (科技日报,2012-12-22) 本报记者 王春 实习生 金婉霞 在上海市最繁华的徐汇区,有一座悠久历史的龙华医院。这是一座年门诊量高达230万人次的中医医院。走进医院,便可发现行政楼前草坪中央矗立着8位建院元老的群雕,他们默默地注视着这块曾经熟悉的土地,或抬头仰望、或指点、或微笑,见证着龙华医院的每一步变迁。 1960年建立的龙华医院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四大中医临床基地之一。该院自建院之日起,就把黄文东、顾伯华、石筱山、陆瘦燕等8位全国著名的老中医请了过来。在“八大元老”的熏陶下,“严谨、仁爱、继承、创新”的院训始终是“龙医人”一贯追求的品格,52年来,一代代“龙医人”既传承着老一辈的学术思想,又不断求新进步。 52年来,龙华医院坚持不懈地走名医、名科、名院发展之路,名医荟萃,人才辈出。2001年该院首创名中医工作室传承模式,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如今,龙华医院31名老中医所带领的工作室,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掌舵领航、薪火传承,带出了160多名中青年名中医;在此基础上,作为一所“研究型医院”,龙华又培养了28支龙医团队、28名龙医学者、280名龙医团队成员,一批新生力量正在接过“继承、发展、创新”的接力棒,逐步承担起该院医疗、科研、教学、转化、推广的重任。龙华医院不仅为上海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中医药人才,也产生了一大批原创性的中医临床科研成果,目前是全国唯一承担两个重点研究病种的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经过几代学术带头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龙华医院在中医骨伤科、中医肿瘤、中医外科、中医肾病、中医脾胃病、中医呼吸病等领域取得重大创新,均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单位。龙华医院走出一条“国内领先、亚洲著名、国际知名”的现代中医传承与创新发展之路,并在探索如何建设临床研究型的中医院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一定经验。 中西结合 医研融合 全自动多色分析流式细胞仪系统、多功能全自动样本制备工作站、荧光倒置显微镜、病理图像分析仪、冰冻切片机、Micro-CT图像采集与分析工作站、临床科研信息一体化平台……走进龙华医院的各类实验室,各种各样的进口实验设备可谓琳琅满目,让人不禁心生困惑:这也是中医? 不错,这是一所现代化的研究型中医院。 中医通常根据经验诊治,没有试验、没有数据、没有分析,全凭经验感觉,在“黑箱理论”的影响下,传统中医一直受到欧美国家拒绝,也难以找到理论根据。而龙华医院一改“经验”模式,引进现代化、国际化研究模式,和西方国家采用一样的试验标准、一样的临床设计方案、一样的检测方法,按“循证医学”要求,不断加大试验临床的循证证据。 中医治疗恶性肿瘤,被誉为是继西医手术、放疗、化疗“三大法宝”之外的第四把利剑。但长期以来中医多采用以攻邪为主的“功法治疗”,治疗效果不显著。龙华医院刘嘉湘教授突破这一理论瓶颈,以现代科学方法不断丰富“扶正治癌”法则,成为中医治疗肿瘤“铸剑者”中的佼佼者。而“铸剑”过程,却是长达50年的寂寞征途。 为得出最准确的试验数据,刘嘉湘严格采用国际科学试验方法。“一开始不知道是随机好、还是队列好,我就去咨询统计学专家,他说随机的数据更有代表性,那我就采用随机。然后采用西医统计学方法来做,给病人随机分组,一组只采用化疗、一组只吃中药、一组既化疗又吃中药,方法规范,严格控制,每天护士定时定量倒好药,只能吃我的药,不能乱吃药。”刘嘉湘表情严肃,“最后数据统计也全部由第三方来做,所以这个数据结果是得到西医认可的。而且我们都在动物身上试验过,都有数据资料的。”几十年间,刘嘉湘观察了上千例病例,应用实验肿瘤学、现代免疫学、生物化学、细胞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临床与动物体内外实验研究,统计了十几对5年生存率、中位生存期,最终论证了由他研发的“扶正中药”金复康治疗效果显著。 神奇的不单是中医的诊断技术,还有疗效显著的药。刘嘉湘在“扶正治癌”理论基础上研发出治疗肺癌中药新药金复康口服液、芪天扶正胶囊以及中药外贴治疗癌痛的蟾乌巴布膏。临床证据表明,刘嘉湘所创的扶正中药不仅能提高机体细胞的免疫能力,同时有显著镇痛效果,有效率达93%,连续使用无成瘾性和毒副反应,为国内首创,达国际先进水平,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国家级中药新药。 凭着这一摞摞的数据分析、实验报告,“金复康”终于得到苛刻的美国人首肯。经美国FDA批准,目前正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进行Ⅱ期临床试验,一旦通过,我国首个治疗肺癌的中药新药有望步入国际市场。 在科研上,龙华鼓励“龙医人”大胆创新,提出“向西医同道学习,强化医院临床科研能力”。 王拥军教授曾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回国后,“眼界大开”的他率先在脊柱病研究所施展拳脚,开始一系列改革:建立中医脊柱病、骨代谢疾病及骨免疫疾病实验室,引进并完善“符合中医特色,具有世界水平”的实验室管理技术,将脊柱三维步态分析系统、芯片检测技术、Micro-CT、RNAi、系统生物学、基因敲除与转基因模式动物技术等技术方法运用到中医药研究中,在国内中医院校率先建立基于表达特异性报导基因克隆细胞株的体外药物筛选平台和基于基因敲除及转基因动物的体内药物筛选平台…… 龙华医院院长肖臻介绍说,如今,龙华医院已拥有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3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9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7个,上海市临床医学中心3个,上海市中医特色专科9个等,特色专科床位数占全院床位的87%以上。依托重点学科和专科建设,龙华医院一鼓作气,“十一五”及“十二五”前两年,先后获得国家973计划、863计划、国家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等100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科研项目级别、项目量及科研经费在上海市同类医院中均名列第一。 近5年,医院还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奖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各类奖项30多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1项,公示17项;形成165个医院制剂,拥有中药新药证书12项,实现成果转化39项,成果推广应用19项。 老干扶持 小荷初绽 在龙医,尊老是一种传统。 52年前,黄文东等8位知名老中医齐聚龙华医院,将毕生行医所学带入龙医,他们对龙医的精心呵护,为龙医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继第一代“八大元老”之后,胡建华、姚乃礼、邵长荣、王大增、刘嘉湘、施杞、陆德铭等28位第二代中医也逐渐成长,挑起大梁。新生代力量的培养一直是龙华医院的重中之重。 传统中医,以名医招收弟子的方式传承着。龙医也一直坚守着师徒传承模式,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名老中医工作室”。由医院牵头,名老中医公开招收学生,学生可自愿报名拜师,一个名老中医带3至5个学生。每周,工作室的师生要共同门诊2到4次,并一起参与查房,老师口授心传,确保弟子得到真传。 “名医工作室”为龙医培养了一系列名师高徒,妇科李祥云教授及其学生郑锦,肾内科陈以平教授及其学生邓跃毅,骨伤科施杞及其学生王拥军等。施杞和王拥军在2007年同时荣获市劳动模范称,一时传为美谈。 “我对师父施杞教授充满感激,对我而言,师父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如同父亲一样。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王拥军谈起自己的师父施杞,滔滔不绝。“那年,我有机会公费出国深造,但必须交保证金,师父那时说:‘拥军出国,我来担保,不用交押金!’”一句话让王拥军铭记一生。 “师父常说‘于仁厚处用心,于熟精处用功’,对待病人博爱,对待学术踏实。”王拥军很是感触,这种仁爱、博爱的医德,又何尝不是前辈们留给我们最美好、最珍贵的一味“良药”?现在,王拥军也有了自己的很多得意门生,其中梁倩倩博士成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这在上海中医界尚属首例。 名老中医工作室发掘中医古籍经典并融汇新知,为中医继承发展留下了理论精华。数据显示,自工作室创建以来,已整理医案医话1万余则,临床随诊笔记2万余篇,出版书籍230余种,发表论文1000余篇,并收集了大量影像资料。刘嘉湘教授的“扶正法治癌”,朱培庭教授的“胆病从肝论治”,邹菊生教授的“眼深部望诊、角膜深层辨证”等,成为现代中医理论创新的经典之作。 如今,龙华医院已从当年的“八大元老”发展为拥有31个“名中医工作室”的全国示范中医院、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而“名中医工作室”效应已席卷全国各大中医医疗机构,成为中医传承的不二法门。 此外,龙华医院针对年轻人的苗圃计划、龙医团队等一系列人才培养方案逐渐出台。新的学科人才培养理念及中医复合型人才“六结合模式”又大放异彩。 “六结合”培养模式,即中医与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医古文与外语结合,医药学与生物学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业务技术与组织管理结合。同时,注重人格培养,立身树人。“中医药要发展,要走出国门,更需要优秀的中医科研人员”,医院要求学生加强外文文献的阅读和整理,要求在国外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正是这种严格的要求,研究所的创新团队硕果累累。 施杞长期的临床、科研与教学实践,总结出人才培养“1+12”的超越模式。前面的“1”是对学生们所做的工作,即“引路、铺路、养路”,引领学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科研思路,培育弟子们献身中医药事业的高尚情操。他坚持一手抓软件,一手抓硬件,建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医骨伤科现代研究平台。今年,施杞荣获“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 在这些培养模式上,龙华医院走出了王拥军、许玲、莫文、李和根、张惠勇、季光、刘胜、梁倩倩、卞琴、崔学军、王琛、王玲、钟逸飞、孙建利等后辈翘楚。 软硬配套 云帆沧海 走出国门,将中医药发扬光大,雄心勃勃的“龙医人”没有停下脚步。 要有国际影响先得培养人才!“我们要培养一批不但中医底子厚实,而且能够中西结合的复合人才。”院长肖臻坚定地说。 前移式培养模式在施杞、王拥军带领下,率先在脊柱病研究所实行。研究所近5年拿出160多万元,让优秀医生、科研骨干、优秀博士研究生出国深造,学成之后再为医院和研究所、为国家贡献,如今派出去16个博士级“好苗子”,学习到期的11人带着12个国际级学术奖项全部“衣锦还乡”。 得益于“有中医内涵的留学博士”,研究所得到了3个国家级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这在过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目前,这所中国中医药界首家脊柱病研究所已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多所著名高校长期合作,深化中医药防治椎间盘退变性疾病、中医药促进脊髓修复与再生以及中医药治疗骨退变性疾病等相关领域研究。 2008年,龙华医院被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承担着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和“骨退行性病变”两大疾病系的研究,今年又成为上海市“重中之重”的“中医药防治慢病(恶性肿瘤、骨退行性病变)临床医学中心”。 龙华医院再接再厉、不断奋进,今年又组织申请了“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旨在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以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临床规范化研究评价为切入点,以高水平临床循证医学研究为核心,构建中医药综合防治恶性肿瘤临床科研协作网络,使临床研究水平达到国际规范化要求,并不断向社区、基层转化;建立国际临床规范化研究技术平台,使之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临床评价的基地和转化医学中心,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同时积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和技术揭示“扶正治癌”治疗恶性肿瘤的生物学基础,为中医肿瘤学的临床推广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龙医给自己画出了三点坐标。这无疑对龙医的科研水平、临床水平、国际合作、人才储备、硬件配套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里,任何一个决策都开始了“循证分析”。“我们收集数据,把全国各家同类型医院的政策数据全都收集起来,分析了973例,同时还制定了96个参数,十几大项用于政策研究。”肖臻说。于是,在医院建设,包括科技投资的比例、配备专业人员、科技成本效益的产出比等重要要素方面,借用医学科研循证法的小心谨慎,都具备了科学的政策研究和制定的依据。每一个决策都包含了雄图壮志和科学管理的理念和手段。 肖臻更强调“精细化管理”,使办公流程更加科技化。计划、统筹、决策,通过信息化技术监督执行,行政科研效率大大提高,为民众服务更为便捷。 万事具备,只争朝夕。“力争再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在中医药以及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龙医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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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化春泥——记著名桥梁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张士铎
maancai 2012-11-10 11:39
——记著名桥梁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张士铎 张士铎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桥梁专家,同济大学教授。他一生热爱桥梁事业,也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命运曲折,但他依然乐观面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同济大学桥梁工程教苑,他耕耘不辍、诲人不倦。他那执著勤勉、至诚率直的品格,值得桥梁人追随和学习。 留美博士 回国效力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万象更新,百废待兴,国家各项事业急需大批有用人才。此时,身在海外的志士仁人纷纷选择归国,以自己的学识和才干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滚滚潮流中,学有所成的张士铎博士也是其中的一位。 张士铎1925年4月出生于天津。1947年,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毕业后便赴美深造。1948年12月至1952年,他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先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任美国华盛顿州公路总局桥梁处副工程师,并获得开业工程师执照。 1949年,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后,正在求学的张士铎渴望自己能早日学成回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积极寻找机会返回故土。这期间,美国中情局密切关注着他的动向。直到1955年,回国之事终于得以成行,风华正茂的张士铎博士,怀着对祖国的拳拳之情,踏上了回国的路程,随钱学森先生同船由美国回到祖国。 春风化雨 桃李满园 归国后,经组织安排,张士铎来到了在桥梁学科方面实力雄厚、英才云集的同济大学,成为道桥系的一名教师。 从美国回来的张士铎先生,幽默风趣,思路开阔,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听过课的学生都说,上张先生的课“过瘾”。那时,张先生讲授《桥梁工程》《钢筋混凝土设计原理》等课程。在课堂上,他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旁征博引,力图打开学生们的思路。一些数学方程、力学原理经由他推导,如行云流水般,把枯燥的推演变得引人入胜。他十分注重授课效果,力求学生能将每一理论原理的工程意义透彻领悟,并进一步能融会贯通。为了调解气氛,张先生在课堂上,还经常会开开玩笑、讲些笑话,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凭借在桥梁结构方面扎实的理论基础,张先生率先在桥梁系为研究生开设了《高等桥梁结构理论》课,这也是在国内高校中最早开设的系统性介绍高等桥梁结构理论的课程。授课中,张先生着重对桥梁工程的理论公式和规范条文的理论依据进行梳理和分析,使学生们能从原理上和问题的本质上认识桥梁结构的受力性能,为今后研究工作和桥梁设计打下理论基础。这门课自开设后就深受学生欢迎,此后也一直被国内兄弟院校在研究生课程设置上所借鉴和参考。 除给学生授课外,张先生还经常带学生们到外地桥梁工地实习。当时,工地条件非常简陋和艰苦,他和同学们同吃同住。白天,在机器轰鸣的工地上,他耐心给学生现场讲解和指导;晚上,他则和同学们挤在一起住宿。“尽管条件很差,但张先生从不抱怨,作为一位老师,这样很不容易。他一心只想让我们多学点东西。”学生们在赞赏的同时,心里对他也多了一份钦佩。 1967年2月,被造反派掌控的公安部门凭借一些并不确切的“历史档案”材料,在同济大学当众宣布张先生为“美蒋特务”,并将其逮捕。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士铎才出狱回校。蒙受冤屈的张先生重返同济校园后,乐观、豁达的他,仍以昂扬的热情重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 张先生教书育人30余载,退休时,已是桃李满园。如今,经由张先生指导过的学生,大多在我国桥梁建设岗位上担任着重要职位。每当取得大的成绩,学生们都会来信或者打电话告知,这是张先生感到最欣慰和高兴的时刻。 曾任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和总经理的陆楸是张士铎老师的第一位研究生,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陆楸受益颇多,在专业学习上进步很快,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从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张老师依然十分关心陆楸的发展,多次打电话询问他工作上的事情,帮助他解决遇到的棘手问题。陆楸凭着专业实力在桥梁领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等。后来由于工作原因,陆楸离开上海,师生多年一直未能相见。在最近的一次探访中,陆楸携爱人前去看望张士铎老师,没想到张老师竟然还脱口叫出了陆楸爱人的名字。“这让我非常吃惊,并不是说张老师的记忆力特别好,而是张老师一直把我们放在了心上。他对学生的这份牵挂和关怀,让我感慨万千!” 陆楸感动地说。 2007年,同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毕业后分散在祖国大江南北的校友们纷纷回到母校,欢聚一堂。当年桥梁系的学生、如今的“老”校友们见到了八十二岁、依然精神矍铄的张先生时,备感亲切。昔日张先生对他们的谆谆教导还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历久弥新。 潜心科研 硕果累累 在桥梁工程领域,张先生勤奋耕耘,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多部专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理论研究被实际运用到桥梁建设中,为国家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张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钢筋混凝土与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理论、桥梁结构分析中的箱梁畸变、扭转及剪力滞效应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我国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上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兴建广西南宁邕江大桥,以改善当地落后的交通状况。在当时,修建一座这样的大跨度连续梁桥非常困难,除了施工条件简陋跟不上外,技术方面更是一个难题。鉴于张士铎先生在预应力方面的深厚研究,他被广西交通厅邀请作为邕江大桥的技术顾问参与到桥梁建设中。经过多次调研和缜密的思考,张先生依据乌曼斯基理论提出,以钢筋混凝土薄壁箱梁结构来解决邕江大桥的大跨度问题。在张先生的指导和建议下,邕江大桥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终于得以顺利解决。 1964年7月15日,邕江大桥竣工通车。它全长394.6米,中间五孔为跨径55米的带挂孔双悬臂梁。这一跨径在当时居全国同类桥梁之首。建成后的邕江大桥成为连接南宁市江南江北的必经之途,对南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边防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自1980年起,张先生对宽桥面板应力有效分布宽度即“剪力滞效应”、直线变截面和二次抛物线形变截面悬臂梁正负剪力滞效应、有轴力影响的剪力滞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国际桥梁界引起了重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先生最先将预弯组合梁概念引入国内,提出了预弯组合梁的初步设计方法,其中包括截面尺寸拟定,挠度及上拱度的估算方法,并且通过计算示例给出了预弯组合梁的主要计算步骤。1989年,同济大学与河南省郑州公路总段共同研制跨径为15米的预弯梁,成为我国第一座成功架设在公路干线上的预弯组合桥梁,并获得1993年河南省交通厅科技进步二等奖。 张先生关于公路桥梁车辆荷载纵横向折减系数的研究,获1995年交通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1998年,张先生参与了由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室主编的《城市桥梁设计荷载标准》的起草和制订工作。 在桥梁领域不懈探索,终结出丰硕成果。张先生出版有《预应力混凝土理论与应用》(合编),专著有《结构理论及在桥梁上的应用》《桥梁设计理论》《部分预应力混凝土》《现代混凝土基础理论》及《箱形薄壁梁剪力滞效应》等多部,并在土木工程学报、同济大学学报、中国公路学报、湖南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约90篇,在美国ASCE的J.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J.of Engineering Mechanics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英文论文十余篇。 宽厚谦和 乐于助人 与张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坦诚率直、宽厚谦和的性格所吸引,非常愿意与他交往。很多听过张先生课、与之有过接触的同学都这样评价他:“张老师对人十分亲切,见到他时总是笑容可掬,他是个和蔼且近于天真的胖老头,心地单纯得像个孩子。” 印定安老师与张先生在桥梁教研室共事多年,在他眼中,张士铎既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也是一位随和易处的朋友。 张先生的英语水平和助人学习英语的热情是人所共知的。他积极地组织年轻教师成立英语学习小组,主动抽出时间带领大家学习英语。曾经是小组成员的印定安老师回忆说:“张老师亲自选定了英语教材,每周固定时间,长时间的坚持,有时候翻译一段英文论文,有时候朗读课文,练习口语。在他的辅导下,很多老师的英语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张先生对于提高青年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有不少研究生、本科生,甚至是已经离校的毕业生也都得到了张先生的帮助。曾经有一位学生,因为英语底子差,需要特殊辅导,他就让这位学生周末到同济新村的家里“开小灶”,这一学,差不多就是两年。最终,这位学生凭借优异的英语成绩,出国留学深造。 在教研室,张先生也特别愿意帮助年轻教师及早走上教学科研正轨。印老师曾担任张先生课程的辅导教师,一段时间后,系里决定让他正式给学生授课。刚开课不久,一次,印老师突然发现,在教室最后一排座位上,张先生竟然在认真听他讲课。在随后的教研室会议上,张先生针对印老师的上课效果善意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给予极大肯定,这让印老师感到非常踏实,“张先生课上得很好,学生们都很喜欢,能得到他的肯定,让我上课时更加有了信心。” 张先生丰富的桥梁理论知识,使得他经常受邀担任国内很多桥梁工程建设项目的顾问,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给系里的年轻教师创造机会。除此之外,每当教研室接手重大项目,他都会事先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找出一堆厚厚的英文资料,供大家进行借鉴和参考,帮助课题组解决技术难题。“放手让年轻人做,这样才能让他们成长。”张先生的提携和帮助,让系里的年轻老师都受益匪浅。 发挥余热 勤耕不辍 1992年,张先生从教师岗位上退休。退休后的他,依然勤耕不辍,学而不厌,将科研工作当成生活的重心。 “在张老师身上有一股劲,这股劲就是对桥梁事业的热爱。退休之后的他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休闲娱乐的爱好,依然保持着自己多年来养成的勤于思考的习惯,在桥梁领域钻研探索,从未懈怠。”印定安老师说。 同事或学生每次去探望他时,总会发现张先生还是保持着过去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时间还在思考问题、看论文、写文章。有一次,一位同事到张先生家里,发现他竟然在看一本大学本科的桥梁教材。问他,怎么这样的书还要看?他说,教材中,有一些结构力学的基本概念非常重要,每次看都能激发出自己新的想法、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能帮助自己理清很多科研思路。 张先生始终保持着一位优秀学者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的习惯。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长期用眼过度,张先生的眼睛越来越不好,视力每况愈下,看论文和书都非常吃力。家人劝他多休息,不要再看了,可他却说:“不看怎么能行?桥梁研究是我终生的事业。我要继续发挥余热,为国家的桥梁事业做贡献。” 就这样,勤耕不辍的张先生在退休后还陆续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箱形薄壁梁剪力滞效应》《桥梁工程结构中的负剪力滞效应》等在桥梁界颇有影响的专著。 近两年,张先生因为健康欠佳,住进了医院。直到住院前,他还在撰写论文,考虑下一本书稿的事。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岁月匆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于曾经聆听过张先生教诲的学生和同济桥梁后辈来说,每当提起他,不仅是他宽厚谦和、乐观豁达的性格让人感到和蔼可亲,内心对他更怀有一份深深的景仰之情,他执著探索的科学精神始终影响和激励着后代学人为桥梁事业奋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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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王老先生的80岁生日聚会
热度 1 houmiaole 2012-10-8 20:08
王老先生是我导师的导师,曾培养出杰青一名,百年优博一篇,学生不计其数,我也是受益人之一。今天上午参加了王老先生80岁生日聚会,感受颇深。 1、学习老先生的感恩之心。在王老先生的自述之中,时刻不忘感谢党和国家的培养。实际上,王老先生年轻时日子过得也很紧张,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一家人还挤在十几平米的平房中。可是现在,我们一些学者的笔下和口中总是充斥着对各种事情的不满。我们和老一代学者相比,差的最多的是心胸和心境。无论身处何地,无论生活怎样,心怀国家,有灵魂和理想的心是崇高而自立的。老先生对国家和生活的这份感激之情正是老先生身心能够保持如此境界的主要原因。 2、学习老先生的育人境界。老先生的学生,也是杰青和长江学者讲到:有这样一种老师,他想明塔一样总会在人生关键之处指引你,并改变你的一生,王老先生就是这样的导师。王老先生讲到,自己的一生在关键处总是有良师点拨和提拔自己。正是这些良师,使得自己对社会和生活心存感激。我听了很感动,能成长为硕导、博导的我们何尝不是总是在关键时候有人帮助和指导,正是这些无私帮助我们的人让我们对社会心存感激。作为人师的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这种育人精神的传承,而非是对社会和他人的指责上。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之大幸也。能成长为硕导,博导,我们是如此幸运,一块块璞玉在我们手中,导师是这些精英孩子走向社会的第一个楷模。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值得学习一生的楷模,写到这里,我想感谢我硕博阶段所有影响过我那些导师。谢谢你们,正是你们的影响,使得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门外汉走到今天。 3、学习老先生的乐观精神。由于社会的原因,老先生直到50岁才有机会进入到成就他的领域,可就是在50岁后才开始的领域,老先生开辟了我国三下采煤研究的新领域,结合现场需求和国家需要,无数成果在这里就不赘述了。老先生50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我们三十岁开始一个新领域还晚吗?一点都不晚。 王老先生值得我学习的很多很多,这里只挑最让我感动的三点写出来,以共勉。在此,再祝老先生身体健康!晚年生活幸福!并向先生保证:在我以后的从教生涯中,一定将先生的这三点人生精髓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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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反日游行中的种族主义和语言暴力
热度 1 yue 2012-9-22 20:15
过去老一辈政治家在缔结中日友好关系的过程中,一直以“日本人民”称呼对方 ,但是在这次反日游行中“小日本”这些话语横行。这种语言的性质是什么?恐 怕没有那么简单,恐怕是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的话语本身就是语言暴力,而各种各样的语言暴力更是空前。 这些做法严重危及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日关系的长期前途。必然导致日美联盟的加强,为中国海军走向大洋设置障碍。也为未来国内冲突的和平解决树立恶劣的范例。
个人分类: 法学|2274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青年和日本青年的比较
热度 2 duke01361 2012-9-20 13:02
中国青年和日本青年的比较 我接触过不少的中国青年,也接触过一些日本青年。当然由于本人日语只是很初级的水平,也没法和更广大的日本青年接触。 在我接触过的这些中日青年中,我有一个很基本的印象,我觉的日本青年更纯真那么一点点儿,当然我们中国青年可能为此会很生气!如果是这样,那我向您道歉! 日本青年很儒雅,当然骨子里面很个性,但表面上还是表现的很儒雅,因此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很“虚伪”,不如我们来的更真切! 我们确实在这个意义上显得更真切,因为我们似乎并不在乎自己及自己圈子之外其他人的感受!我们生活的很肆意! 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儒雅,有很多老一辈的人看上去儒雅到象是被可以打造的一样,他们骨子里面追求的和当今日本人尚依然格守的那种文化内涵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后来我觉得这事情不可思议!既然日本人如此儒雅,那为什么还要崇尚武士道精神? 后来我对此有了认识,我觉得日本那一种“武士道”实际上还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精髓! 中国的文化崇尚“内圣”而“外王”,这是两种境界的糅合,透着那么一种“神圣”和“庄严”。 在我读初级中学那一阵子,那时是1979年前后,刚刚改革开放,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国的工作,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是那么一种精神内核,即使达不到“内圣”而“外王”,但也绝对讲究“尊严”和“忍让”,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做到这两种精神的融合是绝对必要的。 实际上这关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生存如何才能维护人性的独立和相互的和谐的问题。 后来情况变了,大家过上了“八仙过海”的生活了,那可真叫“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这样以来,人们之间的经济基础和生活差距就拉开了,在这样的生活张力下,过去那些封建的贪腐、裙带、集团利益等等就又重新回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等人的工作就自然显得无效了。 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生态背景,再加上封建中国的死灰复燃,人们之间的纯真和真诚就越来越显得孤独而无助! 慢慢的人性之中的贪婪就暴露无遗!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和这些人的父母所具有的特殊的“文革”背景,这些人对子女的教育既不符合中国传统,也远远达不到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 于是很多的子女是在放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或多或少习得了自私、狭隘、贪婪、毫无礼貌(土话就是“混帐”的意思)等问题! 更麻烦的是,我们这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人品看得比较淡薄,有些人不懂得诚实做人,有些人则自暴自弃.... 所以如果对比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的现状,我真的觉得我们以往意识形态的波动或者说是折腾,毁掉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 这一代人真的非常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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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粉体和稀土的关系
热度 5 sulihong 2012-8-25 10:31
稀土问题得到国家各级单位和包括徐光宪院士的关注,我因为自己科研试验涉及稀土使用,所以对于纳米粉体和稀土的关系谈点心得。作为永磁体、激光晶体等的核心材料,稀土的使用可说是用量很少,但是却是必不可缺的关键组分。 中国的稀土产业水平在矿冶方面可以说已经处于世界一流地位,国外和中国在这点不分伯仲,这是老一辈科学家努力多年的结果。这点可以从国外直接购买中国稀土原料产品作为明证。但是作为产业链条,稀土原料产品本身直接作为材料应用的产品很少。目前几乎所有稀土产品都是深加工和作为添加成份二次使用的,在一些重要应用上,实际是与纳米粉体紧密联系的,激光晶体粉末压制高温高压成型,实际关键技术是粉体能否在较低温成型,而控制技术在于此粉末是否单分散纳米粉体,若不是就无法良好实现此工艺方式;永磁体国内正是因为无法获得纳米粉体磁体原料,而导致粉末成型性能与国外有差距。诸如此类,还可以列举很多。此处主要从纳米粉体角度谈些看法。 所以虽然稀土问题,看似一般工业应用问题,却关联了一个国家幕后真正顶尖科技水平的很多问题,即使国内上市企业也是缺乏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实力的。一般媒体报道对于稀土问题往往流于表面化,没有把问题引向深入,而国内高层也往往倾向于形势化的报道,未把解决这一问题着力点放在刀刃上,以为简单的收储可以解决问题,而不是看清此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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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永远的经典—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主题曲“共和国之恋”
cheverny 2012-7-27 17:26
[转载]永远的经典—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主题曲“共和国之恋”
记得第一次听这首《共和国之恋》的时候,就特别激情澎湃,这首歌旋律非常深情,而歌词更加深情,最记得那句:“纵然我仆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这句话是对那些老科学家爱国的最好写照,每次想到这句歌词就会想起钱学森是如何放弃了优越舒适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冲破了美方的重重阻力回到年轻的还满目苍夷,生活条件艰苦的祖国,以及邓稼先回国后在导弹基地一呆十几年杳无音信,以致他的妻子只能问他是否还活着,他们不是为了把祖国建设得强大,不是为了中华民族能早日屹立在世界之林是为了什么?每每想到他们的故事,眼里就有热泪涌出,同时深刻的感动也自肺腑中涌出。 看过很多为了祖国的强大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切的老一辈科学家们的故事,每次都会禁不住流下感动的热泪,尤其是钱学森和邓稼先的故事。所有为了“二弹一星”而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们,都为了祖国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由他们再联想到当今这个物欲至上,道德越来越滑坡的社会,不由得更觉要向那些以奉献和祖国强大为荣的科学家们致敬,包括现在为了神5,神6,神7的发射成功而默默奉献在卫星发射基地的新一代科学家们。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就能以祖国和民族大义为重,而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最后?还好中国始终不缺这样的精英,是他们挺起了中国的脊梁,是他们给了我们13亿中国人在世人面前的尊严和骄傲,是他们让中国这两个字在太空中唱响。大部分为了新中国的强大付出了一切的老科学家们都不在人世了,很多都是在青壮年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生活太艰苦而工作太艰辛,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英年早逝,我们还活着享受他们奉献成果的人,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起码我们可以在心里永远怀念他们,用他们的故事激励自己和后代,这个社会还有那么一批人,他们的灵魂始终象天使一般纯洁,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奉献,只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 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关于这首歌词曲作者的资料时,看到了一篇关于这首歌创作前后的一些内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看到了许许多多更加感人的故事,我不忍心把它们简要叙述出来,现在把这篇文章完整转贴在这里,以飨所有心里还有着祖国两个字的人们。(原文标题:访歌曲《共和国之恋》的作词者刘毅然、作曲者刘为光)   “在情里,在爱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悠扬的乐曲,深情的歌词,唤起我们对祖国母亲的浓浓眷恋,近二十年来,这首经典老歌一直被许多专业歌手和老百姓的歌咏队在各种不同场合久唱不衰。那么,是什么令这首歌曲具有如此魅力?让我们跟随着熟悉的旋律,一起去揭开《共和国之恋》背后的秘密。 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 ——访歌曲《共和国之恋》的作词者刘毅然、作曲者刘为光   刘毅然篇:   一度易稿的创作     1988年,刘毅然受邀为中央电视台的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大型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当时刘毅然创作的许多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因此,除了11集电视专题片的统稿工作,策划方自然而然地也邀请他为这部电视专题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毅然慨然应允。   虽然之前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工作,但对于有过诗歌创作实践的刘毅然来说,创作歌词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困难,他很快就写出了一段歌词,由刘为光负责谱曲,完成了音乐创作的部分,并且很快录制成了小样,拿给他们试听。在刘毅然的记忆中,当时写那段歌词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大概是‘从雪山到草原,从长江到黄河’什么的,用的是美声唱法,听起来挺大气,也挺好听的,但却总觉得不是特别满意,有什么地方不太合适。”后来他们才发现,这首歌让他们在情感上无法感动的原因,是歌曲与专题片所展现的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气质和情怀不太相符。“特别是没有写出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放弃唾手可得的名誉和财富,毅然而然选择从国外返回祖国时那种对祖国母亲深沉的情感。”刘毅然这样说。   苹果激发的灵感   原有的创作被推翻,刘毅然决定重新开始,那么要写些什么内容才能确切地诠释出这样的情感呢?刘毅然有些茫然,这时,对一些老科学家及其亲属的实地采访,触发了刘毅然的灵感。尽管这些老科学家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内都是突出的人才,享誉国内外,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却都过着简朴而清贫的生活,他们的房子都很破旧,家具也都是老式的……让刘毅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享誉海内外的数学家张广厚家里,他看见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张广厚的遗像之前。张广厚的妻子告诉他们,丈夫在世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苹果,但那时候国家和个人都很清贫,没有条件每天都吃到苹果,张广厚为科学事业积劳成疾,不到五十岁就走了,现在生活好点了,自己就每天洗一个苹果放在他的遗像前,希望他能够吃到。平实的话语,质朴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刘毅然。尽管条件艰苦,这些老科学家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辛辛苦苦地付出,支撑着他们的,是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于是就有了歌词中“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的款款深情。   “钱学森的经历,让我感到最为震动”,刘毅然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加紧准备回国,但当时的钱学森已经是有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美国方面当然不会轻易答应,甚至有人扬言,宁可枪毙了他,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就这样,钱学森被美国扣留了5年之久,他忍辱负重,饱尝了不公正待遇的辛酸,终于辗转踏上热恋的故土,回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带着妻子和儿女来到天安门,像远行归来的孩子饱含深情地对祖国母亲倾诉道:祖国,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回来,现在,我终于回来了!……“如果你让我继续讲下去,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讲很多很多”,刘毅然说,“每次从采访对象家里出来,心里都有一股深沉的热流,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爱真是太深沉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如科技知识分子那样坚强、那样纯正、那样毫不矫情。”   正是这样丰富的情感,激发出刘毅然心底强烈的创作欲望,让他冲动不已,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就将《共和国之恋》的歌词一挥而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首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祖国就是凝聚了他们所有的情与爱,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们因祖国的贫弱受尽歧视和不平,却仍然发奋苦读,痴心不改,为的就是报效祖国,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地放弃已有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回到思念已久的祖国,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他们和祖国生死相依。”刘毅然这样解释这首歌的内涵,“当时有人提出,都已经回到新中国了,怎么还是凄风苦雨呢?虽然回国了,但国内还有政治风波,国家的条件也比较差,生活和科研都特别艰苦。”在采访邓稼先夫人的时候,刘毅然得知,邓稼先先生回国之后就去了原子弹基地,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他的妻子就找到张爱萍将军,说“我知道他在的地方不能联系,我也不想打听他在哪儿,我只要您跟我说一声,他是不是还活着?”张爱萍将军含泪告诉她,邓稼先还活着,他妻子顿时泪流满面。“看到邓稼先妻子的泪,看到张广厚妻子的泪,我就真的感到,在她们的泪水里可以看到科学家为祖国建设忙碌的身影,就能看到站起来的祖国的形象,“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刘毅然说,他把这首赞美祖国的歌是当作一首情歌来写的,尽管通篇没有出现一处“祖国”的字样,却能更真实更亲切地描摹出钱学森、邓稼先们对祖国博大深厚的爱。   永远的主题歌   《共和国之恋》的电视专题片播出后,获得国家级特等奖,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刘毅然作词、刘为光作曲的主题歌也唱响了大江南北,但这首歌和老科学家的故事带给刘毅然的情感震动却依然挥之不去。一直以来,刘毅然都想找一个适当的方式,将积淀的情感和故事加以表述,这个愿望在心里埋藏了整整十年,直到1999年,已经成为导演的刘毅然终于决定以电视剧的形式将这一夙愿付诸实施。“当时除了杭州电视台给我部分经费外,没有人愿意给我投资,人家一听这个题材,根本没有商业价值,后来我用我的稿酬、存款以及我家里的东西做抵押,找一个朋友贷款300万人民币,才得以去美国拍摄。”这部几经周折终于拍摄成功的作品,就是以钱学森、华罗庚、邓稼先等老科学家为原型经艺术再创作而成的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   刚开始的时候,这部作品的片名被定名为《我的祖国》,后来去美国拍摄的时候,为了更加接近当年的真实,刘毅然和剧组主创去采访了一批留美的老科学家,这里面就包括了江泽民同志的老师,著名的电机专家顾毓琇先生。顾先生那时已经快100岁了,他非常支持拍摄这样的电视作品,并提议给片名加上“亲爱的”三个字,当刘毅然提出加上“亲爱的”是不是有点过度修饰时,顾老先生语重心长,“你们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不是身在异国他乡,远离故土的人很难体会到祖国在心中的位置,还有对祖国一草一木的那种思念。”刘毅然被深深感动了,临别前,顾老欣然提笔,为他们写下“我亲爱的祖国”六个字。   拍了电视剧,当然还要有一支主题歌,早在这部剧筹拍的时候,刘毅然心里就打定主意,还要用这支十年前写的歌。因为他觉得无论再写什么歌,也不如这支老歌听来朴实亲切,锥心刺骨!在美国拍摄的时候,这首歌也跟随着剧组从中国唱到美国,唱到波士顿,唱到哈佛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校园,不仅留学生们唱,华人华侨们唱,还有一些在片中客串角色的美国教授和演员,也学会了唱这支歌。《我亲爱的祖国》拍摄完成之后,不仅得到很多老一辈科学家的褒奖,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喜爱,先后获得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将近100家电视台反复播出过这部电视剧,最多的一晚有11家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也更加广为传唱。刘毅然还想筹划拍摄《我亲爱的祖国》续集,与前一部不同,续集主要是以“留苏”学子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刘毅然表示,不管内容如何改变,“主题歌,我还是用这支老歌!”   刘为光篇:   1988年,中央电视台策划拍摄大型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刘为光负责整个电视专题片的全部音乐创作,这里面也自然包括了主题歌的作曲。在刘为光看来,《共和国之恋》是一部剖析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命运走向的电视片,它记录了老科学家们那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表现了他们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无比忠诚。虽然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事情经历得不多,但影片中的很多内容却在自己的父辈和师辈身上得到印证,影片的画面和记忆中亲历的影像相重叠,让刘为光对这部影片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感悟。对这些老科学家的敬佩和对他们事迹的感动与刘为光多年的音乐创作积淀相碰撞,立刻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雅俗共赏的歌曲   最初创作主题歌音乐的时候,刘为光在认识上有些走入误区。他觉得这些老科学家多数是留洋归来的,因而在感觉上应该向西洋音乐靠拢一点,在表现上使用更“洋”一点的曲调和演唱方式,加上刘毅然初次的歌词就像一首抒情诗,因此他选择了用美声唱法加以诠释。歌曲作出来之后,听上去很不错,但激动之余,又觉得电视是一种大众艺术,这样的歌曲对于普通电视观众来说有一些曲高和寡,在接受方面会有些隔阂。于是便毅然推倒前作,重新开始,力图创作出一首既有一定的艺术品位,又简单上口,让一般人都能传唱开来的主题歌。这时候,刘毅然重新创作的歌词也写好了,他把新的歌词拿给刘为光,已经进入创作状态的刘为光也是一挥而就,很快谱出了曲谱。他把刘毅然叫到家里,弹着钢琴,满怀深情地唱给刘毅然听。就像刘为光所说的那样,“成熟的创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新创作的歌曲效果非常好,平凡通俗中又透着艺术气质,可谓雅俗共赏,不但知识分子喜欢,普通老百姓也很喜欢。不仅如此,这首《共和国之恋》还获得了很多歌手的青睐,不管是通俗唱法的歌手、民族唱法的歌手,还是美声唱法的歌手,都喜欢选择这首歌作为自己的演唱曲目,刘为光坦言,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是他在创作的时候所没能预料得到的。   “灯火阑珊处”的首唱   歌曲创作好了,但唱歌的人却一直没定。这一次,刘为光想找一名通俗唱法的歌手来演唱,并配合管弦乐队进行伴奏,用管弦配乐提高通俗唱法的艺术档次,同时用通俗唱法磨掉管弦乐的一些“贵气”。当时,这样的尝试在国内还比较少见,因而刘为光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歌手。预定的录音日期一天一天地临近了,这让刘为光感到非常着急,怎么办呢?一个偶然,让刘为光从山重水复步入了柳暗花明。   刘为光请来为电视专题片《共和国之恋》进行配乐演奏的,是中央乐团(即现在的国家交响乐团),乐团当时的指挥是刘为光的好友方国庆。一次,刘为光向方国庆透露了困扰自己已久的烦恼,不料方国庆马上拍着胸脯说:“不就是找不到唱这首歌的合适人选吗,我给你找一个!”方国庆推荐的人选是当时中央乐团吹巴松的刘畅,虽然并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但他唱歌很有情,嗓子也不错,而且他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积淀很厚,乐感很好,对乐曲的领悟力很强。因此,录音的时候,只用了一遍就录制完成。随着乐曲的余音袅袅渐渐消散在空气之中,整个乐团的团员都站起来为刘畅鼓掌,大家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不仅巴松吹得好,歌也唱得如此精彩。多少年过去了,这首歌已经由不同的歌手演绎过不同的版本,但首唱刘畅所演唱的那版,在作曲和作词者的心中,依然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尤其是作词的刘毅然,一直对刘畅的版本情有独钟,因此,在选定这首歌作为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主题歌的时候,他也依然采用了刘畅最初配唱的那卷老带子。不仅如此,这个经历还成就了刘畅与另外一首歌曲的缘分。作曲家孟卫东听了刘畅演唱的《共和国之恋》,觉得非常好,就找到老朋友刘为光,说“我这里有一首歌,很适合他,想找他来唱。”于是,刘畅便因此成为又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的首唱,这次,他演唱的是《同一首歌》。   后记:多年陈酿,韵味深长   早在电视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播出后的座谈会上,就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拉着刘毅然的手说:“等了40年,我们终于等来了一支科学家的歌。”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播出后,在科学家当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在高度评价这部电视剧的同时,也抒发了对这首主题歌的深切感受。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打来电话表达喜悦之情,中科院院士王大珩更是激动地把刘毅然等请到家里谈了一上午观片感受,并坦言他非常喜欢这首主题歌。年逾古稀的老科学工作者刘正仁写信到电视台要主题曲和歌词。著名核物理学家郭永怀院士的妻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佩女士深情地说:“可惜我的爱人没有听到这首歌,若他听到,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更让刘毅然引以为豪的是,他在拍摄专题片《钱伟长》时,已经90多岁的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之一的大科学家钱伟长先生告诉他,自己虽然没能看完整部电视剧,却喜欢反复地聆听这首旋律优美、意味深长的主题歌。如今,这首《共和国之恋》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每逢中国科学院院庆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头发花白的老科学家满怀深情地唱起这支歌,“尽管其他的歌曲可能会有所变动,但《共和国之恋》却一定是每年必唱的”,一位合唱团的老科学家在央视录制节目时这样说,“这首歌就像是我们的院歌一样。”   对刘为光来说,让他尤感欣慰的是,这首歌已经进入音乐学院的教材,成为音乐专业学生的必修内容。现在,这首歌已经经过艺术的考验与磨练,成为八九十年代的红色经典,不仅在国家的重大节日和重要事件的庆典中演唱,而且中国的歌唱家到国外演出的时候,也经常演唱这首歌,受到华侨华人乃至外国朋友的欢迎和喜爱。刘为光说:“只要祖国的概念还存在的话,这首歌就永远有它的历史价值。”而在刘毅然看来,自己十多年前的一个创作,现在还依然能唤起人们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怀念之情,特别是众多网友,以“跪求”的方式在寻找这支老歌,说明今天的年轻人也一样喜爱它,“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高尚的事情。”   《中国电视报》记者 孙莲莲 歌词: 作词者刘毅然 作曲者刘为光 在爱里在情里 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 在歌里在梦里 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 纵然是凄风苦雨 我也不会离你而去 当世界向你微笑 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你恋着我我恋着你 是山是海我拥抱着你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是血是肉我凝聚着你 纵然是仆倒在地 一颗心依然举着你 晨曦中你拔地而起 我就在你的形象里 原文链接: http://pineflower.blog.sohu.com/101137430.html 《我亲爱的祖国》在线观看: http://v.pptv.com/show/4AHibfORKuvhb2UE.html 剧本/小说《我亲爱的祖国》: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317088.html 共和国之恋-彭丽媛.mp3 共和国之恋-刘畅.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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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的老年男人、中年男人和青年男人
热度 20 DNAgene 2012-7-2 08:59
最近写博客又上瘾了。写完之后就盼着有人评论、准备和人争论。这玩意太耗时间了。 科学网上不时有老一代前辈提醒大家,年轻人别上瘾。 老年男人,退休了。写写博客,做做科普,对一些社会不平之事表示关注,是利国利民、保持身心健康的大好事。 中年男人(包括我),离退休还远。家里上有老、小有小。单位里,上边领导要成绩,下边研究生等着指导,还有无穷无尽的文献等着读。少点博客,别荒废了主业。 青年男人,就更不用说了。写博客、发评论,不能当饭吃。适可而止吧。 注:本文只是为了标题写作方面,用了男人一词。本人无任何歧视女性之意。本文中“男人”替换成“女人”,意思完全相同,请女同胞们与我们一起提醒自己,悠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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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步,看一步 -- 不要忧虑
热度 1 jingpeng 2012-5-30 19:27
走一步,看一步 -- 不要忧虑
今天看了蒋继平先生的博文《 我的这些想法是否适合当代青年学子 》,很有感触。他博文里记录的很多经历,都很值得分享,有时候我甚至被感动了。。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不公,特别是80后,据说有更多的生存压力。什么房价高涨,拼爹的关系了,毕业不好找工作了,等等等等。和朋友聊天,也经常会扯到这方面的困难,表现出对未来的忧虑。 我想,现在要生存还是很容易的,压力不大。你见过哪个博士流落街头的?老一辈的革命年代都玩过来了,我们小青年还混不下去,也太水了吧。如果要过所谓有品位的生活,那就需要一些money了,可能就难一些。那我们在追求这种所谓有品位的生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牺牲自己的快乐和理想或者爱情。那是不是得不偿失呢?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是不是本末倒置了?本来就可以很开心的,为什么不去享受呢? 未来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经常说要怎么怎么,但结果往往不如人意。我想,最靠谱的,还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好当前的步子,踏实一些,把当前的事情做好,很多东西自然就来了。很多时候,机遇是突然来的,要及时抓住。蒋继平和钱煦先生的经历,都有这个特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哈哈。 So,不要忧虑,抓住现在,想做什么,大胆去做,去实现,去完成。 最后,阅读圣经,给了我很多对生活理解的启发。所以要感谢耶稣,虽然我并不信你是神。转贴一下耶稣的看法: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马太福音》 Can we be BOLD thinking and do something BIG ? 参考资料: 【1】 蒋继平先生的博客 【2】 钱煦谈人生科研:要主动学终身学,还要善于合作 【3】 圣经,NIV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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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总理说的那个“觉醒”的人么
热度 16 wj3235 2012-3-16 23:23
总理答记者问中说,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和支持。平时我们也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们的民心已经开启。 在觉醒的问题上。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觉醒。就拿科学网的博主来说,对于不同的事情,大家的都有各自的观点。 有的人对国家免掉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称快,有的人则表示愤恨。称快的人说,你看这是国家对那些想发动二次“文革”的人的打击(前提是你认为薄熙来有这样的意思,到底有没有谁也不清楚),罢免以后谁还敢随便煽动老百姓。愤恨的人则表示,薄熙来在重庆其实干了不少业绩,GDP,财政,打黑哪一样都是大块人心的。 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不同视角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大不相同。如果一个人在文革中整过人,那他可能怀恋文革,或者认为文革是对的(文革多好啊,没有贪官,大家都一样平等,哪如现在贫富差距,不公平,贪污腐败),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如果一个人在文革中被整过,那他必定痛恨这段经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对于文革只能通过老一辈的人来了解。 哪些人才能算得上“觉醒”的呢?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观点都各异。所以有时候觉得觉醒和知识无关。除非某些人自认为觉醒的,就比如我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我们不想“觉醒”,而是有时候我们被洗脑,或者被愚民了。 我们的电视媒体,报纸许多都是在洗脑。报道事情没有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好的事情报的多,负面的东西报的少。即使是负面的东西还要从中挖掘出一点好的东西。他能从一个负面的东西里面挖掘出一些深刻的东西,有时候你还不得不服。当然看一个人不能看他说的,还要看他做的,而且还要看他是不是一直这样做的。 总理说要让人民觉醒。我觉得最好的觉醒办法就是,不要给人们灌输什么思想,什么价值观。你认为的东西,只是你自己认为的,别人不一定这样认为。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所要教的就是告诉他们事实,以及各种情况,人们自己从中做出选择。思想道德教育搞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大家思想道德水平提高了多少。诚信还不是照样缺失。反而大家各个都变得有人格分裂一样。 所以如果要我们觉醒,都没有必要让我们看什么启蒙的东西。把该公开的公开,该放开的放开,信息交流多了人们就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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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经典作品《姿三四郎》!
热度 1 wdkingyong 2012-2-26 21:55
本不可说是“重温”,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视剧,挺老挺老的一部电视剧,1943年第一版。既然如此“老”,对很多怀旧的“老同志”来说,那该叫重温了,既然是经典之作,或长,或短,我必然是要“重温”的。 科学网中大部分同志都应该是50后、60后、70后的“老一辈”(至少我所加的都是这个年龄层),在您们的童年期青春期里,想必,这部作品对您们影响不少,不管是时代所赋予的还是就电影本身而言,都是十分振奋人心的,催人积极向上的,而且更是令人感动的,至少,我是被如此感染着,从头到尾,而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标签里并没有那么多的“求道、善良、理性、和善”,因为我只是行走在80年的尾巴梢头,也可以如此说,正是我所行走的时代里缺乏那些,才会被“重重”震撼着,不是吗?如此说来,它对90后、00后,或者更多时代的人是有启发的、有价值的。 好的影视,是跨越时代界限的,一直感染着人们。这话不假,我并不会因为某部作品因其年代久远画面不清晰而不选择,更不会因为它是否与时代与现实挂钩来做评判,恰恰相反,我会逆着走,让我感悟,用影视里所要表达的东西来诠释自己的现实,解剖自己,自己要怎么去做人。如果只是用当下“跟风”般肤浅的现实作品来诠释现实,引发人的一时“随想随思”,那也长久不了,不是吗?而真正能给我们反思的、助我们思考的,只有那些由内而外的“精神与品质”了,而非其他。 很少看日本的影视,因为朋友的推荐(70后的),也是因为里面的主演在去年逝世,才让我想把它认认真真看下来。当然,也断过一次,寒假看了一半,回学校偶尔看了点,今天把最后几集看完。算是圆满。缅怀这位演员。 下一次看的是“德川家康”了。锁定好了,不会寂寞了。也不需要国界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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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年轻知识分子是中国 未来的 希望!
dongzg101 2012-1-9 16:26
年轻知识分子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2012-01-09 09:12:08 浏览 4000 次 | 评论 16 条 年轻知识分子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我们经常会听到老一辈的人教训年轻一辈的时候说:“我们走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还多。”意思就是我比你经验老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当然,从某些人生总结的经验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事,因为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他们有自己所需要做的事情,如果这一代的年轻人都按照老一辈的规矩去办事,人类的思想且不是停止不前。因此,老一辈的千万不要小瞧年轻人,可能在这个时代,他们所做出的贡献,非你所能及的。   听说,最近网上有流传,说年轻知识分子已成中国最大威胁,它综合现实社会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和住房问题,再加上工资不如农民工,很可能会引发中国将来的社会动荡。其实,这是一种“假想敌”的论证,也算是对中国当今年轻知识分子一种侮辱了。因此,于其每天费尽心思在找“假想敌”,不如着手去解决这些将来当局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社会动荡的问题!   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于人类来说,生存永远是放在第一位。而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特别对中国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可能对社会缺少经验,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将来会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最大威胁,这显然有些危言耸听了,有种乱扣帽子的嫌疑。   一般来说,老一辈的总是以过来人的语气来教训年轻的知识分子,而年轻知识分子总是会取笑老一辈的太过迂腐,庸俗。而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代都是真实的存在,今天我们说年轻知识分子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便是如此!   当今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对社会做出的贡献,非老一辈可比,当诸多老一辈,专家,学者还像蜘蛛一样躲在阁楼里,盼望着理想世界到来的时候,年轻的知识分子早已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时代力量,有人说他们是愤青,思想还很幼稚,然而对于任何一个思想大家,还是大师,他们都会有过这样的过程,从幼稚到成熟总是需要一个过程,对于我个人来说,有时候宁愿忍受年轻人的幼稚的新思想,但很难忍受那一张把自己高高挂起,总是摆着一付面孔偷圣言贤语来教训人。   比如近几年网络所发生的一系列曝光系列,围观事件,对光明的追求和理想的向往,这些不是老一辈所能拥有的。动车出轨了,是谁先发出声音来,食品安全出问题,又是谁发出一声声正义之声呢?而这些事件中,年轻的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中坚的力量,是他们托起了这个社会的良知,是他们让人们再次发觉这个时代还善存一丝正义。而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都是功不可没的,因此,我们不要轻意的下定断说年轻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大的威胁,相反,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希望,要知道,历史发展总是有规律的,一代成长,一代消亡,终有一天,这些被称之为最大威胁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将承担中国未来的希望。   就业,房价,工资低是一种压力,但年轻知识分子并不会把它看成是发生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老一辈硬把他们看成是中国最大的威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些把年轻知识分子当成“假想敌”的维稳分子,可能会很失望。   对于年轻知识分子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一说,可能对当局来说,是妨患于未然,因为一个政党如果想一直把持中央,有时候必须要做出把任何有可能成为将来危险政党的分子扼杀在摇篮之中。对同为过来人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往往会害死人的,要知道,从我们的历史来说,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受政局喜欢的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迫害,是残杀,而现在做为老一辈,不要轻言把他们看成是中国将来引发社会动荡的最大威胁。当然,我们回头看看,它都会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因为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但如果这种“假设”而使当今年轻知识分子成为政客的“假想敌”,成为把柄。那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就遭秧了。可能你是无心,但不经意中你已做了刽子手,知识分子,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老一辈的,你们所面临的环境是一样的。   年轻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时代的航海家,他们善于开拓和发现新大陆,当然,在这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蛮撞和不理智的行为,但正是这种蛮撞和不理智的行为,才显示出年轻知识分子可爱的本性来。人类的思想,总是要向文明不断的迈进,而开拓新思想就需要新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那份敢闯敢担的精神,对于他们在这过程所犯的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老一辈的应该要给予包容和鼓励去培养他们的成长,而不是用脚把他们踩下去,而这一方面,在中国却是很少见,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也很少拥有这样的情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0 您可能也喜欢: 中国未来 加拿大把未来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中学生希望学习性知识 中国未来的选择 四谈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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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资中筠:中国经济模式含血量极高 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热度 1 dkysdc 2011-12-17 20:49
我所敬佩的老一辈学者中,又多了一位,这就是 资中筠 。以下为她的系列文章之一,她还有很多特别好的文章,可以到凤凰网等媒体上寻找。仅以下文为例。科学网上的愤青们的文章,可以休矣。 转自凤凰网: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ssd/20101224/3112517.shtml 岁末杂感致友人 XX 老友: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 ( 公元前 176 年 ) ,到景帝前元三年 ( 公元前 154 年 ) ,就发生了有名的“七国之乱”,相隔仅 20 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 60 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叹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 20 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 20 年才发作吗? 所忧何来?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 “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 GDP 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汲汲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 ( 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 ) ;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 ( 基尼系数 ) 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 150 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 19 世纪,还是 21 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 “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 30 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 1989 年的风波之后,当时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 ( 大意 ) 。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 60 年代。 老夫 ( 妇 ) 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 “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而是身处 21 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一句论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天寒望善自珍摄,幸勿为风露所欺! 资中筠 (编者注:资中筠先生的原信经过本报编辑删节,共五处约 400 字。) 资中筠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著述多涉及中西文化历史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945-1950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 ( 主编并撰写第一卷《二十世的纪美国》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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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治疗的明天—个性化音乐治疗
jiangyongshuai 2011-11-20 21:02
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对音乐的敏感程度有所不同,比如中国汉族和欧裔人群所能欣赏的音乐,所喜欢的音乐类型有所不同,也只有少数的中国音乐如《茉莉花》等才被其他一些种族所认可,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我们对国外歌曲的引进上。 即使对本国人群也不尽相同,老一辈人喜欢一些红色歌曲,听得悠然自得。而新一代年轻人所喜欢的却被老一代所不屑,而老一代的所百听不厌的,在新一代听来却备受煎熬。 同样的音乐在不同的群体中所产生的不同的反应与人群的生存环境和自然的进化有必然的联系。 要想解决音乐治疗的问题,还真必须要研究不同人群的进化历史,又回到生命科学问题的本质,看来进化才是最有趣的。 人群分层对音乐治疗的影响也可以算成一个研究方面,需要精密的开展。 另外,也许音乐治疗的希望还是在于“个性化医疗”。 我们也希望音乐治疗的个性化时代的到来。
个人分类: 音乐信息学|1151 次阅读|0 个评论
清明节缅怀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吴泽霖教授
热度 2 孙秋云 2011-4-5 23:16
孙秋云 今天是清明节——一个中国人祭奠和怀念故去先祖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令我无限感念的却是我的老师吴泽霖教授。昨天下午天气晴朗,我携妻与先师吴泽霖教授的二女儿吴安伦老师一家祖孙三代(吴安伦、吕致君夫妇,他们的女儿吕忠民、女婿余晖和外孙余英凯)一起到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前吴泽霖教授的塑像前和骨灰安放处进行了扫墓活动。今天,我翻出 16 年前写的怀念吴老先生的文章,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于是稍为改动几个字将其放进博客里,以示对先师的怀念和感佩! 2011 年 4 月 5 日 星期二 淡泊宁静的大师 ——怀念先师吴泽霖教授 古往今来,在布衣孔子原儒精神的感召下,我们这个历尽磨难而又自强不息的民族中曾出现过许许多多关心社会、忧国忧民,决不因个人的穷达进退而放弃理想和社会责任的大儒。他们以自己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臻乎完美的高尚人格、纯真如一的信念,履历了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寒霜和荆棘,成为我们民族的坚实脊梁。我的硕士导师,著名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吴泽霖先生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我有缘得识先生是在 1983 年 8 月,那时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工作。泽霖先生听说新来了大学生,很兴奋,主动约我和潘洪刚、钟年到办公室见面,勉励我们要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勤奋工作,努力学习。他老人家精神矍铄,谈吐幽默,态度和蔼亲切,给我的印象很深。此后,我便有幸追随左右并忝列门墙,不仅从泽霖先生做学问,还常在一起交流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代沟”无疑是明显的,况且以先生的学识、年龄和阅历,我当然是听得多而说得少。然每当独处静思时,我常会自问:若将先生那样坎坷多舛的命运加之于我,我能似先生那样始终“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吗? 先生在世时,常给我们说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与时代相一致的。这个时代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大时代,指的是社会发展的大阶段,如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等;一层是小时代,指的是个人人生的发展阶段,如青年时代、老年时代等。大小两个时代交互契合,框定了一个人处在什么阶段便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只有极少数先知先觉者能够例外。先生自认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思想自然也无法脱离时代的局限。然而纵观先生横跨三朝、历时九十余年的生命历程,虽不免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却有一种超越时空的东西贯穿于一生,即以自己孱弱的身躯和坚定的信念自觉地担当着先行者的角色,其一生饱醮着殉道者的悲壮与执着。 泽霖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 年),那是孔夫子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时代。先生在私塾通读了“四书五经”,接受了儒家忠孝仁义的思想,初入少年就萌发了那个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有的信念:忠君爱国。少年的初衷虽不免幼稚,但却深深地印在先生的脑海里,以至青年时代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竟毫不迟疑地选择《孔子的社会思想》作为论文题目,用刚刚掌握的科学方法和知识来雕剔孔子思想中的不朽光辉和斑斑锈迹。 先生的青壮年时代,适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外敌当头、民生倒悬的危亡时刻,民族精英们都自觉地肩负起了救亡解民的历史使命。先生是一介书生,无力驰骋沙场,却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在教育岗位上为革除社会弊端,提高民族素质而兢兢业业。尽管他的救国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他的心却是赤诚无私的。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出版或发表的一系列论著,如《人口问题各论》、《中国社会病态的症结》、《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社会问题》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和忧虑。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留学美国时,泽霖先生即以一个“边缘人”的身份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他在其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中揭露和批判了这种思想和现象,极力倡导种族平等、民族平等。回国后他虽意识到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中国内陆边境的潜在外患比沿海境域更为严重,但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危机尚没有切身的感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强横地踏进国门之后,先生随学校后撤大西南,从亲身接触和耳闻目睹之中才发现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有许多令人焦虑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国事了解不多,对民族概念、民族意识、民族多层次的范畴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等等都很模糊,其中一部分人对国境和国籍的观念十分淡薄。而国民党政府此时却还在沿袭封建主义者推行的大民族主义政策,这使他忧心忡忡,辗转难眠。为此,先生先后发表了《积极的边疆政策》、《边疆的社会建设》、《从么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等一系列论文,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战场从社会学转移到民族学,以自己深厚渊博的学识,昭示天地的坦荡之心,在情在理地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呼号,这既为政府制定科学的边疆政策提供正确依据,也使先生在民族学领域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大家。每当浏览先生身后的数百万言论著,我常常情不自禁地为他那融于血中的爱国家爱民族之情与科学研究中的理智、客观、准确、公允原则巧妙地融为一炉而击节叹服。先生治学既不失学理,又入世为用,暗合了古代大儒经世致用的传统,又承继了西方社会学关注社会问题的学风,堪称学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人生之痛,莫过于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而先生的遭遇甚过于此。就在他迈入“耳顺”之年,被递补为“右派”。此后,绵绵不断的政治风暴,使他迭遭批判、流离失所。一生颠沛的孔子年届七十尚能“从心所欲”,而先生却身陷囹圄,妻亡子散。若非先生具有至大精微的人身修养,若非他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关切远胜关注私己千倍,若非他对事业对学问的追求已出神入臻,在这年老体衰、屡遭折磨的困苦时刻,或许早就撒手西归、涅槃解脱了。然而他怨尤不兴,在孤灯寒影之中依然笔耕不辍,先后译注了《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阿帕塔尼人及其邻族》、《尼泊尔舍尔巴的经济生活》等数十万言著作,撰写了《辞海》第一版中有关民族条目的释文,并为国内一个新兴学科的建立——民族博物馆学而殚精竭虑。 我无法亲眼目睹先生青壮年时代为国为民而奔忙时的风采,也无缘得见先生老年刀剑围身时的从容平静,却有幸能在先生渡尽劫波之后领略他作为一个睿智达人的雍容风范。每当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人生遭际,先生总是平静地对我们说:社会的动荡,领导人的失职,历史上有过,现代国际社会中也不少见,不足为奇。我不过适逢其时而已,这就叫“机遇”、“偶然”。“文化大革命”是大灾难,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难者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战场上牺牲的战士。战士是无名英雄,我们这些被整的人也是无名英雄。这里先生不仅再现了宋代名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而且展示了自己用生命实践着的“坐视世界如恒沙”的深邃历史观和哲学思想,其境界之高,岂是我们后辈能轻易仰望得着的?! 与对国家对社会满腔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泽霖先生对功名利禄的淡漠。他认为做学问是为了探索科学的真理,而不是通过做学问去攫取名利。先生在世时,对一些学术团体的名誉职务能推则推,尽力谦让。一些出版社和辞书曾要为先生立传,也被他老人家一一谢绝。他对当时学术界中有些人不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却急于一举成名成家,或利用学术活动以获取个人私利等行为深感失望和遗憾。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习作投给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看了后觉得超出了自己的知识范围,无法把握,就请泽霖先生帮助审稿。先生把我叫去询问我撰写该文花了多长时间,查阅了多少资料,目的是什么等等,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有两种人,一种功夫扎实,一步一个脚印,著作虽不多,但其学说和观点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清末的王国维;另一种人较浮躁,东西写得很多,但错误不少。做学问不应赶时髦、图名利,要像王国维那样才好。这些话至今回想起来还如空穴来风,印象至深。 泽霖先生一生从教,桃李成豀。凡受过他教诲的人都深为他横贯中西的学识和循循善诱、从细微处着手进而引申出重大理论问题的教育方法所折服。他的受业弟子中有的学成一家、闻名中外;有的入世治国,名重当世。但他们对泽霖先生都仰之弥高,尊他为宗师、“龙师”。 1987 年 10 月,中南民族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在中南民族学院举行吴泽霖教授执教六十周年庆祝会及吴泽霖教授学术思想报告会。贺电、贺信、贺文雪花般飞来。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纷纷向这位学术界、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表示敬意和祝愿。在一片颂誉声中,泽霖先生保持了一贯的谦逊和冷静。他在会上深切地说:“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另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和贡献……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做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我现在虽已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休后只要一息尚存……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争取使天平的两端基本上取得平衡。”就在该年的隆冬,先生顶着呼啸的北风、冒着纷飞的雪花去给研究生上课。就在他行将踏上教室的阶梯时,寒风吹走了他的帽子,我赶紧捡起来把他扶进教室。课后先生风趣地对我们说:“我今天创造了两个世界之最:一个是九十岁的教授还能上台讲课;一个是九十岁的老人这会儿竟可以不戴帽子。”别人都被先生逗乐了,而我心里却涌上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内中既有钦佩,也有愧疚,还有些许的担忧。事实上,此时的泽霖先生不仅在亲自培养研究生,还为主持编篡的《人类学词典》而日夜操劳。先生在人生天平上是否如他所说还没有压平,我想历史已有了公正的答案。 1990 年费孝通先生在《读书》杂志第 12 期上谈到泽霖先生时,就曾感慨地认为“很可能就是他这种历史观和社会观,把个人放进历史和社会的天平上来衡量自己,是推动我的上一辈人才辈出的力量。”如果再深究一步,以泽霖先生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何以能有如此自觉的天平人生观?我想,这可能是他们早年所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与国家危亡时刻个人人生遭际共同铸就的吧! 若要以一句话来概括先生的一生,“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并且先生是我所见到的真正身体力行做到这句话的第一人。对于泽霖先生的学识和境界,我自愧不如,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鼓励着像我这样受过他教诲的晚辈。我从心底里怀念这位“志于道、据于德”,“学而不倦、诲人不厌”的大儒。 原文发表于人民出版社《学习》杂志 199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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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致富经
sheep021 2011-2-19 21:25
人生观=致富经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两弹一星,航空航天——老一辈科学家为何没能构建中国科学体系 ? 人生观造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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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航空航天——老一辈科学家为何没能构建中国科学体系
热度 2 sheep021 2011-2-19 18:07
合资汽车企业,几十年了,为何还没有形成新车研发能力? 功勋卓越的老一辈科学家为何没能构建中国科学体系和人才队伍? 需要一次次,一遍遍地引进?——上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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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走好!
wqma 2011-2-15 12:23
这么的突然,似乎觉的不敢相信...... 是真的!所里的网页已经告诉我(黑白两色),这是真的。我们心爱的施雅风院士永远的离开了...... 心里的难过难以言表。做为所里的一名职工,施先生的点点滴滴依然是那么的清晰。 在2号楼的时候,几乎每天可以看见施先生的身影,他年龄那么大了,还是坚持上班,尽管我们不是一个研究室的,但是他的名字我们都知道。每年的开学典礼,总会有他的报告,讲的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易懂,教会我们如何做科研,如何做人。 冰川冻土研究是所里的专长,正是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所里的各项科研活动才轰轰烈烈的开展。 难以言表心中的悲痛,谨此几行字代表我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怀念与敬仰!施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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